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法调查报告十篇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1

关键词：检察机关；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适用

掌握涉罪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为检察机关确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是否继续适用羁押措施，是否适用附条件不，以及采取何种矫治和教育措施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要掌握这些必须通过社会调查。本文试图对检察机关适用社会调查制度作一粗浅的分析。

一、检察机关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依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时，由有关部门、社会团体组织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在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制作出书面社会调查报告，该报告将会成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作出决定或者裁决的重要参考因素。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从法律层面肯定并倡导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人民检察院开展社会调查，可以委托有关组织和机构进行。”“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补充调查。”“人民检察院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法院。”

综上，我国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都充分强调了社会调查制度在保护和关爱未成年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些规定体现了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适用。

二、检察机关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阶段

（一）社会调查制度在审查逮捕中的适用

审查逮捕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捕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逮捕的制度。《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

因此，在涉嫌犯罪的前提下，是否采取羁押的措施，取决于该未成年人是否有现实的社会危害性。而所谓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人的存在对社会所构成的威胁，也就是再犯的可能性。影响社会危险性因素包括本人的素质特征和犯罪前后的态度，其关键是个人的素质特征，即年龄、性格、爱好、以往的一贯表现、为人处事的方式、道德等一系列的品格特质。个人的素质特征必须依靠社会调查来体现，通过对未成年未成年人在家庭、学校、村委会、社区的表现情况、个性特点和社会的认可度，确认其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为其作出是否需要羁押提供依据。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审查中的运用

审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依法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提起公诉的活动。《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决定。”

未成年人主观恶性的大小直接反映了犯罪情节的轻重程度，而犯罪原因和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观恶性的大小，这些可以通过未成年人的道德品质、个性特点、身心状况和家庭关系等进行综合判断。社会调查报告恰恰为检察机关考察未成年人是否需要判处刑罚、犯罪情节是否轻微或者免除刑罚提供了参考资料。一般而言，作出不决定中的“犯罪情节轻微”应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评判，客观方面体现在对被害人，对社会实际造成了的伤害，主观方面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可以从犯罪原因、犯罪动机及其成长背景、一贯表现、家庭和社会关系、人格特性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因此，在审查阶段，社会调查报告是作出是否需要提起公诉决定的重要依据，也是寻找未成年人最佳处罚方式的重要依据。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缓刑建议中的运用

缓刑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的特定情况，依法对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人民检察院提出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缓刑建议的，应当将未成年被告人能够获得有效监护、帮教的书面材料一并于判决前移送人民法院。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所反映未成年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有利于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同时，调查报告所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庭和社区的情况也是未成年罪犯具有有效监护、帮教条件的证明材料，能保证缓刑的正确实施，从而在社区内实现矫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的运用

（一）检察机关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八十六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承担着审查批捕、审查职责，因此在受理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批捕、审查案件后，检察机关可以启动社会调查，检察机关可以自行开展社会调查，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或组织开展社会调查，将社会调查的结果作为办事案件的参考。

（二）完善检察机关社会调查流程

检察机关不管是自行开展社会调查，还是委托有关部门或组织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工作要规范，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在肯定社会调查制度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对其公正性给予充分关注，完善一系列的监督制约措施。一是必须有2人参与调查行为。必须指派二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以确保调查过程的公正。二是回避制度。调查人员与未成年被告人之间存在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时，应自行回避。三是严格按照我国有关证据的规定进行收集，在收集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过程中，严格按照我国法律中有关证据的规定进行。调查的内容采用书面形式，必要时要有音像、视频等资料，尽量减少对口供内容的依赖。四是保密制度。调查人员不得泄露在开展调查、参与诉讼中获取的案情及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五是明确调查时限。在审查逮捕阶段，调查人员要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五日内完成社会调查工作，并制作完成《社会调查报告》。在审查阶段，调查人员要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十日内出具《社会调查报告》。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方式和内容

社会调查一般由社会调查人员直接到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进行调查，调查方式如调查问卷、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不定期地对未成年人进行访谈；见未成年人的父母或所在单位的领导；深入学校、社区、村委会了解未成年人的平时表现等等。然而，这些方式很难准确把握调查对象的人格特征，分析和预测其以后的行为。因此，应当完善调查方法，既要发扬传统调查方法的优势，又要积极采用人格理论、人格心理学等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通过人格测量等方式来更好地进行人格调查。同时注重各种方法应相互配合使用，通过综合分析，使调查内容客观、真实、完整、准确、实用。新刑诉法明确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而我国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更细化了这一规定，社会调查的内容包括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

（四）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

社会调查仅凭借原始的调查材料是不够的，应当制作专门的书面报告。报告既要对调查的过程予以介绍，也要对调查取得的材料予以梳理，并最终根据调查材料形成一定的结论。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要和当事人所犯案件性质相结合，注重个案的特殊性，重点收集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确定、刑罚裁量以及教育矫治相关的有效材料，而不要把它变成空洞的陈述。社会调查报告内容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社会调查的书面记录和书面材料等原始资料，有时还可能包括心理、生理、人格等方面的测评结论；另一方面就是对有关原始材料进行整合、分析得出概括性调查结论，然后依据调查结论提出针对性的处理意见。社会调查报告中应当尽量附有证明这些客观事实情况的相关文件。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2

一、学界研究现状

对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学界之间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但对于该证据属于何种类别,学者的意见又表现出差异。罗芳芳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相关性、专业性和科学性、应用性,属于专家证据; 张静、吴燕、杨飞雪等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具备了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应当被视为证据,其属于品格证据;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是证据,而仅具有参考作用。 皮艺军认为,“证据必须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然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内容多指向犯罪原因,与案件事实并不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因此不应被采纳为证据。 郑圣果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刑事证据的概念、本质等不符,只能作为办案时的参考。 对此,笔者较为赞同后者的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证据之列。

二、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证据的分析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证据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一)从证据的定义考察

法谚有云:“不明白某学术上之用语者,亦不明白该学术”。由此可见概念之重要性,因此欲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证据进行判断,必须从证据的定义入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而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一般包括未成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监护条件、平时表现等内容,这些内容虽然能够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一定的评估,但是和案件事实却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不能证明未成年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实施犯罪的地点、手段、场合等案件事实,因此难以称之为证据。对此,药家鑫案件或许是最好的说明。案发后根据法庭调查,药家鑫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药家鑫平日在校表现非常好,学习优秀,得过13次奖励,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内向平和,是个好学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学生”,却在被害人毫无还手之力时对其痛下杀手最终致其死亡。在这一事件中,药家鑫平日的获奖证书、老师和同学对他的评价都不属于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因此不应以证据来认定。

(二)从证据的形式来看

依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其规定了八种法定证据形式:(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但是从笔者的角度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归属于上述分类中的任何一类。

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但是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情况向法院所作的陈述,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与案件情况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此外,证人在刑事诉讼中必须是自然人,因为对案件情况的了解必须通过自然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和大脑才能形成,而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通常都是由公安机关、检察院等非自然人完成的,因此将其称为证人证言并不妥当。

(三)从证据的特征来看

客观性是证据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却并不具备这一特征。通常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会涉及到未成年人平日里的表现、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等内容,由于这些内容都是以“意见”的形式作出的,因此难免掺入评价者自己的主观因素,评价者自己的学识、成长经历、社会阅历、其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关系等都将影响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观性极强,随意性较大。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可能存在多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的结论难免会有差别,这就使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客观性不复存在,因而难以称之为证据。

(四)从证据的质证来看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一般由控辩双方提供,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质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法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 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可以自行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或社会组织进行调查。

由此便出现一个问题,倘若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那么其必须经过法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是法院自行调查完成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如何完成质证呢?莫非法院还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这不仅与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不相符合,在实践中也根本无从进行操作。因此从证据的质证这一方面来看,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也是行不通的。

(五)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

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此规定将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排除在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的范畴之外,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范畴,因此这个规定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没有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此外,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执行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这一规定将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列为并列关系,也说明了我国并未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

再者,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也透露出了同样的信息。其第四百八十六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只是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而并未将其认定为证据。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是为了、贯彻落实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而设立的制度。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由于其并不能证明案件事实,而且主观性极强,因此难以称之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而只能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参考资料。如果强行地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不仅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实践中也面临也质证方面的困境。

注释: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3

[论文关键词]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检察监督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是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下文简称社会调查）制度，明确了社会调查工作开展的主体、对象及内容。这项制度的确立，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规范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促进对未成年人的量刑更加合理。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定义和内涵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对社会调查制度有统一的定义。本文将从我国现行法律、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入手，诠释社会调查制度的定义和内容。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定义

1.新《刑事诉讼法》所阐释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内容。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关于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可以明确社会调查的主体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调查的对象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调查的内容是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但由于新《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性质的规定，因此对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的性质主要还是根据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来认定。

2.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对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的认定。检察机关对于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的性质在《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4条、第16条第4款，以及新修订《刑事诉讼规则》第486条第1款都明确规定是作为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办案和教育的参考资料。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2款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第13条规定是作为量刑时综合考量因素。公安机关在新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11条规定是作为在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时，综合予以考虑的因素。由此可知，我国现行的法律、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所取得材料是认定为参考资料，而不是作为定罪的依据，只是便于公检法机关进行正确判断的辅助材料。

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目的性认识。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调查的目的在于更全面的了解犯罪未成年人的情况，以便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采取最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年人的措施，促使犯罪未成年人尽快回归社会。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不难得出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把相关材料作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刑事诉讼阶段做出适当处置时予以参考的一项制度。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综合情况最直接的材料，报告内容应包括犯罪未成年人基本情况，比如性格特征、成长背景、教育背景、生活背景等内容，同时应摘录社会调查内容，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综合评价、解释犯罪的原因、评价其人身危险性和人格缺陷，并就如何进行教育、感化、挽救提出意见或建议。社会调查报告为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提供参考依据，并为社区矫正提供可行性的建议。

二、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进行监督的必要性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人数逐年递升，犯罪预防工作形势严峻。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行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挽救犯罪未成年人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尚不完善，还存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有效的监督是确保社会调查制度健康发展完善的重要保障。

