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构建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5 19:00:04

体制构建

体制构建范文篇1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为存款类金融机构建立专门的保险机构,投保成员机构定期向保险机构缴纳保费,当投保成员机构面临危机或破产时,保险机构向其提供流动性资助或者代替破产机构在一定限度内对存款人予以赔付的制度。真正意义上的存款保险制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美国1/3的银行破产,倒闭商业银行超过9000家,严重影响了金融体系和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基于这一背景,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Act)和《国家住宅法》,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ESLIC),标志着现代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此后,许多国家引入了这一制度。加拿大于1967年设立了存款保险公司;日本于1971年颁布了《存款保险法》,并于同年成立存款保险公司;联邦德国于1976年、英国于1982年比分引入了存款保险制度。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也设立了这种制度。目前,已有7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我国台湾地区于1982年颁布了《存款保险条例》,由台湾“财政部”会同“中央银行”于1985年设立了“中央存款保险公司”。香港行政区在2000年就为建立自己的存款保险制度做出了实质性的努力,并在逐步真正落实银行存款保险制度。我国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几起国内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事件之后,现已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存款保险制度列入金融改革和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课题。随着中国金融业加大金融深化与开放程度,经济的货币化、金融化、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金融的风险累积就越大,公众储蓄存款损失的概率也越大,加之中国加入WTO后,面临国际金融机构的挑战,必须快速健全金融体制,特别是包括市场的退出机制,因此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势在必行了。

二、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特征

1.关系的有偿性和互助性。存款保险主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有偿的,即只有在投保银行按规定缴纳保险费后,才能得到保险人的资金援助,或倒闭时存款人才能得到赔偿;另一方面又是互助的。即存款保险是众多的投保银行互助共济实现的,如果只有少数银行投保,则保险基金规模小,难以承担银行破产时对存款人给予赔偿的责任。

2.时期的有限性。存款保险只对在保险有效期间倒闭银行存款给予赔偿,而未参加存款保险,或已终止保险关系的银行的存款一般不受保护。

3.结果的损益性。存款保险是保险机构向存款人提供的一种经济保障,一旦投保银行倒闭,存款人要向保险人索赔,其结果可能与向该投保银行收取的保险费差距很大。因此,存款保险公司必须通过科学的精算法则较为准确地计算出合理的保障率,使得存款保险公司有能力担负存款赔付的责任。

4.机构的垄断性。无论是官方的、民间的,还是合办的存款保险都不同于商业保障公司的服务,其经营的目的不在于盈利,而在于通过存款保护建立一种保障机制,提高存款人对银行业的信心。因此,存款保险机构一般具有垄断性。

三、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路径选择

1.加强宏观管理,立法先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虽然属于政策性保险范围,但决不能只用行政手段,必须立法先行。建立一个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银行的倒闭的现象,存款人没有这种经历,当然缺乏存款风险意识。但一旦银行破产付诸事实,将会对存款人造成巨大打击。缺乏心理准备的存款人在“梦醒时分”将会变得十分脆弱和敏感,由此形成的金融恐慌将更具传染性和破坏性,对银行的信任危机有可能殃及政府。因此银行监管层的领导必须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并要引起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及早酝酿,早做准备。首先要完成的是,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存款保险法》,依法构建我国的存款保险机构。

2.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置。我国成立什么样的保险营运主体呢?现在金融学界有三种观点,一是根据商业银行体系中不同银行的风险程度,设置不同的险种和保险费率标准进行存款保险,这种存款保险职能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不必另设机构;二是运用国家行政手段,成立类似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那样的具有监督商业银行经营活动职能的存款保险组织,凡是注册开业的独立核算的商业银行,除需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外,还需在存款保险机构登记,参加存款保险,否则不能开业运行;三是按不同的产权商业银行出资组建的存款保险组织,以国有商业银行为承保对象:另一种是由人民银行参与,联合其他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信用社,组建类似存款保险协会的机构,并以其为承保对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但是,由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可能以不盈利为目的,并且也没有监管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行政权力,因而没有资格充当我国存款保险营运主体,第一种观点不符合存款保险制度的特点;运用国家行政手段,另外单独成立一个存款保险组织,它行使的监管权将与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权发生碰撞,并且有机构重复累赘之嫌,第二种观点也不可取;按照不同的产权形式,设立不同的存款保险机构,一种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参与,另一种不由人民银行直接参与,将会发生分裂中央银行监管权的负效应,因此,第三种观点似乎应抛弃。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应该从我国的金融特点来组建我国存款保险营运主体。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才有金融监管权,才有资格利用行政手段成立一个类似国外具有监督金融机构经营活动职能的存款保险营运主体。所以,我国应成立一个类似德国的存款保护委员会,在称呼上也可称之为“存款保护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组建,并接受其全面领导,下可设存款保险基金会和监管处。存款保险基金会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各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参与的行业性合作团体协会,不以盈利为目的,负责保险政策的制定、保险费的收取和理赔等:监管处主要负责监管金融机构资本、资产、负债的结构是否合理;接受投保金融机构的报告和统计,随时准备对投保金融机构经营风险进行检查和调查,有权取消经营不好或非法经营的金融机构的保险资格等。

3.存款保险公司对投保银行的管理。保险公司虽然对“出事”的银行负有赔偿存款人存款的职责,但更具有事前检查和监督的职能,具有相当大的权力。所以,加强存款保险公司的管理工作,不仅可以防止或减少银行倒闭,而且可以减少存款公司自身的损失。首先,通过阅读财务报表和不定期检查,了解受保银行的经营状况、资本数量和结构、资产的规模和结构、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等。其次,保险处理通常可以采取的措施有:(1)资金援助。存款保险公司通过对受保银行发放贷款、购买受保银行的资产,暂时接管经营濒临倒闭的银行,使该银行起死回生。(2)资助稳健银行并购已破产的银行。(3)组织存款理赔。当采取补救措施仍无法挽救濒临破产的银行时,存款保险公司则让其倒闭,在最高限额内对每一存款户赔偿,或代原有存款户将存款转存于其它银行。如果存款保险公司保险基金不足时,允许其向财政限额借款。

体制构建范文篇2

一、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给农村养老保障建设带来的契机

应对金融危机,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扩大内需的主战场在农村,刺激国内消费市场的生力军是农民,因此要借中央财政加大投人的时机,加速全面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打消农民增加消费需求的后顾之忧。

缺乏养老、医疗、教育等保障,是农民即使有一定的储蓄也不敢轻易用于消费的主要原因。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更新,人们的经济行为越来越理性,尤其是在已满足了基本的生活消费之后,人们得在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只有人们对未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时,消费者才愿意更多的提高即期消费。然而,当前农村社会各项保障制度的严重缺失,加大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制约了人们提高当前消费的积极性;特别是随着我国教育、医疗体制改革的深人进行,居民在教育、医疗上的支出日益增大。同时为了应付各种天灾人祸,人们不得不压低当前消费,提高储蓄。那么怎样帮助农民增强消费信心,让农民正确认识消费储蓄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消费储蓄观呢?很容易得出的结论就是,建立包括农民的医疗保险、贫困救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多项内容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减少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以消除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信心。

总之,无论是提高农民收人,还是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都是近年来一直困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难题,如果经由治理金融危机使这些问题也能尽快得到解决,那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抵御金融危机的胜利,而且还解决了农村的养老保障建设问题,取得双丰收。

二、金融危机大的背景下,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人口流动的加快,农村集体经济提供的养老保障体系已基本瓦解,传统家庭养老保障的功能和养老资源因家庭的小型化和空巢化正在不断弱化,与此同时,新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还未形成,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研究和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农村养老保障,涉及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人,城镇老年人的养老水平不断提高,各种养老、医疗、生活、赡养保障制度逐渐完善。然而农村这方面的状况却不容乐观,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老年人的生存状况更是堪忧。因此,关心农村老年人,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较为健全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从社会学角度理解,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社会公平与公正,要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推进社会公平。正如罗尔斯指出的,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社会在不同的阶层中存在的经济及社会条件。因此,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有利于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人文关怀,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把社会差别尽可能缩小到最低限度,实现社会公平。

(二)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迫切要求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而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预测,农村人口老龄速度以及老龄人口绝对数远远大于城市,这将是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建设的巨大挑战。如果这些数量庞大的老年人享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权益,要实现农村小康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要建立全面的小康社会,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就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正如郑功成教授所言:“尽管国家不能按照城镇职工的办法来建立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但若对农村养老问题视而不见,则肯定会酿成巨大的社会风险。因为农村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客观的趋势,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化养老保障的需求是一个客观事实。因此,国家可以重新研究面向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应对之策,却不应当停滞农村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

(三)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农村和农民也受到了非常直接的冲击和影响

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工失去就业机会,企业对农副产品需求的减少和价格的回落,既影响农民收人,也影响农村稳定。因此应对金融危机,加速推进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的任务是必要和紧迫的。另外,虽然经过十多年努力,我国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确立和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存在诸多复杂而又函待解决的问题,集中地表现在:首先,从中央到地方对土地保障功能估计过高,建制理念和价值取向较为模糊。在实践中缴费以个人为主,集体可以适当补贴但不做硬性规定;只建立个人账户,不体现互济性;待遇高低仅取决于账户积累水平;忽视了政府直接投人的必要性,更多地体现了农村和农民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养老的观念。其次,从满足农村养老保障的需求来看,现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有效性很低。对许多参保农民来说,缴费积累水平难以支撑未来的养老需要。个人缴费水平低、多数地区集体和政府补助缺位是根本原因。

