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大全十篇

古代文学大全篇1

一、 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范式特色

首先，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中，构成约定俗成的分类系列的几个概念本身就不是同类项。这形成了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尴尬。

作为开篇的“史前时代”，采用的是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的分期话语体系（2）。这一时代划分方法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陈星灿归纳了各国学者关于“史前”与“原史”的解释，认为“几种说法尽管不同，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史前史应该是研究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3）。显然，夏商周三代至少有一部分时段是属于“原史时代”的（4）。但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摒弃这一概念不用，认为“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指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引者注）”（5）。

史前时代，从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主要属于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概念，也被广泛使用。这里采用的又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话语体系（6）。但这一话语体系也没有被中国考古学界彻底贯彻。由于进入王朝阶段就有清晰的朝代传承记录，所以只有“石器时代”被借用，其后的阶段划分就直接利用传世文献的话语体系了。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时由考古所的郭宝钧讲授“殷周”一段考古。1953年至1955年，郭宝钧在北京大学任教，开始编写《殷周考古》的正式讲义（1954年油印本）。1956年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殷周考古”课更名为“商周考古”，1956年编成《商周考古》讲义，截至春秋时期（油印本）。在1958年出版的中科院考古所业务学习教材《考古学基础》（7）中，断代考古被分为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至宋元考古四个大的部分。此后的1960年，北京大学正式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8）。

将“商周”和“青铜时代”并用，显现了当时社会风潮的影响。郭宝钧在其1963年出版的《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的“绪论”中，述及“本书依据这些地下资料，参以先秦文献和文字的写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拟分门别类，通商殷两周的史迹发展，作如下的综述”。在书中，作者分章概述了青铜器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现在看来，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后，中国大陆再没有出版过一本综述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专著了。关于后来对“青铜时代”概念的弃用，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商周考古》中有专门的说明：“考古学的分期法，是根据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属于原始社会范围内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分期法正确地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历史过程，曾经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赞许而被普遍采用。但是，自从人类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成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考古学三时代的分期法已经不足以代表其时代的特征而失去了意义。夏、商、西周已是奴隶制时代，春秋已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因此，我们一般地不采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法”（9）。

代之而起成为潮流的，是以文献所载王朝为线索的“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10）。至此，史前时代（石器时代）+王朝分期，成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一种权威范式。

二、 三代考古：模糊的时间上限

回到“三代”，可知上述物质文化和王朝断代的“嫁接”，在其衔接之处，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与三代（至少是其早期）尚处于前述“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也即“原史时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但由于中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弃用“原史时代”的概念，在“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两分法的框架下，夏商周三代多被简单地划入历史时期。如“作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夏、商考古必须参照文献记载，并倚重于地下出土的当时文字记录，以期对相关遗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11）。事实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搞不清时间上限的研究领域。单就此点而言，它并不符合“历史时期”最基本的条件――存在丰富而可靠的文献记录。

对传说中的“夏”的处理，最能说明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的“殷周考古”或“商周考古”讲义中，编著者认为由于“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12），所以对“夏”存而不论，由石器时代考古径直转入“商周考古”。

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则在“奴隶社会”一章下设“商殷”和“西周春秋”二节，“封建社会”一章下设“战国”一节。在“商殷”一节中，已开始探讨可能的夏文化了，但囿于材料，编著者仅提出“（河南龙山文化和洛达庙类型文化遗存）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3）。

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对“商周考古”的定义是“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一章之前专辟一章“二里头文化”，虽书名和章节题目上未言明“夏”，但正文中已认为“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第6页），是“一种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古代文化”（第14页）（14）。这已将龙山文化排除在夏文化之外，而将二里头文化排除在商文化之外，从而确指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了。翌年，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5）出版，该书特辟专章论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也是首部在考古学上肯定夏文化存在的重量级学术专著。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教材时，已为其学术观点打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呼之欲出。

1984年，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所之力编撰而成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出版（16）。该书为夏鼐总负责，持论审慎平和。在“新石器时代”一章后仍沿袭成例，列“商周时代”专章，而综述三代。“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代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是“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考古学研究”综述一栏，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下列“商周考古”一文，同时附专文《夏文化探索和早商文化研究》综述此前多年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两个年度的“商周考古”综述文，都是由考古所的学者撰写的。到了《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由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撰写的该时段的综述，正式冠名为“夏商周时期考古”（17），延续至今。

此后，各校的“商周考古”课不约而同地改为“夏商周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也改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随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应该和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的学术标杆作用和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日益深入人心有关？抑或与上世纪80年代偃师商城的发现导致更多的人倾向于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有关？无论如何，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和新的考古发现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仍在“二里头文化”一章前设专章介绍“夏文化探索”（18）;2013年吉林大学三代考古教材《夏商周考古学》，鉴于“目前考古上尚未发现可标志夏代开始的确切遗存”，“只能暂将（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引者注）‘新砦期’遗存的起始年代作为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时代上限”（19）。可见，尽管相关教材专著经历了从书名无“夏”到明确有“夏”的变化，研究方向由“商周考古”改为“夏商周考古”，但夏王朝遗存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之“青铜时代考古”，并未被采用和强调，这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取向。

三、 三代考古：模糊的空间外延

在上世纪50年代，“商周考古”的课程和教材内容还基本上是以中原王朝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限的（20）。这当然是受限于当时考古工作和认识的结果，但不能不说那时的概念界定是名实相符的。

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开始增加了“商周时期的边区青铜时代”部分。到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就分别在“商代”部分增加了“北方和南方地区商代其他青铜文化”一节，在“西周至东周初”部分，增加了“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其他青铜文化”，在“春秋中叶至春秋战国之际”一节，增加了“华南、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一节（21）。

在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商周时代”一章中的最后一节，是“殷周时代边远地区诸文化”。2003、2004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分别设专章介绍“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新近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也有“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一章。

与史前时代（石器时代）概念的普世性，秦汉至明清时代以帝国为主的政治与文化“疆域”的大体稳定形成鲜明对比，三代王朝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内涵和外延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的。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它们是最早的一批广域王权国家。在其还分布着众多与其有交流、受其影响或完全未发生关系的其他青铜文化，甚至石器时代文化实体。这些文化实体，是无法用三代或夏商周的概念来涵盖的。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就将“最早的文明：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以两个并列的专章区分开来（22）。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界的三代考古或夏商周考古，已成为一个时段的考古学的概念。

