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十篇

体制篇1

关键词：高校后勤 队伍建设 体制 机制 策略

在社会服务行业大发展和高校后勤社会化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高校后勤必将面临更加剧烈的竞争。人才队伍建设不力，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1.高校后勤员工队伍现状分析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以来，初步建立起了一套相对符合企业要求的人事制度、用工制度、经营制度和分配制度，但后勤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受管理体制限制，缺乏必要的用人自和员工收入分配权，逐渐形成了一种“引不进、留不住、辞不掉”的局面。

1.1现行体制制约了高校后勤队伍建设

浙江高校后勤的队伍结构、用人机制、管理模式等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后发生了显著变化。员工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也面临许多新问题，尤其是体制、观念和“老人”的障碍。

（1）体制障碍。浙江省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除了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万里学院采用托管外，其他高校后勤管理体制多为甲乙方关系、股份制独立法人和小机关多实体等类型。但高校后勤实体不论是独立法人，还是名为“公司”实为学校职能部门的实体，还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长期以来，高校担负政治功能，后勤具备公益属性，学校领导也习惯用行政方法部署后勤工作，用“市场属性”来衡量后勤服务质量，以“公益性”、“福利性”为标准来支付费用。由于在后勤领域无法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彻底转变，加上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不跟进、不配套，后勤市场化运作条件不充分，人力资源管理受到体制制约，缺乏真正企业化管理先决条件。

（2）观念障碍。浙江高校在扩招前，后勤是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随着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推进和深化，“瓶颈”已被突破。于是有人提出，后勤队伍不需要自行单独建设，无须游离于学校的人事管理之外。观念的障碍，阻碍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实现体制、机制转换，导致后勤竞争力低下。

（3）“老人”障碍。所谓“老人”，就是1999年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后，在后勤实体工作的学校事业编制人员。“老人”中有一部分是土地征用工，也有一些是在学校全员聘任中分流出来的，还有一些是学校引进人才的家属。目前后勤队伍总体情况是业务能力不强，缺乏市场竞争力。浙江高校为了解决“老人”问题，曾出台了内退政策，但内退须征得员工本人同意。由于内退不合算，特别是部分没有技术、文化水平偏低的员工，想固守在后勤这个阵地上等待年龄到点。“老人”的待遇大大优于外聘员工，同工不能同酬，新的“大锅饭”体制挫伤了外聘员工的积极性。现行体制下的“老人”问题成为高校后勤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障碍，严重制约了员工队伍建设。

1.2现行机制难以激发员工活力

据课题组统计，全省高校后勤有独立核算经济实体489个，后勤实体员工47956人（不含按天计酬的临时用工，统计截止2011年12月底）。其中有“老人”9691人，外聘员工38265人。浙江高校后勤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水平、服务技能、服务意识等方面有所改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也有所提高，但后勤员工队伍的综合素质不能满足高校发展的要求。

（1）队伍老龄化现象严重。全省高校后勤实体现有“老人”占员工总数的20.2%，年龄50岁以上占总数的76.6%。后勤员工的补充主要通过聘用校外人员来解决。全省高校现有外聘员工38265人，多数年龄在30―50岁，超过50岁的占23.1%。以浙江师范大学后勤集团为例，目前正式工平均年龄为45.77岁，年轻人数量严重偏少；在后勤人员只出不进的政策下，十年后将有54%的人退休，后勤服务与保障将难以维系。

（2）员工队伍稳定性差。据了解，2011年浙江省高校后勤外聘员工平均年薪为3.24万元，不到“老人”的二分之一，导致外聘员工流动性较大，部分工种人员严重不足，用工荒有加剧趋势，往往在寒暑假之后，一些高校后勤员工出现大规模流失，对高校的和谐稳定带来了较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平均流动率普遍高于15%的警戒线，有个别高校的员工流动率达到了30%。

（3） 人才断档矛盾突出。原事业编制人员随着年龄增大逐渐退休，连续十多年没有进事业编制职工，很难再从原事业编制员工中产生相应数量的骨干。外聘员工由于学历低（大专及以上占14.6%，初中以下占29.3%），业务能力差（中级以上职称和技师占5%，技工占22%，普工占73%），对基层一线工作不了解等因素，与原事业编制人员管理骨干有较大差距。由于待遇不到位、引进措施不力等原因，专业人才引进十分困难，人才断档的矛盾更显突出。

（4）员工归属感、忠诚度不高。外聘员工自身条件决定了上升空间有限，导致许多员工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有的职业观念比较淡薄，敬业精神较差，责任心不强，对后勤事业也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主人翁意识不足，不利于后勤事业长远发展。

（5）人力资源总体效能不高。师生规模3万人左右的本科院校，后勤员工人数一般在1000人左右。由于历史原因，高校后勤员工形成了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三支队伍，由于管理体制没有理顺，没有建立以业绩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这三支队伍相互排斥，形不成合力，不仅造成了员工不团结，也使集体失去向心力，加大了人力成本，造成后勤实体工效低下。

2.高校后勤员工队伍现状原因分析

后勤员工队伍出现上述现状，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历史客观原因，有人为主观原因，更多的是后勤社会化改革进程中各校体制、机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用人体制不够灵活。有的学校后勤公司甚至为了减轻事业编制人员的经济负担，在社会化改革之初，千方百计地动员事业编制员工办理内退、停薪留职、离岗退养等。社会化改革十余年后的今天，事业编制员工在这十余年中纷纷退休，曾经的年轻人也成了如今的老人，加之受体制所限，人员又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导致高校后勤事业编制员工队伍整体老化。

2.2相关配套机制不完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在人事制度、用工制度、经营制度、分配制度等关键制度机制建设方面，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加之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本身也是在摸索中前进，缺乏对高校后勤实体改革发展的理论指导，而大部分高校后勤都参照了学校行政的相关制度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套相对符合企业要求的配套制度，对人员队伍建设与管理缺少应有的规范。

2.3后勤自身定位模糊不清。高校后勤既公又企的尴尬身份，往往导致在队伍建设方面既不能像事业单位一样落实编制和待遇问题，也不能像社会企业一样与市场经济接轨，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导致骨干的稳定性差，未流动的则有成为新的“老人”的风险，甚至产生不满情绪。

2.4后勤人力资源缺乏竞争优势。高校后勤作为服务性行业，相对社会企业而言，无论是薪资水平、发展空间、培训资源、企业文化，还是管理理念、技术革新、发展规划等方面都不具备竞争优势。特别是薪资水平，普遍低于社会同行业，这也是高校后勤优秀人才流失严重，成为社会“培训基地”的直接原因。

2.5社会劳动力环境变化。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大型企业向劳动力输出大省拓展，截流了大量劳动力外出，也吸引了部分劳动力回流，导致东南沿海城市出现大规模“用工荒”，造成社会劳动力资源不足，劳动力竞争激烈。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高校后勤化实体，为维持正常的运行，招聘员工往往退而求其次，长期以往，导致后勤队伍文化层次偏低、技能水平不高、年龄偏大。

3.建设高校后勤员工队伍的对策

后勤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当前后勤工作的难点， 不在于机构如何设置， 职责怎样划分，不在于目标和战略如何确定，而是在于是否拥有一支稳定的高素质、能征善战的优秀队伍。

3.1积极推进体制改革。一是在后勤事业编制员工退休减员的同时，学校事业编制作为补充，确保事业编制稳定，这个方法已在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宁波大学、中国计量学院、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海洋学院等高校实施。二是认真研究和制定相关人事政策，如浙江师范大学后勤集团的优秀外聘人才选拔、“125人才工程”，分五年时间确定120名优秀骨干和优秀大学生员工进入集团人事。三是合理控制务工人员数量，加大劳务派遣与劳务外包力度。

3.2稳妥推进机制完善。在科学测算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合理的分配激励机制、灵活的用人机制、规范合理的福利制度等制度，建立公平、公正、客观、科学的全员聘用制，打破干部与工人身份界限，打破事业编制与企业编制的界限，逐步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建立员工能进能出、管理干部能上能下、适才适用的用人环境。逐步缩小非事业编制与事业编制员工的福利待遇差距，逐步实现同工同酬，积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3.3建立队伍的动态平衡。员工的高离职率，既是危机，也蕴含着新的机会。离职率高意味着我们选择新员工的机会就比较大，保持一定的流动，特别是竞争流动，才能不断补充新血液，不断优胜劣汰，积聚自己的人力资源资本，在绝对的流动中保持队伍的相对稳定，留住需要的人才。要扩大视野，拓宽渠道，多方位引进人才。要畅通出口，优胜劣汰，通过建立一定的竞争和退出机制，不断优化员工队伍，在动态平衡中逐步解决人才断档局面。