值得期待的是,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社会保险法草案》,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它表明社会各界对制定社会保险法的呼声越来越高。相信随着《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和实施,必将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做到人人有社保,年老、失业、患病、工伤有保障,保障公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建设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对策思考

(一)更新广大农民的消费和投资观念

由于担心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以及教育制度改革可能增加过重负担,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考虑储蓄,用于社会保障的投资倾向明显偏小。这就要通过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消除他们陈旧的消费观念,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学消费观,引导农村居民转变消费观念,使广大农民的消费观念由节俭型向适度消费型转变,更加积极主动地增加商业保险等消费支出。

(二)扩大农村养老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

首先,应优先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要做到应保尽保。制定时应科学确定保障标准,不同地区依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有所不同。其次,要逐步建立灵活多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农民参保的缴费方式应有别于城市,同时要注意规范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在确保基金安全性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基金的保值增值。最后要大力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三)拓宽农村养老保障资金的来源渠道

中央财政、地方财政都要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农村社保资金支出比例,加大对农村社保资金的投入;还可以借鉴福利、体育的经验,发行养老保障,从社会广泛募集资金。还可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将三种发行机构合并,缩小管理成本。

体制构建范文篇3

一、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概述

1.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为完成受托责任而建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规模的扩大,会计信息市场出现了产权、股权分散、多人共有产权的局面,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专业化,使得产权所有者、投资者把控制权交给拥有相关知识的人,最终产生了两权: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投资者成了委托人,经营者、内部控制人成了当然人,在委托关系中,经营者为了完成受托责任,必须建立或依靠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2.随着委托人对人控制程度的越来越间接,经营管理活动日益成为公共物品,内部会计控制外部化趋势也将越来越显著。从专业性、权威性角度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都是要靠企业外部的政府或其他社会机构解决或促进的。我国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是财政部对内部会计控制问题制定的相对原则性的规定,并使之上升到了法规高度。

3.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设计、执行和评价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并反过来影响着人的行动,因此,内部会计控制制度非常强调“人”在组织中的重要性。内部控制人和被控制人都应对内部会计控制负有责任,而不仅仅把它看成是董事会、管理层的事,此目的在于强调企业的团队精神,发挥全体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以形成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构成企业内部会计控制重要的控制环境。

二、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应遵循的原则

一是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建立,首先必须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力求将每一项经济业务活动控制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

二是符合企业规模大小、行业特点、经营方式等实际情况。不能脱离企业实际而一味求大,应该根据本企业实际情况,分析其制度实施的可能性,制定出最适合本企业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三是不相容职务分离。应当保证单位内部机构、岗位及其职责权限的合理设置和分工,确保不同机构和岗位之间权责分明、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四是成本效益原则。控制点的设置必须考虑成本与效益的关系,以合理的控制成本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五是要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完善企业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三、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1.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检查、监督不力,部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弱化

目前有不少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执行、检查流于形式,稽核的范围有限,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执行的好坏也缺乏一个赏罚有度的奖惩制度,有的单位虽然也有一些奖惩制度,但没有完全制度化,致使部分人员认为执行与否无关紧要,加之无相应的检查、考核内部控制制度实施情况的得力机构,使执行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大为削弱。

2.对内部会计控制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无章可循或有章不循的现象较为严重

目前仍有不少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基础薄弱,相当一部分单位的领导对建立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不够重视,对内部会计控制建设持冷漠态度。有的并未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有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残缺不全,甚至有的单位负责人超越内部会计控制行使职权,不支持会计工作,使内部会计控制执行起来大打折扣,失去了应有的刚性和严肃性。

3.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难以发挥应有的功效

目前虽然有些单位建立了相关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但从总体上看,仍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一是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不健全,某些单位受利益驱动,重经营轻管理,自我防范、自我约束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内部会计控制的组织网络不健全,控制制度的健全让位于业务的发展,以至于既定的内部会计控制失效;二是偏重于事后控制,事前的内部会计控制从总体上来看基本上属于以补救为主的事后控制,而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相对较弱;三是重钱财等有形资源的控制,轻人员素质、信息等无形资源的控制,重钱轻物现象严重,从而导致内部会计控制失去了应有的效力。

四、完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对策

1.切实提高单位负责人对建立和完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重要性的认识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单位负责人支配的权利与承担的责任比以前都有显著增加。在设立内部会计控制时,单位负责人的认识和态度至关重要。只有单位负责人不断提高自己执行财经法纪的自觉性,切实加强对本单位会计工作的领导,理顺会计工作关系,才能保证本单位内部会计控制的合理设置和有效执行。所以尽快提高单位负责人对内部会计控制的认识,取得单位负责人对内部会计控制的理解和支持,对建立和完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显得十分重要。

2.注重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执行人员的选用和培养

内部会计控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执行上,一项制度制定得再完善、再合理,如果没有负责的、称职的人来执行,其作用将大打折扣,甚至没有作用或起反作用。所以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内部会计控制的作用,发现并制止各种不合理、不合规定情况的出现与存在,我们必须重视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执行人员的选用、培训和考核,提高这部分人员的素质。

3.内部会计控制需要有相应的内部监督,同时强化外部监督,形成监督合力

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必须通过纳入管理制度及相应活动来实现。因此为了确保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被切实执行且效果良好、内部控制能够随时适应新情况,企业应设置内部审计机构或建立内部控制自我评估系统,加强对本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监督和评估,及时针对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执行中的薄弱环节,及时修正或改进控制政策。

各级财政部门作为会计工作的法定管理部门,应通过《会计法》执法检查和其他监督检查方式,检查、督促各单位实行规范性的内部控制制度。《会计法》规定了财政、审计、税务等监督检查部门在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依法实施检查后,应当出具检查结论。有关监督检查部门已经做出的检查结果能够满足其他监督部门履行职责需要的,其他监督部门应当加以利用,从而提高外部监督的质量,促使单位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4.明确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设计的主体,创造优良的控制环境

为了保证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权威性,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设计的组织者必须是单位管理当局。由管理当局牵头组织设计,才有可能在会计信息处理系统之外,在整个单位营造一个顺畅的真实会计信息生成环境,才有可能有效建立和运作会计内控制度。

5.构筑严密的企业内控体系

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具体应包括三个相对独立的控制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企业一线业务的全过程中建立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制度,建立以“防”为主的监控防线。第二个层次是设立事后监督,即在会计部门常规性的会计核算的基础上,对其各个岗位、各项业务进行日常性和周期性的核查,建立以“堵”为主的监控防线。第三个层次是以现有的稽核、审计、纪律检查部门为基础,成立一个直接归董事会管理并独立于被审计部门的审计委员会,建立有效的以“查”为主的监督防线。以上三个层次构筑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企业发生的经济业务和会计部门进行“防、堵、查”递进式的监督控制,对于及时发现问题,防范和化解企业经营风险和会计风险将具有重要的作用。

6.强化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实施情况的检查与考核,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建立内部会计控制检查考核和评价机制,促使会计控制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收到成效。检查考核和评价是内部会计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应包括:对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的检查和考核,并在此基础上,对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提出改进建议。要对执行内部会计控制成效显著的单位、机构和人员给予表彰,对违反内部会计控制的要提出批评和处理意见,使内控监督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7.完善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具体包括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的关系、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设计和执行的关系、内部会计控制和公司法人治理的关系、内部会计控制与诚信会计的关系、内部会计控制与组织创新的关系、硬控制与软控制的关系、内部控制效果与控制成本的关系、约束与激励的关系。

8.强化电算化内部控制制度

体制构建范文篇4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骨干院校体制机制人才培养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从1999年开始快速发展,至今,全国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院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已经有1215所,在校学生达到965万人,为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增强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由中央财政支持建设了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5年来,国家示范校按照《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和《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的要求,积极推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引领了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的改革发展,人民群众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逐步增强。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招生情况为例,2006年以前,招生录取分数线超过本科最低控制线的人数不足录取新生的30%,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文科、理科、文科艺术、理科艺术四条投档线全部超过本科录取最低控制线平均20分以上。

如何引导全国一千二百余所高等职业院校进一步提高质量,真正达到行业认可、企业欢迎、家长放心、学生满意的效果,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还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其中校企合作如何形成长效机制是深化高等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财政部于2010年又启动了再建100所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的计划,把重点放在建立和完善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上,从全国有120所高等职业高专院校申报项目的公示材料中,我们看到了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新思路。本文仅以答辩结束后公示可下载的106所院校陈述提纲为依据,对其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基本思路进行数据分析,从中得到启发和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的研究基于以下假设:每个答辩院校都是按照教育部、财政部答辩要求撰写陈述提纲,提纲重点阐述院校在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的思路、举措,并且因文字限制在2000字以内,提纲所阐述的是院校认为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本文采取的方法是将陈述提纲有关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关键词筛选出来,分类整理后进行数字化处理,“是”用1表示,“非”用0表示,然后进行统计,重要数据对比陈述文稿进一步分析。

