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7 22: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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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传统的养老保险基金成长为新型养老保险基金,是一个质的飞跃,其间要经过对多种金融制度投资功能和避险功能的优化整合。所涉及的金融制度包括:传统养老保险制度、银行储蓄或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商业保险、投资基金等。
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各种制度作分析和比较:
其一,产权属性。传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属于福利性养老保险制度,由国家统包,个人不具有产权。①储蓄存款、现存农村养老保险制度、②商业养老保险、投资基金属于个人资产,国家有可能在税收等政策上给予优惠。
其二,政策性质。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鼓励性个人储蓄款与现收现付制相结合的现行养老保险模式皆属于“社会政策”;但前者属于“收入社会政策”,后者包含“资产社会政策”因素。纯粹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投资基金从本质上来看不属于“社会政策”。这是因为,从国家允许市场进入养老保险行业的政策的许可性上来看,商业养老保险模式也成为解决养老这一社会问题的渠道之一,但它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如果没有企业愿意进入,这一模式将不会发挥养老作用。纯粹储蓄存款尽管不排除用以养老的可能,但其目的的发散性太强。
其三,个人投资性。产权状况决定了制度的“个人投资性”,所谓“个人投资性”是指个人拥有投资选择权或投资委托权。很显然,纯粹储蓄存款和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具有个人投资性;商业养老保险模式的目的是为养老储备购买力或消费力,但有的保险公司为了吸引客户也进行了储蓄分红等制度安排,因而该模式也可以有个人投资性;投资基金具有典型的投资性;传统的社会养老模式和现行农村养老模式中的现收现付制则不具有“个人投资性”。
其四,个人投资收益的稳固性和风险性。不具有个人投资性的也谈不上个人受益问题。个人纯粹储蓄、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的收益均依据市场利率,主要是银行利率。有的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则通过协议性存款安排锁定了收益。商业性养老保险模式可能有固定和浮动两种可能。投资基金可以投资于证券,也可以投资于产业,是一种组合投资,收益高、风险较银行储蓄大,但可以通过组合消解非系统风险。
其五,共济程度。以往对于共济性概念的理解存在模糊性,本文此处特别予以分析。共济可以细分为“市场化共济”、“强制性共济”和“政府转移支付性共济”三种类型。为了分析方便,在共济“专业化”条件下,文章将“市场化共济”等同于“自愿性共济”。③“市场化共济”通过大数法则消解“非系统性风险”,并与专业机构共同分担“系统化风险”。“强制性共济”由国家(或行政机构)强制要求辖区内的合格对象加入共济组织。一般来说,“强制性共济”在风险消除方面与“合作互助式共济”有共性,“系统性风险”不能转移,但却节省了风险转移“对价”。“政府转移支付型共济”是“强制性共济”的深化,当共济制度中存在“政府兜底机制”安排时,“强制性共济”就演化为“政府转移性共济”。显而易见,个人纯粹存款和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不具有共济性;④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只具有“市场型共济性”;传统养老保险制度和现存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现收现付制安排具有“强制型共济性”或“政府转移支付型共济性”。
其六,功能分析。只要能解决社会养老问题,国家应当都是支持的;但如果个人或市场不能有效加以解决,国家将亲自成立相关组织。纯粹储蓄存款模式、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模式下,⑤国家没有参与组织;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和现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下,政府不但组织,而且从监管、管理到操作性过程,都由国家统揽,甚至有财政兜底机制。纯粹性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模式下,存在较强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企业参与了投资和消解风险过程,获得相应回报;现存农村养老保险模式下,只在保费增值方面有微弱的专业化分工;⑥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下,不存在分工和企业盈利。在传统社会养老模式下,个人只获得避险或养老保障效应;而在储蓄存款、现存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等模式中,个人皆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获得避险、个人资产、投资收益等综合效应。
其七,避险原理。这可以从上文的论述中有所领悟。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下,政府完全承担了养老风险;纯粹储蓄存款模式下,基本不具有避险功能;⑦现行农保制度在现收现付制下,存在代际风险共担机制,但在向个人累积账户过渡的条件下,未来给付压力最终将由政府兜底;⑧投资基金模式下,利用了集合投资的“非系统风险”消解机制,也利用专业化分工机制降低风险。
其八,公平效率评价。根据解决养老问题的程度和模式中基金的安全、管理、增值效率和功能复合程度,可以对这几种金融产品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及其效应程度加以客观评价。要说明的是,只有解决养老这一社会问题才涉及公平性。若以“零”、“弱”、“中”、“强”对公平和效率加以定性化度量,传统社会养老保险和现存农保养老模式中的现收现付制具有强公平性、低效率性;纯粹储蓄存款、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投资基金和商业养老保险只涉及效率,不涉及公平评价。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对以上金融制度优点的优化整合,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坚持资产社会政策,吸取纯粹储蓄存款、鼓励性个人储蓄存款、投资基金和商业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资产所有权特点。除“调剂账户”外,“基本账户”和“机动账户”都归个人所有。其二,发挥市场性共济、强制性共济和政府兜底共济三重机制。共济的目的是消除、降低和转移风险,保障养老资源的安全和增值。“基本账户”和“调剂账户”同时具有三重机制。“机动账户”拥有“市场性共济”特征。其三,吸收投资基金中信托投资功能和收益权功能。⑨由个人账户享有投资收益,采用个人决策投资、政府决策投资和委托投资相结合的模式。如,借鉴集合投资的大数法则原理,消解非系统性风险;利用“强制性共济”节约保险成本,拓展保险广度,实施代际之间资源的最佳配置;保留政府兜底机制防止投资风险、保证保险资源购买力。其四,监管、管理、操作职能细分,行政管理和市场化管理相结合,以避免监管中的“合谋现象”,防止管理中的“道德风险”,强化基金安全和增值责任。通过对现存金融制度避险优势和投资优势的吸收整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就可以收到“强公平性”和“强效率性”的有机结合。
二、账户所有者的“贷款权”权能
所谓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账户的贷款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为了诱导参与“基本账户”者的积极性,收到“尽力参保”的效果,法律规定,凡是有资格在“机动账户”中存款者,政府允许其以该账户为抵押申请生产性贷款和应急性贷款,并按照一定比率配款,利率优惠。二是由于大数法则和养老问题的公共性,决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强制性。为了减轻政府在“基本账户”中的兜底负担,法律规定,投保者有权利按一定利率获得政府专用贷款,以充实“基本账户”个人额定余额。本文主要论述第一层含义。
设置第一层含义贷款权能的原因如下:
1.在现存条件下,所有者自行管理账户的时机还不大成熟。可以通过一定契约,将账户中的资产贷给个人灵活管理。一是制度运行初期,“政府一市场”双重管理模式尚无成熟经验,信息卡的运行也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完善,个人暂时不宜过早介入个人账户管理。二是个人缺乏证券投资经验,农民要学会理性选择投资对象尚待时日,若自我管理账户,可能会增大账户“充实度”下降的风险。
2.证券类投资对象还不完善。我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一方面经济主体尚未有足够的信誉积累期,以充分展示期信誉级别;另一方面人们缺乏信誉资源意识,毁誉现象严重。加之人们对金融经济的虚拟规律认识还不够深刻,造成股票市场的运行极其不规范;债券市场还比较薄弱;银行也处在深层体制变革时期,潜在风险逐渐显现。在个人投资知识有限的条件下,以这些虚拟资产为投资对象,会隐藏巨大的风险隐患。
3.个人投资成本太高。首先,个人投资由于投资额度小,无法进行有效种类或数量的投资组合,将失去集合投资下的非系统风险消解机制。其次,个人投资非专家理财,信息收集成本太高。
4.农民对贷款存在迫切需求。一方面,由于农民贷款额度小、风险大、缺乏担保等原因,农民存在贷款难问题,对于农民来说,贷款权是稀缺资源。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二元经济”安排,农民收入水平长期较低,在住房、教育(子女)、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缺乏社会政策安排。加之农民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民对于资金的需求具有紧迫性、频繁性、突发性,⑩贷款权能的配置有利于缓解农民的货币需求。
5.呼图壁模式的经验借鉴。呼图壁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允许农民在发展生产急需资金时,用个养老保险证办理质押短期贷款,利率与同期贷款利率相同。从1997年到2004年,呼图壁县农保基金运营收益达980多万元,年平均利息收益达百万元,年平均增长达7%以上,基金从1100万元增加到2100多万元,基金几乎翻了一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6.防止“机动账户”激励过度。以免增加配款压力和支付负担,可以通过配款额度和收益率随缴费金额逐渐下降的制度设计加以避免。[1]三、账户体系的“代际”融资功能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推出一系列个人账户,有个人退休账户、个人训练账户、教育储蓄账户和医疗储蓄账户。新加坡的公积金账户兼住房、养老、医疗等多用途消费,具有综合效应。[2]资产社会政策理论和实践启发中国建立“个人资产账户”。采用新加坡的综合模式,还是采用美国的分立模式?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暂时适宜于“分立模式”。这是因为:(1)根据“路径依赖原理”,中国旧体制下的各种社会保障处于条块分割的状态。在向新制度过渡过程中,也应采取“先分后合”的模式,以便先把握中国环境中各种账户的运行规律,然后再分组融合。(2)代际资产转换理论的存在,也说明个人资产账户适度分立的必要性。有些账户单独存在,有利于代际之间的互助和资产转换,提高养老资源的效率。
“代际资产转换理论”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内部代际间的契约“显性化”,有利于提高“抚养”、“赡养”的实施效用。根据人生融资需求规律,人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三次信用期”,分别对应“上接受期信用账户”、“给予期信用账户”和“下接受期信用账户”。中国的“教育储蓄”,相当于“上接受期账户”,养老保险的“个人累积账户”则相当于第二、三次信用账户。“三次信用账户”间的信用互助和资产转换,可以平滑代际之间的信用需求,有利于各代的成长或养老互助。
四、账户体系的“结构金融”功能
资产证券化通常是指以缺乏流动性,但具有稳定未来现金流的资产作为信用交易基础,通过结构重组和信用增级,发行证券的融资方式。[3]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本账户”有稳定的现金流,“机动账户”和“调剂账户”在一定的信托契约下也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可以此为支撑发行证券,将未来现金流转化为当前现金流,以加速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立,减少制度建立的摩擦成本,提高制度运行效率。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账户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基础表现为两个方面:
1.“代际补偿理论”。上文提到的“资产转换理论”局限于家庭内部。代际互助产生于人类繁衍的需要和以家庭为纽带的生活生产特征,代际信用互助则产生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明晰、交换行为货币化、违约普遍化等因素。而“代际补偿理论”则超出家庭范围,在区域、行业、群体等多层次间展开。这里着重强调,在制度转轨背景下,新型农保制度实行过程中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相互补偿。在构建农保制度过程中,年龄较大者曾在旧制度运行中做出过贡献,经济体制转轨使得其既得福利遭到了损害,年龄较轻者则是新型农保制度的受益者。总体规律是年龄越轻者,农保制度越健全,受益越大。作为新制度的受益者,后期受益者应为前期受损者分担一部分制度转轨和制度建设成本。况且,随着经济发展,后来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会更高,货币的边际成本较小,鼓励下一代人向上一代人融资或转移支付,是一种福利上的帕累托改进。其实现方式则是将后代参保者的部分账户或账户中的部分资产证券化,以获得现金流为前代人融资或转移支付。
2.“代内资产转换理论”。该理论的本质是“代内资源的优化配置理论”。人的养老行为与养老前的建设和消费行为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理性的建设和消费行为应当遵循“代内资源效用最大化”原则,即:一方面人从生到死是资产的创造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消费过程。其中不乏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交织,但若能达到“临终时资源也刚好消费完”的状态,则是理性人假设下个人资源运用的最高境界。可以理解,资源的流动性越强,就越容易达到以上境界。而事实上,人们所拥有资源的流动性具有非均衡性:“非耐用品”的流动性较强;而“耐用品”的流动性则较差。人的一生中,房屋是最典型的流动性较差的资源,如果没有特别的制度安排,往往会出现临终时,存在“住房资源剩余”的难题。住房产权证券化,不但可以改善住房的流动性,解决“临终住房余额”难题,还可以利用其现金流充实养老账户,缓解住房建设时期对养老资源的“挤出效应”。
