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机制范文10篇

体制机制范文篇1

1自觉肩负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的历史使命

统筹城乡发展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核心是破解“三农”问题。从我区农村发展的实践看，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比较突出，农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农村环境还没有完全达到宜居标准，农民就业增收渠道较为单一，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还没有彻底改变。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对于抢抓××新区开发开放历史性机遇，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现代化建设、实现××率先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是全面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城乡一体化就是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平等、产业发展上互补、国民待遇上一致，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过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目的就是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发展的根本途径。所以，通过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破解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难点难题，进一步挖掘农村发展的巨大潜力，进一步释放农村发展的巨大能量，对于全面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是适应××新区开发开放战略的需要。××新区的开发开放是国家统筹发展战略的重要布局，服务××新区发展、支持××新区建设既是我们的重大责任，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从我区实际看，城市基础设施还不是很健全，城市功能还不是很完善，发展空间受到制约，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生产要素的聚集和区域资源的整合，不利于我区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利于抢抓××新区开发开放的历史性机遇。因此，加快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把城乡资源、基础条件和产业发展紧密聚合起来，建立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有效机制，为××新区开发开放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优质的城市功能服务、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为××新区开发开放提供有力的支持。

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是实现××区率先发展战略的需要。坚持富民强区、实现率先发展是我们按照中央和市委的要求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的奋斗目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是××率先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支撑，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就是顺应全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实际步骤，必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有力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农民生活富裕、农村社会稳定，为实现××率先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2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改革创新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的关键。按照《××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要求，先行先试一些重大改革措施，为我们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改革创新，破除体制机制束缚，用新的机制调整城乡关系，用新的机制整合城乡资源，用新的机制保障城乡发展，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努力实现农村经济的新腾飞、农民生活的新改善、农村发展的新跨越。

第一，创新土地管理机制，着力实现节约集约发展。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必须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从目前土地管理的现状看，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与土地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土地利用率低、资源浪费的现象比较严重，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等问题还没有彻底根治，管理不到位等现象时有发生，所以，要坚持走节约集约发展的路子，合理配置城乡土地资源，构建土地管理新机制，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载体支撑。一要健全和完善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积极开展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扩大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试点工作，改革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制度，实行土地征收和农用地转用相分离的试验，凡是符合××市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区域，特别是××新区范围内的区域，均可纳入征转分离的范围，积极进行试验。二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三要运用市场机制，采取多种方式盘活土地资源。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建立多元投资机制，探索委托整理等方式，引入社会资金，把城市资源全方位推向市场，使沉淀的资产变为城市建设资本，突破建设资金瓶颈。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四要探索适应××新区多种征地安置模式。要将保障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和“长远生计有保障”作为征地补偿安置的重要原则，把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纳入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积极开展留地安置、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等多种征地安置模式，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害。

第二，创新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壮大村级经济实力。繁荣农村经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村级经济实力的强弱，事关广大农民的福祉，事关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因此，必须把创新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壮大村级经济实力放在突出位置。一要发挥优势，进一步挖掘农村经济发展潜力。要发挥村域农业资源优势，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以农业为主的村，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大力开发以花卉、观赏鱼等为重点的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通过龙头企业的强力带动，努力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农业、效益农业、观光休闲农业，推动农业从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转变，全面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二要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激发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要坚持“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基本方向，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要结合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紧紧抓住清产核资、股权设置、股东界定、章程制定、组织机构等改革的主要环节，依照法律程序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等新的经济实体。要强化经营管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机构，实行民主管理、科学决策，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运行机制，着力打造百亿集团、百年企业，真正发挥集体经济在农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三要强化政策引导，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加大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支持个体私营企业收购、兼并或参股国有、集体企业，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向主导产业集聚，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有利条件。加大对集体经济薄弱村的扶持力度，在发展资源、发展资金、发展政策上向集体经济薄弱村倾斜，做到“输血”与“造血”同步，逐步增强集体经济薄弱村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村级经济实力的整体提高，努力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四要搭建融资平台，充分发挥金融在现代农村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支持各类金融机构扩大信贷规模，优化信贷结构，把更多的金融资金投放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上，投放到优势资源开发上，投放到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满足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发展的需要。要推进金融创新，组建融资平台，整合社会资金和国有资金，进行多样化重组，加大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要进一步放大优势资源，盘活现有资产，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金融体系，为实现率先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第三，创新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积极适应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区的开发开放，不仅带动了我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加速了以城中村改造、宅基地换房和依托大项目有序撤村为主要途径的城市化建设步伐，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和社区。到2010年，我区60%的村将实现撤村建居，城市化率要达到80%。目前，华明新市镇基本建设完成，12个村4.5万农民已陆续迁入，军粮城新市镇、金钟新市镇、新立新市镇也已制定并实施规划建设。随着更多农村人口集中生态宜居的新市镇，撤村建居后的户籍管理、计划生育、环境卫生等问题需要明确责任单位，因此，必须对原有的农村基层组织行政管理职能进行调整，主动适应农村发展的新形势，实现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向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转变，确保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不受损失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一是成立社区事务管理组织。二是建立完善居民自治机制。三是积极稳妥地调整基层组织职能。四是积极推进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要坚持以人为本、完善配套、稳步推进的原则，统筹考虑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人民群众的可承受程度，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要在整体撤村村统一实行农转非，进一步简化户口办理程序。要加强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衔接，结合实际制定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保持计划生育政策的连续性。

第四，创新农民就业增收和家庭财产持续增长机制，显著改善民计民生。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意愿，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借势××新区开发开放，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就是要顺应广大农民过上美好生活新期待，采取更直接、更明确、更得力的强农惠农措施，努力拓宽增收渠道，千方百计增加收入，积极打造拥有薪金、股金、租金、保障金的“四金”农民，建立健全农民就业增收和家庭财产持续增长机制，让广大农民在更深程度、更大范围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一是完善就业增收长效机制。就业是民生之本，工资性收入是一般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区部分村面临整体撤村和企业拆迁，如果这些被征地农民得不到就业安置，他们的生活将难以提高，将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建立促进农民就业的长效机制，完善各项就业政策，创造公益性岗位，发展多种经营，拓宽农民非农就业渠道，鼓励农民积极创办工商企业，形成政府管、企业帮、自己创的就业机制。充分利用空港物流加工区、泰达西区、冶金工业区等坐落我区的优势，与企业建立就业联盟，紧盯项目，及时跟进，根据用工需求，输送合格员工。做好对农民的培训，发挥××就业培训基地的作用，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新增劳动力、被征地农民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增加农民的“薪金”收入。二是完善家庭财产持续增长机制。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针对××区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商业物流发展迅速、物业需求量大的特点，鼓励支持农村发展物业经济，通过兴建标准厂房、蓝领公寓、酒店会馆等形式，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及企业，以增加财产性“租金”收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支持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让农民从土地的保值增值中获得更多收益，增加财产性“股金”收入。要逐步建立农村金融机构，拓宽投融资渠道，盘活闲散资金，将财产变成资本，投入到生产中去，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三是完善社会保障稳步提高机制。社会保障水平体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实现群众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个结合点。因此，我们既要注重完善保障体系，解决好群众的现实利益，又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保障标准，使群众的长远利益得到保障，积极打造“保障金”农民。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生活保障水平。要建立分层合理的政府补贴机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大幅度提高农村低保、新型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的标准，加大社会救助工作力度，努力实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3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推进新的伟大实践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搞好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建设更加繁荣富裕和谐的新农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一项新的伟大实践。30年的改革开放告诉我们：只有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才能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

第一，要激励群众创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推进改革创新的基础。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必须坚持紧紧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要善于把一般规律与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创新思路分析新情况，创新办法破解新问题，走出一条富有时代特征、××特点的创新创业新路子。要及时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不断形成规律性的科学认识，为农村综合配套改革这一新的实践提供生动的理性升华。

第二，要保障群众创新。群众创造性的发挥，既有赖于人的主观因素，又与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就是要为群众创造提供政策和服务的良好环境。各级党委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在全社会形成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良好局面。各级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优化服务，为农村改革提供一流的政策引导和保障，把重视创新、引导创新的各项举措真正落到实处。各相关部门要竭诚为农村改革服务，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对政策运转不畅时要及时“疏通”，基层和群众遇到困难时要积极“沟通”，对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要从实际出发大胆“变通”。要强化民主法制意识，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构建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高效廉洁的政府运行机制，激发和引导社会各层面创新创业的热情，为广大群众的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营造良好的环境。

体制机制范文篇2

关键词：财政税收体制；监督机制模式；优化措施

一、导言

现阶段，在财政税收进行创新改革的整个过程，我们要通过对于财政税收工作体制中的监督机制进行优化，从而在财政税收工作进行综合的公共财政管理。同时为能够创造更好的财政税收创新改革的良好环境，需要把财政税收工作与监督机制模式相互结合，共同运行，从而提升整个税收管理工作有效性的水平，创造更为优良的环境。此外，在进行相关税收体制监督机制工作中，需要优化不良规范行为，对于优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应的约束及规范，保证整个过程能够更好的进行，从而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二、国外财政税收监督管理的模式

现阶段，国外的财政税收工作体制中，其监督机制发展相对较早。通过多年发展与运作其管理体系比较健全和完善，可以借鉴的工作经验也比较多，其主要成效较为显著，因此，相关政府部门要积极主动推进相关税收监督管理机制的发展与优化，还可借鉴国外先进的税收工作机制。同时我们还可以采取相应的优化措施，在财政税收体制中的监督机制工作中为其创造更好的发展平台，及提升控制，使其能够科学有效的促进我国税收管理机制的整体发展。从而研究出更为科学的监督机制，推动我国财政税收工作的正常运转。国外相关部门，在其财政税收工作中实施监督机制管理工作时，其主要从内部管理部门入手，保证其能够全面化的实现管理工作。同时建立税收监督管理机制，为其相应的管理工作提供依据。此外，财政税收工作体制中的监督机制控制途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与企业内部的管理工作相联系。因此这就使得相关部门在其监督管理过程中能够更好的优化和创新相关工作。我们需要从监督管理职能分析对于财政税收工作体制全方面的监督工作，需要对其进行整体细致的研究和探讨。因此，我们通过阐述财政税收体制中监督机制工作的发展现状，从而实现优化和发展的主要目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税收相关监督机制的整体工作质量和效率。以上通过对财政税收工作体制中监督机制的分析，可以从多个角度实现税收监督机制模式的不断创新，及提高税收监督管理机制水平。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将其能够与各项监督机制工作有效结合。所以，使得税收监督管理工作的环境和分为能够更为全面和科学的进行发展。除此之外，我国财政税收监督管理机制工作中，其包含公共会计、财政监督的管理模式和监督工作者等方便进行工作的开展。所以，这就促进了财政税收各个部门的监督管理机制，能够更为充分的实现了其整个工作的创新及优化目标。不但更为有效和规范性的推进了相应的监督机制工作的实施，还在很大程度上为财政税收机制中综合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提供了更好的工作基础。