那么，其空间外延，如果不限于三代王朝，又如何界定呢？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介绍，不仅包括黄淮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关中与晋陕高原、内蒙中南部、甘青、燕山南北地区，还囊括东北及闽粤桂地区，甚至新疆天山南北也原本在其收录范围之内（23）。《夏商周考古学》更开宗明义，指出“从地域范围看，本课程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原地区的……文化，而且也包括周边地区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24）。其收录周边地区的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远较《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更为“齐全”。上述处理原则，已有学者一言以蔽之：“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今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25）。“现今中国境内”这一当代行政和政治区划范围，成为考古学一个研究领域的空间界定指标。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心存困惑：

三代文明=夏商周王朝文化=夏商周时代的文化=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前半段、现中国境内所有文化遗存，这一等式及研究上的处理方式是否成立？

我们这个栏目定名为“三代文明”，今后将征集相关宏文，所有在“现中国境内”的三代时期的文明，都属于三代文明的研究范畴，都可纳入本栏目吗？

三星堆、吴城、马桥、夏家店下层、朱开沟、齐家、四坝，甚至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它们都属于三代文明吗？

所有年代上在“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吗？

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夏商周考古学》中三代王朝周边地区诸文化的介绍部分，分别约占其总篇幅的33.3%、11.4%和26.4%。由此可知，首先，三代王朝本体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以上，处于绝对优势;其次，与夏商相比，两周时期华夏核心文化的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扩展，强力“挤压”了所谓“周边地区”文化的生存空间。因此，上述统计数字也显现了三代文明不断扩展的动态过程。

至此，可以说，由邹衡等前辈奠基的三代考古或曰夏商周考古臻于大成。如果说邹衡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邹衡的时代”（26），那么，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其定鼎之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7篇长文，分别论证了考古学上的（先）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用邹先生自己的话，他的工作就是“把某些考古学上的问题引向夏、商历史问题的研究”（27）。罗泰的归纳也许更切中其实质：“这几篇论文系统论证了邹衡关于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考古学特征，商、周两个朝代的起源以及重要遗址的历史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观点”（28）。这是否也就是“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说，其最大的特色已蕴含于这个时段考古学的定名――“三代考古（夏商周考古）”中，或可称为“王统的考古学”？

如果“王统的考古学”对于此前“王统的文献史学”是一场材料和方法上的革命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应做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超越三代王统考古学的、对东亚大陆青铜文化宏观体系的建构。

如前所述，以三代作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标尺而淡化青铜时代概念的不足，是可以显见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由狭义史学观影响，考古发掘热衷于寻找与王统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造成了古代遗迹遗物作为科研资源的重大浪费”（29）。鉴于此，李伯谦早在1980年代即有构建中国青铜文化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的思考（30），希望能“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融合等问题，使读者对中国青铜文化有一个鸟瞰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他指出，“我之所以对中国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课题情有独钟，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种认识。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古代文化错综复杂，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家将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固然无可厚非，但随着中原以外各地大量青铜文化遗存的不断涌现，对之仍然不加重视，很可能就要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了”（31）。李先生在上引其文集的《前言》中述及本想按着这一思路撰就一部专著，但一直未能如愿，这是颇为遗憾的事。

值得欣慰的是，仍有学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孙华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青铜文化体系繁复，要从总体上全面梳理中国青铜文化的材料，阐述中国青铜文化的概况，解释青铜文化存在的问题，理解青铜文化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目前虽然有不少研究者已经对一些具体的青铜文化做了文化这个层面的分析，但还缺乏对某一传统的若干青铜文化从起源到消亡的全过程考察，至于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这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更是寥寥无几”（32）。他的长篇论文《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对中国各青铜文化区的材料作了系统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出现和消亡，以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历程等问题做了宏观的考察和分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诚如作者所言，迄今为止，仍缺乏全面论述中国青铜文化的论著问世。学界翘首以待。

四、 青铜文化视角的若干问题

预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王统的考古学”研究还将持续下去，我们的栏目也将陆续刊出这方面的佳作。与此同时，在前述学术背景下，若干问题或许是我们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探索中最需要加以思考并尽力解决的;作为本栏目的主持人，当然也最希望能看到并刊出这方面的论著。这些问题可归纳如下：

（一）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生及其动因。

（二）欧亚大陆青铜文化格局下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三）深入系统的分期和分区研究。把握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关注各青铜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梳理出其消长脉络。

（四）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更替。

（五）三代政治文明与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是构建考古学本位的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今天，当中国考古学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我们需要加深对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和把握（33）。预计从“聚落本位”的精细化的微观背景关系，到诸区域“文化”的态势及互动关系，到诸如各类城址、建筑、青铜礼乐器、各类兵器、空三足器、金器、卜骨、权杖、铜鼓、大石墓―石棚、石棺墓、土墩墓等重要遗存“圈”存在状态的探究，都会有长足的进展，研究方法也将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转型而得到提升。类似于《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34）这样的研究，应当得到提倡，增扩其深度与广度。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应当搭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话的平台，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与能力，贡献于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有理由相信，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将在这一洪流中大有可为。

注释：

（1） 何平：《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Christopher Hawkes，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 （1954）： 155-168. Glyn Daniel，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981， p.48.

（3）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4页，三联书店，1997年。

（4） 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5）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6） 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7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科学出版社，1958年。

（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编写说明”，文物出版社，1979年。

（9）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10）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1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3～45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

（14）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15）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7）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986），文物出版社，1984、1985、1988年。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1～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114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21）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22） 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86 （Fourth Edition）. 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4）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5） 王巍、杜金鹏：《夏商周考古学论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26） 许宏：《从〈商周考古〉到〈夏商周考古学〉――由两本考古教材串联起的学术史》，《中国文物报》2013年9月13日。

（27）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写在前面”，文物出版社，1980年。

（28）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Zou Heng （1926～2005）”. Artibus Asiae 66 （2006）：181～194.

