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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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我国，推行外贸制是当前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之一，它是国有外贸企业在市场机制下求生存、谋发展的重要竞争手段。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社会分工理论、市场营销概念及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对我国推行外贸制的必然性及可行性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我们认为，对外贸制进行研究，还存在另外一条思路，即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委托形式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现象（asymmetricinformation）入手，对当前讨论较多的几种外贸制形式进行分析比较，寻找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并有利于克服因不对称信息所带来的内在缺陷的较优契约安排形式。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出发，主要以出口为例，对外贸制在我国的推广及优化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对外贸制的基本认识及研究思路

1.为了便于讨论，我们首先将已在国内外实践中出现的外贸形式归纳为三种：形式Ⅰ：直接（又称佣金）；形式Ⅱ：中国现行的出口形式（我们称其为中国式风险）；形式Ⅲ：间接（又称行纪）。其中形式Ⅰ（即直接）系指人（外贸企业）在权限内，以本人（生产企业）的名义同第三人（国外进口商）签订合同，办理进出口业务，并收取一定佣金，人对第三人不承担责任，也不享受权利；而形式Ⅲ（间接）也是国际通行的外贸的一种形式，它指间接人（行纪人）为本人（委托人）的利益和计算，但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国外进口商）签订合同，并收取一定佣金，同时对第三人承担合同中的义务，享受合同中的介入权；最后，形式Ⅱ（中国式风险）是中国现存外贸体制的产物，它的产生系以我国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为基础，并在非完全出于双方当事人（本人及人）自愿的背景下，由人（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订立进出口合同，以帮助生产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显而易见，这三种外贸形式在佣金分配、风险划分及约束法规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为便于后文分析，现将其作一比较并列于下表中：

三种外贸制形式的比较

比较项目风险收益

比较内容(人)(人)

形式

直接(Ⅰ)风险=0佣金>0(中等)

中国式风险(Ⅱ)风险>0相对较小

间接(Ⅲ)风险>>0佣金较高

比较项目约束法规人与本

比较内容人间关系(是

形式否自愿)

直接(Ⅰ)各国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中国式风险(Ⅱ)1991年《暂行规定》及并非完全自愿

《对外贸易法》第13条

间接(Ⅲ)各国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2.进而，我们对当前外贸制的改革与现状谈两个基本认识：（1）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必须以大力推行外贸制作为主要方向之一。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外贸经营的计划体制，大部分外贸业务由垄断的外贸专业公司经营，经营方式以收购制为主，但这种做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其缺陷也越来越突出。对于这点，已有众多文章加以论述，这里不予展开。另一方面，经过试点企业的实践表明，外贸制适合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外贸垄断制解体后的形势，它有利于生产企业扩大对外贸易，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外贸制已被提上外贸体制改革的日程，尤其是1991年，对外经济贸易部门专门制定了《关于对外贸易制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1994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3条对外贸制也做了原则性规定。这都为外贸制在国内的真正实施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2）近几年的实践也表明，外贸制的推广目前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外贸是实现跨国交易的一种较为复杂的方式，它涉及到委托人、人、第三者三方的利益、权利及义务分配问题。因此它的顺利推行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而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序的欠缺恰恰使外贸制这一新事物与旧的外贸经营方式之间的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导致了外贸制难以有效推广。据资料显示，近些年来，外贸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之比重一般在0～5％，很少超过10％，甚至普遍呈下降趋势。

3.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针对外贸制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原因与可能改革方向进行了大量理论探讨，其中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外贸制的形式选择问题。这些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在目前条件下，是否应立即从现行制形式（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或向间接（形式Ⅲ）转换；其二，假定转换条件不具备，则对于现有的形式Ⅱ，我们又应从哪些方面对其进行规范及改善。具体说来，目前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主要顺着以下两种研究思路展开：

思路Ⅰ：法律不规范论。这种思路主要从我国现行外贸制的外部法律环境出发，认为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法律的不规范性及相应造成的行为的不可操作性。首先，这一思路强调有关外贸制的立法相互不协调。根据《暂行规定》，我们当前应选择的形式为形式Ⅱ，而这种选择又缺乏民法基础，因为按照《民法》所给出的形式应为形式Ⅰ。这样就造成实际操作部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形式选择的矛盾性。其次，这一思路认为现存的外贸法规条例对行为涉及的三方（生产企业、外贸企业及外国客户）的责、权、利界定不尽合理。这种不足尤其体现于人的权、责比例不协调。外贸企业在现行外贸制下既不具备间接（形式Ⅲ）中的行纪人所享有的多种权利（如介入权等），又必须承担形式Ⅰ下所不需承担的较高风险。因此，持此类观点者建议可从以下两条道路择一而行：或由《暂行规定》所规定的外贸制向国际通行的间接（形式Ⅲ）过渡，或直接采用民法规定的，依据民法规定的直接（形式Ⅰ）来规范现行制，这样可使行政规范与法律基础相一致。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鉴于目前制形式的冲突，可考虑在修改的统一合同法中规定间接（行纪）合同，使民法规定的直接（形式Ⅰ）和合同法中规定的间接（形式Ⅲ）并行。同时为了避免冲突，对民法通则的制定细则，使外贸的各种形式均有法可依，防止与经济合同修改不一致。

思路Ⅱ：外部条件不具备论。这种思路认为，目前无论采用什么形式的制，其对外部条件都是有一定要求的。而具体到某一给定的外贸制形式，又必须在相应的外部条件下才能得到顺利推行。例如，对应于《民法》所规定的形式Ⅰ，我国目前的外部环境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不具备：一是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尚未取消，这形成了推行直接（形式Ⅰ）的主要障碍，因此加快放开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是推行外贸制的必要条件；二是市场条件及国有企业内部机制不具备。就市场条件而言，国内市场不成熟这一外部条件不利于人与委托人按国际规范的委托方式承担责任与义务；而作为委托主体的国有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由于现代企业制度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也会对制的推广造成相当困难。

以上两种思路分别从法律与外部环境的角度讨论了推行外贸制的现状、问题及改革方向，尤其是在外贸制的形式选择方面作出了具体分析，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认为，外贸制的顺利推行及具体形式的正确选择，除应具备必要的法律规范与外部环境外，还应具备高效率的内在激励机制，而后者涉及到委托制自身在信息拥有、风险安排等一系列因素上的内在结构。因此，关于外贸制形式选择的问题，我们建议还必须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去探讨，以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形式。

三、委托理论与外贸制

（一）不对称信息与委托一般理论。

不对称信息指的是交易的一方参与人拥有但另一方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近些年来，对交易中不对称信息存在的关注已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如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基本事实一样，不对称信息也是一种市场的常态。因此研究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交易的最佳契约安排具有相当实际的意义。

分析不对称信息是通过委托模型来实现的。信息经济学上的委托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法律上的委托，它是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市场。其中：委托人——非知情者（uninformedplayer），处于信息劣势；人——知情者（informedplayer），处于信息优势。非知情者将不得不因为知情者的信息优势付出更大的交易代价。在这里，拟主要利用两种模型，来为我们分析中国现行外贸制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模型Ⅰ：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moralbazardwithhiddenaction）：签约后人所选择的行动以及人所面临的自然状态（为不受人控制的外生变量，如市场状况、交易背景等）是委托人所观察不到的，委托人只能观测到由人行动和自然状态所共同决定的交易结果。而委托人的目标是设计激励合同使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有利的行动。

模型Ⅱ：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selectionmodel）：逆向选择发生于签约前，委托人不知道人的状况、类型及人的私人信息。因此逆向选择模型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种契约设计来获取人的私人信息。

（二）中国现行外贸制（形式Ⅱ）实践中的契约机制缺陷。

运用委托一般理论，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现行外贸制形式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起来，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问题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不对称的放大。在一般的条件下，外贸人拥有国际市场信息，以及自己业务能力、交易磋商的信息，而委托人则不完全拥有这些信息。而现行的外贸体制和制形式扩大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倾向：（1）外贸制中存在着“一顶帽子大家戴”的情况，即由于外贸经营权没有放开，无外贸权的企业挂靠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使合同产生法律纠纷的隐患，同时使委托人认定外贸人的资格和真实业务能力存在障碍。同时使一些信誉良好的人退出市场，不愿做业务，因此这个市场上存在逆向选择问题，这也是外贸制推而不广的原因之一。（2）信息的拥有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几十年来的收购制使生产企业处于与国际市场隔离的状态，在推行制后，生产企业依然处于信息劣势，与国际市场仍处于半隔离状态。（3）现行外贸制中由于委托合同不规范，常以订单代替委托合同，关于人如实报告交易信息的人基本义务，没有在法律上确立下来。同时现行制缺乏补偿条款，使人唯恐交易成功后，委托人甩开人直接同外商签约，因此产生“互不信任”，从而产生机制缺陷下的信息封锁与保密，即会出现前述的道德风险问题。