三、我国财政税收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重形式，轻本质。就当前我国财政税收工作体制中的监督工作，其普遍存在重形式轻本质的不良现象。主要是依照领导的相关要求对其进行相应的工作，并没有结合工作实际情况和相关规定进行形影的监督机制管理，过于形式化，并没能发挥正常的工作效果与功能。该不良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有关人员没能认识和了解其对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同时因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迅速，因此使得该现象出现更为不良的状况，所以，为了提升有关财政税收人员的重视度，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制度，从而优化财政税收监督管理机制，为其提供全面发展提供有利保证。（二）监督制度需要完善，行使能力需要加强。监督管理机制的转换，是我国相关部门很常见的工作方式之一。该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其常会对税收体制中的监督机制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除了以上这些问题，当前我国部分地区财政税收相关部门，并没有加强财政税收机制中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有关人员很难明确认识到工作自身的主要任务和职责。对整个财政税收监督工作的实施造成可一定的影响。从整个工作角度来说，还需完善监督制度，加强其职能的行使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很好的推动我国财政税收机制工作的正常开展。（三）工作人员对于税收工作执行力有待提高。就部分企业财务现状来说，相关工作人员其执行力一般是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先，从有关管理工作者角度来说，相关管理工作者对员工管理不是很到位，并没有全面落实选拔工作，在整个员工管理工作中，没能站在员工们的心理角度去考虑，不能更好的满足大部分员工的实际需求，缺乏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其次，是针对员工自身，很多员工由于工作能力受限影响工作的发展，部分企业对财务相关部门管理的整体意识不高，致使企业内部的整体财政部门员工权利受限，没能达到预期的工作效果，直接影响了整个企业内部监督管理机制工作的实施，从而造成企业整体经济效率过低。

四、财政税收监督管理机制模式的控制措施

（一）提高监督层次的管理。财政税收机制管理中监督机制管理层次的不断提高，一般是由立法层次进行不断提升。我们可通过有关税收管理部门建立的法律法规，建设立法性的管理工作，改善财政税收机制中监督管理外部环境。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具体实施：在财政税收进行立法管理中，可通过企业内部监督管理机制进行，可以满足各个财政预算工作，为了能够符合资源的整体配置和管理需求；同时在立法管理中还需要积极进行企业内外监督机制管理的结合，落实监督工作实效性。在整个税收工作优化的过程中，加强其与区域政府的大力合作，提升监督价值管理工作的执行力度。（二）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构建法律方面的支撑。依照国外发展经验，财政税收监督机制管理过程中，完善相关法律使其正常发挥的主要关键技术之一，我国需要吸取国外相关税收管理机制的经验，将我国税收监督管理结构进行法律形式的优化，例如，在我国商业法律和民用法律中我们可以对监督管理工作进行规定，需要政府部门能够重视税收监督管理工作，并创新管理机制，提升内部工作者的执行能力，调动所有力量并形成社会舆论，从而促使相关机构不断加强财政税收监督机制管理工作的完善与优化。（三）加深财政税收的内外监督程度，明确财政税收监督机制各个主体的职责。对于有关财政部门内部监督管理工作来说，我们首先需要掌握和了解财政机构内部监督作为实现企业规范化的开始。内部监督工作主要是针对相关工作人员所进行的一项管理工作，对财务工作者工作中所出现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不良行为进行监督和打击，并制定相应的制度规范对财务人员进行约束和管理，提升其工作的整体效率。而企业外部监督管理工作同样重要，其能够满足企业各项监督机制管理工作中的需求，还能够不断创新和改革财务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对于当前财政税收监督机制管理工作，其需要有关政府部门大力支持和协助。政府作为立法实施的主要部门，其对税收进行相应的监督管理时，还可借助有关权利应用科学监管的方式，不但能够提升企业工作效率，还能满足相应的管理要求。此外在财政税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应用的过程中，为了创造更好的监督管理环境，在日常的税收工作划分中，我们要明确其职责，创新和优化各部门管理模式，有效提升税收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的基本效率。还可以对有关税收体制进行多方面制约和管理，不但能够提升税收监督公揍的整体水平，还能巩固在很大范围上，推动我国税收监督机制工作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四）做好宣传工作，提升相关财务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关财政税收部门其指定的条例规范等方面的制度一般是依靠先关财政人员进行的操作，所以税收执行工作者素质的整体水平关系到相关制度的执行力度。想要不断提升工作效率，要不断的强化工作者的整体素质与专业技能的掌握度。制定相应的专业知识培训，并做好宣传工作，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统一培训，掌握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为税收监督管理工作的执行打下一定的基础。并提升相关工作人员思想认知能力，可通过专业知识的培训改善相关人员整体素质及专业技能的提升。

五、结论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财政税收监督机制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监督机制管理工作具体的应用效果与税收工作特点有着一定的联系，需要对其整个监督工作不断的进行优化，高度重视相关条例规定所起到的作用，并加强工作者的自身道德思想，提升企业内外部门的共同监督管理水平，确保财政税收监督机制工作能够符合我国经济市场发展的基本需求，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利保证。

参考文献：

[1]齐红红.财政税收体制监督机制模式建构及优化分析[J].时代金融，2017（14）：39.

[2]林素芬.关于财政税收体制监督机制优化研究[J].低碳世界，2017（15）：255-256.

[3]孙涛.财政税收体制监督机制优化初探[J].天津经济，2017（09）：46-48.

体制机制范文篇3

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体制机制的不断改革创新，才凸显无穷活力。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没有发展活力就没有凝聚力和竞争力，就没有“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委书记刘宏建强调“推进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增强发展活力”，切实击中了南充发展的要害。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关键。南充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目前差距还不小，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赶不上别人，而是我们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太深，思想观念不够开放。浙江海宁县无任何皮草资源，却能“无中生有”发展成世界最大的皮草、皮革交易中心，这是因为人家以开放、开明的姿态吸引了众多商家前去投资。正是因为没有等、靠、要，没有小富即安、小成则满，没有怕字当头、不敢突破束缚的畏难心理，所以海宁成功。反躬自省，南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之路走得太艰难，仅北湖破墙，就引来了无数分歧、矛盾、顾虑、疑问，以致破一堵“观念之墙”就耗去3个多月时间，个中“观念障碍”发人深思。因此，南充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必须扫除思想观念上的障碍，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

行政管理体制要改革出新。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这几年，南充政务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规范化、服务型、高效率政府建设”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政务中心建设“姗姗来迟”。统计显示，今年1至10月，有5个部门仅办理了3件业务，这说明职能部门的服务存在问题。所以，各级各部门必须加大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力度，精简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同时，要理顺市与县（市、区）的关系，按照“依法合规、责权统一、扩权放活、富民强县”的原则，赋予县（市、区）更大的发展自主权，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

责任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要进一步完善。无规矩不成方圆。强化制度建设，实际上是增强执行力的具体体现。因此，要逐级明确工作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责任体系，形成说了就算、定了就干、干就干好的良好风气。同时，坚持用市场经济的理念思考问题、研究工作，严格按市场规律办事，从机制上不断增强南充经济发展的活力。

体制机制范文篇4

着力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推进大桥经济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紧紧抓住大桥经济和加速融入长三角大都市经济圈的发展新机遇，深入贯彻实施市委“六六决策”、“全面跨越”等重大战略部署，着眼长远、适度超前，突破几个主要的体制性矛盾障碍，加快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着力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发展民营经济，加快推进公共事业体制改革，进一步改善投资发展环境，创新推进大桥经济发展的政策机制，为实现大桥经济时代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推进群众创业创新的原则。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把群众和基层的创业创新作为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的原动力。始终坚持“允许试、允许闯”，积极鼓励探索创新。始终坚持及时总结推广人民群众的改革创新经验，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创新方向，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创新，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依靠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依靠社会领域体制改革创新，建立完善教科文卫事业发展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坚持统筹兼顾原则。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考虑改革创新的力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把握好节奏。注重兼顾多方利益，立足于多方共赢，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注重改革创新的综合配套，加快非经济领域创新，提高体制机制创新的协调性。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以更高层次开放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创新。加强体制机制创新的统筹协调和总体指导工作。

（三）主要战略任务

--进一步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着力改善投资环境。随着大陆联岛工程的即将建成，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将彻底打开，同时大陆引水二期工程、**与大陆电力联网工程也即将实施，**投资硬环境将得到根本性改善，必将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大企业抢滩**。与此相比，要改善**投资软环境却是任重道远，可以预见，进入大桥经济时代，投资软环境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新的瓶颈。而要改善**投资软环境，即要在提高政府管理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工作人员素质上下功夫，从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业务水平、行为习惯等各方面都实现质的提升；更要在体制机制创新上作文章，通过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和创新政府运行机制来实现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从而改善投资软环境的目标。

--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切实优化生产力布局。**作为海岛城市，生产要素资源十分稀缺。全市陆域面积1400平方公里，不及大陆一个县。水、电均无法自给自足，均需要从大陆引进。就是较为丰富的深水岸线资源，也由于港口物流和船舶工业的快速发展而日显紧张。随着大桥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将迎来超常规发展，土地、水、电、岸线等这些生产要素资源将会更加稀缺。因此我们除了采用各种途径尽量增加这些生产要素的供给外，更要通过优化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来节约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因此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单纯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要素的方式，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逐步建立用竞争性方式获得资源要素的配置机制和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着力增强微观经济活力。大桥经济使得**技术、劳动、人才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集聚能力大为增强，将给**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积极建立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结合的完善的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确立各类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形成市场竞争公平、政府保障有力、社会服务完善的企业保障体制格局。加大各类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成立民营经济信用担保机构，实现多元化资金筹集机制，拓宽民营经济融资渠道，着力推进民营经济发展。