（29）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30）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31）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前言），科学出版社，1998年。

（32） 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

古代文学大全篇2

【论文关键词】蒙古学；古籍文献；开发和利用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宗教信仰、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5）专门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党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系统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不完全统计：俄罗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册；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收藏佛教经72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经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23册；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收藏10册。

另外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图书馆、蒂宾根图书馆、哥廷根图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大都市图书馆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蒙古古籍文献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色彩斑斓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汉维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汉维合璧较为罕见。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由于各单位和个（下转第63页）（上接第61页）人的收藏文献均不完整，只能互补长短才能体现其整体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总目》的编制非常切合现阶段蒙古古籍文献实际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3、应加强收缴、征缴古籍文献的力度

全国各有关省市应根据本地区文献特点，加强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抢救、查访、登记、整理、翻译、保护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应列为重点，对待民间存藏的古籍文献的征缴，应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从而鼓励民间古籍文献的上缴。各省市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再通过全国性的有机整合，让众多的文献信息节点综合成一个服务整体，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为全球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1、蒙古文古籍文献具有汉文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是研究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史料，也是蒙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因其更切近实际反映本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状况。

古代文学大全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四大奇器；复制；文化自信

1“奇器”成为传说的论证

江晓原先生及其对武王伐纣历日的推算，是引领历史学出身的笔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产生兴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笔者读后获益匪浅，但是也有不敢苟同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和司南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传说这一议题。江先生书中的观点是，要真正复制这些古代仪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2)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据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不符合第一条（近些年地震频发却未能预报）；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江先生遂将“四大奇器”的情况归纳如下,见表1。于是，江晓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确曾有过，其功能也只是传说。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才有可能改变。

2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

笔者有幸聆听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讲座。张所长在讲座上首先讲解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有多少发明和创造”两大问题，并且结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挂图，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如水稻、丝织、瓷器、造船、机械等发明创造，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命题。在张所长看来，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不仅有“历算”这门学问，还有记载“历算”及其发展的“律历志、天文志”，这些内容都是科学，只不过有别于近代实验科学而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江先生的这一议题忽视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存在的差异。这个条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时代因素（古代和近现代）与科技发明的基础（经验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按照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为依据，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只能属于技术，甚至是传说。此外，笔者从治史角度出发，还考虑到三条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别是候风地动仪）大多属于传说的结论。其一，张衡是否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交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内部结构被官方存档，但是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奇技淫巧”，因此也未必会记录到文献中；其三，近代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坏，也许是导致候风地动仪“失灵”的间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讲究理性

笔者的观点与张岂之先生在几个月前的演讲异曲同工。张老认为，当今有些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而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化论证为“传说”，本质上是缺乏文化自信。这种做法如今应当加以澄清。紧接着，张老以屠呦呦得奖与《黄帝内经》作为例证，以战国时期的儒、墨、道、阴阳学说为佐证，论证了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来的“天人之学”就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这些学问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鉴于此，张老强调：中华文明中独特的科学精神必须加以肯定。当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从缺失文化自信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强行附会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术语上，以显示中国科技文化的先进。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不能只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发明也是耀眼夺目的。我们要记得历史的教训：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国”大梦是闭目塞听的结果，而这一美梦在坚船利炮面前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如今的“中国梦”不能重蹈覆辙！笔者治史出身，学识有限，又是为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而发此议论，浅显之处期待行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7.

[2]杨永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刍论[J].创新科技,2016(4):46-48.

古代文学大全篇4

按认识规律和内在逻辑，把中国考古学的现状和最新研究成果，客观、系统、全面地揭示出来，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教材主要面向：

考古学一级学科内各专业在校本科生

本科阶段非考古专业的考古学研究生

地方文博单位的业务人员

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现状

以1970年代中期为界，之前，中国考古学处在一个波浪式的发展阶段。

之后，中国考古学则进入一个持续发展时期。

－田野考古规模不断扩大，研究水平迅速提升。

－其原因，有外、内之分。

1970年代后期以来，各文化区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的建构，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轴和中心任务。

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顺应和指导了这一阶段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这期间，各大区系一系列新的考古学文化得以面世和确立。

以五大区系为例－中原、海岱、环太湖、江汉、燕辽地区。

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以年代学为重心的文化史研究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研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如：

1985年，夏鼐先生《中国的文明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问题。

此后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和研究逐渐增多。

稍前，张光直在北大、山大举办的系列讲座，介绍了“聚落考古”等欧美考古新观念。

在欧美“新考古学”的影响下，关于国内考古学所处阶段、存在问题的讨论。

1991年2月，“考古工作涉外管理办法”正式颁布。

随后，以区域调查和田野发掘为主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得以开展和实施。

到1990年代中期，以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为主的各大区系，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文化谱系基本建立起来。

此外，中国考古学研究进入一个转型时期，即从以年代学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向以人为中心、以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环境、资源及其互动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考古研究转移。

要全面研究和揭示古代社会，客观上需要更多的不同门类的新资料。

于是，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全面改进田野考古工作，引入各种有用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以求在田野考古和后续的工作中，获取更多的研究古代社会的信息和资料。

2009年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内容，就是上述新发展和新情况的具体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转型进展迅速，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和新进展。

聚落考古－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的理解、支持和实践。

区域系统调查，在全国各地迅速普及。并在实践中结合中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予以调整和完善。

考古发掘方面的变化更多，聚落考古方法和社会考古研究，体现在考古发掘的各个阶段和层面。可以获取有用信息和资料的所有手段，在田野考古发掘和后期研究中同等重要，所获资料均为考古学研究之基础。

在上述坚实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础上，综合性的考古学研究得以向更为宽广的领域拓展。

古代文学大全篇5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苑；教学资源网站；创新特点；创新功能

“中国古代文学苑”（gx.省略），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自行设计和建设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资源网站。自2006年6月正式启动以来，该网站几经变更，几经扩充，几经升级，目前已具备丰富的内容、稳定的受众、成熟的管理模式以及活跃的影响力，充分显示了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全体教师将现代化手段应用于传统课程教学的观念与实践、艰辛与成绩，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教学的最新数字化成果。

一、“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建设的缘起及历程

迄今为止，国内大多数高校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时，大都采取纸质平面教材、课堂口头讲授、课后查阅资料这三种传统的也是基本的教育教学形式。虽然有不少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自制一些计算机课件，但仍然苦于没有丰富的相关数字化资源可资利用，而陷于东寻西找、重复劳动的低层次循环中。传统的教育教学形式既难以有效地调动高校内外更多的师资力量与学术资源参与课程建设，也难以调动教师与学生在交流互动中促进对课程自身的积极建设。

