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论文十篇

教育思想论文篇1

196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和衰退，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冲突频发，社会矛盾集聚，新纳粹主义、极端主义有所抬头，激进政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大学生抗议运动愈演愈烈，这些都使得西德社会经历转型的阵痛。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政治教育(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要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引导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理性、有序、合法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1965年，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Giesecke)发表了成名作《政治教育教学法》。作为欧廷格的门生，基泽克创造性地发展了“合作政治教育”理论。他借鉴风靡欧美的社会冲突理论，构建了一套以“政治冲突”为核心概念的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教学法，并将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定为政治参与。“人们的政治意识越强，对民主的理解越深刻，就越能做出正确判断，这就要求政治教育首先涉及思想的主观部分。政治教育应该让青少年加强对政治冲突的学习和理解，以便使得未来的公民能够掌握系统的政治理论知识，提高政治判断力，更理智、更负责任、更积极地参与政治。”［3］(P57)基泽克的“冲突政治教育”理论对60年代及之后的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联邦政府及“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决策与政治教育实践。联邦政府在1968年的一份政治教育工作报告中，高度肯定并汲取了基泽克“冲突政治教育”思想:“在政治教育领域有一种和谐、明确的民主规划，它强调社会理解、合作的价值，但要使人认识政治的本质，不引入利益、冲突这些概念无疑是危险的”［4］(P288)。在基泽克“冲突政治教育”理论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左翼思想界深刻揭露了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带来的人的异化以及社会的物化，并进一步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方位批判。这场发生在文化领域的思想革命，对60年代末席卷全德乃至整个西欧的大学生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引发了政治教育学术界关于“解放”与“理性”的思想争论。这场思想争论是7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大讨论的焦点所在。1972年，罗尔夫•施密德尔(RolfSchmiederer)的著作《政治教育批判》独树一帜地将政治教育的功能定位于“民主与解放”。施密德尔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思想的影响颇深，也因其“批判政治教育”而被冠以“激进派政治教育学者”之名。他认为，政治教育不能只着眼于对现行社会关系的维护，更应为全人类的“解放”作贡献。而为了实现这一终极目标，政治教育首先要对政治统治及其终结进行分析，而其教育对象则要参与到对现存制度的斗争之中。针对施密德尔“解放政治教育”思想，伯纳德•苏特(BernhardSutor)提出了所谓“理性政治教育”。在《基本法与政治教育》一书中，苏特从捍卫宪法的逻辑起点出发，阐释了“理性”及其与“民主政治教育”(demokratischerpolitischerBildung)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将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定为“政治理性”。作为一名“主流”学者，苏特十分推崇德意志传统文化中的“秩序观”，认为以颠覆一切秩序的、彻底的解放是绝无实现可能的，因为人类社会永不可能发展到尽善尽美。所以，相对于“解放”，人类更需要的是“理性”。苏特指出，“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在于培养人们对社会、政治事件的理性判断能力，特殊目标在于培养个人行为自控能力。让每个人都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与个人或社会的特殊利益无关)就是政治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和普遍意义”［5］(P258)。政治教育学术界关于“解放”与“理性”的较量，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施密德尔主张的激进批判的、反权威的，并试图“取消现行体制”的“解放政治教育”理论，仅能成为德国政治教育思想长河上的一个支流。而苏特的“理性政治教育”无疑迎合了统治集团对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定位，即培养“能合法、有序、理性地参与政治的现代公民”。作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苏特本人直接参与了许多重要政治教育文件的起草工作，其“理性”教育思想也对70年代之后的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影响，在联邦政府、“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政治基金会等社会政治教育机构颁布的文件公告、工作目标及主题内容中都得到体现。1960、70年代，各种政治教育思想的碰撞与交锋，在促进学界围绕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及内容等展开深入思考的同时，也凸显出就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达成某种共识的客观必要。为调和各方观点，辨明未来政治教育的方向，1976年，应巴登符腾堡“州政治教育中心”(Landeszentralefürpoli-tischeBildung)之邀，西德的政治教育学者齐聚博特斯巴赫，讨论并确认了政治教育的三项原则:第一，禁止灌输。即为帮助学生形成独立判断，应禁止使用政治教化式的灌输教学。第二，确保多元性。对那些在科学或政治上存在争议的议题，要在教学中必须保持其争议。第三，保持政治参与。要帮助学生学会合理地分析政治形势和自身息息相关的利益格局，并能够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寻求适当的手段来对现实政治施加影响。这就被称作德国政治教育里程碑的《博特斯巴赫共识》(BeutelsbachKonsens)所确立的政治教育最低原则。《博特斯巴赫共识》既凝聚了70年代联邦德国学界在政治教育领域的共同认知，也是政治教育价值取向转型的标志。

二、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理论的多元发展

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近30年西方民主制度的施行和持续不断的政治教育，西方民主价值观在联邦德国被普遍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化基本形成，西德社会的文化多元主义特征也日益显现。国民在生活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扩大，加之自由主义文化所标榜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批判思潮，导致西德社会产生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意义危机、信仰缺失以及道德滑坡。在此种背景下，政治教育的理论热点和时代主题逐步转向更为宽泛的社会领域，如物质高度繁荣带来的道德问题、现代化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冷战”带来的世界和平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伯纳德•苏特在1980年发表《基本美德:政治教育的目标?》一文，深入阐释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将“公平”、“明智”、“坚强”等德意志传统美德也吸纳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中。文中指出，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会引发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政治教育因其在国家民主进程和公民个人塑造方面的特殊功用而愈发重要。但同时，道德是无法替代的，它始终是一个核心因素，缺乏道德标准的政治教育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政治课和政治教育是关于‘政治’的共同思考，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如果将美德的成分加入政治课和政治教育中，并以此协助学生形成理性判断，就是对政治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6］(P125)。尽管苏特在联邦德国政治教育领域的影响巨大，但对于他所倡导的政治教育“道德化”，也受到学术界的质疑。1984年，西比勒•莱茵哈特(SibylleReinhardt)发表的《价值教育———从右还是左?》一文指出，“政治教育应培养民众这样的认知:政治涉及的不是良心问题，而是利益对比、妥协和生活;形式上的竞争规则是必要的、有帮助的”［7］(P167)。莱茵哈特的这种将“政治”和“道德”划清界限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许多学者也反对在政治教育中加入过多的道德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将利益冲突(政治)上升为秩序和价值(道德)冲突本身就是有违道德规范的。这也表明，在联邦德国，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规律。在这一时期，学术界还深入探讨了后工业时代面临的危机及其对政治教育提出的新挑战。1986年，乌尔夫•普罗伊斯•劳齐茨(UlfPreuss-Lausitz)的《90年代政治教育的前景———一个生成的教育概念的基础》提出，“20世纪末，政治教育面临的环境问题有现代化危机、生态危机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危机，‘冷战’、战争或核战争的可能性，‘工作的社会’的弊端等”［8］(P13)。彼特•魏因布伦纳(PeterWeinbrenner)在1989年发表的《处在进步与风险矛盾冲突中的工业社会的未来》一文中也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已持续威胁着未来人类的生存基础，有鉴于此，“未来问题不应再作为简单题材来看待，而是必须通过目的性的政治教育行为来开展相关教育”［9］(P29)。魏因布伦纳文中指出的“未来问题”，除了能造成毁灭性威胁的化学、生物学、原子核等因素外，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工业社会危机，如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市场饱和、高失业率等等。