（一）社会调查制度宏观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从立法层面来说，我国关于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是纲领性的，原则性的，不成体系，缺乏可操作性。从配套机构和调查人员层面来说，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有权开展社会调查的主体为公检法三机关，但是由于公检法三机关自身人员数量及工作强度的限制，导致在实践中，委托其它组织机构进行调查的现象很普遍。目前主要是委托司法局、共青团、妇联、学校、社区村委、关工委等机构，而这些组织和相关调查人员虽然对未成年人工作有一定了解，但是由于本身机构性质以及调查人员的自身素质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对调查过程的公正性和调查报告的真实性进行监督是确保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良性发展的关键。

（二）社会调查在具体实施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1.社会调查的启动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都有进行社会调查的权力。但是由于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法院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启动社会调查采用的是“可以”而非“应当”，这就存在一个启动社会调查自由裁量权问题，必然衍生出一系列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明确社会调查启动的标准；如何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启动社会调查的公平性；如何解决进行社会调查和没有进行社会调查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区别对待问题，特别是对于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防止借社会调查之行为来实行减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罚之实，以达到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制度设计的完善，但是由于目前司法实践的局限性，尚无法一蹴而就解决以上问题，这就需要有相应机关对社会调查的行使进行监督，以便确保社会调查之行为的公正与公平。

2.异地委托社会调查问题。据统计2011年我国每年流动人口总量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特别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相对突出，对于这类跨地域社会调查，由于启动成本高、难度大，容易造成此类案件社会调查率不高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并结合我国现行司法实践，建立公检法三机关对应同级异地委托社会调查机制是十分必要也是相对可行的。所谓对应同级异地委托社会调查机制是指公检法机关对需要进行异地委托调查案件，可以委托当地对应同级的公检法机关进行社会调查，对应同级公检法机关把调查所取得的材料移送给委托机关的一项制度。建立这项制度，可以极大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更利于保障流动人口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更好的进行帮扶和挽救，保障未成年人保护的公平性。

3.社会调查报告的形成存在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进行社会调查的机构会根据调查情况制作社会调查报告。因此，社会调查的调查程序、调查内容、调查方式、询问人群、以及调查报告格式等就成为确保社会调查报告质量的关键。目前，对于这些具体内容尚无相关细则出台，实践操作过程缺乏客观标准，主观色彩较浓，这就需要相应机关进行监督，确保社会调查行为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

（三）社会调查报告性质认定上存在的分歧

对于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新《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现行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对社会调查所取得的资料是认定为参考资料。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可以推测出，社会调查报告主要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背景调查，其没有承担证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罪的证据职能。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定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从而便于公检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阶段，按照宽严相济的原则和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人目的，做出是否提请批捕、移送起诉、是否附条件不起诉、是否量刑时给予减刑处罚的决定，促使未成年犯罪人更好地回归社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调查报告给予公检法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证据强化的作用，应该属于广义上的证据。

三、检察机关监督社会调查的建议

（一）检察机关对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的法律依据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新《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新《刑事诉讼规则》第486条第3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补充调查”。这些法律、司法解释赋予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力。检察机关在社会调查制度尚不完善的阶段进行监督是非常重要的，是保证社会调查制度能够良性运转，发挥社会调查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前提。

（二）建立以检察监督为中心的社会调查监督机制

检察机关既有社会调查的启动权，也有对社会调查活动进行监督的法律职责。为避免出现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一尴尬现象，检察机关在社会调查制度实行中应该以行使法律监督职责为主要任务，对公安机关、法院的社会调查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只有在公安机关和法院应该进行社会调查而没进行社会调查，或者是存在确有必要对公安机关或法院的社会调查工作进行补充调查的情况下，开展社会调查工作。

1.公安机关启动社会调查的监督模式。对于社会调查行为由公安机关启动的，可以分为提前介入监督和社会调查资料审核两种模式。对于重大、社会影响大的案件，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侦查监督的同时，应该一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对于普通刑事案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进行监督是在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主要是通过审查社会调查报告以及社会调查过程中制作的笔录、问卷调查等相关调查材料进行审核。判断社会调查人员资格、调查程序、调查方式等是否合法、所反应被调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是否真实。对于公安机关立案后，没有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也没有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是作撤案或行政处罚处理的案件，应当将社会调查情况向检察机关进行备案，以便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

2.法院启动社会调查的监督模式。法院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主要是：一是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对这类自诉案件进行社会调查。二是补充社会调查。对于公诉类案件法院认为所移送的社会调查材料需要进行补充调查。由于自诉类案件检察机关没有参与，因此应该建立法院和检察院社会调查通报制度。法院进行社会调查主要是作为其量刑的参考，主要是考虑是否存在减轻、免除处罚的情形。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审查法院社会调查程序是否合法的前提下，主要是审查社会调查所反应的内容是否与其量刑轻重相佐证，是否有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以帮扶帮教条件、教育、感化、挽救可行性等问题进行分析。

3.检察机关启动社会调查的监督模式。由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犯罪嫌疑都是成年人，不存这类案件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因此检察机关启动社会调查主要是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检察机关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后，发现存在问题需要进行补充社会调查。另一种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和法院没有启动社会调查的案件认为有必要进行社会调查。对于以上两种情况，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的形式要求公安机关和法院进行或者补充社会调查，公安机关或者法院没有进行社会调查和补充社会调查，或者所进行或补充的社会调查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4

为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加大对安全工作的检查督促力度，把安全工作考核落到实处，特制定如下考核办法：

一、考核内容

1、安全观察（35分）

（1）安全观察的执行率15分。按车间/部门每月的安全观察执行率×15进行计算记分；被考核单位每周进行安全观察3次，其中车间/部门班长以上管理人员组织2次以上，安委成员组织1次以上。

（2）安全观察报告及信息数据统计10分。安全观察发现3项以上的记5分，按每少1项递减2分；及时将安全观察信息数据统计并报安全部的记5分；每月20日将本单位的安全信息数据（电子版）报安全部和安全观察委员会，按每推迟1天递减2分；一直扣完该项得分；

（3）整改率10分。当月安全观察发现隐患整改率达85%以上的，该项满分，每降10%递减2分；隔月未整改的项目则根据计划整改时间作统计并相应计算整改率得分。

2、其他安全活动参与（35分）

其他安全活动指公司在年度内临时下发并列入考核的各种安全工作，如计划并组织安全培训、召开安全会议、编制jsa（工作安全分析）、现场安全管理等活动。

（1）安全培训5分。编制计划并组织安全培训记5分，只作计划不实施培训记1分；不作计划，但已组织培训记4分；不计划不实施安全培训该项记0分（以书面的培训计划和培训签到记录为考核依据）。

（2）安全会议5分。每月召开1次以上安全会议（以会议签到记录为考核依据）记5分；否则记0分；当月公司安排休假并且连续超过20天的，不召开会议，也记5分；

（3）jsa（工作安全分析）10分。按计划完成jsa的编写并组织实施记10分；按原计划完成编写任务记5分；组织实施上月编写的jsa记5分；每月20日将本单位jsa编写及实施的情况（电子版）报安全部，以便安全部按上报的完成率计算记分，否则，该项记0分。

（4）现场安全管理及临时任务15分。现场安全管理记10分（根据安全观察质量等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考核）；按时完成临时任务记5分，否则，该项记0分。

3、事故调查和报告（30分）

以报安全部和事故调查委员会存档材料为考核依据。

（1）医疗/包扎（轻伤）以上事故25分

如果当月没有发生任何医疗/包扎以上事故，则该项记满分，即25分。

①事故汇报10分。事故发生后按时报告（含向政府填报的事故报告单）的记10分，每拖延1次扣5分；每漏报1起倒扣25分，从发现漏报时的月份中扣分，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②事故调查报告完整性5分。按时按质完成所有事故调查报告的记5分，否则每起扣2分；

③事故纠正与预防措施10分。在报告规定期限内采取纠正与预防措施的记10分，否则，每项扣2分。

（2）未遂事故5分

如果当月没有发生任何未遂事故报告，则该项不记分，即0分。

①按时按质完成未遂事故的调查和报告1起以上的记3分；

②在报告规定期限内采取纠正与预防措施的记2分。

二、特别规定

1、当月发生如下安全等级事故和行为时，责任单位按发生每一起扣安全绩效考核总分的50%：

①损工事故；

②员工违反公司《不可违背的安全条例》行为。

2、当发生如下安全等级事故时，公司当月安全绩效为零，责任单位当年所有的安全绩效为零：

①死亡事故；

②火灾或爆炸事故。

三、考核办法

1、本办法由安全部负责组织考核，月底将考核结果报公司考核小组：

2、不按时提交安全绩效考核有关材料的，扣被考核单位安全绩效考核总分5分。

3、当月安全管理考核得分＝当月安全绩效考核得分％×安全管理考核基分。

生产部、安全部当月安全绩效得分按压榨、动力、制炼、仓储四大单位考核得分本文来源：文秘站 的平均数；

其余部门当月安全绩效得分按四大单位安全绩效考核得分的平均数的95%（即：其余部门安全绩效得分﹦四大单位安全绩效考核得分的平均数×95%）；但如果发生安全事故，则参照考核内容中的“3、事故调查和报告”部分进行考核记分；如果出现违反“二、特别规定”的则同时按该项进行考核记分。