五、结论
优化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农保制度优化任务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和背景条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这要求制度设计者必须本着“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原则,拓宽思路才有可能有创新性政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金融创新方面有如下特点:
1.将传统养老问题和个人资产建设进行整合。使消费和投资、政府和市场、一般养老和消除贫困在新型农保制度中融合。
2.对现存金融制度加以分析整合。构造“强避险功能”和“强投资功能”、“强公平性”和“强效率性”的农保制度。
3.通过“机动账户”的“贷款权”进行权能设置。诱导农民尽力充实“基本账户”,用激励机制放大农民尽力参保的积极性。
4.“代际资产转换理论”为家庭内部代际资源调剂和信用互助提供了基础。有利于提高养老效率和人类繁衍质量。
5.账户体系的证券化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代际补偿理论”和“代内资产转换理论”是账户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基础。
注释:
①具体由各单位(企业单位、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农村中的集体)实现。
②现存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国家只给政策不替个人分担缴费;多数集体经济功能丧失,无力替农民分担缴费;农村养老保险演变为强制性或鼓励性个人储蓄。
③自愿共济包含市场化共济和非市场化合作互助式共济。这两者都强调自愿性,没有外界力量的强制。前者将共济中的部分功能外包,和“接包”公司订立契约,共同分担系统风险;后者则在自愿体内共济,系统风险无法转移。
④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是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一部分;现收现付制是现行制度的另一部分内容,具有代际共济性。
⑤但政府可能会给各种优惠措施。
⑥之所以叫“微弱的专业化”,是因为一方面只在投资增值方面有选择权;另一方面只能选择国债和银行。而且,国债和银行都是国有企业,这也弱化了分散政府风险的效应。
⑦这是因为,一是仅仅是预防性储蓄,目的不明确,存在太多的替代性用途。二是依赖于个人收入,收入低者,必然没有条件储蓄。三是不存在任何共济性,没有风险消解和风险转移机制。
⑧对于成立了个人账户者来说,鼓励性个人储蓄账户不存在联动效应,故不存在避险功能。
⑨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在收益权方面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收益契约”,强调结果,回报相对确定,缴费者以收益契约获得回报;后者则是一个“投资契约”,强调的是过程和行为,回报不确定,基金持有者以实际投资效果为准获得收益。
⑩婚丧嫁娶往往是一笔较大、较急的需求。对于农民来说,这些消费带有低弹性特征。同时这些消费对于自身和家庭来说都相当于是一种“人力资本”或“家庭资本”的积累。
篇2
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两者间存在很多问题,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重点内容。以下将对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矛盾的统一体
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制度是矛盾的统一体,相互依存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持续金融创新正逐渐推动在金融制度的逐渐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能有效的提升运行效率。但是在金融监管体制的制约下,要想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明确金融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规划,必要时增加约束机制,达到推动金融监管制度发展的目的。
2.保证彼此的安全性
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监管之间存在很多必然的联系,提升金融效率,能有效的提升金融安全。在处理效率和安全过程中,金融法律通常以强制性为主,在任何阶段都占据主导性的地位。由于没有安全作为提升效率的基础,如果持续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会直接构成安全隐患。
3.相互影响
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监管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金融创新对法律监管的表现趋于多样性,包括金融创新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反作用给金融创新等,如果两方面协调管理机制不明确,则无形中增加了金融风险,进而减少了金融法律监管的成效。其次金融创新加快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过程,对金融法律的监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如何完善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监管间的关系
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的同时也存在很多差异,因此为了处理两者间的关系,必须明确两者间的意义,突破原有管理形式的限制,促进两者间的共同发展。以下将对如何完善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监管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以金融在法律为金融创新的主要手段
金融法律监管必须从金融监管方面入手,金融监管指的是政府发挥主导性地位,对管理过程中涉及到的管理程序和应用方向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好自我监督管理和内部控制管理。金融法律是通过国家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及其他金融体系进行监督和管理的一种形式,如果涉及到相关金融活动,则必须根据金融机构的相关形式和监督体系确定合适的发展理念。金融监管受制于法律制度的管理下,由于金融法律制度不是比较简单的构成部分,因此需要重视监督管理的形成方式,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通过立法手段和司法手段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督管理。同时必须按照规定的制度原则和应用方式进行管理,在现代法制社会管理中,需要从规则的连贯性、稳定性及协调性方面入手,保证其朝着金融法律监管的方向发展。
2.用新的理念指导金融法律制度
金融法律监管涉及到法律制度的制定和颁布,在设置过程中,必须保证监管管理机制的有序性。金融创新式对原有金融监管体制的创新,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由于不同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创新起到了不同的发展效果。进入到金融发展阶段后,必须重视双刃剑的作用,随着金融发展制度的不断发展,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市场经济是发展主体,金融创新直接涉及到成本、风险转移和规避手段等,必须实现金融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放松管理机制,实现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配置,在此种情况下,必须按照效率优先的发展形势,实现基本法律目标。但是在其他因素的影响,对经济发展危机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打击,主要体现在金融行业的发展和监督过程中,如果没有设有完善的安全管理屏障,则会对社会本位主义的基本法律概念和自身价值造成影响。
3.在创新语境下更新法律观念
在金融创新实践管理过程中,金融法律起到制约性的作用,在效率和安全的双重管理中,安全管理制度起到一定的约束性作用,创新和监管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实践中必须坚持安全优先的原则,必须坚定不移的对金融创新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金融法律监管是金融创新的有力保障,金融法律监管能有效的刺激金融创新,金融法律监管必须对金融创新进行监控与引导。
三、结束语
篇3
1.1选题思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股金融创新的浪潮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迅速扩张和蔓延,并演进为全球性的金融变革趋势。在金融创新大潮的推动下,一批经济学家陆续从不同角度提出各具特色的金融创新理论,如凯恩斯的规避型创新理论、西尔柏的约束诱导金融创新理论等,他们对金融创新表述的角度可能不同,但其实质大同小异。金融创新是指为适应经济的发展变化,金融业在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业务技术、经营方式及管理法规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金融深化和变革的活动。它是一个由盈利机制推动的、缓慢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加入WTO协议的逐期履行,我国商业银行将直接面对来自国际金融界的强劲挑战。然而,在这个相对开放的金融环境下,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也是与日俱增。一套完善的商业银行风险防范体系尚未建立使得商业银行经营的不确定性加大。许多导致金融风险的潜在因素突出。同时,面对国际金融业的激烈竞争,作为我国金融业“老大哥”的国有商业银行要想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与国际化接轨,就必须进行制度的创新,在经营中加强风险管理。近几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步伐日益加快,工、建、中、农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股份制改造和重组上市都充满了挑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产品创新与风险控制方面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新的经济时代,如何确定产品创新的战略目标和策略,发挥核心产品的优势为客户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金融产品,从而赢得客户、扩大市场份额,是一项重大课题。
1.2研究现状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先提出创新理论,他于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归结为由创新所引起的。熊彼特所定义的创新,是指企业家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社会生产体系中来,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他认为创新既构成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与本质。自从这一理论提出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对创新理论的研究热情持续未断,但各种创新理论都未脱离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框架,都是对该理论的补充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欧美学者出版了许多著作研究和分析金融产品创新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在宏观、微观两个领域各有侧重:微观领域主要研究金融产品创新的定价原理和市场均衡;宏观领域的研究主要分析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制度与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研究金融产品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我国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唐雄俊教授在1986年的时候出版了《美国金融市场》一书,介绍美国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创新;同时,周林教授和何旗(1985)也在《金融研究》上发表了专门研究金融产品创新的论文。此后在其他刊物和书籍中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与金融产品创新相关的文献。随着我国入世,积极融入到全球的经济浪潮中,形势的变化对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国外跨国银行集团的介入,对中资商业银行产品创新产生震动,同时形成创新的热潮。国内的学者开始注重在开放的金融化境中,我国银行产品创新性的影响。
学者们普遍承认开放对于国内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外资银行能够促进竞争格局的形成,以及能够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如张晖(2005)在“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开发模式选择—独立开发还是与外资银行合作开发”中明确表达: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目前陷入一种“系统自锁定状态”,要靠“外力”才能打破这种“系统自锁定状态”。而对于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发展策略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宏观方面主要从宏观管理制度出发分析。例如,刘锦辉(2006)在“业务组织系统制约下的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研究”中强调要通过体系的创新推动银行金融产品创新。艾敬仓(2006)在“金融行业治理模式探析,中提出了金融机构的三层治理摸式。庄永南和马晓琳的《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现实思考》认为,加强对国外商业银行新业务、新产品的学习,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研究、交流和合作,从而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综上所述,有关金融创新和国内业务发展的资料不少,较多地关注国外金融产品创新的成果。但是,把金融创新理论与金融风险控制结合起来进行系统论证,国内还并不多见。于是,我选择了二者的结合作为切入点。
