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间艺术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19 10:12:12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篇1

1.民歌

民歌是畲族民间音乐的一种主要形式。畲族民歌又称为“畲歌”、“山歌”。畲族人民喜爱唱歌,他们“俗不离歌”,擅长“以歌代言”。民歌融入畲族人民生活的程度,可以畲族民间流传的俗语形容:“饭以养身,歌以养神”。他们张口即歌,歌词都是对照日常生活常识和劳动情景自编的。无论是祭祀、待宾、婚礼、节日,还是平时生活和劳动中,他们以歌对话,对答如流。他们在歌声中叙世事、陈志趣、寄幽思、诉衷肠;通过唱歌记时令、劝耕织、比睿智、争巧愚、调诙谐,甚至以歌辨亲疏、度优劣、正人心。多少世纪以来,畲族人民就这样唱着山歌,在艰苦的环境中转辗迁徙,刀耕火种,营造一个古老民族的坚韧、智慧和豁达。畲族民歌按内容分,可分为神话传说歌、史事传说歌、小说歌、风俗礼仪歌、劳动歌、时令歌、时政歌、情歌、杂歌、新歌、儿歌、哀歌等。畲族民歌主要有四大基本音调,包括闽浙调、罗连调、顺文调、闽皖调。这四个基本音调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却具有难以割舍的内在联系,“这四大音调各有所别,暗示畲族在漫长的历史形成中不尽单一的民族来源以及分散居住后和其他民族所发生的交相混融。而四大音调互有关联,则显示出一个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化特征。”[1]基于畲族民歌的特征,它已成为畲族一个重要而鲜明的文化符号。

2.舞蹈

畲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畲族舞蹈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它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有着本民族信仰、礼俗等方面的表现特征。畲族舞蹈的社会功能,不仅表现在娱乐作用方面,以此满足民众审美和情感宣泄上的需要;而且表现在以这一形体艺术阐释民族的起源和始祖的史绩,唤起民族的尊严和自豪,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振兴和宏扬民族文化。畲族传统舞蹈按内容分,可分为生产舞和祭祀舞,以祭祀舞为主。畲族传统舞蹈与生产劳动和祭祀活动关系密切,由劳动场景和祭祀场景演变而来。生产舞是源于畲族人民生产劳动、表现生产劳动的舞蹈,有猎捕舞、栽竹舞、闹春舞、谷神舞等。如猎捕舞,是与畲族人民狩猎生产关系密切的舞蹈。祭祀舞,与畲族人民祖先崇拜关系密切,集中表现在祭祀活动上。畲族祭祖是最隆重虔诚的全族性民俗活动。祭祀舞一般出现在两种场合:一是在迎祖祭祖活动中,二是在进行传师学师和做功德时,如龙头舞、铃刀舞、安祖舞、传师学师舞、功德舞等。此外,还有迎神驱鬼、纳祥祈福的舞蹈,如浙江文成的打王舞、闽东的《奶娘催罡》等。畲族舞蹈的表演者主要是男性巫师(又称法师、师公);普通民众一般不表演,在某些特定场合,也只是跟着舞蹈做一些简单动作。参加舞蹈人数,由舞种而定,有单人独舞、双人、三人、四人和多人等。祭祖舞在浙江兰溪市水亭畲族乡相传已有200多年历史。2011年6月11日上午,在兰溪市水亭畲族乡奎塘畈村,87岁高龄的雷长珠老人当众表演了兰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祭祖舞,只见他身披对襟赤衫,右手执牛角状鼓角,左手执铃刀,手舞足蹈之际金属碰击铿锵有声。雷长珠老人表演的祭祖舞是从其大伯雷良进那里所学。传说畲族祖先龙麒狩猎时不慎被野兽所害,后来畲族人民为了纪念龙麒,在每年农历正月装扮成师公,载歌载舞。祭祖舞,就是模仿当年亲人拿着各种工具保护龙麒遗体、边哭边赶野兽的情景。祭祖舞念、唱都用畲族语言,表达驱邪赶鬼、超度亡灵和祈求族人平安[2]。祭祀舞在福建畲乡还有一种巫师表演的巫舞,以《奶娘催罡》为代表。《奶娘催罡》是闽东畲族巫师进行驱鬼镇妖活动中的一段祭祀舞。《奶娘催罡》的祭祀法事,由道士男扮女装扮成奶娘陈靖姑的形象来驱妖、驱鬼,有消灾驱魔的寓意。

3.工艺美术

畲族民间工艺美术源于畲族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畲族民间工艺美术的创造有着很大的自发性。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畲族人民根据实际需要,创作出各种民间工艺美术品,如刺绣、编织、剪纸等。大多数畲族民间工艺美术品具有自作、自用和自娱的性质。

(1)刺绣。畲族刺绣又称“做花”或“绣花”。畲族刺绣工艺源于畲族女性服饰。明清时期,畲族妇女穿花边衫,花边一般为妇女自绣,但复杂的植物、动物图案刺绣,则由裁缝师傅完成。畲族裁缝师傅不但要成衣,而且要精于刺绣,人们品评其手艺之高下,不但取决于其做衣的手艺,更决定于其刺绣的技艺。畲族刺绣艺人多为男性,但大多畲族女性都会刺绣工艺。畲族刺绣有衣裤、肚兜、五谷包、童帽、烟袋、鞋帽、帐帘的刺绣,主要是服饰刺绣。最常见、最突出的是妇女在自己的上衣和围裙上刺绣,上衣刺绣在领口、服斗和衩角,围裙刺绣则在裙身。以刺绣工艺为主要特征的畲族女性衣裙,既是令人称羡的服饰艺术,又是引人注目的一大民族标志。畲族刺绣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广东、江西、安徽和浙江的多数畲族地区刺绣都比较简单,而浙南、闽东靠温州的畲族刺绣则十分复杂。这大概受温州瓯绣的影响,也与该地区经济文化相对发达有关。畲族刺绣的纹样很多,最常用的是尖牙纹和蜈蚣脚纹。植物图案有牡丹、梅、桃、荷、菊、兰、松、竹、石榴、佛手、忍冬藤(金银花)等;动物图案有龙、凤、鹿、羊、喜鹊、鳌鱼、蝙蝠、蝴蝶、鸳鸯、麒麟、狮子等;此外还有一些戏剧、传说中的人物形象、宝剑、葫芦等八仙所持的器物,以及琴、书、珠、球、如意、花瓶、山石、亭阁、龙门等。畲族绣品,色彩鲜艳明快,对比强烈。大多以红色为基调,配以黄色、绿色、白色、蓝色,有时还用金色增其华丽。一般“做花”用五种以上的颜色,做边只用红、黄、绿三色。色彩使用,大胆随心,不拘素材原色,富有装饰效果。花纹主体轮廓线用白色,使整个花纹图案在黑色的绣底上,显得分外明晰醒目。畲族刺绣的最大特色在于,完全采用手工平绣(细绣),针法以工整的齐针(平针)为主,掺合抡针、套针、扭针、抠针、参针、长短针等,线条细密、绣面细致入微,纤毫毕现,富有质感,针脚平齐,坚牢耐磨,往往是衣服已破旧,而上面的绣品尚完好。同时,无论是专业艺人还是普通妇女,畲族刺绣时不描画图稿,直接刺绣运针,每每以假托、转喻、谐音等手法,绣出一定寓意的画面,即所谓“花(图案)必有意,意必吉祥”,文化内涵丰富[3]36。

(2)编织。畲族编织工艺有织彩带、织土布、竹编、草编和线编。畲族编织工艺实用性强,且具有观赏性,织彩带和竹编堪称为工艺美术品。织彩带是畲族女性的女红,也是她们独具一格的工艺。彩带又称“花带”、“腰带”,它们既是生活用品又是精湛的手工艺品。一是彩带的原料、颜色各地不一。福建一般为棉纱,大多为蓝、白、黑,在罗源、连江等地有大红或红灰等;浙江基本用蚕丝,有的也用棉纱,有红、绿、黄、黑、白、紫等多种颜色。二是织彩带没有专门的织带机。工具非常简单,用一条长约4尺宽约3寸的木板,两头横钉上用5寸长木条,做成“工”字形的木架,就是带弓。但多数不用带弓,而用2根5寸长的小竹管,再加上约5寸长的尖刀形的光滑竹片,畲语称“耕带竹”。三是织彩带不讲究场地,屋内屋外,只要有一个拴丝线的地方就行。如在屋内编织,腰间扎一条丝带,把丝线的一端拴在桌档、凳脚、门钩或屋柱上,另一端“耕带竹”套入腰中的丝带,坐在凳上就可编织。四是彩带图案丰富多彩。主要纹样有“十三行”、“十二生肖”、“水击花”、“五字带”、“铜钱帮”、“万字花”等。从畲族彩带的纹样,可了解畲族的文化体系,如山居,开荒耕田,主要侧重于狩猎,具有对龙、太阳的崇拜和理解水的重要性,并反映了民族的迁移和相爱的民族大团结。此外,畲族彩带纹样的特点还在于一条带内有多种花纹单元,这在其他民族的织品中很少发现;而且有与甲骨文形和商代符号类似的纹样,包含祖先传给后代的一定信息,表达祖先的期望和嘱托,实为神奇之物[4]。彩带的粗细,尤其是图案的复杂状况、文字的多少是衡量一个畲族女子是否心灵手巧的标志。织彩带多在劳动之余、节日期间或晚上进行,妇女和姑娘们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互相传艺。彩带在畲族人民日常生活中有多种作用,如实用,可情信物,甚至织彩带还是畲族妇女识字的一种途径。精巧的畲族竹编工艺品,从选材、破竹,到染色、喷漆,需要几十道工序。除日常生活用的屏风、挂联、枕头、席子、椅子等外,还有许多造型生动、美观精巧、色彩鲜艳的筐、篮等。这些竹编造型新颖,色泽古朴、稳重,制作精细、别致,花纹图案丰富多彩,富于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福建宁德民间竹编工匠中多有佼佼者,如大坪村雷益成、猴盾村雷永纪人。在1949年之前,他们的竹编工艺品如“双喜”枕头、梳妆盒、“喜”字回纹篾席、“重人”花笼和米笼等,名闻遐迩,汉族富裕人家常请他们上门编织。竹编中堪称畲族一绝的是斗笠。斗笠是畲族人民生产、生活用品,平常用来挡雨和遮阳,但经加工后成为工艺品,又称“花笠”。闽东的花笠,尤为精致美观。霞浦县崇儒乡上水村,能工巧匠们传承着先人留下的斗笠编织技艺。其竹篾细若发丝,一顶斗笠的上层篾就有220至240条之多。花笠曾是畲族姑娘出嫁时必备的嫁妆之一,花笠夹层的竹叶,有“虎牙”、“斗云”、“舌子”三种形状,它们都是畲族特有的文化符号,寄托着对出嫁少女的殷切祝福。畲族妇女在外出赶集或走亲访友时,都要戴上花笠。斗笠除自用外,也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