有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所教师提出实施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工程的设想，力图探索如何充分利用现代化网络技术进行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教学及传播工作，建立一个融合国内外各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资源的开放的、立体的、共享的平台，尝试一种进行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的有效方法，并探索与实践其作为进行互动教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新模式的实际效果，最终建成一套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资源数字化的软、硬件环境。

上述设想的实践，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以校园网为平台，建成“中国古代文学史”精品课程网。2006年，北师大古代文学所所长郭英德教授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资源数字化工程”被批准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随之初步成型。2009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与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CENTV）签订协议，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利用该台“学习超市平台”（果实网（省略））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开发技术，对“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进行了全面改版，建成一个全新的教学资源网站（gx.省略/）。该网站的建成与运作，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工程进入了良性循环的成熟阶段，确立并发展了一系列创新特点和创新功能。以下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的主页面：

二、“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的创新特点

一般而言，高校传统的课程教学，在教材上选择纸质教材读本，具有平面化特点；在教学模式上采取课堂口头讲授方式，具有单向性特点；在学习模式上要求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完成作业，具有封闭性特点。在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在“交往理性”、“公共领域”等理念成为社会共识的时代，高校传统的课程教学也需要突破平面化、单向性、封闭性的窠臼，而“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就是力图在教材、教学、学习三方面都突破常规的创新典范。

（1）“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的教材建设呈现立体化特点。

该网站以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版《中国文学史》、北师大版《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三套教材的全部文本为对象，按照断代、文体、主题、思想、流派、群体、作家、作品等不同层面，分别提取和加工相关内容，进行系统的、细致的信息标引工作，对信息进行科学的归纳整理；同时，建立丰富的关联功能和强大的搜索功能，使任何一个知识点经由超级链接功能出现在不同的知识谱系中。

新建成的立体化电子版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包括“大文学视野”、“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主题文学史”、“文学思想史”、“文学流派与文人群体”、“文苑传”、“艺文志”等板块，看似是各自独立的部分，其实相互之间具有极为深细、广阔、多元、多变的有机联系。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页面左侧是网站整体框架的压缩，学生可以随时点击，实现跨越。页面正文提取自北师大版《中国古代文学史》，标引为“《西游记》成书过程”。这不是原教材的一个完整小节，而是网站编辑对教材内容所做的更为精细的单元切割和意义概括。不仅具有独立的知识内涵和逻辑结构，而且具有可引申性、可发挥性甚至可研究性的丰富价值。标题下方“《西游记》成书过程”等三个主题词，则是对标题的进一步提示和引申，便于搜索功能的最大化发挥。页面下方“明中期文学”等6个分类，则足以实现丰富的关联功能，导引出新的“知识簇”。比如点击“白话小说”分类按钮：

学生可以从“分体文学史”的角度检索到白话小说的发展史、概念流变，还可检索到该文体范围内的文学主题、主要作品、主要作者等等相关信息，从而迅速地形成发散性思考，便捷而有效地把握多套知识谱系。

因此，这种新型的立体化电子版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不仅突破了纸质教材读本平面化的单线式信息结构，构成一种立体化的网状式信息结构，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基础知识全新的传授媒介，更成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激发新想法、开发新课题的催化剂，从而促使学生把知识记忆和创新思维很好地结合起来。

古代文学大全篇6

关键词：古代音乐史；乐律；考古；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114-02

对于古代音乐分析书籍，最全面的要属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这篇文章描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创造音乐文化的累累成果，对整个音乐变化有深度的研究分析和探讨，为学习音乐之人，提供很好的参考研究资料。但是对于古代音乐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几部书上，应当对整个音乐文化，仔细阅读思考，用自己的思维总结概括，对音乐的学习必须学会独立思考。研究音乐要从本质上入手，只有从本质研究问题，才能更深层次的了解，并能掌握其发展命脉。比如，乐学律学方面的知识，通过对唐宋以降对于民间俗乐的极大关注表现出来。

一、考古学的最新成果

近十年来，音乐考古学主要围绕学科的规范、资料的收集、方法论的探讨以及新的表现形式的发展等问题，学科建设进入稳定的“深研”期。教育机构逐渐加强对古典音乐的重视。目前，对于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 “一本教材”、“一个中心”、“三种方法”、“一套编钟”、“一个乐团”。对音乐进行全面的分析，对古代各种音乐表现形式，加以详尽的概括。通过对本书的阅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首次提出了“表层、中层、深层”的渐进研究方法。“一套编钟”是指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王孙诰编钟。“一个乐团”即华夏古乐团。

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也是重要一部著作之一，内容的描写上，理论性知识更多，通过对理论知识的研究和实际古代音乐的各种表象形式，将其概括的很详细。我们可以说这本书有着转向唯物史观的历史性成就，对未来音乐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其中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不能忽视的，主要是以丰赡的资料、亢分的篇幅描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创造音乐文化的累累成果。要想学好音乐，必须将这两本书吃透，对古代音乐发展有了解，如果研究一项艺术，不知道其发展根源，那么即使得到成绩，也不能显示纯粹的艺术。所以，学习音乐，首要任务就是了解音乐发展史，解读古代音乐史。

二、中国古代律学与乐学的新总结

围绕京房六十律是否依据“卦气说”的《易》学象数模式所创立而展开的辩论，这是最早的关于音乐律学的古代书籍，对此书要想深入了解，不但要有专业的音乐知识，还要有对古汉字理解能力，因为此书为古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应时先生撰文为《“京房六十律”申辩》，通过专业的知识，指出京房六十律没有附会八卦之说，将传统的错误观念及时纠正，为音乐史开拓一片全新天地，对其真实一面的展现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将会影响整个世纪。值得我们欣慰的是《黄钟》在2006年第l期发表了星海音乐学院教授赵宋光先生的《邦境语五十冬》一文，又带来不小的风波，再一次指明应当科学的研究音乐。

《邦境语五十冬》谈到的内容很多，对古代音乐有整体概括，主要谈到了我国的五声调式、民族和声与西方和声体系和律学体系的不同。提出学习音乐不能只顾着西方音乐，要学习中国古代音乐，希望能建立民族旋律学科，将乡土音乐文化引进小学课堂。中国古代是五声音阶，而现代是多元化音阶，五声和七声都是现代音阶的一种，已经发展到爵士、布鲁斯等。虽然有这么多音律，但是古代音律非常重要。

