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规则十篇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1

美国和欧盟于2009年6月23日就中国限制部分工业原材料出口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要求与中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展开磋商,墨西哥于8月21日也提出同样磋商请求。美欧申诉书中提到的原材料包括矾土、焦炭、氟石、镁、碳化硅、金属硅、黄磷和锌等。美欧认为,中国对这些产品采取的出口配额、出口税以及最低出口限价等措施对美欧利益造成损害,也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的承诺。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随即作出回应,表示中国有关原材料出口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中方的相关政策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入世承诺,称中方将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妥善处理有关美欧的磋商请求。

美欧的申诉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一国有无权利管制本国产品出口。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今天,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类问题还会接踵而至,一旦“安全阀”失控,贸易管制被突破,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所以,对这一问题的正本清源与据理力争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进出口贸易管制的历史角度,分析研讨WTO和我国外贸法的相关规定,结合主要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管制的理论与实践,对上述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供理论研究与实务部门参考。

二、 贸易管制:政府一项义不容辞的重大职责

对外贸易离不开对外贸易管制(READE REGULATION,亦称“管理”、“规制”),因为对外贸易活动是一种涉外经济活动,而涉外经济活动必然产生涉外经济关系,在纵向层面这种关系由国家或政府颁布的具有公法性质的法律和政策加以调整和管理。

纵观国际贸易的发展史,自古以来贸易管制一直处于商务外交的中心,早期的贸易协定在处理领土与和平问题的同时就规制贸易管理。一国政府对其进出口贸易实施管制由来已久,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采取各种形式对本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加以规范。可以说,一国政府通过立法和政策管制进出口贸易,依法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市场,维护国家的至高利益,长期以来都是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重大职责。政府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对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服务贸易的准入、关税的征收、外汇的使用、商品的检验检疫等实施管制。这些管制的措施和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其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但从实质上分析都充分体现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处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总政策,成为政府管理和监督对外贸易强有力的工具。

以申诉方之一的美国贸易管制史为例,从政治独立走向产业壮大、经济强盛乃至独霸天下,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做了精彩的诠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靠的是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美国在建国之初,汉密尔顿就力主借保护贸易走工业化道路,激励年轻的美国发展制造业,与欧洲一比高低。美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立法和贸易管制政策,促进制造业发展,促进商业和航运的发展。这些贸易管制立法和政策主要包括:征收保护性关税、禁止竞争性产品进口、禁止制造业原材料出口、向制造业发放补贴和奖金、免除或返还制造业原料进口税、鼓励发展和引进新技术和机器、加强对制成品的质量检验、提供便利汇兑和信贷、改善国内交通设施等11项措施。

随后,“禁运、战争、高关税”助推美国日益强盛。特别是保护性关税,提升为美国的核心贸易管制国策,一直延伸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战后,美国赢得了“自由贸易”的资格,凭借其雄霸世界的实力,开始在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扮演“导演”和“警察”的角色,表明“致力于废除国际贸易中任何形式的歧视待遇,并削减关税以及其他形式的贸易壁垒。”但是,从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创建初始,“利己主义”便渗透于美国的贸易管制政策,“国家安全”被置为美国贸易管制的突出地位,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美国更是严加管制。如1948年美国针对所谓“战略性物质”拟定的一律禁止类和需要出口许可证类两张清单,包括了美国全部出口商品2700大类中的2300大类。

GATT的多轮谈判,美国在公平贸易的大旗下,一方面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植入大量非关税壁垒措施于国际多边贸易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利用其独特地位寻求例外性待遇,着眼于打开他国市场大门从而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市场。从农产品、纺织品贸易长期游离于GATT,以及美国与他国不胜枚举的“自动出口限制”等“灰色措施”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据统计,仅在1985年,美国参众两院共提出了530项法案,其中半数以上是要求征收反补贴税、实现进口限制、提高关税以及与涉案国家达成“自动出口限制协议”的贸易管制法案。乌拉圭回合谈判及WTO的实践更是历历在目,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及传统贸易规则的修订,美国谈判团队的作为和表现无不深深打上美国贸易管制的烙印,体现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以上对美国贸易管制发展史的简要回顾与评介,表明美国一贯奉行的贸易管制政策,无论是在单边还是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是充分服务于美国的产业和市场的,一刻也离不开美国的国家至高利益。

三、 中国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符合贸易管制规则

必须指出,正如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权按照本国的贸易管制政策和法律对其进出口贸易进行管制一样,中国政府也有权按照自己的政策和法律对本国的进出口贸易实施管制。在管制与反管制的论战中,西方国家从保护国内产业出发纷纷发表指责中国政府的评论,媒体也借题发挥,“妖魔化”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管制措施,诸如 “中国对原材料的限制扰乱了竞争,推高了国际价格,让欧美企业的处境更为艰难” 、“中国对炼焦煤等原材料实施的出口关税扰乱了国际市场,损害了欧美的钢铁等产品制造商的利益”等等。为迫使中国政府取消业已实施的出口贸易管制措施,美欧还不断挑起新的贸易摩擦,加大对中国的外交抗议力度。如美国商务部随后在10天之内宣布三起针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涉及中国出口产品均高达1亿美元左右。同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又签署法令,对涉及20亿美元、影响中方10万人就业、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等等,其贸易摩擦力度不断升级、前所未有。

以上种种论调与做法无不表明了发达国家在“公平贸易”旗帜下一贯的保护贸易理念,以及国际规则“为我所用”、“利益至上”的惯常行径,值得我们深思、警惕与回击。中国对部分原材料的出口贸易管制真的如欧美国家所言有悖WTO规则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笔者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政策完全符合WTO规则,符合世界各国包括欧美贸易大国的出口贸易管制之实践,具有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法律依据。

第一,政府管制贸易属于国际法所允许的政府一项重大社会职能(见前一部分)。

第二,政府管制出口贸易并不违背WTO的总体方针。WTO旨在“开放市场”,主要规范进口贸易措施。WTO的基本职能通常表述为“开放市场、制定规则、解决争端”。所谓“开放市场”,即指通过实施“无歧视”、“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等基本原则来降低关税、撤除非关税壁垒、放松贸易管制,给国外的进口产品与服务提供一个自由竞争、公平贸易的平台和竞技场,扫除进口贸易障碍,为进口产品与服务打开“绿色通道”。在这一总方针下,WTO致力于削减并约束关税,撤除并规范非关税壁垒,有条件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及贸易等。所以,WTO所制定的各项基本原则以及各领域的具体协议,无不围绕着“开放国内市场”而运作。

第三,中国政府的管制措施符合中国外贸法的相关规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6条明确规定,“国家基于下列原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这些特定原因共计11项之多。其中“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需要限制或禁止出口的”的规定,明确授权政府对“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在必要时实施限制甚至禁止出口。可见,中国政府对部分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实施出口限制,完全符合中国外贸法的相关规定,是行使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的行政行为。

最后,国际贸易历史上各个国家在不同阶段实施的限制、禁止出口的大量案例,也可以作为我国政府援引参照的依据。在国际贸易的发展史上,西方贸易大国为保护和发展国内产业,保护本国自然资源,对本国的重要工业原料、战略资源物资特别是战略性高新技术及设备,实施出口限制或者出口禁止的案例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所谓高新技术及产品,对中国仍实现严格的出口管制,美国仍然保留了一些冷战时期限制与前苏联等国家贸易的法律。我们赞成“公平贸易”,但主张权利义务平衡,决不能接受“双重标准”!

四、中国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没有违背WTO相关规定

1. WTO规则主要针对成员进口贸易管制措施。正如前述,WTO其宗旨是“开放市场”,帮助产品制造者、服务提供者和进出口商进行商业活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贸易和投资,增加就业和收入。就货物贸易的“开放市场”而言,WTO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一国的进口贸易管制措施,即:约束进口关税,约束非关税措施,对他国的进口货物开放国内市场。否则,简单地把一国的出口管制措施与进口管制措施混为一谈,不分轻重缓急和原则例外,牵强附会一概将其置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贸易原则”之下,这种理解和强求是不符合WTO“开放市场”的初衷的,也不符合GATT/WTO的理论与实践。

2. 中国实行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措施符合WTO“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众所周知,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构成WTO的基石。最惠国待遇本质上意味着一成员平等地对待其他成员,不在成员之间实现歧视待遇。国民待遇要求平等地对待外国和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在出口成员和进口成员之间实现非歧视待遇。在货物贸易领域,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成员给予任何其他国家产品的关税优惠,或其他与产品有关的优惠、优待、特权或豁免,均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其他成员的相同产品(GATT第1条)。“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成员不对进口产品征收超过对本国同类产品所征收的国内税与其他国内费用等(GATT第3 条)。WTO的“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在货物贸易领域主要针对和规范的是进口产品,通过平等对待其他成员的进口产品,平等对待外国产品与本国的同类产品,达到开放本国市场之目的。显然,中国政府的相关管制出口措施及其具体实施是遵循上述规则的。

3.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并未违反“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鉴于禁止数量限制是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一种基本理念和奋斗目标,同时考虑兼顾各国不同的眼前利益,尤其要兼顾涉及一国国计民生大计或特别紧急情况,WTO作出了“原则+例外”的“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GATT第11条)。认真研究不难发现,WTO在规定了“普遍禁止”的同时,又作出了几项重大例外规定。其中一个规定,就是当涉及出口产品“国内供货短缺”、“可用竭的资源”、“农林渔矿产品”等,在一国国内市场“紧急”和“必须”的情况下,出口成员政府有权采取措施限制产品出口。由此可见,中国政府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并未违反WTO“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2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政策；对策

中图分类号：F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157-03

引言

自由贸易区（FTA）是特定经济体之间的优惠安排，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融合过程。自由贸易区由于涉及国家少、见效快、区域内国家的经济联系相对较为紧密，易于形成较为合理的协作体系，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迅速发展的势头。

随着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在中国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如何设计出合理、有效和宽严适度的原产地规则，是建立和完善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的焦点。文章首先探讨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然后讨论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实施情况，进而评价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成就与不足，最后给出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

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区建设起步晚，进程快。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并正式启动了自贸区建设的进程，2004年1月1日，自贸区的先期成果――“早期收获计划”顺利实施，2007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于2010年1月1日年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目前建成的最大的自贸区。截至2010年5月，中国已与世界和区域经济组织间建立了九个自由贸易区，正在谈判的有五个自由贸易区，正在研究建立的有两个自由贸易区，涵盖了对外贸易总额的1/4。

二、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判断标准

原产地规则在自由贸易区贸易协定中的作用，主要在于防止非缔约国产品进入区域市场时获得同等优惠待遇。虽然WT0和世界海关组织（WCO）在统一和协调非优惠原产地规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各国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根据本国的需要，仍实行不同的判断标准。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判断标准，可以分为“完全获得标准”和“非完全获得标准”。

（一）完全获得标准

完全获得标准的一般性要求是指产品在出口国完全获得或者生产。中国签署的自贸区关于这一标准的表述方式均为分类列举，大的类别一般都包括植物（或者农产品）及其制品、动物及其制品、矿物、水产品或者海产品、其他天然生成的物品、废旧物品或者回收物品等，但每一类均存在细微差别，这些细微差别背后的经济利益可能是巨大的。中国实施的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关于非完全获得的主要标准是实质性改变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以下简称“《原产地条例》”）和海关总署会同商务部、质检总局于2004年公布的《关于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中实质性改变标准的规定》，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实质性改变标准，以税则归类改变为基本标准，税则归类改变不能反映实质性改变的，以从价百分比、制造或者加工工序等为补充标准。

（二）非完全获得标准

非完全获得标准适用于在出口国完成部分或者主要加工、生产过程，或者完成主要增值部分的货物。根据《原产地条例》规定，中国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关于非完全获得或者生产的标准一般分为四类，即特定原产地标准、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和工序标准。

1.特定原产地标准。特定原产地标准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法律概念。中国早期签订的自贸协定将特定原产地标准与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工序标准等标准并列，如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中国―智利自贸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亚太自贸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等[7]。

在中国新签订的自贸协定中，特定原产地标准包括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和工序标准等内容，如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后一种特定原产地标准体系有可能成为今后优惠原产地规则项下原产地标准的主要模式，这也与WTO在规范非优惠原产地规则方面的努力是一致的。

2.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目前主要有章改变标准、四位级税号改变标准和六位级税号改变标准等几种形式。中国―智利原产地自贸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既规定了章改变标准，也规定了四位级税号改变标准。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规定的是六位级税号改变标准（即子目改变）。

3.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在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签订之前，区域价值成分标准是各项自贸协定中适用的基本标准，也是优惠原产地规则中相对多变的标准，如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规则关于区域价值成分的要求是，原产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品的成分占其总价值的比例不少于40%；原产于非自由贸易区的材料、零件或者产物的总价值不超过所生产或者获得产品离岸价格的60％，并且最后生产工序在东盟国家境内完成。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关于区域价值成分的要求是原产成分的比例不低于40%；中国―智利自贸协定关于区域价值成分的要求是不少于50%。

4.加工工序标准。加工工序标准，是依据生产产品的加工工序而制定的。对于需要按此项标准确定原产地的那些产品，详尽地阐述了会改变其原产地的制造或加工工序，这些工序必须足以赋予产品某些本质特征。产品只有在一国经历了这样的工序才算取得该国的原产地资格。例如，规定“缝制地”为服装的原产地。加工工序标准具有简便易行的优点，大多适用于纺织品等少数特定产品，可适用范围有限。

三、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优惠准则

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的优惠准则包括两种类型：一是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二是优惠性原产地规则。

（一）非优惠原产地规则

中国于2005年1月实施的《原产地条例》是规范非优惠原产地规则的主要法律文件，根据该条例，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和进口货物原产地规则统一在一起，进出口货物实质性改变的确定标准，以税则归类改变为基本标准，税则归类改变不能反映实质性改变的，以从价百分比、制造或者加工工序等为补充标准。

（二）优惠性原产地规则

中国的优惠原产地规则是为了实施国别优惠（关税）政策而制定的原产地规则，其国内法体现为海关规章。中国的优惠性原产地规则除了包括与东盟已经签署双边FTA货物贸易协定之外，还包括了中国与智利等其他一些国家（地区）的双边FTA（EPA）。其中的原产地规则既有相近之处，也存在很多区别。

四、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中存在的问题

（一）进口货物的原产地规则过于宽松

中国进口货物的原产地规则最初是为了贯彻实施《关税条例》中两种税率运用的规定。根据该条例，对于经过多国加工、制造的进口货物，实行实质性加工作为判定进口货物原产国的主要依据，即“以最后一个对货物行经济上视为实质性加工的国家作为有关货物的原产国”，实质性加工则是指《海关进出口税则》中四位数税号的改变，或者加工增值部分所占产品总值的比例超过30%。在许多国家都倾向于实施较严的原产地，相对于国外不同用途适用不同原产地规则的做法，中国现有的原产地制度过于宽松，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原产地规则体系不健全

中国现行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主要包括海关总署1986年的《海关关于进口货物原产地的暂行规定》；国务院1992年制定的《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以及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001年的《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及实施办法；海关总署2001年实施的原产地预确定制度；2002年《政府采购法》中第10条有关采购“本国货物”的规定。中国原产地规则体系中：一是缺乏敏感商品的原产地规则。由于原产地规则在贸易保护中的作用日益提高，较之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对敏感性商品的原产地规则进行了单独的规定，中国对所有商品都适用一种原产地规则的做法，显然不能满足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需要。二是缺乏优惠原产地规则。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逐步取消对中国的普惠制待遇，如果中国能相应地给予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国家普惠制待遇，将有益于加强中国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合作。

（三）统计口径差异较大

中国的出口按照货物的最终目的国（地）进行统计。对于因配额、普惠制等原因要求出口商出具原产地证书的商品，进口国在统计时主要依据原产地证书，而对于不要求原产地证书的商品，进口国主要依据出口商商业发票或其他单证上对货物原产地的表述进行统计。由于中国大量的对外贸易通过加工贸易的形式完成，如果对原产地证书和出口商商业票据中关于原产地表述的管理过松，就容易造成外国统计的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于实际上原产于中国的出口。中国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中统计口径问题是造成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推进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建设的对策建议

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贸易安排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原产地规则因自由贸易区（FTA）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复杂， 制定合理的、适用于区域贸易安排的原产地规则将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应着手准备相应的对策。

（一）扩大现有原产地规则的适用范围，制定协调统一的原产地规则

中国应按照WTO《原产地规则协议》的规定及借鉴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制定协调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原产地规则》，将其适用范围由单纯的“签证管理”及进口货物征税税率确定扩大到包括最惠国待遇的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税及保障措施的实施、原产地标记的监管、歧视性的进口数量限制的实施、国别进口贸易的统计等在内的所有领域。

（二）实现原产地工作由“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的转化

为充分利用原产地规则达到合理保护民族产业、引导外资投向的作用、实现原产地工作由“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的方向转化，应对被动配额产品制定较严的原产地标准，以确保中国原本已十分有限的被动配额利益确为“中国出口货物”所得。另外，为配合中国预算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还应借鉴国际通告做法，制定政府采购中的“国产货”原产地标准，以合理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文雯.区域贸易安排中的原产地规则研究[D].成都:西南政法大学，2009.