(3)剪纸。畲族剪纸工艺简练、古朴,富有浓郁的装饰情趣。多数剪纸以原色纸张剪成,以黑白组成对比,多用于刺绣鞋帽、烟袋、包袱等日常生活用品上图案花纹的底图。从刀法看,畲族剪纸线条流畅,秀丽挺拔,富有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从内容看,大多表现民间喜闻乐见的花鸟走兽、人物、吉祥图案等,尤其是人物和动物图案,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畲族剪纸多用于婚礼、寿诞和祭祀场合。福建宁德畲族民间剪纸多为妇女特技。如猴盾村妇女蓝清莲,能一刀连剪“双喜”、“寿”字等。故各地村寨每逢婚庆喜事,这些会剪纸的妇女即成大忙人。浙江畲族举行传师学师仪式和老人死后做功德时,祭师以五色纸书写悬挂大厅的联词顶端,都用尖刀凿刻八卦形花纹,以增加联词美观,工艺精致。丽水、青田畲族民间尚保留此工艺。温州文成县西坑村的钟彩柳是远近有名的剪纸能手。钟彩柳剪纸擅长裁、折、钉、剪、拆、修、拼、串、糊、插等手法,她的剪纸已进入一个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神话故事、山水风景的艺术境界。

二、畲族民间艺术的文化透视

1.畲汉民族交往、文化互动的见证

畲汉民族交往体现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间艺术方面也烙下了痕迹。以织彩带为例,畲族女性除了在彩带上织各种花纹和图案,还织汉文字。据《宁德市畲族志》记载,宁德市猴盾村妇女都能织汉文字,如“一去二三里,前村四五家,山楼六七座,八九十支花”,“王子去求仙,丹仙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甲乙丙丁火、壬癸水生甘”,“品目端方、天成佳合、身心中良、人才出众、田肥禾壮、年岁丰收”等[5]。另据《畲族风俗志》记载,由于历史上畲汉民族有着密切联系,畲族民间工艺从风格、花样、种类都吸收了汉族的艺术传统[6]。如汉族传统的吉祥图案鱼跃龙门、八仙过海、喜上眉梢等,也常出现在畲族服饰的刺绣工艺上,或成为畲族剪纸的摹本。畲族竹编工艺,同样受汉族民众欣赏。据《宁德市畲族志》记载,解放前,畲族竹编工匠,为福安、宁德汉族富裕家庭编织精致的竹器,如竹枕、篾席、米箩、糠筛等。

2.畲族女性勤劳智慧的象征,也是她们表达情感的言说方式

畲族民间工艺美术品的制作者大多为女性。勤劳智慧的畲族女性,不但在生产劳动中不让须眉,而且也是编织、刺绣、剪纸的能工巧匠。旧时代的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缄默,女红常常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书写和言说方式。畲族女性虽然不象汉族女性那样退守家园,囿于家庭内部空间,而一直活跃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但自从畲族定居并逐渐接受汉文化影响之后,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社区影响也日渐式微,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来自汉人家族伦理中的既有的清规戒律的枷锁”[7]。畲族女性编织、刺绣、剪纸,她们的思想和情感,成为剪刀下那永不凋谢的花;她们的愿望和祈祷,则变成绣品中那没有声音的鸟。畲族民间艺术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今天,其传承人大多为女性。笔者在浙闽两省的田野调查中,遇到不少畲族女性,如浙江苍南的蓝瑞桃、景宁的蓝延兰和蓝陈启,文成的钟彩柳等,她们或织带,或唱畲歌,或剪纸,成为畲族民间艺术传承的中坚和主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们虽出身农家,却多才多艺。如蓝瑞桃以织带而闻名遐迩,但她刺绣的技艺也很精湛。蓝延兰不仅在织带技艺方面有所创新,她的畲歌也同样令人陶醉。钟彩柳的剪纸更是一绝,同时也擅长刺绣。

3.畲族民间艺术具有独特的功能和特点

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水融。畲族民间艺术在畲族人民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以畲族民歌为例,畲族民间艺术具有独特的功能和特点。民间音乐是功能性很强的艺术,畲族民歌也不例外。长期以来,民歌在畲族人民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雷弯山《畲族风情》将畲族民歌的文化功能归纳为:娱乐功能、宣泄与补偿功能、认识功能和教化功能[3]232-233。在畲族人民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的需求过程中,畲族民歌的文化功能不可或缺。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歌是畲族的历史,是畲族节日的语言,是畲族人民交际的手段,是畲族青年男女爱情的表白,是畲族人民生活的希望。“歌言”是畲族的文化符号,歌场则是畲族的文化空间。畲族小说歌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入选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闽东畲族,将民歌称为“歌言”;浙南畲族,则将民歌称为“歌源”或“歌缘”。尽管说法不一,但都有传承祖先之礼、以歌代言之意。畲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常借用汉字记畲语音法手抄歌本。旧时畲族人民把学歌唱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生活。畲族姑娘出嫁前,有一种“做表姐”习俗,实际上就是斗歌比赛。畲族民歌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一是民族性。畲族民歌内容具有民族性。堪称民族史诗的《高皇歌》,是畲族祖传的历史长歌,反映了本族的斗争历史,歌颂了民族祖先的英雄业绩。根据本民族历史人物编写的《钟良弼》,描述钟良弼打官司,告阻考,形象地反映了畲族人民反抗民族歧视的合法斗争。《种田歌》《采茶歌》《哭嫁歌》《敬酒歌》《拦路情歌》等山歌内容都极富民族特色。畲族民歌在歌词、曲调、节奏、旋律等方面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歌词比较齐整,多七字一句,四句成一段(又称“一条”)。一首民歌,少则一二条,多则七八条,一般在—、二、四句押韵;旋律多为单句变化体,一般由两大句组成,第二句常是第一句的变化重复。畲族民歌的演唱同样体现浓郁的民族特色。男女唱歌普遍喜爱的发声法是“假声”,这种“假声”恬静、纤嫩、清秀、古朴。由于唱法的不同,一般同一首歌可出现三种不同的曲调,即“平讲调”、“假声唱”和“放高音”。除已搬上舞台的畲族歌舞外,一般畲族民歌演唱很少伴随动作,同时也无乐器伴奏。二是地域性。按区域分,畲族民歌可分为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江西省和贵州省的畲族民歌。按同一区域不同调区分,如福建省畲族民歌可分为:闽东片、闽南片、闽西片和闽北片的畲族民歌。按同一区域不同曲调分,如浙江省畲族民歌的曲调存在地域差异,有丽水调、景宁调、文成调、龙泉调、瑞安调。

三、畲族民间艺术的当下性

随着时代车轮的前行,传统社会土壤中产生的畲族民间艺术,在今天已日渐式微。新中国成立以后,畲族使用全国统一的教科书,昔日的畲乡走出了无数知识分子。这种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变迁,使畲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却也使畲族民间艺术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会唱畲族民歌早已不再是年轻人择偶的优势,会跳畲族传统舞蹈的人都年事已高,年轻人外出求学或打工,民间艺术技艺后继乏人。在现代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畲族民间工艺传承将受到严峻的挑战。挖掘、保护和传承畲族民间艺术,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1.政府的重视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政府以节日为载体,采取各种保护措施,为畲族民歌等畲族民间艺术搭建表演舞台。在福建的“三月三”畲族民俗文化节和广东一年一度的“蓝大将军招兵式”中,都有畲族民歌或歌舞表演。在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浙江景宁县,“三月三歌会”更是成为品牌,人们会成群结队前去观看畲族民歌比赛,参加对唱歌会,观看织彩带表演。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保护与传承畲族民间艺术的重要意义。

2.学者的研究

在学术界,许多热爱畲族民间艺术的有识之士自发地为保护畲族民歌做出自己的努力。他们在申报课题、田野调查和带领学生社会实践等环节上,都首选畲族村落,并把目光聚焦于畲族民间艺术。有学者从民间艺术价值的转化和转型着眼分析问题,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看,畲族民间艺术的价值正在悄然转化,即从民间生活实用价值转化为文化价值[8]。有学者从文化内部视角分析问题,认为民间艺术体现中国文化内部显与隐、雅与俗等相辅相承因素的辩证统一[9]。有学者从社会转型与文化价值的关系分析问题,认为民间艺术在精神上所表达出来的纯真情感的文化价值,还会随着人们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转型;由转型带来的变化,既有质的变化也有量的变化,由过去的实用品转化为现在的欣赏品和旅游纪念品也是一种变化[10]。在畲族重要集聚地—浙江和福建,学者们对畲族民间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温州大学,不少学者积极申请对畲族文化和艺术研究的课题。温州大学民俗学和音乐学专业的师生们,不仅以特定的畲族村落为教学科研基地,还与我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浙江景宁县联手,打造教学实习和科研基地。

3.畲族人民自身的努力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篇2

关键词 高校;美术教育;民族民间美术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2)24-0067-02

Discussion on Folk Art in Higher Art Education Necessity//Fan Lujie

Abstract Through our country folk fine arts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 proposed the university art education the necessity of fusion of folk art.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new concept of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folk art, the folk cultur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f significance and prospectiv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t education; folk art

Author’s addres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China 266071; Weif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Shouguang, Shandong, China 262700

国内美术教育的教学内容,大多借鉴外来美术教育模式,美术理论受舶来文化的影响较大。民族民间的东西在高校美术教育中多有忽视,缺乏本土化和民族性。如果在高校美术教育中,加入民族民间文化的元素,发扬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我们的文化产品将更具中华民族特色,更能开拓国内文化市场,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

1 高校民族民间美术教育现状

高校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摇篮,高层次的人才素质包括美术等艺术方面的素质。冯骥才先生最早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汀先生不断探索民族化的现代艺术教学模式,提出重传统、重民间、重实践的美术教学方针,推动了中国美术教育走向新阶段。自各地开展民族民间美术教育以来,培养了大量从事民族民间艺术的人才。同时,教师通过言传身教的学习,提高的不仅仅是学生的动手能力,也是增强了师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保护民族艺术的责任心。