一、校企合作参与主体结构的新趋势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校企合作参与对象如表1的统计结果。

根据表1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地方政府(包括行业主管部门)已经非常重视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并直接参与到校企合作的体制中来,应该说是最重要的突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各地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作用地位在认识上是不平衡的,有的省市领导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当成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有的地方则连基本的办学经费都不能从制度上加以解决。但这次申报反映出来的情况则是地方政府(包括行业主管部门,既代表行业,也代表政府)参与比例达到了101%。

第二,出现了新的校企合作参与主体,如社区、县乡政府、农村合作社、示范村,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尽管从数据上看,新的合作主体加起来还只有5.5%的比例,但这意味着我国的高等职业院校应完成了对校企合作在观念上的突破,不是为了合作而合作,而是为了办学而合作,达到了正本清源的目的。如湖南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与当地“第一村”阳村合作创建基于综合服务的院村合作模式,推广“三黑”养殖、推动乡村旅游开发、全面培训农民工、提供村级事务管理服务与指导带动娄底新农村建设;陕西职业技术学院面对陕西“百镇建设”“县域旅游”“农村信息化建设工程”“留守儿童关爱工程”等对综合性人才的需求,在建筑八大员、村官、导游、幼儿师资等方面与县乡政府合作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第三,行业的作用明显增强。在106所申报院校中,行业直接参与校企合作比例达到76.42%,从高等职业院校的类型特色看,行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行业代表了职业标准,聚集了行业的技术资源,无论是招生还是就业,高等职业院校离开行业将寸步难行。所以,完善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必须增强行业的直接作用,这次申报骨干院校充分表明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如湖南科技职业学院以皮革、塑料协会和校友会为纽带,建立产学研联盟,共建皮革制品、塑料加工专业,充分发挥其在皮革行业特别是在中小企业中的影响力,促进校企合作。

二、校企合作管理体制的新进展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校企合作管理体制如表2的统计结果。

根据表2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已经开始走出松散的、无组织的混沌状态,逐步演变成有内部治理结构的社会组织形式。如董事会、理事会的建立和运作(90.6%),将使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办学形成长效机制。如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与集团产业布局相关县级政府、骨干企业、行业协会,组建“222”学校董事会,出台《董事会章程》,承担学校规划、筹资、人才培养与就业、技术服务等功能,实施《学校与成员企业设备共享与运作管理办法》《教师下企业实践锻炼实施办法》等19项制度。

三、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的新创举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如表3的统计结果。

根据表3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已经真正把学校、行业、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利益关系联系起来,并形成真正的合作办学实体,产学联盟、股份实体、合作企业、服务外包、共享型实训基地都是利益捆绑的办学实体(26.7%),校企共同体、专业学院、产学园区、生产性学习船明显地把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带进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33.9%),职教集团有点模糊不太具体,但也是一种利益捆绑的校企合作办学模式(22.6%),不管怎样,申报院校已经在校企合作运行机制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如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建立5家单位组成的海上教学工厂—生产性教学船董事会,教师上船顶岗培养双师素质,学生上船学习创新“学校—教学船”双向四段人才培养模式,企业挑选优秀学生作为职工和获取营运利润回报,实现校企合作办学的良性发展和长效机制。

四、政府行业和举办方在共建高等职业院校中有新作为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政府、行业和举办方在共建高等职业院校中的作为如表4的统计结果。根据表4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政府除了过去财政投入的作为之外,有的地方真正体现了第一责任人的身份,如对骨干院校项目和校企合作办学进行规划统筹,湖南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的创意产业园就是所在地益阳市政府根据当地文化背景特别规划创建的;还有直接领导和指导校企合作的,还有为学校办学提供项目支持的,等等,尽管为数不多,只有21.7%的比例,但我们看到了政府在共建高等职业院校中完全可以有新的作为。如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由市长出任学校发展委员会主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改任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同时明确其职能,重点是保障学校建设发展,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开发项目,推动政府出台《杭州市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完善高效快捷的保障机制。

第二,行业也开始真正关注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在83个参与校企合作的行业中,有27.7%的行业部门、协会、集团投入经费支持;有12%的行业为高等职业院校提供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的机会,还有的行业采用了项目委托的办法支持高等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和组织生产性实训。如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构建以项目委托为纽带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制定《校企合作项目管理办法》,学院将部分教学任务以项目委托方式与企业共同完成,学校为企业提供员工培训、产品开发和科技服务,与企业合作成立“企业研发中心”。

五、学校、企业在办学合作中的新任务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学校、企业在合作中的作为如12页表5的统计结果。

根据表5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作为实质性的校企合作办学主体,学校和企业的行为也出现了新的动向。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除了过去的主要作为培养人才、培训服务之外,开展技术服务达到45.3%,表明高等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的实力和地位正在提升,特别是还有18.9%的学校具有参与技术研发与制定行业标准的能力。

作为企业一方,也突破了过去提供兼职教师、共建实训实习基地等一般做法,明确参与课程开发、提供生产性实训和顶岗实习岗位的有98.1%,直接以经费或设备加入共建的有35.9%,还有提供订单和就业机会的占到26.4%,这一切都表明,校企合作中的企业已经不再是与学校之间的肤浅合作,而是真正的共建。

六、校企合作动机的新变化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校企合作动机如表6的统计结果。

根据表6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在合作共建高等职业院校方面目的越来越明确,有34%是为了当地特色产业的振兴,18%是为了当地新兴产业、高端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13.1%是为了新农村建设、发展中小企业和承接产业转移的需要,也就是在整个申报骨干院校过程中,已经超过65%的申报项目是对准了区域经济发展最需要的产业的。如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根据湖南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湘绣产业振兴规划,由行业整合资源,校企共建湘绣艺术学院,建立董事会办学体制,着力打造湘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人才培养与员工培训、湘绣技术研发与设计创新三大基地,致力推动湘绣产业振兴。

第二,学校的校企合作办学目的越来越明确,除了解决高等职业院校专兼结合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之外(88.7%专任教师双师化,76.4%引进行业企业教师),对解决生产性实训、顶岗实习问题和用行业企业标准建设专业课程的目的也非常明显(69.8%生产性实训,50%开发课程,39.6%顶岗实习);还有一些更深层次问题,如制订更加合适的人才培养方案(25.5%)、采用新的教学组织模式(31.1%),改革教学质量评价体系(23.6%),满足学生就业需要(12.3%)。如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完善符合食品生产特点的“候鸟式、走训制”等多样化教学组织形式;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微生物技术及应用专业实行“产学同步,多轮顶岗”,园艺技术专业构建“项目化、小学期、分段式”;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共建节目生产基地,引进青海卫视节目离岸生产基地,构建“学习共同体”教学模式。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由企业、学校、社会多方参与制定考评内容和制度,实施人才培养过程考评;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在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引入“用户满意”的企业理念进行质量评价。

七、校企合作资源配置方式的新动向

校企合作的目的在于整合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资源,作者对陈述提纲文本中校企合作共建高等职业院校的政府、行业、企业作用的明显程度进行比较和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校企合作资源配置方式如表7的统计结果(其中有重叠现象,即一个项目院校有几种主要资源配置方式)。

根据表7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如果说国家示范校一期100所高等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方面取得某些进展,更多的是学校与企业的行为,那么,在这次申报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的时候,情形似乎发生了变化,政府和行业的作为变得更加明显,所以有了在106所申报院校中,政府统筹、行业标准、市场利益三种资源配置方式三分天下的格局,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

八、校企合作形式主义的新问题

尽管前面的分析已经显示,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目的越来越明确,但从数据挖掘后的分析可以看出,还有相当比例的院校对校企合作本身的价值认识并不清晰,存在形式主义的痕迹,反映在陈述提纲中企业的作为与学校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性程度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笔者按照表8对部分企业行为数据和部分学校要解决的问题数据进行相关性比较,在原数据表“学校需要解决的主要办学问题”栏目(见表6)“企业作用”栏目(见表5)进行相关性比较,具有相关性的1改为2,其余原数据不变,得到13页表9的相关性分析新数据,比较原数据便得到有关指标的相关度。

表9说明,在106所申报院校的陈述提纲中,至少还存在没有意识到企业作为与学校要解决的办学问题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因此有的学校在企业作为中提到了企业的合作办学行为,但在解决学校人才培养中又没有把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明确出来,或者把要解决的问题明确了,但对企业的相关责任又没有明确。这个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还有一些高等职业院校没有真正把校企合作当成是解决高素质高级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中突出问题的手段,为了合作而合作,依然按自己原来的方式办学,办学与合作成为两张皮,如果这样还不如不合作。合作的目的就是解决目前高等职业院校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如生产性实训需要企业的生产项目,技能实践课程需要企业技术人员或能工巧匠来担当,技术课程需要与企业共同开发,与生产实际相关联的学习模式需要与企业共同来组织,顶岗实习需要企业提供真正的相关岗位,学生的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需要企业一起来评判,学生的就业需要得到企业的帮助,等等。

九、校企合作推进动力的新难题

高等职业院校通过校企合作解决人才培养的许多关键问题,离开政府、举办者和行业的支持将举步维艰。尽管本次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申报体现出政府和行业的作用加强了,笔者认为还是不够的。从表10可以看出,政府、举办者和行业除了出钱以外,其他如统筹规划、协调关系、提供标准、领导指导的作用虽然有但不多,加起来只占三者作用的23.4%。政府有强大的行政权力、行业有统一标准的巨大权力,这些权力如果充分用起来,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将会出现更加光明的前景。

