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论文范文10篇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篇1

引言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长，现在它正在发生内爆（imploding）。在机械时代，我们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延伸了。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发展，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抹去了我们星球上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的、手的还是脚的延伸，都影响整个心理的和社会的复合体。——马歇尔．麦克卢汉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反社会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霸权话语的狂乱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主权？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结语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参考文献：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陈学明、吴松、远东著3《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4《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5《文化帝国主义》〔英〕J．汤林森著6《世纪晚钟》高小康著7《科学的历程》吴国盛著8《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著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刻板印象；女权主义；男女角色反串

通常在传统的大众文化传播中，我们会将善良、美丽、贤惠、勤快等特征归为女性，女性是美容与化妆世界的动物，女性是“贤妻良母”、“家庭主妇”的代言；与女性相反，将坚强、有能力等特征划归给男性，男性有领导能力，有英雄本色，却不善于看管小孩、照顾家务，而在男女关系中也具有宰制权，男性需主导才有出息。这些都是大众媒介在男权意识形态下对男女角色的一种建构，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但是，在大量的大众文化作品中，也存在着一些男女角色“反串”现象，尤其是伴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这些现象已经不再那么“弥足珍贵”了，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得到了部分受众的认同，成为了一种新的大众文化。本文就是针对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选取当今社会一些普遍存在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

1走中性化路线的男生女生

2005年，娱乐圈多出了一个帅气潇洒的中性美女——李宇春。她凭借着中性帅气的造型和独特的女中音唱法，以台风般的速度迅速收割了千万顷金黄的“玉米”地，成为了内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偶像明星。在广大“玉米”眼中，李宇春最大的特点就是中性化的打扮。2008年4月9日，李宇春参加北京新装会，以黑白西装搭配亮橙色衬衫的中性装扮，扼杀了记者最多的菲林。在歌迷中谈起李宇春，大家对她的评价是这样的：“喜欢她不因为她长的像男孩，而是她做了大多数女孩想做而不敢为的事，她能穿着简单的衣服，梳着清爽的短发，扭动时尚的舞姿，真的好美。”于是，一群走中性路线的女孩子从“玉米”中诞生，并不断向外界蔓延。她们打破了传统的时尚观，认为女孩子不必长发翩翩，不必窈窕淑女，不必色彩艳丽，最重要的是有个性。

谈完帅气的女孩，我们自然也会联想到那些“漂亮”的男生。如今，“漂亮”如同帅气不再是男人的专属一样也成为了当今酷男的形容词，高仓健的“硬汉”时代早已随风而逝，迎来的是一个“花样美男”的时代。男人的中性化特点体现在彻底颠覆了传统高丽男人阳刚威猛的固有模式，代之以长发、丹凤眼、樱桃小口、弯弯的挑眉，同样可以用香水、护肤品，成为美容界的代言人；可以戴首饰、扎耳洞；可以穿柬腰的衣服、窄脚的裤子……以前，如果这样的男孩子出现，人们一定会认为是“娘娘腔”，而今，这种中性化的打扮却十分前卫，许多人用“温柔”、“干净”、“优雅”“将其形容。日本”2005年度最受欢迎男人“前十位都是”花样美男，而在韩国李俊基也因为具有“中性美”成为人气最旺的演员。这股日韩流也逐渐的飘向中国，影响着当代青年男性的服饰取向。

由此可见，这种男女界限混淆的中性美，已经融人当今的大众文化中，成为时尚的新代名词。

2“另类”老公

我们在日常的广告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幅场景，妻子在厨房忙碌，孩子在学习或者玩耍，丈夫则在客厅看电视或看报纸。首都女记协“电视广告中的两性形象”2005—2006课题组调查显示，广告中如果男性出现在家庭，其娱乐的比例高达“54．6”，做家务的比例只有“l4．3”。但是正是在这种千篇一律的男性形象中，一种“另类”老公形象横空出世了。他们也可以主宰厨房，他们也可以全身心的照顾孩子和妻子，可谓是“男主内，女主外”了。

香港TvB电视剧《绝世好爹》给我们展示了三个活灵活现的“孝父“形象，他们把照顾子女当作一种快乐，不但不以为苦，反倒乐在其中。尤其是里面的高青，一反男性专注于事业而较少照顾家庭的特点，其妻子忙于工作，他便承担所有的家务，包括接送女儿上下学，甚至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工作。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CCTV的”天天美食“节目，里面的主持基本都是系着围裙的男人，刘仪伟、董浩……那些平时在荧屏上风度翩翩的优秀男主持进了厨房也是一种风格，由此让我们相信，厨房不应只是女人的天下，不仅在电视屏幕上，在家里也同样如此。

3职业角色中的典型反串

谈起女性的职业，我们脑海中闪过的莫过于拥有天使般羽翼的护士小姐、和蔼可亲的教师“妈妈”、细心体贴的女保姆、甚至是和“小秘”挂钩的女秘书。而联想到男性，则是威武的警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还有英姿飒爽的飞行员。媒介的宣传给我们形成了一种职业与性别的刻板印象。然而，在媒介对男女性职业的塑造过程中，也有一些特殊的群体。

电视剧《陀枪师姐》塑造了两个英勇果敢，身手敏捷的女警花。虽然女子做警察的还为数尚少，但影片的推出却大大塑造了女警的形象，尤其是该片一共拍摄达5部之多，更让受众们认识到女人也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甚至比男人更出色。而谈到美丽的滨城大连，大家都会想起那一个个美丽而又帅气的女骑警，来自巡逻支队的她们是我国警界唯一的女子骑警队，在大连街头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各大媒体网站竞相对其进行报道，《大连晚报》曾用大面积版块对其进行报道，国际在线网站也刊登了关于女骑警的大量组图，搜狐、腾讯、齐鲁晚报、人民法院报等也分别进行过相关报道，影响甚为广大。公务员之家

在男性职业方面，男保姆、男看护、男模特、男售货员等也被当前的时代文化所认同。虽然男保姆在求职的过程中比女性少了很多优势，但是层出不穷的求职应聘出现在各种报刊网站上，可见这类行业已被部分男同胞所接受。男模比赛也在媒体和模特公司的宣传和支持下开展的如火如荼。

4女性也成欲望的主体

通常我们认为，大众媒介的视点其实就是男性中心主义的视点，因为操纵大众传媒的正是男性。男性是欲望的主体，享受视觉快感，而女性则是“被看”的，是快感的制造者。比如，杂志封面上的女郎，电视广告中的半裸倩影，电影中的大腿镜头等等。在诸多影视作品中，男性也总是感情与的主导。然而，伴随着性别解放，女性也在时尚之风的吹拂下逃逸出了男性欲望的视线，成为自由的主体人。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在许多人看来，“大众文化”是与大众性、娱乐性、商品性、消费性等联系在一起的。但如果我们以哲学反思的视界和文化视野的身份观照大众文化，便会给予大众文化产品以全新的阐释。为世人所熟悉的美国影片《泰坦尼克号》，除了具备熟知的“大众”功能外，还是一部追求与幻灭的交响，体现了永恒与短暂的二律悖反，对生命本体意义作出了整体观照。

一

提起“大众文化”，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它的大众性、娱乐性、商品性、消费性等特征：对于大众文化对意义的消解、价值的削平、深度的瓦解、本质的颠覆等，人们虽不乏深刻的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却也能够站在“反精英”的立场上给予足够的理解。的确，对于大众文化的许多作品，我们无法甚至也没有必要按照传统的精英文化阐释模式加以学院化的解读。人们欣赏和接受大众文化作品，期望和实际得到的也许更多的还是工作时间以外的身体放松、精神愉悦和思想休闲。

美国电影大片《泰坦尼克号》为许多人所熟稔。将其归为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电影界、文化界的共识。人们之所以将其划归“大众文化”，可能基于如下原因：一是影片以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符合大多数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期待视野”，容易引起轰动效应：二是电影从构想、制作到发行、宣传、播映的全过程完全按照市场化规则运作，从演员选取到镜头安排，从画面创意到技术投入，都显示出了导演的良苦用心：三是人们在观看影片时，大都带着一颗平常心，以一种消遣、放松的心态对待，大可不必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地考虑它有什么审美功能和政治功能：四是影片在全球范围内大获成功后，又相继带来了歌曲热(一曲《我心永恒》唱遍全球)、演员热(主要演员一炮走红)等“效应链”。

但是否就意味着，所有这些便代表了《泰坦尼克号》的全部?对于《泰坦尼克号》，我们是否有且只能有这唯一的解读方式?当然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对于一部大众文化作品，我们不仅可以从传统的娱乐功能、消费功能、休闲功能等角度加以习惯性地解读，还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或以精英化立场进行阐释。比如，对于穿牛仔裤这一大众行为，在美国著名大众文化学者约翰·费斯克看来，却成了一种文化表征：“牛仔裤被视为非正式的、无阶级的、不分男女的、且对城市与乡村都适用的：穿牛仔裤是一种自由的记号，即从社会范畴所强加的行为限制与身份认同的约束中解放出来。”[1]法国学者德塞图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研究和阐释大众文化，提出了著名的“抵制”理论，认为大众文化是以“游击战”的方式在抵制和颠覆主流意识形态。他指出：“大众文化不但具有创造性．而且这创造性具有颠覆意味，代表弱者对强者的胜利。”[2]而事实上，当前一些大众文化产品如通俗电视剧亦非纯一色的庸俗、纯粹为了娱乐、专门投观众所好，而具备一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如琼瑶、金庸的许多影视作品虽属于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十分强调作品的娱乐、休闲功能，注重收视率和经济效益，但如果我们能够从情节的复杂曲折引人、人物性格的矛盾多元丰富、人情世态的展示体验思考、人的价值尊严的重视揭示等方面加以解读，便会觉得这类大众文化作品并非如常人想像的那样俗不可耐。在这种意义上，“大众文化”便不仅仅狭义的“大众的”(与文化层次较高的精英阶层相对，相当于英文中的mass)文化，还属于广义的“大众性”(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r)。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以外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的身份，以“大众文化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大众文化视界，更冷静、更深入地给予大众文化产品以全新的文化解读。这也正是许多人特别是一些文化研究者，虽然并不看重一些通俗电视剧(如美国的《豪门恩怨》、中国的《还珠格格》等)的质量和品位但仍很有耐心地观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电影《泰坦尼克号》便有这方面的哲学文化命意。

二

许多人看了影片《泰坦尼克号》后，都不知不觉地为其场面的宏大而惊叹。其间男女主人公缠绵而曲折的爱情故事又不知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一曲《我心永恒》更是使许多青春少男少女如醉如痴。然而，惊叹、震撼、痴迷之余，我们不禁要说：“泰坦尼克号”绝不是一只普通的船，而是一只生命之舟、哲理之舟。