1.3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了如下研究方法:
(l)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文从理论上借鉴了西方金融学中关于产品创新、金融产品如何能在新的经济时代产生而不断适应当下的环境,并结合国内商业银行发展产品创新的实务现状,提出了诸如重视金融产品自主研发创新,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激励体系;处理好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建立并启动金融创新支持体系,逐步构造银行业良性有效发展的生长机制;完善产品创新后的产品保护和改进体制;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处理好创新产品与传统产品的关系等贴近实际的建议。
(2)外部分析与内部分析相结合。在对金融产品创新与风险控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本文把该风险按照外部环境风险及内部环境风险进行分析。在全面分析各类风险的产生原因及相互间的关系之后,提出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使用不同的控制方法。
1.4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是在金融产品创新的途径与方式选择过程中融入了风险控制的概念。当前的经济形势与经济全球化,我国商业银行挑战与机遇并存,本文从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的现状切入,探究当下环境下金融产品创新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寻求解决的办法。同时在金融产品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对金融风险控制理念的灌输,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要求各国有商业银行不可大意,需要创新的同时兼顾有效地采取预防可能存在的风险。
2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
2.1产品创新的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产品创新未有效利用各要素市场;产品创新无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产品创新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产品创新与信息技术融合度不高;产品创新的差异性不大,同质化现象严重。
2.1.1产品创新未有效利用各要素市场
从目前银行业创新产品来看,资产类方面逐步出现了消费信贷、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打包进行证券化处理以及信贷风险的转让等新的金融产品;负债类方面可以看到储蓄替代产品的不断出现,例如基金产品、证券投资产品、保险产品等,但是仍然缺乏实现现代金融业功能的品种和工具。虽然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了证券期货市场、货币市场和银行间外汇市场,金融市场参与主体也日益多元化,但在分业经营体制下,真正跨市场的银行金融创新产品还十分匮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还显得十分单一,而发达国家如德意志银行的金融服务品种涵盖了债券、期货与期权、股票上市、产权交易和基金管理、经纪人清算等数以百计的金融产品和对应的服务。由此可见,国内商业银行没有很好地利用各要素市场进行金融产品设计、创新,产品匮乏、简单化、金融深化程度还不足、创新压抑等现象和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1.2产品创新无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从银行现有的产品管理实践来看,国内商业银行往往采取的是“产品主义”,而不是“客户主义”,缺乏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创新意识。产品开发和改进往往从本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客户的利益出发,对客户信息缺乏必要的整合和细分,导致产品设计过程中不能有针对性地开发出具有前瞻性和吸引力的金融新产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银行主体和金融产品呈现出多样化的市场特征,但这种多样化只是银行主体和产品种类的增加,我国目前商业银行所提供的大部分金融产品没有较高的增值性和附加性,不能满足客户特别是优质客户的个性化服务金融需求。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职业与经济状况等,决定了客户对银行服务需求层次的差异性和多元化。国外银行在经营金融业务中,十分注重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及其对银行的利润贡献度,分别开发和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加强对一般中低端客户服务的同时,特别对高端优质客户提供更完善、周到的服务。香港恒生银行在开展个人理财业务中,针对高资产客户推出了“优越理财”服务;针对中产阶级的女性客户推出“悠闲理财”服务。香港汇丰银行为加强对高端客户的服务,专门设立“卓越理财”服务,为“理财总值达到100万元及以上”的客户进行全面的理财服务。在这里,客户除享受“一对一”的客户经理服务外,还可享受综合理财户口、创新备用信贷、高额透支、综合保险、旅游等多种服务和优惠。香港花期银行对“百万富翁”级客户,更是实行“三(客户经理、基金投资经理、外汇投资顾问)对一”的专业投资服务。现在,又改成“四对一”服务,为客户新增了一名理财助理。此外,这些客户还可享受银行提供的24小时投资买卖、网上贵宾理财等服务及豁免信用证(卡)年费、旅游、娱乐、购物、美容等多种奖赏和优惠。而我国由于实行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模式,出于对市场风险的控制,国家对银行、证券、保险合作有较多的限制,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合作也仅仅停留在共享网点和营销资源的较低层次上,国内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个人理财产品主要在银行自身的产品打包之上,很难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对证券、保险等综合产品的开发较少涉及。产品方面的欠缺,导致各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往往注重于表层的服务方式,如配备专门的客户经理、提供专门的场所、亲情服务等,这虽然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与个性化的“财富管理”在本质上还是有较大的距离。
2.1.3产品创新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从当前银行的经营环境来看,不断变化的市场和新技术革命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银行业务品种日益增多,覆盖了公司和个人存贷款业务、银行卡业务、国际业务、中间业务、金融衍生产品等各个领域,银行产品和服务也不断向证券、保险等其他领域渗透;但是目前银行给客户提供的许多产品功能仍然十分接近甚至重复,且缺乏产品之间的相互连接,没有考虑到将这些产品的功能进行整合和优化。此外,在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缺乏有效的交流,从而导致银行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出来的产品与市场的需求有相当的差距,难以得到市场的认同,有许多产品出现开发出来后乏人问津的现象。国内一些银行开展金融产品创新的初衷只是为了提高知明度、抢占市场,而忽视了盈利能力的提高,在创新过程中只求规模不讲效益,一味求“新”求“鲜”,致使一些创新活动表面上红红火火,但实际上赚了吆喝赔了钱。在产品的后续管理方面,则普遍存在重视产品开发,轻产品维护、产品改进的问题。银行产品推向市场后没有有效的跟踪体系,销售的实际情况得不到及时全面的反馈,缺乏产品盈利能力、客户群体、产品质量、市场认可程度等方面的事后评价和分析,无法为产品计划的调整改进提供有力依据,从而大大缩短了金融产品的生命周期,无法适应市场竞争。
2.1.4信息技术落后,与产品创新的融合度不高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不断应用于银行业务领域,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目前我国计算机网络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商业银行还不能为客户提供全面的电子信息服务,而且我国银行金融创新与信息技术融合度不够,缺乏深层次数据分析功能的营销系统就是一个例证。另外,我国各家银行在建设自己的电子网络系统时基本是独自操作,这样开发出来的系统往往导致重复建设,增加了运营成本。据统计,目前恒生银行80%花旗银行79%的业务量靠自动化设备处理,电子银行系统不仅为客户提供一般的账户查询、转账、付款等服务,而且还提供客户贷款申请与迅速批核服务,以及通过电话银行或电脑进行股票、外汇、基金等投 资的服务。但是尽管近几年国内银行业务电子化发展迅速,电话银行、网络银行、ATM等渠道的使用越来越普及,但与国外银行服务方式相比还远远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仅从我国私人银行业务来看,目前90%以上仍由柜面人工办理,许多简单的存款支取业务、代收代付业务,完全可以采取机器处理或客户自助的方式解决,却往往集中在柜台办理。如工资、代收水电费等,通常要面对庞大的客户群体,而大部分基层银行网点少、人员少、窗口少,服务很难跟上,柜面排长队现象屡见不鲜。个别开办代售火车票业务的银行,因开设窗口较少,在春运等节假日高峰期间每天门前人满为患。一方面增加了人工成本和柜台压力,挤占了其他业务的开展,另一方面造成业务处理速度偏低,营运成本居高不下。
2.1.5产品创新的差异性不大,同质化现象严重
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雷同,产品缺乏特色,金融工具品种少、结构单一,突出表现是:产品创新往往着眼于对同一客户群体的争夺,如大型企业、高收入阶层等,而对另外急需提供金融服务的客户,如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一般城市居民等,则缺乏创新性产品;一种新的创新产品开发出来后,很快就被其他银行竞相模仿,易于造成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导致资源浪费和市场秩序混乱。目前各家国有商业银行推出的创新产品大多是在传统存款、贷款、票据、投资、结算、担保等业务基础上的创新,缺乏期权、期货、票据发行便利等复杂的衍生金融产品创新,以及各类金融产品组合创新,这就使得我国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还很不够。同时,国内商业银行现阶段尚不能利用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分析手段、金融管理方式来拓展业务范围、增加收益来源,大多靠引进国外技术比较成熟、交易系统比较简单的业务,创新产品系列大同小异,独特性不强,不但无法成为自己的核心产品,反而形成了过度竞争。过度竞争使得收益率降低,为提高收益水平,银行往往需要增加投入扩大规模,形成恶性循环;由于过度竞争,竞相压价,收益水平下降,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为提高收益水平,银行只能采取各种方式,降低服务质量;过度竞争会导致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的能力降低,整体效益下降;金融创新产品维持较低的价格水平会使银行缺乏增长后劲,加上同业之间的挤兑,致使新的银行业务很难发展起来,最终降低整个行业的竞争实力。
2.2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金融创新环境不完善;缺乏新产品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有效的体制支持;新产品缺乏整体营销和品牌营销的意识;金融创新人才短缺。
2.2.1金融创新环境不完善
一是我国金融体系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在机构数量、从业人数还是资产负债规模等方面都占有垄断地位,不利于金融创新。二是我国的金融管制相当严格,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而且对创新产品审批环节多、审批时间长,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创新。三是对创新产品的知识产权缺乏法律保护。一种新产品开发出来后,由于没有有效的法律法规加以认定和保护,于是很快就被其他银行仿效,使得最初的产品开发银行预期利润降低。如中国建设银行最早推出以“汇得盈”为产品品牌的外汇结构性理财产品,首创锁定固定收益的较长期限外汇理财产品,吸引了大量个人客户将手中外汇现金或在其他银行的外汇存款转而购买该理财产品,以期取得比一般外汇存款利息高出一筹的收益。不过仅仅过了一周,国内各其他银行纷纷推出同类型产品,不论是产品设计、目标客户群、定价模式均如出一辙,受益却略略高出最先推出产品的银行。这也是各银行不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搞自主创新,从而导致产品同质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四是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普遍较低,超前消费意识和投资理财意识淡薄,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加快金融创新缺乏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基础
2.2.2缺乏新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市场的判断力
长期以来,我国对资金的利率一直实行大一统管理,由人民银行统一制定和监管,各金融机构只是负责在人民银行授权范围内组织实施,表现出强烈的计划性、垄断性和封闭性,没有实现市场化,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我国商业银行仍然无法根据企业及贷款项目风险水平的大小确定贷款利率。由此损害了利率内在平衡机制,造成了利率结构的扭曲,影响了资金配置效率,致使商业银行自主创新能力低,难以自主定价配置资产和防范风险。在新产品开发中,国内银行往往缺乏市场调研和系统分析,只是根据领导“命题”,在不完全、甚至很不了解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就进行新产品软件的开发工作,结果只能是“三边”作业(一边提需求、一边设计、一边开发),不仅新产品系统的开发质量不高,而且常常是未经市场试验便匆匆将产品推向客户,结果便是在市场上一边交“学费”,一边更大的成本改进产品质量。
2.2.3金融创新效率不高,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撑
