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论文范文10篇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生态哲学观；话语生态属性；意识形态

1引言

生态话语分析产生于全球环境危机频发的背景下，旨在揭示引起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的话语实践，并积极找寻能够促进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话语实践。其与话语分析的最大不同是生态哲学观的参与。生态哲学观（ecologicalphilosophy，ecosophy）最早由挪威哲学家ArneNaess（1995）提出，指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态度，价值和假说。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判断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是否符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提供参照标准。论文首先阐释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之后将生态哲学观和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进行综合对比，并系统梳理二者关系。

2生态哲学观的属性特征

生态哲学观源于研究者对生物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科学理解，是生态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也是用以判断人们的话语实践是否符合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重要尺度。无论是分析生态话语还是对话语进行生态分析，均有生态哲学观的参与。通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发展动向，我们认为生态哲学观具有3种属性。一是个体性，即生态哲学观并不是某一群体集体持有的、无意识的观念；而是个体主动、有意识选择的结果。黄国文指出，生态哲学观是“由他们（生态话语分析者）的世界观、哲学观、价值观、伦理准则影响和决定的”（黄国文2017：881）。研究者的生态哲学观不同，其分析和判断语篇价值属性的伦理框架就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因而生态哲学观体现个体差异性。尽管个体的生态哲学观蕴含的具体价值准则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涉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体及生物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回答。二是科学性，即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并不是随性而为的结果，而是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在科学的实验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基础上进行。生态伦理框架的建立需要研究者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批判性地阅读，需要仔细观察有益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实践，并广泛吸取积极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理念。之所以突出生态哲学观的科学属性，是因为它在哲学层面分属意识范畴，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也会反作用于物质世界。科学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能够引导人们做出积极的、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为选择，也能够助力于解决当下的各类生态环境危机。相反，消极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加剧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的正常生存和后续发展。三是历史性，即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扬弃曾经主流的生态观念之上，并在充分考虑当下生态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起来的。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科技的进步、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通过追溯中国传统哲学与外交理念，何伟和魏榕（2018）在研究国际生态话语时提出“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决定它能够成为生态话语研究的伦理框架和生态评价标准，也是生态话语分析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区别性特征。探究生态哲学观的内涵特征是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前提。

3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对比

3．1相同点。生态哲学观反映个体对环境污染、资源过渡开发、全球变暖等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伦理框架。与此同时，生态话语分析也关注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特征。意识形态最早出现于法国哲学家DestuttdeTracy所著《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中，旨在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哲学基础。生态语言学继承意识形态最朴素的定义，即认为它是有关世界现实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强调，它是“为社会中的某一特定群体所集体持有”（Stibbe2015：23）。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同属哲学中的意识范畴，能动地反映客观物质世界。它们的相同点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是阶级性。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均受社会阶级的影响，因政治权利，经济地位及受教育程度的差别而不同。二者均反映某一特定阶级的观念和价值选择。大众对于生态的认识和了解总是源于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宣传和引导，进而形成长久无意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也是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最主要方式。相较之下，对生态价值观的选择只是少数群体尤其是生态语言学者的自发行为。他们往往熟知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且对已出现或是将要出现的生态危机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旦这些少数群体掌握政治权利或是话语权力等，他们所选的生态哲学观就会被广泛传播为大众关于生态的认知，进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其次是观念性。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都是存在于人脑中的观念，是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属于意识层面，对社会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积极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意识形态能够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相反，消极落后的意识形态则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同理，尊重自然、符合生态系统运作规律的生态哲学观会引导人们进行绿色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实践活动；而忽视自然、违背生态系统发展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引导人们做出破坏自然、打破生态平衡等一系列消极的生态选择。同时，意识形态和生态哲学观不断发展变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更为广阔的路径和平台，另一方面由于其传播内容的丰富性和自主性，也使得意识形态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最后是现实性。意识形态和生态哲学观都依托于社会现实，是对现实的建构。Halliday（2003）指出，社会现实是有关人类活动的经验，而经验在本质上反映人类意识与物质的交互作用。意识形态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是对人类集体经验的加工。生态哲学观是对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物体的关系，以及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建构，表征个体对生态关系的认知。生态话语分析者力图通过研究生态话语来揭示为大众广为接受和默认的意识形态特征，并通过与自身生态哲学观的对比来判断该意识形态是否符合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否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3．2异同点。尽管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均属意识范畴，是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同时也体现相应的阶级意志，但二者在研究视角、在对社会语境和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均表现出较大差异。3．2.1视角不同。意识形态隐性地存在于语篇之中。大众不会对影响自己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和选择，正如Fowler（1991）指出，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关系的表达，一般不会被发觉，因为人们将其视作正常的，理所应当的存在。关于生态环境的意识形态也是隐性的，是生态话语分析者基于语言学理论，具体分析文本之后将其显化，以便为决策者和大众提供价值参考。与意识形态不同，生态哲学观是显性的，是生态语言学者主动选择的结果。在具体的选择过程中，他们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并不断反思自己的日常行为和思维模式。因为没有一种“客观的算法”（Stibbe2015：24）可以决定语篇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生态批评话语分析者只能将其与自身所持的生态哲学观进行对比，才能判断语篇的生态属性。3．2.2对社会语境的依赖程度不同。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虽是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但对社会语境的依赖程度却并不相同。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集体意识的依赖程度。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给予个人的一种集体意识。集体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做出不自觉的行为。因为它在整个人类意识中居于主导地位（Durkheim1933）。而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依赖集体意识，是个人自主选择的，可被反省的个体意识。其目的一方面是用于分析话语的生态属性，另一方面就是影响人类改变现有的不良生态习惯，做出有利于生态系统发展的行为选择。二是对社会情境的依赖程度。意识形态根据其具体发生的社会情境可以做抽象与具体之分。抽象的意识形态是统称，统一指有关世界的集体意识。具体到某个社会情境时，则可以分为政治意识形态、科学意识形态和教育意识形态等（Kress，Hodge1979）。生态哲学观没有抽象与具体之分，因为它只能是具体的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态度、观念和价值选择。当某一种生态哲学观为大众广泛接受，并已上升为一种集体意识时，就成为意识形态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具体体现，即生态意识形态。但目前根植于大众思维里的生态意识形态与生态话语分析者倡导的生态哲学观仍有偏差，这便要求生态语言学家在唤醒大众的生态意识、引导大众进行环保实践等方面做出努力。3．2.3与语言本体的关系不同。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的另一异同点表现在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尽管二者在形成、传播和起作用的方式上都离不开对意义符号的选择和使用，但前者对语言本体的依赖远高于后者。任何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都离不开对客观物质世界与主观意识关系的讨论，而客观的物质世界与存在于人脑的意义都是通过语言来建构。然而，目前学界对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形式语言学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分属不同领域，二者无明显关联。世界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并不受语言符号的影响。在Chomsky（2004）看来，意识形态的确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但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并无瓜葛。语言只是符号的集合，就其创造力而言，并不足以支撑或维持意识形态的运行。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部分相关。语言可以用来表征意识形态，但并不是所有的语言使用都先天具备意识形态特征，某些语言符号的使用可以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Lakoff（1987）指出思维系统可以独立存在于词汇和句法表达外。批评话语分析认为意识形态是“组成和建构世界的一种实践”（Fairclough1992：64），并不是普遍存在于语篇之中，而是当语篇中建构出不平等的阶级地位时才显现。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意识形态的表征离不开语言，而语言的使用也总是体现相应的意识形态。Hasan（2009）指出，意识形态的建构源于意义，而意义表达的主要手段是语言。由此，语言为意识形态的构成和传播提供各种资源。Halliday（2003）进一步论证语言的层级结构，两种不同的体现维度，以及三大元功能使其具备表征意识形态的能力。生态话语分析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集体意识，首先存在于人脑之中，是一种认知行为。其次，意识形态须借助语言的词汇语法系统发挥作用，并不能独立存在。作为生态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Stibbe（2015）对媒体报道中有关生态的概念隐喻及认知框架做出阐释，同时也对建构意识形态的语篇使用策略做出剖析，进而为分析生态语篇中的意识形态特征提供可借鉴的研究思路。相较于意识形态，生态哲学观与语言的关系则显得疏离，其形成主要源于对生态系统运作规律的了解以及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生态哲学观强调的不是对语言词汇语法系统的有意选择，而是判断话语及行为实践的伦理框架。典型的生态哲学观有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观及深度生态观。可持续发展倡导对资源的使用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不能影响后代人的合理需求。社会生态观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源在于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以及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深度生态观鼓励人们通过了解其他物种的深层价值来保护生态系统。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分析造成环境危机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可以看出，对生态哲学观的探讨始终在实践层面进行。通过反映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生态哲学观旨在说服大众做出有益于生态环境的行为选择。

4结束语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篇2

文化美学是把人类的生存方式作为审美对象的学科，这是宏观的美学。人类对自身生存方式进行反思和观照，这是理性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文化美学的内容的积累有着漫长的历史，而作为一门学科建构，则是很晚近的事，西方自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有文化美学（文化诗学）与文化批评的建构热潮，而中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建构文化美学的。从广义来讲，对社会、历史、精神、艺术、人自身的系统性审美观照都属于文化美学，柏拉图的理想国、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康德的精神体系、维柯的诗性世界、卡西尔的符号学等均是文化美学的前身；狭义来看，文化美学不仅是对文化现象的审美，也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反思和重构。它是带有点超人视角、非功利色彩、类意识情怀的宏大叙事的美学，同时又是冲淡平和宽容多元的。虽然美学的理想向度不可避免地使文化美学在其形成过程中不时显露其批判文化现实的锐利思想锋芒。

文化美学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广泛交流的产物，是生态文明建构阶段自然系统与文化系统矛盾充分暴露阶段的产物，也是高科技时代人类绝对优势和人类文明的空前风险高调碰撞的结果。文化美学在后现代主义解构废墟的精神空场中出现，对文化的整体性把握是其前提，在文化比较中以他者的眼光观照自身是其重要方法，对文化体系包含的价值系统的透彻分析是其逻辑基础，文艺学的扩张和美学自身转型形成其主干内容，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构及日常生活审美的泛化构成其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审美视野——文化人类学及文化研究理论的启示

审美是要把对象作为整体来清晰把握的，排斥任何混乱、无序、碎裂、恶无限和不可思议的混沌的东西（超出人的感官和理性可承受的范围），文化作为审美对象的前提是被人意识到，而不再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存在。

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人类的不同的生存方式成为考察和认识对象，研究者把他者的生存方式作为对象，而研究成果以理论模型和田野调查中的实证案例描绘了人类文化形成的不同形态和各种可能的发育模式与方向，揭示了人的存在方式的多样性。人类学家在对原始部落的考察中理清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脉络，人类学向民族学发展、向文化学过渡的过程中，对不同生存方式的作了宏观的整体性的考察，从他者的目光上升到超人类的视角，对人类文化的源流脉络规律走向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学术描述和科学解析，这为审美地把握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文化旅游在民间盛行之际，对异域异族异质异向文化的这种审美性总体把握已成时尚，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也便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关键词而广泛流行。

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了欧美对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据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考证，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自然成长”到“心灵习惯”，再到“知识状态”、“艺术总体”，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而言，这一概念得到广泛共识。

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BurnettTylor）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这样给文化下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这个定义强调了文化的整体性，笔者认为这正是对人类生存方式及其成果进行总体观照的产物，可作为文化美学中的文化范畴前身。

文化美学中的文化概念可定义为：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系统化。对文化的审美事实上是人类文明进入自觉阶段的标志，包含着在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危机中的反思和重新抉择中的全新创造。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和生活，应是人类理想生存方式的一种表达形式。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对文化的研究，从整体性把握到对民族性和地域性文化的细化比较，逐步厘清了人类文明的不同模式、不同命运的相互消长的历史进程。在民族学和文化进化论的背景中，文化强势导致的文化偏见将文化序列排成一个纵向的单线奋进的文化进步路线图，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判然分明，文化竞争的单一标准或为宗教、或为政治、或为经济，不时改变人类文明版图，一些曾经辉煌的文化衰落湮灭，一些曾经粗蛮的文化兴盛光大，文化的武力征服与和平传播，均在改变人文世界的格局。在文化传播论的横向渗透播撒中，不同文化圈、文化丛、文化群落在相互影响彼此制约中发展，文化的中心和重心也随之不断迁移，从北方到南方，从东部到西部，从平原到山川，从内陆到海岸，从宗教圣地到政治要津，从经济中心到文化重镇，从交通枢纽到信息源头，等等，在这不断迁移的文化景观图中，文化万花筒中的风云变幻与不同族群的兴衰悲欢，构成人类历史的悲喜剧，在地球这个大舞台上演出，直到二十世纪人类文化逐步从进化、竞争到自觉建构（如可持续发展论、科学发展观）后才忽然被意识到。文化进化论的单线奋进和塔式等级图解与文化传播论的多中心扩散播撒，既有一定实证基础，也都带有一定的想象色彩。

民族学的研究既有文化猎奇性质也有功利性质，而功利性质的研究往往更易形成规模并引发大众兴趣和文化热潮。如初期掠夺性的寻宝热促进了对古老神秘的亚文化研究，而后在战争中对敌对国的国民性的描述中深化，这类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和文化偏见，不仅表现在探宝探险的游记的夸张性描述，也表现在宗主国对殖民地文化的贬抑性介绍，也表现在敌对国相互的妖魔化的文化漫画像中，还表现在后殖民主义的扭曲性叙事和奴化心理下的无意识去势的文化行为中。因此文化人类学从描述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有不少闪烁天才想象力的漫画式成就，流布甚广而学术价值有限，可做学术随笔和文化散文品读。

文化学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流派的研究（英国为代表）则更接近原理性探索，在关于文化体系、要素、结构、演进、传播、模式、规律、动力、思维方式、价值系统、知识体系、行为方式、制度组织、仪礼节庆、风俗习惯、器物及艺术活动等方面，逐步深入细致，人类丰富多彩的生存方式在学术视野中被理性地分析和审视。而文化学的社会学研究（法国为代表）和历史主义研究（美国为代表）则在文化共同体的内部一致性和外部差异性的研究方面各有千秋。二战以后，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崛起，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视野和与具体学科的结合中分化、比较中整合的趋势越来越明确，从科学化重归人文化，从中心论走向多元论，从比较中揭示局限性，人类对自我生存方式的认知越来越趋于理性和客观，也更具类意识和类情怀的开放与宽容。文化作为审美对象，必要的“审美距离”应逐步拉开，这给文化美学的诞生提供了前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类对自身生存方式的审美是需要超越性视野和眼光的。