三、“两德统一”与政治教育的新思潮

1990年前后，政治教育研究多集中在时事政治和“未来问题”上，技术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以及生态问题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是两德统一后的政治、社会一体化问题无疑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家的热点问题，其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柏林墙”被拆除后，统一的政治教育应如何为推进两部分德国精神和社会融合做出贡献。1991年，汉斯•米塞维茨(HansMisselwitz)发表《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为整个德国的民主负责》一文，把民主教育作为新联邦州政治教育的开端，并指出“在德国西部起作用的民主面临着在东部还没发挥作用的危险，加强东部的民主机制是对此唯一可能的回答”。“必须在东部重新建立政治教育，而且把它作为实际的民主活动。”［10］同年，瓦尔特•加格尔(WalterGagel)的论文《联合———共同的政治教育可能吗?》探讨了两德统一后开展共同的“民主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加格尔对统一前两部分德国政治文化在二战结束后演变发展的状况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过去的40年中联邦德国抛弃了“特殊道路”或“特殊意识”，及在公民文化中的“臣民文化”。联邦共和国定位于西欧，它的历史就是重回欧洲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德人变成了欧洲人，而东部的德国人仍是德国人。但在德国传统的美德方面，如勤奋、宽容、责任感以及纪律性方面，两部分德国的青年之间只存在很小的差别。这种共同的历史传统是统一后在新的联邦共和国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石［11］。但是，加格尔认为在新联邦州推行西部传统的以“冲突”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教学法将遭遇诸多障碍。因为原东德青年很难适应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和矛盾性，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习惯于充满“矛盾”的课堂讨论，冲突文化在他们那里是不可思议的。而在西部，自60年代以来，政治教育就一直在致力于这样的冲突文化方面的教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教育理论界进行了深入探索。1992年，贝恩德•卢德科迈尔(BerndLüdkemeier)和米歇尔•西格尔(MichaelSiegel)的论文《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形势》指出，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传授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对某种政治体系(指原东德)的否定。“政治教育要使人们消除与政治之间的隔阂以及对政治责任的恐惧感，要通过消极的或积极的生活经验培养人们的宽容精神，以期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参与到多数人的讨论中。”［12］加格尔等人关于“两德统一”后政治教育的探讨，也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重心产生了影响。90年代初的一份公告指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目标就是“促进民众对政治实情的认知，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能力，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意识的发展”［13］。

四、结语

教育思想论文篇2

中国教育体制历史悠久，但主要以应试教育为主，这种教育体制教学目标和教学方式单一，不够多元化，并且普遍将分数和升学率视为教学目标。造成如今大量“高分低能”的学生出现，这个现象在如今的高职语文教育中表现的尤其明显。

二、高职语文教育创新的具体措施

（一）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学生不仅是学习的主体，还是课堂的小主人。高职语文教育中要想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改变老师讲、学生听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思考和交流。如教师在讲授到诗歌《再别康桥》时，教师应在其形象上的三美方面做点拨，并重点分析其绘画美，剩下的音乐美和建筑美由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并自我总结，以此培养高职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培养学生质疑的能力

陶行知先生主张教师教学的过程中应充分培养学生的质疑意识，通过疑问带动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因此，高职语文教育中教师应尽可能的鼓励青少年学生提问，真正做到“不懂就问”，尊重和保持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思考和质疑的能力，与此同时，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在预习中学会质疑，用特殊符号记录下难以理解的知识点，从而提出问题，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和质疑问题的能力。通过质疑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克隆的真正含义，结合课本上讲解的内容，也能将相关的知识深入到学生脑海中，提升学生的形象思维，这对于语文阅读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采用创新教学方式

“新”是陶行知思想教育精髓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是其能适用于现代教育，并对教育产生影响的缘由之一。因此，高职语文教育中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采用新型的教学，如微格教学。微格教学是借助现代教育媒体，如摄影机，录像机等，训练型的模拟教学活动。微格教学的具体教学首先应该分析学生，然后确定教学目标，进行概念和礼仪规范理论讲解，案列分析，现场模拟和回放录像进行他评和自评，最后进行教师总结和评价，学生反思总结。如当在学习《巴黎圣母院》一文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参与演绎，通过话剧里的三个主人公形象，让学生强烈的感受到“美丑对比”，形成自己对美丑的评价标准和自己对世界的观点。同时通过微格教学让学生转变为教师角色进行自我评价，然后由教师师辅助学生进行共同评价，发现不足，然后做到有针对性的进行改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四）转变教育观念，进行教育创新

教育思想论文篇3

【摘要题】理论经纬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在一定的环境中沿着一定轨道向着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运动的演进系统，是一个诸要素功能的状态、关系的无限多样性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是一个开放的、非线性、非平衡、动态有序的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本质上是自组织的”。[1]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方法、新途径、新思路的反复实践中发现，制约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关键是教育客体按照教育主体的指导自组织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组织、被组织、自组织的含义

组织是我们这个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人类文明成果有着组织的巨大功劳，人类从一开始就把组织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面对人的教育活动，组织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活动、思维、认识、行为形式。

“组织”既可当作名词(organization)，又可当作动词(organize)。本文研究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思维、认识、行为中的组织，属于动词性使用范畴。作为动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是指安排思维认识、教育活动、社会实践向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演化的过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教育主客体共同确定、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从事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相联系的一系列活动，建构活动、思维、认识、行为的沟通渠道和协调系统，通过各种媒体传播经过整序的各种信息，营造相对持续、稳定的政治环境，建立一个规范的活动、思维、行为秩序，形成科学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认识，为推动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有如下特点：(1)是一种社会活动、社会实践，也是一种思维活动、认识活动；(2)有确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完整的价值体系、理论体系；(3)有精心设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结构和协调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系统；(4)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制约；(5)受教育主客体思想认识水平、能力的制约。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意味着两种过程：第一，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性活动使思维、认识层次上升，并指导行为上水准的跃升过程；第二，是同一组织层次中或同一组织水平上思想政治活动、行为、认识、思维复杂性的增长。当然，在实际过程中，这两种过程总是呈现出交替作用的情形。

组织是一个总概念，按照事物本身如何组织起来的方式，应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组织方式，一种是被组织方式。[2](P.5)同理，按照认识、思维、活动、行为本身如何组织起来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方式也同样应该划分为自组织和被组织两种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自组织”是通过教育主客体自己的活动、思维自发、自主地走向认识、行为组织的一种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被组织”则不是教育主客体自身的自发、自主的思维、活动过程，而是在外部动力的驱动下活动、思维，走向认识、行为的组织过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组织和被组织是组织的子概念，其关系如表1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组织，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整体功能可以明显的大于他的非组织的功能，产生组合效应。然而，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组织概念的认识存在误区，常把组织和被组织的概念混为一谈，而忽略了被组织、自组织概念是同属相同量级的一对范畴，忽略了对思想政治教育中自组织特性的研究。由于这一忽略，导致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教育主、客体只注重以被组织的形式开展或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轻视了教育主、客体的自组织，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主客体对于施教信息大多处于被动、呆板、机械的灌输和接受状态，直接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正确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中组织、被组织、自组织的含义，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表1组织、自组织、被组织的概念关系

总概念组织

含义思维、活动朝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演化的过程

二级概念自组织被组织

含义组织力来自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力来自思想政治教育

主客体内部的组织过程主客体外部的组织过程

典型如在周身被大火吞如听领导传达中央有关文

噬的情况下仍然以坚定的件，其中的所有与会者都

爱国信念支撑着自己，一是被组织地传达或听取报

动不动，直至献出生命。告，组织力来自中央。

组织力来自自身。

二、思想政治教育中被组织与自组织的特点、联系与区别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被组织与自组织各具特点：被组织是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显性施教信息与载体的组织，而自组织则是教育主客体对自己已有隐性信息的组织；被组织侧重对施教信息的组织，是教育主体通过各种活动引导教育客体积极思维、提高认识的过程，自组织则是拥有信息的教育主、客体自发地从思维（即思考）到指导社会活动（即行为）的自主过程；被组织是由外在控制的，由外而内、由上而下的影响过程，而自组织的动力是内生的，是由内而外、由低级向高级的内化过程；“被组织受工业时代线性和机械的组织理论的影响，讲究静态、精确与可控制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而“自组织则受现代系统科学理论的影响，追求动态、模糊与变化”，[3]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组织与被组织，作为同属相同量级的一对范畴，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他们同属于组织，具有组织应有的所有属性；其次，在任何组织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思维、认识、行为中，我们都会看到既有自组织也有被组织，被组织过程中总是蕴含着自组织，自组织过程中也回避不了被组织；再次，自组织与被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可以相互转化。如，听有关方面传达中央文件，是一种被组织的活动和行为，传达者可能仅仅读读念念而已，也可能认真传达，并加以阐述；到会者可能认真听讲，细心领会，也可能开小差，打瞌睡，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活动、思维、认识、行为上的被组织、自组织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