十、研究结论与作者的期待

本项研究仅为数据分析,但从简单的数据分析,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在推进校企合作的道路上,从校企合作组织、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到合作主体行为模式、合作动机、资源配置方式、解决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等方面都迈出了新步伐,校企合作中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新的组织、新的模式不断涌现,仅在106所院校的申报陈述提纲中就得到充分反映。无论是校企合作的体制还是机制,无论是政府、行业企业还是学校,都有了新的作为,并且把推进校企合作办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与高素质高级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直接联系起来,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效。

由于本项研究仅以申报院校公示的建设方案陈述提纲为对象进行数字化处理,不仅信息量受到限制,而且也使很多有用信息不一定能够在本研究中得到充分反映,相信有兴趣的研究者会根据更加丰富的公示材料进行更深入、更有说服力的研究,作者期待着更多同行关注这个问题。

由于本文所列举的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新举措、新模式、新途径都来自申报骨干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方案陈述提纲,还只能说是新的思路。要把所有这些好的想法一一落实,还需要这100所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在未来几年进行艰辛的探索实践,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问题。教育部陈希副部长2010年在吉林调研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时强调:“高等职业教育要以合作发展为动力,以合作育人为模式,以合作办学为机制,以合作就业为导向,努力建设特色鲜明、高水平、与行业企业广泛合作面向社会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黄炎培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和联络。”笔者相信,有新的思路必定会产生新的成效,中国的高等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在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迈出更加有力的步伐,这不仅是老一辈教育家的期盼,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唤。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Z].2006-11-06.

[2]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Z].2006-12-14.

[3]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教高[2010]8号)[Z].2010-07-29.

[4]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106所院校《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陈述提纲》公示文本[EB/OL]./,2010-09-05.

[5]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答辩事宜的通知(教高司函[2010]191号)[Z].2010-08-19.

体制构建范文篇5

关键词:公共财政;公共会计;管理体制

公共会计管理体制事关小到一个组织,大到一个政府的财政健康状况,是不能忽视的。但是目前相关领域的研究还没有全面开展,急需我们建立相关的理论体系。在开始研究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构建公共会计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一、公共会计管理体制的概念及建立的必要性

(一)公共会计管理体制的概念

所谓公共会计管理体制,包括会计相关机构的设置、会计人员的职责和权限以及会计制度的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它与普通会计不同的一点在于这里的公共会计指的是特定国家组织和管理会计事物的方式。公共会计管理体制是公共财政的会计管理体制,是对政府职能的强调。所谓的公共财政指的就是政府在向整个社会提供各种服务的支出和收入情况。对于公共财政的财务会计管理有助于政府公共财政的健康,让公共财政能够更好的维持社会运转,造福社会大众,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1]。

(二)公共会计管理体制建立的必要性

建立公共会计管理体制是有着十分明显的必要性的。首先,公共会计管理体制是国家针对公共财政进行适当调控的需要。会计工作可以有效的计算出国民经济情况,为建立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依据。要保证国家对于公共财政的控制力,建立一个高效的公共会计管理体制是唯一的选择。而且,会计工作最讲究诚信和职业道德,保证整个公共会计工作能够有序进行,也是维护社会良好风气的必然选择。

二、建立公共会计管理体制的设想

(一)公共会计管理体制建立的相关法律法规

建立任何一个制度都必须要先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法律法规的保障,制度就不能良好的运转下去。我国已经形成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但是针对公共会计的专门法案没有制定,这无疑影响了公共会计工作进入正轨的进程,需要引起相关立法机构的注意[2]。

(二)公共会计管理体制管理主体

公共会计管理工作要明确谁是管理的主体。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我国国务院的财政部门是主管全国会计工作的部门。也就是说,这就是公共会计管理体制的管理主体。这是因为会计管理的工作关系到财政管理的有序进行,需要财政部门进行统筹规划[3]。

(三)公共会计管理体制管理内容

1.政府会计管理

管理内容主要是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政府会计管理。我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建立政府会计的岗位,只是在进行财政预算时有一个预算会计,这是不够的。预算会计只能核查预算的实施情况,而具体的财政收支情况需要专人来管理。这将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4]。

2.非营利组织会计管理

非营利组织会计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公立非营利组织会计。这种组织又叫做事业单位,也就是仅仅依靠国家的财政来支持,并不进行盈利的组织。这种组织包括了气象水利部门、科教文艺部门以及社会福利单位。第二种是民办非营利组织会计。这种组织有的也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有的需要民间捐款,还有的依靠会员会费等,不一而足。

3.企业税务会计管理

所谓税务会计,指的是以纳税人为主体的会计工作,让纳税人能够及时准确的上缴税费的同时,也不违反相关法律。税务会计由税务部门管理,要依靠他们来取得财政收入。

4.企业会计管理

企业的会计管理并非是企业自己的财务管理。而是政府对于企业的财政状况监督,行驶公共职能的会计工作。这种企业会计管理是为了让企业能够明确会计的工作职能,监督企业会计工作的正常开展。财政部门不能以此为借口干预企业的财政管理。

(四)公共会计管理体制管理方式

1.会计人员管理

建立起一整套的公共会计管理体制,需要大批专业合格的优秀人才。所以,建立公共会计管理体制的第一步就是要进行会计人员管理。首先,要加强会计人员的资格认定工作和后续教育工作。提高资格认定的门槛能够确保会计队伍的高素质,加强后续教育能够保持会计队伍的高素质。对于素质不达标的会计人员要严格按照人才选拔程序来淘汰,而优秀的会计人才也要有一定的晋升奖励机制。其次是要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会计行业是一个需要工作热情和道德操守的行业,对于会计工作的任何懒惰和不法行为都会对所在的组织产生巨大的破坏效果。要持续不断的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规范会计人员的行为。

2.会计监管

我国的会计监管工作主要由政府来执行,包括会计监管规范的制定和建立会计监管机构等。具体表现在制定会计制度,进行会计制度等级的鉴定和对优秀会计人员的培训等方面。

三、结论

公共会计管理体制的构建影响到政府对于财政状况的控制,关系到国家和社会能否平稳运行。本文首先对公共会计管理体制的概念和必要性进行了总结和诠释,对建立公共会计管理体制的设想进行了分析和探究。

作者:于国敏 单位:山东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参考文献:

[1]张廷文.公共财政视域下我国预算法律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8.

[2]邱添.社会保障预算管理理论与实践思辨:国际经验与中国政策选择[D].西南财经大学,2012.

体制构建范文篇6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形势良好,在经济基础不断壮大和发展的同时给政府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多元化市场发展中,要求政府管理职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以更好服务于公共需求。同时传统的政府管理中存在着政府行政干预过多、政资不分等制度问题,直接限制了市场经济发展,因此突破政府传统管理形式,建立科学、公平、民主的现代体制十分必要。社会分工呈逐渐细化形式,专业程度也逐渐提升,这给传统的政府管理全能形式提出挑战。打破传统的有限政府体制,实现现代服务政府体制建设,为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创造宏观环境。

二、现代公共管理体制构建

随着我国不断推进机制体制改革,公共管理面临新的发展环境,促进行政管理逐渐发展成为公共管理需要充分了解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积极转变机制建设思维。行政管理工作向公共管理工作性质转变,需要机制体制内容也必须进行突破。但是这个过程中相对传统的思维观念会严重阻碍公共管理制度的确立。传统行政管理工作当中人治思想严重,更加存在“官本位”以及相关权利本文思想与行为。为此,应当逐渐取代原本那种官老爷的思想作风,不断提升公共管理服务责任意识。

2.规范与约束公共管理方式。我国建国初期到一段时间当中实施的是大包大揽的政治经济制度,行政命令式的行政管理方式已经严重不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需要。为此应当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不断弱化人之思想,形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法制化建设。通过法律规范社会经济发展中各项工作内容。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法制环境。同时,应当引导人们群众充分遵循公共管理发展规律,建立具有强力的行为规范。另外,不断创新管理策略,不断对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经验进行借鉴。

3.促进社会参与程度提升。在传统行政管理工作当中存在种种弊端与问题,其中社会参与程度相对不足是主要问题。这种参与度问题集中表现在公民在参政议政方面的热情不足,渠道建立以及表达机制不健全。政府公共决策方面存在垄断。因此应当基于上述中问题,面对新的发展环境打破政府在公共决策方面的垄断。进一步扩大社会化参与程度。首先应当增加社会参与渠道,确保社会当中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机会,并通过监理完善的群众利益传递与表达机制,促进这种参与渠道的建设。其次,还应当进一步提升公民参与民族政治的意识,形成社会民族风气。政府需要不断加强学校教育当中的公民素质。引导民众积极参政议政,激发民众参与政治讨论的热情。不断打开公共政治管理工作的透明程度,坚决打破政府决策当中的黑幕,公布政府财政预算结算,公开政策制定流程,阳光公务员录取政策及录取进程等,使整个政府管理透明化。