1、追求与幻灭的交响

追求——幻灭——追求，是人类生存境遇的生动写照。人类正是在追求与幻灭的不断交替中实现自身的终极超越和永恒发展。追求与幻灭也因此成为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经常性话题。正是因为不断追求，保尔才在困境中实现生命意义的升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因为追求生存的权利，“老井”村民才世世代代不忘找水，尽管是历经磨难(《老井》)：正是因为追求人性自由和做人的尊严。“我奶奶”才不顾世俗的反对和道德的谴责，果敢地与“我爷爷”野合于那片高梁地：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毅然地冲向日本军车(《红高梁》)……然而，有追求就有幻灭。人类正是在一次次的幻灭中走向理性和成熟(当然也不排除“幻灭中的绝望者”)。人类无法回避幻灭，所幸的是人类并没有为幻灭所羁绊，而是在幻灭中不断地追求。老渔民圣地亚哥外出捕鱼，尽管遇到了鲨鱼群的攻击，但是他并没有主动放弃，而表现出了不畏艰险的“硬汉精神”，与鲨鱼群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虽说那条特大马林鱼最终只剩下了空空的骨架。谁又能说这是一种失败?(海明威《老人与海》)“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俨然，这正是人类不断战胜自然、超越自身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向度和思想支撑。

影片《泰坦尼克号》正是一部追求与幻灭的交响曲。在人类不断追求和探索的伟大进程中，“设计周密，永不沉没”、被誉为“梦想之船”的“泰坦尼克号”终于诞生于世：船上的乘客，正是出于某种内在的或外在的追求，才在众人充满艳羡的目光中离开了爱尔兰西海岸，出于人性的张扬和对生命本体意义的追求，女主人公露西置母亲的苦口婆心于不顾，自愿放弃有钱有势的富家生活，甘心爱上偏爱绘画的“穷小子”积奇，并许下终身誓言：若不是为了某种“追求”。人们又何必花上十年功夫去挖掘“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呢?无疑，《泰坦尼克号》意在歌咏人类的不懈追求。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和主旨思想。都因为有了“追求”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突出、强化和升华。

然而，《泰坦尼克号》并不只单纯是追求的颂歌，同是也是一曲幻灭的挽歌。“连上帝也难叫它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竟在处女航中意外地撞上了冰山，给人类的智慧和理性当头一棒，似乎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在顷刻间化为“断井残垣”：男女主人公之间一见钟情式的美好情缘，在突如其来的海难面前也只能长久封存于幸存者的记忆中：船毁人亡的那一刻，老船长的经验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魅力：乘客们起初的激情降到了冰点……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昭示：人类的追求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船撞冰山的确是个悲剧。但是老船长那刚毅的眼神、露西对真爱的执著、乐队的临阵不乱和对岗位的坚守、落水者的苦苦挣扎、发掘队十年的艰辛努力等，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人类不会在幻灭面前低头．人类绝不会放弃追求。只要信念执著，不断追求，继续奋斗，人类就会铸造真正“永不沉没”的“生命之舟”。

2、永恒与短暂的二律背反

“永恒”与“短暂”作为一对哲学范畴，对立统一于人类的生存空间。人类有时可以在短暂而有限的一生中实现对生命的永恒超越，有时却又不得不面临其带来的巨大困惑。许多作家、艺术家正是在“永恒”与“短暂”的二律背反中为其作品寻求哲学命意。我们可以在悠美的《蓝色的多瑙河》中尽情领略自然界的伟大胸怀，在凡高的《向日葵》中感受到生命的灿烂和对生活的执著：然而，当我们置身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王勃)的审美空间时，定会引发人生的短促和对生命的焦灼。影片《泰坦尼克号》正是在“永恒”与“短暂”的二律背反中，传达出了导演的时空观和哲学观。

人类的追求是永恒的，“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不会丧失人们对追求的信念：自然规律是永恒的，人类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实践不能肆意而行：美好的爱情是永恒的，尽管仅发生在刹那间：真挚的感情是永恒的，哪怕是深埋心灵深处，历经百年也会历历在目：真正的艺术是永恒的，虽然经过海水的长年侵蚀，但风采依旧。影片中老船长和乐队在关键时刻的镇定自若、视死如归，更说明了生命虽然短暂却可以实现永恒。可以说，回荡影片始终的一曲《我心永恒》，歌咏的绝不仅仅是爱情的永恒。

人生又是短暂而不可测的。谁也没有预料到“泰坦尼克号”会意外地撞上冰山：积奇能够去成美国，似乎得归功于他在财博中的好运：露西与积奇的相识、相知、相爱，没有经历太长的时间考验，而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因素：一见钟情的一对年轻人，认识不多久便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有的人在海难中即便是寻回了一条生路，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片刻的“逍遥”和生命短暂的“永恒”。导演意在歌咏“永恒”，但潜意识中又无法回避其对立面。

世界既是永恒的，也是短暂的：既是短暂的，也是永恒的。有的人能在短暂中实现永恒：有的人虽然达到了肉体上的相对永恒，但得到的却只能是精神之域的短暂和贫乏。笔者认为，这正是影片《泰坦尼克号》哲学命意的关键所在。3、生命本体意义的整体观照

艺术家总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从特殊的视角。去表现他眼中(外在世界、有形世界)和心中(内在世界、无形世界)特有的世界。影片《泰坦尼克号》不仅向人们展示了惊心动魄的宏伟场面，以艺术的形式对外部现实世界作出了直观反映，同时还把思想的触角延伸到了人的心灵世界，展现了人类的生存境遇，思索着人的价值与尊严，充斥着强烈的人文精神。

首先，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整体观照。人类既有追求又有幻灭，既有成功又有挫折：人生在短暂与永恒的二律背反中演绎着一幕幕悲喜剧。影片所表现出的既有人类驾驭自然、追求永恒、期待成功的欣喜与梦想，又有不遂人意、失却永恒、归于失败的无奈和惆怅。影片客观真实地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生存空间的特质：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是停滞的而是变化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一维的而是多元的，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其次，是对人类生存价值的整体观照。人的价值是什么?尽管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尽相同．影片自始至终也没有正面地给予明确回答，但却在不断地在向观众作暗示。价值的判断和判断的价值潜在地贯穿着影片的始终，导演在善与恶的较量中嵌入了关于人类生存价值的宏大主题。毋庸置疑，人类离不开追求，人们只有在追求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男女主人公正是在追求中实现爱情和生命的永恒。为了追求，人类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露西与家庭决裂、“泰坦尼克号”梦断冰山等)，哪怕是遇到了冰川火海。然而，人类的追求既是功利的，又是非功利的。人类的某些追求有时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追求是向善的：有时却又难免带有自私和唯我的一面，甚至建立在对另一些人尊严、价值、生命的蔑视和践踏上，因而带有不义性，及至失去价值意义。为了追求人性自由，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露西宁愿放弃豪华和高贵：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们还是优先考虑了妇女和儿童：在人们正想方设法逃生时，老船长和乐手们却坚守岗位，恪尽职责，与船同沉(难道他们就不想活吗?)相比之下，一些富贵之家却凭着权势和地位置其它人命于不顾，“逃之夭夭”：为了自己更好地生存，20只救生船只有1只回来。致使千余条性命葬身鱼腹……我们不禁要问：“泰坦尼克号”仅仅是一只普通的船吗?俗话说：“社会大舞台，舞台小社会。”“泰坦尼克号”不正是一个包容了“众生相”的小社会吗?

恩格斯在谈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时，曾要求作家要做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3]影片《泰坦尼克号》通过描述一桩奇崛浪漫的爱情故事、再现船沉人亡的惊险场面，传达出了对生命的体验和人生的观照，娓娓叙述中蕴含了哲理，情节变幻中体现着思辨，既有对外部世界的俯瞰和形而上的整体观照。又有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把握和人的价值的思索，从而使“泰坦尼克号”超越了普通船只的意义，成为生命之舟、哲理之舟。

三

通过对影片《泰坦尼克号》的文本分析和哲学命意的挖掘，我们不难领会大众文化的另向阐释性。不过，这里仍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大众文化具备另向阐释性，是否就意味着它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比如，经过如上的解读，《泰坦尼克号》是否就不属于大众文化产品了?第二，如此这般的阐述是否带有生硬的“精英文化”立场?第三．大众文化的这种另向阐释性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深刻启发?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首先，如前所述，就总体而言，无论就导演的初衷还是实际的收效而言，恐怕我们没有理由将其划归其它文化类型。将其归为大众文化，没有人会提出什么异议。其次，文化产品能够引起共鸣、轰动。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论其是娱乐性的、休闲性的，还是兼有文化性的、审美性的，均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时，似乎再去生硬地将其划归哪种文化类型已没有太大必要。

对于第二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不管是否带有精英文化的立场，只要这种阐释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作品的意义生发和延伸，就是对作品的公正对待。那种把一些大众文化产品视为浅薄、庸俗之物的人，自认为是抓住了本质，击中了要害，其实也只是一种文化偏见和意义误读。即使退一步来讲，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所谓作品的意义更多地生成于读者的解读实践中，因此便产生了不同于原本文的“第二本文”。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说得好“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4]照此看来，如上对《泰坦尼克号》所作的文化阐释，正是作品意义本身的一部分，并非是出于精英立场的一种文化偏执。

至于这种多向阐释性对大众文化研究和发展的启示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好的大众文化产品，不应仅仅向大众提供普泛性的娱乐和消费的功能(这当然是必要的)，还应当具备“敞开性”，提供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方面的思考和收获。其二，作为大众文化的解读者，不仅仅可以与常人一道收获身心上的娱乐和休闲，还可以进入作品的另一个维度和另一个世界，进入“另一种生活方式”(马尔库塞语)。这个世界是和世俗世界迥然不同的文化之域、审美之域。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得到的可能是精神的愉悦、审美的享受、境界的超越、人格的升华、灵魂的净化，也可能是一种文化警省、文化反思，或是一种文化的否定、批判和超越。而且某种意义上，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后者也许更为重要，因为如果对文化产品提供的既定生活现实和强加的生活秩序一味信赖和被动接受，而缺乏应有的否定、批判和超越，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就是一种只有物欲而没有精神追求、只有现在而没有未来、只有顺从而没有批判的“单向度的人”，就是最终忘却了人的真正需要的人。[5]也许有人会说。对大众文化产品和消费这种产品的文化大众提出这样的要求未免有点过分，因为担负这样的文化职责原本就不是大众文化的任务。其实这种担忧隐藏着明显的二元对立模式，认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不可能达成一致和共识。但是，二者最终实现殊途同归完全有可能，而且这种局面正是我们期待已久的。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2］陆扬、《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8页。

［3］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3页。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审美政治

本文试图讨论的是两种欧洲背景的思想方法针对大众文化现实所作出的反应，虽然这两种思想方法是不同时代和不同语言的产物，它们所面对的具体的大众文化对象非常不同，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传承关系，但是，两种思想方法均已成为西方大学或其他学术机构中主流的学术传统，并对当今学界的大众文化研究发生着持续的、无法绕开的影响力（当然，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大众文化研究的范围），无论欧美，还是中国。值得警醒的是，这两个学术传统的不断引介和吸纳过程，也是不断被工具化的过程，其原因不外乎两种：贪图学术生产的便当，或担心学术立场的偏差[2]。本文旨在体会两种思想方法的不同出发点和旨趣，反对简单化地将它们用作某种现实的批判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共享“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之名，前者通常被认为是批判理论的始作俑者，后者被视为传播批判理论的重镇，而事实上，从学术渊源上看，两者之间的联系或者传承都是不显著或者不重要的[3]；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动服膺者，然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或继承是相当不同的。粗略地讲，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辨证方法论，英国文化研究则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在面对各自的大众文化现实之时，各自都从自己的身份本能出发作出了反应，法兰克福学派是以文化精英的口吻，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的“异化”思路批判和解析大众文化，而英国文化研究则采用历史主义的现实态度，凸显了工人阶级对英国社会“共同文化”的贡献；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采取的是抵制和超越的态度，英国文化研究则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救赎与正名；法兰克福学派对“精英文化”被褫夺表现出了极其的不情愿，大有用“应然”反对“实然”的意蕴，而英国文化研究则小心翼翼地求证工人阶级文化现实的合法性，更多地是要为“实然”争取“应然”的地位；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文化因为达不到他们的审美趣味而必然招致政治上的无能，而英国文化研究则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不但在政治上是合法的，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经验。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介入大众文化的路径所发生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代文化批评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其中，以审美趣味还是现实政治作为出发点，是这一变化发生的重要契机。