2.风险分担缺陷。现行外贸制做法使外贸公司垫付资金，且产生所谓“拿1％的手续费，承担100％风险”的状况，而生产企业承担的风险接近于零。由于一些生产企业无外贸经营权，从而成为被动的风险中立者。但人承担全部风险，应意味着委托人只能得到固定收入，其余利润应由人所有。现行做法对费用的计算标准是采用硬性的收费标准，即合同标的0.5％—1％，且一般只能收取费。这种做法实际上使外贸人通过合同所获得的利益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必然导致合同产出与利益的不均衡分配。

3.激励机制的缺陷。根据生产博奕模型来分析，在不对称信息下，外贸制的合同应是一种奖惩合同，根据外贸人的业务水平、积极工作水平进行奖惩。现行外贸制下，由于委托合同不能使人选择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动，同时由于佣金不合理，使外贸人在出现合同纠纷时消极应诉、索赔，从而产生外部效应。从这个角度说，现行外贸制契约设计中，委托人并没有把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建立在外贸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之上。而激励机制应是一个动态系统：一方面人的激励来自于委托人的利益让与，另一方面，外贸人的积极行动增大了合同产出增加的可能性，从而促进生产企业增加对外贸企业的激励。

（三）从委托理论看我国外贸制的形式选择。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外贸制的发展有三种选择：一是改变现行外贸制形式，由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发展；二是从形式Ⅱ直接向间接（形式Ⅲ）发展；三是在现行制形式Ⅱ的框架下，完善法规，健全机制，疏通信息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以上三种选择在具体实施中都各有利弊，因此，任何关于外贸制改革的举措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在信息拥有因素及其对应的风险分布权衡利弊，据中国具体国情作出正确选择。以下将就其作出具体分析：

其一，三种制形式优劣比较。

对于直接（形式Ⅰ）来说，由于委托人可观测到人的选择同时也可观察到外生变量（即人所选择的自然状态），且委托人可参与交易磋商的全过程，因此委托合同可建立在人的工作努力程度之上，从而激励相容约束是多余的。委托人可设计强制合同，根据进出口合同及人的工作努力程度确定佣金的支付，因此人没有选择消极工作的余地。这种方式下，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最优合同要求人的收入应是相对固定的，不享受合同的其它利润，但同时也不承担风险。

行纪（形式Ⅲ）与中国现行外贸做法都是以人的名义对外签约，因此人履行委托义务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对委托人的道德风险。然而行纪由于规定了人的直接履约权和介入权及规范了指定价格交易及其余利润归人所有的权利，使人权利和风险都相应增大。由于行纪使人真正成为风险中立者，承担全部风险，且取得更大利益，因此行纪相应地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效率降低的缺陷，对人激励来自于人对自己潜在利益与风险的关注，出于这种内在动力的驱使，人如同为自己工作一样，不会选择消极工作。

以上分析表明形式Ⅰ与形式Ⅲ在克服信息不对称方面较形式Ⅱ而言有相对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照搬国际通行的形式Ⅰ、Ⅲ即可成为解决我国外贸制所遇到困难的一条坦途。这是因为，一方面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形式的固有内在缺陷，无论在形式Ⅰ、Ⅱ、Ⅲ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在形式转换过程中必须对这一问题引起充分重视。例如：现行制下，人常常抱怨他们必须承担100％的风险，而要求尽快推行直接（形式Ⅰ）。事实上，按照米尔利斯阐述的原理，人所承担的风险大小应与其所占有的信息优劣程度成比例。因此可以认为外贸企业目前承担100％风险与其在过程中占有信息绝对优势是相协调的。这样，如果转向直接（形式Ⅰ），如何在降低人风险的同时也降低方在信息上的绝对优势则成为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以上分析的形式Ⅰ与形式Ⅲ均是在理想市场状态下才能较好地解决了保险与激励问题，而在现有中国市场条件下，由于非市场行为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必然会成为交易中不可回避的风险。因此推行国际规范只是努力方向，施行起来还须假以时日。

其二，完善中国现行外贸制：对信息不对称的克服。

如果目前从形式Ⅱ向形式Ⅰ、Ⅲ转换时机尚不成熟，我们应做的就是在现有形式Ⅱ的条件下，努力克服包括信息不对称在内的各种弊端与问题，在这里我们拟提出五个对策。

对策Ⅰ：外贸人资格的认定。对于现行外贸制的人来说，如果其通过某些渠道将自己的类型信息和能力信息传递给处于信息劣势的委托人，则可以实现事前交易的改进。实现信息传递的渠道是：（1）外贸企业传递其无形资产价值，如信誉、政府认证等。（2）委托合同中强调人的法人资格权，以及无法人资格权的违约内容。这样，无法人资格权的人则不会轻易从事此项业务，这也从间接传递了外贸人的真实背景。

对策Ⅱ：应该有效地实现对人的奖惩。按照米尔利斯—霍姆斯拉姆条件，信息不对称下，人的收入应有更大的波动性，因为人的行动不可完全观测，为了实现有效奖惩，可将另一些除人行动之外的其它可观测信息写入合同，如商品的国际市场可比成交价格，以及竞争对手签约价格等，这样委托人对人的激励不仅依赖于产出，还可依赖于此可观测变量。而且当此可观测变量包含有关人行动的信息时，即使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也可达到交易的最优实现。

对策Ⅲ：力图使委托合同标准化，制定共同的合同条件。比如人如实的交易报告义务，就应是合同的一项基本条款，也是人的基本义务。另外，可以制定补偿条款以解决人对委托人不信任而产生的信息封锁问题。从国际实践上看，对制定统一法规及合同标准是一种趋势。

对策Ⅳ：佣金设计应合理化，而不宜采取硬性规定，以实现对人的激励。以德国的贸易业务为例：德国所有行业的平均佣金率为5％，但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佣金率一般为18％，而大宗消费品则为2％。因此借鉴国外做法，我国对机电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尤其不应采取固定佣金形式。同时在中国目前现实下，佣金不仅包括费用，还应包括合同的一部分利益让与，这和人相应承担部分风险是相对应的，同时应以外销合同为基础签定委托合同，以实现对人的有效奖惩。

对策Ⅴ：政府不应局限在仅仅以行政手段强行推动制的实施。因为委托交易方式是通过市场内在要求来推动的。西方的现代商业制之所以盛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和时间的共同作用，逐渐克服机制缺陷而成熟起来的。因此中国外贸制在目前过渡阶段，需要的是政府不断地创造和完善外部条件以向更有效的交易形式发展。具体说来，政府在推行制所起的主要作用应包括疏通信息渠道，进一步下放外贸经营权，建立外贸业务公司的审评机制，界定外贸人的法人资格权，以克服逆向选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借鉴韩国做法。《韩国对外贸易法》中明文规定了只有具有一定业务渠道的人才有从事进出口业的资格。

四、结论

本文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外贸制的现状及改革思路作了具体分析。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在现实国情制约下，如果立即在全国推行出口直接（形式Ⅰ）或间接（形式Ⅲ），则政府部门必须对这一过程必然出现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延伸引起充分重视，采取相应克服措施。目前较为可行的是，在现行外贸制（形式Ⅱ）框架下，通过完善激励机制及风险分担机制，大力发挥政府部门在疏通信息等方面的作用，使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责权利不平衡及相应的效率损失降到最小，从而推动我国外贸制的发展。

【参考文献】

EricRasmusen,(1994),GameandInformation,Cambridge:BlackwellPubisher.