3.4大力实施培训培养机制。要以职业化为导向，加大培训力度，强化分层分类的岗位培训，切实提高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提高各类人员素质。对于管理岗位， 重点对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管理技能、法律法规等方面培训，努力把管理骨干培养成为职业经理人。通过对专业技能岗位， 重点对操作技能、技术更新、技术认证、职业资格等方面培训，进一步完善持证上岗制度。对普通服务人员， 重点进行服务理念、行为规范等方面教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和岗位练兵等形式培训，提高专业技能。

3.5加大队伍建设经费投入。经费投入是关系到队伍建设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否则队伍建设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方面要积极向学校争取政策，另一方面要大力拓展经营，尽努力筹措经费，设立专项资金并逐年加大投入，用于重点人才、紧缺人才的培养、引进，优秀人才奖励和团队建设，以及员工的教育培训和技能比武等。

体制篇2

中国目前的电视体制起源于80年代初确立的四级办电视的构架。一级政府一级电视台，因而中国有了3000来家电视台，比欧美12个发达国家电视台的总量还要多500多座。这种体制在当时情况下出现，应该说有它产生的合理性、存在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

1.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没有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多数社会资源都是归当地政府直接配置、开发和管理。作为无所不包的政府，必须要考虑对一个地方所有的生产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行综合的、系统的开发。剧团、文化馆、电影院都由政府直接办，电视频道资源的开发当然也是每一级政府的责任。由于政府的职能无所不包、无所不及，街坊邻居骂架都要由政府解决，政府利用电视的手段宣传、组织、动员群众，同时也利用电视树立领导者权威、公信的形象，过去地方领导人常频频发表电视讲话，其原因也概由于此。

2.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电视由各级政府来办顺理成章。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电视传输只有微波，尚未使用光纤传输，更谈不上卫星传输。为把中央和省的第一套节目传送到全国各地，耗费了巨额的资金仍不甚理想，向上送稿也极其不方便。报纸受居住条件和交通状况的限制至今也不能到达千家万户，且大批的文盲、半文盲也无法接受文字传播的影响。地方的宣传又怎么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地党委政府的宣传工作、群众的娱乐生活和对资讯的需求就成了当地政府的责任，四级办电视也就顺理成章了。

3.行业管理部门管理思想的滞后，对电视这种现代传媒的技术发展趋势和发展速度缺乏预见，对现代技术的管理缺乏经验，机械仿效当时历史条件下物质生产门类的组织方式。如农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商业的柜组承包制，片面强调划小核算单位，以竞争促发展；加之部分地方行政主管部门与最先存在的（无线）电视台关系不顺，不便控制，因此越小型、分散越便于驾驭和管理；也有极个别地方考虑到行政主管部门的利益，“重视”就是行政权力对事业职能的完全包容、取代等因素，于是出现了（省一级）正局级的局长兼正处级的有线电视台台长、副局级的副局长兼副级的电视台台长的状况。于是一级政府繁衍出了一群电视台。

4.八十年代以前，中国不到10个电视台，电视事业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1983年3月到4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政策，动员各级政府的力量，调动各方的积极因素，促进广电事业的发展，在事业的起步之初无疑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用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问题，应当说现在的四级办电视的体制是当时社会的体制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必然结果。到了今天，科技飞速发展、民众素质提高、市场逐步发育，政府简政放权，整个社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那么，在现在条件下，电视体制已远远不能适应传播需求和事业发展的新形势，弊端愈来愈突出：

1.小型分散。中国的电视正在重复20年前中国工业小型、分散的老路。在这样的体制条件下中国的电视台谁也大不了，谁也没有办法提高它的生产力水平。从普遍的情况来看，省级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的日子好过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个别地（市）级电视台日子好过一些，而大量的地、县电视台甚至西部的部分省级电视台基本上没法正常维持生存。加之相互封闭与市场割据，大多处于一种自给自不足的状态，没有能力自己制作象样的电视节目，也没有多少资金购买节目，所以个别电视台廉价购进的播出带比大街上录像厅播的带子质量还要差，盗版现象也屡禁不止。没有办法，电视台一年收入几万元、几十万元，怎么维持它的生存？一个电视台，麻雀虽小，肝胆俱全，重重叠叠的管理机构消耗着有限的投入，而节目生产却拼命求“全”，这实际上在自杀着有限的一丝生息。而中国的电视节目除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外，基本上处于一种自制自播的状态。因此，事实上，除了中央电视台能够维持它节目的自制自播外，绝大多数的省（市）级电视台自制自播的节目都存在着巨大的亏损。按中等经济水平电视台的价位测算，一分钟电视剧的成本约5000元，一分钟新闻的成本约1000元。如果自己生产节目仅自己播，电视剧每集45分钟，成本约20万元，每20分钟一档新闻成本2万元，按这些地区黄金时段广告价的7折计算，应分别带广告14分钟和3分钟，若加上税收、上缴和管理费用约占广告总收入的40%，则需带广告22分钟和5分钟才能回收成本，若这些节目在非黄金时段播出，则需带广告70分钟和15分钟，因为电视台不能只是黄金时段才制作和播出节目。为什么大家都在亏损，而电视台的小日子却过得“红红火火”呢？原因有两个：一是电视台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本核算，没有投入、产出的概念，没有成本核算就看不出自己的亏损，而只有赤字。这样的管理状态，加政事合一（区县）、事企合一（省级）的体制，能有一些收入自然先满足非生产性开支。二是垄断性资源占有的收入掩盖了节目制作的亏损。拥有政府特配的频道资源，只要电视台所在地有消费市场。尽播广告也会有收入。我估计，如果严格要求节目的制作与播出质量，并实行严格意义上的成本核算，全国3000来家电视台有利润的将达不到10%。

2.资源浪费。一级政府一群电视台，在省会城市，至少有四家（多的达到10多家）以上的电视台在竞争，形成了复杂而拥挤的格局。几乎所有的台又都有一种心态，把自己的频道办成综合频道，作为电视台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所有的节目都要作，所有的节目都要播，都用抢夺同一资源维持虚假的繁荣。因此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一是多台一面，一个电视台一个综合频道，全国上千个综合频道，全是什么节目都做，什么节目都播，都成了封建经济条件下的农户，自己种菜、养鸡、植麻、栽棉、织布、榨油、舂米、酿酒，如何提高节目质量和专业管理水平？二是多台一腔。一个普普通通的会议、寻寻常常的活动，多家电视台蜂拥而至。常常一个地方多家电视台以同样的形态在同一时间播出同一个题材。三是多台一戏。全国几十家电视台在同一时间播同一部电视剧的事屡见不鲜。最令人反感的不仅于此，每年几千台春节晚会耗费好几个亿，中看的有几台？这也是我们的春节晚会年年让观众燃起希望、年年让观众失望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能力整合资源。四是多台竞奢。资源的浪费还表现在大量的投资被用于非生产性的设施，各级都建什么中心，省级的几个亿，地级的几千万，县级的几百万，多数都是豪华气派的办公楼，生产性的设施有多少？这实际是一种恶劣的攀比风。“外树形象”固然不错，但拖着大量的债务来树这个形象恐怕就要考虑其动机了；但“内强素质”呢？是不是楼房建得铺张奢侈素质就高了？如果把这大量的非生产性投资用于补充严重紧缺的节目生产又是什么状况？大家有目共睹凤凰台100多人挤在一层楼房，两套节目照样做，收视率照样高。在设备购置上同样如此，有钱的台大量重复购置，使用率却极低，无线台的设备却严重缺乏，节目制作始终上不了档次。电视的高档设备价格极其昂贵，闲置不用折旧和资金利息照样发生，这样的资源浪费确实让人痛心。