从审美批判开始

如果我们可以从血统和家庭背景的角度来考察，那么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立场几乎命定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重要成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的共同特征，即，他们都来自于家境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霍克海姆、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无不如此。按照汉娜·阿伦特的说法，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来自这类家庭的犹太青年，很多都“声称成为一个天才，或者致力于人类幸福，像那些为数甚多的来自富裕家庭的共产主义者一样——总之立志做高于挣钱的事业”，而他们的父亲，通常只接受这一类借口，原谅他们并没有一个像自己所走过的那种成功的人生，并继续在财力上帮助他们[4]。

虽然这是阿伦特针对富裕犹太家庭中父子之间解决关于人生目标冲突时写下这段话的，我们从中不难看出，犹太血统中对耽于理想、超越现实的气质的推崇与服从。阿多诺，法兰克福群星中年龄最小，也是最自负、精英意识表现得最充分的一位，她的外祖母和母亲都是德国有名的歌唱家，他的出生地法兰克福给他从小就提供了传统的音乐训练。可以说，阿多诺一出生就浸淫于“高超的音乐环境”之中[5]。可以想见，阿多诺这样的学者，他对于流行音乐的蔑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早在1936年，阿多诺尚未到过美国，尚未成为法兰克福学术团体的成员，就已经发表了批评爵士乐的论文《论爵士乐》。阿多诺不无轻蔑地否定了爵士乐也有表达解放的可能性，“爵士乐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只能给人以虚假的回归自然的感觉，其实是彻头彻尾的社会技巧的产物。阿多诺后来承认，他对爵士乐的厌恶，来自于“第一次读到‘爵士乐’（Jazz）这个词时感到的恐惧”，因为和德文中Hatz一词相象，而Hatz在德文中表示一群猎狗的意思，这就使阿多诺产生了否定性的联想——“张开血盆大口的猎犬追赶行动迟缓的动物”[6]。

1930年代后期，作为一个流亡美国的学术团体，法兰克福学派与当时负责哥伦比亚大学广播研究所工作的、同样是讲德语的拉扎斯菲尔德进行合作，显然更多是出于生存上的考虑，而非学术上的志趣。1941年，在法兰克福学派主持的刊物《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in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上，同时发表了霍克海姆、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论述大众传播的一些文章，其中有霍克海姆的《艺术和大众文化》（ArtandMassCulture），阿多诺的《论流行音乐》(OnPopularMusic)。值得一提的是，拉扎斯菲尔德《论行政的传播研究和批判的传播研究》(RemarksonAdministrativeandCriticalCommunicationsResearch)的发表，已经预示了两者之间了然的分别。事实上，在整个1940年代，霍克海姆、阿多诺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他们是在充满紧张的生存空间和学术氛围中展开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的。

在《论流行音乐》中，阿多诺延续了早年对爵士乐的批评。他认为“标准化和假个性是流行音乐的显著特点”，而大众听觉的本质恰好是对熟悉的东西的亲近，这种本质只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是导向更深入欣赏的手段”，“一旦某些程式取得成功，工业就会反复鼓吹或大肆渲染某种同样的东西，通过令人神魂颠倒的、移植了的愿望满足和被动的强化，最终使音乐成为一种社会的黏合剂”[7]。

在为拉扎斯菲尔德所写的第三篇文章《电台中的交响乐》（TheRadioSymphony）（1941）中，阿多诺之矛指向了艺术作品的生产和消费空间。针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音乐欣赏一小时》节目，阿多诺指出，这种所谓的电台交响乐，对听众来说，音乐已经失去了“现场”，与此同时，艺术品的“灵光”[8]（aura）一同失却。在阿多诺看来，电台摧毁了交响乐的生成“空间”，那种类似大教堂的空间，在真实的音乐会上，听众是被这一空间紧紧环绕的。也只有在这种空间中，才有可能实现“时间意识的悬置”[9]，而这种悬置恰恰是贝多芬交响乐的接受特质。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阿多诺对技术进步所持有的冷淡态度。

以政治批判落脚

对大众文化的审美批判从来就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终极目标。法兰克福学派感兴趣的问题是对西方启蒙理性的把握与反思，和二十世纪其他重要的德语思想家（譬如韦伯）一样，他们所诉求的是解除对启蒙理性所具有的解放人类能力的迷信，所谓“祛魅”，尤其让他们深感不安的就是所谓“工具理性”的反戈一击，无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还是技术的进步，这种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异化”后果，使他们看到人类尊奉理性之后自取其辱的一面。尤其令法兰克福学派痛心疾首的是，工人阶级居然非常温顺地与这个“异化”社会整合到一起去了。而大众文化的种种特征，恰好是表达他们这一思想的种种佐证。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播研究真正产生影响，是从1947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开始的。《启蒙辩证法》虽然还是沿着法兰克福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道路前行，但是与1941年的写作明显不同的是，他们是从西方社会启蒙与理性的发展悖论的角度进入大众文化的批判的：

如果公众社会达到了，思想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商品、语言变成了对这种情况的颂扬，那么，必须在这种质变的世界历史结果完全发生破坏作用以前，努力发现这种质变，批判尾随流行的通过语言和思想表达出来的要求。[10]

阿多诺后来说，在《启蒙辩证法》中，他们有意识地用“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一词代替了他们往常一直使用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因为“大众文化似乎是从大众（masses）自身当中自发地出现的一种文化，是流行艺术（popularart）的当代形式。”而“文化工业”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它同时损害了曾经并存的高级艺术（highart）和低级艺术（lowart）的严肃性：“它把分离了几千年的高级艺术和低级艺术强行撮合到一起，使两者都受到了损害。高级艺术的严肃性因为追求功效而被毁；低级艺术的严肃性则随着其内在固有的反抗性抵制受到文明的限制而消失。”[11]这里，阿多诺有把大众文化、低级艺术以及民间艺术（folkart）放到同一范畴中的倾向，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审美上和政治上都毫无顾忌地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了。

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关于大众传播和流行文化的批判的一些经典命题都是来自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最重要的认识就是艺术作品的商品化，这种商品化贯穿了整个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创作”已经不能用来描述“文化工业”了。这种商品化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艺术作品的同质化，艺术的个人主义和对抗性彻底消失；第二，艺术作品的消费是维护社会权威和现有体制的最好手段。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同质化显然是艺术的天敌，它结束了艺术的个人主义时代，消弭了艺术的反叛性。过去的艺术，比如悲剧，要表达的是像尼采所说的那种“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严酷的厄运、一个招致困境的问题所具有的勇敢精神和要求自由的感情”，[12]而“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电影、收音机和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出现了“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虚假的一致性。”这是因为“文化工业的技术，只不过用于标准化和系列生产，而放弃了作品的逻辑与社会体系的区别”[13]。在文化工业面前，人失去了真正的本质，而只能体现为一种“类本质”：“每个人只是因为他可以代替别人，才能体现他的作用，表明他是一个人。”[14]

文化工业是通过剥夺艺术作品的对抗性和反叛性而将它驯服为既有秩序的一部分的。文化工业生产的文化产品致力于使工人阶级非政治化，并且把生活中所有的矛盾都表征为通过现有体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实现都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一旦“革命的倾向不论在何时羞涩地露出一定的苗头来，都将被一种大体上类似于财富、冒险、热情似火的爱、权力以及肉欲主义一样的愿望—梦想式的虚假满足所平息和遏止”。15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可以提供满足除革命以外的任何欲望的手段的地步了，而正是文化工业成功地阻碍了政治想象力的生成。对于文化工业是如何操纵消费者的思想与行为的，马尔库塞有如下的分析：

娱乐和信息工业不可抗拒的产品所带来的是各种定式的态度和习惯以及精神和情感方面的某些反应，这种反应使消费者在不同程度上愉快地与生产者紧密结合起来，并通过后者与整个娱乐和信息工业紧密结合起来。这些产品向消费者灌输某些思想并操纵他们的行为；它们提倡一种不受其虚伪影响的虚伪意识……这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比以前的生活方式要好得多的生活方式—而且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对质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单面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在内容上超然存在于已经建立的话语和行动领域之外的各种理念、抱负和目标，要么被排斥在这个领域之外，要么被限制在这个领域之内。[16]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的一个初始目的是寻找马克思的预言在二十世纪遭到失败的原因。俄国革命证明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爆发的预言是错误的，而美国的现实则证明工人阶级不但没有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反过来几乎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维护者了，哪怕是不自觉的。“历史看来是‘误入歧途’了，因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变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了，尤其是通过在工人群众当中推行一种‘假意识’，使得他们被同化到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去了，而普遍的、商业化的大众文化被看作是这种垄断资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一种重要手段了。”[17]

从对启蒙理性悖论的发现到对文化工业意识形态操纵的揭示，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批判理论。他们用“文化工业”来表述大众传播活动中媒介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开了当代大众传播和文化批判的先河；他们敏锐地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度组织化的阶段，大众文化和传播不仅仅是人们的闲暇活动的中心，更是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效果的一种基本的社会机构了。但是，法兰克福学派那种强烈的悲观色彩，那种用理论超越现实的态度，使他们的理论失去了解释现实的能力，使他们的批判失去了实践的指向，他们也许是用哲学思辩用审美精神抗拒现实的最后代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干脆放弃将理论转变为实践去改造世界的想法，认为理论的目的就是用它的否定力量与世界相对抗。[18]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批判态度也只能让一切事物保持原状：“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被严厉批评为‘坏现实’（badreality），实在是坏得无可救药，但是这样的说法也使这个现实被哲学式地不朽化。”[19]

灵光（aura）消失之后：批判理论转向的重要契机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进行的批判，无论是审美的还是政治的，如果不从理论层面下降到经验层面之上，其批判精神就无法承继。而完成这一下降的恰恰是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中略显边缘的成员瓦尔特·本雅明。