对于文化美学学科形成来讲，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整体、宏观、系统的文化观，人类文化——人类的生存方式的系统化——以其全貌进入文化反思和文化审美视域，人类从自发生存进入自觉生存状态，并有意识地选择、改造、创建自己新的生存方式，文化模式成为类似群体行为艺术的观照对象，“倘若人们着眼于文化的整体，那么其内在的一致性和奥妙就如任何一项艺术品一样，将为未来的探索者提供同样的美学上的满足”。（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给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所作的序言，参见[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第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美学、阐释学美学、经验美学等构成了交叉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化比较研究、文化传播研究、文化现代化研究、文化冲突与文化战略研究、世界性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发展研究、文化软实力研究、大众文化消费与文化审美研究、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研究等不断把文化研究推向学术、政治和精神文化的中心位置。文化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一度成为热点，并在紧张思索和探索发展出路的欠发达地区迅速传播并得到广泛响应或强烈震动。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全面反思人类现代文明的弊端，并对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矛盾透彻解析；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理论凸显现代文化的特质，并对阶层文化和审美意识形态实质进行了揭示；当代生活美学、世界文化体系和消费文化研究的热潮，将人类多样的生存方式展示在全球化的文化舞台上，也在奠定文化美学的基础。世纪交替之际，文化研究已成显学。

中国的“文化”观念早期强调“文治教化”，强调典章制度、伦理风俗的渗透性影响，是与武力征服、严刑峻法等对立的“柔道”，与宗教、伦理、政治、文艺等密切相关（如南齐王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道：“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道。”）。儒释道三家均有其文化之道。现代文化研究是在民族文化的危机中催生的，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争论热潮是以探讨中国文化的现代出路为主题，无论是谋求出路的西化派、新儒家学派、本土文化派、唯物史观派，还是顽固守旧的东方文化派、复古派、国粹派等，都是在关注中华文化文化的命运前提下的思考，即使是结论相反的派别，在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上也共同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强大惯性。其中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中西印）说，朱谦之的《文化哲学》的四中心（宗教、哲学、科学、艺术）论，已在“整齐好玩“（胡适语）的形式和借助想象把握超宏观对象的规律探索中，透露出文化美学研究的气息。而鲁迅的国民劣根性批判与林语堂、周作人等的中国文化审美性解读，构成试图超越本族性视野局限的文化美学的批判性锋芒和陶然忘我的生活意境把握的两个极端。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再度提出中国现代文化的出路和现代化发展模式问题，从文化表征到思维方式比较，从理论移植到现实批判，从思想启蒙到艺术实践，从精英反叛到大众附和，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文化现代化进程迅猛席卷全国。90年代文化研究进入冷静的文化哲学建构阶段，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不仅是学界热点也是政府重任，文化较量成为信息文明阶段的竞争焦点，同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热潮在大众文化层面蔓延，文化观光旅游活动本身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景观之一，文化美学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同时具备。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美学设想，和美学领域中审美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中国美学体系研究、民族美学研究、东方美学等的架构，以及审美文化、文化产业、文化消费、文化市场等研究，都在这条路径上。

二、文化模式、生存方式成为审美分析对象——文化哲学对文化美学的意义

从西方学科分类来讲，美学是哲学的二级学科，当哲学的目光聚焦点从自然界转向认知论、实践论，而后转向价值观时，哲学体系发生了新的转化，哲学学科的覆盖范围、致思方式、表述方式、学科发展方向等随之变化。当哲学以自然哲学为核心基础时，美学也重在探寻美的根源、本质、客观基础和形式规律；当哲学把认识论作为核心问题时，美学的重心转向美感分析，当哲学以实践论为核心时，生存哲学成为主流，美学以审美心理和艺术实践为重要对象；当哲学以价值论为核心，因价值观是文化体系的核心，文化哲学成为当代哲学的主要表达形式，在美学中审美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分析、文化生产与消费、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等成为研究重点，文化美学研究成为当代美学的典型形式。

文化哲学与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不同，它把文化表征和现象只作为入思的引子而非主要研究对象，把精力集中于探索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的深层本质与共性规律，或揭示和解构已成的文化定式和符号系统的“客观”景象背后的人类主观逻辑架构，或在文明冲突文化融合的背景中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和终极命运，体现出一种理性基础上的“超人类”的视角（当然更能超越民族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制度的界限）和超越感性局限的冷静与客观。文化哲学把人文世界作为其主要对象，而超越了文化人类学的现象描绘和文化社会学的行为解释，进入一种哲学的总体性、反思性、批判性、解析与建构并举的思维真空，逼显具体性的复杂现象中的抽象规律，揭示简明的抽象图示中所涵括的丰富的具体。

文化哲学也可看作哲学从抽象思辨转向具体化的学科分化方向上的的产物，如与自然哲学相对应的文化哲学，是以人文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人文世界可分为人类创造的物质世界、人类社会的组织制度世界、人类的明晰系统的精神文化世界和复杂混沌的观念心理世界等，相应的也可产生文化科学、文化政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文化心理学等学科。人的生存可以是个体的或群体的生存方式，在其现实性上又可分为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社会按其结构又可分经济、政治、文化观念几个层次，相对应也可产生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狭义的）。

狭义的文化哲学主要是一种精神哲学，以人类的主观世界及其精神产物为对象，而这一分化方向又在发展中与古典哲学的崇高意趣在更高层面上不期而遇。学科分化与思维整合都可通往文化哲学的殿堂。

广义的文化哲学是人类生存哲学，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美学，作为文化哲学中孵化的文化美学，更明确地指向人类理想生存方式。

文化美学指向人类精神系统的更人性化的、更形式化的层面，在人类精神的知性、情感、意志的三个向度中，更偏向情感方向，在其表现形式上，更亲和艺术，在其反思层面上也靠近文化批评和艺术品评，这些特征使文化美学既与传统美学相区别，又比传统美学更明确地体现出美学的独特情趣，从容量上看，文化美学是扩充了的美学，从品质上看，文化美学是锐化了的美学。

寻求人文世界的自然基础，探索主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始终是文化哲学的主题。尤其在以自然哲学、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体系中，人文世界始终是有规则的宇宙世界中的一个环节，人类文化是自然世界的神经末梢，无论是在神话世界、宗教世界还是自然科学世界或生态世界的背景中，人类文明都是与宇宙万物血脉相连的一部分，有着不以任何个人或阶级或种族、民族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对自然敬畏的心理根基，既在人类弱势的时代产生了宗教泛化的文化体系，也在人类强势的时代产生了科学泛化的文化体系，而宗教和科学都基于对超越人类力量的客观力量（造物主或自然）的尊重，抑制了了人类妄自尊大，拓展了因人类认知能力局限和专断而形成的逼仄而封闭的精神空间。从亚里斯多德的学科体系构建，到康德、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系统，都是把自然与人文贯通一体的并强调人文服从自然原则的宏大系统，与东方哲学中强调天人合一而以人为中心，在实际思维中往往以主观替代客观，以天去合人的倾向有所区别。古典哲学解体后，无论是维柯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科学，还是孔德的社会物理学，亦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自然辩证法，舍勒的宇宙论的人类学，哈特曼的主体精神等，20世纪的社会科学体系和人文科学体系架构，均体现出探寻人文世界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即使是现象学的本质还原和符号学的抽象演绎，以及20世纪愈演愈烈的“价值哲学”（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价值科学、卡西尔的人类文化哲学（国内影响较大的译本是其《人论》）、走向生态伦理学的“文化哲学”（施韦泽），也往往力求体现出一种超越性的淡定公允，而非宗教精神、伦理精神或艺术精神的常有的热烈与偏颇。这与东方思维的人本惯性有明显的文化差异。

文化哲学通过对不同文化模式的理想与现实的张力系统的解析，对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社区、不同制度文化的文化逻辑进行揭示，包括现实主义的现代性启蒙逻辑、现代主义多元形式不断变幻的反逻辑表征、后现代的文化矛盾和文化貌似无逻辑状态（按詹姆逊的说法，后现代主义就是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对彻底改变人类生存方式，使人类从依赖自然的被动生存到依赖科技的“主动”生存（从农耕文明到工商文明）、从具体的物理生存到抽象虚拟的生存（从工商文明到信息文明）、从为己的人本的生存到负责的共存生存（从高科技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整个现代化历程的文化变迁轨迹和文化内在机制转化的动力、原因、趋向等层层揭示，对日渐庞杂的人类文明进行理性梳理和清醒反思，即使在现代科技理性的无限切割、精英文化的迷茫落寞和后现代大众文化的狂欢喧嚣中，文化哲学的总体性视野、批判性锋芒和冷静解析的洞察力仍然保持下来，并成为时代精神的前锋。

文化哲学是现代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形式，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格主义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民族革命风暴、乌托邦冲动与反思、现代性建构与批判，到后工业文明消费时代的叛逆与虚无；从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心理学、文化哲学、文化美学的一路演进；从人类学的热潮、民族学的兴盛、哲学与文艺学联盟、文化批判与文化分析在学院和大众传媒中走红，到弗洛伊德主义进入影视文化和大众话语，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理性统治的全方位冲击被低科技的第三世界思想界广泛接受，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对普通大众文化的研究导引了消费时尚，一直到2002年6月27日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关闭（标志学院派文化研究逊位），文化精神却走向和渗透民间直到底层。目前文化理论对边缘文化、亚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新兴部落（群体、社区、地域、年龄层）文化、性别文化、殖民文化、工人文化、第三世界文化、底层文化、灭绝中文化、残存文化、文化遗产等的研究日渐深入，在文化生态危机中，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同质化的大潮中，文化哲学构成中流砥柱，在解析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沙文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取消主义的过程中，把主流与支流、中心与边缘、上层与下层、雅与俗、精英与大众、强势与弱势、传统与现代、学术与商业、艺术与生活、科学理性与人文情怀等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壁垒一一攻破，文化研究的“无间道”使它成为精神沟通的立交桥。

在信息文明时代高等教育普及，文化研究一度成为最广泛的第二选修专业，在培养工具性人才的职业教育体制下，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的生存理想从未泯灭过，文化哲学探索理想生存方式，反思现实生存方式、批判异化生存方式，追求更加人性化的自然而美好的生存方式——无论是诗意生存的陶醉还是自由生存的奋斗，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内在的动力和真实的需求，因而文化哲学的生命力是旺盛而久长的。

在中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性再度启蒙，到90年代迅速进入人的哲学（人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的建构期，哲学的具体化、文化学的理论升华、社会发展的理性探索、文艺学的去意识形态化、经济政治的全球化，都在推涌一个新学科的出现，文化哲学应势而生。从功利性的纵向的文化比较，到审美性的横向的文化鉴赏，文化哲学从20世纪早期的文化出路探寻中对本族传统文化的沉痛反思和无情批判、对异族文化的警惕排斥或热烈推崇的情绪化泥潭中挣脱出来，理性的分析和审美的平和使文化从凹凸镜下逸出，去神圣化、去理想化、去妖魔化、去偏见化，文化的真实面目袒露，文化不再是民族偏见的有色眼镜下的政治漫画、也不是艺术夸张下的异域风情展览，而切实变成了科学的对象、哲学的对象，也在理性的基础上，成为审美的对象。

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重点多放在文化模式和方向的梳理分析（朱谦之《文化哲学》193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探索文化现代化道路（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文化发展模式选择、文化比较分析（《求是学刊》“文化哲学研究”专栏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文化问题（许苏民《文化哲学》）、文化学的哲学提升等方面，与中国文化实践探索密切相关，集中在文化的社会制度层面，现实性功利性较强，而从人类类意识出发、从个体文化心理角度的深入下去的研究不多，对高科技时代的文化困境和变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和杂交、消费时代的文化传播和流变等问题，思考多追随西方学者，在一轮轮的文化热潮中，现实问题的理论总结居多，真正学理性的学科建构和科学探讨不多，这对文化美学的发育的直接促进作用有限。衣俊卿的《文化哲学》点明主旨是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交汇处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分析，邹广文的《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1994）涉及审美文化与审美人生，杨善民、韩锋的《文化哲学》（2002）把中国传统哲学归结为文化哲学，对文化发生、形态、系统、主体、价值、流动、冲突、传统、未来等问题进行宏观描述，赵汀阳的富有个性的文化哲学思考，与文化美学需要的理论基础和旨趣也比较接近。

三、传统精神符号系统的解析与现代艺术符号系统的重构——文艺美学的拓展与升华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文艺美学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世界美学领域的富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之一。（参见曾繁仁《回顾与反思——文艺美学30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5）的确，文艺美学是近30年来中国文化界一个相当活跃的理论生长点，胡经之、杜书瀛、周来祥、曾繁仁等的文艺美学教程在众多大学作为教材使用。童庆炳、陶东风、金元浦、王岳川、王一川、凌继尧、姚文放等学者关于文艺美学向文化研究、文化美学过渡的论述也引人注目。

文艺美学在美学的具体化、文学研究的拓展化、艺术学研究的升华的方向上交汇而生，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新学科，西方传统诗学研究的是不同艺术形式背后共同的艺术规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仅研究史诗，也研究悲剧、喜剧，并且西方惯于将语言艺术与建筑、绘画、雕刻艺术并论，进行对比研究，这应该是典型的文艺美学。中国的艺术品评系统如文论、诗论、词论、画论、书论等也是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突出文艺美学的位置主要是强调文艺的审美特性和创美规律，以挣脱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突出文艺的相对独立性，打开其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文艺美学学科建构、发展，直至进入学科体系，成为目前不少大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取得引人注目的学术成绩，并带动了人文学科整体的活跃。

文艺美学的“重生”是对美学的哲学化（抽象化）、社会学化（政治化）、心理学化（科学化）、文本细读和语言分析化（细碎化）、大众文化研究（通俗化）等发展方向的一种反拨，既是一种从宏大叙事的高空降落，也是一种从感性体验和技术性环节的升华，保持了宏观视角，又贴近文艺实践，是极具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方向。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美学，是强有力的扩张，文艺美学走向部门艺术美学，是内行看门道的深化，文艺美学在美学(艺术哲学)、文艺学、艺术学的旋涡中积聚能量扩展论域，势必与文化美学不期而遇。

从文化美学的角度看，文艺美学中文化研究是基于艺术文本的，这是精神文化系统的次生物和衍生物，同时，也是在文化资源、思想原材料、艺术原创产品基础上的精神深加工过程，文艺美学对于提升文化理解力、文化鉴赏力、文艺创造力等方面有重要功能，也是沟通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重要桥梁，还是突破显性意识形态控制、揭示隐形意识形态实质的锐利思想武器。文艺美学是介于文化批判和艺术批评之间的理论形式，目前文化美学主要有三个发展向度，即文化生态学（哲学美学方向）、文艺美学（艺术哲学方向）、生活美学（实用美学方向），文艺美学是其中的与传统美学和精英文化及大众品位都息息相通的中间环节，是文化美学中极具张力和潜力的环节。

