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市场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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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

2014年中国的经济运行数据始终低迷状态，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都同比持续下滑。我国上半年国内A股市场的表现一般，上半年全球主要股指的涨幅排名榜上，深证成指位居倒数第一，上证综指位居倒数第三，在此期间，上证综指还创下了半年度有史以来震幅最窄的纪录。在经济低迷时期，我国政府通过宽松政策进行调控，这其实就是中国预测未来经济走势的一种的预防。我国早就在2007年颁布过“港股直通车”概念，这使得当日恒指收盘暴涨逾1200点，创历史第三大单日涨幅，国企指数更是飙升8.74%。至此之后，恒生指数仅用9周时间就到达港股历史上的第3个10000点。而前两个万点则分别用了30年、10年。政策刺激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在此经济萎靡之时，我国政府推行沪港通政策，准备再一次刺激经济。沪港通的开通使得A股市场向香港市场开放，也就是向全球一切境外资本开放，这使得我国在股票的制度、管理理念、交易机制和监管等领域逐步的与国际接轨，使得内地股票市场的投资环境逐步提高；同时也为香港投资者向内地投资提供便利。

2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由于香港是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根据交易的规则，沪港业务属于双向流通，货币以人民币为主，这就扩大了人民币流向香港市场的数量，这不仅能够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也可以为香港注入新的资金来源。既然“沪港通”是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如果该试点成功了，国家就会考虑在适当的时机用“深港通”继续刺激经济的发展。

3有利于短期抹平两地股票差价

在试点消息前，中国A股的位置在低点，香港的股市的位置在高点，两地股票差价较大，而在消息后，A股与港股巨大的价差使得海外资金进入，同时依靠最近的东风———银行业与证劵业的大幅度上涨，使得A股不断上扬，缩小两地股票的差价。如果说A股市场和香港市场是两个相等的水池，要是从池子底部联通一根管子，就会缓解两个水池的水平面的落差，但是沪港通并不是底部的管子，而是在水上面的一座小桥，真正意义上的套利无法进行，池子上的水平面也会逐渐的缩小落差。

二沪港通可能存在的风险

1股票市场波动的风险

中国股市后期的崛起更大的是盲目跟风与市场上一些空头的来回炒作，泸港通真的开通后才是中国股市真正刺刀见红的地方。往中长期看股市的增幅主要是靠宏观经济资金链的推动，可现在看中国在短期内并不具备这样的宏观市场。毕竟相对于A股市值，3000亿元人民币额度所占比例甚小，不足以构成威胁；但相对于港股市值而言，2500亿元人民币额度所占比例比较大，足以产生影响。陈秉强曾指出，一旦出现极端情况，必要时“沪港通”的机制可以暂停。沪港通开通第一天，A股市场高开低走，外资机构投资者买入A股的资金远大于国内机构投资者买入港股资金。沪股通每日额度更是在港股通额度还有大部分剩余时早就销售一空。沪港通开通后使得我国与国际接轨，从此开始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开放的程度越大，与国外金融市场的联系就越紧密，使我国股市遭遇的风险就越大，一旦某一个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会使得我国股市也遭受严重的冲击。

2两地交易规则存在差异

在交易方式上，内地市场股票买卖采取的是T+1的交易方式，而港股市场股票买卖则采取的是T＋0的交易方式；在交易品种上，内地市场仅包括股票和基金，港股市场则包括股票、恒生期货、期权和对冲基金，纷繁复杂的交易品种也需要内地投资者仔细学习；在报价显示上，内地市场股票红涨绿跌，而港股市场为绿涨红跌；在涨跌幅限制上，相对于内地市场而言，港股市场并没有涨跌停牌制度，每天的涨跌幅都不受限制，特殊情况时，一天跌80%，涨400％也不无可能。

3汇率浮动风险

香港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倘若购买内地的股票就必须要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大量的资金进入内地市场会产生巨大的人民币波动，从而扩大了汇率浮动的风险。

三风险对抗的有效措施

1加强宏观经济的发展

股市是短期增幅还是长期利好是由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判断的。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建立健全以金融为中心的新宏观调控体系，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其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我国股市的长期利好；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提高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促使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2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首先，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政府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能力、维持金融秩序、鼓励金融创新、加大监管力度的轨道上来。其次，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加大对国际主流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3完善交易细则

中央政府在2014年9月26日颁布了《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登记、存管、结算业务实施细则》，中国结算负责人对相关情况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其中包括要求香港投资者需要通过上海人民币普通股证券账户进行港股通交易。面对两地交易规则存在差异的问题，我国政府可以为此新设立一个“沪港交易规则”机构，其职能是为两地股民提供交易规则和股市的即时信息，普及两地交易规则的具体要求，使股民尽快了解和掌握规则。

4调节汇率

面对人民币和港币之间的汇率转换问题，中国政府应该适当的干预汇率波动，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政策，适时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保证在危机时刻能够及时的平复市场的剧烈波动；建立健全我国的汇率波动对冲市场，允许投资者运用远期期权来进行汇率避险，拓展更多新的避险工具和市场，加强金融创新。

5进一步提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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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发展商业

银行金融市场业务是商业银行运用利率、汇率等金融工具在国内外的金融市场所开展的投融资以及交易业务。这些金融市场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等。金融市场业务可以利用的基础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包括汇率、利率、商品以及股票和债券等不同的金融手段。从广义上来讲，资产管理、托管以及某些金融业务也属于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的范畴。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程度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市场经济面临着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形势，商业银行应该紧紧抓住金融市场业务发展的政策机遇，提升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业务方面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具有如下特点：一方面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业务的开展来实现多元化的资产配置，优化资产和负债结构，对银行资金头寸进行平衡并有效降低金融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的开展可以有效降低资本占用，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银行资本的充足，缓解了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压力，实现了盈利增长模式的转变。

一、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可以开展投融资业务

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开展的投融资业务分为投资业务和融资业务，是市场主体为了获取收益并满足自有资金的流动性需求，利用货币和资本市场的金融工具进行的投资和融资等业务活动。投融资业务是商业银行获取收益的重要渠道，其投资业务主要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公司债等固定收益的投资品种。融资业务主要是指通过同业拆借、短期证券、票据贴现等金融工具来进行资金的融入和融出。

二、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可以开展利率交易类业务

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可以通过即期、远期以及掉期利率等金融工具进行投资、套利等交易活动来规避利率风险并获取收益。政府债券、金融机构债券等债券交易和利率掉期、利率期权等利率衍生产品交易都属于利率交易。我国商业银行利率交易类业务主要体现在现券买卖、买断式回购、债券远期以及记账式债券柜台业务和债券结算业务等业务品种方面。

三、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可以开展汇率交易类业务

汇率市场内在特定的交割日遵循一定的汇率而进行的不同货币间的兑换业务就是汇率交易类业务。我国的银行汇率交易类业务分为人民币汇率业务和外币汇率业务两个部分。

四、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可以开展商品交易类业务

商品交易是指市场主体利用期货、即期等金融工具开展的与商品有关的交易活动以实现自身套期保值以及套利等目的。我国商业银行主要开展黄金、白银和铂金等贵金属的实物或者账户交易。为了提升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推进债券组合管理，考虑到各类券种的流动性水平、税收效应、信用风险，及时对资产进行优化处理。

五、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可以开展信用交易类业务

直接以信用风险为交易对象的金融业务种类为信用交易，而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金融合约，将信用风险从贷款、债券等基础资产中剥离出来并进行转移的金融业务种类为信用衍生产品。信用衍生产品在信用交易市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是一种中性的金融风险管理工具，然而在实际的交易操作过程中，监管的不到位以及某些激进的投资者抬高杠杆率的投机行为都会导致其规避风险作用的削弱和丧失，甚至会由于杠杆率过高而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

六、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可以开展承销交易类业务

承销业务是一种债务和融资的发行工具，可以为政府机构、非金融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等提供服务，进行股票和债券的承销以及资产证券化服务。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承销业务获得迅猛发展。同国外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市场业务在投资品种、资金配置、业务结构以及投资收益率来看都和国外有着很大的差异。究其原因，国内外监管环境和投资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进行诸如股票类的投行业务时，在投资的业务种类和投资规模上面我国的银行机构受到很大约束和监管，导致我国的金融市场存在资产证券化水平较低，债券市场规模较小，信用类产品的发展相对落后的问题。我国金融市场创立较晚，金融机构数量少，使得境内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数量少，缺乏市场交易的活跃度，市场的流动性受限，金融市场无法获得快速发展。同时我国商业银行境外投资的经验少，缺乏境外投资风险防范和控制意识，需要经验的不断积累。

参考文献：

[1]阮永平,何雨晴,王琨鹏.上海自贸区银行业发展的创新转型之路[J].对外经贸实务,2015(10).

[2]陈捷.构建新型投资金融业务经营体系——基于海南省金融市场的实证研究[J].海南金融,2015(10).

[3]王伟.我国金融业深度变革中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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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金融体系的开放是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其标志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项基础。围绕利率、汇率市场化，北京市应提前布局，积极谋划金融市场体系的国际化发展。一是推进利率市场化。北京市金融业发展程度较高，银行、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利率竞争程度较高，更加接近于市场化。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利率市场化是一个需要培育各方面条件、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增长仍主要依靠利率管制带来的存贷利差，非利息收入占比较低，仅为20%左右。特别是在当前，各种第三方支付公司积极推出高回报率理财产品，使得北京地区银行的揽储受到极大压力。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行，存贷利差将会缩窄，北京市范围内商业银行传统的盈利模式将面临挑战。因此，银行应该逐步减少利差收入在总收入或者在创造利润中所占的比重，同时，银行业应加快转型，努力开发非信贷资产和非贷款利差业务，通过资产结构和收入结构的转型，对冲利率化带来的影响。二是推进汇率市场化。2005年我国推进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北京市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应努力借助境外旅游、投资、贸易等国际化发展先机，在汇率改革过程中，引领发展方向，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的战略中心。三是加快人民币可兑换业务。从我国经济利益的诉求出发，在国内金融改革逐步深化的同时，适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崛起和金融战略的核心内容。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环节。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也是国际交流的集中地和中转地，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借助这一优势可以极好地开展人民币兑换业务，以便利化的服务让人民币国内外兑换常态化。

2.与新型城镇化推进相适应

在北京远郊区县的乡镇地区，金融体系不完善的现象随处可见。机构类型单一，业务简单，分布不均匀，甚至出现金融机构的空白地区，乡镇金融市场缺乏竞争机制，经营效率低下。金融机构类型少且功能单一，除了银行之外几乎没有信托、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即使是银行也多为信用社和储蓄所，多数大型国有银行在上市前为了经营利润都纷纷撤出乡镇市场，有些原以农村市场定位的大型银行也在布局上更加重视城市网点设置，忽视乡镇网点设置。不管从国际经验看，还是立足国内实际情况，北京的城镇化仍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走。与之相伴，相关的金融需求将是一个不断产生、持续释放的长期过程。既要按照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努力打造开放、多元、协调和创新的综合性城镇化金融服务体系，弥补金融资源的不足，又要加快金融创新，创造性地破解城镇化融资中的制度瓶颈，规避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抑制问题。

一是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进一步完善新型城镇化的金融组织体系，形成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民营性金融等多种形式并存的金融服务格局，不断提高城镇建设的金融服务覆盖面。发展壮大地方股份制银行，加快推动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和组织发展。同时积极引入民间资本，为北京市乡村地区的金融市场引入活力，为乡镇地区融资提供更加高效、安全、快捷、多元化的选择，为城镇经济主体提供个性化投融资和保险服务。

二是配套扶持政策。特别是在相关监管政策上采取差异化监管方式，对北京市一些偏远乡镇，特别是经济发展较为薄弱地区改制的金融机构，应从政府和监管两条线上给予资产或税收政策上的扶持和倾斜。积极鼓励北京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银行做好带头示范作用，在乡镇建立具备完善功能的现代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平台机构，鼓励并推动其引入民间资本。

三是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应大力培育和发展县域农业担保、评估、公证等中介机构，规范抵押、担保等中介收费；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担保、农业小额贷款担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等机制，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在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村互助合作保险的同时，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同时，进一步创新金融服务和融资产品，增加环境保护、居民服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资金投入，努力提升城镇化的“软件”水平。四是推动京津冀金融产业协作。北京市远郊区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靠近津、冀地区。

3.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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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许多国家实践表明资本市场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潜在和积家的矛质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经济危机。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城、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逐步实现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转变。

一、涉外金融交易的界定

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有三个:筹资人、投资人、交易货币。一般意义上，一国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与一国建立(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市场在概念上具有等价意义。当一国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时，客观地存在“涉外金融交易”概念，涉外金融交易既与国内金融交易不同，也与国际金融交易不同。

关于什么是国际金融交易，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可被称为“市场论”，其划分标准是资金是否跨境流动;另一种观点可被称为“要素论”，划分标准是金融交易活动中是否存在“涉外因素”。而“市场论”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可以下图表示。

在上图中，①属于国内金融交易，②③④属于国际金融交易。“涉外因素论”认为，将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筹资人、投资人、货币进行组合，可产生以下几个不同的结果:

1.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2.投资人以外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3.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4.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第三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5.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筹资人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第1种情况是100%的国内金融交易，但若担保人为境外机构，或资金被用于国际贸易，这种交易可能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3、4、5种情况，无论按“市场论”或“要素论”的标准，都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2种情况，按“市场论”应为国内金融交易，按“要素论”应为国际金融交易。在我国现行规章制度管理下，这类交易被称为“涉外金融交易”中的“外汇贷款，’(外汇贷款属于“涉外贷款”，涉外贷款包括:外汇贷款、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外贸贷款)。