3.管理混乱。这样一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水平必然是小农经济的管理方式，目前一般电视台的管理可以说基本上是原始的、粗放的。相当部分电视台内部没有现代管理必需的科学的专业分工，内设机构、节目设置以及各部门内部职能配置都是小而全的模式，既无法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又不利于专业制作水平的提高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普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本核算，不讲求电视资本的计划投入、准确投入、有效投入和投入回收，多数仍采用收、支流水帐方式记帐，电视资本的使用还处于主观、随意状态，存在严重的浪费。加之，产品质量检评仍是沿用经验标准和相对标准，没有科学的、系统的质量评鉴体系，缺乏客观的、理性的、量化的因素，或质量评鉴与投入、与个人收入不相关，使产品质量没有明确、具体的价值取向和指导标准。并且，由于以上诸种因素，在电视行业，按劳分配机制并未形成，谈不上多劳多得，更谈不上优劳多得，从总体上看，是靠资源垄断性占有维系着行业的相对高收入，至于是分配的利润还是分配的成本，谁也说不清楚；具体到人头，仍是事实上的大锅饭，至于内部的相对差距，基本上仍然是靠相对的资历或资源优势（制作重点节目和黄金时段节目）形成的。或许可以片面地说：电视行业是全国各行业中管理相对落后和混乱的。

4.恶性竞争。由于僧多粥少，市场小，生产和播出的单位太多，对有限资源的恶性竞争就表现得十分突出。比如广告客户对广告的投放，是按照特定经济区域的产品销售量来进行的，相对于一个区域，既不会因为台多而增加投放，也不会因为折扣高而减少投资，一个区域多个台的自相残杀却把广告折扣全部杀乱了。还有疯抢电视剧，国产电视剧数量不少，但精品不多，特别是今年海外电视剧有限进入黄金时段以后，国产剧就更加宝贵，大家都来疯抢。前年一个中等价位的省级电视台购进电视剧约花费1500万，今年猛升到3000万左右。电视剧也由卖成片，到卖样片、到卖片花、到卖剧名、卖演员名单。相反，电视的对外宣传却形不成合力，因为谁也长不大。中央电视台去年的广告收入近60个亿，在国内排名第一，但在世界电视百强中仅列51位。在当年的世界电视百强统计中，排在前9名的有5个都是美国台，第一名是时代华纳，收入13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000多亿元，相当于中国全部电视台总收入的7倍，相当中央电视台的20多倍。在国外基本上看不到中国的电视，令国人感到深深的失落，令电视人感到莫大的耻辱。

人民群众对这种多家电视台的低水平重复早已不满意，反感这种千台一腔、百台一面和“克隆”、“追风”的现象，他们需要更丰富的资讯；对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的粗劣、媚俗的现象也十分反感，渴望现实生活题材的、反映社会主流文化的电视剧。1997年，北京的一家研究机构对240所中学进行了调查，在获取资讯的渠道这个问题上，60%以上的学生都回答是电视，仅有7.3%回答是学校。中国拥有电视机的家庭90%以上是陪伴电视节目度过夜晚的。中国的电视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的主空间，已成了影响青少年成长的文化主环境，这赋予了电视人沉重的历史责任。况且，电视台的增多，使受众的选择性大大增强，完全不同于原来的微波传输时代，一个城市40多个频道使观众调台的停留时间已下降到了3-7秒。不少观众是边看边找、边找边看，边骂边看、边看边骂。中国电视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二、当前电视发展的突围与趋势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对电视媒体功能认识的深化，电视业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为彻底的、革命化的体制变革奏响了序曲。我把这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变化概括为十大趋势：

1.传输方式由单一型向立体型转变。

光纤技术的使用催生了有线电视台，带来同一区域电视内部的竞争。卫星传播技术的使用将跨区域竞争推向白热化，电视空中大战硝烟弥漫。网络多功能开发又带来了跨行业的竞争及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抢滩英特网使电视传播突破时空限制而进入国际竞争。立体传播、交叉覆盖的格局已经形成。技术进步暴露了传统观念和体制的弊端，提出观念和生产关系变革的需求，也让电视人的思维关注开始从痴迷的内耗与自恋中解脱出来。

2.资源配置由分散型向集约型转变。

一些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小型分散的资源配置带来的恶果，部分电视台在内部资源配置上开始了专业化分工和集约化整合，力图打破了小而全的格局。海南、深圳、福建、山东等地，在区域内电视机构设置上，率先走出了集约化的路子。区域间的电视协作体用各自优势联合制作节目实际上也是出自对电视资源集约化的需求。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1999)82号文件更明确提出了电视资源集约化整合的关键性措施。这对在迷茫中苦苦挣扎的中国电视人不啻为一声报春的惊雷。

3.频道定位由综合型向专业型转变。

随着电视资源集约化整合，毫无疑问，把综合频道的定位作为电视台身份与地位象征的时代已经过去；作为地方电视台，谁固守综合频道的面子，谁就将失去发展的真理。其实中央电视台的第2至第9套节目早就有了专业分工的趋向，执迷不悟的地方电视台近两年开始有了对频道包装到节目形态的风格特色的追求。遗憾的是，各地卫视频道、有线一套及事实上独立运行的无线频道尚“犹抱琵琶半遮面”，谁也不愿理直气壮地发出“我是专业频道”的黄钟之声。不过，历史的规律不可阻挡，谁在这个问题沉默，谁就将失去生存权。

4.电视受众由集群化向分众化转变。

据央视调查，83.7%的观众收视具有指向性。所有的人同时收看一套节目，那是在文化生活极其贫乏、且只能收到一套节目的年代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卫星转播技术与洪水般泛滥的电视台给受众提供了主动选择的可能性；受众素质的个体差异决定了收视选择的必要性。收视的分众化趋势便如此蓬蓬勃勃蔓延开来，如此提出的尖锐问题便是电视节目的对象化。电视节目制作人也就必须具备这样一种理念：不求一档节目抓住所有观众，但求始终抓住一批固定的观念。

5.生产方式由自给型向市场型转变。

自给自不足的生产方式无端耗费着资源、制造着亏损，也制约着生活的提高，进一步发展的需求热切呼唤着市场。电视剧首当其冲，率先带着计划经济的斑斑伤痕扑向了市场经济的大海；省级节目交流网也淡出了计划经济的脉脉温情，交流、交换而交易了；近年，《娱乐新干线》、《欢乐总动员》、《中国娱乐报道》等一大批节目运用了市场运作的方式。尽管节目市场的不规范让人忧虑，因为毕竟带着斑斑伤痕。然而我们坚定地相信：市场发育本身必然要求规范，电视节目市场规范之时便是电视产业结构调整到位之日。

6.节目形态由模式化向多样化转变。

多年不变的固定栏目设置、零散的版块结构、一本正经又居高临下的播报……中国电视节目单调、僵化的模式已让观众厌恶。我曾设了一个提问：谁为始作俑者？想不到这一问就问了四十年，因为四十年前中国办电视时就是这个样子。四十年了，中国的什么变化都是天翻地覆的，惟电视节目的形态面目依旧，岂非咄咄怪事？幸好，近些年来，娱乐节目、交友节目、谈话节目如异军突起，在电视屏幕上大红大紫起来；系列报道、深度报道、全景报道、评论节目、现场直播，使新闻节目从表面信息传播的窠臼中冲块而出；突破编排常态结构的重要信息的随时插播也渐渐露脸。节目形态多样化的格局已经出现。

7.传播方式由单向型向互动型转变。

中国的电视节目素来固守单向的孤独传播方式，以体现“宣传”之己任。随着观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民主需求与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这种传统正逐渐被打破，互动型节目应运而生。90年代初期逐步兴起的互动节目，以演播室观众参与的交友、访谈为主要形式，时空受限、其参与面窄；90年代后期，声讯热线勃然兴起，其参与面虽广，但反馈显示滞后，观众仍觉得不过瘾；目前，以中国视协互动电视研究会牵头推行的互动电视系统，则具有同步反馈、显示的特征，它利用专门的终端和软件，综合借用声讯电话、有线网络、互联网络作为通达渠道，具有点播、评价、调查和游戏的四大功能，这个系统的启动，将使电视与观众的联系更加方便和直接，开创电视互动节目的新里程。

8.媒体功能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

1996年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精辟地指出：“过去我们的传媒只讲宣传，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既要宣传，又要经营。”一石激起千层浪，长期忌言“经营”的中国电视人终于领悟到：电视传媒具有宣传与经济的双重功能、电视节目具有工具与商品的双重属性。当然，以宣传功能为主的节目是具有工具属性的，但精神工具明显不同于物质工具的是：物质工具使用价值的实现方式带有主观强制性，只要主观使用就能实现其价值；而精神工具使用价值的实现主要取决于被使用者是否接受，而这种争取被使用者接受的过程就是“经营”的过程，也就是“商品营销”的过程。通过经营，在实现其社会效益（收视率）的同时，也就实现了其经济效益（广告回报）。况且，还有大量的电视节目，如电视剧、电视直销、文艺及娱乐节目，本身就应当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来营运的。茅塞一开，天高地阔，90年代后期，中国电视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市场、关心收视率、研究包装、探索营销，经济管理的理念堂而皇之地在自命清高的电视“圣地”登堂入室了。