从定义上看，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组织与被组织概念有着严格意义上的不同，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却不一定每时每刻都有明确的界限。如，同样作为教育客体参加一次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活动，都在认真的参与，不同的教育客体会出现不同的思维和认识，活动中有不同的表现和反映，有些人表现得积极主动，有些人则表现得消极被动。关键是，即使都表现得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由于思维、认识的活动形式是隐形的，其中多少程度上是被组织，又有多少程度上是自组织，也是因人的个性而异，因人的认识水平而异，因人的能力而异。

思想政治教育中活动、行为的被组织，大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如：人们到会听报告，参加政治学习，按照要求传达文件精神，按照通知精神参加某次活动，等等。思想政治教育中活动、行为的自组织，在不同场合、地点，不同责任、分工，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有时表现为领导、组织，有时则表现为合作、服从；有时表现为积极、主动，有时表现为配合、被动；有时表现为各抒己见，有时则表现为保持一致。作为活动、行为中的自组织和被组织，其界限较易于判断，教育主体在活动中自组织的程度较高，尤其是具有创新的活动设计，教育主体的自组织程度更高。教育客体在活动中被组织的程度较高，但在活动中每个教育客体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自组织。

思想政治教育中思维、认识的被组织是上一级教育主体向下一级教育主客体灌输、发送的施教信息的汇集，是下一级教育主客体暂时的思维和认识，只有通过他们的自组织，上一级教育主体的施教信息才可能部分乃至全部内化为下一级教育主客体的思想认识，才能指导下一级教育主客体组织、参与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最终决定他们在各项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和实践。作为思维、认识中的自组织与被组织，与活动、行为中的自组织与被组织相比，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则更显重要，更为复杂。作为教育主、客体，在活动、工作中，当思维、认识自组织或被组织成与上级精神相一致时，即使同等客观条件，受教育主、客体自身素质的限制，仍会在活动、工作中出现不同的表现。如：同为教育主体，都领会了上一级党组织的精神，但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把活动、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同时他们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却苦于缺少办法和对策，表现平平。弄清楚思想政治教育中被组织与自组织的特点、联系与区别，对于教育主体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组织规律、研究工作方法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三、被组织、自组织概念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启迪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组织和被组织，作为一对概念范畴，对于我们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方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自组织是思想政治工作在长期演化中选择和形成的优化的进化方式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们的活动、思维、认识、行为是自组织进化呢，还是被组织进化？如果我们知道自组织与被组织的优劣，我们了解自组织的方法和被组织的方法，就会自觉地运用和遵循组织演化的规律，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自组织是自然界和社会在长期演化中选择和形成的非常优化的进化方式”，[2](P.6)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不断探索的试错式演化的过程中，也正在证明着自组织演化优于被组织演化方式。然而在我国，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被组织方式组织起来的，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被组织几乎贯穿于每个人的一生，从幼儿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老年。事实证明，这种长期的、大量的完全被组织、缺乏自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有效性、适应性、持久性等重要组织特性都不够理想。一些受党教育几十年的干部甚至是高层干部在临近退休时出现腐败问题，退休后修炼问题等，足以证明这一结论。

2、运用自组织方式转化按照被组织方式建立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思想政治工作中总是避免不了也不可缺少以被组织的方式去开展工作，如何才能运用自组织手段转化这种已经按照被组织方式建立起来的组织呢？也就是，如何将被组织转化为自组织呢？调查发现，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一些被组织的活动、思维、认识、行为，在其起点以被组织方式被组织起来后，通过一定的调节改造，改变为以自组织方式运行是可以的、可能的，而且只有这样组织，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坚持下去、深入下去。反之，一些一直以被组织方式运行的活动、思维、人事、行为，则在演化中期组织程度越来越低，无序程度越来越大，情况越来越不好。

事实上，的确存在以被组织方式组织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按照自组织方式运行良好的情况。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配置，大多是上一级党组织的决定。这是一个典型的被组织的例子，这个过程的起点是被组织的，是在遵循了干部配置的科学规律的基础上被组织的，只是后续过程存在着被任命干部自身的自组织，但凡前期被组织得好，后期自组织得好的干部队伍就一定能够形成一个团结、有战斗力的领导班子。人民群众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也是一个前期被组织、后期自组织的范例。孩提时代的人们并不知晓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在经历和接受了一系列教育后，随着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随着对社会和世界的不断了解，逐步认识到其重要性、必要性及紧迫性，注重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成为人们的共识。

进一步研究运用自组织手段转化以被组织方式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下运用何种方法，如何进行有效的被组织与自组织间的转换，从而取得最有价值、最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3、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自组织系统中存在着局部被组织的情形

在任何一个自组织的大系统中，对于不同的子系统而言，一旦形成自组织后，即形成一种特定的演化方式，子系统都必然受到这种演化方式的制约。[2](P.7)就好比大江东去，有哪一个水分子能够在总方向上不顺流而下呢？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也是如此，党中央制定了我们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地方各级党委的思想政治工作必然受到指导、支配、控制和组织。关键在于，我们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一旦形成，不管地方各级党委主观态度如何，都必然受到影响、指导，即在自组织系统中必然存在着局部被组织的情况。

自组织中存在的被支配和役使情况与被组织作为整体中的子系统被支配、役使的情况完全不同。自组织中的子系统被支配和役使是一种规律性的支配和役使，一种无形的影响性的支配。如舍身炸碉堡，这种行为本身完全是自组织的，之所以在关键时刻有这样的壮举，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他已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献给了党。而被组织中的子系统的被支配和役使则是总系统硬性的、非规律性的、有形的支配和役使。

4、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自组织意味着创新

科学家已经认同自组织是复杂性的特征之一。因为，通过“组织”，特别是自组织的方式演化，系统才能发展出原来没有的特性、结构、功能，这就意味着复杂性的增长。而复杂性的研究被认为是当代最具挑战性的重大课题。自组织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如果被研究透彻或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就意味着我们对复杂性的性质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借助具有跨学科性质的自组织方法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自组织的规律、特点，对开拓思想政治工作新的视角，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建立与世界复杂性增长同步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5、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系统自组织理论进行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表明，被组织的方法论研究已趋成熟，欠缺的是自组织的方法论研究。这是一种跨学科性的方法论骨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追求的是教育客体的思维、认识上自组织和活动、行为自组织的一致性。可见，能够反映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主要尺度，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组织程度。

20世纪60年代末以耗散结构理论的诞生为先导，系统自组织理论登上了科学的殿堂。接着，70年代诞生了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理论和分形学等一系列系统自组织理论。[4](P.75)世界迎来了系统范式发展的新阶段。以系统自组织理论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的新成果，逐渐形成了建立统一的系统学、探索复杂性的科学新方向，并延伸到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成为当代知识和实践领域关注的热点。

借鉴系统自组织理论，“作一定的移植和改造”，[5](P.10)为我们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系统的方法和手段；耗散结构理论是自组织的创造条件方法论，创造条件使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自发地走向自组织，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需要遵循的一种方法理论；协同学处于一种动力学方法论的地位，依据协同学理论，制定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则，以一定的经验参数进行调节，然后放手让思想政治教育子系统相互作用，产生序参量运动模式，从而推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演化，寻求思想政治教育自组织演化的最好管理方式；突变理论是自组织的演化途径方法论，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在其演化的可能路径方面所采取的方法论思想，懂得何时该采取渐变方式，何时该采取突变方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演化；超循环理论是自组织的结合发展方法论，可以提供一种如何利用社会活动过程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何有效的展开活动、思维、认识、行为之间相互作用并使其结合得更加紧密的方法；分形方法论被称为事物自组织的表达复杂性空间结构及其生成方法论，其可操作性极强，包含的哲理也很深刻，掌握分形理论的方法，对于我们区别整形与分形，把握复杂世界、复杂的思想政治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小威廉姆·E·多尔.后现代主义课程观[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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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娜等.从知识组织到知识自组织[J].天津：情报科学，2001,(7).