四、有关事项

1、本办法由安全部负责解释。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5

关键词：地理实践能力；基本步骤；基本要求

自新课标改革以来，降低了对具体地理知识内容的要求，基于案例为载体的地理课程编排，突出对地理科学素养和能力的培养。《课程标准》提出的设计思路：要求学生既要学会整理、分析地理事实，又要学会运用地理基本原理探究地理过程、地理成因等。以人教版为代表的地理教材，在每章节之后都有相应的地理实践或实验活动。实践教学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的实际操作为主，使其获得感性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综合素质的实践性教学活动。［1］所以结合自然或人文问题，进行探究性实践活动，可达到学以致用，提高学生地理素养的目的。实践性是地理学科最显著的特征，但现实的情况是各校真正落实开展的地理活动次数不足，更谈不上说保证活动课的质量和提高学生的素质和实践能力。高中地理还是受到高考指挥棒的影响，地理课程还是以应试知识和能力为主导，课程计划中的地理活动受到课时、教师能力水平、活动地、安全等各种因素影响，导致学校真正开展的地理活动寥寥可数。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发或设计安全性高、耗时少、实效强的地理调查和考察活动，成为大势所趋。开展地理实践活动，是落实“生活的地理”“有用的地理”“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要”的新课程理念的重要途径。［2］所以自2011年以来，笔者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发挥乡镇学校优势，争取社会资源的支持，保证每学期活动和实验不少于3次。地理实践活动的开展，既改变了传统教育模式低效率的地理知识的传承，也提高了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还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创新能力的提高产生积极的影响。现就高中地理实践活动开展做些阐述。

一、地理调查与考察的基本步骤

（一）根据区域特点，指导教师预先踏勘

地理调查与考察要成为地理教学的重要一环，指导教师必须对调查与考察的区域进行预查、分析，选择适宜的调查线路和观测点，一个好的观测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自然、人文地理要素的观测点蕴藏丰富的地理知识和原理，通过这个观测点，既能够验证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又能够激发学生思考，引导做出探究评价。

（二）根据课程标准，选定调查与考察课题

根据地理课程标准活动建议，考虑学生兴趣和学情，并结合地理调查考察的要素特征，必须事先精心选定调查课题。没有主题，便没有探索的目标和方向，也就无从进行考察。因此，学生的地理考察活动，是以学生确定主题为重要前提的。［3］选定调查课题应与地理教科书上的内容有密切的联系，结合学生的健康状况、知识水平、社会热点。由于受到调查时间和操作的可行性限制，建议调查的课题应该小而具体，这样有利于操作，有利于考察目的的实现。

（三）预先了解区域概况，确定调查与考察方案

由于地理调查与考察的场所主要在室外，因此在开展地理调查与考察活动前要事先制定调查与考察的计划方案、安全预案，利用GoogleEarth，向学生介绍调查与考察地区的地形地貌、地理环境、主要观测点，主要的实习内容和注意事项。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去调查考察并随时作好记录（可以利用观察、描述、草图、摄影摄像等记录地理对象的形态、分布、性质、变化过程等）。活动方案可以参考学生意见（如活动时间、小组分工、项目设置）来制订，这样有利于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凸显学生在活动中的主体性。

（四）发掘乡土资源，切合调查和考察要求

乡土地理资源就是学生生活的地域，调查考察便利，贴近生产生活实际。学生对此有一定的了解，对相关的问题有一些思考体会。另一个方面，“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亲自到野外去观察、去研究，在野外考察过程中，学生可以找到自然地理概念的原型，使抽象的地理概念更加具体化、形象化、直观化。学生通过对地理必修一、必修二相关内容的学习，对大气、水体、地表形态及人文地理的特征有了一定的认识。只有将课堂理论认识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提高了地理实践能力，培养了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

（五）资料整理与图件清绘，撰写调查与考察报告

在学生调查与考察活动结束后，要对记录和搜集到的文字资料加以整理，对观察、调查的各项数据进行分析，把在实习中取得的各项资料系统化和条理化，为撰写调查与考察的报告提供佐证。调查与考察报告是地理实践活动的具体成果之一，撰写地理报告一方面巩固了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使学生明确野外实习的收获和存在的问题。在地理调查与考察工作结束后，以小论文、讨论会、成果PPT展示会等形式汇报。撰写的调查与考察报告需论点前后一致，论证充分。调查报告也不应该只是文字描述说明，如果能附加各种图表、照片，可以使论述及结论更简明、清楚和富有感染力与说服力。

二、地理调查与考察活动组织指导的基本要求

（一）保证安全性

教师要熟悉调查和考察地点，详细勘探区域地形地貌，尤其对有潜在危险的地段要做到心中有数，在一些危险的地段要做好提醒，安放警示标志，同时要了解附近的医疗急救机构，每个学生购买当天的旅游保险。考察前进行安全教育，要让学生牢记安全规则，这是确保调查和考察活动安全重要一环。

（二）强调全程性

它要求从地理活动的准备到结束，地理教师应该给予全程跟踪指导。学生在设计活动计划、方案时给予一定指导，在活动开始前对学生进行思想动员、分组分工，保证每个学生都有观察的机会。坚持地理教育目标的整体优化，使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全面发展。例如，在海水侵蚀-堆积地貌观测活动前交代注意事项；在活动过程中，定期检查各小组活动的进展情况，协调、控制各小组活动的进度，指导研究思路、方法；在活动结束后，进行总结指导。

（三）坚持自主性和指导性相结合

在地理调查与考察实践活动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学生的主体地位，事实表明，学生的独立感、自信心及创造精神的养成往往得益于学生的自主活动，在以学生为主体的活动中反复强化、日益突出。因此，在地理实践活动时，应让学生独立参与观察地理事象、记录数据、亲自动手操作考察仪器、采集标本。另一方面教师要始终担任指导员的角色，交给学生考察调查的的顺序与方法，在活动过程中，当学生遇到困难而又无法解决时给予适当的帮助。如在测量水稻土层结构活动中，教师应该讲解测量方法，并做好示范，让学生以此类推。

参考文献：

［1］熊黑刚，陈西玫.自然地理学野外实习指导———方法与实践能力［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45.

［2］李家清.新理念地理教学技能训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13.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6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优雅的生活环境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追求。学生是未来的主宰者，也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应该从小培养健康意识、环保意识和审美能力，这一任务无疑就落到了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身上。我们开展“养护花草，健康生活”综合实践活动，就是要在学生动手查阅资料、养护花草，动脑思考的基础上，让他们掌握关于花花草草的知识，来美化自己的健康生活，提高动手动脑、交流共享、辩论沟通的各方面能力。

二、设计思路：

本次活动，要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通过观察花草、查阅资料、调查访问、亲自养护花草，让学生掌握了解更多的花草知识，知道养护不同花草益弊，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动手健康美化生活的能力。

1、通过查阅资料、交流讨论，确立本学期的综合实践活动主题；

2、通过观察、咨询，了解自己家中或亲友家中自己感兴趣的花草的相关知识，并在小组交流；

3、设计自己家庭各功能房间需要达到的健康美化标准，网上查阅或访问专家，了解相关功能花草的知识；

4、小组交流，评选最佳组员代表小组在全班中进行交流；

5、根据自己需要和代表推介情况，认养自己喜欢的花草，并写好观察日记。

三、活动目标

1、知识与能力：让学生关注并了解花草的相关知识，能选择合理的方法查阅编辑资料，访问时要掌握交谈技巧，有礼貌地倾听被访者谈话并注意做好记录，掌握养护花草的方法与技巧，提高装扮美化生活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在班级主要以小组活动为主，在家庭或社会访问主要以本人、小组为单位。通过查阅法、研究法、调查访问法、实践法等开展各项活动。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有关花草知识的了解和人们生活标准提升的认识，让学生懂得种花养草已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花草是人类的朋友，能陶冶人们的情操，寄托人们的感情，美化、净化、健康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花草的相关知识，积极参与到养花护花、美化健康生活中来。

四、活动重点和难点

重点：1、通过查阅资料了解有关花草知识，包括花草的生活习性及养护要点、室内应用等。

2、进行调查、访问和实地考察，了解花草的生态习性及养护要点、对环境的益弊等，培养养护花草的能力和美化健康环境的意识及审美设计意识等。

难点：1、查阅、摘抄有关花草后，进行归类汇集整理或绘制手抄报。

2、调查访问和实地考察并写出调查报告。

五、活动安排

第一阶段：确定活动主题，制定活动计划。1----3周。

第1周：课堂常规教育。结合学科特点，进行学习方法的简单指导。

第2周：确定活动主题。经过教师提议，全体同学交流讨论，确定活动主题。

第3周：制定活动计划。在全班交流讨论的基础上，制定完善活动计划，侧重于研究方法和活动流程的讨论。

第二阶段：根据活动主题，查阅搜集资料，制作手抄报。4----8周。

第4周：组内交流：自己家种养的花草的相关知识，从而总结出搜集整理花草知识从哪几方面入手。全班进行完善。

第5周：网上查阅自己喜欢的花草资料，提前联系微机教师安排时间及地点。

第6周：到图书室查阅自己喜欢的花草资料，提前联系图书管理员。

第7周：根据查阅的资料，制作手抄报。

第8周：展评手抄报。

第三阶段：实地参观或访谈专家，了解种养花草的相关知识。9——12周

第9周：实地参观花卉基地，观察各种花草树木，做好观察记录。

第10周：访谈专家，了解种养花草的相关知识。提前联系韩汶栩家长或王其华老师对象。

第11周：整理观察记录和调查报告。

第12周：先组内后全班交流观察记录和调查报告。

第四阶段：小组交流，资源共享，每位同学掌握更多的花草知识。13——15周

第13周：整理前段时间收集到的各种资料，在组内交流自己喜欢的花草的相关资料。

第14周：组内推选代表在全班内交流，注重方法和形式的运用。

第15周：图片展：我最亲爱的朋友——生活中的花花草草

第五阶段：“我最喜欢的花草”推介会。16——19周

第16周：准备“我最喜欢的花草”推介会资料。

第17周：筹备“我最喜欢的花草”推介会，推选成立评委会，同时成立工作小组。

第18周：“我最喜欢的花草”推介会，学生根据推介情况认养自己喜欢的花草，并评选最佳推介员。

第19周：评选班花班草，认养自己喜欢的花草。

第六阶段：成果展示，活动总结。20——21周

第20周：成果展示，评选综合实践活动小明星。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7

分析检查阶段是承前启后、并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引向深入的重要阶段,也是把认识成果转化为实践成果的关键阶段。做好这一阶段的各项工作,对于确保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实效至关重要。根据区委、市院《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分析检查阶段工作安排》的要求。结合本院实际，现就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分析检查阶段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一、目标要求

