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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专员履职报告十篇

时间：2023-03-31 17:35:43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篇1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过去的监管实践中，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管手段、方式、方法和措施，监管部门未能建立起一整套适合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有效管理模式，‘重审批、轻管理”现象普遍，使监管仅仅滞留在任职资格管理上，缺乏后续行为监管措施，形成监管真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工作的效果。目前，这方面问题仍然存在。

(一)现行监管制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三)缺乏量化指标，高管人员履职行为难评价。现实工作中，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的日常监管多采取质询、约见谈话、调查走访、现场检查等考核的方式，但在考核评价中，采取定性东西多，定量指标少，考核内容也仅限于其分管的工作完成情况和是否存在违规违纪行为，一般情况下被考核的高管人员均能顺利通过，很难全面对高管人员履职期间业务能力、管理能力、经营业绩等履职行为进行综合评价

(四)信息渠道不畅，履职行为监管出现断层。由于对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相关信息多数从金融机构报送的资料中获取，不足以全面及时反映高管人员情况，影响履职行为监管效果。同时，对高管人员的监管目前还未实行计算机信息化管理，未实现全省以至全国高管人员监管信息共享，对高管人员跨地区、跨省干部调动，造成监管信息断层，加大了高管人员异地任职的监管成本，也使监管的连续性受到影响，给一些违规高管人员制造了可钻空子。

(五)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存在表面现象。目前，从省、市分局层面来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分散在各监管处室，且普遍没有单独设立机构高管监管岗位，而是由其他岗位工作人员负责此项业务。由于这部分人员既要承担非现场监管报表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还要承担繁重的现场检查任务，工作量相当大，难以集中力量、集中时间专心搞好履职行为监管，使这方面监管工作流于形式。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和方式设想

(一)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内容。鉴于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十分丰富，监管考评应建立一套健全的考核评价体系，对高管人员履职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管，突出重点，着重考核经营绩效。据此，可以将监管考评内容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履职期间基本素质的完备性，包括高管人员的政策理论水平、法制观念;道德品行、行为操守、民主工作作风，是否诚信、廉洁、遵纪守法等;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管理能力;勤政廉政情况;家庭重大事项，包括财务收支，直系亲属经商办企业、出境学习工作情况等方面。2.履职期间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包括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完备并得到有效遵守;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岗位职责及培训制度是否明确;是否明确规定各部门、各岗位的风险责任;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效果等方面。3.履职期间业务运行的合规性，包括各项政策法规是否得到贯彻落实，业务开展过程中各个程序、环节是否符合法律和制度规定;有违规经营、重大案件等方面。4.履职期间的业务经营有效性，即表现为经营绩效，主要体现为是否完成了上级行下达的各项经营指标，是否取得预期结果;机构资产质量(不良资产升降)状况，拨备提取及盈利等重要的风险和经营指标变化情况等方面。

(二)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方式。在监管工作中，监管部门可依据监管的内容并结合被监管者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履职行为监管方式，在传统约见谈话、考试、现场检查、质询的基础上，加大履职行为调查力度，对高管人员在履职期间的表现进行专项或全面了解，并作出对其任职行为的综合评价。

1.制定考评办法，进行量化考评。现行办法虽规定把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纳入任职资格管理的范围，但对考核内容与考核方法均未有明细规定。要从个人品行、工作作风、管理能力、业务经营等方面，通过指标量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履职行为考评，构建起包括任职资格审核、任职期间考核和任职资格取消的全方位、动态监管体系。2.坚持现场测评、监管评价和专家评审相结合。考评工作分为现场测评、监管部门评价和专家组评审三部分分别组织评审，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起来，对被考评人员分别给出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不同评审结论，并对基本称职、不称职高管人员提出改进和处理意见。3加强考核评价落实，强化履职行为后续监管。要将考评结果反馈给被考评人征求意见，充分尊重其申辩的权力，促使考评依法合规进行。对考评中发现的问题、相应的改进意见要分别送给被考评人员及其上级相应管理部门，并督促其落实整改，对未落实整改，工作无明显改进或连续两年被评为不称职的，则建议有关部门予以调整或撤换。

三、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对策及建议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篇2

【关键词】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模式研究

一、引言

近年来，顺应国际反洗钱发展趋势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反洗钱标准的变化，作为我国反洗钱主管部门的人民银行提出了“风险为本”和“法人监管”的反洗钱工作理念，并在金融机构启动了“可疑交易集中处理”试点，这对当前金融机构双向报送的可疑交易报告模式带来了挑战。新形势下，如何构建有效的可疑交易报告模式，提高可疑交易信息处理质量和效率，更好的发挥对打击洗钱犯罪的作用是人民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当前可疑交易报告模式存在的弊端

（一）双向报送不完全适应风险为本和法人监管要求

目前，我国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采取基于“规则为本”的双向报送模式，即金融机构按照确定的标准向反洗钱监测中心报送一般可疑交易报告和向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重点可疑交易报告。近年来，双向报送模式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金融机构以合规标准筛选出海量可疑交易报送给反洗钱监测中心，但缺乏人工分析的一般可疑交易报告大多成为垃圾数据，反洗钱监测中心不得不花费大量资源进行二次研判，造成了人力物力浪费。二是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具有区域局限性，给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带来履职风险。重点可疑交易往往涉及全国多个省市，仅凭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获取的客户信息和交易情况难窥全貌，造成重点可疑价值被人为降低，影响了挖掘利用。同时，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接收的重点可疑交易如认为价值不高，可不予接收或退回。但由于对可疑交易质量的研判没有统一标准，一旦退回的重点可疑交易线索牵涉案件，将带来履职风险。

在风险为本和法人监管模式下，带来两方面变化，一是法人监管更多强调金融机构的法人责任。从可疑交易报告方面看，金融机构法人要切实承担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义务，这要求金融机构要理顺内部关系、统一内部操作，客观上需要取消双向报送，实施单向总对总报送。二是风险为本模式下，人民银行将逐步取消客观标准，主要由金融机构自主判断来报送可疑交易，可疑交易没有了一般可疑和重点可疑之分，使双向报送模式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存在基础。

（二）在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集中处理模式下，双向报送成本更高

当前，工商银行在全国开展了可疑交易报告集中处理试点，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也积极开展可疑集中处理准备工作，可疑交易集中处理已成为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的趋势。如工商银行的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中心一般设置在二级分行或省分行，在设立集中处理中心的省份，其地市分行已不再履行可疑交易分析职能。招商银行拟设立专门归总行管理的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集中处理可疑交易，其他分支行不再主要承担可疑交易分析工作。在集中处理模式下，如果金融机构继续按目前的双向报送模式报送，则需要向不承担可疑交易分析的分支机构所在地人民银行报送重点可疑交易报告，这就需要其总部对已经集中分析的数据进行二次分离，并按地区筛选出重点可疑交易反馈当地分支机构，由当地分支机构再上报当地人民银行，这将进一步增加报送成本，使金融机构本已集中的可疑交易又被分离，不符合“可疑交易集中处理”降低金融机构成本的改革方向。

（三）当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基层金融机构人力资源配备难以切实保证重点可疑交易分析质量

从人民银行层面看，一方面目前大量地市中心支行仍未设立专门的反洗钱科室。以山东省为例，全省17个地市人民银行中心支行中，11个没有专职的反洗钱部门，6个设立专职反洗钱部门的中心支行，人数多在4-5人，人力资源明显不足。另一方面，随着风险为本监管思路在人民银行的逐步贯彻，风险评估工作将全面展开，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承担风险评估、分类监管和重点检查等繁重职责，人员少、任务重的矛盾愈发突出，将进一步影响对重点可疑交易报告的分析质量和报送数量，双向报送模式难以适应最新的反洗钱监管要求。

从金融机构层面看（以商业银行为例），商业银行可疑交易分析职能目前主要前置到地市分行甚至支行，支行承担大部分可疑交易分析职能，可自行决定是否将可疑交易上报给总行和将重点可疑交易报给分行，由分行报当地人行。由于商业银行基层支行人员配备、技能储备明显不足，报送的重点可疑交易质量较差，这也是目前推行可疑交易集中分析模式的重要原因。

随着人民银行推行风险为本和法人监管，金融机构推行“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以往双向报送模式难以有效开展。

三、发达国家可疑交易报告模式借鉴

（一）美国

1.接收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的有关组织及职能

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负责反洗钱情报收集、处理和分配，根据“以大额现金交易报告为主、可疑交易报告为辅”的要求，综合金融机构报告的信息形成金融交易数据库，结合其他政府部门及公众的信息提供情报报告，分析可疑交易，并按需要反馈给相关部门而设立并运作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主要任务一是存储和分析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以各种形式提交的可疑行为报告和现金交易报告；二是为侦办案件提供情报和分析帮助，向政府部门提供数据接口服务，供司法部门调查人员和监管部门管理人员在其权限范围内查询可疑行为报告和现金交易报告。

2.信息收集与使用

FinCEN实施入门（Gateway）计划，将反洗钱情报在相关部门间传递和共享，使各种反洗钱力量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以情报为纽带组织起部门间的合作。每一个加入这一计划的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关都需同FinCEN签订一个协议，经授权后，该机关及其人员就可以借在线访问FinCEN的数据资源。计划提供了专门的搜索和分析程序在完成使用者查询请求的同时，也自动将请求中的信息要素与已有的案例或其他执法机构的执法库的索引进行匹配，找出相关信息，满足执法部门的情报需求。为确保金融情报信息数据库安全，FinCEN与342个外部使用者签订了备忘录，明确责任，确保信息合法使用。

（二）英国

1.接收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的组织及职能

英国“打击严重有组织犯罪局（Serious Organized Crime Agency，SOCA）”负责收集分析与洗钱和恐怖融资有关的可疑交易报告；识别犯罪资产；开展对未知犯罪或恐怖活动的先期调查，并对有组织犯罪威胁开展评估；向执法部门提供线索，并提供协助以打击洗钱和恐怖活动；侦查刑事、民事案的犯罪收益或税收追回；负责对经济金融调查员开展培训等职责。

SOCA在其犯罪资产部内设立英国金融情报中心（FIU），负责收集分析与犯罪收益和恐怖融资有关的可疑交易报告，识别犯罪资产，开展对未知犯罪或恐怖活动的先期调查，向执法部门提供线索，并提供协助以打击洗钱和恐怖活动。金融情报中心同时还承担反假币的职能。

2.数据收集与使用

英国情报中心（UKFIU）网络数据库（ELMER）收集信息报告主体报送的可疑交易信息，并对可疑信息自动实施搜寻情报调查、汇集、分析处理，由联络中心对ELMER中搜寻到的可疑信息进行分析，将不适合的可疑报告信息返回给报告主体，适合的则向执法机构提交推荐及建议。在遵循保密安全前提下，SOCA准许其他执法机构直接接入可疑交易报告数据库，并鼓励充分使用。SOCA与多家执法机构订立合作协议，准许其直接接入可疑交易报告数据库。截至2010年末，英国已有78家执法部门可以直接接入可疑交易报告数据库，使用可疑交易报告数据来开展工作。

从发达国家可疑交易报送模式来看，反洗钱可疑交易报送均由金融机构总部报送至监管机构总部，监管机构总部统一进行分析研判，并根据情况反馈至下级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使信息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可疑交易报告仅有一种类型，无一般可疑交易报告和重点可疑报告的区分。

四、构建我国可疑交易报告新模式的设想

根据风险为本监管要求，借鉴国外工作模式，本论文提出“金融机构总对总报送、监测中心纵横向反馈，人民银行阶梯式使用”报告模式设想。

（一）“总对总报送”

即取消可疑交易双向报送模式，由金融机构对经分析甄别的可疑交易直接总对总报送至反洗钱监测中心，金融机构的可疑交易报告质量直接由金融机构总部负责，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全面履行可疑交易报告的分析职能。

（二）“纵横向反馈”

即借鉴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可疑交易数据库、最大限度发挥金融机构情报价值需要，由反洗钱监测中心向人民银行开放数据库。考虑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人员配备，并与反洗钱法规定的行政调查权由省级以上人民银行承担的规定相衔接，建议反洗钱监测中心可疑交易数据库反馈至总行反洗钱局和省级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两个层次。对总行反洗钱局，建议中心反馈全部可疑交易数据，对省级人民银行则反馈本辖区数据。