我要申明的是，我对“经营”的理解，是包含了对电视台离开电视本体从事所谓“三产业”的反对的，因为这涉及社会专业分工问题、涉及资本性质及营运方向的基本规律问题，更有党、政、军、警不准经商办企业的深刻启示。

9.广告经营由感性化向理性化转变。

过去谈到电视广告经营，常爱挂在嘴边的话是：跟着感觉走，跟着感情走。感情是电视广告人与客户的强力粘合剂。感情好就可以投放。感情加实力就一掷千金买断一年、一个时段。那个时候，电视广告人大都有着豪气冲天的酒胆、仰头牛饮的酒量，这种醉醺醺、甜滋滋的小日子过到90年代后期，才渐渐发现原来的“对手”都逐渐隐退了，起而代之的是一批理念先进、管理规范的公司，是气质儒雅、精明理性的大学生。于是从买收视率、到买收视率千人成本、再到买收视点，从洋洋洒洒的趸买到斤斤计较于时段。电视广告人终于清醒了、精灵了：从坐商到行商，走南闯北自我推销；从感性到理性，精打细算分析数据；从粗放到规范，靓装雅饰的装修形象。广告经营终于步上理性化轨道，向着法制化疾进。

至于收视率，着实让人欢喜让人忧。这涉及到随机抽样的逻辑证明力问题、手工记帐的真实可靠性问题，更涉及西方样本与中国国情的适应性问题。

10.社会属性由事业型向产业型转变。

以前，我们在理论上一直不愿意承认电视的产业属性。其实这个道理简单极了，根据经济学原理：一切有投入产出，按照社会劳动分工形成的事业都可以称之为产业。电视投入的资本是人的智力与劳力，是电磁波、制作及传输接收装置，产出的产品是图象、声音信息，称之产业似不为过。理论归理论，因为中国的电视理论研究本身就严重滞后或脱离了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中国的电视事业要发展，必须走产业化之路，并且目前正在出现产业化的可喜势头。我曾在《试说电视产业化经营》这篇文章中将电视产业化表述为“电视媒介的资源配置及生产方式的集约化、分工化、市场化进程。”如果这个表述能够成立，目前总局要求的集团化正是电视资源集约化的具体形式；如果前文表述的九个转变还真实，那说明中国电视已经向着产业化方向进步。

中国电视传统体制的弊端、人民群众的变革要求、电视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都有力地证明：中国电视体制改革的充要条件已经具备。行政与市场双向并轨的资源配置方式必将运用到电视领域，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必将蓬勃兴起，中国电视发展的新时期必将到来。对此，我们充满热切的期盼。

三、未来电视体制的变革与展望

今年七月，国家广电总局在甘肃召开了全国广电厅局长座谈会，会上，总局领导系统分析了中国电视面临的“内挤外压”的严峻形式，可谓振聋发聩。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电视体制集团化的要求，在不久前又下发了2000年284号文件，明确规定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化的具体内容，基本精神是三句话：广播、电视、电影三位一体；无线、有线、教育三台合并；省级、地级、县级三级贯通。中国电视人无不情绪振奋、欢呼雀跃：我们由此看到了中国电视新世纪的曙光，看到了中国电视不远的辉煌！

从集团化起步，从整合生产资源入手，这无疑是高瞻远瞩的英明之举，是振兴中国电视的治本之道，从而具有历史性的战略意义，必将带来中国电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要实现集团化的预期效果，应当正确理解总局要求的集团化的真正内涵：集团应当是由两个以上的法人实体组成，集团的组合应当以资产为纽带，集团应当是利益共同体，集团内部应实现高层次的专业分工，集团与内部法人实体之间以及法人实体之间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经济核算关系，集团的事业管理与资本运营职能应与政府的监督管理与执法职能分开，集团应当建立科学、高效的民主决策机制等等。绝不能简单归大堆，不能搞行政翻牌集团，不能在集团内部依然实行简单粗放、主观随意的管理。否则，集团的牌子挂起了，体制上的弊端则会更突出了。中国的电视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否能够披坚执锐、勇往直前，关键在于决策者的素质和胆魄。只要从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大局着眼，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唯一标准，严格地、一心一意而不是三心二意地按总局要求办，集团化所预期的变化完全可以实现。什么变化呢？从逻辑层面的推理可以展望。

1.频道的专业化。当集团化后，从电视的角度看，一个省（市）只有一个法人实体，生产资源实现了统一配置，区域内的恶性竞争将偃旗息鼓。因为过去的多家电视台如今是一家电视台了，谁也不会用十来个频道播出同一样的节目，去无益地浪费有限的频道资源。一段时间，可能会出于地方宣传的考虑保留卫星频道作为综合频道，而其余频道会很快调整为专业频道，如新闻、经济、文艺、体育、影视、娱乐等，以增强信息的传播量，满足收视者多种需求。到时我们的电视屏幕将一改低水平的单调、枯燥的重复而变得丰富和生动起来，节目质量亦会大大提高。也许同时或稍过一段时间，有远见，有胆识的卫星频道的创办者们，一定会力图摆脱全国卫星节目的“似曾相识”，从集团化后竞争更加激烈的“空中大战”中杀开一条血路，走上专业频道的路子。那么，全国范围的专业分工格局就会形成。

2.节目的对象化。频道专业分工实现的同时，受众分众化的态势将更加明显，这一态势也将受到电视人的更加关注，并成为电视节目定位的导向。那时，具体的节目将摆脱过多、过于沉重的全部社会使命的承载，事实上希望一个节目承载全面的社会使命的想法是幼稚的，但在小型分散、都以综合频道标榜自己地位与名分的体制条件下又不得不用全面承载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其实结果是什么都承载不了。不求一个节目抓住所有的观众、但求一个节目抓住一批固定的观众，不求一个节目在理念上面面俱到、但求一个节目一点精彩，这必将成为电视人节目制作的价值取向。因此，研究受众结构、研究受众好恶、研究受众收视习惯会是节目创作者的必修课，各种对象性更强的节目将如雨后春笋，电视对受众的贴近性、亲和力会更增强，电视对受众的人文关怀也将成为时尚。

3.制作的社会化。当我们从过去低水平重复的恶性竞争的梦魔中苏醒的时候，一定会为曾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愧疚和惋惜；当我们步入专业化分工和对象性制作的轨道时，也一定会顿时感到制作力量的不足和节目的匮乏。这时，走向市场和借助市场的主观冲动自然产生，而区域间大量非竞争频道的存在又提供了广阔的客观市场空间。社会化制作便应运蓬勃而起：生产的节目既本台播出又向市场销售，同时从市场上购回自己需要的节目，由此组成专业频道的节目构架；以专业和对象性节目生产为特征的社会制作机构蓬勃发展，成为电视台的“台外军团”和重要的节目供应渠道；跨区域的台与台之间、台与社会制作机构之间的联合制作将成为重要的资本组合与运营方式。到那时，部分节目的制作（除新闻节目和重要社教节目）与播出的分离成为必然，节目制作的水平将大大提高。

4.竞争的有序化。前面多次谈到竞争，我并不是一味排斥和害怕竞争，相反，我认为相对竞争的存在是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这种竞争必须是合理、合法的。但在现行电视台“超生”无数、“食不果腹”的条件下，为着生存的竞争便不择手段，特别是作为政府执法主体的行业主管部门将自己的利益与竞争捆在一起的时候，监督者自然成为拥护监督的挡箭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也在所难免了。当随着生产关系的整合、竞争者都具备了竞争的条件后，自我行为规范意识将有所增强；当生产机构调整到国家可控范围后，政令的通达与执行水平将有所提高；特别当市场机制真正形成之后，法制必将进一步完善。那么，竞争将在公正的平台上展开，竞争的有序化将不再是梦想。

5.管理的规范化。行政的与市场的调控双向并轨同力，有序的社会环境必然对电视单位的内部管理产生巨大的压力，而电视单位内部适应社会需求的愿望也会成为规范内部管理的强大动力。实行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专业分工、讲究资本运营的效益会成为电视台的自发追求，诚如手工业的作坊生产向工业化的工厂生产过渡一样，必须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资源调配机制、成本调控机制、质量检测机制、市场预测机制、营销管理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与民主决策机制。粗放的、主观随意的小农经济管理模式将被科学、规范的、高效的现代化管理所取代。