教育思想论文篇4

想政治教育学科从1984年建立之初到现在，一直没有自身的范式，所以基本上可以划归为社会学的范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一直从宏观的国家、集体等切入点出发，也取得了理论成就。但是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大环境和人民群众间的小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社会学的范式已经不能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人学转换迫在眉睫。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人学转换是本学科适应时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强，需要以人为本，从每个个体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切合在时展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需要。其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转换，是对旧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超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社会与个人的统一。”以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而忽略了个体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转换更加关注个人，从人的需要出发，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使其协调一致。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范式转换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大调整。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变，上层建筑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任务也相应的有所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向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范式转换，是根据党的指导思想而进行的调整，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科学发展。

2、范式与范式转换概念界定

目前，各类学科中都广泛使用“范式”这一词语。托马·库恩是美国的科学家，它认为：科学研究中大家共同认同的科学成就，而实践共同体也能在某段时间内获得问题与答案，且问题与答案具有代表性，这就是科学研究中的“范式”。这也是最早提出的“范式”。托马·库恩在研究文献中提出：科学发展的历史是由于科学本身和科学革命的相互交替所创造的，科学革命的过程就是“范式”创新的过程。即曾经的“范式”创新后，被新“范式”所取代。通过了解这一理论得知，“范式”能对科学发展阶段进行评判，也可以用来说明某种科学的基础研究方法与本质。范式转换的概念：库恩认为，对于科学历史的考察，需要去研究范式的转换，由于范式的转换会带来科学革命，所以探究科学史，也要去探究科学革命。范式的转换之所以能演变为科学革命，是由于范式转换会创新科学方法，使得它能依据时代的特色进行整体性的改变。库恩提出，根据当前的范式进行科学研究，这是“常规科学”的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常规科学”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常常会遇到一些用现在的范式无法解释的现象，这说明这种范式已经不能去用在新的问题和情景中。因此，对于范式都不能解释的问题，科学家们在进行解读时应该跳出局限，利用革新后的范式对问题进行剖析。所采用的新的范式，便地取代了原有的范式，这个过程就是“范式转换”。库恩认为：任何科学理论体系完善的历史都是范式转换的历史。当这种科学理论体系能够很好的解释和指导现实问题和状况时，它就是相对科学完善的；否则就需要进行范式转换，形成一种新的范式。

3、思想政治教育学社会学范式的转换

3.1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风笑天的译作《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中认为，目前社会学的研究中存在三种最为常用的范式：一是由孔德、斯宾塞和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范式，研究的对象为不同社会单元之间的关系，如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之间的功能依赖关系。他们认为社会是由基于共识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各个单元构成，每个单元都对社会的稳定起积极作用；二是冲突论范式，代表人物为马克思、韦伯等，研究社会组织体系中不同类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认为社会是一个由不平等和冲突驱动的复杂系统，分析任何一个层级、类型的组织体系中不同类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压迫性关系，如世界体系中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男性和女性、组织中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三是互动论范式，主要研究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如何形成结构，结构和人际互动又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从自我、角色定义、角色扮演的角度分析人际互动的一般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对社会学范式的借鉴也来源于这三种范式，尤其是互动论的范式，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对主体与客体的研究范式与互动论相似，都是对人际互动的相互影响的研究。

3.2思想政治教育学社会学范式的人学转换。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学范式，要求我们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从社会学的角度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创新。因此，它表现为我们的某种认知结构或者是某种研究方法。但是，张耀灿提出社会哲学范式对于需要和价值着重进行了分析，这是由于时代特色所决定的，符合当时的国情。但是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一些人口中所说的什么是“无人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是“人学的空场”。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它保证了社会的正常良好运作。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实践的过程，包含在这个社会系统之中。因此，我们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把他放在社会系统的大环境下来看待，不能片面割裂它与其他系统的联系，从社会需求出发，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功能与作用，研究社会需求发生的变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更加好的生存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提出的人学转换是在社会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是符合新时期发展的产物。这种人学转换在继承和发展社会哲学的基础上，对社会哲学范式进行扬弃，吸收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是全盘接受或者否定，是对旧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让理论更加贴合实际，更加符合时代特色，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开发新的视野、寻找到新的思路、开辟出新的话语，总之，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在全面深化中实现超越。“社会本位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的原理，他把人看成是社会中一个分子，社会的组成是人，和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属性不同在于人具有社会性。”其中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归宿。基础是社会，最终的归宿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他们既相互联系，又存在辩证性。只有在基于社会主义理想实现的前提下，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目标的才能得以完全实现。历史阶段中存在许多的点，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仅从一点就推断整个历史，也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两个功能割裂开来，否则必然会出现错误。在历史中出现的某些社会学中的范式，在其时代是符合时代特色的，促进过时代的发展，虽然不一定适合现阶段的历史，但我们不能将范式与其时代性分割开来，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历史的进步。我们的思想认识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进步，如果固步自封，不思进取，那么我们就会落后，被时代所抛弃。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应该以人为本，不但要促进社会的大发展，还要促进人的进步，当双方条件都做到时，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就在社会哲学的基础上实现了突破与创新，是新的人学范式。

4、思想政治教育之范式转换视角下的研究方法变革

4.1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的理论。

风笑天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即社会学相对于其它学科而言，其研究方法是整个知识体系的支撑，也是本学科的优势所在，体现出独有的特色。国内社会学界对方法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对方法的研究和探讨也逐渐深入。风笑天在《社会学方法研究概述》中提出如何使社会学研究方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一是在在政府决策中，社会研究方法要怎样才能展现自身的能力，在他的理念里：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理解学术价值是否存在，同时积极应对和分析应用性范式；二是在社会学学科建设中，社会学研究方法如何表现自身的作用。社会学的责任是要发现并解释社会世界中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并为其他学科提供经验和研究方法。因此，只有对现在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并对规范性事情进行充分理解和探析，才能让社会学研究水平得以快速提高；三是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中，要进一步分析中国化问题。要想作用得以彻底展现，中国化是最终之路。我们不能直接拿来来自国外的方法，相应只能进行不断的学习并引以为鉴。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进行改进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四是在社会学研究中，也要研究方法论问题。方法论直接导致出现不同的方法，至于选择哪种方法，要依靠理论的不同以及现象的差异化来进行合理选择。

4.2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和变革。

它的最终目标就是运用社会学方法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给予充分的指导，理解和分析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使用的理论是社会学理论。在传统的观念里，思想政治教育所关心的是心理和认识因素的影响，并不十分在意社会因素，在提高其水平的上更是很少使用社会学因素。所以说，只有认真进行社会学研究，并对存在的多种社会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进行全盘考虑，在提高科学化的进程中，将会带来很大益处。但是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式转换一定会带来研究方法上的转变与发展，以社会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并不是全部社会学的理论，而是以社会学研究方法为基准，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变革，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自身独有的方法创新，进行拓展和深化。第一，基本理论需更加深化。研究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需确定它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中的重要程度，并与方法划分的客观标准有着直接的联系；第二，研究领域需要继续开拓。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新拓展，如危机干预方法的研究，某些具有突然性、复杂性特点的时间，给思想政治教育学带来新的挑战。在此可以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对政府决策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不只是像社会学一般仅仅提供理论解释支持，而更需要的是在价值观和实效性上提供具体的方式方法；怎样运用网络拓展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发掘更多的教育途径是当前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点，也是一大难题。网络信息繁杂、随意，而规范研究方法是社会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都亟需的自我完善；第三，研究方法应该把理论的、抽象的和实践的、实证的实效性研究相结合。风笑天认为，社会学研究方法指的是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理论研究”的方法，社会学更强调实践结果带给社会问题的收益。在这一点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应该给出逻辑起点、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使学科建设不陷入纷繁杂多的现象而不得要领。思想政治教育学更需要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适应社会实践发展和学术发展的需要；第四，研究方法的拓展应该依据“人学范式”的转换。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上应该更注重人的发展和个人在社会价值中的体现。而不是把整个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5、结束语

