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轨范文10篇

体制转轨范文篇1

我们把秩序理解为可预见的模式，它使行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秩序包括行动的秩序和规则的秩序（柯武刚、史漫飞，2000）。计划秩序是人为设计的秩序，它依赖外在的权威，通过设计和指令“有形之手”自上而下、有目的的协调。封闭性、强制性、被动服从和层级结构是计划秩序的特点。权力秩序通常是计划秩序的表现形式。市场秩序是自发性秩序，它依赖各种主体自发遵守制度。市场秩序的特点是开放、平等、自由和自愿。

体制转轨意味着市场秩序逐步替代计划秩序。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国渐进式制度变迁，有必要把转轨秩序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维持旧秩序——计划经济秩序不变，“激励”和培育新市场秩序阶段。第二阶段是市场秩序与计划秩序并行、交错的时期。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打破旧的计划秩序，让市场秩序发挥主导作用。

第一阶段是市场自发性秩序的发育和扩展期。计划秩序在总体上有所松动，但计划秩序的根基没有变化。市场秩序从计划秩序外萌发。最初从体制外的农村开始，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对计划秩序的“反叛”，是农民自发、自愿签定契约。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过去的指令——服从关系变成权利义务的契约关系。尽管这种契约关系带有浓厚的权力治理色彩，但农民毕竟拥有土地的自主权和经济剩余权。随后，乡镇企业和外资的发展使内生的市场秩序与外生（引进）的市场秩序相结合，最终导致非国有经济在产值上超过国有经济。这时，市场自发秩序的扩展已是不可逆转。

值得注意的是，植根于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关系”秩序开始与市场秩序一同扩展，“关系”秩序是建立在“三缘”（血缘、地缘、业缘）基础上的关系网络，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它与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纠缠得非常紧密，并兼有计划秩序（纵向秩序）和市场秩序（横向秩序）的功能。

第二阶段是明确以市场秩序为导向的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开始着手对旧的计划体制进行改革。首先确定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用市场规则替代计划经济的行政命令和权力，让市场规则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这个过程从两个方向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定规则与“自下而上”的“修改”规则，最后博弈出各方都“满意”的制度。

但是计划秩序因符合决策者的稳定偏好而具有“先天”的优势。当市场秩序要求突破旧的计划秩序时，导致两种秩序的摩擦与冲突，形成了多重秩序混合的转轨秩序。表现为：

（1）计划秩序在经济生活中还有相当大的规模。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与旧的计划秩序连为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逐步退出的，因而转轨秩序带有计划秩序的基本痕迹。

（2）“关系”秩序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转轨秩序的表征是违规，其深层机理是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的“折衷”和均衡，它反映两种秩序的“共同”要求。为此，我们将分析两种秩序如何博弈，“关系”秩序又是如何取得支配地位的。

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涉及两种不同的体制、行为主体和利益分配方式，从逻辑上说，如果旧体制下的行为主体和新体制下的经济主体各自“安分守己”，各循自己体制的制度规则，不存在偏离原有体制的激励，那么新旧体制内各行为主体的利益达到均衡，“各就各位”是最优的秩序。

如果旧体制下的行为主体和新体制下的经济主体并非“安分守己”，但是政府动态“保护”、“隔离”两套制度规则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新旧体制内各行为主体虽有偏离各自体制的动机、行为，但政府严密地、无成本地监控能及时“遏制”、校正行为主体的偏离，社会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秩序。

如果两个假设任意一个成立，那么中国的改革完全可以按照中国过渡经济学家们（盛洪，樊纲等；1993，1994）所隐含的假定逻辑发展，即，随着引入新体制（或新的交易方式、新秩序），旧体制与旧秩序会相应地逐步发生变化、逐步缩小，直至最终完成过渡。

但是，我们发现，不存在对新旧体制下各行为主体“各就各位”的制度激励和制度均衡；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市场秩序的扩展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又通过政策、法律“保护”、“隔离”两种制度——秩序各自实施的范围与规模。双重规则与秩序的混合、冲突造成经济主体的行为混乱、无序。政府对行为主体的无序状态寄希望于各体制下行为主体的道德自律和自觉。在双层体制的制度规则夹缝中，“关系”秩序取得了支配地位。

在改革开放前，“关系”秩序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关系”秩序来源于传统的“礼治秩序”。经过新中国的多次洗礼和改造，仍在私人领域发挥一定的作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关系”秩序得以恢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关系”秩序的扩展是同步进行的。因为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大部分资源是通过各种“关系”（从体制内、也包括体制外自我积累）获得的。正因为如此，“关系”从过去单纯的人际网络，演变为一种经济资源，即社会资本。

“关系”秩序虽有一定的“圈子”，但其渗透性强，它既可以通过纵向网络深入到计划秩序中；又可以通过市场横向网络，进入到市场秩序中，在计划秩序占绝对地位的时期，市场秩序的生存与发展常常借助“关系”秩序取得其“合法”身份。因此，“关系”秩序具有两面性，它既可以“松动”计划秩序的僵化，又可以“抵制”权力秩序的干扰。在市场不确定性条件下，“关系”秩序还是规避风险的“孤岛”。在一定程度上，只有“关系”秩序才可以化解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冲突。由于每类行为主体都处在一定的“关系”秩序中，所以使“关系”秩序成为两种秩序“共同”可接受的规则与秩序，因而它是二者的妥协点，即均衡点。

随着市场秩序的建立，关系秩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那么中国市场秩序转轨是不是一直停留在“关系”秩序中不能自拔？均衡点的打破只能靠外在的压力——加入WTO。因为WTO使中国市场制度进一步“升级”和“扩张”。全球化连同市场规则与秩序的“一体化”将使“关系”秩序根据资本的逻辑重新构造。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当市场规则与秩序具有绝对优势，“关系”规则与秩序将重新改造并退到有限的领域。

二、收益、规则偏好与秩序选择

立足于宪法和政府对市场秩序的认识这一基点，我们把向市场秩序的转轨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形态：计划秩序主导型、关系秩序主导型和市场秩序主导型。三种秩序其净收益、选择偏好如图1。

附图

图1向市场秩序的转轨图

1.计划秩序主导型阶段

从1978年开始到1993年3月29日宪法修正案前的市场自发秩序阶段。对应于图形的OO[,1]段。这一阶段是市场自发秩序扩展最快的时期。从图形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个人对规则的偏好和选择是计划规则优于关系规则，关系规则又优于市场规则。也就是说，根据成本—收益原则，人们选择计划规则的净收益要大于关系规则和市场规则。原因是尽管市场制度创新的边际利润很大，但市场行为主体“名不正言不顺”。

立足于宪法制度—规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角度，各行为主体的市场行为都可以说是“违规”。违规是对计划秩序的偏离，是混乱、无序的开始。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违规”（有人称之为“良性违宪”）就没有改革。但是由于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背景，各类行为主体（包括政府自身）制度创新的风险很大。

从图形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也是关系规则与秩序的扩展时期。它和市场秩序几乎是平行的。同时由于“关系”秩序植根于传统和血缘关系和人际网络中，它比市场秩序的“根基”深厚，所以其起点比市场秩序高。

此阶段由于体制背景的总体格局是计划秩序，它为各级政府任意的行政干预提供了合理性、合法性。政府面对市场秩序、市场行为使用双重规则——计划规则和市场规则。以计划经济的制度和秩序衡量是违法的行为，用市场秩序和规则的标准看可能是制度创新。行为主体从多次与政府官员的博弈中发现“货币”能把计划标准化为“统一”的市场标准。“货币”的指标有经济增长、税收收入、现金等。权“钱”交易确实“激励”了政府官员大开政策和法律的“绿灯”，市场秩序在政府官员的“保护”下进行扩张，而这一切大多是通过“关系”规则疏通的。

2.“关系”秩序主导型阶段

关系秩序对应于图形的O[,1]O[,3]阶段。它从1993年宪法修正案开始，目前我国的转轨正处于此阶段。随着在宪法层次上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开始加速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市场秩序具有了合法地位。但从图形我们发现，市场规则和秩序的优势只是逐步地替代计划规则和秩序，临界点是A点。A点左边，计划秩序优于市场秩序，A点右边，市场秩序优于计划秩序。这说明在一段时期内，名义上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但对于个人和组织而言，利用计划规则与秩序的权力所获得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市场秩序和规则所带来的收益，所以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是广泛地“接近”计划秩序的行为主体。这样导致关系规则和秩序处于计划规则和市场规则的上方，它在个人收益和选择上优于计划规则和市场规则。因为关系规则虽然不是权力规则，但可以利用权力规则；同样，关系规则可以不需要市场规则，但市场规则必需要关系规则。也就是说，关系规则可以“沟通”计划规则和市场规则。它既可以利用计划规则的“方便”（垄断资源的获得），又省去市场规则的“麻烦”（高交易费用），再加上关系规则一经建立，其交易成本很低。所以它成为行为主体首要的选择。

但随着市场秩序取代计划秩序（在名义上的），维持旧秩序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以各种方式“剿杀”市场经济。虽然政府对市场秩序的确立是明确的，但由于受自身偏好、认识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开始以计划秩序的方式和手段整顿、规范市场秩序。这一阶段是市场自发性和政府规范相交替阶段。由于政府行为不规范（主要是“关系”秩序渗透到政府行为中），越规范越混乱，甚至出现了以规范的名义“制造”不规范。

3.市场秩序主导型阶段

在此阶段现代市场经济的秩序已基本确立，“关系”秩序和计划秩序在个人收益的获得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尽管在第二阶段，“关系”秩序上升很快，但其趋势是递减的。相反，市场规则与秩序以递增的速率上升。过C点后，市场秩序取得支配地位。但是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政体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像西方那样，而是一种市场秩序为主导的、关系秩序和计划秩序仍发挥一定程度作用的秩序形式。

在转轨秩序中，市场秩序替代“关系”秩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后者既可以“软化”、“消解”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又渗透到二者之中，出现市场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勾结，造成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中国目前出现的“裙带资本主义”（吴敬琏，2001）就是一种典型的“关系”秩序的表现。

三、“转轨制度悖论”：失序的另一种解释

1.“转轨制度悖论”

我们避开多重混合式秩序所引起的行为主体的无序，单就市场制度在中国自身演变可能引起的混乱进行分析。“转轨制度”基本能反映中国市场演变的特征与轨迹，它体现在过渡性制度安排中。所谓过渡性制度安排指体制转轨中一种指向市场制度的“临时”制度安排，它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和“允许修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虽指向了市场制度，但实际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制度，而是一种带有行政垄断的制度安排；另一种虽是市场制度，但从市场经济国家移植过来后，由于没有实施的条件和动力，所以形同虚设，实际运行的是另一套“违规”的潜在规则，包括我们前面论及的计划规则、关系规则等。过渡性制度安排说明市场制度和秩序在中国的确立不是一次博弈可以完成，需要行为主体各方长期的博弈以达成“共识”。

“转轨制度悖论”是指体制转轨中的制度规则既是秩序之源，又是混乱之源。政府的初衷是通过制度规则建立市场经济秩序，却令人吃惊地“异化”为“卡、管、要、罚”的象征。其原因之一，体制转轨中过渡性制度安排的“过渡性”本身说明制度规则的临时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规则下的行为是不确定的。经济主体不能确定自己的长期行为，也预期其他主体的行为不稳定。其原因之二，由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两个基本点：制定规则自上而下，制度不是市场主体各方博弈的产物，而是带有“维护”行政垄断等旧体制的痕迹，或者过于“精英化”的理性建构和设计；实施规则自上而下，当政府自身行为不规范时，行政权力往往把监督规则的执行与实施演变为“收费站”。所以，行为主体一方面感到制度规则是“外在”于他们的，并不反映他们的利益，因而无法或无“激励”遵循；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在于违规或循规，而在于罚款交费，罚款交费就可以违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原理，制度能形成秩序，规则能降低交易成本，为行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但制度安排的过渡性与“蜕变”后的制度规则反而增大了预期的不确定性，行为主体在不断地“绕过”、“收买”和变通制度规则的过程中增加了大量的交易费用。

2.“循规—违规困境”

多重规则和“转规制度悖论”引发“循规—违规困境”。

第一，循规，该循什么规？如果行为主体是旧体制下的行为主体，应该遵循的是旧体制之规，如果政府要求这类行为主体循市场经济之规，那么根据市场经济的资源交换原则，只拥有权力、垄断资源的行为主体其钱权交易、乱收费等违规行为就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反过来，如果行为主体是新体制下的主体，该循计划经济之规还是市场经济之规？

第二，过渡性制度安排的“过渡性”如果被行为主体预期到，那么他是循规呢还是违规？如果某些制度规则代表的是某些部门、行业垄断利益，那么不在此“保护”之外的行为主体该违规还是循规？

第三，如果某行为主体严格按“国家规定”办，在其他行为主体违规的压力下，必饿死，如果不按“国家规定”办，又会因违法、违规而“处”死。

循规也难，违规也难；循规也“死”，违规也“死”。这就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循规—违规困境”。因此，如果经济主体只单一的循规或违规都必“死”无疑。但实际生活中，循规或违规主体几乎都获益，“死”的很少，因为行为主体通过“折衷”，在循规和违规之间寻找了一个合适的比例——“假装”遵循，“比例”之大小无法确定。

假装遵循是违规与循规的“统一”。它是形式上的循规，本质上的违规，能满足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双重需要。因为假装遵循能保持计划秩序所需要的稳定秩序，在形式上体现了计划秩序“自下而上”的服从偏好；假装遵循——违规又是市场秩序冲破旧体制秩序通常采取的手段，它有时能瞒过计划秩序对市场秩序的“剿杀”。

违规正是通过“关系”秩序的保护而得以扩张的。中国违规现象的普遍化趋势说明了“关系”秩序的网络化。违规构成中国体制转轨秩序的基本特色。

［1］德沃金.法律帝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2］A·爱伦·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肯尼思·约瑟夫·阿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4］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邓正来.法律与立法二元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6］唐寿宁.个人选择和投资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体制转轨范文篇2

养老金隐性债务指一个养老金计划向职工和退休人员提供养老保险金的承诺。它等于如果该计划在今天即终止的情况下，所有必须付给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现值加上在职职工已积累、并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权利的现值。养老金隐性债务通常是在养老金计划终止的假设下计算的，该终止假设假定没有资金积累的养老体系将立即终止，所有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将得到其未来退休金和应计权利的补偿。隐性养老金债务作为一个存量概念代表了政府能够明确预计到，并必须列入财政计划的直接和隐性的债务。与政府的潜在债务不同（例如挽救国有银行），隐性养老金债务不形成不可预料的财政支出需求。

转轨成本的概念产生于即使在部分缴费已分流到个人帐户的情况下仍要继续向养老金领取者（和未来的退休人员）支付退休金而出现的融资缺口，它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转轨成本的产生是由于仍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偿还旧体系的债务。该融资缺口源于隐性养老金债务，但并不等于隐性养老金债务，因为部分支出是用于因为保留部分旧体制而每天新增长的债务，而部分当前债务则是由继续的缴费所覆盖。



隐性养老金的规模取决于许多经济和人口因素，例如养老金体系的覆盖面、其所覆盖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年龄结构、养老金福利水平、退休年龄、替代率、指数化机制和贴现率等。基于其养老金体系于1994年终止的假设，世界银行（1997）测算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为1994年GDP的46—69%。而最近世界银行的一项新的测算则认为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约为1998年GDP的94%（DorfmanandSin,2000）。