此外，还有人从国际收支统计口径出发，以交易结果是否引起国际收支变动乃至是否影响一国外债而判断是属国内金融交易或属国际金融交易。笔者认为，应该将涉外金融交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在上述五种组合中，除第1种以外，其余四类都应界定为广义的涉外金融交易(广义的金融交易包含国际金融交易);界定狭义的涉外金融交易标准应是金融交易是否存在国家金融管制。在2、3、4、5种组合列中凡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国际金融交易;凡以国家金融管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涉外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中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深层次地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因此，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

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路径

如果将金融市场“对外完全开放”和“对外完全不开放”作为一数轴的两端，在“完全不开放”端点附近，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大部分属于涉外金融交易，相应的金融交易处于国家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中;当向另一端移动时，意味着出现了国际金融交易与涉外金融交易的替代，国家金融管制趋于放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都是必需面对的重大间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导致的金融经济体系的波动成为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墨西哥于1993年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1994年彻底开放资本市场，允许51家外国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人。

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中潜在和积累的矛盾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1994年12月的经济危机。韩国的情形与此类似，1996年为了加人oECD，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要求，接受允许企业自由借款的条款。一年之后的1997年，韩国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卷人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作为延迟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另一类范例，同样值得关注。日本1964年承担IMF第8条款开放经常账户义务，1984年对《外汇及其外贸管理法》进行修改，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过程用了20年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限制外资进人，以及对国内金融机构进行保护的措施。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保护，使得金融体系始终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这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近年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综观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都存在着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因为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这样在一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双重目标统筹协调问题:实现金融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为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强化管制，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业竞争力低下，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并且由于强化金融管制产生了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金融市场开放后，往往长期聚集起来的金融风险在出现导火索时骤然爆发了。另一种做法是:放松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休克式和渐进式。前一种方式往往导致一国出现若干年国民经济的衰退，社会和政治领域经历较长的动荡和混乱，社会发展在历史的轨道上转向。后一方式现在得到较广泛的认可，认为在这种方式下，在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的过程中，由于金融风险会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当然，这种方式由于金融市场开放历时较长，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内机构保护过多，会使金融体系缺乏竞争力，日本就是例证。因此，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必须把握住放松金融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以往，我国金融监管较多地倾向于不断强化管制，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但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域、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这实际上是使涉外金融交易成为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一个操作平台(尽管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路径是在为了解决当时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根据中国的承诺，加人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大幅度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外部的金融市场动荡将如何影响我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和稳定，取决于国内金融机构能否抵御激烈的外部竞争和外来冲击。又由于任何金融开放都是一种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因此，总结分析以往的金融开放路径，探讨如何为今后的金融开放构建更加合理、有效的操作平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外汇体制改革:从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交易转变的制度演进案例分析

中国自1978年一2002年，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748.73%。外汇体制改革是过去这20年推动中国出口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严格按照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的进出口计划经营。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计划时，首先开列一份必须进口的物品清单，然后根据所需款额，找出国内能够出口以换取这笔外汇的物资。由于当时汇率对外贸水平和进出口货种的影响甚微，当局遂参照旅游业、华侨汇款等少数非贸易性活动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制订汇率。主要根据中国一篮子消费品与世界各大城市的相对价格而做出。由于中国不少消费品定价偏低，因而大大高估了人民币。

998年，中国决定开放经济、拓展外贸。随着外贸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汇率由原来制订外贸计划时的会计手段，变成推动进出口决策的重要信号。最初出台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抵消汇率偏高而对出口的抑制。其后，为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家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第一，逐步下调官方汇率，以抵消出口成本上涨的影响。

第二，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保留部分外汇收人，以满足自身进口需要。

第三，开放外汇调剂中心，让出口企业可把外汇留成以较为有利的汇率折换成人民币。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国家以贬值为基本措施，来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次贬值是1981年1月，以2.8元人民币对1美元为内部结算价(创汇成本)。制订内部结算价时，管理当局以赚取1美元外汇的平均成本为基数，在此水平上追加10%的“利润”率。这次贬值是中国外汇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主要根据创汇成本，而非国内消费品相对于海外的价格而制订汇率水平。1983年到1993年期间，由于创汇成本在这期间内不断上涨，当局不断下调汇率，使出口较为有利可图。这期间，人民币先后六次贬值，幅度由9.6%到44.9%不等，官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2.8:1调到5.32:1。19叫年1月1日汇率并轨，官方汇率更一举下调到8.7:l水平。当年，出口、旅游和外来直接投资增幅分别高达31.9%、56.4%和22.7%。外汇储备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别增长114.5%和42.6%，1998年5月达到1409亿美元。由于外汇供应增加，官方汇率逐步轻微上调。1998年4月后，官方汇率大约处于8.28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水平。贬值基本上是在市场“倒逼”下实施的，因此，贬值在一定角度上可看成是对管制的放松。

出口企业自1978年起获准留成外汇。其后，留成的比例显著提高。1979年规定，地方政府的出口如果超越前一年的水平，获准留成超出部分的40%。1985年，获准的外汇留成已不少于出口总额的25%。1991年，留成更可高达出口总额的30%，但中央政府保留权利，必要时得以调剂价收购企业30%的外汇收人(1994年统一汇价后，留成制度便被撤销)。留成制度实施后不久，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准将外汇配额转售给需要外汇作进口用的单位。这一来，企业与企业也就能够在市场上兑换外汇。持有配额的单位由于能更好地利用其外汇留成，拓展出口的积极性更高。除了用来进口产品设备，出口单位还可以以高于官方的汇率换取留成的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引人了市场机制。如同留成制度，外汇调剂市场事实上也逐步加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逐步加人和加大市场的机制。

1950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率先开办外汇调剂服务。有关业务迅即扩至内地12个大城市。早期的交易价是3.08元人民币对l美元。1985年，深圳设立第一家官方的外汇调剂中心。翌年，上海和北京跟进。再一年后，同类中心扩大至天津。在1985年到1987年，外汇调剂中心只对中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国内企业不得参与。1987年，国内的轻工业公司、工艺品公司和服装业也获准在调节市场上出售留成。1988年4月，所有国内企业都获准在调剂中心上出售留成。外汇管制放宽后，外汇中心的数目和交易量都有所增加。1992年12月底，全国有100多家调剂中心，交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在1994年的改革中，全国性的银行同业外汇市场取代了调剂中心，并实施外汇结售制度。出口企业所有外汇收人按规定一律须出售给指定的银行。对进口企业而言，企业只要向当局授权的银行出示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签发的付款通知，即可换取外汇。

以上措施，从一个角度看，实际上起到了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严厉管制。1994年以来，最根本的变革也许是撤销调剂市场，在国内设立统一的全国性银行同业外汇市场。

在新制度下，国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外经贸部实施的行政控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和经常账差额，而非借着对经常账的来往实施外汇管制。在新的制度下，汇率不仅影响进出口，还通过各种市场和机制间的联系，对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制订汇率不再只是贸易和经常账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平衡、货币及财政政策等广泛的问题。由于中国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制订汇率时，也就不能只是为了促进出口。事实上，经过1994年的改革，中国基本上不再以创汇成本来制订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涨幅约50%，创汇成本也显著上升，但由于外汇供应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轻微上扬。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的盈利性。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大，中国经济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汇率的影响扩散到外贸以外的部门。中国利用汇率政策以促进出口的自由度因而有所下降。1996年以后，出口增长幅度一波三折，19%年出口只增长了1.5%，1997年出口上升20.9%，1998年，出口升幅较1997年大幅回落，1999年抬升，2000年大幅上升，2001年又大幅回落。虽然出口部门力促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仍然保持汇率稳定。2002年初，国家进一步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制度，提高外汇指定银行周转金额度，降低进口企业设立外汇账户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出口企业售汇自主意愿。前不久，金融管理当局又批准四大国有银行开展外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至此，在经常账户项下，人民币与外汇间的兑换(交易)，在市场机制对管制的替代过程中，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演变，现在离进出口企业完全意愿结售汇越来越近。

笔者认为经常项下外汇市场的开放，客观地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比较成功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应遵循着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和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管制中，逐步开放资本市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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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

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是在不考虑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具有相同特征的证券或资产不存在从国际流动中获利的机会的一种市场稳定性,这时,国际金融市场处于一种静止平衡的状态。其形成条件分析如下:

以S表示直接标价法下的即期汇率,F表示远期汇率,以r、r*分别表示本国货币利率与外国货币利率(投资收益率)。假设从国内筹措的资金为一单位本国货币,从外汇市场上抛出得1/S外国资产,再把1/S外国资产投资于一长期投资项目,一年后可得(1+r*).1/S外币资产,再到外汇市场上兑换本币,可得(1+r*).F/S本质币资产。同样道理,投资者也可以从国外筹措资金,投资于本国资产,最终可得(1+r).F/S单位外币,两种投资操作方式正好相反。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流动方向取决于两种投资方式的最后收益率与投资成本的比较。以第一种方式为例说明,

如果(1+r*).F/S>(1+r),即期资本流出,远期资本流入。

如果(1+r*).F/S<(1+r),即期资本流入,远期资本流出。

如果(1+r*).F/S>(1+r),投资于本国资产与抵补后的外国资产收益率相等,市场处于均衡状态。

如果以f表示远期贴水或升水,即f=(F-S)/S,即F/S=1+f,代入以上三式,经过转换,得出r+r*f=(F-S)/S。其含义与上三式相同。

从上述分析可知,只要投资的最终收益与资本不一致时,国际金融市场就失去均衡,资本流动就会产生。事实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和规模是变化莫测的,如果一国的经济基础、金融监管手段或金融市场建设等不相适应,就有可能酿成金融风险,并有可能传染、扩大成国际金融风险。那么,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均衡是如何被打破并酿成风险的呢?下文将从国际金融市场其本身的内生变量进行分析。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非均衡与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市场非均衡主要由国际金融投资者主观预期、投资交易成本、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和一个国家本身的金融市场状况等因素引起,这些因素的变化内在地使国际金融市场失去均衡,导致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变化无常,如果资本流出流入国家没有防范能力,就极易产生金融风险。下面是具体分析。

(一)主观预期机制

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一般由外汇交易商和金融投资者充当主体。无论是套利保值还是投机,都是以汇率和利率的预期为基础。“外汇交易商制订买卖外汇的决策奠基于他们的汇率预期,而汇率预期又取决于他们对汇率趋势相关的政治、经济的掌握。”各交易商和投资者对未来汇率或利率的预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对汇率和利率预期的差异直接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

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预期均衡是指合理预期和预测。即是对所有现在可得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所作出的预期和预测。只要市场参与者都能根据自己现在所能得到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来进行预测,那么最终结果必然是与从市场角度得到的信息相一致,达到预期均衡。所以,只要投资者或投机商发现市场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合理预期有差异,他们就会改变其定价策略,利用市场差价获利。各投资者主观预期的差异可以内生地扩大或缩小资本流动的波动性。

主观预期对国际金融非均衡性的内生作用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1.通过对汇率的主观预期产生预期差异

,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是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因素

我们知道,“价格大幅度的急剧变化和持续易变性是证券化票据市场的特点,由可以觉察到的有关风险与利润的变化来驱动投资也是市场的特点。”“当进行汇率是否呈无偏性波动实验时,有效的汇率预测者能更容易地解释远期汇率的情况,同时,也能更容易地判断呈什么趋势变动及其左右因素”。在国际货币市场中,投资者的未来收益决定于两国资产之间的有效收益与成本差,而“外国资产的有效收益等于外币利率加上汇率的预期变化”。如果把远期汇率F加上预期因素,就是预期未来即期汇率,可以表述为Et+1,那么升水率f=(Et+1-S)/S。对r-r*f=(F-S)/S式两边同时减去汇率的预期变化(Et+1-S)/S,得:

r-r*-(Et+1-S)/S[(F-S)/S]-[(Et+1-S)/S]=(F-Et+1)/S……A式

由A式可以看出,投资者必须承担的风险升水或贴水(F-Et+1)/S,即国内外两种资产的收益差取决于远期汇率F与预期未来即期汇率Et+1。远期汇率成为未来即期汇率的有偏预测指标。假设即期汇率不是按随机走动方向式运动,那么即期汇率St可以表述为:

St=αSt-1+βSt-2+γZt+δZt-1+U。……B式(Z是某种其他变量,如货币存量,α、β、γ、δ是参数,U。是预测随机误差)

因为S和Z的过去值在t-1期都是已知的,所以下一个时期的合理预期远期汇率也根据过去的S和Z值来推测,可以用Et+1St来表示:

Et-1St=αSt-1+βSt-2+γEt-1Zt-1)+δZt-1……C式

现将B式减C式,得到:

St-Et-1St=γ(Zt-Et-1Zt-1)+U。……D式

由此看出,如果风险中立,则D式左边表示:在t-1期签订一个按合理预期远期汇率(即Et-1St)买进外币的远期合同,然后在t期以St交割,并将该外币即期卖出所得到的收益。这种预期投资收益的大小由预期汇率Et-1St决定。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也正是这个由预期远期汇率决定的投资收益决定国际资本的流向和规模,当不同投资者在同一时期的预期大致相同时,这时大量国际资本就将同时流入或流出一国金融市场,增加该国金融市场的动荡性。