教育思想论文篇5

（一）“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

穆济波批评当时的国文教育有三大缺陷，即“与中等教育的根本精神不贯”、“语文混合教学”、“全级六年规划尚未完备”。进而拟定《初级中学必修科国语课程纲要草案》和《高级中学公共必修课国文课程纲要草案》，并指出纲要草案的三大要件是“

（1）本科教学目的在贯彻中等教育的宗旨，反对专一满足本科知识与技能为主的教育。

（2）本科教材与教学计划，绝对采用语文分级教学办法，反对语文混合的编制与兼习。

（3）规定初高两级各年特殊教学标准，矫正历来由教师随意选材不相联络的积习。本此三大要件，拟定上述两项纲要，其唯一之目的在于———养成有理想，有作为，有修养，在重点更教育范围以内，有充分使用本国语文技能的新中国少年。”穆济波深受赫尔巴特“实质教育”的影响，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获得知识，“一言以蔽之，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20世纪20、30年代，内外交困、人心涣散，亟需人文精神推脱思想困扰，塑造新国民，从这个意义上讲，穆济波倡导人文性符合特定的时代要求。但正如朱自清所批评的，“将‘人的教育’的全付重担都放在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似乎要以国文一科教学代负全部教育的责任了，这是太过了。”

（二）“民族生存是教育的中心”

如果说1923年穆济波仅就语文之目的而论争的话，那么1936年穆济波的《民族本位的教育》则是其人文教育思想的完整论述。穆济波对当时的教育痛心疾首，认为当今的教育不是预备完成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自由主义的教育，就是次殖民地化的亡国奴教育。明确提出“今日中国之教育除了以民族生存为本位之教育而外，应该是别无更严重的教育中心了。除了为民族独立革命运动而教育以外，应该是别无更迫切的教育了。”具体到学校课程的设计，他指出“应该特重党义的公民教育即以此科为全盘的中心树立中心课程以联络各科，便其层层比附相互关联，而仍赖此科为完成国民教育之骨干。”在民族危难之际，生存自然是第一位的，教育当以此为第一要务。对学生以课程为载体进行思想教育，注重塑造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感悟、培养学生的人文思维是时代的需要。同时，穆济波认为“必须有中国本位之教育，而后有中国本位文化之建设”，此举正是建设中国本位之教育的重要方式。

（三）“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教育

穆济波明确提出“民族本位的教育，即以维护民族生存为完成其国民教育第一要义。”其本真应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于其中。穆济波深刻认识到少数民族人数虽少，但“他们生活所在的区域有如是其广大国际的关系，又如是其严重迫切。”如何使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经济生活一致向上，促进国族主义的形成？穆济波提出“集团化生活和行动”是一条绝佳的路径，“学校是最好的集团生活训练所在。要贯彻国族主义必须要从小学校起，洗涤他们个人主义的思想，扩充他们的家族观念宗族观念，以及部族观念，铸成国家民族的生存线。是个人永久的生存、国家民族的生命就是个人的生命等坚强的信念，除了整个民族国家伟大的集团生活以外，更莫有他认为最适宜的集团生活。”提出训练各部族的青年子弟，策动全民族间的文化运动，以一种新精神铸成新势力，铸就民族新文化。

（四）“教学不愁无方法，只愁无教学之诚意”

穆济波注重教学方法的总结、应用与推广，指出“最近三四年来中学生国文科知识技能之日渐卑下，未始非国文教师教学无方之所致也。”穆济波在教学中研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即通过“形式的整理”、“组织的分析”、“立论方术之提示”、“记述的写作法”、“内容或形式与他篇之比较”来明了作者立论行文的意义。“形式的整理”即句读、勾乙、校订，穆济波指出：“形式的整理，及研究初步，可由学生提出难解字句，加以参考，或试分章节段落，而教师加以指正，初学始读古文，尚非绝对难事。”“组织的分析”要求总体把握，“分项排列”，以达组织明晰。“立论方术之提示”是将假设、分析、比较、概括、断定等渐次剖析，如此指导“不特学者读文时用思精密，不肯轻易放过，且可养成习惯，使彼应用，造成多数思想健全，论证确当之人材尤为可必。”“记述文字”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图表。如“尚书禹贡，序列九州，可将‘州名’、‘界域’、‘领土’、‘山川’、‘土壤’、‘田’、‘赋’、‘物产’、‘交通’等项列为一表，将九州顺序排列，自可一览而尽。”“内容或形式与他篇之比较”是“将两篇同题目之文运类选及或两篇意义相反之文同时并列，以便比证。”穆济波举例将孟子道性善，荀子论性恶列表比较，指出“此种比较表式，处处针锋相对，可以特别类出两家主张之不同，而于所习篇章，尤能提挈大意。”

（五）“具体到国文科，道尔顿制并不具有优势”

穆济波忧于“吾国中等学校自渐次推行道尔顿制以来，设施如何，成效如何，尚未得一具体报告”，身体力行，积极组织道尔顿制实验班国文教学，实验道尔顿制的优劣。穆济波把南京东大附中初二级学生分成甲、乙两组进行国文实验。经过测验，穆济波最终形成《道尔顿制实验班国文科比较教学的报告》。穆济波在报告中说：“就以上教员和学生所陈述的意见来看，大抵分两派：一是说此制确能救济旧制的缺点，一是说行了此制，教师和学生困难之点特多。但仔细加以研究以上各问题，对于道尔顿制的本身，似无重大问题；对于道尔顿制的方法，或须详加研究，那么困难之点，庶可减少。所以，我对于报告意见之外，又生一种希望。”是否意味着道尔顿制适合所有学科？穆济波经过数据比较，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两组虽同系过半数以上合格，但道尔顿制班终不及非道尔顿制班。”道尔顿制确能保障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教师的工作方便，但具体到国文科，道尔顿制并不具有优势。

二、穆济波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穆济波的教育思想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当时中国具有积极的作用。进入21世纪，在目前的教育论争中仍可发现历史的踪影，穆济波的见解对当今教育问题的认识、解决上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强化人文素养，突出语文学科的人文性

语文作为一种学科，带有极强的人文关怀色彩。今天的语文教育界还在争论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哪一个更为重要，其实这个问题穆济波很早就注意到了，他提出语言和文学的区别，认为两者都不可偏废，语言更多地侧重工具性的作用，文学则被赋予了温暖的人文色彩。这一直影响到1949年以后，高等院校语文都由两门课组成：一个是汉语，一个是文学。语言训练是语文课最基本的内容，但在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中，语言的训练却是片面的、不系统的，汉语的单独开设便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中等学校里单独开设文学课，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也是第一次，对于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和审美判断力的提升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只是到了1958年，汉语和文学重新合并为语文。语文教学的目的除了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熟练地运用祖国的现代语文，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还要讲授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今天的语文教育仍然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只不过不同的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中小学阶段更多侧重的是语言的工具，大学阶段的母语教育则更注重通过作品达到润物无声的熏陶作用。

（二）注重融合互通，践行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目的观

20年代“形式”目的与“实质”目的之争与当今的“人文说”与“工具论”之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工具论”的思维方式是以科学主义为主的，追求的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人文论”的思维方式是以人文主义为目的的，追求的是人的发展。两者的对立体现到教育理论上就是科学主义教育目的观和人文主义教育目的观的冲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又具有互补性，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教育的失衡，进而导致人和社会发展的失衡。因此，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和系统整体论为指导，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才能坚持正确的教育目的观，即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目的观。