上面我们分析了阿多诺试图将大众文化（massculture）与低级艺术（lowart）和民间艺术（folkart）放在同一范畴中考察，阿多诺承认低级艺术的严肃性等等事实，可以看出他对文化工业化之前的流行艺术（popularart）的态度的。但是，似乎以前的大众文化一旦成了文化工业以后，文化产品连同它的消费者都是一无是处的。这里面他犯了两个历史错误，第一，文化工业并非在某一个历史时刻突然降生的，它和过去的所谓高级艺术和低级艺术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它不可能完全取代这两种艺术形式，况且所谓高级艺术和低级艺术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楚，历史上的低级艺术很有可能就是后来的高级艺术。第二，工人阶级，文化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发展和演变的整个过程的，他们也是整个文化现实和生活方式的制造者。工人阶级以及少数民族或者青年文化等其他亚文化群体不仅仅是文化工业中的艺术作品的被动消费者，有时也是积极生产者，并且在不同于过去的低级艺术或民间艺术的新的艺术作品中，仍然实现着对抗性，比如被阿多诺贬损至极的爵士乐明显就带有黑人反叛特色。事实上，正如阿多诺想用所谓理论的否定力量与他们永远也不会满意的现状相对抗之外，法兰克福学派从来不曾想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当代历史中拯救出任何东西，至于工人阶级和他们所热衷的文化商品肯定是乏善可陈的，从这点来看，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是相当可疑的[20]。但是，“只有被救赎的人类才知道它的过去的完满性……只有对被救赎的人类来说，它的过去才变成了随时都可引用的东西。”[21]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无是处的时候，只有让现实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新的审美批判才有可能。提出这一论点的不是别人，正是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沃尔特·本雅明，一个早逝的、曾经是默默无闻的边缘成员，而在当代，法兰克福学派中被公认最值得援引的两个作家，一个是阿多诺，另一个就是本雅明。

本雅明所要实现的这一转换是从对艺术作品“灵光”（aura）[22]消失的积极态度开始的。在阿多诺那里，真正的艺术作品是无法改编的，而文化工业的所有产品，却无情地将“本性严肃的文艺作品改变成讽刺体裁”。他痛恨爵士音乐家在演奏贝多芬的“极为朴素的小步舞曲时，任意进行了省略，并且粗暴武断地加进去了滑稽可笑的节奏。”[23]于是，艺术作品为了获得普遍的可得性而丧失了它的审美意义。马尔库塞进一步论述了这种“灵光”同样是艺术作品的批判性得以维系的关键所在：

新保守派的批评家嘲笑左派的大众文化批评家，因为后者反对巴赫被当作厨房的背景音乐，反对柏拉图和黑格尔、雪莱和波德莱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被陈列在杂货店里。反之，前者接受经典作品已经离开陵墓而再度进入生活的事实，这能使人们变得更有教养。没错，可是走入生活的经典作品已经不再是它们自己，而是别的东西；它们被夺去了那股反抗的力量，它们本体中的那种真正向度—疏离（estrangement），也消失无踪。这些作品的意图与功能因此根本地改变了，如果它们从前是与现状（statusquo）处于矛盾对立的局面，这个矛盾现在已被抚平了。[24]

而本雅明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电子技术成为艺术的生产力之后，过去存在于自给自足的艺术作品中的生产关系已经瓦解了。要建立一种与大众文化时代相适应的美学，必须承认新的电子媒介的解放潜能。本雅明深深体会到机械复制艺术作品的行为后果超出了艺术的审美意义的范畴：

在机械复制时代所消失的东西是艺术作品的“灵光”。这是一种征兆式的过程，它的意义超出了艺术领域。人们可以这样来总结：复制技术将复制对象从传统的领域中分离了出来。通过制造许多复制品，一系列拷贝代替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同时，允许复制品符合观者和听者的具体情境，又激活了被复制物。……两个过程都和当代的大众运动（massmovements）有密切的关系。它们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就是电影。电影的社会意义，尤其是以它的最积极的形式出现的社会意义，不可能不伴有破坏性和宣泄性的另一面，即对文化遗产的传统价值所进行的清算。[25]

本雅明在辨证地看到电影这种新的艺术手段的两面性之后，进一步强调技术潜能的进步意义，而这种进步意义是直接体现为政治实践的。他说，“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机械复制把艺术作品从其对（宗教式的）仪规的寄生虫般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了，”由于“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标准不再适用于艺术生产，艺术的总的功能就颠倒过来了。代之以以（宗教式的）仪规为基础，艺术开始基于另一种实践—政治。”[26]本雅明可能是从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当中悟出这种技术潜能的积极意义的。本雅明看到了法西斯主义是通过把美学引入到政治生活中，让德国大众通过战争表达了他们想要改变社会的财产结构的愿望，而实际上是并没有改变这种财产结构。[27]德国大众在法西斯主义的引领底下参与了一场以战争为形式的审美暴力活动之后，不但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反而更糟糕。所以本雅明反其道而行之，倡导通过审美活动政治化，首先拯救大众，随后拯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大众被救赎了，大众得以欣赏的艺术也才能有地位，这和法西斯主义的态度正好倒了个个。[28]

从理论到经验：大众文化研究的现实转机

英国文化研究在实现从审美到政治的转换当中，既没有犹太人那种灾难深重的历史包袱，也没有德国人那种幽深曲折的理论负担。非常相象的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两位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他们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本能来介入大众文化的，只是他们要做的是救赎而不是抵制。面对英国文化思想史当中维护精英文化的所谓文化-文明传统，英国文化研究采取的不是超越的态度，而是改造的手段。如果说，雷蒙•威廉斯是通过置换利维斯主义的政治立场从英国文学史当中解读出他的文化观念的话[29]，理查德•霍加特倒更是一厢情愿地将工人阶级文化，尤其是二战前的他所熟悉的英格兰北部地区的工人阶级的“活文化”纳入到文化-文明传统中的有机社会当中去。霍加特在他的那本稍早于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出版的成名作《识字的用途》（TheUsesofLiteracy）（1957）中，试图证明二战前的英国工人阶级社区是具有传统的有机社会的色彩的，其中有一种典型的工人阶级的“十分丰富多彩的生活”（thefullrichlife）。大众娱乐的形式以及邻里和家庭关系的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的公共价值和私人实践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30]

《识字的用途》的第一部分题为“‘旧式’的秩序”（an‘older’order），通过对霍加特早年生活的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的社区生活的社会人类学似的回顾，展现了一种和谐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公共文化。这种公共文化体现在酒吧、工人俱乐部、报刊杂志和体育运动甚至个体日常生活的结构之中，而家庭角色、性别关系和语言型式中都能透出一个社区的共识（commonsense）[31]。后来有一部反映英格兰北部社区生活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加冕典礼街》（CoronationStreet）（从1960年开始一直播映到今天）就是以霍加特所描摹的二战前的工人阶级社区生活为蓝本的。在这个工人阶级的有机社会中，普通百姓人人各有所属，贫富差距、文化差异和社会矛盾都不是非常显著。[32]霍加特把这种工人阶级早期的文化版本的失却，看作是一种文化上的衰落，口吻和利维斯对十九世纪的文化衰落极其相似，不自觉地落入了文化-文明传统的窠臼，难怪霍加特把民间文化（folkculture）的所有优点都加到了那个时期的工人阶级文化头上，而在《识字的用途》的第二部分，他则抨击式地解读了二战后的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霍加特在第二部分“让位于新文化”(yieldingplacetonew)中一屁股坐回到了利维斯主义的立场上去，否认二战后的工人阶级社区文化同样也是植根于普通人的活文化的。他把这一时期的现代流行音乐、美国的电视节目、通俗的犯罪小说和浪漫小说以及和着自动唱机的音乐边饮酒边跳舞的青年行为方式，都看作是一种内在地假文化，被悬置的文化-文明的审美标准又开始发挥作用了。格雷默•特纳批评霍加特“虽然很好地描述了他的青年时代所处的文化领域的构造的复杂性，但是对当代工人阶级青年的‘十分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复杂性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33]霍加特对当时出现在英国街头的、带有自动投币唱机的牛奶厅的描述，丝毫都不掩饰他的深恶痛绝：

和我前面描述过的快餐店（café）一样，用假摩登的小玩意儿装饰的牛奶亭（milk-bar）那种低俗的耀眼的卖弄，马上就显示出审美趣味的完全垮掉。与这些牛奶亭相比，某些房舍简陋的顾客家中的客厅的布置看起来倒更具有十八世纪排屋的平衡和教化的传统……牛奶亭的“自动投币唱机”（nickelodeon）发出的刺耳的嘈杂声更象是给一个有一定规模的舞厅的而不是一条主要街道上的一个小商店所能承受的。一帮年轻人有的歪歪扭扭地耸着肩膀……目光茫然地穿过那一张张廉价的铁管椅子。

即使与街角的酒吧相比，这也全然是一种无意义玩闹的单薄而苍白的形式，一种弥漫在煮沸的牛奶味中的精神上的干腐气。[34]

霍加特随后把这些年轻人描写成“一个听从机器的阶级”，是“没有方向、被驯服了的奴隶”，是一种“享乐主义的但又是消极的野蛮人”，整天乘坐“票价三便士、五十马力的公共汽车，观看票价一镑八便士、投资五百万美圆的电影”，这不单单是一种“社会怪癖”，而是一种“不祥之兆”。[35]

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的第二部分之所以又回到了利维斯主义的立场上，是因为他在第一部分就试图把他年轻时所具有的工人阶级社区的生活经验硬是往文化-文明传统当中的有机社会身上靠，也就是说，从一开始霍加特就没有特别理直气壮地为工人阶级文化找到自己的立足点，那么，在霍加特眼里，把二战前民间文化（folkculture）和二战后的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看成是泾渭分明的也就不奇怪了。从霍加特的身上再次看到，如果一定要在工人阶级文化当中寻找传统的审美合法性，是无法从根本上拯救工人阶级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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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完成从文化-文明的审美传统向文化政治学转向的还是雷蒙·威廉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前期，威廉斯已经开始建构他的文化政治学了。威廉斯是第一批把电影认同为创造性艺术的学者中的一个。之前的绝大多数文学评论家都把电影毫不犹豫地归入低级文化的范畴中。利维斯曾经批评电影追求的是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是一种消极的消遣手段。事实上，利维斯认为电影对高级文化的威胁要比那些低俗的小报来得大得多[36]。而相类似的，是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在《启蒙辩证法》中对电影的态度，他们把电影看作是“文化工业”的一部分，使观众产生错觉，“认为外面的世界是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情况的不断的延伸”，因此，电影“约束了观众的能动的思维”。[37]早到1953年，威廉斯在牛津大学从事成人教育工作时已经提出电影可以“作为一种主要的教学科目给（文学）评论提供许多机会”，并强调“电影研究作为一种机制不可避免要成为我们的社会学的一个部分”。[38]到了1958年，雷蒙•威廉斯在一篇宣言式的文章《文化是平常的》（CultureisOrdinary）中直接挑战那种把文化区分成一方面是“超然的、自我得体的高级尖端的东西”，另一方面是“麻木不仁的大多数”的做法[39]。当然，最终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为所谓的“群众”（masses）争得地位的还是《文化与社会》。按照现在的传播理论来看，威廉斯梳理的英国文化观念史，就是一部关于“文化”应该是什么的话语霸权的争夺史，而要颠覆传统的文化-文明的文化观念，首要地是要消除那少数人和群氓之间的界线。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的结论部分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威廉斯通过把“群众”一词的意义返回到经验当中，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群众往往是他者，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他者。然而，在我们这种社会中，我们一直都看到这些他者，看到无数形形色色的他者；我们的身体就站在他们的身边。他们就在这里，我们就和他们在一起。……对于他者来说，我们也是群众，群众就是他者。