4.建立公共管理近期与远期目标。通过相关公共管理法律条款内容进行明确规定,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应当针对管辖内容与权限进行区分。政府要管该管的,管不了的应当放权管,通过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对相关工作进行管理。真正意义上实现政企分开与政事分开。即在不违反社会发展规则的情况下,将全责划分开,约束政治行为对事业以及非政府组织方面的干预。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命中完成主动性以及兴趣的激发。这也是确保社会公共管理活动当中相关核心力量话语权的根本保障。

5.加强现代公共管理人员培养。现代公共管理体制的构建与完善,加强现代公共管理人员培养十分重要。现代公共管理领导者在具备一般管理者领导能力的同时还要具备其他多方面能力。首先领导者要具备掌握全局能力,在公共事务管理中能够以大局为重,加强整体局势分析和管理。同时对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准确掌握,做到心中有数。在管理过程中各个部门不是单独存在的,内在有着紧密联系,因此领导者要把眼光放到外部大环境中,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为促进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同时现代公共管理人员还应用不断加强学习,不断完善自身。现代公共管理体制的健全和发展要与市场变化规律相一致,因此现代公共管理人员要对国家政策、文件、会议等内容及时掌握,应用最新理念完善管理行为,使公共管理更加科学、创新。

三、结束语

体制构建范文篇7

关键词:资本金融市场;财政;改革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财政经济运行机制,彻底解决财政体制与社会经济运行模式不相适应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经济建设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样的财政体制是科学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呢?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模式只能是公共财政。换言之,公共财政体制是以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对完善为前提,尤其需要有发育完善运作规范的资本金融市场、充分调动投资者积极性的投融资体制和顺畅的各级财政收入分配体制作保障。因此,发展完善资本金融市场,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改革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就成为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三大基础工程。

一、发展完善资本金融市场

公共财政体制下财政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宗旨没有变。公共财政,财政一般不再对竞争领域投资,这不是说财政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宗旨发生了变化。我国是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非常迫切的发展任务,发展是第一要务。因此,服务于经济建设需要仍将是财政工作的宗旨。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只是改变了政府调控经济的方式、手段和途径。这是体制转变的必然结果,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发育完善运作规范的资本金融市场是公共财政体制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公共财政的建立要有利于经济建设,至少不能妨碍经济发展。竞争领域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充足的投资是实现竞争领域繁荣发展的基本保障。在市场经济公共财政体制,竞争领域的投资资金主要通过市场渠道筹措。发育完善、运作规范的资本金融市场是竞争领域获得充足投资的基本前提。推行公共财政体制只能是在完善的资本金融市场形成之后,否则,就会出现资金融通的真空。这不仅妨碍经济发展,公共财政体制最终也无法确立。在此方面,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非常深刻。1989年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先后制定并实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和计划,改革国家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转化,缩小原有的财政范围和规模。财政不再对企业直接干预,不再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竞争领域投资。政府从传统资源配置中迅速退出,大规模地进行私有化和自由化。结果,由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尤其是资金融通的真空(在资金配置的市场化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时,国家财政就迅速地退出),最终使国家对经济失去了应有的驾驭。因财政的退出、国家投资的削减,原来的国有企业运营困难;国企私有化也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锐减。结果是经济大幅度衰退、持续的通货膨胀,还引发了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国际的教训应该吸取,国内的情况更应该重视。在发展己深入人心,各级官员深谙发展地方经济之实惠的时代大背景下,公共财政不是光靠行政命令、财经法纪的约束就能确立起来,财政改革要因势利导,率先发展好资本金融市场。

以规范为主题,加快发展资本金融市场。我国的资本金融市场出现晚,发展滞后,运行不规范,增加了资本运行的成本和风险,降低了资本运行效率,制约了资本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发展作用的发挥。深化改革的重点是要在完善、规范上作文章。完善:市场的种类要全,有形的无形的,大中小配套;软硬件系统完善,快捷的交易结算系统,迅速提供反馈国内外的即时信息;金融交易手段、资本金融产品丰富。规范:相关部门对资本金融市场的监管有力,监管制度科学,监管手段现代化,监管的执行高效化;对违规行为的预防、制止和惩戒有力;严格信息披露制度;靠科学的监管规则保障市场良好的秩序。

二、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调动各方投资积极性

发育完善运作规范的资本金融市场是市场化融资的必要前提,充分调动投资积极性的投融资体制则是形成旺盛投资的重要因素。投资体制居于整个经济体制的核心地位,直接影响着社会投资的形成。

我国当前的投融资体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改革进行了二十几年,而投融资体制却一直未被从根本上触及,成为整个改革中最滞后、最难推进的一个领域。现有的投融资体制以国有经济为主,大大限制了个体私营经济的投资积极性、妨碍了社会投资的形成,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瓶颈。在这种体制下,国有经济成了投融资活动的主角,拥有绝对的垄断优势。不管是取得银行贷款,还是上市融资,都有绝对的优先权。在投资活动中,国有经济的投资范围无所不包,投资方向没有任何限制。不仅如此,还独享某些领域或行业的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润。个体私营经济贷款难、上市难,投资方向也受到严格限制,许多领域不得进入,使得众多的企业只能在被允许的有限的行业或领域过度竞争,出现微利或亏损,打击了个体私营经济的投资积极性,影响了社会投资的形成,妨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助长了国有经济的特权思想,不利于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各方面的投资积极性。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来自对民间投资的激活,改革投融资体制就成了加快发展的突破口。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放宽对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限制,这(下转第182页)(上接第180页)是投融资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也只是一个开始,随着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国退民进,除了极少数的行业领域国有国营、国有独资,其他领域行业(包括国有控股的行业和领域)都将引入市场竞争,个体私营经济都可涉足,投资领域天地极为宽广。这一规定,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社会投资的形成扫除了体制障碍,将会极大地调动非公有制经济投资的积极性,形成社会投资的热潮,不仅促进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也会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当前突出的问题是:中央总的指导思想有了,但无明确具体可操作措施,各地还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思路,有的还在等待观望,中央的基本精神还未真正得到落实。投融资体制改革要加快进度,细化具体操作措施。在融资体制方面,要加快扭转非公有制经济贷款难、上市融资难的局面。在这方面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创新思路,以多元化方式解决。如成立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发展民营金融,取消贷款、上市的歧视,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加强民营经济间的互助合作,总之,必须创造条件从根本上解决非公有制经济融资难的问题。

三、改革各级财政间的收入分配体制,理顺分配关系

体制构建范文篇8

关键词:地方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定位;体制构建;导向转移

科技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增长极,这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建立健全高效合理的科技创新管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科技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必要条件[1]。我国当前更是把科技创新摆在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对科技创新管理体系建设加以安排部署。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中[2],就对国家科技计划体系进行了重构和明确。科技计划逐步由条块分割转为统筹规划,这标志着我国科技计划体系和科技管理模式进入了新的历史变革时期。在这一新模式下,地方政府如何准确定位自身职能,如何调整部门结构以适应当前新的发展形势,保证自身在科技管理工作中既不“失位”更不“越位”,是摆在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一、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科技管理存在的不足

(一)管理主体单一化。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科学技术资源,拥有制定科技发展战略、科技发展规划、科技发展法规政策以及科技活动投入的绝对权力”[3],这就使得政府成为科技管理的主要执行者和安排者。这一职能定位,使得政府在科技管理上享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和权限,使得管理主体单一化。政府对科学技术的管理最为直接的工具就是法律的执行、政策的制定以及行政命令等“权威”管理工具,管理往往是单向型的。单一化的管理主体和“权威”化的管理工具,使得科技事业的发展更多的掺杂着政府意志,使得政府与科技发展主体之间先天的不对等,形成了命令与服从的上下级关系,背离淹没了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消费者是市场主体,企业是生产经营主体,消费者是消费需求主体,相互影响、缺一不可。按照现行的治理理论,“国家是一切社会团体的联合体,只是分享权力的各种社会团体中的一个,不是最高的联合体[4]。”因此,政府也仅仅是公共事务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个,并不代表全部,与其它治理主体间是平等的关系。科学技术管理作为国家一项公共管理事务,治理主体也呈现多元化,既包括政府、科研单位,也包括企业、个人。当今科技发展面临不确定性和日益复杂化,更多的需要多元主体的密切协作和有效配合,决不能单单依靠政府的单一权威管理。单一权威管理会导致管理的任性和膨胀,将导致管理效率和科技发展主体创新活力的下降。(二)管理职能不合理。1.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体制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涉及科技发展的各个部门之间存在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每申报一项科技研究项目或课题,往往需要在科技局、发改委、工信委等几家部门间来回请示汇报,同质管理、交叉管理现象严重。在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部门设置存在条块分割和职能交叉等弊端,导致政府在科技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存在协调不足,不仅是部门间缺乏联动,甚至有的部门内部也存在协调联动不和谐等问题,这就使得有限的科技资源无法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由于各个部门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不同,会各自从自身职能和工作实际出发[5],各自制定发展计划和规划,直接从财政机构获得独立预算,致使科技资源出现重复配置、闲置浪费、多头运转等现象,导致有限的科技经费被多头立项、多头管理、多头截留。2.服务型政府理念的缺失当今社会普遍强调精简政府职能,特别是党的以来,政府职能改革力度更是前所未有。但受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地方各级政府对科技事业管理习惯于事无具细,具体到每一个科技项目或课题的立项[6],都由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进行设置或提出。长期受这种计划思维和"权威性"思想的影响,久而久之地方政府对科技事业管理习惯运用行政命令式管理。各级政府在进行科学技术管理中,习惯性地对科技活动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行政干预管理,将科技活动的具体领域和微观环节全部纳入到自身的“保姆式”管理范围之中。这种管理模式下,不仅效率低、收效甚微,还造成巨大浪费。科技活动应该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中,让各主体发挥自身优势作用,相互协调配合推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的过多干预、过多管理,不但没有有效地推动科技发展,还给科技活动主体不同程度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因此,要加快推动科技事业的创新发展,就必须削减政府对科技管理事业的微观管理和行政干预,树立现代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将主要精力放在诸如政策制定等宏观管理上,最大限度地弥补市场失灵弊端,为科学技术发展主体创造更多的创新发展空间,为各个科技发展主题提供更为平等自由广泛的平台。3.职能同构严重多数地方政府在科技管理方面,一味按照中央部门机构设置,未形成合理的职责任务分工,导致职能同构现象较为突出。这也使得地方政府的管理职能很大程度上都是延续国家科技部管理职能,地方优势得不到充分有效发挥,不能够很好地体现地方的特点。科技部的职责主要体现在发展战略的制定谋划、科技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科技体制和机制的建立和运行、科技经费的预算和使用管理等方面,地方科技管理部门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模式设定了职责任务。这就使得国家的战略谋划和地方的实际需求相脱节,国家层面的职责不能很好地满足地方科技发展的需求,受这一需求限制,地方的科技发展特色不能够充分展现,影响地方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导致科技资源的浪费。(三)管理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政府在概念上把政府科技管理等同于科研项目的管理,习惯性地通过科技计划项目来推动科技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长期的决策和运作过程中,很少兼顾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实际需求。科技管理部门习惯把大量的诸如课题、经费等科技资源分配给各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没有对企业和社会的需求进行深入的调研和把握,偶尔的应用研究开发也将目标定位于先进的技术指标上,导致研究成果往往与需求脱节,没有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科技产品和规模化的科技产业[7]。