（三）加强民族教育，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快速发展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代，穆济波提出“民族本位的教育”，号召各民族青年团结起来促进中国未来的改变。在现时代，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经费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研究、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扶植民族院校的发展；加大对西部省区和少数民族考生的录取比例，提高其文化素养；积极倡导部属院校与省、市属院校师资互派、学生交流等活动；继续做好东部沿海高校与边疆地区高校的对口支援。总之，采取一切措施，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加强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当前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

（四）重视批判吸收，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教育思想论文篇6

杜威的审美教育思想是杜威教育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杜威教育思想的延伸。“教育”是“审美教育”的根，“审美教育”是“教育”的枝。这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融合，共同构筑了杜威的教育思想体系。尽管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没有对审美教育进行直接论述，然而他关于审美经验的论述直接启迪了我们对于审美教育的思考。杜威的审美教育思想和美学理论同样秉持实用主义精神，构建了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美学体系。他认为美是“涉及功利”的，日常的生活经验便是美的萌芽，人们与周围的环境不断互动，不断产生各种形式的“经验”，这些经验就是美的源头，强调“实践”和“经验的积累”。在教育领域，他的“儿童中心论”继承并发展了卢梭的教育观。18世纪的卢梭在阐释“儿童中心论”时指出:人性本善，儿童生来天性趋善，教育只有顺应儿童的自然天性才能成功。杜威在继承卢梭的“儿童中心论”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儿童的成长是不能脱离社会环境的，“受教育的个人是社会的人，而社会便是许多个人的有机结合。如果从儿童身上舍去个人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死板的、没有生命体的群体”［4］。强调美学的实践性和与环境的互动，这一点与他提出的“艺术即经验”几乎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这些教育学理论的诞生与杜威的美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可以说，杜威的美学思想是蕴含在他的教育思想中的，也可以说，在杜威的思想体系中，美学思想与教育思想从来都不是分开的，可以称之为杜威的“审美教育思想”。与杜威的教育理论强调“实践”“经验”一样，杜威的审美教育思想同样崇尚由“完满经验的积累”而产生的艺术。由此看来杜威的审美教育思想和他的教育思想是相容并济的，“教育”是“审美”的根基，“审美”是在“教育”基础上的延伸。

二、杜威审美教育思想的特色

(一)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强调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当今世界审美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命题最早是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与传播学教授迈克•费瑟斯通(M．Featherstong)提出来的。他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在消弭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在这种审美思潮的影响下，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具有审美的特征，周围的一切都可以成为艺术品，一切都可以成为审美对象。杜威美学思想强调了日常审美的重要性。《艺术即经验》一书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杜威认为审美经验源于日常生活的经验，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提炼与升华。在他看来，日常生活经验与审美经验之间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将艺术融入生活，由生活产生艺术，艺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诞生打破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森严壁垒。杜威说:“审美经验的仅有而独特的特征正在于没有自我与对象的区分存乎其间，说它是审美的，正是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合作构成一种经验的程度而言的。在其中，两者各自消失，完全结合在一起。”［5］他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为民间通俗艺术做了慷慨激昂的辩护，他的实用主义精神成为美国通俗艺术蓬勃发展的养分:一方面激发了美国民众参与艺术的意识，并使乡村音乐、波普艺术、拉普艺术逐渐发展为美国艺术的主流;另一方面打破了严肃的美学家把艺术作品放进音乐厅、博物馆的惯例。可以说，美国全民素质的提高与通俗艺术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通俗艺术能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又有着不容置疑的关联。

(二)对生活与艺术界限的突破

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杜威强调美的艺术和实用艺术之间的连续性，审美涉及功利，他突破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壁垒，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论”，强调了日常生活与艺术界限的突破与新的融合。他所论述的经验，既包括人的情感，也包括具体的客观事物，生活中的实践过程、实践对象，等等。他说:“在任何时刻，活的生物都面临来自周围环境的危险，同时在任何时刻，它又必须从周围环境中吸取某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个生命体的经历与宿命就注定是要与其周围的环境，不是以外在的，而是以内在的方式作交换。”在杜威看来，经验就是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生活。而经验里又孕育了艺术的种子，这粒种子是否能萌芽，完全取决于“经验”向“一个完满的经验”的转变。最初的经验是不完整的，只有通过不同的手段，使这种经验获得完满，才能拥有“一个完满的经验”。［4］一个审美经验的获得为下一个审美经验奠定基础。不断地获得审美经验，使得人的生命不断得到完满，人们会因此而感到幸福和圆满。在杜威看来，美的体验不是要与实际目的性脱离，而是“直接而自由地对扩展与丰富生活作出贡献”［4］。用杜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任何实际活动，假如它们是完整的……都将具有审美性质”，“科学就是艺术，艺术就是实践”，艺术具有改造社会、传承人类文明、促进人性完善的审美教育功能。至此，杜威的“艺术即经验”成功地将生活和艺术结合起来，并由此表达了杜威所倡导的人生态度———通过自身实践和积累，不断获得审美经验，使得人生充实、圆满。

三、杜威审美教育思想的影响

(一)审美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联

教育学意义上的“素质”是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通常又称为素养，主要包括人的道德素质、智力素质、身体素质、审美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等”。教育部在《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对此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6］通过审美教育来丰富人的感性、提升人的情感，最终实现感性和理性的协调发展，是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全民素质的提高，而提高全民素质最直接的方法是开展全民素质教育。笔者认为，审美教育不仅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更多的审美机会和审美享受，也为全民素质的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事实上《艺术即经验》一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告诉人们如何通过审美化的生活提高自身素质。杜威的审美教育希望通过引导人们对美的形式进行不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欣赏，从而净化情感，最终实现高尚、自由的人格，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二)通过日常生活审美化提高民众素质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成为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重要的资源，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信息为核心价值而得到发展。”［7］各种庸俗化、快餐式的文化消费正在日渐腐蚀民众的审美。对于这些低俗的文化产品，现代社会中竟然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些东西，并以此为乐，认为这就是美，这就是流行。这让我们不禁思考:我们的审美到底怎么了?在学校教育中，学生的生活与审美被迫分离开来。学生从幼儿时期便肩负各科学习的压力，忙完课内作业还要参加各种补习班，早已经没有时间去满足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更没有精力去体验学习的意义和美好。学习书本带给我们的仅仅只是考试成绩的提高，学习知识只是为了能够在下次考试中考出一个好名次，“学习”这两个字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意味。就当今学校教育来看，我们所谓的“素质教育”手段与目的是分离的，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说过，“审美经验丰富和发展才能使人幸福”。没有圆满的审美经验的积累，就没有素质和幸福之说。笔者认为，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在于让民众提高审美能力，获得审美经验，最终体验幸福。如今看来，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在生命中启蒙阶段失去了积累审美经验、体验幸福的重要时机，这无疑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发展。

(三)专注于审美本身，达到素质教育过程和目的的统一

提及素质教育和审美，在平时的生活中最直接的方法是开设艺术课。在国内许多中小学里，学生跟教师唱唱歌、画几笔画，就是艺术课的全部内容。这种艺术课只重视对学生艺术技能的培养，忽略了艺术教育的最终出发点———丰富的学生审美经验。如此持续下去，学生的思维被格式化，创造能力也必将日渐枯竭。“过程与目的相统一，要你做的事业是你想做、愿做的，这样产生的快乐、自由，正是艺术经验。”［4］艺术既不是高于生活的也不是生活的点缀，艺术存在于生活当中。针对当今国内素质教育过程和目的分离的现状，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让学生的活动目的和手段相统一，让学生的日常经验升华为审美经验。当然这样的审美经验不能仅仅存在于艺术场所、艺术作品之中，而应该更多地出现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才能达成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