2.对利率的预期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

按利率平价理论,利率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相对的利率在影响金融分配别重要,促使资金从利润率低的地区或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地区或部门。”按照欧文·费雪提出的费雪方程式r=I+π,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I与预期通货膨胀率π之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可以将其分解为本国和外国两个方程式,分别为r=I+π和r*=I*+π*。

如果国际上的实际利率相同,即r=r*,那么,名义利率r和r*仅因预期的通货膨胀而有所不同,所以得r-r*=π-π*,与A式合并,得:π-π*-(Et+1-S)/S(F-Et+1)/S……E式

所以,国内外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差(F-Et+1)/S由预期的通货膨胀率π-π*、预期未来即期汇率Et+1和即期汇率S共同决定。这种收益率差影响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其波动性成为国际金融风险的一个助长因素。

现实中,当利率和远期汇率有相同的到期期限时,两国利率的差距等于远期升水或贴水。远期汇率经常被看成是未来即期汇率的市场预测,利率差也大约等于即期汇率的预期变化。因为,一国利率高于他国利率时,预期高利率货币会对低利率货币贬值。由于各地的有效收益会趋于一致,因此,一国利率高于他国利率的唯一办法就是预期高利

率货币贬值,有效收益率r+(F-S)/S要低于观察到的利率r,因为预期货币贬值,即F

另外,主观预期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但是不是短期、直接

的决定因素,而具有长期性。本文不作具体论述。

(二)交易成本机制分析

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投资的交易成本是买卖价差。买卖价差由二部分构成:第一是国内借款利率rB,国内投资收益率rL,国外借款利率rB*,国外投资收益率rL*四者之间构成的利率差。第二是外汇买卖价差。投资主体必须考虑利率差和外汇价差,以调整其资金投入方向及投资规模。这种交易成本是国际金融市场非均衡性的一个内生因素。

在rB≠rL≠rB*≠rL*的前提下,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有四种方式可供选择:

1借一单位本币(美元),投资于外国,再卖出远期外汇,最终得(1+rL*)。F/S美元,这时报酬率为F/S(1+rL*)-(1+rB),即[(1+rL*)、F-S(1+rB)]/S

2投资者作反向投资,此时报酬率为S(1+rL)-(1+rB*).F/S

3借款于本国而投资于外国,报酬率为rL-rB

4在外国借一定资金,投资于外国,报酬率为rL*-rB*

投资者对四种投资方式进行不同的效益比较,决定资金的投资方向。

以1和2的比较为例进行分析:

第一步,假设银行外汇买卖价差相同。

有[(1+rL*).F-S(1+rB*)]/SS(1+rL)-(1+RB*).F/S

移项得:[(F-S)/S][(1+rL*)+(1+rB*)][(rL+rB)-(rL*+rB*)]……(1)

第二步,假设投资者同时面临四种利差和买卖价差构成的交易成本。以Sa、Fa、Sb、Fb分别表示即期外汇和远期外汇的买价(ask)和卖价(bid)。那么(1)式将转换为:[Fb-Sa/Sa][(1+rL*)+(1+rB*)/(1+τ)](rL+rB)-(rL*+rB*)/(1+τ),其中τ=(Sa-Sb)/Sb

对其进行变形移项,得:FbSa[(1+rL)+(1+rB)]/[(1+rL*)+(1+rB*)/(1+τ)]……1.a

根据同样方法对其他五种投资选择进行比较,得出其余五种结果,分别是:

FbSa[(1+rL)/(1+rL*)]……2.a

FbSa[(1+rL)+(1+rB*)-(1+rL*)]/(1+rB*)……3.a

FbSb[(1+rB)/(1+rB*)]……4.a

FbSa[(1+rB)+(1+rL*)-(1+rB*)]/(1+rL*)……5.a

FbSb[(rL-rB)/(rL*-RB*)]……6.a

投资者可以对上述六种投资结果进行比较,取出最优解,作出投资选择,从而决定国际金融资金的流向和规模。而且两种价差引起不同投资方式的效益差别大小直接影响着资金流动的波动及幅度,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非均衡。

以S+a,S+b分别表示未来即期市场的外汇买价和卖价,以1.a式作为分析对象,并把它加上预期因素,列括号内容为M。如果S+b>Sa.M,或者S+b>Fa.M,即期资本流出,远期资本流入。如果S+a>Sb.M或者S+aFb.M,资本流动正好相反。

;所以说,不同国家的存贷利率以及外汇的买卖差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当两者产生变动以及投资者对其变动的预期估计产生偏差时,就必然有大规模的不稳定性流动资金,当其波动幅度超过一个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监管能力时,就有可能酝酿成金融风

险。

(三)投机行为分析

国际金融投机主体经常以各种基金的合法身份出现,其资金具体表现为国际游资(HOTMONEY),投机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非正常的投机手段,获得正常投资收益以外的资本利益。当投机基金非常庞大,达到对特定的汇市形成和汇率趋势基本控制的程度时,投机行为就会给金融市场产生直接冲击,导致一国金融市场风险的产生。

投机行为的基本特征是,市场参与者在预测到经济政策或诸如汇率和利率等经济变量不能维持时,突然进行大幅度的资产重组,“投机性冲击是在市场预测经济政策不一致时所作出的理性反应”,“不一定要将投机性冲击视为市场的反常行为,相反,它被看作是竞争性市场在预测到经济政策的不连续性后的典型反应”。投资者的大幅度资产重组还有其他原因,典型的有二种:第一,投资者为避免损失,在即期市场上卖出外汇;第二,投机者为获取利润,在远期市场中卖出外汇的空头头寸。

在投机活动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下列因果关系:基本经济因素的错位程度、收支衡的频率和严重性引起资本流量的增加,资本流量的增中引起投机活动量的增加。伴随着资本流量的增长,外汇需求规模扩大,不稳定性出现增强,发生动荡的事件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如果外汇具有作为一种理想资产的特征的话,那么,随着外汇价格越来越大的波动,从中投机的机会也将增加,只要投机主体存在,就会引起投机活动量的增加。

投机活动量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三个效应:第一,投机活动量的上升直接导致外汇需求规模和不稳定性的上升,金融动荡增加;第二,投机活动量的增加造成汇率没有稳定点或者基本走势不能独立于投机影响的状态;第三,金融机构在外汇交易活动中的投机行为大大增加。与传统银行业务获利性减少相联系,投机活动量的增加使金融机构的外汇业务重点越来越倾向于货币投机,随此重心的转移,外汇市场的任何波动更有可能引起投机性的买进和卖出,使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加复杂化。

(四)市场因素

1.信息传递与预期因素

首先,信息制约了市场主体对汇率、利率或其他金融变量的预期。劳伦斯·科普兰认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特殊信息,即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新闻”,市场主体对新闻作出预测性反应。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即期汇率St=-ρ(t-1)+ft+1+η(1+ε)-1.Σβk.(EtZt+k-Et-1Zt+k),(0<ρ<1,ε>0)。

由此可以看出,即期汇率由前一时期的远期汇率ft+1、目前到期的远期合同在当时签订确定的风险报酬-ρ(t-1)和关于对基本因素的所有未来值(即“新闻”因素的影响)三个部分组成。“新闻”作为市场主体预期之外偶然出现的事情而导致的随机误差因素,包括内生影响因素,如利率、通货膨胀等,也包括外生影响因素如政府宣告、地震等偶然因素。科普兰认为,基本变量中使人吃惊的成分能否解释汇率波动的百分比,取决于我们观察到的每周、每月或者季度资料,也取决于我们选择的货币和观察到的其他因素。“新闻”事件对汇率的影响有一定范围,“外汇市场对市场的反应不是取决于这些信息是‘好’还是‘坏’,而是取决于这些信息比预期是‘更好’还是‘更坏’,预期到的信息已包括在现在的市场汇率之中,汇率只对未预料的信息作出反应。”比如,当政府公布货币供给、贸易差额等统计数字之后,市场汇率的变化并不取决于这些数字本身的大小,而是取决于这些统计数字与人们预期之间的差额,只有这种“新闻”才会影响汇率的变化。

其次,“新闻”信息的滞后是金融风险的一个内生因素。“

滞后”是指新闻变量的发生日期和实际公布日期之间缺乏同步性,市场主体不能对其资产进行合理的组合调整,导致滞后摩擦成本。这一点决定于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投资主体对信息的反应灵敏度。

再次,信息约束还表现在市场的进入障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奥德和威斯等认为:

由于市场上信息不完全,有一部分投资者有可能被排除在金融市场之外。他们以国内信贷市场为例加以证明。假设有A和B两组投资者,其投资预期收益为Ra和Rb,由于A组的工作特点或银行掌握信息不完全,在银行看来,对A组进行贷款的预期收益Ea相对于Ra来说大打折扣。相反,银行对B组熟悉,而且B组的工作稳当,风险较小,因而在银行家眼中,对B组的贷款预期收益Eb有可能高于Rb。相对于B组而言,A组投资者可能被排除在借贷市场之外。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在占重大比例的国际信贷市场中也存在、甚至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充分问题,严重影响了国际借贷资本的流向和规模,加强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平衡性,容易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

2.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和交易约束

首先,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表现为金融投资主体的非完全自由交易。例如,在远期市场交易中,客户必须交纳一定的保证金,以保证远期市场交易人履行承诺。这笔保证金将使交易人承担机会成本,因为它不能被用来投资以取得收益。这种机会成本有碍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正如劳伦斯·科普兰说:“国际货币市场均衡必须有充足的套利资金作为条件,换句话说,某个或更多的套利者可以利用自由资金以驱使相应的比率达到均衡”。

其次,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表现为金融工具的短缺。金融资产单一化使国际金融投资者无法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加上主观预期,资产无法在国内金融工具之间进行转移,这时只有大规模地逃离本国市场,从而诱发金融风险。

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越不足,金融资产转换的成本就越高。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只有汇率预测贬值的幅度更大才能抵消金融资产的转换成本,一旦在流动性不足的市场上售出大量金融资产,就会因供求关系导致市场价格下降,从而使国际金融市场严重失衡。例如1994年的印度尼西亚,外国投资者大约拥有上市股票的30%,占有交易量的7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失去信心,就出现了因流动性不足而找不到买主的现象,需要进行金融资产转换的投资者面临严重的“租金”分割,使其预期变得更坏。

3.金融市场垄断的存在有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

金融市场的垄断者往往拥有更充裕的信息和资金以及高明的投资或投机技术,操纵市场价格,获取垄断利润。在当前的国际外汇市场中,集中与垄断现象相当明显。根据英格兰银行1995年10月的一份调查,在伦敦外汇交易市场上,银行间的交易集中在少数大银行之间,前20家银行控制了整个伦敦汇市交易量的68%。金融市场主体的集中与垄断,人为操纵市场的行为,势必增加汇市的波动,酝酿金融市场的风险。

三、结论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加入WTO,金融国际化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完全开放一国的资本市场要有一个过程,这里是指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化。原因在于我国金融市场在交易制度和监管体制上还不完善,市场信息传递不畅、金融工具短缺,投机操纵行为等非法现象还比较严重,在此情况下,对几万亿美元的巨额国际游资“开绿灯”,无异于“引狼入室”。东南亚国家为我们提供了教训,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了国内资本市场,加上金融市场管理混乱,为投机者提供了大量的条件和机会。世界银行经济顾问穆斯地塔法·纳布利说得好:“一个国家应该寻求国内金融体系及资本帐户的自由化,但进行这些改革的时机选择和次序安排对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和风险是关键。”第二,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不可动摇。固定汇率制容易扭曲一国的真实汇率,完全浮动汇率又由市场供求力量所控制,这两者都不能引导投资者的预期合理化,很容易被投机者人为操纵和利用,时刻有可能超过一国的金融监控能力,这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金融风险。在利率的安排上,应主要采取市场化的原则,但也离不开金融当局的指导和调控,利率既需反映一国的资本供求关系,又要反映一国的真实生产率水平,与汇率水平相匹配。第三,不断改善包括证

篇6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金融市场上的信用不健全。由于市场信用不健全，其直接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威胁金融市场的安全，特别是银行和投资人的安全；第二，影响金融市场的执法效果。

所谓金融市场的信用，就是指金融市场参加者的信用。参加者信用是金融市场的基础之一。因为，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大都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实物买卖，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完成的交易。这就需要有良好的信用基础。否则，信用基础不好，金融机构发展的规模越大，业务量越多，投资人投入的资金越多时，金融安全的问题也就越严重。借款人的信用不好，到期不还本付息，银行就会产生呆帐，对存款人来说，银行的信用也会发生困难。所以，金融市场的信用不佳，直接影响着金融机构的安全。

现在人们常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笔者还要补充一句话，“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运行与发展都同市场信用分不开。金融市场信用一般是通过记录建立起来的，而且这种信用记录在发达国家早已经被商业化了，并且市场信用记录还发挥着有效的市场纪律机制的作用，同时也是市场参加者的信用评级规范。

在我国，金融市场参加者的信用还没有记录，也没有个人的市场化的信用调查与评级。所以，在目前这种状态下的金融业，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业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在行政管理条件下运行的。在行政管理条件下运行的金融业，如果发生不安全的事件时，情况更象一个政府行政管理的故障，而不是一个金融市场的商业事件。于是不应当产生的误解产生了，当一些小型金融机构被关闭或托管时，老百姓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而不是该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机构，误认为金融机构的关闭是政府的行政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