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明确承认养老金债务，并在寻求其他减少转轨成本的办法。实际上，政府已尝试着使用3种方式的组合来减少隐性养老金债务和支付转轨成本：首先，中国保持着缴费率为13%、替代率为20%的小规模现收现付支柱（国务院26号文件）。缴费的约4个百分点被设计用于转轨目的(根据世界银行(1997)，工资税/缴费的9%足以支付替代率为24%的小规模现收现付支柱。根据国务院26号文件，13%的缴费率相对于20%的替代水平显然绰绰有余。工资税额外的4个百分点（＝13－9）是设计用于转轨目的的。)。第二，老职工被保留在老体系中，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转轨成本。第三，政府没有削减养老金，而是希望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能提供一些额外的资金。

现在很明显这些方法都未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转轨成本。资金问题非常严重：在1998年，22个省级养老金统筹出现赤字，金额约42亿元，其他10个省有27亿元的盈余(然而，由于没有全国的统筹，中央政府不能使用几个省级统筹中的盈余。这些盈余都在沿海地区。)（Hang,1999）。到1998年底，基本养老体系（支柱1、2）的总结余达到587亿元。这些结余资金分布很不平均，其中5个沿海地区，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占267亿元，另21省市仅占311亿元；还有5个省的结余几乎为零（Hang,1999)。这一局面在1999年恶化，中央政府不得不介入，为25个省提供支付养老金的资金。很显然，必须为支付转轨成本寻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源。基于国际经验，如下几个选择可供中国的政策制订者考虑：

——通过缩小现行体系、延长退休年龄和减少保险福利水平来减少养老金隐性债务；

——在对国有企业公司化和私有化的过程中实行债务和资产的转换；以及

——使用一般的税收或发行债券。

世界银行一项最近的研究进一步明确指出了为转轨成本筹资的方式，它包括：(1)通过一般的财政收入或专门的社会保障税筹资；（2）中央或地方政府通过发债来筹资；（3）动用出售国有企业或其他资产的收益；（4）提高与工资相连的缴费率(DorfmanandSin,2000）。

体制转轨范文篇3

我们把秩序理解为可预见的模式，它使行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秩序包括行动的秩序和规则的秩序（柯武刚、史漫飞，2000）。计划秩序是人为设计的秩序，它依赖外在的权威，通过设计和指令“有形之手”自上而下、有目的的协调。封闭性、强制性、被动服从和层级结构是计划秩序的特点。权力秩序通常是计划秩序的表现形式。市场秩序是自发性秩序，它依赖各种主体自发遵守制度。市场秩序的特点是开放、平等、自由和自愿。

体制转轨意味着市场秩序逐步替代计划秩序。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国渐进式制度变迁，有必要把转轨秩序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维持旧秩序——计划经济秩序不变，“激励”和培育新市场秩序阶段。第二阶段是市场秩序与计划秩序并行、交错的时期。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打破旧的计划秩序，让市场秩序发挥主导作用。

第一阶段是市场自发性秩序的发育和扩展期。计划秩序在总体上有所松动，但计划秩序的根基没有变化。市场秩序从计划秩序外萌发。最初从体制外的农村开始，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对计划秩序的“反叛”，是农民自发、自愿签定契约。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过去的指令——服从关系变成权利义务的契约关系。尽管这种契约关系带有浓厚的权力治理色彩，但农民毕竟拥有土地的自主权和经济剩余权。随后，乡镇企业和外资的发展使内生的市场秩序与外生（引进）的市场秩序相结合，最终导致非国有经济在产值上超过国有经济。这时，市场自发秩序的扩展已是不可逆转。

值得注意的是，植根于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关系”秩序开始与市场秩序一同扩展，“关系”秩序是建立在“三缘”（血缘、地缘、业缘）基础上的关系网络，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它与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纠缠得非常紧密，并兼有计划秩序（纵向秩序）和市场秩序（横向秩序）的功能。

第二阶段是明确以市场秩序为导向的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开始着手对旧的计划体制进行改革。首先确定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用市场规则替代计划经济的行政命令和权力，让市场规则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这个过程从两个方向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定规则与“自下而上”的“修改”规则，最后博弈出各方都“满意”的制度。

但是计划秩序因符合决策者的稳定偏好而具有“先天”的优势。当市场秩序要求突破旧的计划秩序时，导致两种秩序的摩擦与冲突，形成了多重秩序混合的转轨秩序。表现为：

（1）计划秩序在经济生活中还有相当大的规模。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与旧的计划秩序连为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逐步退出的，因而转轨秩序带有计划秩序的基本痕迹。

（2）“关系”秩序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转轨秩序的表征是违规，其深层机理是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的“折衷”和均衡，它反映两种秩序的“共同”要求。为此，我们将分析两种秩序如何博弈，“关系”秩序又是如何取得支配地位的。

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涉及两种不同的体制、行为主体和利益分配方式，从逻辑上说，如果旧体制下的行为主体和新体制下的经济主体各自“安分守己”，各循自己体制的制度规则，不存在偏离原有体制的激励，那么新旧体制内各行为主体的利益达到均衡，“各就各位”是最优的秩序。

如果旧体制下的行为主体和新体制下的经济主体并非“安分守己”，但是政府动态“保护”、“隔离”两套制度规则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新旧体制内各行为主体虽有偏离各自体制的动机、行为，但政府严密地、无成本地监控能及时“遏制”、校正行为主体的偏离，社会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秩序。

如果两个假设任意一个成立，那么中国的改革完全可以按照中国过渡经济学家们（盛洪，樊纲等；1993，1994）所隐含的假定逻辑发展，即，随着引入新体制（或新的交易方式、新秩序），旧体制与旧秩序会相应地逐步发生变化、逐步缩小，直至最终完成过渡。

但是，我们发现，不存在对新旧体制下各行为主体“各就各位”的制度激励和制度均衡；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市场秩序的扩展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又通过政策、法律“保护”、“隔离”两种制度——秩序各自实施的范围与规模。双重规则与秩序的混合、冲突造成经济主体的行为混乱、无序。政府对行为主体的无序状态寄希望于各体制下行为主体的道德自律和自觉。在双层体制的制度规则夹缝中，“关系”秩序取得了支配地位。

在改革开放前，“关系”秩序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关系”秩序来源于传统的“礼治秩序”。经过新中国的多次洗礼和改造，仍在私人领域发挥一定的作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关系”秩序得以恢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关系”秩序的扩展是同步进行的。因为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大部分资源是通过各种“关系”（从体制内、也包括体制外自我积累）获得的。正因为如此，“关系”从过去单纯的人际网络，演变为一种经济资源，即社会资本。

“关系”秩序虽有一定的“圈子”，但其渗透性强，它既可以通过纵向网络深入到计划秩序中；又可以通过市场横向网络，进入到市场秩序中，在计划秩序占绝对地位的时期，市场秩序的生存与发展常常借助“关系”秩序取得其“合法”身份。因此，“关系”秩序具有两面性，它既可以“松动”计划秩序的僵化，又可以“抵制”权力秩序的干扰。在市场不确定性条件下，“关系”秩序还是规避风险的“孤岛”。在一定程度上，只有“关系”秩序才可以化解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冲突。由于每类行为主体都处在一定的“关系”秩序中，所以使“关系”秩序成为两种秩序“共同”可接受的规则与秩序，因而它是二者的妥协点，即均衡点。

随着市场秩序的建立，关系秩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那么中国市场秩序转轨是不是一直停留在“关系”秩序中不能自拔？均衡点的打破只能靠外在的压力——加入WTO。因为WTO使中国市场制度进一步“升级”和“扩张”。全球化连同市场规则与秩序的“一体化”将使“关系”秩序根据资本的逻辑重新构造。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当市场规则与秩序具有绝对优势，“关系”规则与秩序将重新改造并退到有限的领域。

二、收益、规则偏好与秩序选择

立足于宪法和政府对市场秩序的认识这一基点，我们把向市场秩序的转轨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形态：计划秩序主导型、关系秩序主导型和市场秩序主导型。三种秩序其净收益、选择偏好如图1。

附图

图1向市场秩序的转轨图

1.计划秩序主导型阶段

从1978年开始到1993年3月29日宪法修正案前的市场自发秩序阶段。对应于图形的OO[,1]段。这一阶段是市场自发秩序扩展最快的时期。从图形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个人对规则的偏好和选择是计划规则优于关系规则，关系规则又优于市场规则。也就是说，根据成本—收益原则，人们选择计划规则的净收益要大于关系规则和市场规则。原因是尽管市场制度创新的边际利润很大，但市场行为主体“名不正言不顺”。

立足于宪法制度—规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角度，各行为主体的市场行为都可以说是“违规”。违规是对计划秩序的偏离，是混乱、无序的开始。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违规”（有人称之为“良性违宪”）就没有改革。但是由于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背景，各类行为主体（包括政府自身）制度创新的风险很大。

从图形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也是关系规则与秩序的扩展时期。它和市场秩序几乎是平行的。同时由于“关系”秩序植根于传统和血缘关系和人际网络中，它比市场秩序的“根基”深厚，所以其起点比市场秩序高。

此阶段由于体制背景的总体格局是计划秩序，它为各级政府任意的行政干预提供了合理性、合法性。政府面对市场秩序、市场行为使用双重规则——计划规则和市场规则。以计划经济的制度和秩序衡量是违法的行为，用市场秩序和规则的标准看可能是制度创新。行为主体从多次与政府官员的博弈中发现“货币”能把计划标准化为“统一”的市场标准。“货币”的指标有经济增长、税收收入、现金等。权“钱”交易确实“激励”了政府官员大开政策和法律的“绿灯”，市场秩序在政府官员的“保护”下进行扩张，而这一切大多是通过“关系”规则疏通的。

2.“关系”秩序主导型阶段

关系秩序对应于图形的O[,1]O[,3]阶段。它从1993年宪法修正案开始，目前我国的转轨正处于此阶段。随着在宪法层次上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开始加速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市场秩序具有了合法地位。但从图形我们发现，市场规则和秩序的优势只是逐步地替代计划规则和秩序，临界点是A点。A点左边，计划秩序优于市场秩序，A点右边，市场秩序优于计划秩序。这说明在一段时期内，名义上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但对于个人和组织而言，利用计划规则与秩序的权力所获得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市场秩序和规则所带来的收益，所以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是广泛地“接近”计划秩序的行为主体。这样导致关系规则和秩序处于计划规则和市场规则的上方，它在个人收益和选择上优于计划规则和市场规则。因为关系规则虽然不是权力规则，但可以利用权力规则；同样，关系规则可以不需要市场规则，但市场规则必需要关系规则。也就是说，关系规则可以“沟通”计划规则和市场规则。它既可以利用计划规则的“方便”（垄断资源的获得），又省去市场规则的“麻烦”（高交易费用），再加上关系规则一经建立，其交易成本很低。所以它成为行为主体首要的选择。

但随着市场秩序取代计划秩序（在名义上的），维持旧秩序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以各种方式“剿杀”市场经济。虽然政府对市场秩序的确立是明确的，但由于受自身偏好、认识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开始以计划秩序的方式和手段整顿、规范市场秩序。这一阶段是市场自发性和政府规范相交替阶段。由于政府行为不规范（主要是“关系”秩序渗透到政府行为中），越规范越混乱，甚至出现了以规范的名义“制造”不规范。

3.市场秩序主导型阶段

在此阶段现代市场经济的秩序已基本确立，“关系”秩序和计划秩序在个人收益的获得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尽管在第二阶段，“关系”秩序上升很快，但其趋势是递减的。相反，市场规则与秩序以递增的速率上升。过C点后，市场秩序取得支配地位。但是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政体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像西方那样，而是一种市场秩序为主导的、关系秩序和计划秩序仍发挥一定程度作用的秩序形式。

在转轨秩序中，市场秩序替代“关系”秩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后者既可以“软化”、“消解”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又渗透到二者之中，出现市场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勾结，造成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中国目前出现的“裙带资本主义”（吴敬琏，2001）就是一种典型的“关系”秩序的表现。

三、“转轨制度悖论”：失序的另一种解释

1.“转轨制度悖论”

我们避开多重混合式秩序所引起的行为主体的无序，单就市场制度在中国自身演变可能引起的混乱进行分析。“转轨制度”基本能反映中国市场演变的特征与轨迹，它体现在过渡性制度安排中。所谓过渡性制度安排指体制转轨中一种指向市场制度的“临时”制度安排，它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和“允许修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虽指向了市场制度，但实际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制度，而是一种带有行政垄断的制度安排；另一种虽是市场制度，但从市场经济国家移植过来后，由于没有实施的条件和动力，所以形同虚设，实际运行的是另一套“违规”的潜在规则，包括我们前面论及的计划规则、关系规则等。过渡性制度安排说明市场制度和秩序在中国的确立不是一次博弈可以完成，需要行为主体各方长期的博弈以达成“共识”。

“转轨制度悖论”是指体制转轨中的制度规则既是秩序之源，又是混乱之源。政府的初衷是通过制度规则建立市场经济秩序，却令人吃惊地“异化”为“卡、管、要、罚”的象征。其原因之一，体制转轨中过渡性制度安排的“过渡性”本身说明制度规则的临时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规则下的行为是不确定的。经济主体不能确定自己的长期行为，也预期其他主体的行为不稳定。其原因之二，由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两个基本点：制定规则自上而下，制度不是市场主体各方博弈的产物，而是带有“维护”行政垄断等旧体制的痕迹，或者过于“精英化”的理性建构和设计；实施规则自上而下，当政府自身行为不规范时，行政权力往往把监督规则的执行与实施演变为“收费站”。所以，行为主体一方面感到制度规则是“外在”于他们的，并不反映他们的利益，因而无法或无“激励”遵循；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在于违规或循规，而在于罚款交费，罚款交费就可以违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原理，制度能形成秩序，规则能降低交易成本，为行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但制度安排的过渡性与“蜕变”后的制度规则反而增大了预期的不确定性，行为主体在不断地“绕过”、“收买”和变通制度规则的过程中增加了大量的交易费用。

2.“循规—违规困境”

多重规则和“转规制度悖论”引发“循规—违规困境”。

第一，循规，该循什么规？如果行为主体是旧体制下的行为主体，应该遵循的是旧体制之规，如果政府要求这类行为主体循市场经济之规，那么根据市场经济的资源交换原则，只拥有权力、垄断资源的行为主体其钱权交易、乱收费等违规行为就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反过来，如果行为主体是新体制下的主体，该循计划经济之规还是市场经济之规？

第二，过渡性制度安排的“过渡性”如果被行为主体预期到，那么他是循规呢还是违规？如果某些制度规则代表的是某些部门、行业垄断利益，那么不在此“保护”之外的行为主体该违规还是循规？

第三，如果某行为主体严格按“国家规定”办，在其他行为主体违规的压力下，必饿死，如果不按“国家规定”办，又会因违法、违规而“处”死。

循规也难，违规也难；循规也“死”，违规也“死”。这就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循规—违规困境”。因此，如果经济主体只单一的循规或违规都必“死”无疑。但实际生活中，循规或违规主体几乎都获益，“死”的很少，因为行为主体通过“折衷”，在循规和违规之间寻找了一个合适的比例——“假装”遵循，“比例”之大小无法确定。

假装遵循是违规与循规的“统一”。它是形式上的循规，本质上的违规，能满足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双重需要。因为假装遵循能保持计划秩序所需要的稳定秩序，在形式上体现了计划秩序“自下而上”的服从偏好；假装遵循——违规又是市场秩序冲破旧体制秩序通常采取的手段，它有时能瞒过计划秩序对市场秩序的“剿杀”。

违规正是通过“关系”秩序的保护而得以扩张的。中国违规现象的普遍化趋势说明了“关系”秩序的网络化。违规构成中国体制转轨秩序的基本特色。

【参考文献】

［1］德沃金.法律帝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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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肯尼思·约瑟夫·阿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4］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邓正来.法律与立法二元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6］唐寿宁.个人选择和投资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体制转轨范文篇4