传统文艺美学与哲学美学区别，突出其艺术特性，注重情感（内容）和形式（技巧）方面的普遍规律研究；现代文艺美学与生活美学拉开距离，突出其精神性质、人文情怀、精英理念和艺术个性，与受工业化和商业化生产消费模式影响的大众生活审美化潮流谨慎交流，保持独立性，因而体现出身居时尚中心而心向超越之境的美学追求。一方面，文艺美学从哲学美学的理论宝库中吸取方法，成为文化美学中生动活泼的分支；另一方面，文艺美学擅长以成熟艺术理论模式研究新生文化现象，给物质世界赋予意义光环、把生存方式纳入行为艺术，把工业生产引向艺术设计，把文化消费引向审美创意，把艺术创作引入日常生活，进一步模糊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不是通过放低文艺姿态，为工农兵服务，实现艺术下乡；而是通过提升生活、美化生活、普及美学、拓展艺术来促进诗意生存。

文艺美学在对艺术产品系统的整理整合的过程中，保存了语言艺术辉煌时代最精致的精神成就的深度精华，并在新视听时代的音像艺术、数字艺术的发展中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今天的物质世界的文化化、大众文化的精致化、传统艺术的现代化、现代艺术的生活化，都与文艺学、文艺美学的发展相辅相成。

文艺美学的兴盛也是文学和艺术发展进入高度自觉阶段的标识。大规模的艺术社会化、机械化、产业化生产，与艺术产品大规模的商业化、市场化、大众化的流通和传播，或者文化工业与文化消费，均需要系统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技术支撑，以及广泛的群众共识基础，这是在发达工商文明和信息文明基础上奠定的精神生产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按照美的规律生产、以艺术化方式生存，成为大众文化目标。文艺美学应时代之需扩容和转型看来势不可挡。

这是一个生活美学普及的消费时代，不再是特权阶层和精英阶层才有生活美化的愿望和能力，才有引领时尚代表时代的资格，而是各阶层、各民族的文化理想和生活方式都可能在美学趣味和文化品位中占据一席，这种生活美学理想，与柏拉图的政治美学理想，各大宗教的宗教美学理想、儒家的伦理美学理想，乌托邦的社会美学理想、高科技时代的生态美学理想等，应该说是等值的文化美学理想。

这是个艺术走向日常生活的时代，都市中心的剧场舞台展馆萎缩，家庭中心的银屏、展台、网络兴盛，掌中手机信息传递替代纸媒，艺术品作为生活用品进入视界，作为消费品满足精神需求，艺术的神圣性神秘性消失，生活本身成为演出，节奏性、色彩感、诗情画意、戏剧性、银幕形象、叙事技巧、创意设计、广告效果等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成为生存技能和形式，每个人的生活都成为一次次出场，人人在努力成功扮演角色，社会搭台，个人唱戏，时代脚本都市舞台时尚套路明星示范，与好莱坞梦工厂的制作有类似性。艺术复制品在客厅卧室甚至厨房卫生间摆设，与人们零距离接触，美学规律不再是秘而不宣的高深学问，而成为技术流程和生活常识，生活艺术化的浪潮使脱离生活的艺术成为博物馆艺术，接受美学成为当代美学的主流形式，艺术不再为生活导航而致力于为生活服务，这改变了文艺学的中心和原则，使文艺美学的精英标准与大众文化产业和市场的时尚标准成为日渐分化的两极。

从文艺美学的发展来看，有三方面的探索对文化美学有重要意义：文学史写作中审美标准的变化、审美现代性探索、审美意识形态研究。

文学史和艺术发展史的写作是对精神生产状况的反思和整理，并对以后的精神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中逐步淡化政治标准，突出审美标准，是精神走向自由的一段艰辛历程。而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则与中国开放进程中在精神上与国际接轨的愿望相通，与文艺学领域的人文精神相辅相成。审美意识形态则是一个进退自如的范畴，在西方当代美学中揭示大众文化中隐蔽的意识形态控制性是先锋思想，在中国语境中强调审美在意识形态系统中的特殊性，模糊阵线以求得生存，为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在主流文化控制之外的生存发展挤出空间，则成为学术策略。事实上，德国浪漫主义、英国新批评派、俄国形式主义、中国的美学超越等，都是在严密而精致的保守文化系统中的突围之举，以退为进，远交近攻，从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劳动者服务，到文艺为市场服务，传达中产阶层趣味，其实不过是扩展而非对立对抗，文艺美学的自由追求是在散漫中顺流而下而实现，缺乏崇高的人文承当，但从文艺美学到文化美学的拓展依然卓有成效。

还应该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美学中，艺术与生活、文艺与社会、文艺与文化的关系本来是一体的，文人与文艺的作为伦理和政治的工具性功能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极力强调的，这种语境下，文艺的相对独立性的建构一直比较困难，文艺美学的疏离就是一种消极对抗，这与西方独立精神系统与社会现实力量抗衡的传统大相径庭，因此西方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的回归生活关注现实服务大众的倾向，在当代西方文化中是现代性后现代性十足的文化革命，而对于中国文化系统而言，思想的纯粹理论空间的开辟、文艺的独立性地位的奠定，审美价值的强调，审美意识形态特殊性的厘清，精英品位与大众情趣的各趋其极的自由发展，新媒体艺术对传统文化疏离等，也具有强烈的文化革命意味。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固然得益于因翻译发达而几乎同步的全球化时代的当代文化研究，对中国文化系统稀缺而现代化进程必需的西方古典美学、近现代美学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图像艺术、声音艺术、广告艺术、文化产业和市场的研究，在文艺美学的的发展中越来越成为新兴热点，在文学、绘画、书法、园林、音乐、舞蹈、建筑、雕刻、服饰、美食、养生中发展起来的传统美学范畴系统，在经济美学、社会美学、生态美学的大背景中不断拓展。中国文艺美学在文字语言艺术优势渐失的新视听时代进入集大成的总结提升期，在精英文化趣味被通俗文化冲击渐衰的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时代进入理论上逻辑建构的黄金期，有点类似清末学术的回光返照式的辉煌，有点“最后的贵族”的无奈和悲哀意味。

在中国，文艺美学发端于文学美学，兴盛于艺术美学，滥觞于生活美学（实践美学植根于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对应于社会美学、经济美学、科学美学与日常生活美学）。文学美学的优势地位突出，这是语言文字时代的烙印，前文字时代的符号系统是混沌一体的，身体语言、声音语言、图像语言、物化语言发达，文字时代则大大强化了语言的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运算性，使思维有了飞跃性发展，后文学时代的符号系统再度混沌，统觉性语言、多媒体媒介、网络化传播、文化系统杂交成为时代标志，全球化时代文化符号交流的重心在表象语言而不在贴近心灵和精神复杂现象的文字语言，绘画、音乐、建筑、雕塑之类直观的无国界语言更具交流融合优势，文字的逻辑性、理性与数字技术结合成为文化的内在结构，可构成信息文明时代人们的思维背景。文艺美学在精神系统与大众生存方式之间架构了桥梁，在历来重视文艺教化百姓、引领社会变革功能的中国文化系统中，文艺美学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艺美学在文化美学的发展中，总处于前锋的位置上。四、从艺术哲学到文化美学——美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梳理这部分资料时，我注意到了这篇文章：斯洛文尼亚科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第14届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原世界美学学会会主席，阿列西·埃尔耶维奇(1951-)的《美学：艺术哲学，还是文化哲学？》（席格译，《郑州大学学报》2003/2），应该说这是一篇有中国人惯见的宏大叙事风格的、同步梳理显现当代西方的一些重要美学主张的文章，在他看来，美学作为艺术哲学在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已达到高峰，“黑格尔的美学与艺术哲学的一致性和以艺术代替自然作为审美反映基本目标的观点，标志着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因为它不仅把美学当做艺术哲学，而且通过减少它的主体——艺术——的历史重要性，揭示出哲学理念与感性形式关联性的终结。”（这一终结也预示着“艺术的终结”，当然是传统艺术在高科技时代的终结。笔者注）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立场的文化批判阻滞了对大众消费文化的正面理解和客观分析，欧洲文化研究倾向于把文化看作不同阶层的意识形态冲突的表达（社会政治性质的，笔者注），直到鲍德里亚才从中立观点研究文化现象（经济科技性质的，笔者注）。而被中国人认为是后现代主义代表的詹姆逊，阿列西·埃尔耶维奇指出其具有“令人惊异的传统性”和“黑格尔主义的背景”，并且在精英性质的现代主义艺术和大众性质的后现代艺术之间陷入理论困境。“对詹姆逊而言，这应该是一个理论的失败，而利奥塔则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准确而清晰地讲出了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主要特征。”需要公认的现代艺术家被只需自认的后现代艺术家挤出文化市场，高雅艺术被大众文化替代、批判性精神让位于肯定性消费文化，“也许艺术已经失去了它批判性的、揭示存在本质的功能，但即便如此，这种‘艺术终结’的事实也不得不被关注、被阐释，并以哲学的方式做出回应。”“由于文化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各种文化哲学（更多地作为一种理论上的自我省察而不是科学性的文化研究）必定会得到发展，而且像本文所展示的，它已经在发展着。但值得谨记的是，真正的哲学总是一方面保持着它与自身历史和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保持着它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本质。只要在这一脉络中继续努力，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一个‘文化哲学’王国的出现。”

用这么大篇幅来介绍这篇文章，是因为这是一篇全球化时代东西方学术视野融合的作品，本身是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它的解释力和阐释空间超过了作者的民族文化背景。这正是文化美学的情趣和品格所在。

西方美学在中文翻译视野中（翻译资料的选择和异质文化的传播总是不可避免带有他者的需求、想象、误读、裁剪、改造的痕迹）呈现出一个重心不断迁移的发展序列：从美的本质论（哲学美学、神学美学）、美的认知论（哲学美学、科学美学）、审美体验论（心理学美学）、审美实践论（社会学美学，伦理美学、政治美学）、到审美经验论（生活美学）、审美价值论（文化美学）、审美传播论（接受美学）。研究重心从艺术形式、理念形式向实践形式、生活形式、意义形式过渡，分析重点从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创作向艺术欣赏、艺术受众、艺术产业、艺术市场过渡，艺术泛化、美学开放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作为一个学科，从鲍姆嘉通创立的感性学、康德的对应情感领域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均把美学作为精神体系的底座；现象学美学试图探索探索主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形式主义美学、科学美学、分析美学等也走在利用科学方法研究人文艺术的路径上；符号学美学则拓展了艺术领域，把所有精神形式一体化，开辟了当代美学新视野，解释学美学、经验美学、接受美学、生活美学、文化美学、传播美学等才可能在“艺术终结”、“美学终结”的黑暗背景中走向前台。看得出来，当代西方美学自创立以来正从感性美学发端、走向理性美学极致，又走向超理性的新感性美学的境地；美学从精神系统中分离出来，不断裂变拓展，经由分析美学的峡谷，走向文化美学的开阔地。

文化美学作为美学的的新形态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与全球化时代、高科技思维、后现代主义、新视听文化、网络传播媒介等息息相关，古典时期的靠悠久时间打磨的精致艺术衰亡了，现代时期的靠理性构建的精神摩天大厦坍塌了，在时空浓缩的后现代时期，科技创新与文化寻根的双向反向拉伸，使文化迅速平面化、世俗化、物质化、机械化、生活化、商品化、一体化，精神深度高度的丧失，与精神广度的扩张以及大众精神发展普遍水准提升（信息文明时代高等教育普及）是同时进行的。物质生产和流通在引入美的规律（如设计与广告的普遍应用），物质生活形式化和意义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精神生产和传播则丧失个体创造的整体性和情真意切，走向批量生产、集体流程作业的的冷静规范，精神生活也失去个体心灵的隐秘和集体信仰的崇高而走向取悦感官的通俗化娱乐化。

事实上，人类的物质生存与经济科技挂钩，变动迅速（超前性），往往生存方式已改变而意义解释姗姗来迟，体现出“文化无意识”的特征，革命者、时尚风往往来自基层。而精神生存与社会机制文化传统联动，有相当的稳定性（滞后性），在后工业社会，精神领域中体现的恰是工业化、商业化时代的典型特征。后现代文化的“反文化”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但马尔库塞的新感性、贝尔的新宗教、哈贝马斯的新理性、利奥塔的新话语、詹姆逊的新美学逻辑等可能的拯救设想也在被所向披靡的后现代文化蚀解消解中。

在解构风潮造就的精神空场中，20世纪80年代英美文化界流行的新历史主义则一反语言学转向的冷漠、形式主义分析的琐屑、解构主义的虚无，重现社会政治批评的锋芒、历史文化语境的温度、思想意义的整体性系统性，在一片嘻哈游戏风中体现出久违的可贵可敬的建构性，又不同于旧历史主义的线性历史观的简单、独断论的专制、乌托邦的虚幻，而是发展出一种利于反抗美学技术化（文本中心、语义操作），重现美学人文性（主体自觉自主、破除隐性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历史诗学”。其中格林布拉特（1943-，美国柏克莱大学教授）的“文化诗学”（代表作《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1980），从心灵史中看自我意识塑造和人性发展，在历史语境中探索文学解码和心灵对话，将文学的文化研究内化（中国文艺学领域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是文学的外部研究）；海登-怀特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对历史文本的诗意深层结构、预想形式及表达形式的研究，打破了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界限，真正实现文化思维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可以说，“历史文化诗学”是文化美学的一种重要形态，而新历史主义的艺术批评是文化批评（文化美学的实践形式）的重要范式。

在文化美学的建构中的精神版图中，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文化、东方文化）、女性主义（第二性文化）、青年文化（新生文化）、新媒体文化（视觉听觉文化、网络文化）等都是在文化民主主义浪潮中新获独立的生机勃勃的精神部落，是挑战中心文化的边缘力量，是反抗精神统治权力系统的革命先锋，其美学主张和审美趣味带有明显的反主流、反精英、反本质、去中心的颠覆性质，与从西方发达社会精英文化中生发的以反思和重写现代性为主旨的后现代主义殊途同归、心心相印，这真是历史的反讽、文化的喜剧、精神的悖论，巨有审美意味。