通过分析检查,针对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影响和制约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影响城北区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刻剖析,理清发展思路,进一步把检察干警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目标任务上来,为我院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主要任务

分析检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征求意见、找准问题、分析原因、明确方向,重点抓好召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党员专题组织生活会、形成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高质量分析检查报告等工作。

三、时间安排

分析检查阶段时间从20xx年5月初至6月底，安排60天左右。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在5月底前召开；各党支部党员专题组织生活会在6月初完成，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6月上旬完成，在召开院党组扩大会议讨论修改后，进行群众评议。

四、方法步骤

（一）继续深化学习

分析检查阶段，各部门要继续狠抓学习，在完成好规定篇目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学习内容，创新学习形式，确保学习活动与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相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相结合，与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相结合。党员干部对学习成果要互相交流，坚持学以致用，学用相长，进一步增强抓好学习实践活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和把握，进一步在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增强科学发展信心、凝聚科学发展共识个取得新进步。

（二）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

召开检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党员专题组织生活会是分析检查阶段的首要任务,也是领导班子在学习培训、深入调研、解放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科学发展共识、起草好分析检查报告的重要前提。要以广泛征求意见、分析查找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科学发展方向为重点,把开好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作为领导班子成员和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重要举措抓紧抓好。

1、继续广泛征求意见。民主生活会召开前,要在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和学习调研阶段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拓宽征求意见的渠道,采取深入基层“群众提”、座谈走访“当面问”、问卷调查“多方求”等方法,进一步征求基层群众、服务对象、班子成员、上级领导、业务部门对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意见建议。对查找出的问题要认真进行归纳梳理，真实反映到民主生活会发言材料中。

2、认真查找突出问题。要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的同时,按照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要求,紧扣十六大以来推动科学发展的实践,结合班子成员分工,认真查找班子和个人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要注意紧扣思想和工作实际,从宗旨意识、政绩观、责任心和事业心、艰苦奋斗作风、组织纪律观念等方面查找问题,做到“五查五看”,重点查坚持发展第一要义情况,看科学发展信心足不足、思路清不清、质量高不高;查坚持以人为本情况,看对民生问题特别是困难群众疾苦关注够不够、对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够不够、对社会和谐稳定重视够不够;查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情况,看发展质量和效益好不好;查坚持统筹兼顾情况,看能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情况,看是否坚持党要管党,做到检察业务建设和党的建设“两手抓”。通过广泛征求意见,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找准影响和制约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3、确定民主生活会主题。要紧紧围绕“继续解放思想，加快科学发展，把北区建设成为现代农业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和现代物流中心”这一实践载体和“坚持科学发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这一检察工作实践载体,结合本院的工作实际,在认真研究、深入分析、把握重点、明确目标、找准定位、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确定专题民主生活会主题,使专题民主生活会的主题既符合我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又符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和检察职能特点，做到主题明确,特色鲜明,符合要求,切合实际。根据这一要求，院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的主题是：以学习实践活动载体为统领，以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主题， 以加强和改进检察作风建设为重点，以全面提升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执法水平、树立检察形象为目的，解决检察工作存在的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4、深入开展谈心活动。要根据我院的实际情况，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以及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等,深入开展谈心活动。要确定谈心活动范围,力求在分析问题、沟通思想上下功夫,要按照班子主要领导同成员之间,班子成员相互之间,班子成员与所分管部门负责人之间,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员、群众代表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群众之间开展普遍谈心。班子主要领导要带头谈心,要做到与人为善、坦诚相见、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以利于沟通思想,增进团结,找准问题,形成共识，要建立专门谈心记录。

5、撰写好发言材料。在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检察机关促进和服务科学发展的实践,结合班子成员分工,按照“五查五看”的要求,对照不足,总结反思,认真撰写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发言材料,做到准备充分。党组成员的发言材料要送请检察长审阅。其他党员干部也要撰写专题组织生活会发言材料，特别是部门负责人，要结合自身思想实际，认真对照检查、深入分析反思，撰写的发言材料交由主管检察长审阅。

6、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在搞好以上环节工作的基础上,领导班子要召开检查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情况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专题民主生活会要深刻剖析影响科学发展的思想根源，重在分析问题、总结经验、明确方向。要在深入查找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在深入查找影响和制约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上下功夫,做到问题找不准不上会，原因分析不透不上会，努力方向不明不上会，整改措施不实不上会。会上要有思想的见面、思想的交流，勇敢地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坦诚地解剖自己，真诚地帮助别人。对领导班子以往工作中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要历史地、客观地、辨证地看待,既要严格要求，防止敷衍了事、避重就轻，又不纠缠历史旧账和个人责任，努力做到查找问题不怕丑，分析原因不怕痛，敢于触及问题实质和思想深处，形成民主团结、敢讲真话、务实创新的良好氛围。 领导班子还要把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作为专题民主生活会分析检查的重要内容,深入查找领导班子在贯彻落实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法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深刻分析原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召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还要认真贯彻区委、市院有关文件要求,引导领导干部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去年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以来维稳工作的经验教训,联系实际对照分析检查,进一步增强反对分裂、维护稳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专题民主生活会可与年度民主生活会合并召开,可适当扩大列席人员范围,从群众评议团中确定一定数量的党代表、党支部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前7天,要向区纪委、区委组织部报告,约请派员参加。会后,要按民主生活会的要求形成报告,分别上报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和区委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7、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要以党支部为单位,

在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后，认真组织全体党员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会上每个党员都要充分准备,认真发言,查找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积极建言献策,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组成员既要参加领导班子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又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的专题组织生活会。

三）形成高质量的分析检查报告

根据查找出的突出问题,认真起草好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是分析检查阶段的中心环节,是学习实践活动取得思想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整改落实阶段各项工作的依据和努力方向。

1、明确分析检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分析检查报告应包括六个方面内容:一是近年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情况、形成的共识和取得的主要成效;二是全面梳理存在的突出问题;三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存在问题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主观原因分析;四是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新认识;五是今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方向、总体思路、工作要求和主要举措;六是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具体措施。要充分运用前一阶段深入调研、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和民主生活会的成果,以检查分析问题和理清科学发展思路为重点,努力使分析检查报告成为一个指导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文件。

2、充分吸收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起草分析检查报告前要对征求到的各类意见建议、调研成果、班子成员在民主生活会上自我剖析的问题等分门别类归纳梳理。尤其是要原原本本汇总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提交院党组讨论分析,使班子的分析检查报告充分反映实际情况,真实体现群众意愿,更好地凝聚集体智慧,进一步形成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干部群众对科学发展观的共识。

3、认真起草好分析检查报告。要充分运用前一阶段学习调研、解放思想大讨论和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成果，突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深入检查分析问题、清理科学发展思路、明确改进措施为重点,以领导班子名义写出我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分析检查报告。要全面总结回顾我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情况,客观看待和深入反思检察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和教训,进一步明确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更好地做到继承好的、坚持对的、纠正错的、调整偏的。通过检查和分析,真正搞清楚存在的问题哪些是思想观念不适应造成的,哪些是工作措施不落实造成的，哪些是决策有偏差造成的,哪些是执行不到位造成的，哪些是规章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哪些是工作方法不科学造成的，哪些是客观条件制约造成的,哪些是主观努力不够造成的。在分析检查的基础上,找准我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明确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向、总体思路、工作要求和主要措施,提出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具体措施。

分析检查报告要在求真务实上下功夫,做到防“泛”、防“空”、防“虚”,即防止泛泛而谈,重点不突出;防止内容空洞,言之无物;防止虚假夸张,华而不实,力戒写成工作总结或工作报告。党组主要领导要全程主持分析检查报告的撰写工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集思广益，形成高质量的分析检查报告，使分析检查报告做到查找问题比较准，原因分析比较透，对策制定比较实。要重点做到“三看”，即看是否吸收了学习调研和解放思想大讨论的成果，反映了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上形成的共识；看是否找准了影响和制约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剖析了存在问题的根源；看是否提出了解决突出问题的有效措施，明确了今后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基本思路。分析检查报告要在6月上旬撰写完成。

4、及时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讨论修改分析检查报告。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讨论修改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分析检查报告,对落实效果进行客观分析。党组扩大会议由党组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党组成员参加。其他参会人员范围可根据学习实践活动的实际需要确定。党组扩大会在6月中旬择日召开。会议召开前,要将分析检查报告送到参会人员手中。会议期间组织讨论,确保参会人员能够充分发表意见。会议结束后,要对参会人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汇总、梳理,对反映比较集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将这些意见和建议体现到分析检查报告中。修改完善后的分析检查报告要进行“三审阅”,即由检察长审阅后,分别呈报上级主管领导和区委检查指导组组长审阅,审阅通过后报区委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组织开展好群众评议工作

对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进行评议,是发动和依靠群众找差距的过程,是倾听民声、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的过程,是扩大党内民主、发展人民民主的过程。

1、确定评议范围。要根据我院的实际情况,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评议,保证参评人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层次性和广泛性。参评人员应该比较熟悉检察工作、具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和评议能力,以保证评议质量。参加评议的人员范围要同学习实践活动基本结束时进行的满意度测评人员范围通盘考虑。

2、明确评议内容。评议内容要同分析检查报告的主要内容统一起来,引导参评人员着重从以下方面进行评议:一是领导班子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深不深,调查研究和听取意见的范围广不广;二是要评议领导班子查找的问题准不准,原因分析得透不透;三是要评议领导班子对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思路清不清，制定的工作措施实不实;四是评议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具体措施有没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群众在评议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建议,要认真研究,充分吸收,体现到分析检查报告中。

3、创新评议方式。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适当、有效的方式组织进行评议,要重视利用网络、热线电话、书面研讨、召开座谈会和评议大会、设置信箱等多种形式,敞开大门搞评议。

4、公布评议结果。在根据评议情况对分析检查报告充分修改完善,并在区委指导检查组把关的基础上,对分析检查报告和评议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整个群众评议工作在6月底前完成。