Spence,A.M.,(1974),MarketSignaling,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

篇2

(一)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依存度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外贸发展速度超过GDP增速的情况下，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增加。在此，我们分别用两种方法计算外贸依存度。

第一种算法是用外贸(包括进出口总额、出口和进口)占GDP的比重计算，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算法。按照这种算法，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伊始，外贸依存度只有9.8%，此后持续上升，到2005年已高达63.9%，其中出口依存度为34.2%，进口依存度为29.7%。

第二种算法是外贸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就是工业的外贸依存度，这种算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不可贸易品对外贸依存度的影响，世界银行就采取了这种办法计算和比较各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按此计算，1978年我国工业外贸依存度为22.1%，2004年为152.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78.2%，进口依存度为73.9%。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变化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但不同时期我国外贸依存度增速出现很大差异。1980年到199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由12.6%上升到30%，10年间提高约17个百分点，这段时间外贸依存度增长较快与改革开放初期外贸基数很低有关。1990年到200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到39.6%，10年间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在这段时间内，外贸依存度出现波动，其原因一方面是外贸增长受汇率调整、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内我国外贸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2001年到2005年是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最快的5年，到2005年，外贸依存度上升到63.9%，5年间提高了约24个百分点。其中2003年和2004年是外贸依存度增加最快的时候，几乎每年外贸依存度上升8～9个百分点。这段时间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速度之快是全球少见的。

从外贸依存度变化还可以看到，伴随着长期的贸易顺差，1993年以后，我国出口依存度持续高于进口依存度。如果对两种外贸依存度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工业外贸依存度与外贸依存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1978年，我国工业外贸依存度是外贸依存度的2.3倍，而到了2005年变成2.4倍，变化幅度很小，其主要原因是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比重变化不大。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的原因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既有体制上的原因，又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主要表现为：第一，我国内需严重不足，亟须通过出口来消化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第二，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和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加人世贸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外贸经营主体积极性提高，导致进出口额持续增长；第三，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逐步增加，发达国家不断向我国进行产业转移，我国“世界工厂”的功能日渐形成，促使我国加工贸易快速发展；第四，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造成资源、能源的消耗高速增长，需要大量进口石油、铁矿石等，如2004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就高达45.15%；第五，世界经济持续好转、美元不断贬值等因素也为我国出口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导致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

三、外贸依存度的快速提高对中国的影响

外贸依存度快速增长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加国际化，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分工不断加深，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不断加强，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国际贸易规模迅速膨胀，各国的外贸依存度总体上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因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来势迅猛，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大幅度攀升也是一种必然。外贸依存度大幅提高带来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走向与国际接轨的道路。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属于中国自身，而且属于世界，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具有了较强的国际层面意义。

篇3

[关键词]外贸企业困境人民币升值

近年来，受人民币升值、外部需求放缓、国际原材料、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出口企业纷纷陷入困境。据统计,2008年6月份我国出口总额1215.3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6%，增速大大低于5月份的28.1%。6月贸易顺差21.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0.6%。这其中，下滑最为严重的为纺织、服装行业。

一、外贸企业面临的主要困境

1.美国次贷危机

自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使美国保持的几年经济增长转而衰变为经济的滞长，甚至是衰退。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的经济衰退让世界经济深受影响。这对我国出口贸易行业影响巨大。据广州海关的统计显示，2008年上半年，广东对美出口355.6亿美元，同比增长5.6%，远低于同期广东外贸出口13%的总体增速，也低于2007年上半年广东对美出口13.4%的增长速度。其中，继今年2月后，6月份广东对美出口再次出现同比、环比双下降。单月出口额64.5亿美元，同比下降1.9%，环比下降0.6%.按行业来看，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和玩具出口则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同比分别下降27.3%、12.8%和3.7%。

2.世界性通货膨胀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了美国经济急速衰退，又导致了美元的走弱，而美元的走弱加上国际炒家的炒作，导致了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又推动了钢材等能源价格飞速上涨，这样从给国内带来了生产原材料价格的飙升。这样给我国外贸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以钢材为例，2007年，全国30个主要城市、五大品种的钢材平均价格为4316元/吨，2008年1月，这一价格就上涨到了4966元/吨，而到5月末，价格迅速攀升到6207元/吨，比去年同期上涨近5成，绝对吨价提高了2053元。除钢材外，塑料、木材、包装纸、人工等成本也都在涨。

3.贸易保护主义升温

美国经济衰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这对我国对外贸易环境造成日益不利的影响。以浙江嘉兴为例，2008年1至6月，嘉兴市遭遇来自欧盟、美国、印度、乌克兰等9个国家和地区提起的反倾销共18起，直接涉案金额1.1亿美元，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350%和1088.3%。在这18起反倾销案中，机电和纺织是主要涉案行业，其中机电产品涉案7起，纺织品涉案6起，分别占涉案数量的39%和33.3%。而从案源地看，美国、欧盟、印度是前三大案源国(地区)，共涉案12起，涉案金额8998万美元，分别占涉案数量的66.7%和涉案金额的81.8%。

4.国家对外贸优惠政策的取消或减少

随着这些年我国对外出口的急剧增加，多年来累积的外贸顺差使得外汇储备越来越充足，数量已达世界第一。在这些庞大的外汇储备背后，显示了进出口贸易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容易引起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金融风险等问题。为此，国家对外贸易的政策和重心作了些调整。虽然仍重视对外贸易，但已不再单纯把创汇作为国家的最主要目标，而越来越追求经济效益。鼓励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输出，限制或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家除按规定取消出口补贴，一些优惠的政策也在逐步减少，如在税收方面，经过对外贸出口退税的几番调整，很多产品的退税大幅减少。这些措施直接影响到企业产品出口的收益。同时由于国家信贷政策从紧，银根收紧，企业资金链绷紧，提高了融资成本。自2007年3月18日以来，银行贷款利率已先后上调了6次，已从6.39％调到了7.47％，增加了1.08个百分点，上调幅度达16.9％，仅此一项，企业每年就要增加财务费用约2000万元。

5.人民币升值因素影响

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保持波动上升的趋势。近3年来人民币升值20%左右。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出口收入减少、利润及竞争力下降等风险，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一定挑战。据报道，目前出口大省浙江、广东等地工业经济在高速增长多年后，正呈现拐点。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企业利润率大幅下滑，面临生存困境。

6.新的《劳动法》实施后提高了劳动力成本

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企业的劳动成本大幅上升。据资料显示，纺织行业的平均工资为全国制造业平均工资的70％，因而近年来，纺织企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在各地区普遍出现，招工困难，企业用工稳定性差，劳动力成本上升。

二、我国外贸企业走出困境的对策

1.必须加速创新，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

我国目前外贸出口的总体格局是，加工贸易占的比例大于一般贸易，依靠劳动力优势出口的产品比例过大，结构不合理，比如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纺织业和一般浅加工的机械电子产品等。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的加工制造中心，很多产品从海外转移到我国进行生产转而出口，表面上使我国出口量大幅增加，但是，我方从这些产品出口中获取的实际上是一点微薄的加工费而已。就拿产量和出口量都很惊人的电子产品来说，一般只有5%，是该品牌或核心技术拥有者利润的十分之一。这种现象给了我们很大警示，即应该在传统优势的产品上作出调整，进行深度开发，从技术含量、所用材料以及服务等方面提高附加值，逐步扩大中高端产品的比例；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进行潜心研发，多生产些原创性的、有特色的产品，把这些作为提高产品出口效益的主要措施之一。

2.加大品牌力度，实施品牌战略

品牌对促使企业产业升级、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进行品牌销售是我国外贸发展的趋势。这些年的广交会上，也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用自己的品牌出口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是我国政府鼓励和推动的结果。当然，要创建一个世界知名的品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需要多年的培育和累积之外，在以自有品牌为主的前提下，适当引进使用外来品牌，大力借鉴和吸收国外著名品牌开发管理的成功经验，借船出海，逐步成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如联想成功收购IBM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加强对自主知识的创新和保护对目前中国的企业显得尤为重要。培育出一个好的品牌需要动用各方面的资源，企业必须学会在贴牌和模仿技术的同时，努力开发自主技术，创新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利用创新的技术生产国际高端产品，通过产品打造世界品牌。

3.政府辅之以相关经济政策

政府利用税收、财政、信贷、利率等各种经济杠杆，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调节各项对外贸易。例如，对于创新试点企业，应该在研发、技改等方面为其提供贷款贴息或无息贷款，在出口贸易方面提高出口退税率，甚至提供国家发展专项基金等等；对于部分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则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其出口过快增长，包括采取下调或取消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提高出口暂定关税等措施。同时，规范外贸经营秩序，在政府指导下，借助行业组织力量，抑制出口企业竞相压价和进口企业哄抬价格现象，这将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