（三）“阶梯式使用”

按照总行、省级分行、地市中心支行（含支行）三个级别，有侧重性的分级使用数据。下级机构可根据需求向上级行提出数据使用申请，由上级行可临时赋予数据查询、数据下载权限。上下级机构在分析使用数据时进行有效联动，总行、反洗钱监测中心从全国层面进行分析考虑，分支机构从辖区角度进行分析，并承接总行、反洗钱监测中心协查等工作任务，上报分析成果，确保分析质量。

1.统筹使用反馈数据进行可疑交易监测分析

人民银行总行侧重分析数额大，影响广的案件线索或可疑交易；省级分行侧重分析监测涉及本辖区金融机构和客户的数据，在分析辖区可疑线索基础上，积极配合完成总行布置的可疑线索，并向总行上报有价值的分析成果；地市中心支行（含支行）侧重现场检查领域的使用，以涉案线索进行回溯性检查。

2.深入挖掘可疑交易信息在评估中的作用

总行可在法人监管中着重考虑金融机构总行（总部）的反洗钱系统建设、董事会重视程度；省级分行可根据可疑交易报告情况，重点关注金融机构部门配合、业务风险防控情况，同时可对总行（总部）设在当地的金融机构履行人总行监管职责；地市中心支行（含支行）可根据可疑线索倒查一线业务人员履行反洗钱义务状况，同时可对总行（总部）设在当地的金融机构履行监管职责。

五、政策建议

为适应本论文提出的新的报送模式，建议修改《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并出台相关指引，明确标准，规范操作。

1.确定新的可疑交易报告标准

修改《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将金融机构报送可疑交易的主观判断要求进行规定，为后续深入开展集中报送试点和推行全面总对总报送提供制度支撑。

2.在反洗钱监测中心向人民银行总行、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反馈数据时，应明确定位、加强管理

一是制定数据反馈及使用办法，规定各级人民银行数据利用方法及获取程序。二是升级系统数据库，使反馈数据、数据下载及使用的痕迹都在系统中有日志记录，规范数据传递和使用流程，严防泄密风险。三是重新修订行政调查管理办法，对分支行行政调查及资金监测工作重新定位。

3.明确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法人监管”和“总对总报送”模式下的反洗钱监管责任

一是对辖区有法人金融机构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全面实施管理，可对其外地设置的“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中心”进行延伸管理，以体现法人监管工作思路。二是在当地有“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中心”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当地人行在反洗钱评估、风险监管和现场检查时，可以纳入可疑交易报告分析内容。三是对当地无“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中心”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日常监管中可不予考虑金融机构操作层面的可疑交易报告情况，侧重评价其内部控制、上下级可疑交易报告流程等机制建设方面内容。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中国反洗钱专题研究（2011）[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2]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中国反洗钱专题研究（2010）[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3]杜金富.银行业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培训手册[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篇3

关键词：特定非金融业　反洗钱　国际经验　中国实践

一、特定非金融业的反洗钱职责

关于洗钱，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定义。国际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将洗钱定义为：“凡隐匿或掩饰因犯罪行为所取得财物的真实性质、来源、地点、流向及转移，或协助任何与非法活动有关系的人员规避法律应负责任者，均属洗钱行为”。我国《反洗钱法》将洗钱定义为：“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等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不论对洗钱如何定义，洗钱一般均包括犯罪、有犯罪所得、将犯罪所得表面合法化三个基本要素，而从洗钱的过程来看，一般包括处置(犯罪所得保管)、离析(犯罪所得表面合法化)和融合(违法收入进入合法流通领域)三个阶段。其中，犯罪所得合法化是洗钱的核心。

犯罪所得表面合法化必须借助一定的渠道。洗钱渠道可能很多。但按照其洗钱载体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全部通过金融机构，如将犯罪所得直接、多次划转后存入银行或购买金融产品实现收入的转化：第二类是通过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实现收入的表面合法化，借助非金融企业的部分合法经营活动作掩护，开立银行帐户。虚拟各种交易活动，使各种犯罪所得最终进入金融机构，掩盖资金的真实性质；第三类是全部通过非金融企业实现收入转换，以现金交易或黄金等实物交易为主，收入、支出均游离于金融系统之外。显然，第一种渠道实现了犯罪所得的处置，为融合降低了成本。但除跨国划转等复杂情况外，一般很难实现离析，即“黑钱”依然是“黑钱”、没有洗白。第三种渠道实质上没有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置，更谈不上洗钱的离析与融合。

因此，真正的洗钱行为一般要同时借助于金融行业和非金融行业，非金融行业帮助实现收入表面合法化，资金进入金融行业则便利违法收入的使用。非金融行业和金融行业均可能成为洗钱的载体。而多数情况下，非金融行业和金融行业同时是同一洗钱行为的载体。基于这种情况，一些国际反洗钱组织和国家将反洗钱监测的对象由金融行业扩大到非金融行业。

2004年2月，全球最重要的反洗钱国际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2003年版“反洗钱40项建议”的评估方法，建议各国对以下6大类非金融行业和个人建立相应的反洗钱措施，并首次使用“特定非金融行业和个人”这一术语。意指面临较高洗钱风险且FATF要求全面建立反洗钱制度的非金融行业和个人。FATF界定的特定非金融行业和个人包括以下6大类：一是(包括网络)；二是房地产商；三是贵金属交易商；四是宝石交易商；五是律师、公证人、其他独立的法律从业者和会计一指个体经营者、合伙人和专业公司内所雇佣的专业人员。但不包括其他类型商业雇佣的“内部”专业人员。也不包括为政府部门工作的专业人员；六是信托和成立公司有关服务的提供者，即“40项建议”中没有涵盖的作为一种业务并向第三方提供如下服务的所有人员和行业：担任法人的代表成员；担任(或安排他人担任)公司的董事或秘书，或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或在其他法人中任类似的角色；提供注册办公室；为一个公司、合伙企业、其他法人提供经营场所或住处、通讯或行政地址；担任(或安排他人担任)一个书面信托的受托人；担任(或安排他人担任)另一个人的代名股东。

二、FATF对特定非金融业的反洗钱标准

FATF有关反洗钱的40项建议中共14项建议涉及特定非金融行业和个人。其中，直接对特定非金融行业和个人的建议共4项，包括第12项、第16项、第24项及第25项。这些建议要求的内容还进一步涉及建议5、建议6、建议8至建议11、建议13至建议15、建议21共10项其他有关建议的内容(详见下表)。

FATF对特定非金融行业和个人的建议项一览表

(一)客户尽职调查及资料和记录保存。在FATF有关反洗钱的40项建议中，第12项建议规定了特定非金融行业和个人应履行客户身份尽职调查、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等规定义务(建议5、建议6、建议8至建议11)的5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适用于：客户在进行的金融交易等于或超过了规定限额时。2003年FATF40项建议的释义规定此限额为3000美元，欧元。第二种情况适用于房地产商：代表客户参与房地产买卖交易时。第三种情况适用于贵金属交易商和珠宝商：与客户进行的现金交易等于或超过了指定限额时。2003年FATF40项建议的释义规定此限额为15000美元，欧元。第四种情况适用于律师、公证人和其他独立的法律专业人士及会计师：这些个人在为其客户准备或实施与下列活动有关的交易时：买卖房地产；管理客户资金、证券或其他资产；管理银行账户、储蓄或证券账户；为公司的设立、运营或管理组织筹款；法人或法律实体的设立、运营或管理，买卖企业单位。第五种情况适用于信托和企业服务提供商在为客户准备或实施与下列活动相关的交易时：担任法人的创建；担任(或安排他人担任)一家公司的董事或秘书、合伙制企业的合伙人、或其他法人实体中的类似职位；向公司、合伙制企业和其他法人或法律协议提供注册地点、办公地址、联络或行政地址；担任(或安排他人担任)书面信托的受托人；为他人担任(或安排他人担任)名义股东。

(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第16项建议要求符合下列资格的特定非金融行业和个人需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建议13至建议15、建议21)。律师、公证人、其他独立法律专业人士及会计师在代表客户或为客户进行与建议12(4)所列活动(买卖房地产；管理客户资金、证券或其他资产；管理银行账户、储蓄或证券账户；为公司的设立、运营或管理组织筹款；法人或法律实体的设立、运营或管理，买卖企业单位)有关的金融交易时，要求他们对可疑交易进行报告。强烈建议各国将要求报告的范围扩大至会计师的其他业务，包括审计。从事贵金属和珠宝交易的商人在与客户进行现金交易等于或超过了指定限额时，应报告可疑交易。2003年FATF40项建议的释义规定此限额为15000美元，欧元。信托和企业服务提供商，在代表客户或为客户进行与建议12(5)所述活动有关的交易时，应报告可疑交易。同时，本项建议还规定，如果律师、公证人和其他独立法律专业人士及会计师获得的相关信息受到行业机密或法律专业豁免权保护。则不要求报告可疑交易。

(三)监管措施和反馈机制。第24项建议要求对特定的非金

融企业和行业采取一系列管理和监督措施。对业要采取全面的管理和监督机制。以确保其能够有效地实施必要的反洗钱和筹资的措施。至少要做到：要经过许可：主管机构应采取必要的法律或法规措施来防止罪犯或其合伙人持有重要或多数股权。或者成为重要或多数股权的受益权人，也要防止他们控制的管理职能或者成为经营者；主管部门应确保受到有效的监督，以符合打击洗钱和筹资的要求。各国应确保特定非金融企业和行业的其他形式受到有效系统的制约，以监控和确保这些业务符合打击洗钱和筹资的要求。这一点应当在警惕风险的基础上实现。该职能可由政府主管机关行使，如果行业自律组织可确保其成员能够履行打击洗钱和筹子的职责，也可由行业组织负责。第25项建议要求主管部门建立指导原则并提供反馈机制，这将有助于特定的非金融企业和行业贯彻国家打击洗钱和筹资的措施。特别是对可疑交易的监测和报告。

三、各国特定非金融业反洗钱实践情况

2005年FATF启动了成员国执行反洗钱及反恐融资40+9项建议的第三轮评估报告，截至2008年4月，FATF已公布了比利时、挪威、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爱尔兰、瑞典、西班牙、美国、丹麦、冰岛共、葡萄牙、土耳其、英国及北爱尔兰、中国、芬兰、加拿大共18个成员国的评估报告。从FATF制定特定非金融业反洗钱标准到现在经历了4年。但从评估报告可以看出。特定非金融行业和个人的反洗钱工作情况不容乐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完全符合FATF有关特定非金融行业和个人的反洗钱标准。18个国家中，对于客户尽职调查的标准(建议12)，不合规的国家占50％，部分合规的国家占50％，没有一个国家达到大部分合规或者合规。对于可疑交易报告的标准(建议16)，也没有一个国家合规，大部分合规的国家仅占17％，83％的国家都被评为部分合规或不合规。对于反洗钱管理、监督和监测的标准(建议24)，仍然没有一个国家合规，大部分合规的国家仅占12％。高达61％的国家被评为不合规。对于主管部门的指导原则和反馈机制(建议25)，50％的国家被评为部分合规或不合规。

18个国家特定非金融业执行FATF标准评级中，执行较好的国家包括比利时、挪威、瑞士、英国。而最早开展反洗钱工作的美国在建议12和建议16的评级都是不合规。FATF于2007年6月公布的中国反洗钱评估报告是我国接受的第一次FATF评估，在建议12、建议16和建议24三项有关特定非金融行业的评级中均被评为不合规，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反洗钱工作任重道远。

各国不符合FATF建议有关标准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FATF有关特定非金融行业和个人的反洗钱标准制定时间较晚，各国达标需要一定的时间。其次，特定非金融业涉及的行业较多，每个行业的行业发展环境、业务品种、业务涉及的资金流方式、监管模式等情况各不相同，了解每个行业特征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反洗钱规定困难较大。有些特定非金融行业对洗钱风险的认知程度较低从而产生抵触情绪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各国的反洗钱政策的进程。

但从全球范围来看，除中国等部分国家禁止以外，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对实施反洗钱措施的历史较长，经验比较丰富。其他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反洗钱管理都处于初级阶段甚至仍是空白。