中国美学的发展深受西方美学的影响和导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美学作为改造国民性和促进新文艺的武器引入，崇尚文治传统的文化背景使美学功能放大；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体制建构中的活跃多变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争取存在权利，美的主观论、客观论、主客观统一论、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论等论点带有那个时代的哲学话题话语的鲜明印记，而美学的超越性、自由性和潜在反叛因子也注定其格外引人注目。20世纪80年代美学成为中国大陆现代性二度启蒙的先锋，美学热既带动着西方精神文化的全面输入，也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精神走向。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蔡仪、王朝闻、蒋孔阳、吕荧、高尔泰等当时有学术明星之态，一如今日之易中天、于丹。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影响至今犹存，所谓新实践论美学、反实践论美学、后实践美学等均以继承或批判其为理论起点。

在关于美学史的基础性系统研究工程中，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奠定了研究基础，李泽厚主持的美学译文丛书影响深远，汝信主编的四卷本的《西方美学史》（2005-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集老中青三代学者8年之力，代表了目前中国学者对西方美学的了解和研究水平；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方面，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人气够高，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和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成了报考美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本，而叶朗主编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19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初步梳理集合驳杂浩繁的中国美学资源，对以后的深入研究有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石”（方法）尽可以取之各方，“玉”（观念）一般还是出于本土的，尤其从文化美学的观点看，美就是一种文化趣味，知识系统可通行，情趣心态却难致，中国学者在世界美学大会讲西方美学，多半像大山（加拿大人马克·罗斯韦尔(MarkRowswell)的中文名字）在春节晚会说相声，虽然笑声喝彩声不断，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即便语言完全不成问题，如海外汉学家、唐人街的香蕉人，北京胡同里的中国通，要想在理性层面和感性层面、有意识的部分和无意识的部分把异质文化融通，那也是相当困难的，文化杂交新种诞生需要时间和环境的长期作用，还得有那能活命的内在生机贯通。中国美学家的成就可能还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思想建构中。如王国维的意境美学开山，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艺境》等辟路，钱钟书的《管锥篇》、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等颇得中国美学神韵。近30年来，中国美学家的构建美学体系的勇气和热情一直高涨，如美学讨论四大派之后，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情感本体论，张立文的和合美学、周来祥的和谐美学等有一定影响，另外，以出版专著自觉命名为标志，方东美、潘知常等对生命美学的论述，朱立元、朱志荣等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建设，刘悦笛对生活美学的探讨，徐恒醇、袁鼎生等在生态美学方面的研究，以及邱紫华的东方美学史框架，杜书瀛的《价值美学》的分析等，都体现出中国美学发展的潜力。在全球化时代美学转向“多元文化对话”、“文化间性”的背景下，这些有民族文化特质的美学思考可能会成为中国文化美学的有机构成成分。

五、全球化背景中的社会现代化与消费时代的生活审美化——文化美学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门人文学科的生成有其学理基础，但不是精神魔方游戏组合的产物，而是在现实土壤中逐渐壮大的精神生命的瓜熟蒂落，有其现实需求、现实内涵、现实形态。

20世纪70年代后，人类文明进入高科技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的支撑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知识经济、电子政务、网络文化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产、社会组织、精神交流的方式，精神世界的客观化、物质世界的意义化、科学艺术的实用化、日常生活的形式化、宗教哲学的娱乐化、地域民族制度文化界限的淡化，虚拟世界的影响实在化，人类抽象生存的重要性超过了具体生存，精神本体的决定作用使人遗忘了自然本体，人类文化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进入全面失衡的危机，高度自觉下的高度风险更显触目惊心，文化的反思和重构成为必需。现代文化的理性批判、后现代文化的情绪性反抗均源于此。

同时，全球化浪潮席卷了地球上大多数国家民族，经济一体化、政治国际化、文化世界化，人类的类意识、类情怀觉醒，新新人类在网络世界成为国际公民，网络文化影响现实世界的力量对比，现代化进程中并不同步的历时态文化共时态并存，激烈地竞争生存空间和时间。西方现代文化的危机，和东方文化在信息文明阶段的可能优势，模糊了文化进步的线性图景，文化中心论、文化霸权意识、文化优越论、文化劣根性等文化成见勾画的精神版图在不断变幻、不断否定和突破的过程中，人们更习惯于用审美的眼光对不同的文化进行观光猎奇欣赏游历，发现不同生存方式中的不同文化旨趣的独特价值。

随着基础生存问题的解决，人类社会由生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人类在生产中不自觉地形成的工具意识被消费中的主体意识替代，购买商品成为组合资源重建生活方式的富有创造性的活动。衣食住行游戏交往发展到高级阶段均趋于形式化、艺术化，生存成为表演，社会成为舞台、精神文化成为娱乐资源。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行为艺术家，艺术成为商品，艺术家成为服务者，美学成为生活常识。艺术已消融于生活，美学也无法继续执着于精神世界的提炼提升，而直接转向生存审美。这一转向的初级阶段是感官娱乐，但不会总停留于此。

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系统化，当人类生存方式发生如此彻底的质变：物质生存、社会生存、精神生存都改变了其基本样态和原则，人类的价值观、文化观必然随之变化，而人们的审美情趣、标准、方式、成果发生改变也顺理成章。

文化美学是信息文明时代的产物。科技理性对审美的深层统辖，视觉文化对精神世界的全面颠覆，新媒介对传统文化的隔离和萃取，虚拟世界对原生态自然的戏仿和重构，青少年文化对成人世界的批判和消解，等等，迅速拉开了传统文化与新生代文化的距离，新生存方式带来的新美学观，在酝酿新型的极具速度感、穿越空间、打通文化屏障的新艺术，并通过网络迅速流布。一些“亚艺术”形态在世界各个角落流行，如时装、饮食文化、通俗歌曲、街头舞蹈、广告、美容、环境设计、涂鸦作品、卡通形象、城市建筑雕塑、影视大片、游戏方式、娱乐节目、文化旅游等，消失了文字靠近心灵的深度，也避开了难以翻译的精神韵味，直接震撼感官、俘虏情绪、裹挟思维，在大众狂欢中实现精神帝国的扩张。

文化美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产物。人类文化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矛盾全面爆发，自然系统难以支撑现代文明发展模式，人类在消灭了所有天敌后成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最大的难题。自然生态平衡观念扩展到社会生态平衡、文化生态平衡的概念，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的保留成为异质文化相互制衡中降低风险的制胜法宝。对不同文化系统、模式、类型、性质、层次的文化进行审美观照，成为当代人精神素养的标尺。

文化美学是超理性的，呈现出感性风貌，却带有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的凌厉。

文化美学是超历史的，呈现出历史情怀，却带有指向未来的决绝和冷静。

文化美学是超民主的，呈现出平等意识，却贯彻适者生存的精神生态界的铁律。

文化美学是超自然的，呈现出回归渴望，却坚定不移人文世界建构、人本理念外化的方向。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仍在进行时，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化景观并呈，文化遗产要保护、文化现代化要加速、文化发展规划要科学合理，新旧混杂，中外交织、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融合与分化的引力斥力相当，文化矛盾格外复杂。这是一个很难拉开审美距离来考察文化的时机，又是一个必须以尊重文化差异性为前提，同时必须以先进文化替代落后文化的发展契机。文化审美的标准是在核心价值观主导下形成的，后现代式的去中心等量观，会消解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而现代性的功利原则，又会不可逆地破坏难以再生的文化资源。这是文化美学的两难境地，也是文化美学被迫切需要的发展机遇。

中国目前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化浪潮，城市规划、都市美学、设计艺术、商业景观等，迅速涤荡田园梦、农业景观、自然审美情趣、慢节奏生活韵律和配套的古典艺术境界，因后发型现代化浓缩了两次现代化的自然进程，工业化和信息化并建，往往现代审美情趣尚未立稳就被后现代风潮扫荡，工业文明景观尚未被审美消化就在城市改建中消失，结果形成前现代的乡野情趣与后现代的雅痞风格直接对接，而崇高的现代性的理性大厦则无处容身，形成文化转型期特有的精神犬儒现象。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在巨变中解体，2009年城市人口已超过农业人口，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社会建构、文化结构、心理结构的变化，对艺术和美学的发展影响甚深。文艺领域中精英品位往往带有农耕时代的文人情趣士人情结，而都市文化表达又偏于物质审美、身体反叛、情绪抗争的浅俗平庸，精神贫血致使真正具有现代性（而非简单模仿现代手法）的文学艺术作品很难出现，文艺批评的过度阐释也无济于事，文化美学发展在社会文化现代化的瓶颈阶段也遭遇瓶颈。

文化美学是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而伴随国家实力增长，百姓生活水平整体提升，中国民众的文化消费正在迅猛增长。但目前文化消费高度集中于文化教育（投资未来）、文化娱乐（即时享受）领域，使文化功利性盖过文化的超越性，低端的文化消费替代了高端文化提升，文化审美情趣粗糙，不利文化的健康全面发展。

其实，由于历史原因，国学传承一度断绝、西学传播一度受阻，我们这几代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化情趣显然低迷，即使是文化人也难免偏狭（受教育国际化之惠，90后的年轻一代的文化营养较合理平衡）。而中国传统的生活艺术和文艺品位曾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深和精致的水平，自成系统，可称为诗意生存的范本。如《闲情偶寄》中体现的生活美学成熟观念，文艺品评中的精致品味，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标明中国文化美学有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可供开发利用。

目前，中国文化体制的改革、文化产业的建设、文化市场的完善、文化商品的流通、文化政策的调整、文化管理方式和文化运营机制的变化，均在为文化美学积蓄精神资源和动力。而渗透到百姓生活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风潮”为文化美学的应用传播，打开了广阔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美学可以在社会现代化和生活审美化的双重推动下走向辉煌的内在动力。中国的文化美学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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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篇3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谢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参见RescuingHistoryFromtheNationbyPrasenjitDuara,ChicagoandLondon:

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的“新生活”运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三、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意义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dāng@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国民党对中共红色根据地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国民党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篇4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谢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参见RescuingHistoryFromtheNationbyPrasenjitDuara,ChicagoandLondon:

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的“新生活”运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三、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意义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dāng@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国民党对中共红色根据地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国民党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篇5

一、建构多重动态对话的批评维度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文学批评大都采取以下两种研究模式：一是二元论的研究模式，其思维逻辑是典型的单一直线性，即在作家/社会、文本叙事/历史本事、精神/物质、内在/外在之间，简单印证两者的关系；二是仅在文学内部进行研究，即仅从语言、形式、思想等方面来分析和探讨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前一种研究模式由于非常注重研究外部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有时候甚至表现为社会文化决定论），所以往往会变成了一种机械的操作———从结论出发，去找对应的文本与现象；后一种模式则切断了文学与外部的关系，把文学看作完全自足的东西。这两种研究模式忽视或排除对文学活动主体和内因———人及其欲望与文学、文化互动的考察。这样的研究，很难能够对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快速变化的日趋复杂的文学现象做出全面而到位的分析和把握。理由是，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使社会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社会阶层多重分化，被激活了的各种欲望（在当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欲望就是力量）从各个方面推动了社会发展，而另一方面，这些欲望之间也存在复杂的博弈以及有可能被更强大的刚性力量所压制，这就使得当代社会变得错综复杂。当代复杂的文学生态，自然也是各种欲望博弈带来的结果。因而，在文学内部进行单一维度的研究或从社会文化这一视角对文学进行普泛化的理解，都会遮蔽了文学活动的复杂性。对此，罗瑞宁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其著作中多次谈到：“（文学）是一种非常特殊复杂的意识形态存在。简单的社会学文化学批评往往会导致偏颇。唯有从具体的作家行为、从具体的作品阅读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才是真正科学的‘审美的历史的’文学批评态度。”②“生活在欲望的时代，却要忽视或躲避欲望的现实，这样的创作和批评，无异于闭门造车。”③从论文专辑（专著）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批评实践过程中，紧紧扣住了跳动的时代脉搏———欲望与审美的冲突，来考察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这种强调以“审美”与“欲望”的纠缠冲突作为研究作家与作品、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中间环节，辩证地思考“审美需求”与“本能欲望”之间的矛盾冲突，很好地把自上而下的宏观理论研究和自下而上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欲望与审美、作家与作品、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接受群体、研究者与社会等多重动态对话的研究形态。著作正是多重动态对话的一个结果，如其中的《审美与欲望：当下时代文学创作的话语冲突》一章对“欲望”与“创作”、“欲望与审美”之间的互动交融进行了考察；《转型期欲望化写作批判》一章对文学创作与社会道德、社会价值的关系进行探讨；《“弃医从文”和“弃文从医”问题简论》一章则透视了创作与作家的生命需要、创作与时代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文章既以社会文化作为文学研究的语境和背景，又以文学活动作为“当代欲望”场中的生动个案来加以研究，较为全面且深入地剖析了文学创作内部景观及文学与社会互动的复杂性。可以说，这样的研究路径，在刺中时代症候的同时也大大地拓宽了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

二、穿越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

综观《审美与欲望的纠缠———转型期中国文学研究》，笔者发现其学术立场有别于流行的“文化精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大众文化哲学观点。80年代以来，中国的审美文化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出现了两种偏向。一种是偏向“文化精英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悬置了“现实的历史”和“现实的人”，也就是说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理想的形态”出发来探讨问题，对文化的多元化尤其是对世俗文化持否定的态度；另一种是偏向放弃原则立场的大众文化哲学观点，把理论研究降低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合理化证明，对各种粗鄙的文化思潮和文学作品不加批判地给予肯定与接受。从著作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批评实践的过程中，自觉地对以上两种偏向进行了反思和穿越。对于前者的缺陷和不足，著者做如下深刻的剖析：真正健康的文化，应该是为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自觉的精神实践。尤其是在现代文明社会，那种只有或只肯定少数人参与的“精英文学”，大抵上是与时展潮流，与“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这样的一些时代文化价值要求相背离的。大众时代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真正自由的文学创作和审美批评，首先得具备有“平等”与“民主”的精神理念。所以，拒绝攀附权贵的奴性心态，抛弃俯瞰众生的精英姿态；以自身的生命个体魅力，张扬个性自由的人类精神；主动贴近老百姓的精神需要，关注普通大众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关注普通大众的生命疼痛，通过审美的艺术方式表达作家的悲悯情怀，这些应是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基本良知……简之，创作与批评“精英化”作为，至少从“创作良知”与“批评伦理”角度看，绝非符合大众时代文化价值要求的……④引文无疑击中了“文化精英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脆弱之处———俯视众生，缺少“平等”与“民主”交流的态度，疏离老百姓的精神需要，与“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这样的一些时代文化价值要求相背离。著者提醒：忽略老百姓现实的精神需求，过分地迷恋“文化精英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就有可能陷入话语霸权、画地为牢和同质化的危险。而对于“大众文化哲学观点”，著者也在多篇论文中指出了其无原则无立场所带来的危害：世俗化社会意味着欲望（物欲）狂欢的时代，它处处以快乐（生存性而非存在性）为准则，是真正的“刹那主义”，而人类目前为止所能迅速而彻底获得快感的则莫过于是人的“性欲”的排泄了……⑤世俗时代，生命承受商业原则的强力裹挟，个性不再，情感麻木，身心失衡；欲望(金钱的、享受的)成为世俗人生中心话语，欲望驱使人们前进，人反过来又成为自身欲望的奴隶，这就是所谓的“时代异化”。