[2]海关总署.解读优惠原产地规则与非优惠规则差异[EB/OL].customs.省略/publish/portal0/tab419，2009-12-03.

[3]殷晓红，张晓芬.APEC原产地规则的确立[J].商业研究，2006，(2).

[4]王雪平.中国FTA原产地规则浅析[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1).

[5]马海.对自由贸易协定中原产地规则的思考[J].对外经贸实务，2006，(7).

[6]孟国碧.优惠性原产地规则的现实困境及其改革[J].法学，2007，(8).

[7]赵晋平，方晋.区域贸易安排中原产地规则的国际比较[J].对外经贸实务，2008，(6).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3

关键词：对外贸易法；地位；作用；问题；修改

一　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对外贸易法是指国家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它包括宪法、对外贸易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一部法律的重要性，是由该法律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决定的。对外贸易法调整的是一国对外贸易及投资法律关系的。而在当今世界，各国外贸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外贸法地位也日趋重要。随着WTO 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经济大国的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 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经济最发达的占世界经济总量1/ 4 的大国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0. 7 % ，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为20. 1 %.[1] 这些国家重视外贸法的程度也愈来愈高。美国从其独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外贸，至今已有200 多年的历史，在200 多年的外贸发展历程中， 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但是从60 年代起在日本及70 年代日益强大的欧盟的强烈竞争下，使其外贸法既有管理本国进出口功能，又有在竞争中趋利避害的服务功能。“在美国，国际贸易是最热门的话题，外贸法也是最为社会关心的法规之一。因为它直接涉及美国人的就业问题， 同时也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2] 因此，对外贸易法在这些西方贸易大国早已越出了一般部门经济法的范围，无论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都赋予其特别重要的地位，给予非同小可的重视。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对外贸易的管理权直接掌握和控制在国会手中。该对外贸易管理权是通过制定法律、批准条约、决定征税以及掌握开支等方式行使的。行政部门则负责外贸法的实施和执行。美国政府中负责对外贸易管理的机关决不只由商务部负责，它同时还设有其他部门共同负责，主要有美国贸易代表以及一个独立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还专门设有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分别受理一审和二审的国际贸易案件。美国总统作为行政最高长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享有很大的权力， 他可以直接介入贸易事务并根据有关部门的建议采取措施，在是否采取保障措施、贸易禁运、贸易制裁等方面享有最终决定权。

美国对外贸易法的内容丰富而具体，仅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就达1 000 多页，其内容涉及贸易待遇，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待遇、普遍优惠待遇、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进口救济与贸易秩序，包括反倾销法、反补贴法、保障措施、调整援助[3]、市场扰乱[4]、不公平贸易做法[5] 和非经济原因[6] 的进口管制；出口促进与管制，包括301 条款制度[7]和贸易促进、出口管制。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组织主要包括日本贸易会议、经产省、大藏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经济企划厅、公正交易委员会等。但日本贸易会议的主席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担任，其成员包括经产省、大藏省、农林水产省、外务省、运输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经济企划厅长官等组成。日本的特点是总理亲自处理，重要部门联手共管外贸。

欧盟负责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的主要机构包括欧盟委员会（欧盟的行政机构） 、欧盟理事会（欧盟的执行机构） 、欧盟议会（代表欧盟的公民） 和欧洲法院。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外贸法的特殊重要地位表现在：

（1） 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

（2） 由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实施；

（3） 全国一盘棋，主要部门及其第一把手亲自参与对外贸易法的执行；

（4） 内容详细灵活，在管理国内进出口的同时， 强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和拓展。

二　我国应对对外贸易法予以特别重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 年来，我国的外贸发展特别迅速。1978 年进出口额仅为206 亿美元，1994 年贸易总额为2 000 多亿美元，而2002 年我国的进出口额达到6 200 多亿美元，在世界贸易大国中的位置已上升到第6 位；今年上半年的发展势头更是强劲。我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协议投资金额已达8 300 亿美元，实际投资额达4 500 亿美元。我国共批准设立三资企业已超过40 万家。同样，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也十分高，有经济学家统计，2002 年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44 %.[8] 尽管各国测算外贸依存度的方法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外经外贸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不可忽视，因此，作为调整外经外贸工作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理所当然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相对于西方贸易大国，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起步晚，重视不够，当然这与我国长期以来进出口数量有限，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弱有关，但是，从现在我国外贸的实际情况出发，外贸法的重要性已经凸现，外贸法应该予以重新定位并提到重要日程。

三　当前对外贸易法的若干前沿问题

（一） 透明度原则

1. 透明度原则的由来

透明度原则源于西方世界。它早期是伴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作为商人，面临市场的巨大挑战，就要设法克服市场因政策法律变动而带来的风险，商人们迫切要求市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要求政府管理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透明，以便公众能方便地获得政府管理和服务市场的信息。因此透明度原则早期又称之谓“阳光原则”或“知晓原则”。

透明度原则的日趋明确，那是在二战之后，它作为调整战后贸易制度的基本规范，被引入了“关贸总协定”，其内容逐渐明确，尤其是该原则被引入到WTO 的各主要协议之中后尤为突出。透明度原则的核心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的第10 条。随着WTO 影响的扩大，该原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数十年以来，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各国外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列入其主要条款。

2. 透明度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

根据WTO 各主要协议的规定，透明度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和告知原则。该原则要求成员方管理机构必须将正式实施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以及政策予以公布；必须将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条约及政府协定，予以公布；在实施具体贸易过程中的法令、条例以及一般援用的司法判例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二是关于行政和司法过程中的透明度。

要求各成员管理外贸过程及审理外贸案件的过程透明，并要求能对政府管理外贸过程中的决定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

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WTO 基本原则中带有基础性的一项重要原则，能否切实地履行透明度原则， 不仅是衡量中国承诺履行WTO 各项制度的法律基础，而且也是衡量中国遵守WTO 各项法律义务的信用基础，更是我们运用WTO 规则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重要前提。

3. 中国正积极地遵守透明度原则

中国依据WTO 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作出的郑重承诺将使中国的经济环境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的承诺，关键的或者说具有突破性的一点就是政府在管理外贸工作中取消内部文件（亦称红头文件） ，即凡是执行的，必须是公开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

中国对履行WTO 透明度原则迅速而全面地做出上述承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该原则的重视，也表现了中国全面履行WTO 各项法律规定的决心和能力。

（二） 对外贸易经营权

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法历来重视对外贸易经营主体问题，把它作为外贸制度的基础。美国外贸法专家认为，是否允许个人或所有企业从事外贸，这是一国对外贸易法的基石，犹如一国宪法是否保护人权一样重要。因为对外贸易主体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外贸易的自由度（即自由化） 问题。它涉及对外贸易的几乎所有制度，比如工商管理、海关、外汇及税收等一系列法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经营权是整个外贸制度开放的晴雨表。西方各国的外贸法对此都作出了相当宽松的规定，美国、欧盟及日本等西方国家都规定了其自然人、法人及合伙企业都能自由获得对外自由贸易权。

中国在加入WTO 时承诺3 年内放开外贸经营权。即在加入WTO 3 年后，即从2004 年12 月11日起应对这类企业（包括自然人） 放开外贸经营权。

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法应参照国际惯例，规定除在特定的贸易领域内从事国营贸易的专营权或特许权外，所有在中国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都可以享有外贸经营权。

（三） 国营贸易

1. 国营贸易是各国外贸法中普遍存在的特殊概念

外贸法上的国营贸易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并非一个概念，和中国目前的国有外贸企业也不能等同，它具有特定的含义。根据世贸组织《1994 年关贸总协定》第17 条和其他有关规定，所谓国营贸易企业是指在国际贸易中根据国内法律或在事实上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的政府企业和非政府企业，其购买和销售活动影响了国家进出口水平和方向。因此，世贸组织中判断国营贸易企业的关键是看企业是否在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 这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并无必然联系，其判断标准也不是所有制形式。因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或者半官方的贸易机构，若它们在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则都应视为国营贸易企业。

2. 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国外贸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营贸易通常存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贸易领域。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因此其在一国贸易中的意义不可低估，国营贸易因而成为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世贸组织各成员在不同领域中都实行着不同程度的国营贸易。目前，世界范围内国营贸易制度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方面，兼有若干重要的矿产品。有些欧洲国家也在烟草和食盐方面维持着国营贸易制度。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各设有一个专营销售局，而这两个企业控制着1/ 3 的世界小麦出口。而在新西兰，一个牛奶专营国营企业控制着约30 %的世界牛奶出口。

由此可见国营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有的规模和地位确实是十分巨大的。

3. 中国外贸法应妥善处理国营贸易问题

中国要按照世贸有关规则有针对性地加强在一些重点贸易领域中的国营贸易制度，使其成为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保障。国营贸易的最大优势在于政府可以对其实施较为直接的控制，进而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进出口，这些领域和产品对国民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生活都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只有真正确保国家在这些关键领域中享有控制权，中国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安全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因此，国家在某些领域继续维持国营贸易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世贸规则允许的例外，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例外并将其体现在本国的外贸法中。

（四） 自由贸易区

所谓自由贸易区通常是指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所组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最基本、最一般的形式，一般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成员国内部取消贸易障碍，实现自由贸易，但没有共同对外关税；二是通常采取原产地规则。

目前，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寻求发展本国经济、抵御经济衰退的一项重要举措。

鉴于自由贸易区具有的积极作用，关贸总协定第24 条对其作了特别规定，从而使自由贸易区成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并明确允许各成员国或各成员在其领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实践证明，自由贸易区对于多边贸易体系并未构成重大威胁；相反，由于它的目标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可以率先在区域实现内部贸易自由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多边贸易体系具有互补性，也可以推动多边贸易的发展。因此，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体系可以共存， 事实上世贸组织的很多成员同时也是各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目前除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外，世界上几乎各主要贸易国均已参加自由贸易区，有的还是多个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参加任何自由贸易区，这对于本国的外贸发展并非好事。中国游离于自由贸易区之外，一方面使中国无法享受区域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对区内国家实行优惠待遇，其成员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因而其贸易转移效果甚至排他性的特征日益明显，致使中国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性影响。同时，自由贸易区是世贸组织明文允许存在的例外，不予以积极利用就没有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为本国谋取应得的利益，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中国都应重视和利用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本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中国在自由贸易区内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并积极参与东盟十国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活动，与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进行了持久的探讨，这些都说明，中国在修改外贸法时有必要增加规定国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建立和完善外贸促进机制的有关内容。

（五） 贸易壁垒调查

世贸组织的宗旨是扩大自由贸易，消除各国间的各种贸易壁垒，其重点已经从关税壁垒转移到了各种各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所谓贸易壁垒是泛指一国采取、实施或者支持的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合理障碍的立法、政策、行政决定、做法等各种措施，其范围极广，以对贸易造成扭曲效果为判断标准。

贸易壁垒的种类数量大、花样多，而且层出不穷，例如关税壁垒、关税税则分类、配额、进出口许可、政府采购、自愿出口限制、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等等，而“两反一保”的滥用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也在国际上愈演愈烈：前者是进口国以保护国家安全、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安全、防止欺诈行为等目的，通过繁杂和苛刻的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来限制贸易，而后者是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口号，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和繁琐的检验认证而设立的贸易障碍。例如，1997 年欧美国家通过提高技术性条件要求实际上禁止了从中国进口禽肉，而2002 年初欧盟又以中国产的蜂蜜含有氯霉素等抗生素超标为由中止了从中国进口蜂蜜，中国的这些传统优势产品因此丧失了这些市场。

贸易壁垒的实质是限制进口，但它们具有技术性强、隐蔽性好、涉及面广、效果明显的特点，而且往往具有正当理由支持，因此管制的难度很大，但这些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遏制这些贸易壁垒，世贸组织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动植物和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等，但其规制的范围和力度还远不足以形成国际法上全面、有效的管制。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原外经贸部（即商务部） 于2002 年颁发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从而有了自己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但这一规则还只是部门规章，未来应该将其上升为法律。在中国《对外贸易法》的修改中，应对政府实施对外贸易进行调查的范围及其具体程序作出规定，以便有更强的法律基础来保证本国产品和企业免受国外的不公正待遇。

（六） 贸易救济措施

1. 反倾销

在国际贸易中，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在这种情况发生时， 进口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我们称之为反倾销措施。可以采取的反倾销救济措施是征收反倾销税或者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尽管反倾销的理论基础早已为人诟病，但反倾销现在更多的是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而得到广泛的使用。由于反倾销简便实用、效果明显，因此也是三种贸易救济措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中国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反倾销的第一受害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 年至今中国产品已经遭遇到了500 余起反倾销案，被调查的产品有4 000 多种。在这些反倾销调查案中，由于以往中国企业经常采取不应诉的做法，加之中国在这方面人才缺乏、企业不重视、政府组织不力等因素，中国企业能争取到较好裁决结果的仅占到三成，绝大部分被课以高关税，损失比较严重。而对中国使用反倾销措施的主要国家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部分拉美国家等。例如， 墨西哥从1994 年11 月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征收反倾销税，税率最高可达533 %.20 世纪90 年代初，欧盟对中国出口彩电征收的高达44. 6 % 的反倾销税使中国产品几乎退出欧洲市场，而美国现在正在酝酿对中国彩电采取反倾销措施。在1994 年，美国对中国大蒜裁定了高达376 %的反倾销税，也迫使中国大蒜因此退出了美国市场。更为严重的是，反倾销案件往往产生连锁反应。1993 年墨西哥对中国十大类4 000 多种商品进行反倾销后，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纷纷对中国这些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据估计，中国企业因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到100 亿美元以上，而丧失的市场份额和其他间接损失则难以计算，国外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一个巨大贸易障碍。

2. 反补贴

补贴是指出口国（地区） 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并为接受者带来利益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某些贸易活动中的补贴也是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当进口产品存在补贴，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进口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采取征收反补贴税、要求出口国政府停止补贴或要求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中国产品目前很少遭到反补贴调查，因为中国产品一般是反倾销措施的目标，而目前中国也尚未对其他国家产品实施反补贴措施。

3. 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进口国对某些产品在公平竞争情况下因进口数量猛增而采取的紧急限制措施。当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时，进口国可以采取保障措施来缓解这种严重损害或威胁。具体措施有提高关税、采取配额制等。保障措施是关贸总协定最重要的条款之一， 该条款就像一个“安全阀”，使得缔约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背离总协定一般规则，即通过免除该缔约方所承诺的义务，达到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目的。仅在1995 年到2000 年期间，美国就发起了9 起保障措施调查。而在2002 年3 月5 日，美国总统宣布对10 类进口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 加征关税最高达30 % ，涉及国家包括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巴西等，最终成为一场涉及各大主要贸易国的贸易风波。