四、特定非金融业反洗钱的中国实践：困难与建议

由此看来，各国在金融业反洗钱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对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工作可供借鉴的做法相对较少。现阶段，在我国开展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反洗钱工作，仍存在较大困难。因此，是否要开展专门的针对非特定金融行业的可疑交易监测，需要综合各方面因素予以衡量。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工作因涉及行业的特殊性，与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相比，主要存在以下难点和问题：

(一)报告主体数量众多，反洗钱意识薄弱。与金融机构相比，特定非金融行业跨度大，企业数量众多，资质各异，经营业务范围差异较大。面对众多的特定非金融企业。要制定统一的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报告制度，难度较大。同时，由于企业数量多而杂，如果强制要求特定非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报告制度，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将面临较大的监督管理成本。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与宣传。银行业的反洗钱意识明显提高，而非金融行业及其主管部门的反洗钱意识相对薄弱，对洗钱的概念、特征、危害以及反洗钱的意义等问题都缺乏基本的了解。由于担心履行反洗钱义务会影响到与客户的关系，企业和有关部门主动配合反洗钱的意愿较低。据调查，几乎所有企业、行业及行业主管部门均认为该行业管理严密、通过该行业洗钱的可能性较低，进而认为不应该将该行业作为反洗钱监测的重点。因此，取得特定非金融机构的理解与支持，对于开展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反洗钱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行业主管部门不明确，行业间协调难度大。部分特定非金融行业主管部门不明确。以钻石行业为例，国土资源部是我国钻石开采环节的主管部门；商务部是钻石贸易、加工行业及钻交所的主管部门；钻石办是国务院批准的管理全国一般贸易钻石进出口及其交易的主管部门，钻石办会同相关政府部门对通过钻交所海关进出口的钻石进行管理；一般贸易钻石进出口由钻交所统一管理；钻石加工贸易实行属地管理。其次，也缺乏全国性的行业自律组织，钻石行业没有专门的全国性行业自律组织，只在中国宝玉石协会下设一个钻石分会。

如果对特定非金融行业开展反洗钱工作，需要行业主管部门在制定规则、监督管理和教育培训等方面予以合作。特定非金融行业作为商业机构，盈利性是其主要目标，而履行反洗钱的相关义务，要支付相应的成本，包括制度的建设与专门岗位的设置成本、员工的培训成本、记录保存和报告成本、识别的机会成本等。因此，报告主体在反洗钱义务的履行上缺乏物质上的动力。我国当前只有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公安部建立了相应的反洗钱部门，或者加强了内设机构的反洗钱职能。国内外反洗钱工作的成功经验表明，反洗钱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尤其需要金融机构、行政管理部门、执法机关及司法机关等部门的密切合作。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反洗钱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在整合组织、资源和协调有关机构和部门的工作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这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协调功能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难以确定可疑交易类型，信息获取难度较大。目前，已经披露的有关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可疑交易案例很少，加之洗钱的隐蔽性，决定了难以准确界定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可疑交易的判断标准与类型。一些可疑交易如购房人购买房屋总价是否超过购房人的购买能力，是很难进行量化的，需要可疑交易的报告主体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掌握的情况进行判断，主观性较大。

同时，要从特定非金融行业获取能够判断交易是否可疑的足够信息，难度较大：一是部分交易非实名。在本课题研究的特定非金融行业中，有些交易是实名的，如房地产交易、拍卖等；而有些

交易则非实名，如黄金珠宝的零售交易等。非实名，意味着没有交易客户的基本信息，进而无法判断交易是否属于可疑交易，更无法实现交易信息的报送。二是一些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异常交易价格监测较难。如钻石交易，由于钻石的特性，钻石价格十分复杂，几乎是“一钻一价”，因此没有相应的国际价格，钻交所也没有指导价，很难界定异常交易价格。三是一些特定非金融行业、企业交易记录缺乏或不完整，更缺乏记录交易信息的基础数据库，致使数据的提取与收集较难。四是信息分散。非金融行业交易的信息往往分散于多个主体，如分散拥有房地产业交易信息的有房地产主管部门、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企业和银行等多个部门，导致获取信息的成本较高。

特定非金融行业与其它行业相比，主要区别在于洗钱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在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洗钱的因素、途径上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在判断可疑交易的方法上，特定非金融行业与其它行业也基本相似，主要从交易者的身份与交易价格、交易量等的异常方面进行判断。如前所述，对特定非金融行业开展反洗钱工作存在难度大、成本高、收效小等情况。因此，对特定非金融行业开展反洗钱工作是必要的、但目前条件尚不成熟，可以作为远期规划。

鉴于对特定非金融行业开展反洗钱工作存在较大难度，应该按照先易后难、先自愿后强制的原则逐步扩大反洗钱监测的领域与范围，加强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协调，逐步积累经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循序渐进地建立我国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反洗钱制度。

(一)局部试点，逐步推广。相对于其它行业，房地产业因实行交易实名制、已建登记系统等原因，信息获取难度相对较小。而且其主管部门单一，协调难度相对较小。同时。房地产业在我国目前属于热点行业，交易金额较大，洗钱可以利用的因素相对较多。因而，按照成本一效益原则，建议在争取房地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先在房地产行业开展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试点，待取得一定经验后，再推广至其它行业和领域。此外，为减轻报告主体的成本。建议以在线报送可疑交易报告为主，纸质报送为辅。因此，需要开发针对特定非金融行业报送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的在线报告系统。

(二)先自愿后强制，激励与约束并重。因此，可以考虑在实施初期仅要求报告主体自愿履行报告义务。未报告可疑交易不予处罚。待条件成熟后，再由自愿履行转为强制履行，对不按规定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的主体依法予以重罚。同时，为提高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可适当进行正向激励，对于在反洗钱案件调查、取证、侦破环节中提供重要线索和重要证据的。在案件被查处后，可将查处的犯罪收益和罚金的一定比例作为奖金奖励给该机构，以提高义务报告部门反洗钱的积极性。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篇4

一、当前人民银行反洗钱组织体系现状(一)缺乏反洗钱的专项法规，涉及反洗钱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目前我国反洗钱方面的法律制度主要为：一是新刑法第191条规定“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为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二是《中国人民银行法》的有关规定；三是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一个规定、两个办法”。前者对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规定过窄（实际上在我国，有可能洗钱的资金更多地来源于贪污受贿、盗窃诈骗等），不利于银行识别和判定洗钱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腐败等犯罪的打击力度，而后者又仅属于金融机构的部门规章，法律层次处于行政规章层面，法律效力相对较弱。与此同时，目前人民银行所组织的金融业反洗钱工作基本上还停留于金融领域层面，且反洗钱工作还面临一些法律界定的矛盾，如对大额资金交易监测报告义务与为储户保密原则的法律规定的冲突等。所有的这些，都急需一部综合完善的《反洗钱法》来加以指导和调整。

(二)对反洗钱工作认识肤浅，重视不够，缺乏反洗钱工作的紧迫感。由于反洗钱在我国起步较晚，是一个比较新的法律概念，且反洗钱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和专业性都十分强的工作，不少同志对反洗钱知识仍一知半解，认知程度不高，甚至还认为反洗钱工作没什么好干的，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警惕，对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重视程度和敏感性不够。

(三)反洗钱日常操作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规程。基层行反洗钱人员对洗钱交易的一般过程研究不够深入透彻，对洗钱犯罪的资金运动规律的掌握不是很明晰，对整个反洗钱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组织体系、工作内容、运作方式基本没有形成明确可行的工作思路，要么是充当档案保管员角色被动地收集保存交易报表，要么是等待观望上级行现成的工作模式出台，不能主动地根据“一个规定、两个办法”制定实施细则认真细致地开展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工作，仅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金融机构大额支付交易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上，收集了资料而不能发挥价值，往往是事倍而功微，离主动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客观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四)缺乏严谨的组织体系和反洗钱运作的工作协调机制。目前基层人民银行基本上尚未成立专职的反洗钱机构和队伍，反洗钱工作多数挂靠在保卫、营业室、办公室、会计、内审等不同部门。各金融机构虽然成立了反洗钱领导小组，但主要经办人员基本为兼职，且指定不同的部门负责反洗钱业务，日常工作的组织仍处于松散的状态。与此同时，目前缺乏统一的有效的反洗钱监管体系，人民币和外汇的反洗钱工作分别由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承担。而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分设后，基层人民银行为执行反洗钱规定而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检查会与银监会出现较大冲突，相应的违规处理也面临矛盾，如《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对金融机构违反反洗钱义务的处罚措施包括，可由人民银行“取消其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事实上，随着人民银行监管职能的调整，基层人民银行对反洗钱工作的检查处罚措施难以真正落实到位，而且目前基层人民银行与社会其它反洗钱有关部门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基层的反洗钱组织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人民银行在孤军奋战，给工作的深入开展增添了很大难度。

(五)反洗钱的专项培训不足，业务人员缺乏必要的反洗钱技能。洗钱犯罪是一种智力型、知识型犯罪，防范和遏制洗钱，不仅需要高度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还必须培养通晓法规、熟悉业务、有反洗钱经验的金融从业人员。许多基层人民银行虽开展了一系列培训活动，但由于缺教材、缺师资、缺案例、缺成熟规范的反洗钱技术模式，培训只能是停留在低层次水平。相应的反洗钱金融从业人员多数不熟知与其业务相关的金融法规和行业制度规范，业务处理随意性较强，不能及时识别和防范洗钱活动，而且很容易被洗钱犯罪利用。

二、对完善反洗钱组织体系的建议

(一)加快《反洗钱法》的立法进程，完善反洗钱的法律框架。尽快制定出台一部综合完善的《反洗钱法》，对于推进我国的反洗钱进程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应该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扩大为一切贪利性犯罪，从根本上解决洗钱资金性质难认定的侦查现状。同时，还应以《反洗钱法》为核心，构建多层次的全面的反洗钱法律体系，将承担反洗钱义务的机构由目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到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所有金融机构、特定的非金融行业以及律师、会计师等专业服务领域，逐步将范围扩展延伸覆盖到所有经济领域的各类主体，用法律形式确立人民银行、法院、检察院、公安、财政、商务、海关、税务、工商、外汇管理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金融机构等部门协调联动的反洗钱协调机制。此外，还应不断完善与洗钱有关的各项金融规章制度，加大对洗钱犯罪的审查和处罚力度，并对金融机构不报、假报信息、故意规避申报或为客户以虚假资料开立账户等违规行为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确保金融机构认真负责地开展反洗钱工作。

(二)加强宣传教育，培养反洗钱责任意识。反洗钱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无论是和发达国家成熟的反冼钱体系相比，还是和花样不断翻新的洗钱犯罪作斗争，我们的反洗钱征程，路还很长。通过金融机构洗钱是犯罪分子最常用的方法，因此金融机构始终处于反洗钱斗争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不仅要在各个金融领域中切实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金融机构认识反洗钱的危害，树立反洗钱责任感，切实履行反洗钱法定义务，同时还要以电视、广播、公告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各阶层和全体社会公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切实提高社会公众的反洗钱意识和敏感度，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使洗钱犯罪无所遁形。

(三)制定工作规范，明确反洗钱业务流程。为了更好地履行好央行的反洗钱职责，防范反洗钱工作出现各自为战的散乱局面，人民银行应该形成一套有效统一的反洗钱工作运作模式，制定统一的反洗钱工作规范，明确反洗钱操作的业务流程。根据洗钱犯罪的资金运作规律，在非法资金开始进入金融机构的领域，到在特定领域内划转模糊资金性质及来源等，到将非法资金“漂白”并最终流出该领域的各个环节上设定相应的防范措施，圈定容易滋生洗钱犯罪的业务环节。作为反洗钱前沿阵地的金融机构，尤其要注意做好以下方面工作：一是以严格贯彻执行存款实名制为重点，切实把好洗钱犯罪的进入关；二是以加强和完善银行存款结算账户管理为基础，不断完善客户身份核实程序，密切关注账户的异常交易变动，避免企业账户成为洗钱犯罪的工具；三是以加强现金管理为核心，认真履行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减少现金交易流量，降低社会公众的现金交易偏好，有力地堵截非法资金的顺利“漂白”退出。同时，人民银行不仅要积极引导金融机构进行合规经营，还要加大反洗钱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力度，对查出的问题严肃处罚，并积极争取银监部门的配合，促其强化对有关业务的监管。对于各金融机构之间为拉业务、拉客户而采取的各种违法违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依法做出处理，鼓励规范经营和有序、正当竞争，使洗钱者无机可乘，堵塞反洗钱的业务漏洞。

