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论文十篇

公共经济论文篇1

1.1公共利益的内涵

公共利益，作为与私人利益相对比的概念，其定位于社会中所有社会主体的共同利益。“公共”一词，在《汉语大辞典》中解释为“公众的”、“共同的”，从词义本身出发，公共是相对于个人的，具有不确定性、动态性的抽象概念。对于“公共”的界定，在大陆法系，德国学者洛厚德提出了“地域基础理论”，纽曼提出了“不确定多数人理论”，他们都意在强调“公共”应为“大多数人的”。何谓利益？庞德认为利益是“人们个别地或通过集团、联合或亲属关系，谋求满足的一种需求或愿望”[1]33。耶律内克认为，利益是一种离不开主体对客体之间所存在某种关系的价值形成，是被主体所获得或肯定的积极的价值[2]。我国当代学者胡建淼、邢益精在考察众多对利益内涵的见解后，认为对利益内涵可达成的一致性为利益是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一种价值判断[3]，利益的表现，侧重于人的主观意识范畴。至此，经过上述分解概念的阐述，可见“公共利益”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台湾学者陈新民将公共利益概念的不确定性归因于公共一词的模糊定义以及对利益价值的固定成型难以把握。

1.2公共利益的相关定义

公共利益内涵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采用不同的视角，对公共利益的概念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见解。学者余少祥在对西方法哲学中公共利益概念进行解析时，简单梳理了西方法哲学论著中对公共利益定义的五种主流观点，分别是“不存在说”、“私人利益总和说”、“公民全体利益说”、“多数人利益说”以及“目的性价值说”[4]。功利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英国人边沁在理解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将公共利益界定为某种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5]。社会中个体利益的总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美国社会法学家庞德认为，公共利益是“包含在一个政治组织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一组织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6]。美国学者博登海默借助了文明的概念，认为对于文明事业的追求使个人能够过幸福满意的生活，以此吸引个人做出贡献，而实现这种文明的社会生活的基础和条件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为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外部界限[6]。李昌麒教授将社会公共利益界定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这里所指的“广大”，包含范围与时间的“广大”。从范围上来讲，又分为全国性与地区性的，以特定法律、法规适用的区域界定其外延。从时间上来讲，此种广大涵括了在地球上生活的当代人与未来的人们[7]。学者冯宪芬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产生的新型利益形态，是社会公众基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企求满足的要求、愿望或需求[8]。综上可知，虽然公共利益作为一个不确定性概念难以对其进行十分清晰地界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也存在较大的争议，但笔者认为，经过总结归纳仍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共识：第一，公共利益受众对象与内容的普遍性，虽然存在着整体、个人总和或者多数人的争议，但公共利益的公共性必定有其广泛的承受对象。第二，公共利益是可变的或者动态的。因为随着时间、环境等的变化，人们现实的需求、愿望也会变化，变化的视角会使得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无法固定。第三，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或社会价值性。这种利益应为广泛的受众对象所认可，保证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享有社会发展进步所取得的成果。

2经济法与公共利益

对于公共利益的研究，我国主要集中在宪法、经济法和行政法等部门法层面进行探讨。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中，公共利益是频繁出现的法律概念。在法律文本中，“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社会整体利益”这些概念都与“公共利益”相近似。笔者认为这些概念并无本质区别，在经济法领域中学者们也将其一并使用，因此，本文将这些作为同一概念。但它区别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公共利益与其他利益有什么关系？公共利益之于经济法的特殊性又是什么？探析这些问题对于把握经济法公共利益及其识别标准具有基础性作用。

2.1经济法中公共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

2.1.1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

个人利益是一种以独占性或者非共享性为特征的利益形态，但任何一种个人利益的实现，都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在社会交往中，个体若想在共同生活中获取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和条件，则需对公共生活中的“公共事务”进行认知与认同。由此产生了“公共需要”，其能保证个人利益的实现，而这种公共需要的满足就是公共利益[9]。因此，个人利益的互动是公共利益出现的契机。社会利益寓于个人利益之中，而个人利益则彰显着社会利益的要求，是社会利益在每个个体身上的利益表达，同时受到社会利益的约束[10]。社会利益之于个人利益，并不是一种简单存在，而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与强度。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二者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同时公共利益又制约着个人利益，有时在二者的冲突中，公共利益可能压制个人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但各种利益形态的冲突并不存在尖锐的矛盾，相反，正是因为对利益的重要性的估量，使得实现保障公共利益，最终保护个人利益。比如在保障消费者利益、保障环境权等普遍的公共利益时，最终受益者也是个人。

2.1.2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独立于公共利益的利益形态。国家利益的主体是国家，国家利益一般是指基于国家权力、或领土而产生的利益，国家利益的内容是有限的，因此与公共利益不能等同[4]。国家利益与国家紧密联系，侧重于政治性；而公共利益的利益主体为不特定的公众，侧重于社会性。在某些情况下，从国家利益出发会有碍于公共利益。但也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从根本上讲具有一定的一致性。统治阶级的利益往往关乎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在一定情形下会出现重合，比如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加强社会保障等。

2.2公共利益之于经济法的特殊性

李昌麒认为，经济法的本位思想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这是经济法所立足的理念基点与价值追求，公共利益是经济法所定位的保护目标与中心指引[11]。江帆认为，公共利益原则是经济法的重要原则，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对特定人格进行限定与保护，调整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社会关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社会的安全和效率[12]。传统民商法始终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其实质是对个人利益的确认和保护；行政法则以国家为本位，着重保护国家利益。二者虽然也承担着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但都未能提供直接的保护。学者冯宪芬认为，经济法正是由于出现了既有法律部门所不能调整的新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后，为了满足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保障而产生的新的法律部门，因此，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的历史使命[13]49。笔者认为，在经济法中，公共利益是经济法予以保护的首要利益目标和优先考量对象，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公共利益这一范畴将干预者与个体相结合，以这种利益形成的诉求，带动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出发点，在经济法中占据根基地位。

3经济法上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

3.1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

李昌麒、陈治认为，公共利益来源于主体间利益的协调，为不确定的多数个体所享有，其与个人利益的边界是变动的。在公共利益的考辨中形成的逻辑关联为：国家以社会利益为价值追求，是对社会成员满足其自身具体、现实的利益需要的回应，在规则之外综合各种政策分析、价值观念与道德评判因素等介入经济生活，以此实现实质正义。公共利益形成于市场自身发展、社会群体理性判断、社会群体总结经验、社会权威干预等[14]。公共利益由经济法保障，有着自己独立的法律诉求。经济法中公共利益的特征为：主体的广泛性、内容的社会共享性和经济性、生成价值的社会合理性、确认的程序正当性。经济法的本质与公共利益的特征决定了经济法中公共利益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的整体安全、社会经济秩序、实质正义和社会性责任[13]64–72。笔者认为，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于经济法公共利益界定上稍有分歧，但通过对比上述公共利益的表述可知，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都被作为基本价值诉求，以满足广泛的社会成员的正当的现实利益为目标。而且，由于公共利益概念本身的特性使得学者们选择的界定方式和标准相似，都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着手把握经济法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合法性。

3.2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

如前文所述，经济法中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现阶段公共利益理念在经济法领域内的实施贯彻不尽人意。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公共利益被滥用，各种假借“公共利益”之名损害个人利益的现象层见叠出；而且，公共利益的功能和作用被虚化，比如社会公众的环境污染难以得到救济，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难以纳入司法保护之中等。由此可知，经济法在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过程中遭到阻碍，制约公共利益发挥基础作用的各种因素不断出现。所以，识别公共利益，即如何把握公共利益内涵，保障经济法中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刻不容缓。

3.2.1实体标准

（1）以价值判断求解公共利益。从实体的角度对公共利益的内涵、特征等进行把握，是一个价值选择或者价值判断的过程，即诉诸公共利益的观念对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评价和取舍。而在这个判断过程中，需要明确判断、认定公共利益的主体和标准。李昌麒、陈治认定，判断的主体是作为外力介入的干预者，包括立法层面利益平衡状态的梳理及执法与司法层面的个案衡平；判断的标准即依据什么原则来确定它们各自的分量，进而作出选择抑或放弃利益的不同抉择。通过李昌麒、陈治的阐述，可将识别公共利益的价值准则归纳为：特定时空的社会生活条件，依据特定时空条件所呈现出的利益要求的缓急轻重之不同程度作出符合这一特定条件的利益判断；价值序列或利益层次，通过利益之质量或利益之相对标准将不同主体的利益满足程度置于不同层次，进而判断不同的利益取向；价值准则的多元化，其主要为效率和公平，通过价值标准间的协调（选择优先考虑的价值标准），实现利益主张衡平进而决定社会利益具体内容；价值准则的相对性，让法律制度中的价值得以恢复其原本具有的可争辩性，整合相互重叠或彼此冲突的人的预期或期望；价值准则的开放性，通过法律实施持续充实价值准则的内容，以此保证价值准则适用且合理[14]。（2）以“类型化”方式识别公共利益。价值选择过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寻求价值共识遭遇现实困难，因此学者们转向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他们认为公共利益类型化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界定和保护公共利益，有利于指导和规范公权力的行使。也正如有学者所称，一个先验的公共利益概念是不存在的，一切只能依靠立法者的“创制”。立法者是以概括的“价值观念”予以立法，从而提供识别公共利益的路径。关于公共利益的立法模式，境外的立法例可以概括为三种：一是以美国、法国等国为代表的概括式，即仅在立法中概括规定公共利益的立法模式。二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列举式，即详细列举公共利益的范围。三是以台湾为代表的折衷式，即一方面对公共利益做出概括性规定，另一方面列举公共利益的范围[15]。笔者赞同采用概括加列举的折衷式。因为，列举式虽然有利于把握，但其不能穷尽所有的公共利益；简单概括式的实质意义是“兜底”，其作用是弥补列举的不足，同时增加法律规定的弹性。将二者相结合，能够在完善公共利益类型的同时，满足公共利益的动态性。

3.2.2程序标准

在现实生活中，根据实体标准识别一项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是比较复杂且难以驾驭的，有时可能没有绝对最优的答案。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制度设计会牵涉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界限，不同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公私间的适度分割与协作，此外还会关系到政府系统内部的分权与纠纷解决机制等。由此可知，从实体上判断的复杂性和其本身的相对性，使其需要程序机制进行弥补。我们需要一种程序系统，当公共利益的主张对私人实体利益进行限制与克减时，适用该程序系统来保证这种限制与克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16]。人们在程序问题上达成共识是理解和把握公共利益的良好方式，这样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1）以事前审查程序识别公共利益。认定公共利益是一个利益诉求者进行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重点是让程序参与者能进行充分沟通，使得公共利益的代表人与代言人在其法定权限内真实地、全面地、公正地认定公共利益。有学者提议可以借鉴美国和法国的做法，设置一个能够捍卫和保障代表的议事机构。笔者赞同这个建议。笔者认为，这个机构必须以科学的调研和论证为基础，同时可以委托独立专业的社会中介机构一起完成调查程序，初步确认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范围和目的。在初步认定程序结束后，为了保证利益诉求者的参与和程序的公开透明，应增加通知程序、完善异议程序和听证程序，听取和征求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对人的意见，“如采用网络、媒体、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17]，以此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意见表达权。这样的决策过程，有助于保证最终获得民主、科学和正当的决策结果。如果不符合事前审查程序，则不符合经济法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也就不能认定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2）以事后司法救济程序识别公共利益。除了建立事前审查程序识别公共利益，完善事后的司法救济程序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对公共利益进行程序控制时，要始终坚持公平补偿原则与事后权利救济原则，特别是在公众意见较为集中、民怨较为突出的公共领域，如土地征收。在现代法治国家，我们需要司法权力作为第三方，最终在法律上解释公共利益，否则，公权力组织与公民个人之间必然会在对公共利益内涵界定上陷入无止境的争论，而个人往往又会因其弱者地位而身陷不利境地[16]。笔者认为，我国应加强公共利益认定的最终司法审查机制，充分保障权利人的救济权利和公共利益的目的合法性。当社会公众对公共利益目的有异议时，司法救济机制能够赋予其法律上的救济权利，如申诉权、补偿权、诉讼权，由此在制约政府滥用权力的同时，也能为公共利益的识别提供有力支持。在司法救济程序中，可以针对受益人的范围及利益得失作综合分析，认定是否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现实利益或愿望，最终认定和维护一种可确定的公共利益，这对虚化公共利益的现象起着克减或限制的重要作用。