体制篇3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今年两会上,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将文化事业提到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是的,在中国的体制改革里面,近年来有两个改革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一个是医疗体制改革,另外一个是文化体制改革。

产业化的原动力

面对全球经济衰退,中国乃至世界都在寻找出路,尤其是中国,当传统制造业面临挑战,文化产业便成了提升和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增长方式备受推崇的良方。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在中国虎年春节里的新流行语,也道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文化事业人喜忧参半的矛盾心理。政府的重视,固然令人对文化产业的繁荣产生期待,然而,处在某种困境中的文化产业能否实现发展预期,则是更加值得深虑的现实问题。

传媒业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改革多年,传统媒体改制始终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有些部门和单位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年的样子,一潭死水。

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报纸的发行量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下滑在加剧,2009年4月至9月之间,日均发行量下降10.6%。

2009年年底,在上海新地标国际金融中心举办的一个传媒论坛上,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精英们齐聚一堂。本来温吞和谐的盛会被几个国外媒体人“毫不留情”地打破了。

“美国目前每个月有1000位媒体记者失去工作”,而且有数字表明,2015年互联网的广告会超过报纸的广告收入。像《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样的报纸,“它现在已经没有报纸了,只有网站了。”前华盛顿邮报网站执行总编Jody?Brannon表示。

在经历了一波波“报纸将死论”后,这样的发言又将刚刚缓过劲的报业人员们推向冰窖。在此局面下,传统媒体的体制改革变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虽然,传统盈利模式的艰难是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首要动力,但是,在目前的市场形势下,这辆巨大的“老爷车”急于完成“华丽”转身还有另一动力。

巨大的市场诱惑是文化产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阿凡达》现象在全国两会上得到特别关注。全国政协委员贾永算了一笔账,一部《阿凡达》迄今全球收入24亿美元,净赚19亿美元,相当于约251万中国农民2009年纯收入总和,或6.9万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的总和。

“这一堆数字的背后,告诉我们加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贾永告诉记者,“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财富聚集到一定程度,对文化的需求必然剧增,于是文化开始能够成为产业了。”

有数据显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文化消费支出会大幅增长,按照国际经验,我国文化消费支出总量应该达到4万亿元以上,而目前尚不足1万亿元。如果考虑到,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约为发达国家一半,文化消费可能没有4万亿元,更合理的估值应该在1万亿至2万亿元之间。即便如此,这仍然是相当庞大的消费需求。

步入资本时代

在传统纸媒有可能被电子媒介取代的情况下,报刊行业的发展不得不另寻出路,而这个出路正是传统文化单位与新媒介的融合。报刊行业发展的方向也将是把传统报刊业充分融入现代化传媒集团之中,

文化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为什么这么说?“报纸和杂志不再是个纯粹的纸媒体,而是一个平台。”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形容目前中国纸媒的出路时,这样表示,改革最后要实现的目标是“三个一批”――做强做大一批、整合重组一批、停办退出一批。而且,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以后,数量众多的“文化人”要在这场革命中完成“身份之变”。

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新闻出版企业之间的联合和重组将是必然的选择,异地兼并、上市将迎来热潮。

事实上,文化要想产业,必须具备两大前提,一是发展阶段,二是商业模式。体制改革使文化产业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在这种形势下,亟须市场主体规划新的商业模式。据记者采访了解,不少出传统媒体在转企改制之后都透露出上市的意向。

“不仅会出现华谊兄弟、奥飞动漫之类的创新型上市企业,大型传媒集团的发展也有助于主力的上市。”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齐勇锋表示,随着平面媒体的改革和网络媒体的发展,未来3年内估计会有100家文化企业上市。“上市可以改变文化产业发展脱离资本市场的现状,把文化企业放入金融体系中,利用资本市场平台,可以放大文化财富效应。”齐勇锋说。

新闻总署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把开辟融资渠道问题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下一步,总署将在推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战略重组的同时,积极开辟融资渠道,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条件下,积极引导新闻出版企业采取内部融资、业内融资、业外融资、发行企业债券、引进外资、上市融资等方式进行融资。

目前,如何保障投资人的资金安全是最重要的而又长期被我们所忽视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两年了,直到近日改建为企业集团公司后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眼下,他们不仅要进行商品生产,还要进行资产和资本的经营;不仅要进行直接融资,还要进行间接融资;不但要经营有形资产,还要经营无形资产。

一半计划一半市场

目前文化产业的资本配置呈现二元化特征,就是说一部分靠国家财政拨款,一部分靠企业投资,通过市场来募集资本。“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也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体制。套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博兰尼的说法,中国的市场经济是镶嵌在政府层级结构中的。惯常的说法是体制内和体制外。

时至今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在释放完积极的能量之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羁绊,转企改制,肃清混合体制的混乱与低效率,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党组副书记聂震宁认为,作为新型的市场主体,其基本要求就是要能够做到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和自负盈亏。这是非企业法人无法承担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认为,中国的文化产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资源没有完全市场化,文化的经济功能、产业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由于受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而无法实行真正的市场化运作,结果只能是竞争水平不高、产业化程度较低。

在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难题还有垄断。例如,电视转播权的垄断。出卖转播权是国外电视媒体的主要赚钱途径,一些重大赛事的转播权收入是很高的。美国NBA其实是一个电视节目。但在国内,所有赛事的转播权都归央视五套,人们也习惯于打开央视五套看体育节目。如果一个赛事央视五套不给转播,这个赛事基本就死定了。

体制篇4

关键词: 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算起,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这30年,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举世瞩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有亲身的经历。

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谁都不可能在1978年就能预知此后的中国经济会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我们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学习、提高、成长。

回顾这30年,使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第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在序言中,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

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是非常艰难的。尽管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可以照常维持下去。这一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它有可能顽强地存在下去。原因是: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一个企业想背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是十分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居民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由劳动人事机构按计划安排好,流动难以如愿,抵制这种安排等于自己断送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个人作为消费者,也要由计划部门安排,具体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是凭票证供应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也无一不同行政主管机构的安排有关。假定居民个人想离开计划经济所安排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他在生活上将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认为计划经济的运转得到了行政权力的支撑。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组成的。例如,计划的企业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等。它们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企业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就算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违背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而使自己的经济活动有所发展,那也只能被当作偶然的、非常规的事情,而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别人可以效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或单个居民都只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认和顺从的态度,企业和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无法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无误、不容怀疑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支柱,这种经济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辩护,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选择,把任何背离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这就是说,通过计划经济理论的解释,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出现了这种或那种问题,但一来这是历史所注定的选择,无法更改;二来如果要离开计划经济的轨道,那就是滑到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对社会、对企业、对个人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等于背叛。计划经济体制既有行政权力作为支撑,又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为之进行辩护和论证,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内计划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正统的经济理论,任何对计划经

济提出怀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观点都被打成异端。由于人们从学校里、从书籍报刊上、从电影电视中所读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传计划经济的东西,于是人们也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各种想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行为加以谴责、加以抵制。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如果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有些举动,就会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围的人鄙视他、嘲笑他、斥责他,使他不得不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周围的人的压力。尽管这些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以致于到后来,连最初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也会进而怀疑自己可能真的错了:立场错了,观点错了,于是本来正确而且很有创新意义的改革尝试,就这样被扼杀了、消失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

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归功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的决策,归功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实践者这些年来在推进改革与开放中的努力。

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统治下,要在改革开放方面迈出第一步是何等困难。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了“左”的方面的压制。邓小平同志支持了这场讨论,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进行了重大创新。他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他所设计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与道路,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填补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空白,揭开了这一理论的新的一页,并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毫无疑问,假定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进展,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不可能被逐渐打破。

改革开放初期,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这三个方面取得了成绩。正是这些冲击的结果,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失去阵地,最终不得不趋于解体。

要知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依赖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有的农村中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它也不可能持久,而且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甚至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农村普遍挨饿的条件下,可以容忍家庭承包,只要经济形势稍好一些,马上就展开攻势,把家庭承包取消了。再说,即使有的乡镇办起了一些不受计划经济控制的小企业,那它们也顶多只是小型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生产一些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所不注意或不屑于生产的小商品,起着拾遗补阙的作用,不可能扩大生产规模,不可能成为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一争高下的经济力量。而更有可能的是:它们迟早会被上级主管部门以各种方式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朝着所谓“更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过渡。