金融产品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单个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创新步伐迟缓,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对创新涵义的理解过于狭隘,只重视单个产品推出,而对其他方面未做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使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缺乏有效的支持系统和运行机制,创新缺乏动力和持久性。目前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仍然沿用的“部门银行”组织框架。在管理上,国有商业银行沿袭了总行一分行一二级分行一支行一网点的5级管理模式,这种多层次、垂直型的组织体制往往造成信息衰减、沟通不畅、组织僵化等弊端。不利于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运作体系。在内设机构上,主要按照业务及产品分类设置部门,一个部门只负责提供一种或几种产品和服务,部门之间缺乏信息沟通,无法从整体上对业务进行综合管理,更难以对客户、渠道、业务等进行成本分析。总分行制以及总行对经济发展不同水平地区“一刀切”的授权限制,不利于在银行内部形成有效的创新传导机制,对瞬息万变的竞争市场作出敏锐的反应;商业银行对创新的激励考核机制和绩效评价体系,亟待根据创新业务的特点和新情况作出调整。与此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领域的建设模式基本上围绕数据大集中这条主线进行。但数据集中并不能直接带来银行经营水平的提高和风险管理的改善,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及时获取各类交易数据,并将交易数据转换成有用的信息和产品。
2.2.4创新产品缺乏整体营销和品牌营销的意识
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多是以个别产品的交易为中心,这导致对优质客户没有整体营销的概念,每一笔交易都是孤立的,而美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模块化产品管理方法,通过对产品的分解重组,产生种类繁多的创新组合,满足不同客户对金融服务的不同偏好。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条线分割清晰,各自为政现象普遍存在,缺乏对产品的统一规划管理。中资银行在产品形象设计时,很少将新产品与银行整体品牌相结合,错失了提升整体品牌形象的机会,并延长了新产品品牌形象在客户心中扎根的时间。如各家银行竞相推出的理财业务中,工商银行的理财金账户、农业银行的金达理财、民生银行的富林理财和保得理财、招商银行的金葵花理财等服务项目。显示了国内银行对“金”、“富”字眼的喜爱。但这些名字除了招行的“金葵花理财”是对招行的“葵花”形象的延伸外,大多数银行都与银行原来的品牌形象关系不大。
2.2.5金融人才短缺,缺乏有效激励约束机制。
人才是产品管理的关键因素。国有商业银行虽然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提倡人性化管理,确立人在产品创新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业务目标,经营责任与管理责任的具体落实和特殊的专业人才政策,因此在经营管理中无法充分发挥职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3可推出创新金融产品的种类
这里所说的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工具和业务的创新是相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过去的工具和业务而言的,并不是相对于国外商业银行而言的。银行产品创新方向可分为五大类:银行传统资产负债业务创新、中间业务产品创新、虚拟化金融产品创新、个性化金融服务品牌创新、其他金融服务创新。其中前两项创新能为银行业带来直接收入,后三项创新则可以通过提高银行竞争力,间接带来经济效益。
2.3.1银行传统资产负债业务创新
目前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新产品主要集中在个人业务方面。上海银监局在去年召开的“2009年上海银行业金融创新与监管研讨会”上强调,上海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下一个突破口应放在个人人民币产品上,上海应当成为各类人民币传统产品和新型产品的研发和交易中心。而上海做为国家确定的金融中心,其发展方向在全国金融业应产生导向作用。不断加强个人金融产品的创新,推出各具特色的产品,以品牌效应吸收存款、争取客户。 贷款业务创新产品方向仍然主要集中在个人业务方面。个人贷款新产品几乎涉及居民的全部热点需求,包括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人生产性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品种有住房抵押贷款、旅游贷款、助学贷款、汽车贷款、耐用消费贷款、装修贷款、定期存单质押贷款等多种。广东发展银行还第一个推出了个人投资创业贷款,表明个人信贷业务己从消费领域步入生产领域,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企业贷款产品创新可以在票据贴现、项目融资、福费庭融资、保理业务等方面做更大的探索。
2.3.2中间业务创新
近年来各商业银行新开办的中间业务种类繁多,归纳起来主要有证券、基金、保险、收付款、电子商务、交费易、银证通、咨询、保管箱、企业银行、个人理财、代开存贷款证明等。各类中间业务推出之初因为没有明确统一的收费标准,各行为了提高竞争力,纷纷提供免费服务或象征性收费,因此,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很低,没能起到增加银行收益的作用,也造成办理中间业务的巨额投入与低产出之间的矛盾。而随着存贷利差收益的收窄,国内各商业银行已纷纷取消免费服务,推出新的中间业务产品将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2.3.3虚拟化金融服务创新
虚拟化的金融产品是指在网络、信息与高新技术的推动下,银行的经营打破了传统的柜台概念,通过互联网和电话,以集成电路卡、网络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方式为客户提供了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集查询、转账、信贷、买卖股票、买卖外汇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虚拟银行。目前,多数国有商业银行都开通了电话银行业务,网络银行业务。但电子渠道银行口碑最好的并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而是招商银行。
2.3.4个性化金融服务创新
个性化金融产品是指银行为其客户(企业或个人)提供的个性化一揽子综合的金融服务。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包括企业银行、个人银行、商人银行、理财宝、外汇宝等。这些产品的推出表明银行与客户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客户是银行利润的重要保证和来源,而客户对银行服务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方面民营股份制银行同样领先于国有商业银行。如2010年3月底,为顺应国家扶持中小企业、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兴业银行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出首个面向自雇个体、个体工商户、合伙人和私营业主等“成长型经营业主”群体量身定制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兴业通”。此次升级后的“兴业通”品牌产品“集贷款融资、支付结算、理财规划与贵宾服务”为一体,是国内首个专门针对成长型经营业主提供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的产品。 与同业同类产品相比,“兴业通”最大的特色在于其提供的不再是单一的银行产品或服务,而是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方案。除了基础的支付结算功能,“兴业通”提供的贷款资金将有力支持经营业主扩大经营规模、改善经营条件。
篇4
关键词:金融创新;存款准备金制度;货币政策体系
金融创新在改进金融服务、鼓励直接融资和减轻间接融资压力的同时,又削弱了存款准备金的功效,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与GDP的相关度,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地位受到置疑。适应我国金融创新发展的需要,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创新机制和动态的自我调整机制,以减少金融创新给金融宏观调控带来的负面影响势在必行。
一、金融创新对存款准备金的影响
由于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供给量都可以视为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乘积。而货币乘数可以表示为:K=1/(rhe)。其中:r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h是现金漏损率,e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一般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改变货币乘数,控制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从而调节货币供应量。但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乘数中的有关变量不断发生变化,致使中央银行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能力减弱。
(一)金融创新缩小了法定存款准备金r的计提基数,从而降低了实际提缴的法定准备金。第一,金融创新使融资证券化趋势日益增强。大量资金从存款性金融机构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绕开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约束。第二,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机构的负债结构比例,尤其是商业银行、外资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存款在其负债中所占比例逐渐下降。2004年,外资金融机构全年净拆入资金604亿元,同比增长40%,政策性银行共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4348亿元。这两个方面的结果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在负债中的比例下降,非存款负债比例上升,因此降低了提缴的存款准备金。2004年,全国存款类金融机构的非存款负债的比例已达22.45%。第三,商业银行通过创造出的介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之间或逃避计提法定准备金的新型负债种类来减少实际提缴额。如近年来,人民币理财再次升温,工商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等都纷纷公开发售以央行票据为主要投资方向的人民币理财产品。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实际提缴额与金融机构负债总额的不对称,从而使事实准备金率低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因近年来金融创新的不断变化发展,该缺口正在不断扩大,使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工具的作用力被削弱。
(二)金融创新使银行超额准备金率e的弹性增强,致使法定存款准备率的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受到限制。金融创新使货币市场高度发展,使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不断降低。一是银行通过调整超额储备的途径很多,银行保持超额准备的机会成本得以提高,从而使银行尽可能调低超额储备愿望加强,使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的刚性减少而弹性加大。二是货币市场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增强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各商业银行才可以尽量压缩超额存款准备金的数量,扩大贷款投放,同时又可以把大量闲置资金投放货币市场,获取高于央行存款的利率,一旦头寸吃紧可以随时通过回购业务,从市场上筹集资金。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85年—1991年的7年间,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基本稳定,保持在13.2%—12.28%之间,偏差是0.92。从1992年—1998年的7年间,银行超额准备率则大幅下降,一直保持在7.31%—9.54%之间,偏差是2.23个百分点。从1999年—2004年的6年间,银行超额准备金率进一步下降到5%左右。另外,支付结算方式的不断创新,大额支付系统、小额支付系统在全国的推广应用,转账结算的速度大幅度提高,从而可以有效降低超额准备金的占用比例。
(三)金融创新使现金漏损率h出现不断下降的变化趋势。现金漏损率h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持币的机会成本、公众偏好与支付习惯、金融制度的发达程度等。金融创新从促进金融制度发达方面对现金漏损率h产生变小的压力。1985年—1989年,现金漏损率h大致保持在22%左右,1990年—1994年,现金漏损率h保持在18%左右,1995年—2000年,现金漏损率h大致保持在12%左右,2001年—2004年,现金漏损率h则进一步降到10%以内。主要原因:一是POS机的普及、ATM机的推广,使得随身携带信用卡比带现金更安全、更便利,大大节约了现金使用量,提现率大幅度下降。二是金融机构开展的工资业务日益为公众所认同,2004年末,全国金融机构工资总额1.45万亿元,占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85.9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现金漏损比率h和银行超额准备金率e都会因金融创新而不断变化,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准确预测的难度加大,进而影响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
二、金融创新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一)金融创新使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难度增大了。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使货币定义及其计量难度增大。金融创新以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资产之间的替代空前加大,模糊了原有货币定义中的界限,界定M1、M2、M3,等层次的货币的内涵变得十分困难:
一是难以判断什么是货币,或者说货币的外延扩大。目前,不但现金、账本上的存款数字是货币,企业通过一定程序发行的公交卡、电话卡也当“货币”使用。二是难以计量货币的数量,货币创造主体出现多元化,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一方面,由于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大为增强,模糊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混淆了这两类金融机构在存款货币创造功能上的本质区别,使得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提供通货)和商业银行(提供存款货币)二级主体,扩展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三级主体。比如,国库券、基金、保险单等这些金融资产可以随时在金融市场上转让变现,或者进行质押贷款变为现金,其流动性已经不亚于定期存款,事实上已发挥着货币的某些功能。而现行这些流动性极高的金融资产并不在人行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范围内,对人民银行的金融决策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电子商务与网络金融业务基础上产生的电子货币,其发行正以一种类似于商品生产的方式进行,银行、信用卡公司、IT企业,甚至一些大型传统企业,都成为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中央银行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和限制。如公交部门发行的公交IC卡,电信部门发行的电话卡,等等。但是从目前的统计制度来看,公交卡、电话卡的数量,人民银行无法统计。三是金融创新部分地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加。近年来一些金融市场方面的创新,如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允许企业海外上市等,使得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难度更大,跨国界的金融活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如果我国拟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却可以通过境外上市等手段筹措资金,扩大信用规模,于是便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拟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二)金融创新使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中介目标,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是其有效性发挥的重要基础。实证分析表明其相关性有下降的趋势。比如,2003年和2004年,为适度控制金融机构信贷扩张,人民银行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达到7.5%。2004年,M1、M2增长率分别下降5.1和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有所下降(其幅度均不超过1)。但是2004年—2005年的GDP仍分别增长9.5%和9.9%,增长幅度仍超过往年。主要原因是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企业投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降低,直接融资的比重相对提高。
三、政策建议
金融创新对存款准备金、货币供应量、货币的结构和内涵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因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央银行应积极采取对策,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一)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控,为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创新机制和动态的自我调整机制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金融创新是市场本身发展力量的自发显示,而货币政策则是政府运用货币手段对市场发展中表现出的某些方面的失灵和缺陷进行人为调整和补救。只要这方面的市场缺陷存在,货币政策便有存在的必要,两者的冲击与调整的对比较量便会持续下去。因此,必须把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控作为中央银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中央银行要研究建立金融创新监控制度,加快建立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监管部门的金融创新信息共享机制,对金融创新的发展情况、规模大小、对经济金融的影响程度,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监控,以便对货币政策工具适时进行动态调整。
(二)应研究对投资理财业务征缴存款准备金的问题。从存款准备金管理来看,不能因为商业银行有关负债业务在名称上没有“存款”二字就不适用于存款准备金制度,对商业银行向公众发行的债券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产品应考虑适用存款准备金制度。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规范地进行业务和产品创新,改进金融服务。
(三)适当调整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和地位。面对存款准备金率效力减弱的现实,应提高公开市场操作这一政策工具的地位。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运用,但是对其作用和地位应有所调整,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变化,应更多从配合其他金融制度实施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角度出发,要逐步演变为约束货币供应增长、增强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调整有效性和灵敏性的基础性制度,而不是单纯依靠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货币政策调控。
篇5
一、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合作金融的关联性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目标。有学者对新农村建设的五个方面进行了形象的解读,认为生产发展就是“人人有事干,户户有钱赚”;生活宽裕就是“吃住不用愁,医学不用忧”;乡风文明则指“邻里如一家,遵纪又守法”;村容整洁就是“村村美如画,庄庄开鲜花”;管理民主即“村官拿意见,村民说了算”。这2个字的目标显然说明,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通过推进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作用就显得非常明显,而农村合作金融完善了金融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生产、生活都需要完善的金融服务,离不开合作金融。
新农村建设需要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业务单一,管理粗放,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我国现行农村金融体系已很难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体制安排下,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城市工业发展动员储蓄,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农村地区成为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净资金提供者。因此,加强农村金融创新,促进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建立一个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迫在眉睫。法制是现代金融的基石,所以,要建立农村金融创新的长效机制,必须相应地加快农村金融法制建设的进程,更加有必要研究新农村建设中的合作金融法制创新。
二、新农村背景下法制创新是合作金融功能实现的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实力极大地增强了。然而,无论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了。农村金融是农村这一特定领域内货币流通、资金运动与信用活动的总称,即以信用手段筹集、分配和管理农村货币资金的活动。为适应农村地区需要设立的彼此分工又相互联系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总和,便构成农村金融范畴。相对于城镇金融,在服务的对象、经营环境和经营业务等方面,农村金融具有其独自的特征。法制创新要符合这些特征,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篇6
[关键词]金融创新;新金融工具;会计制度;措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创新成为当今世界竞争与发展的显著特征。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建立,新的金融工具如远期合约、期货合约、掉期交易等层出不穷。解决好金融创新中的会计问题,对确保金融稳健运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为更好地发挥金融创新活跃市场的作用,笔者将就金融创新中的会计制度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以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一、中国金融会计制度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始终保持稳健发展的良好势头,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金融会计制度不断完善,对金融业稳健运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对于现代经济对金融发展的要求而言,中国金融会计制度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金融会计制度不适应性的几个表现
1.对金融业特殊性不够适应。其主要体现在制度规定过于笼统,强调金融业同其他行业会计制度的一致性,在资产、负债、中间业务的规范上,会计科目过于概括,尤其是忽视了银行业支付清算业务的特点,带来了现行会计科目在实务操作中可行性差的共性问题。
2.对账务处理规范性不够适应。主要是制度规定不细致,账务处理随意性较大。现行金融会计制度在不少金融业务会计处理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模糊现象,易造成会计人员理解上的差异和操作上的无所适从或随意性,不同系统或单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受到影响。
3.对会计电算化不够适应。现行金融业会计制度主要是基于长期以来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设计的,需要根据会计核算手段的变化进行重新设计。这一滞后使得目前各行会计资料异常复杂和不规范,会计基础数据难以实现标准化。
4.对稳健性要求不够适应。主要体现在会计制度支撑不足。一方面稳健性原则执行不到位。贷款呆账准备的提取没有按照贷款的质量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度进行提高,贷款风险分类在会计核算上的体现不全面。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限制较死,易造成企业前期虚增利润、资产超期服役的现象。另一方面,金融会计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机构设置上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会计体系不完善,时有滥用会计科目、账务核对制度执行不严的问题发生。
(二)新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带来的新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带来了金融市场活跃发展的局面。一方面,衍生性金融产品大多具有以小搏大的高杠杆效应,十倍或数十倍的巨额收益吸引着大量的投资者;另一方面,新金融工具筹资成本低,融资手段多样化,既为资金需求者提供廉价的多种融资手段,又为投资者提供防范和规避投资风险的多种选择。新金融工具自身的特点,对传统会计提出了新的挑战。
1.要求规范相应配套的会计制度。新金融工具的出现,使金融会计面临着确认、计量和揭示的新问题,尤为突出的是缺乏与金融衍生工具相配套的规范的会计。这些新的金融工具发展较快,种类繁多,不同种类金融工具的性质、条件、金额、期限均不相同,风险程度也不同,金融会计对它的反映、控制能力不足,造成相当部分新金融工具被排除在财务报表之外,这些资产负债表外项目对报告使用者构成了隐藏的潜在隐患,存在资产负债表外损失的风险。
2.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原则。传统会计的主要任务是报告实际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在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过程中,贯彻客观性、稳健性、历史成本等相关原则。而新金融工具会计的主要任务是预测性报告尚未发生、将来发生后才能精确核对的经济业务,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就带来了会计制度设计基点上的分歧,传统的会计制度在原则上受到影响。
3.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计价基础。传统会计主要以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基础,所有会计要素的计量均采用历史成本,在客观形成的基础上对已经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因而计量模式讲求精准,计量结果具有确定性。对新金融工具会计要素的计量,由于不存在历史成本问题,因而改变了传统会计的计价基础,更多地依赖经验数据和知识性、规律性预测,其计价基础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4.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报告体系。传统会计报表主要报告会计主体源于过去的交易及事项的会计信息,报表体系、报表内部结构及其项目均无法完全满足新金融工具的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就要求对传统会计的报告体系从结构设计、项目内容和关联性等方面进行大的调整,否则将难以体现报告体系的实际价值。