(四)建立统一的组织体系和完善的工作协调机制，形成反洗钱工作合力。建立统一的组织体系是顺利开展和做好反洗钱工作的前提，目前人民银行大部分分支机构将反洗钱工作纳入支付结算部门的工作职能，基本没有统一设立单独的反洗钱职能部门，与其承担的大量且专业化的反洗钱工作不相适应，也不利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形成反洗钱专业化队伍，尽快单独设置反洗钱专门部门负责反洗钱工作的组织、协调，并使之具有一定独立性、权威性，是当前进一步开拓反洗钱工作局面的重要保证。此外，人民银行还应积极完善与社会各方的工作协调机制，一是与政法部门建立反洗钱协作机制，要以加强与政法机关的联系为后盾，密切与公、检、法、司的联系，定期协商反洗钱的阶段性工作任务，实现金融部门与政法部门的通力合作；二是建立反洗钱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每季度召开一次反洗钱工作联席会议，由人行、银监、商业银行、公安等单位参加，统一部署阶段性的工作任务，制定和落实反洗钱工作举措；三是会同银监部门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监管处罚力度，把反洗钱开展情况切实与金融机构负责人的绩效考核挂钩，对反洗钱工作不力且不服从整改的，人行可建议银监部门实行责任追究，直至取消其高管人员任职资格。面对商业银行开展反洗钱的实际困难，人民银行要加强与其交流沟通，积极化解商业银行经营目标与承担反洗钱工作任务的现实矛盾，引导基层金融机构正确认识和理顺反洗钱与业务发展的关系，依法经营，依法履行反洗钱的有关法定职责义务。同时，在保证工作质量的基础上，人民银行也要积极为金融机构排忧解难，通过宣传、服务、协调，减少金融机构不必要的反洗钱投入成本，化解因履行反洗钱义务而产生的各种矛盾。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篇5

20xx年是龙江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十三五”良好开局，先后两次对黑龙江省发展发表重要讲话，为龙江全面振兴把脉会诊、指明方向。

翻开2016年黑龙江省政协履职记录，映入眼帘的是32项协商议政成果、26份专题调研视察报告、93件社情民意信息、620件委员提案……

许多建议成为党委决策依据，成为政府工作思路，被纳入《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刚要》、《黑龙江省体育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和《黑龙江冰雪体育发展规划》等中长期发展规划……

这些履职成果无不印记着700多名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为民的生动实践，见证了黑龙江省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在聚焦全省中心工作履行职能，推进政协协商民主进程的责任和担当。

在过去的一年里，省政协在黑龙江省委的领导下，把对黑龙江的两次重要讲话要求贯彻落实到履行政协职能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围绕推进“五大规划”、发展“十大重点产业”的战略实施和“龙江丝路带”建设，积极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履职尽责，为奋力开创龙江发展新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聚焦发展瓶颈围绕转方式调结构建言献策

这一年，把协助党委政府破解制约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瓶颈作为协商议政的重要议题。围绕老工业基地振兴和工业转型升级建诤言。按照视察黑龙江提出的“坚持把转方式调结构作为振兴发展的重中之重”的指示，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黑龙江省政协把转方式调结构作为2016年协商议政的重要课题，由经济委员会、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台港澳侨联络和外事委员会、研究室组成调研组就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工业转型升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同时就医药工业、石墨产业、食品工业、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等4个相关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历时三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经过有关专家学者的反复研究论证，在立足黑龙江省实际和借鉴发达省区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我省工业转型升级问题”专题调研的综合情况报告》和医药、石墨、玉米和乳制品、装备制造四个专题调研报告。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工业转型升级为议题召开十一届十四次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调研报告，提出了增强市场意识、激活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优化市场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扶持新兴产业、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意见建议。调研报告得到省委书记王宪魁同志和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同志的批示，有10项建议被省政府采纳，省科技厅、工信委等11个部门就建议落实情况专门回复。积极配合参与全国政协“东北三省工业转型升级”专题调研，就我省装备制造、石化工业、煤炭森工以及民营经济、新兴产业、金融人才等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在去年7月全国政协召开的“东北三省工业转型升级问题”专题协商会上，省政协主席杜宇新就促进黑龙江食品工业发展问题作了大会发言，为争取国家支持产生了积极影响。

围绕发展实体经济献良策。针对实体经济发展问题，就企业融资难、民营经济弱化等问题开展专题调研，提出了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工业信托、融资租赁等金融业态，创新实体经济融资方式;强化金融服务、制定差别化金融政策、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等建议，一些建议得到采纳。

围绕发展新兴产业出实招。着眼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就体育、旅游、文化、医养、特色药材等新兴产业开展专题调研，提出了建立高层议事机制、加强科学引导、完善扶持政策;加强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平台载体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知识和创新驱动转型;发挥地域优势、创新医养服务模式、打造北方夏季医疗养老集散地等建议，为省委省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参考。

紧扣现代农业建设围绕提升农业基础地位建言立论

这一年，把推动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履职之要。

按照提出的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振兴发展的主要内容的指示，积极为推进现代农业建言献策。

为保护黑土地出谋划策。酵素是一种特殊的生物活性物质和生物催化剂，一百年前源自德国，在农牧业生产试验中“革命性”地实现了产量、质量同步提升。2015年，黑龙江省在呼兰、兰西等9个县区利用生物酵素开展了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的试验示范，在增产、抗病、减肥、减轻药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按照视察黑龙江提出的“要采取工程、农艺、生物等多种措施，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的指示，省政协与全国政协就运用生物酵素技术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情况在哈尔滨、牡丹江等地调研，提出的把发展生物酵素产业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积极争取国家对黑龙江省生物酵素产业支持等建议，已呈报国家有关部委，为我省发展生物酵素产业争取国家支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保护大米品牌献计出力。响水大米、五常大米的品牌已蜚声全国，而市场上以假乱真的现象却是屡见不鲜。如何保护好黑龙江省大米的知名品牌，省政协极为关注。经过调查研究，就整合发展农业地理标志、强化品牌建设，提出了建立部门长效联合工作机制、制定地理标志保护标准、建立地理标志资源数据库、增加地理标志产品附加值等建议，为推动有关部门科学制定了“响水大米地理标识产品保护的产地条件及标准”，创立品牌、形成特色提出了真知灼见。

为发展畜牧业建言立论。《关于加强草原保护和建设,促进我省现代畜牧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得到了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同志的批示，“请办公厅转省政府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有关意见”。省畜牧兽医局会同有关部门，对调研报告提出的有关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形成了有关研究落实意见。报告中提出了改变“重粮轻牧”观念;加强草原保护、发展草食畜牧业;支持青贮玉米、苜蓿种植和草原改良，推动种植业向粮经饲三元结构转变等建议为制定出台相关文件提供了依据，促成省畜牧局、省高法、省高检、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国土厅、省政府法制办七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严厉打击草原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就玉米加工业发展，提出了建设标准化专用品种和特色玉米种植基地、提升玉米产业综合效益的建议。就秸秆资源的综合利用，提出了资源化利用、商品化收集、产业化增值的建议，对减少大气污染，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注“龙江丝路带”建设围绕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献计出力

这一年，把助力“龙江丝路带”建设作为履职之责。

组织部分委员、专家学者、相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就推动黑龙江省哈欧哈俄班列运营发展情况进行调研，针对降低运营成本、创新服务方式和经营模式、扩展客户客源等问题，提出了加强班列枢纽节点建设、设立综合物流基地、拓展国际邮政业务、发展跨境电商、建立信息平台、提供便捷通关服务等建议，得到省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省丝路带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对采纳建议情况专门作出回复。

围绕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多点对接和互联互通、加快黑瞎子岛国际公路客运口岸建设、加大绥芬河综合保税区支持力度、支持黑河市跨境电商发展、做强黑龙江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升对俄投资合作层次水平等开展专题调研视察，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提出的一些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委和省直有关部门的采纳。

以“借助港澳优势，助力黑龙江产业创新，促进黑龙江省工业转型升级，推动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节点地区经济发展”为主题召开港澳委员珠海座谈会，对有关合作项目签订了合作协议，还为推进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推动龙江“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22条建议，报省委省政府。通过举办龙江丝路带建设论坛、参加澳区委员联谊会成立大会、拜访港澳中联办、组织港澳委员境外园区视察、走访外商投资企业、赴俄开展黑龙江省对俄合作中草药项目考察、边境口岸建设调查、加强与港澳地区联系等方式，大力宣传和推介黑龙江省振兴发展的新形势新举措，进一步扩大了黑龙江省的影响力。

推动绿色发展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议政建言

这一年，把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履职之本。

按照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要求，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如何把黑龙江省打造成“两座金山银山”主战场，念好山水经，冰雪经，加快催生一批实体产业，黑龙江省政协发挥人才荟萃优势，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开展调查视察，积极建言立论。

与吉林、内蒙古政协合作，组织部分委员和专家学者对大兴安岭南麓三省结合部生态经济发展情况开展调研视察，向全国政协呈报加强区域湿地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建议;就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对启动三江连通工程以及超前应对可能出现的物种、水质、土壤质量、气候等变化进行深入调研，提出了降低生态风险、遵循水文及河道走势、建设沿线绿色走廊、综合整治地下水超采等建议;就湿地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提出了遵循生态规律、加强科学规划、挖掘环境价值，完善管理服务、建立法规体系、注重协调发展，加快系统恢复、明晰产权制度、普及宣传教育等建议;就燃煤污染治理，提出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例、严格燃煤质量管控、加快低质燃煤锅炉改造、推进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等建议;就草原保护和建设，提出了加强政策支持、提高草原精准管理水平、加强法规实施监督等意见，为省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关于严厉打击草原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建议。为激发和培养广大青年学生的环保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进一步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由政协委员赞助，省政协与省教育厅、团省委共同举办了“资源有限，创意无限”第二届大学生再生资源创意竞赛，一件件利用再生资源创意设计而成的具有推广前景和商业价值的实物或模型作品，充分体现了环保理念和循环经济的生态之美，在全省高校大学生中进一步营造了创新和绿色发展理念。

强化民主监督围绕营造优良发展环境履职尽责

这一年，把优化发展环境作为加强民主监督的重要内容。

环境就是生产力，抓环境就等于抓发展。众所周知，政协的民主监督对于促进党委决策的顺利实施、政府工作的有效推进、公务人员的依法施政和提高公务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省政协在全省政协系统以“优化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为主题开展调研，采取点面结合、上下联动的方式，组织各级政协组织发挥民主监督职能，深入企业一线，助推各级党委政府及时发现和解决发展环境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梳理综合各市地政协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强化主体责任、继续简政放权、健全服务机制、完善监管体系、加大扶持力度、优化引资环境等6个方面建议。黑龙江省政府对此极为重视，专门召开常务会议，听取专题汇报，并明确落实责任，要求相关部门及市地政府限期集中整治，逐项给予答复。省政协还走访54家外资企业，集中反映了损害环境的9起事例，引起省委主要领导的重视，指示省政协组成调研组，再深入一步，拿出具体典型案例，由省委、省政府整治办跟踪依法依规查办，向社会公开整改情况。为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若干意见》，省政协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及各专门委员会分别联系两户企业，就环境建设问题开展监督。同时，就创新大众创业机制、减轻民营企业缴纳养老保险负担、建立企业个人信用体系等10余项专题，开展了提案和立法协商。这些履职成果，对全省发展环境的改善，起到了促进作用。

法制环境最能聚人聚财、最有利于发展。省政协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开展依法管理宗教活动和宗教服务保障情况的视察;宗教活动场所治理情况的视察;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情况的视察;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事条例》贯彻落实情况调研;围绕防止电信、金融诈骗，召开《打击治理电信网络、金融领域非法集资诈骗座谈会》;为《黑龙江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黑龙江食品安全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修订提出了修改意见。一些建议成为推动工作的思路和措施被相关部门采纳。