4结语

公共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乡村公共经济；内涵；困境；重构

乡村公共经济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整体经济向纵深发展。发端于计划经济解体时期的我国乡村公共经济，因其与生俱来的自上而下的独断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不可及性等，决定了目前的乡村公共经济模式是无法解决由于它自身的原因而产生的“三农”问题的。这就对乡村公共经济提出了重构的要求。

一、乡村公共经济的内涵分析

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是乡村社会合理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内容。传统的财政理论及现有的公共财政理论往往只强调政府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着眼的是政府收入和支出等财力的运作过程”，因此，此前的乡村公共经济其实就是乡镇财政的活动范围。涉及到乡村社会时，传统财政学的着力点更多地放在了如何帮助县、乡财政摆脱困境上去，而无暇顾及各级政府应当为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这一“公共活动”。

随着西方财政学及公共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仍然以政府活动为基本标志，但已经延伸到与政府相关的其他公共活动”上。这一界定使得传统财政学所无法涵盖的诸多与政府职能相关的公共活动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据此，我们把“乡村公共经济”定义为乡村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公共经济活动。它包括公共财政和乡村社区财务两个主体部分。和其他层级的公共经济一样，乡村公共经济的活动范围也要以市场失效为基本标尺，即只有当乡村居民无法在利益驱动下自行生产某产品或自行生产该产品存在免费搭车等情况，而这些产品又为乡村居民所需时，才需要乡村公共经济组织的介入。

“乡村公共经济”这一概念拓展了传统财政学所无法涵盖的研究领域，更加关注政府和其他公共经济组织如何形成合力提供公共服务。在实践上，这一拓展对于解决乡级财政目前的尴尬处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乡村公共经济的困境分析

我国目前的乡村公共经济主要是由代表政权组织利益的乡镇财政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而乡镇财政正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并且由于财政收支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而逐渐失支去物质依托和制度支持，乡镇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上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问题。由于制度的安排，乡镇财政自从1994年分税制实行以来就一直处于“要让马儿跑，不给马吃草”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依靠体制外筹资；另一方面，乡镇政府为谋求自身的生存而把乡村公共经济演化为“乡镇财政的经济”。这种双重压力严重加剧了乡村公共经济和“三农”之间的紧张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乡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加重农民负担，使“三农”问题进一步恶化该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它的不规范性和决策机制的自上而下性。乡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使得作为供给主体的政府加重农民负担有了“制度”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体制外供给表现为没有一套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规则，农民过多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此外，对于已经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主体的农户而言，体制外供给使得他们对于负担加重的敏感度上升了。如果这时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又不符合农民的需求，农民的对抗情绪就会特别突出。近年来农民上访告官的现象大多是由这一因素引起的。

(二)乡镇机构改革不到位。导致机构膨胀、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和政府不经济首先，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过多，导致刚性财政支出不堪重负。据有关史料显示，我国历史上需要财政供养的人与普通百姓之比，两汉时期为1：945，唐朝为1：500，清朝康熙时期为1：91；新中国成立之初为1：600人，1978年约为1：50，而目前却是1：34。经济越是落后的地区，财政供养的人员往往越多。

其次是“政府不经济”。由于财政困难，乡镇干部把工作重心都放在了“要钱、要粮”上，稍有事业心者，便把精力投放到如何促成所辖区域内的工业尽快上马，但在可行性调查方面又考虑不足，因此，工程尚未竣工就倒闭的事屡见不鲜。

(三)乡村社会内源不足。外援匮乏

对于乡村社区而言，所谓走“内源”发展的道路指的是最大限度地、可持续地利用乡村社区本身具有的资金、技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然而，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的原因，我国的乡村社区不论物质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相对贫乏；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必然导致资金严重不足；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匮乏则更多地是由于农村基础教育贫乏和“人往高处走”这一理性选择的结果。

由于村集体积累的“空壳化”，有些村庄对公益事业的内需只能靠外力来启动。然而，由于乡村社区自身“造血”功能不全，由外力启动的公益事业往往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这是因为“外援式推动充其量只能改变村庄经济的量的形态，而无法改变其固有的逻辑形态”。因此，外力一旦消失，村庄即刻又回到“无为”的小农经济状态。

三、“三农"视角下重构乡村公共经济

当前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组织，解决目前乡村公共经济方面存在的基本问题，为乡村提供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已成为施政者的当务之急。为此，笔者以为应当在增强外援、挖掘内源以及促进乡村社会组织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做好文章。

(一)增强外援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财政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维持：一是向下收取税费，将财政负担转嫁给农民；二是向上谋求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三是由本级负债解决。我国近年来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已经基本上切断了基层政府的第一条财路，第三条则由于基层政府负债过多，降低了公信力而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那么，怎样才能走好剩下的唯一出路呢?

这里首先要涉及到基层政权应该止于哪一级政府的问题。如前所述，乡镇政权已经失去了继续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首先要解决的是代表政府履行职能的乡村公共经济组织的去向问题。为此，我国理论界提出撤乡并镇、转化为县级派出机构或乡政自治的思路。在此基础上，根据财权、事权及公共产品的性质合理安排各级公共财政在支付农村公共产品中应当承担的比例和范围，改变目前转移支付政策目标不明确、定位不准确、支付形式偏多、结构不合理、资金分配办法不规范、转移支付力度不够和调节功能微弱等问题。

加大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能只重视投人量，更应重视资金的使用质量。尽管我国2004年财政投入农业部门的资金已达2000亿元，可是其中70％都没有用于农业生产，资金更多是被各级财政和其他事业部门截留、挪用而产生了严重的滴漏现象。“重质量”，这意味着应当保证资金足额流入农业生产领域。多年来，我国财政资金的层层下拨就好像水源流经一条长长的干涸的沟渠。如果能让财政支农资金通过“绿色通道”直接进入具有健全民主制度的“三公开”的乡村社区财务，那就可能将无谓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其次是促进城市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全方位地对农村进行反哺。这不是要和目前轰轰烈烈的乡村城市化背道而驰，而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应当尽快改变绝大多数农业技术研究人员和技术滞留于城市实验室和办公室的局面，让其尽快“下乡”，其中，政府的政策推动和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推力。

近年来出现了城市居民下乡以及在城里有了一定积累的农民工回到农村开拓事业的现象。这是城市自发反哺农村的一个典型例子，它与早期的乡村人才流失相向而行。乡村政权组织应当充分利用这一趋势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和专业化耕作的发展步子，并协同乡村社区组织充分利用回流的财力和智力，提升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和农村人力资源，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挖掘内源

历史事实表明，政府每给农民松一次绑，农村经济就必然有一次飞跃。因此，政府应当继续在以下几个方面给农民松绑：(1)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2)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3)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4)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松绑就是要还权于民，即建立代表乡村民众利益诉求的乡村社区财务。

乡村社区财务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为社区提供临时性、突发性较强的无法进入财政预算的公共产品，从细微处改善与村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条件。

乡村社区财务的收入范围可以包括：第一，村级组织内农户上缴收入、集体企业上缴收入、集体经营收入和资产收入；第二，可以将“一事一议”制度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结合乡村民主建设进行规范后进一步推而广之，这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解决乡村社区公共投资资金的一条重要渠道。目前不少乡村道路建设以及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就是依靠这种方式来筹资的；第三，政府社会政策的补贴，如财政支农资金和国债资金。中央近年来的支农资金增长幅度超过了中央财政的增长幅度，但是支农资金下拨后几经“雁过拔毛”，真正落实到农户或农业生产所需的却所剩无几，今后可以考虑将这部分资金直接划拨到乡村社区财务账户上，以便资金的使用能直接受到群众的监督；第四，社会各界捐赠的资金，包括社区基金、慈善会以及出外工作人员的馈赠；第五，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社区资源向海内外各种渠道的项目资金进行申请。

乡村社区财务应在加大乡村社区民主自治力度的同时，推行实质性民主。传统的乡村社区财务中很大一部分是被动支出。如果让农民自主决定应当如何生产以及生产怎样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并在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赋予农民以更多的参政议政权，让其在享受当家作主的精神满足感受的同时，自觉自愿地为自己所在村庄的建设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这就势必能更好地动员乡村社区的内源发展动力。

应当通过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加强乡村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一方面，公共财政应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就业作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以此加速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可以促进农业生产领域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进一步产业化。农业产业化应当着手加强农产品深加工的发展；同时，通过龙头企业和生产基地相结合。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并为其提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从而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乡村社区应当加快小城镇的发展步子，充分发挥小城镇社区发展模式在人文关怀、提高人口集聚效应、降低农民进城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作为联系城市与乡村的纽带和桥梁(即所谓“城之尾村之首”)，小城镇的发展能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产业结构和市场体系。

(三)乡村社会组织体系的完善

如何才能促使村民自治尽快完善，从而使重新构建的乡村公共经济得以践行，这又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制度创新和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乡村社会组织体系的重构，包括乡村政权组织的重构、乡村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农民自组织的建立。

1乡村政权组织的重构

乡村政权组织的重构是指简化或撤并乡镇政权，将其作为县级派出机构或实行乡镇自治。这一变革对于解决乡村公共经济具有直接的意义。对于我国乡镇政权转型的模式取向，我国理论界提出如下三种思路：一是撤乡并镇，将财政经济困难、规模较小的落后乡镇并入经济发达的建制镇并逐渐走向城镇化；二是大大精简乡镇机构，将其转化为县一级的派出机构，县级职能部门在乡一级的事务；三是借鉴村级自治模式，逐步推进乡政自治。笔者认为，不论乡镇政权走向何种模式，一个关键的要素即乡村社区的公共性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公共性的培育则有赖于民主与法制的健全。

2乡村市场组织体系的完善

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交易体系是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公共经济与市场经济是相伴相生的事物，市场组织体系是公共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市场体系的完善则必然为公共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机制上的保证。

完善乡村市场体系必须从两方面人手：一是政府；二是社区。

从政府来看，其作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用于市场而又超越于市场，还市场以由供求关系、市场利率、价格信号等进行自我调节的本来面目；二是真正剥离农户背负的过于沉重的社会负担。所幸的是，政府已经在这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但是政策的效果还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套改革以及政策的连续性才能确保；三是政府扶持农户最急需做的是让他们享受必要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这既可以直接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又可以通过增加农户收入进而提高其购买力，从而又反过来促进农村市场的繁荣。

从社区来看，由于农村金融体制的不健全，乡村社区通过信用方式进行经济活动的空间依然很小。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的信用机制可望因为有制度的约束而逐步健全。同时。乡村社区的建设应当将社会资本的建设和维护考虑在内，着意培养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传统伦理和现代法制双管齐下，为乡村市场体系的完善提供充分的社会基础设施。