我国已经颁布了许多金融法律，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执法效果不理想。要想提高执法效果，就必须将金融业放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来发展，放在信用纪律的基础上来运行。市场金融才需要法律。在行政条件下运行的金融业，更需要国家政策与政府指令。现在我国的专业银行已经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在金融管理机制上，也要从行政管理手段向法律手段转变。

二、信用记录应该商业化

金融业的稳健发展离不开市场参加者的信用记录基础。在金融市场上，信用记录好的人，应该容易得到金融市场的接纳与认可，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成本也应该低一些。反之，信用记录不好的人，就不容易被金融市场所接纳与认可，它们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较低，融资成本也较高。在有信用记录的市场上，有良好信用的记录的人与信用记录不好的人不应该一样。如果没有记录，就将信用好的人与信用不好的人视为同等了。于是，在市场上，信用不好的趋势就会压倒信用好的趋势。在国际金融发展史上，有“劣币驱除良币”的情况，这个原理在信用记录方面也有同样的作用。

在任何金融市场上，如果信用不好，特别是不好的信用成为趋势的话，金融机构将受到巨大的威胁。在这种威胁之下，金融机构不仅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发展。市场上信用不好的人越来越多，金融市场就会变成“骗子满天飞”，金融道德风险变得极大时，市场就无法维持了。

发达国家是采用“信用记录商业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例如，目前在美国金融市场上有三家大型公司专门从事金融市场参加者的信用记录业务。信用记录公司首先从各个金融机构购买客户的信用记录原始资料，再将这些记录资料输入电脑数据库。当金融机构需要调查某一位客户的信用时，就要向信用记录公司购买该客户的信用记录资料。

信用记录公司提供有偿的信息服务，就变成了信用信息公司。它们成为金融市场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金融信息产业。这些公司与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用卡公司等各种金融机构签订了合约，从市场上收集客户信用资料，再将这些机构客户的信用记录买下来，录入公司的专门电子数据库。数据库一直连续跟踪客户信用的变化情况。现在这些公司记录了美国几乎所有金融市场参加者的信用资料。当银行或信用卡公司需要给新客户开户贷款，或开立信用卡帐户时，银行或信用卡公司就会从信用记录公司购买客户的信用记录资料。根据资料来分析客户的信用情况，然后才决定是否提供贷款或开立信用卡。现在，由于互联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银行与信用卡公司从记录公司租用光缆专线，24小时不间断提供在线服务，信用信息数据源源不断地从信用记录公司输送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去。目前，美国的三家信用记录公司几乎将所有参加金融市场活动的美国人的信用都给记录了。因为，从某人在银行开第一个帐户开始，从申请第一张信用卡开始，从他参加金融市场开始，银行或信用卡公司就将该客户的信用资料传给信用记录公司了。以后客户每有新的信用数据变化都会被信用记录公司记录下来。

在美国的银行或信用卡公司给客户开户的合约中，都有一些文字提醒客户：“如果客户不遵守信用的话，这些资料将被记录，并且被保存起来。这些信用不良的记录将对客户不利。”这段话的警示作用和威慑力量非常大。大多数人都十分遵守信用，因为他们担心稍不小心被记录到了“另册”或“黑名单”上，对他们的今后发展不利。于是，信用记录便产生了市场纪律的约束作用。

三、我国的信用制度需要改革

在我国，国有企业从银行借款是企业经营中经常发生的事。企业应该讲信用，借款合同到期要向银行还本付息。如果不能按期还钱，企业借款时设有抵押财产的，银行就要执行抵押。总之，借钱还钱或者银行处理抵押物，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行政信用代替了市场信用，所以，市场信用记录也就一直发展不起来。

现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其中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政策性与商业性业务不分的原因。过高的不良资产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银行不再形成新的和过高的不良资产。要达到此目的，就要建立金融市场的信用记录制度。

目前，有些国有企业也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能按期还本付息。但是，从借款合同上来看，只要不属于不可抗力的事由，借贷双方都要按期履行合同。法院也要根据合同来判案。计划经济不是信用经济，而是行政经济，因为它是依靠行政指令来执行计划的。我们搞了30多年，现在证明这种办法没有市场效率。

市场经济必须是信用型的，因为，商品、劳务、信息和服务的实现都存在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交换差距。这个差距导向要靠信用来保障。如果没有信用记录，商品与货币交换的实现的时间与空间差距就会永远存在。现在市场上出现了“没有钱，不还债；就是有了钱，也不还债”的情况，这种状况下商品与货币交换，货币与货币的交换就无法稳健进行了。

四、市场信用依靠市场纪律和司法纪律来学习

参与金融市场的人开始不一定了解“市场信用”到底为何物的，只有通过两个“课堂”来学习，其一是从市场纪律（信用记录）中学习。其二是从司法纪律（法院诉讼）中学习。现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市场信用记录体系已经发展成为信息商业化的重要信息产业。这个行业同时也发挥着市场纪律的约束作用。

市场纪律可以约束大多数人，但是总会有少数人违反市场纪律，这时就要用司法纪律来约束。所以，司法强制力是维护信用的保障。

在金融市场上，对于少数不讲信用的人，信用记录对他们不起威慑作用，例如，某些不讲信用的客户违反银行借款协议，或违反信用卡合同的约定，贷款到期不还，或信用卡恶意透支。这时，就要诉诸于司法强制力，银行或信用卡公司就会派律师到法院对他们。

在法庭上，这些案件没有复杂的证据证明过程，因为证据比较容易取得，也容易认证。所以，法院作出判决的时间是比较快的。如果有借款抵押或质押品的话，执行就更加容易。对于不自觉执行法律判决的个别人来说，法院的法警还可以采用强制手段来执行。

我们最近从新闻中看到，美国总统因为个人生活中的一些小节问题，被独立检察官和大陪审团询问，还将询问的报告通过互联网络向全世界。这种作法实在令东方人吃惊。美国总统虽然有极大的特权，但是在法律上，却人人平等，他也不能豁免作证的义务。连总统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这就是法律的力量，这就是司法纪律的学习过程。

市场纪律与司法纪律是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如果没有市场纪律，人人都将变成“魔鬼”，法不责众，再好的法律也不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司法纪律，就好象假定世界上人人都变成了“天使”。市场纪律对于少数不守法的人，永远也没有办法。依照“劣币驱除良币”的原理，原来守法的人，也会变得不守法了。司法纪律对少数不守法的人必须进行强制力的教育。

篇7

商业银行改革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环节，根据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优化的目标取向和当前面临的障碍，实现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优化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明晰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应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对称原则。治理结构优化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商业银行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合理配置问题，只有坚持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对称，才能有效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二是公平性原则。主要是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如果他们的权利受到损害，应有机会得到有效补偿；同时，银行治理结构的框架应确认公司利益相关者(债权人、雇员、客户等)的合法权益。三是透明度原则。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银行进行市场监督的典型特征，是投资人具有行使表决权能力的关键。信息披露也是影响银行行为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有力工具。良好的公司治理要求在信息披露中采用高质量会计标准和可靠的信息审计，以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四是风险控制体系的不可替代性原则，即不以治理结构优化替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要防止将治理结构优化作用夸大的倾向，那种认为“一股就灵”、银行上市就会自动走上持续发展道路的认识是极其错误的。事实上，无论是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还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银行倒闭潮都是在商业银行具有良好治理结构背景下发生的。

2、实施商业银行硬预算约束，明确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的目标。渐进式改革、增量型改革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特征，目前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只有硬化商业银行预算，完善产权制度改革，减少外部的非市场手段支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进而重造商业银行的信用基础。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应在股份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经营管理层的责任和义务，配套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加速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民营化进程，让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尽快退出商业银行，减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与中央银行的博弈机会，通过解决商业银行产权问题来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恢复商业银行的企业信用基础。总之，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地方性商业银行或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只有借助经济民营化进程，实施“国退民进”的改革，才能从出资人的源头解决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优化问题。

2、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关于商业银行治理准则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1999年了《加强银行组织的公司治理》，从银行价值取向、战略目标、责权划分、管理者相互关系、内控体系、特殊风险监控、激励机制和信息透明等八个方面阐述了良好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应具备的要素。根据这些原则，结合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实践，当前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应着重突出三个方面：一是完善规范组织架构，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改变经营管理层权力过份集中的现状。二是建立董事会下属的专家委员会，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商业银行治理中的关键作用。基本途径有两种：一是引进外部非执行(独立)董事以增强董事会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并建立独立董事评价制度。二是设立专门委员会。从目前的实际看，独立董事受到供给源、社会声誉机制缺乏的制约，将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而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将大于独立董事的作用，主要包括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建立将使董事会对公司高级管理层的领导和监督具体化，真正发挥董事会在商业银行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三是优化对银行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防止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错位。由于银行高级经营管理层事实上拥有对商业银行资源的投票权、支配权和决策权，他们是否会积极运用本身的经营管理才能(“企业家精神”)为银行创造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银行或者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管理状况。因此，必须以适当的形式(如相对较高水平的与业绩挂钩的奖金、认股权等等)给予这些高级经营管理人员以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同时，加大对经营结果的监控、考察和评估，促使这些拥有事实上投票权的人员对投票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如风险金等方式)，从而抑制“廉价投票权”的广泛存在对银行经营效率的侵蚀。

3、以优化董事会的运行机制为突破口完善治理机制，力求治理结构优化效用最大化。首先要规范股东大会的运行机制，防止“一股独大”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通过进一步明确股东大会的议事规则、运作程序等措施，充分发挥股东大会作为商业银行最高权力机构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重点要建立和规范董事会的运行机制，这是提高治理机制的关键环节。一是要规范董事会成员的构成和选聘程序，确保专家治理和适当的规模；二是要保持董事会的独立性（美国花旗集团董事会的17名董事中有13人来自外部，美国十大投资银行的董事会中外部董事占68.4%）。董事会某些方面的决策，特别是涉及到对经营班子的考核评价、奖惩、薪酬政策等方面均主要由独立董事做出决定。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制定的“董事会批准与监控指引”，规定了贷款和或有负债审查程序、一定数额以上的投资、资产负债管理、融资管理、增资计划和财务预算等需董事会批准，衍生金融工具、利率风险和货币风险敞口的管理、审计方案、内部控制等事项需事后向董事会报告；三是要明确董事会的职责，设立执行董事，并建立独立的评价机制。可以由监事会聘请管理咨询公司对董事长和董事会成员进行绩效评估，并由监事会向股东大会报告并向董事会反馈结果；四是提供董事所需要的信息，以利于决策；五是董事会应就对银行经营管理层的监督和激励形成定期评估的机制，并至少要满足几个通用的标准：第一，至少要每年评估一次；第二，评估需要分析银行的年度以及长远表现，并且与竞争者进行横向比较；第三，必须通过行长个人目标和银行目标来判断其业绩的优劣；第四，行长必须对自己的业绩表现作出自我评价；第五，行长必须与外部董事直接沟通并能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反应。

4、改革银行业的外部环境，提高外部治理效率。外部治理是优化商业银行内部治理必不可少的方面，应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即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通过资本市场产生的替代效应，促使商业银行自觉改善内部治理；二是建立并实施商业银行的退出机制，加大行业开放程度，鼓励行业兼并，通过增加商业银行生存压力来促进治理结构优化，提高风险控制能力；三是大力推进商业银行的上市进程，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治理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商业银行上市有利于加速商业银行发展，借助外部力量改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和机制。目前世界排名前50名的大银行除我国的三大国有银行外（建行已于2005年10月上市）均为上市银行，表明商业银行上市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四是加强外部监管。以与国际接轨的监管要求对国内商业银行实行评级、并大力推行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引导公众和存款人关注商业银行的信用状况，强化债权人约束，进而促进商业银行自觉优化治理结构。五是大力培育银行家市场，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层的人员流动创造条件。

5、配套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从而在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之上建立全方位的风险管理框架。商业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专业机构，治理结构的优化与完善只是为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基础，要真正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还需要商业银行配套进行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体系的改革。这里首先是董事会必须建立清晰的发展战略目标和具有指导性的企业文化价值观，使全行的经营行为能够得到统一。其次，商业银行应该进一步推行矩阵式管理，逐渐形成垂直化、集约化的经营系统，提高对市场的反映能力和对风险的识别能力。第三，建立垂直化的信贷风险管理系统，独立评估信贷风险，并建立直属董事会的风险控制委员会，对全行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进行全面评估、监测、计量与控制，防止风险管理失控。第四，加强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在实行董事会直接管理稽核部门的同时，引入外部审计部门实施对内部审计的再审计，确保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

6、充分的信息披露是市场约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我国要根据国际上有关银行信息披露的惯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2002年5月21日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己初步建立了信息公开披露制度。我国商业银行《暂行办法》的规定，对财务会计报告、各类风险和风险管理情况、公司治理信息及年度重大事项进行公开披露。针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较弱，各商业银行要参照国际银行业惯例，不断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和风险信息的公开披露水平。同时，要进一步改革会计制度，提高会计制度的透明度、可信度以及与国际通行准则的统一程度。监管当局还必须用经济、法律的手段，对信息的虚假披露和不按期披露进行严格处罚，以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

公司治理问题归根结底是要在出资者、经营者、劳动者、相关利益者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这是一道永无止境的课题。世界上也许不存在一种统一的、完美的、或一成不变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事实上，由于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各国公司的所有制模式和公司治理模式有很大差异，但是公司治理还是存在一些普遍的规则。随着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商业银行在借鉴国际规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公司治理，既是一个必然选择，也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二）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