人文环境最能激发人气、焕发斗志。省政协为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与广西政协联合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书画展;与省委宣传部、省书画院联合举办书画作品展;开展《四大名著》当代价值、哈尔宾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知识的专题讲座;编辑出版《黑龙江音乐》文史资料，填补黑龙江省的空白，已被黑龙江省多所高校确定为音乐教材;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调研;举办“金代书法艺术”研讨会，并编辑出版《金代书法艺术专辑》，填补了我国金代书法研究的空白。

舆论环境最能提高知名度、扩大社会影响力。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组织5位黑龙江省全国政协委员分别就黑土资源保护、创新诚信认证平台保障“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煤炭资源转型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粮食仓储等问题，做客人民大会堂新华社两会报道“直播间”现场采访，利用国家最高的宣传平台，为龙江发展鼓与呼，营造舆论环境，为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升国家战略做出了积极贡献。

倾情民生改善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建功立业

这一年，把服务民生作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民生问题是社会的晴雨表。黑龙江省政协在工作中恪守履职为民情怀，坚持情为民所系、言为民所建、利为民所谋、力为民所出，用真情、动真心、下真功，在脱贫攻坚中展示作为。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把“脱贫攻坚”做为一号工程，省政协以此作为重点协商议题，十五次常委会议就脱贫攻坚问题开展了专题协商。会前，由农业和农村工作、社会和法制、民族和宗教三个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有关专家学者及政府有关部门分别围绕精准扶贫、法治扶贫、少数民族扶贫问题开展三项专项调研。赴陕西、青海、西藏学习考察，与相关厅局进行了专题协商，从不同角度对议题进行研讨并形成调研报告，为黑龙江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出了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关于我省法治扶贫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一些意见得到省直有关部门的采纳。《黑龙江信息》将省政协报送的《法治扶贫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建议》上报中央办公厅信息工作部门，中央和省内多家媒体对黑龙江法治扶贫活动作了跟踪报道。

依托专门委员会选择社会舆论热点和民生重点问题，开展黑龙江省人口发展趋势、贯彻道路交通安全法、缓解城区交通拥堵、打击防范非法集资和电信金融诈骗、食品安全监管、禁毒戒毒、“失独”家庭关怀等多项专题调研视察，一些建议为相关部门决策和开展工作发挥了重要的参考和推动作用。对省政协领导督办的儿科医生紧缺、治理校园暴力等10件群众关注的提案进行跟踪调查和视察，促进了相关问题的解决，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特别是对《关于加快我省特色药材产业发展的建议》提案的调研，现场促成了省科学院与哈药集团的合作，实现了研发与生产的有效对接。

把组织机关干部和委员开展扶贫救助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使委员参与扶贫工作有渠道、有组织、有效率、有成效，成立了扶贫基金会。共计为泰来县和平镇建设村、塔子城镇平安村、泰来县第二小学的贫困小学生和江桥养护中心的老人送去了26万元的助学金及价值约4.5万元的生活物资，并邀请专业老师为贫困孩子们进行了心理健康咨询，组织医疗专家开展义诊，受到当地群众的赞誉。

广大政协委员还以实际行动支持民生改善。港澳委员韩世灏、高佩璇分别为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慈善救助项目捐款100万元人民币、已为黑龙江大学满族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项目捐款500万元的基础上今年又捐款500万元人民币。截至目前，有34位港澳委员参与我省各类公益事业捐款 5400多万元人民币。委员们参与脱贫攻坚和奉献公益事业的实际行动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不仅树立了政协组织的良好形象，也展示了委员的时代风采。

加强作风建设着力提升履职能力

这一年，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提高履职能力的着力点。

按照视察黑龙江提出的“坚持把改进干部作风作为振兴发展的重要保证”的要求，黑龙江省政协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提高履职能力的重要抓手。强化理论学习，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凝聚思想政治共识。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深入学习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有关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系列重要讲话和对黑龙江省的两次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紧紧围绕黑龙江省委中心工作履行职能，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省委各项要求，积极引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理解认同支持省委决策部署，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形成的一些对龙江改革发展和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建议的理论成果，在中省直主流媒体刊发，逐步在实践中得到采纳和应用。

组织学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按照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要求，举办各种集体学习讲座、在哈委员学习报告会、机关干部培训，以书文艺、书画展、摄影展等形式热情讴歌展示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的辉煌成就，激励广大政协委员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篇6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概括而言，目前国内对政府审计职能的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角度：第一种角度是从实务的角度展开讨论，重点关注的是具体政府审计机关职责范围、工作的内容、方法、技术手段等所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手段；第二种角度主要是基于政府审计体制的角度所进行的分析，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对该国的政府审计机关的隶属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指出当前政府审计的功能不能得到很好体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组织机构的设计、政治体制安排等的不适应性所造成的，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完善现有管理体制以促使政府审计功能得到更好地发挥；第三种角度是从审计受托责任角度进行的分析，指出正是因为财产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经营权的分离，引出委托制度，进而产生了审计的受托责任。因此，委托是受托责任产生的制度基础，其着眼点是从理论高度运用博弈论和委托理论对审计过程中的各参与人行为进行分析，从经济学意义上探讨政府审计的职能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

通过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搜索后我们发现，国外对国家（政府）审计职能的研究，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首先，在规范研究领域，国外比较多的研究集中在基于委托模型下讨论国家（政府）审计的职能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例如，Besanko和Baron认为，委托人为了减少自己处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损失，可以监督人的行为并施加惩罚，委托人、监督人可以自己去监督也可以聘请审计人员，由于委托人专业知识和时间方面的原因而选择了后者。他们首次将委托――理论引入到审计理论中，构造了监督人模型。Avenhaus在监督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Auditor-agent模型，模型中假定努力程度、报酬和惩罚为不变的参数。Kofman和Lawarree构建了Principal-agent-auditor模型，模型中设置了审计可靠性、审计成本、审计概率和惩罚强度四个变量。用委托――理论研究政府审计问题的还有Baiman，他先后研究了审计人员的道德风险问题和人与审计人员的合谋问题。

其次，国外的一些学者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国家（政府）审计政府审计的职责定位以及如何更好地履行职责等问题进行了评价和分析。De Fraja、Feenstra和Hanson研究认为，就像私人部门一样，近些年政府开始寻找那些原来由公立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改由外部私人部门来提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在对下属各政府部门进行审计时，聘用社会上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进行审计是一个比较好的替代。Hartet al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即同样的产品和服务由私人部门提供的比由公立部门提供的成本要降低10%。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视角是，一些学者试图运用历史性的叙述分析手段来评述政府审计的功能，James E.Guithrie和Lee D.Parker运用Porter的分析框架，对澳大利亚联邦审计部门的发展进行了描述，认为政府审计功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技术角度就可以定义的，而是一个反映个体活动、组织、制度、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水平的产物。

二、委托下的政府审计职能定位与职责履行问题理论分析框架

政府审计的本质目的是保护公众利益，全国人民是审计机关的最终委托人，显而易见的是，作为受托人的政府机关理应向委托人报告审计结果。审计机关根据受托责任履行职责，而职责履行结果无法为外界所知，社会公众也无法对审计机关的工作满意度进行评价，而审计机关为了表明自己受托责任高质量的履行，需要向公众提供信息，以解除自己的受托责任。随着近年来审计法制的透明化，实行政府审计结果公开机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审计署已明确提出：积极实行审计结果公告，逐步规范公告的形式、内容和程序，到2007年力争做到所有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其他不宜披露的内容外，全部对社会公告。由此可见，政府审计结果公告已经成为一种公共产品，不仅让政府解脱了其公共受托责任，也同样会促进政府审计机关受托责任的履行，提高审计执法透明度。正如刘明辉所说，政府审计结果公开机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改变了政府审计结果的沟通模式，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审计监督机制与舆论监督机制的结合，将会有力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促进政府行政方式的改变。既然是一种公共产品，我们可以从需求和供给来进行分析。

（一）基于委托人的视角：作为需求方的社会公众对政府审计职能的要求。随着社会团体和公众对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和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效率和效果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就如何监督政府的行为以及政府审计部门在这一过程中起的作用，提出满足政府审计报告需求方的社会公众的基本需求是政府审计职能发挥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一方面政府审计信息具有更大的可信性；另一方面审计信息还可以反映与政府财政资源来源相关的政治受托责任，即政府有没有将公共资源真正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和帮助方面，这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我们相信，社会公众对政府审计信息存在既有的和潜在的巨大需求。如此，作为审计信息的需求方需要政府审计信息具有哪些性质呢？我们对其思考如下图所示。

具体解释如下：

首先是可理解性。即使社会公众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掌握会计审计知识的也只是少数的专业人员，所以我们的审计结果必须为大众所理解，但考虑到审计结果的通行格式是不易随便改动的，简化审计结果有一定难度，我们可以在公开审计结果的同时附加一些审计项目背景、审计术语、重要数据的解释说明等，使公众获得更明了的审计结果信息。

其次是重要性和相关性。相关性是我们所的审计报告必须准确揭露需求方所关注的政府及政府官员方面的问题，即它必须能为需求人所有用。重要性指所提供的信息具有足够的影响力。

第三是及时性和可靠性。及时性需要审计信息在有效时间内出来，相关可靠的信息必须及时提供给社会公众所知晓。可靠性包括可核性、中立性、真实性，是指所公布的信息应足以被信赖。这些性质不仅反映了公众的需求，并且也是对政府审计质量、审计效率的要求，对审计人员工作的考验。

政府审计的目标是向最终委托人公开信息，从而解除政府的委托责任，我们应以目标为导向，根据社会公众的需要界定政府审计职能的定位问题。

（二）基于人即供给方的视角：制度变迁所引发的政府审计职能要求。我国的现行国家审计制度是一种行政型的政府审计，显然政府审计职能是与政府职能紧密相连的。政府审计与政府职能密不可分，政府审计是政府经济监督职能的载体，有什么样的政府职能必须有相应的政府审计与之相适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府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强调用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来克服公共部门的弊端，由重管理控制轻服务向以服务职能为中心、以满足人民需求为中心转变。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标志我国政府改革以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作为目标模式，所以创建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的政府审计模式迫在眉睫。

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政府审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不论是需求方还是供给方都对其提出了挑战，政府审计只有不断进行创新和完善才能适应未来的发展。

三、政府审计的职责范围和未来工作的重点及其方向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审计监督的基本职责范围是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以及国家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审计法》明确了国家审计监督的具体职责范围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中央银行的财政收支，国有或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国家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政府部门管理的和社会团体受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当由审计机关进行审计的事项。可以看出，现阶段对国家审计总体需求比较宽泛，国家审计职能角色存在多重性，在进行预算执行审计时，履行人大赋予的权力，监督检查政府的履责情况，扮演的是典型的国家审计角色；在进行国有企业审计和党政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时，扮演一种内部审计的角色；在监督社会审计组织的业务质量时，扮演的是行业管理角色。这种多重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并由于有限的审计资源所限，我们应该对其进行梳理。本文只从审计监督对象方面进行分析和展望。在未来一个时期，企业审计、财政审计、金融审计仍将是我国审计机关的重要工作，但内容和侧重面上将会有所调整。

（一）财政审计成为主要监督对象。公共财政政策的目标可以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表示，社会福利政策目标分为功利主义、罗尔斯主义和折衷主义三种。政府部门从事的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公共管理活动，即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通过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财政收支活动，构成了政府部门所从事的公共管理活动的一个领域――公共财政。应该说，政府收支预算和决算，以及包括期间的管理运作，是否满足公共财政政策的目标便成了审计机关的重点审计对象。

总体而言，政府审计工作重点应放在政府收支的管理上。从推进对于政府收支的审计监督入手，实现政府部门的依法理财。由依法理财推进到依法行政，进而推进至依法治国。规范政府部门各个领域的公共管理活动，是我们在当前形势下加强政府收支审计可以依循的一条工作流程。就当前形势来看，基于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政府审计重点将放在公共支出上，实现由收支审计向以支出为主的转变。因为政府主要通过公共支出来实现对经济的干预、调节，政府审计强化支出审计，能促进政府正确执行法定职责，并对公共支出进行有效的控制。

