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对比范文10篇

体制对比范文篇1

一、中日羁押制度之比较

国家权力具有扩张性的本能，为防止公民个人遭受国家权力的侵犯，必须通过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来约束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虽然基于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需要，允许国家以强制性手段侵犯公民权利，但是家对公民权利进行强制性处分，必须根据法定条件，经由法定程序而作出。羁押措施的采用，虽然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但其实施以限制或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为代价，对公民人身自由与安全侵害非常严厉。根据“保障人身自由权才是保障一切人权的基础”的理念，中日两国法律对羁押这一强制措施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但两国对羁押(逮捕)的实施主体、羁押的要件、羁押的期限以及羁押的程序均有明显的区别。

其一，羁押的主体。羁押的主体包括决定主体和执行主体。1．关于羁押的决定主体。日本的羁押分为起诉前羁押和起诉后羁押。两者均是羁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的裁判及其执行。两者的羁押理由均相同，但程序有若干不同。②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2款规定：“法官收到前款(检察官)的羁押请求时，应当迅速签发羁押证。但认为没有羁押理由时，以及依照前条第2款④的规定不能签发羁押证时，应当不签发羁押证而立即命令释放被疑人。”起诉前羁押由检察官请求，法官决定。起诉后的羁押，至第一审判决之日前由法官执行，此后由法院执行。中国的逮捕主体与日本存在明显的区别，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此可见，我国有权决定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具体分三种情况：一是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人民检察院批准；二是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其自己决定；三是在审判阶段，需要逮捕被告人的，才由人民法院决定。换言之，除极少数在审判阶段的逮捕由法院决定外，绝大多数的逮捕均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2．执行羁押的主体。我国均由公安机关负责。而日本由于实行逮捕前置主义，所有检察官请求的羁押均由逮捕发展而来，因此执行主体等同于逮捕的执行主体，即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或者司法警察职员。

其二，羁押的实质要件。羁押的实质要件，即必须具备羁押的理由与羁押的要件。1．羁押的理由。羁押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必须具备法定理由。日本的羁押理由采取选择的方式，即羁押犯罪嫌疑人必须具备下列理由之一项：一是有足够理由怀疑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二是犯罪嫌疑人住所不定、有隐匿罪证的可能性或有逃跑迹象的。所谓“隐匿罪证和逃跑的可能性”，必须有具体的客观事实形成的“适当的理由”支持，仅具有抽象的主观可能性是不够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作有罪供述或保持沉默不能看成隐匿罪证而轻率地决定羁押。2．羁押的必要性。日本《刑事诉讼法》第87条第1款规定，不再具备羁押理由或必要性的，必须解除羁押。由此可见，对于一开始就没有羁押必要的，不得予以羁押。所谓羁押的必要性指的是羁押的适当性和合理性。如果缺乏必要性，就不能实施羁押。譬如，对缺乏诉讼条件或没有追诉可能的、住所不定但有身份担保人的、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实行羁押显然违背处分均衡原则，惩罚度过于严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据此规定，我国的逮捕条件有三：(1)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三个条件：④有证据证明发生犯罪事实；②有证据证明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⑧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被查证属实的。(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逮捕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只能对性质较为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可能判处管制、拘役的犯罪分子由于其罪行较轻，一般不会逃避刑事追究，因此不需逮捕。(3)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足以防止其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其三，羁押的程序性要件。即使具备了羁押的实质要件，如果不满足一定的程序性要件，也不能羁押。羁押的程序性要件主要有二，即羁押前逮捕程序先行与接受法官羁押讯问。1．逮捕前置主义。羁押请求的实施对象均是已逮捕者，即羁押犯罪嫌疑人必须先行实行逮捕或由检察官提出羁押申请，禁止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羁押，必须严格遵守逮捕前置主义。所谓逮捕前置主义是指羁押必须以合法的逮捕为前提的诉讼原则。逮捕前置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在逮捕时实施司法抑制，在羁押时也实施司法抑制，即保障双重检查。这项原则得到了多数学说和实务上的认可。采取这一原则的理由主要有：(1)从法律规定来看，日本的现行法律只规定了在逮捕后由检察官申请羁押的唯一运作方式；(2)先行实行限制人身期间较短的逮捕，在必要情况下进而实行羁押，有助于提高侦查效率和实现司法监控；(3)对犯罪嫌疑人实行逮捕后予以释放的可能性的存在。2．接受法官羁押讯问。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1条“羁押被告人，应当在告知被告人被告案件并听取其有关案件的陈述后进行。但被告人已经逃亡时，不在此限”的规定，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辩护权，羁押应当由法官告知犯罪嫌疑人嫌疑事实，在听取关于此事陈述后，再签发羁押证。这个程序即为羁押讯问。羁押讯问一般在法院讯问室进行。鉴于羁押讯问的司法抑制的重要性，作为羁押讯问的告知事项，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应该告知羁押理由、沉默权以及辩护人聘任权。经过羁押讯问，如果羁押申请程序违法或没有充分的羁押理由，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2款但书的规定，必须立即宣布释放犯罪嫌疑人；如果羁押理由成立，法官应当签发羁押证，其内容包括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住址、罪名和犯罪事实要旨等。在检察官的指挥下，由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职员或监狱职员执行羁押。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应当迅速通知其辩护人和家属，并将与拘押有关的资料移送检察官。

我国的逮捕与日本的羁押存在明显的不同。既没有规定拘留前置主义，也没有设置逮捕听证(讯问)程序。侦查阶段的逮捕，要么由检察院自行决定，要么由公安机关提出逮捕申请，人民检察院批准。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时，只进行书面审查，并不讯问犯罪嫌疑人。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执行逮捕后，应当在24小时内进行讯问。如果发现具有不应当逮捕情形的，应当立即释放，并发给释放证明；如果需要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采取其他强制措施。同时，执行逮捕后，除有碍侦查和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决定逮捕的检察院或者提请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24小时内将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所在单位。

其四，羁押的期间、场所。1．关于羁押期间。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1款规定，羁押的期间从申请日起10日。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考虑到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检察官的请求，法官可以适当延长10口。又据该法第208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内乱、骚乱罪等法定的特殊案件，羁押的最长限度町以冉延长5日，即共25日。而我国逮捕的羁押期限要比日本长得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条至第127条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一般为2个月，如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如果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对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等四类案件，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此外，对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在上述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又据《刑事诉讼法》第138条、第140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羁押后的审查起诉期限一般为一个月，如果属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如此一来，侦查逮捕羁押期限最长可达7个月，审查起诉羁押期限可达1个半月，如果需要二次补充侦查，补充侦查及重新审查起诉的期限又是5个月。三者合计，我国审前程序中，合法的逮捕羁押期限最长可达13个半月即便如此，在实践中超期羁押的现象还十分严重。据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超期羁押专项检查表明，全国有数以万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超期羁押，其中50％以上属于审判前被超期羁押，超期羁押23年以上的有27人，最长的达28年。仅从法律规定的羁押期限比较，我国羁押期限是日本羁押期限的13倍，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距离12．关于羁押场所。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的规定，羁押场所是监狱。而根据日本《监狱法》第1条第3款的规定，警察署附属的拘留所可以代替作为监狱即代用监狱。在羁押实务中，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大多被拘押在警察拘留所。其原因主要是：(1)警察署附属设施数量多，并且大多与警察机构在同一地区，运送犯罪嫌疑人比较方便；(2)对侦查人员来说，将犯罪嫌疑人拘押在代用监狱中，可以增加与犯罪嫌疑人接触的机会，便于侦讯和开展其他侦查活动。我国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场所是看守所。看守是公安机关的一个组织部分，完全由公安机关领导和管理。换言之，我国的羁押场所是完全由侦查机关自己控制的看守所。其五，对羁押决定的救济措施。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29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检察官或犯罪嫌疑人可以对法官作出的羁押决定提出“准抗告”，要求取消或变更羁押决定。由于《刑事诉讼法》第429条第2款适用第420条第3款的规定，而第420条第3款并不承认犯罪嫌疑人享有主张不存在犯罪嫌疑提出羁押抗告的权利。因此，有学者认为，犯罪嫌疑人也不得以没有犯罪嫌疑为由对法官作出的羁押决定提出准抗告。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420条主要是针对审判程序中救济措施——“抗告”所作的限制性规定，其主要目的是防止滥用抗告权，妨碍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规定犯罪嫌疑人对起诉前的羁押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及时发现、制止和纠正错误的逮捕和羁押行为，保证羁押的合法性。二者在性质和意义上均有较大差异，不适宜同样处理。因而主张允许犯罪嫌疑人以“没有犯罪嫌疑”为由对羁押决定提出准抗告。

如果检察官对法官所作的驳回羁押请求的决定不服并提出准抗告时，能否停止对执行释放命令也是争论的问题之一。有学者认为，法官所作的驳回羁押请求的决定属于消极判断，没有中止执行释放命令的积极效果，因而反对检察官接到驳回羁押请求决定后，再次请求停止执行释放命令。田宫裕教授指出：“驳回羁押请求、释放犯罪嫌疑人的命令是法官决定中的一个整体，二者不可分割。从理论上看，二者似乎都可以作为准抗告的对象。但是，嫌疑人的行为作出了否定的答复，如果法官同时签发了释放犯罪嫌疑人的命令，则侦查机关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法律依据已不存在，所以不可能通过诸如请求停止执行释放命令，等待法院对准抗告进行审理的方式获得救济”，因此，检察官不得以已经提起准抗告为由，拒绝执行法官签发的释放命令。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救济程序，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的决定，除了承受之外还是承受，法律没有规定任何措施可资其救济。相反，公安机关对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不服，法律倒是规定了相应的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但是必须将被拘留的人立即释放。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复核，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据此，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时，补救的方法有二：一是向作出不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要求复议；二是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