转轨之前，大街上偶尔传来的马车铃铛声和马蹄声，也许为深夜灯下苦读的你增添一份静谧。而转轨中，呼啸而过的刺耳的汽车声，也许使你更加心烦意乱，即使在苦暑盛夏也得门窗紧闭，还不一定有那份清静。

即便如此，大部分中国人恐怕也不愿意再回到过去那种静谧中去，因为那种静谧总是伴着停滞、单调、封闭和贫穷。

但是，转轨也有个效率问题：转轨过程可以在一两代人完成，也可以是几代人都看不到头的过程，还可能会中途夭折。获得医学和哲学博士的威廉·伯恩斯坦在其《财富的诞生》中解读了这三种情况的典型例子。

也许令一些法国人现在还糊涂的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基础条件都不比英国差的法兰西，为什么经济腾飞却比英国晚了一个世纪以上？相比英国，法国本土面积更辽阔，道路河流运输系统四通八达，农业稳定而有“欧洲的谷仓”之称，有诸如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思想家，更是科学启蒙的家乡，法国政府也大力运用国债这样的金融工具来大量筹集资本。然而，这些优势却没能被有效利用，甚至还被政治统治者肆意破坏了，有些后来被证明足以加速转轨的因素迟迟难以找到立身之地。

比如，糟糕的政治体制带来了糟糕的乱收费与税收制度。道路运河关卡林立，收费遍地，统治者将其作为重要收入来源，致使在当时欧洲堪称最发达的法国道路与河流运输体系的竞争力荡然无存。贵族、僧侣与官僚免交任何税收，而种类繁杂的税收主要以土地和建筑为对象，由一批从中渔利的“包税人”——收税农民——负责征收。这不仅导致法国家庭千方百计使其成员或后代争取获得官僚、僧侣或者包税人身份，没人真正想也无法通过诚实劳动挣得财富，整个社会呈现一种巨大的“寻租体制”——靠着特权或身份巧取豪夺。这种体制的最大恶果就是国家没能提供一个足够的激励机制，保证以土地为主的“产权体系向私有制转换”。当民众创造力被这种鼓励寻租的体制“抽干”时，就不存什么可靠或者健全的个人产权了。而且，如此税制使那些实在无计可施的下层民众承担着难以负担的税收，致使法国农业衰败到只能依靠无法确保的谷物进口。

另外，由于宗教以及政治原因，大批科学家与熟练工匠为免受迫害而逃离法国。剩下的那些深受王宫宠爱的科学家，却成了一个象牙塔里的精英阶层，远离普通民众特别是熟练工匠，从而使科学与发明、技术突破、技术运用分离，没能在同一时间发生像英国那种在由科学家和工匠们自由交流与合作中取得以技术运用突破为标志的工业革命。

据威廉·伯恩斯坦统计，“在19世纪，法国将近四分之三的存款借给了国家、地方政府。”故此，迟迟建立不起一个主要为工商企业服务的公众化资本市场。工商企业主也就难以获得应有融资来进行持续扩展经营。相反，稍微有些经营积累时，往往以转为放贷给政府的食利者身份结束自己的工商经营。

在法国这些弊端的背后，是其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在其落后于英国转轨的近200年里，没有哪个君主不致力于集权统治。到那位自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时，法国的集权程度更达到了欧洲历史之最。这种垄断性集权，不仅扼杀了政治竞争，更阻挡了经济与社会文化竞争，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国家干预”一词来源于法语词根的原因所在。英国在1624年就基本以法律形式摆脱了各个领域的垄断，而法国完成这一转变是175年之后的事情了。以打破政治垄断与集权的“法国大革命”为标志，以当时执政的立宪派对收费关卡的废除、农民对土地所有权、转让权和出租权的确立为契机，法国才真正走上了转轨之路，而此时，英国已是遥遥在前的世界领先者了。

西班牙，这个曾拥有不可一世的航海力量、众多美洲殖民地和大量掠夺来的金银财富的国家，开始转轨的时间更晚，转轨的过程更长，迄今还是欧洲经济竞争中的落后者。而比西班牙更差的是奥斯曼帝国，这个无论是在国土面积、财富，还是科技思想与文化成就方面，都堪与同时代中国相比的帝国，曾经开始了向现代体制的转轨，但很遗憾，出来某些经济与军事硬件，始终未能在社会软件上转型，致使转轨夭折，庞大的帝国也终于分解而灭亡。

体制转轨范文篇5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伴随着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过程的不断推进,经济转轨理论研究也不断推进,形成了风格各异、内容不同的多种转轨经济学范式。由于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的结构和机理、经济转型的性质和规律、政府的作用、国有企业地位和宏观政策的目标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别,由此形成了转型经济学的不同范式[1]。从其基本内容与主要影响来看,我国转轨经济研究主要有五种经济学范式: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转轨成本-转轨收益”范式。新制度经济学转轨研究主要是在大的制度环境即基本制度结构为既定前提下着力研究的是具体制度(行为规则)变革问题,提供一个关于转轨经济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转轨的主要原因在于新体制给人们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明显高于旧体制的实际收益,转轨路径选择的标准就是转轨过程的效益最大化[2]。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化经济改革-资本主义宪政转轨”范式。以“华盛顿共识”为标本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必须把产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手中,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同时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中央计划转向自由市场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一方面主张实行大规模的制度转轨,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另一方面主张以激进方式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认为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市场经济体制”范式。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中用市场机制对原有的计划机制的置换任务。中国经济转轨的路径应当是: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基本前提下进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3]。四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化生产方式-市场型社会主义制度”范式。有的学者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运动。社会主义经济转轨是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基本路径是全面推进市场化制度创新,基本方向是全面构造市场化生产方式为基础、民主法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4]。五是整体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该范式试图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整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过渡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一框架有两个基本特点:①对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以新古典范式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评,强调从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中去深入剖析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②否定了目前国内外流行的把渐进与激进的差别仅仅归结为改革的速度和方式的流行观点,而把中国渐进式改革定义为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把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三者的关系当作支配中国渐进式改革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的“普照之光”[1]。从总体上看,一方面,已有各种转轨经济学研究范式都有一定的科学性,对经济转轨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已有各种转轨经济学研究范式也各有其局限性。在发展与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应当认真总结转轨经验、科学揭示转轨客观规律,继续推进经济转轨的理论研究,努力探索新的转轨研究范式,以更科学地解释转轨现实、更有效地指导转轨实践。目前方兴未艾的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从经济与政治互相联系与互相作用的整合研究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转轨研究视角,对社会主义经济转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业已成为经济转轨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范式。

二、新政治经济学经济转轨研究的主要特色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整体化趋势,西方经济学界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促使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出现了把经济与政治进行整合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新政治经济学试图把理性选择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实证分析融入同一个理论体系,这使得新政治经济学具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明显不同的特征,从其研究取向来看,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的经济学和单纯的政治学无法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研究经济问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需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因为政治和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问题无法脱离政治或制度因素,政治过程也无时无刻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从其实质来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较高的层面来看,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确立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这一基本制度结构构成了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从较具体的层面来看,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形成具体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对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新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基本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且着重研究具体制度(各种规则)对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的影响,这样,就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开始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转轨问题。新政治经济学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研究经济改革和转轨,而是着重研究在决定转向市场经济的最优路径时政治因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重要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的转轨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于把经济体制转轨与政治制度变革结合起来,对经济转轨进行“经济-政治”的整合研究,对经济转轨所必然引起的经济变化与政治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重心在于探讨政治约束如何影响转轨决策、转轨性质、转轨过程与转轨结果。2000年,阿伦•德雷泽(AllanDrazen)把新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其核心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现实世界的经济政策,不是由蛰居在教科书中的社会计划者———他不受利益冲突的影响,而只在那里计算最优政策———所选定的。经济政策是平衡利益冲突,从而产生集体选择的决策过程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认识,阿伦•德雷泽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系统分析了隐藏在大规模经济改革和转轨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解释了经济改革和转轨的政治维度,阐明了改革和转轨的共性和差异,论证了改革和转轨的经济与政治约束,尤其是政治约束对改革和转轨战略选择的显著影响,从而建立了“改革和转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新政治经济学经济转轨研究的主要特色在于:在转轨理论方面,它强调政治因素与制度因素在经济转轨中的重要地位,阐明利益关系、权利结构与政治约束对于经济转轨的重要作用,提示我们必须重视约束改革和转轨的政治因素与制度因素的研究;在转轨实践方面,它强调应当充分考虑政治因素与制度结构对改革战略和转轨路径的选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三、新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转轨的理论分析

新政治经济学的转轨研究主要是利用公共选择理论提供的分析工具,将改革与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与之相联系的权利调整与制度变迁作为分析重点,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的社会制度变迁作出系统而深刻的理论解释。具体来说,新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转轨的理论解释包括三个主要内容:(一)利益冲突———经济转轨的动因与过程。新古典经济学等转轨研究范式属于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理论,它们认为,制度变迁只是用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只要实现简单的“替代”或“转换”而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就够了,因此,它们没有分析改革与转轨中的利益关系问题,它们或者认为在改革与转轨中人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或者认为人们福利增进的利益问题会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自动解决,这就是经济转轨研究中的“利益分配无关论”。与此不同,新政治经济学的转轨研究则十分重视经济改革与转轨中的利益问题,它不仅充分肯定了在改革与转轨中人们利益冲突的必然性,而且充分肯定人们的利益关系在改革与转轨中的重要作用。对利益关系问题的高度关注既是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又是我们应当引进和借鉴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的重要缘由①。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研究的基本前提就是承认与肯定在转轨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人们的利益冲突,经济转轨绝不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的技术性过程,而且也是同人们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性过程。现实的经济转轨决策,不是由远离现实的转轨设计者所设计的最优路径,而是受社会利益冲突影响的经济转轨决策。同时,在经济转轨中资源配置的改善不仅不会自动解决利益分配问题,而且还会出现利益冲突,这是因为,一个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改善的新的制度安排,既不能使每个经济主体的收益都有所增长,更不能使每个经济主体的收益同等增长。改革与转轨最难处理的就是这样的问题:那些可以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改革方案,却可能因为分配导致的利益不一致而无法被采纳与实施。换言之,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并不在于改革能否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而在于能否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5]。经济转轨中的制度变迁在更多时候意味着法律制度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会强制性地改变权利结构与利益格局,而且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共选择规则,从而使转轨在本质上具有利益冲突的性质与内涵,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视并着力研究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它认为利益分配、利益冲突及对利益冲突的解决方式主宰着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的过程、命运,是转轨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②。从现实来看,尽管中国转轨经济学主流范式忽视了中国转轨经济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但这些冲突和矛盾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日益加剧。具体来看,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人们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5个方面的问题:①在国企改革中,出现了许多暴富起来的国有企业官员,同时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②在农村改革中,产生了许多“先富起来”的乡村干部,同时产生了大量失地或收入微薄的贫困农民;③在多种经济形式与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中,产生了许多富甲一方的私营企业主,同时出现了收入低微的打工人员;④在行业结构方面,产生了许多获取高额利润的垄断行业与大型垄断企业,同时竞争性行业许多中小企业陷入困境、苦苦支撑。⑤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由于政府统制、行政审批以及地方政府直接从事投资、基本建设,产生了大量的寻租行为,从而一方面许多政府官员腐败暴富,另一方面广大民众收入增长缓慢③。因此,不管从经济个体还是社会总体来考察,中国转轨经济并没有真正实现帕累托改进,在肯定改革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转轨中所出现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问题。新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冲突”理论不仅可以解释经济转轨中的利益关系特征,而且能够解释与解决经济转轨路径的形成与转轨方案的设计等重大问题。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认为,改革与转轨的方式选择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客观的,它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利益结构。利益格局、利益再分配和利益冲突是理解制度变迁速率或方式选择的关键。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之所以要采取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增量到存量的渐进性改革方式,完全可以从利益冲突及冲突解决方式中找到答案。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是在原有的宪政秩序约束下、在维护而不能改变原有的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必然遇到原有制度环境限定下可能的利益调整边界(底线)的约束,另一方面还会遇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员阶层)的约束。在这种利益格局与利益关系下,为了维护计划经济体制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承认与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必然而且只能采取以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和双轨制等为主要特征的渐进性转轨方式,而绝不可能采取体制内改革、存量改革和“休克疗法”等为主要特征的激进性转轨方式④。从客观事实来看,各国经济转轨之所以会产生转轨具体路径的差别,其主要的原因既不在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上的差别,更不在于人们的“无知”与“失误”,而在于人们的“利益”“偏好”与力量对比关系的状况及其变动。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实践经验证明,经济转轨方案与转轨路径的设计,绝不能由理论家们脱离实际去设计一张理想的宏伟蓝图,相反,我们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探索转轨路径,只有从不同社会主体对制度的需求以及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出发,才能科学地设计出实现经济转轨与制度创新的具体路径,才能真正对有效推进转轨有所裨益。(二)权利配置:经济转轨的核心与实质。新古典学派以成本和收益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资源的配置效率,认为市场机制会使得资源配置自动达到最优。我国实行市场化经济转轨的初期,人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改革的实质就是实现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向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转变,只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资源配置效率就会大大提高。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经济改革与转轨过程既是充满利益冲突的过程,也是全力结构调整与变革的过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利益冲突的背后存在着权利的对立。在一定社会中,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利益是通过分配得到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又是各种权利博弈的结果,而且分配体系与权利体系是同构的,权利的格局决定分配的格局,利益的冲突归根结底就是权利的较量。权利配置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导致社会福利减少,使利益冲突得以形成并不断加剧,利益冲突的加剧必然导致社会变革,以改变权利结构、改善社会福利状况⑤。从实践经验来看,社会主义经济转轨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利益冲突,其原因就在于人们之间的权利冲突与权利配置结构的失衡,其主要表现是国家机构拥有过多、过大的权力,而民众的个人权利明显缺失。从历史上来看,计划经济失灵并不只在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计划体制的深层次问题是缺乏个人自由权利和激励机制。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一切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完全集中于国家手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居高临下”统领、统配全社会的一切资源,主宰全社会的一切,剥夺个人的经济社会权利,使个人完全依附于国家政府、各级行政部门及企事业单位,成为各级行政组织的附属物。个人经济权利的空缺,当然也就会波及到企业自主权的落空,从而最终导致全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低下。从现实来看,40多年的经济改革与转轨虽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并没有触及社会权利结构问题,更没有解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问题,也没有建立起防止政府官员渎职与腐败的制度保证。无论是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至今还未能从最本质、最深层次上触及社会权利配置问题。由于原有的权利格局没有打破,致使国家官员阶层拥有过多的经济、政治权利,而社会公众个人权利严重缺失,因而也在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大量腐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特殊利益集团侵害社会大众利益、攫取改革成果的严重现象。由于以国家官员为主体的社会权利结构没有改变,就使得改革和发展从惠及大众的普惠模式逐步向仅仅惠及少数人的权贵化模式转换,这不仅是对社会公正的挑战,也大大加剧了社会冲突,大大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的危险。近年来党和政府实行的惠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些矛盾,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但惠民政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深层矛盾。只有实现社会权利结构的变革并且全面确立公民权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由于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并“俘获”政府官员,从而使资本的权力过大,而劳动者权利严重缺失,由此导致了大量资本严重侵害劳动者利益的现象,这样,由于国家与公民权利结构和劳资权利结构的严重失衡,就产生了大量的官民利益冲突和劳资利益冲突,使民众与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从而没有实现经济改革与转轨过程中的“帕累托改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如果经济转轨始终回避而不触动权利配置这一本质问题,就会导致“千改万改最终会重来”,进一步加大改革与转轨成本。因此,未来中国推进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的核心在于真正解决权利配置问题,应当正确处理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真正落实公民的各项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只有从以往资源配置的理念转变为权利配置的新理念,并以此来进行下一步的经济体制转轨设计,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向纵深推进,才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体制⑥。(三)制度创新:经济转轨的要求与路径。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人们的权利配置既是由一定社会制度结构所规定的也是由一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实现的,因此,经济体制不仅是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关于资源占有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系统化的制度安排,而且是确立、维持和协调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与权利结构的制度框架与行为规则。利益冲突与权利配置不合理的根源在于经济社会制度结构的缺陷,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意味着变革旧的制度结构与行为规则、构造新的制度结构与行为规则,改革与转轨这种重新缔约的性质本身意味着社会权利结构和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的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与完善,其关键就在于是否建立和培育了这种制度结构。从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体制转轨的根本问题在于解决制度结构而不是运行机制问题,经济体制转轨过程必然伴随着全面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基本路径在于全面进行制度创新,实现社会制度结构的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从这一角度讲,市场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与重建过程,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构成微观基础的社会产权结构及其生产制度的变化,多种所有制形式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二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及其宏观调节机制的变化,市场交易制度、竞争制度与商业银行制度开始形成,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与国家间接调控制度。向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持续演进成为改革中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由于市场化改革与转轨的内在逻辑与来自社会大众的外在压力的作用,不断推动着市场化的制度变革与创新。回顾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历程,不难发现,每一次重大制度创新都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带来了国民经济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可以说,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实际上是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过程,同时中国经济的波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制度波动”,经济周期实际上也就是“制度创新周期”,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⑦。然而,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在保持原有制度框架的条件下推进的,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战略,双重体制并轨运行。由于政府目标函数的多元性和政府官员特有的目标函数,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会遇到原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和抵抗,另一方而又很容易出现“寻租”现象,产生特定的利益阶层,干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从而形成“坏”的市场经济。不改变这种局面,要完成市场化的经济转轨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用制度创新推进体制转轨,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确立系统的制度框架。现代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而且是以权利配置权利为核心的“宪法经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具有特定的游戏规则,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基于宪法的规则,宪法与市场经济之间有极为密切的关联。从宪法的层面来观察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及其问题能得出许多富有新意的理解⑧。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就会侵犯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市场自发秩序就难以形成,即使已经形成的市场秩序也会面临瓦解的危险。在中国市场化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定位不合理,中国社会目前正承受着市场竞争不完善和“市场失灵”消极影响的双重之苦。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但由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配置不合理,政府集中了过多的经济政治权力,同时,又由于国有制和政府主导意识的存在,一方面使政府严重越位而成为经济建设型政府,大量地卷入微观经济活动,过多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另一方面,在调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持市场秩序等方面严重缺位而成为弱政府甚至导致无政府状态。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在于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机构的地位与作用还没有完全纳入民主、法治的宪法制度轨道。权利配置与制度结构都是由一定的宪法制度规定的,权利配置与制度结构的变革必然要求并导致宪法规则的变革。宪法的基本精神是民主、法治与人权,宪法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和保护公民权利。在我国,宪法规则改革的关键在于确立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理界限,对公民权利进行有效保护,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约束:一方面,国家应当放权还权于公民,使广大人民真正拥有与切实行使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与自由;另一方面,实现公民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监督,使国家机构在合理的权限范围内活动。因此,在法治建设中首先要清理和废除限制微观经济主体市场活动空间的法律,必须加快制定与实施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在此基础上,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政府和转轨时期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削减那些与服务政府身份不相符的权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决定作用,而且必须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基础与法治环境。