目前尤其应拓展融资渠道，建议出台地方法规，成立服务和专管机构。如受困资金压力的浙江省正在想尽各种招数应对目前中小企业面对的资金困境。继在全国首家宣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之后，浙江工商局、浙江银监局与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制定了《浙江省股权质押贷款指导意见》，以股权质押的方式拓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以往融资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不动产抵押贷款获取资金，而很多企业由于不动产已做了抵押再想进行二次融资非常困难，企业对股权质押融资有着强烈的需求。为此，自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浙江工商局就开始研究部署股权质押贷款相关措施，2008年6月，浙江出台了《公司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和《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

4.防范外汇风险

近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外贸企业对外汇风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很多潜在的风险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些外贸企业认为汇率风险变动是天经地义的事，从而使一些外贸企业屡遭汇率变动的风险。外汇风险防范是外汇资金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良好的外币资金管理不仅可以避免风险，还可以优化企业的资产结构和质量，企业必须学会适应汇率变动的经营环境，做好外汇风险防范的准备，以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在此情况下，就对外贸管理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课题，在全面掌握企业外币收支的前提下，不仅要准确、及时地预测汇率变化趋势，还要准确地判断意外汇率波动对公司将来现金流量的影响，并在意外汇率波动之前准备好最佳的应对策略。

首先，企业应正确选择计价货币。在出口时力争选择硬货币作为结算货币，在进口时选择使用软货币。其次，在具体结算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汇率的变化适当调整收付时间。即在外币坚挺的时候，对外币的应收账款应延期收回，应付账款则应提前支付;当外币疲软时，外币应收账款便应提前收回，而应付账款当力争延迟支付。当然，如果企业的规模比较大，在进出口市场多样化的情况下，能够设法采取不同种类的货币组合起来进行结算的话，外贸企业的交易风险就可以相互抵消，这样不但可以消除外汇风险，而且可以降低保值的成本。

企业应加强与银行的合作，依托银行专业的财务顾问和理财顾向来化解和规避市场风险。目前我国可利用的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工具主要是通过各商业银行所开展的外汇业务。如利用远期外汇业务、掉期外汇买卖、外汇期权。虽然我国已经开始提供多种外汇业务，但目前的交易币种和交易规模尚不能充分满足企业的需求。因此我国应该学习国际上风险管理的先进管理模式，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推出新的外汇交易品种，以拓宽外汇风险规避渠道更有助于企业进行外汇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刘舒年:国际金融[M］.北京:对外贸易出版社，1997:145

[2]曹垂龙:新汇制下我国涉外企业规避汇率冈险之方略[J].商业研究，2007年8月

篇4

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企业，问题一定会存在，能够发现问题就有助于解决问题，也就能做得更好。

（一）“苏州造”的网站设置与知名

电商过于相似“苏州造”网站的页面设置与京东等知名电商太过相像，消费者可能会由此觉得企业似乎不看重创新，在实际操作能力上也有缺乏可陈之处，所以将页面设置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版就非常重要，用一个崭新的形象去吸引更多顾客；作为网络上的销售网站而言，让消费者能够对所需要的货物有所了解，在售后可以反馈十分重要比如淘宝。在十几年前，很少有人会相信还没拿到商品，就能把自己的钱交到别人的手上，是因为淘宝的整个购买流程的完善推动了电商的发展，所以对于一个专业的电商而言有售前与售后的留言回复就十分重要，最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注意。

（二）“苏州造”的网络营销力度不大

除了在网站建设方面的问题，对于网络营销的整个力度并不给力。“苏州造”的理念是把苏州生产的商品卖到苏州以外的地区甚至于国外。所以在营销定位上就不应该单纯的立足于造福苏州市民，而应该将“苏州造”打造成一个品牌，就像苏州作为一个十分优秀的旅游城市一样，给所有的苏州制造做一个包装，让它和大众心中美好的苏州的形象靠近，一个企业的形象定位非常重要。

（三）“苏州造”的产品营销应与其他电商合作

“苏州造”应该积极与网络上与苏州旅游有关的综合电商平台合作，最近十分兴旺的诸如阿里巴巴旗下旅游网站“去啊！”等主打旅游的网站就十分适合作为“苏州造”的推广。对于那些来苏州旅游没有买够特产或者爱上苏州美食而自己的所在的地区并未销售的游客来说，“苏州造”简直是他们的私人订制。

（四）特有品牌的扶持力度不大

作为集二百多个品牌于一身的外贸网络销售平台，有必要主推几个重点品牌。各大电商品牌都以主要竞争品牌的价格战来打出自己网站“便宜”“正品”的口号，所以“苏州造”势必要最先争取到苏州优秀的外贸企业并将其发展成特有品牌，并借品牌发展自身平台。

二、对“苏州造”外贸网站的发展策略

篇5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over.

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

the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

the

adjustmentsofJapan''''s

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

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当代亚太，2002(6).

[5]［美］迈克尔·波特等著.日本还有竞争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119～1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5

【标题】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与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标题】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刘向丽/车

【作者简介】刘向丽(1971-)，女，辽宁本溪人，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车(1954-)，男，辽宁沈阳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则较快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业已结束。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本文对比了日本与“四小龙”和部分东盟国家出口主导产品的差异，阐明了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说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关键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

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篇6

【论文关键词】 FDI对外贸易结构调整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

发展对外贸易，是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州FDI流入与外贸总额持续增长。例如，1992年，苏州实际利用FDI为8.36亿美元，2005年增加到113.43亿美元;同期，外贸总额分别为10.35亿美元和21405.89亿美元，增幅很大。FDI与外贸发展是否存在相关性?现有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相关性存在不确定性。本文以苏州为例，分析1992年～2005年FDI与外贸的关系，探究苏州地区FDI对外贸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文献综述

FDI对外贸发展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替代论和互补论。替代论的代表是罗伯特·蒙代尔，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理论基础上， 提出贸易障碍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资本的国际流动或者直接投资。蒙代尔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两国的生产要素的绝对和相对量完全一致。资源实现了最合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的福利，并不存在引起要素流动的原因。如果满足要素均等化及两国有相同生产函数的条件，贸易与资本的流动有完全替代的关系。而且资本流动越自由，替代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大。

以蒙代尔等为代表的关于FDI对国际贸易的替论有效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个国家之间发生的直接投资。 对蒙代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小岛清的互补论。小岛清认为，生产要素流动虽然减少了商品的稀缺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但另外一方面，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

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统计数据不全或统计方法的缺陷，蒙代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实证研究来看，支持互补性关系、替代性关系及关系存在多样性的研究都已出现，并各有自己的论据，国内学者也对中国引进外资和推动出口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理论和实证方面的分析。

例如，杨全发(1999)通过对广东利用外资与出口增长的实证研究，认为广东总的出口贸易和一般出口贸易与外资的关系并不显著;施敏颖(2001)则认为，FDI与我国进出口总额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对进口的贡献大于对出口的贡献;谢冰(2000)依据1980年～1997年问的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FDI对我国出口的增长作用显著。 二、实证分析 1.苏州地区FDI与对外贸易总量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本文数据采用了苏州市1992年～2005年间进出口与FDI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在这14年间，苏州进出口总额与FDI呈快速增长。例如，进出口总额由从1992年的10.35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405.8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45.9%。FDI由从1992年的8.36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13.4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22.2%。

1992年～2005年苏州进出口总额及FDI情况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1992年～2005年苏州市统计年鉴。 为了进一步讨论FDI对苏州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拟采用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建立FDI对进出口贸易的乘数效应模型。分别以进出口总额、进口额与出口额为因变量，以当年FDI与累计FDI(累计FDI是指滞后一年的FDI余额)为自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由于考虑到FDI存量也会对当年的进出口总额产生一定影响，所以也将其设为自变量。模型如下: Yt=b0+b1CFDIt-1+b2FDIt+ut (1) Mt=d0+d1CFDIt-1+d2FDIt+vt (2) Xt=f0+f1CFDIt-1+ f2FDIt+wt (3) 其中，Yt、Mt、Xt、分别代表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CFDIt-1代表第t-1年末的FDI存量，FDIt代表第t年的FDI数额，b0，b1，b2，d0，d1，d2，f0，f1，f2为待定参数，ut，vt，wt为随机误差项。对该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得出回归方程为： Yt=-229.105+0.03 CFDIt-1+13.51 FDIt (1) Mt=-116.203+0.008 CFDIt-1+6.728 FDIt(2) Xt=-112.035+0.027 CFDIt-1+6.757 FDIt(3) 方程(1)中，R2=0.98，F=284>F(2，11)，变量FDIt的t值为t0=7.56>t0.025(11); 方程(2)中，R2=0.98，F=352>F(2，11)，变量FDIt的t值为t0=8.46 > t0.025(11); 方程(3)中，R2=0.98，F=222>F(2，11)，变量FDIt的t值为t0=6.63>t0.025(11)。