二、关于中日羁押制度比较对完善我国羁押法律制度的启示

启示之一，建立羁押司法审查制度。羁押的决定主体应是居于中立地位的法官，而不是居于控诉地位的检察官。我国的逮捕绝大多数由侦、控方的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这种缺乏司法裁判的结构，导致逮捕制度缺乏了诉讼的性质和特点，而且有了某种行政化的以单纯追求惩罚犯罪的效率为目标的倾向，难以保障程序正当性的要求。逮捕(羁押)是事关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司法强制措施。笔者认为，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建立羁押司法审查制度，将羁押的决定权交由法官掌握，并且应建立羁押讯问程序，即法官在决定批准逮捕之前，应听取被逮捕人的陈述和辩解，而不是象我国现行的只作书面审查就决定逮捕。

启示之二，赋予犯罪嫌疑人充分的辩护权利。鉴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限制和法律规定的粗糙，借鉴日本的做法，从侦查开始就赋予犯罪嫌疑人辩护的权利。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础原则》第1条规定：“所有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为其辩护。”因此，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辩护权的充分行使，要求律师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和便利了解熟悉案件情况。这就应当从制度设计上有效保障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通信、交流、会见的权利。具体来说，应当提供两个方面的制度保障：1．在犯罪嫌疑人聘请辩护律师方面。第一，明确规定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当侦查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告知其有权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第二，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制度，既可口头提出，也可书面提出。只要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请，侦查机关就有义务通知所聘请的律师或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第三，尽快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关于犯罪嫌疑人认为需要聘请律师，但由于无法指定律师或近亲属不愿为其聘请律师的，侦查机关应当提供值班律师为其提供帮助。第四，对有特殊保护的犯罪嫌疑人，如盲、聋、哑人，未成年人，或者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应当由国家免费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提供辩护。2．在律师行使辩护权方面。一是必须取消侦查人员会见时的在场权，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在侦查人员看得见但听不见的场所内进行；二是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三是建立辩护律师的参与羁押决定听证程序制度。

体制对比范文篇2

关键词：政治体制基本原则；德治；人治主义；一元集权

所谓政治体制，系指施行于特定地域内的关于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法律、规则和惯例的总称。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o因此，政治体制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是人类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利益，维持一定的公共秩序和分配方式的目的，对各种政治关系所做的一系列规定。政治体制是政治关系较为稳定的外在表现，是各种政治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和依托。

任何政治体制都须有其基本原则，否则就会落入混乱和无序的状态。而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就是为政治体制的有序高效运行提供基础或动力的综合性原理或规则。然而，任何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都不是超验的，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和地域范围。因此，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总是特定传统内的，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决定影响。因此，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进行一番细致的考察不仅是十分必要的。

一、德治——人治主义

(一)上古的幽思

中国是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但中国进入阶级国家之前的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是“大同之世”，还是个“纷争不已”的乱世?在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进行田野发掘之前，我们对中国上古之世的了解，多是基于流传下来的文献的推测。在这些流传下来的古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的是：当时的社会是后世士人憧憬不已的“大同之世”，换句话说，当时是个“以德服人”的时代。“大同”之世的特征可以见之于《礼记·礼运》中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既然说当时是“德治”的时代，就得有“圣人作”，否则人们就仍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于是，我们在传世文献中屡屡发现这样的描述：《吕氏春秋·恃君览》：“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后来，“有圣人作”，为民“制礼作乐”，使人有长幼之序，男女之别，“而民悦之”，遂使之“王天下”。于是，经典文献中故事便成了我们进行制度建设的理想，我们看到了上古时代的尧舜禹躬行的“禅让”所揭示的“德化”。

当进入阶级国家时，“大同之世”离我们渐远，圣人提倡礼义教化的目的即在于维系“小康”的社会。正如《礼记·礼运》中的记载那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时代就是圣人“制礼作乐”的时代。于是，上古时代的“德化”悠思，就成了后世士人孜孜追求的最高理想。“礼治”在西周达到了顶峰，形成了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和思想体系，并外化为两条重要的原则：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二）“法治”的时代

随着铁器和牛耕的广泛应用，作为西周礼治基础的井田制遭到了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增，并导致了诸侯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加和王室的逐渐衰。王室的诏令不出宫墙，社会进入了一个“不务德而务力”的时代。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各国不行王道德化，惟愿霸道刑政，于是，出现了《左传》所描述的“乱世”之象：“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这样一个“乱而不得治”的时代下，思想家们纷纷提出治世之道，中国进入了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百家争鸣”的时代。逐步形成了儒墨道法等思想流派，具体说来，儒家主张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法家主张“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墨家主张“兼爱”；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其中尤以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影响最大。

秦灭六国，终结了西周以来的分裂状态，也基本宣告了法家“法治”思想的胜利。秦国是建立在法家的学说之上的，所以，秦王朝建立后，仍然执行法家的思想路线，并将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各项政治法律制度推向原关东六国。具体说来，其一，推行法治主张。秦在统一后，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基本上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其二，实行重刑主义。法家的重刑主义认为，实行重刑可以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在法家理论指导下的秦法“繁如秋荼，而网密如凝脂”，加之秦始皇“刚戾毅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无人恩和义”，所以有秦一代，经常可见的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秦始皇还对企图恢复西周礼治的思想和政治倾向进行打击，焚书坑儒就是其证。继承秦始皇的二世皇帝继续推行法家的重刑主义，最终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暴秦的统治。秦王朝的终结，也宣告了法家“法治主义”的破产。

(三)德治——人治主义的胜利

代秦而立的汉朝最初在政治上推行的是“无为而治”，经济上推行轻徭薄赋，而法律制度则是“汉承秦制”，仍然是法家的“法治主义”。文景刑制改革削除了法律的严苛，推进了法律的进化，政治上也向“有为”转向。汉武帝时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德治主义的全面胜利，最终形成了“德主刑辅”的中国法律传统。但此时的儒家已经不同于先秦的儒家，它是以儒为主，儒法合流的产物，并吸收了道家、阴阳家以及殷周以来的天命神权等各种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因素；此时的德治也非先秦时的“为政以德”，而退化为一种君主的“权柄”。

具体而言，“德主刑辅”思想包含如下内容：第一，重视纲常名教，鼓吹教化。孔子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的“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经常被作为劝谏君主实施仁政的信条。甚至连法家的韩非也说：“臣顺君，子顺父，妻顺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第二，大德小刑，宽猛相济。孔子在评价子产“尽杀环符之盗”时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第三，重视贤人的作用，主张“惟贤者宜居高位”。汉以来的思想家无一不强调人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以孔盂苟三人的思想为张本的。孔子主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故而他提出了著名的“人治”思想，即“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孟子则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苟子开宗明义便提出“有治人，无治法”，因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通过考察法与君子之间的关系后，他得出结论说：“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因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第三，民贵君轻，君舟民水。为了警示统治者，“德主刑辅”还内涵了君民关系。二者关系的典型描述，就是孟子所言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或日“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就是中国士人标榜仁政的“民本”，但究其实质，这和法治所要求的“法律的统治”相差甚远的。自汉代中期形成“德主刑辅”的原则后，这条原则便成了封建专制政权政治体制的核心，一直影响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

二、一元集权

(一)帝制前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最早阐述一元集权思想的是《尚书》，其云：“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换句话来说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夏商周三代，这种思想观念就表达为“天命”、“天罚”。根据葛兆光的研究，三代的这种观念来自于远古人们的情绪体验。远古的人们认为，天人之间是相通的，天会降灾异向人们示警，表达天帝对人们行为的态度。在观测宇宙现象时，我们的祖先发现一种现象：北极星似乎始终处于天庭中央，其他星辰拱卫着它，且北极星显得比其他星辰更明亮，ep(论语》中所谓的“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于是，先人们就把这种体验所得的知识投射到人世间，主张人世间也应像北辰一样，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有德者，他能德化人，因而得到众人的拥戴，便自然成为受天命而为王的人，他是沟通天人关系，向人们传达天帝旨意的使者，是天帝在人间的代表，他的祖宗神和天帝是合二为一的。因此，他的政权也应该是传之永世的。

夏商两代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就是直接根据这种情绪体验来进行的。《尚书·召告》说：“有夏服天命”。《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连孔子也称赞夏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尚书·汤告》说：“有殷受天命”。《诗经》中也云：“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0。正因为夏商受有天命，得到天帝的庇佑，所以，胆敢抵抗夏王和商王的行为就是逆天而动，夏王和商王就有权“代行天罚”。于是，我们看到了夏启讨伐有扈氏时声称：“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罚”；商汤讨伐夏桀时也称：“天帝降灾于夏，以彰厥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天命天罚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受刑罚之人，其行为获罪于天，他们由于不遵天命，违反天理，触怒上帝，使天降罪于他们；第二，执行刑罚的人，是代天行罚；第三，把对神的崇拜与对王室先祖的崇拜连接起来，把最高统治者“王”解释为“帝”的嫡系子孙，从而把神权与王权合二为一。