--进一步加快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加快社会发展。大桥经济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局限于经济发展的战略概念，更是一个涵盖经济、文化、社会综合发展的战略概念。在大桥经济时代，我们的目标不仅仅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跨越，更要实现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全面跨越，把**建设成海洋经济强市、海洋文化名城、海岛花园城市。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提高教育、卫生、文化、科技、就业、社会保障水平，使**人民享受到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为此，除了不断加大对社会领域的投入外，还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体制改革。整合存量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新运行机制，提高服务水平。

●着力加快政府管理体制等三项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加快要素市场建设，推进公共事业体制改革等，着力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推进大桥经济发展。

（一）着力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一是创新政府运行管理体制。以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为核心，完善和创新政府决策、运行和监督体系，构建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积极运用政府指导、行政规划、行政委托等间接管理、动态管理等多种手段来管理经济和社会，不断完善政府对经济社会的调节方式。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和程序，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合理划分市、区政府之间的行政权，探索建立跨行政区域产业、资源整合的协调管理机制。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乡镇政府权责对等、事权一致的管理体制，增强乡镇公共服务职能。

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规范行政许可设定权限，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继续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要加强对行政审批的监管，防止部门自行设置审批事项和自行恢复审批事项。要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审批效率。要提高审批效率，一是必须全面推行“两集中、两到位”，即部门行政许可职能向一个处室集中，部门行政许可科室向行政审批办证服务中心集中。部门成立专门的行政许可处并进驻行政审批办证服务中心，从而彻底改变行政审批办证服务中心只设收发室的现象。二是必须实行联合式审批。对涉及多部门的审批事项，按项目设置窗口。由一个窗口办理，然后各相关部门联合审批，改“串联”审批为“并联”审批。

三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要改变政府投资项目管不住，企业投资管得死的怪现象，规范政府投资范围和行为，提高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实行政府投资项目公示制、招投标制、后评价制，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全面推行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切实落实和保障企业投资项目自主权，全面推行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建立重点建设项目与土地、资金等要素供给的协调机制，确保重点建设项目顺利推进。

四是推进规范体制改革。充分发挥规划调控作用，加快建立层次分明、功能清晰的规划体系。进一步强化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各类规划中的统领地位、龙头作用。切实强化规划功能，增强区域规划在特定区域的空间约束性，统筹协调好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完善规划综合管理，规范立项程序，整合规划资源，注重衔接协调，扩大公众参与，健全专家论证，完善审批，强化实施检查。坚持以规划带项目，按规划排资金，进一步发挥规划配置资源的导向作用，有效增强规划对于开发建设活动的约束性。

（二）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建设

一是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污染排放数量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以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积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全面实施工业用地竞争性供地方式。继续推进供水、供电市场化改革，完善差别电价和阶梯式水价调节机制。建立环境资源化、资源有偿化的有效机制，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损失调查试点，建立健全有利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

二是重视企业上市工作。从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是解决企业发展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目前我市企业融资完全依靠银行贷款，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力度的不断加大，从银行融资会越来越困难，融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而我国证券市场从去年起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推动一批我市优质企业，通过上市从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因此要重视企业上市工作，充分发挥上市办作用，充实专业人员，确保工作经费，为我市企业上市做好牵线搭桥工作。

三是推进人才市场发展。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的人才市场体系。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制定和采取有利于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措施，解决高层人才的后顾之忧。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实行**市突出贡献人才奖励制度，营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深化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消除一切对外来劳动力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阻碍劳动力合理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加快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建设。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全面建成覆盖乡镇、街道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

（三）推进公共事业体制改革

进一步加快推进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首先要做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将政府办事业的职能剥离出去，按照“管宏观、定政策、做规划、抓监管”的职能定位，重新界定政府部门职能，同时原由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能回归政府部门。政府采用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与事业单位或其它社会实体建立契约式管理模式。其次是要加快事业单位改革。要弱化事业单位的行政职能，真正确立事业单位独立法人地位，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机构，创新内部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激发事业单位自身活力和内在动力，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三是要调整事业单位的布局。改变相关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对设置分散、规模过小、服务对象单一的要进行合并；对任务不变、社会效益差的予以撤销。同时鼓励和支持事业单位加强横向联合，优势互补。四是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通过放开公共服务领域，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的作用，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把一些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公共服务交给社会力量去运作。

●着力加快大桥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创新港口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

--建立健全组织协调体系。建立健全港口经济组织领导机构，建议成立由市领导挂帅、市直有关部门和港口企业参加的临时港口经济发展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港口经济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协调解决港口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为港口经济、临港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一是明确港口定位。加快宁波**港口一体化进程，按照地域分工的要求，突出特色，错位发展，由“竞争”走向“竞合”，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二是对港口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港口项目，应制定工作计划，落实组织机构、责任部门和项目法人。三是聘请专业咨询研究机构对重点发展的临港产业，如石化、船舶、物流园等进行可行性研究，负责对外融资和招商。

--抓紧构建港口经济发展规划体系。港口经济发展规划是涉及**未来经济格局的根本大事，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全局的高度，转变过分重视短期地方利益的狭隘思路，跨区域定位，高起点开发建设，确定自身在区域大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实现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功能互补、优势互补，实现长远利益最大化，全局利益最大化。要编制完善行业及地方与产业相关的各种规划，对已编制的规划，不合理的和相互矛盾的内容进行调整。编制完善临港产业规划范围内各区块规划期内控制性详规，明确功能布局和产业发展导向。

--理顺投资机制，推进港口建设市场化运作。放宽投资领域，实行更加开放的投资政策。积极推进由单一的港口作业向港（口）区（产业区）一体化经营转型，向综合的“港口经济方向”转变，把港口与陆域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规划、统一开展。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基本原则，在政府推动下，面向国内外企业，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引入竞争机制，形成一个好的投资机制，提高港口经济发展水平，增强服务能力。鉴于港口资源的特殊性，可搭建一个具体的操作平台，组建由政府控股的投资公司，主要从事基础性、资源性业务，在此基础上包装推出港口项目，市场化运作。进一步做大做强港务集团公司。参照其他港口的经验，把**港务集团定位为**港口发展的主体，通过政府注资、资产重组、多元融资等方式，借力宁波港集团的上市，募集建港资金，提升港口企业实力，使其成为能掌控港口项目建设运转的港口大企业。

（二）实施本岛北部产业带扶持政策

加快开发本岛北部临港产业带。按照“一体两翼”的空间布局和本岛“南生活、北生产”的主体功能定位，加快开发本岛北部临港产业带，使之成为我市近中期主要产业集聚区和经济增长核心源。

--进一步加快招商引资力度，举全市之力重点推介本岛北部工业区块。对目前全市一些乡镇已有招商项目，但因土地指标无法落实，一时不能落户的，鼓励其落户于本岛北部工业区块。要规范市属在县区落户大企业的利益共享、责任明确的工作机制，充分调动市、县（区）、乡镇共同推进建设重大项目的积极性。

--加快本岛北部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围绕产业项目，加快配套跟进，总体一次规划，分批分期实施的原则，重点做好水、电、交通、通信、环保、码头等配套设施与产业项目对接工作，明确各职能部门职责，形成加快推进北部工业基地建设的合力。

--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明确职责，做到“职、权、利”相结合。建议开发区管委会作为市级政府派出机构、享受同级政府的管理权限，对区内经济和社会事务实行统一领导和集中管理。实行“以块为主、封闭运作、统一协调、扎口管理”的模式，开发区的各类审批事项，凡属同级政府部门办理的一律在开发区内办结，实行“一站式”服务。

--开发区税收实行属地管理。财政应加大对开发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在开发区地界范围内的各项税收均入开发区金库；其中地方留成部分在建设期内全额返还开发区；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土地出让、转让等收入，凡是地方留成的，在建设期内一律返回给开发区。开发区要努力创造条件，向“无费区”过渡。

--鼓励各类企业家和技术人才到开发区投资兴业。凡到开发区投资办厂或开发区引进的各类高级专业人才，均可办理城市常住户口；其义务教育子女可在城区学校选择就读，免交择校费；在城区购买个人住宅的，免交城建配套设施费。

（三）实施经济强镇区域发展政策

加快培育区域特色明显的经济强镇。通过政府推动、政策扶持、体制创新、市场运作，着力扶持和培植一批具有海洋经济特色的工业、旅游、港口经济强镇。

--建立政策扶持机制。一是扩大部分经济强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按照“依法下放、能放则放”的原则，赋予经济强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以增强乡镇政府自主决策、统筹协调能力和社会服务功能，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加大对经济强镇的项目扶持力度。市政府每年对各经济强镇上报的下一年度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一次专题研究，统一调度各有关部门的力量重点支持经济强镇建设。三是增加对经济强镇的投入。市财政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以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重点用于经济强镇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规划编制等项目补助。各县（区）财政也要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配套。四是实施土地出让金返还优惠政策，专项用于当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耕地开发。五是加大信贷扶持力度。各级金融机构要创新信贷品种，拓宽服务领域。大力培育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和信贷担保组织。六是加大用地支持力度，对经济强镇的用地需求优先考虑，优先安排。

--建立考核机制。市委市政府根据确定的经济强镇考核办法和考核指标，每年对经济强镇的发展情况进行考评，并予以通报奖励。如未完成考核指标的，则停止享受经济强镇政策。经济强镇考核结果要与干部使用相挂钩。对工作责任心强、实绩明显的经济强镇党政一把手，各级组织部门要予以重点关注和培养。

--加快旅游业发展。必须准确定位**旅游业的发展，深入挖掘**独特的海洋与佛教文化资源，加快建设精品旅游项目，开发旅游新产品和旅游线路，从整体上提升**旅游实力。按照政府主导、区域合作、上下联动原则，整合全市的营销资源，建立包括统一的形象标识、注册商标、宣传口号等内容的“**群岛”品牌营销体系，加强对**旅游整体形象的包装、策划和宣传。同时，充分发挥各县（区）、各景区（景点）和旅游企业的主体作用，开展有针对性的目标市场营销。加强全市旅游风景资源的整合，在统一规划的指导下，逐步形成合作互动的体制和机制。尽快组建普陀山旅游投资集团公司，并积极筹备包装上市。

（四）加快技术创新和人才体系建设

加快建设适应发展需要的技术创新支持体系。进一步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整合市内及省内涉海教育及科研资源，组建或引进一批科研机构。增加政府科技投入，加大对科技创新基础性物质平台的投入力度，建设并配置一批重大的科研设施及设备。每年安排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突出产业应用研究，整合力量，组织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科技攻关，包括船舶设计制造、重化工产业、水产品精深加工、海洋生物工程、海洋资源综合利用等技术，为港口经济发展提供技术储备和支持。