2007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李玫研究员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这本著作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关于中国音乐的书籍，全面系统的概括了音乐理论知识，为后代人学习音乐提供重要研究资料。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对当今律学研究提供研究方法，从本质上研究音乐，进而才能更好的解决各种问题。还介绍了律学研究的历史发展，涉及到很多国家，包括印度、阿拉伯、欧洲以及中国的律学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归纳，理清音乐发展系统。原本音乐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历程，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很难将其概括，必须投入大量心血对其研究。2007年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第2期刊发了天津音乐学院郭树群教授的文章《朱载培与“东方式的文艺复兴’’》，为今天进一步研究古代乐律学的深层学术问题指出了方向，需要我们重视的是其中心含义，文章认为朱载培是东方文艺复兴呼唤出来的“文化大师”，丝毫不逊色于西方文艺复兴的巨星，二者之间没有可比性，不同的文化背景创作不同的音乐，每个时代的音乐都在进步，或者说每个时代有不一样的东西产生，只要满足人们心理需求就是好的音乐，各自有各自特点，表现其文化背景下的优越性就是好音乐，这是其他事物无法替代的，进一步明确了朱载培的学术贡献。

三、对古代乐器的重要研究

古代乐器和音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是互相制约的，对音乐创作上，有直接联系，乐器是将音乐表现的直接载体，只有通过乐器各种音色才能发挥其最大优势，给人带来享受。古代乐器是音乐考古学的重要分支，涉及方面比较广泛，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地理、政治、历史、文学、科技等诸多学科，从各个方面表达出音乐。同考古学中的其他分支一样，必须整理一套属于音乐的研究方法，否则会没有头绪，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不利于深入研究与探讨。其研究方法要遵循“历史第一”的观点，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真实性是关键，只有真实的古代音乐才能认清为什么产生这样的发展史。在实践研究中要科学地运用与之相应的原则、方法。我们知道由于古代乐器的研究对象主要为考占所挖掘的实物，然而古董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联系，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演变及文学作品的表现同步的考证原则。

古代乐器主要有琵琶、古筝、古琴、箫、羌笛等，不能忽视其制作材料，由于古代生产能力低下，主要是用、竹、木等制作。但是随着人类不断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乐器制作也越来越高级别。春秋战国时期铁器水平提高，代表乐器是笛子。秦汉时期出现了排箫、羌笛、琵琶等乐器。唐代 长安城是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之一当时人们生活很幸福，文化出现空前绝后的繁荣，人们可以精心享受舒适的生活，然而幸福生活能给人们带来最大的精神享受就是音乐，此时的音乐是一个转型期，也是最繁荣的时期，经过研究发现，随着外来音乐的融人，乐器品种多达三百种。 　如今吉他被称为乐器中的王子，有六根弦，虽然不是发源于中国，但是唐朝已经出现中国式的弦乐器，一种是奚筝，有七条弦，一种是奚琴，有两条弦，均用竹片擦弦。这种音乐听起来，声音非常悦耳，从古代文学记载，对音乐带来的感觉上就能表现出来。宋代乐器改制较多，此时的奚琴改为嵇琴，将弦乐器提升一个台阶。接下来是元代承金制，带有明显的元代标志的有马尾胡琴、三弦、唢呐、火不思、云墩等，这个时期的弦乐器已经盛行，成为当下流行元素，普遍被人们接受，无论是阶级高的官僚主义还是农民都能接触到，也可以称作为民间乐器。而明清两代主要是以戏曲伴奏乐器为主，主要有笛子、唢呐、笙、琵琶、阮、锣、鼓，胡琴也细分为京胡、板胡、马头琴、高胡等。古代乐器非常多，种类复杂，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只要与音乐有关联的知识，必须加以总结，进而加快发展当代音乐。

四、近十年来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研究概况

近十年来，我国古代史史料研究呈现出研究的多元化和多样化，还原音乐本色，提供研究人员更广的研究范围，不能停留在传统研究方向上，必须加宽研究范围，更理性看待音乐。

《音乐研究》2002年第4期刊载了赵维平教授的论文《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从标题就能看出主要概述的是整个亚洲音乐文化，其主要涉及的地区有朝鲜、越南、日本，铜锣文化圈的东南亚。需要重视的是还将伊斯兰文化圈的西亚地区的考古资料进行了概述，由此可见其重要性。《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2期上发表了孟凡玉先生的文章《音乐史料考察》，是重要言论之一，给音乐爱好者带来更好的东。在文章中，从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大百科全书”《红楼梦》中丰富的戏曲、歌舞、器乐音乐人手。运用科学理论知识对相关内容讲解，解说其中的联系，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都能很好的表现音乐艺术魅力。罗素曾经说过，人一生必须要学的两件东西，一件是音乐，一件是体操，由此可以看出音乐的重要性，无论是哪个朝代都需要。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刘玉瑁在2007年《中国音乐学》第2期上发表了论文《及其体现的音乐文献学方法》，对王福利博士撰写的《辽元三史乐志研究》进行了全面评述。研究古典音乐存在的意义，并且对那个时代的现状有更深入研究，表现了音乐魅力，使专业人士看到音乐原始模样，使人们为曾经有这样美好的纯粹音乐感到骄傲。《音乐研究》在2010年第3期刊载了王小盾教授和王皓先生的论文《论道藏中的音乐史料》，是音乐史进入另一个领域，进入前人没有尝试过的研究领域，用全新理念解释相关古代音乐，文中对明代万历永乐四年的“明道藏”做了深入研究，对于“仙歌、音诵、道赞”等进行了考证，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是对音乐的分类要客观，不能凭借主观对其研究，所以，对道教音乐的成熟提出了三个发展阶段。

2010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l期刊发了洛秦教授的论文《宋代音乐研究的特征分析与反思(上)》，涉及数学观念，当音乐发展一定阶段已经不再是音乐，而是对数的研究，其中存在的关系，可以通过各种数学公式表现出来，有很强的逻辑性。这篇文章是从统计学和史料学上对宋代音乐研究之全新再研究的力作，对于音乐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五、总结

通过本文的论述，使我们清楚的了解到我国古代音乐的重要性，要想学好音乐，必须深入研究古代原始音乐的形成，对其整个发展过程以及状况有所了解。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古代音乐、古代乐器的痕迹，通过各种渠道研究与音乐有关联的知识。要全方位了解音乐，比如西周“五声、六律、十二宫、旋相为官也”，完成了十二律和七声音阶。只有深入专研古代音乐史，才能从中总结属于当下发展的核心内容，使人们得到音乐带来的快感。

参考文献：

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历史性成就及其局限—在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人民音乐，2000（05）.