五、工作要求

分析检查阶段的工作政策性强,任务艰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切实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

1、要切实加强领导,认真抓好每个环节的工作。分析检查阶段工作，对领导班子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理论联系实际，主要成员要亲自指导，抓好每个环节的工作。特别是要组织召开好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党员专题组织生活会,认真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分析检查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虚心听取意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按照市、区《关于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活动中继续开展“抓作风建设、促工作落实”主题教育活动实施意见》和检察机关开展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的要求，把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引导全体检察干警特别是领导干部切实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达到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解决党员干部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目的。还要注意总结和推广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总结和推广一些不同类型的，叫得响、立得住、可以学的先进典型，引领学习实践活动深入开展。要继续做好宣传工作，加强正面引导，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继续抓好学习,奠定分析检查的理论基础。各支部、各部门要把学习贯穿于整个活动的始终，特别要针对第一阶段学习中相对薄弱的环节，通过第二阶段继续抓好学习，进行必要的补课,以此奠定分析检查阶段的理论基础。要继续组织干警通读、精读、必读篇目，着重在理解科学发展观内涵，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上下功夫。班子成员要带头加强学习，要紧密联系检察工作实际，带着问题学，深入思考学，力求学深学透，通过继续深化学习，引导和带领全体检察干警把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3、坚持边查边改,突出实践特色。要联系专题民主生活会、分析、评议等环节中查找出来的突出问题,边分析、边检查、边改进,把不断改进工作和解决突出问题贯穿始终，从而体现学习实践活动边查边改的要求。要在活动中切实把解决问题贯穿学习实践活动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进一步突出实践特色，着力转变检察工作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在检察工作要不要科学发展、能不能科学发展以及怎样科学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针对征求到的有能力有条件整改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使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真正成为不断促进检察工作的过程。。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8

本人作为一名记者，同时也是广西日报社出庭应诉此案的委托人之一，经历了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我以为，回顾这起新闻官司的经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把握如何区别舆论监督和新闻侵权的界限，对新闻界不无借鉴意义。

《党纪》杂志刊文，披露惊人新闻

1998年1月，广西区纪委主办的《党纪》杂志在1998年第一期刊发了该刊记者曾强、农作丰和特约记者梁洪、李春红（为当地检察院和纪委的干部）的长篇通讯《青春大控诉：谁害少女终身残疾？》。该文基本内容是：1997年5月28日，田阳县琴华乡康浮村19岁少女罗雪梅，在百色宾馆与外地来做生意的中年男友严某（后查实姓邱）见面时，被百色市公安局巡警大队以涉嫌将两人带走，两人都否认是，认为是恋爱关系。29日中午，中年男子严某在交了4000元罚款后被释放。29日晚上，冷传军在处理此事时，接到他熟悉的“火凤凰”发廊女老板林飞燕的电话。林在电话中说她那里小姐太少，想从巡警队所抓的小姐中选一两个领回去“做工”，冷表示同意。于是，罗雪梅被“领”回“火凤凰”发廊。不久，冷传军又坐摩托车来到发廊，对罗说：“听老板的话，好好干！”当晚，林即要罗为一中年男子按摩，并要罗提供“特别服务”，但遭到罗的拒绝。林即将罗反锁在发廊里。5月30日凌晨2时许，罗趁夜深人静之时，从二楼发廊的后窗往楼下跳，不料落地时摔伤。至早上6时才被人发现，送往右江民族医学院抢救。经医生诊断为尾腰椎压缩性骨折并双下肢不完全瘫痪，为重伤。《党纪》杂志发表该文时，作者还在文章边配以点评和相关材料12处。

《党纪》的文章刊发后，《百色市报》（1998年2月21日）、《当代生活报》（1998年3月5日）、《广西妇女》杂志（1998年第三期）和广东《家庭》杂志（1998年第六期）分别予以转载，引起了百色市各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抓紧了对该案的调查处理。

1998年1月24日，百色市公安局作出《关于撤销冷传军同志副大队长职务的决定》；1998年2月26日百色市纪委作出《关于给予冷传军处分的决定》；1998年2月27日百色市监察局作出《关于冷传军同志撤职处分的决定》，冷传军被撤销了百色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副大队长的职务，同时降低级别和职务工资级别，并被要求限期调离公安机关。

据此，《南国早报》1998年6月2日刊载该报见习记者罗南和《党纪》记者曾强、农作丰合写的消息《一个少女拒绝提供“特别服务”跳楼致残／百色市“110”报警台原副台长被查处》。

六家媒体成为被告，索赔300万元

1999年5月10日，已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冷传军以“诽谤原告”、侵害名誉权为由状告上述6家新闻单位（其中《南国早报》和《当代生活报》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由其主办单位广西日报社承担民事责任）和5位作者（经法院审定为本单位写稿的记者属职务行为不列为被告，而向外单位投稿者被列为被告）。

原告冷传军在状中称：（1）被告广西《党纪》杂志未经全面调查、核实，便于1998年第1期发表《青春大控诉：谁害少女终身残疾》一文，基本内容严重失实，结论性语言不能成立，严重损害了原告的人格和名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已构成侵害原告的名誉权。请求判令《党纪》刊登向原告赔礼道歉的文章，以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被告《党纪》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名誉损失、精神损失共计60万元，被告曾强、农作丰、梁洪、李春红四作者分别赔偿因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100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2）被告《南国早报》1998年6月2日发表的《少女拒绝提供“特别服务”跳楼致残―――百色市“110”报警台原副台长被查处》一文其基本内容严重失实，结论性语言不能成立，已构成侵害了原告的人格和名誉，请求判令被告《南国早报》刊登赔礼道歉文章，赔偿经济、名誉、精神损失20万元，被告作者罗南赔偿10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用。（3）被告《广西妇女》杂志社、《当代生活报》社、《百色市报》社、广东《家庭》杂志社不经审查核实就予以转载，扩大了不良影响，对原告的人格和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已构成侵害原告的名誉权，请求判令这4家报刊刊登赔礼道歉文章，并承担案件受理费用，前3家报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20万元，《家庭》杂志社赔偿50万元。以上索赔标的共为300万元。

原告诉讼的主要理由是：（1）原告冷传军不是罗雪梅涉嫌案的主办人；（2）罗雪梅是自愿让发廊女老板林飞燕领去发廊做工的，原告并没有逼迫罗；（3）林飞燕的行为尚且没有构成强迫妇女罪，那么原告就更谈不上是“逼良为娼”。

法院作出一审、二审判决：原告败诉

1999年10月13～14日，百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此案。被告和原告均到庭参加诉讼。面对原告的，广西《党纪》杂志社答辩：该文没有侵害原告的名誉权，其理由为：（1）《党纪》是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主办的刊物，文章所反映的问题都是记者根据公安、检察、纪检等有关部门侦查、调查所取得的材料和采访所得，是真实、客观的报道，并不存在原告在诉状中所说的“捏造”与“虚拟”。（2）文章中没有使用对原告进行谩骂、诋毁的语言，也没有给问题下结论，而是向读者提出问题，让读者自己思考。（3）原告受到党纪、政纪的处分，更证明了答辩人发表该文所披露的事件是真实的，对原告行为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办案机关对案件的处理，是经过调查核实后依法作出的，而不是根据报刊的批评就草率作出的。《党纪》杂志还请了证人罗雪梅出庭作证。作为《南国早报》、《当代生活报》的主管和法人单位，广西日报社作出如下答辩：（1）《南国早报》的新闻报道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不构成对原告名誉的侵害。文章是在有关部门对原告处理后写出的，依据的是当地公安、检察、纪检等部门作出的正式文件所认定的事实。（2）《当代生活报》系转载《党纪》文章，其事实理由如《党纪》所述。

其他几家转载《党纪》杂志文章的报刊，基本上是以《党纪》的答辩理由来进行答辩。

百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2月17日下达一审判决书。该院认为：经查被告曾强等记者撰写的《青春大控诉：谁害少女终身残疾》，是根据百色市公安、检察、纪检等有关部门调查所取得的材料及被告曾强等记者采访有关当事人后，据所得的事实撰写的。该文有些细节虽然不够翔实，但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使用对原告冷传军人格有侮辱性的语言，原告冷传军受到党纪、政纪的处分不是因为该文造成的，而是党政机关根据调查所得的事实对冷传军作出处分决定的。此外，《党纪》、《家庭》等报刊刊登、转载该文的行为是行使国家新闻单位职权、依法行使舆论监督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冷传军的名誉权侵害。该院最后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冷传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10元，由原告冷传军负担。

一审判决后，原告冷传军不服，又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有误，判处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名誉侵权责任，并赔偿因侵权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其上诉理由为：（1）原审判决的认定，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完全不能成立；（2）原审判决认定“《党纪》、《家庭》等报刊刊登转载该文的行为是行使国家新闻单位职权、依法行使新闻舆论监督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冷传军名誉权的侵害”，有悖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上诉人还列举了一些具体例子和细节。

广西高级法院接到上诉状后，于2000年4月27日开庭审理，并于8月4日宣判。广西高级法院审理后认为：《党纪》所发表的文章基本内容是真实的，没有违反客观公正的原则，文章也没有对冷传军进行不恰当的评价，没有使用侮辱冷传军人格的语言，因此文章并不构成对冷传军名誉权的侵害。《当代生活报》、《百色市报》、《广西妇女》、《家庭》等报刊只是对上述文章改换标题进行转载，没有增加侵害冷传军名誉的内容，也不构成对冷传军名誉的侵害。广西高级法院最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10元由上诉人冷传军负担。

胜诉后的思考

1.新闻媒体对事件真相如实披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并查处责任人，责任人虽受到处分等“损害”，但这属于舆论监督，不属于名誉侵权。