二、当前形势下我国地方政府在科技管理方面的职能定位

(一)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在科技管理方面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当今时代,各个国家在科学技术创新竞争中的地位决定着各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科学技术创新已成为当前各级科技部门面临的紧迫任务。1.国际形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识。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就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创新是最大推动力[8]。近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80%以上是通过科学技术进步获得的,科学技术竞争已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受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演变为以科技创新为带动的区域间的竞争,区域性科技创新成为地区经济竞争优势的关键性因素[9]。美国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整体环境处于低谷状态,各州政府强烈意识到要增强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就必须长期投资科技。19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各州长就自发组建了“技术创新工作组”;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又相继组建了州长常设工作委员会,即州际科技委员会。自20世纪90年代幵始,州政府又达成了“联邦—州—工业的紧密联系对于长期经济发展作用是根本性的”一致观念,政府对科技活动的涉入面越来越宽广。如今,美国各州对于科学活动的参与性都大大加强,普遍设立了州的科技主管机构。同时,为了深入加强州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合作,美国政府还了“美国第三个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州”的重要报告,并在报告中指出要以州的技术合作项目为标准。随着当今科技的快速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注重与联邦政府的科学技术合作,更是提升州际之间的项目合作关系,进一步增强科技活动的竞争优势[10]。2.国内形势在2006年我国全国科技大会上就提出了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创新型国家。为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发展这一目标,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自上而下进行了深刻变革,并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为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2014年9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提出,要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构建布局合理、功能清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计划体系和管理制度。这一创新体系和管理制度,不仅注重强调整体布局,更加强调重点突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形成了聚焦资源配置、集成攻关的创新管理体制。受这一体制要求影响,必然要强化对地方的科技管理职能定位。上海浦东新区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近年来通过不断挖掘自身潜力来提高科技管理水平,已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科技自主创新道路。浦东不仅建立了完善的科技政策体系,涉及科技投融资、科技基金、科技认定、财税补贴、科技园区、科技奖励、成果转化、人才队伍、专利资助、综合政策等10多个体系,从1992年设立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到2004年设立“慧眼工程”专项资金,到2006年扶持留学生人才创业,到2009年推出企业家创新领导力发展计划专项资金,再到2012年出台知识产权资助政策和科技认定相关政策体系,可谓政策细、内容广;而且,注重科技资助体系的构建,主要包括科技奖励、科普补贴、自主创新示范区、股份制改造资助、知识产权资助、服务平台补贴、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科技专项配套、孵化器资助、市场推广、高技术服务业资助等近20个领域的资金;还通过吸引、鼓励外地研发机构向浦东聚集、开展前瞻性专利分析、引导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提升企业家创新素质、完善服务环境等政策的落实,积极推动科技发展自主创新[11]。(二)当前地方政府科技管理的职能定位。地方政府的科技管理职能着重应定位在科技政策的制定、运行秩序的维护、创新环境的培养、社会资源的整合等方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其基础性作用,政府发挥好其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加强要素间的的协作配合,努力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需求间的作用平衡,弥补市场在“失灵状态”下的资源浪费。1.把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科技活动的主体特别是投入主体是政府和企业,这就首先要求我们理清政府和企业在科技管理活动中参与的程度。现实生活中提供的科技产品,根据其适用范围可分为单纯公共领域、准公共领域和单纯私人领域科技产品[12]。纯公共领域的科技产品主要是公共投资也就是政府投资生产的,这就要求在决策上,政府要进行公共决策,接受公共监督;管理上,政府要秉持公开、公平、透明。准公共领域的科技产品,如应用研究、战略技术的研究开发主要是为了地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一般情况下是由政府投资,由于个人或企业也可以从中受益,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为了局部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参与进来共同投资,一方面享受其相应的权益,一方面也为政府分担风险,这种情况下,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调配作用,也需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不该管的事情,要坚决交给市场去完成。地方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建立制度框架和完善法律法规,来规范、引导、稳定市场发展,并通过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产品来弥补市场在“失灵状态”下的供应不足。比如,一些重大的科技项目推进,就需要政府科技部门广泛发动社会要素广泛参与,并02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加强控制。2.妥善处理管理职能的让渡地方政府科技部门应该从管理微观事务中解放出来,将部分职能和社会事务让渡给企业或社会中介组织来从事。从政治学范畴上讲,政府职能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则是统治职能,是根本;一则是管理职能,是基础[13]。让地方政府科技部门让渡的这一部分职能,只能是管理职能,且是管理职能的一部分,能够体现公共性、权威性以及整体性的职能坚决不能让渡。例如,地方科技发展战略和计划的制定,这些是法律法规明文规定必须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这部分职能就不能让渡。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今我国政府管理模式转型方向。公共需求的多少是政府服务有效性的衡量指标,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就要从纯粹的管理者,向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者的角色转变,从单纯的“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面对社会的科技需求,组织协调跨学科、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的科技合作,更加积极主动地为研究机构、大中专院校、科技企业以及社会民众等各类科技主体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服务。3.准确定位科技管理在地方政府管理职能中的地位在地方政府所有管理职能中,特别是公共管理职能中,科学技术的创新管理绝对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住建、卫生、人社等单一的行业管理,而应等同于诸如城市发展规划、社会发展改革等综合性管理。地方政府的各个职能管理部门,都必须将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作为本单位、本系统、本行业的重要职责,从行业的长期发展、服务的提档升级、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需求出发,从各个层面、各个关口、各个角度引入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理念,推动本单位、本系统、本行业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在当前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地方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理应从具体的项目、具体的论文、具体的活动中解放出来,认真调查研究符合现代市场需求的科技发展规律和发展远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4],围绕地方的特色产业和优势资源,着眼于本地方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综合运用行政、政策、奖惩、资金、设备投入等手段,引导社会各类资源特别是地区外的资源向本地区云集,向本地区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云集,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发展,进而服务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三、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科技管理职能的体制再构