朱舟.内涵宏博义理精深—喜读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2002（04）.

宋新.读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史学月刊,2003(11)．

毓清.《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读后.文艺研究，2002(07).

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09)．

修海林.中国古代膏乐芙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07)．

方宝璋，郑俊晖.中国音乐文献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03)．

古代文学大全篇7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pus for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 in Highly Teachers College can offer reliable and scientific data for the teaching practices, textbook writing, and test making of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 in Highly Teachers College. This paper gives an elaboration of the materials selecting of the corpus, the set of the regularity of the part-of-speech marker,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rpus.

关键词：古代汉语；语料库；词性标记；统计；检索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corpus；part-of-speech marker；statistics；search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2-0264-02

0引言

《古代汉语》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一门较难学的课程。教师难教，学生难学。“在语言学习中，语料库是例句的重要来源。因为它们在学习的早期阶段就向学生展示了真实的交际情景中将会遇到。”[1]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相对于其他经验数据，语料库有着更重要的作用，它的意义超出了简单地提供真实语言使用实例的范围。利用语料库在语言教学方面开展研究，这在语料库技术开始之初就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关注。语料库可以用来进行语言应用的对比研究, 可以用来对教材、阅读材料的语言特征进行分析 , 还可以设计习题和创设学习活动, 以及进行词语辨析等。在古代汉语教学实践、教材编写、试题编写等多项研究工作中，提供更加可靠、科学的数据。

1古代汉语文献语料库的建设

1.1 国内古代汉语语料库建设状况当前，国内古代汉语文献语料库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古代汉语语料的研究还相对缺乏。古代汉语文献资料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在计算机使用普及的社会，保存和宣传古代汉语文献资料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因此，好的古代汉语语料库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研究课题。规模较大的古代汉语语料库有：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计算语言学研究室开发的“古代汉语语料库（1亿字语料）”， 该语料库包含了自周至清各朝代的约1亿字语料，以及四库全书中的大部分古籍资料。采用全文检索方式进行检索，不足的是语料库未经标注。[2]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开发的CCL语料库检索系统，其中有古代汉语语料库。该语料库存包含周至民国历代8500万字语料，其中有诸子百家、大藏、笔记、蒙学读物、道藏等文献资料文件1059个。检索结果可以形成文本文件供用户下载。语料库也没有进行标注。

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旧称瀚典全文检索系统），这是迄今最具规模的中文古籍资料库之一，是世界上第一个带有完整词类标记的汉语平衡语料库，也目前网络中资料整理最为严谨的中文全文数据库。包含整部二十五史、整部阮刻十三经、超过2000万字的台湾史料、1000万字的大正藏以及其他典籍，合计字数13400万字，K以每年至少1000万字的速率，持续成长。大部分资料免费开放，不仅提供查询，还可全文浏览古籍。[3]

1.2 古代汉语语料库语料的选取制作精确、可靠的、规模适度的古代汉语语料库是研究高等师范学校古代汉语教学的基础。因此，语料库语料的选取应当以本课程的教材所涉古代文献资料为主。在全国众多的《古代汉语》教材中，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问世几十年来，还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媲美，[4]是大部分高校特别是师范类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首先教材。古汉语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书面语言以及后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学习这种语言，无疑应把重点摆在先秦。读懂先秦作品对于学习古代汉语具有关键意义。跟一般古代汉语教材相比，这部教材的选文既全面而又突出了重点。教材选了散文，骄体文，辞赋，诗、词、曲等方面的作品，而重点是散文，散文的重点又在先秦，门类齐全，主次得当，具有古汉语文言文的优秀性和代表性。因此，以此教材中所选的古代汉语文献资料制作语料库，对于高等师范学校古代汉语教学来说，应当有足够的代表性。

2语料库词性标记集的设定

要实现语料库的多种价值，必须对语料库进行多层次的标注。由于目前古代汉语语料库还没有统一的标注规范，我们依据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继承性这一特征，在《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标记集规范》[5]和《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及标记集》[6]的基础上，结合古代汉语的实际情况加以修订，制定古代汉语语料库的词类标记。标记分为18个大类，具体标记如下：

①名词N（普通名词NG/时间名词NT/方位名词ND/处所名词NL/专有名词NH）

②动词V（一般动词VG/能愿动词VA/趋向动词VQ/是(表判断) VY/有VH）

③形容词A

④副词D

⑤代词R（人称代词RR/指示代词RZ/疑问代词RY/无指代词RW/特殊代词[者、所]RT/“诸”RZP/“焉”RZY）

⑥拟声词O

⑦叹词E

⑧标点符号WP

⑨区别词 F

⑩数词M

{11}量词Q（名量词MQ/动量词 QV）

{12}介词P

{13}连词C

{14}简略语J

{15}助词U

{16}习用语I

{17}非语素字X

{18}语素G

本语料库采用手工标注，标注示例如下：[7]

R王|nh使| vg使者|ng|vgw威后|nh，|wpng|未|dl| vg，|wp威后|vg|vg使者|ng曰| vg：“|wpq|ng亦|do| vg恙|ng耶|u？|wp民|ng亦|do| vg恙|ng耶|u？|wp王|ng亦|do| vg恙|ng耶|u？”|wp使者|ng不|df|a，|wp曰| vg：“|wp臣|rr奉| vg使|ng使| vg威后|nh，|wp今|nt不|d|vg王|ng而|c先|vg|vgq|ngc|c民|ng，|wpM|d先|vv|ng而|c後|v尊F|ng者| rt乎|u？”|wp

3古代汉语语料库的应用

经过不同级别加工处理的语料库将形成一个多层次、多方面、颗粒度精细的自然语言知识资源平台。[8]借助于相关的数理统计方法和处理软件，就能够实现对自然语言复杂系统的有效控制，以获取语言研究和中文信息处理所需要的各种数据。

面向高等师范学校古代汉语教学中文信息处理和汉语研究的需要，为高等师范学校古代汉语教学提供一个科学的研究平台，我们设计研制了“基于高等师范学校古代汉语教学语料库”，整个系统由语料库和语料库管理系统两个功能模块构成。其中，语料库是系统的核心部分，其中包含了以王力《古代汉语》教材“文选”部分全部文献资料，目前已经基本完成词性标注的处理工作。