2 高校美术教育中民族民间美术资源的开发应用

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也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还是传播文化、知识、思想的阵地。因此,高校应该借助本地优势设置具有本民族文化内涵的艺术专业。以山东潍坊地区为例,当地有丰富的年画、风筝、剪纸、泥塑、草编等民间手工技艺,这些手工民间技艺历史悠久,充满民间与民族文化气息,具有比较广阔的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同时具有旅游资源开发的生命力。但是这些民族民间美术资源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就目前从业人员状况来说,大多为土生土长的农民,年龄老化,知识层面低,缺乏专业美术理论指导,加之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工时高、收效低的手工艺术越来越不受青年一代的青睐,已成为制约民族民间艺术发展的桎梏。由此可见高校根据本地特色设置相关专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开设民族民间艺术特色课程需要与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合,要挖掘当地的民族文化资源。比如,年画、剪纸、泥塑、面塑等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具有当地民间所特有的审美观,因此也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些传统的东西如果开发得当,利用得好,就可以成为当地文化的形象代表和地理标志,这一点在教学中是不容忽视的。因此,要充分发挥民间文化的特性,突出它的民族民间性、地域文化性,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提高,克服民族民间艺术在技艺上的盲目性和随心所欲。让这些民族民间艺术既保留文化传统,又能够在理论上得以总结提高,这是高校教学实践中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在开设民族民间艺术特色的课程中,要在对民间民族文化进行专业的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对民间表现手法进行继承和发展。比如在图案教学中,要结合当地民间艺术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民间图案、民间造型的渗透,引导学生用本民族、本地文化特点的元素进行学习和创作。如潍坊是有名的风筝之都,充分利用当地文化元素,设计一些传统而有新意的风筝,则更适应国际文化交流的大环境和大背景。在木版年画中,充分利用年画大红、大绿、大黄、大紫的色彩对比强烈特征,与时俱进地创作一些时代感强的年画,对于保留和发扬传统文化,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大有帮助的。引导学生用本民族民间图案等元素进行设计,在这样的练习中,不仅提高了美术专业水平,也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了学生保护本民族民间艺术的责任心。

为了丰富民族民间艺术教学实践,要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走访一些民族民间艺术传统地和一些老艺人,了解民族民间艺术的历史与发展现状,梳理民族民间艺术的发展脉络,从民族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向老民间艺人请教,先当他们的学生,从中得到民间技艺的创作源泉,保持民族民间艺术的纯真与纯朴。在此基础上,获得艺术创作的灵感与素材,在创作理念上有所深化,让民族民间艺术之花开得更艳,让学生掌握创作的一手材料。

高校要加强民族民间艺术的课题研究。高校是出研究成果的地方,散落于各地的民族民间艺术,由于它的分散性、随意性、不系统性,很难上升到理论高度去指导创作,这就需要院校师生去归纳、总结,让不系统的民族民间艺术系统化,总结出适合当地特点的艺术理论。以艺术理论指导民族民间艺术创作与实践。

由于长期以来,大部分民间艺人的文化层次偏低,会做不会说,做了也说不出名堂。例如,木版年画艺人经常说:“年画没正经,好看就中。”细观察一下木版年画,有好多东西是不合情理的。如木版年画只注重人物衣着和衣纹等外形变化,很少注重人体结构,有的衣纹长在肉里;身体各部不成比例,婴儿瘫式的造型比比皆是;再就是不注重透视;等等。这一切民间艺人并不知道,只凭想当然去刻去画。他们的这些艺术误解,必须经过专业美术工作者为之总结和提高,美术教育的责任也是责无旁贷的。为了民间艺术的开发利用,为了民间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美术教育工作者就要进行深入的课题研究,多出研究成果,让这些成果得以推广应用,推动民族民间艺术更好更快地发展。

传承是民族民间艺术发展的根本。民间艺术工作者大多年龄偏大,艺术的传播大多通过父子式或师徒式的口传身教,很少通过课堂的广泛传播,很多民族民间艺术正面临失传的危险。国家现在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切合实际也是非常必要的。开展民族民间美术教育,正是对民族民间艺术的最好的传承。通过民族民间艺术教育,让民族民间艺术得以传承,让活化石变成活文化。要让民族民间艺术在传承中做到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传统与提高相结合,在保持民族民间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设计出适应时代要求,民族民间意味浓厚,代表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让它民众化、商品化、国际化。有人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对地方高校而言,就是要扎根当地、立足于全省,面向国人和世界,开发当地美术资源,推动当地文化产业的有力发展。

高校大学生是文化艺术传承者。高校是各类人才的“生产基地”,开展民族民间美术教育,高校学生是最大的受益者,不仅学到民族民间艺术的理论和技艺,更重要的是民族民间文化后继有人,通过大学生的学习这一载体,将民族民间文化在年轻一扬光大。通过美术理论的正确指导,让传统民间美术更加完美地得以传承。大学生通过系统理论、系统制作工艺的学习,在他们完成学业之后,将引领民族民间美术的实践与创作,开发利用民族民间美术资源和旅游资源,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3 结束语

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我国各民族汇成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这些艺术是承载着一个民族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组织架构的历史形态。其中的年画、剪纸、风筝、泥塑等组成了我国庞大的美术系统,是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美术教育为民族民间美术的传播构架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民族民间美术的发展离不开高校美术教育。

参考文献

[1]张仃.让工艺美术与民族绘画携起手来[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篇3

云南民族传统歌舞乐是中国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此领域的研究,在近年陆续有研究成果问世。其中一部分是以舞蹈为论域,从历史、文化、创作、传承与保护等角度对云南民族舞蹈进行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云南民族舞蹈史》(石裕祖2006)、《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石裕祖主编2010)、《舞蹈文化论》(曾金华2010)、《云南民族舞蹈研究》(陈申2010)等。另一部分是以音乐为主题,其中虽涉及歌舞乐,但仍以音乐的分析、民族歌舞创作和舞台实践、民族乐器的描述等为研究的主要目标,如较有代表性的《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张兴荣2006)、《云南民族音乐散论》(钱康宁2006)、《云南民族乐器图录》(吴学源2009)等。还有一类是从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视野,对云南民族歌舞乐进行的研究,如《云南民族音乐论》(周凯模2000)、《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申波2011)、《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杨民康2012)、《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黄凌飞2013)等。论文方面,较多发表在各类刊物中,以音乐、舞蹈分类的学科意识对云南民族舞蹈、歌舞形态、表演创作等方面的一般性研究最为普遍,在一部分文章中文化视野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概念开始凸显。以上研究中,从云南民族舞蹈史学的角度切入的研究主要是《云南民族舞蹈史》,该著在历史线条的贯穿下,采用了一种近似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试图勾勒一幅云南民族舞蹈发展历史的轨迹和风貌。《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以论文集的方式,收录26篇文章,内容涉及云南彝、纳西、白、傈僳、佤、景颇、傣、藏等民族的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试图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的开发思路,实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可持续发展。”[2](P12)《舞蹈文化论》是一部文论集,收录作者各种文章,按性质、体裁、形式分类的方法,大体分为:文学台本与演出串词、学术论文与舞蹈评述、调查报告及诗词随笔三个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对云南民族舞蹈的特征、表演、创作等做了论述。《云南民族舞蹈研究》主要运用艺术符号学原理,采用部分史料对云南民族舞蹈的形态、情感、仪礼以及审美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云南民族音乐散论》、《云南民族乐器图录》是从歌、舞、乐的不同角度,对云南各民族的音乐形态、乐器及创作演出做了描述和分析。《云南民族音乐论》是作者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察,对云南各民族所创造出的内容丰富、色彩各异的音乐文化类型以及这些音乐文化类型在相关民族中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做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其中对云南民族歌舞乐的“乐”文化特征做了不同以往的阐释。《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虽是以正在消失的文明———云南古戏台为焦点,但对云南民族乐舞民俗的文化生态以及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做了文化学意义的研究。《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用民族志方式对云南特有族群的音乐进行研究和撰写的著述,作者用“一维两阈”的架构,对布朗族人生仪礼与社会、宗教礼仪、人生仪礼及个体性音乐活动、群体歌舞等内容做了音乐人类学意义的研究。《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是作者通过对滇西南古老的山地民族———拉祜族葫芦笙舞的田野考察,试图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一与西方音乐体系的“听觉艺术”截然不同的一种带有明显东方身—声—意三位合一艺术特点的“体化实践”做出新的理论阐释。在课题项目领域,2007年艺术学项目“彝族哈尼族(坻施洛孟)大型原生态歌舞乐套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是对红河地区部分彝族哈尼族的歌舞乐套曲进行的专题研究;2010青年项目“云南省石屏彝族花腰歌舞音乐及其文化形态研究”,以“音乐”为立足点,对其音乐形态、文化形态进行了一定的探析,此两项均属于区域性的音乐歌舞研究。2008年艺术学项目“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研究”,研究成果为探索现代社会变迁中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的论文集。2012年艺术学西部项目“云南15个特有民族舞蹈生态研究”,以“舞蹈”为核心,以生态为论域,拟进行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此两项均为民族舞蹈学的专项研究。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自进入21世纪,云南民族歌舞乐领域的研究尽管还是在音乐、舞蹈各自的学科立场进行,但在人文社会多学科研究的影响下,云南民族艺术的研究已逐渐成长。如音乐学、舞蹈学等,不但完成了大量基础资料的积累和音乐形态结构、舞蹈形态的研究工作,同时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本土的传统艺术,研究文本也越来越呈现出对多学科理论的应用和以多维视角进行研究的特征。对于云南诸多的无文字民族来讲,文化的记忆及表达多是以肢体和声音为主的,这是本土文化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以极其鲜活,充满生命力的态势存在着。传统乐舞是本族人对生活与文化意识的表达,在造就了民族的性格与文化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其生存的环境和对信仰的恪守。这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艺术事象,需要我们用文化整体角度和东方文化的维度,将其置于特定场域和时空的文化之网上进行研究,这为中国民族本土艺术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知范式和新的可能性。

二、云南民族传统乐舞研究学术视野的转换

伴随当代文明的高速发展,全球范围开始重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近十余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不断来到云南进行民族文化的交流、考察等活动,为民族文化生态及人文资源的抢救、传承、保护和开发提供帮助,意在使数千年来存活于云南具有独特生命内质与活力的民族传统艺术能够应对强势文化的侵扰。近年,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渗透,对民族传统歌舞艺术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2013年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42届年会,专门设定了“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的呈现和再现”、“音乐和舞蹈传统的传播方式之间的互动、综合或是冲突”、“仪式、宗教及其表演艺术(音乐、舞蹈与戏剧)”等议题,该主题强调“再现民族音乐学与民族舞蹈学中文化实践的历史维度,以及研究者参与民族志历史书写的不同方式,意在探讨历史在传递和影响文化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并开启一条研究者为现实目的而运用历史资源的路径。”①。这一研究取向表现出当民族传统艺术成为民族志书写主题时,音乐舞蹈可以以不同方式给我们的研究传递信息,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此会议同时期望在音乐舞蹈学院和表演艺术学校中所形成的现代标准化实践也纳入批判性和比较性讨论的范围,请与会者提供重构民族传统歌舞艺术个案研究的论文。在对云南民族歌舞乐长期的田野考察中可以发现,云南民族传统乐舞作为内心体验外化的一种方式,拥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信仰系统。时至今日,各族群的信仰观念、时空观念、内部社会秩序等文化记忆依然在以身—声—意为主体行动的乐舞中保留得最鲜明、最完整。传统乐舞在“体化实践”传承过程中,在约定俗成的人文环境中,在观念的不断演进中,依然是一种具有完整的庞大系统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文化体系,在身体、声音方面形成了完整的意义系统。而云南民族歌舞乐的身体意向性,以及群体舞蹈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意向性的沟通和互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图景,这种东方身体运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需要我们在人类所处的后现代境遇中重新认识和挖掘,将民族传统歌舞乐作为构建文化的一种环境或场域,寻找新的研究命题,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生活实践,传统乐舞充满着远古生态的智慧,至今在各族心中仍具有情感联通的功能与意义,仍然存在于这方水土之中。在具有民族性、地缘性和血缘性这个文化生态系统里,各族群历史、语言、、文化心理和传统艺术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活跃,渗透在乐舞中的文化基因至今仍然作为一种历史精魂贯通于日常生活中,并不断按照自身的传统习惯和族群信仰来维护和创造新的艺术语言,其主要功能是“使人们在自己的文化体验框架内,进入到共享的体验中”[3(]P40)。如何从云南民族传统乐舞厚重的文明底蕴中,吸取文化的精神、思想以及思维方式,做出当代意义的文化阐释,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来建设发展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提供一种中国精神和中国经验,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研究中重要的学术使命。当今艺术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使人们的研究视角在观念、思维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生的“艺术行为”和由此蕴含于其中的“意义系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论域。当代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1908-1961)将体验视为一个境域,他认为身体和世界应该是弥漫式的相互涵融,这是梅洛-庞蒂通过对身体和世界的阐释所要呈现的一个核心思想。关于“身体现象”如何显现意义系统以及身体如何在意识中得到构成、不同文化中的身体体验、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身体的空间性等理论,在国内音乐、舞蹈学界的研究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而“身体转向”是当今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焦点论域,其特点之一在于从现象学的角度对身体所进行的研究。的确,“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4](P61-62)等理论视角,将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结语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篇4