3建立和完善农民自组织

公共经济论文篇3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知识经济社会中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问题。即如何认识知识生产中的微观 公共权力性质和法律责任；法理学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立场出发，把握知识生产、科 学发展与微观公共权力之间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存在的制度同一性关系；法治如何切入这种制 度性关系，创造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新的法律规则；从组织结构、正当程序和规则设置等各 个“细小环节”上促使教育科研中的微观公共权力合理、合法运行。【关 键 词】知识产权/微观公共权力/法律规制/正当程序【正 文】 一、从两件“学位案”谈起 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委员会在21位委员只到16位的情况下，以6票同意，3票弃权，7 票反对的结果，决定不授予北京大学博士生刘某的博士学位；随后，北大只授予了刘某博士 “ 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此后，刘某在长达3年半时间内四处询问、反映，要求回答他“ 未获学位”的原因均未得答复。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 不予受理。1999年9月，刘某再次起诉，终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他请求法院责令 被告撤消其1996年的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判令北大向其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并 对其 学位授予问题重新审查。 海淀区法院在有关学位授予纠纷处理的法条缺位情况下，根据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及法律 的 “正当程序原则”，认为：北大学位委员会作出“不授予”决定涉及学位申请者能否获得相 应学位证书的权利，故在作出否定性决议前应告知相对人。法院判决责令北大学位评定委员 会撤消“不授予”刘某博士学位的决定；在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的博士学 位进行重新审议。（注：二审法院受理此案审理后发回重审。但2001年初，原审法院（北京海淀区法院）以“超过 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刘燕文的起诉（据说是海淀区法院在“请示”了上级有关法院后作 出的）。贺卫方教授在2001年3月某日的《科技时报》上曾以《转了向的里程碑》为题，评海 淀区法院这一“驳回起诉”的判决“在法律的程序方面存在许多疑点”，他说：“最关键的 问题是，当一个法院已经受理了一起案件并且做出了自己的裁判，就意味着法院以权威的行 为承认了案件并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法院受理了，然后经过一方当事人上诉，上一级法 院 又发回重审，下一级法院又说当事人在一审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这样就等于出尔反尔，法 院的威信得不到保障，当事人对法院的预期也会变得复杂和混乱”。 贺文还说：“实际上，海淀法院一审判决非常仔细地界定了什么是司法权力能做的事情， 什么是司法权力不能做的事情”。） 无独有偶，2000年7月，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华西医科大学博士 生 张某状告华大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授予”其博士学位一案。1992年张某考入华大攻读妇科肿 瘤博士学位。在校期间，修完全部学位课程，成绩平均85.75分，临床技能考核平均79分； 从未出过医疗事故，也无政治错误及犯罪行为。1996年6月，张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由5名 同行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成绩评定为良。华大论文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原告博 士学位的建议后，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医学分会。医学分会在一名委员缺席，八位委员参 加（ 全体成员共九位），4人同意，4人弃权情况下，作出“不授予”张某博士学位的决定。同年7 月，华大向张颁发了博士毕业证书。从1996年医学分会作出“不授予”决定后，张一直 为此四处反映，要求华大学位委员会就“不授予”学位一事说明理由，听取其申辩，并作出 答复。但该委员会既未将“不授予”决定送达张本人，也不作任何回答。长达4年申诉无果 后，2000年3月，张以学位委员会“违法不作为”为由，起诉到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就 在法院于同年4月受理此案后，华大学位委员会于5月11日召开会?槁男小白魑敝霸稹R? 票赞成，20票反对 ，作出“不授予”张博士学位的决定。于是张变更诉讼请求，以学位评定 委员会的决定缺乏事实依据、程序违法为由，重新起诉。2000年7月31日上午，武侯区法院 开庭审理了此案。（注：有关张某案件的报道，见2000年4月19日和2000年8月1日四川《华西都市报》。） 以上两案的争议焦点是：(1)“学位评定权”能否放弃？(2)学位委员会的外行专家可否对其 他领域内的专业论文进行实质性否定？(3)学位授与被否定后，当事人有无知情权、申辩权？ 以上两案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法院对两案审理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人们普遍认 为：两案针对的不是某个大学，“而是一种旧的体制，一种错误程序，这在全国高校普遍存 在 。”两案反映了高校“依法治校”的诸多问题，对高校教育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认为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应给予高度重视，健全和完善高校解决纠纷机制。北大法学院姜明 安教授认为：此类案件开辟了行政诉讼司法救助的新路，有利于培养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意 识，增强大学生的权利保护意识。北大贺卫方教授则从另一角度提出：此类案件“对现行高 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学位授予制的缺陷提出了质疑”，“为司法进入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找到了 一个入口”。他还认为：高等教育管理中“如何避免‘外行决定内行’”，避免“用简单的 多数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注：方言：《北大法学院亲历记》，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6月版。） 此类案件深刻昭示了一个重大问题：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知识经济社会的法律秩序 、法律事实、法律关系已浮出历史地表；我们虽然还不能十分清晰地描述出它的全部体貌， 但我们已经感受到它扑面而来咄咄逼人的冲击。如果我们不能敏锐地从中捕捉到知识经济社 会法律现象的各种信息，我们将在这一冲击面前猝不及防，陷于被动。（注：这类法律信息近年已有成社会“热点”之势。如对2000年7月发生在湖南嘉禾的“高考舞 弊案”的处罚提出的法律质疑：取消该县“各类教育全国统一考试考点资格”是否违反了“ 罚不及他人”、“罚责自负”的法律原则？（见2000年8月2日《中国青年报》张万臣文章）； 学校有无权力搜查学生宿舍的讨论（见2000年3月17日《华西都市报》）。 2000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第九届三次会议上，两会代表和委员的议案与质询中，这方面 内容大量增加。如对高考录取因地区差异而导致的悬殊录取分数线和录取不公，两会代表和 委员提出质询，并要求制定有关招生的法律（见2000年2月23日《中国青年报》，2000年2月2 5日《华西都市报》）等等。） 二、如何认识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性质和法律责任 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近年十分关注“程序正义”问题，对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行使的 正当程序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仅限于宏观公共权力的正当性问题，还不能解释前述两学位 案对法学研究的前沿性责难。这两学位案表明，知识经济的到来，使我们必须把法学研究深 入到与知识生产密切相关的每一社会生活空间（不仅是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长期被法学研 究所忽略的教育科研领域中大量存在的“微观公共权力”行使空间；对这类虽然“微观”， 却与知识进步关系最密切的权力机制进行仔细考察和分析。两学位案争执的焦点之一是：学 位委员会委员们手中的权力是“学术自由”权利，还是公共权力性质？刘某案一审判决宣布 后，有人曾“气愤”地认为：法院判决侵犯了学术自由。（注：方言：《北大法学院亲历记》，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93页。） 成都张某案在庭审时，原被告双方亦就此权力性质展开过激辩。原告方认为：学位委员会 的权力属行政授权而产生，应属“行政权”性质，故具有不可放弃性。被告方则称：这种权 力是基于“学术自由”产生的专家个人的内心确认权、评断权，与“行政权”无关，委员会 投“弃权票”与人大代表一样，是“自由权”的行使。 笔者认为，学位委员会委员们手中的权力无疑是一种公共权力，但它确与一般所说的“ 行 政权”不同，亦不同于“立法权”，更不是什么“学术自由”权利，而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微 观公共权力。它虽然“微观”，却广泛存在于与知识分子群体密切相关的学科规训（学科划 分与管理、学纪监督、硕士博士点的设置等）、学术评定、学籍学历学位的获得、职称晋升 、学术荣誉的获得等各种活动中。由于它直接关系到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体——以学历、 学位、职称等为外在标识，以知识质量、学术水平为内在含量的智力劳动者群体的个人命运 ，也必然关系到整个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成败，因此，不可不对它的性质、权力结构特 点和法律责任等，作深入剖析研究。 （一）“学术评定权力”属“公权力”性质，而非“私权利”的行使。 学术自由权利是一种“私权利”，本质上是“个人自由”的体现，具有极大的个体选择性 ；它被规定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是基于对人类个体智力创造本性的尊重。因此主体在行使 这一权利时，不应受他人干涉，应受到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主体本身行使这类权利的后 果并不对他人产生决定和支配的作用。 “学术评定权力”则具有“公权力”性质。首先，它与一切“公权力”一样，是社会基于 利益冲突或价值冲突而设置的一种“强制性调控”机制。知识社会中，学籍、学历、学位、 职 称、学术荣誉等与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也与社会知识资本的多寡、知识成果的质量息息相 关，是知识社会的一种身份标志和“稀缺资源”。对这种利益关系和资源进行分配与调控， 是国家与社会设置这类机构的重要原因。其次，它具有一切“公权力”“以国家强制力为后 盾”的特征，它行使的直接后果，是对他人的行为和命运作出的某种改变和决定，即对他人 行为和命运要产生强制性、权威性的确定效力和约束效力，决定他人在知识产权和知识追求 中能否到得到某种他想获得的利益（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人身的和财产的利益）。正因它具 有对他人命运进行决定和支配的强势特征，它也就与一切公权力一样，如缺乏法律的正当程 序和监督制约机制，必然导致专横、腐败和不公。 （二）这种“公权力”虽由行政授权产生，但与一般行政权不同，更不同于“立法权”。 首先，学位委员会或学术评定委员会这类机构设置虽是经行政授权产生，但并不属于行政 机构的正式编制；它的组成人员也不是经考核录用的国家公务员，而是经教育行政机关在某 段时期内认可的某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因此，其权力行使方式不是“首长负责制”， 或下级对上级指示的服从，而是“无记名投票表决”。 第二，这种“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权力与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投票权”性质也不同。一 是权力来源和体现的权力关系不同。人大代表的“投票权”来源于选民和选举单位的民主委 托，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产物，它体现的是人民民主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决定与被决定 、制约与被制约的逻辑关系。而学术评定机构成员的“投票权”来源于教育科研行政主管机 关的职务性授权，它体现的是主管机关的职能管理行为与接受授权的个人或机构之间的法定 职责关系。二是权力本质内涵和权力行使结果不同。人大代表的“投票权”本质内涵上是一 种民主政治权利，是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体现，因此，人大代表的赞成票，反对票，抑或弃 权票，都是“民意”的反映；它行使的结果表明民意、民心对“公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对 某个特定公民个人命运的决定。而学术评定机构成员的“投票权”本质上是一种因行政授权 而产生的职务性权力；它行使的直接后果是对特定公民个人命运作出的改变和决定。因此， 它应当像一切“公权力”一样，以“法定职责”为基础。而“法定职责”是不可以放弃的， 放弃则意味失职或渎职，意味对基于“职权”而产生的法定责任的逃避，即以不作为方式造 成的职权行使中的违法。 （三）为什么在“学术评定权力”行使中普遍存在这种“违法”呢？笔者认为，对这类权力的 性质、产生依据和法律责任的构成缺乏认识和仔细分析是一个重要原因。 仅 仅说这类权力“依据行政主管机关授权”而产生是不够的。其产生依据应是两个：1.教 育 行政主管机关授权。因而使它具有了一般行政权权行使的效力性、确定性和权威性。2.基 于该机构成员的学术水平和主管机关对其水平的认可。正是这后一个原因，使该权力在知识 社会中具有某种思想上的“权威性”——即“学术权威性”。这就形成了这类权力以“学术 权威性”为内在基础，以“政治权威性”为外在形式的学术性政治权力的特征。这种权力的 法定责任既不由“首长个人负责制”产生，也不像人大代表必须对选民或选举单位负责，那 么，它对谁负责？应当怎样构成呢？ 第一，学术评定机构成员身份应是双重的。基于“专家”身份，他（或她）才有学术上的资 格进入这一机构，从学术角度对他人进行评定。基于行政授权，他（或她）又从“专家”兼而 具 有“评委”职权。这样，他对他人的学术评定就不是一般的议论品评，而是在履行对他人学 术生命生杀予夺的权力。他必须负责任地对其评定对象能否获取某个学位、职称、学术荣誉 称号，对某个单位能否设硕士博士点等进行决定。因此，产生这种权力法定责任的客观依据 就只有一个：该评委对其评定对象专业领域的深入了解和该评委具有该专业领域公认的深厚 学术造诣。 第二，这又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如果他（或她）不具备该专业知识、对所评对象的专业领 域完全外行或仅只常识性了解，其行使这种“学术性”权力的客观依据何在？二是其职权责 任既然是依据其学术造诣和行政授权而产生，而不是依据他（或她）的“学术自由”在随心所 欲，他（或她）就必须对其评定对象负学术上的法定责任，即应当负责地在投票时写自己名字 ，并说明学术上的理由（特别是投反对票时）。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是否会造成这种 法定责任承担的落空呢？即找不到对这类职权行使真正负责的主体；在追究责任、需承担法 定责任时，往往以“无记名投票”为由，使直接责任主体成为虚无。 