但是武王伐纣后，西周统治者发现像夏商统治者那样仅仅宣称“天命天罚”是不够的，于是，他们就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以德配天”的内容是：敬天、孝祖、保民。周初的统治者除了主张周王的统治是受命于天之外，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皇天既附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国“吴天有成命，二后受之”等，还指出了“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他们宣称，天帝并不是哪一族的祖先神，而是各族的共有之神。天命属于谁就看谁有能使人民归顺的“德”。过去殷的先王有“德”，“克配上帝”，天命归殷，殷王就成了“天之元子”。后来殷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而周王有“德”，故“皇天上帝该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而“大命文王”。国这样，周初的统治者就为他们的“天命王权”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明。从“天命王权”到“以德配天”的转化，最终完成了中国政治体制一元集权的证成，中国后世证明政权合法性的做法都是以“德配”为理论依据的。

(二)帝制时代的理论和实践

秦始皇“扫六合，统一宇内”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集权的封建国家。为了统治这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大国，秦始皇创制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树立绝对的皇权。秦统一后，废分封而置郡县，中央推行三公九卿制度，地方实行郡县制；建立统一的户籍制度，使“黔首自实其田；统一文字、车轨、货币、度量衡；加强思想领域内的钳制，焚书坑儒，主张“以吏为师”；运用阴阳五行说为秦的法统论证，加强皇权的神秘化。这些为统一的中央帝国的巩固起到了重大作用，并影响了后世达两千年之久，正如清末谭嗣同所言，“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自秦以降，中国封建专制集权始终未有实质性的变化，在明清时期，中国的专制集权达到了顶峰。

自西周提出“德配”的思想以来，在中国绵延数千年的权威合法性证明可称为“德命”原理的证明，其中包括“天”、“理”、“命”、“德”、“性”、“王”、“国”等范畴，但最基本的内容可概括为明“德”而证“获命”，命即天命，指替取皇权的依据，也指皇权本身。于是，要获得天命，君王首先得具有德行，完成“内圣”的证明；但由于“德”是获得天命的根据，关系到政权的兴衰成败，所以，要获得天命，还须以印证了“德”的外在表征来证明，这就是周初统治者所谓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保民说”。从“德”的外在表征上论证，只要获得了民心，就可以证明获得了天命，这也是后世“君舟民水”说的理论渊源。获得民心的表现就是万民归附，天下大一统，也即董仲舒所谓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而获得民心的最直接的体验就是王朝更替，战争的胜负，特别是诸如鸣涤之战、牧野之战这样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胜负。可以说，中国情境下的“多数人同意”的意愿，归根到底最终就是在战争中检验了的人心相背，胜者为王败者寇。这种合法性已经在夺取政权时就已经证明过了。于是，在中国，皇帝不是受法律约束的对象，他是解民于倒悬的拯救者及其继承者。救民于水火的皇帝因为王朝战争的胜利而获得天命，除去了前朝的残暴法律，颁行了新的法律，因为它们是来自于皇帝的，因此，就获得了社会一体遵行的效力。这正好与西方相反，中国是皇帝造了法律，皇帝在法律之上；而西方是法律造了国家，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中国的这种权力合法性的证明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权力结构，所有人的权利都是来自于拯救者(不管是皇帝还是总统)，拯救者不仅决定了授予人们权利的范围，也决定了权利的限度。因此，从秦到清末，这种一元集权的权力观始终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原则，甚至迟至民国时代，这个原则也是政治体制运行的核心。

三、结语

体制对比范文篇3

1.房地产金融体系的组织机构体系

房地产金融体系的组织机构体系主要指的是房地产融资的主体，也就是对应于不同的房地产融资渠道的组织机构。房地产金融机构在房地产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特殊，它一方面充当着资金供给者，另一方面又是资金的需求者，吸收存款、发行金融工具以筹措大量资金。

2.房地产金融体系的金融工具体系

在房地产市场上使用的金融工具有很多，可以将其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金融体系通用的，例如债券、股票等等类似的一般金融工具。另一类是房地产金融体系特有的，如抵押贷款、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等等。

3.房地产金融体系的配套设施体系

在金融体系中，除了组织机构体系和金融工具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与之相关的配套服务体系。其中包括房地产的政府宏观调控和监管；高质量的中介服务，如房地产评估、担保、保险以及信用评价等服务，以及一个相对完善法律环境等。

二、国内外房地产金融体系的现状

1.我国房地产的金融组织机构体系

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房地产金融组织机构体系主要是由住房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房地产信贷部门这样的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住房合作社、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中的专业部门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组成。此外，我国的住房公积金也是我国房地产金融组织机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

2.房地产金融体系的金融工具体系

我国房地产公司中上市公司占比很小，大部分房地产开发商依靠银行信贷来筹资。除此之外的诸如信托融资、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等融资工具，也因为缺乏健全的二级市场，只能进行小规模的融资，没有起到开扩融资渠道的作用。

3.房地产金融体系的配套设施体系

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房地产金融体系的配套设施体系。虽然已经设立了部分中介服务机构，但发展还比较薄弱，而且这些专业化服务机构性质不明确、隶属关系复杂，其市场化运行和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确立。

三、国外房地产体系与我国房地产金融体系的比较

1.国内外房地产融资渠道比较

(1)开发性融资渠道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的房地产金融尽管在经济体制、金融体制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一般都是以房地产抵押贷款为主，信用贷款和保险为辅的方式开展房地产信贷业务的。

在国外，活跃的金融创新创造出花样繁多的房地产金融工具，这是国内房地产企业融资与国外房企融资的最大区别。

而我国房地产开发融资高度依赖银行资金，资产证券化业务迟迟没有开展。在我国的房地产开发建设中，银行贷款处于房地产融资的绝对主要地位。

(2)消费性融资渠道比较。在我国，消费性融资渠道单一，基本还是依靠商业银行。这是因为根据央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规定，我国有资格办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机构仅是商业银行。不仅如此，住房贷款品种单一，主要还是浮动利率抵押贷款，无法与国外多样的抵押贷款种类相比。在住房公积金方面，虽然我国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数不断增加，但是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仍然很小。随着这几年房价的持续走高,中低收入人群即使已经缴纳了住房公积金,也无力购买房屋。同时我国的公积金的功能也过于单一。在公积金制度发达的新加坡，政府允许用公积金存款购买政府兴建的公共住房亦称为“组屋”。除此之外，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会分别向房地产供给市场和房地产需求市场同时融资。比如公积金局一方面，通过购买债券来帮助建造组屋，或者直接向开发商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动用公积金帮助居民支付首期款，也可以通过支取公积金存款协助消费者款偿还贷款本息。总的来说，相比较新加坡、日本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我国住房公积金运行效率仍然偏低，住房公积金制度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2.国内外房地产金融配套体系和风险管理比较

(1)房地产金融配套体系比较。随着信用工具的日益发达和不断创新，西方发达国家的房地产金融市场的业务范围日益扩大，包括了各类住房储蓄存款、住房贷款、房地产抵押贷款、房地产信托、房地产证券，房地产保险、房地产典当等。这些各式各样的房地产金融活动，不仅能为房地产金融市场增添活力，而且将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密切结合起来，便于国家运用有关金融运行机制，对房地产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但在我国，中介配套机构的不完备，以及对中介机构监管不足，对整个房地产金融体系的运作带来了风险隐患。由于住房贷款一般具有数额大、期限长、银行信用风险大等特点，因此，在我国急需一套相应的、规范的和权威性的中介机构，如担保、保险、拍卖处置、信托、评估等专门性机构，以及房地产金融二级市场的配套运作。

(2)风险管理比较。国外在发展一级市场的同时建设齐备的房地产金融配套体系用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这些制度包括严格的贷前审查制度，完善个人信用制度体系，健全的违约处理机制，科学的风险管理制度，政府有效的参与、管理和支持等。

严格的贷前审查制度必须有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体系作为保障。由于借款人财务状况变化较大，因此各国者西对借款人财务状况进行跟踪监控，一般贷款人都有借款人收入来源情况的详细资料，可以随时监控借款人的财务变动状况。在美国，每个经济人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号码和相应的账户，每个人的每一笔收入、纳税、借贷、还款情况甚至犯罪记录都会一一记录在案。银行在接受客户贷款申请后就委托信用调查公司调查，信用调查公司一般在接受信用调查委托之后的1天～2天内，便可完成有关调查，银行再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贷款，是否给予部分优惠，是否需要密切关注，乃至采取何种防范措施的评判依据。

为了切实规范和控制住房贷款风险，西方国家的贷款机构和担保机构还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风险管理制度，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比如英国的建筑社在资金管理中，就很注意坚持四个原则:资金来源约束资金应用的原则、资产与负债期限对称的原则、效益性和安全性并重的原则、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的原则。

法国、芬兰、美国等国银行还在贷款偿还和违约处理方面有比较健全的程序，其中对贷款逾期、不良信用记录、催收贷款本金和利息、呆账损失分析、强制拍卖等都有系统的规定。

我国的社会信用制度相对滞后，我国贷款银行对借款申请人的信用程度的了解主要依据申请人自己提供的资料，银行之间、银行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司法部门之间缺乏信用信息共享的制度，没有个人或开发商信用劣迹的记录，贷款银行无从判断借款人的资信程度。