坚持实施“人才强市”工程，建设适应大桥经济时展需求的人才队伍。一方面要立足**实际，加快本土人才资源开发，加强实用技术人才培养；另一方面，要采用专场招聘、柔性引才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向外引进各类紧缺人才。同时，要营造良好环境，积极吸引国内外大公司、各类海洋类科研单位来我市设立各类研发机构，鼓励科技人员进行自主创业，使**成为集聚人才的“高地”。

体制机制范文篇5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骨干院校体制机制人才培养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从1999年开始快速发展，至今，全国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院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已经有1215所，在校学生达到965万人，为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增强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由中央财政支持建设了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5年来，国家示范校按照《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和《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的要求，积极推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引领了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的改革发展，人民群众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逐步增强。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招生情况为例，2006年以前，招生录取分数线超过本科最低控制线的人数不足录取新生的30%，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文科、理科、文科艺术、理科艺术四条投档线全部超过本科录取最低控制线平均20分以上。

如何引导全国一千二百余所高等职业院校进一步提高质量，真正达到行业认可、企业欢迎、家长放心、学生满意的效果，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还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其中校企合作如何形成长效机制是深化高等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财政部于2010年又启动了再建100所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的计划，把重点放在建立和完善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上，从全国有120所高等职业高专院校申报项目的公示材料中，我们看到了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新思路。本文仅以答辩结束后公示可下载的106所院校陈述提纲为依据，对其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基本思路进行数据分析，从中得到启发和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的研究基于以下假设：每个答辩院校都是按照教育部、财政部答辩要求撰写陈述提纲，提纲重点阐述院校在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的思路、举措，并且因文字限制在2000字以内，提纲所阐述的是院校认为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本文采取的方法是将陈述提纲有关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关键词筛选出来，分类整理后进行数字化处理，“是”用1表示，“非”用0表示，然后进行统计，重要数据对比陈述文稿进一步分析。

一、校企合作参与主体结构的新趋势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校企合作参与对象如表1的统计结果。

根据表1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地方政府（包括行业主管部门）已经非常重视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并直接参与到校企合作的体制中来，应该说是最重要的突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各地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作用地位在认识上是不平衡的，有的省市领导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当成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有的地方则连基本的办学经费都不能从制度上加以解决。但这次申报反映出来的情况则是地方政府（包括行业主管部门，既代表行业，也代表政府）参与比例达到了101%。

第二，出现了新的校企合作参与主体，如社区、县乡政府、农村合作社、示范村，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尽管从数据上看，新的合作主体加起来还只有5.5%的比例，但这意味着我国的高等职业院校应完成了对校企合作在观念上的突破，不是为了合作而合作，而是为了办学而合作，达到了正本清源的目的。如湖南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与当地“第一村”阳村合作创建基于综合服务的院村合作模式，推广“三黑”养殖、推动乡村旅游开发、全面培训农民工、提供村级事务管理服务与指导带动娄底新农村建设；陕西职业技术学院面对陕西“百镇建设”“县域旅游”“农村信息化建设工程”“留守儿童关爱工程”等对综合性人才的需求，在建筑八大员、村官、导游、幼儿师资等方面与县乡政府合作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第三，行业的作用明显增强。在106所申报院校中，行业直接参与校企合作比例达到76.42%，从高等职业院校的类型特色看，行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行业代表了职业标准，聚集了行业的技术资源，无论是招生还是就业，高等职业院校离开行业将寸步难行。所以，完善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必须增强行业的直接作用，这次申报骨干院校充分表明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如湖南科技职业学院以皮革、塑料协会和校友会为纽带，建立产学研联盟，共建皮革制品、塑料加工专业，充分发挥其在皮革行业特别是在中小企业中的影响力，促进校企合作。

二、校企合作管理体制的新进展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校企合作管理体制如表2的统计结果。

根据表2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已经开始走出松散的、无组织的混沌状态，逐步演变成有内部治理结构的社会组织形式。如董事会、理事会的建立和运作（90.6%），将使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办学形成长效机制。如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与集团产业布局相关县级政府、骨干企业、行业协会，组建“222”学校董事会，出台《董事会章程》，承担学校规划、筹资、人才培养与就业、技术服务等功能，实施《学校与成员企业设备共享与运作管理办法》《教师下企业实践锻炼实施办法》等19项制度。

三、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的新创举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如表3的统计结果。

根据表3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已经真正把学校、行业、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利益关系联系起来，并形成真正的合作办学实体，产学联盟、股份实体、合作企业、服务外包、共享型实训基地都是利益捆绑的办学实体（26.7%），校企共同体、专业学院、产学园区、生产性学习船明显地把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带进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33.9%），职教集团有点模糊不太具体，但也是一种利益捆绑的校企合作办学模式（22.6%），不管怎样，申报院校已经在校企合作运行机制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如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建立5家单位组成的海上教学工厂—生产性教学船董事会，教师上船顶岗培养双师素质，学生上船学习创新“学校—教学船”双向四段人才培养模式，企业挑选优秀学生作为职工和获取营运利润回报，实现校企合作办学的良性发展和长效机制。

四、政府行业和举办方在共建高等职业院校中有新作为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政府、行业和举办方在共建高等职业院校中的作为如表4的统计结果。根据表4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政府除了过去财政投入的作为之外，有的地方真正体现了第一责任人的身份，如对骨干院校项目和校企合作办学进行规划统筹，湖南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的创意产业园就是所在地益阳市政府根据当地文化背景特别规划创建的；还有直接领导和指导校企合作的，还有为学校办学提供项目支持的，等等，尽管为数不多，只有21.7%的比例，但我们看到了政府在共建高等职业院校中完全可以有新的作为。如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由市长出任学校发展委员会主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改任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同时明确其职能，重点是保障学校建设发展，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开发项目，推动政府出台《杭州市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完善高效快捷的保障机制。

第二，行业也开始真正关注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在83个参与校企合作的行业中，有27.7%的行业部门、协会、集团投入经费支持；有12%的行业为高等职业院校提供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的机会，还有的行业采用了项目委托的办法支持高等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和组织生产性实训。如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构建以项目委托为纽带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制定《校企合作项目管理办法》，学院将部分教学任务以项目委托方式与企业共同完成，学校为企业提供员工培训、产品开发和科技服务，与企业合作成立“企业研发中心”。

五、学校、企业在办学合作中的新任务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学校、企业在合作中的作为如12页表5的统计结果。

根据表5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作为实质性的校企合作办学主体，学校和企业的行为也出现了新的动向。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除了过去的主要作为培养人才、培训服务之外，开展技术服务达到45.3%，表明高等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的实力和地位正在提升，特别是还有18.9%的学校具有参与技术研发与制定行业标准的能力。

作为企业一方，也突破了过去提供兼职教师、共建实训实习基地等一般做法，明确参与课程开发、提供生产性实训和顶岗实习岗位的有98.1%，直接以经费或设备加入共建的有35.9%，还有提供订单和就业机会的占到26.4%，这一切都表明，校企合作中的企业已经不再是与学校之间的肤浅合作，而是真正的共建。

六、校企合作动机的新变化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校企合作动机如表6的统计结果。

根据表6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在合作共建高等职业院校方面目的越来越明确，有34%是为了当地特色产业的振兴，18%是为了当地新兴产业、高端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13.1%是为了新农村建设、发展中小企业和承接产业转移的需要，也就是在整个申报骨干院校过程中，已经超过65%的申报项目是对准了区域经济发展最需要的产业的。如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根据湖南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湘绣产业振兴规划，由行业整合资源，校企共建湘绣艺术学院，建立董事会办学体制，着力打造湘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人才培养与员工培训、湘绣技术研发与设计创新三大基地，致力推动湘绣产业振兴。

第二，学校的校企合作办学目的越来越明确，除了解决高等职业院校专兼结合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之外（88.7%专任教师双师化，76.4%引进行业企业教师），对解决生产性实训、顶岗实习问题和用行业企业标准建设专业课程的目的也非常明显（69.8%生产性实训，50%开发课程，39.6%顶岗实习）；还有一些更深层次问题，如制订更加合适的人才培养方案（25.5%）、采用新的教学组织模式（31.1%），改革教学质量评价体系（23.6%），满足学生就业需要（12.3%）。如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完善符合食品生产特点的“候鸟式、走训制”等多样化教学组织形式；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微生物技术及应用专业实行“产学同步，多轮顶岗”，园艺技术专业构建“项目化、小学期、分段式”；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共建节目生产基地，引进青海卫视节目离岸生产基地，构建“学习共同体”教学模式。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由企业、学校、社会多方参与制定考评内容和制度，实施人才培养过程考评；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在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引入“用户满意”的企业理念进行质量评价。

七、校企合作资源配置方式的新动向

校企合作的目的在于整合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资源，作者对陈述提纲文本中校企合作共建高等职业院校的政府、行业、企业作用的明显程度进行比较和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校企合作资源配置方式如表7的统计结果（其中有重叠现象，即一个项目院校有几种主要资源配置方式）。

根据表7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如果说国家示范校一期100所高等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方面取得某些进展，更多的是学校与企业的行为，那么，在这次申报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的时候，情形似乎发生了变化，政府和行业的作为变得更加明显，所以有了在106所申报院校中，政府统筹、行业标准、市场利益三种资源配置方式三分天下的格局，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

八、校企合作形式主义的新问题

尽管前面的分析已经显示，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目的越来越明确，但从数据挖掘后的分析可以看出，还有相当比例的院校对校企合作本身的价值认识并不清晰，存在形式主义的痕迹，反映在陈述提纲中企业的作为与学校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性程度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笔者按照表8对部分企业行为数据和部分学校要解决的问题数据进行相关性比较，在原数据表“学校需要解决的主要办学问题”栏目（见表6）“企业作用”栏目（见表5）进行相关性比较，具有相关性的1改为2，其余原数据不变，得到13页表9的相关性分析新数据，比较原数据便得到有关指标的相关度。