在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和变幻莫测，竞争异常激烈的形势下，认识发展战略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决策者从琐碎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及时发现和解决那些有关商业银行生死存亡、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有助于将银行经营活动的视野放在全方位的未来发展和广阔的市场竞争中，对系统、对银行进行战略策划，从而寻求出适合自己成长的最佳道路，使银行获得更大的发展。

我国商业银行要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巩固并保持传统的竞争优势，需要采取与竞争对手截然不同的战略。首先要结合银行自身实际选择一个独一无二的战略定位；其次，为了选择战略定位，必须列出尽可能多的可选择项；再次，在列出所有的选择后，必须做出明确选择，即追求什么，放弃什么。

为此，我国商业银行需要认真思考并解决以下问题：

1、发展目标和市场定位。商业银行的发展目标和市场定位是什么？是向全能银行发展，是以对公业务为主，还是以零售业务为主？在确定总体目标后，还应进行市场客户细分，明确提出追求什么，放弃什么。

2、市场战略。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要研究制定自身市场竞争战略，是立足于巩固现有市场，还是发现一个新的市场，是用现有的产品来打开新的市场，还是开发新产品来打开新的市场，还是组合使用各种市场战略，来不断巩固、发展银行的市场。

3、区域战略。要确定业务发展的重点区域，对重点区域要在机构设置、技术投入、产品研发、费用分配、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倾斜，进一步形成在该区域的市场竞争优势；对于非重点区域，要实施果断的推出战略，减少资源的无效、低效占用。

4、客户战略。要对公司客户、机构客户和个人客户按照贡献度进行细分，确定本行重点依托的客户群体，建立起能长期合作、提供稳定收益来源、保障银行长远发展的客户基础。

5、产品战略。产品战略要以特色突出、品质优异、收益显著为目标，培育银行自身的核心品牌产品。对核心产品，要大力提高研发质量、适当加大资源投入，精心组织营销策划，有效开展产品包装，宣传营销和市场推介，落实具体人员，提升核心产品的售后管理，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凸显品牌价值。

6、科技战略。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充分发挥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在金融产品创新中的支撑作用是提升金融服务的技术保障。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信息网络技术与金融的联系日益加深，依托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进行产品创新，创新科技含量高的金融产品，已成为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主旋律。

7、文化战略。要想赢得竞争，就要建立适于现代商业银行市场竞争需要的企业文化。突出的是要树立整体营销的意识和氛围，要主动为客户服务，主动去营销客户，了解客户的需求，以客户的需求为银行的需求，为客户提供他想要的服务。要通过建立营销的竞争文化来对银行员工的行为进行导向、约束和激励，从而促进整个银行更加健康、高效地运行和发展。

8、活化经营策略――面向市场，融入市场，抢占制高点，开拓生存和发展空间，走集约化经营之路。当前，商业银行的经营困难是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许多历史问题的累积、有些改革的不到位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活化经营、抢占制高点，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从根本上与外资银行抗衡的战略选择。我们要本着“发扬传统优势、扩大独特优势、培植后发优势、聚合整体优势”的指导思想，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了解、融入、服务、开拓、占有市场，审时度势地提升经营层次，突出经营重点。在组织资金上要把主攻点放在抢占黄金地段的滩头阵地、抢占市场份额上；在配置资金上要把落脚点真正放在壮强扶优上；在追求目标上要把根本点放在以效益为中心的集约经营上。摒弃大包大揽、规模扩张、粗放经营等习惯行为，注重人均创利和存贷款平均成本等效益性指标。当前，要研究、调整、拓展金融产品的消费群，真正实现有效投入。信贷配置要面向外需，抓好内需，巩固传统产业，着眼新兴产业。

（三）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

控制风险是确保业务稳健发展的前提。加入WTO后，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银行经营将暴露在更多的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之中，承受更多的风险。所以，如何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评估、预警、监测、消化、防范机制，规避经营风险就显得更加重要。还要看到，目前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经营环境很不宽松，潜在风险很多，防范和减震的难度增大，更要求我国商业银行要十分地提高警惕，把防范化解风险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抓紧抓好。同时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吸取亚洲金融风波的教训，以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高效、稳健、安全运作。为此，我国商业银行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构建完整独立的风险管理体系。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管理的核心之一，建立符合银行战略定位的科学、完整、高效、可控的风险管理体系，是建设良好银行治理的要求。股份制商业银行要通过风险管理委员会实现对风险管理进行整体战略决策管理；通过独立而权威的风险管理部门实现对银行内各机构风险的有机统一管理；通过科学的风险管理模式实现对银行内各种类型风险的全面有效管理；通过创新先进的风险识别、衡量、监测、控制和转移，实现对风险的全过程管理；通过合理明确的职能划分，实现风险管理职责在各业务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有效协调和联动管理，最终实现以促进业务发展为根本的增值型的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

2、建立健全风险识别、评估体系和完整的内控信息反馈机制。我国商业银行要按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框架要求，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从风险组织流程、风险计量模型、风险数据库、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建立科学的内部评级法，逐步建立覆盖所有业务风险的监控和评价预警系统，并进行持续的监控和定期评估。同时，应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处理和通讯技术，建立灵敏的信息收集、加工、反馈机制，建立完整的信息交流渠道，使各项决策和业务经营活动建立在充分的信息支持的基础上，利用各种信息及时调整业务经营方针和发展策略，加强决策和经营管理活动的针对性和主动性，及时协调解决内部控制中的问题，消除信息传导失真，有效防范和控制业务风险。

3、整合优化业务流程，有效落实各项规章制度。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当对现行的业务制度和流程进行彻底的检查、全面整合和完善，使得制度具备自我修正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各类规章制度之间缺乏足够的相互制约性问题，真正做到“一个业务品种、一套业务流程、一套规章制度”的要求，实行内控管理标准化和规范化，使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流程与职责有明确认识，将防范风险落实到每个具体环节。

4、加强稽核审计，完善专业监督检查制度。首先，应建立独立、垂直、具有监督权威的内部稽核部门；其次，应建立合理有序的内部稽核检查制度。第三，要设置科学的量化监控指标体系，科学反映监控对象的主要内容，作为警戒线对监控对象的状况做出快捷的判断，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第四，要借鉴国外审计经验，将外部审计作为内审的有益补充，促进内控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四）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银行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竞争优势。一方面，要加强对银行业人才的培养，更重要的则是留住人才。因此，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以增强凝聚力、归宿感；要建立起符合市场竞争规则的人才开发和激励机制，建立起较为稳定和可持续的人力资源有效开发和配置的制度体系；同时还要建立起一整套有效测度和绩效评估的技术指标和科学管理体系。留住人才并不是要制造人才流动的障碍，留人而留不住心是没有实际效应的。只有在人才的流动和竞争过程之中，积极地创造适宜金融核心人才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我们才能发现和真正留住人才。

建立和完善激励制度。激励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多层面的，在管理者的激励中，报酬激励和控制权激励是两个重要方面。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将控制权激励内化于市场型的公司治理体系时，重视报酬激励机制，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追求委托人的利益。各级管理者应按照公开、公正的选拔标准、制度、程序及其规则，竞争择优聘任，实施科学的控制权激励。

在员工激励中，建立市场化用人制度，优化劳动组合，加快实施按需设岗、按岗聘用、定岗定员、减员增效的全员竞争上岗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在优化劳动组合的同时，建立绩效挂钩、以岗位工资为主要形式的分配制度。以岗定薪，加大工效挂钩力度。完善内部授权，依据经营效益、管理水平、客户结构、风险履历等多种因素综合授权，并根据情况不同进行调整，建立权限和程序合法有效的经营机制，使人力资本与银行经营资本优化配置。

考虑在董事会中设立薪酬委员会，制定书面的、制度化的对高级管理层成员绩效评价的标准和程序，以完善对高级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机制。对员工的薪酬制度进行改革，薪酬标准由以职位和工龄为基础过渡到以岗位技能和业绩为基础，依据科学的岗位评价标准，将员工的薪酬拉开档次，以真正反映员工的工作表现、劳动强度和技术含量，并在此基础上加大收入中与员工绩效挂钩的部分，以加强薪酬的激励作用。逐步考虑员工持股计划和股票期权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属于长期激励收入行为，是通过资本投入取得红利；股票期权计划是建立在该银行股票上升的基础上的，运行程序是：银行授予员工股票期权员工更好地为本银行工作银行取得更大的业绩、利润股票价格上升股票持有人获得无成本收益员工持续地、更好地为银行工作、服务。该计划做到了“零风险、高收益”，克服了员工持股计划的垫资负担和套牢风险。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和股票期权计划，来激发员工在银行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藉此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

（五）全面提升综合服务、业务创新，创建核心竞争力

“当变则变，不可自缚”。面对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和入世带来的各种挑战，国有商业银行就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业务创新和产品服务创新。惟有创新，才能跟上市场变化，才能推进银行的有效公司治理、增强银行的实力。金融创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它要求在一定机制下银行各部门协同工作，进行整体联动性的研制、开发、运用和推广。

首先，与客户关系密切的公司业务部门、零售业务部门、营业部门应及时收集、汇总和反馈客户的各种金融服务需求信息，针对这些信息，信息科技部门应及时为客户量身定做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产品，对有普遍性的新型金融服务产品加大宣传、推广运用的力度，以赢得更多的新客户。

其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从组织结构上、人员结构上、业务结构上对相关业务部门进行及时调整优化，使业务流程安全可靠、快速细致、齐全周到。

第三，实现业务流程科学化，这样能减掉传统业务流程70%以上不必要的工作，从而节省成本；使经理人员得以集中精力和时间研究企业的发展战略、发展方针以及人才培育开发等重大事项；减少管理层，实现管理的扁平化，减轻员工的工作压力；使银行组织系统更具柔性，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客户的服务要求。

第四，我国商业银行业务、产品和服务品种的创新应以高知识含量、高附加值及安全性为准则，实现负债业务方面的存款证券化、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和个人退休账户等的创新，资产业务方面的银团贷款、并购贷款、保理贷款、个人信贷等的创新；中间业务方面的多功能高品位的银行卡、现金管理、投资理财、信息咨询、贷款证券化、贷款出售、衍生金融业务等方面的创新。

（六）加强信息科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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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现状与问题；发展对策

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状况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二是“三农”贷款持续增长。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农业贷款余额近3万亿元,约占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14%,60%以上农户的贷款需求得到满足。但是当前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中也存在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农村地区资金外流情况严重。目前,通过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商业性金融组织,每年从农村地区流出的资金大于从城市流入的资金,导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受阻,城乡差距过大。二是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商业银行改革以来,几家主要银行都大批撤出了在农村地区的营业网点,与此同时,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建设没有跟上,造成机构网点覆盖率偏低,农民接受金融服务困难。三是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盈利水平不高。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主要经营传统的信贷产品和商业保险产品,而对农民需求量较大的小额贷款和农业保险则缺乏创新,造成金融产品单一,盈利能力严重不足,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薄弱,而一些非正规的农村金融组织由于金融服务比较符合农民需求,发展较快,但是潜在风险较大。四是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支付结算体系落后。适合农村经济特点的金融电子化、票据化基础设施研发和建设不足,覆盖的地域范围小,便捷化程度低。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金融“三农”服务的能力,严重制约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的可行性建议与措施

通过对农村金融的经营背景及现状的分析与比较,为促进其更快更好的发展,从而裨益乡民,较好辅助“三农”政策的执行,特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相关风险补偿核准规划。通过财政部门等尽快偿还原拖欠农信社的相关贴息,同时剥离先前由于政策性原因而导致的不良贷款,地方政府应完善农业部门的信用评级制度及相关部门的贷款担保机制,控制农业贷款的可能性风险及损失。

2.建立有效的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在引导农村信贷资金回流支持新农村建设方面,一是要为抑制农村信贷资金外流提供制度性保证;二是要合理利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通过财政资金补偿金融机构贷款风险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农村资金高效率地转化为农村投资。增加对当地经济信贷投放较多的金融机构再贷款额度;鼓励邮政储蓄资金参股农村信用社,投资设立农村小额保险组织,试办农村小额贷款机构,为支持新农村建设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来源。

3.制定《农业投资法》,规定县域金融机构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将一定比例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或购买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建议以县为单位,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贫困县免除所得税和营业税,非贫困县免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加强对县域资金流动的监测和预警,限制国有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系统内上存资金比例,通过运用差额准备金制度,对上存资金比例过高的金融机构可以提高超额准备金比例实行缴存,并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

4.发展农村社区基金和小额信贷机构,弥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近年来农信社改革的商业化趋势不断强化,一批农信社将撤离偏远落后地区。这种趋势无法逆转,只能采取有效措施,弥补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农村社区基金和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就是弥补农村金融空白的重要手段。

5.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改善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环境,重点是完善农村经济基础条件,提高农户和农村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建议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科技服务的投入,改善农村经济运作的基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在市场交易的谈判地位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出资成立担保基金或担保公司,带动其他担保机构的发展。要扩大有效抵押品的范围,增加农作物收益权、权利质押,同时保护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权。探索运用动产质押、仓单质押等形式,根据“产业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济主体的不同特点,采取“一企一策、一户一策”的办法解决农民抵押难、担保难的问题。

三、美国农村金融体系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体系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美国农村金融体系来看,美国已经建立起了包括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以及农村保险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体制,建立起了支持农村建设资金循环的长效机制,较好地支持了农村和农业发展,维护了广大农民利益。借鉴美国经验,结合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已经成为下一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主线。

1.要鼓励金融组织创新,推动交易工具和业务品种的创新

要按照农村现实和农业经济发展实际,培育和发展商业性的、可持续的金融组织。条件许可的地方可建立社区银行和小额信贷组织。鼓励引进国外农村金融中的专门为农业设计的金融品种,以满足农村金融需要。

2.对现有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明确功能定位

农信社要巩固已有改革成果,办成商业上可持续、主要服务于乡(镇)、村和农民的金融机构,农业银行要结合股份制改革,通过机制和体制的转换,充分发挥农业银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优势,切实提高对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支持质量和效益,加强对县域经济的服务;积极推进邮政储蓄改革,按照商业化原则,引导邮政储蓄资金支持“三农”。

3.加强政策引导,开展金融知识教育

要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转变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理念,要努力塑造有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用市场化利率覆盖其经营风险。

参考文献:

[1]章奇.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多元思考.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5,(7).