5.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要素构成。在传统会计制度下,所有资产和负债确认的基本前提条件是要符合会计要素的定义,对其未来经济利益的测算,从企业的流入和流出都必须来自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对新金融工具来说,其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则来自双方签定的契约,规定的是未来的经济活动,不能据以确认购销业务。传统会计要素已经不能适应新金融工具会计对信息披露的要求。
由上可知,金融产品创新对传统会计带来的挑战是原则性、根本性和全方位的,需要对传统会计制度从设计原则、计价基础、报告体系和会计要素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调整,逐步建立体现金融创新特点的会计制度。
二、金融会计制度创新的思路
(一)把握金融会计制度设计的基本点
1.强化理论基础支撑。金融会计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哲学、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等方面。其中,哲学作为方法论,是构建会计制度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石;经济学和管理学作为会计学的基础学科,是构建会计制度目标的两大支柱;法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构建会计制度思想的支柱。经验表明,任何一项会计制度都是一定环境的产物,不同环境造就了不同内容和形式的会计制度,产生了法典式、规章式、混合式和社会式等会计制度模式。从中国会计环境出发,应该继续坚持规章式会计制度模式。
2.体现制度设计的多重性。不同层次的会计制度,其设计主体也不尽相同。规章级会计制度的设计主体可以是财政部、国务院其他部委或地方人民政府,企业内部会计制度的设计主体是企业本身。
3.坚持科学性与有效性相结合。在会计制度设计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包括符合政府要求、考虑企业特点、采用综合导向、实施国际协调、坚持稳定适用、供求平衡以及遵循成本效益等方面。
4.遵循会计制度的基本规律。会计制度的规律性主要表现为:会计制度的构建离不开会计制度概念框架的支持,会计工作的正常秩序离不开会计制度的规范,会计制度的规范内容有赖于会计实践,会计制度的繁简程度有赖于政府政策,会计制度的运作方式有赖于文化背景,会计制度的国际协调源于经济全球化等。
5.重视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既推动了会计制度变革,又给会计实务、会计理论和会计制度带来了较大的冲击。计算机的出现,将原来的手工会计改变为计算机会计,因特网的普及和发展,产生了电子商务、ERP,形成了财务业务一体化,并引发了网络会计的发展趋势,由此必然引起相关会计理论和会计制度的重新思考与调整。
6.扩大信息量,减少不确定性。符号经济的不确定性有两类:一类是初级的,即由自然的随机变化和消费者偏好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类是次级的,即由信息的不对称而引起的不确定性。前者系经济体系之外的力量所引起的,具有根本的不确定性;而后者则是经济体系中内生的。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量度,减少不确定性必须获取和处理更多信息。制度决定着信息的提供、处理、传递、分布及信息本身的准确性,成为对抗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为突破个人不确定性的理解力和结算力限度、规避风险提供了现实途径。(二)正确处理金融会计制度创新中的协调性问题
1.金融业系统内会计制度与金融业统一会计制度的协调。金融业统一会计制度的修订应经过充分酝酿论证,保证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尽量减少金融业各系统内部的补充制度。从务实的角度确定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完善内容,既要适应金融业务的需要又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注意基本的技术层面,既要考虑中国经济环境又要体现国际惯例,保证金融业统一会计制度在各系统内的适用性,以及各系统切实按统一会计制度从事会计工作。这样,一则可以使各系统有权威性的参照依据,二则可以保证各系统会计信息与平时账务处理的一致性,便于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披露真实全面的会计信息。
2.金融业会计制度的国际协调。资本市场是市场体系的核心,资本市场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公平和效率是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的基本准则,资本市场的顺利运作和健康发展有赖于会计及其信息披露的质量。目前,会计的国际协调得到了大多数国家及有关国际性组织的支持,成为各国政府增强本国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跨国上市和发行证券的公司企业降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成本和提高筹资效率的重要途径。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透明、可比和充分披露成为各国政府、财务信息提供者、财务信息使用者和有关国际性组织的一致性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其程序和会计方法具有可通用性,各国在同类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方面差异并不大,其国际协调存在现实性。
(三)建立稳定性与应变性相结合的机制
会计制度作为一种会计规范,一方面要求保持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经营方式、新的金融业务不断涌现,会计制度也必须及时修订与完善。建立稳定性与应变性相结合的机制,有效防止由于会计制度的滞后影响金融业务的发展或导致金融会计信息的失真或混乱,是金融会计制度改革的前提和关键。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会计制度的本质是节约交易成本。会计制度具有浓缩的特征,是内生性的“共有信念”,所有的交易主体从这些浓缩的信息中受益。这种“共有信念”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当随机变量因素作用过大以至于动摇了信任基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大的偏离,产生“诚信危机”。为了防止陷入危机的恶性均衡,会计制度要通过纠错机制进行“补漏”,这既是制度完善的要求,也是制度演进的动力。按照演进博弈论,会计制度是在反复博弈中形成的渐进稳定动态均衡,即“进化均衡”,规则决策与“混合策略决策”相对应。这表明,正是随机因素的累积,而不是纯粹的竞争本身,确保了有效结果的长期稳定性。这一多重进化均衡,决定会计制度必然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条件下,随机因素不断增加,会计制度的动态博弈过程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明显。知识经济为合同的可实施性在技术上提供了保障,这就使得一些原本不可能的制度创新成为可能。可以预见,由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本—收益相对变化必然会带来会计制度的创新,催生新的运行机制,成为与知识经济博弈的演进动力。
三、积极应对新金融工具挑战的对策措施
从当前中国金融发展的现实看,需要特别关注解决新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应对新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的挑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1.对会计原则进行重大调整。考虑到会计所确认和计量的业务特点,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办法,确立适宜的会计原则。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的会计确认和计量,仍应坚持现行的一系列会计原则,以确保这类会计信息的质量;对新金融工具业务的确认和计量,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采用与传统会计相区别的原则,更加强调和注重相关性原则和重要性原则。对新金融工具的会计计价,应调整传统会计坚持的历史成本原则,针对该类业务风险大、不确定因素多等特点,确立并坚持公允价值原则,并形成根据市场进行适度调整的机制,着力提高信息的相关性。
2.采用多重化的计价基础。传统会计采用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基础,具有客观性、精确性等优点,应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根据新金融工具不存在历史成本的情况,其会计计价最可行的办法是按公允价值进行计价。从国外经验看,不论是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的计价,还是在新金融工具契约生效后的财务报表日对金融资产和负债的计价,均可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价。这样,会计的计价基础就不再是单一的历史成本,而至少是以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并存的双重计价基础,不同的会计计价基础适应着不同的经济业务的计价要求,更符合金融发展的客观实际。需要强调的是,理论界有人主张按持有目的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并分别以不同的计价标准来计价。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实务操作中难以实现。金融工具分类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金融工具创新更是源源不断,尤其是对合成金融工具的归类计价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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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既是典型的资源型区域又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的省市区,虽然曾经有国家层面宏观战略布局的政策倾斜,如“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及近年来“转型发展综改试验区”的引导,但是其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能源开发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资本匮乏是限制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的政策性安排虽然通过产业扶持和政策引导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影响,但同时也会产生“政府热、市场冷”的挤出效应,尤其是相对分散的民间金融,更难以对转型发展的第三产业等非资源型产业形成投资规模。金融先导理论为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供给先行的金融发展模式要求资源型区域要先拥有支持经济转型的丰富资本,以资本推动非资源型产业的发展。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各省份历年统计公报的数据,山西在2013年金融业增加值为639.61亿元,居全国第22位;而如果以年度存款余额、年度证券市场筹资总额和年度保险收入之和反映狭义区域可用金融资源的话,山西省2013年可用金融资源总量为30771.89亿元,居全国第15位。社会可用资本数量相比国内发达地区并无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匮乏的金融资源的矛盾导致转型发展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和资本引导。金融发展理论告诉我们,发达的金融市场、高效的金融机构、高质量的金融制度可以通过盘活金融资源实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导致金融自由化程度不高,虽然政府主导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但离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化仍有较大差距。金融创新作为实现金融自由化的主要途径,可以通过实现金融市场化、丰富资源型区域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提高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转化率等,而起到支持非资源型产业大力发展的作用,从而从根本上实现经济转型。本文将通过构建金融创新指标体系,确立影响金融创新的主要因素和量化指标方法,并对资源型区域的金融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和比较,对各地区金融创新能力与转型发展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金融发展理论指导下的金融创新对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指导资源型区域转型发展的实践。
二、资源型区域的认定
本文所研究的资源型区域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较多地依赖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获取基本动力的区域。由于资源型区域的认定与区域资源禀赋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通过比较相关研究的已有成果,决定构建资源丰裕度指数来判定某一区域的资源型经济特征①。通过查询BP公司《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公布的数据,可以得出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其中,煤占67.5%,石油占17.8%,天然气占5.1%,水力发电占7.2%,核能占0.9%,再生能源占1.5%。
三、区域金融创新能力评价