为了保护本国产品免遭国外采取的救济措施打击，中国参照各国的成功经验加强了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先后启动了汽车、钢铁、化肥等易受冲击行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以便于防患于未然。

三　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及其修改的指导思想

（一） 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4 年外贸法与WTO 及我国的入世承诺相比，与国际贸易格局急骤变化的要求相比，与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日益增加的贡献相比，确实存在不少差距，这主要表现在：

1.《外贸法》没有对WTO 所倡导的“关税减让”、“一般取消数量限制”、“透明度”、“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公平平等处理贸易争端”等原则作出规定。而且，它的有些规定已经不适应外经贸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与WTO 倡导的国际贸易内涵不符合，如《外贸法》没有对境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营贸易和电子商务等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区和单独关税区作出规定，甚至没有对外国产品进行调查、报复，保护国内产业权益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而这些原则及规定，都属于西方国家外贸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利用外贸法规趋利避害的重要内容。

2.《外贸法》的有些规定过于原则，自由裁量权过大，需要细化，以便于操作，如有关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救济和法律责任等规定。

3.《外贸法》在一定程度上遗留了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色彩。这不仅与WTO 所倡导的“自由贸易” 相去甚远，也不能为国内外各经济主体开展外贸活动提供一部具有可预见性、规范性和便于操作的外贸根本法[9] .例如， 《外贸法》第19 条规定， “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但规定的审批机关是“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有关部门”不清楚。审批时间和审批条件是怎样的，也不清楚。而且在实施中往往是涉及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而不是美国、日本和欧盟那样，把外贸事务视为生命线，由影响国计民生的部门共同负责。这些行政部门参与外贸管理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其重要的职责。

4.《外贸法》的原则离WTO 协议所倡导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还有较大差距，在外贸经营权上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在具体制度上不符合或不能完全满足WTO 协议的要求。例如，该法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免于办理内资企业必须办理的许可。[10] 该法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许可制度，使得同是中国企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外贸经营权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且，个人也被排除在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之外。[11]我国入世时承诺，通过国内立法途径将WTO 协议及我国入世承诺转化成国内法内容，以便其在我国贯彻实施。这也要求我们按照WTO 和我国的承诺对作为外贸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进行修订。

（二） 修改现行《外贸法》的指导思想

1. 反映对外贸易发展情况，体现WTO 规则修改《外贸法》必须反映现阶段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方向，反映中国的贸易地位，同时体现WTO 规则及其发展变化（既要体现承诺义务，也要体现实现权利，保障权利、监督制约对方应承担义务的内容） .

2. 体现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可预见性是指《外贸法》的修改要反映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和WTO 新一轮谈判的精神，可操作性是指应该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国情。

3. 增强外贸法的开拓和防御能力

增强外贸法的主动防御功能，是当今各国外贸法的立法趋势。例如美国外贸法的许多规定就具有对外进行市场开拓，对内进行保护国内产业的能力。如美国外贸法中规定保障措施的201 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国外贸易做法作出反映的301 条款、特殊301 条款、超级301 条款，授权针对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报复的337 条款以及针对中国的特保立法的421 条款。而我国1994 年外贸法在这方面的功能较差，主要是一部管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法律。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尚缺。

4. 对《外贸法》功能重新定位

通过对1994 年“外贸法”的修改，需要对外贸法在国内的地位重新定位，对它的特殊重要性进行确认，对其内容进行充实，使其在世界贸易的新格局中真正起到保护和促进我国外贸事业的基本法作用， 在这一点上西方贸易大国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1） 美国贸易法的做法美国贸易法对内尽量扩大自由度，而对外则侧重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出口和对国内产业的救济，因此是一部对内管理相对自由、对外职能强化的贸易法[12] .

（2） 加拿大对外贸易立法体现了其对国内产业、企业的充分保护

除在国际贸易法庭法、特别进口措施中有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进行专门规定外，在海关法、海关税则法、进出口许可证法中也有对国内产业、企业提供保护的法律救济措施，另外其反倾销法等规定的法律层次较高，由议会通过。

1994 年《对外贸易法》在管理方面其侧重点在于对贸易主体的经营资格和经营行为以及商品的管理，自我约束较多，反映当时的管理手段和体制，主要是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为主的法律，对外扩大我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机会、消除外国贸易壁垒以及其他维护公平贸易秩序的能力不足。这就需要我国贸易法转变管理重心，向对内放宽管制、对外加强职能的方向转变。在这方面，加拿大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加拿大的外贸立法在不违背WTO 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许可证贸易管理方式。我们认为，我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可在履行WTO 义务和我国有关承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用足用好许可证等贸易管理手段和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

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法》应是合理的外贸促进法，这既符合WTO 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法， 使其成为有效的贸易防御法和积极的市场开拓法， 例如，遏制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拓宽贸易投资。

[注释]

[1]刘国光。 内需为主与外贸依存度问题[OL ] . 中国经济展望网，2002 - 04.

[2] Int‘l Trade and Investment ， RAL PH H. FOLSM ，19.

[3]对因进口竞争而受到损害的工人、企业和产业的援助。

[4]是指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给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依据美国1974 年贸易法，认定市场扰乱的标准比反倾销和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标准要低，更便于使用。

[5]依据美国现行法律，即美国贸易法337 条，所有人、进口商、承销商将货物进口美国或销售中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做法，或实质性损害美国产业，阻止美国产业建立，或限制或垄断美国的贸易和商业，国际贸易委员会应当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则不需要证明损害的存在，便可构成337 条所规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6]指基于国家安全、人权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原因。

[7]1974 年美国贸易法规定了一般301 条款、特殊301 条款和超级301 条款。一般301 条款规定了当外国限制美国货物和服务的进口时，美国贸易代表应当或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特殊301 条款针对外国违反知识产权义务的各种措施和行为；超级301 条款则针对外国限制进口措施的重点国家和重点做法。适用于整个301 条款的救济措施有中止与外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取消给予外国的优惠待遇、取消对美国的商业限制、通过贸易协定向美国提供补偿利益等。

[8]沈利生。 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测算[J ]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 （4） .

[9]沈吉利。 入世与修改《对外贸法》的建议[J ] . 国际商务研究，2002 （4） .

[10]见《对外贸易法》第9 条。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4

以入世为契机，我国从1999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外经贸法律制度的清理。在外经贸部修 订方案的指导下，不少专家和学者对我国《对外贸易法》的完善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 议(注：外经贸部的修订初步方案参见崔书锋《完善我国涉外经贸法律体系》，载《国 际商报》2002年6月27日第6版。专家、学者的相关建议可参见：(1)何茂春著《兼论中 国“入世”后外贸体制的全面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2)张汉林、郭浑 仪《论入世与外贸法的修改与政策建议》，载《国际商报》2001年2月25日和2001年3月 4日；(3)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外贸易法＞的建议》，载《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第4 期)。笔者认为，要真正做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工作，应当首先设定修订《对外贸 易法》的整体目标，进而应当明确提出修订我国《对外贸易法》的整体思路。如是，才 能配合入世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在我国现行的外贸法制框架下完成《对外贸易 法》的结构整合与内容调整。

本文拟从立法定位、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三方面提出我国《对外贸易法》修订的九条 思路，并据此对修订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一管之见。

一、关于《对外贸易法》的立法定位

(一)思路1：《对外贸易法》的修订，首先应进一步统一和明确这部法律的调整对象

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管理的基本法，《对外贸易法》的调整对象是纵向的对外贸易管理 关系。因此，对外贸易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对外贸易法》的调整范畴 ，而属于内国涉外民商法的范畴。《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坚持这一定位，保持其调 整对象的稳定和统一。

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第12条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应 当信守合同，保证商品质量，完善售后服务。”第13条第2款在规定外贸制时指出 ：“接受委托的对外经营者应当向委托方如实提供市场行情、商品价格、客户情况等有 关的经营信息……”有关这些问题的规定都是私法层面的问题，不属于《对外贸易法》 规范的范畴。《对外贸易法》修订时应当将这些问题归还给我国的《民法通则》和《合 同法》进行规范。

诚然，私法上义务的违反也会引起主体在纵向法律关系上的责任，如行政责任或刑事 责任。但这并不等于在行政管理法上应具体规定主体私法层面上的义务。否则，既可能 引起法律规定上的重复，也可能引起法律规定上的矛盾。

另外，有学者提出“将外资法纳入外贸法中，使外贸法成为一部综合性的外经贸法”( 注：参见张汉林、郭浑仪《论入世与外贸法的修改与政策建议》，载《国际商报》2001 年3月4日)。笔者认为，尽管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都是我国外经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两者的相互促进关系日趋明显，但用一部法律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统一进行法 律调整殊有不妥。其原因在于国际贸易侧重于产品、技术或服务的跨境流动，而国际投 资则侧重于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外贸与外资法的调整对象在性质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同时，政府管理外贸和外资的内容与方式也各不相同。

在调整对象问题上，我们还必须明确，《对外贸易法》调整和规范的外贸管理关系是 针对祖国大陆这一“法域(legal territory)”而言的。有的学者认为，在《对外贸易 法》的修改中，有必要对单独关税区进行原则性规定(注：参见崔书锋《完善我国涉外 经贸法律体系》，载《国际商报》2002年6月27日第6版。另见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 外贸易法＞的建议》，载《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第4期)。笔者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作为独立关税区或作为独立法域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宪法 及宪法性法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管辖的范 畴。除宪法性规范以外的法律规范，其适用的范围均只限于祖国大陆这一法域范围，没 有必要在这一类法律当中另行规定其他法域的法律地位及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

(二)思路2：《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坚持“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技术贸易” 与“国际服务贸易”“三位一体”的定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呈现出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三位一体、并驾 齐驱的发展趋势。2001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达6.2万亿美元，全球服务贸易总额达到1 .4万亿美元，而全球的技术贸易量也早已超过了1000亿美元。1994年制定的我国《对外 贸易法》已充分注意了国际贸易“三位一体”这一发展动向。《对外贸易法》第2条明 确指出，“本法所称对外贸易是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与此同 时，《对外贸易法》第三章(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和第四章(国际服务贸易)便是依 照“三位一体”的立法体例而展开。

然而，《对外贸易法》在国际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规定上是失衡的，在 立法的逻辑结构上亦存在一定缺陷：

首先，第四章(国际服务贸易)中，仅仅对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国际服务 贸易的限制与禁止等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于许多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制度均未涉及 。因此，建议将相关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用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尤其应当充分借鉴WTO 《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业已确立、并为各成员方所认可的服务贸易管理措施，形成我国 完整的国际服务贸易管理制度。

其次，从严整的立法体系而言，我国《对外贸易法》第五章(对外贸易秩序)和第六章( 对外贸易促进)所规定的外贸管理制度应当既适用于国际货物贸易，也适用于国际技术 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然而，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规定的许多 制度却全然是针对货物贸易而制定的。例如第29条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定、第30条关于反 倾销的规定、第31条关于反补贴的规定都是在货物贸易项下而言，未曾涉及服务倾销、 服务补贴和服务保障措施的问题。笔者认为，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应当将类似服务 倾销、服务补贴和服务贸易的紧急保障措施(注：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0条已对 服务的紧急保障措施作了原则性规定。)等促进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和维护我国国际 服务贸易秩序的措施纳入进行规范，使三位一体的立法格局真正得以突现。

应当指出的是，WTO现有的《反倾销协议》、《反补贴协议》和《保障措施协议》都是 针对货物贸易的，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WTO的协定》附件1A(货物贸易多边协定)项 下的专项协议。其所针对的范围与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并不完全相同。

二、关于《对外贸易法》的立法内容

(一)思路3：《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体现8年来国际经济及我国外经贸发展对外 贸管理制度的新诉求

《对外贸易法》的立法初衷在于通过促进和保护等方面的措施始终使我国的对外贸易 管理符合经济自由化发展的潮流，使我国的对外贸易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19 94年7月1日《对外贸易法》正式实施以来，我国的外贸背景和外贸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全面体现这8年来国际经济发展和我国的外经贸实践对 国家外贸管理提出的新诉求。

以对外贸易促进体系为例，现行《对外贸易法》第六章已从金融支持、出口信贷、出 口退税、进出口商会、国际贸易促进组织等方面就对外贸易促进措施进行了原则性规定 。随着我国外贸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将面临更为 激烈的国际竞争。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审时度势，构筑起全方位的对外贸易促进体系。笔 者认为，如下四方面的贸易促进措施对于当前的中国外贸而言至关重要：

(1)政府要注重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各种行业中介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律和监管，在 政府和企业的沟通中发挥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现行《对外贸易法》中虽然对进出口商 会、国际贸易促进组织等中介组织有所涉及，但是其规定过于笼统，我们认为应该进一 步确立中介组织在促进外贸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其为企业服务和对行业进行协调和 监管的职能。

(2)政府要支持会展业的发展，并要鼓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参展获取商机。会 展业有巨大的吸金纳智的功能，是一块吸纳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巨大磁石。会展业的 健康发展会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出口)带来无限的商机。因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扶 持会展业发展支持进出口贸易，另一方面又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便利于小企业参展 。

(3)政府要支持企业开发并出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入 世一年来，以DVD专利纠纷和关于温州打火机的CR法案为典型，我国企业遭遇来自日本 、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地区的专利侵权案件急剧增加。事实已向我们表明，没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产品，中国就无法真正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就无法成为真正的 世界制造中心。因此，政府可以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开 发、研制和出口给予一定的支持。

(4)政府应当建立企业出口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政府应当通过大使馆、领事馆等各种 途径，为外贸企业提供有关出口市场状况、相关法律法规、商贸制度等信息。与此同时 ，这些机构还可以为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提供具体咨询和服务。在 美国，中小企业数量占所有从事出口的企业数量的97%，其出口总额也已占据整个国家 出口总额的1/3左右，这与其为企业提供的较为完备的对外贸易信息服务和支持体系是 密不可分的。

建议在《对外贸易法》修订的过程中，应当将上述四项外贸促进措施以法律的形式加 以确认，将外贸实践中产生的重要的管理制度在外贸基本法中加以规定，使外贸立法与 时展的需求相吻合。

(二)思路4：《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体现我国经济管理理念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变革。在这一过程 中，政府、企业与社会三者的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政府正由无所不为的无限 政府转变为仅在有限领域承担管理和调控职能的有限政府。不仅如此，随着对市场经济 认识的深入，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即便是对于应当由政府进行管理的事项，政府在行使 其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也应更加关注市场功能的再发现。

《对外贸易法》的修订也应当体现这些经济管理理念的新变化。反映在外贸经营权的 管理上，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向登记制转变，另一方面要大胆引入告 知承诺的新方式。

现行《对外贸易法》第9条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必 须具备一定条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根据这一对外贸易经营者的 许可制度，企业取得自营进出口权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然而，在我国的外贸实践 中，这种设置高准入门槛的作法根本无法实现规范外贸经营者的资质、维护外贸秩序的 目标。事与愿违，严格的外贸经营资格审批制度在实践中却造成了如下尴尬的局面：一 方面，一些具有外贸经营资格的企业虽然经营管理不善、严重亏损，但却由于重重的行 政保护而仍然“重权在握”；另一方面，众多有条件经营外贸业务的优秀企业却由于种 种所谓的“条件”和“审批”而被审批机关拒之门外。同时，审批制度带来的“寻租” 现象又直接导致了行政管理成本高昂，办事效率低下。

2001年7月10日，外经贸部制定并了《关于进出口经营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明 确了进出口经营资格将实行登记和核准制。这一《规定》明确了进出口经营资格的授予 将按照统一的标准和管理办法，成为了加快我国进出口经营资格由审批制向登记制过渡 的重要步骤。但是，此项规定对申请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所规定的标准依然十分严格( 注：例如在《关于进出口经营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中，对申请外贸流通经营权的企业 ，要求其注册资本(金)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中西部地区不低于300万人民币)；对生产 企业申请自营进出口权的，其注册资本(金)不低于300万元(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 不低于200万元，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机电产品生产企业不低于100万元)。)。这 种较高的资金要求实际上限制了广大中小企业经营外贸业务。