四、简要评价与研究启示

体制转轨范文篇6

一、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转轨问题的形成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在现收现付制下，要求每个工作人口必须能够赡养更多的老年人口，这就意味着或年轻的工作者要交纳更多的养老保障税，或老龄人口的养老金水平要下降。由于税收的增加和老年福利的减少在政治上缺乏可行性，因此，在养老基金自身无法平衡运行时，只得求助于公共财政。这时政府的公共财政就面临很大的压力，必须承担日益加重的养老金负担，公共财政终将不堪重负。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体系出路已成为值得考虑的问题。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经过十余年改革建立起的“统账结合制度”，由于始终没有明确的转轨成本支付安排，养老金隐性债务显性化、刚性化，形成“空账问题”，养老金给付缺口也不断放大，这将放大日后的养老金财政给付风险。另外，覆盖面低、养老基金制有效运行的相应制度建设等问题尚没得到解决。因此，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仍然暴露在严重的转轨问题之下。

(一)体制覆盖面低

在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改革和过渡过程中，养老保障参保职工人数增长速度较低，年均增长在7％左右，但相对增长并不显著，若考虑到我国的养老保障只覆盖城镇就业人员，则用参保职工与城镇就业人口比例衡量的覆盖面l0余年间也只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现存养老保障体系仅覆盖面了50％的城镇就业人口。由于就职于国有企业人员比例不断下降，国有企业的产出比重也随之下降。其结果是向养老保障体系提供资金来源的人数的增长远赶不上退休人数的增加。另一方面是收缴率的下降，随着统筹范围的扩大，统筹单位对地方的管理越来越难。近几年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基金收缴率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养老金支出的增长速度已快于国有企业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养老保障体系的负担依旧日益加重。

(二)空账问题

在统账结合的模式设计之初，考虑到老职工和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职工过去没有个人账户积累，为了避免新制度启动时企业既要为老职工缴纳养老金，又要为在职职工积累养老基金的“双重负担”问题，曾设想个人账户中企业缴纳的部分先作为“空账”，通过保持较高的企业缴费率在日后逐步填实。由于对我国养老问题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实际情况是不仅个人账户中企业缴纳的部分没有做实，而且职工个人缴纳的部分也被挪用发放养老金，甚至过去实行现收现付时略有结余的积累基金也都荡然无存。形成空账的最根本原因是政府始终没有明确隐性债务的融资来源。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使制度设计时的初衷没有实现，养老保障体系归根到底还是现收现付的体制

(三)制度运行的低效率

新的基本养老保障计划包括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中的养老金，其管理由各地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尚未走上专业化、市场化轨道，存在着养老基金投资收益过低的问题。目前中国每年的养老金压力主要发生在：一是征缴的养老金收不抵支，每年出现的几十亿缺口由中央财政拨付；二是个人账户每年被挪用1000多亿元用于统筹。近几年，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障的补贴金额达到了两千多亿元。由此可见，目前所完成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转轨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制度转轨所涉及到的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二、养老保障制度转轨成本的形成

在现收现付制向引入基金制的统账结合混合制转变过渡中，过渡资金从何而来成为了极为突出的问题。所有养老保障体系转轨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阻碍——转轨成本消化问题同样困扰着中国。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要从现收现付制过渡到“统账结合”混合制，意味着目前就业人纳的养老金中有一部分要用来建立个人账户而不再用于代际转移，由此必然要产生一个“缺口”。为此，体系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弥补这部分养老金。转轨成本也就是转轨所必须支付的隐性养老金债务。

在现时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涉及两类人养老金交纳和给付问题：一类是已退休人员，由于他们以前没有个人账户，未来养老金由谁来支付将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另一类是尚未退休但已有相当年份在现收现付制下交纳了养老金的现职人员，如果今后根据混合制的目标模式从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积累基金中领取养老金，那么他们过去年份中应该有的那部分个人账户如何“充实”。因而，在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转轨过程中，转轨成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目前已退休人员在获取社会统筹应得养老金额后不足计发养老金总额的余额养老金；二是目前尚在工作且在现收现付制下已交纳多年养老金的现职人员充实以往年轮个人账户所需的金额。

新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之初，设想通过提高缴费率，完全由企业和个人来承担因转轨而发生的转轨成本，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我国现阶段养老金缴费率已属较高水平，再提高费率的余地不大。而且当期应支付的转轨成本很大，仅依靠提高缴费率根本无法解决。其次，因个人账户不得已之下被挪用于弥补当期养老金支付而无法用于获取必要的投资收益，从而进一步累积了养老金的债务。因此，如果今天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养老金未来缺口将进一步加大，养老保障体系支付能力可能受到人们怀疑，进而将影响现有养老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

三对消化转轨成本方式的可行性分析

由于制度转轨成本就是养老金隐陛债务的显性化，因此，控制养老金隐性债务显陛化的速度和落实最终支付转轨成本的资金来源是解决制度转轨成本的切入点。

(一)控制养老金隐性债务的显性化速度

通过对制度转轨速度、转轨时间的控制，控制养老金隐性债务显性化的速度从而控制转轨成本的规模，

(1)调整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比率在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共存的统账结合体制下，通过调整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的相对比率，缩减个人账户规模，减轻由于制度转轨而带来的支付压力。根据对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支付能力，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考虑，实行这一政策措施是可行的，并且这种方法在一些拉美、东欧国家养老制度改革中广泛采用。中国06年对个人账户规模由缴费工资ll％下调至8％的调整也正是这一措施的体现。尽管这种政策安排并没有改变养老保障体系总的负债水平和政府总体负债水平，但是可以改变被显性化的隐性债务，从而放慢了隐性债务显性化的速度，缓解养老保障体制转轨的资金压力。

(2)调整退休年龄与养老金给付水平在制度转轨成本中，养老金给付支出占据相当部分。因而，减少未来养老金给付是减少隐性债务从而转轨成本的一项极为重要而有效的措施。

①推迟退休年龄。推迟退休年龄、由此推迟养老金给付时间和给付时期无疑是减少隐性债务的一项有效措施，但是推迟在职人员退休年龄必须是在延长年轻人受教育时间情况下才行之有效，同时还要依据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就业目标等相关因素来考虑运用。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时期，就业水平较低，教育体系的负担也处于较重状态，在短期内要有效的解决这两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因而，在短期内以“一刀切”方式推行推迟退休年龄措施缺乏可行性。但尝试在那些可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一些工作、人员缺乏一定替代性的工作单位内，对那些在工作的确需要的员工实行弹性退休制，推迟他们的养老金给付，以减轻养老金给付压力。

②试行名义个人账户。尝试通过建立名义个人账户制，缓解养老金给付压力，以解决目前难于消化的转轨成本和个人账户空账问题。这种尝试性建议可被认为在现实中的操作缺乏可行性。因为，名义个人账户实际上制是一种确定型(DC模式)现收现付制，其融资方式现收现付，给付方式是待遇确定。这种模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体制内在的根源问题，消除养老金隐性债务的显性化，它仅仅是将转轨成本的给付延时缓付，养老金给付压力并没有得到真正减轻。个人账户挪用形成空账是体系运行之下的一种不得已行为，并不是体系本身所规定和认同。如果以建立名义个人账户制形式对“空账”加以认可，其结果将会对“统账结合”所取得的改革成果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使人们对政府的信用和新养老保障制度的可行性产生怀疑，进而使养老保障体系现时所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深。

③降低养老金给付水平。采用降低养老金给付水平方式来减轻养老金给付压力，必须要有相应的、完善的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做依托，个人必须有殷实的储蓄做后盾。因为，养老金给付水平的下降，意味着参加养老保障计划的人员在以养老金维计生活时，其生活水准将下降，而随着他们的年龄增大，生活负担和经济负担却在不断加大，特别是在患病或生活不能自理时，他们要承负着数目菲薄的医疗费用和生活开支，在现有医疗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障保障状况下，一个老人在无其他经济保障和福利保障、仅以自己的养老金去承负这些数额巨大的费用支出时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认为养老保体系的现收现付部分是旨在解决老年时可能产生的贫困，是一种维持生存的基本手段，若希望在退休后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就必须依助于其他形式的储蓄。可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大多数人在其工作期间货币性工资并不高，在维持自身基本生计的同时，还要承负着自己和家人的教育、医疗、住房和长辈生活、医疗费用支出。在教育、医疗改革并不成功，住房支出又是如此巨大。其他社会福利保障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必须承受着沉重的费用支出。因而，就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在工作期问所能形成的有效储蓄并不多。同时，我国现时资本市场还不健全，个人投资领域范围十分有限，利用个人资本获取投资收益而形成养老资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又是望尘莫及的。所以，在人们步入老年时不可能形成殷实有效的储蓄，过低的养老给付水平很可能使一些人在他步入老年的同时步入贫困。在无其他社会福利保障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子女的资助而加重子女的支出负担。其结果一方面有可能引起诸多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有可能使他们的子女步入其父辈之后尘而形成恶性循环。此外，新养老保障体系设计时已将目标替代率由体制改革前的大约80％降至58．5％。因而，基于对中国国情和现实的分析，在短期内，政府通过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来降低养老保障体系给付负担，以解决转轨成本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二)落实转轨成本支付资金来源

(1)落实转轨成本承负责任

通过控制隐性成本显性化的速度进行转轨成本规模控制的方式可被认为在短期内难于落实或作用十分有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明确转轨成本承担责任者和支付来源。既然政府是制度的设计和施行者，在制度转轨过渡期问就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这一责任。首先，基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规定，已使相当一部分人的养老基金以国有资产的形式被国家所占据，在制度转轨过程中不能以制度规定形式把全部转轨成本转嫁给企业和个人承负。为此，政府有责任以有效合理的方式将这部分资产转化为人们的养老金；第二，制度转轨必然要使部分隐l陛成本显性化，需要且必须在一个较短的转轨期间予以偿付，而不能借助于制度的长期运行来充实。不然，在体系长期运行无法有效偿付成本时，将使人们丧失对体系有效性的信任而使体系名存实亡。政府有责任在一个尽可能锻的期问内，采取有效措施充实已发生的缺口；第三，在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现收现付制实际上已存在着基金制因素，蕴含了国家对人们的养老承诺。因此，从这一角度上政府应是转轨成本理所当然的承负着；第四，目前制度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困境、制度未来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均出自于制度在设计之初没有明确转轨成本的支付安排，作为制度设计者，政府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为此，政府应对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障担负应尽的责任。鉴于上述原因，政府在短期内应单独承担起对现有退休人员，以及新制度启动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给付。

(2)落实转轨成本资金来源的途径

基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演变和现时经济发展现状，政府解决转轨成本资金来源问题可选的途径：

①国有资产减持。目前，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社会资产由政府掌握或控股，这是中国政府解决养老保障制度转轨成本问题一大优势，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实践中进行有效运用。东欧一些国家在解决转轨成本时的思路就是国有资产减持，中国也将这一思路运用于实践中。国有股权直接划拨补充社保基金工作的启动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尽管2001年所实施的国有股减持政策并不成功，股权分置问题也尚未妥善解决以及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等不利现象，对于数额巨大的空账规模和转轨成本，依靠中国已异常脆弱资本市场解决问题的前景并不乐观，东欧国家实践经验业已表明利用国有自查减持所能提供的资金是有限的。但鉴于中国特有国情，国有资产减持仍可作为一种思路在实践中继续进行尝试。而作为解决转轨成本主要资金来源这种方式尚不具备。

②国家财政支付。以国家财政支付转轨成本在国际上已有先例，通过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形成财政盈余和发行国债形式偿付制度转轨成本。在我国，通过发行国债来补充一部分养老保险基金是有活动空间的，运用政府收入弥补转轨成本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在现有财政赤字逐步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不重新调整政府收支结构，依赖政府从经常性收入中在支出一部分费用弥补转轨成本可能性不大。可是，自2002年起，我国财政支出仍以往年的速率增长，而财政收入却开始增加，从而使我国财政有所下降，这一变化为弥补制度转轨成本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近几年，我国财政支出中占据数额最大且增速最快的三项费用支出是科教卫生、基本建设和行政费用支出。教育、医疗卫生系统亦是亟待完善的体系，压缩科教卫生财政支出空间极小。但可期望以调整基本建设和行政财政支出为主导，放慢整个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在财政收人增长的作用下缩小财政赤字，使得转轨成本支付获得国家财政支持。虽然行政开支压缩将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极大阻力，但在建设廉政型政府目标制约下，有望将占财政收人总额20%的过大开支给予缩减。同时，基本设施建设支出自02年已放缓增长速度。因此，我们有理由可望在财政收人快速增长因素带动下，通过放缓占财政收人总额40%的基本建设和行政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压缩财政赤字规模，并以此期待对财政收人这块蛋糕的重新分割，为养老保障融人有保障的资金来源。