至于经济特区的建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兴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最初纯粹是自发性的,而不是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倡导的,只是在政府领导人发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及其意义,发现了乡镇企业的作用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之后,经过研究甚至辩论,统一了认识,才加以肯定,给予扶植。经济特区则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特区没有自发建立的任何可能性,经济特区的建立完全是政府的有意识的行动。只有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有可能出现深圳等经济特区。从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这一事实,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怎样牢固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假定不是政府采取有意识的行动,那是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牢固结合的条件下,使某一个地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发展经济的。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终于发生了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了,乡镇企业兴起了,经济特区建立了。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只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僵硬控制,让农民能够自主经营,自己承担生产经营的风险,并得到自己劳动成果中应当归于本人的部分,蕴藏于广大农村中的生产潜力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农村的经济走向繁荣;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

术上的差距是可以通过改革与开放而大大缩小的。只要计划经济少一些,市场调节多一些,经济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会以较大的幅度提高。

启示的威力是巨大的,农村经济改革和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向全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城市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滞后了,必须抓紧时机,推进改革。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经济改革预示着一场更深刻、更艰巨的改革即将展开。它们就像投向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体制湖面的大石头,激起层层波浪。它们打破了长期的、不正常的寂静,造成了再也平静不下来的经济格局,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

体制篇5

关键词:体系;制度;机制;辨析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237-01

1 相关概念的内涵

1.1 体系

根据汉语词典释义: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工业体系、思想体系等,泛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自然界的体系遵循自然的法则,而人类社会的体系则要复杂得多。影响这个体系的因素除人性的自然发展之外,还有人类社会对自身认识的发展。

关于体系,宏观上讲,总宇宙是一个体系,各个星系是一个体系。往小里说,社会是一个体系,人文是一个体系,宗教是一个体系,甚至每一学科及其内含的各分支均是一个体系,一人、一草、一字、一微尘,也是一个体系。大体系里含有无穷无尽的小体系,小体系里含有无尽无量的、可以无穷深入的更小的体系。众多的小体系,构成了一个大体系以至于总体系。总则为一,化则无穷,反之亦然,这就是体系。

1.2 制度

根据词典释意:名词。(1)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工作制度/财政制度。(2)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封建宗法制度。

可以看出,制度,通常是指社会制度,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反映该社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由行为主体(国家或国家机关)所建立的调整交往活动主体之间以及社会关系的具有正式形式和强制性的规范体系。许多情况下,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简而言之,即: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

制度按照性质和范围总体可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具体规章制度三个基本层次。根本制度属宏观层次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如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封建宗法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基本制度属中观层次,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如财务制度、工作制度等,是社会的具体组织机构,如外交、金融、税收、政党、军事、司法、教育、科技、保障制度等。具体规章制度是各种社会组织和具体工作部门规定的行为模式和办事程序规则,如公务员考试制度、学位管理制度、劳动工资制度等。

体制与制度关系是:制度可以规范体制的运行,体制可以保证制度落实。

1.3 机制

机制通常指制度机制,机制是从属于制度的。机制通过制度系统内部组成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的相互作用实现其特定的功能。制度机制运行规则都是人为设定的,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如竞争机制、市场机制、激励机制等。

机制泛指一个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功能。后来,人们将“机制”一词引入经济学的研究,用“经济机制”一词来表示一定经济机体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

经济机制是表示一定经济机体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市场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总体功能,是经济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市场运行机制是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供求机制所构成的。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机制,风险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机制,供求机制是市场经济的保证机制。

机制的建立,一靠体制,二靠制度。也就是说,通过建立适当的体制和制度,可以形成相应的机制。例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体制;在两种经济体制之下,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

1.4 体制

体制与机制是较易混淆的一对词语。按照《辞海》的解释,“体制”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机制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的总称;“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运作原理,借指事物的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变化的相互联系。

“体制”指的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如:学校体制、领导体制、政治体制等。也就是说,体制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利划分等方面的具体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如经济体制,则是指具体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制度、方式和方法的总称。

体制和机制的中心语和使用范围不一样,“机制”由有机体喻指一般事物,重在事物内部各部分的机理即相互关系,“体制”指的是有关组织形式的制度,限于上下之间有层级关系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体制,通常指体制制度,是制度形之于外的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是管理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事务的规范体系。例如国家领导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制度决定体制内容并由体制表现出来,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要受制度的制约。一种制度可以通过不同的体制表现出来。例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既可以采取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也可以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做法。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基本制度、具体规章制度和体制可以互相转化。

2 相关概念关系辨析

上述概念存在着相通的地方,但是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体系指的是相互联系的事物构成的整体;体制指的是事物的组织制度,存在一种层级关系;制度指的是一种规则;机制指的是机体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功能。

从广义上讲,制度、体制和机制都属于制度范畴,既相互区别,又密不可分。总之,靠制度制约体制与机制,同时,体制与机制又对制度的巩固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具体可以理解为:体制为制度的中间层次:

制度,可分为三个层次:根本制度、体制制度和具体制度。根本制度属宏观层次,是指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如封建宗法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体制制度属中观层次,可以是某些社会分系统方面的制度,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也可以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整体意义上的组织制度,如领导体制、学校体制等;具体制度属微观层次,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如财务制度、工作制度等。

第一,公认性。社会制度必须得到其适用范围内人们的公认,并得到大家的共同遵守。

第二,强制性。社会制度作为制约人们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的一种规范体系,对社会成员的作用具有强制性。

第三,相对稳定性。社会制度一旦形成,便具有其一定的生命周期,保持其相对稳定的面貌。

体制篇6

关键词：分税制；财权；事权；财力

到200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30年，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自1994年1月1日开始也实行了14年；毋庸置疑，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为了缓解我国当时的财政困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屡创新高，2005年我国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接近4万亿元。但目前分税制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思路。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到了关键时刻，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这为继续完善我国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建国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演进历程

自从建国以来，我国在财政体制的变革中进行了不断探索；从总体来看，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

建国初期经济形势是通货膨胀严重，工人大量失业，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采取了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该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中央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中央政府统一制定所有收支项目管理办法，一切开支标准也同样由中央政府统一决定。地方政府组织的财政收入要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地方政府所需的相关支出全部由中央财政另行拨付。因此，该体制也被称为“收支两条线”。

（二）分类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

分类分成的财政体制实行了三个时期，包括“一五”计划时期、“二五”计划时期的第一年（1958年）和“六五”计划时期。为了完成“一五”计划确定的任务，即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以及确定我国农业、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必然要求变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为分类分成的财政体制。在1954年实行了“统一领导、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侧重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即是所说的“分类分成”财政体制。

（三）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

为了克服分类分成的财政体制的一些不利方面，我国自1959年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该体制的实行大致包括1959年至1967年、1969年至1970年、1976年至1979年和1986年至1990年。总额分成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全国财政收入有一定比例的增长。

（四）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分类分成和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弊端不断出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于1994年1月1日起开始在全国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二、对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评价

为了解决中央财政当时的困难状况，增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提高“两个比重”，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于1993年开始了分税制改革的试点，并在1994年开始在全国推行。

（一）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含义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税制，是指在国家各级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及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事权与财力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税种的特征，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并辅之以转移支付制度的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总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划分；二是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三是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四是预算编制与资金调度。

（二）当前分税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应该说，1994年推行分税制改革是一大进步，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两个比重”的迅速提高。但我们却曲解了西方国家的分税制，把“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变成为中国分税制的基本原则，从而扭曲了分税制，在改革中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

1.财政管理体制层次过多

我国目前仍在实行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体制和与之配套的财政体制，过多的财政级次分割了政府间财政能力，使各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与权力、责任安排难以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并进一步加大了纳税人对政府的监督难度。

2.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财政体系中，四种主要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均有自身的缺陷。首先，税收返还的设计并不是根据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差异，与行使事权所必须的财力无关，且这种转移支付形式保护了既得利益，与建设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体制相背离；其次，一般目的转移支付的测算基础并不科学、合理，实现不了财力与事权的匹配；再次，过渡期转移支付的规模很小，起不到太大的调节作用；最后，专项拨款名目太多，很多专项拨款并不具有专项的目的，这种转移支付资金数额的决定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3.税收征管成本过高