建议《对外贸易法》的修订中应当从立法上取消外贸许可制，明确外贸经营权登记制 的法律地位，逐步降低申请外贸经营权的资质要求，实现政府的管理理念由“管制”向 “服务”发生转变。

在外贸经营权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胆引入“告知承诺制”这一行政许可的新方 式。告知承诺制的主要做法在于：申请人只要对行政机关所提出的相关资质条件、经营 要求及法律责任做出承诺即可实现登记注册，而行政机关则是在其开业后的一段时间内 加强对其承诺内容的监管。这种制度用双方合意的契约形式代替了以往的单纯以行政机 关为主导的单方权利行为，突出了市场主体的能动作用，强化了申请人承诺、自律和行 政机关的事后监督，是对传统行政许可制度的一项重大突破，值得我们在对外贸易管理 改革中予以借鉴。

(三)思路5：《对外贸易法》的修订，要全面体现《加入议定书》中我国在对外贸易管 理制度方面的国际承诺

作为入世法律文件的核心部分，《中国加入议定书》记载了我国在外经贸管理制度方 面的承诺，对WTO规则如何在中国得以实施做出了具体规范。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 应当将这些国际义务在国内法上予以确认，使我国的国内法与国际承诺协调一致。

具体而言，《加入议定书》第2条“贸易制度的实施”、第3条“非歧视”、第4条“贸 易特殊安排”——这些条款是针对我国外贸宏观管理制度的承诺。尤其是第2条，它就 贸易制度的统一、透明实施以及司法审查制度都做了详尽的规定。这些外贸宏观管理体 制的原则性承诺应当在《对外贸易法》第一章(总则)中得以全面、准确的体现，成为我 国对外贸易管理的指导思想。

《加入议定书》正文中还就贸易权、国营贸易、关税、非关税措施、进口许可程序、 技术性贸易壁垒、动植物检疫等一些重要的外贸措施的施行做出了具体承诺。修订《对 外贸易法》时，应当根据《加入议定书》的规定将我国对这些重要外贸制度的承诺在外 贸基本法中加以规定。例如，《加入议定书》第5条规定，中国承诺在加入后3年内使所 有在中国的企业均有权在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内从事所有货物的进出口贸易。从这一角 度而言，将外贸经营权的管理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同时又是履行入世承诺，使国内立法 符合国际义务的现实要求。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加入议定书》中涉及的这些重要的外贸管理制度，有的我国已 通过具体法律、国务院法规或部门规章加以具体规范，但尚未在外贸基本法中得到原则 性的体现，例如对于技术性贸易壁垒或动植物检疫措施的规定。建议《对外贸易法》修 订中应当充分考虑到其作为贸易基本法的法律地位，使外贸管理中最为核心的措施和规 则都能在《对外贸易法》中得到体现。

还必须指出，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制要与WTO规则相融合——这并不是说我国的外贸法中 不能存在任何与WTO规则相背的内容。事实上，存在一些问题上的差别并不要紧，关键 的是要有一种适用上的制度安排使这种差别规定不至于引起我国违反其所承担的国际义 务。美国的301条款已多次被争端解决机构裁判为违反WTO规则，但美国以其仅留以适用 于非WTO成员为由，仍然在其对外贸易法中予以保留。可见，国际法与国内法毕竟是两 回事。入世后，我国外贸法在一些问题上可以存在与WTO规则相区别的规定，只要我们 同时规定这些内容在与国际义务相冲突时，以我国的国际义务为准。

(四)思路6：《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充分借鉴，博采众长，进一步体现与国际规 则的接轨，并充分利用国际规则所留下的空间和余地

在对外贸易管理方面，欧、美、日等国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一些通行的作法。 这些通行的、成熟的外贸管制规则有的体现在西方各国国内的外贸管理法中，有的体现 在西方国家主导的一些区域性条约或国际性公约上。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在修订过程 中不仅应当广泛借鉴这些国际通行的外贸管制规则，还应当充分利用国际规则为我们留 下的空间和余地。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近年来，各种非关税壁垒在各国对外贸易管理活动中的运用日 益频繁、愈演愈烈。资料表明，我国已成为受外国贸易壁垒损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以出口产品遭遇的反倾销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8月至2001年12月11日，已有3 0多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了463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高达150亿美元之多 。为了消除国外贸易壁垒，维护本国相关企业和行业的利益，我国应当制定贸易壁垒调 查制度。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欧盟已分别制定了以301条款和《贸易壁垒规则》为标 志的外贸壁垒调查制度，对外国贸易壁垒的审查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们应当充 分借鉴欧、美等国在这一制度上的成熟经验，全力保障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2002年11 月1日，外经贸部颁布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规定由外经贸部负责对国外 贸易壁垒的调查工作，并指定进出口公平贸易局负责具体实施，并对贸易壁垒的调查申 请、审查和立案、调查和认定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们认 为，在《对外贸易法》修订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对国外贸易壁垒的调查做出原则性规定， 从而在外贸基本法中确立这一制度的地位。

再如在例外制度问题上，WTO规则中有许多关于例外规则的规定。除了关于反倾销、反 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规定外，还有GATT1994第20条/GATS第14条关于“一般例外”的规定 、GATT1994第21条/GATS第14条副则关于“安全例外”的规定，GATT1994第18条关于“ 幼稚产业保护”的规定以及GATT1994第12条/GATS第12条关于“保障国民收支的限制” 的规定。

我国现有的《对外贸易法》已对上述各种例外制度有了初步的规定。《对外贸易法》 第三章(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中的第16条、第17条、第21条，第四章(国际服务贸 易)中的第24条、第25条以及第五章(对外贸易秩序)中的第27条的规定便涉及了WTO规则 中的上述各种例外制度。但是现行的《对外贸易法》在例外制度的规定中既没与国际规 则充分接轨，也没能用足国际规则为我们留下的空间。

首先，《对外贸易法》将一般例外、安全例外、幼稚产业保护的例外与国际收支例外 混合在一起进行规定，而事实上这四类例外情形在WTO协议中和国际经贸实践中是有区 别的(注：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张玉卿、邓志海主编《入世与国内市场和产业的合法 保护》，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第230-235页)：较之经贸利益，国家安全是更为重 要的利益。因此，安全例外的适用条件较之一般例外来得宽松许多；与此同时，在世贸 组织规则中，幼稚产业保护例外、国际收支例外以及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使用是以不歧 视为前提的，而一般例外条款下的措施却可以进行歧视对待。由此可见，《对外贸易法 》将四类不同的例外制度笼统地进行规定，殊有不妥。

其次，《对外贸易法》中例外制度的规定在内涵与外延上与WTO相关条款相比仍不仅相 同：除了少数一致以外，大部分仍有差距，还有立法空白之处。

由此可见，在修订《对外贸易法》的过程中，不仅要根据WTO规则对于例外制度的分类 调整条款结构，而且应当将我国现行立法与WTO相关条款一一对照，借鉴WTO规则的规定 修订现行立法、填补立法空白、充分用足国际条约为我国留下的空间。

(五)思路7：《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引进先进的外贸管理理念，尝试着对我国外 贸管理的新问题做一些前瞻性的规定

除了反映我国外贸实践的现实需求，吻合入世承诺，借鉴先进立法、与国际规则充分 接轨以外，笔者认为，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还应尽可能地对一些外贸管理的前沿问题 做些前瞻性的规定，至少应表明我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外贸基本法中的 这些原则性规定可以作为理解和解释具体条例与规则的基础和指导。

例如，对于外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尤其是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对电子商务发展的态 度、对贸易便利化的支持——我国可以尝试在《对外贸易法》中就这些问题进行原则性 规定。

尤其必须注意的是，WTO第四次部长理事会拟定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21个议题，并 且明确了其中11个议题的谈判要在2005年12月31日前完成。在多哈回合的议题中，既有 对原有议题的深化与发展，也有全新的议题；既关系到既有承诺的执行，也关系到新的 谈判和承诺。作为WTO成员，我们尤其应当密切关注WTO新一轮谈判的相关议题及其发展 ，并且可对一些与中国未来较为相关的议题率先在国内法中进行规定。

三、关于《对外贸易法》的立法技术

(一)思路8：《对外贸易法》的修订，要进一步从“促进”(promotion)与“保护”(protection)这两大功能出发，在结构上进行完善，形成严谨的立法体例

作为我国外贸的基本法，作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重要手段，贯穿《对外贸易法 》的核心便是“促进”与“保护”这两重互补的功能。促进外贸发展与特定条件下保护 本国产业相互交织——这是我国《对外贸易法》的灵魂所在。概言之，我国《对外贸易 法》在内容上涵括了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技术贸易与国际服务贸易，而对这三类国际贸 易的管理和规范又是围绕促进与保护这两大主题而展开的。

《对外贸易法》第一章(总则)在确立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时，一方面规定国家“ 鼓励发展对外贸易”，“维护公平的、自由的对外贸易发展”(注：参见《对外贸易法 》第4条)；另一方面又指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 他类似措施的”，中国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注：参见《对外贸易法》 第7条)。同时，《对外贸易法》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规定“对外贸易秩序”和“对外贸 易促进”问题。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对外贸易法》已经体现了促进与保护并重的指 导思想，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展开。

笔者认为，新世纪我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继续按照这一思路来完善外贸基 本法的框架结构，用足空间，做足文章：

第一，要以“促进”与“保护”并重的思路，整合《对外贸易法》的框架。按照这一 思路，有关同时适用于三类贸易的“保护”和“促进”措施应分别在第五章(对外贸易 秩序)和第六章(对外贸易促进)中进行规定，而在第三章(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和 第四章(国际服务贸易)中仅规定适用于国际货物/技术贸易与国际服务贸易的保护和促 进措施。但是，现行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存在一些重复的规定，似可整合放入第五章或第 六章，而第五章和第六章中也存在一些并非同时适用于三种国际贸易方式的规定，似应 分别放入第三章或第四章更为妥当。

第二，要完善我国的对外贸易促进体系。具体内容可参见本文思路3中所述。

第三，要完善我国的对外贸易保护体系。关于贸易壁垒调查和例外制度的内容可参见 本文思路6中所述。

第四，在外贸易政策导向上，要实现由“重保护”向“重促进”的转变。

在刚刚确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年代里，在我国调控外贸的能力仍然有限的 背景下，现行《对外贸易法》在“促进”与“保护”这两重价值取向中“重保护、轻促 进”。而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六的贸易大国，调控经济的能力也得到大大提高。在 这样的背景下，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外贸政策导向应适时地实现由“重保护”向“重 促进”的转变。因此，一方面建议在《对外贸易法》的修订中应当调整“对外贸易秩序 ”与“对外贸易促进”两章的顺序，以适应外贸政策导向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实体内 容的规定和表述上，也应当相应地进行调整。

(二)思路9：《对外贸易法》的修订，要体现其作为我国外贸管理基本法的地位，应较 为完整地就外贸管理的重要制度进行原则性规定，应当和相关的条例形成援引关系，构 筑完整的中国外贸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是以《对外贸易法》为中心，包含五个层次的规范性 文件：外贸基本法——外贸专门法——国务院条例(法规)——外经贸部具体规则(部门 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从我国外贸立法的实际出发。 也就是说，《对外贸易法》修订的目标并不是制定详尽、全面的中国对外贸易法典，而 是要在现有的立法现状中使作为我国外贸法制核心的《对外贸易法》更加符合我国对外 贸易发展的新形势，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因此，《对外贸易法》的修订要突出其作为对贸基本法的地位，体现其在我国对外贸 易法律体系中的统率作用。

第一，《对外贸易法》要全面规定各项外贸基本制度，但同时其对于外贸基本制度的 规定应当是基础性和原则性的。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5

[关键词] 中美贸易 WTO规则 美国贸易法

一、中美贸易往来的法律支持

1.中美双边协定的签订

自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后，为了促进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和经贸合作，签订了众多的双边贸易协定。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协调、定位和规范双方的基本贸易关系和贸易协议的纲领性文件，如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贸易关系协定》和1999年《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一类是具体领域的贸易协定，涉及不同的部门、产业及领域，包括各种协议书、合作计划、促进措施、谅解备忘录，例如《中美纺织品协议》等。从法律关系来看，前者设定了中美贸易关系的基本原则，而后者则规定了具体的贸易领域政策操作规则。

2.WTO规则对中美贸易的规范

国际协定对规范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起到了积极的约束和促进作用，使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降低了摇摆性和随意性。美国和中国同为WTO成员国，需要遵守WTO的基本原则。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市场准入原则和公平竞争等符合中美两国的基本利益，对规范美国的贸易行为和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处理中美贸易冲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2006年的报告中，USTR指出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六大目标，其中使中国以一个负责的成员更加全面地融入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体系、监督中国坚持国际与双边义务并保证完全贯彻与遵循位列前两位，充分表明美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倚重和强调，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从此在一个更加可预见的框架内进行。

3.入世后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与调整

入世六年来，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和规范，2005年完全取消了进口非关税措施，放开外贸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认真履行透明度义务，保障中美贸易顺利发展。 法制是WTO对政府的要求。六年时间里，我国在中央政府层面共制定、修订、废止了20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新制定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具体的要求。WTO所倡导的理念在中国已逐渐为人们所认知，透明度和非歧视等WTO原则已成为中国普遍适用的立法原则。将WTO规则以国内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例如制定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法律法规，并根据WTO规则，妥善处理了中美贸易纠纷。

(1)货物贸易领域

为了规范贸易发展，根据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的《外贸法》，商务部于2004年6月出台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并已于2004年7月开始施行，这标志着中国提前半年履行了关于放开外贸权的承诺。在《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中外贸经营者范围的扩大,以及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使外贸经营进入门槛降到了最低点，公司、企业和自然人只需要进行登记就可以从事对外贸易。

(2)知识产权领域

中美贸易纠纷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知识产权领域，按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要求，中国在入世前就启动了对知识产权立法的全面修改工作。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主要扩大了受保护权利的范围，明晰了各方权利义务、增强了司法审查制度，同时加大了对侵权行为的查处力度。诉前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临时措施的实施增强了对权利人的保护力度。

知识产权的行政主管机关，包括工商、公安等部门在采取各种行政手段，如停止侵权的措施、罚款等等的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与司法部门的工作联系，打击知识产权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中国政府在2004年专门成立了由所有与保护知识产权相关的司法、行政部门组成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统筹协调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督办重大案件。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对中国入世履约的评价是“尽管加入WTO只有短短几年，但是，凡是受WTO规则约束的领域――贸易、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中国改革的进展都令人鼓舞。中国如约地降低了进口关税，2005年取消了普通商品进口许可证制度。如今，中国已普遍被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国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给中国打A＋。”

二、中美贸易中的法律局限性

1.国际协定在美国的非权威性

美国在贸易领域签订的国际协定并不能自动生效，因此产生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现状，造成国际协定约束性的下降。就具体的贸易领域、贸易政策手段而言，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在美国，双边、多边贸易协定不能自动执行，这是外部约束力下降的根本根源。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尽管宪法规定条约地位等同于国内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条约都可以直接在国内法中适用和执行。在实践中，需要美国支付金钱的协定、规定关税的协定、需要改变美国现行国内法的协定、处分美国财产的协定、 任命政府委员会的协定，都是非自动执行的协定。因此，贸易领域的国际协定包括WTO协定和中美双边贸易协定并不能自动执行。早在1979年《贸易协议书》中美国就明确规定了“发生冲突时美国(国内)法优先”的原则。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议》第102节(c)条同样规定乌拉圭回合协议与美国任何法律不相一致的条款均属无效。因此，国际协定对美国贸易政策的约束力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国内法要求，只有具体实施关税及非关税多边谈判协议的美国国内法和行政命令才是美国法院和海关当局可以适用的法律渊源。减税相对容易推行，因此美国在此领域遵守国际协定，而如果国际协定相关内容需要修改国内法时则需要国会通过，从而使国际协定的执行效果受到影响。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众多不合理的做法才得以在与WTO原则冲突的情况下仍能推行，典型的如“301条款”；再如WTO裁定美国关于反倾销税运作的法律“伯德修正案”违反了规定，但美国国会未能修改这项法律。