可见，现行学术评定中的投票机制设置犹如陷阱，它使严肃而神圣的学术评定变成了说不 清道不白的“暗箱”操作，使“根据评定机构成员的学术水平”而行使的“学术评定”权， 变成了凭其成员“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随心所欲的“良知评断”。在一个最需要理 性控制的权力行使空间，却由大量非理性因素主宰着。——这就是今日知识生产中的制度性 现实。 三、必须对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进行法律规制 当前述两学位案对这种权力机制提出质疑时，也有人别有傥论：此在西方尚属无可奈何， 何况中国！的确，今日中国教育科研中的一套管理制度，确实不是中国国粹。但它的非理性 因素若与中国沉重的传统历史文化某些负面东西结合，对人才的压抑，对知识进步的阻碍就 更 见显然。在中国涉入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实践立场出发 ，重新审视这类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并从法治切入，进行改革，是现实与未来对法学研究提 出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法理学在认识知识进步与法的关系上，不能停留在一般所谈“教育与科技法制化”层 次，而必须找出其内在真实的制度“同一性”关系。 现时法理学教科书充斥着“科技对法的作用”、“法对科技的促进”这种格式化语言，其 内涵上仍把知识进步、科技发展与“法”看作互不相干的两张皮，即使有“同一性”也是表 面上的。知识经济的到来，却把二者之间真实而深刻的内在同一性关系凸显出来：二者都是 人类制度性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法律本身是人类制度文明的产物，知识进步、科技发展也 是在人类实践的制度性框架中进行的。二者同一于人类的制度性实践。 知识生产的所有活动都纵横交错地贯穿着大大小小的制度性结构，否则，人类知识生产就 是零乱琐碎、不成规模的。这些制度性结构存在于知识生产的内在过程、内在系统，构成知 识生产的重要部分，甚至构成“知识”本身。但这种制度性结构并不是20世纪后期知识经济 已在全球成迅猛之势时，才“嵌”进知识生产中去的。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某些知识 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继承的是18世纪西方工业文明的传统。 18至19世纪，在英、法、德、意和美国先后出现“大学的复兴”，其标志是各类专业学科 的建立，以及相关的各种教育训练、研究、学术评定、学纪管理等近代大学教育制度的设置 。大学复兴使人类的知识生产摆脱了农业文明时代的零碎状态，而成为一个制度化、系统化 的生产过程。大学教育制度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制度性知识生产结构，它源源不断地为社会 提供着各种知识产品（如各类专业人才、科技成果、社会科学文献、决策“思想”等）。大学 知识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性结构，是一套较系统的“微观公共权力”制度，它包括考试、 监控、评定、学科管理等看似“细小”，但却对知识生产的主体、对象、过程进行着全方位 控制的制度。 和宏观公共权力机制相比，人们很少怀疑这些“微观”权力机制的不合理性，反而视其为 “ 天经地义”、崇高神圣。直至第二次世纪大战后，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知识经济席卷全球，大学成了知识生产的中心场所，人们才注意到这一场所中制度性权力 结构的重要作用及其正当合理问题。 最先质疑这套制度的是7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思想界。他们“发现（或重新发现）了植根于 近性思想中的种种主要的实质非理性要素。”（注：[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第94页。）从福柯到华勒斯坦等秉承马克思到韦伯 的社会批判传统，认为知识生产中“只见知识不见人”、“只见科学不见制度”，如同工业 革命时期“见物不见人”、“只见金钱不见制度”一样，是荒谬的。知识与科技进步要真正 成为人类的福祉，就必须超越纯粹的“知识论”层面，把对知识的追求看成高度制度化的人 类社会实践，而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或“学术自由”。 知识生产的高度制度化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出现了知识性权力结构。即知识与公共权 力互相渗透，互相强化，紧密结合。知识既是公共权力的外在面具，又是公共权力的内在依 据之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公共权力仅仅依靠单一暴力系统存在已不可能）；公共权力则组织了 知识的生产和运用，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内容。 第二。公共权力与知识生产的密切结合，是随着大学教育的扩张、大学对社会影响的加深 而来的。大学生产的“知识”传播越广，与这些“知识”相连的权力机制向社会渗透得也越 广。故此，与知识生产相连的“微观权力”几乎无所不在，带来了“权力的泛化”（注：《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构成 了“现代社会权力关系的基石”。（注：[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99年3月北京第1版，第6页。） 福柯曾说：“人们常常强调化学的发展同工业发展的需要关系密切，这是对的，已经得到 了证明。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分析科学在欧洲怎样被制度化为权力。”“科学之被制度化的 权力，是通过大学制度……这类抑制性的设施”进行的。（注：《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因此，研究知识生产、科学发展 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制度性同一关系，法治在这种同一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和切入方式等，是知 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实践对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法学研究提出的重要任务。 （二）必须对微观公共权力的“细小环节”进行法律规制，防止权力滥用 与科技发展、知识进步、人的智力创造密切相关的“知识性权力结构”，几乎都是由一组 组微观、细小的制度构成（如考试制度、学籍与学纪管理、学科设置、学术评定、学位授予 等）。这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权力机制“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 洋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与君权的威 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 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然而，它们正在逐渐倪那些重 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注：[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运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年5月第1版，第193页。）正如福柯所言，微观权力机制的模式和程 序表面上好像“微不足道”，其内容也像是由一些“技术性”的“细枝末节”构成，即我们 在前两学位案中看到的，是些说不清道不白的“微妙安排”。但福柯一再提醒人们：这些“ 细枝末节”很重要，千万不可忽视；因为它们规定了某种对人“进行具体的政治干预的模式 ”，是一种“新的权力‘微观物理学’”。他还说：这种权力机制“具有很大扩散力”，“ 自17世纪起它们就不断地向更广的领域扩展，?坪跻钦錾缁帷！保ㄗⅲ篬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运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年5月第1版，第157页。）它与宏观公共权力 在行使中一样，具有“人性恶”趋向；不同的是，它发生在知识生产领域，因此更容易被人 们忽略，也更带有“智力”上的狡猾性，“表面上光明正大而实际上居心叵测”；由于其“ 细节”的不透明，其权力强制方式可能更“卑劣”（注：[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运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年5月第1版，第157页。），更容易对行使对象造成制度性的“陷 阱”。 福柯的忠告可谓暮鼓晨钟。当一名学生或学者被那些“说不清楚”的评定机制草菅了学术 生命而无可奈何时，人们才痛感这些“细小”机制与宏观的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一样，如 不受制约，照样制造悲剧，带来灾难！ 对知识生产中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必须遵循双重原则；一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 二是依据知识生产的客观规律而创制的特殊原则。 1.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必须遵循法治社会的正当程序原则。 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即“自然正义”原则，包含了两项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一是任何 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他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 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任何人不能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即任何人不能作为 自 己案件的法官。这两条原则随着中国“依法治国”的进展，已贯彻了今日之司法实践。笔者 认为，这一原则照样应适用于与科学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微观公共权力行使中。 第一，有关教育科研机构及学术评定机构在作出不利于他人决定时（如学纪处理、不承认其 学历、不授予学位、不晋升职称等），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使其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如：将有关决定及时通知当事人，告知其相应的权利，依法实行“听证”制度，在公开场 合进行质证和辩论。其决议、决定的送达，对当事人申诉、申请复议的回复，听证的举行等 ，都应有期限规定，不得久拖不决。 第二，各种学术评定、学位授予、学纪处分等权力的行使，应当按公开的规则和标准进行 ，如同法官办案一样，其依据的法律必须公之于众；并尽量量化，使之具有操作性和确定性 ，避免随心所欲的“临事议制”和暗箱操作。 第三，各种评定机构应规范性地依法设置，防止学术权力的异化。即应当有任期限制；并 将其组成人员告知相对人，实行“回避制”；相对人如对其组成人员评断的公正性有合理怀 疑 时，应当实行回避。 总之，正当程序原则是防止微观公共权力滥用的根本保障，只有将其贯穿到微观公共权力 行使的“细小环节”中去，才能使其具有起码的“游戏规则”，避免其非理性行使带来的弊 端。 2.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行使应当体现法治社会的“基本人权”保障原则。 教育科研管理制度的根本价值在于保障公民在知识生产中基本人权（包括受教育权、学术自 由权、知识创造权等）的实现，而不是为管理而管理。故凡涉及公民在教育科研中实体权利 和程序权利的处理时，应当特别慎重。如：凡对公民 的学籍、学历、学位、职称、考试资格 等 作出实质性否定时，必须提出否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无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的否定， 应被视为“权力的滥用”。 根据人权保障原则和司法权对社会纷争的终局裁决性，当公民依法具备获得相应学籍、学 历、学位、职称、考试资格等条件并提出申请后，在被有关机构无任何事实理由、或理由经 听证不能成立而被否定的情况下，应当对该公民给予实体权利方面的司法救济（不仅仅是程 序方面的司法救济）。即由司法机关进行权利推定。（注：前注贺卫方《转了向的里程碑》一文中提到：“所谓大学独立，是什么意义的独立？大学 独立是否意味着它的所作所为都不受司法机关的制约？这个案子从一审开始就处在相当复杂 的外部环境之中，司法与司法的裁判在多大程序上能够介入到过去由高校完全垄断的事务中 ？高等学校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由于大学明显行使着实际的裁判权和处分权，这样的权力能够 给学生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在涉及到学生的权利（包括他能否获得学位，能否获得毕业证 书等方面）时，应该让那些认为相关处置不公平的人有一个另外提出质疑的途径，就是由一 个中立的第三方对相关决策的合法性作出审查和裁判，从而使纠纷得到公正的解决。从法治 社会的逻辑看，这个中立的第三方当然应当是法院。”） 3.知识生产中微观公共权力应当遵循的法律规则，还必须依据知识创造的特点进行新的创 新。 对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说到底，是法律规则的规制。而任何一项新法律规则的创制 都有一定规律，即它必有其客观性、独立性和前瞻性。 首先，它必有其客观依据。知识生产是人的智力活动，是复杂的心智、精神创造和脑力支 付。对这种复杂的心智创造和智力成果，起码应当了解和懂得它，才有资格评论、审定它。 专业化，是知识生产的科学性、规范性的体现，它决定了知识性评定中必须遵守“内行决定 内行”的规则，才能使这种评定具有起码的说服力和科学的权威性，才符合智力创造的客观 规律，保证评定的质量。因此，专业化的学科划分，是知识评定中确立“内行决定内行”这 一起码“游戏规则”的客观依据。 把专业性知识含量要求甚高的评定权交给一位外行专家（即使不排除他对该学科有常识性粗 通之可能），如同把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交给一位虽有医学常识但未受专门训练的律师，能不 儿戏吗？知识性评定中，最不人道的就是草菅人的学术生命。当一位学子经多年寒窗苦读、 一位学者凝聚心智和生命的研究成果，被莫名其妙的非理性评定简单否定时，无疑是知识领 域里最残忍的事情和最大的不公。“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的左思式怨愤一旦出现于今 日，折射和反映的就不仅是个人悲剧和社会某些阴暗面，而是非理性体制导致的对知识进步 的严重阻碍。 因此，将“内行决定内行”作为这一领域内特殊的法律规则，应当是法治社会的公正性与 知识社会的专业性、科学性的双重要求。 其次，一项新法律规则的创制必有其独立性和前瞻性。独立性，指法律规则具有内在独立 的逻辑结构，即假定（该规则适用的范围、情况）、处理（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必须做 什 么的规定）和法律后果。这就使其区别于一般的道德规范和行政规章。若把“内行决定内行 ”确定为一项专门的法律规则，按此规则，只有内行专家组成的评定机构，在认真审阅了 评定对象的有关材料后（如认真阅读了有关论文，了解了相关成果），才能对评定对象作实质 性的评定（论文是否通过、科研成果是否合格、技能是否达标等）。而大多数外行专家组成的 评定机构只能对此作“程序性”审查，无权作实质性评定。从而使知识性评定权力的行使具 有客观的学术依据。 前瞻性，即一项法律规则的设置不能仅着眼于当前，更要看到未来的发展，使其能适用于 未来。21世纪必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它的生产方式和制度模式必与工业文明时代有很大区别 ，其法制也必有诸多不同。我们应通过对知识经济时代特有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的探索 ，改变 中国传统法律思维惯于在时间向度上指向“过去”和“当下”的特点，而把法律思维的时间 向度指向“未来”。