同时，我国房地产金融的法规建设相对于房地产市场发展而言也是相当滞后的。除《商业银行法》中有关银行设立和资金运用规定外，还没有专门的房地产金融监管框架，房地产金融业务的有关规范也有待制订。在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监管部门受制于各种因素而无法进行有效监督、统一管理。

四、规范发展我国房地产金融的几点意见

1.着力发展房地产信托基金

发展REIT有利于完善一个国家的房地产金融架构。REIT有助于分散与降低系统性风险，提高金融安全。银行承担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这决定了银行对风险的跨时分担比较有效，容易把风险在未来和现在之间进行分配。

2.充分发挥政府在房地产金融领域中的作用

一是应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测和调控，抑制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和发展。二是建立政府住房抵押贷款担保制度，并与商业性保险形成互补的混合保险模式。即成立国家贷款担保机构，专门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抵押贷款担保。

3.建设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

目前，我国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应当在区域性或系统内试点的基础上，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遵循“联合征集、权威、社会共享”的工作思路，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信用立法，严格社会信用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与监管办法，采用现代化监管手段，利用信息网络资源，实现信息共享，倡导企业和个人树立信用观念。

体制对比范文篇4

关键词：证券监管体制

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中国经济的证券化率已经超过50%(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发重要。然而证券市场仍然存在着过度投机、市场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上的弊端是导致证券市场低效率的内在原因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与其他成熟稳健的监管体制进行比较，找出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与国际惯例存在的差距。

一、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

在实践中，各个国家和地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基本上可分为3种不同的体制:集中型监管体制、自律型监管体制和中间型监管体制。之所以采取不同的监管体制是因为各国之间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制度以及市场发育完善程度等都是不尽相同的，而这种不同的选择也必然会影响整个证券市场的发展。美国采取的是集中监管与自律监管适度统一的中间型监管体制。以美国为例，通过长期的发展完善，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形成联邦政府的监督与管理，各州政府的监督与管理以及证券业行业自我监督与管理3个层次。美国联邦政府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督与管理，专门成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SEC是一个独立的、非党派的、准司法性的管理机构，它的职能是执行由国会制定的各项与证券有关的法律，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维持证券市场的有序运转。SEC下设4个执行机构:(1)公司财务部，负责监管证券的公开发行和上市公司，监督上市公司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2)市场管理部，负责监管二级市场的交易活动，管理、指导、监督证券交易所以及证券经纪商、自营商、证券清算公司的一切活动。(3)投资管理部，负责监督管理投资银行、投资基金在证券市场上的所有活动，管理投资银行的注册登记，制定并贯彻投资银行的注册登记及报告制度。(4)执法部，负责对证券法律及其规则进行解释，调查证券法实施过程中的违法条件，必要时对违法者提起法律诉讼，参加法庭审判，并具体行使各种警告、罚款、注销注册等处罚措施。

另外，美国联邦SEC将全国分为9个证券交易区，每区设立1个地区SEC，协助联邦SEC管理本地区的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公司、投资银行的注册及信息公开披露，并负责该地区证券发行与交易活动的具体调查、检查等工作。各州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各州政府对发生在其境内的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进行监督管理，实施本州的证券法规，尽管各州法规相似条款甚多，但各州都有其自己的解释。

由于证券市场的监管是一项相当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涉及面广，单靠全国性的证券主管机关而没有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的配合，就难以实现既有效管理又不过多行政干预的目标。美国建立了一套非官方的行业自律组织。包括全美证券商协会和各证券交易所。这些自律组织同样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他们负责上市审核，对上市公司的日常监管，仲裁纠纷，规范场外交易市场等等。

二、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和监管现状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3个阶段:

第一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股票发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企业，1990年，国务院决定设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中央政府只是进行宏观指导和协调。

第二阶段:1992年10月至1998年8月，国务院在总结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国务院1993年4月公布实施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法规的形式确立了我国证券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该条例规定证券委是全国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宏观管理;证监会是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证券的发行和交易的具体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证券市场的监管由地方管理为主，逐步走向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第三阶段:1998年8月至今。国务院在第二阶段多部监管的基础上撤消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其职能并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地方证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以摆脱地方政府对地方证券监管的行政干预，形成直接受证监会领导，独立行使监管权力的管理体系。逐步收回了各个中央部委对证券中介机构的行政、业务管理权限，统一交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初步实现了中央一地方一基层三位一体的集中统一的监管组织系统。

三、比较和借鉴

对比中美英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我们不难发现:

首先，虽然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集中监管体制。证监会的职能和地位相当于美国的SEC，这种监管体制本意是为了增强中国证监会的权威性，但实际上监管部门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其权限常常受到比其更高一级的行政上的干预。监管行为带有明显的应急性，缺乏连续性和统一性的监管行为也就根本无法体现监管的“三公”原则。特别是证监会的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有着很深的渊源，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可能性更大。

其次，我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组织虽然已经建立，但是尚未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证券业协会、证券交易所是行业自律的主要承担者。中国证券业协会早在1991年8月就已成立，但其作为全国证券业最大的行业自律组织，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自律功能。尤其是在制定全国性行业自律管理规则、开展证券从业人员的培训、对证券经纪人员执业资格的考核、认定和管理等方面显得比较滞后。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日常管理性的自律管理主要由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进行，而各交易市场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竞争激烈，监管规则和力度相差甚大，未能达到统一、协调、强化的自律管理效果。证券交易所作为一线监管部门功能的弱化，使得市场违法违规事件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等到证监会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时，事态可能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再次，从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来看，美国证券市场已形成以《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基础，以其它法律如《1935年公共服务控股公司法》，《1939年信托合同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1978年破产改造法》,《1984年内幕人士交易制裁法》等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我国证券市场从1999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证券法》，但其配套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有些问题的界定不够明确，可操作性较差。而且缺乏相应配套的实施细则和相关法律，对于一些我国尚未定位或尚无条件开办的领域以及现阶段解决不了的问题、有关企业收购和资产重组的法律界定问题等，现有法规更是未能给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接近国际惯例的明确规定。而证券法规体系不完整不可避免地带来可操作性差等问题，监管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滞后于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增加了监管难度。

四、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建议

第一，加强监管部门自身的独立性和监管行为的规范性。要使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具有权威、产生效力，其前提条件就是监管对象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上市公司和各类投资者。监管机构作为惟一的行政监督管理者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不允许任何其他政府机构或明或暗地介人。要适应这一要求，当前要做和能做的就是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使上市公司和券商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独立法人主体。与此同时，证券监管机构作为行政管理机构其职能又不同于一般行政机构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原则依法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实现行政手段与市场原则的统一。回顾中国证券市场的走势，不难看出每一次大的波动都是政策造成的，这就使投资者专心于揣测政策和时局的变化，而不关心上市公司的业绩和成长性，证券市场投机之风盛行政策的频繁变动使得我国证券市场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政策市”，缺乏连续性和统一性的监管行为也就根本无法体现监管的“三公”原则。体现在具体动作上，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就是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行为应表现在对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的执行、实施情况的监管，以保证法律管理的有效性。所谓有所不为，就是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自身的行为不干预，如股票价格涨跌、指数升降等不作硬性规定。

体制对比范文篇5

明尼苏达大学始建于1851年，拥有四所校园，是美国最具综合性的高等学府之一，位居美国最富盛名的大学之列。明大是美国的赠地大学之一，具有优秀的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传统，也是美国重要的研究机构，有很多在美国和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作为世界一流的本科、研究生教育学府和学术研究机构，明大每年的教育预算高达16亿美元，在校学生近6万人，在美国所有公立大学中位居第三。在三个月的学习中，笔者还参观了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圣约翰大学在内的十几所私立、公立大学，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有了大致的了解。经过对比，笔者发现，中美高等教育体制上存在着以下差异。

一、教育理念不同

中国的教育理念与美国的教育理念截然不同，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偏重于灌输式教育。中国学生的根基非常扎实，这是优点，但也有缺点，中国的学生面对新事物总有畏缩心理，与美国学生比起来，创新意识较差，无论是各门课程的课程学习报告、设计报告还是期末考试，中国大学更为重视学生的答案是否符合“标准”；而美国大学更看重实践以及实践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这也是国内教育与西方教育的重要区别。

国内的学生往往有惊人的记忆能力和良好的数学基础，这也是中国学生能在应试教育中取得佳绩的原因，但是美国的高等教育更多地要求学生去参与、实践、创造，许多课程都安排有案例学习与讨论的时间以及学生进行案例分析与陈述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老师对学生的面授时间很短，大约为学生所用学习时间的30%左右。其余时间要靠学生自学、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同学之间相互讨论，才能学懂有关的知识。在参与和实践的过程中，学生自学和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高。由于他们变被动的学习为主动的学习，态度不同，学习的效果就有天壤之别。

美国的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可以随时打断老师的讲课并提问。虽然有些问题看起来非常简单，但老师都会认真解答。而有的问题则非常尖锐，学生甚至可对老师的观点进行反驳。课程作业一般要求学生对现行政策或评估方法进行批判性的论述。美国高校老师对学生的课程报告或者课程设计的评阅多以鼓励为主：对思维独特、见解不一般的学生大加褒扬；即使一些学生的报告刚刚过关，老师也可以从报告中找到文章的亮点予以鼓励。这些鼓励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并可明白自己报告中存在的问题。

美国的教育体制更看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看重学生与人沟通、交流等社交活动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而国内学生更看重的是考试成绩和自我发展、提高方面，团队意识不强。