2.WTO多边体制的缺陷性

现存的WTO多边体制本身存在制度缺陷，使得美国得以利用其缺陷违背基本原则。WTO的缺陷体现在法律制度体系和组织机构之间由于后者实施成本高昂而导致“约束力缺失”。协议本身某些规定具有模糊性，即原则性的东西多而可操作性的东西少，某些程序过于繁琐复杂而导致效率底下等。以美国为该条款规定如果一国实施不公正或不合理的进口限制对美国的贸易造成损失或歧视的，美国总统有权撤销对该国的关税减让，或者对该国的产品增加关税或者其他形式的进口限制，其201条款并不完全符合《保障措施协议》，该条款对增加进口并不作具体的原因分析，因而存在对出口方不公平的地方，但在现行的WTO协议框架下却能够得以实施。此外，美国利用WTO协议的某些灰色地带，制定了大量技术性法规、标准和评定程序，与WTO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有关规定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有双边和多边协议作为规范，但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仍不能排除任意性，只要美国的法律体系和现行的WTO体系不进行根本改革，贸易政策仍将很大程度上由国内因素主导，所谓国际协定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外部约束”只适用于符合其根本利益的情况。

3.美国反倾销法与WTO规则的不一致性

中国加入WTO后，积极遵守相应规则，但美国法律特别是反倾销法却与WTO规则不尽相同，这为中美贸易发展带来了一定难度。1947年GATT第6条第1款对反倾销做了明确规定。根据GATT规则的规定，进口国采用“反倾销”措施，必需确定两点：一是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倾销的存在，且倾销对国内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或对建立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二是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要求进口国不仅仅要根据事实来证明，倾销与进口国国内产业损害存在因果关系，还要证明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必须是倾销的进口产品，而不能是其他因素。GATT规则把由于倾销的产品才导致了进口国有关工业的损害，作为征收反倾销税的一个首要条件；把证明“严重损害”（国内产业状况的重大全面减损）或“严重损害威胁”（明显迫近的严重损害），作为征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条件。可以说，GATT规则中对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规定是明确的、是清晰的。然而，在美国的《反倾销法》中关于“严重损害”、“严重损害威胁”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界定，明显与GATT规则的规定相冲突。

(1)美国反倾销法对“倾销与损害因果关系”的规定，与WTO规则存在明显差异

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调查倾销是否存在时，不是去证明倾销与重大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仅看进口产品的数量及国内产业的状况。其做法严重偏离了GATT规则的规定。针对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证明倾销是否存在时，仅看进口产品的数量及国内产业状况的做法。

(2)美国反倾销法在评估“严重损害威胁”时的令人费解的“累加”方法，明显与WTO规则相背离

美国在确定“严重损害威胁”时采用了累计计算的特殊方法。即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认定某国外产品对美国国内产业产生“重大损害威胁”时，不是分别评估每一个出口国的出口产品占美国市场的份额，而是将所有出口国的产品累加。 比如，假设甲、乙、丙、丁等国各自向美国出口货物，各自出口份额只占美国市场的5％，如果涉及倾销问题时，美国贸易委员也会按照GATT规则的规定，证明“严重损害”及“严重损害威胁”的存在。然而，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证明“严重损害”及“严重损害威胁”时，将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把所有国家占美国市场的份额相加，这样倾销的产品将占美国市场的20％。根据这个结果，美国贸易委员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认定存在“重大损害”及“重大损害威胁”。美国贸易法中累积进口的规定，极大地增加了美国确定损害存在的可能性，严重扰乱了国际经济秩序。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6

从历史的角度看，“货物原产地”纯粹是一种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它是指货物作为商品，在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中的产生地、生产地、制造地或加工地，其作用在于向销售商和消费者表明商品的品质、特性、价值等，便于消费者挑选满意的商品。这种“货物原产地”类似于商品的商标。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跨国公司逐渐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国际贸易不断发展，国际投资活动方兴未艾，今天的“货物原产地”不仅表明某种商品的质量，而且涵盖了更为广泛的内容；它可以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但更经常地，它还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贸易保护手段。[1]因此，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纷纷采取法律的形式规范货物原产地的含义和内容，一些国际机构也试图通过制定关于原产地规则的国际条约，以便统一或协调有关各国的不同规定。[2]这样就使原本属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货物原产地”掺入了更多的人为因素，使这一概念变得更加复杂。

现代意义上的“货物原产地规则”是指国家根据法令或国际协定所确定的原则制定并实施的、以确定生产或制造货物的国家或地区的具体规定。关于原产地规则的概念和内容，其别是有关非完全原产产品的原产地标准的确定问题，国际社会曾付出巨大的努力，试图将其统一起来，但至今收效不大。在这一过程中，设在布鲁塞尔的“海关合作理事会”曾作出了巨大贡献。[3]而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对原产地规则问题则进行了全面、仔细的审议，并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原产地规则协议》。[4]我国于1992年2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该规则规定了我国出口货物原产地工作的管理机构和签发机构、出口货物获取中国原产地证明的标准，以及违反原产地规则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随后我国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实施办法》、《含有进口成份出口货物原产地主要制造加工工序清单》和《出口货物原产地签发机构名单》等法规，使我国的原产地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和法制化。各国乃至国际社会对货物原产地问题如此重视，不仅在于其可以促进本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而且还在于其可能会阻碍他国对外经济贸易的顺利进行。关贸总协定的一些关键性条款（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有关保障条款等）都涉及货物原产地这个因素。总之，货物原产地规则是国家实施国别关税政策、实施数量限制、进行进出口贸易统计及其他经济贸易限制措施的重要制度。因此，在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如何正确理解和加深研究原产地规则，并在实践中准确运用原产地规则，已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二、原产地规则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在出口贸易中，原产地规则的作用是显著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原产地规则是出口国享受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主要依据之一。按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条第1款的规定，最惠国待遇是指任何成员方给予原产于或运往任何其他国家产品的任何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原产于或运往所有其他成员方境内的相同产品。而国民待遇则是指一成员方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成员方领土时，在关于产品的国内销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全部法令、条例和规章方面以及国内税和其他国内费用等方面，所享受的待遇应不低于相同的本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5]上述定义表明，一成员方的产品若要享受另一成员方给予的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适用于该产品的原产地规则是一条不可缺少的法律纽带。成员方之间相互给予对方产品以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关贸总协定的两条重要原则，它对促进关贸总协定各成员方之间货物进出口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鉴别某种货物是否原产于某一成员方的原产地规则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囊括了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尚未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国家和地区亦基本上通过签订双边互惠协定使其产品享受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或地区而言，原产地规则同样非常重要。

第二，原产地规则是实施普惠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普惠制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口的一部分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给予普遍的、非互惠的，非歧视的关税减免的一种优惠制度。实施普惠制的目的在于通过鼓励发达国家中的进口商从发展中国家多进口可以享受关税优惠待遇的商品，从而起到扩大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商品出口，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普惠制是国际法赋予发达国家的义务，但具体的普惠制实施方案却由各发达的给惠国自己确定，目前，世界上27个给惠国分别执行16种普惠制方案，不过，这么多种普惠制方案却存在一些共性，其基本内容包括给惠产品范围、关税削减幅度、保护措施、原产地规则、受惠国家和地区等，其中原产地规则是普惠制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受惠产品的原产地标准、直接运输规则和有关证明文件，目的是确保发展中国家成为普惠制的真正受益者。因此，原产地规则在普惠制中的作用相当重要：对受惠国而言，受惠国应当根据给惠国制定的原产地规则的要求，提供正确的原产地证书，加速产品的工业化和国产化，尽量采用国产零部件，从而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对给惠国而言，不仅可以通过原产地规则这个中介将受惠产品与受惠国联系起来，从而避免非受惠国享受其不应享受的优惠待遇，而且还可以通过原产地规则针对不同的受惠国而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6]我国目前尚未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不能以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的身份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不过，我国通过与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签订双边协定的方式，相互给予对方的产品以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因此，当我方向这些国家或地区出口产品时，必须提供由我国有关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书，产品才能享受上述待遇。对此，我国出口商既应熟悉我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又要了解对方国家的有关规定，知已知彼，用好一般原产地证。[7]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1979年底开始享受一些发达国家给予的普惠制待遇，至今已有25个发达国家将我国列入普惠制受惠国名单。普惠制对促进我国产品的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多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却没有很好利用这一制度，实践中了出现过不少问题。例如，一些出口企业认为商品价格已经确定，因而外国进口商要其出具普惠制原产地证时，积极性不高，往往不愿很好配合。又如，一些出口企业在向一些给惠国出口产品时，忽视了进口商可以减免进口关税的优惠，因而出口商品的价格定得过低，结果，出口企业不仅不能在产品定价时 享受到这种优惠，而且低价出口还易遭致进口国的反倾销诉讼。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较复杂，但笔者认为这主要与我国政府部门的宣传不力、出口企业不明了普惠制的意义，以及有关管理部门的管理工作跟不上有密切关系。因此，了解进口国的原产地规则，尤其是其原产地标准部分，出口成交前积极主动申领普惠制产地证书格式，是出口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随着相当一部分发达国家在实施普惠制过程中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尤其是它们规定的“毕业制度”，[7]这表明普惠制并不是一项永久性的国际贸易优惠关税制度。所以，我国出口企业应赶在“产品毕业”或“国家毕业”之前，充分利用这项制度，创造更多的出口创汇机会。

在进口贸易中，原产地规则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可以成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手段。随着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束，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方承诺在未来几年间逐步减少各种贸易壁垒（主要是非关税壁垒），在此种情形下，原产地规则的上述“作用”将会更加明显，尽管这种“作用”也是关贸总协定所限制和反对的。[9]具体地，这种“作用”表现为下列两个方面：

第一、原产地规则是确定进口产品享受相应关税优惠、许可或配额待遇的重要依据。

各进口国通常根据本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本国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需要，制定相应的原产地规则，对原产于不同的国家的产品的进口分别给予不同的关税、许可或配额待遇。例如，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只能享受最惠国关税税率，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向美输出其原产产品时，却能享受到较最惠国关税税率更低的普惠制关税税率。又如，有时原产于一国的产品出口至另一国时需要办理进口许可或申请配额，而原产于第三国的产品出口至该国时却无须履行这些手续。因此，进口国运用原产地规则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国家的不同产品实行不同的关税、许可或配额限制。

第二、原产地规则是进口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和其他保障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贸总协定允许各成员方在遵守关贸总协定基本原则的同时，可以实施各种保障措施，如各进口成员方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以保障进口方利益不受损害。而要采取这些措施，首先就必须确定进口货物的原产地。因此，原产地规则与上述措施紧密结合，能够起到保护进口方利益的作用。

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我国至今尚未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可以不受世界贸易组织的约束而采取较高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措施，以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是，这种状况将会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大大减弱。届时，我国的一些民族工业将面临来自国外的巨大竞争压力。因此，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产品实行不同的关税、配额或许可是势在必行，这就需要确定这些进口产品的原产地；同时，较低关税税率的实施将使国外产品可能以较低价格进入我国，因而可能构成对我国的产品倾销或补贴，而要对这种国外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不仅需要制定相应的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10]，而且首先必须确定这些产品的原产地。至今我国尚无进口货物原产地规则，笔者认为加快制定该规则，应成为我国立法部门的大事之一。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的逐年增长，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针对我国的出口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我国很多传统出口产品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使我国的出口贸易遭受极大损失。诚然，这个问题是由多方面原因引起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也比较复杂，但有一点，笔者认为中方企业在应诉时值得引起注意，这就是中方出口的这些产品是否都确实原产于中国。[11]这里，作为应诉的中方企业及其聘请的律师应充分了解有关外国的反倾销法和进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分析中方出口产品的原产地，如果这些产品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则中方企业可以从这方面据理力争，以便使损失减至最低程度。

三、原产地规则与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第5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享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从事‘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业务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向本规则第4条规定的签发机构申请领取原产地证。”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已经从普惠制中“毕业”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无法享受普惠制的优惠，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往往考虑到本国生产成本高、出口利润低，因而喜欢在受惠国投资建厂，然后再通过向给惠国出口享受关税优惠，赚取更多的利润。例如，许多外商在考察来华投资可行性时，都向中方咨询产品出口时能否享受普惠制待遇，有的甚至以中方能否提供普惠制原产地证书作为来华投资建厂的先决条件之一。我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的上述规定无疑正迎合了外方投资者的心理，我国目前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除了吸引外资的其他有利因素外，不排除这也是吸引更多外商来华投资的原因之一。不过，从事“三来一补”业务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生产、加工的产品向外出口时，如若占用我国的出口配额，则直接影响我国国内其他企业的出口创汇，尤其是从事“三来一补”业务的企业，中方大多只赚取一些加工费，因此，我国有关机关在审批这类企业时，应从产品的原产地角度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存在。

对外投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分析相关国家的原产地规则，则可能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我国制造的产品向美国出口时，这些产品只能享受最惠国待遇。假如我国企业在某些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使用从我国进口的一部分相关原料、零部件加工制造相同产品，再向美国出口，则可能会享受普惠制待遇。而如果在墨西哥或加拿大设立企业，使用从我国进口的相关原料、零部件加工制造产品，再向美国出口，则可能享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更为优惠的关税待遇。又如，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对我国的纺织品出口设置配额，假如我国企业向那些上述国家未设限的国家或地区投资设立企业，生产加工纺织品，再向上述国家出口，就无须申请配额。可见，原产地规则不仅会影响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而且对国际资本的流向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密切注意和研究相关国家的货物原产地规则，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一面，尽力避免其消极影响，使货物原产地规则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注：

[1]迟少杰：《利用原产地规则，保护脆弱的民族工业》，载《中国贸易报》1994年4月25日第2版。

[2][3]赵维田：《关贸总协定与原产地规则》，载《国际贸易问题》1994年第4期；郭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载《国际贸易》1994年第11期。

[4][9]参见GATT1994《原产地规则协议》，载《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成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