（二）金融审计由全面审计向重点监督过渡。由于不断加强金融体制改革，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可以依靠监管机构来施行，金融审计主要对执行国家金融政策方面进行核对重大金融活动的专项调查。目前，银行业在发生急剧变化，内外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业重组和并购，银行经营规模迅速扩大，经营活动逐渐打破地域限制和行业分割，新的金融业务如网上银行、电子银行、各种理财业务和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出现，这些新兴业务的内部控制相对较弱，容易成为银行新的风险点，必须加大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不可忽视的是，还要对监管机构的绩效进行监督评价。

（三）加强对社会审计的业务质量监督。在我国社会审计行业领域，注册会计师的诚信问题成为突出矛盾，公众对会计师事务所普遍持有不信任的态度，社会审计需要政府审计的权威性，需要政府审计对其进行行业规范和指导。政府审计的审计范围逐渐缩小，让位于社会审计，也必须对社会审计质量进行监控和管理，否则得不偿失。

（四）企业审计的工作量会减少，将由民间审计所代替。企业审计将从一般性财务收支审计转移到对企业领导人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缩小政府审计范围，这是所有国家政府审计改革的趋势。政府审计应该把有限的审计资源用于监督具有决策权的政府部门，增强对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重点审查。笔者同意秦荣生的观点，审计机关除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国有企业、接受财政补贴较多或者亏损数额较大的国有企业进行审计外，对一般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可不纳入政府审计的范围内。国有企业与税务、银行、职工、公众等多方面都存在利益关系，无法代替社会审计完成鉴证责任。将审计业务由民间审计代替，一方面有利于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也能避免重复审计，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

（五）其他。我们应该考虑根据不同的审计对象进行不同的审计方法，比如，金融审计可以结合风险导向审计、企业审计侧重于专项审计调查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财政审计可以实行经济效益审计，等等。

四、审计法的完善

上面所论述的各个趋势必须得到法律的支持才有可能实施，可喜的是，《审计法》于2006年2月28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订通过，国家主席签署第48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审计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上面所说的各种情况做出相应的法律依据。

第一，新《审计法》规定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审计工作报告做出决议；要求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问题的纠正情况和处理结果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大大增加了政府审计应向人大负责的态度。并且明确地方各级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应当事先征求上一级审计机关的意见，减少了当地政府对审计机关干预的程度。

第二，新修订的审计法在立法目的中增加“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新增加第25条明确规定，“审计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国家机关和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任职期间对本地区、本部门或者本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负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这将大大改变一直以来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经济效益审计的法理依据不足状况。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篇7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促进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内部合规管理，实现持续规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制定木办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下统称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实施合规管理。

本办法所称合规，是指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经营管理和执业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行业规范和自律规则、公司内部规章制度，以及行业普遍遵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以下统称法律法规和准则)。

本办法所称合规管理，是指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制定和执行合规管理制度，建立合规管理机制，防范合规风险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合规风险，是指因证券基金经营机构或其工作人员的经营管理或执业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和准则而使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采取监管措施、给予纪律处分、出现财产损失或商业信誉损失的风险。

第三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合规管理应当覆盖所有业务，各部门、各分支机构、各层级子公司和全体工作人员，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

第四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树立全员合规、合规从管理层做起、合规创造价值、合规是公司生存基础的理念，倡导和推进合规文化建设，培育全体工作人员合规意识，提升合规管理人员职业荣誉感和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第五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依法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合规管理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等自律组织(以下简称协会)依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合规管理工作实施自律管理。

第二章合规管理职责

第六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开展各项业务，应当合规经营、勤勉尽责，坚持客户利益至上原则，并遵守下列基本要求：

(一)充分了解客户的基本信息、财务状况、投资经验、投资口标、风险偏好、诚信记录等信息并及时更新。

(二)合理划分客户类别和产品、服务风险等级，确保将适当的产品、服务提供给适合的客户，不得欺诈客户。

(三)持续督促客户规范证券发行行为，动态监控客户交易活动，及时报告、依法处置重大异常行为，不得为客户违规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提供便利。

(四)严格规范工作人员执业行为，督促工作人员勤勉尽责，防范其利用职务便利从事违法违规、超越权限或者其他损害客户合法权益的行为。

(五)有效管理内幕信息和未公开信息，防范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该信息买卖证券、建议他人买卖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

(六)及时识别、妥善处理公司与客户之间、不同客户之间、公司不同业务之间的利益冲突，切实维护客户利益，公平对待客户。

(七)依法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防止不正当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

(八)审慎评估公司经营管理行为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扰乱市场秩序。

第七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会决定本公司的合规管理目标，对合规管理的有效性承担责任，履行下列合规管理职责：

(一)审议批准合规管理的基本制度;

(二)审议批准年度合规报告;

(三)决定解聘对发生重大合规风险负有主要责任或者领导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

(四)决定聘任、解聘、考核合规负责人，决定其薪酬待遇;

(五)建立与合规负责人的直接沟通机制;

(六)评估合规管理有效性，督促解决合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七)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合规管理职责。

第八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监事会或者监事履行下列合规管理职责：

(一)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合规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

(二)对发生重大合规风险负有主要责任或者领导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合规管理职责。

第九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负责落实合规管理目标，对合规运营承担责任，履行下列合规管理职责：

(一)建立健全合规管理组织架构，遵守合规管理程序，配备充足、适当的合规管理人员，并为其履行职责提供充分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支持和保障;

(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报告、整改，落实责任追究;

(三)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董事会确定的其他合规管理职责。

第十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各部门、各分支机构和各层级子公司(以下统称下属各单位)负责人负责落实本单位的合规管理目标，对本单位合规运营承担责任。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全体工作人员应当遵守与其执业行为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准则，主动识别、控制其执业行为的合规风险，并对其执业行为的合规性承担责任。

下属各单位及工作人员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合规风险隐患时，应当主动及时向合规负责人报告。

第十一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设合规负责人。合规负责人是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对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的经营管理和执业行为的合规性进行审查、监督和检查。

合规负责人不得兼任与合规管理职责相冲突的职务，不得负责管理与合规管理职责相冲突的部门。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章程应当对合规负责人的职责、任免条件和程序等作出规定。

第十二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合规负责人应当组织拟定合规管理的基本制度和其他合规管理制度，督导下属各单位实施。

合规管理的基本制度应当明确合规管理的目标、基本原则、机构设置及其职责，违法违规行为及合规风险隐患的报告、处理和责任追究等内容。

法律法规和准则发生变动的，合规负责人应当及时建议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并督导有关部门，评估其对合规管理的影响，修改、完善有关制度和业务流程。

第十三条合规负责人应当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内部规章制度、重大决策、新产品和新业务方案等进行合规审查，并出具书面合规审查意见。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自律组织要求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报送的申请材料或报告进行合规审查的，合规负责人应当审查，并在该申请材料或报告上签署合规审查意见。其他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应当对申请材料或报告中基本事实和业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负责。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不采纳合规负责人的合规审查意见的，应当将有关事项提交董事会决定。

第十四条合规负责人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要求和公司规定，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经营管理和执业行为的合规性进行监督检查。

合规负责人应当协助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建立和执行信息隔离墙、利益冲突管理和反洗钱制度，按照公司规定为高级管理人员、下属各单位提供合规咨询、组织合规培训，指导和督促公司有关部门处理涉及公司和工作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和举报。

第十五条合规负责人应当按照公司规定，向董事会、经营管理主要负责人报告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经营管理合法合规情况和合规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合规负责人发现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合规风险隐患的，应当依照公司章程规定及时向董事会、经营管理主要负责人报告，提出处理意见，并督促整改。合规负责人应当同时督促公司及时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报告;公司未及时报告的，应当直接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报告;有关行为违反行业规范和自律规则的，还应当向有关自律组织报告。

第十六条合规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和自律组织要求调查的事项，配合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和自律组织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检查和调查，跟踪和评估监管意见和监管要求的落实情况。

第十七条合规负责人应当将出具的合规审查意见、提供的合规咨询意见、签署的公司文件、合规检查工作底稿等与履行职责有关的文件、资料存档备查，并对履行职责的情况作出记录。

第三章合规管理保障

第十八条合规负责人应当通晓相关法律法规和准则，诚实守信，熟悉证券、基金业务，具有胜任合规管理工作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具备下列任职条件：

(一)从事证券、基金工作10年以上，并且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或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组织的合规管理人员胜任能力考试;或者从事证券、基金工作5年以上，并且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或者在证券监管机构、证券基金业自律组织任职5年以上;

(二)最近3年未被金融监管机构实施行政处罚或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

(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九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聘任合规负责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报送人员简历及有关证明材料。证券公司合规负责人应当经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认可后方可任职。

合规负责人任期届满前，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解聘的，应当有正当理由，并在有关董事会会议召开10个工作日前将解聘理由书面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

前款所称正当理由，包括合规负责人本人申请，或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责令更换，或确有证据证明其无法正常履职、未能勤勉尽责等情形。

第二十条合规负责人不能履行职务或缺位时，应当由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长或经营管理主要负责人代行其职务，并自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书面报告，代行职务的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

合规负责人提出辞职的，应当提前1个月向公司董事会提出申请，并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报告。在辞职申请获得批准之前，合规负责人不得自行停止履行职责。

合规负责人缺位的，公司应当在6个月内聘请符合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人员担任合规负责人。

第二十一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设立合规部门。合规部门对合规负责人负责，按照公司规定和合规负责人的安排履行合规管理职责。合规部门不得承担与合规管理相冲突的其他职责。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明确合规部门与其他内部控制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建立内部控制部门协调互动的工作机制。

第二十二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为合规部门配备足够的、具备与履行合规管理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合规管理人员。合规部门中具备3年以上证券、金融、法律、会计、信息技术等有关领域工作经历的合规管理人员数量不得低于公司总部人数的一定比例，具体比例由协会规定。

第二十三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各业务部门、各分支机构应当配备符合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合规管理人员。

合规管理人员可以兼任与合规管理职责不相冲突的职务。合规风险管控难度较大的部门和分支机构应当配备专职合规管理人员。

第二十四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将各层级子公司的合规管理纳入统一体系，明确子公司向母公司报告的合规管理事项，对子公司的合规管理制度进行审查，对子公司经营管理行为的合规性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子公司合规管理工作符合母公司的要求。

从事另类投资、私募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等活动的子公司，应当由证券基金经营机构选派人员作为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合规管理工作，并由合规负责人考核和管理。

第二十五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保障合规负责人和合规管理人员充分履行职责所需的知情权和调查权。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召开董事会会议、经营决策会议等重要会议以及合规负责人要求参加或者列席的会议的，应当提前通知合规负责人。合规负责人有权根据履职需要参加或列席有关会议，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

合规负责人根据履行职责需要，有权要求证券基金经营机构有关人员对相关事项作出说明，向为公司提供审计、法律等中介服务的机构了解情况。

合规负责人认为必要时，可以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名义直接聘请外部专业机构或人员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二十六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保障合规负责人和合规管理人员的独立性。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规定的职责和程序，直接向合规负责人下达指令或者干涉其工作。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下属各单位应当支持和配合合规负责人、合规部门及本单位合规管理人员的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阻挠合规负责人、合规部门和合规管理人员履行职责。

第二十七条合规部门及专职合规管理人员由合规负责人考核。对兼职合规管理人员进行考核时，合规负责人所占权重应当超过50%。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制定合规负责人、合规部门及专职合规管理人员的考核管理制度，不得采取其他部门评价、以业务部门的经营业绩为依据等不利于合规独立性的考核方式。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会对合规负责人进行年度考核时，应当就其履行职责情况及考核意见书面征求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的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可以根据掌握的情况建议董事会调整考核结果。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对高级管理人员和下属各单位的考核应当包括合规负责人对其合规管理有效性、经营管理和执业行为合规性的专项考核内容。合规性专项考核占总考核结果的比例不得低于协会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制定合规负责人与合规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制度。合规负责人工作称职的，其年度薪酬收入总额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收入总额中的排名不得低于中位数;合规管理人员工作称职的，其年度薪酬收入总额不得低于公司同级别人员的平均水平。

第二十九条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和自律组织支持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合规负责人依法开展工作，组织行业合规培训和交流，并督促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为合规负责人提供充足的履职保障。

第四章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在报送年度报告的同时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报送年度合规报告。年度合规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和各层级子公司合规管理的基本情况;

(二)合规负责人履行职责情况;

(三)违法违规行为、合规风险隐患的发现及整改情况;

(四)合规管理有效性的评估及整改情况;