建设基于高等师范学校古代汉语教学语料库，其功能应用有统计、检索、辅助教学等。

3.1 统计未经加工的生语料库可以提供基于字符串的检索，例如字频统计等。高等师范学校古代汉语教学语料库进行了词性标注，里面包含丰富的词的信息，可以提供基于词和词性的统计，例如词频统计、词类统计、词长统计等、词类共现频率统计等，可以科学地进行古代汉语词语现象研究及相关的语言环境考察分析。

3.2 检索目前可以实现的检索方式主要有两种：简单例句检索和上下文关键词检索。简单例句检索是基于字符串的检索，采用我们自己开发的检索软件，可以检索出含有特定连续字符串的所有语句，并生成一个含有检索结果的文本文件，例如检索出所有含有特殊代词“者”的部分例句（前10条），见表1。

4结语

建设一个古代汉语语料库，就象挖到了一座金山。充分利用和开发语料库的语言教学功能 , 将为古代汉语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材料、教学方法 , 甚至教学技术和教学理念。有了语料库的支持 , 高等师范学校古代汉语教学研究和实践的深度和广度都将得到很大的拓展。本语料库研制得到渭南师范学院科研项目基金资助，对我们来说，所做的工作只是开了一个头，随着实际应用的检验和课题研究的深入，对于语料库及语料标注中的一些错误的校正，还有短语标注、语法标注等，需要一步一步完成。本文中所定的古代汉语词类标记只是我们的工作标准，其中还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恳请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以使其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黄昌宁，李涓子.语料库语言学[J].商务印书馆，2002.

[2]古代汉语语料库（1亿字语料）检索[EB/OL]./CpsSearch.aspx.

[3]汉典相关信息[EB/OL].hanji.sinica.edu.tw/.

[4]何九盈.古汉语教材建设的里程碑――评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J].中国高等教育，1988.

[5]靳光瑾，郭曙纶，肖航，章云帆.语料库加工中的规范问题――谈《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标记集规范》[J].语言文字应用，2003，（11）.

[6]刘开瑛.中文文本自动分词和标注[J] .商务印书馆, 2000.

古代文学大全篇8

【关键词】古代文学， 教学， 历史真实， 心灵真实 ， 审美视野

【 abstract 】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meet serious embarrassment, the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eaching staff feel the serious discontent and pressure.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it is imperative to reform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ncient literature of modern way is when the subject research and teaching material construction began. Vielleicht ist unser weg noch weit, but as long as people are together, do your best, ancient literature will be able to replay light, shall be in when the culture construction should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 key words 】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history real, true heart, aesthetic view

中图分类号：G424.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备受奚落的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的教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人员感受到了严重的不满和压力：古代文学的教学成了“职业的批评”，教师墨守成规、老生常谈、缺乏敏锐的艺术感觉；在“这里没有趣味，没有生命，没有任何文学所应该具备的丰富的意味”； “几十年来，文学教育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它使人的心灵变得越来越教条、刻板”； “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这些尖锐的批评，虽说是针对于整个文学教育而言的，但自觉的古代文学教学和科研人员也不应该推御责任。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显然失败在于古代文学传统备受当代文化的冷落，无法深入大众，难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成为促进社会文化素质提高的手段；文学传统只剩下供幼儿习读的片言只语，再也无法以其光芒烛照我们的时代。剔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反观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本身，我们知道：古代文学教学的尴尬，源于学科建设的严重落后，源于教学手段的贫乏、刻板。由于缺乏人文情怀、当代意识、学术规范和宽广视野，古代文学的研究事实上已被排除在现代学科之外，局限在学科内部繁殖大量无关紧要的命题，逃脱了文学传统应负的社会历史重任。古代文学的教学则连传统的涵咏吟诵的功夫也已失落，更谈不上心灵的感悟和时代精神的灌注，古代文学教学成了技术性、操作性的训练，很少做到在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以自己的方式——思想深度、感悟能力和文学才情——去阐释文学。

二、理顺各层关系，加速学科建设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开始，到随之而来的闻一多、鲁迅、朱自清、俞平伯、钱基博、钱钟书、刘大杰，到此后的游国恩、王季思、林庚、李长之、萧涤非、余冠英、谭丕模诸先生，乃至当今的青年学者们，经历了十分曲折而又艰难的历程。经过近100年的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学科雏形和研究队伍基本建立，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教材和基本定型的评价标准，发表、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文献的整理和理论的借鉴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整体而言，真正现代意义的古代文学学科并未形成。由于缺乏现代意义的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指导，古代文学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事实陈述的层面，缺少对文学意义的阐释。也由于局限于传统和学科内部，无法向当代文化提供独特的贡献，更无法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现代建构需要集前人（尤其20世纪）研究之大成，需要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指导，甚至从根本上讲还有赖于整个国家现代化状况的改善（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只处于起步阶段，文化的现代化还远在物质现代化和体制现代化之后），当务之急则在于理顺以往各种观念的相互关系，打破二元对立的格局，树立全新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观念，为现代学科的建立夯实基础。

1、历史传统与当代意识

传统是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保存与传递文化的形式，它指谓着从过去到现在所保留的文化内容。传统不仅永恒存在，而且时时刻刻、实实在在地规约着现代的发展，任何人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渺视传统的存在，文学传统更当如此。但传统并不意味着过去，遵循传统也并不意味着回归历史。从本质上讲，传统是一种进程，传统的内容、价值、意义在历史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开放和重建的。每一代人都是站在自己的时代境遇中解释传统的，带着现实的问题向传统讨教，从现代性出发，建构传统对现代的意义。因此“解释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射向当前……从而冲破旧的藩离，开拓新的世界、新的未来。”[2]也因此，解释传统并不仅仅拿传统为我所用，而是“重建”传统，以当代意识赋予传统新的时代的价值内涵、新的意义与生命，文学艺术是主观化、个人化的，文学史的建构自然更需一种现代精神或者说当代意识，“文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不像一般历史事实那样具有相对的确实性。”[3]因此文学史的阐释必须注入当代意识，以当代意识反观历史，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细节的单纯考证，不应只是对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复述和描绘，单纯的去搜集史料，整理分析史料，而忽视文学史的当代关怀。