③外汇储备冲销。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引导下，保持了长期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使中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作为在国际贸易中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备用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均属于归家所有，政府有权力将其过多的外汇储备注人于国家建设的其它方面。尽管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冲销养老保障制度转轨成本在国际上尚无先例，但基于对中国现时国际收支状况和未来发展动态的分析，动用外汇储备冲销转轨成本并不是虚无渺茫的设想。原因在于:一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时，动用外汇储备注资建行和中行，并有可能在今后对工行和农行施行外汇注资;二是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将会产生资金运用低效率、货币政策作用空间受限、储备货币贬值风险等不利影响。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达上万亿美元，这巨额储备相对于中国现有国际贸易支付规模不免过于庞大，即使考虑到汇率改革所需，在同时满足这些外汇支付所需要求之后，中国现有外汇储备余额仍有数千亿美元的结余。因此，中国现有殷实且有巨额结余的外汇储备为解决养老保障制度转轨成本提供了一个想象空间，且这一设想在中国成为现实的可望性极为乐观。同时，外汇注人冲销制度转轨成本具有多方面优势:首先是注人空间巨大，对于近万亿的空账只需动用千亿外汇储备即可冲销;其次是外汇注资方便易行，与其它注资方式相比，具有涉及利益关系少、阻力和成本低;最后是减少养老保障对国有资本和国家财政的过渡依赖。基于对外汇注资的可行性分析，政府在处理函待解决的、且关系到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的养老保障制度转轨问题时，应将大量闲置且低效率配置的外汇储备结余作为解决转轨成本的主要资金来源。

一次性解决转轨成本支付问题，做实个人账户，真正意义上实现养老保障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其结果将有利于提升公众信心、扩大日后养老保障覆盖率以及体系长期良好运营均具有重要意义。

体制转轨范文篇7

关键词：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转轨成本；财政补贴

一、文献综述

2008年3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设定了实现省级统筹的时间表，即到2009年，全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应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争取到2012年实现全国统筹。可以说，统筹层次成为贯穿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全过程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理论上，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尽快提高统筹层次，近期目标是实现省级统筹，最终实现全国统筹。李珍认为应把省级社会统筹建成为社会保险实体机构，而不是一个省级准备金制度或再保险制度，应该把省级统筹做实。冯兰瑞指出：社会化是社会保障的本质特征，统筹层次提高就是社会化水平提高。”陆解芬、朱玉林指出省级统筹存在许多弊端，认为应建立全国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万春、邱长溶的研究明确指出建立全国统筹是健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保障，并认为我国具备实现全国统筹的条件。

但在长达十几年之久的过程中，中央政府数次提出实现省级统筹的目标，却未能得到很好的执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王晓军认为：由于不同地区在历史债务、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待遇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等不同的利益格局严重制约了统筹层次的提高。江春泽、李南雄认为实行省级统筹会出现多方面利益的矛盾和摩擦。

二、统筹层次问题的实质

需要澄清的是，人们通常所讲的“统筹”一词有两个隐含的意思：一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统一筹集和调配使用资金，二是集中管理和运营资金。具体来讲，统筹层次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四统一”，即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调剂使用基金。“统筹层次”问题的实质是各级政府怎样配置养老保险的事权和财权，以及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营体。各级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中责权划分，集中体现在统筹层次上，它是整个制度的“牛鼻子”。也就是说，统筹层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它是养老保险各项责权在政府间搭配结果的反映，统筹层次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各项养老保障责权在各级政府间的合理划分，是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单纯的以提高统筹层次为目标的政策，如果不以各项责权在政府间的合理配置为依托，最后只能是无疾而终或者无法达到预期目标。换句话说，如果政府间各项责权得到合理、清晰的界定，统筹层次也就会迎刃而解。

当前，我国政府间养老保险责权划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第一，养老保险统筹层次问题悬而未决，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定位。第二，各级政府间的财务责任划分模糊。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又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互为影响，互为前提。统筹层次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以清晰界定各级政府财务责任为前提，否则容易形成对某级政府财政的过分依赖以及某级政府的“道德风险”行为。而各级政府财务责任的界定又离不开统筹层次的合理定位。第三，养老保险滚存结余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巨额资金分散在各统筹单位，成为地方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既得利益，阻碍了统筹层次的提高。因此，无论是从当前改革的推进和完善，还是基于养老保险制度长期的可持续健康运行，以统筹层次的调整为“牛鼻子”，在明确转轨成本筹资渠道的基础上，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在财政补贴方面的责任，并建立有效的养老保险结余资金的管理体制，将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养老保险统筹层次问题的产生机理：基子政治经济环境的分析

养老保险统筹层次问题的产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只有对制度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才能找到符合现实需要的解决问题之路。国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了政策环境对于制度绩效和制度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学者雷根强、苏晓春的研究也指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程离不开既有的财政体制的影响，制度改革会直接或间接的触及财政利益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

从政治角度看，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是一切权力的拥有者和责任的承担着，地方各级政府受中央的委托承担相应的责任，二者之间是一种授权关系，遵循下级服从上级的政治传统，并且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官员的任命拥有决定权。从经济角度看，我国采取的是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有其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和支出项目，具有联邦主义特色，许多学者称之为“财政联邦主义”或“准财政联邦主义”。虽然学者们对我国财政联邦主义实现程度存在争议，但是，不可否认，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大一统”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已经被财政分权制度取代，地方各级政府都有其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行为主体。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环境格局，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有些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积极承担养老保险财政补贴责任

由于GDP导向的政绩观，使得有些地方政府更倾向于短期内能产生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项目，而对于养老保险支出等纯消费性或无法产生即期经济利益的支出项目则缺乏激励。此外，由于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使有些地方政府考虑，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中央政府出于政治稳定和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将在养老保险制度中承担财务“兜底”责任。

这样导致了有些地方政府不积极分担养老保险收支缺口的补贴责任，而是将责任层层上推至中央政府。自1997年建立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来，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逐年增加，尤其是自2001年以来，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政府补贴责任，而地方政府的财务责任则相对降低。到2006年，中央政府累计用于弥补养老保险收支缺口的资金高达3062.3亿，其中2001年到2006年五年间就高达3049.9亿元；而地方政府财政补贴为942.1亿元，其中2001年到2006年支出451.7亿元，仅占同期中央政府支出的14.8％。1997年以来的近10年，地方政府用于补贴养老保险收支缺口的资金为中央此项支出的30.8％。而与此同时，掌握在地方政府社保部门手中的养老保险结余资金逐渐增多，到2006年，滚存余额高达5489亿元。

此外，在制度转轨过程中，由于没有明确各级政府应该承担的转轨成本责任以及资金筹措渠道，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在GDP导向下，宁愿挪用个人账户基金用于当期养老金的发放，也不愿意从财政预算中拨款补贴，偿还历史债务，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规模不断扩大，截止2006年底，已经高达8400亿。

(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影响了统筹层次的提高和各统筹地区结余资金的上解，容易产生“鞭打快牛”的逆向激励

财政体制是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后，经过数次财政体制调整，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已基本建立了分权制财政制度。财政制度调整的实质是各级政府经济利益的变革，而财政体制的变革又进一步影响了政府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分权制财政体制是导致统筹层次难以提高的根源所在，因为统筹层次意味着财政“兜底”责任，在哪一级统筹就要哪一级财政负责。对于省级政府而言，在没有外力的强有力推动下，其缺乏促成省级统筹的动力。

此外，在这种分权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合作的基础，不可能产生一个地方政府之间的直接转移支付制度，这也是在分权制财政体制下统筹层次难以提高的又一表现，即年龄结构轻、养老金支付压力小的地区不希望将结余资金调剂用于老龄化程度高、养老金支付压力大的地区。

(三)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基于特殊利益驱动，违规使用养老保险基金的现象时有发生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像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止2008年底，我国养老保险滚存余额达9931亿元。而这些巨额资金被分散在全国2000多个地、县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作为掌握在地方社保经办机构手中的资源，给其带来了很大的部门利益；同时，由于我国社保管理体制中客观存在的“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即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和资金管理职能分配不清，基金投资运营权和运营监管权分配不清，使得这部分资金又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挤占挪用等违规使用养老基金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审计报告，1996年全国发现被挤占挪用的社会保险基金近60亿元。2006年，上海社保案的披露则更将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分散掌握在地、县级经办机构手中的养老保险基金，成为阻碍统筹层次提高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地方既得利益最直接的表现。

四、统筹层次问题的解决思路

统筹层次的实质是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合理配置，它的解决有赖于诸如转轨成本、财政补贴责任以及养老保险结余资金管理体制等问题的有效解决。

(一)关于转轨成本的责任承担

转轨成本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中的基础性问题，根据专家测算，我国转轨成本的规模约3.7万亿元。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对于解决转轨成本问题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各方已基本达成共识。据统计，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9万亿元，如果按照10％的比例划拨国资，那么可以获得大约3万亿的所有者权益，这个数据与我国转轨成本的测算规模大致相当。但是，如果仅靠中央的力量，则相差甚远。截止2006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12.2万亿元，如果按照10％的比例划拨国资，也仅能获得1.2万亿的资产用于偿还转轨成本，仍有大约2.5万亿的差额。因此，在推进提高统筹层次的过程中，必须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偿还转轨成本方面的责任，按照一定比例划拨央企和地方国企资产充实社保基金。为了与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相匹配，因此建议：划拨的中央企业资产交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运营，而地方国有企业资产则由省政府委托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统一管理。当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现后，各省划拨的国资也应交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统一管理。

划拨国有资产筹集社保基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筹集转轨成本，保证制度转轨期养老保险财务收支的大致平衡。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划拨的国资不能迅速转变为现金流，用于当期养老金收支缺口的弥补。为此，需要各级政府动用财政资金来弥补当期收支缺口，根据财政部预测，到2010年，统筹基金收支缺口将达4080亿元，这就给政府当期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如果完全依靠财政补贴，这意味着制度中的“新人”和“中人”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转轨成本，而制度转轨结束后，下一代人的负担则相对较轻。美国著名社会保障研究专家费尔德斯坦的研究指出：由于制度转轨的收益将由几代人共同分享，因此，转轨成本由几代人来共同承担是合理的。因此，基于代际公平的考虑，应该合理确立转轨成本的偿还方式。

基于个人账户资金周期长与偿还转轨成本的长期性特点，借用部分个人账户资金来弥补当期统筹账户的收支缺口，待劳动者年老退出劳动领域时，也是三四十年之后的事情，那时可以通过变现国资等方式来偿还借用的个人账户资金，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当期政府的财政压力。由于通过此种方式形成的个人账户“空账”责任明晰，而且有相应的资产作为保证，不会影响人们对制度的信心，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参保积极性。

(二)政府财政补贴责任

当前，“做实”个人账户试点的省份大多以5％为标准，因此，有关政府财政补贴责任的计算也以此为基础。由于将各地、县划拨的国资由省政府统一经营管理，因此，财务补贴责任的测算仅集中于中央和省级层面。

以2006年全国各地养老保险收支情况为基础，可以得出各地需财政资金补贴的规模(见表1)。2006年养老保险的实际收支情况为，养老金收入6310亿元，其中征缴收人为5215亿元，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资金为971亿元，其他来源收入为124亿元，因此，如果按照统筹账户比重23％计算，考虑到北京、广东、浙江三省的统筹账户存在结余，而未实现全国统筹的情况下，这部分资金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使用，则需要政府财政补贴的资金为677.8亿元，比当年实际政府负担降低近25％。如果可以实现全国统筹的话，政府的财政补贴资金仅需要489.1亿元。

从各省当期养老保险收支缺口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负担较重的省份依次为西藏、青海、黑龙江、辽宁、海南、湖北、湖南、新疆、重庆、吉林，需要政府财政资金补贴的规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8％，其中前八个省负担率超过10％。而北京、广东、浙江三省则存在资金盈余。此外，山西、江苏、福建、山东、宁夏五省的财政压力也较轻，都低于4％。其余13个省的负担率集中在5％-8％。

对于这部分财政补贴应如何在政府间划分，应该综合考虑各省的负担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来看，负担较重的10个省份多为历史负担较重的重工业区和经济欠发达省份，对此，中央政府负担的比重应当适当扩大。而负担较轻的八个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比如广东、山东、浙江、江苏等省为经济发达地区，对这些省份中央政府负担的比重应适当降低。其他的13个省则应该介于二者之间。从2001年开始在辽宁、吉林、黑龙江试行的东北试点方案中，按照3％或5％的比例做实个人账户后统筹账户的资金缺口采取75％：25％的比例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责任，这可以作为中央和地方责任划分的基准。对于负担较轻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6个省(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且属于煤炭资源性地区，宁夏属于经济欠发达民族地区，故将其作为负担居中的省份考虑)，可以采取25％：75％的比例划分。其他的15个省可以采取50％：50％的划分比重。当然，最终财政责任承担比例的确定应以协商为基础，上述比例仅提供参考。

(三)各统筹地区結余资金问题及其个人账户的投资运营体制

体制转轨范文篇8

一、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转轨问题的形成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在现收现付制下，要求每个工作人口必须能够赡养更多的老年人口，这就意味着或年轻的工作者要交纳更多的养老保障税，或老龄人口的养老金水平要下降。由于税收的增加和老年福利的减少在政治上缺乏可行性，因此，在养老基金自身无法平衡运行时，只得求助于公共财政。这时政府的公共财政就面临很大的压力，必须承担日益加重的养老金负担，公共财政终将不堪重负。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体系出路已成为值得考虑的问题。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经过十余年改革建立起的“统账结合制度”，由于始终没有明确的转轨成本支付安排，养老金隐性债务显性化、刚性化，形成“空账问题”，养老金给付缺口也不断放大，这将放大日后的养老金财政给付风险。另外，覆盖面低、养老基金制有效运行的相应制度建设等问题尚没得到解决。因此，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仍然暴露在严重的转轨问题之下。

(一)体制覆盖面低

在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改革和过渡过程中，养老保障参保职工人数增长速度较低，年均增长在7％左右，但相对增长并不显著，若考虑到我国的养老保障只覆盖城镇就业人员，则用参保职工与城镇就业人口比例衡量的覆盖面l0余年间也只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现存养老保障体系仅覆盖面了50％的城镇就业人口。由于就职于国有企业人员比例不断下降，国有企业的产出比重也随之下降。其结果是向养老保障体系提供资金来源的人数的增长远赶不上退休人数的增加。另一方面是收缴率的下降，随着统筹范围的扩大，统筹单位对地方的管理越来越难。近几年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基金收缴率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养老金支出的增长速度已快于国有企业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养老保障体系的负担依旧日益加重。

(二)空账问题

在统账结合的模式设计之初，考虑到老职工和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职工过去没有个人账户积累，为了避免新制度启动时企业既要为老职工缴纳养老金，又要为在职职工积累养老基金的“双重负担”问题，曾设想个人账户中企业缴纳的部分先作为“空账”，通过保持较高的企业缴费率在日后逐步填实。由于对我国养老问题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实际情况是不仅个人账户中企业缴纳的部分没有做实，而且职工个人缴纳的部分也被挪用发放养老金，甚至过去实行现收现付时略有结余的积累基金也都荡然无存。形成空账的最根本原因是政府始终没有明确隐性债务的融资来源。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使制度设计时的初衷没有实现，养老保障体系归根到底还是现收现付的体制