一、引言

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民间文化是现当代艺术的母体与本源,更是宝贵的绘画艺术资源。河北省的各类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极为丰富,都散发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和地域特色。同时,民间美术具有脱胎于真实自然生活与风土民情的关怀和深厚情感,其艺术形式依托于自由想象与联想,不受客观规律的限制,这些都是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应具备的素质。

而当今我国年轻一代的艺术家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出现了疏远或排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艺术倾向,使艺术愈加与母体文化脱离,同时也使整个社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受到脱节。所以在高校特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别是绘画艺术类学科开设民间美术类课,拓展并深化学生对民间艺术在形式与内涵的理解与在实践中的运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合理健全的民间美术教育体系。

二、民间艺术在我国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概况

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对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的研究逐渐重视,在 2002年“世界遗产年”召开的会议中,就明确提出了将民间文化艺术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引入高等教育中。与此同时,在艺术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呼应与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多数的艺术院校和有相关艺术专业院校都纷纷开设了民族民间艺术的相关专业或者相关课程。

最早提出对民族民间艺术关注的是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汀先生。他早在二十世纪期间,不断探索着民族化的现代艺术教学模式,提出了重传统、重民间、重实践的美术教学方针,推动了中国美术教育走向新阶段。中央美术学院还在国内高校率先创建以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研究为宗旨的新学科,将此正式、系统地列入大学艺术教育,填补了高等艺术教育中长期忽视民间艺术认知教育的空白。

通过开展民族民间美术教育,极大地增加了学生们的自我认同感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培养了大量从事民族民间艺术的人才。同时,教师通过言传身教的学习,提高的不仅仅是学生的动手能力也是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保护民族艺术的责任心。

三、高校绘画艺术人才培养与民间艺术资源整合的意义

绘画艺术即是造型艺术,要求艺术家对形象、色彩、形式等方面具有极高的能力与素养,同时不多深化拓展自身的审美领域,是作品更具内涵与厚度。同时,造型也是中国民间美术存在与发展的首要因素。中国民间美术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实用性的特征,它来源于中国古文化的积淀,来源于中国农村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所形成的集体审美意识,来源于民间艺术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造型意识。对民间美术的学习,不仅需要了解它的造型方式、创作方法,同时还要了解它产生和应用的社会背景及文化内涵。因此,对于民间艺术造型的学习,可以拓展学生对绘画造型与形式美感认知的深度与广度,完善绘画艺术的造型建构。

于此同时,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仅限于知识的传授, 而应该是全方位的素质培养。在美术教学中,要善于联系民间故事、民族历史、民族风俗习惯、自然地理环境、民族民间文学等来理解其艺术作品,指导学生在美术创作中融入民族文化,使之更富于民族特性。从学习民间美术的造型方法和基本特征入手,加强学生的实践活动,以民间美术的思维开启学生的发散思维, 把美的材料、形象、色彩, 变化为身边的美,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 实现美术教学目的。

四、高校绘画艺术人才教育与民间艺术结合的途径

绘画专业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与美术相关的绘画教学、艺术设计和研究管理等工作,因此,应比其他专业学生有较高要求。

1、将绘画专业的民间美术课程正式纳入绘画教学体系。

应在绘画专业课程中加入中国民间美术概论、民间美术作品赏析、民间美术工艺制作、民间美术采风考察等相关课程,从而发挥民间艺术实践性强的特点,鼓励学生将民间艺术与绘画创作有机融合,创作出包含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艺术作品,既而发觉艺术与生

转贴于论文联盟

活的关系,加强作品的群众基础与深厚情感,增强学生的能动性。

2. 建立民间艺术研究室。

高校不仅应成为民间美术的教育中心,完成理论与实践性教学工作,还更应注重对艺术问题的理论性探究和总结,承担起研究和拓展民间美术发展的使命,成为民间美术的研究中心。因此,应建立民间美术研究室,由本校绘画专业教师作为主干成员,同时广泛吸收部分民间艺人参加,进而组织和实施民间美术教学工作,并对民间美术资料进行搜集与

3. 建立民间艺术陈列室。

民间美术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实践性。高校应建立常规的民间美术陈列室,为教学提供观摩欣赏场所,让学生能经常性直观地接受民间美术的熏陶。同时,在陈列经典作品的基础上,还可以收藏陈列师生临摹仿制或创作设计的精彩之作。

五、结束语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民间舞教师;启发与帮助;原生态;基本途径

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源远流长,其历史可以追溯至人类社会的初 始阶段。它是人们表达情感、描摹生活、探讨人与自然关系地重要 工具和自发行为之一。中国彝族、藏族等的民间舞蹈文化,往往还 蕴涵着本民族的历史与传说,有着舞蹈艺术之外的,更加广阔的社 会价值和重要意义。而把民间舞作为课程搬到课堂,是在新中国成 立后,舞蹈艺术教育发展过程中才逐渐出现的。所以,丰富驳杂的 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既是民间舞教师最直接的教材,也是需要民间 舞教师进行不断研究、揣摩的素材。其丰富性决定了民间舞教师在 处理方法上的多样性、选择性和研究性。但首先可以断定,要成为 一名优秀的民间舞教师,科学地了解和研究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是广 大民间舞教师的必备环节之一.

一、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一)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内涵 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是指中国各民族、各地域子文化系统中 存在的独立的舞蹈亚文化系统的总和。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内 涵,可以最简明地分为“原生态民间舞蹈文化”和“剧场民间舞 蹈文化”.

1.原生态民间舞蹈文化 所谓“原生态”舞蹈,是古代各民族先民们“歌之不足,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产生的,是较少受到“现代化”侵入的具有 “文化源头”意义的民间舞蹈。自然性,是其最本质的特征。原生 态民间舞蹈文化,是剧场民间舞蹈文化的母体.

2.剧场民间舞蹈文化 剧场民间舞蹈文化,是以当今舞台上表演的由各专业艺术团 体创作和学院派训练体系下的剧场民间舞为核心的民间舞蹈文化内 容。它蕴涵的是舞蹈工作者对原生态民族舞蹈文化的审美情趣、专 业修改方法等等操作层面的文化元素。它是民间舞蹈教师研究中国 民间舞蹈文化的最直接和最初始的素材和层面.

(二)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表象与内核 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可以从表象到内核地分割为外在的民间舞 蹈的动态呈现和民间舞艺术的民族文化内核.

1.民族民间舞的动态呈现 民族民间舞的动态呈现是风格化的,在各民族、各地域群众在 各自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文化实体中 进行“舞蹈艺术的抽象”后逐渐形成,且较为稳定,并在民族文化 和民族识别上都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包括各民族民间舞蹈中特 有的表现形态和动作.

民间舞教师在动态呈现的民间舞中包括其基本动作以及道具运 用的熟练程度与艺术造诣,一则决定了民间舞教师个人在民间舞艺 术上的水平,再者也是考验民间舞教师是否能在不同民族的民间舞 风格课上正确、有效、创新性地想学生传授民间舞风格,胜任民间 舞专业教育的基础性指标之一.

2.民族民间文化内核 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内核就是各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民间舞 蹈文化,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是民族民间文化在舞蹈艺 术领域内的一对一投射。舞蹈艺术将民族文化融于肢体动作、舞蹈 组合套路之中,进行集中的艺术化的体现。那么,反过来从文化的 高度考察民族民间舞这一子系统,对真正掌握民族民间舞风格,具 有提高精确性和灵活性的效用,这也是民间舞教师必须具备的教学 科研能力和基础.

二、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对民间舞教师的启示与帮助 民间舞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专家。除了 对民间舞蹈文化有理论上的认识之外,还要具有将民间舞蹈文化有 效运用于教学中的操作能力,以及因材(教材与人才)施教、在民间 舞蹈文化上不断创新的科研能力。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对民间舞教师 的启示与帮助,在上述能力的塑造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一)原生态民间舞蹈文化的纯正风格 原生态民间舞蹈文化的纯正性和鲜明的风格特性,是民间舞 教师在教学内容上最丰富的源泉。民间舞教学,是以风格教学为最 核心、最根本方式的舞蹈艺术教育。风格,是民间舞教学中画龙点 睛的一笔。本民族艺术家之所以能担任该民族民间舞的风格教学, 是因为他们对该民族的原生态舞蹈文化具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与掌 握。而想从一个单纯教授技法与现成剧目的民间舞教师,成长为能 给予学生更丰富内容与风格塑造的大师,研究原生态民间舞蹈文 化,是重要的一环.

(二)剧场民间舞蹈文化带来的艺术门径 剧场民间舞蹈文化,是民间舞教师从学生阶段到教师阶段一直 没有脱离,接触最为频繁的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样式。它带来的严整 的舞蹈艺术套路、规范的舞蹈动作技法、更加典雅的审美情趣,都 是民间舞教师不可缺少的专业素质.

(三)民族民间文化内核是民间舞教师的“提高”教材 优秀的民间舞教师,应该是学者型的教育者。而只停留在民 间舞艺术一隅和一个层面的民间舞教师,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 创新性的开拓型教师。对民族民间文化,包括民族历史、民族风 俗、民族文学、民族美术、民族哲学、民族生活状态等多方面的 了解与学习,可以帮助民间舞教师对民间舞艺术形成多角度、高 层面的考察心得与研究体系,进而指导民间舞教师的教学实际民 族民间舞蹈文化。三、民间舞教师掌握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基本途径 (一)实地采风:到“原生态”中去 实地采风,是直接获取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养分与艺术元素的最 根本途径。民间舞教师应该经常进行民族、地域间的实地采风,并 把原生态的范围从舞蹈艺术这一领域,扩充到民族文化这个更宽泛 的领域中去。建立最本真的第一手资料库。夯实自己的教学基础, 为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和内容体系提供可供提炼的大量民间舞蹈文 化素材.