以上两段引文，准确地描述了“大众文化”的突出特征———处处以快乐（生存性而非存在性）为准则，疯狂追逐消费与娱乐，沉湎于本能欲望的宣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众文化基本丧失了超越现状的内在动力，它把人们禁锢在现状之中，也就是作者所讲的：欲望(金钱的、享受的)成为世俗人生中心话语，欲望驱使人们前进，人们成为“自身欲望”的奴隶。不管是坚守“文化精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术立场，还是赞成“大众文化哲学观点”，作者认为这都不利于我们“倡导新的生命处世原则”，“建构新的文学生命哲学”。要“倡导新的生命处世原则”与“建构新的文学生命哲学”，则需要勇于创新。专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学术理路：以“人学”为基点进行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具体来说就是在坚守普世价值观、坚守基本“人性”的同时，本着历史的态度来考察社会文化的变迁，从具体的时代环境和现实条件来关照“现实中的人”，以务实的、包容的态度来推动包括文学理论与批评在内的文化建设：接受所处时代社会事实，肯定欲望社会的合理性，真诚地走进这个社会，但又不能沉湎于其中，而是努力发现这个社会的局限，以个体生命悲悯情怀，热情关注，去挽救那些在这个时代里不幸被异化甚至于可能被淹没、扼杀的柔弱美好人性，弘扬新的更合乎文明的人性，这是当今世俗时代文学创作能够成为真正的审美创造的理论依据。⑦世俗化没有错，发展商品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没有错……（关键是）该怎样搞发展，这里涉及到发展观的正确与否问题……对于转型期的文化建设，我们自然不应求全责备而应海纳百川，所谓“有容乃大”，但这并不等于可以听之任之无所作为，甚至于是追恶逐臭式地推波助澜。……现阶段（转型期）中国文化建设问题关键依旧是———如何实现文化价值的重建（具体而言是如何实现“多元而有序”的文化价值局面的建设），这一具体的时代文化形势要求所有代表先进的中国现阶段的包括文艺创作在内的文化行为都应该围绕这一核心工作展开……⑧在笔者看来，这样一种秉持历史态度而不放弃普世价值观的学术理路，既可以克服“文化精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又保持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激情，有助于突破当前的文化困局。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篇6

本文采用抽样调查、内容分析和个别访问的方法，从课程设置的角度，探讨以美国为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汇流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过程，并由此探讨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走向。

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从最初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历经历史变迁，逐渐融入社会科学研究，重视跨学科发展，内容由窄渐宽，培养目标由专才而变为通才。现今新闻教育内容已经包括新闻、广告、公关等所有的传播领域。这也是目前美国传播市场对人才的需要。

威斯康星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是综合性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几十年来该学院一直按照分专业的教学模式发展，其基础课程设置和5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全面丰富，强调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的培养，很有特色。这种模式对目前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颇具参考价值。

最近两年该学院致力于课程改革，取消原有的专业，代之以新闻学和战略传播两个方向，在战略传播方面又发展出新的特色。改革的目的是打破专业界限，着眼于传播通才的培养，以适应复杂环境中的不同媒介。这个新的课程模式已然成为美国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发展趋向。

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堡传播学院是重视传播研究的典范，重视跨学科建设，重视各层次学生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训练和基础素养的培养，强调传播学核心课程，比较系统地开设有传播学各层次多领域的丰富课程。

新闻专业性研究院的传统是哥伦比亚大学奠定的，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人文学科底蕴和专业技能的训练，把写作、新闻法规与伦理定为核心课程。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在专业教育中还讲求特色教育，课程重视本土特色和跨学科特点，视野比较开阔，与时事和社会变迁紧密联系。新闻研究院的传统目前正面临跨学科的挑战。

新闻教育是从人文传统逐渐与社会科学汇流的，并以社会科学作为主要基础，由此开创了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潮流。

主题词：新闻与传播教育课程设置跨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

Abstract

Byapproachofsampleresearch,contentanalysisandinterview,thispaperdiscussestheprocessoftheconvergingofthemainstream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toth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inUSA,andbasedonthatdiscussion,itwillprobeintotheinternationaltrend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

Fromtheverybeginning,theAmerican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tucktothetraditionalmodeloftherecognitionofthefoundationofhumanitiesandtrainingtheprofessionalskills.Aftergoingthroughmanyhistoricalchanges,itgraduallyblendedintothestudyofsocialscience,attachingmoreimportancetothedevelopmentofcorrelationofdifferentsubjectswhilethestudyrangewidening.Theaimoftheeducationchangedfromcultivatinganexperttoageneralist.Currently,thejournalismeducationhasbeenbroadenedinrangetoincludethepress,advertising,publicrelationsandotherfieldsincommunication.

TheSchoolof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isoneoftheexamplesoftheintegrated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Forsuccessiveseveraldecadesofyears,thatSchoolhasbeendevelopingitselfbystickingtothemodelofteachingaccordingtothespecialities,therearebasiccoursesand5sequences.Thecurriculumsettingiscomprehensive.Emphasisisonthecultivationofresearchmethodologybasedonstatisticsinsocialscience.Ithasitsownfeatures.Thismodelcanbeservedatavaluablereferencetothecurrent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China.

Inthelastcoupleofyears,thatSchoolbenttothereformofitscurriculum,replacingtheformerlysequenceswiththetwotracksofjournalismandofthestrategiccommunication.Andnewcharacteristicshaveemergedintheeducationofthestrategiccommunication.Thepurposeofthereformwastobreakdowntheconfinesoftheprofessions,withaviewtocultivatingthegeneralistssoastoadaptthemselvestodifferentmassmediaincomplexcontext.Thenewcurriculummodelhasbecomethetrendinthedevelopmentoftheeducationofthemainstream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USA.

AnnenbergSchoolfor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Pennsylvaniaisamirrorinstressingthestudyofcommunication,itpaysmuchattentiontointerdiscipline,tothetrainingofthestudentsatdifferentlevelsofthestudyinhumanitiesandmethodologyinsocialscience,tothecultivationofthebasicaccomplishments.Italsopaysattentiontothecorecoursesofcommunication.Thecoursesaresystematicandcolorful,theyareindifferentlevelsandcoveringdifferentfields.

TheprofessionaltraditionofthejournalismstudyinstitutesbeganfromColumbiaUniversityattheverystart,it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thecultivationofhumanitiesattainmentsandprofessionalskills,andwriting,pressregulationsandethicwerechosenasthecorecourses.GraduateSchoolofJournalism,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leyalsotriedtohaveitsowncharacteristicsinprofessionaleducation,thecurriculumprojectsreflectedthelocalfeaturesandinterdiscipline,fieldofvisionwasrelativelywider.Thesubjectsarecloselylinkedwiththecurrentaffairsandsocialchanges.ThecorrelationofsubjectsisnowputtingachallengetothetraditionofthatJournalismInstitute.

Theeducationofjournalismhasgraduallyblendedfromthetraditionofhumanitiestosocialscience,andmadesocialscienceasitsmainbase.Fromthatpoint,thetrendofcorrelatedandpluraldevelopmentofeducationofjournalismhasbegun.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抽样调查和内容分析的方法，从课程设置角度研究典型的新闻教育模式。

本文的抽样研究采用类型抽样方法。卡耐基委员会的一项权威性研究报告，曾将美国的高等院校分成4大类。Oregon大学新闻学院在80年代做的一项关于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报告中，依此分类模式按类型、规模和形式，将新闻与传播学院系分为以下4类：（Univ.OfOregon,1984）

第一类是综合性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这些院系设有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教育，并专设传媒业研究机构和研究中心。如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印第安那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的新闻与传播院系；

第二类是以传播学研究为特色的传播教育。这类教育很少专业导向，培养传播通才，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传播学院；

第三类是专业性研究院。他们以培养记者、编辑、广播专业等人才为主，如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新闻研究院；

第四类是只有本科专业的学院和社区学院。设有新闻和传播的课程，规模较小。

前3类可以称作美国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模式。本研究以这3类为总研究样本，从每一类中随机抽取一个分类样本，即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Schoolof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伯传播学院（AnnenbergSchoolfor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Pennsylvania）、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GraduateSchoolofJournalism,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ley），对其课程设置、办学方向及特色等方面，探讨世界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融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情况。

人文学科（Humanities）一词源自拉丁文humanists，意即人性、教养，指与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后泛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刘大椿，2002）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如语言、文学、音乐、美术、宗教等作品及规范、技能。社会科学则是与人类在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行为相关的科学的分支，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大英百科全书》）

二、新闻教育潮流：以人文学科为基础，融会社会科学

1、美国潮流：从人文传统走向融合

世界最早的新闻教育起步于美国，早在1869年，弗吉尼亚的华盛顿学院就开设了“印刷与速记”课，并让学生参与报道和印刷实践。1878年，密苏里大学开设了新闻史课程。189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商学院曾经开设最早的广义上的新闻学课程，第一次将实践训练和理论引导结合起来，开设了“制作报纸的历史和艺术”、“诽谤法和商业管理”、以及报纸实践、当前事务专题讲座、记者开设的讲座等5种课程。1908年，世界第一个新闻学院在密苏里大学正式创立，开创了传统新闻教育模式。（Sutton,1945;UNESCO，1954）1912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成立，也是走重视人文学科、以语言文学为基础的路子，强调采写编评方面的技能课程，创设了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中国的新闻教育就是沿承了这种传统。

其后，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经过了几段重要的历史变迁。20年代开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开始挑战由沃尔特·威廉（WalterWilliams）开创的密苏里式的职业训练模式，其创始人布莱耶（WillardG.Bleyer）认定新闻教育应当包括一整套的知识，应当给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一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他的课程设计成为全美大多数新闻学院的基本蓝本。在四年制新闻本科的课程中，他规定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应当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英语等内容。他的观点至今对美国的新闻教育产生着重要的影响。1922年他在威斯康星组建了一个舆论学研究生研讨班，他的课是用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和发现去考察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他的新闻教育的核心课程是新闻学原理，以便学生理解报纸会对读者的观点、道德、品味和生活标准方面尽可能产生影响。20年代他还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博士课程中，开设新闻学辅修，奠定了新闻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

传播学大师施拉姆也在跨学科新闻教育方面作出过贡献。1943年至1947年，他任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时，曾重组本科生新闻学课程，减少了写作、编辑技能，代之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内容。施拉姆还提出，博士生课程必须具备7个方面：传播史，传播法，传播与政府的关系，舆论学，传播与世界事务，传播学研究方法，传者的权利与责任。同时，每位博士生要从下列项目中选学3方面的技能：印刷、设计和排版，口头传播，写作传播，图片传播，电子学，声学，传播经济学。课程核心是内容分析和调查方法、宣传学、舆论学。博士生指导委员会由他本人、研究生院院长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演讲学的教授组成。（Rogers;Chaffee,1994）类似的跨学科的传播学博士项目，同时也在明尼苏达、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稍后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建立。

到1950年代，美国新闻教育内容已相当广泛，一些学科相对独立，比如原来隶属于新闻学下的广告，在不少新闻学院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Peterson,1960）当时多所新闻学院都以分专业为模式（sequencecurriculum），包括广告专业、广告管理专业、农业新闻专业、家政新闻专业、管理专业、社区新闻专业、杂志专业、期刊新闻专业、广播新闻专业、新闻编辑专业等。新闻教育的核心内容包括3个方面：一是专业的和综合的课程；二是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三是专业性伦理道德教育。（UNESCO，1954）此后，新闻与传播教育发展迅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中指出，各大学提供了非常广泛的课程，新闻学院75％的课程是通识教育的内容。（UNESCO,1958）

60年代，新闻教育的角色和任务仍在调整之中。值得一提的是，Syracuse大学得到传媒大王纽豪斯200万美元的捐赠建立了纽豪斯传播中心，并在拥有1亿美元的纽豪斯基金会资助下启动该中心。纽豪斯的捐赠是用于鼓励更多跨学科的大众传播研究，用于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捐赠者希望新闻教育比当时更重视基础性、哲学性内容和公共政策。（Peterson,1960）

此时的新闻教育主流，正在从传统的培养报纸记者的职业性方向，转向更广阔的空间，重视各学科的融合，重视研究，重视大众传媒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哲学的情境研究，传播教育的内容包括整个人类传播，目标是培养能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任职于报刊、广播、电视、广告和公共关系等方面的人才。大多数“新闻学院”倾向于淡化新闻学，纷纷改称“传播学院”或“新闻与传播学院”。密西根大学取消了新闻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减少了新闻学课程。（Beasley，2002）各院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注重自己的研究特色，比如威斯康星大学新闻学院在量化研究方面就很有特色。该学院把统计学视为博士生研究的基础，以统计学作为研究工具。一些著名学院开始建立研究机构。明尼苏达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等在50年代前后都开始设立新闻与传播研究机构。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中心在1959年成立后的一年内，研究项目竟达33项之多。（Peterson,1960）当时新闻教育的变化如此之大，“新闻学院”一词简直就失去了意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Mills教授曾说：从60年代开始，传播新闻教育时常被肆意抨击。（Medsger,Betty,1996）

目前在美国大约有14万学生在进行4年制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课程学习。据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的年度调查，在1998—1999学年度，估计有35000名学生取得了学士学位，3000名学生取得了硕士学位，1000名学生在读博士。（Beasley，2001）那么，市场对新闻教育的需求到底有多大呢？美国报纸主编协会（ASNE）的调查显示，2001年美国日报净裁2000个记者职位。过去美国媒体用人量的标准是，每1000份发行量就有1位工作人员，现在这几乎成了神话。据2002年5月的调查，仅《纽约时报》接近此数，《华尔街日报》每3000份发行量有1人，《今日美国报》则是每5250份销量才有一人。而同时，美国大约有300份报纸缩减版面和规模。1999年，新闻与传播专业毕业的学生进入传播领域工作的有65.1%。单纯在某个领域的毕业生已经不是市场所需求的，在美国，报刊、广播电视、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新媒体领域，都更愿意雇用新闻与传播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因此需要学生是“传播通才”。