在上述一案中，《党纪》杂志的文章发表之前，当地有关部门已经介入并对冷作了一定的处理：百色市新兴派出所事发当天接到报告后就介入案件处理，寻找“火凤凰”老板林飞燕，调查事发原因。由于医药费落实不了，罗雪梅没有治好就被迫出院，留下终身残疾。其父为向冷、林讨医药费，向检察机关控告，要求两人赔偿医药费6万元。1997年9月10日百色市委书记也亲自过问此案，召集纪检、监察、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单位主要领导开会，决定由冷负责赔偿2万元、林赔偿4万元。过后，冷的2万元送到了罗手中，并因此仍在原岗位上班，而林的4万元却未得到。罗雪梅病情无法医治，陷入了困境。此时《党纪》记者和特约记者经过深入采访后，写出文章发表，其后各报刊纷纷转载，立即引起了百色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应该说，舆论监督促使有关部门对冷的尽快处理。但冷传军却认为：“中共百色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百色市监察局即根据该文所述的虚假事实，分别给原告和撤销原告百色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副大队长职务，同时降低级别和职务工资级别处分，并要求限期把原告调离公安机关，致原告至今没法工作，生活陷于困境。”其实，舆论监督的作用不能代替有关部门的处理，而只能促使其处理更公开、公平、公正或更快而已。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是独立调查办案的，其办案的根据并不是文章所述内容。如果文章促使有关部门办案时依法从重从快，也只能说明舆论起到了监督作用。而冷传军所受到的处分及名誉受损，正如广西区高级法院判决书所认定的那样：“冷传军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不是因为该报道文章造成的，而是其不履行人民警察职责的必然结果。”

2.新闻报道依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和所制作的公开文书也不构成名誉侵权。

在《党纪》所刊发的文章中，作者查阅和引用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对罗雪梅被逼跳楼一案的大量调查笔录和其他材料，同时也引用了市领导和纪检、监察等机关介入的各种材料。因此，一审二审两级法院都认定文章的内容是真实的，没有违反客观公正的原则。广西区高级法院判决书认为：“文章涉及冷传军的内容，有百色市公安局新兴派出所、百色市人民检察院和百色市监察局调查林飞燕的笔录、罗雪梅的证言和罗雪梅父亲罗精球向百色市人民法院递交的请示报告以及冷传军自己的陈述所证实，也为上述有关部门对冷传军的处分决定所确认。”

而《南国早报》所发的消息，更是有关部门对冷传军作出处理之后的报道，有着这些执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公开处理文书为证，更构不成名誉侵权。依据1998年8月31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所规定：“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照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因此两级法院都认定《南国早报》等新闻单位刊发的“文章内容是基本真实的，没有违反客观公正的原则……不构成对冷传军的名誉侵害。”

3.点评如是依据基本事实向读者提出问题，让读者思考，没有不当评论和侮辱性词语，不构成名誉侵权。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9

〔关键词〕 财产申报制度，文化依托，道德观念，心理态度，行为习惯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1-0070-06

〔收稿日期〕 2013-11-08

〔作者简介〕 张深远（1968-），男，河南周口人，上海师范大学纪委办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上海预防职务违纪违法犯罪研究中心秘书，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反腐倡廉。

张惠康（1963-）， 男，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纪委副书记、副研究员， 上海预防职务违纪违法犯罪研究中心副主任。

财产申报制度的成效如何决定这一制度成功与否，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成效源于其文化依托。尽管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差异较大，但其财产申报制度的文化依托值得我们思考。深入考察美国财产申报制度，发现其文化依托是：制度出台以道德观念自觉为先导，制度实施以心理认同为支撑，制度升华以行为习惯养成为标志。

一、 制度出台以道德观念自觉为先导

美国出台财产申报制度，是对腐败现象陡增的回应，其先导为道德观念自觉。

二战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腐败现象持续增多。从国际局势来看，随着法西斯集团崩溃即共同敌人消失，世界分裂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增大军事和外交投入成为对抗对峙的客观需求。然而，无论是军备竞赛、军事对抗等冷战，还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热战，以及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等巨额对外援助，均在开辟新的权力源泉和新的利益来源的同时，开拓着权力异化空间和私利谋取视阈。从美国国内来看，罗斯福新政开启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也打开了腐败多发的潘多拉盒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政采用的凯恩斯主义一直风行。随着经济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全面干预，政府的职能、规模、收支持续增加，权力寻租机会越来越多。此外，二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也提高了腐败的科技含量。正是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科技等领域的腐蚀因素持续汇集发酵，导致腐败现象大幅度增加，诸多高官丑闻和腐败大案觞滥天下。诸如，参议院高级助手贝克受贿丑闻、众议员迪格斯回扣丑闻、总统助理艾德马斯受贿丑闻、副总统阿格纽受贿丑闻、水门事件、韩国门事件等。从60年代末到1974年，盗窃案增长12%，白领犯罪却增长313%。〔1 〕 （P91 ）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心从1966年的42%降到1976年的9%。〔2 〕 （P75 ）

腐败现象持续增多，引发道德观念自觉。一是民众的廉政观念觉醒。逃离欧洲政治迫害和宗教压迫的北美殖民者虽然担忧收买型腐败，却更害怕导致体制型腐败，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波里比阿、马基雅维利、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防治腐败思想情有独钟。开国以后，政府始终对体制型腐败保持警觉，将其治理“看作国家的首要政治问题”。直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工业国、最大一体化市场，对专制和奴役的担忧才逐渐消退，反腐重心随之转向收买型腐败治理。〔3 〕 （P39 ）无论重心如何转移，腐败治理总是呈现三位一体特色，即以民主化运动为动力之源、以政治改革为必由之路、以立法建制为根本之举。诸如，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对经济腐败运动，推动各州宪法改革和系列反腐法规出台；50年代开始的文官改革运动，推动“建立文官制”的《彭德尔顿法》颁布；80年代开始的人民党运动、进步主义运动及20世纪初的丑闻报道运动，推动“扩大公民参与和直接选举”的联邦宪法改革和系列反腐法律颁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腐败对宪法秩序和民主社会的价值构成了一种威胁”， 〔4 〕 （P3 ）在民权运动、黑人运动、新左派运动、学生造反运动、反传统的文化运动中，夹杂一种强烈要求政治公开化、透明化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出台官员财产申报等阳光法案的呼声日益高涨。

二是学界的治腐理论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对腐败问题的解释主要来自于泛泛而谈的道德论，即腐败是个人道德缺陷和价值观念冲突所带来的道德堕落所致 〔5 〕 （P18 ）；学界既没有明确给出腐败定义，也没有深入分析腐败机理，甚至一度沸沸扬扬地谈论腐败正效应。随着二战后腐败现象持续增多，诸多学科纷纷驻足反思，不少学者严肃研究腐败问题。到了六七十年代，形成了有关腐败概念、危害、成因、治理的系列成果。在腐败概念上，以公职为中心的定义强调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范围界定，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义强调政府调节与市场配置边界清晰，以公益为中心的定义强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泾渭分明，三者均将腐败缘由指向权利边界模糊、权力运行封闭；在腐败危害上，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腐败理论提出，腐败正效应理论在美国失去了堂而皇之的借口，腐败危害共识形成，即腐败造成资源浪费、资本外流、投资扭曲，导致管理低效、政治不稳、政府合法性丧失；在腐败成因及其治理上，涌现出政府形式缺陷论、阶层结构虚弱论、需求未满足论、政党活动论、选举拉拢论、立法过多论、分权过度论、伦理堕落论、人口异质论等，腐败治理随之聚焦于改革体制、完善法规、健全制度。与此同时，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委托理论提出，腐败是人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滥用委托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其治理的关键是政务透明；寻租理论指出，腐败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租金的利己行为，其治理措施是行政管制减少和权力运行透明；制度经济学理论将腐败归因于制度和信息的不完备，其治理方案是建章立制和信息公开；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腐败是治理不善的表现，善治是治理优化的方向，其核心要素是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 〔6 〕 （P4-11 ）；玻璃缸理论认为，官员应把自己看似生活在玻璃缸中的金鱼一样，公开、透明、可见；公共财产理论认为，官员应把自己看作公共财产，个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无须保密；阳光理论认为，腐败缘于政府关起门来、放下窗帘的暗室运作，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7 〕 （P361 ）。这些理论思潮风起云涌、交相辉映，为财产申报等阳光法案出台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是官方的道德规范反省。面对腐败现象持续增多，难辞其咎的官方躬身自省，尤其反省政府道德规范。逃离欧洲专制统治和宗教迫害的清教徒认为，公共职位应该由具有财富、地位、更高道德和管理素质的绅士阶级担任，乡绅阶级也应该以贡献公共服务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到分赃制实施的两百多年间，公众大都据此观念从乡绅上层挑选公职人员，加之政府职能简单，所以腐败程度不高。但是，随着政府职能拓展和权力增添，乡绅官员追求私利现象不断增加。安德鲁·杰克逊以反腐为竞选主题成功当选总统（1828年）后，顺势推行分赃制改革，即大选获胜的政党可以挑选任何有智力的人担任公职。分赃制以政治忠诚取代血统纯正成为担任公职的首要资格，扩大了政治参与，但也敞开腐蚀政府道德之门。从此，美国进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严重腐败时期。19世纪后半叶，“利益冲突”概念建立起来，政府围绕防止利益冲突相继在1853年、1864年、1872年出台法规，但并未扭转腐败滋蔓局面。直到旨在建立文官制的《彭德尔顿法》（1883年）出台，并在各级政府逐渐推行，才度过腐败高发期。文官制实行考试竞争、择优录用，以德才功绩取代政治忠诚成为担任公职的首要资格，保障了“最优秀人员”为政府服务。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进步主义运动、人民党运动、丑闻报道运动等社会运动推动城市改革和地方改革，以及《提尔曼法案》（禁止公司向公职候选人捐款，1907年）、《竞选经费公开法》（1910年）、《联邦反腐败行为法》（1925年）等法规出台，腐败渐渐稳定在较低程度。随后的罗斯福新政尤其关注政府道德，以行政令禁止联邦雇员“为了投机目的”购买或出售“公司股票、债券或商品”，要求为政府服务的所有人员公开其所有的证券财产，使得腐败持续低度。正是随着担任公职资格由血统纯正向政治忠诚、德才功绩转变，公共职位由早期的乡绅垄断向分赃制的政党垄断、文官制的优者垄断演变，逐渐形成了腐败治理的传统和习惯，即修订完善以防止利益冲突为核心的公职人员道德标准，建立健全与此相关的法规制度。二战后腐败现象持续增多，政府道德日益聚焦于利益冲突，道德标准规范化、法制化问题愈加突出，亟待解决。于是，1951年参议院提出《对改善联邦政府道德标准的建议，包括建立道德委员会》，杜鲁门督促国会制定揭发总统任命官员可疑财产的法律；1957年众议院通过《政府工作人员十项道德规范》，涉及政治家的财产公开问题；1961年肯尼迪签发10939号行政令，颁布《行政官员道德纲要》；1965年约翰逊签发11222行政令，要求总统提名的官员秘密申报财产 〔8 〕。尽管政府不断完善道德标准，由于缺乏法律权威，一些高官仍然有恃无恐。70年代相继发生两大丑闻，1972年的水门事件涉及最高官员总统，1976年的韩国门事件涉及115位国会议员。两大丑闻危及美国民主制度，触动担忧专制这根敏感神经，激起极大民愤，国会最终于1978年通过确立财产申报制度和统一官员道德标准的《政府道德法》（1989年修订）。该法是制度出台以道德观念自觉为先导的典范，这一时期颁布的阳光法案和反腐法律颇多，诸如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1970年的《有组织的勒索、贿赂和贪污法》、1972年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和《联邦选举法》、1974年的《隐私权法》和《联邦选举法修正案》、1976年的《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1977年的《对外贿赂行为法》、1978年的《监察长法》。