上述三个方程的拟合度和显著性都非常高，回归方程能够很好的解释FDI与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和出口额之间的关系。所以Yt，Mt，Xt与FDIt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根据上述回归方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当年FDI每增加1亿美元，苏州的对外贸易总量可增加13.51亿美元，其中，进口额可增加6.728亿美元，出口额可增加6.757亿美元。FDI对苏州的对外贸易有着强大的促进作用，乘数效应非常大。 2.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对苏州出口的贡献。衡量外商投资企业对出口贸易贡献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考察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情况。因此笔者引入两个衡量指标。一个是外资企业出口额在苏州出口额中占的比重;另一个是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对苏州出口的贡献度。贡献度(用P表示)是指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量(用FXM表示)占苏州出口增量(用XM表示)的比重，即：P=FXM/XM。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2 1992年～2005年苏州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统计(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1992年～2005年苏州市统计年鉴。

苏州每年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始终很高，平均达到77.6%。显然，苏州的出口依赖于外资企业的出口。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对苏州总出口保持着正的贡献度，特别是在1995年，P值高达457.3%，表明当年苏州对外出口完全是由外资企业出口拉动的。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长是苏州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源泉。

三、FDI在促进苏州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FDI对苏州对外贸易起了积极作用，促进了苏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但随着FDI的不断投入，一些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出来。

1.外商投资在产业间的分布不均。第二产业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2005年，在苏州吸收外资中三次产业分别占0.14%、93.47%、6.39%。2006年1-3月份，苏州市利用外资中，三次产业分别占0.35%、88.77%、10.87%。虽然今年第一季度情况有所缓和，但总体来看，第一、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在总量中所占比重很不乐观。三次产业的不协调发展，势必导致苏州对外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发展，最终将延缓苏州的工业化进程。

2.苏州对外贸易对FDI依赖过大。从模型中可以发现，FDI对苏州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这个结论还能这样理解：苏州的对外贸易对FDI的依赖性也很强。苏州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过分地依赖对外贸易量的增长，这种情况已持续了好几年，FDI对外贸的这种促进作用进而可以传递到对苏州经济的影响。一旦苏州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消失，FDI的减少将会以乘数效应对苏州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 3.对外贸易中出口过度依赖进口。从模型中还发现，FDI每增加1亿美元，进口额增加6.728亿美元，出口额增加6.757亿美元，两者几乎相等。这是由于苏州的对外贸易形式以加工贸易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过度依赖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因此出口的增长实际上主要取决于进口的规模。进口主要不是为了满足产业结构优化、技术的进步，而是为了维持出口数量的扩张。外商投资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取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在出口商品的价格构 成中，主要是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的高昂成本，苏州仅仅处于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这样的格局使得苏州虽然在对外贸易的规模上不断扩大，但对苏州当地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社会福利并非有利。 四、对策建议 针对当前FDI对苏州对外贸易具有强大促进作用的现状，苏州目前仍应该不断吸引FDI，从而带动对外贸易及经济的发展。

但在吸引FDI时应该改变原有的格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投资结构，改善贸易结构。当前苏州加工贸易的主要问题在于本身还处于低级阶段，企业只是发挥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势，而要创收更多的外汇，就只有大量进口和大量出口。要改变这种情况，苏州在吸引外商投资时就必须同时注意“量”和“质”，对进入苏州的外商投资企业要逐步提高进入标准(主要是技术含量门槛)，鼓励高技术产业进入苏州。并逐步优化外资在三产业中的比重，尤其是增加在第三产业上的投资。

篇7

1.能源资源价格猛涨

今年以来，国际油价屡创新高，由年初的突破100美元大关节节攀升至目前的140美元，而且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随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已成为现实，高盛认为在有“突发事件”时，油价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上涨至每桶200美元。随着全世界对石油需求的不断上升，而石油供给却有可能在未来有减少的趋势，油价上涨已经变成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

除了油价外，今年铁矿石价格比去年大涨了65%，铁矿石大涨了刺激铜价突破8000美元高位，并刺激铜矿股大涨。受铁矿石大涨65%影响，伦敦期货交易市场金属价格全面上涨。尤其是伦铜一举突破8000美元/吨大关。

2.货币政策继续紧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07年12月3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货币政策如今将由“稳健”直接改为“从紧”，从紧的货币政策由此“全新登场”，并将在明年的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银行贷款增速过快以及银行流动性偏多是目前我国经济比较突出的两大问题。为抑制流动性过剩和缓解贷款增速过快，央行除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外，还三次运用加息、减征利息税等手段，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打出宏观调控组合拳。

3.CPI高企和工资上升

从2008年年初开始，受雪灾影响，CPI已经成为一个热点的名词。2008年前4个月都保持8%以上的上涨，5月份同比上升7.7%，6月份同比上升7.1%。CPI不断上升引发了普通民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引领CPI上涨的诸因素中，食品类上涨仍是主因。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11日在此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地区、规模、经济类型以及不同行业企业的物料采购价格和人工成本普遍上升。认为人工成本“上升”的企业家占调查总量的85.6%，比认为“下降”的多85个百分点。

4.人民币升值

统计显示，进入2008年以来，人民币升值步伐明显加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超过4%。而按照2005年7月汇改时8.11的汇率计算，累计升值已超过15%。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首度升值“破8”，而这之后用了近一年半时间，也就是在2007年10月24日，首次涨到7.5元。而这次人民币再升值0.5元，却仅用了不到6个月时间。

二、生产型外贸企业面临的问题

本文中生产型外贸企业定义为本身有自己的生产基地的外贸企业，出口的产品都是由自己生产的。面对上述宏观经济的特点，生产型外贸企业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1.由于原材料涨价，生产成本上升

近几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一路飙升,不断创出新高。高涨的油价经过一段时间的传导后,现已逐步反映出来,成本的逐步提高正蚕食着企业利润。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4年10月,全国142个城市378家企业的24种主要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平均比9月下旬上涨3.5%,涨幅增加3.2个百分点。在油、煤、有色金属等24种主要生产资料中,15种产品出厂价格呈上升态势。石油价格上涨带动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从而引发了交通运输、冶金、石化、轻工、渔业、农业等各相关产业大范围的企业成本增加。油价的上涨也拉动了石油中下游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涨。塑料、化纤等制品以基本石化产品为原料,由于原料成本占生产成本比重大,对原油价格变化较为敏感。

2.货币政策进所导致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生产外贸企业融资困难

在国内，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大难”问题。而在2008年，由于央行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各家银行纷纷收紧信贷规模，银行信贷紧缩，致使本来就存在贷款难、担保难的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今年浙江省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新增贷款由2007年的1487.27亿元缩减为1093.69亿元，减少了四分之一。

据《小康·财智》记者调查，受信贷规模紧缩影响，很多银行倾向于支持安全系数较高的大企业，致使中小企业“融资焦渴”症状更加严重。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针对100户小企业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2008年1-3月份，南京市反映资金“紧张”的小企业达35%；部分自有资金比例偏低的企业称，如果得不到增量资金的支持，或者贷款被压缩，生产经营将陷入困境。

3.CPI高企导致生活成本上升，用工成本上升

由于CPI的上涨，特别是结构性上涨，主要是食品，特别是肉、禽、蛋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物品的上涨，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导致人们的生活成本上升。生活成本上升必然要求工资上升，最终会引起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因为近几年我们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企业预计到未来的效益会比较好，再加上国家机关的制度改革，导致整个全社会工资增长的水平应该这两年有加快的趋势，已经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用工成本普遍上涨了5%-10%，其中劳动密集型企业尤甚。