美国高等教育重视信息素养能力标准，要求每一个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主动学习，通过各种渠道来搜索信息，确定实际而全面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自我吸纳知识。美国高校专业的信息素养教育重在培养学生有高度的责任感、社会感、自我管理能力，具有一定的道德素养，成为一个有信息素养的人。

由于教育体制不同，中国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较差，高校大学生的外语、计算机、基本的信息检索技能不如美国学生，不知道如何学习，形成自己的新观点，制定学习目标，选择好的学习方法。

另外，感触颇深的是明尼苏达大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尊重和维护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非常强调每个人对集体的归属感。开学伊始，学校就对新生发放大量的欢迎册、宣传品和小礼品，突出学校的特色来赢取学生的认同。各种印着明大标志的资料、文具、服装等随处可见，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学期中大量组织社团活动，交流和培养不同国籍学生间的友谊和感情。这些做法有很多地方都值得我国高校学习和借鉴，以建设有自身特色的校园文化及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二、中美高校科研模式不同

从教师的科研成果看，随着社会整体研究实力的增强，人们对高校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大学面临的研究课题和目标也越来越多。目前，中国高校对教师的科研工作都有硬性的要求，并建立了相应的激励与考核机制，其初衷是为了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使其有更多的科研成果。但机制本身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教师为了完成聘期内的论文数量，随便抓个热点问题，通过互联网搜索，两三天就能凑出一篇质量不高的论文，导致目前高校教师的科研质量不高，“学术腐败”现象随处可见。美国对学术腐败普遍的提法是“不正当科学行为”。根据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等权威部门的定义，不正当科学行为指的是“在提议、开展和评议科研项目或报道科研成果的过程中，出现的捏造、篡改或剽窃”。美国对于学术腐败采取的方针是揭露、调查等工作，主要由了解内情的科学界承担，但对于在调查过程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包括如何获取物证、传唤人证等，该办公室则准备了一整套非常细致的对策。从笔者对明大的了解看，美国高校教师的科研压力也很大，但教师能认真专一地在自己的聘期内，就某一个或两个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为了取得一项成果往往要耗费几年的时间，堪称“十年磨一剑”，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的现象基本见不到。

从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看，尽管我国高校对于加强与企业间的联系，提高科研能力越来越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高校的科学研究成果与企业需求相脱节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大量的原创性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我国高校每年科技成果中实现成果转化的不到1／3。美国高校的科研与企业紧密联系，科研成果转化率很高，教师的科研目的很明确。

从科研经费的来源看，政府投资是目前中国大学科研经费和项目的主要来源之一，而校友等社会团体对于高校科研事业的支持作用不高。在美国，民间团体参与科研的积极性很高，他们的参与可以吸引更多具有同样需求的单位、人才、资金加入，这对高校科研能力的发挥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明尼苏达大学很注重与校友的联系，其科研经费中的相当比例来自于校友的捐赠。在中国，高校对这种社会资源的利用程度还不高，导致科研经费紧张，科研成果不多。

三、学生管理体制不同

我国高校的学生管理一般由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主要是以班（年）级为单位进行管理按班级管理，各班由班导师或辅导员具体管理。班导师或辅导员接受党委学生工作部（处）的领导，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和服务。我国辅导员工作的重心在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要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进行党和国家时事政策教育等；在管理方面则包括稳定工作、奖学金管理、学生队伍建设、日常班务等；服务方面则包括助学金服务、学生贷款、心理和职业方面的辅导等。同时要接受院系的领导，协助院系做好教学方面的服务性工作。这种管理体制的优点在于校方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动态均能及时地掌握，如果发现问题，可以与班导师、任课教师等进行多方联系与沟通，及时解决问题，避免不良事件的发生。但是，我国学生管理中心理辅导、职业辅导等非常专业化的服务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起步比较晚，工作人员和辅导内容方面都还没有专业化。

体制对比范文篇6

一、认真搞好年初财政收支预算

为了更好更合理的使用财政预算资金，年初在镇委镇政府领导的支持下对国地两税的税收来源展开调查核实，以确保能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的收入任务数；对财政供养人员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核实，确保人员工资经费，再进行公用经费的安排。在确保政府机构正常运转的情况下，重点搞好城镇建设等优化环境的其他基建支出，招商引资，为创全年的政府财政经济工作铺平了道路，为营造和谐小城镇环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新一轮财政体制正常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做好各类报表报送工作

保证数字与各级部门衔接对口，做到数据真实,确保准确无误。

三、及时与市局核对经费往来，确保资金调度

新一轮财政体制的运行，我们在2013年积极配合了市局的工作，及时向市局反映情况，每月与市局核对经费往来，确保经费及时调度，方便政府机构正常运转，以及政府、财政的工资及五保供养人员的福利发放。

四、认真遵循预算法，办好决算编审工作

在市局预算科和国库科等局领导的指导下，各乡镇总会计齐心和力，团结互助圆满地完成了总决算编审工作。在新一轮财政体制下我镇2013年完成工商税收收入10972.48万元,市级财政一般预算分成4131.48万元。

2013年我镇实际可用财力12413.67万元，其中：1、市级核定我镇支出基数1260.22万元，2、一般性转移支739.87万元，3、其他补助收入219.47万元，4、上年结余1.53万元，5、调入预算外资金10192.58万元。

2013年我镇实现财政总支出12412.14万元，其中：1.一般公共服务1857.41万元；2.社会保障和就业296.26万元;3.城乡社区事务9567.43万元；4.农林水事务591.04万元。4.其他支出100万元，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

五、新形式下的工作要求

为了贯彻新形式下财政体制及国库管理制度的改革，更进一步落实收入直达国库，支出直达个人帐户，建立健全“国库单一帐户”的管理体系，及时向市局国库科请教咨询，加强对新的财政总预算会计核算方法的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业务知识水平，确保预算科目及国库改革制度的顺利进行。

六、新体制下的思考

体制对比范文篇7

上一轮体制中转移支付制度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没有能够起到很好的“鼓励先进、带动后进”的作用，过分强调了“均贫富”的原则。按照转移支付测算下来，人均财力落后的镇街每年从区本级转移的财力超过了税收增长最快的镇街，严重影响了镇街争当先进的积极性。新的一轮转移支付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探索区与各镇街财政体制的多元化改革，将“属地征收、分税分成”的机制，与内容更为广泛、形式更为科学、运行更为合理、调控更为有力的转移支付制度紧密结合，使各镇街人均收入水平、支出标准能维持大体相近的格局，进一步实现均衡全区公共服务水平的目标。具体的转移支付办法还要借助于统一与规范的财政支出标准来进一步的研究。

（二）改革统一比例的方案（方案二）

改革的基本思路，彻底改革目前税收分成拿财力基数与税收增幅全额直接挂钩的做法，对各镇街实行“核定基数，超收分成，统一比例，转移支付”的财税分成办法，与市财政对区财政体制全面接轨。即保障各镇街20*年既得财力的基础上，核定各镇街收支基数，实现统一比例分成，分成数与20*年既得财力差额作为各镇街转移支付基数。

之所以采用统一比例法，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税源迁移的问题。如果不同的镇街实行不同的分税办法，税源的迁移给各镇街财力带来了较大的不稳定性，同时可能给区本级带来财力流失。实行统一的税收分成比例可以保证区本级财力不受影响，有利于适当解决迁入、迁出镇街的财力均衡问题。

（2）统一比例的结果，可以使一些税收基数比较大，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财力增长相对缓慢、城市与社会负担又相对较重的老城区街道，能适当降低其辖区内税收区级分成比例；同时使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财政收入增长强劲的镇街，区级分成比例相应提高，尤其是增量集中的效果将比较明显。因此，在加大增量调节力度和均衡全区财力方面，可以说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

（3）市财政对各区与其他兄弟区的财政在实行税收的分成时，一般也采用统一比例法，改革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本方案调整共享税分成办法的核心内容是：

（1）全区各镇街实行统一的分成比例。初步拟将区、各镇街税收进行“八二”分成，即区本级占80%，各镇街占20%。区本级的分成比例低于20*年的实际比例85%，大型项目或新招商项目的分成情况可另行考虑。

（2）转移支付基数的确定。分别确定区对镇街转移支付情况，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表

（三）按公共财政方向设计和推进改革的方案（方案三）

按照公共财政方向设计财政体制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合理界定财政支出结构，而其前提又是合理划分政府间的职责权限。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的要求，并遵循中央赋予事权的规定，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保证政权运转，二是管理与调控宏观经济；三是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与此相适应，政府财政则应以社会公共需要为标准参与社会资源的配置，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范围也必须以社会公共需要为标准来界定和规范。按照这一要求，结合市区的具体情况及政府职责分工的要求，我区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支出范围主要包括：（1）公共安全和秩序，即公安安全、司法检察以及国家行政管理等；（2）公共服务，即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保健、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等；（3）公共工程即生态维护、环境保护等；（4）公共设施，即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城市排污、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为此，我们首先将预算内财政支出分为四大类，并根据其与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的密切程度分别给予不同的保障，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各镇街的标准支出水平，并以标准支出水平与其财力水平相对比，得出其新体制下的税收分成比例。具体方案为：

1、财政支出的分类。

（1）一类支出包括行政性支出（行政管理费、综合治理支出）、社会事业支出（卫生事业费、社区经费）与社会保障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其中行政性支出是政权建设、社会运转的物质基础和必然前提，特别是增加政法经费投入、强化社会治安管理是各镇街政府要重点保证的对象；各区卫生事业费支出大部分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出；社区经费是基层运转的重要保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是公共财政建设的基本要求。一类支出为必保支出，在考虑20*年的实际支出、均量推断支出和回归支出的基础上，按100%的保障系数计入各镇街标准支出。