金融创新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进行分析。宏观层面的金融创新主要是国家从金融体系和货币制度角度进行的创新,在全国范围内起共同影响的作用,不能反映区域金融创新能力;微观层面的金融创新主要指金融机构业务创新、技术创新和某些新型金融工具的使用,其影响主要局限在某金融机构内部,不具有普遍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金融业务往来产生金融创新溢出效应,从而对周边金融机构和同类金融机构产生影响;中观层面的金融创新主要集中在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考虑上述各个层面的因素,但是此类因素大多难以直接量化,因此本文拟采用因子分析法,利用可观测的金融创新能力和效果两类指标来构建金融创新能力指标体系。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着可以完整反映金融创新能力、体现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及可以量化的原则,本文从经济基础条件、金融业发展基础条件和金融各行业发展水平3个方面构建金融创新综合指标体系,共12个二级指标,具体指标体系见表2。利用因子分析可以研究各二级指标的内部依赖关系,寻求数据的基本结构,从而提炼出影响金融创新能力的概括性指标,实现金融创新能力的量化分析。使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及各地区最新统计公报来获取相关指标原始数据,并使用公式:新数据=(原数据-均值)/标准差,进行无量纲化后获得标准数据,以此为基础利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可以得出Bartlett球形度检验和KMO检验值,以及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因子载荷矩阵等,从而判断得出公因子以及权重,最后可以得出山西金融创新能力序列指标。经过SPSS因子分析运算,得出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为796.43,相伴概率为0,因此拒绝零假设,说明该数据矩阵适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值为0.757,大于0.5,也进一步说明所用数据适合因子分析。表3反映的是特征值和累积贡献率,依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可以提取两个公因子,此时累积贡献率为91.88%,能够反映绝大多数的指标信息。表4为旋转成份矩阵,根据载荷系数的大小可以看出公因子与各项指标间的相关关系。通过观察可以看出,公因子1中数值比较大的集中在GDP水平、财政收入、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金融业增加值、银行业存贷款余额、上市公司数量与保费收入,因此可以定义此公因子为经济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公因子2中数值较大的集中在居民消费水平、金融从业人员工资和股票市价总值,因此可以概括为居民财富水平。这可以解释为区域金融创新指标体系决定于经济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和居民需求。另外可以根据各公因子的特征值与公因子特征值之和的比值来确定各公因子的权重,从而可以计算得出金融创新能力的计算公式:F=0.88F1+0.12F2。其中F为创新能力值,F1为公因子1的分值,F2为公因子2的分值。
(二)资源型区域金融创新能力比较
利用成份得分系数矩阵,结合2013年各地区金融创新指标体系原始数据,使用之前推导得出的金融创新能力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得出全国各地区金融创新能力综合得分及排名。山西省作为最典型的资源型区域,其金融创新能力较弱,与国内其他地区相同条件下的金融创新能力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在全国排名第21位,并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资源型区域中也处于较落后的位置。整体看金融创新能力排名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而山西省整体金融创新动力来源于经济金融市场需求的部分较多,而市场需求稍显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山西金融创新的发展。在资源型区域中,金融创新能力最强的是山东,处于全国第6的位置,其较强的金融创新能力源于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与良好的金融业基础条件。资源依赖性较强的四川和河北两省金融创新能力较强。总体来看,资源型区域金融创新能力不足,对资源型区域转型发展的支持存在较大的影响。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和金融业基础条件较差,而整体上对金融的需求相对较旺盛,说明大部分资源型区域的金融发展难以满足该地区转型发展对金融业和金融创新的需求。
四、金融创新能力对转型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一)指标选取
研究金融创新能力与转型的相关关系,需要确定反映区域转型的指标,转型发展作为经济理论界多年研究的热门问题,有诸多研究成果,但是在对转型的量化分析上,却鲜见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成果。如果要构建一个准确的转型发展量化指标需要考虑诸多的问题,要全面考虑经济市场化的量化,概括多种经济增长指标的相关关系,同时还要注意样本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模型设计可能出现的误差和模型参数的可解释性。由于产业转型可以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能反映大多经济转型的成果,因此本文考虑使用产业结构指标反映经济转型水平。从产业角度看,转型的成果最基本的表现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即第三产业的产出水平或比重能反映转型的成效。而对于非资源型区域来说,第三产业比重Q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现。因此,直接使用地区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比重Q作为区域转型发展指标。
(二)相关性分析
一方面,将各省(市、自治区)区域金融创新能力综合得分与其经济转型指标进行相关分析,以探讨两者间相关关系。所用数据为2013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金融创新能力得分与第三产业地区产出水平占地区总产出水平的比重,利用SPSS软件,选择Pearson方法,通过Correlation过程计算两者间相关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F与Q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说明金融创新与转型发展的相关关系是显著的。另一方面,根据前文对资源型区域的判定,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分为资源型区域与非资源型区域两组,其中资源型区域组包括典型的资源型区域山西、内蒙古、新疆、陕西、黑龙江、山东、河南,以及资源型特征较明显的四川、河北、安徽、甘肃、贵州,共计12个地区,剩余地区属于非资源型区域组。同样使用Pearson方法分别对两个组的F和Q指标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资源型区域金融创新能力与经济转型相关关系不显著,而非资源型区域金融创新能力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结论
第一,资源型区域的金融创新能力总体上低于非资源型区域。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发展基础条件较差,具体体现在金融业固定资产投入水平低,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少,资本市场规模较小。主要表现是金融创新供不应求,收入转化为资本的能力较差。第二,资源型区域与非资源型区域相比,金融创新能力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不足。一方面是由于金融创新能力较差导致,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源型产业的挤出效应。有限的金融创新原本可以盘活金融市场,更多地实现金融自由化,借助于政策性引导可以使金融资源流向政策倾斜部门,但资源型产业的粗放式发展导致金融创新成果大多被资源型产业享用,而非资源型产业无法获得金融创新带来的收益。第三,资源型区域由于金融创新能力差,无法集聚足够的转型发展所需的资本,加上政府财政投入力度有限、民间金融规模不足的限制,导致资源型区域尤其是欠发达的资源型区域陷入经济发展水平低—金融创新能力差—资本形成不足—转型乏力—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低下的恶性循环。
五、资源型区域金融创新的政策建议
(一)提高资源型区域金融创新能力
1.加大对资源型区域金融业发展基础条件的投入。资源型区域金融创新能力弱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业发展基础条件薄弱,因此应加大对金融产业的投入力度,加强各类金融机构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实现金融服务信息化、网络化,提高金融业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各金融机构的能动性,以金融机构逐利性特点主导下的行业竞争带动金融创新。同时要构建多层级的资本市场,弥补间接融资能力。2.培养高素质金融业专门人才,以金融科技发展带动区域金融创新。金融从业人员是金融创新的微观主体,各类金融机构要从观念上改变金融从业人员就是专门拓展市场的营销人员的落后观点,通过各类职业化、专业化培训,使金融从业人员真正成为金融专业人才。同时要调整金融从业人员薪酬机制,体现向高素质金融人才倾斜的基本思想。3.适当降低金融业准入门槛,尤其是在民间资本活跃的区域,通过设立各类新型金融机构,在大量吸收民间资本使之转化为金融资源的同时,实现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对新型金融机构,尤其是民间金融机构,要配套适度的优惠政策,扶持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
(二)引导金融创新成果支持转型发展
资源型区域的金融创新成果大多由于资源型产业的挤出效应而被资源型产业独享,因此要通过政策性引导使区域金融创新向非资源型产业或与能源产品开发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倾斜。具体措施有,引导金融机构转变金融服务模式,由之前的面向大企业、大项目、大投资的服务模式转向分散化、小规模、多元化的服务模式,避免金融创新成果被国有或者大型企业独享;要求金融机构改变在面向重点扶持的非资源型产业时,提高金融业务效率,或设立专门的金融服务渠道。在合法的条件下,鼓励并扶持面向非资源型产业的创新性民间金融活动,民间金融相对于官方金融普遍具有创新性,通过构建专门的民间金融咨询服务平台,为民间金融活动提供智力支撑和技术支持,同时保障民间金融活动的安全。
(三)通过金融监管避免金融创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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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主办、政府经营模式。以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国家农业方面的经济政策,有利于统一规划与管理;有利于农业保险专项基金的积聚。但不利于政府扶持;利益联系机制不明确,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易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2.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以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为代表,该模式的主要优点表现在:能够充分发挥商业性保险公司技术、人才和管理方面的优势;完善的管理和监督机制设置,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责任,保护了投保人的利益。但该模式主要存在于理论上,在现实中实施的难度较大。
3.合作社经营模式。该模式是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帮助建立而成的,其优点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合二为一,易于防止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其缺陷是:由于合作社比较少,风险分散不够,资金得不到保证,它主要是依靠保户来筹集资金;农业保险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而合作社发展现状很难吸引专业人才。
4.外资公司的经营模式。以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为代表的该种模式有利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有利于研究怎样提供适合农村、农业和农民需要的一揽子综合保险新产品。但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追求商业利润的内在本质与农业保险高风险、高成本、收益低的固有特点,其经营我国农业保险业务仅仅是一种抢先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策略而已。
5.相互保险公司经营模式。以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为代表的相互保险模式与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的最重要区别在于,相互保险公司的投保人也是公司的所有者。相互保险制度有利于调集各方面的积极性,平衡各方面利益;有利于降低道德风险和减少逆选择;有利于降低组织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存在制度上的缺失。如阳光农业保险实行“自愿投保”的原则(例如,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人才的匮乏主要表现在:销售人员储备不足,代办员队伍脆弱,精算人员和核保核赔人员奇缺。)。二是存在业务人才上瓶颈。
二、相互保险制度在我国农业保险中的适用性分析
鉴于我国商业性农业保险面临萎缩,再加上政府财政力度不够,合作社不适合大面积推广,发展外资保险公司存在难度,农民收入水平有限,而此时我们认为,基于金融创新的相互保险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适合在我国农业保险领域发展,能有效缓解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
1.使投保人和保险人统一,解决信息不对称,避免道德风险。我国农业风险区域性强,保险人对农业风险难以全面把握,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较易发生,而相互保险制度下农户间彼此熟悉、信息透明,且对于农业生产过程及所面临的风险因素较清楚,能有效进行相互监督,利益的一致性避免了道德风险和逆选择。
2.经营成本低,适应低收入的农民。首先,相互制保险不以赢利为目的,以互助合作为宗旨。另外,相互保险公司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相互保险公司的保单持有人兼具被保险人和公司所有人的双重身份,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委托问题引发的组织成本,这是相互制保险公司的主要优势。
3.解决保险人经营管理的困难。参加相互保险公司的农户都是农业生产的行家,对本地的农业生产、农产品价值、农业风险等情况比较了解,可以胜任核保、定损、理赔等工作,不仅容易解决农业保险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还有利于节省经营成本。
4.加强防灾减损。相互制下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利益具有一致性,使得投保农户能够主动采取必要的风险预防措施。在出险后,也能主动地进行灾后自救工作,农户更易形成集体力量,抢险救灾,以求将灾害损失降至最低。