篇9

【关键词】金融集团（化）；金融业综合经营；市场支配地位滥用；反垄断法规制

【正文】

一、金融集团及其市场支配地位界定

（一）金融集团的法律含义

金融集团（FinancialConglomerates）和金融集团化（FinancialConglomeration）是市场规律下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综合经营甚至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跨业融合的必然产物。[1]国际上，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平之际，美国花旗银行和步行者集团实现金额高达730亿美元的合并，将金融集团形式推向；2008年1月，我国银监会、保监会正式签署《关于加强银保深层次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银保相互投资开闸，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展保险联合借记卡、住房抵押贷款配套保险等业务；此外，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合作开展银证转账、股票质押贷款等业务；保险公司与证券公司合作开展投资连结保险等业务。200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表示长三角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积极进行金融综合经营的试点。我国已经出现了商业银行与工商企业的相互参股，如上海橡胶轮胎集团、长江计算机集团等28家企业集团向交通银行入股，占该行股份数的50%以上；同时，交通银行也向宝钢集团投资入股。[2]我国金融综合经营和金融集团化已然兴起[3]。

那么，何谓金融集团？根据欧盟于2003年11月生效的2002/87/EC号《金融集团监管指令》，金融集团是指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集团：（1）集团的总公司是被监管的金融机构，或集团中至少有一个子公司是被监管机构；（2）如集团的总公司是被监管机构，该总公司可以是金融机构的母公司，也可以是金融机构的参股公司，或是与金融机构通过合同、章程达到统一管理的公司，或管理、监督人员的主要部分与金融机构的同等人员相互兼职的公司；（3）如集团总公司不是被监管机构，集团的业务应主要为金融业务；（4）集团中至少有一个机构为保险业机构，并至少有一个机构为银行业或投资业务机构；（5）集团的保险业务总量以及银行或投资服务业机构的业务总量都是重要的。根据该指令的定义，金融集团的任一个子集团满足上述条件也应当视为金融集团。[4]这是迄今为止，对金融集团所做的最为完整、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定义。

实际上，金融集团是金融业务综合经营和产融资本跨业经营以及混合合并的产物。金融集团化不同于企业的横向合并（HorizontalMerger）和垂直合并（VerticalMerger），即金融企业集团化不是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公司之间的合并，也不是互为供应商的经营者的集中，而是在一个集团企业即控股公司之下多个金融法人企业综合经营甚至金融与非金融法人企业跨业经营组成的公司群体。各企业间通过相互持股、共同被控股以及人事兼任等方式形成紧密联系、拥有共同利益、彼此影响重大的金融企业集群，协同提供多元服务和多种经营。

金融集团资源整合的优势在于集团核心竞争力加强。但是金融集团的资源整合不仅给金融监管带来重重困难，同时，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垄断优势不断扩大，给市场竞争秩序带来潜在威胁或现实破坏。发达国家对金融集团在金融监管之外的反垄断规制有着较为成熟的法律理论和实践[5]。近20年来我国本土金融集团发展迅速，[6]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外金融大鳄逐渐加快进入中国市场，为了借重本土资源的优势，并购我国中小型银保企业已成潮流，但相伴而生的限制竞争尤其是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现象日趋普遍。虽然金融领域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其竞争不应当过于激烈，但并不意味着放任垄断力量在金融领域过度发展和滥用。我国对金融集团进行反垄断法规制势在必行。正如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1998年6月16日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所指出的：“培育竞争和创新对于繁荣经济至关重要”。

（二）金融集团市场支配地位及其认定的一般理解

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市场支配地位（MarketDominantPosition），又称市场优势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我们应该明确，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必然“有罪”，只有当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⑴扭曲竞争机制，剥夺中小企业的平等经济机会，阻碍技术进步；⑵以社会利益的损害为代价维持优势企业的高额垄断利润，助长不劳而获的获利动机；⑶促使优势企业在缺乏竞争压力的情况下，消弭进取心和创新意识。

在竞争法理论中，对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人们讨论过市场绩效、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构等几种标准。[7]但根据实践，竞争是否存在，基本上取决于市场的结构，它是世界各国认定企业市场支配地位的重要标准。一些国家的反垄断法明文规定，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一定标准，即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如德国《反限制竞争法》规定，如果一个企业占有不低于三分之一市场份额，就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8]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市场结构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过程中的重要性，市场份额是判断被告是否具有垄断力的最好的证据。[9]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列举了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情形。[10]在经济快速发展、市场行为多变的今天，列举不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于是立法者们便在列举基础上加上兜底条款。该规定同样体现了立法者的市场结构的考察视角，承袭了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规定。

具体到金融领域中，由于金融资产与工商资产的共同逐利性以及信息优势等原因，金融机构往往更容易对外扩张并进行相互联合。[11]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金融混业经营和产融跨业融合趋势的兴起，美英德日等许多发达国家对于金融集团的发展和扩张往往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而相对放松了对金融集团市场力量集中和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的规制，从而使得一些诸如花旗集团、汇丰集团、三菱集团、瑞穗集团、国际荷兰集团等超大型金融集团不断涌现。这些金融集团通过其雄厚的资金和庞大的金融服务网络，不仅占据着本国金融市场极大的市场份额，而且还将其触角伸向全球各地，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也占据支配地位。[12]在国内，2006年招商银行的信用卡中国内卡业务的市场占有率为42％。然而，依据我国反垄断法，“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就不可能对其发起反垄断法调查。对于可能的损害竞争也不能进行有效的抑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金融集团领域，市场支配地位的含义有所不同。因为以常规的从商品市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概念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在金融服务领域直接适用。在金融集团领域，市场份额的标准是立法者首先予以采用的。不过，在市场份额方面的法律规定似有不足。就市场结构方案而言，市场份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市场份额达到了50%的企业，只有在根据其他因素可以明确地作结论时，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强度足够的残余竞争，方可不被视为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在另一方面，一个市场份额占25%的企业，只有当其他因素明确地说明，该企业的竞争对手仅占有一个相对弱的市场地位时，方可被视为占有市场支配地位。[13]然而，在反垄断实践中，市场份额基本上是对企业过去竞争力的说明，而不能确定企业以后的市场地位。[14]随着市场情势的变化，企业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发生改变。并且，从更严谨的角度考虑，这个市场份额应当是一个相对的市场份额，即相对于相关市场上的竞争者的市场份额以及交易相对方的市场份额而言。因为，仅仅孤立地根据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不能充分证明该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大小，其竞争者的市场份额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这个企业的市场影响力。例如，一个银行集团的市场份额占到了60%，这个时候，如果市场上的其他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均在5%以下，那么显然这个企业在相关市场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如果有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占到了30%甚至更多，则这个企业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此外，如果交易相对方的影响力很大，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销售商的影响力。所以，要把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放在与相关市场的竞争者以及交易相对方的市场份额的总的关系中来考察，才能对该企业的市场影响力进行正确的评价。所以，确定市场支配地位，还必须同时考虑其他可以说明企业的竞争地位的因素。具体包括：⑴对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设置的障碍。进入市场的障碍越高，企业相对于潜在的新的竞争者受到的保护程度就越强。⑵企业转向生产其他产品的可能性。企业转产的灵活性越大，该企业对其客户的依赖性就越小。⑶交易对手转向其他企业的可能性。交易对手的选择性越小，该企业对市场的影响就越大。

简而言之，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应当是建立在对企业和对整个市场众多因素进行一揽子评价的基础上的，但是市场份额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中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在金融集团领域，就市场结构而言，不能一味地过度保护，应该适当降低市场结构的比例，对于金融集团的垄断行为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以保证市场竞争秩序。这是从静态的方面来说。就动态的视角而言，应该对市场准入的障碍和竞争对手的他向选择进行必要的考察，以做出科学的决策。

二、金融集团相关市场界定

相关市场（RelativeMarket）（也称特定市场）的概念首先出现于美国反托拉斯法判决中，是指作为竞争主体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开展市场竞争的市场范围，对这个范围的确定被称为相关市场的界定。相关市场又分为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理市场，欧盟法院又进一步确定了相关时间市场。金融集团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取决于相关市场的认定。

（一）金融集团的产品市场

产品市场是指与被告的产品进行有效竞争的商品或服务的范围。确定产品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只有相同或相似的产品才属于相关的市场。所谓相似，并不是指产品物理、化学或技术上的同一，而是指产品市场就是由“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替代性的产品组成的”。[15]产品之间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可以从需方替代性与供方替代性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一，需方替代性——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如果不同生产者的产品在原则上都同样适用于某个确定的使用目的，即可以满足一个确定的需求，那么，它们相互就可以替代，并属于同一个产品市场；第二，供方替代性——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者都可能利用现有的技术、设备在很短的时间里，转产其他产品，给该相关产品市场的原有竞争者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供方替代性就是从这种有可能的、潜在的投入市场上的竞争中来分析判断相关产品市场的。

在金融集团化背景下，金融产品的研发是金融集团在市场竞争中十分借重的。为了规避产品市场的传统界定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研发都体现出差异化的趋势，尤其是在保险产品市场和个人理财产品市场，琳琅满目的产品更是推陈出新。所以，我们在对金融集团在相关市场中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中，必须对产品市场的含义做出更为严格的界定。

一般来讲，金融市场是指以金融资产作为交易对象而形成的供求关系及其机制的总和。[16]金融市场的分类依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按照标的物可以划分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黄金市场；按照中介特征可以划分为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按照交割方式可以分为：现货市场和衍生市场等等。[17]但是，从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角度来讲，并非所有的划分都有意义。按照中介特征和交割方式的划分以及发行和流通特征的划分对于企业在相关市场的支配地位的认定过于宏观，取得支配地位的难度也非常大，如果采用这类划分，对于金融集团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的认定就过于宽松，不利竞争秩序的维护。按照标的物的划分方法比较适中，不至于过于宏观，而且在具体认定和相关功能以及外部特征方面更加明显，有利于执法的便利和执法成本的降低。

（二）金融集团的地域市场

地域市场是决定相关市场的另一重要因素。地域市场是指“消费者能够有效地选择某种竞争产品，供应商能够有效地供应该产品的一定区域。[18]欧盟委员会认为地域市场是指“在这个地域内，有关的供应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企业处于基本相同的竞争条件下，并且这个地域和邻近地域相区别，因为相互间的竞争条件特别明显的不同。”[19]这些相互竞争的条件应当包括：在一定地域内不同生产者提供生产和服务的成本（最主要的是运输成本）、消费者的喜好、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等等与卖方或买方相联系的一切因素。

在一般的产品领域，地域市场的范围局限于国内或国内的某一部分。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集团的综合经营乃至跨业经营方式已经逐步为各国所认同，国际上大的金融企业之间相互持股、控股现象日益普遍，且大都得到了有关国家反垄断主管机关的许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反垄断机关在考察金融集团的市场地位时，重点不再是集团的绝对规模，而是其相对规模。随着全球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继续演进，市场形态正由地区市场向全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发展。所以，在地域市场的划分方面，我们应该选择比较适中的地域。因为我国金融产业就全国而言竞争相对充分，而且在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基本开放了金融市场，外资金融企业的登陆使竞争在全国范围显得更为充分和激烈。为了充分的维护竞争，我们必须考虑被告的规模以及原告的地域和涉诉方所在地域市场的竞争状况，来确定地域市场的层级划分。

（三）金融集团的时间市场

时间市场通常指相同或相似的商品或服务能够开展竞争的时间范围。过去，由于市场经济节奏较为缓慢，很多国家的反垄断案件在界定相关市场时都没有重视时间市场，仅仅考虑产品市场和地理市场。然而，随着科技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很多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或许企业的产品在某一时间段确实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是这种支配地位的存在只是短暂的。因此，在市场效率越来越高、科技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判断企业的某种产品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间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认为，时间市场通常是针对某些季节性的产品和服务来考虑。就金融业来讲，金融产品通常都具有时间替代性，在某一时间段其支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由于金融集团的生存模式中还存在金融集团持股非金融企业，如银行持股工商企业，金融企业可以行使非金融企业的投票权，对非金融企业的经营决策做出相关安排，所以我们在考虑金融集团领域的相关时间市场时，应该予以区分，做出不同的处理。在金融集团中没有非金融企业时，可以做出相对宽松的考察；只有金融集团中金融企业对非金融企业的生产经营做出决定性安排时，对非金融企业的产品在时间替代性上进行考察，以充分维护竞争秩序。