（2）二类支出包括市容环境管理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其中市容环境管理费是公共服务支出的必要组成部分是需各镇街财政加大投入的项目；支农支出与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具有“少数产业”的特征，需作相应保护，故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策性补贴支出是政策性较强的支出项目。因此，在均量与因素法调节的基础上，亦按100%的保障系数计入各镇街标准支出。

（3）三类支出主要是一些部门的事业费与卫生经费，其中有的是有补偿收入的支出，有的是非必保的支出，有的是要视财力情况予以安排的支出。在计算平均值并考虑20*年实际支出数的基础上，按90%的保障系数计算各镇街标准支出。

（4）四类支出包括企业补助支出等。根据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此类支出属财政逐步退出的范围，故按20*年实际发生数，以50%的保障系数计算各镇街标准支出。

2、以标准支出决定税收分成比例。

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设计改革方案的基本思路，一是充分利用第一阶段改革在属地征地、分税分成、金库划解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努力形成奖先罚后、共同增长的机制。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履行的职能（事权）范围已经界定，财政支出新的分类方法已经明确，不同支出类别的保障程度已经确定的前提下，以20*年为基期年，相应计算各镇街的标准财政支出水平，以此再计算出各镇街的总的支出水平，在此基础上倒推各镇街的新财政体制下税收的分税比例。即以事权的划分决定财权的划分。依此思路，*区新一轮镇街财政体制改革的具体计算过程是：

（1）计算一类支出的标准支出。

第一，均量推断支出。计算公式为：

某区均量推断支出=全区人均一类支出×该镇街测算人数

第二，回归支出

建立回归模型的主要目的是将各镇街的标准支出建立在财政收入与财政供养人口两个因素之上。具体则是以一般预算支出为因变量，以预算内财政收入和财政供养人口（测算人数）为自变量，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模型。

建立回归模型的方法，是采用2004-20*年各镇街的5组数据，即：将每一年某镇街的财政支出都与该年该镇街的财政收入、财政供养人口（测算数）相结合建立一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建立财政支出相对于财政收入与财政供养人口（测算人口）的函数关系。经测算，回归模型为：一般预算支出=0.01×预算内经常性收入+8.8519×财政供养人口+65.12（相关系数为0.7909）

第三，汇总计算一类支出的标准支出。

计算公式为：一类支出的标准支出=均量推断支出权数×均量推断支出+实际支出权数×实际支出+回归支出权数×回归支出

在一类支出的测算中，为尽可能剔除不可比因素，测算人数采用年度平均和双口径加权的计算办法，计算公式为：测算人数=50%×（2006年和20*年的平均财政在编人数）+50%×（20*年和20*年的平均财政供养人数）

另外，由于一类支出是重点确保与调整对象，且考虑到将来体制调整的需要，在计算标准支出的过程中，我们也曾对其中的行政、社会事业与社保支出等标准支出的计算作进一步的细化处理，具体做法是：

按照行政性支出、社会事业支出与社保支出各自占一类支出的比重，将一类支出均量推断数分解为行政性支出均量推断数、科教支出均量堆断数与社保支出均量推断数，将一类支出回归支出（即20*年的模型值）分解为行政性支出回归支出、社会事业支出回归支出与社保支出回归支出。在分别计算行政性支出回归支出、社会事业支出标准支出的基础上求和，即得到一类支出标准支出。三个细项支出标准支出计算公式为：

一类（行政、社会事业或社保）标准支出基数=均量推断支出权数×均量推断支出+实际支出权数×实际支出+回归支出权数×回归支出

一类（行政、社会事业或社保）标准支出=一类（行政、社会事业或社保）标准支出基数×细项支出各自的确保系数

（2）计算二类支出的标准支出

第一，按综合因素法测算20*年各镇街市容管理费标准支出。

计算公式为：市容管理费标准支出=按城市功能系数分配的支出+按人口分配的支出+按土地面积分配的支出。

其中：

按城市功能系数分配的支出=十个镇街市容管理费支出之和×城市功能方面的支出对标准支出的贡献份额×各镇街城市功能系数相对比重（某镇街城市功能系数相对比重=该镇街城市功能系数÷十个区城市功能系数之和）

按土地面积分配的支出=十个镇街市容管理费支出之和×土地面积方面的支出对标准支出的贡献份额×各镇街土地面积相对比重（某镇街土地面积相对比重=该镇街土地面积÷十个镇街土地面积之和）

按人口数量分配的支出=十个镇街市容管理费支出之和×人口数量方面的支出对标准支出的贡献份额×各镇街折算人口相对比重（某镇街折算人口相对比重=该镇街折算人口÷十个镇街折算人口之和，折算人口=户籍人口+常住人口×50%）

公式中城市功能系数根据人口密度来设定，即人口密度超过2000人/平方公里的镇街，城市功能系数为1；人口密度低于2000人/平方公里的镇街，城市功能系数为0.5。

第二，按20*年实际发生数计算其他各项二类支出的标准支出。

第三，汇总计算二类支出的标准支出。

计算公式为：二类支出的标准支出=按综合因素法测算的城市容管理费标准支出+按20*年实际发生数计算的其他各项二类支出的标准支出。

（3）计算三类支出的标准支出。计算公式为：

三类支出的标准支出=[三类支出实际支出+（均量推断支出-三类支出实际支出）×50%]×90%

（4）计算四类支出的标准支出。

四类支出的标准支出=20*年实际支出×50%

（6）计算各镇街标准支出总额。计算公式为：

某镇街标准支出总额=该镇街一至四类支出的标准支出之和

（7）重新确定区与各镇街税收的分成比例。计算公式为：

某镇街税收分成比例=某镇街财力缺口÷该镇街辖区属地税收

其中：某镇街财力缺口=某镇街标准支出总额—该镇街上级补助收入—该镇街专享税—该镇街非税收入—该镇街应纳入预算进行综合管理的预算外收入

四、*区镇街财政体制改革各方案之间的比较与分析

上述三个方案在调动区与镇街两级的积极性、增强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改革的难易程度、与原体制的衔接、方便征收与操作以及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先进性方面，互有差别，各有特点。

（一）调动两级政府的积极性方面

由于三个方案均将全区的主体收入作为区与镇街共享税收，故无论采用哪一方案均能调动两级政府的积极性，但由于共享税调整的方向与幅度不同，全区尤其是各镇街发展经济、培植财源的积极性所受的影响亦不一样。具体情况是：

方案一沿袭了原体制最后一年的共享税收分成状况，分成比例未予调减，各镇街积极性较高。

方案二表面上是无差别地采用统一的分税比例，实际上它给各镇街所带来的影响完全不同，其中实际观音山镇财力分成占比税收比例为32.7个百分点，统一按照20%的比例测算，实际上转移支付基数已经接近了分成财力。而和平桥、虹桥、新城桥街道实际分成比例为5%左右，因此按20%的比例测算，转移支付基数同样比较大，一些镇街的积极性无疑将受到明显的打击。

方案三调动积极性的方式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留了原体制的优点与合理之处，有利于建立水涨船高和奖先罚后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区与镇街积极性，进一步改善环境、吸引投资、做大蛋糕。二是共享税分成比例的确定考虑了基期年的既得利益与支出需求，且按标准支出来确定收入分成比例，使各镇街所受影响的方向相同。三是财力集中遵循了“保存量、调增量”的方式。

（二）宏观调控方面

1、关于集中财力。

集中财力包括存量集中与增量集中两个方面：

方案一对财力集中基本上还是维持现状，仅仅是适当增加了对薄弱镇街的转移支付补助。

方案二就存量集中而言，主要是通过调整上解来减轻区本级的支出负担；就增量而言，该方案对将来的增量没有集中，而且鉴于*区的收入结构现状和变化趋势，区本级分成比例高的镇街未来几年增幅较为有限；区本级分成比例低的镇街未来几年增长潜力较大，因此，若实行方案一，区本级在全区增量分成中的比重实际上将进一步提高，不符合财力适当下移的体制制定原则。

方案三有一定规模的存量集中，就增量集中而言，该方案财力对基层有一定的倾斜。

2、关于税源迁移

在税收属地征收的情况下，税源迁移对各镇街财力的影响客观存在，为适当兼顾区及税源迁出镇街的利益，需对此采取相应的办法。

方案一主要依靠所集中的财力，通过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来予以解决。

方案二由于实行统一的比例，故能从根本上解决迁移对区本级财力影响的问题，同时，区本级也能依靠所集中的财力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适当解决税源迁出镇街的困难。

方案三除了继续实行区对镇街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外，还就税源迁移问题制度了特定的解决办法，即：从20*年年终结算开始，对于20*年以来500万元以上纳税大户的迁移，迁入镇街所实现的属地税收按照三年过渡的办法来进行调节，即：第一年原迁出镇街与迁入镇街各按50%的比例进行分税分成；第二年则按迁出镇街25%，迁入镇街75%进行分税分成；第三年则全部在迁入镇街进行分税分成。这一办法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税源迁移对迁出镇街的影响。

3、关于均衡公共服务水平。

方案一主要通过调整转移支付来实现一定程度的均衡。

方案二的分配，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但由于在增量分配上存在巨大的波动，且未能综合考虑各镇街国民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不均衡。