(四)审美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恒久性、渐进性特征

教育思想论文篇7

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和思考的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告诫学生在学习时把“学”与“思”紧密结合。同时他还强调在老师的教学中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不到苦思冥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开导他；学生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启发他。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思考的重要性，老师不要包办代替搞一言堂，要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发言的机会。现在我们经常倡导的“精思

博学”、“先学后教”等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体现了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

二、学习和笃行相结合

孔子反对那种表里不一的人，批评那种光说不做的人，讨厌那种口是心非的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即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听到了义不能去做，有了过错不能改正，这都是我所忧虑的。他对学生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他要求学生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多做少说，先做后说，“言必行，行必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对弟子颜回粗衣淡食，刻苦好学，少说多做，一再给予表扬，孔子的言行告诉了我们学习和笃行相结合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提倡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行相统一的原则，并重视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动手能力，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所谓因材施教，是指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说：“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欲劳，教之以恭；好辩论而畏惧，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声，教之以义。”即对嘴里垂涎美味、心里想着安逸的人，要用仁德进行教育；对心里想着安闲身体却忙得不止的人，要用恭敬进行教育；对于喜欢与人辩论但遇事畏惧的人，要用勇敢进行教育；对眼睛看重女色、耳朵好听音乐的人，要用正义进行教育。可见孔子非常注重从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实际情况出发来教育学生。循循善诱是说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老师要善于引导、重于启发，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启发下主动获取知识。据《孟子》记载：有个小孩唱到沧浪河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冠带；沧浪河的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听到后随即给学生说：你们听着，水清则洗冠带，水浊则洗双脚，这都是有水自己造成的啊。在此，孔子意在启发学生要自我修养，自我提高，自我成才。他所倡导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一直到今天还被我们奉为珍宝，视为经典。

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非常重视在教育的过程中老师“以身作则”的重要作用。他曾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教师只有以身作则，坚持温顺、善良、恭敬、简朴、谦让，才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他以身作则的教育思想和行为，为后来的教育家所重视和推崇。美国的教育家布尔纳鲁说：“教师是学生可以视为榜样并拿来和自己作比较的人物。”乌申斯基认为“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而我国教育界对老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作用更是强调有加，提出了“言传身教”的教育理念，可见各国各代的教育家是多么看重老师的表率作用，也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时间之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这是其他任何教育思想流派所无法比拟的。

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提起孔子的这八个字，可以说路人皆知，更是被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奉为经典。其实孔子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本人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典范。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谦逊、好学的精神令人钦佩。他曾在陈国、蔡国交界处受到困窘，坐在简陋的席子上，一连七天粒米未进，然而读《诗》、《书》，习《礼》、《乐》不休，还谦虚的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至今听来，还让人动容。孔子还是“乐教”不悔、诲人不倦的榜样。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诲人不倦的忘我精神，被弟子们大加赞扬。亚圣孟子还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作为人生的“三乐”之一。孔孟的“乐教”精神其出发点虽然是企图改革贵族政治的需要，来自其实施“仁政”“德治”的政治要求，但也反映了他好学上进、热爱教育的精神，反映了他对弟子们强烈的责任心。这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伟大教育家所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也是社会发展对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迫切要求。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博大精深，短短的论述只能是管中窥豹、走马观花，尚有许多方面未能提及。我们新时代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对孔子的教育观要加强学习、加深研究，吸取其精华，并结合新时代的需要和实际情况，落实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充实自我、关爱学生、科学有效、献身教育，从而走进理想的教育，实现教育的理想！

教育思想论文篇8

人文教育可以加强人文知识，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加强人的精神思想教育，两者的结合让大学生清楚地认识自己，通过进行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让大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塑造大学生的人文精神。素质教育中人文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最新的思想规范，更新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观念，让大学生接触到从思想教育中认识社会，促进大学生思想的解放。思想政治教育以人文教育为基础，人文教育，以人文精神教育为基础，人文精神教育将人文知识作为基础，同时人文知识，让大学生关注生命，尊重人的生存价值，清楚地认识社会和世界，形成良好的价值观，促进自我发展。而思想政治教育又是人文教育的组成部分，在进行人文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向大学生进行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者是相互融合，互不分离的关系，均是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影响，属于高校教育中的德育。但是两者的性质和体制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人文教育是为大学生提供文学、艺术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全方面、多视角的人文知识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是向大学生提供马克思哲学、理论学等相关的理论知识，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为基础构建的一门学科，具有明确的思想政治目的。虽然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关系，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共同实现素质教育和品德教育。

二、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结合

首先，将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在一起，是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教育发展的要求。我国的学校教育一直是以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为主要教学目的，而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品德教育，进而导致大学生进入社会或者在学校中出现一些不良的道德行为。随着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素质教育、个性发展、品德教育等受到了关注，国家进行的教育改革，将素质教育、学生的个性发展、品德教育等加入到教学目的中，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坚持以人文本的理念，促进大学生的个性发展。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可以对当前大学生的知识教育现状进行改善，并对大学生进行思想、个性、品德、素质、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和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其次，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结合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点的产物。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意识方面的教育，促进大学生人格的塑造，同时也适应大学生的成长特点。大学生思想方面的教育部分领域，所以语文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结合，可以帮助大学生形成一个良好的思想意识，从教学育人的角度出发，促进大学生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

最后，在大学生教育中将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在一起，有助于高校教育教学发挥更好的时效性。对当前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人文教育增加色彩，为专业知识教育增加色彩，使其不再教条化和书面化，让大学生更加容易地接受学校的教育活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文教育，在我国古代具有影响力的儒家思想，就是人文思想的重要体现，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文教育的出发点，重点对人的品格、人性、道德、修养进行培养，当代的人文教育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将我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和人文精神进行弘扬。而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等思想精神的教育，将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在一起，是当前大学生教育下的产物，促进高校教育时效性的发挥，推动大学生个性发展和素质教育的有效进行，因此需要将语文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在一起。

三、人文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体现

教学目标的统一性，教学内容的融合性，教学方法的互补性以及教学功能的相通性，是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虽然如此，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在教学内容侧重点和价值取向强弱上还是有不同之处，但是人文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多的启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教育中有着相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功能，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侧重点和价值取向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人文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很多的启示。在当前高校大学生教育中人文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进行的主要体现有：

（一）人文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中责任感、使命感、道德感教育的基础

人文教育可以促进责任感、道德感和使命感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依靠人文教育长时间积累的人文知识、人文文化以及人文精神，在社会道德和情感的基础上，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提高其责任感、使命感以及道德感。不管是学习何种专业的大学生，都要认真学习自己祖国的文化和历史，通过学习了解和体会祖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博大精深，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将道德主义精神植入大学生的内心，使其将个人融入到祖国的发展中。

（二）人文教育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中情操、人格等的形成和锻炼

人是世界上情感最复杂的动物，在其情感中有个性也有共性，大学生是国家发展的未来，是年轻一代，他们的情感非常充沛，有旺盛的精力，但是大学生的阅历少，他们的情感过于稚嫩，对其进行人文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形成积极的、健康的情感，将大学生的情感调节能力进行提高，在人文知识人体系的前提下，形成一个健康的价值体系，追求人生的真善美。

（三）对大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目标一样，让大学生形成健康的、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大学生是即将进入社会的一个群体，在其进入社会之前需要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世界观等的教育，让大学生在面对一件事情时，可以理性对待，避免进入社会出现一个极端的行为和情感。让大学生学习国家发展的历史，正确处理个人和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形成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结语

教育思想论文篇9

分斋教学是中国古代教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创新。所谓分斋教学，指在同一学校内分设经义、治事两斋。据《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记载：“…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胡瑗创立分科教学和选修制度，第一次将实用学科和儒家经典放在同等地位上，可谓是开历史先河。这种教学制度得到很高的评价，清初的颜元在执教漳南书院时，将胡瑗的经义、治事两斋扩充，发展为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六斋。可以说，漳南书院直接借鉴了“苏湖教法”的教学方法，更是对胡瑗的分斋教学的扩充与发展。