(二)经典研究:把经典内化为能力 所谓经典研究,就是指对民间舞艺术走进剧场以来的经典剧目 进行充分的、以舞蹈艺术学和艺术教育学相结合的角度的学习与剖 析。民间舞教师对经典剧目的研究,应该在如下两个层面进行: 1.熟悉经典剧目的外显艺术元素 对剧目的动作编排、结构设计、组合和串联、角色设置等可 以直观于舞蹈作品的艺术元素,进行完整扎实的掌握。这些剧目 内容以及从中“扒”下来的组合、动作等舞蹈元素,可以直接用 于民间舞课堂教学。以鲜活完整的剧目来代替孤立的、纯肢体训 练上的动作组合,在帮助学生进行基础训练时,还能起到一定的 潜移默化的提高学生悟性的作用,达到既重“技术”更重“艺 术”的教学目的.

2.揣摩经典剧目的艺术内涵和民族、地域文化底蕴 民间舞教学的核心是各民族、地域民间舞蹈的风格教学。而经 典剧目又是精准把握了风格的典范。民间舞教师,在对经典进行熟 悉时,还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加以文化上、艺术上的理解与剖析,并 把所获心得,在进行剧目、组合训练的同时,传授给学生。帮助学 生更全面、更深入、更灵活有效的学习经典剧目,提高民间舞艺术 造诣.

(三)理论学习:把知识运用成教材 理论学习,针对民间舞教师来说,一是对中国民间舞蹈文化 的专门论著的学习与研究,另外是对相关社会科学领域,如民族史 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美学等方面的广泛的阅读与涉猎。把中 国民间舞蹈文化理论教学纳入到民间舞教学课程中,形成理论实践 相结合的科学体系.

四、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民族民间舞文化是一个丰富的、内部联系紧密 并不断发展的舞蹈艺术体系。在原生态民间舞文化和剧场民间舞文 化的二元结构下,中国民族民间舞文化对民间舞教师存在着风格教 学、技术技法教学、民族文化理论与知识自修与教学等多方面、多 层次的启示与帮助的作用。而具体到民族民间舞教师,也需要通过 对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仔细揣摩与钻研,通

过采风、剧目学 习与分析、理论学习与修养等方法,不断提供自身在民族民间舞文 化上的理论修养与实际教学能力.

参考文献 [1]蒋勋.艺术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07.

[2]隆荫培.舞蹈艺术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

[3]欧建平.世界艺术史·舞蹈卷.东方出版社,2003,01.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篇6

关键词:民族认同;现代民俗艺术;城市民俗;传承性;社会性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6-0167-005

一、民族认同:现代化进程中的焦虑

所谓民族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1]。对于各民族来说,这是一个一直存在但并非始终显著的问题。所谓一直存在,指的是每一个人类成员由于自然的原因,总是天生地属于某一个族群,在传统社会中,极少有质疑自己民族归属的可能,民族认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不会成为显性的问题。不过18世纪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很多民族失去了自身的独立发展,被动地进入现代化,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威胁,民族认同便成了问题。

对中国而言,这一形势直到清末才出现。由于晚清保守式变革的失败,中国以激进的革命形式进入到现代化的序列之中,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都是如此。就文化层面而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使得文化的延续性一时间被压制(1),在随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文化政策都没有给传统文化留下太多空间,从而造成了文化上的断裂。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化,本来就会带来一定的文化割裂,中国发展的这种特殊性更是深化了这种断裂。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逐渐卷入经济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经济诉求加快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使得原先的文化独立性被打破,文化同质化的倾向逐渐显现。同时,又因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不均衡,欧美在全球化状况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欧美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强势文化,所谓文化的同质化也就是对欧美文化的模仿和趋同,而并非是世界各国文化的独立或综合发展。

如此一来,当今中国的民族认同必然面对着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同质化与从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中产生的文化断裂的双重压力。如果说这是民族认同的离心力的话,那么在这些离心力加大的状况下,还伴随着民族认同向心力的减弱,而之所以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化所带来的个人意识的增强。现代化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单子”式的个体,“他基本上是独自负责确定他所扮演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角色”[2]63,他不再是整体的有机部分,而是和整体保持着一种契约关系;和他人也不是自然融洽,而是把他人看作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些人抱有这样的观念,那就是“每一个人天生的有别于其他的个人,而且与被称作‘传统’的过去时代的思想行为的各种各样的忠诚背道而驰”[2]62。这就从内部极大地削弱了民族认同的强度。

在这些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民族认同受到不断的冲击,尤其是在青年中,这种危机尤为明显,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奈特所言:“根据一项青年价值取向研究报告,在中国青年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变。从理想转向现实,从统一价值观转向多元价值观,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从盲从转向独立,从政治转向经济。这些转变的结果是,青年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弱化。”[3]当然,我们绝不认为中国人已经模糊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是说这种民族的归属感变得越来越抽象;也不是说中国人不希望感受和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是说这种民族认同变得越来越缺少载体。换言之,民族认同的理性认知方面还是很牢固的,但在感情依附方面却受到很大威胁。如何在人与人、人与民族实体之间,建立起一种流畅、真切、可靠的感性联系,是实现民族认同的当务之急。

当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说明的是:其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不是一个概念。其二,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其民族认同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在单个民族层面,北方拥有语言的民族(如维族、哈族),其民族自身认同始终强烈,而在国家层面,可能未必如此。我们在此强调的既是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认同的弱化,更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的某种缺失。当然,严格说来,这种缺失更多的是由于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行为选择的工具理性等,而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全球化。其三,笔者无意于预设现代化与民族认同缺失之间的必然关系,事实上,我们应注意到,两者之间的成因是复杂的,传统和现代之间并非仅仅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或许从本质上来说,民族认同的形成更应该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后的焦虑,而并非现代化、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危机。

二、现代民俗艺术: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提醒我们,民族并非是一个天然的一成不变的实体,“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4]6,“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4]6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于人们自然而然地归属于其所在的一个民族实体,而必须研究那些想象的方式,通过一些特殊的文化手段来巩固民族认同的基础,来强化甚至固化那些联结民族成员的共同“意象”。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尤为重要。

那么,有哪些“想象”的方式可以作为实现民族认同的基础呢?我以为主要有四种:

宗族制度。这是一种来自血缘的天然联系,曾是民族认同最基础和最坚固的部分。在传统中国,宗族制以祠堂、家谱等不同方式不断被强化;又由于传统中国的“家国同构”模式,民族国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

经典文献。经典文献保存着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它的神圣性和有效传承极大地巩固着民族认同,成为联结民族成员的重要的精神文本。比如犹太人,尽管他们流离失所,分散各地,但他们的经典文献(比如《希伯来圣经》、《塔木德》等民族宗教文献)使他们民族认同十分牢固。

宗教。这是一种构成认同的强大力量。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对某些民族国家,宗教是一种强有力的认同基础,如英国的圣公会。

民俗艺术。这是一种构成认同的富有活力的基础,它的亲切、鲜活、绵延,对于保存和激活民族认同意义重大,正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所指出的,能为民族成员“提供持续的认同感”。艺术之所以成为构成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是因为艺术具有感性、具体、审美的优势,能够调动人们的情感,并通过想象性的共同意象使接受者趋于共同的心理指向,也就是说,“艺术创作的作品能够以它们所唤起的观念的体验的共同性把人们联合起来,这些作品本身作为交际的动因,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人们的某种共同体的统一”[5]。

纵观以上实现民族认同的四种方式,特征各异,在不同时挥的作用也强弱不一。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分析的是,能够在现代语境中显示出强大效力的民族认同方式,应该具有怎样的特性。

在我看来,这种民族认同方式至少需具备五大特性:其一,它应当具有足够宽广的民众基础,是大众能够普遍参与的某种集体行为,而绝不能只是少数精英所独享的沉思;其二,它应当立足于日常生活,而又不局限于日常生活,需要有一个精神内核;其三,它应当是特殊与普遍的结合,换言之,对本民族它是普遍的,而对于其他民族,它又是特殊的;其四,它应当具有感性的因素,而不能只是形而上的思辨;其五,它应当是可以传承的,因为唯有可以传承,才能延续民族的集体记忆。

比照这几个特性,我们看到:宗族出于历史和社会原因日益淡出,尽管它在不同民族、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但已不再是一个有效沟通人与人、人与民族之间关系的中介,其稳固性和有效性远不及在传统社会中所表现的那样。而经典文献虽在近代以来屡遭打压,但其传承性始终强大。问题是,在古时,经典文献的传播主要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之中,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它们已显得晦涩抽象,虽然人们在理智上大都认可它的价值,但在感性上却终究隔了一层,而如何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化则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而中国文献经典的特殊之处还在于,20世纪的几次激进运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其作为经典的合法性,扰乱了其作为民族精神载体的文化传承。直到21世纪初,知识界才又开始提倡读经,试图复兴“国学”,在现代语境中,这无疑是一种有助于强化民族认同的方案,但其困难在于,读经之传统自蔡元培1912年从学制中摒弃后,便已丧失了制度基础,而要想在西方文化模式深刻影响下的当下中国重建这种传统,其难度可想而知。此外,虽然读经在2004年前后成为一时热点,后又经过于丹等明星学者推波助澜而日益受到关注,但究其实质而言,这种方式更多的还是一种时尚式的追捧,一种“心灵鸡汤”式的肤浅慰藉,国学之精神依然未得到有效的清理和重构,依然是游离于国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的。就宗教而言,虽然它是民众的、日常的、传承的,也有感性的层面,但在中国本来就缺少一定的现实基础,在不与宗族制度结合的状况下,更是无法成为民族认同的方式。宗教的复杂性还在于,它既可能是一种强化民族认同的力量,也可能是一种弱化民族认同的力量,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既可能同一,也可能排斥,如基督教,它所宣扬的普世观念对民族认同来说就是一种威胁。

相较而言,民俗艺术则比较符合以上几点特性,诚如段宝林先生所言:“民俗是人民生活的具体形式,世界各族人民都生活在一定的民俗形式之中,民俗是最有民族特色的。”钟敬文先生也强调:“民俗文化,由于它的广泛存在和潜在作用,它在凝聚团结民族成员的作用方面,特别显得重要。”[6]我们知道,民俗学本身也正是在民族运动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比如在民俗研究的发源地之一的德国,就始终有着很浓厚的民族主义气息。(2)在中国,民俗学的兴起也同样如此,是在20世纪初的亡国灭种的民族危难中萌生的。