4.人民币升值导致生产型外贸企业不堪重负

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对外贸企业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外贸多数是以美元计算的，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以后），出口企业的利润因为美元贬值而减少。虽然货币升值实际上并不影响进出口商品本身价值,只是改变了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格,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人民币升值3%相当于出口产品成本提高了3%,出口竞争力降低了3%。一国货币升值后,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经济学中存在替代效应,外国消费者在同样价格下购买进口商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使企业出口受到制约。进口规模得以扩大。

三、生产型外贸企业的对策分析

面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特点，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生产型外贸企业面临很多问题，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应该从三个层次，即国家、行业和企业本身来解决生产型外贸企业面临的问题。

1.国家层面

对于国家来说，面对外贸企业的严峻形势，可以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力度。

1）财政政策方面

为了应对今年下半年严峻的出口形势，我国可以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政策保持出口增长。宏观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真正有贡献的不是总出口，而是贸易顺差。今年上半年，进出口贸易顺差又达226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48亿美元，增长26.6%。这种外汇供大于求的状况，使人民币不但没有贬值的可能，反而有升值的压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出口退税提高8个百分点，对出口的刺激作用相当于人民币贬值16%。林毅夫认为，要刺激对美、欧、非和其他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出口，可供选择的途径很多，提高出口退税率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办法。如果出口退税进一步增加，对出口的刺激也会相应增加。目前我国的出口退税率和增值税法定税率基本吻合，但我国平均退税率已调整到12%左右，大大低于17%的平均征税率，这样不利于我国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公平地参与国际竞争。根据有关机构计算，出口退税率下降幅度与出口成本上升幅度大致相等，出口退税率每下调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增加约1个百分点，出口退税率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呈负相关效应。

2）货币政策方面

货币政策方面，除直接增加低息外贸贷款，扶植生产型外贸企业出口以外。主要是要解决长期困扰中小型外贸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大银行虽在中小企业信贷领域推出了不少服务品牌，受政策影响较前更关注中小企业客户；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中小企业希望从大银行得到贷款并非易事。一方面，无论从长期“垒大户”形成的业务惯性看，还是从目前信贷额度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看，大银行都更乐意选择大企业作为放贷对象；另一方面，尽管政策提倡，融资环境日益改善，但中小企业风险较高，贷款额度小导致的规模不经济情况，短期内很难有太大变化，所以从成本收益分析，排除掉政策性原因，大银行往往不关注中小企业贷款业务。造成对中小型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仅需要靠市场竞争导致小银行分化被迫进入这一领域，还需要拥有网络、资金等方面优势的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挥作用。在国家层面上，应该鼓励“大银行”要从过去紧盯大企业、大集团，开始调整信贷结构，转向小企业。与那些大银行相比，国家更应该鼓励众多小银行贷款政策向中小企业的倾斜，则更具实质性意义。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应该出台具体的中小企业贷款政策，在贷款额度、执行过程中的存贷比例等方面给与适当的优惠。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民营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加快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服务组织体系，积极推动中小型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中小型企业担保机构的作用，也有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因素，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息支持。

2.行业层面

人民币升值、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成本等原因造成工厂成本上升，但成本上升并不一定就导致工厂倒闭。耐克鞋的成本也在上升，为什么就没有倒闭？如果这些都不足以解释生产型外贸企业倒闭，那生产型外贸企业倒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这些鞋厂没有定价权，在人民币升值和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鞋厂不能提高产品价格，因为这样的企业根本没有任何实力谈定价权,定价权几乎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产品成本的增加无法得到转嫁，而成本一旦成本超过价格，倒闭就在所难免。

以东莞制鞋业为例，不能提高价格，是由制鞋业的内在属性决定的。制鞋业属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定价权，鞋的市场价格是全世界所有鞋厂和消费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像粮食的价格由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决定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制鞋和种粮食没有区别。所有的鞋厂只能接受这个市场价格，而无力改变这个价格。虽然东莞号称“世界鞋都”，产量占全世界的十分之一，但这是就总量而言，就单个鞋厂来说，没有任何一家鞋厂的规模大到能影响价格的程度，就如世界最大的农场都不足以影响世界粮食价格一样。核心的问题在于，东莞的鞋不是耐克，不是阿迪达斯，而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鞋，每个国家如果愿意都能生产。东莞能生产，越南、以色列、墨西哥等也都可以。在人民币没有升值的时候，在人工成本还比较低的时候，东莞的鞋比其他国家的鞋有优势，也就是价格一些便宜。

在中国，不仅是大型的外贸公司，还是小型的制鞋厂，在成本压力不断上升的今天，都缺失定价权。为什么缺失定价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单个公司的力量太薄弱，所占的市场份额较少，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同质化现象较严重，当一家企业提高价格后，外商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企业作为他的供货商。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如果从行业层面，则需要行业出面，整合行业内生产型外贸企业的力量，集体和外商进行价格谈判。只要提出的价格仍然低于中国市场以外的厂商的价格，中国制造还是具有充分的吸引力的。

3.企业层面

1）面对能源上涨，降低能耗成为首要选择

面对能源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对于普通的生产型外贸企业来说，降低能耗是缓解能源资源约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建立节能降耗的长效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生产型外贸企业要大力进行科技含量高、能耗低、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建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相适应的产业体系，通过本身企业结构调整逐步降低企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

2）面对融资困难，拓宽融资渠道

作为生产型外贸企业不能只盯着银行，应该着眼于构建有效的、多层次的融资系统，从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方面同时着手。贷款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信息不对称。我国众多的中小企业属于非国有企业，并且很多中小企业存在管理不规范、账物混乱等现象，致使贷款的管理成本高、风险大，从而使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信用相对低下，这些都导致了所谓的所有制歧视现象。因此从自身来讲，中小型企业要加强自身的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和长远规划，争取尽可能的融资机会。同时，在拓展间接融资渠道的同时，要充分重视直接融资渠道的拓展，这是当前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瓶颈的根本出路。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融资方式，比如，权益性融资比较适合企业初创和成长时期，对进入稳定期的企业更适合债务型的融资。

3）面对人民币升值和用工成本上升

（1）塑造大品牌，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我国是一个制造大国,若某种产品畅销,一夜之间就会有众多名目繁多的同质化产品出现,出口企业更是如此,我国的很多企业都处在求生存的阶段,缺乏品牌长远规划,出口产品大多以低价取胜。生产型外贸企业要加大技改投入,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减少价低利薄的低档次产品出口,扩大质量效益和有自有品牌的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的综合竞争力,走差异化、品牌化之路。人民币升值有可能迫使一些企业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从质量上和品牌上提升出口竞争力。目前,很多产品特别是轻工业出口产品中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仍然较少,企业应该逐步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实施出口的多元化战略,实现由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品牌输出,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加大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力度。抓住人民币升值,进口成本降低的有利机遇,积极进口先进设备和技术、关键零部件,促进出口产业结构转型和技术升级,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2）从外向走向“内需”

在中国经济由外向内的转型进程中，人民币升值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据悉，从2007年开始，国家不断从宏观方面出台环保、利用外资、调整进口结构等多项政策促进我国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而新劳动合同、两税合并、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以及对相关产业降低出口退税等政策都使外向型企业逐渐将目光锁定国内市场。随着生产型外贸企业利润微薄，企业本身必须调整相应的战略部署。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影响迫使企业加速调整节奏。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需求旺盛的巨大市场，企业进行国内贸易时，容易避免汇率波动的影响。对生产型外贸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不是个好消息，但客观上也逼迫这些“中国制造”们开始考虑向“中国品牌”靠拢。

（3）对外结算工具改用其他货币

面对美元持续贬值,OPEC成员国的做法值得借鉴。由于石油交易是以美元来计价美元不断贬值，直接影响着OPEC成员国以及俄罗斯、安哥拉等石油输出国的石油美元收入，而其他产品进出易以非美元货币来结算，使得石油输出国承受因美元贬值而带来的出口收入减少、进口成本增加的损失。为此，在2007年11月OPEC组织利雅得会议上，伊朗和委内瑞拉提议用一篮子货币取代美元，作为该组织各成员国石油交易货币的计划。伊朗目前已经完全停止使用美元，改用非美元货币进行石油交易结算。生产型外贸企业在进行对外贸易时，由于美元贬值的影响，建议不用美元议价和结算，为避汇率损失，应该采取非美元结算方式（欧元）或人民币议价和结算。即便以美元议价，有效期也应由过去的1-2个月缩短为现在的一星期，甚至生产型外贸企业在签三个月以内的订单时，可以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确定为某一个固定比例。