公共经济论文篇4

1.1交通管理不符合城市规划国家对公共交通投入大量资金，但交通管理不当会致使资金浪费，如果交通管理有碍城市规划，反而会使公共交通达不到交通便捷的目的。城市规划与人口分布息息相关，公共交通则是大部分人的出行工具，如果交通管理安排不当，在人口少的地区投入过多的交通设备势必造成能源的浪费。同样的，如果城镇居民密集区公共交通设备投入不足，必将造成居民出行不便，起不到公共交通的作用。从哪种情况来看，交通管理与城市规划不相符都将导致能源浪费，有违低碳经济的初衷。

1.2交通工具不能准时到达预定地点交通设施迟到现象在公共汽车上表现比较明显。公共汽车是我们最常接触的一种公共交通设施，公交晚点情况相信大家都深有感受。公路上越来越多的私家车是公路拥堵的主要原因，公交运行期间赶上交通阻塞必然致使到站晚点。交通阻塞只是公交晚点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资金不足，公交车辆不够，如果有车辆出现突发状况，没有其他车辆补充，会致使公交短期瘫痪。资金不足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公交车不能及时报废更新，老旧的车辆在运行速度及尾气排放方面都存在问题。

1.3信息系统有漏洞由于公共交通事业发展迅猛，在很多城市完备的信息系统还没有确立，这就导致公共交通管制不完善，在交通运输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进入21世纪后，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掌握第一手信息就占据的先锋地位。在公共交通运输管理方面信息同等重要。不能及时更新信息会导致管理方针的制定有偏差，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在指定地区投放公共运输设备，信息系统不完备直接造成资源浪费。

2针对现今不足提供以下管理方案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改正问题才能优化体制改革，在公共交通运输管理方面也不例外。针对以上不足，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2.1制备合理管理方针公共运输包含于城市规划，但又有其独立发展的趋势。由于公共运输在近几年才发展迅猛，日新月异，致使管理方针制定不是很完备，有些运输途径还会与城市规划相冲突，为避免国家在公共交通运输方面投入的资金浪费，制备合理管理方针变得尤为重要。公共交通运输要考虑人口密集程度，在商业繁华区、校园所在地、旅游景点等地加大公共交通设备投入，保证人们出行便捷。除了考虑人口问题，公共交通运输还应注意一些客观因素。例如地铁的建设应避开地下运输管道。为保障煤气、天然气等运输安全，地下运输管道会定期检查，如果地铁与运输管道相近，管道检查期间会影响地铁的正常营运，为人们出行带来不便。而且一旦管道出现问题，发生煤气、天然气泄漏，地铁里人们的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合理的管理方针不仅能提高人们出行率，保障人们生命财产安全，还能从根本上节约成本。

2.2加大资金投入国家在公共交通运输方面已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公共交通运输日益壮大，现有资金不足以使公共交通进一步发展，很多现有问题归根究底都是因为资金不足。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公共交通舒适度，吸引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此便可减少私家车上道率，不仅有利于道路通畅，更能实现节约能源，减少尾气排放。在车辆更新上也投入大量资金。以前的车辆在速度方面不及现在的车辆，而且排放量大，对环境有一定污染。投入资金购买排放量小、对环境污染小的公共交通设备，从而达到绿色公交的目的。增加新型公交车能在提高乘车舒适度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达到低碳经济的目的。

2.3落实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的完备性是公共交通运输事业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在这个信息就是金钱的时代，公共交通运输也需完备的信息系统。信息是公共交通运输的一种资源，它不同于汽油柴油等可见的能源，但在公共交通事业中的地位不容质疑。车辆信息能保证车辆正常运行，降低在运行途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道路信息能保证车辆畅通，在经过交通拥堵的地段提前做好准备，制定应对措施。人口信息能保证公共交通运输管理得当，交通设备分布合理。政策信息在公共交通运输方面也很重要。政策信息是政策主体制定正确的政策、制定政策执行计划、控制政策执行过程的基础，直接决定公共交通事业能否开展。由此可见,信息的完备和畅通是公共交通运输过程中正确决策和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和关键因素。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着力开发公共信息平台,提高信息的综合运用。

3结束语

公共经济论文篇5

洋浦经济开发区位于中国海南西北部的洋浦半岛上，面积31平方公里，规划面积69平方公里，是海南岛西部工业走廊的龙头，对外开放的排头兵。洋浦湾，350多平方公里，150公里的海岸线，深水近岸，陆地平缓，纵深开阔，可建1-30万吨码头泊位80多个；区风土地腹地辽阔，岩石基底，并已完成了一次性征用和七通一平，基础设施配套齐全，适宜大工业布局；洋浦港为国家一级开放口岸，处于东亚和东南亚国际海运主航线中心，可以充分发挥整合国内外资源、市场的枢纽作用；粤海铁路、环岛高速公路把洋浦与海南及大陆紧密联接在一起，扩大了洋浦的经济腹地和势力范围；国家和海南省给予开发区最大的优惠政策，是中国唯一实行保税区政策的部级经济开发区。大量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已在区内聚居，对工作、生活类的公共服务设施需求也随之提升。但开发区现所能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显得捉襟见肘，供需矛盾日趋突出。例如超市、邮政所、餐饮店、游戏娱乐场等日常生活性公共服务设施仅分布在开发区边缘农居点一带，且设施水平欠佳，作为其主要服务孬象的歪业外来务工人员，需要这些公共服务时得耗费很大的精力往来于企业和农居点之间；而银行、医院、电信等公共设施的缺位，使得企业和员工需要返回洋浦开发区与主城进行相关服务，大大增加了生产和生活成本；公共教育服务设施缺乏使外来务工的子女上学和入托成为一大难题；另外，开发区管委会将变电站、垃圾收集站、电信设备用房等公用设施安装在具体某个位置时，发现该用地在原先规划中并未预留下来，有的已经批租出去，有的已经被企业占用，要想让设施落地时就必须从企业手中回购或者给予一定的补偿。上述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残缺与断裂直接影响了开发区软环境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建设的滞后已成为开发区健康发展的主要瓶径之一。因而，在开发区产业空间布局架构初步形成的同时，建构一个完善的开发区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来促进开发区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就显得迫在眉睫。引导此体系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规划也应运而生。

二、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构建服务型开发区政府

非政府组织的崛起是政府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推动作用的产物。社会进步、政府改革推动着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而非政府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它的每一步变化也都深刻影响着社会和政府的变革。因此可以说，在现代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崛起和发展不仅得益于竞争的市场机制的导入，而且还得益于服务型政府“掌舵”与“划桨”职能的分离。同时，非政府组织也对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非政府组织的产生，使政府在转变职能的过程中，将一部分执行性的工作分离出来成为可能，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它“划桨”的专门职能，而且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还将竞争引入了公共服务领域，有利于服务型政府提高其服务效率。因此，在现代社会，非政府组织逐渐成为了服务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长期合作伙伴。

三、发展思路研究

规划在立足于开发区背景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现状的解读，对原有规划功能结构的审视，综合考虑各种变化因素后，提出了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规划的框架架构。其核心由研究范围界定、发展现状、发展趋势、经验借鉴、体系构建五部分组成。最后将规划的空间布局设想落实到开发区中心、开发区组团、开发区邻里三个不同空间层次上，由此形成层级的网络覆盖结构。

四、基本原则

1、远近结合，目标明确

为了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有必要适当提高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的比例，推动开发区向综合转变。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需要不断努力的过程，但规划应该要正确预计到这种变化，从而给未来的发展打好基础。这就要求新区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当中遵循“近远结合，以近为主”的原则，近期考虑工业需求较大，在产业服务环境、职工生活环境的改善上多下功夫；中远期考虑到开发区将向新城发展的趋势，成为一座集聚30～40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参与区域城市中心结构的调整，城市居住及服务业会有较大发展，应当对城市生活设施引起高度重视。

2、统一规划，分期实施

公共服务设施是开发区发展的支撑，这个体系框架构建将直接影响开发区各功能组团的形成。国内众多早期的经济开发区都面临过公建滞后造成的后续开发困境，尤其是一些不受重视的社区等级的小型公共服务设施的滞后更使人气涣散、园区不兴。因此，在规划上要带有前瞻性的眼光来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奠定一个几十年适用的公共服务设施框架，在此基础上按照产业、居住用地推进的阶段过程进行分期实施，保证设施投入产出的高效性。

3、层次分明，覆盖均匀

开发区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建立要遵循“有层级、有体系，网络化、均衡性”的原则，从不同服务行业的布局特点和发展趋势来考虑，既要确定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内容框架、等级、规模、服务半径，又要注重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均衡性和网络化，建立一个没有“真空”地带的设施全覆盖地区。否则单纯从空间布局的角度规划设施往往是一相情愿。

4、内容全面，大小兼顾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具有很大灵活性，既要考虑交通条件的便利程度，又要从企业、居民、员工等多角度考虑开发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构建要做到内容全面，包括能代表开发区形象的大型公建设施、加强对外联系的交通服务设施、改善环境的公共卫生设施、满足生活需求的社区服务设施等。

五、引导产业集群发展，彰显产业集聚效应

1、完善市场经济环境

地区的市场经济环境有待完善，我国地区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教育和培训，尤其要重视培育和发展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企业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中才能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同时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吸引投资，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2.制定产业集群发展政策

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两种力量，一是当地企业自下而上自我发展的力量，另一是政府自上而下营造区域良好制度化的集群发展环境。以构筑我区竞争力、实现我区新型工业化为目标，重视发展产业集群。在现有基础上认真规划，培育、发展具有我区特色的产业集群。政府要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同时引导企业积极加入全国和全球经济竞争；举办我国特色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博览会与商贸会，扩大我区域影响力和市场知名度，创建区域品牌；建立工业园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集聚创造地理条件；构建产业集群内的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激励机制，支持企业创新和产品创新，促进技术升级，使产业集群良性发展。