二、 制度实施以心理认同为支撑

美国实施财产申报制度，以心理认同为支撑。即以教育培训让公职人员认知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权益保护和精细服务让公职人员体会制度执行的人性化，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中，取得心理认可、态度赞同，水到渠成地落实制度。

（一）以教育培训力争心理认同。联邦政府道德署每年针对需要申报财产的官员和雇员开展专题教育培训，对1200名最高级官员主要进行一对一的面对面培训，不仅诠释制度规定及其操作规程，而且阐明制度在提高政府公信力、防止利益冲突、佐证官员清白方面的作用，特别强调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即遵循四项辩证原则。一是有限申报，即要求一定职级的公职人员定期申报一定价值之上的家庭财产，绝非让公职人员完全透明，以免其产生排斥心理。《政府道德法》规定，总统和副总统及其候选人、议员及其候选人、司法官员、总统提名的官员，GS-16①级薪俸以上及与此相当的官员和雇员，0-7级薪俸以上军职人员，以及道德署署长确定的属于同一等级的任何其他职位的官员和雇员（任职满60日），均要于每年5月15日之前（或者候选人确认30日内、新任官员和职员任职30日内，官员提名送达参议院后5日内，离任后的13日内），申报本人及其配偶和非独立生活子女前一年度由分红、租金、利息以及投资收益组成的超过100美元的任何收入（政府给予的工薪除外），包括累计100美元以上的酬金、礼物，累计价值250美元（亲属给予的例外）以上的交通、住宿、食品、娱乐和补偿，1000美元以上的经营收益和个人居所以外的不动产和股票、公债、期货及其他形式证券的交易情况，5000美元以上的所有存款，10000美元以上的贷款、担保等债务，并注明其来源、种类、数额、价值、日期等。二是独立审核，即独立、权威、专业的机构审查核实申报报告的真实性、规范性，审查过程不受任何干涉，公正地维护公职人员的正当权益，使其从心理上支持这项工作。法律规定，审查行政部门申报报告的政府道德署署长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批准后任命，向总统和国会负责，不征得国会同意，总统无权免其职务，法律还明确要求每一行政机关尽其所能地为署长履行职责提供服务、人员、设施以及信息和记录；参众两院指定的委员会分别审查各自部门的申报报告，并向参众两院负责；联邦法院司法会议设立的司法道德委员会审查司法部门的申报报告，并向司法会议负责。审核期限为60日，审核内容包括申报时限是否及时、财产登记是否完整、财产变化是否正常、收支状况是否异常、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前后资料是否矛盾等，审核方式有评议、调查、质询、提交说明材料等，审核报告包括财产登记状况、审查概况、审查结果和防止利益冲突建议等。三是相对公开，即限定公开人员、公开内容、公开条件，尽量维护公职人员的隐私，使其对此项工作持正确态度。法律要求联邦政府400多万公职人员中的35万多人申报财产。其中，1200名行政部门最高级官员、100名国会参议员、435名国会众议员、840名联邦法院法官等位于权力中心及其附近的2.8万官员和雇员公开申报，总统和联邦司法委员会指定的32.5万官员和雇员秘密申报（主要是特定领域涉及独立决策过程的中级官员和雇员，其职责通常较为敏感，涉及合同、采购、发放许可、监管或者审计非联邦实体等）。〔9 〕公开申报的报告可以查阅（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的信息除外），但不得用于非法目的、商业目的、确定个人信用级别、任何目的的索要金钱，违者课以5000美元以下罚款。公开期限为六年，到期销毁，正在调查使用的报告除外。四是绝对问责，即任何人的任何违法行为均受惩罚，一视同仁，包括总统、议长在内的高官也不例外，使公职人员心理均衡，最大程度上接受此项工作。法律规定，对迟报、瞒报、漏报、伪报、拒报、拒绝质询、拒绝调查、拒绝提交说明材料，以及有关利益冲突的违法行为，可给予警告、开除公职、没收财产、罚金、判刑等惩罚。〔10 〕 （P558-613 ）四项辩证原则兼顾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公众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寻求平衡，体现公正，合乎情理，为公职人员所认同。

（二）以人性化执行制度赢得心理认同。这不但体现在道德官以提供体贴入微的精细服务和量身定制的防止利益冲突建议，帮助候选人争取职位，帮助在职者维护权益，还体现在政府提高公职人员道德标准时，施以利益诱导。其一，帮助候选人争取职位。法律规定，总统、副总统、议员等民选职位候选人应在正式确定之后30日内提交财产报告，接受候任部门的道德官审查，将审查结论提供给选举委员会审查时参考；需要征得参议院意见的职位人选，有关人员应在总统向参议院送达提名之后5日内提交财产报告，接受候任部门的道德官审查，审查结论提供给参议院有关委员会审查时参考。候任部门的道德官在审查这些财产报告时，如果发现候选人的财产状况与其候任职位存在利益冲突，立即通知候选人，并在卖掉资产、匿名信托、申请豁免等法定出路中为其量身定制处理建议，待其修改完善后，再给出审核结论。其二，帮助在职者维护权益。各部门的道德官均建立咨询意见服务制度，并定期向本部门的财产申报人员公布一份记载所有导致或者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的清单。在每年一度的财产申报报告审查中，道德官对照报告人应适用的法律和规章的要求，尤其注意报告人所在单位的特殊要求。如果认为报告应当补充信息，则告知报告人应该补充的信息及提交期限；如果认为报告不符合法律和规章的规定，则要求报告人给予合理的书面或口头答复，并在考虑该答复后得出意见；如果意见是报告人不符合法律和规章的规定，诸如发现潜在的或实际的利益冲突等情况，则将该意见告知报告人，并在提供口头咨询机会后，再考虑是否存在适当的、保证报告人遵守法律和规章的措施；如果结论是尚有实施措施，则将措施及实施期限告知报告人。措施共有五类，可以酌情采用。一是设立匿名信托，即通过道德署信托有关财产，有关财产所有者与被信托人互不知道对方。二是放弃财产，即将有关财产转让或卖掉。三是偿还财产，即剥夺利益所得或要求进行赔偿。四是申请美国法律第208条第（b）款规定的豁免，即报请有关部门评估通过，并经主管长官批准，免除相关责任。五是自愿申请调职、重新任命、限制其职权或者辞职。限制职权的常用措施是回避，即有关财产所有者以书面形式保证，不参与有关自己财产利益的工作事项。〔11 〕 （P528-591 ）其三，在利益诱导中提高道德标准。《道德改革法》于1989年取代《政府道德法》，在严格联邦政府道德标准的同时，也向官员和雇员提供利益。诸如，该法将众议员年薪30%、参议员年薪40%的额外收入许可均降至年薪15%（与行政人员一致），更严格地限制议员接受礼物和前国会议员与雇员的游说，同时以提薪回报议员；该法还把关于利益冲突的新规定加到税法中，免除联邦政府行政人员为避免利益冲突而出售财产所得金额的税款。2006年，高盛集团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保尔森被提名为财政部长后，为避免利益冲突抛售高盛股票，所得6亿美元现金依法全额免税 〔12 〕。这些措施保护权益、体贴入微，赢得公职人员的心理认可、态度赞同。

三、 制度升华以行为习惯养成为标志

财产申报制度的升华，以行为习惯养成为标志，即制度升华为文化。财产申报制度升华为行为文化，既取决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人性化，也取决于制度固有的内在强制与外在约束，诸如财产报告审核、背景调查、社会监督等。