(三)制度运行的低效率

新的基本养老保障计划包括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中的养老金，其管理由各地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尚未走上专业化、市场化轨道，存在着养老基金投资收益过低的问题。目前中国每年的养老金压力主要发生在：一是征缴的养老金收不抵支，每年出现的几十亿缺口由中央财政拨付；二是个人账户每年被挪用1000多亿元用于统筹。近几年，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障的补贴金额达到了两千多亿元。由此可见，目前所完成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转轨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制度转轨所涉及到的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二、养老保障制度转轨成本的形成

在现收现付制向引入基金制的统账结合混合制转变过渡中，过渡资金从何而来成为了极为突出的问题。所有养老保障体系转轨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阻碍——转轨成本消化问题同样困扰着中国。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要从现收现付制过渡到“统账结合”混合制，意味着目前就业人纳的养老金中有一部分要用来建立个人账户而不再用于代际转移，由此必然要产生一个“缺口”。为此，体系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弥补这部分养老金。转轨成本也就是转轨所必须支付的隐性养老金债务。

在现时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涉及两类人养老金交纳和给付问题：一类是已退休人员，由于他们以前没有个人账户，未来养老金由谁来支付将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另一类是尚未退休但已有相当年份在现收现付制下交纳了养老金的现职人员，如果今后根据混合制的目标模式从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积累基金中领取养老金，那么他们过去年份中应该有的那部分个人账户如何“充实”。因而，在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转轨过程中，转轨成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目前已退休人员在获取社会统筹应得养老金额后不足计发养老金总额的余额养老金；二是目前尚在工作且在现收现付制下已交纳多年养老金的现职人员充实以往年轮个人账户所需的金额。

新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之初，设想通过提高缴费率，完全由企业和个人来承担因转轨而发生的转轨成本，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我国现阶段养老金缴费率已属较高水平，再提高费率的余地不大。而且当期应支付的转轨成本很大，仅依靠提高缴费率根本无法解决。其次，因个人账户不得已之下被挪用于弥补当期养老金支付而无法用于获取必要的投资收益，从而进一步累积了养老金的债务。因此，如果今天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养老金未来缺口将进一步加大，养老保障体系支付能力可能受到人们怀疑，进而将影响现有养老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

三对消化转轨成本方式的可行性分析

由于制度转轨成本就是养老金隐陛债务的显性化，因此，控制养老金隐性债务显陛化的速度和落实最终支付转轨成本的资金来源是解决制度转轨成本的切入点。

(一)控制养老金隐性债务的显性化速度

通过对制度转轨速度、转轨时间的控制，控制养老金隐性债务显性化的速度从而控制转轨成本的规模，

(1)调整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比率在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共存的统账结合体制下，通过调整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的相对比率，缩减个人账户规模，减轻由于制度转轨而带来的支付压力。根据对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支付能力，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考虑，实行这一政策措施是可行的，并且这种方法在一些拉美、东欧国家养老制度改革中广泛采用。中国06年对个人账户规模由缴费工资ll％下调至8％的调整也正是这一措施的体现。尽管这种政策安排并没有改变养老保障体系总的负债水平和政府总体负债水平，但是可以改变被显性化的隐性债务，从而放慢了隐性债务显性化的速度，缓解养老保障体制转轨的资金压力。

(2)调整退休年龄与养老金给付水平在制度转轨成本中，养老金给付支出占据相当部分。因而，减少未来养老金给付是减少隐性债务从而转轨成本的一项极为重要而有效的措施。

①推迟退休年龄。推迟退休年龄、由此推迟养老金给付时间和给付时期无疑是减少隐性债务的一项有效措施，但是推迟在职人员退休年龄必须是在延长年轻人受教育时间情况下才行之有效，同时还要依据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就业目标等相关因素来考虑运用。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时期，就业水平较低，教育体系的负担也处于较重状态，在短期内要有效的解决这两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因而，在短期内以“一刀切”方式推行推迟退休年龄措施缺乏可行性。但尝试在那些可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一些工作、人员缺乏一定替代性的工作单位内，对那些在工作的确需要的员工实行弹性退休制，推迟他们的养老金给付，以减轻养老金给付压力。

②试行名义个人账户。尝试通过建立名义个人账户制，缓解养老金给付压力，以解决目前难于消化的转轨成本和个人账户空账问题。这种尝试性建议可被认为在现实中的操作缺乏可行性。因为，名义个人账户实际上制是一种确定型(DC模式)现收现付制，其融资方式现收现付，给付方式是待遇确定。这种模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体制内在的根源问题，消除养老金隐性债务的显性化，它仅仅是将转轨成本的给付延时缓付，养老金给付压力并没有得到真正减轻。个人账户挪用形成空账是体系运行之下的一种不得已行为，并不是体系本身所规定和认同。如果以建立名义个人账户制形式对“空账”加以认可，其结果将会对“统账结合”所取得的改革成果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使人们对政府的信用和新养老保障制度的可行性产生怀疑，进而使养老保障体系现时所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深。

③降低养老金给付水平。采用降低养老金给付水平方式来减轻养老金给付压力，必须要有相应的、完善的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做依托，个人必须有殷实的储蓄做后盾。因为，养老金给付水平的下降，意味着参加养老保障计划的人员在以养老金维计生活时，其生活水准将下降，而随着他们的年龄增大，生活负担和经济负担却在不断加大，特别是在患病或生活不能自理时，他们要承负着数目菲薄的医疗费用和生活开支，在现有医疗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障保障状况下，一个老人在无其他经济保障和福利保障、仅以自己的养老金去承负这些数额巨大的费用支出时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认为养老保体系的现收现付部分是旨在解决老年时可能产生的贫困，是一种维持生存的基本手段，若希望在退休后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就必须依助于其他形式的储蓄。可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大多数人在其工作期间货币性工资并不高，在维持自身基本生计的同时，还要承负着自己和家人的教育、医疗、住房和长辈生活、医疗费用支出。在教育、医疗改革并不成功，住房支出又是如此巨大。其他社会福利保障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必须承受着沉重的费用支出。因而，就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在工作期问所能形成的有效储蓄并不多。同时，我国现时资本市场还不健全，个人投资领域范围十分有限，利用个人资本获取投资收益而形成养老资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又是望尘莫及的。所以，在人们步入老年时不可能形成殷实有效的储蓄，过低的养老给付水平很可能使一些人在他步入老年的同时步入贫困。在无其他社会福利保障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子女的资助而加重子女的支出负担。其结果一方面有可能引起诸多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有可能使他们的子女步入其父辈之后尘而形成恶性循环。此外，新养老保障体系设计时已将目标替代率由体制改革前的大约80％降至58．5％。因而，基于对中国国情和现实的分析，在短期内，政府通过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来降低养老保障体系给付负担，以解决转轨成本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二)落实转轨成本支付资金来源

(1)落实转轨成本承负责任

通过控制隐性成本显性化的速度进行转轨成本规模控制的方式可被认为在短期内难于落实或作用十分有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明确转轨成本承担责任者和支付来源。既然政府是制度的设计和施行者，在制度转轨过渡期问就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这一责任。首先，基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规定，已使相当一部分人的养老基金以国有资产的形式被国家所占据，在制度转轨过程中不能以制度规定形式把全部转轨成本转嫁给企业和个人承负。为此，政府有责任以有效合理的方式将这部分资产转化为人们的养老金；第二，制度转轨必然要使部分隐l陛成本显性化，需要且必须在一个较短的转轨期间予以偿付，而不能借助于制度的长期运行来充实。不然，在体系长期运行无法有效偿付成本时，将使人们丧失对体系有效性的信任而使体系名存实亡。政府有责任在一个尽可能锻的期问内，采取有效措施充实已发生的缺口；第三，在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现收现付制实际上已存在着基金制因素，蕴含了国家对人们的养老承诺。因此，从这一角度上政府应是转轨成本理所当然的承负着；第四，目前制度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困境、制度未来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均出自于制度在设计之初没有明确转轨成本的支付安排，作为制度设计者，政府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为此，政府应对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障担负应尽的责任。鉴于上述原因，政府在短期内应单独承担起对现有退休人员，以及新制度启动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给付。

(2)落实转轨成本资金来源的途径

基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演变和现时经济发展现状，政府解决转轨成本资金来源问题可选的途径：

①国有资产减持。目前，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社会资产由政府掌握或控股，这是中国政府解决养老保障制度转轨成本问题一大优势，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实践中进行有效运用。东欧一些国家在解决转轨成本时的思路就是国有资产减持，中国也将这一思路运用于实践中。国有股权直接划拨补充社保基金工作的启动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尽管2001年所实施的国有股减持政策并不成功，股权分置问题也尚未妥善解决以及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等不利现象，对于数额巨大的空账规模和转轨成本，依靠中国已异常脆弱资本市场解决问题的前景并不乐观，东欧国家实践经验业已表明利用国有自查减持所能提供的资金是有限的。但鉴于中国特有国情，国有资产减持仍可作为一种思路在实践中继续进行尝试。而作为解决转轨成本主要资金来源这种方式尚不具备。

②国家财政支付。以国家财政支付转轨成本在国际上已有先例，通过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形成财政盈余和发行国债形式偿付制度转轨成本。在我国，通过发行国债来补充一部分养老保险基金是有活动空间的，运用政府收入弥补转轨成本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在现有财政赤字逐步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不重新调整政府收支结构，依赖政府从经常性收入中在支出一部分费用弥补转轨成本可能性不大。可是，自2002年起，我国财政支出仍以往年的速率增长，而财政收入却开始增加，从而使我国财政有所下降，这一变化为弥补制度转轨成本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近几年，我国财政支出中占据数额最大且增速最快的三项费用支出是科教卫生、基本建设和行政费用支出。教育、医疗卫生系统亦是亟待完善的体系，压缩科教卫生财政支出空间极小。但可期望以调整基本建设和行政财政支出为主导，放慢整个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在财政收人增长的作用下缩小财政赤字，使得转轨成本支付获得国家财政支持。虽然行政开支压缩将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极大阻力，但在建设廉政型政府目标制约下，有望将占财政收人总额20%的过大开支给予缩减。同时，基本设施建设支出自02年已放缓增长速度。因此，我们有理由可望在财政收人快速增长因素带动下，通过放缓占财政收人总额40%的基本建设和行政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压缩财政赤字规模，并以此期待对财政收人这块蛋糕的重新分割，为养老保障融人有保障的资金来源。

③外汇储备冲销。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引导下，保持了长期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使中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作为在国际贸易中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备用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均属于归家所有，政府有权力将其过多的外汇储备注人于国家建设的其它方面。尽管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冲销养老保障制度转轨成本在国际上尚无先例，但基于对中国现时国际收支状况和未来发展动态的分析，动用外汇储备冲销转轨成本并不是虚无渺茫的设想。原因在于:一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时，动用外汇储备注资建行和中行，并有可能在今后对工行和农行施行外汇注资；二是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将会产生资金运用低效率、货币政策作用空间受限、储备货币贬值风险等不利影响。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达上万亿美元，这巨额储备相对于中国现有国际贸易支付规模不免过于庞大，即使考虑到汇率改革所需，在同时满足这些外汇支付所需要求之后，中国现有外汇储备余额仍有数千亿美元的结余。因此，中国现有殷实且有巨额结余的外汇储备为解决养老保障制度转轨成本提供了一个想象空间，且这一设想在中国成为现实的可望性极为乐观。同时，外汇注人冲销制度转轨成本具有多方面优势:首先是注人空间巨大，对于近万亿的空账只需动用千亿外汇储备即可冲销；其次是外汇注资方便易行，与其它注资方式相比，具有涉及利益关系少、阻力和成本低；最后是减少养老保障对国有资本和国家财政的过渡依赖。基于对外汇注资的可行性分析，政府在处理函待解决的、且关系到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的养老保障制度转轨问题时，应将大量闲置且低效率配置的外汇储备结余作为解决转轨成本的主要资金来源。

一次性解决转轨成本支付问题，做实个人账户，真正意义上实现养老保障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其结果将有利于提升公众信心、扩大日后养老保障覆盖率以及体系长期良好运营均具有重要意义。

体制转轨范文篇9

基于以上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我们对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可以在许多不同层次上进行，如在全球范围的、国家的和企业的层面上分析。这里，将以经济转轨大国俄罗斯作为研究客体，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关系是受各类复杂因素影响的，既有国际环境的因素，也有国内条件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因素又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本文侧重分析政府的经济转轨政策是如何使经济转轨和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使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

预期与现实

20世纪的最后10年，既是世界上大多数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又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反映了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向市场经济转轨，就是要使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调节由原来的计划机制转换成市场机制，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在现代经济中，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此，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转轨内在地要求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实行市场化趋向的体制转型，由封闭经济的体制转变成开放经济的体制，使国民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才能利用国际市场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所以，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表现为国内经济转轨与对外经济体制转型在目标模式上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联系和制约。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形成国内经济转轨与国际接轨之间的互相配合和互相促进，对外经济开放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与此同时，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紧密关系，还反映在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机制方面，进而反映在经济实际运行方面。以融入经济全球化从而利用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国内经济转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旧制度下无法得到的潜在利益，提高全国经济效益，为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制度性基础。因此，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良性关系，就国内经济运行的效果看，应该表现为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并为本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物质基础；而开放型对外经济体制所创造的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交往关系的扩大和优化，又对本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各种积极的促进效应。

俄罗斯在转轨初期，正是出于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开放的美好预期，采取了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方式，同时进行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市场。它在迅速推进国内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同时，也立即摧毁了阻隔俄罗斯与世界市场联系的几乎所有藩篱和障碍。这一转轨战略的实际效果是众所周知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制度转换和经济实际运行两个方面都没有取得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的预期效应。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尽管私有化任务已基本完成，价格和市场自由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应的立法也在积极进行，一般说来，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是，无论在国内经济制度还是对外经济关系的制度方面，都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进展极不顺利。而且，在整体上，很难发挥市场经济体制应有的经济效应。所以，至今，许多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是“扭曲的”市场经济，甚至是“假市场经济”。

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是否实现了良性互动，最终还是反映在经济运行的业绩上。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融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这样两个反映经济运行不良的趋势：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对外依赖的程度明显增强（参见表1）；另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参见表2）。

附图

资料来源：［俄］A·伊拉里奥诺夫：《原料部门占重要地位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策》，载《经济问题》，2001年第4期，第6页。

附图

资料来源：［俄］A·伊拉里奥诺夫：《原料部门占重要地位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策》，载《经济问题》，2001年第4期，第5页。

俄罗斯在转轨开始时，立即大幅度减少甚至取消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实行经常项目下的卢布自由兑换和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使国内市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外开放，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急剧上升。转轨头5年，在国内的消费品市场上进口品所占比重上升了一倍，超过50%。以后3年这一比重略有下降；在1998年8月危机后卢布大幅度贬值，导致进口品相对价格急剧上涨，使1999年进口品在国内零售商品流转额中的比重下降为1/3。但是，随着卢布贬值所引起的国内产品对进口品的替代效应逐步耗尽（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和进口品平均价格下降），进口品在俄罗斯市场上的地位又有所加强，它们在零售商品流转额中的比重已经达到将近40%。（注：［俄］В．А．奥列什金娜：《俄罗斯的对外经济综合体》，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经济学家认为，这不仅严重威胁国内产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

同时，俄罗斯在经济转轨时期加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俄罗斯是世界人口和资源大国，曾是世界第二大国苏联的一个最大的共和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最发达国家的21%～30%；90年代的经济下滑，使这一比例下降为10%～14%。俄罗斯工业劳动生产率与美国比较，从90年代初前者为后者的30%下降为末期的19%；在高技术部门，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3%～5%。（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改革维度的全球化与产业政策》，载《经济学家》，2001年第9期。）预期与现实的严重背离，引发俄罗斯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探讨。