(五)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要求或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内容。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年度合规报告签署确认意见，保证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内容有异议的，应当注明意见和理由。

第三十一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组织内部有关机构和部门或者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外部专业机构对公司合规管理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及时解决合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合规管理有效性的全面评估，每年不得少于1次。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外部专业机构进行的全面评估，每3年至少进行1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发现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重大合规风险隐患的，可以要求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委托指定的具有专业资质的外部专业机构对公司合规管理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并督促其整改。

第三十二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出具警示函、责令定期报告、责令改正、监管谈话等行政监管措施;对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可以采取出具警示函、责令参加培训、责令改正、监管谈话、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行政监管措施。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导致公司出现治理结构不健全、内部控制不完善等情形的，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及其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十四条、《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条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第三十三条合规负责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出具警示函、责令参加培训、责令改正、监管谈话、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行政监管措施。

第三十四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勤勉尽责，致使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者重大合规风险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十五条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第三十五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情节严重的，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及其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

合规负责人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及时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报告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处以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通过有效的合规管理，主动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或合规风险隐患，积极妥善处理，落实责任追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业务流程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报告的，依法从轻、减轻处理;情节轻微并及时纠正违法违规行为或避免合规风险，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追究责任。

对于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合规负责人己经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尽职履行审查、监督、检查和报告职责的，不予追究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七条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合规负责人，包括证券公司的合规总监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督察长。

(二) 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包括证券公司住所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住所地或者经营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第三十八条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的原则，可以提高对行业重要性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合规管理要求，并可以采取增加现场检查频率、强化合规负责人任职监管、委托外部专业机构协助开展工作等方式加强合规监管。

前款所称行业重要性证券基金经营机构，是指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公司内部经营活动可能导致证券基金行业、证券市场产生重大风险的证券基金经营机构。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篇8

关键词:金融监管;法律监督;金融法律监督权;中国人民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11-0046-03

一、引言

欠缺有效的监管治理,监管机构不能起到应有的维护金融秩序的作用,不能对金融系统内累积的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分散,最终无法控制风险的扩大和危机的爆发,是全球金融风暴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同样面临各种监管失灵风险。根据我国行政体制和金融发展历程的特点,赋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是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治理的一项有效措施。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法律监督是指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针对特定对象进行的,能够产生法定效力的监督措施。金融法律监督权可以理解为国家法律授予特定的机关对金融监管法律、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复核、督促、纠偏的权力。这项权力是整个金融监管权力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金融监管权合法、有效、充分行使的督促和保障措施。其所关注的是金融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专注于监管行为对金融行业发展和金融体系稳定的效用,不是替代现有的对监管机构的审计、纪检等监督。授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符合中央银行地位与职能发展的趋势。授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将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体系,提高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的效能与效率。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应赋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的根据,最后进行了相关的制度设计。

二、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监管分工不明确,存在监督冲突

《中国人民银行法》、《银监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法律在对各金融监管主体监管范围的规定上,存着规定不明确或者在某类机构上指定了过多的监管主体等问题,造成大量的监管盲点、重复监管与监管冲突,引起三家监管机构出现对有利监管对象进行争夺、对交叉责任进行推诿的行为。

(二)监管目标冲突,可能出现监管套利

几个金融行业的基本法在立法时没有对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进行协调,分业监管使得监管部门自成体系,缺乏协调联动机制,产生分业监管与跨行业违规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监管套利。金融监管套利使金融活动更具有变化性和隐蔽性,导致金融机构能够逃避金融监管,进行高风险的金融活动,增加了道德风险和监管难度。而面对竞争性监管套利的威胁,处于“囚徒困境”博弈中的监管主体容易放松监管,出现监管不足,增加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

(三)监管俘获,权力寻租风险突出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当监管主体之间出现潜在冲突时,某些公共部门会在“私心”的驱使下采取一些有利于本部门而有损于其他部门利益的行动,这就是监管俘获。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机构会越来越被监管对象所支配,监管者会越来越迁就被监管者的利益而不是保护所谓的“公共利益”。当前我国金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人员流动的随意性很大,金融监管者与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之间可以随意“换位”,缺少法律上的限制。不仅造成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角色混淆,导致金融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弱化了金融监管的力度,使腐败行为更加隐蔽化、长期化。

(四)监管行为可能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出现冲突

一方面,在监管机构的法定监管目标里没有与宏观政策配合的相关内容,这是立法的一种缺陷。另一方面,分业经营、分业竞争的态势使同业内的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成为利益共同体。金融机构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博弈,往往会转化成监管机构与国家宏观调控机构之间的博弈。近年来,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在金融机构中难以贯彻,且执行情况的反馈信息也有很多失真和迟缓。

(五)对监管者缺乏专业性的有效监督

在《银监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专门法律中,没有规定监管机构向国务院或者其他国家权力机关报告工作的制度,更没有向社会公开履职情况的制度,缺乏对监管失职的问责。监管法制长期缺乏对各金融监管机构的督导考评制度,使各金融监管机构在工作中注重部门利益、推卸责任、工作程序缺乏透明度等现象得不到制约。[1]同时,由于金融行业的高度专业性,经营行为的高度保密性,一般的监督机构无法准确深入掌握金融行业运作,对监管者是否正确适用法律、履行职责,难以实施专业和及时的监督。

三、应赋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的理据

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权的监督机制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共同的做法,从形式上看,我国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体系包括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政协监督、社会监督等外部监督,以及行政系统的层级监督和审计、监察等专门监督。[2]但笔者认为,现在对金融监管机构广泛却缺乏针对性和专业性的监督,是一种虚置的监督,其结果就是“集体负责变成无人负责”。根据我国行政体制的状况和金融业发展的特点,赋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在此基础上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再监督,是一种合理和有效率的方案。

(一)人民银行的法定职责中蕴涵实施金融法律监督的内容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6条规定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业运行情况的工作报告。而关于“金融业运行情况”的报告内容,必然涵盖1995年《人民银行法》第6条所规定的“金融监督管理情况”。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一个机关有权对另一个机关的工作成效依法进行评价也是一种监督的形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经济适用住房开发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银监机构有建议检查权,银监机构在收到人民银行的检查建议后,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作出回复,实际上也是一种监督的形式。同理,人民银行在特定情况下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全面检查权,更是对该机构曾经所受到的监管工作的全面复核,并成为认定监管责任的最重要依据。

(二)人民银行加强对金融监管的监督是其良好履职的法定要求

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了人民银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通过强化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作用,提高了人民银行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货币政策是实施金融监管的重要依据,金融监管是贯彻落实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重要保证。金融稳定是一个蕴含着金融监管意义的概念,良好的金融监管是金融稳定的前提和保障,启动最后贷款程序对金融机构进行危机救助,以维护金融稳定,实际上是对监管失灵或者监管失职的一种弥补。所以,承担实施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职责,蕴涵了督促良好金融监管的内容。

(三)人民银行具有机构和信息优势,能有效履行金融法律监督职责

目前,相对于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三家监管机构,人民银行拥有更广泛的分支机构,在金融信息收集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经过多年努力,人民银行建立了具有不同特点、覆盖不同业务功能的金融信息系统,在金融信息掌握上更为便利。人民银行拥有法律监督权,有利于成为监管信息中枢,收集并为不同的监管者提供全面的监管信息。同时,人民银行将收集的监管信息予以适当的公布,有助于提高监管活动的透明度,是完善金融监管权的监督机制的关键环节。

(四)人民银行有丰富的监管经验和专业知识优势

自1984年人民银行开始转型专司中央银行职能以来,人民银行一直将金融监管工作作为履行职能的“重中之重”,20年来,人民银行有一半的时间是作为我国中央银行与“大一统”金融监管机关的双重地位存在。目前,虽然剥离了人民银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机构监管权,人民银行仍然保留着对金融市场和部分金融业务的监管职责。长时间的金融监管工作,使人民银行累积了丰富的金融监管经验,并拥有一支庞大的有监管专业技能优势的队伍,可以很好的履行金融法律监督权。

(五)金融监管体制发展有扩大中央银行职能的趋势

如今,对于货币与非货币金融资产的界限已经很难划分,次贷危机就是投资银行“超量发行货币”制造出恶性资产价格通胀的结果。因此,到底应该将“货币发行权”的监管触角伸到多远,已经成为中央银行不得不考虑的责任问题。2009年6月17日,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式向国会提交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提案。该议案以系统性风险监管和保护消费者为核心,议案第一项内容是将授权美联储监管所有可能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风险的机构,美联储将对这类以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为主的银行控股公司、保险公司等实施监管。随着我国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性越来越强,必须强化人民银行在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稳定与加强金融系统风险监测的职能。如果能赋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将有力地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

(六)赋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有助于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

我国分业监管的体制定型不久,回复“大一统”的监管体制并不合适,针对分业监管带来的金融监管割裂问题,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监管协调机制是必然选择。《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明确,“在国务院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这个规定被普遍解读为人民银行负责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在人民银行剥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后,人民银行不再与某一类金融机构有更密切的关系,不存在“监管宽容”或“监管俘获”的可能。所以,人民银行超脱的法律地位和以整体经济稳定的目标追求,有助于人民银行的监督、协调工作得到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认同和尊重,建立起监管协调机制。

四、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的制度设计

(一)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的设置模式

金融法律监督权的设置有三种模式:一是把法律监督权仅仅定位于法律程序启动的建议权,法律监督权的全部内涵只是提出纠正建议,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中,被监督者居于主导地位,法律监督者居于次要地位。孤立地看《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3条规定的建议检查权,容易使人产生这种感觉。在实际的法律运行过程中,银监机构也是这样对待人民银行的建议检查权的,从而导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3条的制度创新变成制度摆设。[3]二是把法律监督权定位于法律实施的督促权,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居于平等的地位,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可以有效交换意见,发现被监督者在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存在问题时,可以督促被监督者采取措施予以变更。三是把法律监督权定位于纠正权,法律监督者的地位高于被监督者,法律监督者认为被监督者违法执法时,有权停止其执法行为并向违法者提出纠正,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中,监督者居于主导地位。[4]

将人民银行的金融法律监督权定位于法律实施的督促权,这样既可以解决法律监督建议权不利于监督的一面,又可避免定位于纠正权可能引起法律监督权过于膨胀,过分干预被监督者依法行政。金融法律监督权定位于督促权,使监督机关与被监督机关处于平等的地位,法律监督机关以法律实施监督者的身份对金融监管部门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问题时,以平等的主体向监管部门提出。被监督机关收到监督机关就监管执法活动和适用法律提出的意见后,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受理,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在一定时间内将处理结果向监督机关回复,并说明理由。如果被监督机关不接受监督机关的正确监督意见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的权能

权能只有具体化才能发挥管理和指挥的作用,法律监督权应当具有以下内容:一是获得被监督主体执法活动和结果及运用法律情况等信息的权能简称为执法信息和处理决定知晓权。该权能是法律监督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基础性条件,只有知道、了解和掌握被监督主体的执法过程及与此相关的信息,才能审查和发现认定事实和运用法律存在的问题。只有全面获得了执法的信息,才能为有效履行法律监督提供方便和条件。二是对获得的执法信息和素材进行审查的权能,简称为审查权。审查权是一种法律评价的权力,即法律监督主体在获得或者掌握执法信息后,要对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确定被监督主体是否正确执法。三是启动特定程序的权能,即法律监督机关具体行使法律监督权的行为体现。启动特定程序的权能,其目的是要达到纠正被监督机关实施的与法律规定不相符合的行为,或者积极督促被监督机关履行应当实施的行为。法律还应当确定被监督主体对法律监督行为应当采取的措施,监督机关可以以特定方式参与被监督机关的执法活动等。

(三)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的行使方式

人民银行行使金融法律监督权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日常信息的交流与协商。人民银行有权获取监管机构的重要监管信息,并依法向各监管机构开放所收集的信息,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二是定期对金融监管政策法律实施情况作出评价报告并向监管机构通报。三是适度参与监管机构重要的监管活动,了解监管机构的执法过程和结果。四是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监管协调联席会议,协调重大监管政策和实施危机处理。人民银行的金融法律监督权既是各级人民银行机构行政权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各级人民银行机构依法履行其他职能职责的有效保障。因此,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都应享有对同级金融监管机构实施金融法律监督的权力。

(四)立法建议

以上已经从现行法律的文理解释和逻辑解释中推导出人民银行应当具有对金融监管机构、尤其是银监机构有法律监督权,但如果缺乏立法的明确规定,仍然会引发争议。因此,笔者建议应明确授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对《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条第二款进行修改,修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依法对金融监管实施法律监督,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参考文献:

[1]刘刚.中国金融监管模式法律定位的法理缺陷及其完善[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7,(3).