四、小结

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天天在改变，作为生产型外贸企业所面临的困难会有很多，不管有什么样的对策，企业本身做大做强仍是生产型外贸企业永久唯一的出路。

篇8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强。198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27.9亿美元；之后经过6年的发展，于1994年再迈一个千亿美元的台阶；1997年，外贸总值突破3000亿美元，并首次跻身世界10大贸易国行列。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贸易更是焕发出勃勃生机，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4年对外贸易进出口规模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6年对外贸易进出口高达1.7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并进一步缩小与第二大贸易国的差距；加入世贸组织5年间合计进出口总值已超过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贸组织之前23年的总和；2006年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

对外贸易的良好发展，对于解决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乃至对世界经济的推动，都表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改善我国经济结构，加速工业化进程。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向型经济部门不断壮大，通过扩大出口，利用获得的资金，引进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资本品、原材料、技术等，加速工业化进程，改变传统产业格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总体竞争力。

二是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体现“后发优势”。对外贸易是我国获得技术的重要渠道，知识产权的跨国交易本身就构成了现代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线，实现了产品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推动了国内技术进步，这种“后发优势”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是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通过出口国内生产相对过剩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可以缓解国内供求矛盾，提高经济效益。当前我国手机、电冰箱、电视机、摩托车、服装鞋帽类的出口依存度均在5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70%以上。而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紧缺原料，也能够通过对外贸易得以实现，2005年我国已成为世界铁矿砂、氧化铝进口第一大国和原油进口第三大国。由于进出口的良性运作，不仅弥补了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结构失衡，提高了总产出水平，而且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增强了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四是促进资本积累，提升规模效益。

多年来，我国货物贸易的顺差一直是外汇储备快速上升的重要来源。2001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刚刚超过2000亿美元，2006年底突破1万亿美元，同期货物贸易顺差累计达到3675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外汇储备增量的43%。贸易顺差为企业的资本积累提供了资金来源，提高了生产厂商对未来市场的预期，刺激了投资需求，提升了企业的规模效益。

五是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带动了国内就业。外向型经济的日趋活跃，带动了国内就业水平的提高。据有关专家分析，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70%左右，有效带动了国内就业，新增城镇就业人口1184万人，是近年来新增就业人数最多的一年。

六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更具开放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更大，多年来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能保持高速增长。据有关专家分析，2003年至2005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对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贸易顺差是我国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和特有贸易结构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内经济长期健康快速发展的正常表现

长期以来，我国拥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近几年世界经济全面增长，为我国积极利用外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以外商投资企业为进出口主体的我国特有的贸易结构。这是我国对外贸易长期保持顺差的主要因素。

一是加工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一方面，我国良好的工业配套能力和大量廉价劳动力，加速全球制造业向我国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贸易实行保税政策，对于外资投入加工贸易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因此，长期以来，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外贸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是一种增值的贸易形式，必然产生贸易顺差。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总额为1775亿美元，其中，进出口为逆差的贸易方式有：外商投资企业设备进口逆差278亿美元，保税区、保税仓库进出口逆差600亿美元，还有其他贸易方式有部分逆差；进出口为顺差的贸易方式主要有：一般贸易进出口顺差831亿美元，而加工贸易进出口顺差则高达1889亿美元，超过了贸易顺差总额。由此可见，当前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中的最主要因素。

二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持续增长。200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630亿美元，已经连续3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其中近7成投入到了制造业中。目前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90个，全球500强已有480多家在华投资，我国已成为一些重要工业品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巩固。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面向国内市场生产，替代了部分进口需求。钢材、汽车及零部件、机械设备、消费类电子产品、尿素等产品进出口态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有限，外商投资企业自身存在巨大的出口需求。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六成左右，而且呈逐年增加的态势。

除上述两个长期因素外，我国贸易顺差问题也与下面三个短期因素有较大关系：

一是部分企业在出口退税率调整前突击出口。近两年，国家对“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相继调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率。企业往往根据政策调整日期提前出口或突击出口。如2006年钢材、服装等产品集中突击出口现象较为明显。

二是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促使企业加快出口步伐。截至今年1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相比汇改前累计升值幅度已达6%。从长远看，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大、拥有高流动性或巨额人民币资产的行业将会带来好处，而对以出口为主、外币资产高或产品国际定价的行业则会带来冲击，如电子、纺织、机械等行业。为了减小或避免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冲击，许多企业纷纷加快出口步伐，而对进口采购则持观望态度。

三是出口成本上升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由于近年来国内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等价格上升，导致企业出口成本上升，许多企业通过提高出口价格转嫁部分成本。与2005年相比，2006年我国出口价格总体上升4.2%，而进口价格总体仅上升3%。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国家打击出口骗税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企业守法自律意识的不断加强，企业出口骗税违法行为逐步减少；导致出口价格总体水平提升的直接因素是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出口成本总体上升。因此，从海关统计角度分析，所谓“大量出口高报价格以骗取出口退税、导致巨额虚假贸易顺差”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除此以外，少数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实行高精技术及其产品出口封锁，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所急需的技术及其设备进口不足，这也是造成大额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必须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贸易顺差大幅增长带来的新问题

我国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和特有的贸易结构，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现象将长期存在。国际上判断贸易是否平衡，通常用贸易顺(逆)差额与当年进出口总额相比，在10%以内的为基本正常，这个10%也可称为贸易失衡“警戒线”。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1775亿美元，约占当年进出口总额的10.1%，刚刚触及“警戒线”。从当前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德国的情况来看，德国从1952年到2005年的54年间，对外贸易均为顺差，2002年贸易顺差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2004年和2005年均超过1900亿美元。其中贸易不平衡度超过10%的年份就有12年，最高达12.7%，超过我国目前的贸易不平衡程度。因此，我国目前存在的大额贸易顺差基本是正常的。

但是，大额贸易顺差也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如：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大，出口企业遭遇国际贸易壁垒的风险增大；我国外汇管理面临更加放开的国际压力；国内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等。对此，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办法，确保经济健康发展。

篇9

1.1外语能力欠缺外贸人才既需要掌握大量的英语基础知识，又得具有一定的英语应用能力.但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并没有将国际贸易专业的外语能力放在培养的重点上，仅局限于应试教育，学生在听力和口语上较弱，难以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因此，短期内很难找到和适应工作.

1.2对学生的实践活动较少外贸企业目前对毕业生的需求就是希望毕业生在参加工作后能更快的参与到企业的外贸活动中，所以外贸企业希望学生拥有更高的实际运用能力.现如今，大多数学校都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对学生的时间课程却非常少甚至没有，并且大学的课堂教材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进而使得尽管毕业生在校成绩良好，但是工作中却能力不强.

1.3师资队伍有待提升外贸行业发展快，知识更新也快，但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教师都缺乏实际的外贸领域工作经验，或是多年未从事外贸工作，真正从事过多年外贸相关工作后进入大学进行教书育人的人才是非常少的，进而导致大学的师资队伍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需求，最终致使大学教师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以及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得不到提升，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所花费的资金和时间更高的现象.

2新形势下企业对外贸人才需求的新变化

2.1管理类人才的需求增大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尤其是刚刚进入外贸行业的中小企业，对优秀的管理类人才的需求正慢慢的睁大.这些企业需要这些人才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为企业提供更长远的目标，并为企业选择具备更大潜力的市场，以及建立优秀的出口营销体系；这些人才还需要将企业与国际客户的关系进一步的拉近，增加公司的收入.这些优秀的管理型人才是决定外贸企业的发展目标的关键人才.现如今，我国面临的巨大难题就是，我国的中高层管理者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海外市场的需求，致使其企业很难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获得一片合适的地位，使得公司缺少合理的管理方案.因此，我国外贸企业非常需要优秀的管理型人才，为公司做出巨大的贡献.例如在营销方面优秀的管理人才的年薪可达40万，而负责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的减去奖励性收入后的年薪在50万~200万的范围之内.

2.2谈判类人才的需求增大国际贸易中所出现的交易金额往往是非常大的，因此外贸企业拥有一批优秀的国际谈判师是非常有优势的.这些谈判师的责任和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国际商务谈判中需要各方面的因素参与，所以优秀的谈判师不仅仅需要掌握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金融等那些与国际经济相关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学会掌握人的心理，掌握其所要谈判项目的各个细节，也就是说，谈判类人才是属于一种综合素质极高，且应变能力极强的高端人才.