(一)转变地方政府科技管理的理念。科技管理作为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管理职能,不但要具备公共管理职能的普遍适用性,也要具备基于科技管理的独特性。当前,要转变政府的科技管理理念,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转变“家长式”、“命令式”行政管理观念,取而代之的是树立“服务性”管理理念。在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往往存在“唯我独尊”的处优思想,视自身为科技管理的主导者,时常对科技工作进行总纲式、条目式、无缝隙、全方位的管控。实践证明,政府的科技管理只能是宏观上的理论指导,过多的介入不但没有弥补市场的自身缺陷,反而束缚了科学技术自身的创新发展,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由此而言,地方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应当转变观念,树立服务性理念服务科学发展,一方面要依据市场经济原则,设置地方政府相关科技管理职能,强化对科技管理的宏观调控,积极维护市场机制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积极革除一些职能部门的既得利益,努力为科技工作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为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二)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地方政府行政部门之间是平行关系,彼此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职能却是相互交叉。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机构改革的重大决定,避免了地方职能部门因为职能调整“争权夺利”的紧张关系。党的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就明确规定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为26个,新组建的科学技术部就将原来的科学技术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职责整合,“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原来政府行政部门间的交叉重叠职能得到了根本的优化[15]。”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推行,就是对各方面机构职能的优化和规范,自上而下的改革也避免了某一职能部门对职责任务的博弈或争夺,也使得改革后的政府部门职能更加有章可循、更加有法可依,这一举措也避免了某一政府部门的职能扩张,使得政府部门管理职能的重新界定以制度形式保存下来,地方政府科技管理职能的界定也不无例外。(三)实施科技管理的导向转移。政府科技管理职能构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转变导向,从传统的学术导向转向需求导向。“学术导向”是指在当前科学技术基础上,先提出科学和技术进步的目标,然后通过科技计划项目加以实现。待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之后,再将这一科学技术成果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即科技成果转化。“需求导向”是指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高速度发展,对科学技术提出现实需求,相关部门按照这一需求,配置科学技术资源,安排科技计划和项目,以市场和社会实际需求引导推动科技研发活动。“需求导向”是科技管理思路的重大转变。以“需求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科技管理,不仅要遵循科学技术发展自身规律,又要符合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必须找准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点,把“需求导向”的理念贯穿科技管理的各个环节,充分做好需求调研、需求分析和技术选择,统筹各方面的科技力量,推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16]。(四)突出地方特色。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具有普遍性,但不完全适应地方科技发展。地方政府在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时,无论在目标制定、项目规划、重点课题还是资源配置上,都要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适应,依据当地的优势科技资源,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措施。例如,新乡市通过建设企业研发中心、推进产业集群发展的方式走出了一条适合当地科技发展的新路子。一者不断加大科研投入。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新乡的科技投入占GDP的1.19%,在河南18个地区中位于第2位;2012年科研经费投入30.77亿元,仅次于郑州、洛阳,位居全省第3位。二者不断加强多层次科技研发中心建设。新乡以构建企业研发中心、创新服务体系为重点,先后创建各类企业技术研发中心312家,其中部级23家,省级106家,市级183家。再者注重产业集群发展。新乡积极推动制冷、医疗器械、起重、电池、汽车及零部件等10余个产业集群发展,建立了产业集聚区,特别是制冷、起重、电池产业达到国内领先行列。2013年,该市27个产业集聚区累计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26.4亿元,占该市规模以上工业的78.5%,增速比该市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高3.8个百分点[17]。地方的科技发展规划,不是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地方化,而应是满足地方需求的特色战略规划,是能够激励科技创新主体积极参与创新活动、全面发挥科技资源效能的法规和政策规定[18]。(五)建立专门的管理服务机构。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发展,地方政府不仅要在硬件设施上建立健全服务当地科技发展的专门机构和窗口,还要在软实力上完善人的因素。例如,深圳在科技管理方面除了重视知识产权、创新平台建设、创新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建设之外,还高度重视实施人才战略。该市通过采取高薪引进、福利性住房、优先解决户口、家属子女随迁等多项优惠措施来吸引和留住人才,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高层次专业队伍人才建设的意见》《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实施人才安居工程的决定》《关于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孔雀计划”的意见》《关于完善人才住房制度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大批优秀人才。同时还通过校园招聘、人才引进、创新创业、劳务派遣等多种方式引进人才,为未来深圳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19]。而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对基层的科技管理不够重视,科技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科技能力相对落后于经济发展,不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导致高科技、高素质人才大量流失。因此,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在内部科室、部门的设置上,不能够只讲究与中央和省级部门的对等,而应当与当地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相适应,突出地方特色,以方便和推动当地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为根本方向。科技管理部门领导班子以及重点科室、部门负责人的配置,也不能够按照以往的经验,安排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或研究人员担当,而应当是熟悉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魄力、有经验、有能力的政治家来担当,既能够从宏观角度把握当地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又能够从微观角度推动具体科研项目、重点实验在当地落地生根。

四、结语

体制构建范文篇9

一、当前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支农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金融机构直接承担部分财政支农职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金融职能相互交织,财政支配金融,金融充当“第二财政”,扮演着财政的出纳角色。近年来,随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基本构建起了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部分商业银行承担的财政性职能相应移交给了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演变成沟通财政与金融支农合作的主要桥梁。以广饶县为例,该县1994年设立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除保留小额农户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政策性业务,原承担的粮棉油贷款购销等政策性贷款业务均划转至农发行。支农再贷款?

(二)财政部门透过对相关“三农”经济主体的贷款贴息。为促进“三农”经济发展,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的幅射带动能力,财政部门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小额扶贫贷款等提供了部分利息补贴,以减轻农业企业财务负担,促进了金融部门对农业贷款投放的刺激性。据调查,2000年以来,东营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2003年,广饶县委、县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县财政每年拿出3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用于支持重点龙头企业。

(三)财政部门出台鼓励金融支农有关优惠政策。为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财政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出台了减免三年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承诺分红补贴等优惠政策。据调查,东营市政府为促进县区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利津、垦利两县农村信用社的股东承诺,如信用社2年内达不到分红比例,市财政将予股东补贴;并在政府权限范围内,尽量减免农村信用社在抵债资产接收和处置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税费。全市涉农资金和业务全部交由农村信用社办理,所有农口部门在农村信用社开设基本账户,各级预算外资金按一定比例存放农村信用社,乡镇的国库、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种行政收费由农村信用社,县、乡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由农村信用社,县级财政集中支付中心设在农村信用社。研究制定了做好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清收盘活工作的具体意见。对过去行政干预的贷款和协调农村信用社购买的企业债券、各级各部门在农村信用社的行政性贷款,由县、乡政府负责限期收回;对公职人员的贷款,采取纪律和行政的手段收回;采取以优质资产置换、整体“打包”等多种方式,帮助清收不良贷款。

(四)人民银行助推,政府部门主导,积极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2005年初,周小川行长多次在重要场合论述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面对金融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各级人民银行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意义,取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据调查,2005年,广饶县委、县政府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分管县任组长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县委、县政府的考核,加大了督查力度。开展了“金融生态示范县”创建活动,出台了《创建“金融生态示范县”建设的实施意见》,研究设计了“建设金融生态示范县”的具体指标体系,制定了《“金融生态示范县”评价标准》,形成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规范化机制。截至2005年底,全县已命名“文明信用乡镇”21个,“文明信用村”684个,“文明信用企业”61个,“文明信用户”9.9户,“文明信用工商户”2333个,2006年力争全市60%以上的村镇、农户达到文明信用标准。

二、当前合作方式中的不足

2003年以来,广饶县向“三农”累计投入财政资金69亿元,投入信贷资金85亿元。财政投入和信贷投入的不断扩大,有力的促进了该县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强了农民收入。目前广饶县已形成以凯银集团、驰中集团、华誉集团为首的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据统计,2005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820元,同比增长14.7%。2001年-2005年,广饶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0.1%。收入结构中,纯粹来自农林牧渔的增幅仅为5.93%,非农产业纯收入增幅高达92.45%。(一)财政金融支持重点“不到位”与“越位”并存。近年来,为发展农村经济,地方财政不断扩大了支农资金投入,市本级财政支农支出以20%的速度递增。据调查,近四年来,我市投向“三农”的资金达50.7亿元,2003年市级财政用于扶持“三农”的资金3.8亿元,2004年达到了4.6亿元,分别占这两个年度市级财政支出的28.4%和29.6%。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在制度安排上一直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改变,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应由财政供给经费的公共产品,财政投入的力度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农村的基础设施、供水设施及环境治理等社会公益性的投入相对较少。调查中,我们设计的“当前财政和金融对当地经济的支持哪个更大一些”中,有7/8回答金融支持力度更大。

(二)支农项目治理部门庞杂,投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由于各部门职责定位不清,没能有效地建立起责、权、利相匹配的财政支农激励和约束机制。既有争项目、争资金形成的投资越位现象,也存在互相推诿导致的投资额缺位现象。因此,项目和资金多头治理,留下不少弊端:一方面,由于支农项目涉及的部门众多,部分项目交叉,有些地方出现同一类型支农项目存在多个部门重复立项、实施的情况。

(三)财权与事权分离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乡镇、村委成为财务空壳,不能成为有效承贷载体。城乡财税体制改革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但另一方面,资金链条长,治理困难。目前财政支农资金治理采取的是分级配套、层层下达、项目单位具体实施的做法,有些专项资金从上级财政下拨到实际使用,经过多个环节。资金在途时间长,影响了资金的及时到位,又增加了资金治理成本。一个项目,分级配套,每个级次都要考察论证,都要进行检查验收,需要大量的治理费用。县级财政配套能力弱。停收乡村公益事业金,使农民人均每年减少税赋100多元。2004年降低农业税率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减负58元,今年全部取消农业税及附加,由此所减少的乡镇及村级收入全部由市财政转移支付。

(四)财政补贴在流通领域消耗太多,轻生产领域。农发行贷款目前还仅局限在粮棉流通领域,虽然对解决农民“卖粮难”、“卖棉难”问题,稳定粮棉价格,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国家的补贴基本在流通领域消耗,因此农民直接受益有限。

(五)政策性与商业性关系模糊。政策性与商业性并存是当前信用社经营中的基本格局,也是改革的基本矛盾。信用社肩负金融支持“三农”的职责,这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另一方面,信用社又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商业企业。并且,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展,商业性业务的比重日益上升。由于当前信用社存在强烈的政策性,以至于它还不可能摆脱行政桎梏而真正成为产权清楚、政企分开、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金融企业。