如前所言,艺术本身就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我们知道,艺术在它的早期,就曾是一种氏族活动,只有同一氏族的人才可以参与。但艺术后来的发展使艺术的情况变得复杂,艺术脱离了它原本的氏族意味,部分变得十分专业化,其创作和传播脱离了大众,仅限于贵族和士人阶层,成为一种鉴赏的对象。这些高雅的艺术形式固然包含着民族精神,但却缺乏大众性,偏离日常生活,难以引起民众的普遍参与。现代艺术也是如此,甚至显得更加曲高和寡,“现代艺术总有一个与之相对立的大众,因而它本质上是无法通俗普及的,更进一步讲,它是反通俗普及的。”[7]而那些和大众紧密相连的艺术则成了民间艺术,这些民间艺术是民族传统的重要载体,不过随时空变换,有的已经失传,有的仅仅成为民俗馆中的展品,失去了传承性,无法在现代再引起人们的普遍认同。而那些在当下依然流传的民间艺术,也就成了现代民俗艺术,具有现代性、大众性、审美性等多重品格。

所谓民俗艺术,“系传承性的民间艺术,或指民间艺术中融入传统风俗的部分”[8]75。作为民俗和艺术的结合,民俗艺术因此有其独特性,按陶思炎先生的看法,民俗艺术学有着三个重要的理论支点,“‘传承论’、‘社会论’、‘象征论’,它们分别从存在特征、属性风格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构成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基础。”[8]76这也就揭示出了民俗艺术有着三个根本特性,即传承性、社会性和象征性,而这些特性正表现出它对于巩固民族认同的积极作用。

传承性意味着,“民俗艺术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发生和存在既不会突然偶见,也不会昙花一现,而是有着历史的脉络和代代相传的印迹……它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体现出古今相贯、承前启后的特点。”[8]76这种传承性由民俗和艺术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民俗本身就有着很强的传承性,但这种传承因为现代化进程有所损耗,而艺术对这种损耗则能有所弥补。我们知道,艺术有着普世性,也就是说,一流的艺术是跨越时空的,能被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人们所欣赏。我们说过,民族认同的基础是需要特殊性的,要体现出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差异,所以艺术的普世性对民族认同有时是负面性的,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艺术的普世性有着独特的作用,那就是能弥合社会转型带来的民俗的断裂,强化民俗的传承性,帮助完成民俗的时空转换。从时间上而言,民俗艺术的传承特征能使民族精神从古至今延续而来;从空间上而言,又能使乡村民俗中的民族精神过渡到城市民俗中去,这就从整体上有助于完成民族精神从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跨越。而民俗的自身的特性又能克制艺术的过度的普世性,使其负面作用能最小化。

社会性意味着民俗艺术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民俗艺术从总体上来说,不是某个个人的独创,它不以个性风格相标榜,而是社群风俗的体现,集体创作的延伸,其间虽有个人的局部改进或创新,但仍顺应社会风俗的氛围,其社会性仍强于个体性。”[8]76这在个体日益单子化的时代意义重大,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孤立于社会,孤立于他人。这种孤立不是客观事实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人与人、人与社会越来越缺乏情感沟通的方式,更多是经济、政治等功利方面的交往。艺术固然是充满情感的,但单纯的艺术很多只是适合于个体的独自欣赏,标榜个性,而不是一种大众普遍参与的形式。另一方面,艺术虽然有普世性,但它又有等级性,不是对所有人都平等,它常常是一种阶级区隔的符号和工具。这对民族认同很不利,“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4]7民俗和艺术的融合则能既借助艺术的情感形式和审美特性,使其更具有吸引力,又能克服艺术的个性和等级性。

象征性是指民俗艺术强调符号的意义表达,应把民俗艺术视作各有隐义的符号系统。[8]77这意味着民俗艺术既立足于日常生活,又不限于日常生活,它是对日常生活某些形式的加工和改造,是一个对生活意义化的过程,是使民族性自然而然地寓于其中的一个独特的符号系统。其实,无论是民俗还是艺术,自身都有象征的特性,而两者的结合则更能使其象征特性得以强化和显现。

三、整合城市与农村民俗:

实现民族认同的未来方向

在当下中国日益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还须注意到,民俗艺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极为动荡的。“依存于封闭型乡土的农村民俗正随主体的流动在耗散,而城市民俗在快捷地整合和发展”[9]195,也就是说,原本稳固的认同基础被动摇了,而新的基础还没有完全形成。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语境中,城市民俗又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

一是易受到各种外来民俗的影响。就民俗本身而言,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无益,也不可能完全回避。但如果对其影响没有正确地把握和适当的改造的话,那么对形成有效的认同基础却是有害的,因为发挥民族认同作用的民俗毕竟要建立在某种差异之上。

二是对城市民俗如何恰当地传承农村民俗中的民族精神问题并未得到完全解决。正如陶思炎所指出的:“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整合的趋势”,而二者整合的基础之一就“在于民族精神的一致性”[10]。不过两者的发展程度毕竟不相同,乡村民俗在长期的传承中已经充分融合了民族性,能有效地在农业文明中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同时,乡村民俗虽然在古代也并非一成不变,但由于古代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形态的长期稳定,因而乡村民俗的变化在古代往往只是形式上的。而城市尽管也历史悠久,但在传统社会,并不是主流。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和深入,“以城市、乡村这传统的两大生存空间而论,民俗中心在我国正经历着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其结果是城市生活必将成为我国民俗文化的主要载体。”[11]但就目前而论,城市民俗是否能够有效地成为现代民族认同的基础还需要详加分析,因为城市民俗中的民族精神不如乡村民俗那样稳固,城市民俗的发展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存在着诸多可能性。而乡村民俗由于其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语境相对封闭,没有太多外来文化的干扰,因而往往是自然而然地渗透着本民族的精神。正如民族认同只有在民族交流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才被凸显出来一样,而民俗的民族性问题也只有在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才会存在。

三是城市民俗如何更好地提高自身的民众参与度。城市民俗面对的是无数单子式的个体,他们的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各自有各自的爱好、兴趣,如何打破阶层的限制,使他们能普遍参与到民俗中来,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认同危机的出现,冲击最大的是作为现代化革命对象的农村,即村落的终结,正是因为村落的终结,才会导致城市农民工等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在城镇化的大步发展过程中,城市民俗随之发展,又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引导,方能有效地成为民族凝聚的基础。正如陶思炎先生不断号召的:“对中国来说,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都市民俗的比重越来越大,及时地从学科的高度加以理论的概括已是一项不可漠然置之的工作”[9]195。“由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理论工作已落后于社会实践,民俗学总结与引导俗民生活的使命正有待及时完成。这不仅是学科理论建设的需要,更是社会实践的要求。”[9]196可以说,城市民俗的发展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比如,“时尚化与传统民俗的相互转化,都市民俗与乡村民俗的互动再融合,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重组与再现”[12],这三组张力既是城市民俗发展的趋势,也是城市民俗发展中需要谨慎对待的三对矛盾,只有协调好这三组张力的平衡,才能促进城市民俗的健康发展。

总之,民俗艺术是对民俗和艺术单独发挥民族认同功能时的缺陷的克服,是现代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能最大限度地持存和发扬一个民族的精神。在民族认同的视阈下,正视和解决现代民俗艺术发展中存在的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加强民俗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尤其是整合城市民俗和农村民俗共同的民族精神资源,无论是对艺术的民族性、大众性的传承和弘扬,还是对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塑造,都是十分重要的。

注释:

(1)就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而言,中国民俗学的发端是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下,礼失求诸野的过程,民间在五四时期也成为知识分子寻求民族国家现代转型的资源。参见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2)当然,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德国民俗学就是在二战时期成为纳粹分子民族主义的武器。因此,二战后,德国民俗学因为在二战中成为帮凶的缘故,包括整个欧洲在内,民俗学都成为众人唾弃的学问,从而不得不以欧洲民族学的名称试图洗刷民俗学的劣迹。

参考文献:

[1]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民族研究,1995,(6):17.

[2][美]瓦特.小说的兴起[M].北京:三联书店,1992.

[3][澳]尼克·奈特.对全球化悖论的反思:中国寻求新的文化认同[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1):96.

[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5][爱]斯托洛维奇.艺术活动的功能[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190.

[6]钟敬文.民俗文化的性质与功能[J].哲学动态,1995,(1):24.

[7][西]加塞特.艺术的非人化[C]∥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6.

[8]陶思炎.论民俗艺术学的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 2008,(1).

[9]陶思炎.都市民俗学体系与都市民俗资源保护[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2).

[10]陶思炎.论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2):94.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篇7

目前,各高校对于通识教育的实现方式多为公共选修课,对于课程的设置多以教师为个体独立计划,并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系统、连贯的教育教学体系。对于教学内容的选择片面且不连贯,没有全面涉及民族音乐的各个分类;教学方式多以音乐欣赏等为主,对民族音乐的文化层面、历史层面涉及较少。在我国民族音乐的不同类别中包涵了我国不同民族艺术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通过通识教育全面、系统地进行民族音乐各类别教学,一方面,是对民族音乐艺术形式及文化内涵的传承;另一方面,是对音乐通识教育领域广度的扩充。

二、民族音乐文化之于通识教育的教学内容

民族音乐是指产自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表现民间生活、生产的歌曲或乐曲。我国的民族音乐分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间说唱音乐和民间戏曲音乐等。有步骤、分阶段的对民族音乐不同类别各艺术形式及文化信息进行教学,最大化的实现民族音乐文化的教学转化及艺术传承。

(一)理论课程———民族音乐概论

对于民族音乐的了解与掌握建立在系统的理论知识教学的基础上。开设民族音乐的理论相关课程,有利于学生全面、系统的理解民族音乐的起源、发展、演化等历史进程,并对民族音乐各阶段、各种类的艺术形式、艺术特点等形成框架式的理解。

(二)积累课程———民族音乐赏析

音乐教学的重要环节是音响教学。对民族音乐文化的学习离不开声音、图像等相关听觉、视觉方面的信息传递。在音响教学中,结合图像或视频资料,渗入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信息,突破音响方面的教学领域,最大化的实现教育教学的艺术理论及实践价值。目前,相关的教学内容中多以民间歌曲为主,且涉及层面多是近现代耳熟能详的曲目。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歌曲没有全面、详细的文字及音响资料进行教学,不利于对我国多民族的艺术文化及历史文化的知识信息掌握,此为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对民族音乐的其它种类,如民间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间说唱音乐和民间戏曲音乐等内容涉及较少,不利于对我国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全面整理与继承。

(三)实践课程———民族音乐汇演

在民族音乐的传承中,学生既是文化的承继者,又是文化的创造者。将民族音乐的实践课程纳入通识教育的教学范畴内,采用独唱、合唱、独奏、合奏等多种形式,一方面,是理论与实践的教学理念实现过程;另一方面,是对优秀民族音乐受众群体及艺术传承的扩大化实现过程。

三、民族音乐文化之于通识教育的教学设置

通识教育是不同院系、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之间协调合作下的教学模式,其教育理念则应高于目前自由开课、分散授课的公共选修课。在通识教育中有目的、有计划地学习我国民族音乐有利于学生民族听觉思维的形成、民族审美观的建立、民族情感、民族态度与价值观的整体发展。