表9说明，在106所申报院校的陈述提纲中，至少还存在没有意识到企业作为与学校要解决的办学问题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因此有的学校在企业作为中提到了企业的合作办学行为，但在解决学校人才培养中又没有把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明确出来，或者把要解决的问题明确了，但对企业的相关责任又没有明确。这个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还有一些高等职业院校没有真正把校企合作当成是解决高素质高级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中突出问题的手段，为了合作而合作，依然按自己原来的方式办学，办学与合作成为两张皮，如果这样还不如不合作。合作的目的就是解决目前高等职业院校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如生产性实训需要企业的生产项目，技能实践课程需要企业技术人员或能工巧匠来担当，技术课程需要与企业共同开发，与生产实际相关联的学习模式需要与企业共同来组织，顶岗实习需要企业提供真正的相关岗位，学生的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需要企业一起来评判，学生的就业需要得到企业的帮助，等等。

九、校企合作推进动力的新难题

高等职业院校通过校企合作解决人才培养的许多关键问题，离开政府、举办者和行业的支持将举步维艰。尽管本次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申报体现出政府和行业的作用加强了，笔者认为还是不够的。从表10可以看出，政府、举办者和行业除了出钱以外，其他如统筹规划、协调关系、提供标准、领导指导的作用虽然有但不多，加起来只占三者作用的23.4%。政府有强大的行政权力、行业有统一标准的巨大权力，这些权力如果充分用起来，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将会出现更加光明的前景。

十、研究结论与作者的期待

本项研究仅为数据分析，但从简单的数据分析，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在推进校企合作的道路上，从校企合作组织、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到合作主体行为模式、合作动机、资源配置方式、解决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等方面都迈出了新步伐，校企合作中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新的组织、新的模式不断涌现，仅在106所院校的申报陈述提纲中就得到充分反映。无论是校企合作的体制还是机制，无论是政府、行业企业还是学校，都有了新的作为，并且把推进校企合作办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与高素质高级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直接联系起来，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效。

由于本项研究仅以申报院校公示的建设方案陈述提纲为对象进行数字化处理，不仅信息量受到限制，而且也使很多有用信息不一定能够在本研究中得到充分反映，相信有兴趣的研究者会根据更加丰富的公示材料进行更深入、更有说服力的研究，作者期待着更多同行关注这个问题。

由于本文所列举的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新举措、新模式、新途径都来自申报骨干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方案陈述提纲，还只能说是新的思路。要把所有这些好的想法一一落实，还需要这100所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在未来几年进行艰辛的探索实践，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问题。教育部陈希副部长2010年在吉林调研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时强调：“高等职业教育要以合作发展为动力，以合作育人为模式，以合作办学为机制，以合作就业为导向，努力建设特色鲜明、高水平、与行业企业广泛合作面向社会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黄炎培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和联络。”笔者相信，有新的思路必定会产生新的成效，中国的高等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在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迈出更加有力的步伐，这不仅是老一辈教育家的期盼，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唤。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Z］.2006-11-06.

［2］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Z］.2006-12-14.

［3］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教高［2010］8号）［Z］.2010-07-29.

［4］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106所院校《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陈述提纲》公示文本［EB/OL］./，2010-09-05.

［5］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答辩事宜的通知（教高司函［2010］191号）［Z］.2010-08-19.

体制机制范文篇6

目前我国在自主创新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根本上都涉及体制与机制问题，需要下大力气去突破这类障碍。

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由政府驱动型转化为企业驱动型技术创新体制，企业驱动型创新更具可持续性。由科技部门统管体制转化为科技部门协调体制，将科技行政部门确定为科技创新的政策制定、资源使用过程监督和验收部门。实现研发模式的调整，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研发模式，使之成为主导研发模式。

继续强化激励自主创新的法制和政策环境。完善和落实有利于创新的财税和金融政策体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有关立法支持，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包括知识产权创建、管理、保护和运用的体系。构建自主创新的利益激励机制，加强政策引导，研究和探索技术作为生产要素获取合理报酬的方式与手段。同时通过利益调整引导企业和个人技术创新的方向与社会需求发展相一致。

逐步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要完善创新成果的评价体制和机制，立法由独立的社会专业机构按照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执行科技成果评价和奖励，由政府主管部门和公众共同依法加强监督；强化自主创新的导向机制，建立科研项目及其成果效益的公示制度，形成政府、社会和学术界多管齐下的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保险体系、服务体系；深化研发机构改革，探索产学研结合的新体制，分类重组科研机构，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体制机制范文篇7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博弈，囚徒困境

一、贸易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

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能够自主制定贸易政策，它们分别面临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选择，假设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则都受益，而当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他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本国利益受损而他国受益，当两国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两国均受损，两国各自选择贸易政策后的收益矩阵如图1，它构成一个明显的“囚徒困境”模型。

在该模型中，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两国必然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在贸易政策选择后，其纳什均衡为图中右下角的(-8-8)，这是该博弈模型惟一的纳什均衡解，无论这两个国家进行多少次重复博弈，贸易政策的选择依然是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该模型虽仅以两个国家为基础，但是推广开来依然适用，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保护贸易政策受到各国政府青睐。

二、多边贸易体制：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

上述模型中惟一的纳什均衡是两国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很明显，从各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该纳什均衡解是最优的，但并不是两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最优的，相反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做㈩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均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这样其收益为(1010)。由此可见，政府独立的理性行为不是有效率的，一个制度或体制的建立将有助于通过推动合作来解决这一困境(霍克曼等，1999)。根据博弈理论，要实现这种政策选择的转变，首要的条件就是博弈方需要从非合作走向合作，即在博弈方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并且要求这种制度安排是可信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单边的、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但是只有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才是摆脱“囚徒困境”的博弈规则。

前面分析已经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冈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会通过选择保护贸易政策获取利益，进而造成本国利益损失。双边贸易协议同样具有其先天的缺陷：一方面，世界上并非仅仅是两个国家，如果任何两个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的外部性，造成其他国家的报复；如果其他国家之间又达成贸易协议，则势必引发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陷入新的贸易集团“囚徒困境”。另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某一方如果违约，而其对方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实力来限制它这么做，这样就容易导致诸多双边协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其参与者具有多边性质，确保了协议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大大强化了承诺信号，并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发展。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者：“智猪博弈”中的大猪

多边贸易体制是一项公共产品，虽然大家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但正如瑞士作家阿尔弗雷德.莫勒尔在《玩世箴言》中指出的一样，“尽管大家同乘一条船，可一些人是划船，另一些人只是坐船”。作为公共产品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的大国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划船人角色，而其他的小国则充当坐船人。正如划船人需要付出体力成本一样，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中的大国自然要付出机制建设的成本，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无私的，相反却是自身利益使然，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模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设想猪圈里养着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按钮，每按一次按钮就会有10个单位猪食自动落入槽中。如果一头猪去按按钮，再回来另一头猪可能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按电钮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食物；若是大猪按动电钮，由于小猪吃得慢，大猪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争得一些残羹。如果两只猪都去按电钮，则大猪和小猪均能争得食物。假设任何一头猪去按电钮都将付出两个单位食物的成本，两只猪的各种选择及其所获得的食物见图2。在这个模型中，为了得到食物，两只猪的选择就是小猪等在食槽旁边，而大猪则需要奔忙于按钮和食槽之间。

回顾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过程，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大猪的角色，而只有美国有能力也愿意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它的贸易伙伴，美国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意味着，它能承担重建欧洲的责任，而与此同时不需要经常为这些政策给美国商业带来的后果而担忧(基欧汉，2006)。难怪WTO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1998年3月4日在“全球贸易体制GATT50周年纪念日论坛”上发表题为“从憧憬到现实：多边贸易体制50年”的演讲中将“这一体制的构思归功于美国人的灵感”，并且热情地赞扬“美国是八轮世界贸易谈判背后的驱动力”，“贸易体系在过去50年中始终如一的就是美国的领导地位”(RenatoRuggieroetal,1998)。

事实并非是“智猪博弈”模型中的那种对等获利结果，现实中大国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成本却获得更大的利益。规则的制定者必定是规则的受益者，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向大国倾斜。

四、互惠原则：避免搭便车行为和平衡双层博弈谈判

互惠贸易是多边贸易谈判及成员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实现经贸合作的主要工具。虽然GATT和WTO均没有明确强调互惠原则，但是不能否认互惠原则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机制中，互惠原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搭便车行为发生，二是平衡各成员政府双层次博弈谈判。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由大猪去按电钮而小猪选择等待，这便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即小猪不付出任何努力而能够获得食物。当然，这仅仅是“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童话版，现实中的大国虽然领导和建设多边贸易体制，但决不允许其他成员搭便车行为发生，教科书式的单边主义贸易自由化在GATT／WTO的设计中找不到一席之地(盛斌,2001)。GATT规则正是以美国制定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为基础产生的，WTO管理的协议也是以权力与义务平衡为基础的，这种平衡是通过互惠的市场准入承诺的交换而取得的。在WTO成立之前，GATT成员大约每隔10年就要在互惠基础上就降低货物关税问题进行一个回合的谈判……创建WTO的乌拉圭回合继续坚持了互惠的关税减让方针(麦金尼斯,2004)。互惠原则是建立行为准则过程中的一项基本要素，其制定也是为了缩小因最惠国待遇而引起的免费搭车的范围(霍克曼等，1999)。鞑姆曾这样解释：“在制定关税协定时，这种被认可的方法通常被冠以互惠的标题。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其他缔约各方提供互惠关税减让的时候才需要作出关税减让。”(贝格威尔等，2005)。

所有的经济都是国际的，可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对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双层博弈过程，即国际层次博弈和国内层次博弈。国际层次博弈中，成员政府总是力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内层次博弈中，利益集团不断向政府施压，迫使其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行国际谈判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试图同时做两件事情：即同时在国际的谈判桌上与其他的国家代表进行谈判和在国内的谈判桌上与那些将进行批准和实施协议的行为者谈判(薄燕，2003)。对于美国这样国内利益集团逐渐强大的国家来说，国内的保护利益集团在没有获得互惠的措施而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要想获得通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互惠原则正起到平衡政府双层次博弈的作用，互惠的关税减让对每一个国家的自由贸易造成压力。通过互惠体制的承诺而削弱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影响，……如果没有互惠体制的压力，即使消费者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贸易保护主义集团仍会对贸易政策施加比消费者更大的影响(麦金尼斯,2004)。