近十数年来，新闻教育内容已经包括所有的传播领域。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年会，近年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即传统新闻学的出路问题，其中有一个共识是：传播领域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多个方面。（Medsger,Betty,1996）2002年8月AEJMC年度研讨会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波士顿环球报》总编MichaelJaneway还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改革课程。（Janeway,Michael,2002）

融会多学科的传播学成为教育的主流，这一点从美国几个主要专业学会的年度论文中也可见一斑。据统计，截止2000年，美国有72个新闻与传播学院设有传播学博士项目，其中42个学院的博士生在1994至1998年在全国传播学会或国际传播学会年度论文中获奖，根据一项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项目的权威目录，这些论文可归属到下列多个领域：广告，合作及组织传播，传播学概论，人际传播，媒介研究，新闻学，电子传播，电子助手管理，戏剧等。（Musambira,2000）

不只是新闻与传播教育，美国教育的其他领域也都在扩大与融合，学生修读多专业成为潮流。据《纽约时报》最新报道，为了应对市场的需求，美国大学生修读两个、三个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甚至有修读四、五个专业的。不少新生入学之前在中学就已修读了多学科的高级课程。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有四分之一的毕业班学生修读两个专业。有的大学有一半学生修读多专业或多学位。（TamarLewin,2002）

2、中国的“胡同式”教育

新闻教育的目标主要是满足传播媒体的需要。近3～5年内，中国政府对新闻传媒将继续奉行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传媒基本上维持现有的规模，对新闻学类毕业生需求量有限。据调查，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传媒对本科毕业从事一般新闻采编工作的人才需求量已接近饱和，今后不再录用大专层次的毕业生。（何梓华，2001）同时，各类非新闻专业毕业生也蜂拥至媒体希望分食一杯羹。研究显示，2000年以前大约50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只有3万人员来自新闻专业，也就是说，95％的从业人员来自其他专业。《北京青年报》每年招聘记者，报名与录用的比例在50：1左右。（张延平，2002）

当然，在政策范围内媒体的增多和扩容，还是给了新闻人才一定的空间，据最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北京市场最急需的人才是媒介、咨询等行业，而不再是前几年的IT、商务行业。而目前大学生中大约有42.1%对所学专业不满意；65.5%的学生表示有可能的话另选专业。（《北京青年报》，2002年6月10日p.36）

中国的高等教育施行的是专业模式，有人比喻为“胡同式”教育。在中国科协2001学术年会上，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说：“我以为清华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要比美国哈佛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高，因为这些考上清华的孩子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青年。”但中科院院士杨福家认为，在个人创造性、知识广度等方面却并非如此。在哈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并不分是哪一个系的，他们可以自由地选课，在知识的大观园里游览、思考，到第三年他们才决定主修什么课程，这样，学生的知识基础就很雄厚，素质提高得很快。中国大学的学生一进校园就被分到了某一个系，这就好像把他们全部领到了一个个的窄小的胡同里让其成长。“你让学生怎么充分发展？”

因为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新闻专业教学方案很难做到跨学科、跨专业。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的学分数在150个左右，学生除了修学分，很少有精力再去学别的了。有的大学已经改革到130个，但教学管理部门的指令性课程达50学分以上（当然这些课程有的在通识教育的范畴）。在剩下的学分中，本专业最基本的一些课程又占去了不少学分，最后所剩可供学生自由选择课程的学分、可供学生自由使用的时间都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校中跨专业选课基本上成了无法实现的空话，通才教育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新闻实务界对人才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实务的竞争，已经从80年代的稿件层面上升到90年代的版面层面，进而激烈到版组层面，现在俨然进入机制层面了，他们需要的是既能采写、又肯研究有创意，既会管版、又懂合作会管人，既懂媒体、又懂经营的复合型新闻人才。（张延平，2002）

中国所禀承的美国传统新闻学教育，在现实中就遇到了太专太窄的问题。新闻实务界认为：如今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做新闻上手很快，但发展潜力不如非新闻专业的学生。他们做突发新闻可能会很到位，但是做那些深度性的报道，就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背景的学生。不少发展迅速的市场类媒体说，这两年我们不愿意引进新闻系、中文系的毕业生，新闻系可能是以任职传统党报为培养方向，不能适应正在变革的媒体格局。（陈昌凤，2002）另据中国记协的统计，在获全国性新闻大奖的人员中，新闻专业毕业生的比例很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新闻教育的质量不够理想。（童兵，1999）有媒体主管甚至认为，我们过去4年的大学本科，用很多的精力在教新闻技能，其实这些技能教育有一年就足够了。（陈小川，2002）新闻实践并不是新闻学教育的目标，就象外科医生的目标并不是开刀、而是如何把病人治好，新闻教育应当教给学生人文追求和综合素养，使他们有超出职业能力的理想和目标。

英国传播学者S.Splichal和C.Sparks在考察了22国的新闻教育之后，提出21世纪的传播人才应该具备4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判的态度，准确的判断；及3种才能：清晰准确的写作才能，传播才能以及创造才能。(Splichal&Sparks,1994,1989)新闻教育重视的是综合素质和独创性的培养。新时代的中国新闻人才，应兼具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素养，视野开阔、知识面广、综合素质强、富创造力。

3、从新闻学到大众传播学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活动、新闻事业及新闻工作规律的学科，是从“报刊学”开始的，研究中心也是报刊。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式的定性研究。早期西方新闻学研究，重视历史、哲学、宗教等背景和影响，如名著《报刊的四种理论》。大众传播学可以说是从新闻学延伸出来的，但研究范围更广阔，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书籍、电影，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为主。传播学起初是从研究媒介效果开始的，在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结合后，历经几度枯荣，从而成为一门科学。

大众传播学兴起以后，新闻学的地位逐渐消减，著名学者、新闻教育学家EvertteE.Dennis甚至将新闻学称为“濒临危险的物种”。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视角，放在了新闻传播过程方面，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人际层面的特点、规律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却忽视了传播本身与社会的关系、传播作为社会交往的特征和规律，用梅尔文·德弗勒等人著的《大众传播学诸论》中的话说，是“忽视了社会‘大图象’，忽视了长期或大规模的社会力量会关系到人们受大众传播影响的可能性”，最后基于量化方法的实证式研究不免陷入困境。于是，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西欧的批判学派开始受到关注。不少学者正重新梳理研究，试图更注意传媒与社会体系的研究。

中国传统的新闻学历来重视从社会体系的层面，尤其是从政治的角度，把新闻媒介机构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以前，新中国的新闻理论基本上是党的新闻机构理论；改革开放后，研究视野从机构推移到新闻本身，有学者提出，新闻学是事学，这样就构成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基本体例。这样的研究，又忽视了人际的层面，不重视研究传者、受者（有人称“人学”）的层面。所以80年代刚刚引进“反馈”、“双向交流”概念时，许多人都觉得十分新鲜，有些学者、新闻工作者言必称“双向交流”，认为这也正是党报理论的一个方面：既是党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为党服务，又为人民服务；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由此，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传播学开始在中国渐渐受到重视。

传播学在与其它学术领域分工与整合中，产生了其它学问的应用科学，如政治传播、组织传播、教育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危机传播等跨学科的新领域；传播学在其它学科基础上，逐渐自立门户，形成了一部分分支，如：传播社会学、传播生态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口语传播学、大众文化、传播的文化研究、传播的批判理论等，大大丰富了传播学的内容。也因此，新闻与传播教育视野开阔起来。数十年前，西方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主流，就已经渐渐从新闻学教育转向传播学教育。

三、跨学科的教育：威斯康星个案研究

1、宽口径的教学模式：重视课程广度和深度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于1905年开始开设新闻课程，1912年设新闻系，1927年设新闻学院。现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下设于文学与科学学院。该学院有悠久的传统、很强的教师阵容。50年代前后，该学院就开始走专业教学的路子（sequencecurriculum，系列课程），本科设有农业新闻专业、家政新闻专业、杂志新闻专业、广播新闻专业、新闻编辑专业。（UNESCO，1954）经过调整，2000年以前的约30多年里，本科设有5个专业：新闻与编辑、广电新闻、公共关系、广告、大众传播。这样的教学设计基本上也是同时期美国主要新闻与传播教育的思路。近年，这种专业设置方式已经得以改革。

威斯康星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学生中选拔新闻专业学生，要求学生入专业以前已经修满40学分，并且已经修读过“大众传播概论”一课。本科生毕业要求120学分，其中要修新闻与传播学专业30～40学分，专业以外80～90学分。

专业外的课程相当广泛，可以是商业、工程、农艺、生命科学、教育等多种领域，其中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所隶属的“文学与科学学院”的总学分不少于100。专业以外的课总体包括两类课，一类是概论性课程，一类是高级课程。

社会科学概论类课程，包括8个领域，分别是：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文科综合课程，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学生必须从3个不同院系各选1门课，其中必须有一门经济学或政治学课程。

社会科学高级课程中，必须修满12个学分。它们可以包括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但必须包括一门高级历史课程（人文类或新闻学历史课程不在其列）。

按照这种课程设想，本科所设的5个专业方向可以保证学习的广度和深度。除了要求学生具备较广博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基础之外，学生还要修完一个专业的课程，并且完成新闻专业两门高级调查课程。从下列各专业方向的主要专业课及先修要求中，可以看出学科融合的思路：（参照：www.wisc.edu;www.journalism.wisc.edu,2001年6月。现已改变）

（1）新闻编辑专业课：课程类别课程名称先修课程学分应修课数

必修新闻写作和报道社会科学基础课41

限选报纸编辑社会科学基础课42

公共事务报道新闻写作和报道4

对外报道及编辑新闻写作和报道，国际传播或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4

理解当代事务新闻写作和报道4

专题写作新闻写作和报道4

科技新闻学社会学或相关专业课，新闻写作和报道4

杂志及编辑4

大众传播法初级课程41

大众传播史初级课程4

大众传播与社会4

课程数114

（2）广电新闻专业课：课程类别课程名称先修课程学分应修课数

必修新闻写作和报道社会研究课44

广电新闻概论新闻写作和报道4

电视新闻广电新闻概论4

大众传播法初级课程4

（3）公共关系专业课：课程类别课程名称先修课程学分应修课数

必修公共关系实践32

公共关系活动公共关系实践4

限选社会调查概论初级课程31

传播与舆论高级课程4

传播研究方法4

新闻写作和报道42

大众传媒与消费者初级课程，两门社会学课程3

广告写作与企划广告原理4

推销活动广告原理、广告写作与企划、广告媒体策划中2门3

公共信息运动和项目3

课程数105

（4）广告专业课：课程类别课程名称先修课程学分应修课数

必修广告原理大众传播概论31

广告写作与企划广告原理41

限选大众传媒与消费者两门社会学课程32

高级广告专题广告原理2

高级广告写作与企划广告写作与企划2

推销活动广告原理、广告写作与企划、广告媒体策划中2门3

广告媒体策划广告原理3

课程数74

（5）大众传播专业课程：课程类别课程名称先修课程学分应修课数

必修传播研究方法41

限选大众传播法初级课程41

大众传播史4

政府与传媒专题初级课程3

传播与舆论高级课程41

广告理论与研究高级课程3

大众传媒与青少年大众传播效果，或comarts4573

信息时代的健康传播大众传播效果，或相应课程3

大众传播与政治行为大众传播效果4

大众传媒与消费者两门社会学课程31

大众传播与社会高级课程4

大众传媒与少数人种初级课程4

国际传播初级课程4

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初级课程4

课程数144

除了以上的专业课程，学生还可以结合指导教师的建议和自己的兴趣，选修其他大众传播方面的课：

报纸方面，可以修新闻编辑专业。杂志方面，可选专题写作、杂志及编辑课。技术、商务新闻及出版方面，可选杂志及编辑课。媒介管理方面，可选：新闻写作和报道，广告原理，图形大众传播，公共关系实践，广电新闻概论，广告媒体策划，杂志及编辑，大众传播法，大众传播与社会，传播研究方法。传播与舆论方面，可选：公共关系实践，公关活动，社会调查概论，大众传播与社会，传播与舆论，传播研究方法等。国际传播方面，可选：对外报道，传播与舆论，国际传播，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国际传播专题，传播研究方法，政府与大众传媒，以及外专业的一些课。从中可以看出，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是很宽广的。

[page_break]社会科学方法课程是攻读研究生的必要基础。学生可以在本科阶段修完方法论方面的课，如调查概论、传播研究方法、一门统计学概论之类的课，及新闻与传播学方面的高级课程。高级理论类课程集中在三个方面：传播法和历史，媒介使用和效果，大众传播与社会。这些课程包括：（括号内为学分数）

A、法律与历史：大众传播法（4），大众传播史（4），新闻文学（3），政府与大众传媒专题（3）。

B、受众和传播效果：传播与舆论（4），广告理论与研究（3），大众传媒与青少年（3），信息时代的健康传播（3），大众传播与政治行为（4）。

C、大众传播与社会：大众传播与社会（4），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4），国际传播（4），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4），国际传播专题（3）。

2、新课程：重构专业通识教育，培养传播通才

威斯康星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经过全院教职员工的艰苦努力，2000年以前终于初步完成了一套新的本科教学计划。其中最大的改变是，取消了原有的专业，代之以两个方向或称作系列（TwoTracks），即新闻学和战略传播学。

这次课程改革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如此复杂的商业社会中大众传播的专业领域无法再分得那么清晰了；二是，教育经费的裁减，使学院不得不减少教师数量同时又要保证原有的教学工作，所以要制定一个可以由更少的教师能完成的教学计划。(EmailfromSusieBrandscheid)

50年代以后在美国主要新闻学院流行的的分专业方向热潮，尽管不断受到批评，但总的来说是适应当时的大众传媒环境的。一方面，一些原隶属于新闻学的专业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如广告、家政、农业、社区新闻；另一方面，传媒的种类在迅速增加，除了原有的报刊、广播，又有了电视及网络；同时，新闻学向传播学领域扩展的过程中，公共关系、舆论研究等已成为新闻与传播教育中的新领域，传统的“新闻学”很难涵盖。应当说分专业教学方式是一种进步。但是随着新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种媒体和专业领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种专业分布的办法又出现了课程面偏窄等问题。学生们为了就业面更广，往往在修完一个必修的专业方向之后，又修读第二甚至第三个专业。威斯康星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就发现，毕业时大多数本科学生都修了两个专业，许多还修了3个专业。而原先的专业课程设置法，有许多的选择余地，也就出现了课多学生少的情况，不能有效地利用师资资源。