(六)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供给范围“越位”与“缺位”并存。财政支农治理的领域和事务不能随农村城市化的加快而及时调整,造成很多部门和单位仍在占用财政支农资金,而应由财政资金供给的领域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广饶县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三产”的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县级农业服务机构仍然过多,职能没有进行较大调整,是财政资金供给范围过宽的主要原因。如:农口设有畜牧、农业、水产、农机等几个服务中心,各中心仍然是全套配置,各中心资源分散,不能整合,存在浪费现象。如:2002年财政安排几个中心事业发展经费各100万元,从财政检查的情况看,各中心事业发展的效果不明显。

三、政策建议

一方面,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另一方面,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分析表明,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谢平,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

第一,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一是通过农村公共财政直接投资以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提高农村的技术水平和对一些经济行为给予补助。二是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目前我国长期存在的只有城市干部职工才能享受社会保障的状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包括居民生活补助和救助、基础的生产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支出,还包括对农户个体生产及合作组织的补助。

第二,把财政和金融资源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提高融资效率。财政和金融两者相互补充、支持、促进,形成合力,就可以产生明显的放大作用,极大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通过财政直拨或其他渠道下拨的支农资金千头万绪,开行要通过市场建设和融资推动的方法加以整合,改变长期以来支农资金使用分散、效率低下的局面,确保资金安全运行。资金一旦整合,就能发挥集合效应,提高支农效果,产生“一个平台、一个信用、一个账户”多种功能的贷款模式。即通过融资平台账户治理、整合各级政府的支农资金、发放贷款、回收本息,形成统一高效的信用支持和治理模式。目前大部分县域,非凡是贫困县机动财力很少,自身活力相当脆弱,开行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尽快打开工作局面。

体制构建范文篇10

关键词:政府社会诚信体系构建作用

王良在其主编的《社会诚信论》中提出社会诚信体系可分为个人诚信体系、企业诚信体系和政府诚信体系,并指出政府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的作用为:“政府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自身的诚信建设则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或者说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首要前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极为关键,它不仅影响着本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际认知度,为此,现阶段构建更为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义是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诚信不仅是和谐社会的本义所在,而且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等密切相关。没有诚信,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无法实现。首先,社会主义诚信体系构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以道德为支撑的信用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客观上对我国社会诚信水平的要求也越高。诚信缺失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其次,社会主义诚信体系构建是建立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必要条件。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石。要在全社会进行广泛的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是建构一个促进道德体系建设的社会诚信体系,即借助完善的诚信体系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同时通过他律的控制层和自律的屏障层共同促进社会道德的健全完善。

再次,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形成公平、公正的社会氛围,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形成一种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有利于我国民主法制的健全完善,为社会秩序的规范、民主政治的建设作坚实的铺垫。由此可见,社会诚信体系的建构是解决社会诚信问题及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二、政府在社会诚信体系建构中的职能定位

社会诚信体系构建既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结合世界各国政府职能改革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政府必须在社会综合发展方面发挥必要的干预和促进作用。根据我国建构社会诚信体系的紧迫性和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政府在社会诚信体系建构中应发挥以下职能:

1、健全有效的宏观调控职能。我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社会诚信体系的建构很容易形成一哄而上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就应该从宏观上进行调控,主要应该从法律制度上规范我国目前在建构社会诚信体系方面的窘境。“上海在1999年8月在全国率先进行了个人诚信的试点以来,接着深圳、温州等城市也进行了社会信用建设,但至今我国仍没一部全国统一的规范诚信方面的专门法,如《公平信用报告法》、《企业信用管理法》、《个人信用管理法》、《公平使用信息法》和建构社会诚信体系方面的制度框架,致使我国各地在建构方面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的尴尬现象。所以我国政府在今后的社会诚信体系建构中应尽快制定宏观的发展计划和全国统一的诚信法规,以引领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少走弯路,朝着预定的目标稳步前进。

2、提供完善的协调服务职能。为社会诚信体系建构提供服务应是我国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首先政府应加强服务于诚信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社会诚信体系得以存在、运作的根本前提和物质保障。包括建立统一的征信、评级和服务标准;集中力量打造不同层次的信息服务平台;大力推动诚信管理教育,培养诚信服务专门人才。其次,为中介机构及信用服务企业提供协调服务,创设供其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同时因为个人信息大都分布在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他们代表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因此,不同部门的利益需要政府去协调。最后,政府应加强诚信环境建设,加强诚信宣传和教育,逐步增强全社会懂信用、守信用、用信用的观念和意识,让“诚信守信”成为全体公民的基本行为规则。

3、发挥应有的监督管理职能。监管职能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对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起着保障作用。监管职能的缺失将会使社会诚信体系的建构前功尽弃。不管社会诚信法律制度多么健全,如果得不到执行或执行不到位,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规范和有序需要政府部门加强领导和监管,尽快形成行政性惩戒机制,政府各个监管部门要采取记录、警告、处罚、取消市场准人、直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等多种监管手段,切实保障社会诚信体系的有效运行,目的是在全社会形成健全的市场和社会监管机制,为最终建立一个以市场规则为基础,制度健全,手段完备,管理有序的社会诚信体系作好铺垫。

三、政府在杜会诚信体系构建中的作用方式

如前所述,我国诚信体系的构建离不开政府在其中发挥正确的职能作用。政府在其中正确作用的发挥将有利于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尽早地建立和完善,从而一个和谐诚信的社会才能最终形成。为此,政府可尝试以下方式:

1、完善制度,健全法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首先是政府应努力酿造一个有利于诚信体系形成的制度环境。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中国在进入21世纪由开创“经济建设时代”的第一次转型走向开创“制度建设时代”的第二次转型[’〕。我国目前由于诚信制度的缺失,我国社会已形成严重的诚信危机,不仅破坏了经济秩序,也给社会造成了很多不稳定因素。人终究是环境的产物。因此,诚实守信的重建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个人的道德自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制度、机制和环境的强有力的保障。我国政府在保障诚信体系的制

度建设中至少应该在以下制度建设中发挥有效作用:第一,规范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形成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第二,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信用管理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各项制度还不完善,政府应该尽早成立一个全国范围的信用管理部门,制定符合市场需要的征信制度、信用评估制度以及失信惩罚制度等,以规范各地方政府的诚信体系建设。另外,对民间的行业信用管理也应该以制度加以规范。第三,正确进行政府职能转换,规范行政管理制度。只有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社会诚信才能最终深人到每个人的心中,也就是回归到个人的道德自律。

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制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必然需要法律规范保障其切实可行。我国政府在诚信建设过程中应该尽快起草信用法规和行业信用规范,使我国的社会诚信体系有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来支撑,这样就能有效地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和信用服务行业进行规范管理,使信用管理和服务有法可依。

2、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中个人诚信是基础,企业诚信是重点,政府诚信才是关键闭。在社会转型的当代市场经济时代,在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中,政府诚信的建设意义非常大b政府本身所担负的引导、监督、管理社会信用的职责,决定了它是基本社会信用制度建立和维护的主体。作为社会规则的主要制订者和监督管理者,作为诚信环境最重要的建设和保障力量,政府的许多行为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引导作用。因此,建立和健全社会诚信体系,首先要从政府做起,行政诚信原则的具体内容应包括行政立法中的诚信原则和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诚信原则阁。政府要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真正起到引导和示范作用,必须要做到:第一,切实转变自己的职能做好职能定位。第二,政府摹用法律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现代社会的信任模式已由传统的人格信任转为现在的制度信任模式,人们更相信制度的规范作用。我国政府也应该用法律制度对政府的行政行为进行规范,使政府的管理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第三,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公共信息信誉与维护公民知情权的高度统一,是提高政府诚信的要件之一,“政府如果想取信于公众,取悦于民,最省事、最少耗费的途径就是开放政府信息,开放公众参与政府政策制定过程渠道。”

3、监管保障,协调共进。社会诚信体系的法律制度无论多么完善,如果缺少了监督管理,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国在社会诚信体系建构之初,必然少不了政府对各种信用制度的监督管理。

首先是成立全国统一的信用行业管理部门对全国的信用建设进行统一管理;其次是监督保障在诚信过程中,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由于我国诚信系统在个人信息保密法上还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因此,在诚信途径、诚信信息的公开上容易出现违规操作,甚至出现损害诚信者利益的行为,政府在此过程中要监督诚信及公开信息严格按程序进行,切实使隐私权在内的公民的人权得到保障;最后,政府要参与失信惩戒机制的建设与监管,政府应设专门机构监督失信惩戒机制的执行,这样才能使社会诚信的刚性制度保障真正落实,也才能真正达到用社会诚信体系规范人们行为的目标。

4、以人为本,重在教育。著名学者茅于轼说:“道德比法律更重要,最明显的原因是道德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而法律则很少介入到生活中来。道德是一种鼓励人们向上的积极力量,他促使人们去关心别人;而法律则是对侵犯别人利益行为的消极制裁。茅先生的话不是在否定法律的作用,而是在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在全社会开展诚信道德教育非常必要,政府应在公民的道德教育中起引导、设计规划作用。

首先,加强诚信的舆论宣传教育作用。通过诚信教育把现代诚信刚性的制度转化为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达到法律所无法企及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