三、金融集团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

（一）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构成与认定

所谓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即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金融集团的整体或局部实施的超过了合法使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界限，对相关市场的竞争秩序造成损害或者可能造成损害，从而为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

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是为了规制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由于现代反垄断法越来越不禁止市场支配地位本身，而只是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20]因此，界定金融集团“滥用”行为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但是，如何划定这条界线却是现实中的一道难题，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反垄断立法或执法对一般企业的滥用行为（更罔谈金融集团了）下过一般性定义，只是给出一些标准，并根据本国的情况列举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若干典型表现。如《欧共体条约》第82条规定，“一个或者多个在共同市场内或者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地域内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滥用这种地位的任何行为，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因与共同市场不相容而被禁止”，然后由反垄断主管机关在实践中根据这些标准和典型表现就个案的具体情形来分别作出认定。从欧盟处理GE与Honeywell混合合并案中可以看出在界定金融集团“滥用”时更是依赖这种路径[21]。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列举规定了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所从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22]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也需要反垄断机构对金融集团进行具体的认定。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构成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主体。滥用主体应当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金融集团整体（企业集群）或一个核心企业（金融集团核心即控股母公司）。[23]至于联合起来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金融集团内部各个企业是否构成滥用主体可能需要进一步考察和论证。

按照各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具备支配地位的企业包括一个企业单独构成支配地位的情况和几个企业共同构成支配地位的情况，如前述《欧共体条约》中规定的“一个或多个企业”，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中规定的“企业或企业联合组织体”，法国《关于价格和竞争自由的法律》中规定的“企业或企业集团”。金融集团在法律的界定之内。

我国《反垄断法》并没有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主体做出明文规定，可以从立法目的推定，法律将所有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条件且有滥用行为的经营者都归入法律规制的范围，金融集团也不例外。按照反垄断法理论，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我国市场上具备支配地位的经营者[24]：（1）自然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我国的相关法律概念是公用企业，包括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邮政、电讯、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经营者。[25]这些公用企业长期处于政策性垄断状态，大多在我国市场中占据支配地位。[26]由于金融行业是经济发展中的杠杆产业，与任何企业的联系都非常紧密，现实中，金融集团如果与自然垄断行业能够达成一致或实质融合，就能实现垄断性相互传导[27]从而更加巩固其垄断地位，在市场行为中往往会利用其地位实施滥用行为。（2）依法独占企业。是指由于企业的市场准入受到法律法规等特别限制，使得该企业在相关市场上独家经营或者没有充分的竞争以及用户或者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的经营地位。[28]一般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烟草公司、盐业公司等。金融行业尤其是银行在贷款权的控制方面处于法律保护的优势地位。（3）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支配地位的企业。在我国市场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的金融企业本身就属于国有独资或者经过股份制改造的国有控股企业，由于体制上的遗存原因，我国国有工商企业与国有金融企业有国家政策作为纽带，其信用联系本来就十分紧密，如果企业属于金融集团成员即发生产权联系，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会更加便利。[29]

2、主观方面。界定金融集团相关主体的行为是否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否违法，主要在于对行为反竞争目的的评价。主观方面体现在滥用主体有滥用的故意，即它或它们明知其滥用行为会造成限制竞争等损害后果的发生，却希望和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实施滥用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或增强其支配地位，排除或限制竞争。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就主观方面而言，主要出自对竞争进行压制之目的。

3、客体。金融集团相关主体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侵犯的客体是有效竞争的秩序以及与竞争秩序息息相关的消费者利益以及企业自由。

4、客观方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占市场支配地位金融集团相关主体的各种滥用行为以及滥用行为对有效竞争实质性损害结果两个方面。

就主观要件和客观结果两个方面是否均为必要条件，各国在立法上存在差异。其中主流做法是目的与结果的两侧主义，即只要具备目的或结果的其中之一就可以作为认定滥用行为的依据。如《韩国规制垄断与公平交易法》第3条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是“为了不正当地排除竞争事业者而进行交易，或者可能明显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30]也有立法坚持结果主义，认为仅当支配地位的企业造成了损害或可能损害竞争结果时才被认为是滥用，不问行为前或行为时是否具有损害竞争的目的。例如，《欧共体条约》规定，“一个或者多个在共同市场内或者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地域内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滥用这种地位的任何行为，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因与共同市场不相容而被禁止……”。而并未明确规定具有排除或限制竞争的主观目的也是判断滥用行为的一种标准。

笔者认为，两者均应为必要条件。因为，坚持结果主义一般是考虑在执法中认定目的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在具体执法中以企业的行为为佐证来认定其目的。并且，没有主观上的不法目的支配下的行为，对其进行规制并不能达到法律应有的惩戒和规范的效果。

从反垄断法上来看，对于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要从反垄断法的最终目标入手。如果一国竞争法的最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那么金融集团对经济效益、社会福利的减损行为就是滥用；如果一国选择公平的交易作为竞争法的主要目标，那么对市场公平交易秩序的破坏、利用优势的谈判地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就是滥用行为[31]。美国反垄断法注重市场效率，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分析理论深深的影响着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而欧盟的竞争法则注重欧盟内部市场的统一，保护中小企业的权利。我国认定金融集团滥用行为尤其要关注以下两点，即滥用行为是由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金融集团相关主体实施的；滥用行为主要在国内市场产生了反竞争的后果，具有违法性。

（二）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典型行为

金融集团，尤其是跨国公司控股或控制以及国内国有资本控股或控制的金融集团，其市场支配地位为其滥用这种优势实施垄断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般认为最可能出现的垄断行为包括：1、金融子公司相互之间尤其是存款机构向集团内其他子公司提供不符合标准或低于市场合理价格的资金支持；2、金融子公司拒绝对其他子公司的竞争对手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联合抵制以确保其他子公司的市场优势；3、强制性搭售，即对锁定客户以提高融资成本或拒绝服务为要挟，要求其接受其他子公司的服务，等等[32]。其结果必然对市场自由竞争和消费者利益造成损害。我们主要对差别对待、拒绝交易、变相搭售三个最典型的行为加以分析。

1、差别对待。差别对待即歧视，是指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对象，就其所提供的商品的价格、配件供给、交货速度、担保、售后服务以及其它交易条件，给予明显有利或不利的区别对待。

差别对待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价格歧视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美国《克莱顿法》最早直接规定价格歧视为非法。[33]在很多时候，差别对待具有内在合理性，“这就使反垄断策略陷于效率与公平的冲突之中。人们一般认为，实施价格歧视行为的企业在市场上的势力越大，这种价格歧视对市场竞争的危险也越大。”[34]

典型的例子是附加条件限制，即交易中的优势相对方，根据对方企业的身份，对其做出不公平的附加条件限制，使两者在竞争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导致部分企业成本过高，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例如，一个银行在贷款中规定对金融集团内部的成员相对于非成员企业的竞争对手更加宽待的条件，这就使两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差别对待行为在经济生活中比较普遍，它也不是当然违法行为，是否受到反垄断法规制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合理性分析。具体操作上应当考虑竞争者与金融集团的关系，是否具备成员的资格条件。

2、拒绝交易。拒绝交易也称为抵制，是指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与对手交易。如果一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意图进入相邻的市场，例如一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钢铁企业意图进入汽车制造业，它就可能采取拒绝供货的方式，拒绝向市场上的某些汽车制造企业提供某种生产汽车的特种钢材。[35]拒绝交易可被视为差别对待的极端情况，是支配企业妨碍下一阶段企业市场竞争的重要方式。

拒绝交易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生产商通过拒绝供货的方式，可以强迫批发商或者零售商按照其规定的价格销售商品，从而可以限制批发商或者零售商在这种产品上的竞争，“经验表明，拒绝供货是卖方在买方不遵守转售价格的情况下使用的最有力的武器”，[36]其次，拒绝交易会减少上下游生产阶段市场上竞争者的数量，降低该市场上的竞争程度；此外，拒绝供货还会限制消费者的购买渠道。

在金融集团中，集团的银行等机构拒绝为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融资，或者人为附加不合理的条件，变相拒绝一些企业的贷款，使其生产融资成本增加，无法与成员企业在同一地域市场或者时间市场上竞争，实际上便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当行为。

拒绝交易是合同自由原则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矛盾的产物。反垄断法并不给一般性的企业强加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的义务，以保证合同自由、意思自治的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同时，如果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无正当理由拒绝交易时，则属于滥用了合同自由原则，对自由竞争造成了损害。为了保护弱小的市场主体，实现市场主体之间实质上的平等，从实质上促进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必须对拒绝交易行为予以规制。

3、变相搭售。搭售是指卖主在销售一种商品时，要求买主同时购买另一种商品的行为，也就是出售人销售商品时以买方购买另一种商品为条件的销售方式。[37]这种销售方式也称作拥绑销售。反垄断法所规制的搭售属狭义的搭售行为，具有强迫性。另外搭售还要同促销相区别，如生产商为了促进新产品的销售，将新产品与老产品搭配销售，这时新产品的定价一般低于市场价，并且具有暂时性，因此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整对象。

搭售行为一般发生在卖方有一定的市场支配力，购买方对一种商品有急切的需求，卖品又具有独特的特性，商品替代性较差，这时销售商才有可能要求购买方购买不需要的商品。

在日常的金融行业市场行为中，变相搭售行为随处可见。主要的形式是，在银行和保险业出现了混业整合的时候，银行在其市场行为中以购买其保险产品作为为企业提供贷款的交换条件，典型如房贷保险。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利用了其优势地位，在金融集团内部的银行业和保险业经营中达成了一致，从而利用客户的贷款需求，在保险业的经营上排除了任何潜在竞争对手的竞争可能。这种行为是典型的垄断行为。变相搭售是一种纵向的非价格约束，是搭售方利用其在搭售品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将这种优势延伸到搭售品市场上，从而企图获得高额利润的限制竞争行为。

与之类似的便是金融集团的排他易和选择易。如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利用与客户的关系，向客户强力推销其承销的证券或其他无法卖出的金融商品、联手促销的金融商品或将劣质商品转售与客户。[38]而且，行为可以变异为消费者欺诈。[39]在这种情形下，银行利用自身优势地位的行为显然是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但是否将其归入垄断协议行为，还要考察银行与保险公司就银行利用优势地位向客户推销保险是否具有明示或者默示但可推知的协议的存在。例如，2008年4月，都邦保险与兴业银行签署了全面业务合作协议书，此次合作包括协议存款、资金结算、产品、客户开发等多层面的业务。此次合作充分体现，银行与保险双方由单纯地利用银行渠道销售特定险种，逐渐扩大到多个领域，对消费者提供更多金融保险服务。[40]这实际上便是一种明示的协议，可以纳入反垄断规制范围。

四、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垄断状态和垄断行为相结合――规制模式的选择

反垄断法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国际上主要采用两种不同的制度，即结构主义规制方法和行为主义规制方法。

结构主义规制方式，是指通过对市场支配地位进行控制使之保持合理的市场结构目标的反垄断控制制度。即反垄断法针对的对象是集中的市场结构或者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该理论认为，当企业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其所在的市场就是一个集中的市场。这种情况下，反垄断法即确认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违法，需要采取分拆企业等手段减少市场集中度，使市场恢复竞争状态。行为主义规制方式，是针对企业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进行的不公平或不利于竞争的行为进行控制的制度。根据这种方式，反垄断法针对的对象是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而不是市场支配地位或者集中的市场结构。[41]结构主义控制制度以日本为代表，欧盟及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采用了行为主义控制方式，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结构主义为主，其后以行为主义为主。[42]两种方式的价值取向和法律后果大不相同，分析两种方式的理论基础和优劣利弊，对我国金融集团反垄断立法和执法实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结构主义认为集中的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有负面影响，反对市场的过度集中以鼓励充分的市场竞争。但结构主义并未达到理论的目的，单向的因果关系逻辑反而削弱了正常的企业发展动力，同时政府的干涉也干扰了市场的合理发育，影响了经济规模、经济效益和经济组织的发展。行为主义则纠正结构主义的“滥杀无辜”，使市场回归公平的竞争，同时并不反对企业的做大做强。行为主义注重的是市场效益、行为和结构的双向作用。考察主要的国家，可以看到，目前比较通行的是行为主义的规制方法，同时辅以结构主义的前提标准。

结构控制和行为控制，无论在控制对象还是在法律特征上，无论是在法律构成还是在主要表现形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在反垄断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担负不同的任务。但是，纵观各国反垄断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我们又发现，结构控制与行为控制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在相互对应、互相区别的同时，又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在调整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维护竞争性经济秩序的过程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发达国家反垄断法目前均将具有垄断状态或市场支配地位作为界定垄断行为的先决条件，有的还做了明确界定。如英国、德国的反垄断法均具体规定了构成市场支配地位的市场份额。这样做的好处是增加了法律的确定性，不但有利于执法机关的执行，而且有利于企业遵守反垄断法。这一经验也被我国立法所借鉴。德国的反垄断法还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制度，也就是说，对于具备一定市场份额的企业推定其具备市场支配地位。这个制度同样在我国立法中得到反映。[43]我国反垄断立法较为成功地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但应注意，推定制度不应绝对化，市场是复杂的，将标准简单化一方面固然有利于执法，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伤害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反垄断立法者面对的一个难题，执法的便利性有可能导致“一刀切”。而且，如上文所述，笔者认为这样的一个绝对化的市场份额推定在金融综合经营乃至金融与工商跨业经营竞争的时代，似乎并不不能充分体现法律的正义。我们应当在秩序的法律价值下确保个案正义。