实际上没有群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群众的那种看法。[40]

雷蒙•威廉斯对文化批评所做出的贡献，始终是通过把观念返回到经验中完成的。通过历史主义的情境化，他采用的文化或者群众定义和表征获得合法性，然后与这些定义和表征相对应的主体也具有了合法性。威廉斯最中意的“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是从T.S.艾略特那里挖掘来的，而放到文化人类学的语境中来看，这种定义毫无新意。威廉斯对文化人类学的超越，就是通过对上述“他者”经验的超越实现的。文化人类学从来研究的是“他者”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在研究“他者”时，他们才敢于用相对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一个整体，而他们是没有勇气将自身当作“他者”看待的。和本雅明一样，威廉斯通过消除少数和群众的界线，消除我们和他者的界线，目的不仅仅是救赎工人阶级或者群众，而是救赎人类，这也是他的“共同文化”的旨趣所在。

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文化对欧洲的侵袭，以及英国本土那种被霍加特称为“新的大众艺术”（newermassart）影响的扩大，如何评定大众文化以及如何使用新的大众媒介的问题在英国教育界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关于大众文化的鉴别和使用的研究在主流的教学和学术体制内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与此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越来越重视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使用问题。当然，官方和主流，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般立场都是指望把新的媒介当作手段，去传播所谓的高级文化。英国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斯图亚特•霍尔，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跻身于大众文化的研究行列的。1964年，还在中学任教的霍尔，在他和英国电影研究所（theBritishFilmInstitute）的教育官员帕迪•华奈尔合作出版的《通俗艺术》（ThePopularArts）一书中已经显示出和利维斯式的怀旧和有机主义越来越大的距离，同时对大众文化有了越来越现实的态度。霍尔和华奈尔首先要拒绝的就是所谓的“前工业时代英格兰的有机文化与今天的批量生产的文化之间”的传统的对抗：

旧时的文化已经逝去，因为产生它们的生活方式已经逝去。工作的节奏已经永久性地改变，封闭的小范围的社区正在消失。抵制社区的不必要的扩张、重建地方独创性也许很重要。但是，假如我们想要重新创造一种真正的通俗文化的话，我们只能在现存的社会之内寻找生长点。[41]

正是基于这种对通俗文化的既历史又现实的态度，霍尔在后来给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拒绝了该组织给各位提交报告者的预设立场，即电视应该普及和传播高级艺术，这种立场仍然是把文化当作少数遗产的传统立场。霍尔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误解了媒介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霍尔的结论是：“电视赋予我们的，并非更有效地端出文化的传统大餐，而是实现出现在1968年巴黎大学墙头的那句乌托邦式的口号：‘艺术已经死亡。让我们创造日常生活吧’”。[42]面向“日常生活”已经成了霍尔研究通俗文化的有意识的策略，预示了霍尔及其伯明翰中心从事的文化研究事业的方向。

小结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始终是站在精英立场上的批判，他们是用传统的审美文化来批判当下的文化工业产品的，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有两项不可饶恕的罪过：不但剥夺了真正的艺术品的“灵光”，而且成了统治阶级操控劳工阶级的帮凶。至于劳工阶级，非但没有成为马克思所预言的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反而心甘情愿地丢弃了以往同样具有反抗性的民间艺术，俯首帖耳地欣赏起文化工业的假艺术。于是，文化工业和劳工阶级一样是无可救药的了。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手中不过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它的立场是可以弃之不顾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边缘成员的沃尔特•本雅明，却通过把法西斯主义将政治审美化的手段颠倒为将审美政治化，承继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理论上救赎了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化以及“无产阶级化的大众”[43]，但终因缺乏实践土壤而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英国文化研究介入大众文化的路径与本雅明几乎神合，但是它却是完全来自英国本土的社会主义传统和工人阶级的经验。根据雷蒙•威廉斯的分析，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工人阶级一直自觉地以避免普遍暴力的方式追求合法的政治地位，这本身就是对“追求完美”的文化的一种贡献。[44]在这种语境中，救赎工人阶级及其文化几乎是一种天然合法的立场。于是，在英国摆脱文化-文明传统的束缚，实现从审美到政治的转向的现实阻力要小得多。随着霍尔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主将，随着伯明翰中心对亚文化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经由欧洲结构主义理论的葛兰西式的运用，英国文化研究在对媒介文化的批判和救赎两个方面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注释：

[1]三年前，笔者写作有关英国大众传播理论的博士论文，试图梳理文化研究学统的来龙去脉，不得不介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之后，便以为谙熟两个学术流派把握大众文化的切入口和脉络。去年八月，为参加在丽江召开的传播学大会，旧文新用，把比较两个流派的一段文字抽出来，润色修订，分段，赋摘要与关键词，单独成篇。在命名时颇费思量，最后决定以两个流派把握大众文化旨趣上的差异作为比较的切入点，遂得“理论与经验：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批判策略解读”之名。说实话，以“策略”这样的名目来安置这两个流派的思想努力，一定有违先贤们的本意，笔者能够体会到把思想当作权宜之计的紧张，仍明目张胆使用，心中不安自不待言。然而，更让笔者感到犹豫的是，以“理论”与“经验”作为对研究旨趣的描述和把握，其准确性有多少？把它们作为两相对应的“术语”放在一起考察，其合法性又几何？果不其然，在大会小组发言之后，点评专家黄旦教授提出两个疑问：其一，所谓批判策略的流变和对应关系，并不清晰了然；其二，“理论”与“经验”两顶帽子无所覆加，无的放矢，更进一步，哪怕两顶帽子合适，又有什么意义？到了今年现在，笔者修改这篇旧文并试图发表，针对的是第二个层面的疑问。如果放到我们所处的新闻传播学界的语境中来看，这种疑问不巧就可以还原成两个所谓的学术问题：第一，在引介西方理论之时，是把它们演绎提炼成某种工具（无论是用作学术方法论的、还是所谓指导现实实践的）呢？还是描述、阐释它们的生成状况？第二，如果从工具理性出发，批判理论于我何干？应该说，这种学术张力在更广泛的人文、社科语境中已经经历了某种凸显与消解过程，然而，在新闻传播学界，这种紧张状态连显现的机会都是微乎其微的，原因中的原因，仍然是那种“开药方”式的研究旨趣，其惯性之强劲仍然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另，为减弱笔者些须的不安，试将题目改为“介入大众文化的两种路径”，approach之谓也。

[2]在一次非正式的、短暂的课题讨论会上，北京广播学院的陈卫星教授对批判理论的引介显露出一定的担忧，认为在我们目前传播体制尚未完善，媒体自主自律远远不足的情形之中过多地介绍对大众文化（包括大众传媒）的批判性论述，会不会抑制了我国媒体的发展。这应该是代表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相当一批学者专家的意见和看法。

[3]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学统之内，无论是以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和E.P.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主义还是霍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都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有政治经济学派的尼古拉斯·加纳姆直接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创造的术语“文化工业”的概念基础上开始其理论工作的。到了九十年代，仍然主要是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派中的人物（还有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重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和威廉斯“文化共同体”的含义的内在联系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媒介和民主、公共领域和公民身份的讨论。参见詹姆斯·库兰，《对媒介与民主的再思考》，彼得·达尔格伦，《媒介，公民身份和市民文化》，均收录于詹姆斯·库兰和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和社会》，第三版，伦敦：阿诺德出版社，2000年。

[4]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中译本，P44，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5]同上，P29-30

[6]同上，P214

[7]同上，P220-21

[8]这是本雅明创造性使用的一个比喻性概念，稍后详述。

[9]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中译本，P221，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10]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译本，导言第2页，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

[11]阿多诺，《再论文化工业》，收录于保罗•莫利斯和苏•索纳姆，《媒介研究读本》，第31-37页，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尼采，《朦胧的偶像》，载于《尼采全集》，第8卷，第136页。转引自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译本，第144-145页。

[13]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译本，第113页。

[14]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译本，第137页。

[15]利奥·洛文太尔（法兰克福学派中一个不太出名的成员），《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第11页，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图书出版社，1961年。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14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6]赫伯特·马尔库塞，《单面人》，第26-27页，伦敦：斯菲尔出版社，1968年。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146页。

[17]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第95页，伦敦：圣贤出版社，2000年。

[18]参见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导论，张峄译，收录于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卷》，第182-23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19]引自托尼·贝尼特，《媒体理论与社会理论》，见米切尔·古尔维奇等编，《文化、社会与媒体》中译本，第59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20]其实这种精英式的态度始自马克思本人。格雷厄姆·莫多克在《重建倾圮之塔：当代传播和阶级问题》一文中，引述了一段有关马克思的文化趣味的逸事，原文如下：“马克思一位志趣相投者的妻子是这样逗弄马克思的，说她不能把一个具有如此贵族趣味的人和他在著作中所预测的平等社会很贴切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则足够真诚地回答道：‘我也不能’。马克思说他虽然确信‘那样的时刻会到来……届时我们离得远远的就是了’。详见詹姆斯·库兰和米切尔·古尔维奇合编的论文集《大众媒介和社会》，第11页，伦敦，阿诺德出版社，2000年。

[21]出自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文集》。转引自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中译本，第17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22]原意为“气味”“气氛”，本雅明用来描述过去的艺术作品诞生时的具体时空所赋予艺术作品的原生性、独一无二性和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术语。详见，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收录于达勒姆和凯尔纳，《媒介和文化研究：关键著作选》，第48-70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1年。

[23]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译本，第120页。

[24]赫伯特•马尔库塞，《五个讲座》，第64页，伦敦：阿兰巷出版社。转引自托尼·贝尼特，《媒体理论与社会理论》，见米切尔·古尔维奇等编，《文化、社会与媒体》中译本，第56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25]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见达勒姆和凯尔纳，《媒介和文化研究：关键著作选》，第51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1年。

[26]同上，第53页。

[27]参见达勒姆和凯尔纳，《媒介和文化研究：关键著作选》，第63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1年。

[28]本雅明的拯救对象是人类，因为他认为“现代人的不断无产阶级化和大众的不断形成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所以不论阶级，群众已经是当代社会的主体了。因而，他的“政治”，也非存在阶级和集团之间的，而是与审美阶段相对立的一个新的人类阶段，这种新的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大众的生活方式取得合法性。与雷蒙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真是不谋而合。见达勒姆和凯尔纳，《媒介和文化研究：关键著作选》，第63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1年。

[29]有关英国的文化-文明传统以及威廉斯和利维斯主义之间的关系，详见杨击，《雷蒙·威廉斯和英国文化研究》，《现代传播》2002/3。

[30]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第132-1688页，伦敦：企鹅出版社，1958年版，1992年重印。

[31]同上

[32]参见杰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中译本，第57页，桂万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3]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46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34]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第247-248页，伦敦：企鹅出版社，1958年版，1992年重印。

[35]同上，第250页

[36]参见杨击，，《雷蒙·威廉斯和英国文化研究》，《现代传播》2002/3。

[37]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译本，第118页。

[38]引自雷蒙•威廉斯，《作为一个教学科目的电影》，1953。转引自约翰·西金斯，《雷蒙•威廉斯读本》，第5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1年。