2.3对法律、诉讼类人才的需求劳动力成本低廉和政府的政策扶持，使得我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存在很强的价格优势，但这也导致我国外贸企业频繁遭受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截止到2013年，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由此看来外贸企业对法律、诉讼类人才的需求也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如今我国尽管拥有十四万人从事律师行业，但是仅仅只有两千人属于涉外法律人才，并且他们的绝大多数仅仅是参与国内外商投资或者兼并收购等业务，仅仅有一两百的人才掌握了国际贸易法律等相关知识，并代表我国企业进行维护权益.这些人才的所在地主要是出于我国的大城市里，如北京、上海等，在其他地区这类人才几乎是没有的.

3改善我国外贸人才队伍的建议

3.1明确培养目标，加快完善专业培养体系培养适应外贸企业发展需要的国际贸易人才，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如下：富有责任感，能够承受艰苦环境，诚实有信用；熟悉法律，能够遵纪守法的完成国际贸易业务；有一定的商务英语基础，懂得商务礼仪，能够参加国际贸易活动；熟练运用计算机常用软件，并具备一定的中英文录入能力，能够快速的利用网络查找所需信息的能力.大学的课程应该放弃原本的教学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将其专业的设置合理的安排，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根据市场需求为学生建立“一专多能”的教学模式.在相关的专业的课堂中，练习国际的市场需求，将课堂的专业性联系到国际，并在确保其专业课程的课时量足够的前提下，为学生开设有国际接轨的相关课程[5]；提高学生的商务英语能力，以及交际英语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英语能力；可以适当的减少不必要的公共基础课程，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活动机会，以深化和熟练运用其专业知识，为学生的上岗就业提供良好的根基.

3.2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外贸专业是属于一种实践性比较强的专业，因此，大学不仅仅需要为学生提供专业课程还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在大学的课程中，适当的为学生提供实践性教学，并在专业性的课堂中以优秀的案例为学生讲解，进而使得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更好的发挥专业知识.增加试验性教学，提高学生的国际贸易经营能力，让学生能够真正领悟真实的商战；为毕业生提供更好的实习机会，为学生争取那些外贸岗位大的实习职位，让学生更有机会运用其所需的专业知识，进而更快的使毕业生在就业之前就能掌握外贸工作的流程.只有为学生提供更好更多的时间机会，才能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并增强学生就业的自信心和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

3.3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一个优秀的外贸专业教师不仅仅需要有充足的理论知识，以及对国内市场需求具有良好的了解，而且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了解国际性.仅具备理论知识的外贸专业老师是难以培养出适应国际环境变化的复合型外贸人才.各高校应联合海外办学，尽可能多的吸引国内外优秀的人才，高薪聘请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并根据我国出国留学的根本方针定时的安排优秀的教师到海内外的知名院校进行学习和研究；提高校际之间的沟通，优化我国国内院校的教师资源，采用优势互补等方式，建立我国优秀的专业教师团队；与各大外贸公司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加优秀的实习环境，安排优秀教师进入外贸企业进行实践锻炼，并以最快的速度分析最新的市场行情，为我国高校的课程提供更好的参考，进一步的提升高校课程质量，为高校的实践创新提供更优秀的基础.

篇10

（一）商务英语的概念。所谓商务英语指的是在职场生活当中所使用的英语，其内容主要是涉及商务活动的全部内容。从字面上看“商务英语”是由“商务”和“英语”两个词组成的，其中“英语”在其中仅占到了4成，可见“商务”在整个概念当中的重要性。商务英语首先应该是以英语基本功作为基础的，在提高英语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再去强调商务。学者戴尔将学习英语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背诵阶段，第二阶段是习惯阶段，而商务英语正是处于习惯阶段之后才可以进行商务英语的学习。

（二）对外贸易的概念。所谓对外贸易指的是将我国做为主体，和各个国家之间开展的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对外贸易从本质上来说也具有交易的本质特点，而商务英语的交易过程当中主要涉及到的商品的宣传、商品议价、相互信任的建立等等过程。对外贸易活动是不同国家和商人之间开展经济交流的活动，而在此活动当中最为重要的是交流过程当中所使用的语言，如果语言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就没有办法保证交易的正常进行，对外贸易也就没有办法持续进行下去。英语在大多数国家的对外贸易当中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所以商务英语的重要性也就不容置疑了，商务英语以其职业化、专业化在对外贸易当中充当着基本的交流和媒介的关键作用。

二、商务英语的特点分析

（一）商务英语具有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特点，主要是因为其语法的形式、所具有的背景知识、商务词汇、商务内涵。

（二）在英语的应用当中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实用性的，主要体现在了用词的简洁、规范、容易理解上，在商务英语当中常用词是商务英语首先选择的内容，它是保证语言通用性实现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各个国家能够达成共识的关键工具。

（三）商务英语不管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文体上都是非常的复杂和规范的，这点在商务合同上体现的是最为明显的。

（四）商务英语是以陈述事物做为根本的，所以在表达上更加的倾斜于明确和具体的表达方式，词语和句子的使用上更为注重直接的表达，做到了尽量的规避含糊语句的出现。

三、对外贸易当中商务英语发挥的作用

（一）在对外贸易当中使用商务英语利于新技术成果的获取和交流。现在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知识引来时代的时期，那么知识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进行分析。假如在某一商品当中有着一定的科技精华及知识的凝聚，那么这些科技精华和知识凝聚在对外贸易的过程当中就会成为竞争的主要动力。在对外贸易的实施当中，贸易交流的双方一直在进行着信息、思想、语言的交流和传递，在这一过程当中就会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更新的技能。作为科技人员在对外贸易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自己所熟知的商务英语将我国的技术和科技精准的翻译给对方。同时产品在进行翻译之后，再经过不断的加工和完善之后，商务英语是能够及时的将完善后的信息进行表达的，这对于更好的了解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的发展情况是非常有利的。这些对于各个国家之间进行信息和技术的交流和合作，通过互相对新技术的推广和学习，可以实现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借鉴，同时还能够在借鉴的基础上将本国的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最后创造出更高的利润。

（二）在对外交流当中，商务英语搭建起了各国之间交流的桥梁。英语作为全球性的通用语言，在各国的交流过程当中已经得到了很高程度的认可，并且其重要性已经被各国所认同。根据知名语言学家所进行的初略估计，在全球的范围内，除去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之外，世界上还与超过十亿的人能够能熟练的进行英语的使用。再有，在各种商务活动当中、全球性的贸易活动当中有超过七成是利用英语来进行洽谈、沟通的。我们知道在我国加入WTO之后，经济一体化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着，这就使得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当中所具有的作用表现的更加明显，而普通英语因为其实用性不强的特点已经没有办法和现在多元化的经济社会相适应，这时候兼具了创新和实用的商务英语的重要性就更为凸显了。在以商务知识、商务背景作为基础的时候，当中的交际技能、文化背景、知识等方面，商务英语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的，所以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当中既充当着交流和沟通的工具，还充当着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其正确的使用可以有效的规避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误解，能够有效的维系贸易双方的关系。

（三）使用商务英语可以有效的减少在对外贸易当中出现的摩擦，保证经济更好、更稳定的发展。企业对国家市场的了解及对商品的了解都是商务英语的一个重要功能，同时商务英语也在对外营销当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世界市场上，基本上多数的商务活动和外贸洽谈所使用的语言都是英语，同时英语也在电传、信件当中是主要的语言方式。在对外贸易的电传当中商务英语的正确使用要做到在所有的环节上用词的精确、要保证语句的严谨，商务英语的使用当中要尽量的保证术语的专业性和行话的专业性，要避免因为用语问题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所以说正确的使用商务英语是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外贸易双方之间的摩擦的，同时还能够对合作中的问题做到有效的处理，促进合作关系的达成。再有当在对外贸易的过程当中，双方出现摩擦的时候，处理问题的律师就需要使用商务英语来解决问题，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律师为了对双方国家的法律用词格式及习惯做到了解，是需要对各个国家的有关法律文件进行查阅的，只有做到这点才能够让本国在对外贸易当中的利益做到很好的保护，最后一点，商务英语还能够在国家谈判当中、合同签订的过程当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商务英语是能够促进对外贸易的发生的，那么也就是说其是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