重写文学史要努力使古代文学研究获得当代人的关注，引起当代人的共鸣，把古代文学研究推向当代的社会舞台，并争取到一定的社会文化地位。

古代文学大全篇9

关键词：中国；古代园林；精神价值；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092—01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中国古代园林承载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凝聚着伟大中华名族精神。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古代园林的精神价值必须深入探讨中国传统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其一是追求“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的世界观。其二是追求“仁德性善”的人性观。在人性的探讨上，主流思想为“人性本善”，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观念，遵守“礼、义、廉、耻”行为规范，倡导“忠、孝、仁、悌”道德修为。因此，中国古代园林的精神内涵也就是突出地追求“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仁德性善”的人性观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园林建造结构上力求表现“人天同构”观念。其二，是在园林建造设计上力求实现“天人融通”的构想。其三是在园林建造理念上力求表达“人天合一”的思想精髓。其四，是中国古代园林充分表明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其五，是中国古代园林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

一、扬中国古代园林精神，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丰富的内涵。中国古代园林精神的核心是追求“天人合一”，也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中国古代园林精神中“顺应自然”、“融入自然”、“热爱自然”的自然观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的基础和前提。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进程中，深入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园林这些思想和精神，大力弘扬中国古代园林精神，用长期以来全民族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望和追求来团结全国人们、来凝聚全民族人心。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深入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园林精神，用中国古代园林精神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来助推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有助于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立的国民教育，有利于开展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开展全社会的教化、将“热爱自然”、“保护环境”、“崇尚文明”、“共同富裕”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从而建起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扬中国古代园林精神有利于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

中国古代园林精神“倡导和谐”崇尚“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与当今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名族团结”的和谐文化一致，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深入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园林这些思想和精神，大力弘扬中国古代园林精神，积极通过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大量宣传中国古代园林的“倡导和谐”、崇尚“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精神，对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弘扬科学精神、社会正气、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寓意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扬中国古代园林精神有利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国古代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支艳丽的奇芭。中国古代园林精神及其价值集中的代表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大力学习宣传中国古代园林精神有助于全国人民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在弘扬传统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力发展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新时代的新文化，有利于在发展与繁荣中华文化过程中保持民族性，先进性、体现时代性。充分利用中国古代园林精神这一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中国古代园林精神这一民族文化丰厚资源，有利于加强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有利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综上所诉，中国古代园林精神，就是引领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就是倡导社会和谐的精神、就是崇尚“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精神。弘扬中国古代园林精神，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国古代园林精神有利于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国古代园林精神有利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乔永强，周曦，陈元欣.中国园林与道家思想[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4，3（3）.

古代文学大全篇10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数量丰富，其内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文人墨客在思想、政治、文化上的智慧结晶。学习古代文学，不仅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文人气质和审美能力，还能够让学生正确、广泛的了解和认识古代的各方面知识，在社会、文学、思想、科技、历史、政治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国高校古代文学课程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误区，导致课程教学事倍功半，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文章简要分析当前我国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误区，并研究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有效提高教学的质量，推动我国古代文学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1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误区

1.1同实际运用的联系不足

古代文学作为一项学科内容其根本的教学目的还是学以致用，即提高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文学素养。然而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往往只讲不练，即只对学生进行单一、枯燥的课上讲解，并要求学生阅读、背诵指定的古诗词，而忽视了对实践教学的重视，使得学生缺少真正应用古代文学知识的机会。同时，许多教师和学生对古代文学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它是过去的语言文学，不适用于当今新的文学环境，对古代文学抱持远观的态度，从而导致古代文学的教学出现“总学习，不会用”的尴尬境地，不能很好地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的人文气质和道德修养。

1.2过分偏重文学史的教学

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即古代文学史和古典文学原著。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各高校教师大多偏重于对古代文学史的讲授，而忽视了对古典文学原著的讲解，导致许多中文系学生对文学发展历史如数家珍，但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知之不详。这就使得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向出现偏差和扭曲，导致教学内容所涉猎的范围较窄，达不到兼容并包的效果，同时，其教学内容以偏概全，导致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时忽视原著经典，舍本逐末，无法领会经典文学作品的真正意境和精髓。此外，由于过分重视文学史，导致学生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往往局限于课本上给出的统一的作品历史意义，而对文学作品本身缺乏自己的认识和观点。

1.3缺乏同其他学科的关联性

经典文学作品的创作往往不止是语言文字的技巧，而是文学、政治、社会、民俗、科技、环境等多个方面知识共同作用产生的。特别是文学、思想、民俗、历史、哲学方面的关联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尤为突出。一部文学作品如果缺少了语言文字就缺少了根基，但如果缺少了哲学思想就缺少了灵魂，缺少了历史、民俗、政治等就缺少了血肉。因此，我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必须要对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学习。然而在实际教学中，高校教师往往只注重于对古代文学作品在语言文学上的成就，而忽视了其当时的政治背景、历史环境、哲学思想等，导致学生学习的片面性，无法真正领略和理解古典文学的精髓。

2加强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质量的措施

2.1积极转变古代文学的教学理念

高校教师要结合当前古代文学教育的现状，积极的调整和转变教学理念，在重视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同时，也要大力增加对古典文学作品的重视和讲授，让学生在了解古代文学发展历史的同时，真正地领略、体会和掌握古代文学作品的遣词方法、写作技巧、思想意境以及文化历史背景，从而在文学、思想、政治、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认识和学习古代文学，以便于在社会现实中更好的学以致用，将古代文学的精髓发扬光大。例如，在学习《周易》、《左传》、《战国策》、《资治通鉴》等经典文学作品时，不仅要学习其中的文学知识和技巧，还要认识、了解和领会其中的民俗文化、历史背景和思想流派，从而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掌握古代文学作品。

2.2改革教学模式和方法

高校教师要针对当前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误区和不足，积极的调整课程设计，将古代文学课安排在古代汉语课之后（如大一古代汉语，大二古代文学），以便于在上课时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字句意思和表达意境。同时，要增加古代文学作品的讲析课时，平衡它同文学史课程的比例。并科学的设置选修课程，让其同必修课之间形成良好的互补，避免出现内容上的重复。此外，教师还要积极地组织学生开展多种课余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古代文学知识，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例如建立古文学爱好协会、诗词社团、文学写作协会等等，并定期组织诗词创作比赛、古文朗诵比赛、古文学知识问答比赛等等，从而调动学生对古文学的爱好和兴趣，丰富学生的古文学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