[39]引自雷蒙•威廉斯，《文化是平常的》，1958，见约翰·西金斯，《雷蒙•威廉斯读本》，第24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1年。

[49]《文化与社会》中译本，第378-379页，译文略有改动。

[41]斯图亚特•霍尔和帕迪•华奈尔，《通俗艺术》，第38页。转引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67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42]斯图亚特•霍尔，《作为媒介的电视及其和文化的关系》，1971年，第113页。转引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69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电视是大众文化的具有多元文化视角的传播载体，集声、屏、报多种传播优势于一体，所以，电视必然承担着当代大众文化的主导者和大众文化属性审美取向引导者的责任。因此，要想优化电视主导文化的功能，就必须进一步细分观众群和节目的功能类别，展现节目独特的个性，用符合审美取向的大众的逻辑和大众传媒的大众对话。

在电视竞争激烈的时代，在娱乐充斥荧屏的时代，《百家讲坛》火了，火得让所有的电视人感到嫉妒。讲桌一放，老师一站，就这么一个缺少包装、缺少炒作、缺少明星的“高级评书”，竟然以不可思议的“小成本”制作，拿下央视收视率排名第二位节目的成绩。《大国崛起》火了，火得让人惊叹，对西方大国崛起历史深入浅出的演绎，让内容如此精英化的节目，把学者、政府官员和普通的老百姓同时吸引到了电视机前，并引发了受众对当代中国崛起的思考。

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说老百姓“只爱八卦，不爱文化”绝对是错误的。作为承载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电视的内容包罗万象，天文地理、人文自然、娱乐生活、新闻资讯、知识传播、生活服务，每一个方面都不可或缺，每个方面也都能创造成功。电视节目通往成功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在电视传播中大众文化属性的审美意义怎样体现?笔者以为，“洞察人性，洞悉人心”，这个曾被易中天老师用来概括曹操驭人之术的论断，同样适用于电视节目的创作。

审美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过程，人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会对人们审美的评判标准产生很大的影响。成功的案例已经表明，能够与时俱进洞悉大众心灵的节目在争夺观众中已经获胜。当今很多电视节目的成功就在于它用大众的语言与大众对话，使电视表现逻辑和大众思维逻辑达成精确对接，正是电视美学再创造的功劳。因此，在为成功节目创造的奇迹感动之余，深入探讨电视作为“家庭艺术”的审美规律和特征，探讨电视制作对素材的再创造等问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因为，观众正在期待着更多这样的节目出现。

电视的观众：爱看故事的那群人

节目受到观众的追捧和喜爱，在于说的内容，更在于说的方式。从成功的案例来看，内容编排的故事化或者说剧情化已经成为电视节目制作的一个基本方向。很多节目的成功在于讲故事，《百家讲坛》是在讲故事，《大国崛起》是在讲故事，湖南卫视的《变形计》是在讲故事，《鲁豫有约》是在讲故事……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故事有人物、情节、环境，有悬念和猜测，有推理和判断，符合人们的心理认知和审美需求，能使观众获得融入其中的乐趣，从而对节目念念不忘。

“讲故事”能够将庞大而复杂的题材分解为若干个小巧而单纯的单元。小巧，让观众不至于疲劳；单纯，可以将一件事讲得更精彩。有人说，《百家讲坛》就是比较高雅的评书，这个评价比较准确地体现了该节目“讲故事”的表现特征。说评书的办法就是每一回说个故事，完了来个“下回分解”留个悬念。传统的评书、章回小说，现在的电视剧，都可以说是这种模式的应用。

从扭转《百家讲坛》节目命运的《正说清朝十二帝》说起，主讲阎崇年以“董鄂妃身份之谜”、“太后再嫁之谜”、“咸丰”大大小小的故事串起整个节目，一桩又一桩的清宫疑案是大多数观众知悉却不熟悉的事实。这些事实，正是节目吊起观众胃口的兴趣点和切入点，跟着阎崇年老师，读史的过程被简化为听故事，不知道怎么看书和没时间看书的观众被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吊起了胃口。

通过“讲故事”能够将抽象、枯涩的理论转化为观众看得懂，且爱看、具体、感人和形象化的电视节目，这是电视作为“家庭艺术”的内在规律决定的。电视节目通过“讲故事”，可以使观众娱乐、愉快地学习，也可以使观众由直观的事实，形象、轻松地去接触事物本质。

CCTV经济频道耗时三年的恢宏大作《大国崛起》，便是以生动的故事在讲大道理，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历程讲述中，贯穿了若干生动的故事，为观众建立了立体的时代背景，从“伊莎贝拉女王御驾亲征光复西班牙”的故事中，观众可以了解到基督教在欧洲影响的增强；从“独裁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宽容莎士比亚”中，观众可以感受到英国的政治文化氛围；从“法国皇后玛丽安东奈特”一句名言“法国老百姓吃不起面包，可以吃蛋糕”中，观众可以领悟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必然性等等。故事，使节目更加生动，丰满，亲近。

再举一个与普通大众生活更加密切的例子，湖南卫视的《变形计》之《网瘾少年》。这是真人秀节目，以网瘾少年魏程与贫穷农村少年高占喜互换身份为节目卖点，7天的时间里，魏程能够在艰苦的农村里生活，而从未接触繁华都市的高占喜在经历7天奢华的城市生活之后，继续回到落后困顿的农村，能否保持农村少年的纯朴?可以说，这是一个集煽情与悬念于一体的故事，节目开播之前，如此“噱头”已经撩拨起观众的兴趣，而节目开播后，百度的“魏程吧”、“高占喜吧”更是很好地说明了该节目的影响力。

以上案例，说明了内容编排的故事化、剧情化，能够增强节目的观赏性。但这并非电视节目吸引观众的唯一技巧，而征服观众的根本依然是节目的立意和内容符合这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审美需求。至于技巧，则依立意的内容去灵活创造、灵活取舍。

电视的成功：让观众感动和共鸣

一位观众曾经对笔者说过，最好看的电视作品并不是那种雕琢文字、刻意求怪的东西，而是将观众心里面一些有感觉但又说不出来的东西用具体的节目表达出来了。这实际上就是电视节目和观众心理的共鸣，也就是本文开始指出的——电视表现逻辑和大众思维逻辑的对接。对接得好，观众会成为节目的铁杆粉丝；对接不好，只能让观众按动手中的遥控器。

电视节目和观众心理的共鸣有两个境界：一是让观众爱看，到时间肯定要坐在电视机前；二是促进观众思考和学习，节目播完了还要通过其他途径满足被节目激发的兴趣和求知欲。

《百家讲坛》和《大国崛起》都很精彩地展现了这两个境界。首先说《百家讲坛》，该节目的成功取决于调动观众学习历史的兴趣。以阎崇年老师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为例，针对影视剧对历史的戏说，他的“正说”不仅保证了节目不会偏离历史教育的轨道，而且巧妙地吊起了观众的胃口。看了节目，很多观众不禁惊呼，若没有《百家讲坛》，受电视剧的“欺骗”不知何时能够清楚：首先是，知道了电视剧中大臣们称呼活着的孝庄“孝庄皇太后”是典型的文化错误，因为“孝庄皇太后”是在她死后才拥有的谥号；受《鹿鼎记》影响的金庸迷，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建宁公主其实是康熙皇帝的姑姑，而不是妹妹。节目播出后，意犹未尽的观众不仅购买《正说清朝十二帝》图书收藏，同时也纷纷寻求节目中提到的历史典籍，了解更多的信息。

从完成收视率到引发观众学习历史的热潮，《百家讲坛》展现了电视媒体对大众文化的强大引导力。《百家讲坛》播出《刘心武解读<红楼梦>》，很多观众通过论坛等形式表达了对该节目的观感，并提出很多与刘心武老师对《红楼梦》不同的理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说明观众对电视节目传播的资讯不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转变为主动思考。观众开始主动思考了，电视媒体的导向功能便达到了，节目保持长盛不衰就有了后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观众审美心理需求的共鸣是电视节目的内涵与大众生活的搭接。《百家讲坛》马瑞芳之《说聊斋》，节目是这样进行的前期宣传：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大学教授九迪·蔡曾说：现在美国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文章都是教女人如何在男人面前保持性魅力，而在300年前封建闭塞的中国，蒲松龄竟然已经写出了像《恒娘》这样的小说!妻子利用性魅力打败竞争对手，把丈夫牢牢握在手心。17世纪中国作家竟然写出了可供20世纪美国妇女参考的小说，太神奇了。这期节目一经播出，立刻征服了观众。在这个案例中，节目运用了这样的技巧。

这个案例的成功，充分说明了艺术来源于生活，而生活的秘密往往是隐藏于人心之中的人性本能，洞悉了这个秘密，便找到了感染他人的力量。找到了这种力量，就找到了以独特审美视角打造成功电视节目的切入点，在让观众心灵震撼的刹那，便是节目成功的一刻。

电视的精神：洞察时代的召唤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心态。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导力量，必然应该承担起弘扬时代精神的重任，电视节目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编导策划能否洞察时代的召唤。

对于《大国崛起》被广泛认可，总编导仁学安指出：“这完全是由于我们作为一个电视新闻工作者对于当时舆情的了解，对于今天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判断而做出的。”

《大国崛起》是偶然和必然的交织，在节目制作三年前的一个早晨，任学安在汽车上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题为“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集体学习，任学安在同名丛书《大国崛起》的后记中将其称作“历史的召唤”。没有对时代精神领悟的必然，这条偶然听到的新闻，就不会激发创作者的灵感。

依据《大国崛起》主创仁学安的观点，该节目受欢迎的原因有三个。第一，知识性。这部系列片较系统地反映了九个国家在过去五百年中逐步成为影响世界的大国的历史，……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些国家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过伤害，也给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造成过伤害，我们对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第二，符合中国人包容性很强的对外学习心态；第三，符合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对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集体思索。……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强，中国正走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其实，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大国，而作为一个现代世界的大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也就由此产生了思考它的一种现实需求(摘选自人民网《大国崛起》与中国发展论坛)。

上述这段话其实说明，《大国崛起》的成功三要素：第一，引人兴趣的故事(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第二，符合中国人传统的认知习惯(中国人包容性很强的对外学习心态)；第三，与时代民众对国家富强的集体向往形成了共鸣(其实，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大国，而作为一个现代世界的大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相对于《大国崛起》这一类型大题材纪录片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央视的《梦想中国》和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等节目则典型地映鉴了普通人心中的明星梦。《超级女生》和《梦想中国》，与美国的《美国偶像》属于同一类型。《美国偶像》在美国本土的收视率超过了《谁是百万富翁》，甚至冬奥会和奥斯卡转播收视率也无法与其相比。《超级女生》和《梦想中国》在中国的走红同样证明了草根文化在全球的走红，也证明了电视的大众文化属性，与大众的心灵越贴近，就越能获得成功。

电视的使命：大众文化的主导

电视海纳百川包容多元文化的特点，决定了电视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导者。乍听起来，这个论断似乎很矛盾，既是大众的，又何须多元?解开这个疑问，还得从文化的概念说起。

文化包括四个层次：(1)主导文化，指体现特定时代群体的文化形态。(2)高雅文化，亦称“精英文化”，指表达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的文化形态。(3)大众文化，指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大众需要的文化形态。(4)民间文化，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化形态。而“大众”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的大众概念层面上，大众文化是一个包容主导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狭义大众文化的泛文化概念类型。