五、最惠国待遇原则：博弈利益的扩大器与稳定器

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各成员间平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保证。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某一成员在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成员的优惠和豁免，也应给予其他任何成员。从这一方面看，最惠国待遇原则是规范多边贸易体制参与者国内贸易政策的原则，是互惠原则落实的具体保障措施，也是国际贸易总得益在各参与方之间公平分配的机制。多边贸易体制的这项规定不仅使博弈利益得以扩大，而且也能够稳定博弈利益。

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议主要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在GATT／WTO实践中，为克服搭便车行为，谈判是在主要供应国的基础上以互惠原则进行，即某个产品的关税减让要求通常是由主要进口供应国(即产品的最大供应商)提出的。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这种双边谈判达成的结果通过五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推广开来。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互惠原则的多边化，这种多边化会产生一种表示友好的效果，即能够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市场原则。另外，最惠国概念强调可适用于所有参与国的普遍原则，这样就可以使规制成本的最小化。“最惠国待遇可以减少谈判中‘免费搭车’所带来的潜在成本，‘免费搭车’会阻止政府的决策处于效率边界，最惠国待遇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Capinetal,1988)。因为最惠国待遇将多边贸易体制中经济强国的活动变得简单，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将互惠原则下进行双边谈判的结果推广至所有国家，使其不必要与数十个国家进行持续复杂的双边谈判。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市场开放的扩大器，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的生产能力扩大到极致。

在稳定多边贸易体制方面，非歧视原则可以降低贸易战的风险。在政治层面上，没有最惠国原则，各国政府可能会试图确定特殊的歧视性国际集团类别，这种特殊的集团分类可能会引起憎恨、误解和争端，因为被‘忽视的’国家会对这种排斥回以颜色。而最惠国原则既有助于减少各国之间的对峙，又可以抑制政府求助于短期的、暂时的政策，防止给这个饱受冲突的世界‘雪上加霜’(杰克逊，2001)。贝格威尔和斯泰格尔建立的均衡模型得出的结论指出，一国贸易政策的外部性如果只通过世界价格转移到其他国家，政治最优关税才是有效率的，在存在多个国家时，当且仅当关税设立符合最惠国待遇时，贸易政策的外部性才通过这种途径传递。再加上互惠原则有效地消除这种外部性，最惠国待遇与互惠原则联系一起能够有效克服‘双边机会主义’对WTO体系的侵蚀。多边贸易体制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点，使它的承诺信号变得更加可信。因为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各国已经承诺的保护水平，当某一个成员背离其以前对某个贸易伙伴所作的承诺，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它就需要向所有WTO成员做出补偿，从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六、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实施的保障

要解决国际贸易协定的实际义务的履行问题，关键是需要建立一套强制实施的措施。“在国际范围内，法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在没有宪兵和监狱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法庭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还是有限的”(贝格威尔等，2005)。

WTO组织结构中的核心和重要部分是源于GATT几十年经验和实践的争端解决程序，它是使世界贸易体制条约义务得到有效履行的一种核心措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王冠上的明珠，正如前WTO总干事鲁杰罗所说，“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它一方面解决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另一方面也通过本身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保障了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实施。

为换取更强有力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WTO对单边贸易行动实行了严格的多边约束。各国政府同意，只要有可能，均采取多边补救方式解决问题。这就限制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余地。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其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体现了平等、迅速、有效和具有约束性的，其争端解决机制的赔偿和授权报复执行手段限制了大国任意采取“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克服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势力不均衡”，因为两国贸易战中总是大国的损失要小，所以在双边框架下约束它违约的力量较小。而在WTO多边框架下，违约将被要求赔偿损失并可能受到经济制裁，增加了大国违约成本。

被认为是“从论坛和调解委员会变成法院或仲裁庭的革命”的争端解决机制提高了WTO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安全、可预见和稳定。它将“共识”程序改为“反向共识”，加强了WTO法律制度的约束力。反向共识规则形成的自动通过，使得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在WTO协议下发生的争端有了强制管辖权。WTO在强调当事成员之间的磋商、谅解、斡旋、调解和调停的同时，还强调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的作用，建立了各种具有一定强制力、准司法效力的执行手段。最后，它规定了最后解决期限，并借组织的力量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报复机制的威力，从而保障裁决的执行。

七、谈判机制：一个驱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系统

从本义上说，多边贸易体制是处理各国贸易关系的原则和规则的基本框架。不过，这些原则和规则以及各国在这些原则和规则下相应的义务，并不是由某个全球性的统治机构来制定和强制实行的，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超国家机构。GATT／WTO本身并不是规则制定者，而是组织成员进行谈判，为成员间谈判提供便利、提供谈判场所(黄静波，2004)。谈判才是多边贸易体系的驱动力量，它被用来确定规则和程序，定期降低贸易壁垒，或用于新的国家想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时候，还被用来解决贸易摩擦(霍克曼，1999)。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飞跃正是通过一系列“贸易回合”的方式实现的。谈判本身就是博弈过程，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更是一个博弈系统。

(一)加入谈判与议题谈判如果某一个国家或具有独立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单独关税区希望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则必须进行关税减让和其他开放承诺谈判，这通常被认为是“入场条件”，它要求加入者在一个对所有成员开放的工作组里进行谈判。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一个加入国可以从它加入之前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成员之间已经商定的所有减让中获得利益，因此，只能期待会要求加入国本身做出贡献，即将它自己的减让表添加到那些已经成为关贸总协定附件并构成其组成部分的减让表中去(奥利佛.隆，1990)。这种程序完全是有充分理由的，它充分体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互惠原则。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以议题谈判为基础，谈判需要首先确定议题，而谈判议题的确定本身往往就是一场谈判，各成员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各个成员提出的议题交叉互错，最终形成议题群。为推动谈判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中往往在谈判开始和结束阶段尝试跨议题关联，在初始阶段的跨议题是为获得一个平衡的谈判议程，到谈判的最后阶段，由于各成员对于各个议题的立场已经彻底表达清楚，为达成整个协议则需要进行议题挂钩，它潜在地起到两个作用：可以用于获得互惠性，即满足了分配上的限制而达到利益和减让的平衡；可以用于提高自由贸易产生的潜在获利。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往往出现“在所有的事情达成协议前什么也达不成协议”。

(二)多方、多阶段、多层次谈判多边贸易谈判包含多个阶段，首先由一个起催化作用的成员开始，发起一个确定谈判议程的前期谈判，然后是正式的多边贸易谈判，随后依次是后期谈判和实施阶段。议题谈判的进行是多方参与的过程，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只涉及两个博弈者的谈判，而且在诸多博弈者之间可能形成同盟，而且同盟的类型各有不同：某一个同盟内的成员在某一项议题中具有相同的立场，而在另外议题上又针锋相对，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谈判网，也使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具有多层谈判的性质。对于某个成员来说，其关心的不仅仅是能否达成协议，而且需要考虑达成的协议能否得到国内法律的批准，这就是一个双层博弈的过程。对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性组织，例如欧盟，它不仅仅涉及欧盟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各成员内法律的批准，还涉及到欧盟成员之间的谈判。

(三)谈判结果：拒绝点、协议区域与获胜集合谈判最终是需要结束的，不是达成协议就是陷入僵局。双边协议是否达成取决于二者之间有没有协议区域，协议区域的确定取决于拒绝点，即谈判者(出价者和要价者)各自的心理底线，最起码达成协议要比不达成协议好。图3中A国和B国的拒绝点分别为A点和B点，对于A国来说，A点右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于B国来说，B点左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A、B两点之间就构成协议区域，则A、B两国有可能在协议区域内达成协议，协议区域的大小决定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至于它们是在Xl处达成协议还是在X2处达成协议，则取决于二者各自的谈判能力。

该图同样用于解释各成员的双层博弈结果，只不过在这里，协议区域被称为“获胜集合”，即国内法律能够批准对对外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所有可能集合。同样，该获胜集合越大，从而达成的协议就越可能被批准。

体制机制范文篇8

关键词：创新创业；体制机制；设计方法

一、有效推进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首先，有效建立健全更科学合理的创新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机制，投入更有效的专项引导资金，在最大程度上有效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机构开展相关的技术合作，使相关的创新成果得到进一步转化，真正应用到实践的过程中，并针对相对应的创新实践给予一定程度的奖励，以从根本上有效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自主探究精神，转化科技创新成果并给予相应的奖励。第二是尽最大努力有效支持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以及获得国家、省、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拥有国家以及行业标准或国际专利等一系列相关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真正意义上得到实践上的应用，与企业加强合作，在企业能够落地生根，并进行相应的成果转化，针对这样的转化过程要给予一定的项目资金扶持。第三，进一步有效拓展科技成果转化在科技进步奖评审中的比例和权重，从根本上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重大贡献奖的奖励额度和奖励范围。第四，在最大程度上有效贯彻落实技术转让税收的相关优惠政策，有针对性地结合具体情况，切实有效地采取措施，积极探索和实行股权奖励、股权出售、股票期权和分红权激励等一系列相关的重要举措，通过全新的方法和扶持政策，充分调动相关的科技人员在成果转化和应用科技创新成果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创新型人才在创业创新方面的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二、确保创新创业的投融资体制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一是建立风投、创投与技术研发相结合的体系与机制。加快培育风投、创投主体，通过资源整合、企业投资参股、强强联合等多种方式，逐步做大规模。探索成立科技成果转化“天使投资”联盟，引导风险投资加大对初创科技企业的“天使投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二是完善风险投资与创业投资退出机制。以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为平台，完善、规范交易制度和体系，畅通股权上市转让、协议转让、回购等退出渠道。三是搭建科技金融合作平台，促进科技型企业多渠道融资。创造条件创办地方科技银行，在高新区建立小额贷款机构。在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中试行以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无形资产质押贷款。引导银行和企业开展多种形式融资业务。