（一）财产报告审核。审核不仅以提供精细服务和防止利益冲突建议来保护合法权益，而且以制度固有的强制和刚性来惩罚违规行为，即由道德官、监察长、司法部、独立检察官乃至总统和国会调查处理。具体而言，道德官审查财产报告时，如果发现任何未提交报告、作虚假报告、或者不报告的情况，告知所在部门的行政首长，由其依据法律或者规章采取相应措施；如果发现涉嫌违规行为，将案件移交所在部委的监察长（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同意）调查处理。监察长在案件调查中，如果发现违纪行为，将案件报告所在部委的行政首长，由其给予纪律处分；如果发现违法行为，将案件移送司法部调查，由法院予以判决；如果发现重大案件，及时报告总统和国会。司法部在调查案件时，如果发现总统、副总统、正副部长等行政高级官员涉嫌违法的确凿证据，总检察长（相当于司法部长，隶属行政）可以向华盛顿联邦上诉法院提出任命独立检察官的要求，上诉法院首法官挑选3名法官组成特别小组提名一名独立检察官，并界定其调查范围；独立检察官具有完全的、独立的行使司法部、总检察长以及司法部其他官员或职员所有的调查和检察职能的权力，向国会汇报调查情况并可以提出犯罪指控，其免职必须向上诉法院、参众两院的司法委员会提交合理的说明报告。总统在得到重大案件的报告后，如果发现有政府高级官员涉嫌违法且证据可靠，可以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专门委员会调查处理。国会在得到重大案件的报告后，如果发现有政府高级官员涉嫌违法且证据可靠，可以启动调查弹劾程序，由国会的各种常设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和参众两院的联合委员会负责调查，调查听证会是最常用的调查形式。〔13 〕如果案件提讼，法院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可判处1万美元以下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者，可判处最高25万美元罚款和5年监禁；对违反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定，参与有关自己经济利益工作事项的公职人员，可判处1万美元以下罚款和2年以下监禁。〔14 〕 （P145 ）

（二）背景调查。如果说财产报告审核是明察，那么背景调查可谓是暗访。背景调查旨在防止官员腐败和维护国家安全，调查主体为联邦调查局派驻白宫的检察官小组，调查对象为白宫的候任官员和雇员（文职人员每五年调查一次），调查内容包括财产状况、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等，调查跨度包括雇员过去15年和官员成年以后的所有经济和生活经历，整个调查的广度、深度比一般的财产申报报告审查更为严厉。官员背景调查，先由总统提名的高级官员候选人填写《重要职位的安全调查表》、《个人情况调查许可表》、《财产情况调查许可表》，再由检察官小组实施调查，该小组可以动用上百名特工在全美乃至全球范围内进行调查。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官员的品格，调查官员是否具有诚实正直、责任担当、积极态度、敬业品德、得体举止等美德与品行，是否存在虚伪、懒散、不诚实、不讲信用、犯罪经历等不良品质与劣迹，个人信用记录是必查项目。二是官员的交往，主要从其职业、个人生活的要求上，从其交往的人身上，判断一个官员的好坏。三是官员的名声，主要从官员的邻居、朋友、老师、同学、同事、经济合伙人等熟人的反映上，判断其有无问题。四是官员的忠诚，调查其对国家、国旗、宪法是否忠诚。此外，还要调查官员的任职能力、优缺点、危险性等。尽管一些调查内容看似与财产状况并无关系，其实大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些联系中的任何蛛丝马迹嫌疑，都可能导致财产申报中的弄虚作假败露无遗。

（三）社会监督。法律规定，财产报告递交之后的15日内向公众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社会监督的常见形式是举报，举报有直接与间接之分。直接举报指向嫌疑人所在单位的道德官、监察长、行政首长或者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政府部门检举揭发；间接举报指向新闻媒体透露信息，借助媒体动员公众舆论，督促政府部门依法查处。公众举报高级官员，往往借道新闻媒体。在美国，新闻媒体独立报道、自由传播，是一支制约政府、监督官员的重要力量，被公认为堪与立法、行政、司法并列的第四权力。该权力有三大支撑，一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宪法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予以明确，法律还规定不得强迫媒体提供信息来源。二是政府部门支持媒体监督。具有调查职能的部门，包括道德署、监察长办公室、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诚实处、联邦调查局、联邦检察官和独立检察官等，往往在媒体报道的基础上及时进行调查；法院收到指控媒体人诽谤的，通常会在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框架下审理，很少判决指控成立。三是公众与精英都对媒体抱有信任和信心，均认为媒体维护公平正义，不可或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早在1787年就明确表示：“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15 〕 （P91 ）媒体报道也有内在动力，即腐败事件颇能吸引眼球，从线索披露到调查、审理判决的全程报道，往往持续数月乃至数年，由此媒体可以扩大影响、增加销量甚至脱颖而出。官员财产公示本身就是舆论热点，媒体一旦捕捉到有关腐败的蛛丝马迹，诸如一个匿名电话、一名知情者的信息披露、一则消息的可疑之处，就穷追不舍，直到水落石出。由此落马的高官屡见不鲜，近几年的典型是萨默斯。媒体从2009年公开的财产申报表中发现，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在2008年从所兼职的一家对冲基金公司获得520万美元酬金，从联邦政府所救助的华尔街金融机构等处领取270万美元演讲费，其中高盛和美林的支付尤其惹眼。于是，媒体穷追不舍地大肆报道，被奥巴马总统誉为“领导我们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萨默斯被迫辞职。〔16 〕为了保护和鼓励举报，国会于1978年修订《文官改革法》，加入举报人保护条款；于1986年修订《民事欺诈给付请求法》，完善罚款分享制度；于1989年通过《举报人保护法》、于2012年又通过《加强检举人保护法案》。

由于以道德观念自觉为先导，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以心理态度认同为支撑，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以监督惩罚强制为举措，奠定了深厚的道德基础，财产申报从被迫逐渐走向自觉、自愿，成为公职人员的行为习惯。这一行为习惯不仅标志着财产申报制度升华成了文化，也意味着腐败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两组数据表明，《政府道德法》颁布以来，腐败逐渐稳定在较低程度。美国司法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85年～2004年的20年间，每年的腐败案件数量大体持平，年均指控腐败犯罪1180人、被判有罪1020人（20年累计9014人等待判决）。其中，公职人员年均受到指控897人、被判有罪778人（20年累计6865人等待判决），私职人员年均受到指控283人、被判有罪246人（20年累计2149人尚未判决）。〔17 〕 （P324 ） 透明国际自1995年公布清廉指数（外国公民对一国腐败的印象）以来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历年分值在7.1～7.79之间（10分为满分、最廉洁），属于轻微腐败国家（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接近比较廉洁国家（8.0～10.0之间为比较廉洁），历年的全球排名在14～24之间（排名越靠前越廉洁）。

财产申报制度被誉为“阳光法案”、“终端反腐”、“反腐利器”，已在13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一语中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 〔18 〕当今中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屡创新高，加之网上相继曝光“表哥、表叔、房妹、房姐、房媳、房爹、房祖宗”，出台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中美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差异很大，中国积极稳妥地悬起财产申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仍应着力思考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文化依托：制度出台以道德观念自觉为先导，在民众的廉政观念觉醒、学界的治腐理论反思、官方的道德规范反省中，形成思想共识、观念一致，为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制度实施以心理态度认同为支撑，在教育培训中认知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在权益保护和精细服务中感受制度执行的人性化，赢得心理认可、态度赞同，为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奠定深刻的思想基础；制度升华以行为习惯养成为标志，在监督惩罚中强化自律，记牢行为准则、法律规章，为财产申报制度的落实奠定深厚的道德基础，从而支撑财产申报走向自觉自愿、成为行为习惯。简而言之，财产申报制度从文化切入，以文化为立足点、出发点、落脚点，根植于、生长于、归宿于文化土壤，有利于充分发挥功能和效用。

注 释：

① GS是General Schedule的缩写，即一般公职人员薪金表。美国文官一般公职人员薪金共分18个职等，前15个职等各有10个薪级，第16职等有9个薪级，第17个职等有5个薪级，第18个职等只有1个薪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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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法调查报告篇10

关键词：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概况；现实困境；完善途径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1016701

1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况

1.1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含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中的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人格调查制度，是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之后，由案件处理机关指派工作人员或者由其委托特定的社会调查主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身体条件、精神状态、知识水平、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前后的表现等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并形成报告，作为司法机关处理案件参考的一项制度。

1.2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存在必要

首先，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存在前提；其次，刑罚个别化原则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存在基础；最后，宽严相济的政策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存在关键。

2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现实困境

2.1公安机关内部规定不相一致，规范开展社会调查难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报告。”但实践中公安机关极少开展社会调查，制作调查报告的更是微乎其微。

2.2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矛盾凸显，细化开展社会调查难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开展社会调查，可以委托有关组织和机构进行。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补充调查。人民检察院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法院。”根据上述规定，检察机关以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为主，以必要补充调查为辅，还可以委托有关组织和机构进行社会调查，看上去检察机关的社会调查工作任务量较小，但实则不然。

2.3司法行政机关调查模式固定，实际开展社会调查难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委托社会调查的对象一般是司法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开展社会调查的模式基本上是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但上述两种委托调查因为司法机关社会调查存在的弊端：一是司法行政机关社会调查结果与其将要开展的社区矫正工作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二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基层派出机构条件有限，不能确保社会调查工作保质保量完成。三是基层派出机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不能将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与成年人审前评估区别对待。

2.4检察机关社会调查制约乏力，监督开展社会调查难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理应对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社会调查进行监督，但实际上此项监督存在以下困难：一是难以发现因相关人员违纪违法而造成社会调查不真实、不客观的问题；二是难以发现审判阶段开展社会调查中存在的问题；三是检察机关内部难以对社会调查进行监督制约。

3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途径

3.1规范公安机关社会调查程序

一是加强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专业程度。要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办案机构或办案小组，由了解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工作认真细致的民警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二是加强公安机关社会调查的强制程度。尽管《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均未规定公安机关必须开展社会调查工作，但基于该项工作的重要性，应当提倡在具备一定经济条件的地区强制开展社会调查工作，以保证涉罪未成年人处理的客观性、公正性。

3.2做好检察机关社会调查工作

鉴于检察机关遇到的实际困难，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化解检察机关社会调查困境，做好社会调查工作：一是丰富社会调查工作的方式方法；二是加强社会调查工作的沟通协作；三是完善社会调查工作的实际进程。

3.3加强司法行政机关调查力度

一是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调查要采取一定的回避与监督措施。鉴于司法行政机关社会调查结果与社区矫正工作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的问题，应明确规定社会调查工作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机构与工作人员相分离，以保证社会调查的客观公正。

二是大力加强基层司法所的社会调查力度。基层司法所应当充分重视社会调查工作，指派所内非社区矫正人员从事该项工作，以保证社会调查的客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