[5]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3条第1款、第2款。

[6]各给惠国在普惠制实施方案中规定的保护措施大体包括三种：例外条款、预定限额、毕业条款。

[7]国际上原产地证明书主要分为一般原产地证、纺织品（配额）原产地证和普惠制原产地证三种。

[8]所谓毕业制度，是指给惠国根据受惠国的国民生产水平和受惠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采取完全取消享受 普惠制待遇资格的一种严格保护措施，它又分为“产品毕业”和“国家毕业”两种。参见车有高：《普惠制-国际贸易的一项重要优惠制度》，载《国际商报》1995年5月4日第2版。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7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国际贸易摩擦日趋激烈。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为主要手段的国际贸易摩擦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硝烟的战争”。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客观的认识，通过调整经济发展的战略、体制和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与完善，建立、完善政府的应对机制，同时构建国际贸易摩擦的企业应对体系，积极、主动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摩擦；新特点；应对措施 当前世界经济迅速发展，我国的国际贸易更加频繁，国际贸易额不断扩大，国际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和激化。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至2006年，我国已连续12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全球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近80起，遭遇美国“337知识产权调查”17起。2008年，我国面对的贸易摩擦形势仍然非常严峻。世界经济增速的放缓和不景气将导致国际贸易保护的加剧和贸易争端的增多。从2008年一季度的贸易摩擦情况看，共有8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17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涉案金额达20亿美元，遭遇美国“337知识产权调查”5起，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从涉案产品看，主要集中于轻工、纺织、机电等我国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产品，其中尤以纺织品贸易摩擦更为突出。如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中欧鞋业争端，中美钢铁业争端，中美知识产权保护争端，中日纺织品争端等。 一、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新特点 （一）反补贴成为我国国际贸易摩擦最大的新特点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近几年全球反补贴案件数量总体在减少，而我国与这种趋势相反，我国在极短时间里骤然成为世界头号反补贴调查目标国。至今，我国共遭遇反补贴调查22起，其中加拿大7起，美国13起，澳大利亚和南非各1起。从2007年起，国外对我国发起的反补贴调查频率创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史先例，反补贴成为我国贸易摩擦的新领域和热点。2008年一季度，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相继对我国产品提出反补贴调查或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是首次对我国产品发起反补贴、反倾销合并调查。早在2011年，加拿大就首开先河，对我国的烧烤架和钢制紧固件发起了反补贴调查。2006年11月，美国也改变了其20年不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惯例，对我国铜版纸开始了首起反补贴调查。在我国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之前，反补贴调查是不可能发生的，但现在却频频出现。 （二）与我国发生国际贸易摩擦案件的贸易伙伴相对集中 我国与美、欧发生的贸易摩擦较突出，我国已连续6年成为欧洲反倾销调查的第一大国；2008年上半年我国对美出口116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9%，这是近7年来我国对美出口增速首次降至个位数，增幅远低于同期我国总体外贸出口21.8%的增速，较2007年同期对美出口增速回落9个百分点。我国对美出口呈全面萎缩状态，预计全年增长幅度很可能还要低于上半年的8.9%。 （三）我国遭遇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使相关产业受到影响 从2000年至今，我国生产的柠檬酸先后遭遇了美国、泰国、乌克兰、南非等诸多国家的反倾销调查。我国柠檬酸遭遇美国的“双反”调查，是继2007年遭遇欧盟的反倾销之后，对整个行业影响最大的一次。美国是我国柠檬酸的第一大国际市场，约占总市场份额的10%，美国市场对我国柠檬酸产业的发展来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国的柠檬酸企业面临着欧盟征收的高达49%的反倾销税，同时又面临美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双重调查，从长远来看，这必将给我国的柠檬酸产业带来一定的冲击。 （四）国际贸易摩擦的产品、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 2007年我国成为世贸组织争端案件中作为被诉方次数最多的国家。从产品看，纺织品成为贸易摩擦的热点，但已从个别产品的倾销与摩擦阶段，开始逐步向多产业贸易摩擦和结构性贸易摩擦方向发展；从领域看，从货物贸易向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方向发展；从国别看，已从欧美贸易摩擦，向美日贸易摩擦到今天的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发展。如阿根廷、韩国、日本、菲律宾等贸易伙伴对我国玩具、轮胎、食品等设置技术性的贸易壁垒，限制甚至 禁止我国出口相关产品；2007年6月1日，欧洲化学品管理制度正式生效，对产品的环保要求进一步提高了我国产品的技术准入门槛；巴西、阿根廷对我国产品设置最低进口限价和违反周边规则的进口许可措施；美国利用“337知识产权调查”，遏制我国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的出口。 二、我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措施 （一）正确制定和运用补贴政策，避免不符合WTO规则的补贴 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取消补贴，补贴是国家鼓励外贸和产业发展的政策手段。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只有政府实施的财政资助或任何形式收入或价格支持行为，或政府支配下的私人机构行为才构成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的禁止性补贴主要以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为主。不可诉补贴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二是有专向性但符合规定条件的补贴，包括研发补贴、落后地区补贴和环保补贴，这是我们要充分利用的。可诉补贴具有双重性质，没有绝对禁止，但在给其他成员产生不利影响时则可能导致反补贴措施，我们应慎用。政府要加强对反补贴的认识，尽快熟悉游戏规则。要积极调整政策，规范促进贸易的政府行为。政府应该设法通过提高政府效率等手段，降低企业的隐性成本来鼓励出口，不要直接进行各种税费减免和补贴。反补贴调查涉及各级政府和多个部门，工作量大，协调困难。因此，政府部门协作应诉是取得胜诉的关键。 我国各级政府的各种补贴名目繁多，补贴政策既多又杂，难免有些补贴政策与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相冲突。各级政府在已有的或将要制定的政府规章和具体政策措施中，应考虑与WTO规则《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一致性，对现有各种补贴措施应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对已颁布执行的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应集中清理。建立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加强法规规章审查工作，确保新出台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与WTO原则规则以及我国加入世贸承诺相符合，充分体现法制的统一性原则、非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 （二）调整经济发展的战略、体制和政策，消除引发国际贸易摩擦的自身因素 1、建立和完善政府的权威信息与交换机制，并且建立预警机制。对进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生产量、利润与亏损等进行通报，进行信息交换。贸易主管部门、国内相关产业主管部门之间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及时相互通报产品国内生产、销售与进出口情况。一方面，对进口产品数量猛增，对可能对本国产业造成损害或有造成损害的威胁进行预警。另一方面，对那些大批量单一产品的大量出口，可能引起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适用进行预警，并对出口产品多元化、出口国多元化提出建议；政府部门还要建立相应的快速反应机制，建立相应的机构，对相关的事务做出快速的反应，避免经过繁琐的程序，耽误时机。以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框架下的产业损害调查与裁决为基础，修改并完善现有产业损害相关规则，把保障措施与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综合起来运用，使之适应全面开展产业损害调查的需要。 2、在经济体制和制度方面，应该按照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尽快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价格和市场改革，以消除可能诱发国际经济摩擦的体制和制度因素，并结合多边和双边谈判，尽快获得更多的国家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摆脱在反倾销等国际贸易摩擦中的被动局面。遵守WTO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3、慎用贸易救济措施。作为国际规则允许的保护措施，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可以使用，但必须是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使用，更不能因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而滥用。在动用贸易救济措施时，不仅要衡量受保护产业的收益，更要计算相关产业受到的损害。只有在得出对大于失的情况下才能动用保障措施。否则，不仅对国内经济得不偿失，而且很可能引起国际贸易摩擦。 4、采用国际规则和标准。应该树立国际化观念，尽可能采用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技术标准。如果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标准存在严重缺陷，我国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和标准。但是国内规则和标准一定要比国际规则和标准更科学合理。同时，新的国内规则和标准要尽量与国际规则和标准保持一致或“兼容”，使得国际标准向新国家标准的转换简单便捷，并且不必付出太大的成本。 （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与完善，促进他国的贸易自由化 1、完善WTO的中性规则。即无论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容易滥用、并且对所有WTO成员都不利的规则，特别是争端解决规则和反倾销规则，以尽 量减少这些规则存在的漏洞，避免其他国家利用规则漏洞来限制我国产品出口和挑起中外贸易摩擦。 2、完善约束发达国家的规则。首先，约束发达国家切实履行以往开放市场的承诺，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市场开放以及削减农产品补贴方面的承诺；其次，要求发达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扩大发展我国优势产品的市场准入；最后，在贸易与环境保护标准等新议题的谈判中，尽量明确发展我国国际贸易中应该得到的正当利益。 3、完善约束发展中成员的规则。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目前，发展我国的贸易保护行为日益凸现，严重阻碍了发展我国之间的相互贸易，特别是使我国深受其害。我们应该转变观念，通过完善有关规则，促进发展我国国内市场的开放。 4、完善有关我国加入WTO的法律规则。在我国加入WTO的法律文件中，有些规则存在很大漏洞，导致其他WTO成员对我国滥用反倾销、特别保障等贸易限制措施。应该完善有关我国加入WTO的法律规则，应该学会讨价还价，通过多边和双边贸易谈判来弥补这些漏洞，避免由此引起的中外贸易摩擦。 （四）积极提升企业自身发展和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企业发展不能完全靠政府补贴，要靠科技、品牌、效率和质量参与国际竞争。及时制定适当的营销策略，最大限度地获取出口利益的同时避免被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企业应通过调整和完善出口战略，实现市场多元化，分散被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的风险。企业一旦涉案，要积极应诉，因为只有企业积极应诉，政府和企业才可以相互配合，共同维护其合法权利。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8

    一、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保护的界定

    每当大的经济危机来临之时，就会出现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之争。其实，完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完全的贸易自由主义都是不存在的。这其实是两个端点，现实中各国的贸易政策都是在两端之间的某一个点上。

    不可否认，贸易自由化仍然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大趋势。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加快，各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显著扩大。特别是发达国家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表现，使得贸易保护主义赖以存在的环境并没有改变，所以贸易保护主义不会消失，相反会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共同的利益，各国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参与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而为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贸易保护也会随时成为各国的政策选择。因此，贸易自由化将与贸易保护相互交织，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常态。

    可以说，保护实际是政府运用权力，用“有形的手”对经济进行干预。至于政府如何干预，在国际贸易中体现的是贸易保护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关系。①WTO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成员都遵守WTO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自由和公平竞争为核心的基本原则，在得益于国际分工与国际市场的同时，每个成员也都按照WTO的规定对国内市场尽力进行保护，维护和扩大国内市场的占有份额。可见，WTO的目标是实现自由贸易，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成员方的政府干预权力。同时，WTO在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出于对成员方发展现状和经济安全的考虑也提供了保护性的贸易工具。WTO的透明度原则便是要求贸易政策都必须表现为法律。一方面是鼓励更自由的贸易，通过谈判削减贸易壁垒，要求无差别待遇、透明度，要求明确政府管理贸易的规则。另一方面，各成员政府仍具有管制贸易的权力，承认关税的合法存在，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征收附加关税，以及对幼稚产业的特别保护；对于尚未作出开放承诺的服务部门，不适用国民待遇；可限制某些国内短缺的物资出口；可以对进出口产品设置技术、安全和质量标准，对达不到标准和规格的产品禁止进出口等。从WTO的谈判和规则及其成员的贸易实践，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对立统一，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对立统一。

    由此可见，贸易保护与贸易保护主义不可等同。贸易保护是一个中性概念。贸易保护是指WTO成员在WTO规则允许的保护范围内，在符合相应的前提条件下对本国经济利益或产业利益实施的保护。而贸易保护主义则是指超越了WTO规则允许的保护范围，不符合相应的前提条件对本国经济利益或产业利益施加的保护，这样的保护由于超越规则而会给其他成员方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

    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不少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本地市场和就业，常以WTO中某些模糊性规则打“擦边球”，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指责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内汇率机制，声称低估汇率是贸易保护主义，质疑和挑战贸易伙伴的财政、税收、金融、产业发展、资源配置管理等政策措施，甚至用劳工、低碳等标准对进口产品设限，意在借此推行西方人权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模式。作为贸易大国，我国出口产品近年来在海外市场遭遇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产品召回或通报等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重点，每年涉案损失300多亿美元。2009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9.6%，而遭受的反倾销案件却占全球的40%左右。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成为个别国家对华调查的主要形式，2009年国外对华启动的13起反补贴调查案件中，12起伴随反倾销调查。涉华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案件增多，2009年占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总数的25.4%。②2004年以来，国外将我国诉诸世贸组织争端机制的案件，涉及集成电路、汽车、原材料等领域的产业政策以及金融、关税政策。可见，金融危机催生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措施的滋生和泛滥，也暴露了WTO在限制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存在的缺陷。

    二、WTO有关贸易保护的规定

    目前，WTO法律条文中可用于保护本国产业的条款日趋减少，保护力度越来越小，保护期限越来越短，所需条件越来越苛刻。③因而，此次经济危机期间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主要是成员方利用WTO法律条款中存在的漏洞，滥用WTO规则来实现保护目的。现主要围绕几种常见的WTO框架下合法的贸易保护措施加以分析：

    1.关税

    GATT和WTO均承认以关税保护国内市场是合法的，理由是关税透明度高，谈判比较容易，而且比较容易执行。依WTO有关条款规定，各成员方通过谈判确立的关税减让幅度需列入减让表中，不得随意提高，从而使谈判达到的税率成为有关成员方的最高税率，此为关税保护原则。关税保护原则的实质是在逐步减少贸易壁垒的过程中，使各成员方仍能够通过关税实现对本国产业的合法保护，从而使各国实行某种程度的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合法。虽然WTO一直致力于成员方通过多边贸易谈判逐步降低关税水平，但是，一些成员方的实际关税水平远低于承诺的关税水平，这就为成员方营造了可以操作关税的空间。因此，缩小成员方实际关税水平与承诺关税水平之间的差距将有利于加强WTO规则的效果和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2.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壁垒

    GATT/WTO有关技术性壁垒、环境保护、卫生检疫措施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主要体现在GATT1994第20条（b）项和（g）项，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协议）与《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协议）中。依据WTO相关规定，各成员方国内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制定不能以限制贸易为目的，需适用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基本原则。近年来，发达国家利用其自身在环保和科技发展水平的优势，常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健康、保护生态环境、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制定和实施较 高的技术和环保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竞争优势，阻碍其他国家商品自由进入该国市场。由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社会责任认证的企业比较少，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在商品标准、技术法规和技术认证制度等方面设置了多种贸易技术壁垒，特别是各种技术认证制度差异性大、认证难度和成本费用高，已成为欧美国家贸易保护的主要形式，为新兴经济体国家进入其市场设置诸多障碍。此外，发达国家还设置“绿色铁幕”打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它们先是将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大部分转移到中等发展中国家，现在又用“碳关税”来逼迫发展中国家高价购买发达国家掌握的环保减排技术，以符合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标准。

    3.WTO例外条款

    考虑到WTO成员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现状，WTO在几乎每个贸易自由化原则和规则后面都设置了一些例外。常见的包括：一般例外、安全例外、国际收支例外、发展中国家保障幼稚产业规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例外条款。依据WTO相关规定，设置国际收支例外条款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对外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设置一般例外条款是为了保护公共健康、保护环境以确保国内法律规章的遵守；设置安全例外条款是为了保护特定的国家安全利益。WTO成员有权根据上述例外条款确定自己所要保护的特定公共政策目标，并为避免这类目标受损而采取贸易措施，WTO对这种权利予以承认；在争端解决实践中，只需要例外条款的援用方提出初步证据并表明其措施要实现的保护目标是例外条款所明文规定的即可。总之，WTO例外条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规则体系，而且内容相互交叉，它是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相互协调的结果，是解决贸易自由化与国家利益冲突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例外条款规定的原则性和模糊性，也往往被一些国家利用以逃避其应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当某些贸易保护措施违反WTO规则时，措施国就使用WTO规则中的例外条款来寻求对保护措施的支持和对本国利益的保护，这在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中有充分的体现。

    4.贸易救济措施

    贸易救济措施是指当外国进口对一国国内产业造成负面影响时，该国政府所采取的减轻乃至消除该类负面影响的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别保障措施等。④它是WTO所允许和规范的，也为各国所广泛适用。如果在完全自由贸易条件下或完全保护贸易条件下，WTO贸易救济措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在完全自由贸易条件下，政府根本不需要对贸易活动进行干预，只要有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就足够了；在完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也不需要WTO贸易救济措施，因为这种条件下政府可以用最简单的国家垄断对外贸易或封闭市场来限制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是多余的。但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实施的多是有保护的自由贸易政策，即总的贸易政策是实行自由贸易，但是在必要的条件下也不放弃用合法、适度、有限的保护措施维护本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WTO贸易救济措施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的。⑤WTO贸易救济措施从立法到实践，一方面是为了控制国际贸易的扭曲和无序，防止某种产品出口增长过快或者不公平竞争，避免给进口国国内相关产业（特别是竞争力较弱的敏感性产业）造成重大损害或威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对各项措施实施的约束以防止成员方滥用这些措施。