公共经济论文篇6

1、公共财政是不与干部个人利益相关的财政，这样可以保证财政来源的合法性。

所有党的部门和政府部门、人大政协以及政法部门都是拿国家工资，使用预算规定的补助，除此之外，不得再有其它收入来源。为了促进工作，可以对各单位、各部门定期由公众进行民主评议，结果为优秀的，可以对整个部门的补助按章进行浮动，部门再按考核结果奖罚到人。

有人担心，收费罚款是各部门乃至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是预算外收入的大头。收费取消、罚款同部门的利益脱勾之后，势必造成此类收入的大幅度减少。但我们应该看到，其一，我国有不少的收费，目的是养活这些收费的人，对于群众而言，这本来就是不合理负担，应该下决心撤销。其二，收费和罚款的减少，受益的是国民，必将优化经济环境，减少干群冲突，有可能使干部由群众讨厌的人，变成群众喜欢的人。其三，收费和罚款收入同部门利益脱勾之后，部门为了达到管理目的，首先考虑的不再是如何多罚款、多收费，而是如何加强宣传，加强防范，如何减少行政阻力，提高行政效率，这就必将有效地防止重处罚、轻教育的现象发生。这种改变，实际上就是执法机关以民为本的转变。

费改税后，政府非税收入只剩下国有资产的经营收入、国有资源的有偿使用收入（比如矿藏、国土等）、和有准入限制的竞争性项目的招投标收入，以及行政管理中的罚没收入，这些都要成为各级地方财政的公共收入。

2、公共财政是用之于民的财政，是为公众服务的财政。这有别于吃饭财政。

正因为目前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县乡两级是吃饭财政，县乡财政收入很难用到公益事业上来，所以群众对县乡财政的认同程度降低，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性质被一些人曲解为“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同时，由于县乡财政的硬性缺口加大，中央出台的对农民的优惠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大打折扣，加重了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感。因此，费改税后的县乡财政，要是能够普遍让公众受益的财政。

随着国家总体财政收入的增长，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就成了十分合理和现实的事情。农村的水利、道路（包括田间的机耕路）建设，基础设施的改善，就不能再象现阶段，办几个好看的点了事，而是要建立具有普遍适应性的财政投入机制。而全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中央不可能有一个万全之策来满足各地的投资需求。最佳的办法就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力用于地方建设和公益维护。有人会讲，即使给乡级相当大的财权，也无法满足村组建设的需要。笔者认为，对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民办公助、乡镇财政以奖代补的方法将会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一个主要方法，以鼓励和支持村组的一事一议，提升群众投入村组公益事业的积极性。这就需要把乡镇财政建设成为真正用之于民的财政。

村级运转是农村公共事务，村干部补助应由乡级财政负担。应该说，村干部进行公共事务管理，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这也是农民的一种福利。随着以工补农时代的到来，农民应该免费获得这种福利。它的成本，就应该由政府来支付。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村级事务减少、收入减少和筹资能力下降，要彻底结束向村民摊派资金供养村干部的历史。

今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社区环境的改善一靠群众的自身努力，二靠政府财政的资助，村干部将成为村级公益事业的牵头人。要在村级干部精简的基础上，让所有的村都有人负责上传下达，负责组织群众和调解矛盾纠纷。由乡财政给村干部提供一定的补贴，这实际上是给予村干部的最低补助保障，同时也维持村级组织的基本服务能力。作为公共财政支出事项，可以采取上级考核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发放村干部补贴。

3、公共财政是法律规范下的财政。应立法确定公职人员补助和机关运转的公用经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

法律规范是一种持续的保障，目的是防止强势阶层多占或独占公共资源。费改税后应由法律法规规定的事项：

费改税后税收的设定及征收办法。

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成比例和使用规则。这都是可以用统一公式核算出来的，

公职人员工资的地方附加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限制和占国定基本工资的比例规定。

对公职人员收取钱财不入财政的贪污受贿行为的处罚办法（费改税工资统发之后要从严治政，如贪污受贿不论数额大少，除加倍罚款并取消养廉金外，一律开除公职；数额大的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干部工资的地区差别和机关运转经费应由地方财政在法定限额内按预算支付。

4、公共财政是公开财政。没有公开监督就没有公共财政。实行费改税、干部工资国家统发、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之后，财政所有收支都应该公开化。没有公开，就没有公平。只有公开，才能保证民主管理和监督到位；只有公开，才能消除暗箱操作，才能消除财政领域的腐败；只有公开，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共财政。

公开财政不仅是支出的公开，还要求收入的公开，行政的公开。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收费不等于就自动的公道了。如果一个厂子应发包五十万元，而干部把它用十万元包出去，再从中收取二十万元的红包怎么办?这就要求要有决策的公开、程序的公开，结果的公开，舆论的公开相配套。

政务公开保障的是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方便的是监督机关的监督权，限制的是执政者的谋私权。

政务公开离不开媒体的参与和法制的保障。

所有职务消费货币化，由地方财政列入经费预算。职务

消费货币化改革争论很大，我认为有几个原则必须把握，一是改革之后财政负担必须减轻。二是要剥夺官员公款买单的权力，必要的公款消费要在民主授权和有效监督下进行。三是要引进民主法制机制，通过民主程序将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列入财政预算，公开监督。

5、公共财政是民主财政，没有严密的民主监督和决策体系就不能确保公共财政的长期良性运转。

公权何以成为公权？两个环节必不可少：一是权力授予的公共性必须有制度保障，而不能权力系统同体授受；二是权力制衡的公共性必须有制度保障，而不能只有权力系统的同体监督。如果这两个环节出了问题，权力运作便失去其公共性，就难以避免。这就是说，公共财政必须要有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相伴。

公共财政要有一个透明的铁预算，这就必要加强权力机关的决定权威。预算要包括机关公用办公经费、职务活动的货币化支出（包括首长的支出限额）、财政补贴的事业单位补助支出、各项地方建设的支出预算、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奖励和补助支出等。这些预算都要由政府提出，人大审议通过，交由政府相关部门执行。

民主决策的公共财政将会否定没有效益的“政绩工程”。一个未经考证的故事，福建省长卢展工，曾去福建一个落后地区考察农业。地方官员兴致勃勃地把卢领到一个投资千万元计的高新农业基地。面对这样的“盆景农业”，卢表现出罕见的冷漠。卢对地方官说，用钞票堆积起来的“现代农业”，除了观赏价值外，还看不出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什么实在的益处。这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事，为什么有人口口相传？关键是现在这样的“政绩工程”太多了，而象卢展工这样讲求实际的官员太少了！但民主决策的公共财政，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政绩工程”，因为在决策时就无法通过。也就是说，那时将会出现千千万万的卢展工！

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保障就是民主选举。没有民主选举权，其它民利也会流于形式。

6、公共财政是科学财政，要全面推行财政收支的电子支付制度。实行费改税、干部工资国家统发、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之后，财政所有收支都应该电子化。也就是说，机关不能有现金收入，也不能有现金支出。所有政务收入都到银行交款，入财政帐户，或在刷卡机上刷卡，入财政帐户。所有支出到终端帐号，工资支出和的包干经费到每个人工资帐号，除此之外，谁也没有公款买单的权力。政府采购的资金，直接进入卖方帐号。其它不确定的小项支出，直接在银行划帐，由领款人签字。这种电子支付制度的好处就是可以事后对一切收支的来龙去脉查过水落石出，这就为财务公开和购筑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平台。

看我国现在的送礼群体，有一半以上是公款送礼，用单位的钱为个人买官的现象很普遍，有的单位工资发不出，但领导却可以将大量的公款用来送礼。可以讲，电子支付制度的全面实行，公款送礼就将难乎其难，因为资金流向将很难掩盖。如果公款送礼得到有效遏制，买官卖官的现象也将大为减少，腐败将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也有人会说，各级各部门没有机动财权，部门领导怎么协调关系啊？笔者认为，国家机关本来是社会上的强势者，就其本身的职能而言，不存在要送礼的。而且请客送礼是中国的陋习，政府理应带头革除。不仅不应请客送礼，而且不应接受请客送礼。即使非请不可的客，也列入了职务消费的包干范畴，应由请客者自掏腰包。当我们的各级干部无法用公款请客送礼的时候，还会这么大方吗？当干部再不敢接受吃请的时候，群众对当官的还会有这么大的意见吗？

公共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公共经济;社会公共需求;公共产品

公共经济(publiceconomics)是随着政府经济活动的迅速扩展——从财政收支活动扩大到直接介入生产领域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共部门生产,宏观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以政府经济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收入问题,与其相比,公共经济学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增加了政治过程和政府行为的分析、公共支出的分析等,而且改进和完善了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着名的公共经济学大师如马斯格雷夫等纷纷以公共经济替代公共财政(publicfinance),这种改变意味着财政学科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问题的提出

1.关于公共经济存在依据的两大理论

关于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是市场失灵。该观点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以市场失灵为逻辑出发点,把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公共部门活动的基本内容,把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作为活动的目的,把公共选择作为公共部门决策的政治过程,形成了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的财政理论。从亚当·斯密开始,英国学者的传统思想认为,市场是主导,而公共部门是一种例外,只有产生特定的市场缺陷才需后者介入。如亚当·斯密认为受多种力量和动机驱使的人类,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相互交往,产生合乎社会需要的结果。欧洲大陆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德国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则是从两方面来看经济体制,认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天生是平等的,如谢夫勒提出了“按比例满足”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的规则,但没有成为主流。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主流承认现有的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形式,是以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为起点论述公共经济的存在。我国的当代财政学者大多数也持有这种观点,如张馨等学者就从市场失灵出发提出了要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该派观点是从供给角度为公共经济寻找理论支持,探讨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事实上,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并不是必然,而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要的表现形式,以其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存在缺陷的,这在后文中将加以详细论述。

关于财政存在的依据另一种观点是由社会公共需求论提出的,该派学者认为财政存在的依据是社会公共需求。这一流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共鸣,何振一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提出者。他指出:“所谓‘社会共同需要’,区别于生产单位、集团和个人的需要,但不是这些需要的简单加总,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需要。它是‘社会’的共同需要而不是任意的‘共同需要’。”他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形成的社会集中化的分配关系,这就是财政范畴的一般本质或内涵……”社会共同需要论在80年代初期风行一时,很快就冷却下来。这是由于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没解决财政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同一的问题,但它以“公共性”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来研究,具有很重大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渐确立,我国财政学者开始探寻传统的财政理论与西方公共财政论的共同点,力求找到一个最佳切入点实现双方的融合。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共同需要论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有的学者认为“共同需要说实际上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上的”,“90年代之后,共同需要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有的学者则假设“在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论很可能是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

2.本文观点

本文认为,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我们试图从需求角度即从社会公共需求出发来分析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基本逻辑认为:社会公共需求的客观存在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而市场失效仅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里提到的社会公共需求不同于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关于社会公共需求的定义——其理论基点认为财政是一种分配关系,而现代财政理论已经普遍认可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具有三大职能的观点,本文研究的社会公共需求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具有了新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需要,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大类型。前者是指作为社会公众集体中的个体对产品和服务的需要,消费者通过支付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得到满足,这种需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我们首先采用排除法对社会公共需求进行定义,即公共需要是相对于私人需要而言的,是除私人需要以外的需要。显然这个定义忽略了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这一特性,也没有揭示出公共需要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个定义作初步地补充:

一是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并且是私人需要的有机合成的集合体(不是私人需要的简单加总)。