三、创新人才培养引进机制

坚持“以用为本”育才引智。一是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完善教育、科研与产业领域在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的协调合作机制，根据全省经济布局和产业发展要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调整学科专业设置，突出特色学科、强化优势学科、发展交叉学科，集中力量建设若干个创新能力强、特色鲜明的学科群，培养一批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高层次人才。二是创新人才引进机制。面向海内外大力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一站式服务”，重点引进一批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来创业投资的行业领军人才和团队～以及在资本运作、科技管理等方面有杰出才能的复合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首先要有针对性地从根本上有效确保知识产权机制得以创新和完善，针对这方面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建立健全更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政务中心，着重加强知识产权的管理力度，从根本上确保比较重要的自主创新项目的知识产权，能够在第一时间就获得及时有效的授权。与此同时，针对知识产权的协调管理，也要建立健全与之相对应的机制和体系，特别是针对重大的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查制度也要有针对性的建立健全。第二是进一步着重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力度，从根本上构建起更能在最大程度上有效推进知识产权创造的政策导向机制和体制，针对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知识产权创造要采取更有力度的奖励机制，以确保相关创新创业者的巨大潜能得以有效激发，同时要以全局的眼光，更综合系统地贯彻落实全面性的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第三是从根本上切实有效地推进知识产权得以实践运用。有针对性地结合具体情况进一步贯彻落实知识产权产业培育和功能强化工程，从根本上有效确保相关的工程建设工作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并积极有效地探索更多形式的知识产权投融资试点活动，以相关的政策为引导，在最大程度上联合多个部门和单位构建起与之相对应的集产权交易和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交易等一系列相关因素为一体的交易平台，通过这样的方法，真正意义上打造出功能更加完善和优化的知识产权产业转化服务链。

五、在最大程度上有效激活创新创业资源

首先要从根本上有效推进大型科学仪器、科技文献、技术检测等一系列相关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和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建设规模和力度，从根本上实现科技资源面向社会开放共享的目标。第二是进一步创新和变革与之相对应的科技人才评价机制，突破传统意义上的人才评价机制弊端，建立健全更科学合理的以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特别是针对从事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的科技人员要进一步加强引进和培养的力度，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相关社会领域和核心企业，为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创造出更好的价值，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方方面发挥出最大的潜力，并且可以根据他们所创造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作对他们职称评定和岗位聘用的核心参考指标。这样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有效激发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对于创新创业活力激发和调动的工作热情和具体安排，使相关的科技人才潜能被充分激活。第三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有效支持和激励相关的科技人员，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之间进行流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双向兼职。进一步有效激励和推动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创办科技型企业，充分进行离岗转化科技成果，并在具体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有针对性地结合创新创业的实际情况，采取更灵活多样的手段，允许相关的科技人员可以在一定期限内返岗重新上岗。第四是进一步有效激励和引导高校全日制在校学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休学创业，特别是对于学生的创业实践，可以有针对性地结合实习培训的时间来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并可以在学生进行创业之后重返学校，把相关的学业继续加以有效完成，这样能够让学习和实践真正意义上融为一体，并相互促进，取得最大化的效益。

六、与时俱进，使商业运作模式有效创新

有针对性地根据当前的新经济形态和全新的时代背景，要充分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使相关的体制和机制在设计过程中更考虑到市场的相关因素，确保相关的商业运作模式能够更创新、更优化。例如，在具体的商业运作过程中，可以有针对性地把某科技公司的太阳能光伏电站建设与房屋建筑结合起来，在商业的宣传过程中，可以主打推行太阳能光电建筑一体化技术，以太阳能光电装置代替房屋顶和外墙，这样在建成之后的建筑就可以切实有效地进行合同能源管理，通过这样的方法，就可以切实有效地把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融为一体，并且从根本上把扶贫开发、新农村建设、商业开发等一系列相关因素都实现有机结合，这样能够创造出多赢的局面，使开发模式更具有创新的内涵，着力加强技术创新与经营管的理创新、市场开拓创新的有机结合，使运作的模式更具备创新的价值，从根本上有效提升创新的实效。

七、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从根本上有效确保创新创业工作平稳有序的进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有针对性的设计和完善好相应的体制机制，在制度的指引下，使创新创业工作实现更大的突破。只有真正意义上确保相应的体制和机制实现进一步创新和完善，真正与时俱进，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潜能，创造出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针对相关的机制体制建设，要有针对性的结合具体情况切实有效的作出更科学合理的安排，并针对相关的措施加以贯彻落实，这样才能够真正意义上促进创新创业工作更有效进行。

参考文献：

[1]陈德智.创业管理[M].北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2]李鸿雁.大学生创业浅谈[J].中国大学生就业，2016(15):14-16.

体制机制范文篇9

根据会议安排，现将应急管理局机制体制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推进情况

一是加强应急体系建设。自应急管理局成立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及时调整完善应急指挥机构县应急委，下设地质灾害、森林草原防火、防汛抗旱等18个专项指挥部，编制完善了全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18个专项应急预案，各行业主管部门与应急管理部门做到各司其职、无缝对接，正有序推进各类自然灾害的应急工作。

二是进一步理顺“防救治”工作职责。根据省委编办《关于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应急管理职责体系的督办通知》及完善应急管理职责体系工作协调会议要求，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防救结合、高度协同”的原则，做好应急管理职责的分解融合和上下衔接。由牵头，县林草局、县科农水局、县自然资源局配合，参照省、州直相关部门职责划分意见，结合改革以来县应急职责履行情况，对地质灾害、水旱灾害、森林和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防”“救”“治”职责的具体事权划分进行再梳理、再完善，涉及56个方面200多条具体事项，优化部门间的责任链条，形成应急体系事权划分意见，现已呈报县委编办备案，确保工作有人抓、有人管。

三科学制定应急预案，确保预案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县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十个专班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及各乡镇（场）主要领导参会，共同研究制定乡镇（场）应急处置办法，细化森林草原火灾处置程序，建立扑火指挥组织，规范火灾处置流程，科学合理安排编制，建立清晰的安全通道进出山路线图、群众撤离路线图、重点危险源地理位置图，规范建立编制到村的应急处置办法。

四是全面抓好清单制定和推行实施。充分发挥县安办职责，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工作，要求县林草局等15个行业主管部门建立《行业监管责任清单》，企业建立《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清单》，各乡镇建立《乡镇党委政府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领导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清单》，进一步压实领导干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逐步实行“照单履责、按单办事，尽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制体系，为推动森林草原防灭火落实好“防”与“救”责任打好基础。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预警机制建设需进一步提升。部门之间协调配合还需要进一步磨合，森防指成员单位之间的协作沟通还有待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体制机制、落实火源管控责任还需进一步落实。二是应急体系需进一步完善。我县因经济发展较为滞后，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统一的应急指挥平台和信息资源共享机制，购置专业救授装备及救援器械。

体制机制范文篇10

论文摘要：衡量一个国家反腐败体制和机制有效性的标准是要符合该国国情，要能够切实、有效地解决该国当前的腐败问题。经过五十多年甚至更长时期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独具特色的国家廉政体系。文章利用国际廉政评价框架，从反腐败机构、反腐败战略和反腐败法律制度这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反腐败体制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当前中国反腐败体制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廉政理论认为，可以从反腐败机构、反腐败战略和反腐败法律制度这三个方面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反腐败体制和机制。本文将依照这一框架，对中国当前的反腐败状况，特别是现有体制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简要评估。

（一）反腐败机构之间分工不清晰，专业化程度不高

目前各国的腐败执行机构组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单一机构，另一种是多个机构。采用单一反腐败机构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多个反腐败机构的模式也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实行，例如中国、美国、日本等。尽管实行单一反腐败机制，香港廉政公署仍被公认为是世界范围内非常有效的机构之一。但是没有研究表明只有采取单一机构的模式才能成功战胜腐败。到底是采用何种模式，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客观实际，例如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经济发展阶段等。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多机构的模式，反腐败机构主要包括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这种反腐败体制与中国的总体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相适应，事实证明是较为有效的，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部门都有接收举报的职能，但难以对举报人进行有效保护

举报是中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一项民主权利，也是发现腐败线索的重要渠道之一。从官方统计的数据来看，中国每年通过举报而被查处的案件占全部查处案件的比重相当高，在50%以上。但是从实际情况，特别是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情况来看，通过举报被发现的比例并不高，并且随着腐败官员级别增高，通过举报被揭露的概率会降低（过勇，2007）。

我们党和政府对于信访和举报工作历来十分重视，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人大、政协等机构不仅建立了举报或信访办公室，而且还出台了对举报人进行保护甚至奖励的制度。然而，目前中国的举报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对举报人保护不力。这是中国相关机构受理腐败举报总体数量较低，具名举报数量更低的重要原因。以河北省为例，全省纪检监察系统每年受理信访举报在6万件左右，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1%。在这6万件左右信访举报中，只有不到25％是具名举报（孙晓静，2006：24—25）。而香港的这两个数字分别为0.5%和73％。加上内地和香港腐败水平的差异，内地的举报数量，特别是具名举报率显然都较低廉政。

产生这种情况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工作机制存在问题。首先，举报信息管理不封闭，容易造成举报人的信息泄漏。以某市行政投诉中心为例，该中心2004年共受理投诉4551件，属于受理范围内的投诉670件，其中直查28件，转有关委办局195件，转区县监察局232件，记录留存215件。在427件转办件中，阅处345件，查处报结果82件。其次，由于多个部门都有接受举报的职责，群众感到困惑，不知道该向谁举报，这不仅给有举报意愿的群众带来了不便，而且造成重复举报和资源的浪费。最后，举报信息的不断流转造成了最初接受举报的部门无法控制调查所需时间和结果的真实性，难以对举报人定期答复。

2.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在案件调查方面权责不对称

目前，中国的大部分腐败案件都是由纪检监察机关进行初查的，但是国家法定侦查机构却是检察机关或受其委托的公安机关，这造成了案件调查方面的权责不对称。由于纪检监察监督是内部监督，纪检监察机关在收集证据的方式和手段上必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只能运用部分调查取证的手段和内部强制措施（张士怀，2005：5—6）。例如，纪检监察机关无权对腐败嫌疑人进行拘留，无权对腐败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等。这样可能就会出现一种尴尬的现象，就是纪检监察机关由于调查手段的限制无法完全掌握涉嫌腐败的官员的全部情况，不会将其移交给检察机关，而检察机关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直接立案调查。在这个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所使用的“双规”等纪律手段也成为外界诟病的焦点。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在案件调查方面的权责不对称造成了双方角色的尴尬。

3.政府内部监督和审计工作薄弱

审计部门是国家的“守门人”，审计工作对于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过去几年中，国家审计署在加强审计工作力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揭露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存在的许多不规范行为，特别是违反财经规定的行为，并发现了一些涉嫌腐败和其他违法犯罪的线索。这是中国廉政制度建设的一个巨大进步，在国际上也广受好评。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可以发现，他们发现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预算管理中的问题是十分基础的、初步的。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的财经预算管理还不完善，政府内部的监督和审计工作十分薄弱。在这种局面下，如果不加强政府内部监督和审计工作，只是将国家审计署的人员编制和预算扩大也不能解决问题。