(一)针对性的教学部门

目前,通识教育的实施部门多以学校教务处为主,并没有设置专门的、有针对性的通识教育教学部门。在组织性、系统性、科学性、教研性等方面欠缺一定的连贯性,出现教学目的不明确、教学步骤不衔接、教学效果不明显等现象,不利于通识教育关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的教育目的。因此,设置专门的、有针对性的通识教育教学部门,并引进相关的师资力量是必要的。

(二)完善、合理的教学步骤

结合音乐通识教育的各方面教学内容,合理、系统地规划民族音乐的教学步骤,是最大化实现通识教育教学效能的必要手段。以理论基础为前提,进一步开设艺术赏析、艺术实践等课程。将不同阶段的课程交叉分配在不同年级的课程备选目录中,让每一个年级的学生都可以从基础系统的进行的学习。如:每一学年的第一个学期开设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赏析、民族器乐入门课程等,第二个学期开设民族音乐表演、民族器乐进阶课程等。各部分内容由浅入深,有目的、有步骤的合理教学,全面、系统地安排各民族音乐类别的教学内容,以达到全面继承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和全面发展学生艺术素质的音乐通识教育目的。

(三)高效、恰当的教学手段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篇8

关键词:少数民族声乐;现代民族声乐;原生态;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176-02

我国的民族声乐分为传统民族声乐和现代民族声乐,传统民族声乐包括戏曲、曲艺、民歌和说唱艺术等,而少数民族民歌则属于传统民族声乐范畴。现代民族声乐或称新民族唱法,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借鉴西洋美声唱法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唱法。就目前我国的现代民族声乐教育来看,西洋美声唱法体系的学习成为主体,而缺乏对传统民族声乐的学习,特别是少数民族声乐的学习.由于少数民族生存的环境比较偏远,又没有一套系统、完善的保护传承少数民族民歌的措施,使得一些少数民族民歌面临失传的境地。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的传承和保护的相辅相成的,因此,加强音乐艺术院校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的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少数民族民歌的特点

少数民族民歌是各民族用来表达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的艺术形式,歌声伴随着他们的劳动生产、社交、娱乐、婚丧嫁娶、宗教、祭祀等活动。他们的歌声真挚、淳朴,充满了生活气息。少数民族民歌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点:

(一)地域性

少数民族大多居于边疆、山区、牧区,受地域、语言和风俗的影响,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音乐特色,如:新疆的十二木卡姆、内蒙古的长调和呼麦、的拉鲁山歌、彝族的四大腔和侗族大歌等。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按地域通常分为北方草原、黄土高原、中亚绿洲、云贵高原、中南丘陵等8个音乐文化组,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同是一首山歌, 黄土高原高亢嘹亮中带有生活的无奈和辛酸;云贵高原的山歌则跌宕起伏,曲调多变;北方草原的民歌却悠扬舒缓、辽远苍凉。

(二)语言特点

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洗礼和岁月变迁,各民族历经了民族的迁徙、交融, 形成今天中华民族语言的五大语系:1、汉藏语系的民族共31个(含汉族),分为壮侗语族(含壮傣语支、侗水语支、黎语支)、藏缅语族(含藏语支、彝语支、景颇语支、羌语支)、 苗语语族(含苗语支、瑶语支)和汉语;2、阿尔泰语系共19个民族,分突厥语族、 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含满语支、通古斯语支);3、南亚语系有三个民族;4、南岛语系仅一个民族――高山族;印欧语系有两个民族,分斯拉夫语族(俄罗斯族属东斯 拉夫语支)和伊朗语族(塔吉克族)。

(三)风格多样

中国少数民族民歌体裁多样,品种繁纷,有山歌、劳动歌、风俗歌、祭祀歌、叙事歌、摇篮曲等等。蒙古族的牧歌、苗族的飞歌、侗族大歌都属于山歌类别。劳动歌是在生产劳动时产生的,比如蒙古族民歌《劝奶歌》、贵州民歌《摘菜调》就属于劳动歌。风俗歌有土家族的《哭嫁歌》、蒙古族的《送亲歌》、《祝酒歌》、羌族的《酒歌》等等。少数民族有各种,比如道教、佛教、萨满教、伊斯兰教等等,因此宗教祭祀歌种类也很多。

(四)个性鲜明

由于少数民族信仰、语言、地域、风俗习惯的不同,其民歌具有较强的个性和不可替代的风格特点。例如:蒙古族民歌曲调悠长辽阔,节奏自由、尾音拖长、情绪热烈奔放,旋律富于装饰,常用真假声并用的演唱方法,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山歌和新疆民歌大多节奏明快,舞蹈性强,歌声嘹亮,荡气回肠;苗族飞歌、壮族山歌舒展、甜美,节奏快中有慢,活泼欢快,富有生活情趣;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各有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声乐大花园的一支支奇葩,也为我们后人学习歌唱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二、我国现代民族声乐存在的问题

(一)歌手大赛的“千人一声”

从近代掀起西学浪潮开始,我国在西学的影响下成立了音乐艺术院校。这些音乐艺术院校为培养出众多优秀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歌唱家和音乐家。那时的歌唱者比较注重传统声乐学习,甚至有的本身以前就从事传统声乐艺术,后来又接受西洋美声方法的训练。我国的民族声乐一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是,从今天的音乐舞台上我们看到,大多专业院校毕业的歌手们技巧很强,但是缺乏个性,对音乐风格的把握和情感处理不够准确,造成声音没有特点。歌手的声音都接近一致,以至于被业内界评为“千人一声”。

自CCTV青年歌手大赛设立了“原生态”唱法比赛以来,引来了各界的强烈反响,也引来了专业界的“土嗓子”和“洋嗓子”之争。一部分专家认为原生态民歌是乡曲野调,发展不成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没有经典作品和科学的发声方法。而另外一些专家认为,原生态的歌手没法与经过多年专业训练的歌手相提并论。不管怎样争论,不争的事实是原生态歌手受到了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喜爱。他们朴实的衣着、真挚的歌声,动情、自然、忘我的演唱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从这些事实看,原生态歌手与专业歌手在声音、表演、服装上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都是过于追求技巧,而不注重艺术修养的结果。所以,只有学习传统音乐、少数民族音乐,才能丰富艺术修养,使演唱具有民族性和个性。

(二)音乐院校教育的西化

我国声乐教育家金铁霖在《民族声乐艺术的新视野》中说:“过去,我们对少数音乐文化不闻、不问、不采、不编,甚至认为不入大雅之堂。建国后虽说有了很大改观,出现了许多有特色的歌唱家和音乐家。但受观念和教学体系设置的影响,少数民族音乐的挖掘、整理、创作、改编还是相对滞后的”。从我国大部分音乐院校的声乐课程设置来看,传统民族声乐和少数民族声乐没有被列为主要的课程,只有少数艺术院校单独设立了少数民族声乐班。比如: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的侗族大歌班;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有相对系统的长调教学体系;新疆有十二木卡姆的专门班。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孟新洋先生一直致力于少数民族声乐的研究。他编写了《少数民族声乐教材》、《我国民族声乐理论》等,其别强调对少数民族声乐的学习。中央民族大学作为一所少数民族院校,专门设立了田野调查专项资金,每学期都会有师生组织到各少数民族地区采风。著名音乐理论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田联韬先生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的榜样,他多年到少数民族山区采风,甚至与少数民族同胞同吃同住,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少数民族音乐论著和音乐作品。

三、为什么要学习和传承少数民族民歌

(一)现代民族声乐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是现代音乐文化的基础、土壤,而少数民族民歌更是现代民族声乐的根。要想发展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首先应先了解和学习传统民族声乐艺术,特别是少数民族民歌。保护好民歌就是保护好我们的母体音乐文化,只有建立在传统民族民间声乐的基础上来发展民族声乐,才能使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更具个性和生命力。

(二)我国声乐艺术要突出民族性

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虽然要讲究声音的科学性,但最终要体现民族风格,这和追求声音的科学性并不冲突。民族声乐艺术,根植于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来源于各族人民的生产劳动生活,是地地道道的反映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

(三)少数民族民歌面临失传

不可否认,少数民族正以一种弱势文化的姿态存在于人们精神生活的边缘。受现代社会经济、信息快速发展的影响,大多年青人更喜欢通过网络、电影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来娱乐生活。我们看到一些少数民族青年对民歌没有兴趣、不愿意学唱的事实。当下一代年轻人失掉学习传统民歌的环境与可能性时,它的传承就会出现代沟与障碍,那少数民族的民歌也就离消亡之日不远了。

四、如何在音乐艺术院校开展学习少数民族民歌

(一)在各院校设立民族民间音乐班

通过成立民族民间音乐班,可以对于大量的民族民间歌曲进行挖掘、整理、学习和实践。通过对民歌的乐调、歌曲背景分析,而了解少数民族的心理、风俗、语言、信仰,使我们从局部的技艺传承上升为全面的文化传承,从而形成音乐文化的全面认知。

(二)请民间歌手到课堂讲学、传授

许多技艺高超的民间歌手既是民歌的传承者也是民歌的创作者。著名漫瀚调歌王齐福林,他原本是二人台演员,对于歌曲的演唱和润腔都有较高的技艺,他演唱的漫瀚调《打渔花花》等歌曲获得了央视民歌大赛的大奖。长调歌王哈扎布没有进过一天专业学堂,却有精湛的歌唱技艺,并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歌唱家,拉苏荣就是他的弟子。在少数民族中,这样的歌手更是数不胜数,他们对生活、对民歌的把握和理解,正是我们要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只有亲身和这些歌者学习,才能了解到原汁原味的民歌。所以请民间歌手到课堂现身讲学,是民歌传唱的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三)每人每学期要做田野调查,做文字记载

曾说过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我国的各大音乐艺术院校,设置传统音乐艺术班或者少数民族民歌研究班。每个学生每学期要有田野调查的学习任务,在做完每项田野调查和采风完毕,都要将录音、录像等资料整理成文。这些宝贵的资料既能为后来人留下学习资料,也是以后创作和实践的可靠依据。

(四)演出实践

实践演出是前面这些工作的一个总结和最终体现。在学习了少数民族民歌之后,学生们要以论文、音乐会,创作音乐作品来汇报给学校。也可以就某个民族的民歌或音乐文化现象开展文化专题和论坛,使其他人也参与到研究和学习中来。在当今的歌者中,龚琳娜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她一直都很注重对于民族民间歌曲的学习,曾一度到贵州山区、陕北等地采风,并因此也掌握了许多民歌风格。她演唱的《好花红》、《摘菜调》、《丢丢铜》等民歌,生动活泼,富有情趣。也因为她对陕北、山西民歌的学习,了解到走西口的文化背景,因此才唱出了催人泪下的《走西口》。

五、结语

少数民族民歌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中的奇葩,它不仅记载了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也是人类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因此挖掘、整理、学习、传承少数民族民歌既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也是促进我国现代民族声乐发展的根本所在。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承多为民间自然传承,在经济、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传播方式越来越薄弱。所以学习、保护、传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既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重视,也是一种责任和文化自觉意识。