方案三则完全按照公共财政的方向和原则来测算各镇街的支出需求，并以此确定分税比例。依此进行改革后，我区各级政府基本运行经费得到切实保障，按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要求，各级政府能提供大体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公共服务类支出均等化程度有所提高。如，改革后各镇街一类支出（指为确保政府运作、维护法律秩序、提供社会保障及基本公共服务而必需的行政性支出、社会事业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其均等化程度是衡量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程度的重要尺度），水平最高的镇街比最低的镇街同改革前相比，差距缩小了51%。另外，为了加大财力均衡的力度，在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重新调整区与镇街税收分配格局之一，又对原有的转移支付办法进一步予以完善，建立了新的特定性转移支付，即对经调整计算后标准支出水平仍明显低于全区各镇街平均标准支出水平的镇街实行专项补助，计算公式为：某镇街所应获得的专项补助数额=某镇街人均标准支出低于全区各镇街平均标准支出的数额×某镇街测算人数×调节系数。其中：（1）人均标准支出水平实行动态测算；（2）某镇街测算人数=（某镇街上两年平均在编人数+某镇街上两年平均财政供养人数）×50%；（3）调节系数根据区本级财力状况确定。因此，这一方案较好地解决了均衡公共服务水平的问题。

（三）改革的难易程度方面

方案一属于微调，除个别镇街有调整转移支付的要求以外，改革的阻力较小。

方案二对于分税比例大幅下调的镇街将在增量分成方面带来致命的损失，改革将因此而遇到强烈的反对。

方案三采用统一的口径，方工、方法透明、公开，全区各镇街一视同仁；方案的测算与设计强调客观性，避免掺入人为因素，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重新计算了各镇街财力基数，对原来发展较快、财力基数较高的镇街有点“鞭打快牛”，改革也会遇到一些阻力。

（四）与原体制衔接方面

方案一是在原体制运行期满后的新旧体制的完全对接。

方案二与原体制相比变化十分明显。

方案三从全新的角度来调整体制，同时又对原体制的收入格局和支出需求给予了充分的考虑。

（五）方便征收与操作方面

在方便征收方面，三个方案均实行税收属地征收、金库集中划解、全区统一分成，故在税收征管环节都较为可行。

在财政体制管理的操作方面：

方案一调整幅度不大，可以平稳过渡。

方案二对各镇街的增量分配影响深远，各镇街与区财政的结算规模大，资金调度问题较为突出，区与各镇街中长期预算的安排需相应进行调整。

方案三尊重了各镇街的实际情况，改革的方向与办法相同，同时尽管改革引入了全新的观念和理念，但改革的最终结果并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畸高畸低的情况，并且方案又进一步简化了区与各镇街的体制结算关系，故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六）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先进性方面

在改革的科学性与先进性方面，方案三的相对优势十分明显。

1、按公共财政框架建立新的区与各镇街财政体制模式是我区的必然选择。

一是方案一与方案二无法从整体上调整全区利益格局并调整全区财政预算管理的方向。由于全区（包括区与各镇街、镇街之间）利益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沿袭性，完全围绕区与镇街财政收入格局实行体制微调，或仅仅借助于税收返还进行保存量、调增量的改革，均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公共服务水平与可支配财力相脱节的情况，难以找到财权与事权的结合点，也难以使产业结构各不相同、发展潜力有大有小、分税比例相差悬殊、社会负担有轻有重的全区各镇街找到和认同调整体制的共同标准与方法。

二是从我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个别镇街呈现的经济发展“成长期——高速增长期——平稳增长期”的态势（与此相适应，税收收入由超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适度增长），从而导致辖区税源与事权负担之间出现不相匹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今后其他镇街的可能发展趋势。为此只有按照公共财政方向调整现行分税格局，才能使财政体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

2、方案三的先进性与科学性主要体现在该方案较好地解决了公共支出体系的划分问题。

在收入体系的基本框架已建立的基础上，推进收入体制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解决公共支出体系的划分问题，为此，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合理地定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和财政支出的范围。方案三在结合公共财政研究的成果和借鉴其他兄弟县市的公共支出范围方面的经验，对整个支出体系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分类，并按照与政府的核心活动范围人密切程度分别给予不同的保障，这一做法既符合公共财政的基本方向，又兼顾了我区现阶段的具体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体制对比范文篇8

关键词：国有企业；物资采购管理；集中管理

近几年，虽然国有企业不断深化改革，发展较为迅速。但是从宏观来看，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以工业为主的国企，整体呈现出效益不佳、连年亏损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产品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出厂产品价格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因此，如何帮助国有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扭亏为盈，成为了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问题。通过实践表明，加强物资的供应管理，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产品成本，从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近几年来对物资采购管理的研究，已经成为国有企业的改革重心之一。

一、国有企业在物资采购管理上存在的核心问题

1.制约机制不够成熟。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很多国有企业在日常的物资管理过程中，由于没有严谨的管理规定和相关制度约束，致使在采购管理行为中存在着一定不严谨、不规范、不科学的诸多采购行为。尤其是在一些个别国有企业当中，甚至存在一些个别采购管理人员，为了自身的个人利益，不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凭个人主观意愿进行采购，从中收取贿赂，损公利己。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很多国有企业在物资管理工作以及采购物资过程中，出现资源重复储备、品质不达标的情况，直接影响资源使用效率，最终导致国有企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难以在价格上获得一定竞争优势，在市场竞争中缺乏一定核心竞争力，严重影响着国企的长远发展。2.管理模式不够先进科学。通过对国有企业物资采购管理模式的分析可以发现，很多国有企业仍然在管理中采用分级采购的管理模式，很多国企下属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了尽力稳定生产效率、稳定产品供应，在实际管理中建立多层仓库，分级设账，重复储备，进而直接造成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更为严重的是直接造成企业总库存的增加，严重占用了企业的流动资金，使得企业很难应对市场风险，不利于企业的发展。3.管理信息系统落后。目前，企业在物资供应信息管理与运用方面普遍薄弱，严重阻碍了物资管理机制的现代化进程，压缩了物资供应体系可能获得的利润空间，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物资采购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国有企业完善物资采购管理的有效措施

1.在物资管理工作中采取集中管理模式。国企要进一步完善物资采购管理，就必须全面转变传统的落后分层管理模式，在国企中全面推行高效率的集中管理模式。具体来说，首先，要在管理思想上进行全面的转变，深刻认清集中管理模式的诸多优势性，此举不仅能够为企业进一步控制生产成本，而且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其次，在工作目标上，要在为顾客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的前提下，协调与企业经济利益之间的统一，转变在分层管理过程中稳效率、稳供应、轻效率的工作现状；还要对组织机构进行改革，要强化物资供应管理机构的归口管理职能，力求形成一个统一指挥、机构精干、分工明确、协调配合、层次少、服务好、效率高、应变能力强的物资采购管理系统。针对相关的制度建设，要根据企业的实际现状，建立起一套科学、规范的工作程序和企业制度，从而与物资供应相适应。也就是通过严谨的制度程序，进一步对物资采购管理进行有效控制，确保采购渠道能够达到市场化，在数量上合理化、价格上效益化、决策民主化、行为规范化、过程公开化。最后，要将工作重心转化到对供应机制的改革上，要充分重视市场机制的客观规律，逐步扩大和健全社会化专业协作体系，及时保障供应，突破传统方式下“大而全”的供应格局，实现市场调节型的社会化协作。只有通过以上措施，才能建立起全新的物资采购管理模式，以此适应当前纷繁复杂的市场竞争，帮助国有企业加快体制改革，最大化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2.全面建立起物资采购监督指导体系。管理模式的确定，为国企完善物资管理起到了一个方向指引的作用，因此在框架确立之后，就需要对物资采购过程的所有方面进行全面的监督指导，尤其是在产品价格对比，产品质量、数量上，杜绝各种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因个人利益违章办事的问题。具体来说，首先，要对采购计划严格把关。相关领导小组要对采购计划进行全方位的审查，尤其是要对计划的准确性、事实性进行严格的审查。在具体的过程中，相关生产部门要结合生产建设的实际需要，认真制订符合实际的采购计划，生产部队是对采购计划进行监督制订的第一责任人，要对采购计划中的种类、单位、数量、厂家等一系列信息进行再三审核。其次，采购管理领导小组要对采购进行第二遍的审核确认，确保采购计划符合实际。审核通过后的采购计划才能交由具体的采购部门进行落实，采购部门在采购过程中必须要针对相关的物资产品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了解产品的市场动向和价格情况。最后，要以书面报告的形式交由采购管理领导小组进行审核，采购管理领导小组根据采购部门的资源产品的报价表进行全方面的对比分析，最终要拿出确定方案，并签署书面意见。在具体采购计划的落实当中，采购管理领导小组要切实负起责任，对合同签订、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的监督，并建立起符合规定标准的质量检验制度，从而确保采购的物资符合生产建设要求。3.采用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为避免采购部门在具体的采购环节中暗箱操作，不正当采购，应当要在具体的采购过程中采取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从而解决传统采购过程中的各种漏洞问题。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利用竞争的优势，大幅度降低产品价格，提升售后服务的质量。公开招标更能将采购管理领导小组的日常价格对比工作简化成集中对比工作，大大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节省一定的人力资源。尤其是集中对比价格后，更能减少资源流通过程中价格产生的影响，最大化控制资源成本，从而最大程度地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通过进一步优化国企物资采购管理的模式、方法和措施，不仅能够帮助国企减少因物资采购产生的资源浪费，更能提升工作效率。在实际工作中，要明确深化国企采购管理的体制改革，是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必然发展趋势，广大国有企业要对此高度重视，从而最大程度地提升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马都民.对国有企业物资采购管理的探讨[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41-44.