二是社会公共需求是社会公众的共同需要,与私人需要相对应,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对于任意一个给定的需要水平,增加额外的一个消费者不会引起为满足公共需要提供的产品的成本增加,即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引起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某些人公共需要的满足并不排斥其他人公共需要的满足。

社会公共需求是指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它是共同的私人需要的集合体,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对应于私人需要通过私人产品来满足,公共需要通过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来满足。它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拥有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后者是相对于同质而言,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不同的具体利益,多个子集团所组成的集团的需求。社会公共需求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共需求。

二、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

1.公共需求与公共经济

(1)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

需求是对物或服务的一种欲望,社会公共需求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求的表现形式。正如前面提到的,需要一般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产品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根据其范围不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共产品即纯公共产品,具有消费上的严格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广义的公共产品,除纯公共产品外,还包括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或二者至少有一种存在的产品。结合公共需要的特征很容易得出私人产品不能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结论。

共同的私人需求的有机组合构成了社会公共需求,社会公共需求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公共产品可以满足私人需求,但当公共产品对应于社会公共需求的满足时,其目的具有公共性,不能拿公共产品用于私人目的。社会公共需求必须由公共产品来满足。一是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本质特征,这使得公共产品所固有的职能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二是私人不可能也不愿意(不含有政治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这种公共需要的存在,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和形成。韦伯和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边际革命发生后,人们更是逐渐意识到,政府的活动也能带来效用。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给出了一般均衡的解释,并指出在满足一些条件的情况下,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2)公共需求和公共经济

人类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要比任何动物世界复杂得多。正如亚当·斯密强调指出的,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分工。经济社会以来,从来没有过私人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绝大多数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的,相反是人类自身瓦解了公共供给方式,在私有制产生以前,共同需求——人类的根本需求和具体需求是一致的,私有制产生以后,私人需求才从共同需求里独立出来,在生产力发展到有剩余产品的时候,才产生了对某个物件的独占意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不断分化、分工,公共权力分散,但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地存在着。

从公共产品提供的主体看,可以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其中私人部门即指市场,而公共部门狭义来说指政府,广义来说除政府外,还包括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团体和组织,如民间组织和国际性组织。作为不同的主体,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理论上都具有参与公共产品配置的可能,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更加注重追求效率,市场不能或不愿承担的责任逐渐由政府承担,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和市场提供私人产品是专业化分工所决定的,是一种自然属性,是分工规律演变使然。

2.同质性与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多层次性

由于个人在收入、文化、信仰和地区等方面的差异,公共需求有群体性差异,难免形成利益集团,整个社会资源是被瓜分的。基于此,社会公共需求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体现了社会需求的公共性,其实质反映了社会全部成员的共同意志;后者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而具体利益不同,多个子利益集团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需求,它源于社会需求的私人性,即社会需求首先要能够体现私人的需求。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具体利益相异,所以有必要选择一种机制去协调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暴力机制在现代社会是不文明的;阴暗机制扰乱社会的稳定,是非理性非道德的;社会机制缺乏权威性;市场机制在协调上力量不足;现代政治机制具有强制性和文明性,对少数人执行强制统治,文明的一面体现在民主机制上,在直接民主制下,各个利益集团可以直接投票表达自己的需要,这种方式适应于小范围如社区内;在代议民主制下,通过选择人代表表达自己的偏好,在既定的投票规则下协调利益冲突。可见,政治机制相对而言是最优的,但并不排除其它机制的共同使用。这表明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前文已经论证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那么在存在同质性和异质性需求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将如何分工呢?事实上,由于公共需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存在,公共经济也具有层次性。关于公共经济的分权代表性理论有:一是蒂布特的“以足投票”模型,该理论首先从公共产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产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其实,公共产品只是表达公共需要的媒介,政府采取的行动的逻辑起点不是公共产品而是如何满足公共需要,只有需要得到有效满足,官员的选票才可能得到最大化。二是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产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效率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有关公共经济分权理论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斯蒂格勒的“菜单”理论和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等。

从性质上看,社会公共需求从本源上可分为同质性与异质性需求。同质性的公共需求容易推断由较高一级的政府来满足,尤其是全国性的同质性需求,由中央政府来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要求提供独特的公共产品,如果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具有完全信息,那么它就能有效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中央与公众之间是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相对而言具有信息优势,更容易了解民众信息和需求,特别是在联邦政治市场,政府官员任命的程序是民众选举的,选民的意志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官员对民众的偏好比较了解,能更好的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可见,一般而言,中央满足同质性公共需求,地方政府满足异质性需求,这就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层次性。

三、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1.市场失灵与公共经济

市场失灵是指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况,原因是当商品或服务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不匹配时,市场无法或不愿意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或提供的数量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一种资源的无效配置状态。一般而言,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有四点:一是垄断;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外部性;四是公共产品的存在。

简单来说,市场失灵一般有两个原因,即市场势力和市场的不存在。(1)市场势力,如果某些人和厂商是价格制定者,那么资源配置一般是低效率的。因为一个拥有市场势力的厂商可能会通过减少供应的方式将价格提高到成本之上,这样用于商品生产上的资源变得不充分了,帕累托最优遭到破坏,出现市场失灵。只有当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成为价格接受者的时候,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才得以成立;(2)市场的不存在。对一种商品来说,如果市场不存在,那么很难预料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实际上对某些商品来说是不会有市场的(如贫困保险,因为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存在而可能出现的另一类低效率就是外部性,即一个人的行为以一种现存市场以外的方式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福利的情形。

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都对公众私人需求的满足形成了威胁,而这种威胁却是私人部门很难化解的,于是对于化解此类威胁的需求形成了一种较为隐晦的公共需求,它不同于作为满足公共需求直接表现的公共产品,它的需求层次更高,但却是维护整个经济体持续稳定发展,即最高层次的同质性公共需求的保证。依据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

2.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市场存在失灵并不意味着必然要由公共经济来弥补,市场失灵下的公共需求也并非必然以公共经济的方式来予以满足。在不同经济体、不同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的程度不同,对公共需求的满足造成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存在多种弥补方式。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公共需求的满足可以选择通过公共经济来实现,或者通过第三部门来解决。

从市场运行的角度出发,垄断的存在破坏了市场有效竞争的机制,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破除垄断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也是对公共需求的满足,尽管此类公共需求并不像教育或者国防那样属于显而易见的公共需求,但却影响着每一个个体需求的满足。如果是市场势力形成的垄断,公共部门可以选择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对其进行打击,或在保证企业一定利润的情况下实行政府限价;对于存在自然垄断的行业,可选择由公共经济进入,或实行由公共部门生产并提供或实行市场化生产由公共部门提供这两种方式。

对于公共产品而言,其本身即直接用于满足公共需求。纯公共产品毫无疑问地要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提供,但可以以市场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对于混合公共产品而言,就存在混合提供的问题,要视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性质来确定公共经济和市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而言,情况比较复杂,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如在满足“科斯定理”的情形,可以通过界定产权来解决。如外部性中最常见的污染问题,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征收“庇古税”的方式,也可以在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信息不对称更是如此,既可以通过立法来强制披露,或保证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弱势一方的利益,也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收集并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存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对于公共需求的满足方式是多种的,并不必然需要由公共经济来满足。换而言之,市场失灵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而非必然。而公共经济本身具有的一些特点如强制性和规模优势,使公共经济满足公共需要这种可能性最大可能地变为现实性。公共经济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市场无法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和市场无效、低效的领域,是市场效率无法波及的具有市场缺陷的领域。

3.公共经济的扩展是以公共需求的扩展为依据的

100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日臻完善,近几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市场机制也在不断的发展,而同时各国公共经济的规模和范围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张,这并不是因为市场失灵的程度和规模日益加深,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需求的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复杂,使得为满足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持续扩展。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1],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也就是说,随着社会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而这种产品已经越来越趋于非生活必需品。当一个群体的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其公共需求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范围也会越来越大,层次也会越来越复杂。

此外,私人部门的日趋完善,使得原有的一部分公共需求可以在市场中得以满足,但又使得一部分原来由市场满足的需求转化为要由公共部门来满足,同时伴随着私人部门的发展引致而来的公共需求骤增。公共经济的扩展也就在所难免。公共经济的扩展同公共经济的存在一样是由公共需求决定的,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契机,而不是公共经济存在和扩展的必然因由。

公共经济的存在、发展和扩张都是建立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基础之上的。公共经济的范围以及公共经济对市场的影响程度也要以公共需求的满足为限,一方面从公共部门的历史演变来看,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存在,市场失灵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出现的;另一方面当今的经济学研究主流是从需求角度出发,以公共需求为逻辑起点,研究如何更好地满足公共需求也成为公共经济的主题之一。可见,虽然市场失效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根本性、永续决定的是公共需求。

注释:

[1]此处产品不但包括公共产品,也包括满足各种公共需求的行为.

参考文献:

[1][美]马斯格雷夫等着,邓子基、邓力平译校.财政理论与实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美]阿兰·奥尔巴克、马丁·费尔德斯坦主编,匡小平、黄毅译,郭庆旺校译.公共经济学手册[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1).

[3][美]斯蒂格利茨着,郑秉文译.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M].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公共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经济理性；新公共管理；关系；意义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4-0000-01

一、新公共管理概述

在新公共管理理念指导下，政府公共服务时要彻底摒弃官僚制度，同时将存于市场机制中的激励技术、管理手段视为政府执政的手段，重视顾客导向与服务结果，希望能以较少的成本投入建成高效的政府。Stewart、Ranson总结了新公共管理的特有属性：私人部门治理空间被扩大；绩效目标的市场测定法；顾客价值；供给者与购买者要分离；构建市场竞争机制；弹性工具；增加器乐配置。

新公共管理理念的产生有深刻社会背景与理论背景。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受到各国执政者的追捧，并正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大力推行，扩大了公共服务、公共物品。在战后，政府充当着经济组织的角色，不仅生产也消费。在20世纪七十年代，混合经济中政府所处的地位和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存在着背离，进而造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这就迫切要求政府采用新管理模式，解决信任、管理与财政危机。在理论上，新公共理论受到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较大影响。Hood认为管理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可消除重迭、实现有序；新制度经济学加快了行政改革走透明、竞争的道路。

总之，经济学理念下诞生的新公共管理具有经验主义、可预测性的特点，是精确的。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下，更能约束政府公共行为。

二、经济理性与新公共管理

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转变了人性预设。“权力人都有滥用权力的可能，这是真理。”要求以制度落实指令，以规制求效益，在实践中表现出不负责任、推诿、低效、僵化、繁文缛节等缺点。在制度面前，公共管理走“规则”之路，但却不考虑组织的宗旨，进而常出现目标与结果背离的情况。

解决官僚制度的弊病可从经济理性中寻找到答案。经济理性要求比较行为的投入与收入，追求个人利益。在市场规律下，理性经济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对公共利益有利。因为市场制度是兼容了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的有效配置资源的制度。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政治决策时，官僚、政治家都会选择自利，为此需要构建出“将个人自利引向公共利益”的程序。新制度经济学将机会主义、理性有限看做是理性经济人的本质。

在官僚人性预设转变理念下，急需要设计出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即改变官僚的规制性，走官僚激励、竞争的市场化道路。传统公共行政学提倡以规则限权，从而缩减权力者侵犯公共利益的机会。但是，经济理性理论认为，传统官僚体制的弊端在于缺失激励机制，由此权力者有了侵害公共利益的机会或想法。传统的重视规制的官僚模式，无法从根本上促进行政行为，还可能出现消极行政、不求创新、逃避风险的思想，难以从内因发生效力。