二、颜元对胡瑗实用教育思想的发展

颜元在继承胡瑗明体达用的教学理念上并有所发展，其实学教育体系也反应了社会的需求。下面主要从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进行简要分析。在教学内容上，颜元的实学教育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广泛。总体来说，胡瑗的分斋教学，经义重理论，治事重实践。而颜元倡导的实学教育，“六艺之学”是其主要部分，六艺之学不仅指六艺，还增加了新的内容，他在《习斋教条》中明确指出：“凡为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予虽未能，愿共学焉。”颜元对教育内容的一大改革在于把自然科学知识正式列入教育内容，这从他对漳南书院的课程设计中可窥一斑。其课程设计不仅涉及水利、冶金、地理、管理、军事、农学、工商等自然学科，还包含了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并大量引入自然科学知识，给传统儒学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此外，颜元重视体育教育。在漳南书院中，建立了运动场，学生经常进行习射、举石、击拳、习刀等体育训练。颜元对体育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关于教学方法，除传统的讲习、商辩外，颜元确定了“习行、习动”的教学法。他反对静坐读书，提倡习行，强调从实事中求知识，躬行实践，“学而必习，习又必行”，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学问，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颜元主张动，反对静，认为静有损人之身体，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长此以往，使人的心智受损，最终厌恶世事，或遇事则茫然不知所措，因此，颜元主张教育的“动”，希望以动代静，改变古之陋习，扭转学风，强调学以致用，来培养出利国利家的具有实德实才之人。

三、结语

教育思想论文篇10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多种多样，各校做法不一。但如何更加适合自身实际，发挥自身优势，形成自身特色，值得研究。事实上，学校需要部队的优良作风熏陶学生成长，而部队特有的优势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确有帮助。大学生预备役也因为契合了学生需要，融入了军营文化，经过了摸爬滚打，从而具有不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1.契合了学生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更具针对性。把大学生编入预备役，是把青年学生渴望对国防、对部队的了解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抓住学生向往“绿军装”的心理，用部队特有方式教育学生。大学生普遍关心国防事业，向往军营生活，从小就觉得军人十分神圣伟大。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对部队的钢枪铁炮充满了好奇，对舞刀弄枪充满了渴望，对军装的橄榄绿充满了遐想。因此，多少人“做梦都想当兵”。然而，传统的新生军训时间太短，学生才刚刚适应军营生活却又匆匆结束。怎么办？变军训短期教育为预备役长期教育是一个好方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学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削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甘于奉献、耐得住寂寞的人越来越少；当代大学生以独生子女居多，平时在家里比较娇惯，在学校自律意识差、自理能力不强、合作意识差、怕吃苦。通过怎样的教育可以改变他们身上的缺点，养成良好的精神品质和行为习惯？经过长期的摸索，在驻渝部队和学校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找到了一条新途径：即通过大学生预备役这个准军事化的熔炉，“熔”掉大学生的“娇”“骄”二气，“锻”出综合素质高、适应能力强，艰苦奋斗、乐于奉献、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优秀大学生。

2.融入了军营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更具生动性。军营文化是从军队的任务和特点出发，在军营内部形成的要求军人共同遵循的政治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奋斗目标，以及为反映这些文化特质所制定的纪律和规章制度等。军营文化是先进文化、创新文化、战斗文化、群众文化，军营文化洋溢着阳刚之气、阳刚之美，是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效载体。优良的军营文化可以改变学生的做事态度、生活作风，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树立正确的苦乐观。这些都是当代大学生特别是独生子女大学生最缺乏却又是最需要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是独生子女，从小比较娇惯，养成了不少坏习惯。为了改掉这些坏毛病，父母、老师的良苦用心常常使他们产生逆反心理。但是因为他们向往军营，所以当他们亲自走入军营，浑身浸染在军营文化之中，体味到“军人”二字的真正含义时，就会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那份责任和担当。这时对他们来说，“汗水也是兴奋剂”。预备役军人都是预任军人，平时是学生，一旦穿上军装，首先是“军”，是保家为国的一员；其次才是“人”，是血肉之躯的子女、学生。这种意识强烈地驱动他们改掉坏毛病，以昂扬的精神面对生活。

3.经过了摸爬滚打，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实践性。网络媒体时代，道德教育的可接受性和有效性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任何教育进入不当都是无效的。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没有什么比亲自体验的效果来得好。陶行知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把大学生编入预备役，融入军营生活，在摸爬滚打、令行禁止中学习，教育因其实践性、生活性而实效明显。改革开放条件下成长起来的90后大学生们，享受着幸福生活，却没有经历过什么风吹雨打，这容易造成他们不懂得珍惜。比如一些人学习动力不足，上网游戏入迷，理想信念淡漠，基础文明欠缺，人生观、价值观错位，稍有不满动辄自杀轻身。这些问题的纠正，靠传统的说服教育往往苍白无力，而让他们到军队中去摸爬滚打几个月，回来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用说不用教了。预备役学员在写参训体会时几乎人人都写到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中杰。”他们说：“与其说这是锻炼了身体，感受了军人生活，不如说净化了心灵，升华了价值。”说得多好！如果你读到预备役大学生们写的体会文章，一定会从心底体验到一种振奋。

二、大学生“预备役连”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在长期军事训练生活中，预备役同学们顶烈日、迎大风、冒暴雨，经受住了各种自然条件的考验，也经受住了思想意志和组织纪律的考验；全校学生以预备役同学为榜样，以点带面，带动了校风学风好转，促进了核心价值教育。

1.增强了爱国主义荣誉感。参训预备役学生为优秀的军营文化所感动，特别是部队官兵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坚定立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令行禁止、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铁的纪律，都深深影响、时刻激励着他们。正如他们所说：在军营里，我们感受到当代军人无私奉献的博怀，他们时时处处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用崇高的思想、模范的行为感染和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理解了军人的崇高和伟大，纷纷表示要严格要求自己，刻苦训练，努力使自己将来成为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忠诚卫士。大学生预备役，培养了一批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

2.增进了集体主义荣辱观。预备役训练过程也是对参训大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过程。训练中，每位同学都能时时处处关心集体，自觉维护集体荣誉，他们深刻认识到，训练中自己的表现直接关系到所在班的成绩，关系到学校的荣誉。把自己与集体联系起来，使他们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命令听指挥，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去。为了集体荣誉，在训练中相互帮助、彼此鼓励；为了集体荣誉，在队列、军体拳和拉歌比赛中，不同系科的同学团结协作，共同努力；为了在拉练中不掉队，男生扶女生，体强的扶体弱的，有力气的扶没力气的，互相鼓励，拼尽最后一口气，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集体争光。经过训练，同学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团结就是力量，没有集体就没有个人的一切。

3.提高了遵纪守法自觉性。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和铁的纪律给预备役参训学生上了一堂严肃的组织纪律教育课。他们对军队严格的纪律约束经历了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不习惯到习惯、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在整个高强度、长时间的训练过程中，同学们能够严格按照部队的条令规范自己的言行，内务整齐划一，训练中出错喊报告，并从成百次的立正、稍息口令中体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有效地消除了他们平时自由散漫的作风，从因为严格遵守纪律而取得训练成绩的喜悦中回味遵守纪律的必要性，从而提高了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4.促进了军营文化延伸。以大学生预备役工作为契机，广泛加强了对全校大学生的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多次邀请部队的功臣、模范到学校作专题报告，邀请高炮三团的领导为在校大学生作和国际形势分析，普遍提高了同学们的国防意识；围绕“高校国防教育月”“国防教育日”，以及“国防体育节”，通过图片展、演讲赛、辩论赛、国防知识竞赛、电影展等，加强大学生国防观念，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结合传统节日，组织学生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革命老区等，切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同时进一步提升预备役成员的素质，让大学生预备役工作成为学校工作的增长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