课程改革之后，学生们所学的技能就可以适合所有的大众传播领域。大学二年级开始进入新闻和传播专业的学生，必须已经修读“大众传播实践”课。该课非常强调学生写作技能的培养，这些技能适合各种大众传媒。此外，学生的初级课程中还包括计算机基础课和编辑技术。到中级程度，学生开始按两个不同方向分开进行。下面是两个方向的发展途径：（括号内为学分数）

A、初级课程：（10）

大众传播概论（4）

大众传播实践（6）

B、中级课程：（4）

新闻学方向：报道中级课程（4）

战略传播方向：战略传播原理（4）

这两门课话题其实是相同的，但是从不同角度切入的。2001年，任课老师们同选“”作为一学期的话题，最后的作业中，新闻学方向的学生主要从说教的角度去讨论，如州政府的税收增加问题、成瘾问题等等，战略传播方向的学生则着眼于的组织研究，从顾客的角度建构信息。两方向的学生曾聚在一起讨论3次，亲身体会并学会为了不同目的，同一个话题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内容。（EmailfromSusieBrandscheid）

C、概念和技能高级课程：（至少4学分）

新闻学方向：深度报道、理解当代事务、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科学和环境新闻学

战略传播方向：创造性信息发展、媒介策划战略、战略传播活动

两个方向均可选：多媒体图形与社区、杂志及编辑、Web和广播电子新闻、概念和技能特别专题高级课程。

D、理论和专题（12学分）

两个方向共同课程。下列两组课程中每组至少选满4学分，共需选至少12学分。

a组：

大众传播效果、大众传播法、大众传播史、大众传播与社会

b组：传播与舆论、大众传媒和青少年、健康传播与信息时代、大众传播和政治行为、国际传播、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大众传媒和消费者、传播学研究方法、大众传媒和少数人种、新闻文学、政府和大众传媒专题、大众传播特别专题。

很明显，调整后的课程非常重视“大学科”（战略传播）内容，在通识层面上重构专业课，主要是关于广告、公关、媒介管理等方面打通界限。尽管课程设置已经改变，但是该学院强调，教学思想、宗旨并没有变。学生必须具备深厚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素养，必须懂得大众传播的运作、功能和效果，学生应当有能力适应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大环境。D组课程即理论和专题课，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

从目前的实践看来，学生们总的说来对新课程比较满意。而同时，学院的教师人数比旧课程时期减少了20％。（EmailfromSusanBrandscheid）目前威斯康星大学的各院系乃至美国所有大学都面临着裁减经费的问题，而全美新闻与传播学院都在趋向更新教学计划的潮流，明尼苏达新闻与传播学院将课程设置减为新闻学、战略传播（主要是广告和公关）后，学生反映也良好。

但是，一些重视研究、重视理论素养的学者却非常无奈：新的专业课程似乎显得更技术化了，改革主要是迎合了学生的以从业为导向的学习思路。还有学者认为，课程改革是否成功，要看是不是增进了信息量。而且新课程计划的前提是传媒的整合速度必须很快，教师必须熟悉不同类型的传媒，否则，还不如保留原有的专业设置。（EmailfromJosephManChan）

四、强调传播研究：宾大安那堡传播学院的教学模式

在许多传播学教授、学者眼里，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堡传播学院是一个新型的重视传播研究的典范。该学院30年来一直重视跨学科建设，重视各层次学生在人文学科基础素养的培养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训练，比较系统地开设有传播学各层次多领域的课程。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教研人员中既有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也有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他们向学生提供丰富的“菜单”，学生有充分的选择余地。

1、强调跨学科的传播学核心课程

为了激励学生在传播方面的创造性思考能力，该院设立了3个领域的核心课程，都在跨学科的范畴，这些领域如下：

一是传播影响。包括个人、组织以及政治和社会集体的传播行为，他们的信念、态度及其转变，舆论，集体行为，信息曝光的结果，大众传播与社会化等。

二是传播与文化。信息与传播的理论与模式；不同“语言”的认知、译码、传播过程与媒介；意义、内容、符号和信息系统的分析，传播的社会文化情境与社会本体的建构。

三是传播制度。社会和大众传播的历史和理论；与传播和大众文化相关的公共政策；制度的结构、组织、技术、法规、管理、社会政治功能与媒介，控制论、系统论和社会建构理论。

安那堡传播学院的本科学生也是从大二的学生中选出的。进入传播学专业后，学生至少要修14门课程，其中9门是关于传播学的，5门是其他相关课程。

2、传播课程内容丰富，讲究层次

传播学专业课中，强调两门核心的调查课程：传播行为概论，大众媒介与社会概论。并强调一门方法论课，它可以是：传播基础研究，或别的院系所设的方法论课，包括市场研究、哲学概论、政治学研究、各种心理学专题研究、社会学研究概论等，高年级学生可选读社会学概论、人口统计学方法、抽样调查方法、法律研究方法、人种学研究方法。

学院开设中级课程，适用于特殊传播领域或传媒企业。学生应从下列课程中选修3门：电影形式和情境概论、争论和公共辩论、儿童与媒介、政治传播概论、传播·健康和发展、医疗保健和互联网、艺术传播、视觉传播、传播与劝服、传播与全球化、传播与性别专题。

同时，学院还开设有高级课程，学生应从下列课程中选修3门：传播实习研讨课、言论自由历史与理论、广告结构与功能、信息时代、新闻学批评、传播基础研究、非语言传播、语言与社会本体的建构、视觉传播实验、社会控制论、大众传播专题：传播与历任总统、媒介事件、传播独立研究、传播、文化和另类族、城市信息资源高级课程、媒介批评主义、视觉传播与社会支持、高级论文研讨课程。

3、“相关课程”视野宽广，兼顾人文与社科

本科生必须从3个相关的方向中选修某一个方向的5门课程。5门课不可以集中在一个专业，所以要求从一个系选3门、从另两个系选2门。这三个方向及其课程分别是：

传播与文化：人类学，艺术史，比较文学，电影研究，教育学，英语，美术，民间传说，历史，语言学，音乐，哲学，社会学，戏剧艺术。

传播与行为：人类学，教育学，历史，历史和科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城市研究。

传播与商务：经济学，历史，法律研究，管理学，营销学，社会学。

可以看出，这些相关课程既重视人文学养的培养，也重视社会科学的训练。

4、丰富而开放的研究生课程

研究生课程分为4大块，一是概论性课程和实验；二是高级课程和研讨课；三是特别专题课；四是其他学院的课程。

（1）概论性课程和实验。包括：

传播与信息政治经济学、艺术·艺术家和社会、大众媒介产业、质化文本研究概论、视觉传播基本原理、传播社会心理学、控制论·系统论与媒介、传播与舆论、态度和行为预报、传播技术和政策、休闲·文化和传播、新闻学和学术、传播和种族、广告与社会、政治与传媒、统计分析概论、传播研究概论、传播研讨等。

（2）、高级课程和研讨课。包括：

传播理论建构、传播回顾、调查研究设计、大众传播社会学、大众传播的历史趋向、媒介效果论批评、受众分析、文化史、公共健康传播、文化研究和传播问题、传播研究中大量样本的数据分析、内容分析、信息时代的个人隐私、传播与禁忌、媒介高级研究、传播社会学高级课程、公共空间（公众的参与及传媒原则）、政治经济传播学高级课程、传播史高级课程、大众传媒研究设计、文化和传播高级课程、大众传媒企业高级课程、本体的社会建构、传播符号、控制论与社会、传播技术和政策高级课程、独立研究

（3）、特别专题：

信息效果专题、硕士生论文专题、博士生论文研究

（4）、外院课程，硕士生最多能选3门。

可选的课很多，强调方法论方面的课程，其中仅方法和统计中心就开设有统计学概论、倾向性计分、调查设计和分析、数据分析、人口统计方法等十几门课。

博士毕业需要至少修20个学分，其中12学分是本校博士生课程，如传播中观研究、独立研究、媒介高级研究、独立研究。另外必须完成一篇论文及一项教研活动。

五、应地制宜、与时俱进：柏克莱新闻研究院的特色教育

美国多数新闻与传播学院都注重自己的特色。如威斯康星大学的量化研究和战略传播教育，明尼苏达大学的传播法研究、国际传播研究，都在学界自成一体。至于新媒体，因为大家都在发展同一特色，几乎不再成为“特色”，连传统的哥伦比亚新闻研究院、密苏里新闻学院，都在致力于新媒体教研的建设。

在新闻研究生教育上最有传统的，是1912年成立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它是世界第一个新闻研究院。以后一些著名大学也相继开设此类研究院，并创建自己的特色，它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注重人文学养的底蕴，注重新闻专业性技能训练。哥伦比亚新闻研究院从创办之初，就把写作、新闻法规与伦理定为核心课程。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在注重人文特色和专业性的同时，很讲求特色性教育和研究。

1、讲求本土特色

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在课程中很讲西部特色，比如它开设有“环境报道概论：加利福尼亚的公共大地”。该课内容有西部特别是北加州的历史与现状、管理情况，课上会请来一些管理者参与座谈和讨论。

该院还开设了一门“区域性报纸特点：为本土写作”，结合学生自办的报纸TheEastBayExpress（《东海湾快报》），让学生边实习边修课，课程中重点突出当地最出新闻的几个热点地带，如Peninsula,SanFrancisco和MarinCounty。

2、与国际政治、经济俱进

柏克莱新闻研究院在重视本土的同时，非常具国际视野，开设了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国际性课程。该院设有一个共同授予新闻学和亚洲研究硕士学位的项目，是专门培养驻亚洲或报道亚洲的记者的。修读3年该项目，可以同时获得新闻学硕士和亚洲研究硕士，若分开修读则要3年半或4年时间。亚洲研究方面的课程由人类学、比较文学、地理学、哲学、政治学等专业的教授来担任，如设有“亚洲民俗”，还有社会学教授讲授的高级报道课程“90年代的中国报道：改革中的矛盾”，帮助学生理解9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填补知识鸿沟。

高级报道课程“报道中国和日本”，将学生分为中国和日本两组，课程中有两位学生到日本实习，8位学生到中国上海实地采访，了解上海最近的变化、现代化等。此外还有“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报道日本”，“国际报道――关于香港”，“国际报道――关于南非”，“将做驻外记者”，“跨文化报道”。该院还开设了一门“边界环境、贸易和发展报道”，很有特色。

学院的课程很有新闻学的专业精神，与时事政治和社会变迁联系紧密，对新近发生的一些国际国内热点都有所反映，如开设有“中东报道”、“2000年美国大选”、“热点栏目透视”、“国际外交中的冲突”等课程。

课程也紧跟科技发展形势，开设了新科技方面的课程，如“多媒体报道概论”、“新媒体出版概论”、“多媒体报道高级课程”、“网页和内容设计高级课程”、“计算机辅助报道”、“电子出版”DesktopPublishing、“新媒体中的新闻和商务模式/战略”、“网络新闻”、“报道和写作：关于刊物的技术革命”、“科技和互联网报道”、“日报的科技报道”等。

该院新课程的设计虽然有一定的计划性，但还是存在一些课程互相重复、层次和程度不够清晰等问题。

3、基础课程中注重人文学科训练

柏克莱新闻研究院的基础性课程也是很有特色的，设计的课程名称生动活泼，涵盖了多种专业领域的报道、各种媒体的报道。该院的课程实践性很强，这一点，与哥伦比亚新闻研究院的传统是一致的。

学院开设的各种基础课程有：大众传媒与社会，历史、伦理与法规，突发新闻（I、II），商务新闻，社区报道，战争纪录片，向钱看，有话要说，学会如何倾听，批评和评论艺术，调查性报道，发展报道，体育报道，新闻报道（基础课，一年级必修），商务写作，人物写作，环保报道长篇写作，编辑室。

学院还设有各类媒体的相关课程：

广播：创造性的广播新闻特写制作、广播新闻、高级广播课程、广播评论；

电视：电视新闻概论、高级电视新闻、电视报道；

摄影：摄影指导、新闻摄影、高级摄影、高级图片新闻学、高级刊物摄影课程；

电影：纪录片拍摄、纪录影片史、冲突时代的电影写作、创办杂志；

此外，学院还结合本院所办的报纸NorthGateNews，设有一门实践操作性课程。这也是几所著名新闻研究院的共同特色，非常注重实践性技能性，但正如前文所说，偏向人文学科式的新闻教育正面临严峻的挑战。（MichaelJaneway，2002）

五、结论

新闻与传播教育是从美国起步并以其为国际潮流的。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从最初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历经变迁，融入社会科学研究，并逐渐发展出以社会科学为主要基础、以跨学科的传播学为主流的教育模式，学科领域和教学内容由窄渐宽，培养目标由新闻专才而转向传播通才。

以美国为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重视通识教育内容，在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课程之外，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的基础性课程，如社会学研究方法、统计学等工具性课程，将大众传媒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大情境之中加以研究，重视传媒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同时，他们还与先进的科技教育相结合，以顺应信息科技的潮流。

世界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从以新闻学为核心，已经转向了以传播学为核心。传播学的特点之一是跨学科、多视角，因此，新闻与传播教育，就是一项跨学科教育。因此，综合性大学在新闻与传播教育方面有独特优势。

中国的新闻教育奉传统的密苏里、哥伦比亚新闻教育为典范，主要以人文学科为基础，80年来变革甚微，目前面临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挑战。主流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意识到社会情境的变迁与新的使命，正致力于保留人文学科的优秀底蕴，同时大力融会社会科学，向先进的跨学科的传播教育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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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文·德弗勒等（1990），《大众传播学诸论》，杜力平等译，新华出版社

张延平（2002），《从北京青年报实践，谈报业最需要的三种人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创办一周年学术月活动演讲，2002年5月23日。

EmailfromSusieBrandscheid,AssistanttoDirector,SchoolofJourmalism&MassCommunication,Univ.ofWisconsin-Madison,2001.9

EmailfromJosephManChan,Professor,SchoolofJournalism&Communication,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2001.9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篇7

1.1总体检索情况分析

在中国知网(CNKI)上，运用高级检索模式，将内容检索条件设置为:乒乓球，将检索控制条件设置为:发表时间:2000年1月1日到2012年12月31日。在运行检索之后，共检索到7702条结果。

1.1.1按年度分组

按发表年度分组，每一年度所发表的与“乒乓球”相关的论文篇数如表1所示。从2000年到2012年的13年间，每年度的文献发表数量的情况上来看，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2000至2005年间是一个发展阶段，文章数量基本属于持平状态。2005年是一个拐点，2005至2008年间与“乒乓球”相关的文章数量明显上升，到2008年度达到顶点，这种情况的发生，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无关联。奥运会的举办使人们更多的关注体育、关注国球。作为体育工作者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乒乓球运动的物质、技术和精神等方面。2008年后出现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就是所谓的物极必反，从迎接奥运会对体育的全面关注到奥运会结束之后遭遇“真空期”。2008至2012年间的文章数量虽与2008年当年比较稍有下降，但是其总体趋势仍然呈现上升趋势。