参考文献:

[1]李萍.中国现代民族声乐论[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篇9

我国各个民族都具有形式多样的声乐艺术形态,这是我国珍贵的声乐文化遗产。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发展,我国民族的声乐艺术应在传承与发扬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将时代性、艺术性以及民族性充分融合起来,将中国的声乐艺术推向世界,使其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中国声乐艺术 民族性 回归 多元化传播

声乐艺术在音乐文化艺术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任何一种声乐艺术都与其民族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创造出多形态的声乐艺术。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影响下,我国的声乐艺术应该由传统的单一化逐步向多元化发展,将时代性融入到传统的民族声乐艺术中,呈现出更为包容与开放的发展趋势,这样才能更加适应大众的文化需求,推动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朝着更为广阔的方向发展。

一、民族性是我国声乐艺术发展的根基

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音乐艺术都是其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因此对于民族声乐艺术来说,民族性是其发展的根基。我国各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民族音乐,这些民族音乐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成为我国民族音乐艺术中的瑰宝。声乐艺术是人们情感抒发与沟通的载体,真实地反映出各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中国的声乐艺术来源于民间声乐文化,中国声乐艺术得以发展的方式主要是向民间音乐不断挖掘精髓、汲取营养,逐渐形成丰富多彩的音乐艺术形态。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方面,中国传统的民族声乐语言的标准是“字正腔圆”,将语言、曲调以及音乐充分融合起来,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声乐艺术。部分少数民族具有自身的民族语言特色,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原汁原味且更加丰富的语言表达,促进了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二是民族情感方面,音乐本身是一种情感艺术,音乐中包含了丰富饱满的情感,是人们情感交流和情感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展现出了炙热的民族情怀,体现了出浓厚的民族情感,增加了民族声乐艺术的魅力。随着美声唱法逐渐传入中国之后,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些声乐艺术家在表演模式以及创作思维方面受到美声唱法的制约,使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逐渐失去其本源性。因此,在我国声乐艺术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加强民族性的创作,在学习西方先进音乐文化的基础上保持本民族音乐的艺术性,将声乐艺术根植于丰厚的民族文化母体中,在传统的民族声乐艺术中不断汲取营养并不断创新,这样才能使我国声乐艺术在世界舞台上拥有自己的地位。

二、民族性回归推动我国声乐艺术多元化的传播

任何一种艺术文化都离不开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交流与融合,民族声乐是我国音乐艺术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我国声乐艺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弘扬中国的民族精神。我国各民族拥有着丰富的民族语言,造就了多样化的音乐艺术形态,语言的多元化为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民族声乐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我国民族精神的体现。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逐步多元化,传统的民族声乐艺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大众文化的需求。因此,中国声乐艺术应在保持民族性的同时融入一些时代性的特色,并借鉴国外声乐艺术的先进经验,在创作以及表现技巧上进行合理的创新,不断满足人们多元化的文化需求。我国民族声乐多元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唱法的多元化、创作的多元化以及教育的多元化。民族声乐艺术包括我国的原生态唱法、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相结合唱法、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相结合唱法,这些唱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声乐艺术多元化的发展。在我国民族声乐创作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民族声乐艺术工作者在丰富的民族音乐及文化素材基础上改编创作出众多优秀的歌曲。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应以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为宗旨,向世界传播我国的独具民族特色的声乐艺术文化,将各个民族的艺术精髓充分融合起来并加以创造,实现我国声乐艺术的世界性和多元化传播。

三、声乐艺术的发展需将民族性与世界性充分的融合

世界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都是不可复制与替代的,但是要更好地继承并发扬民族文化就要彼此的融合与交流,而不是自我封闭与限制。中国的声乐艺术是在民间声乐艺术的长期滋养下才得以发展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将声乐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充分融合起来,一方面要抵制“西方音乐中心论”,摆脱美声唱法的限制,另一方面应防止出现过激与狭隘的民族观。在声乐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若过分的强调声乐艺术的民族性而脱离了时代性与先进性,就会使声乐艺术的发展停滞不前,无法向世界展示我国深厚的民族文化与艺术魅力,反之,若一味模仿西方艺术形态、盲目崇拜西方的艺术文化,而忽略了艺术所具有的民族性,就会使声乐艺术失去民族灵魂,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无法表达其真实的民族情感与民族内涵,更谈不上艺术价值。因此,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应把民族性与世界性充分结合起来,在传承与发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将我国的声乐艺术推向世界舞台,充分的展现我国声乐艺术的魅力。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应及时抓住世界音乐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机遇,在世界范围内将我国的优秀民族精神文化以及声乐艺术文化弘扬开来。

结语

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以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为基本的动力源泉,传承我国传统的声乐文化,展现出本民族独特的审美情感和民族特色,并及时抓住机遇,实现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及传播,将中国的声乐艺术推向世界舞台。

参考文献:

[1]张荣家.试论中国声乐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传播[J].音乐时空,2014(22).

[2]徐敦广.试论中国声乐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传播[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篇10

【关键词】撒拉族 音乐 挖掘 继承

撒拉族是我国西北地区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县一带。撒拉族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两类,其中民间音乐较为丰富,尤其是以民歌为主体。撒拉民歌有多种形式,内容丰富,风格独特。乐器品种较少,普遍流传的仅口弦一种,未有独立器乐曲。纵观几十年来学者们对撒拉族音乐所做的工作,主要成就有以下几方面:

一、对撒拉族主要聚居区的民歌进行了重要的调查和记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曲谱资料,为撒拉族音乐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60年12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中国艺术研究所拟定了有关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草案)》,根据这一精神,青海和甘肃音协组织了音乐家深入撒拉族地区采风。据资料记载,中国音乐学院教师杜亚雄也曾于20世纪60年代前往撒拉族地区采风,发表了一些介绍、研究撒拉族民间音乐的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河畔红花――介绍撒拉族民间音乐》①。

1979年《中国民歌集成》编纂工作得到恢复后,各省对各民族民歌进行了普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收集撒拉族民歌32首。1994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中收录了杨鸣键的《撒拉族民歌简介》一文,对撒拉族民歌做了全面介绍,也对撒拉族民歌的特点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共收入撒拉族民歌70首,2000年再次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收入撒拉族民歌71首。除此之外还有《青海花儿曲选》(青海群众艺术馆编印,1979年)其中收录撒拉族花儿41首;《青海民间歌曲百首》(1960年编印),其中收集撒拉族花儿11首,宴席曲4首、号子6首、其他4首。《中国曲艺集成》(青海卷)回族撒拉族部分中收录打搅儿曲目1首;《驼泉清清――歌唱循化歌曲选》,由青海本地作曲家及音乐爱好者创作撒拉族歌曲共188首;《青海撒拉族花儿曲选》马正元编,名人出版社,2004年;青海省群众艺术馆编印《青海民间小调》,1978年。关于舞蹈的有《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丛书》(青海卷),198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由中国戏剧家学会青海分会、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其中收录了撒拉族花儿剧《骆驼泉》;《青海民族民间舞蹈集成》1989年,介绍了撒拉族舞蹈概况,收录了民族舞蹈7部,并在其中附有舞蹈图示和乐谱。

二、音乐文化著作中对撒拉族传统音乐的介绍

从中国少数民族大的民族领域研究音乐文化的著作,其中有的篇章涉及了撒拉族传统音乐文化,对撒拉族音乐及其风格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介绍,使撒拉族民间音乐得到不同程度的昭示

综合类主要有:田联韬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在本书中按艺术体裁将撒拉族民歌进行了分类;袁炳昌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第一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其中撒拉族的音乐史分为四个部分;乔建中的《中国经典民歌鉴赏》(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杜亚雄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蔡廷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54页,1989年)编写了《撒拉族音乐》部分。此外,《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中对“撒拉尔玉尔”“撒拉号子”“撒拉婚俗”“撒拉曲”“撒拉少年”“撒拉戏”条目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中对“撒赫稀亚格拉”(哭嫁歌)、“撒拉尔玉尔”“撒拉花儿”等条目均有介绍。

三、对撒拉族音乐及某些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主要论文:钟子林《撒拉族音乐概况》,中央音乐学院院刊,1959年总89期;张谷密.撒拉族“花儿”调式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03);马忠国.撒拉族民歌概述[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04);范晓峰.撒拉族民歌研究[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7(01);马盛德,司马力.试谈撒拉族舞蹈[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0(03);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调式旋律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2008(04);张静轩.撒拉族民歌及其音乐特征述略[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02);王海龙.青海撒拉族哭嫁歌研究[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07);张云平.撒拉族哭嫁歌艺术特征研究[J].民族艺术,2009(02);晁元清.撒拉族民歌《阿里玛》遐想[J].音乐创作,2010(03);王玫.浅论青海撒拉族民歌的多元文化特征[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韩建业.开发利用撒拉族说唱艺术[J].青海民族研究,2005(01);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宴席曲研究[J].民族艺术,2009(03);郭德慧.撒拉族民间音乐文化构成因素初识[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02);郭晓莹.土族花儿和撒拉族花儿的艺术共性[J].中国土族,2008年夏季号。

除此之外,涉及到音乐艺术方面的论文还有朱刚、李延凯的《撒拉族民间文学简介》,马学义的《撒拉族民进文学简介》,马成俊的《撒拉尔歌谣初探》。

(二)论文集:《百年撒拉族文集》其中收集了21世纪以前撒拉族论文,其中包括了音乐类的有张谷密的《撒拉族花儿调式研究》,马忠国的《撒拉族民歌概述》,马盛德、司马力的《试谈撒拉族舞蹈》等。

(三)专著:苍海平的《撒拉族音乐文化概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9月。本书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撒拉族民族民间音乐,参考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分类方法,对撒拉族现收集到的民间音乐作品进行了分类,并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对收集到的100多首民歌逐一进行了极细致的曲式分析和研究。

在音乐创作方面。创作歌曲《新循化》《阿里玛》等;歌舞音乐《摘花椒》《黄河放排》《驼泉清清》《打墙》等。舞蹈方面有1989年由蔡廷玉、尹崇尧编剧的撒拉族花儿剧《骆驼泉》。

近年来,撒拉族的新型歌剧也有了新的发展。比较优秀的剧目有撒拉族花儿剧《驼泉清》《打麦场上》等。随着时代的前进,撒拉族音乐将获得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它将继续不断地激励撒拉族人民在增强民族团结、繁荣民族文化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教育和娱乐作用。

结语

撒拉族音乐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现发表的论文只是简单地将现收集到的撒拉族民歌做了分类和说明,并没有新的挖掘和整理。2.研究的视野还不够扩展,至今也没有涉及到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进行深层次分析研究的著作和论文。3.关于撒拉族音乐的渊源没有论文进行分析和研究。4.撒拉族民间音乐仍需深层次挖掘和整理。5.对撒拉族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应加强力度。6.撒拉族音乐研究还处于以个人研究为主、各自为政的状态,现在的研究成果零星散乱,且深度不够。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