体制对比范文篇9

加入WTO后的档案立法，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满足社会需求，注重效益，协调发展等基本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应更多的体现公平、公开、透明、开放与便利。

经济主体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档案产权的多样化，档案产权的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档案工作的根本性转变。修改完善原有《档案法》及相关法规同多元化的服务需求的不适应，是加入WTO后档案立法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

加快完善同档案母法相适应的诸如：公共档案法、私人档案法、法人档案法、档案馆法等法规体系的建设。以适应“入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了一个好头。《条例》中的许多条款充分体现了我们目前对“入世”对档案工作影响的认识及在管理上的应对措施。

2加入WTO后档案立法的内容与重点。

2.1领导体制。

明确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归属，使档案行政执法主体合法化。现行的省、市、县多数档案管理部门的归属与《档案法》的要求不符，使档案工作体制面对要么改变现行的归属，要么修改《档案法》有关条款的尴尬。

2.2职能分工。

确定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与各类档案馆的职能分工。明确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增强其管理的权威性、政策性和宏观性。明确各类档案馆的保管利用职能，使之在现有的基础上使服务更多一些学术化、公众化和市场化。而现行的档案法规体系中尚未不完备。如：如果不是笔者手中文本印刷有误的话，那么，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中第六条与第十条中对于档案“接收与保管”的职能划分就产生了重叠，这不利于管理工作的进行。希望是文本印刷上的错误，或是笔者理解上的偏差。如果不是，那就应该对此疏漏进行必要的修订。再如：《条例》中新增了有关档案登记的条款，那么诸如由那个部门实施登记？如何登记？登记哪些内容？也需要细化与明确。

2.3调整范围。

将全部法人与公民个人档案纳入调整范围。现行《档案法》调整的范围只限于“国有”的范围内，不利于国家全部档案的收集、监督与管理。如，过去我们对企业档案的管理是以企业所有制来划分的，这样的划分在所有制多样化及企业产权多变的环境下已经不相适应，必须所出相应的修改。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中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问题，并且对此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在便于对各种各类企业、事业、社会团体进行管理与指导的同时，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2.4档案资源归属与管理。

明确公共档案的划分标准与所有权归属，整合各类档案馆资源，使公共档案的监督管理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现行的档案管理机关与档案馆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效能差，成本高。确立“属地”原则，在现行档案馆总体布局的基础上，以效益最大化为标准，整合各类档案馆资源，保证档案的齐全完整。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条例》第三章中有一半以上的条款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如果这些条款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得以落实，将有利于全省档案资源的整合，有利于全省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的丰富。

2.5财政体制。

虽然，《档案法》与各地方《档案管理条例》大都将“把档案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做为重要条款写在其中，但由于现行档案管理体制归属，造成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及各级档案馆很难从各级政府财政那里等到必要的经费保障与增长，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应由中央政府根据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统筹规划、统一安排。

2.6适应性与可操作性。

这一点是关系到法律法规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的关键问题，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条例》中对从事档案中介服务的资格认定交由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这无疑对规范档案中介服务市场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国内对行业从业资格的认定大都是通过“考试”来确定，既只要通过了特定专业的从业资格（或专业技术等级）考试就获得了相应的从业资格。但我们档案专业目前仍然实行的是评聘制，既通过考试、考评、聘用三个环节才能取得专业技术职务。由于专业技术职务在一定范围内需按比例配置，并不能突破；且在退休和解聘后不在具备原有的专业技术职务。这样一来，只有在职的专业技术人员具备从业资格。目前企事业在职档案专业技术人员从事档案中介服务还十分鲜见，那么就只有我们档案局馆的在职档案专业技术人员具备这个资格了。问题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发许可证合适吗？因此，需要对档案专业行业准入的方式做必要的修改，以适应《条例》的要求。

再如，《条例》对造成档案损毁，无法确定被损档案价值时，要求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通过鉴定来确定。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时至少有两个问题要考虑进去：一是专家不能只是我们“自己”人，这样会显得有失公正；二是在目前情况下各级档案部门是否有聘请专家进行论证的先行支付能力？这笔费用应该由谁负担？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这一条款执行的可操作性将大打折扣。

3加入WTO后档案立法研究的方法与意义。

进行“入世”后档案立法问题研究是我国加入WTO后，档案事业与国际接轨的迫切要求，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档案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档案工作“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积极成果，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档案事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研究，是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单单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必须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邓小平理论及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采用分类对比（中外对比、现实与历史对比、行业间对比等）的方法进行研究，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起来，从可操作的层面上对加入WTO后我国档案立法工作进行研究。

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的意义：在理论上有利于从法学、档案学、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等多门学课的视角来审视档案立法工作，探索新时期档案与档案工作的运动规律。对于充实完善，丰富市场经济环境下档案学基础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对我国新时期的档案立法和档案的管理与利用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实践中有利于推动依法治档工作的开展，使档案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参考文献：

体制对比范文篇10

在教学不同的阶段或环境中，脚手架可以是教学策略、教学工具、教学方案和教学方法等。作为教学策略，脚手架教学是指老师在帮助学生学习时，提供脚手架结构让学生能够顺利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和理解，把获得的信息作为知识内化汲收。该概念是从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和邻近发展区(proximaldevelopmentzone)中引申而来的，也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目前脚手架理论在欧美地区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教育教学理论，其概念和框架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同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介绍大家普遍认可概念。在欧盟教育界认为脚手架教学应当是为学习者构建对知识的理解而形成的认知框架，它事先把复杂的学习任务分解，引导学生逐步深入，因此脚手架教学框架可分为五个基本教学环节：搭建“脚手架”→进入情境→独立探究→协作学习→评价。该文也是采用这五个基本教学环境指导信息安全课程相关教学内容。

2脚手架理论在信息安全课程中的应用

在概述中，已分析了信息安全课程教学所面临的现状，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高效完成教学任务成为整个教学过程所关注的核心内容。为此，笔者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与尝试，把脚手架理论与信息安全课程教学进行融合，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学过程是一个积极互动过程。学生不应该是被动的接受者，而应是学习过程中的主动参与者和积极建构者，被动接受者只能是感受信息，而不会主动掌握信息。教师的职责也不应该是简单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而应该是教学过程中引导者、脚手架的搭建者。在脚手架教学理论的指导下，教师的角色重新定义为脚手架的搭建者。本节以信息安全加密体制教学内容为例来阐述实施脚手架教学过程。安全加密体制部分主要包括对称加密体制和非对称加密体制，一般均是以DES算法和RSA算法为例介绍。

2.1搭建脚手架

由于该部分内容重点是向学生介绍两种体制设计思想和相关算法，内容较为抽象。为提高学习的积极性，故应首先让学生明确学习的必要性和方法，即为什么学、如何学的问题。所以在该节教学之前，向学生布置预习任务，要求查阅当前信息安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相应解决方案，以及各种方案的核心思想，并要求学生总结自己的心得。

2.2情境设置

在内容学习之前，首先让学生进入到信息安全攻防情境当中，引导学生同时充当两种角色：安全的守护者和攻击者，了解相互之间如何互拆“矛”和“盾”两种利器。如在对称加密体制DES算法学习，由常见的攻击方法入手，介绍如何有针对性的构建坚固的防御措施，非常自然的引入相关教学内容，如香农提出的混乱原则和扩散原则。在此基础上可以提出问题，在现有对称体制中如何实现相关指导原则，即通过采用多轮迭代和替换的技术手段，达到混乱和扩散的目的，破坏统计规律。这样通过情境设置，层层深入、环环紧扣的策略，使抽象、乏味的内容变得逻辑性强，理解方便，也非常自然地让学生知道如何学的教学目标。

2.3独立探究

通过课堂理论教学的实施，使学生具备加密体制的相关知识和基本思想，然后可以采用独立探究的方法，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编程的方法去实现具体的算法，把相关信息转化成自己的知识。在这一环节，一定要强调学生独立完成，可以参考相关资料，尝试用多种思路实现，如用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的思想去解决该问题，并对各种实现方式进行对比。

2.4协作学习

在完成独立探究后，每位学生都会自己的疑惑和感触，内心都有与别人探讨的欲望，此时迫切的需要一种讨论、交流的宽松环境。因此在独立探究环节后，及时安排协作学习环节，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协作学习时注意强调的是交流、探讨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复制、拷贝动作。一定要让大家说出自己在独立探究环节中所遇到的困惑与难题，并一定要通过协作学习环节得到若干种解决方案，做到取长补短，寻找最优方案。

2.5评价

评价是最后环节，该环节绝非是可有可无的，用得恰当会获得画龙点睛的效果。在评价方面笔者认为可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老师的评价；二是学生之间的评价。老师评价主要在于学习情况总结，做出客观的评价，启迪新思路，挖掘新内容，为下一次脚手架教学奠定基础。学生之间的评价，关键在于对比相互之间对知识的理解，强化知识的内化程度，拓宽思路和思维方法。如在加密体制教学内容的脚手架教学方法，最后评价环节是算法实现的分析与对比。

3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