良性互动的机制和条件

（一）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

转轨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对外开放，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它们的经济转轨。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对外开放对国内经济改革的直接牵动效应和间接示范效应，是促进经济转轨的重要因素。国内市场的开放和进入国际市场，要求迅速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现象，这是推动国内价格改革、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企业运行机制转换的有力的外部因素。至于示范效应，则在引进外资特别是国外的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外资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和经营管理及其良好的经营业绩，成为转轨国家企业如何进行市场取向转制的现实样板。转轨国家建立的各种对外开放的特区，更向全国提供建立市场体系、改进政府管理等多维度的新鲜经验，可以发挥综合的示范效应。

当然，国内经济的持续转向市场化运行，是本国经济运行体制与世界经济运行体制逐步接轨的基础。这既是转轨国家经济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强与国际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信息市场联系，进入全球性生产和销售体系的必要前提，又是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制度在市场化基础上一定程度的融合，这一过程本身就构成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

（二）在经济运行方面

融入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转轨的影响，还通过对转轨国家的经济运行作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其中最基本的渠道是国际贸易。出口通过乘数作用对一国经济产出的促进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出口部门和出口企业往往具有高于国内平均水平的技术和经营管理，这些对一国经济还有积极的溢出效应。在进口方面，进口设备和技术的产出率一般高于国内供应的设备和技术，进口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对于经济转轨国家同样是极其重要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时期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走高。例如，利用扩展和改造过的费德模型来研究1969年至1999年间贸易与上海市GDP增长的关系，可以看到，1977年以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不稳定的，有的年份甚至出现负相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出口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以及进口的产出效应的总和均为正值，并持续上升；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贸易对上海市GDP增长的贡献率已提高为10%～15%。（注：陈智远：《贸易与增长经验研究》，载《世界经济文汇》，2001年第5期。）更值得注意的是，转轨国家必须利用动态比较利益，通过国际市场用国内富裕、廉价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换取稀缺的、国内相对价格较高的生产要素，促进本国经济结构的提升。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互动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国际资本流动。资金严重短缺是所有转轨国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积极引进外资，弥补资金缺口，在转轨初期对缓和资金供求矛盾有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借入外资的正确利用，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在转轨时期争取经济加速增长，它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为以后偿还本息提供可能性。特别是国外直接投资在转轨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以及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更是不可忽视的。跨国公司在转轨国家的经营和发展，使国内企业学习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经过吸收、消化和创新，有可能将积累的“默会性”市场经营知识和技术知识转变成转轨国家企业特有的比较优势，从而在一定时期后出现对外直接投资甚至向发达国家投资的有利条件。

融入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经济运行的这些积极效应，将使经济转轨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进行，可有较多的资源用来补偿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转轨成本，包括新制度的实施成本和新旧制度交替的摩擦成本。同时，国内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是对外开放能够对国内经济运行产生积极效应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企业的市场化趋向改革不断进展，才能产生和扩大接受国际市场的信号并做出正面的行为反应的经济主体，使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交流中积极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具有越来越广泛的载体；国内市场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的逐步确立，使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积极效应得以在国内正常地比较充分地传导。这样，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具体表现即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使转轨国家在转轨时期保持改革、开放、发展、稳定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趋势。

总之，融入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不论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相互促进的牵动效应，还是在经济运行方面相互作用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都不会一步到位的。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良性互动趋势的出现和保持，也不是单独依靠市场力量就能实现的。世界经济中各种经济主体所能得到的信息极不对称，市场结构又是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的，转轨国家政府作为新制度的主要供应者和宏观经济的调控者的作用不可或缺，它的正确决策是形成上述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条件。

国际分工中地位的“边缘化”

国际贸易仍是转轨中的俄罗斯融入全球经济的主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滑，但出口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国内生产总值要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实现。出口对国内经济的产出效应是明显可见的：出口部门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出口支持着一系列工业部门的生存，并缓和了转轨时期的经济、社会矛盾。

不过，出口部门的积极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燃料和原材料部门的片面发展和出口，不能发挥应有的技术上和体制转型上的溢出效应。因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出口严重依靠燃料和原材料，而这些部门的技术设备是在改革前建立的，转轨时期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和改造；同时，这些部门大多属于自然垄断性行业，在经营管理方面也没有走在非出口部门的前面；而且，出口的目的主要是依赖对丰富资源加紧开采和输出来维持国内急需的外汇收入。由于70%的设备已经陈旧，依靠不断增加燃料和原材料出口的“边缘化”国际分工方式难以为继。据俄专家估计，要在今后避免国内市场出现燃料短缺，需要对燃料经济综合体增加50%的投资或者至少减少15%～20%的出口。（注：［俄］В．奥波列斯基：《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俄罗斯经济》，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3期。）

为了使贸易对转轨国家经济产生持续的产出效应，其进出口必须具有溢出效应，才能够实现动态的比较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内产业长期处于封闭的被保护的环境中，缺乏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转轨开始时，资源密集型产品在俄出口结构中占主要地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消极地适应在国际市场上静态的比较利益，而不着力进行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的提升，将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边缘化”，不仅使出口的增长越来越困难，而且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极不稳定的燃料和原材料国际市场行情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学家往往将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走势作为预期俄罗斯经济进程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不能在利用国际市场实现动态比较利益方面有所作为呢？这就必须考察它的转轨模式和政策。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实行俄改革模式所形成的“伪市场经济”，使国家在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20世纪90年代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已经是没有任何异议了。（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提出，俄决策者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以为市场经济＝经济活动的自由化＋所有资产的私有化＋对社会需求的严格限制政策，从而在转轨初期立即实施进出口贸易的自由化，使国内有望在近期内经过改造提高竞争能力的产业，在国外产品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的冲击下，迅速减产并濒临崩溃。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政府是否应该实行必要的产业政策，在俄罗斯一直是有争议的。有人直到现在还认为，这不符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过，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政府对企业过多的直接行政干预是有害的，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却是后进国家实现赶超任务所必需的。连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不否认后进国家对幼稚产业保护的必要性。在现实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尽管比较利益仍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但拥有比较优势的后进国家，并不能无条件地在国际市场上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而获利。因为在现实的世界经济中，不像斯密和李嘉图所假设的那样，只有两个比较优势不同的国家，而是有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个后发国家要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具有比较利益的产品，不仅必须与比较利益互补的国家而且与比较利益相似的国家进行竞争，因此，这种比较优势必须转化成绝对的竞争优势，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得以真实地实现。不断地将本国具有潜在比较利益的产业转变成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产业，是一个实现动态比较利益的过程。在后发国家利益动态比较利益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和不断变化的；随着产业的成长，政府和企业的相对地位不断发生变化，政府的规制和扶助作用逐渐淡出，企业的主导作用逐渐完善（见表3）。

表3后发国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的过程

进口替代阶段加速出口阶段对外直接投资阶段

竞争优势状态在要素水平从要素到产品处于相对

上创造转移稳定状态

政府作用引导与保护促进与帮助放弃控制

企业地位跟随与协商平等合伙人主导力量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却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立即放弃政府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必要的调控，使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仅限于资源采掘部门和资源密集型的原材料加工产业，连按功能／成本比的劳动力优势都无法得到实现，大量食品和消费品以及机械工业产品长期依赖进口。开始转轨的1992年，进口几乎完全是免税的。1993年以后，俄罗斯历届政府开始承认过早开放国内市场的不利影响，试图在政策上进行调整，但由于扭曲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使调整的意图无法得到落实，收效甚微。

在控制进口方面，政府的调节余地极其有限。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经济的宏观环境极不稳定；为了使失去控制的物价上涨水平有所收敛，俄政府规定了卢布与美元汇率之间保持一定浮动幅度的“汇率走廊”。尽管对进口重新设置了关税，但是卢布的贬值速度赶不上国内的物价上涨速度，使外国商品大量进口仍然有利可图。而且，走私活动猖獗，更加剧了国外商品冲击国内市场的势头。

在鼓励加工程度较高的制成品出口方面，俄罗斯政府不断提出要求，但难以见效。例如，1996年初，政府曾经通过发展出口的联邦计划，规定要采取综合措施来增加出口和提升出口产品的结构。计划提出将对商业银行向出口商的贷款提供政府担保；并积极参与有前途的出口项目的建设。同时，对出口通过税收优惠进行奖励；并提供信息、市场和咨询等服务。结果，该年的总统选举花费了大量预算资金，而出口发展计划在资金支持上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当年，按计划应在出口鼓励方面投资9亿美元，实际上只投入了严重贬值的1.1亿卢布。以后几年的预算，再也没有为鼓励出口拨出过专用的资金。（注：［俄］В．奥波列斯基：同前引文。）

政府政策不力，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俄企业也缺乏积极增加出口的动力。据俄罗斯经济学家提供的资料，在“伪市场经济”体制下，俄全国注册的非国有法人企业共有250万家，其中股份公司430家、商业银行1300家，还有几十家交易所；但是，一半以上的企业（150万家）是虚构的，它们没有决算报告，所提供的创办人是不真实的，并且不缴纳税收。（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许多企业热衷于合法和非法的投机活动，对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既缺乏动力，也没有实力。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后期，只有5%的企业进行了设备更新和新产品开发。（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这样的企业当然对政府的政策引导（即使政策是正确的）不能做出积极的反应。

引进外资和债务负担

俄罗斯进入转轨时期后，每年资本引进的流量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它在缓和俄罗斯资本供求矛盾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开放政策的不当和国内市场环境的扭曲，其应有的积极效应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且，造成严重的债务负担，甚至爆发金融危机。

引进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效应，是与外资结构和外资用途相联系的。在俄罗斯引进的外资中，直接投资的比例较小，以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政府提供的贷款等间接投资为主。2000年初，在俄罗斯引进外资总额中直接投资只占43.6%；一半以上为间接投资。并且，大量资金，尤其是以间接投资形式借入的贷款，被用于弥补预算赤字，或用于金融投机领域。在行政部门和货币金融部门占用的资金，到2000年初，仍占引进外资总量的32%，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部门（见表4）；投资于实际经济部门的数量有限。引进直接投资的规模只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额的不到1%。而且主要投向资源开采的燃料工业以及投资报酬回收较快的食品工业，这些部门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大。至于作为国民经济技术装备部门的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只使用了外国直接投资的4.2%。因此，引进外资在提高俄罗斯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方面尚没有形成有力的促进因素。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出口中的贡献率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种作用，1996年外资企业产品出口占俄罗斯出口总量的比重不超过6.5%，而其进口额却占了进口总额的11%。

表4俄罗斯外资的用途结构（2000年初的资料）

部门外国投资其中直接投资

总额总额

(百万美元)%(百万美元)%

全部29252.9100.012757.3100.0

行政和货币9353.632.07.40.3

金融领域

燃料工业4258.814.92210.317.3

食品工业3166.110.82568.620.1

通讯业2673.89.12243.417.6

商业和餐1794.16.11312.910.3

饮业

机器制造1513.35.2533.14.2

和金属加工工业

运输业922.13.2682.75.3

保证市场700.92.4385.23.0

功能的商务活动

森林、木材678.32.3496.33.9

加工和造纸工业

有色金属642.72.2279.52.2

工业

资料来源：［俄］В．安德里阿诺夫：《外国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社会与经济》，2001年第1期，第93页。

俄罗斯引进外资偏重间接投资及其非生产性用途，即使直接投资部门也缺乏溢出性效应，使得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不能借助于国际资本流动而得到提升。严重依赖燃料和原料资源的出口格局，制约着出口规模的扩大，到了转轨的中后期进入国外贷款的还本付息高峰期，必然出现沉重的债务负担。目前，俄罗斯为此每年将向西方债权人支付数百亿美元，无疑加重了俄经济恢复过程中的资金困难。

而且，俄罗斯的外资结构中还有相当多的间接投资是以购买俄企业股票和各种证券的形式引进的。仅1997年一年的流入量就达6.8亿美元。（注：［俄］В．安德里阿诺夫：《外国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社会与经济》，2001年第1、2期。）这些资金在俄罗斯的资金市场上兴风作浪，进行投机性炒作。它们在市场行情出现某些不良征兆时立即大量撤出，成为引发1998年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导火线。

体制转轨范文篇10

一、科尔奈：制度“品性”与过渡标准

科尔奈教授是中国经济学家十分熟悉的。他现在除任匈牙利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之外，还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长期驻美研究。90年代以来，科尔奈教授的经济改革理论已经定型。他认为，所谓“过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种过渡的历史过程的完结，取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和政治制度被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所取代的过程。他的这一观点，系统地反映在他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2000年冬季号（200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的长篇论文中。值得注意的是，该期杂志的主题是“千禧年”经济学的回顾与展望，而这篇论文又是讨论“过渡”问题唯一的一篇。因而，这篇文章不仅是对“过渡”问题的宏观理论总结，而且由作者的身份所决定，实际上也系统地表达了国际经济学界的一种“改革观”。科尔奈在这篇论文中并没有讨论“过渡”和“改革”的具体枝节，而是构造了一个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总体模型。他认为，从各个历史背景和文化中产生的各种形态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其最基本层次分析，都有其共同的特征，可以将其称为“体制的特殊品性”（TheSystem-SpecificAttributes）。由于这些“品性”，就成为判定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标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就是由这些“品性”来支撑和发展的。按照这一思路，科尔奈构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的“制度模型”：

（1）社会主义制度模型

在马克思、列宁国有制和准国软预算约束、弱长期短缺经济、

主义政党的统→有制占据支配→官僚行政协调→价格调节；计划→卖方市场、劳动

一领导下地位占据优势交易、数量控制力短缺，没有失业

（2）资本主义制度模型

政治力量与私没有长期短缺、

人产权、市场共→私有制占支配→市场协调占据→硬预算约束、价→买方市场；长期

同体亲密配合地位优势格发挥强有力失业、商业周期

发挥力量调节作用波动

乍看起来，以上的模型及体制的“品性”概括，与科尔奈过去的一些研究结果并没有质的区别，不过是将其系统化了而已。但他以这二个模型为起点，进一步说明了“过渡”或“转轨”的过程就是一个不同层次的体制品性不断被代替的过程，从而阐发了他的论文主题。

所谓不同层次，科尔奈认为，每一模型的前三个方块可以称为每一制度的基础性特征：政治力量特征；产权的分配特征；协调机制特征。一旦这三个方块的内容“到位”，它们就会决定第四个方块：经济行为者的典型特征和第五方块：经济运行特征这两个内容。当然，这里列出的经济特征是主要的。在这五个方块中还可以举出许多现象。有些特征没有列上去，如在各种经济中大规模组织都显示了扩张的倾向，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这种倾向才会转向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密集的和持续的“投资饥渴”状态。有的是互为对照的。如，从长期来说，所有经济的经验都证明会偏离瓦尔拉斯均衡，但从长期来看，总体上的短缺状况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会产生。而长期失业状况也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会产生，所以就把这两者作为“制度的特殊品性”放在第五个方块加以对照。

科尔奈强调，还要注意分辩系统特征和非系统特征。如，货币的贬值并不是体制的系统特征，而输入货币的可兑换性却是市场协调机制所要求的一种体制变化特征。同理，医院床位的减少不能作为一种体制特征，而家庭医生的私有制却是一种体制特征，它跨越了从国有到私有的樊篱。

科尔奈指出，作为制度发展来看，要刻画第4和第5个方块的特征，仅仅靠第1至第3个方块中一个的内容是不够的，必须把1至3这三个方块整体进行把握。正因为如此，奥地利（它有很大比重的国有经济部门）或法国和瑞典（它们有强有力的行政协调力量和再分配机制），还须归在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类。