传媒文化是大众文化。电视的表现模式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语言)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公众对信息的审美需要。电视是广义的大众文化的代表，是多种文化的转换器。这是因为电视文化是直接面向家庭的传播媒介，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有家庭，也就形成了电视对多种文化形态类型的超强包容性，加之集多种传播优势于一身，成为当代大众文化传播最先进的载体，在电视传播中大众文化属性的审美意义和主导意义显而易见。电视文化传承的是广义大众文化，这正是电视节目观众群体细分和影响其他媒体的内在动力。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篇6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篇7

主张从多种视角来研究电视文化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落后于迅猛发展的实践。我国电视文化的历史始于20世纪中期，虽然晚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经济和科技两个高速运转的车轮的驱动下，不仅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技术上，而且在传播理念与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对电视文化的理论阐释却尚处于“盲人摸象”式的探索中，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理论的滞后、理解的偏差又反过来使实践的发展走向误区。

第二，电视文化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化形态，既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又有商品的物质性、消费性，既有强制性、操纵性，又有迎合性、对抗性，既有同质性，又有多元性，既有类型性，又有创造性；既有娱乐性功能，又有教化功能。电视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形态，涉及到的领域已远远不是传统的文化艺术所能涵盖的。

第三，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以及文化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语境下，它的商品属性使其由以往的艺术文化转变成一种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新现象、新特征由此频频凸显。对这些新现象、新特征，尤其是其大众文化特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都使我们产生一种“莫相知”的恐慌，而没能从理论高度予以阐释。

第四，以往的从艺术单一视角对它所进行的理论研究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很多问题，例如大量不具有审美意义粗制滥造的文本却有很高的收视率、文本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的是声像光电的技术手段而非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等等，仅从艺术的角度难以解释。

在这种复杂的状态下，既要正视电视文化迅猛发展的事实，承认电视文化所蕴涵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特性，以历史的理性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赋予文化转型的可能；又要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的把握、理性的认识，恰当的评价，审理各种理解的偏差，以期更有效地规范和引导这种新型的文化形态。

二、电视文化研究的几种视角

多重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对电视文化的多重认识，有助于在矫正操作的失误和寻找正确的发展方向时获得理论上的高度与支持。

社会文化视角：以往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忽略了这一文化活动的社会过程全身。随着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演变，电视文化已走出象牙塔，融入广大民众真实生动的生活中，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品格。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社会公共事业，社会学视角、人类文化学视角的关注，也许能使我们穿越数量众多庞杂、质量良莠不齐的电视文本，抵达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剖析。在这其中，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尤为重要，因为一切文化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代码”。从马克思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说、文化研究学派、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无不是这些理论的重心。

大众文化视角：电视文化所表现出的商业性、消费性、大众娱乐性、通俗性（甚至媚俗性）、技术性、可复制性、程式化、无深度感正是大众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体现出与电视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致性、同质性。因此，在对电视文化的研究中，借鉴西方某些学术思潮对大众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虽不能祈望彻底解决中国电视文化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无益的。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使我们认识到电子传播作为生产力给对电视文化生产带来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技术进步对人造成的新的控制，认识到其意识形态的操纵性、欺骗性的一面；后现代主义理论让我们对电视文化的世俗性、扁平性、游戏性、狂欢化获得了一种哲学上的认识高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则令我们对电视文化、大众文化中的全球化倾向、文化同质化倾向保持高度警惕；新历史主义提醒我们，以“戏说”为代表的电视文化可能导致的危险；文化研究学派以它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和跨学科的学术胆识，启示我们以宏观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微观的文本研究相结合，在微观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宏观的文化研究……这些理论奠定了以大众文化的视角来审理电视文化的理论基础。

传播文化视角：电视文化与印刷媒体、广播媒体等其它大众文化形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以科技含量极高的影像的传播与接受方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视听文化，并对其它形态的大众文化形成强大冲击，获得了存在的独特性和优势性——影像传播文化的特性。所以说，传播学理论从电视传播的全过程来考察电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为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开辟一条更切实有效的新路。正如高鑫先生所说：“研究电视理论，首先要研究‘电视传播学’，因为电视本身就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和载体而存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电视节目，统统鲜明地烙印着信息的‘印记’。因此，抓住‘传播’也就抓住了电视理论研究的根本。”无可质疑，随着从播放型到数字化、新媒介的传播模式的全新构型，电视文化将会发生更为深刻的革命，因为传播模式的改变必将影响所传播的文化本身。

艺术文化视角：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僭越导致了电视文化的市场化、反艺术化，但并不能因此忽视电视文化的艺术特性。作为影像视听文化的电视文化，在深层次上更需要形象性、艺术性、审美性。并且，电视文化是一门综合的文化形态，需要借助各种艺术的长处来完善自身。例如电视文化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样式——电视剧：中国的电视文化和电视剧几乎是同时起步的，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播，同年6月5日，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开启了中国电视文化和电视剧的发展史；中国老百姓普遍接触电视也是从看电视剧开始的，这个现象发生在80年代中期（1985年初统计，我国已有电视机5000万台，两亿多观众，该年电视剧产量已上百部。）；而电视令万人空巷应该说还是与电视剧的发展密不可分，由古典四大名著和现代名著《四世同堂》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都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不能不说明文学穿越时代的永恒魅力。再如音乐是借助旋律节奏作用于听觉神经，造成空间虚幻感的时间艺术，而绘画艺术则是借助画面作用于视觉神经，造成对时间想象的空间艺术，电视文化正是借助它们的各有所长，把本来单方面满足于人的听觉艺术或视觉艺术转化为电视文化的视听艺术，创造出一种综合时空的威力。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篇8

主张从多种视角来研究电视文化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落后于迅猛发展的实践。我国电视文化的历史始于20世纪中期，虽然晚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经济和科技两个高速运转的车轮的驱动下，不仅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技术上，而且在传播理念与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对电视文化的理论阐释却尚处于“盲人摸象”式的探索中，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理论的滞后、理解的偏差又反过来使实践的发展走向误区。

第二，电视文化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化形态，既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又有商品的物质性、消费性，既有强制性、操纵性，又有迎合性、对抗性，既有同质性，又有多元性，既有类型性，又有创造性；既有娱乐性功能，又有教化功能。电视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形态，涉及到的领域已远远不是传统的文化艺术所能涵盖的。

第三，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以及文化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语境下，它的商品属性使其由以往的艺术文化转变成一种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新现象、新特征由此频频凸显。对这些新现象、新特征，尤其是其大众文化特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都使我们产生一种“莫相知”的恐慌，而没能从理论高度予以阐释。

第四，以往的从艺术单一视角对它所进行的理论研究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很多问题，例如大量不具有审美意义粗制滥造的文本却有很高的收视率、文本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的是声像光电的技术手段而非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等等，仅从艺术的角度难以解释。

在这种复杂的状态下，既要正视电视文化迅猛发展的事实，承认电视文化所蕴涵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特性，以历史的理性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赋予文化转型的可能；又要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的把握、理性的认识，恰当的评价，审理各种理解的偏差，以期更有效地规范和引导这种新型的文化形态。

二、电视文化研究的几种视角

多重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对电视文化的多重认识，有助于在矫正操作的失误和寻找正确的发展方向时获得理论上的高度与支持。

社会文化视角：以往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忽略了这一文化活动的社会过程全身。随着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演变，电视文化已走出象牙塔，融入广大民众真实生动的生活中，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品格。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社会公共事业，社会学视角、人类文化学视角的关注，也许能使我们穿越数量众多庞杂、质量良莠不齐的电视文本，抵达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剖析。在这其中，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尤为重要，因为一切文化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代码”。从马克思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说、文化研究学派、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无不是这些理论的重心。

大众文化视角：电视文化所表现出的商业性、消费性、大众娱乐性、通俗性（甚至媚俗性）、技术性、可复制性、程式化、无深度感正是大众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体现出与电视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致性、同质性。因此，在对电视文化的研究中，借鉴西方某些学术思潮对大众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虽不能祈望彻底解决中国电视文化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无益的。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使我们认识到电子传播作为生产力给对电视文化生产带来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技术进步对人造成的新的控制，认识到其意识形态的操纵性、欺骗性的一面；后现代主义理论让我们对电视文化的世俗性、扁平性、游戏性、狂欢化获得了一种哲学上的认识高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则令我们对电视文化、大众文化中的全球化倾向、文化同质化倾向保持高度警惕；新历史主义提醒我们，以“戏说”为代表的电视文化可能导致的危险；文化研究学派以它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和跨学科的学术胆识，启示我们以宏观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微观的文本研究相结合，在微观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宏观的文化研究……这些理论奠定了以大众文化的视角来审理电视文化的理论基础。

传播文化视角：电视文化与印刷媒体、广播媒体等其它大众文化形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以科技含量极高的影像的传播与接受方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视听文化，并对其它形态的大众文化形成强大冲击，获得了存在的独特性和优势性——影像传播文化的特性。所以说，传播学理论从电视传播的全过程来考察电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为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开辟一条更切实有效的新路。正如高鑫先生所说：“研究电视理论，首先要研究‘电视传播学’，因为电视本身就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和载体而存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电视节目，统统鲜明地烙印着信息的‘印记’。因此，抓住‘传播’也就抓住了电视理论研究的根本。”无可质疑，随着从播放型到数字化、新媒介的传播模式的全新构型，电视文化将会发生更为深刻的革命，因为传播模式的改变必将影响所传播的文化本身。

艺术文化视角：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僭越导致了电视文化的市场化、反艺术化，但并不能因此忽视电视文化的艺术特性。作为影像视听文化的电视文化，在深层次上更需要形象性、艺术性、审美性。并且，电视文化是一门综合的文化形态，需要借助各种艺术的长处来完善自身。例如电视文化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样式——电视剧：中国的电视文化和电视剧几乎是同时起步的，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播，同年6月5日，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开启了中国电视文化和电视剧的发展史；中国老百姓普遍接触电视也是从看电视剧开始的，这个现象发生在80年代中期（1985年初统计，我国已有电视机5000万台，两亿多观众，该年电视剧产量已上百部。）；而电视令万人空巷应该说还是与电视剧的发展密不可分，由古典四大名著和现代名著《四世同堂》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都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不能不说明文学穿越时代的永恒魅力。再如音乐是借助旋律节奏作用于听觉神经，造成空间虚幻感的时间艺术，而绘画艺术则是借助画面作用于视觉神经，造成对时间想象的空间艺术，电视文化正是借助它们的各有所长，把本来单方面满足于人的听觉艺术或视觉艺术转化为电视文化的视听艺术，创造出一种综合时空的威力。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篇9

多重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对电视文化的多重认识，有助于在矫正操作的失误和寻找正确的发展方向时获得理论上的高度与支持。

社会文化视角：以往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忽略了这一文化活动的社会过程全身。随着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演变，电视文化已走出象牙塔，融入广大民众真实生动的生活中，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品格。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社会公共事业，社会学视角、人类文化学视角的关注，也许能使我们穿越数量众多庞杂、质量良莠不齐的电视文本，抵达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剖析。在这其中，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尤为重要，因为一切文化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代码”。从马克思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说、文化研究学派、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无不是这些理论的重心。