税收征管成本指税务机关在征收税款过程中自身消耗的各项费用。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有关数据测算，1994年国税、地税分征分管体制实行后，税收征管成本比以前明显提高。1993年，我国的税收征收成本率约为3.12%，从1994年开始上升，1996年征收成本率约为4.73%，其后持续增长到5%～6%。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征管成本一般都在1%左右。

三、探讨解决分税制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策略

面对分税制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以贾康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应继续推进分税制改革，在分税制的改革进程中解决面临的困难；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继续推行分税制改革。

（一）减少财政管理层级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般来说，分税制的大国家，就是三个层级左右，比如说实行联邦制的美国，还有实行单一制的英国；既有单一制特征，又有地方自治特征的日本也是三个层级。从我国目前省以下财政体制看，五级政府、五级财政造成基层财政困难、主体税种缺乏、难以进一步推进分税制改革等问题，应首先简化财政管理级次，这样做会使财政级次与政府级次出现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的不对应，但从长远看是应该最终对应起来的。改革的方向是实行省、市、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县市同级，乡财县管；简化财政级次之后，乡级政府随着事权的大量减少，一般应转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市级政府由于其事权与财权同县级政府趋于一致，也需要改变原来的上下级关系，成为平级政府。同时，要做好精减政府人员工作，使财政供养人口同扁平化后的政府级次相适应，减轻财政负担。

（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仅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题中之义，也是公共财政框架下调节地区差异、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规范和健全、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基层财政的公共服务水平，必须在改革、创新的基础上，重点加大以“因素法”为主要方式与手段的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力度，尽快构建与分税制体制相适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在确保中央财政财力分配主导地位和调控能力有效发挥的基础上，强化中央财政的再分配功能。另一方面，要在提高转移支付总量和增加转移支付规模的基础上，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和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三）改革税收征管体制，降低税收征管成本

从长远看，国税和地税应合并，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分税制，回到分税制改革之前的状态，而是按照国际经验对分税制的完善。目前，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创新的道路，这就是浙江省、上海市的经验。即将国税局和地税局合成一个机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税收仍然划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分别征管。但要避免操之过急，在实践中稳步推进，不搞一刀切；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推进此项改革的进程，尤其要避免简单合并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并且做好相关配套改革。

四、结束语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一定要按照“财力和事权相一致”的方向完善我国的分税制体制，财力和财权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财权只是中央的行政形式划分，没有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而财力考虑到了我国二元经济的发展状况，正视了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因此，在分税制改革进程中，要正确处理财权、财力和事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央有效控制的前提下，给予地方必要税种立法权、税率变动权限等，在中央给予地方纵向转移支付的同时，可以考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给予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横向转移支付，以真正达到“财力和事权的一致”。

参考文献：

[1]赵云旗.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贾康，傅志华，阎坤，李明.关于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若干认识[J].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4，（23）.

[3]楼继伟.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中国财政，2006，（3）.

体制篇7

一、认真做好现有政策、规章、制度的清理检查工作

各处室结合自身实际，通过自我梳理和广泛征求基层单位、服务对象及相关处室的意见建议，对现有的措施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主要检查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有利于科学发展，是否与其他有关规定相冲突。明确哪些是有条件和急需废止、修改和建立的，哪些是自身能够研究解决的，哪些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需要上报市委市政府研究解决的，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进行筛选分类，确定具体内容和时间，制定出修改完善方案。

二、及时做好“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成果的运用和调研成果的转化工作

各处室要充分运用好前一阶段深入调研、解放思想大讨论和“五查五看”等成果，进行认真研究，从中梳理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并组织专门力量做好文件制度的起草工作。各处室调研报告可根据实际转化成相关文件和制度。

三、明确工作重点，增强体制机制创新工作的时效性

各处室要本着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原则坚持从促进科学发展和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式新变化的需要出发，以当前迫切需要特别是明显影响又好又快发展、影响和谐稳定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问题为重点、着力建立和完善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着力建立和完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政策措施，着力建立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正确导向，创造促进科学发展的有力环境和条件，增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执行力。

（一）对现有的政策措施、意见办法、规章制度进行系统清理。修订完善《党组议事规则》、《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市统计局督促检查工作办法》等规章制度。

责任处室：办公室

整改时限：近期（年月底）

（二）建立《市统计局干部考核激励办法》、《市统计局数据质量评估办法》等制度。

责任处室：办公室、综合处

整改时限：近期（年月底）

（三）完善《市统计局综合考核评比办法》以及《市统计局法制工作考核评比办法》等各专业考核评比办法。

责任处室：办公室、法规处

整改时限：近期（年月底）

（四）加强部门统计管理，积极争取制定《市部门统计工作管理办法》，全面加强部门统计规范化建设，更好地发挥部门统计在多层次决策和管理中的整体功能。

责任领导：汪志功

责任处室：法规处

责任人：蔡东亮

整改时限：近期（年月底）

（五）继续加强机关内部建设，包括党的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廉政建设。把制定制度与执行制度有机统一起来，加大制度执行力度，完善落实制度的工作机制和配套措施，加强相关制度的协调衔接，确保各项制度行得通、管得住、用得好。

责任处室：办公室

整改时限：长期（年月底）

四、建立体制机制创新工作的基本要求

各处室要把建立和完善体制机制工作列入重要议事议程，切实抓好落实。

（一）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工作责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局、处室两级负责制，局党组书记、局长沈宏亮为整改落实第一责任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汪志功、郭清华、赵秋荣为整改落实具体责任人，负责分管处室整改的督促、检查和指导；各处室负责本处室职责范围内的整改，主要负责人为本处室整改第一责任人。各级责任人要切实履行职责，对整改的重点要统筹谋划，对整改的进度要合理安排，扎扎实实抓好自己分管领域内的整改工作，保证整改任务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二）加强对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工作的研究。逐项研究分析，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和具体办法。既要尽力而为、积极主动，又要量力而行、注重实效。从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抓起，区别情况，采取合适的整改方法，分别明确整改时限。特别是涉及面广、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由局主要领导统筹协调，落实解决。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项目涉及多个部门、单位的，要加强沟通协调，采取有效措施，上下互动、左右联动，形成合力加以解决。

体制篇8

一、创新体制

一是统一思想认识。一开始大家的认识总体上是端正的，但是在实行“1＋3”体制后能不能落实功能设置、驻区单位能不能接受领导协调、工作方法能不能适应新的体制等问题上存在一些顾虑。为此，**社区（街道）党工委首先着力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先后到6个本市先行试点单位学习考察，组织大家深入学习市委、区委文件，从而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了上级精神上来，认识到调整社区党组织体制既是适应时代要求，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需要，必须认认真真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二是调整组织体系。党工委在去年第三季度酝酿人选、建立组织，第四季度履行完报批手续，社区党工委正式挂牌建立运作。

二、完善机制

在当前形势下加强社区党建，创新体制是关键，完善机制是基础，做实功能是核心。只有把体制、机制问题解决好了，才能解决好做实功能这个核心问题。因此**社区（街道）党工委在体制创新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不断总结，先后建立和完善了决策机制（议事规则）、运行机制（明确职责、划分权限、建立会议制度）、保障机制（落实人员、工作经费、组建机构）、监督机制（“三条线”向社区党工委报告重大事项制度、社区党工委定期听取“三条线”汇报制度、行政组织接受社区代表会议和社区委员会评议制度等等）。目前，党工委正在探索建立考核机制等问题。

三、做实功能

社区党工委“议大事、把方向”，通过“三个注重”不断做实功能：注重发挥好体制外委员的作用；注重发挥好“三条线”党组织的作用；注重在履行好原来街道党工委职责的同时，整合社区资源，抓好社区“三性”事务。在社区党工委的领导下，“三条线”党组织在抓好自身建设的同时，积极发挥功能作用，取得了实效。

体制篇9

关键词：中国 举国体制 竞技体育

1 “举国体制”产生的历史背景

我国竞技体育实行的举国体制，是一种为实现国家目的，调动和集中全国力量对竞技活动实行以国家机构高度统一管理体制的简称。即国家管理型体制，由国家一家来办竞技体育，社会基本上不参与。举国体制是在计划经济的历史条件下，集权于体委，对体育实行独家领导和管理的模式。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前战争年代的管理习惯的延续，建国初期国际上的封锁，计划经济僵化模式的束缚，国民经济基础薄弱的限制，增强国民凝聚力的需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便产生了以举国体制为核心的中国体育管理体制。这种国家宏观管、办体育的制度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举国体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通过统一规划、调配、布置，对保证部分重点项目优势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使得作为整体的中国体育树立了在国际体坛的形象，树立了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2 举国体制的主要特点