    WTO有关贸易救济措施方面的规定主要由GATT1994第6条、第16条和第19条、《反倾销协议》、《反补贴协议》、《保障措施协议》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组成。遗憾的是，以上各个协议似乎并没有办法杜绝这些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正是这些措施的被滥用，使得它们已经不仅仅是贸易救济措施，而成为一些国家政府用来限制进口的非关税壁垒。WTO贸易救济措施一旦被滥用，就成了一种贸易保护的工具；在全球贸易中WTO贸易救济措施如果不能受到应有的制约，必然会延缓WTO宗旨中所追求的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有了WTO贸易救济措施以后，政府可以利用这些措施限制进口，因为这些措施既不违背国际通行规则，又不必需要得到WTO有关专门机构的批准，可以自行单独实施；同时，在保障措施中，WTO有允许出口国在认为对方的行为损害了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报复措施，即反过来对实施保障一方的某些产品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这种既允许一方紧急限制进口，又允许另一方反报复的制度，有时会引发贸易争端、甚至将矛盾激化到大打贸易战的地步。

    三、WTO约束贸易保护主义的局限性

    经济危机对WTO规则的有效性提供了检验的机会。WTO现有的贸易保护法律规则中存在着一些弹性过大和内容模糊的“灰色地带”。这些规则不仅为成员方出台本质上体现贸易保护主义但表面上却难以界定的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为WTO成员以各种方式滥用这些规则提供了可能，使WTO及其成员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屡陷困境，在经济困难时期对抗贸易保护主义显得力不从心。

    （一）WTO规则的制定受大国主导

    发达国家对贸易制度的控制主要是通过WTO来进行的。WTO规则的制定是各成员讨价还价的结果。在多边贸易谈判的背后，强国因实力原因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弱国则处于不利地位，发达成员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贸易谈判中牵制和胁迫发展中成员，使它们处于被动、从属和依附的地位。在谈判中，议题大多是由发达国家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并且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意愿确立了新规则。遵循共同的国际规则是各国实施贸易自由化的成本。当前贸易自由化规则大多由发达国家主导，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国内规则的特点，发达国家无需承担过多的制度变迁成本；同时主导地位可以使其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贸易规则，最大限度地将自身优势转化为市场效益，保护其劣势产业，获得额外收益。

    （二）WTO规则的不明确性和灵活性

    以反倾销措施为例，从WTO反倾销规则的内容看，对倾销和损害的衡量标准基本上采纳了美国的主张，使国际反倾销法律制度设计弹性过大，导致操作的主观性过强。如：裁定进口倾销的存在是实施反倾销的第一个要件，WTO《反倾销协定》将倾销定义为将产品低于其正常价值出口到另一国家。在确定正常价值、出口价格以及两者的比较过程中，由于规则缺乏严谨和显失公允，导致倾销幅度被人为地扩大。首先，对出口价格确定的方 式之一是调查当局在合理的基础上确定的价格。如何确定“合理的基础”？协议没有明确规定，这就给了调查当局很大的自由度。其次，确定正常价值的三种方法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一是正常贸易过程中同类产品用于出口国国内销售时的可比价格标准。对于此标准中的“同类产品”如何界定，《反倾销协定》中没有作出客观明确的界定。如果将其理解为类似产品，则将带来很大的随意性；如果将其理解为完全相同，则会因一些细微的差异导致不存在相同产品，造成操作的困难。不同的判定将导致完全不同的倾销裁定结果，使倾销幅度常常凭空产生，而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存在的经济行为。二是同类产品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向任何第三国出口的最高可比价格标准。由于担心向第三国出口价格也可能存在倾销现象，以此为正常价值确定标准将会导致倾销幅度偏低，不符合进口国的反倾销贸易保护偏好，同时，这种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还需要得到第三国的支持，而因涉及商业秘密，第三国常不配合调查。因此，欧美等国的反倾销调查当局很少采用此方法，更倾向于使用更具灵活性的结构价格。三是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和利润，即结构价格标准。由于《反倾销协定》对涉及成本的计算和分摊没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反倾销当局在认定结构价格时常会掺入水分，人为地提高正常价值的标准，对于出口商是极其不公平的。

    另依某些国家反倾销法的规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是基于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市场经济国家即类比国或替代国的产品或要素价格作出裁定的。而在替代国的选择上，反倾销当局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随意性强，缺乏可预见性。因为，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市场经济国家作为替代国，忽视了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之间在比较优势、生产方式和规模及贸易制度等方面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产品价格和成本必然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否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出口产品生产中的比较优势，不具备经济学上的合理性。

    再如保障措施，由于保障措施实施起来需要满足的实体和程序要件较为严格，并且需要进行贸易补偿的谈判，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达成协议，可能会导致受保障措施影响的成员方的贸易报复，因此，在采取保障措施之前，除了需对贸易及国内产业保护等方面的考虑之外，还需综合考虑本国与他国间的经贸关系、采取措施所要付出的代价、甚至需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采用保障措施的得失平衡，相对于反倾销措施来说，WTO成员使用保障措施还是比较慎重的，只有成员方认为采用保障措施得到的利益更大时，才会援引这一手段。然而，从动态角度分析，1995年至今，与所有的WTO内部贸易纠纷的发展比较，保障措施纠纷总体上是呈上升趋势的，这显示出了保障措施正逐渐成为受各成员方青睐的贸易救济手段。原则上讲，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大多数产业缺乏竞争力，因而遭受进口剧增带来的冲击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在实践中，保障措施的主要受益者和使用者却是发达国家。这是因为：一方面，保障条款的引用取决于实施保障措施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许多弱小国家自身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许多产业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保障措施是针对原有产业的保护。因此，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更能随心所欲地采取保障措施。一些国家违法实施保障措施不仅有其政治经济原因，WTO《保障措施协定》本身的一些缺陷也成为滥用保障措施的法律方面的原因，使采取保障措施的国家有机可乘，即使最终败诉也是得大于失。虽然《保障措施协定》规定了采取保障措施的实体规则，建立了一整套审查、通知、磋商和监督机制，并将非歧视原则适用于保障措施，这对保障措施的滥用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但是，滥用保障措施的行为并未杜绝，相反愈演愈烈。从WTO保障措施规则本身分析，主要存在以下缺陷：首先，根据GATT第19条第1款，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是决定进口国是否发动保障措施的要件之一。但是，《保障措施协定》没有对增加的具体量化标准做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有些国家就利用这一漏洞进行任意解释。其次，WTO《保障措施协定》规定，只有当进口产品大量增加并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才能对进口产品实施保障措施。由于各成员方产业状况不同，使得损害的判断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缺乏量化标准给主管当局判定严重损害留下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再次，与针对不公平竞争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不同，进口成员方在对进口产品采取保障措施时，必然会影响出口国的正当利益，所以保障措施常涉及补偿和报复问题。贸易补偿的方式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意味着补偿依赖磋商，磋商可以节约诉讼时间和成本，而磋商双方的诚意和合作又是磋商成功的基础，当某个成员方企图滥用保障措施时，通过磋商达成补偿协议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所以，尽管通过磋商达成补偿是平衡双方权利义务的最有效的途径，但由于缺乏强制力，对滥用保障措施的行为是起不到遏制作用的。此外，《保障措施协定》并未彻底禁止特殊保障措施条款，如果成员在加入WTO时同意承担特殊保障措施条款，则可专门对该国的产品实施特殊保障措施。与WTO《保障措施协定》所允许的一般保障措施相比，特保措施具有选择性和随意性的特点。特保措施的随意性体现在《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6条中专门针对中国的“市场扰乱”标准，“市场扰乱”只要求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威胁，不如《保障措施协定》要求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严格，这无疑降低了提起特保措施申请和采取特保措施的门槛。总之，条文意义上的特保条款启动门槛低，界定模糊、程序简陋、透明度差，其所有内容几乎都体现了对非歧视性原则的背离。

    （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

    如果一个成员出现违规，对其他成员的贸易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引发贸易争端，则该成员可先通过双边协商解决，如果协商失败，则提交WTO，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进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所有WTO成员来说，都提供了妥善解决贸易争端和抑制违规保护的重要途径。它是一种保护成员方合法权益的手段，也是督促其履行应尽义务的工具。⑦例如，WTO对美国三项重要的反倾销立法做出的不利裁决：要求美国废止《1916年反倾销法》；要求美国废除& ldquo;伯德修正案”；不支持美国反倾销中的“归零法”。虽然美国执行上述裁决扭扭捏捏，但慑于法律的权威，美国还是做出了相应的改变。总体来讲，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是成功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WTO成员的违规行为，其中包括滥用贸易保护的措施等。然而，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多年的实践中已暴露出了许多缺陷，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则使其中一些不完善之处更加凸显。例如：WTO成员由于受国内某一产业集团压力明知实行保障措施违反WTO法，但是由于受这一措施影响的成员从磋商、投诉、到专家组、上诉机构作出裁决和确定合理的执行期限，一般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而WTO贸易救济措施的目的不是惩罚违反WTO法的成员，而是使WTO成员措施符合WTO法，这样，利用WTO争端解决时限长这一特点，实施保障措施的成员方为国内产业赢得了一定的调整时间，而自身又不对受措施影响的成员进行补偿，即使败诉，只是修改自己国内法律或措施而已。此外，高昂的诉讼费用和报复制度的不足都使WTO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充分地发挥协调解决成员方贸易纠纷的作用。

    （四）WTO贸易政策审查机制的局限性

    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制定了专门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通过对WTO各成员贸易政策的定期审议，为WTO成员在相互监督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方面搭建了一个长期的平台。目前，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已经散发了几份全球贸易措施监督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较大反响。不可否认，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强化了WTO在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及抵制保护主义方面的作用。但是，由于目前的WTO规则并没有授予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在危机形势下启动贸易措施监督机制，对贸易保护主义实施集体监督的权力，因此少数WTO成员对贸易政策机制此举的合法性表示质疑。⑧虽然2009年4月2日的G20伦敦峰会认可了WTO通过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启动的这一贸易政策监督机制，并呼吁WTO每季度公开一份贸易措施监督报告，但是G20作为只有部分国家参与的高峰会议并没有授予和承认WTO贸易政策审查机制新功能的权力。贸易政策审查机制每季度贸易措施监督报告的合法性仍值得怀疑。这种资格的缺失直接影响到其出具的贸易政策监督报告的效力。因此，WTO贸易政策审查机制有待进一步强化，以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发挥其应有的重要的监督和预警作用。

    四、WTO规则及其实施机制的完善建议

    诚然，作为自由贸易倡导机构的WTO为避免在经济危机期间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如：监督G20国家不使用贸易保护主义工具；启动贸易措施特殊监督机制；发挥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大效用；以及极力促成多哈回合谈判的尽快结束等。但是，应该看到，WTO在应对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中的作用是有限的。WTO只能抑制原有的贸易保护主义，提醒和防止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但不能解决贸易保护主义的孳生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情况下，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带有全球性，WTO也是孤掌难鸣；在复杂形势下，WTO难于判断贸易保护做法的违规性质。贸易保护主义在WTO规则漏洞中利用正当手段达到不正当的目的，表明在WTO规则下贸易保护仍然有机可乘。因此，有必要探寻加强WTO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约束机制的路径。

    （一）WTO框架下的贸易保护规则急需完善

    由于政府理性存在局限性，WTO成员在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时候，可能由于政治、经济及法律原因，出现干预失灵的状态。以贸易救济领域为例，政府失灵体现在WTO成员利用现存WTO贸易救济制度存在的漏洞和缺陷，不恰当地采用贸易救济措施，对外国产品的进口进行不合理的限制，使国际贸易自由化受到严重阻碍。这反映了WTO追求公平及贸易自由化的价值取向与WTO成员国国内法追求贸易保护主义价值取向的差异。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成员应在多哈回合中，积极参与贸易救济规则的修改与完善的谈判，增加条款本身的透明度，进一步明确和澄清贸易救济规则，严格贸易救济纪律，避免由于规则的选择性过强，以及缺乏明确性所导致的对贸易救济措施滥用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在具体的条款中，反倾销规则中要添加倾销幅度的具体计算方法，禁止“归零法”的使用。为防止成员滥用反倾销手段，就必须对现行的认定损害和倾销与损害的因果关系的标准进行修改，进一步明确“实质性”的含义，强化“因果关系”的要求。对于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的调查实施也要施以更严格的规定，对于其认定、实施程序给予更加详细的规定。

    （二）应加强WTO实施机制的作用

    为了增强WTO的约束力，要赋予WTO明确的监督各国贸易政策的职权，充分发挥并运用WTO贸易政策监控的“雷达”作用。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贸易监督报告的正确性和及时性，扩大对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措施的审议范围，加强对这些贸易措施的影响和合法性的评价。

    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首先，鉴于当前已有成员方就其他成员方的贸易保护措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构可以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活动澄清在某些WTO贸易保护规则中的“灰色地带”，以明确WTO允许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外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成员方滥用WTO允许的贸易保护措施。其次，应加强对争端解决机构裁决的遵守。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案件裁决进入遵守和执行阶段，WTO成员和公众自然地将目光聚焦于败诉方对胜诉方是否给予了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补偿措施。在WTO规则下，如果败诉方在规定的时限内没有遵守相关的裁决，胜诉方就有机会要求采取补偿措施。但是，这种补偿措施一般不采用货币支付方式，而是要求败诉方采取额外的市场准入措施，纠正其没有履行其WTO义务的错误。如果双方不能就这类补偿达成协议，胜诉方可以采取措施中止对败诉方的有关义务，作为一种被称之为“报复”或“交叉报复”的回应。但是，报复本质上损抑WTO体制旨在一般促进而不是限制国际贸易的宗旨。因为胜诉方的报复和败诉方的违反措施都属于贸易限制性措施。另外，报复措施是否能有效和充分地代替补偿是很值得质疑的，尤其在胜诉方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成员而败诉方是一个强大的贸易伙伴的情况下。对此，非洲集团建议：对一个在案件中败诉的国家的报复权利应扩展到所有的成员，而不仅仅是胜诉方，即所谓的“集体报复”。⑨再次，应采 取措施减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的进入障碍。发展中国家因普遍缺乏厚实的贸易政策基础设施，不能充分应对WTO协定增长的数量和复杂性，缺乏如何利用争端解决机制和如何推动案件程序的法律技能的知识，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难以承受不断增长的案件费用，因此，有的成员方建议，WTO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为充分和有效的法律和专家援助，并对发展中国家免除或减少诉讼费用，以使其充分地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权益。

    总之，尽管WTO规则及实施机制尚未完善，难以成为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速效药”，但WTO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基本的秩序、公平及可预见性，未来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仍需要多边规则的引导和规范。在当前的形势下，加强WTO的规则和纪律，进行更加公平与开放的贸易，将是应对金融危机蔓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项重要的保障措施。

    注释：

    ①北京WTO事务中心.北京WTO事务中心年度研究报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

    ②参见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2010-11-08].WWW·cacs·gov·cn·

    ③任勤.WTO框架下的贸易保护问题研究[M].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75.

    ④苑涛.WTO贸易救济措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2.

    ⑤高维新.贸易救济法教程[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19.

    ⑥Yvan Decreux, Chris Milner and Nicolas Péridy,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FTA）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Korea, Report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May 2010, pp. 55-56.

    ⑦薛荣久.WTO如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N].中国经济时报，2009-5-25.