大众文化视角：电视文化所表现出的商业性、消费性、大众娱乐性、通俗性（甚至媚俗性）、技术性、可复制性、程式化、无深度感正是大众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体现出与电视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致性、同质性。因此，在对电视文化的研究中，借鉴西方某些学术思潮对大众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虽不能祈望彻底解决中国电视文化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无益的。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使我们认识到电子传播作为生产力给对电视文化生产带来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技术进步对人造成的新的控制，认识到其意识形态的操纵性、欺骗性的一面；后现代主义理论让我们对电视文化的世俗性、扁平性、游戏性、狂欢化获得了一种哲学上的认识高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则令我们对电视文化、大众文化中的全球化倾向、文化同质化倾向保持高度警惕；新历史主义提醒我们，以“戏说”为代表的电视文化可能导致的危险；文化研究学派以它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和跨学科的学术胆识，启示我们以宏观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微观的文本研究相结合，在微观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宏观的文化研究……这些理论奠定了以大众文化的视角来审理电视文化的理论基础。

传播文化视角：电视文化与印刷媒体、广播媒体等其它大众文化形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以科技含量极高的影像的传播与接受方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视听文化，并对其它形态的大众文化形成强大冲击，获得了存在的独特性和优势性——影像传播文化的特性。所以说，传播学理论从电视传播的全过程来考察电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为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开辟一条更切实有效的新路。正如高鑫先生所说：“研究电视理论，首先要研究‘电视传播学’，因为电视本身就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和载体而存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电视节目，统统鲜明地烙印着信息的‘印记’。因此，抓住‘传播’也就抓住了电视理论研究的根本。”无可质疑，随着从播放型到数字化、新媒介的传播模式的全新构型，电视文化将会发生更为深刻的革命，因为传播模式的改变必将影响所传播的文化本身。

艺术文化视角：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僭越导致了电视文化的市场化、反艺术化，但并不能因此忽视电视文化的艺术特性。作为影像视听文化的电视文化，在深层次上更需要形象性、艺术性、审美性。并且，电视文化是一门综合的文化形态，需要借助各种艺术的长处来完善自身。例如电视文化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样式——电视剧：中国的电视文化和电视剧几乎是同时起步的，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播，同年6月5日，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开启了中国电视文化和电视剧的发展史；中国老百姓普遍接触电视也是从看电视剧开始的，这个现象发生在80年代中期（1985年初统计，我国已有电视机5000万台，两亿多观众，该年电视剧产量已上百部。）；而电视令万人空巷应该说还是与电视剧的发展密不可分，由古典四大名著和现代名著《四世同堂》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都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不能不说明文学穿越时代的永恒魅力。再如音乐是借助旋律节奏作用于听觉神经，造成空间虚幻感的时间艺术，而绘画艺术则是借助画面作用于视觉神经，造成对时间想象的空间艺术，电视文化正是借助它们的各有所长，把本来单方面满足于人的听觉艺术或视觉艺术转化为电视文化的视听艺术，创造出一种综合时空的威力。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篇10

我国比较有影响力的杂志期刊大部分是文摘杂志、妇女杂志、娱乐杂志、健康杂志和时尚休闲杂志，此类杂志难以在涉及重大问题的领域内发挥作用。

我国的大部分杂志期刊缺乏的是精英文化视角，往往不能从提升文化精神的高度探讨套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以不流俗、不媚俗、坚持“可以呼唤出人的崇高感情、激发人的创造性”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做有影响力的杂志，这种操守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已经变得两难。那种仅仅迎合于人的情感泛滥、麻醉人的智力而获得“成功”的杂志比比皆是。而对消费文化的处理应有的合理吸收和处理，也变为一味的盲目迎合、推崇甚至倡导。是提升还是迎合？成了我国杂志期刊文化定位的难题。

二、非现实而又胜似现实的生活世界

从内容层面讲，杂志的影响力源自于它营造的时代价值和生活方式是否代表了社会的发展；它所书写的生活与生存、价值与观念、趣味与审美、情感与故事具有什么文化属性；对现代社会的特征如何体现。作为较有影响力的综合文化类杂志在内容层面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三大特征：流行文化特征、商业特征、消费特征。

人们对于杂志的消费主要是文化的消费。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包括了社会的思想、观念、科学、道德、政治、法律、宗教、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等内容。而综合文化类期刊传播的更多的是流行文化。比如其中的时尚休闲类杂志，它的内容充斥了连篇累牍的流行文化，好莱坞的“影视文化”、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文化”、夏奈尔的“服饰文化”。它们营造出来的热点人物、top排行榜、各式明星，以及围绕这些生活生存的价值观念、审美品味、情感故事无时不在影响着时代价值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中国社会结构正在经历单一向多元化的转变，人们的需求正在向多元化与个性化方向发展，综合文化类杂志正好顺应了这种需求。《三联生活杂志周刊》响亮的提出了办刊口号“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城市画报》的办刊定位是“体现知性而有品味的都市生活”。此类办刊宗旨反映了我国正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色：过去的生活范式正在被质疑，应该倡导一种新的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来代替。不可否认，综合文化类杂志提供关于生活的有用信息、提供文化享受、提供娱乐，但最关键的还在于创造了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是现实没有达到但又似乎唾手可及的，在这种非现实而又胜于现实的生活中，有一种强有力的改造力量，对现代人的意识、行为、语言、观念、价值、生活发挥、生活观念产生着重要影响。经过综合文化杂志提倡引导的流行文化现象，完全体现了这种虚拟现实世界的内涵，它们很快变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实，成为现代人思考、行为、生活的规范准则和价值参考。就像新闻出版署报刊司助理巡视员张泽青所说：“杂志对生活的影响甚至已经进入了法治建设的层面，前一阵关于江苏省取消男女混住禁令的讨论，其起源就在于前两年杂志做的两性合租的话题。”从综合文化类杂志的内容，比如《吃出爱情》、《不需要男人负责》、《秋季彩状新色图鉴》、《减肥食品的NG和OK》等，不难看出综合文化杂志热衷的是传播流行文化。①

其次，大众媒体的生存状况决定了杂志文化的商业性。仅仅依靠杂志的销售是无法实现盈利和发展壮大的，杂志的生存与其他大众媒介一样必须依靠广告。任何一种杂志，最醒目最引人注意的版面无不是品牌广告，而且时尚休闲类杂志的广告比重占全刊13％以上，最高达到26％。②读者在接受杂志倾心打造的各种新观念、新主张时，对各种品牌广告营造的消费文化氛围不可能无动于衷，尤其时许多广告都是国际大公司的广告，往往站在国际、全球的视野背景上进行讨论宣传，在精美、华丽、宜人的图片和极富诱惑性的广告语言中，新鲜事物、新颖生活、全新理念与流行资讯、流行意识相配合一一传到受众，而且更具影响力。

最后杂志还传达了消费文化的特征。以《时尚》杂志为例，在发刊词中它表示，它将是时代的风尚，努力反映生活方式给人们的观念带来的冲击，侧重体现消费文化的传播……是消费领域足以折射人的全方位的关照。它表达了一种历史合目的性发展的深切愿望，不仅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对改革开放、对“计划”向市场转变的具体支持，同时也以文化的方式在实践层面相应了走向市场的雄心壮志。③应该说《时尚》确实践约了当年的承诺。并且在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它引领消费和时代风尚的初衷。它与当前方兴未艾的商业主义意识形态不谋而合，与主流意识的不期而遇使得时尚休闲杂志获得了合法性。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是消费社会，大量生产的同时又大量消费，物品的使用性价值已经超过了物品的交换性价值，生产不再是由物品的交换性来引导，而是由使用性的消费所获得的利润来引导，消费性已经毁灭了交换性，社会成了消费社会，人的奋斗是为了物的消费，某种夸饰性的生活形成了社会的规则，这种夸饰性的消费完全越过了个人的生活需要，成为某种时尚，引导人无限的追求。④时尚休闲类杂志所体现的就是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即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的需要，而是在满足被制造和刺激出来的欲望，引领大众不断地追求它们倡导的时尚生活，追求个性，追求与众不同。众多的时尚休闲杂志的内容中，其资讯性，指导性、实用性、操作性和服务性越来越强，不断地制造流行语和流行话题，配合刊登的各种品牌产品的信息，打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一种生活理念，一种完全不同于日常生活而又神似日常生活的情景，从而在社会与读者中形成一种新的符号、新的意义、新的消费文化。

三、虚拟世界中欲望的满足

从当代杂志文化的特征，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杂志的内容诉求已经不仅仅是编辑的艺术，不仅仅是拥有独有的视角、独特的审美就能观察和表达世界，而是编辑、广告、发行等相关专业人员，与社会和市场进行碰撞和调和、妥协与反抗的艺术，甚至可以说是编辑与市场合谋的艺术。

因此，对杂志传播的文化，大众的接受方式已经异于对传统文艺传达的文化的接受方式。对传统文学艺术的接受是一种审美的方式，它的关键在于对世界的总体关照、对人心灵领域的透析、对精神境界的提升，是一种由距离感而获得的美感。人们对杂志文化的关注，主要却是对自身欲望的关注。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当前信息过于丰富的时代和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人们看杂志的目的主要在于获得休闲娱乐的满足。⑤具体可这样说，对文学艺术的欣赏是“反映”式的，欣赏对象是通过过滤的现实的结晶，是与现实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有相对完整而统一结构的世界；而对杂志文化的接受是“反应”式的，接受的对象是现实的延伸，这种内容不再是现实的提炼结晶，而是真实的现实世界在虚拟空间中的展示，读者可以凭借幻想跻身其中来获得享受。

例如，综合文化类杂志的成功，是因为走情感路线定位而获得大量读者群的，无论是大人物的琐事，还是小人物的不平凡，都是俘获读者忠诚的妙方。对此类文章的阅读，无疑起到一种情感补偿性的作用，因为作品表现的生活与读者现实中的生活同质同构的，读者在阅读之时，完全是一种同步的心理，他们关注的是自身的情感是否在同质同构的虚拟世界中得以实现，或者自身被刺激出来的欲望能否在虚拟场景中得到满足。后一点在时尚休闲杂志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即使不能拥有杂志所传达的生活观念与方式，不能占有杂志刊登的名牌消费品，但是通过阅读，可以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可以在幻想中经历自助欧洲旅游的最佳路线，了解名牌给自己带来的身份地位的满足。此类杂志文化的接受是一种直接刺激性的满足，不再是通过观照客体来拓展个人经验过程的求知，不再是通过观照客体，获得知识和修正内心即成认识图示的快感，人们不再抽身其外，与之保持适当距离，获得审美的享受，而是列身其中，通过对杂志传播的文化反复消费，将隐抑的欲望释放出来，获得当下的强烈刺激与一种替代式的满足。

注释

《论时尚杂志畅销的时代特征》，红尘著，《新闻界》，2005年第1期。

《中产阶级的文化符号：<时尚>杂志解读》，孟繁华，河北学刊，2004年7月，第4期。

参见《消费社会》，鲍德里亚（法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期刊与它引导的生活》，孙聚成、张泽青，《中国出版》（京），2005.2.24－31。

参见《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潘知常、林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436－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