一个健全的监督体系应该包含三个层面的监督：首先是政府内部部门之间的监督，例如监察部门和内部审计部门对其他部门的监督。其次是专门的、政府之外的监督机构受立法机关或执政党委托，对政府所进行的监督。在中国，纪检机关和审计机关属于这种角色，但前者和行政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之后，更像是政府内部监督机构，而后者目前还属于政府组成部门，尽管每年需要受总理委托向人大汇报工作。最后才是群众、新闻媒体等所进行的外部监督。目前，中国前两个层面的监督基本上混在一起了，内部审计尤其薄弱。以某国家局为例，纪检监察和审计处只有3名工作人员，同时还挂有信访办公室的牌子，却要负责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对26个管理局、办事处和100多名局级干部的监督，以及内部审计、信访举报工作，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一些国家部委，内部审计竟然是财务管理部门的一个下属部门，这种让“老鼠”管“猫”的制度安排显然削弱了监督的有效性。

（二）反腐败战略存在薄弱环节

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不断探索，中国初步建立起了一套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有力地保证了反腐败工作的顺利进行。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中国原有的反腐败战略也表现出了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廉洁教育的对象和手段需要进一步改进

教育是反腐败战略的重要基础。然而应该意识到，廉洁教育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腐败主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腐败主体还包括私人部门的从业者。如何对私人部门、普通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廉洁教育？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廉洁教育工作要回答的新问题。

此外，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也需要不断进步和完善。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尽管各级领导干部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反腐败方面的文件精神，但是从效果来看，许多人的学习还停留在表面。一些违纪违法者直至走上法庭、走进监狱，才真正用心地来读有关的法律规定，才体会到法律的严肃性。这就需要我们的廉洁教育逐步走向专业化，提高针对性，对于不同的行业、职业制定法制教育和廉洁教育的文本，让全社会，特别是官员深刻了解腐败的后果和危害。

2.预防工作的针对性、前瞻性和专业化程度不高

腐败是制度漏洞的表现，因此制度预防显得十分重要。1997年之后，中国不断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减少了腐败发生发展的空间，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中国目前的腐败预防工作主要集中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而没有针对腐败多发高发的领域和环节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评估。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尽管每个单位近年来都制定了大量的制度性文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些制度中有相当一部分仅仅是在复述中央或省里的文件主要内容，而没有针对本部门、本单位的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程序方面的规章制度。

香港廉政公署在这方面的经验或许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廉政公署预防处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腐败问题的立法，因为这已经比较成熟，而是和各行业的专业机构合作，对行业的腐败高风险环节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估，并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来进行预防。在拥有1300多人的香港廉政公署中，预防处是最小的，只有60多人。但是几乎每人都是专家，不仅对于腐败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和研究，而且其中很多人有行业的专业背景，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分析制度薄弱环节和漏洞。

3.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惩处力度差异较大

长期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特别是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往往集中在受贿者，即主要是党政官员的一方，造成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惩治力度存在较大差距。首先，受贿者所受到的最高量刑要高于行贿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行贿罪最高可处以无期徒刑，而犯受贿罪最高却可处以死刑。其次，2005年之前实际因为行贿罪而受到起诉的人很少。在1998—2002年5年间，中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行贿案件6440件，只相当于同期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数（207103件）的3.1％（最高人民检察院，2003）。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我们党对于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历来是最为严格的，而他们通常是受贿者；另一个原因是反腐败机构考虑到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官员权力过大，行贿者往往是“被迫”而不是“主动”行贿的。然而无论如何，这种对受贿者和行贿者惩处力度不对称的状况对于受贿者是“不公平的”，因为很显然，受贿者和行贿者都是腐败行为的受益者。而对于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不足也会助长行贿者的气焰，降低其腐败的成本和风险。

4.反腐败投入不足，队伍的专业化程度不高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当今的腐败案件越来越复杂，腐败分子越来越狡猾。在“魔高一尺”的情况下，只有“道高一丈”，才能确保腐败案件的线索和证据能够及时被发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的纪检监察和检察干部队伍建设过于强调思想政治素质，而忽视了专业能力的培养，这已经严重制约了反腐败工作的有效性。

即使不考虑人员素质，中国在反腐败方面的财政投入和人均经费也显得比较薄弱。香港廉政公署每年的预算大约为8900万美元，占香港政府全部财政预算的比重大约为0.38％；共有工作人员1300多人，占香港政府公务员总人数的比重大约为0.72％，人均经费为54.8万元。而中国2004年全国地方检察机关实际财政支出为53.4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约为0.21%。2004年全国检察机关工作人员总数为211230人，占公务员的比重约为3.5％，人均经费约为2.78万元。纪检监察机关的情况大致也如此。这样如果将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加在一起，中国反腐败机构的人员比例不低，但是人均经费远远低于香港廉政公署，大约为其二十分之一。

（三）反腐败法律制度不完善

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也是中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不断建立健全的过程。制度缺位或缺陷会产生腐败机会，而良好的制度则能有效防治腐败。中国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经过五十多年，特别是1978年之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制度转轨仍在进行中，现有的法律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没有一部统一的《反腐败法》，对腐败行为的界定不清晰

目前中国涉及反腐败问题的规定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另一类是党和政府及其部门颁布的各类规章、文件、规定和通知。前者主要包括《刑法》第八章中的有关规定，但是相关条款十分原则。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或中纪委、监察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名义的规章、文件、规定和通知虽然规定很详细，但是效力比较低，还存在重复发文等问题。因此，就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反腐败法》，对于腐败行为重新给以清晰的界定。

二、完善中国反腐败体制和机制的政策建议

理顺反腐败体制和机制是建立有效的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乃至战胜腐败的根本保障。本文认为，中国当前反腐败体制和机制改革的基础是重新调整各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现有的反腐败战略，建立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在多个反腐败机构的模式中，要使制度安排有效发挥作用，关键是要合理、清楚地界定各个反腐败机构之间的职责，并建立适当的信息交流和协调机制。

（一）纪检监察机关统筹协调反腐败工作，加强对司法和执法机关的监督

中纪委、监察部在中国的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着领导核心和统筹协调的作用，这是多机构的反腐败体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但是在具体的工作职能方面，可以在《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和《行政监察法》等规定的范围内做一些调整。本文建议，中纪委、监察部应继续承担颁布有关法规文件，制定战略规划，协调各机构间的职能；加强廉洁教育工作，并将教育对象扩大到全社会；尽量减少对腐败案件的直接调查，尽早将腐败线索移交给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将内部审计纳入到纪检监察机关工作职能中去，将其作为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的重要手段；通过各派驻机构深入开展腐败预防工作等。

在以上这些建议的调整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将更多的腐败案件查处工作移交给检察机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党在这方面可以撒手不管了，而是应该通过对司法机关党委的领导，在对具体业务工作不进行干涉的前提下，加强对检察机关和法院的宏观指导和监督。

（二）纪检监察机关继续全面加强廉洁教育工作，并将教育对象扩大到全社会

中国在针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教育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纪委、监察部在协调各中央单位开展反腐败工作方面也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因此，建议纪检监察机关继续全面加强廉洁教育工作，协同动员各级教育部门和妇联等群众性组织，推动廉洁文化进校园、进机关、进农村、进工厂、进家庭、进企业，将教育对象扩大到全社会。社会廉洁教育应该将青少年作为重点教育人群，将廉洁教育纳入课堂，通过开展一些生动活泼的活动，努力营造廉洁的社会氛围，使青少年从小树立廉洁的观念和信念。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廉政工作和反腐败斗争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统管腐败案件举报和调查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减少对腐败案件的直接查处

保留纪检监察机关的信访和举报部门，但是将其工作重点放在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方面。鼓励群众直接向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举报有关腐败线索。当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审计机关等发现有党员领导干部涉嫌腐败的时候，应尽早将有关情况移交给检察机关进行调查。纪检监察机关应根据检察机关的查处结果和法院判决结果决定党纪、政纪处分，改变检察机关根据纪检监察机关初步调查结果立案、起诉的状况。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应该进一步理顺内部信息流转和保密机制，建立严格的对举报人信息进行保密的制度，完善对举报人限期答复的制度。负责接收举报的部门应当进一步提高专业化程度，从工作流程上减少举报信息被泄漏的机会，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检察机关还应建立内部调查机构，专门负责接收针对反贪部门及信访举报部门的投诉和举报，确保他们的高效和廉洁。

（四）将内部审计纳入到纪检监察机关工作职能中去，作为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的重要手段

绝大多数腐败交易都是与资金往来有关的，因此审计工作在发现腐败线索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进一步理顺政府内部审计部门与纪检监察机关的隶属关系，将其纳入到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范围中来。纪检监察机关应该将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落实与任期内定期审计、离任审计等结合起来，将其作为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的重要手段。要确保纪检监察机关有充足的人员编制，并且在纪律检查、行政监察、内部审计和信访举报等方面有所分工，确保各项监督都能有效发挥作用。

（五）中纪委、监察部依托各派驻机构，深入开展腐败预防工作

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对于中国的腐败预防工作无疑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事实上，中国在腐败预防方面有一支独特的队伍可以利用，就是中纪委、监察部在中央国家机关的派驻机构。腐败预防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性，派驻机构在兼顾反腐倡廉统一规定和行业特点方面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因此，应该增加派驻机构在腐败预防方面的职能，深化行业腐败预防体系的建设，培养复合型的行业反腐败专家或制度预防专家，并鼓励不同行业之间的竞争。

（六）加快制定《反腐败法》，使之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在充分总结过去几十年在腐败惩治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加快《反腐败法》或《反腐败条例》的起草和出台，这对于中国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将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意义。该法律或法规应当对各类腐败罪行的界定、立案调查、起诉和惩处等进行详细的规定，以减少由于现有法律体系规定不清而造成的漏洞。《反腐败法》或《反腐败条例》的制定要具有前瞻性，要面向未来，要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三、走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之路

严格意义上说，几乎没有哪两个国家的国家廉政体系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国家的廉政制度体系必然是该国文化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和腐败状况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在这些国家中，显然中国的国家廉政体系是一种独特的模式，其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廉政建设的核心领导力量。

参考文献：

过勇、胡鞍钢，2003：“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腐败机理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2。

何增科，2002：《反腐新路：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孙晓静，2006：《群众参与反腐败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11月。

俞可平主编，2000：《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