我国的举国体制是由政府行使管理权的管理制度，在行使的过程中具有以下特点：政府几乎行使全部的管理权。政府部门所设的各主管业务的司、处行使管理权；国家承担绝大部分的经费，承担中小学校的代表队、各级体育运动学校、国家各级优秀运动队的一切经费；计划机制占支配地位，行政手段是主要的管理手段。

3 举国体制下我国体育事业的辉煌成绩

竞技体育的成绩是衡量一个国家体育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展示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水平的重要窗口。我国竞技体育的成绩斐然，不但连续七年获得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在世界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奥林匹克盛会上也在短短的十几年之内位列金牌总数三强之列，充分显示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高速度，也从另一角度证明厂我国举国体制管理制度的优越性。

4 举国体制面临的困惑

4.1 由举国体制管理特点决定的困惑

举国体制下的行政管理，政府包办一切，统得过死，严重束缚了下级及各单项协会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极大阻碍了社会办竞技体育的进程，削弱了竞技体育的经济功能。

国家承担了绝大多数的经费，排斥了竞技体育的商业化经营和市场机制，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由于国家投入的经费不足，使国家将批准正式开展的80多个项目分为奥运会项目和非奥运会项目。为保证“奥运争光”，对那些预计能在奥运会中可获得奖牌的大项目或大项目中的小项目投入加大，而放弃一些已经有群众基础的项目，缩小了运动项目的活动范围，减弱了项目的丰富性和普遍性。一些省、市将篮球、足球、排球及田径、游泳等项目砍掉，而将经费投入到奥运会项目之中。

4.2 市场经济下举国体制的困惑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兼容，主要表现在：①计划的缺陷：政府无法完全把握经济运行信息，政府的利益无法体现中性原则，政府缺乏高效的激励机制，政府的决策可能存在一定的随意性。②市场的缺陷：市场垄断可以扭曲市场行为，使资源效率降低；市场运行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频繁的波动和资源的浪费。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效地解决“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协调发展；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公平化问题，相反却有恶化收入分配差距的倾向。

5 进一步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

纵观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认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基本涵义也可以理解为：以在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重大国际竞技体育比赛取得优异成绩为主要目标，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以体育系统为主体，以整合优化竞技体育资源配置为基本手段，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在国家层面上真正形成发展竞技体育的目标一致、结构合理、管理有序、效率优先、利益兼顾的竞技体育组织管理体制。这一制度安排的核心是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利用我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特点，把丰富的竞技体育资源挖掘出来并充分利用，通过竞争和协同机制的作用，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综合竞争能力，实现为国争光、振奋民族精神的竞技体育发展目标。进一步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就是基于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新的客观实际，扬长避短，吐故纳新，努力创造举国体制内部运行的顺畅性和外部生存环境的和谐性的良好环境，实现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整体运行效率和效益的显著提升。

6 我国举国体制的发展方向

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发展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讲，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需要、竞技体育自身运行的内在规律和这个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只要举国体制这种制度安排符合竞技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并能有效率地满足社会对发展竞技体育的需要，这一体制就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和根据。应该说，当前全社会对坚持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有基本共识的，那就是在“在改革中坚持，在发展中完善”。具体说来，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到坚持与完善的辩证统一。

一是在本质上坚持。以全国一盘棋，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为精要的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竞技体育发展实践中的生动、形象、有说服力的具体表现，是被实践证明的、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发展我国竞技体育的成功经验和制胜法宝。因此，对待举国体制首先是本质上坚持，这一点绝对不能动摇。

二是在行动上强化和优化。要在全面总结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更加积极主动地利用好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更加积极主动地协同作战，相互配合，自觉处理好国家与地方、奥运会与全运会的关系，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进一步强化举国体制的优势，做到思想上统一、行动上一致。

三是在发展中完善。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积极探求举国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规律，不断丰富和拓展举国体制新的内涵，不断创新和完善举国体制运行的工作机制和保障机制。

7 结语

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国家发展竞技体育的实践证明：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不是任何一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特有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可以搞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也可以搞竞技体育举国体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体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内涵及其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也会不断发展和发生新的变化，出现新的特征，使之与整个社会不同时代的不同利益主体、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方向相适应。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只要奥林匹克运动和竞技体育在人类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只要我们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竞技体育竞争，只要我们在国际竞技体育激烈的竞争中想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中有效提高运动成绩的基本因素和合理内核仍然会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将会伴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际竞技体育的激烈竞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存在，并且将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鹏.在2005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的讲话［R］.2005年2月.北京.

［2］李志坚.核心表现［N］.中国体育报，2005年2月.

［3］鲍明晓.在竞技体育座谈会上的发言［K］.2004年，首都体育馆.

［4］梁晓龙.当代中国体育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M］.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7月.

体制篇10

1超临界技术

固体分散体的常规制备方法为溶剂挥发法。除常采用乙醇、甲醇等溶剂，还有时采用氯仿、二氯甲烷等有机溶剂，这些溶剂具有毒性。当超临界状态下，CO2呈液态可以用于溶解药物。超临界下CO2具有高的溶解能力、低毒性、低损耗、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及低的环境破坏。基于这些优点，超临界下CO2已经成为重要的商业和工业化溶剂。因为CO2达到临界点的条件相对温和(7．38MPa和31℃)，超临界CO2可能比其他溶剂更适于制备药剂学相关制剂。超临界(Supercritical)过程已经被用于制备固体分散体，此外还被用于提取药物等。超临界微粉化过程，如超临界溶液的快速膨胀汽化［10］，已经被用于固体分散体的微粉化。首先，材料必须溶解在超临界的CO2中，CO2的迅速汽化将导致药物的纳米结晶产生。根据溶剂及汽化条件，粒子可形成平均粒径在100～200nm的直径。粒径、表面积和形成粉末的润湿性可以改善药物的溶出行为特征。使用的载体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纳米结晶粒度及形状。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在超临界CO2溶剂中，聚合物-药物固体分散体可以通过表面活性剂协助的聚合反应进行制备，如吡罗昔康固体分散体［11］。在合适的操作环境和聚合物-药物的组成比例下，可以获得粒径相对窄的球状粒子。药物的装载量可超过12%，X射线衍射及拉曼光谱也证实了这个抗炎药物以非晶体结构分散在基质材料中，药物从固体分散体中的溶出比单独药物及相应的物理混合物显著加快。

2电纺丝技术

电纺丝主要源自“静电纺丝”，是制备纳米纤维常用的一种简单、多样和实用的技术。该技术制备出的纤维长度更长，并具有均一的直径。在药物递送领域，电纺丝技术在过去十年已经得到应用。在电纺丝过程中，聚合物溶液借助表面张力从针眼大小的孔道中喷射，这种喷射主要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喷射伴随着溶剂蒸发，利用合适的收集器可以收集纳米纤维。这个技术最近已经成功用于药物制剂领域，并在制备固体分散体中有所体现。该技术所制备的固体分散体可以显著加强药物的溶出。当溶剂挥干后，药物分子会分散在聚合物纤维中。电纺丝制备固体分散体的优势有很多，包括:1)非常大的表面积-体积的比值;2)非常小的孔径及多孔性;3)简单的一步制备过程可以进一步的制剂加工;4)三维的网状结构具有更大的可利用表面积;5)在最终产品中可以含最少量的溶剂。电纺丝制备的纤维中，很多因素会影响药物的释放，如纤维的几何学结构特征及厚度、纤维的直径和多孔性、纤维的组成、纤维的结晶度、纤维的膨胀性、药物装载、药物状态、药物分子量、药物溶解度及药物/聚合物/电纺丝溶剂的相互作用等。准结晶性和无定型性聚合物已经被用于纳米纤维的制备及药物的装载。由于药物-载体的相互作用，以及所用溶剂的快速蒸发，晶格很难在纤维基质中形成。因此，该方法可通过一个简单和直接的单步程序制备无定型固体分散体。在电纺丝过程中，有很多过程参数可以影响聚合物溶液的电纺丝能力及随后产生纤维的性质。这些参数包括溶液的性质，如黏性、弹性、电导率和表面张力。此外，操作温度可以影响电纺丝过程及所得纤维的质量，已有报道发现在升高温度的条件下可以制得超细聚合物纤维或聚合物掺和物。

3微波辐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