    ⑧毛燕琼.WTO：全球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最佳平台[J].国际贸易研究，2010（3）：46-50.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9

关键词：进口贸易，产业保护，自主创新，自由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转移

中国进口贸易发展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弱势产业保护”阶段，而进入到“安全发展”的新阶段。新的“安全发展”进口战略的实施要求对能源和资源类产品进口实行多元化，加强进口的协调和管理；高技术行业中，在积极扩大进口，改善国际高技术产品贸易环境基础上，更加重视自主创新；放松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限制，实现这两类产品自由贸易；以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促使低端产业的国际转移，逐步形成海外加工贸易体系，并扩大这类低端产品的进口，改变中国庞大的外向型加工贸易所形成的贸易不平衡规模。

一、中国进口贸易已经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口规模不断扩大。1978年，中国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206.4亿美元，2007年增长到21738.3亿美元，增长了近104.5倍，其中进口贸易从108.9亿美元，上升到9558.2亿美元，增长了86.77倍。自2003年起，中国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三大进口国地位。按照最近几年进口增长的态势来看，中国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进口国指日可待。中国经济的进口依存度也在稳步提高，2007年已经超过30%。

从进口产品的构成和种类来看，长期以来，中国的进口主要集中在生产导向上，最终消费品的进口比例很小。譬如，根据联合国BEC分类所进行的分析显示：在1993－2004年间，最终消费品的进口比例始终不超过中国总进口的8%。这与许多以消费品进口为主的国家截然不同。同时，随着生产需求的扩张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进口中资源性初级产品以及零部件等中间品的比例越来越高。进口对保障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比较分析显示，中国一般贸易中的贸易模式表现出明显的劳动密集型倾向：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而在初级产品、资源性产品以及中等技术和高技术产品上均处在比较劣势地位。其中，在高技术中的电子和电气产品、中等技术中的工程性产品以及资源性产品中的非农性矿产资源产品上比较劣势尤其明显。这种贸易结构也具有很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特征－－产业间的贸易比例很高，而产业内的贸易比较少。

二、“安全发展”进口战略的实施

为了落实中国的“安全发展”进口战略，切实可行的措施非常重要：

1.分步骤、分阶段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关税水平，削减非关税措施约束，并在多边和双边领域中，积极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自由化。

2.为实现初级产品的进口保障，对能源和矿产品等大宗资源性产品的进口，要加强国内的协调。支持大宗产品进口企业在自愿基础上实施“联合采购，统一谈判”，建立行业组织协调、企业联合对外的谈判模式，增强国际市场定价话语权；推动重要能源资源进口多元化，鼓励企业运用长期合同、控股参股、套期保值等手段，努力规避市场风险；培育建立中国具有较强实力、跨国经营的大型能源资源集团公司，提高资源利用的集中度。同时，要建立和完善重要进口资源储备体系。推动建立国家储备、商业储备和企业义务储备相结合的重要资源储备体系；当前要重点建立国家支持的商业储备制度，进口国内短缺的石油、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保证资源有效供给，规避市场风险，确保经济安全运行。

同时，将行政、经济手段相结合，鼓励强强联合，增加长期合同比例，减少现货份额，提高资源供给的稳定性；推进国内大宗资源商品期货市场，建立和完善价格发现机制，正面发挥中国因素对市场定价的引导作用；改革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加大国家对海外投资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切实帮助企业走出去开发资源。

3.对弱势产业的产品进口，积极运用WTO允许的贸易保障措施进行保护。与弱势产业中的国内主要企业保持持续和稳定的联系，随时接受这些企业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申诉；加强对弱势产业进口产品的检测和风险防范；对进口来源的重点企业和重点国家要密切监测和关注。

4.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开拓，既要努力突破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的管制和限制，实现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多样化，适当降低这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同时更要大力推动和鼓励国内企业和产业的自主创新，逐步实现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即便是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我们也不是无所限制地进口。作为振兴中国装配制造业努力的一部分，这种进口显然要服从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的提高，而不是相反。长远看，我们不可能通过扩大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来实现装配制造业的振兴；这种做法也绝不是我们振兴装配制造业的初衷。因此，我们要引导和推动企业提高引进技术的质量。通过优惠进口信贷和进口担保等形式，加大对先进适用技术引进的支持力度；完善引进技术的税收政策，调整外国企业向境内转让技术获取的特许权使用费减免所得税的范围，制定引进技术在进口环节完税价格的确定和征税办法，鼓励企业引进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和先进管理技术。同时，大力支持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对引进先进适用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进一步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支持企业赴境外设立研究与开发机构，鼓励国内科研机构、学校、企业等与跨国公司展开技术研发合作，不断提高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

5.优化进口结构，适度扩大进口，促进长期贸易平衡的实现。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标，调整进口关税税率结构，鼓励扩大重大装备关键件、先进技术和设备及国内短缺的资源性商品的进口；通过政策性进口信贷、进口信用保险、进口担保等手段，优化进口结构，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对最不发达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进口商品零关税范围；利用外贸发展基金，加大进口促进的公共信息服务；举办进口商品展览会，拓展进口商品信息平台，为国内外企业创造便利的贸易环境。

中国劳动力的成本在不断提升，人民币也处在长期的升值过程中。因此，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减轻中国的出口贸易摩擦，长远来看，还可以促使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以后的产业转移做准备。同时，循序推进也会减弱对东道国和产品进口国的冲击和压力。

7.建立进口产品监测预警体系，时刻关注重点产品、重点地区和重点企业的进口变化。

三、建立符合WTO规则的进口管理体制

进口战略的实施需要进口管理体制的保障。同时，伴随着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进口管理的手段和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规则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产业竞争能力的提高，我们也越来越能适应、甚或越来越需要WTO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加入WTO以后，中国的贸易政策运用必须符合WTO的相关规定和协议。

（一）WTO所倡导的进口管理体制

WTO及其前身GATT所倡导的进口管理体制建立在坚实的自由贸易理论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已证明：（1）自由贸易，由于可以促使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竞争以及技术创新的实现等，从而可以促使一个国家福利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反之，贸易保护则会导致扭曲和效率水平的降低。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关税保护体系。这样，走向自由贸易的过程并不平坦。并且，从相对封闭状态走向自由贸易的过程会导致调整成本。如何防范和降低这种调整成本就成为几乎每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2）市场机制驱使下的国际自由贸易还有可能给人类带来许多其他危害或风险。譬如，环境破坏、对人类健康以及公众卫生等的危害以及国家安全的损害等。同时，进口依存度增加后，整个经济也更容易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强烈的进口竞争还会扼杀国内幼稚产业的发展，等等。为防止这些不良后果的发生，需要对国际贸易进行必要的管理。（3）由于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以及市场扭曲的存在，因此，公平贸易的原则也很重要。但是，对于什么是公平贸易，国际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这不仅存在于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之间，而且在市场经济国家内部也由于各国政府在管理的方式、对不同产业以及其他经济领域干涉程度的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不同。（4）国际贸易理论还证明：在由多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世界市场上，如果没有国际协调，单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倾向选择贸易保护，即：所谓的“囚徒困境”。但是，国际协调机构的存在却可以大大改变这种局面，促使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不断扩展和深化。二战之后的GATT以及随后的WTO的存在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针对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GATT和WTO所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分别建立起了不同的应对机制：（1）促进成员有序、渐进调整，防范进口对国内产业激烈冲击的保障措施。（2）针对环境和安全影响的一般性例外条例。（3）维护公平贸易的反倾销反补贴条例。（4）最后是完善的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保证国际规则的约束力。

因此，在GATT和WTO所倡导的国际贸易规则下，缔约方或成员进口管理的基本政策思路是这样的，即：在非歧视性（最惠国和国民待遇）、透明性和互惠性的原则基础上，通过多边谈判方式，逐渐推进自由贸易，并积极营造全球自由贸易的公平环境。在本国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时，可以采取“两反一保”措施进行限制，并实现多边贸易争端的妥善解决。

在追求自由和公平贸易的同时，WTO以及它所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也允许成员在国家安全（GATT21条）、国家（GATT20条）以及外部平衡（GATT12条和18条）受到冲击时，可以偏离自由和公平贸易的原则，并采取进口限制措施。

（二）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符合WTO规则的进口管理体制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进口管理体制必须符合WTO规则，并和国际接轨。为此，加入WTO前后，中国已经对国内各种经济政策、规则和法规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和修改，并制定了许多新的规则和法规。

与此相对应，中国的贸易管理和政策制定部门也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譬如，专门成立了WTO司和公平贸易司，国家的部委也进行了大调整。目前，符合WTO规则的贸易体制、尤其是进口管、理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1、贸易救济体系已经建立

2001年11月26日，在加入WTO初期，中国就适时颁布了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部法律，并于2004年进行了修订。在此基础上，中国建立比较完善的“两反一保”贸易救济体系。现在中国已经成为WTO中运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最多的成员之一。

2、符合WTO要求的进口管理体系的建立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按照新形势的要求，在深入研究WTO有关规则、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中国陆续制订、颁布了《货物进口指定经营管理办法》、《货物进口许可证管理办法》等规章，建立了较完备的进口管理体系。

3、货物自动进口许可体系的建立

随着关税水平的降低以及进口配额等非关税措施应用范围的缩小，根据WTO的《进口许可程序协定》，2005年中国制定和颁布了《货物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办法》，建立了较完备的自动进口许可体系。

（三）未来进口管理的主要政策空间来源在于灵活运用WTO的一般例外（GATT20）和国家安全（GATT21条）条款

加入WTO后，WTO规则的存在，一方面，为中国企业和产业的贸易提供了比较透明的、可以预测的经营环境；另一方面，也对中国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附加了种种限制。譬如，新的经济政策都要符合WTO的基本原则，即：非歧视原则、透明性原则、更开放原则、公平贸易原则和促进发展原则；同时，也要符合中国的WTO承诺。否则，任何一项贸易和国内政策的出台都会招致WTO成员的投诉。

从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经验来看，WTO允许的例外条款可以充分利用。这主要集中在GATT20和21条。其中，GATT20条是指一般例外。它包括：公共道德；人类、动物或植物生命与健康的保护；金银贸易；海关实施；垄断法（反托拉斯）；专利商标与版权；防止有质量缺陷的做法；禁止囚犯劳动的产品；保护国家财宝；保护自然资源；实施某项已达成的商品协议；由于供应短缺而实施的出口限制；旨在实施价格稳定项目而限制出口。这些措施中的大多数可能被认为是属于政府的一般“警察权”或“健康与福利权”。进口管理措施上的这种变化显示，进口管理在越来越“技术化”，传统的关税、进口许可和配额等直接的管理方式已退居次席。因此，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越来越重要。

（四）改革现有进口管理体制

中国进口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偏重防范进口对比较劣势产业的冲击。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因此，对于进口对于国内产业的冲击关注较多。（2）在“出口创汇－－设备进口－－国内生产”的战略下，一方面，我们更多地关注出口促进，另一方面，严格限制进口，控制外汇的使用。这样，我们的进口管理体制高度行政化：关税水平很高，非关税措施庞杂，配额、许可和行政审批等等手续复杂。（3）从总量上看，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进口管理中很少关注矿产等初级产品的进口保障问题，也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保障重要矿产进口供应，并防范相关进口风险的机制。（4）管理权限分散，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困难。中国目前对某些敏感商品的进口实行多头管理，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分头管理。由于在管理理念、评判标准和关注侧重点方面不尽一致，实践中往往出现对同一事项（如某一特定商品是否应当允许进口）形成不同判断的局面，给进口管理造成一定障碍。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10

王鲁文 黄雪芹

内容提要：本文对我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的主要内容及其适用进行了阐述，解释了我国现行的原产地法律制度及其原理。

主题词：原产地 原产地标准 反规避 原产地标记

2004年9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入世后颁布的第一部非优惠性的关于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行政立法。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各个世贸组织成员国都应确保它们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性程序与WTO协定及其附件的规定相一致。《原产地规则协议》是WTO一揽子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世贸组织成员国在过渡时期修改或制订新的原产地规则时，均应遵守《原产地规则协议》的有关规定。

在入世前，我国的原产地规则分为适用于进口货物的和适用于出口货物的两个规则，分别是海关总署在1986年12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口货物原产地的暂行规定》和国务院在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及其实施细则。进口货物的原产地认定工作由海关负责，实质性改变的判定标准采用的是税目改变或从价百分比；而我国出口货物原产地的认定和原产地证书签发工作由贸促会和商检局负责，实质性改变的判定标准采用的是加工工序辅以增值百分比，国家经贸部对全国出口货物原产地工作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这种体制与《原产地规则协议》的原产地规则应一致统一的原则是不相符的。我国入世后，既要履行WTO规定的义务，又要行使WTO提供的权利，那么在入世前实行的《关于进口货物原产地的暂行规定》和《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就无法满足入世后的现实要求,例如WTO规定的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反补贴、贸易保障措施是入世前我国外贸制度所没有的，而在WTO《原产地规则协议》第一条非优惠性原产地规则适用范围中就包括了反倾销、反补贴、贸易保障措施等，所以应依据WTO《原产地规则协议》的内容或原则，制订我国的《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

一、立法目的。

原产地是指依据适用的原产地规则,生产或制造某一产品的国家或单独关税地区被确定为该货物的来源国（地区）。原产地被称为国际贸易中货物的“经济国籍”，但和人的国籍可以是有双重或没有国籍不同，每件货物原则上只能有一个原产地。由于各国之间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不同，各个国家实行的与进出口相联系的关税和其他税费, 以及各种限制措施会随货物原产地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为实施这些贸易措施,就需要某种规则把货物的经济国籍和针对该国货物规定的有关关贸措施连接起来,这就需要原产地标准(规则)。例如我国决定对原产X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但在进口的同类商品中哪些是原产X国的产品呢,就需要适用原产地标准这一工具去判断, 对于符合原产自X国标准的货物就要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的就不征收。由此可见,运用原产地规则确定货物的经济国籍,是有效适用关税和非关税贸易措施的关键一环。因此进出口原产地管理在国家对外贸易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对外贸易法》第22条规定：国家对进出口货物进行原产地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制订合理科学的原产地规则不仅可以准确认定进出口货物的“国籍”，加强对外贸易的规范化管理，明确国别贸易结构，而且还是有效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救济措施不可缺少的工具，以保护国内产业免遭进口商品不公平竞争的损害。

与出口国的概念不同,原产地有着自己的标准或内涵。从某一国家出口的货物,并不意味原产地就是该国，它可能是另一国家。如果有关贸易措施的适用依靠的只是货物的出口国而不是原产国，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形：来自全世界的货物都会经过享受最优惠待遇（或限制最少）的国家进行转运。

二、非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及其适用范围。

原产地可分为两类：非优惠性原产地和优惠性原产地，货物进口时海关给予的关税或非关税待遇就是依据其原产地来决定。

非优惠性原产地只赋予货物一个“经济国籍”，而不会使货物由此取得优惠或利益。非优惠性原产地是海关适用贸易措施的一个工具，它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况：

①适用于最惠国税率和普通税率。我国目前的关税结构采用多栏税率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贸易管理措施——进出口关税及其他管理措施一览表》的内容，我国进口关税税率设最惠国税率、普通税率、协定税率和特惠税率（协定税率和特惠税率在书中称为“曼谷协定税率”）。其中最惠国税率、普通税率就属于非优惠性关税税率，应依据非优惠性原产地规则确定进口货物税率。最惠国税率适用于世贸组织成员国或地区或者虽非世贸组织成员但与我国签订的条约中含有最惠国条款的国家或地区。GATT1994第1条第1款规定的最惠国待遇是WTO成员国处理彼此间经贸关系所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对原产于任何成员国的货物所给予的任何优惠、优待、特权或豁免都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原产于所有其他成员的相同货物。没有一个国家享有比其他成员国更多的、特殊的贸易优势或对它进行歧视，所有成员国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分享降低贸易壁垒所带来的好处。最惠国税率只是最惠国待遇在关税上的一种表现。普通税率适用于从那些不享受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和特惠税率的国家或地区。

②适用于一些非关税贸易措施，如最惠国待遇、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原产地标记管理、国别数量限制、关税配额等非优惠性贸易政策措施以及进行政府采购、贸易统计等。上述措施的适用依靠对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确定。WTO在倡导自由贸易的同时，对某些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或进口过度增长所导致的损害或损害威胁，也提供了救济措施，如贸易保障措施，反倾销，反补贴等，而这些情况是我国入世前的出口或进口货物原产地条例都没有规定的。为有效实施这些贸易措施，新条例扩大了非优惠性原产地规则的使用范围，除用于征收关税和国别贸易统计外，还适用于：最惠国待遇、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贸易保障措施、原产地标记、国别数量限制、关税配额等非优惠性贸易政策措施以及为政府采购对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