以上模型的设立和体制“品性”的刻画在过渡经济的理论分析中有什么作用呢？科尔奈认为这很有用。它可以用来回答什么时候“过渡”开始以及什么时候“过渡”结束这两个带有宏观和历史时间跨度的问题。科尔奈的答案是：当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开始偏离原有的体制特征时，特别是前3个方块的特征时，可以说“过渡”开始了；而到了或具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前三个方块的内容或体制“品性”时，可以说“过渡”结束了。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科尔奈进一步对改革的历史进行了概括。他认为，理论模型是纯粹的、纯净的，但历史的现实却往往表现为两种制度的混合和扩展。尽管一个国家的制度特征，就像交响乐一样，有时候会有一个主旋律和变奏的同时存在，但从长时期观察，仍然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属性。因此，过渡就是一个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社会主义国家运用现行的体制去创造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

二、萨克斯等：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

由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三位教授共同撰写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也是一篇有重要代表性的论文。这不仅是由于萨克斯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张“激进改革”而闻名，后二位也是长期研究转轨的华人经济学家，经常到中国作报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历经十年关于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辩论中肯定中国式的渐进改革的观点占了相当比重的情况下，该文特别设计了一个理论框架来重新定义“转轨”的含义，分析“过渡”的本质，从而为激进改革作辩护。这篇论文的中心思想是，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才能说是真正完成了过渡。由于这篇论文也是由研究过渡问题的专家所作，且多次论述中国改革问题，论文已经中译并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4月号、5月号和6月号分三期连载。

这篇论文首先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引出了全文的讨论：如果十九世纪法国的宪政转轨是渐进式的话，是否转轨将更加成功，人民的福利会更加改进？要回答这个问题，要解决三个困难：首先，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不容易彼此区分。有些宪政改革对短期有负面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却有长期正面经济效应，如《拿破仑法典》的产生对法国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效应，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有短期负效应，但却有长期正效应。显然，这是作者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在“转轨”中出现经济下降现象的一种新的解释。

第二个困难在于渐进式的改革与双轨制之间国家机会主义与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而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并不能兼容，因为前者要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可信为特征，而后者则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

第三个困难在于转轨或宪政改革涉及到不同几代人之间总贴现福利的比较。如美国独立战争增加了盎格鲁——萨克森传统内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增加了年轻人几代人的福利而以年老几代人的福利为代价。法国大革命加剧了法国大陆文化和英国普通法传统之间的竞争，这可能增加了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为人类社会的福利改善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当然，如果这样的利益存在，它是由许多国家的年轻几代人享受而以牺牲法国年老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该文认为，由于宪政规则的转变通常要涉及到许多阶段，分析转轨的单一阶段的全部影响非常困难。因此，研究宪政转轨的推动机制比研究宪政规则转轨的许多阶段之一的短期经济影响更重要。

那么什么是宪政呢？该文并没有直接阐述，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既定概念直接使用。这时引用另一个海外学人的阐述加以解释：“所谓宪政，就是国家以成文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并能得到切实可靠的保护”。“宪政的滥觞是英国，宪政制度的最终确立，还是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肯定了人权是天赋自然之权。为了保障人权，在国家权力架上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三权分立被写进了宪法”。“一个人权、一个分权，构成了现代宪政的不可或缺的两项内容。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成果。”（注：包遵信：《宪政和中国政制转型》，为张伍桦《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所作的序，美国2000年版。）看到这个解释，读者就可以清楚，宪政实际上就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所谓宪政转轨，也就是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中采用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萨克斯等人的基本思想是，只有完成了这种宪政转轨，才算真正完成了“过渡”，仅仅完成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并不能算完成了“过渡”。

根据以上理论框架，萨克斯等人在论文中进一步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模式和中国、越南等国家的改革模式。他们认为，在前苏联和东欧国有所采用的改革模式中，市场取向的改革只是宪政转轨中的一部分内容，大量的过渡还表现在与市场取向改革同步进行的宪政转轨中。而中国的改革是在共产党的规则下实施的。这种约束表明中国的改革只能沿双轨制前进。而采用这种方式所产生的长期代价，很可能超过它的短期好处。他们认为，中国的双轨制并没有提供世界上其他地方制度试验不曾提供的多少新讯息。因此，现在断言中国改革会成功还为时过早。

萨克斯等人在文中有用这样一段话表达了他们的基本思想：所有的历史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三、什么是过渡经济的本质

以上两篇论文虽然分析框架不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或转轨，就是指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科尔奈的制度模型转换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萨克斯等人所主张的宪政或转轨的内容。这两篇论文的作者长期研究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们的观点一致性，实在给我们提出了如何估量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和发展前景的理论任务，而在理论上搞清这一问题，对今后中国经济改革又有着方向性的意义。本节首先讨论过渡经济的定义和本质。

前面介绍的这两篇论文，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关于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孰优孰劣的讨论沿续了近十年后出现的。因此，简要地回顾一下这场讨论对进一步分析是必要的。这场讨论的缘起是如何从理论上解释韦茨曼教授提出的“怪事”：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不那么正宗的或者说是形迹可疑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注：M.Weitzman，”EconomicTransition：CanTheoryHelp？”EuropeanEconomicReview，37（1993），PP.549-555）中国改革由于它独特的道路和良好的业绩（市场调节比重达到60％以上，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而成为一个过渡经济学的理论命题：“中国之谜”。破译这一谜底的工作成为国际主流经济学家90年代的重点课题。根据统计，1992年至1999年在国际上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上讨论有关中国改革问题的论文就有近千篇。现在回过头看，国际经济学界对韦茨曼教授提出的“中国之谜”的解释大体是有四类：一是“大爆炸”的鼓吹者萨克斯教授等的“起点不同论”。他们认为，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绩效不同是由于它们两者改革启动时的经济结构不同所致。由于中国经济中有个庞大的农村部门，可以通过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而促进经济增长，在低效率的国有部门的危害未超过整体经济的承受能力之前，渐进式改革还可以产生一定效果（不过以后就必须推行“大爆炸”方式了）。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则过度工业化，国有部门过度膨胀，于是就必须推行激进式改革，迫使劳动力向高效率的非国有部门转移。（注：代表作有J.Sachs&W.T.Woo，“ReforminChinaandRussia，”EconomicPolicy，18（1994）PP，101-145。）二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进行解释。90年代由中美经济学家合作或单独进行的这一系列研究的结论都很一致，表明是由于包括国有部门在内的中国工业经济的生产率有显著改进，从而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因而劳动力转移并不足以解释整体经济增长的原因。（注：代表作有K.Wang；Y.Zheng，G.Jefferson&T.Rawski，“ProductivityChangeinChineselndustry，1953--1985"，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12（1988）PP.570-591。）三是通过经济演化分析来解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演化表现为一种增长与市场形成的相互作用过程，强调市场形成是一个过程，而非一场“大爆炸”（价格自由化）就能形成的。在市场机制加强、配置效益提高和生产率改进方面有一个因果关系。其中市场竞争是重要的引致因素。（注：代表作有B.Naughton，”WhatisDistinctiveaboutChina’sEconomicTransition？StateEnterpriseReformandOverallSystemTransformation"，JournalofComporativeEconomics，18（1994），PP.470-490。）四是从经济模式、文化因素等方面进行的探讨。如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及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采用不同改革模式的原因，在于经济模式采用了深M型（地域原则、块块为主）的结构，而苏联和东欧国家则是V型（条条为主）的结构。（注：代表作有是钱颖一，许成钢：《中国非国有经济出现和成长的制度背景》，载《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甘阳等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总的来看，这场讨论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结论，但却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肯定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道路的观点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二是在讨论中采用的“过渡”、“转轨”、“改革”等概念的基本定义，都是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FromPlanningEconomytoMarketEconomy），反映了经济学界对“过渡”这一概念的一般认同。

90年代的国际经济学界所采用的“过渡”一词，之所以是以“从计划到市场”作为基本定义，是因为它较形象和深刻地概括和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一种特定现象。它的历史推进和逻辑演进过程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长期的实践中证明是低效率的，所以这些国家不约而同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先后展开了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特征的改革，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激进式和渐进式改革两条道路。过渡的结果，一部分国家推翻了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框架，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相配合；另一部分国家却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了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经济发展的良好业绩。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后一条道路的探索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发展的由来和走向。所以从这一实际进程和逻辑进程来看，“过渡”所代表的“从计划到市场”这一基本含义，既有包容性，可以广泛地包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这一实践现象和改革的各种模式，又有高度抽象性，可以较深刻地概括过渡或转轨的本质内容，就是实现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或者说是用市场机制置换计划机制。它在90年代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是与它的这一基本含义的广泛包容性和高度概括性分不开的。简言之，过渡的基本定义是“从计划到市场”，也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形式，走什么道路，只要你展开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过程，就可以看作过渡开始。只要你已用市场机制置换了计划机制，并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可以认为完成了“过渡”。从这一定义出发，中国、越南等国的经济改革道路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一种重要的代表性模式。90年代的讨论也正是从这一基础上展开的。

在这个背景下看科尔奈和萨克斯等新发表的这两篇论文，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他们重新定义了过渡的含义，重新规定了过渡的本质。科尔奈认为，所谓过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种转变就表现在他所归纳的制度“品性”的取代过程。萨克斯等人则认为，过渡必须以宪政规则转轨为标志，所谓市场取向的改革仅仅是宪政规则转轨中的一小部分内容，而所谓宪政规则如前所述，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因此他们认为，过渡的本质就是指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从这个标准或定义出发来观察中国的经济改革，自然就会得出中国经济改革是不完全、不合格的结论。原来理论界对渐进式改革的良好评价和高度肯定在这个新标准面前也就站不住脚了。

从理论上分析，这种对过渡的定义或判定的标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能成立。首先，它混淆了制度变革的几种形态，企图利用制度变革形态之间的可转化性而否定了这些形态各自独立存在的意义。人类社会对改变社会制度和体制的实践有革命、改革、改良这三种基本形态。革命是指推翻原有社会基本制度的社会剧烈变革；改革是指在保持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对原有的体制进行大规模或根本性的变化；改良则是在基本制度和体制都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具体管理方法进行细致末微的变动。当然，这三种形态在实践进展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及其走向就是一例。这些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以引进市场机制为中心的经济改革，但由于这种断断续续的渐进式改革并没有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最后导致了80年代末的东欧事变和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在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走上了激进改革的道路。从这一过程来看，这是改革向革命演变的一例。中国的辛亥革命是另一例。清朝末年，最高当权者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也搞了一些改良运动，如“百日维新”等，对社会政治管理运作的一些具体办法进行改变，但最后仍不能摆脱灭亡的命运。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统治，成为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这可以看作从改良向革命演变的一例。此外，80年代中国改革中的计划取向与市场取向之争，也可以看作是改良（对计划体制修修补补）还是改革（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这两种制度变革类型在实践中碰撞的表现形式。实践的结果是改革取代了改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就是这场改革的直接导向和逻辑结果。但是，这三种类型之间的互通，并不妨碍这三种类型的独立存在及其意义。它们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作用都要有一系列的条件作为支撑的“平台”，或者说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不能因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最后导致了社会变革，就得出所有的改革都要走向推翻原有的社会制度的革命的结局。正像不能因为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曾出现的改良最后走向了改革，而否定改良这一形态独立存在的意义一样，因此，用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走向来概括和定义经济改革、转轨和过渡的本质内容是不恰当的。“过渡”，作为一个反映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变革和体制转换的一个特定范畴，它的本质内容是指从计划到市场，而不是反映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至于在过渡过程中出现了两条道路，即有一些国家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中发生了基本制度层面的变化，另一些国家则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中进行机制置换和体制的转换，应该看作是过渡在各个国家具体展开过程中一种“路径依赖”的结果。而不能用前一条道路的出现来修改过渡的定义，用以规范走后一条道路的国家。

其次，用基本制度急剧变革的某一种形态来规定过渡的定义，在形式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设有一个总的集合包含两个子集合，即在过渡这个总的集合中包括了两种类型的子集合，正是因为这两个子集合都有从计划到市场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作为一个同质的东西可以被包括在一个集合中，并用过渡这统一的名称来命名。现在有人要用一个子集合的特征（革命、激进式改革、宪政转轨）来重新定义、概括总集合的本质，用以规范和制约另一个子集合（渐进式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向，显然逻辑上就有问题。这个问题，读者一看就明白，这里不拟展开讨论。

再次，修改过渡的定义实际上是在为激进改革辩护。萨克斯等人强调宪政转轨，并拿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等属于基本制度变革类型的革命性质的事件来论证宪政改革尽管有短期负面效应，但它的长期正面效应却大的多，显然是为他们在90年代初为俄罗斯提供激进改革方案的做法做进一步辩护。他们的意思是，前苏联、东欧国家采用了以“大爆炸”为特征的经济体制转换方式，虽然连续几年经济下降，至今许多国家仍无大的起色，但从长远来看，却会收益大于付出，下一代会享受到这一变革所带来的福利。对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我们固然不能以经济增长率的一时下降就一概认为是采用的改革方式有问题，但是也不能以从长期来看收益会大于付出的观点来掩盖对经济改革方式缺陷的理性评判和检讨。对改革的研究，是过渡经济学的中心内容。过渡经济学的成果已经证明，改革方式或曰转轨道路的合适与否，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大规模的产出下降和金融危机经济现象的存在，往往会中断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正常进程，而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混乱。这种代价是否有必要？这种损失是否能够以今后的增长来弥补？历史并没有给予肯定的结论。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由于改革方式存在重大缺陷而影响经济发展现象的存在，更应当使当年激进式改革的倡导者检讨一下自己的改革理论和“大爆炸”政策建议有无不当之处，而不能拿历史作掩护，用重新修改过渡的定义，规定过渡本质的办法为自己辩护。

从实践层面看，把过渡规定为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有违于人类社会多样性发展的趋势。正像冷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走向多元化一样，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过渡和转轨过程也必然充满了制度多样性的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就是这种多样性实践的一个代表。这种制度实践的本质，就是为了汲取人类文明成果和智慧力量，总结社会主义制度兴起和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创造出一种既能保持公平，又能促进效率的经济体制，为人类的发展探索一种更好的制度基础。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家既要分析计划经济兴起和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更要探索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实践多样性提出的学术多样性的必然。对于中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许多经济学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如著名经济学家诺思在近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指出：“‘路径依赖’能够产生一个依赖于文化沉淀和特殊历史经济的广阔的模型。中国乡镇企业的成功并不符合我们原来预计的成功的组织结构和体制。中国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一独一无二的路径已经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事例严肃地提醒我们，我们还有许多要学习的地方。”（注：DouglagC.North，"PathDependentandEconomylnstitution"，JournalofInstitutionaland-TheoreticalEeonomics，2000.MsKh.）而上述两篇论文的作者断然否定这种探索的意义，希图用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来规定过渡的结局封杀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道路，必然在理论上顾此失彼，既不能圆满概括过渡的实践，也不可能很好地指导改革的未来，与人类发展多样性的现实和学术研究多样性的原则相去甚远。

四、转轨效果的实证分析

绝大多数转轨经济学家会在以下这一点取得共识，即由于计划模式无法继续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和降低人民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选择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也就是说，这些转轨国家，无论其在转轨途径上如何选择——是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还是采取稳健的渐进式改革；是先进行政治变革再实施经济转轨，还是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辅之政治体制改革——其最终的福利目标都是为了改善本国的经济状况，重新启动本国经济，使国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即在终极意义上都是为了实现国富民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引出一个结论，对转轨模式的绩效考察必须以国民的福利是否提高作为最重要的指标，转轨是否成功最终也需要以国民福利水平提高与否来进行衡量。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福利绩效，现存最有效的方法是判断是否符合帕累托原则。根据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个人是他本人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这样的改进称之为帕累托改进。如果合乎帕累托改进原则，那么我们就认为这种福利变化有效率，反之则无效。故而对改革模式的福利绩效考察，也必须从帕累托原则出发，否则将是不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