三、我国农业相互保险制度拓展的新思路
“从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来看,相互制作为一种有效的农业保险制度安排在各国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江生忠、王成辉,2006)。随着金融创新机制与国家辅助政策支持体系的逐步建立与务实推展,将缓解操作管理上的困难,它的局限性将逐步克服。
1.加快农业保险立法。立法先行几乎是国外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铁律,目前应加紧农业相互保险的立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农业相互保险的组织体系和经营范围,确保农业生产者的利益;用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相互保险中所应有职能和作用,避免政府支持农业相互保险的随意性,并以此提高农民保险意识。
2.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在我国,政府对农业补贴主要是价格保护等直接补贴方式,利用农业保险这种“绿箱政策”(绿箱政策(GreenBoxPolicies)是WTO成员国对农业实施支持与保护的重要措施,用来描述在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下不需要做出减让承诺的国内支持政策的术语,是指政府通过服务计划,提供没有或仅有最微小的贸易扭曲作用的农业支持补贴。)补贴方式却很少。总体上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不够,仅限于免征营业税,其他方面同商业性保险一样。建议给予农业保险补贴:(1)保费直接补贴。由国家财政每年按公司保费收入的25%、地方财政按25%的比例,通过保险公司直接补贴给参保农民。(2)大灾准备金补贴。国家财政每年按保费收入10%的比例补贴给保险公司,一部分由公司在大灾年份,通过保险赔偿方式转补给受灾农民。
3.加大农业相互保险人才培养力度。人才的严重缺乏对农业保险经营的协调发展和有效监督十分不利,也不利于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的规范经营与健康发展。建议如下:(1)建立农业保险人才库,招回己经分流和改行的农险人才,通过各地区的人事部门或保险监督部门联合成立农险人力资源管理小组,对以前从事农业保险的干部和员工进行建档、登记。(2)完善教育和职称考试体系,让从事农险管理人员接受专业培养和教育,提高其社会地位。
4.建立和完善相互保险公司的组织体系。
4.1选择合理的公司发展模式。由一些农业龙头企业(初始会员)发起设立全国性的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初始会员认购公司的部分初始基金,同时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的方式筹集另一部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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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金融创新随即成为金融领域引人注目的对象,并成为广大学者的研究对象。随着我国加入WTO,为了在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与发展,各市场主体不断的进行金融创新来维持竞争力,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更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一方面,金融监管过严,会打击金融机构的创新积极性,不利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监管太松,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风险的上升。因此,研究两者的关系,把握金融监管的度,对于提高监管效率,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创新,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进化博弈理论介绍
进化博弈论用复制动态方程探讨群体成员采用某种特定策略比例的变化趋势和稳定性。博弈各方达到进化稳定时的策略组合称为进化稳定策略(ESS)。复制动态方程一个是微分方程,其基本思路是:如果策略K的结果优于平均水平,那么选择该策略的那些群体在整个群体中的比例就会增加。复制动态方程一般如下:
二、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博弈基本假定与模型构建
1.参与人。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参与人是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和金融监管机构(如证监会、中央银行等),假定双方均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风险偏好为中性。
2.策略空间。金融监管机构的策略选择有积极监管和消极监管,在博弈初期,采用积极监管的金融监管机构比例为p,采用消极监管的策略的监管机构的比例为1-p;金融机构的策略选择有创新或不创新,最初分别采用这两种策略的金融机构的比例为1-q和q。
3.损益。假定金融监管机构积极监管,成本为C,消极监管,成本为0,但如果金融机构进行创新发生事故,监管机构将受到处罚为v。假定金融机构不创新得到的效用是u,创新得到的超额效用是u1,金融创新被监管受到的惩罚损失是u2[2]。
三、博弈各方的复制动态方程和稳定点分析
四、相关建议
通过上述对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进化博弈分析,为使得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本文提出如下3点建议。
1.改变高成本,低效率的传统监管模式。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时代,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已适应不了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监管机构应引入市场机制,给予金融机构更广泛的自主权,把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督以及行业自律监督结合起来,降低监管成本,提高效率,为金融业市场机制的高效运行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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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吸收;融合;创新
如何成功的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最完美的结合,诠释出最具有感染力的平面设计,这个对于如何吸收、融合、创新的正确的方法,对于我们的平面设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业。在设计文化成为主导文化的今天,设计的国际性与区域性的文化交流,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视觉语境之技术融合,设计的个性风格与共性风格的共同点将成为平面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设计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会为平面设计注入更强大的生命力,于是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碰撞中产生了整合现象,因为在文化的交流中,必须进行“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思考。但是目前在我国,在平面设计中对于不同文化领域之间进行的吸收、融合、创新的方法还只是属于初级阶段,我在校藏书馆以及网上翻看了许多关于此类的文章,但是都没有发现有对于如何吸收,如歌融合,如何创新此类方法的,或者是说没有系统的,理论的,单单针对吸收、融合、创新的方法的文献。单单对于本土文化来说,挖掘中国哲学思想之内核,将本土文化之精髓融入现代平面设计中,使设计理念渗透出本土文化语意,是中国现代平面设计发展的一个趋势。所以我来发表下我自己对于平面设计对于不同文化领域进行的吸收、融合、创新的方法的一些薄见。艺术设计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有在汲取精华, 去其糟粕, 借鉴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创新, 才能赋予传统图形以活力,推动现代设计的发展。
平面设计作为一种文化艺术,也不例外,浏览和揣摩当代的平面设计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一些优秀作品之所以成功, 往往是与其恰到好处地运用传统图形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作品, 既能体现出现代平面设计的观念与时尚,又能折射出各民族、各地区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和审美取向,充分的继承与创新了传统图形,显示了传统图形与现代平面设计紧密结合的艺术魅力。然而我一直在思考是将吸收、融合、创新的方法分成三个步骤分开来进行一一阐述,还是合为一体阐述。例如靳埭强对于水墨和设计之间的融合,不仅是传统水墨与现代设计之间的融合,试问如果不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水墨文化,又如何能运用水墨文化来糅合到现代设计中,再经由之间精湛的设计水平,设计出了独具创意的平面海报,脍炙人口。所以我决定将吸收、融合与创新的方法分开进行各自阐述,再将三者统一为一个方法进行分析。吸收,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理解吸收不同于融合不同于创新,我们在继承和借鉴本民族传统艺术图形的同时,还应该放宽眼界,学习和借鉴国外其他民族的优秀传统图形。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图形,都反映出独特的地域、时代风格。这些都作为人类的文化财富,时刻为我们提供很多可供借鉴的范例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文化只有在不断地交流与融合中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八个字是我看到的最多的对于吸收的诠释,但是怎么才能做到取精华,去糟粕,却只字没提,只有多看,才知道哪国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只有多看,才知道哪个时期的文化及其艺术的走向是怎么样的,只有多看,才知道什么的精华什么是糟粕,只有多看,才知道什么与什么的融合是精品,什么与什么的融合会更加败笔。看,多学习了各国之间以及不同之间的文化,才能提升自己的眼见与鉴赏能力,我觉得这是现在尤其是学生最缺乏的,了解的知识面太少。众所周知,现代平面设计中借鉴和运用传统图形不是简单的、机械的、重复、移位、拼凑和变异,也不是在设计中放上一张剪纸或画上一张京剧脸谱就能称之为融合,从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在当代社会,许多艺术大师充分挖掘民族传统图形的精粹,将其与现代精神融会贯通, 创作出了许多艺术杰作,例如,众所周知的2008 年奥运会标志就典型的继承和创新了传统艺术,其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艺术形式与体育运动相结合。日本的平面设计, 其在世界的设计领域中也可谓是独树一帜。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同时, 依然保持着浓郁的东方风情和本民族的传统特色,相当一部分设计作品凸显出鲜明的传统文化特点。首先培养自己的审美与艺术鉴赏能力,然后运用更多的尝试,才能将吸收来的特色或大众文化进行最完美的融会贯通,或者是在你的经常性,或常尝试性融合中,某一天,精品诞生。创新并不是说要斩断一切渊源,盲目追求标新立异,而是要在继承传统的优秀审美观念的同时又有突破,要赋予其新的含义与新的生命力。好的平面设计要做到既要让人“一目了然”还要做到让人“一见倾心”。为它所吸引, 顾盼之余, 留下较深的印象。这就要求其具有精湛的构思。对传统传承的意义,不在于僵化地保持传统,而在于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使传统具有新的生命力。不断地打破原形不断地追求新的视觉形象,是创新的办法之一。
但是我又觉得它们三者是合为一体,不能分离的,许多优秀的现代平面设计既继承吸收了传统图形的精华, 又融入了现代平面设计的一些构成形式、表现手法和版式技巧以及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念,将传统图形用现代的创新意识和方法加以演绎,赋予传统图形以新的意义和新的视觉感染力。靳埭强的设计作品中出现的所谓中国文化的象征物,比如筷子、毛笔、砚石等等,都不仅仅是吸收,或者是融合,或者是创新的一部分,而是将三者进行了最完美的结合,所以筷子、毛笔、砚石等等在他的设计中,不仅是作为一样吃饭或者画画的工具,而是赋予了生命力以及全新的意义。靳埭强的设计,是以东方传统思想作为创作灵魂,从中国文人绘画,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结合现代手法来表达,呈现为具现代感的民族化设计,最后运用他的感情与才华,创造出新的创意。中国的优秀设计师,基本都是将三者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包括陈幼坚对于西方美学和文化的吸收融合创新,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知名的设计师,当然不包括更多的平面设计师,说他们就没有将三者进行最合理的结合,而是在我对于设计作品的了解跟咨询探讨后,只有是成功的设计作品,基本都是将不同文化进行了最完美的结合,所以作品才透露了一股欣然的生命力,感动你我、感染你我。现代平面设计中传统图形是其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继承和创新传统图形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之间必然会发生激烈的碰撞,正是这种碰撞,才使的新的传统图形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使现代平面设计拥有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应学习汲养传统文化,外来文化,消化传统,消化异域,加上现代与本土生活的体现,把感情融汇其中,创造新的文化。
吸收是融合的基础,而只有融合成功了,才是一个好的创新。三者缺一不可,没有吸收来的知识,就没有东西进行融合,而只有将文化之间融合成功后,经过各种表现技法和创意的研究探讨,才会产生一个好的,深入灵魂的创新。我觉得好的平面设计,必定是融汇了吸收、融合、创新此三点。
参考文献
[1] 靳埭强《靳埭强-身度心道》[M] 2008 安徽美术出版社
[2] 孙红阳《传统美学观点对现代商业设计的影响》[J].装饰,2004,(3).
[3] 寻胜兰《继承民艺[J].艺术与设计》2002,(6).
[4] 赵希岗《现代图形设计与传统图案》[J].装饰,2003,(4).
[5] 李砚祖《视觉传达设计的历史与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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