[2]张忠军.金融监管权的监督问题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篇9

一、基层央行有效履职的障碍

(一)体制障碍

1.与政府领导经济的体制不相一致。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按经济区划设立大区分行，但中央银行改了而政府领导经济的体制没有改变，政府主导经济的现状没有发生改变，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和金融服务这些职能的履行需要地方党委、政府的配合。同时，货币信贷政策、金融统计、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职能，服务对象以省为单位。这些使大家感到中央银行的体制不顺。

2.与国家行政和财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我国目前正在逐步推开省直管县的体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在朝着有利于县级行政体制发展方向发展，全国已有20多个省份在试验省直管县的改革。而目前人民银行县支行职能萎缩、人员减少，另有244个县仍未设立县级机构，这些县有部分县域金融服务不足、金融生态建设落后等矛盾表现突出。

3.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相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兴未艾，中央连续6年一号文件，专门部署解决农村问题，都讲到金融支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金融部门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重要政策、规划需要基层央行去组织实施、推动落实。

(二)机制障碍

1.金融服务机制低效。一是金融服务部门分散。目前基层央行的服务仍然分散到会计、调统、征信、外汇、货币金银、国库、营业部等多个部门，手续办理复杂，办理不方便，服务效率低下。二是岗位设置重复。岗位设置重复，造成岗多事少、岗多人少矛盾突出。据对某县支行调查，该支行营业部仅岗位设置37个，只需要配备人员7个就能应付日常工作。但由于岗位设置较多，一人多岗，违规兼岗现象较多，工作效率并不高。

2．金融监管机制落后。监管资源配置不当。目前9项检查职责分散在多个业务部门，导致监管行为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协调，缺乏统一的执法尺度，监管的整体效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监管方式落后。非现场监管大多就是收集、整理金融机构的报表，对于数据的真实性缺乏监督和制约，对于数据的再加工能力有限。目前证券、保险监管机构大多只到省一级，所以省级以下难以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基层央行对金融行业的判断和评价无法做到全面与细致。另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涉及诸多部门，实际运作中就缺乏自上而下的推动，使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无从发力。

(三)手段障碍

1．业务监管手段缺失。中国人民银行虽然保留九项检查监督权，但仍不能满足履行职责需要。如九大监管职能中并无金融统计和利率政策执行情况检查监督权。同样，没有保留与货币政策有关手段的直接检查权，不仅不利于货币政策的执行，又不利于及时掌握新出台货币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2.金融服务手段不硬。会计、国库、发行等业务应用系统太多，相互重复；部分支付结算系统落后于商业银行系统建设，对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依存度下降；一些如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委托收款等服务产品由于宣传不足、顾客认知有限进展缓慢。人民银行的金融统计数据不及银监部门的全面和完整，一些信贷资产、资产质量、金融机构数等数据人民银行报表都没有涉及，不能满足管理决策层需要。近几年来部分县支行发行库被撤销，出现了大面额券多小面额券少，损伤券多完整券少的现象，影响了人民币流通和整洁度。

3.处分威慑力不强。对照新旧《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由原来具备对金融机构违规“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全部行政处分权，到后来仅保留“警告”最低一级行政处分权，严重影响到基层央行对金融违规问题查处的核心地位和威慑力。

(四)人力资源障碍

一是人员结构不佳。多年来由于分支机构进人很少和县支行不进人的政策，带来人员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全国县支行现在是48000余人，人员在逐步减少，平均年龄在45岁左右，年龄也在老化。二是人员素质低下。当前基层央行员工高学历的少、高职称的少、高素质的综合人才少、高级别学习培训机会少，素质难以适应新职能需要。三是人员思想缺位。银监分设以后，基层行的一些员工碰上“监管”话题绕着走，不能理直气壮地谈监管，部分干部职工心灰意冷，缺乏开拓进取精神。

二、对策建议

(一)定位职责，依法履职

一是明确法律地位。基层央行要切实 “找准位、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依法履职。专家建议定位为：“是人民银行派出机构，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者、疏导者，金融宏观调控的落实者，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者，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的维护者，金融服务的组织者和实践者。”二是充实职能权责。围绕《中国人民银行法》和“新三定方案”，组织挖掘、梳理、充实法定职责。进一步下放权限，给予基层央行在专项贷款、优惠贷款、政策性贷款、优惠利率贴息方面自;充实金融统计执法和利率执行情况检查监督权，由人民银行负责组织金融稳定联席会议并开展工作，将处分权扩大到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建议撤职、建议开除等。

(二)理顺体制，确保履职

一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基层央行分支体系。在政府主导经济以及中央银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门没有发生改变时，建议在市（州）级恢复人民银行二级分行资格，使之与国有商业银行模式相适应。二是根据职责需要设立县支行机构。适应县域金融业的发展需求，依照履行职责的需要，在县域经济区划内按照“一县一策”的原则，在需要设立县支行的县域内设立县支行，在不需要设立县支行、其他县支行可以代为行使职责的，可以不设。同时根据实际情况授权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承办交办的有关业务。

（三）加强窗口指导，强化履职

一是出台配套的信贷指导政策。根据国家不同时期的贷币政策，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及时出台配套的信贷指导意见，引导信贷资源发挥市场调节和资源配置作用，引导信贷资金投放，促进贷款合理增长。二是开展金融运行形势分析和金融运行效果评估。科学分析辖内金融运行情况，指导金融机构围绕货币政策和地方政府中心工作，优化信贷结构。三是加强地方经济社会影响重大问题隐患分析预测。根据金融经济情况和数据，形成客观准确的判断和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作为地方党委政府参考。

（四）监管服务并举，夯实履职

整合监管职能。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把单个部门的单项检查提升为多部门的联合行动，建立“大监管”现场检查监督工作制度，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在实施监管过程中，不能搞人情监管、关系监管，要依法依规，要“有违规就要有处罚”，树立央行权威。优化服务质量。建立金融服务中心，将现有的一线业务、窗口服务全部整合在一起，按业务内容和性质细分为资金清算服务、行政许可审批服务、金融政策咨询服务等集中业务柜台，实行“一站式”服务。整合业务系统，建立综合电子平台；根据需要恢复人民银行业务库，开展残损币、小面额币的兑换。延伸服务领域，在乡镇建立农村金融服务中心，把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农村去，方便农村地区办理金融服务。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篇10

关键词：反洗钱；法律制度；建议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4－0085－03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建设的现状

洗钱行为刑法化是打击洗钱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法律制度。面对国内外洗钱犯罪的严峻形势，我国早在1990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中规定了“掩饰、隐瞒毒赃性质和来源罪”。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91条专门规定了洗钱罪，明确将洗钱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由四项扩大为七项，并将第312条“窝赃罪”修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基本实现了洗钱行为刑法化的阶段性目标。

2006年《洗钱法》的颁布，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国反洗钱行政管理体制，明确了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随后，为有效履行发洗钱职责，中国人民银行相继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并会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颁布了《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2010年9月，证监会又了《证券期货业反洗钱工作实施办法》。《反洗钱法》、《刑法》和上述反洗钱配套规章细化了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进一步明确了反洗钱监管职责，确立了金融业反洗钱的各项制度，构成了我国较为全面和完整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法律法规体系。

二、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过窄

目前，我国《刑法》和《反洗钱法》仅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为：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

而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当前的组织犯罪、偷逃税款、私分国有资产罪、罪以及证券市场上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严重犯罪等也大多伴有洗钱行为，但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无法追究其洗钱罪的刑事责任。

再从国际社会的反洗钱立法经验看，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四十项建议》在我国规定的七种上游犯罪之外还包括贩卖人口和组织偷渡、伪造货币、性剥削、假冒和盗版产品、谋杀、重伤、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20种上游犯罪。

同时，目前在国际上，对于洗钱罪上游的犯罪的范围规定也很大，例如英国于1993年通过《刑事司法令》，将上游犯罪的种类定位任何给予指控应审理的行为，这在英国司法中实际上涵盖了所有严重的犯罪行为。

可见，无论是从我国司法实践还是从国际先进经验来看，我国对洗钱上游犯罪的界定范围都过于狭窄。

(二)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制度尚未建立

犯罪分子不仅可利用金融机构洗钱，也可利用其他行业洗钱。《反洗钱法》第3条规定，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是反洗钱义务主体，但却没有对特定非金融机构范围进行界定。

虽然《反洗钱法》第35条规定，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其履行反洗钱义务和对其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但是目前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具体规定尚未出台，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制度尚未建立。

(三)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设置和内控制度建设欠缺有效约束

《反洗钱法》第15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建立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对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负责。金融机构应当设立反洗钱专门机构或者指定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工作。”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相关规章制度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的设置、内控制度等条款的规定过于笼统，没有进行细化要求，可操作性不强，在实践中容易导致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形同虚设、内控制度粗糙等问题的发生。如目前大多数基层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人员均是分属于不同部门的兼职人员。

(四)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缺少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有力支撑

按照《反洗钱法》和《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对客户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质的真实性进行识别，但法律却未赋予客户向金融机构如实告知交易背景的义务，甚至有的法律还规定客户在办理交易结算时不必向金融机构告知交易的真实背景。如《票据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的“无因性”原则即要求金融机构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客户出示的票据满足形式要件就必须付款，而不论票据交易的真实原因如何。

金融机构作为企业单位与客户处于对等的法律主体地位，如果相关法律制度不作调整以改变二者之间义务不对称的局面，则客户完全可以以法律作盾牌，名正言顺地抵制金融机构的客户尽职调查工作。

同时，《反洗钱法》中规定的可证实客户身份的证件为“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现实生活中我国公民持有的“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较多，各种身份证明文件所记录的公民信息不一致的情况大量存在，各银行系统内部又没有统一的识别制度和方法，这加大了银行工作人员有效识别开户资料的难度。

(五)可疑交易识别标准过于“客观化”

《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列举了48条可疑交易识别标准。这些过于客观化的标准存在较大弊病。

一是不利于人民银行树立“风险监管”理念。目前，在FATF《40+9项建议》和沃尔夫斯堡集团自律性反洗钱原则积极倡导和影响下，各国反洗钱理念由以规则为基础的原则(Rule-Based Approach)向以风险为基础的原则(Risk-Based Approach)转变，“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已成为国际反洗钱监管方式的改革方向。

二是为金融机构实施“防御性报告”策略提供了一道“护身符”。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在开展可疑交易报告报送工作时，采取规避监管的“防御性报告”策略，将“48条标准”中的可量化分析标准输入计算机，通过计算机的自动数据采集功能生成所谓的“可疑交易报告”，然后不加任何分辨即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造成可疑交易报告数量巨大，质量不高。

(六)反洗钱补偿和激励机制缺失

国际社会为了弥补反洗钱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和保障反洗钱的持续长远发展，普遍建立了成熟的反洗钱补偿和激励机制。FAFT的《四十项建议》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均制定了专门条款对反洗钱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等反洗钱

主体进行适当的补偿与激励。

但从我国目前的反洗钱监管实践看，尚未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一套系统的反洗钱补偿与激励机制，难以充分调动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反洗钱积极性。

如银行业金融机构如果积极配合监管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势必会造成其业务量的增大和效率的降低，并可能会造成部分客户流失，最终降低其的盈利性。

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商业银行对反洗钱缺乏动力。

三、完善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进一步扩充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

结合我国实际，吸收和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经验，修改《刑法》和《反洗钱法》的相应条款，尽可能地将一切贪利性犯罪包含在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之内。

建议根据FATF《四十项建议》的第一项，将《刑法》191条反洗钱罪上游犯罪规定为，以本国法律可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以符合国际上关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日益扩大的趋势。

(二)建立健全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制度

在研究、评估各行业洗钱风险的基础上，加快制定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反洗钱规则并分步启动实施。同时，发挥相关部门和特定非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指导行业自律组织制定反洗钱指引，督促行业加强反洗钱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