（二）个案正义――抗辩制度的完善

法律总有例外。由于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违法，只有滥用这种地位才是违法的。因此，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应采用“合理原则”，即被指控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企业应当有权对有关指控进行抗辩，为自己的行为进行法律辩护。法律应当允许被指控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企业对有关指控进行抗辩。

如果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能够对自己被指控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做出了客观合理的解释，即它所采取的行为是为了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恰当手段，并且主观上出于善意，反垄断主管机关和法院就可以认定其没有滥用。比如，拒绝交易是出于购买者本身的不当行为；独家交易所实施的排他性约束可以作为生产商之间开展竞争的合法手段；出于技术上和为使用者安全考虑的搭售是必要和适当的；等等。这也是在法律的一般规则下确保个案正义的体现。

我国反垄断法允许这种抗辩。如《反垄断法》第43条规定：被调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有权陈述意见。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对被调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核实。允许这种抗辩的目的，是要在处于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利益与其竞争者或消费者的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协调，防止明显偏向某一方从而更有利于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也实为一种对复杂市场行为的更接近真实的诉求。

（三）完善制裁――责任体系的充实

关于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责任问题，笔者认为，应充分鉴借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特点，建立形式多样、富于实效的法律责任体系。首先，我国应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责任来制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就行政责任而言，对于违反反垄断法的各种滥用行为，反垄断主管机关有权责令行为人停止违法、颁布行为禁止令、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就民事责任来说，经营者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损害他人权益的，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经营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且可借鉴美国等的增加赔偿制度，如三倍损害赔偿等，以增强民事责任对滥用行为的制裁力度。同时，为充分发挥法律的权威作用，有效制止严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违法者，应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制度中规定必要的刑事制裁条款，对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对于世界各国在控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过程中所采取的其灵活多样的方法，如采取恢复竞争措施、责令改换替代经营方式等也可予以借鉴，这些方法既可降低审理滥用行为案件的成本，又可及时有效的制止违法行为，体现效率原则。

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均有规定，可以通过法条指引到相关的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规范。如第47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而在第49条中，“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可以直接指引至整个侵权行为法律体系。在民事法律体系中有详细的配套规定，在《反垄断法》中没有必要明确规定。

但是，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乃至经济型垄断的三种行为模式，刑事责任在《反垄断法》中没有体现。涉及刑事责任的是第52条和第54条，分别针对反垄断执法过程中相对人的不予配合和执法人员的渎职行为，而针对垄断行为本身则没有刑事责任的规定或者法条指引，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个遗憾。

美国的反垄断法经验表明，自1974年修改《谢尔曼法》大大提高刑事处罚标准以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得到了更好的遵守。”[44]因此，为了规制严重的滥用行为，反垄断立法中应当规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制度。笔者建议，对于情节特别恶劣、危害结果极其严重、证据确凿充分的滥用行为可依法追究支配企业和主要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对其处以罚金和徒刑。当然，鉴于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模式，关于滥用行为具体的犯罪构成和刑事制裁措施应由刑法作出补充规定或者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规定。

当然，金融集团反垄断规制研究在我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控制还需要与金融监管密切配合，[45]尚有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理论界的长期探索和实务部门和立法执法部门的及时总结，笔者期待更多的同仁能关注这个问题，期望我国金融反垄断法制建设早日完善。

【注释】

[1]FinancialIndustryConsolidationSurveyResults，AFPResearchDepartmentSeptember2000，AssociationforFinancialProfessionals.

[2]王健：《企业经济集中与反垄断法》，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二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95页。

[3]详见《中国央企的“产融结合”》，载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1月15日。

[4]杨勇：《金融集团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5页。

[5]（美）肯尼斯哈姆勒：《法律全球化：国际合并控制与美、欧、拉美及中国的竞争法比较研究》，安光吉、刘益灯译，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十四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390页。

[6]我国金融集团的发展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产业资本涉足金融行业即“由产而融”，90年代末随着股份制银行兴起和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加速，“由融而产”也浮出水面，在我国出现产融双向结合的局面。

[7]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8]德国法还规定，由多个企业组成的整体有如下情况时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1)该整体由三个或三个以下企业组成，它们共同占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市场份额，或者；(2)该整体由五个或五个以下企业组成，它们共同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份额。除非这些企业能够证明其相互之间能够开展实质上的竞争，或者这些企业在总体上相对于其他竞争者不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的。

[9]例如，在微软垄断案的一审中，杰克逊法官在事实认定书中判定微软公司在电脑软件市场中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理由为：微软公司在全球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占有率已经的保持在95%以上；微软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受到产业高入门障碍的保护:消费者缺乏商业上显著的替代性选择。

[10]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㈠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㈡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㈢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

[11]JosephG.HaubrichandJo?oA.C.Santos，BankingandCommerce:ALiquidityApproach，WorkingPaper，2001.

[12]AlexanderRaskovich，ShouldBankingBeKeptSeparatefromCommerce，EconomicAnalysisGroupDiscussionPaper,2008.

[13]（德）P·贝伦斯：《对于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滥用监督》，详见王晓晔编《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14]市场份额，又称市场占有率，是“根据企业总产量、销售量或者能力的比例，对该企业在一个行业或者市场中的相对规模的测定方式。”市场占有率﹦（特定企业的销售额﹢特定市场的销售总额）×100％。各国法院或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认定企业是否居于市场支配地位时，经常将市场占有率视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1992年联合签发的《横向兼并指南》就如何计算市场占有率做出规定。根据欧盟1989年制定、1997年修订的欧盟兼并控制规则，欧盟主要依据产品价格计算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15]MarkFurse,CompetitionLawoftheUKandEC,BlackstonePress,1999,p69.

[16]张亦春，郑振龙：《金融市场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2版，第1页。

[17]同上注，第8-11页。

[18]李小明：《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违法认定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07年第11期。

[19]阮方民：《欧盟竞争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20]王婷：《应对反垄断，金融业准备好了吗》，载《中国证券报》2008年8月1日。

[21]CentoVeljanovski,ECMergerPolicyafterGE/HoneywellandAirtours,Competition&CommunicationsEconomists,Winter2003.

[22]我国法律禁止的滥用行为包括：㈠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㈡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㈢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㈣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㈤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㈥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㈦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23]金融集团之间以及金融集团与其它企业的联合滥用其危害更大，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4]尚明：《反垄断――主要国家与国际组织反垄断法律与实践》，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25]详见1993年我国《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2条。

[26]孙晋：《自然垄断的规制改革与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科学构建》，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5期。

[27]笔者在这里把两个或两类及以上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的结合称之为“实现垄断性相互传导”。

[28]孙晋：《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构建与政策性垄断的合理界定》，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3期。

[29]笔者认为金融企业与工商企业的产融结合分两个层次：基于信贷形成的信用关系表现是较低层次的产融结合；基于单项持股或双向持股形成的股权关系则是较高层次的产融结合。发达国家更多的表现为后者。

[30]游劝荣：《反垄断法比较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31]种明钊：《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32]闫海：《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载经济法网，2008年6月15日访问。

[33]张穹：《反垄断理论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34]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35]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36]Reportsofthecommitteeofexpertsonrestructivebussinesspractices.Paris.1969.p.21.

[37]殷志刚：《搭售的不正当竞争性质及其规制》，《集团经济研究》，2007年第20期，第168页。

[38]种明钊主编：《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页。

[39]人民网：视频资料《银行推销保险美其名曰‘存款送保险’》，2006年9月25日.

[40]《兴业银行联姻都邦保险》

[41]如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并不限制企业的优势地位，而是反对优势地位的滥用。根据该法规定，当作为某种特定商品或劳务的供应者或需求者，针对下列条件下，如果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就构成了企业的优势地位：第一，没有竞争者或者竞争者很少;或者第二，相对弱势竞争者。对于第二个条件，除考虑其市场份额外，特别要考虑其财力、采购或销售市场的渠道、与其他企业的财产上的关系以及对其他企业进入市场在法律和事实上的限制等因素。

[42]（美）马歇尔﹒C﹒霍华德：《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典型问题与案例分析》，孙南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43]我国《反垄断法》第1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㈠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㈡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㈢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其中有的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不应当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篇10

一、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从根本上说，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是实物经济发展的结果和需要，是为实物经济服务的，我国发展金融市场、设计金融体制也必须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现代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一是通过要素积累，增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项或多项；二是经济结构转移、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三是技术变迁.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中自然资源是先天给定的，在生产中大规模增加自然资源比较困难。劳动力的增长受到人口出生率的限制，"各国、劳动力变动的差异不大，一般年增长率在：1％一3％之间。唯一对经济增长率有大的影响的是资本积累的变化，各国在要素投入增加方面的主要差异就：是资本积累率的不同、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式实现。将投入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重新配置，同样数量的投入要素的产出能在此而增加。在经济增长的的三大源泉中技术变迁是最关键的。技术创新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不会下降，从而维持经济长期增长。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迟早会停滞下来的，而且市场竞争会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源耗竭之前就早早失去活力。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则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使既定要素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技术变迁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现代技术创新从科学研究、控制实验到新产品试制、投产，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本投入，同时，许多先进的技术需要资本设备作为其载体，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资本设备性能改良上。技术的升级实质上是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而一个社会资本的积累和配置效率决定于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与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资本积累的高回报取决于资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效率。我国目前的金融改革出发点必须定位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使其能够很好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落后与混乱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金融体系是为实现这一战略服务的，由于我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极为稀缺，因此，如果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资本价格就会非常高昂。而重工业一般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这样，在市场机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落空。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只好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以便降低资本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分配稀缺的资本。这种计划体制可以保证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的重工业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但是却牺牲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稀缺的资本没有配制到生产率最高的部门。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经济的控制逐渐放松。即遵循所谓"放权让利式"改革。随着资源配置、的计划控制减弱，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由非政府部门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来，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自扩大，因此客观上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要。国家为了重建金融体系，开始改变资本分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先后重建了四家专业银行，90年代初又恢复了证券市场，外汇管理也逐渐放宽。人民币大幅贬值。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以前，金融市场化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大幅大升。国有企业因为有政策性负担，没有自我生存能力，完全市场化必然使大部分国有企业无力负担资本成本而无法生存。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并没有让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是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四大专业银行80%以上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其它融资渠道如有企业无缘。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量。但是，非国有经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进入正式的金融体系杨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极大地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除了银行以外，国家也陆续开始恢复或新建成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市场，这些非银行金融部门发展很快，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国家也仍然要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负一定责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不能在产品市场上开展公平的竞争。这在金融市场上则表现为金融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各健全的法制，金融市场十分混乱，非市场因素太多，不能有效动作，没有起到为技术创新呼经济增长积累、配置资历本的作用。

三、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技术变迁对维持长期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而技术变迁又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正是经济发展对资本积累和配置的需要才产生了金融市场，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目标只能是为经济发展高效率地筹集和分配资本。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金融市场发展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融资，另一类是间接融资，两者各有优势，互相补充。直接融资方式主要有发行股票、债券等，资金供需双方直接进行交易、或者在中介机构帮助下实现直接交易。间接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资金供给着将钱存到银行，银行再把集中起来的资金贷放给资金需求者，实现社会剩余的动员和资本化。在直接融资中，由于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技术问题，相对来说，资金供给者，特别是小额资金供给者，很难控制资金需求者的资金运用，面对的投资风险很大。作为反面，由于不受或很少受到资金供给者的监督，直接融资的资金需求着可以较为自由地使用筹集到的资金，一旦经营失败，也不必负偿还责任，因此筹资风险小而且还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发行股票或债券时进行炒作，以获得溢价发行的好处。但是，间接融资的情况恰恰相反，资金供给者只要将钱存到银行即可，由于商业银行受到中央银行的监管，有存款的再保险机制，投资风险完全由银行承担，因此资金供给者面临的风险微不足道。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或其他资"金需求者却必须面对银行的严格监督，从贷款申请到使用、还款，都受到专业水准很高的银行监督，在相当大的长度上保证了贷放资金的安全。在间接融资中，投资者的资金回报比较稳定可靠，银行承担了投资风险，并负责资金经营，所以要分离一部分投资收益，资金所有者得到的回报比较直接投资少。但是直接投资者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一旦投资失败，连本带利一概亏蚀。对于资金需求者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为了说服资金供给着购买本企业的股票或债券人需要做许多工作，而且需要付给投资者的报酬也较高，因此直接融资成本高昂。但是，如果通过间接融资，因为资金的直接供给者只是一家或数家银行、交易成本低廉、因而其融资成本就会大大下降。

从资金拥有者和资金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各有利弊，在现实经济中，金融市场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合，最有效的金融结构取决于企业、生产的性质。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企业和产业为主，其融资渠道以从大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务为主。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则有效的融资方式应以中小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为主。

上述金融体制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决定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需要的资金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地，大银行等大金融机构获取其经营和信用状况的成本很高。因此，中小企业难以得到大银行的资金支持。即使想用间接融资，也因为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更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因此中小企业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大银行天生喜欢为大企业服务，因为无论银行贷款的数额大小，一笔交易的信息费用和其它成本相关无几，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银行发放一笔大额贷款所需花费的平均成本比小额贷款低许多。中小银行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项目，只好以中小企业为主到E务对象。而且，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一样，分散在各地，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因而中小银行也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