以市场为基础设计制度、批评官僚制是新公共理论的知识表现。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分析了造成政府弊端丛生的原因，认为主要在于政府垄断地位。政府失灵现象是官僚机构独占生产信息、垄断公共物品后的必然结果。要打破垄断，就当然要选择竞争激励机制。“不管什么时候，政府都会抓住机会充当垄断者；不管什么时候，引入了竞争之后，政府办事便会有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委托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有许多相似的主张。比如，委托理论为绩效稽核、分权化、生产供给分离提供理论导向；公共选择理论的竞争、签约外包、民营化、预算削减等内容与新公共管理理论存在相同点。

三、理性经济促进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西方国家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实施上取得了不错的改革成效。比如，在英国，公共选择理论是撒切尔夫人主政时的选择理念；在1988年后，英国政府改革的理念则为新制度经济，并进行了削减官僚机构、加强公共服务的激励制度的建立、坚持承包运作的方式等。

作为社会学科，经济学是新公共管理理念产生、发展的促进者，是其理论体系走向严密的关键。在公共部门中实践经济学在刚开始并不受欢迎，被批评者认为是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侵略”。但是，在强调市场机制、分析官僚机制缺陷过后，也有助于政府公共管理的正常化。

将公共行政学和经济学整合后，极大的丰富了公共行政研究理论。经济学提出，官僚机制引起了政府规模膨胀、资源浪费。为此，需要基于人性预设转化将从官僚规则转变的观点取而代之为从官僚激励的转变。此外，还需要引入竞争、注重绩效与结果。所以，在理性经济指导下，新公共管理选择了交易成本、激励兼容、政治市场道路，并在激励工资、绩效合同、市场检验、分权化、民营化等方面设计公共政策。

四、结语

在市场化浪潮、社会普遍要求下，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出现有力的破除了“公私”差异，认为垄断、竞争是改革的重要方向，需要引入激励，彻底抛弃规制，这从根本上影响了政府的改革运动。同时，新公共管理并非绝对的、普遍的，其只是阶段性产物，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发展都受到社会思潮的重要影响。总之，上世纪70年代形成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对政府公共服务有极大的改进作用，受到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经济理性的重要影响，分析经济理性与新公共管理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发挥新公共管理的社会价值有巨大意义。

参考文献：

[1]饶旭鹏.农户经济理性问题的理论争论与整合[J].广西社会科学，2012（7）：52-56.

[2]李先悦.批判经济理性和重建生态理性--论安德烈・高兹对生态危机的新阐释[J].理论界，2014（6）：41-43.

公共经济论文篇9

关键词：公共财政；私人财务；政府财政；公共财政论；国家分配论

在我国，研究公共财政问题是近年来的事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在我国是否适用，也成为广大财政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拟就公共财政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对公共财政概念的重新认识

讨论公共财政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公共财政的概念。笔者认为：

（一）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对应的概念，是对政府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财政）对应的概念，它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广大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财政行为目的的社会公共性，是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的区别所在。从行为特征上看，公共财政是一种收入和支出活动，这构成公共财政与其他公共行为的本质区别。

显然，我们这里对公共财政概念的定义与传统说法有一定差异。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就是公共经济，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公共财政几乎成了政府的同义词，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在这里，我们将公共财政表述为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是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收支活动的行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财政作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与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区别。

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和这种利益的载体??公共需要的存在，这是公共财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财政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实现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其实施主体是一定时期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主体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因此，国家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

国家财政的社会公共性首先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决定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当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实现，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是公共财政。不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财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对政府财政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

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是市场机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说，由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一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对市场缺陷加以弥补。显然，这里是将市场经济当作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表现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特殊性质，而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因为体现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财政的共同出发点和归属，不论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财政都是如此，在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产力水平差异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层次，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围。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财务的事务，它是否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如有例外，如何解释公共性作为政府财政一般性质的论点。笔者认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的个别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狭小的范围内，相当部分个别需要被异化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实现的形式，正是这种私人需要的个别性与其实现形式公共性的不协调，才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提供私人产品，满足个别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正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不能因为某种机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认机制本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代行了许多私人财务的职能而否认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

（三）公共财政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是因为公共财政对政府财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确了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和主要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将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划分。公共财政强调纳入政府财政范围的应该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务，对那些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政府只能为其正常实现提供外部条件，而不必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因为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有其自身的实现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的实现具备了充足的微观动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实现过程；同时，个别需要所体现出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此外，个别需要的实现完全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个人之间进行，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一方面满足了购买者对商品物质形态的个别需要，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售卖者对商品价值实现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很难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其实现的责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担。可见，社会成员的个别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财政来实现，而社会公共需要则应该主要通过政府渠道得到满足，政府财政实质上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即政府财政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应该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内，其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强调政府财政的社会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将政府财政与私人财务区别开来。

二、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共财政论与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分歧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坚持国家分配论的人认为，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是对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缩小和肢解。坚持公共财政论的人则将国家分配论当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过时的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更要受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很难说什么理论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值得去学习和研究，况且，国家分配论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它对指导我国特定时期的财政实践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尽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践的管理原则和理论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涵???财政的国家主体性?却仍然反映了财政活动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没有过时。这里必须澄清对国家分配论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传统理论当作国家分配论的全部；二是将国家分配论误解为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其实，在传统体制时期产生的国家分配论的理论观点只是其在特定时期，根据特定的实践背景提出的理论，而不是国家分配论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继续研究和提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分配理论；国家分配论也不是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它只是强调财政分配中的国家主体性和主导性，在这种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基础上，国家分配的范围是由一定时期国家职能范围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分配论也没有过时。

在我们看来，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者的主要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强调的侧重点，比如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行为主体，公共财政论强调财政行为的目的和范围；国家分配论突出财政产生与国家产生的本质联系，公共财政则突出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与私人财务在活动范围和原则上的区别。在这种外在形式差异的背后，两者的基本立足点却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现为，?财政?之所以成为公共财政是因为它是一种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需要的财政活动，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财政活动的主体当然只能是国家和政府，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是从另外的角度对国家财政的定义。可见，公共财政论也是以国家主体为基本立足点的，这一立足点构成公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最本质、最关键的共同点。在这一共同的基本点上，公共财政并不会缩小国家财政的范围，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的职能，因为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变化是围绕国家职能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时期的经济体制及由之决定的国家职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财政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私人需要的实现归位于市场，使社会公共需要和个别需要都有其稳定的、更有效率的实现机制，并建立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市场机制正常运作提供外部条件的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化的要求，也是对政府财政职能所作的合理定位，这并没有否定财政的国家主体性，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而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围调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状况，将政府财政的职责和功能规范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尊重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特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应该是一种公共财政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重视政府财政的这种公共特性。对这种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很多科学反映公共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公共财政理论时应该尽量去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笔者不赞同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的倾向。我们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不同，公共财政理论所参照的实践基础也不相同，因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公共财政理论也会有一些差异。我国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不完善，市场机制也正在发育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关系和相应的机制也远未理顺和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应该体现自己的特点。那种过分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忽视和否定其不同的实践基础，在理论研究上局限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简单传播，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财政学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践基础，探讨和创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理论，并以此为我国的公共财政实践提供指导，这才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重视对转轨时期公共财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践起点选择上的误区，即往往将目标体制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一般原理，设计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管理模式，并试图照搬这种模式去解决特殊体制时期的特殊问题，其结果当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对目标体制下公共财政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远不是当前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任务的全部。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转轨的实践是中国所特有的，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不同于目标体制时期，具有很多特殊规律。因此，在旧的运行系统及其管理规则正逐渐失效，新的体系及其规则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政府财政应该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面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财政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政府如何应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建立目标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等，这些实践问题是西方现成的公共财政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理论，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正确选择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重视对转轨时期社会经济规律和公共财政规律的研究，使政府财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重视对我国公共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

我国传统财政学研究重点更多地局限在对财政的产生和发展、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体系等基础理论问题上，过去形成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也主要侧重于在以上基础理论问题上独树一帜，并没有形成与其基本理论相配套的应用理论体系，使财政学这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总带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应有的作用。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目前我们在财政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体系；二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于实践，缺乏必要的超前性，仅仅成为国家政策出台后一种?应景?性诠释；三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论的创造性和客观性；四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上侧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财政应用理论的成果缺乏针对性。以上财政应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财政理论的正常发展，也成为我国财政改革往往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必须加强对社会经济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的研究，使我国财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能真正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四）实现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经验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盲目和盲从的非理性现象，将正常的学习和借鉴引入歧途。这里有两种倾向尤其应该摈弃：一是重传播，轻研究，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往往肆无忌惮地抄袭西方理论，这不但对理论研究没有意义，而且败坏了理论研究的风气；二是重形式，轻内容，仅仅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时尚，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学识的工具，不论是否有针对性，是否适用，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一些理论著述文字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让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强调其本土化问题，这是由公共财政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决定的。我们要广泛学习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学习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传播，更不是将西方理论当作一种装饰外表的花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是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我们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强调以我国的具体情况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解决我国的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观点。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首先是其实践基础的本土化，这一点在前面已多次强调，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经济实践，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实现过程。我们的研究必须考虑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对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可能对公共财政制度带来的影响；考虑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求范围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考虑我国的政体及其决定的政府机构规模和结构；考虑中国特有的复杂的政企关系及其对公共财政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影响等等。毫无疑问，实践基础的本土化，是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最重要的含义，是我们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义是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本土化，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经济理论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其著述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这不仅影响学习和研究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不健康的文风。我们提倡在理论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汉语言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来传导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写出中国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也应该尽可能地符合汉语言的表达方式。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并对中国国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准确地表达异国的理论，也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将西方理论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并发展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见，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不但是一个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技术问题，也是提高研究人员素质、端正研究作风、提高研究质量的问题。

公共经济论文篇10

论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研究述评 毕业论文

公共经济管理是在公共经济学拓展和丰富传统财政学研究主题而形成新的学科范式、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的管理主义浪潮在公共部门日益盛行的学术背景下形成的。它是一个多重理念、价值、工具和方法的总和，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重叠、相互渗透的综合研究领域。公共经济管理是为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包括非营利组织、公共企业等主体对自身及授权干预的经济活动的管理。这种管理应体现对公私部门互动方式和范围的合理性考量。当前公共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研究路径构成了公共经济管理研究的理论来源与基本思路。公共经济管理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在理论体系、主要议题的问题导向性研究以及实证分析方面还有待于充实和提高。随着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公共经济管理必将朝着更加成熟、完备和规范的学科体系转变。

一、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产生的背景

20世纪本文由收集整理六七十年代是公共经济学概念和体系形成，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时期。在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界深入探讨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公共部门转变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式的特定背景下，这两股学术潮流齐头并进式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政府参与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模式。如果说公共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拓展了财政学关于政府行为的研究范围、夯实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那么以强调竞争和效率、“引私入公”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则是管理主义在公共领域的强力渗透和推进。//html/lunwenzhidao/kaitibaogao/

继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危机颠覆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条，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又暴露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局限。在对两个理论极端的追从中得到教训的学者和政策实践者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功能和关系，并努力寻求它们之间的合理边界。虽然市场失灵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理由，政府本身也存在失灵，但在纠正市场失灵更有效的机制出现之前，公共部门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如瓦格纳定律所揭示的那样，人们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与数量的需求不断上升，而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则日益增强。伴随着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民众对社会价值公正分配的呼声渐高。这都导致公共部门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让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力度。公共部门参与经济活动和管理社会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极大地考验着政府经济管理的总体能力 ，使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地加强。英国学者吉姆·汤尼森指出，在新形势下，政府的总体能力，尤其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是一个经济体成功与否的关键。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部门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有关经济管理的新理论范式，以有效回应这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