1.1.2按机构分组

按研究机构分组，本文选取了论文篇数排名前40的研究机构进行了数据统计，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分析出，2000至2012年间，对乒乓球进行研究并公开的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19个省份，分别是:北京、湖北、上海、广东、辽宁、江苏、河南、陕西、天津、河北、湖南、山东、广西、陕西、福建、吉林、四川、浙江、哈尔滨。专业体育院校，尤其是本省乒乓球运动发展较好的专业体育院校所在省份排名均比较靠前。

1.1.3按作者分组

按作者分组，本文选取了篇数排名前40的作者进行了数据统计，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关于“乒乓球”方向论文的作者主要分布在12个省份，分别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辽宁、武汉、广西、湖北、河北、天津、河南、重庆，其省份分布情况如图3所示。

1.2博硕论文检索情况

通过中国知网在限定“2000-2012年博硕论文”的基础上输入“乒乓球”共查询出博硕论文683篇，除去与乒乓球间接相关的论文248篇，剩余直接相关论文共435篇，其士论文14篇，硕士论文421篇。在这435篇博硕论文中，“体育竞赛”方向的论文124篇，占28.5%;“体育教学”方向的论文97篇，占22.2%;“社会体育”方向的论文78篇，占18.0%;“体育管理学”方向的论文61篇，占14.0%;“体育产业经济学”方向的论文43篇，占9.9%;“体育价值文化”方面的论文12篇，占2.8%;其他方向的论文20篇，占4.6%。其中与“乒乓球文化及价值”直接相关的10篇博硕论文中，包含博士学位论文1篇，硕士学位论文9篇。

1.3中文类核心期刊论文检索情况

1.3.1乒乓球文化及价值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知网中利用“高级检索”模式，在限定年份为“2000-2012”、主题分别为“乒乓并含价值”或“乒乓并含文化”，并在“核心期刊”中进行“模糊检索”后，共找到与“乒乓球文化及价值”直接相关的中文类核心期刊论文15篇，涉及社会价值、教育价值、组织文化、外交文化、技术文化等，具体情况如表6所示。从博硕士学位论文和核心期刊学术论文的检索情况可以看出，乒乓球文化及价值相关的论文主要涉及技术文化、组织文化、教育价值、健身价值等层面，而并无立足于乒乓球运动项目本身所展示出的文化现象以及其发展和传播的综合性论述，而针对于在现实情况下乒乓球运动文化的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更是较少。

1.3.2乒乓球发展及其传播的研究

在中国知网中利用“高级检索”模式，在限定年份为“2000-2012”、主题分别为“乒乓并含发展”或“乒乓并含传播”，并在“核心期刊”中进行“模糊检索”后，共找到与“乒乓球文化及价值”直接相关的中文类核心期刊论文27篇。(1)从国内国外角度来看，涉及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的9篇、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的8篇、综合发展的10篇。(2)从研究内容看来，涉及综合性论述乒乓球运动项目本身发展的10篇、运动技术及技术文化发展的5篇、规则及规则文化发展的4篇、外交文化发展的2篇、联赛与俱乐部及相关产业发展的4篇、内涵文化发展的2篇。从对核心期刊论文的检索分析中可以看出，关于乒乓球运动发展的论文有几条清晰的研究主线，包括规则及规则文化发展、技术及技术文化发展、联赛产业发展以及难以做明确区分的，我们所谓的“综合性”的发展。从时间轴上来看，08年是一个分水岭，08年之前关于规则和技术的发展较多，而在08年之后，关乎乒乓球运动项目本身的发展以及其文化发展的论文逐步增加，但也并没有专门从文化角度谈乒乓球运动发展与传播的论文。

22000-2012年间CNKI文献检索文本分析

1964年徐寅生先生对中国乒乓球女队所做的报告《关于如何打好乒乓球》一文成为关于乒乓球文化研究的始动文章，被誉为依据唯物辩证主义研究乒乓球运动文化哲学的典范。刘曾维和郭少安(1974)的《对乒乓球旋转规律的剖析》、沈守仁(1978)的《对我国乒乓球几种主要打法发展趋势的几点看法》、刁文元(1979)的《对进攻与防守理论的认识》、谢琼桓(1982)的《文明孕育体育，体育促进文明》等文章也是乒乓球运动文化研究的前期铺垫。九十年代之后，关于乒乓球运动文化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邱钟惠和吴焕群等(1991)的《世界乒乓球技术和打法演进过程及其规律》、张志杰(1993)的《概论中国乒乓球运动》、PeterVanSch-ie(1993)的《国际乒联关于乒乓球魅力和有关训练调查报告》、黄志玲(1998)的《论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的社会价值》、杨李丽和房欣(1999)《试论中国乒乓文化》等，关于中国乒乓球运动文化的研究出现多元化的趋势，研究取向也由九十年代之前的技术文化向社会价值等方面转变。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关于乒乓球运动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增多，更多学者关注乒乓球运动项目文化以及乒乓球运动项目本身的发展。

2.1乒乓球文化及价值相关研究的文本分析

2.1.1文化内涵的研究

文化内涵是文化载体所承载的人类精神、思想等，是载体的精神实质在文化关照下的体现。目前我国学者关于乒乓球运动文化的衍生过程的研究多是以文化的内涵为逻辑起点进行分析的［1］，其中包括:在有关建国初期的“全民乒乓”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特色“体育英雄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精神文化内涵(陈启湖，2009);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剖析的如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之国民心理等;乒乓“举国体制”与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社会本位群体意识(王阳春、何元春，2007);项目制胜规律与刚柔相济、取法中正的中庸之道观(吴焕群，2009);打法的多样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等(何元春、苏丕仁，2006)。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乒乓球运动的意义已不再仅仅限于体育与游戏的范畴，而越来越多地融入到现代社会文化之中［2］，也已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重要的消费品。

2.1.2分支文化的研究

在与分支文化相关的研究中，近13年来关于乒乓球运动文化的研究脉络主要体现在地缘文化、外交文化、组织文化、技术文化的研究上。多数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待乒乓球运动项目文化的发展，如以地缘文化为视角的乒乓球运动文化传播的地理影响因素研究(于文谦、荆雯，2012)、以具体历史事件为视角(李永安、张瑛秋，2012)和从政治博弈为视角(韩玉娟、刘佳海，2012)的乒乓外交文化的历史发展研究、以心理文化为视角的乒乓球运动心态和价值认知等心理因素研究(何元春、苏丕仁，2011)、以社会团体的行为为视角的乒乓球运动队组织文化研究(白杨，2011)、以技术文化构成(技术手段、技术制度和技术观念)为要素的乒乓球运动技术文化发展研究(唐建军，2005)、以哲学为视角的乒乓球运动发展中蕴含的哲学范畴(钟宇静、王大中，2008)和乒乓球队技术进步的哲学思辨分析(肖天、梁晓龙，2006;梁波，2009)研究等。

2.1.3文化价值的研究

价值在很多领域有特定的形态，如社会价值、教育价值、个人价值、经济学价值、法律价值等等。这些价值的存在是人在不同领域发展中的范畴性、规律性的本质存在。在乒乓球运动文化教育价值的研究中通过结合“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的学校体育目标，参照培养完善人格以实现“育人”的教育根本目的，用乒乓球运动文化的教育价值为我国体育教育价值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周成、王乐，2011)。在社会价值研究方面，主要是关于乒乓球运动具有世界运动语言并体现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个性特点的张扬与人格精神的塑造、平民化的发展趋势并体现大众文化状况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研究(谢诚，2004)。也有学者提出，在目前的世界乒坛上，一边是中国的强大，一边是昔日乒乓强国的衰落。这都是因为乒乓球有运动、有竞技，无文化、无专门的乒乓球高等学府培养专门高级人才，缺乏乒乓球理论研究，缺乏乒乓球文化和乒乓球精神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所致(王杰恩，2008)。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乒乓球文化价值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中国乒乓球文化“本土化”现象的特征及其成因的分析上，并提出后奥运时期中国乒乓球文化应走“本土化”与“全球化”和谐发展之路，并在更新观念、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制定传播措施三个层面提出建议，旨在为后奥运时期中国乒乓球文化和谐发展提供一些启示(兰彤，2009)。

2.2乒乓球文化发展及传播相关研究的文本分析

发展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事物的发展原因是事物联系的普遍性，事物发展的根源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即事物的内因。而传播则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关乎乒乓球运动发展与传播的研究不在少数，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是乒乓球运动保持生命力的必要条件，而传播则是乒乓球运动延长生命力的必要手段。近13年来，中国知网上关于乒乓球运动发展与传播的研究集中在两个维度，一个是国内外视角的不同，另一个是针对某一具体乒乓事件进行的文化发展传播研究，如以文化为载体的初级萌芽形态发展、运动技术文化发展、规则文化发展、综合性发展等方面。

2.2.1关于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的研究

除中国之外，目前世界上乒乓球运动发展较好的国家还有亚洲的中华台北、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欧洲有德国、奥地利、丹麦等。其中，日本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始将体育运动的重心转向群众体育，对于日本乒乓球运动的研究主要是日本大众体育乒乓球运动文化或大众乒乓球俱乐部发展策略对我国群众体育乒乓球俱乐部的启示上［3］，而关乎德国的乒乓球运动发展与传播研究则主要在职业联赛的目标制定、职业化发展价值取向、管理机构的制度化设置、俱乐部运营理念、职业联赛产权、球员管理制度等方面［4］。在国外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上，“海外兵团”也是一直以来的研究热点之一，“海外兵团”这一特殊的乒乓球组织文化现象，暂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人才过剩的现状、以非正常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活跃了世界乒坛，但是其目前发展也面临着种种困境［5］。在对世界乒乓球运动优势转移规律的研究(张秋芬、杨改生，2010)上，有从地理角度展开的地缘文化发展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也有竞技技术转移规律的相关研究。在对世界乒乓球运动综合发展的研究方面，始终不能离开乒乓球核心国家———中国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其对乒乓球运动文化的影响也是可见一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物极必反”等哲学思想也影响着国人对于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趋势的思考。关于目前世界乒乓球运动的非均衡发展的研究、乒乓球人口锐减的研究、乒乓球比赛观赏性降低的研究较多。而关于解决当前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不平衡［6］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变认识，改变心态;国际乒联应完善规程，全球推广;其他各国应加大力度，精心培育［7］优秀的本土乒乓球运动员，变“限制中国”为“世界学中国”，通过文化发展来从意识形态上渗透乒乓球运动文化的影响力，在充分挖掘乒乓球运动项目文化魅力的基础上，发挥中国在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2.2关于乒乓球运动文化发展与传播的初级形态研究

对任何一种文化发展传播初级形态的研究是该项文化研究的初始动力，在关于乒乓球运动文化传播初级萌芽形态中，关于英国乒乓球运动起源的文章。关于乒乓球在萌芽期的具体传播方式和特征的研究如英国乒乓球广告、专利与商标、音乐、报道、期刊、书籍、集邮、艺术品等较多。萌芽期的乒乓球传播具有极为特殊的社会价值及导向作用，促使乒乓球运动全面进入当时的社会生活，也为乒乓球的现代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历史基础(李荣芝、肖焕禹，2012)。而对乒乓球传入近代中国的具体考证的研究中，则主要体现在关于乒乓球传入近代中国的时间和地点的关注上(李荣芝、肖焕禹，2012)。在进一步对近代报刊中有关乒乓球运动的报道进行系统梳理之后，则可以归纳出关于近代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历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乒乓组织、女子乒乓、乒乓赛事、乒乓规则四个方面(李有强，2011)，为当今我国乒乓球事业打下了初步的历史基础。

2.2.3关于乒乓球运动规则及规则文化发展的研究

规则引导技战术发展方向，技战术不断适应新规则，又反作用于规则。只有加强规则的前瞻性研究，厘清当今乒乓球运动发展的脉搏，才能正确指导乒乓球运动员日常竞赛与训练，才能实现国家相关资源的最合理配置。目前我国学术界近13年关于乒乓球运动规则改变以及种种改革对运动技术的影响的论文不占少数，其观点主要体现在:现代乒乓球技术已处在一个巅峰时代，各种打法的技术发展已几近极致，要想有新的突破恐怕较难;击球工具虽有所变化，但其作用甚小，唯有竞赛规则的改变才能控制或引导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方向(陈小华、黄莉芹，2002);关于胶皮颜色、海绵胶皮以及粘合剂的总厚度、长胶、乒乓球直径、无机胶水、无遮挡发球、11分制、7局4胜制等的规则改革的研究，主要是是出于对实现乒乓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的考虑［8］。而规则的修改也体现了乒乓球运动项目文化中的制度文化的某些方面。而规则修改的同时所带来的技术改革则更渗透着文化因素。

2.2.4关于乒乓球运动技术及技术文化发展的研究

关于乒乓球运动技术发展研究的取向主要有两个:社会学取向和统计学取向。社会学取向下的乒乓球运动技术文化呈现的较为明显，而在统计学取向下更侧重于的乒乓球运动技术统计，从统计数据结果中寻求其文化存在的脉络。社会学取向下的社会控制视角对乒乓球技术发展与规则限制问题较为突出，发展问题是规则理性中合法性和公平性的核心。目前乒乓球运动技术发展的市场取向，决定了规则理性中合法性和公平性在比赛双方技术的运用上不仅要保证机会公平还要保证游戏公平，以便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9］。在统计学取向下关于乒乓球运动技术发展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录像观察、三段分析法对实行新规则后的世界优秀男选手的比赛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将所得数据与各评估指标进行对比分析［10］;或是对某一特定运动员参加某几届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比赛的技术指标的比较分析，揭示其技术的发展变化趋势［11］等。作为乒乓球运动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削球这种以“削”为主要技术形态的乒乓球运动技术文化，在近50多年来却一直在走下坡之路，对削球打法落后的现状和原因、持续发展的可行性统计、分析与研究［12］，亦或对当今世界高水平男子乒乓球运动员削球打法的特征的研究［13］的学术论文也较多。规则的频繁改革使运动技术的改革亦步亦趋，世界优秀男乒选手在三段使用率上发生了新的分配形式，三段的使用率有明显的“向平均数回归”的趋势，在前三板的争夺更加激烈。而与国外运动员相比，中国选手在接抢段的使用率更高，能更好地适应了新规则［10］，这与中国文化中“不通，则变;变，则达”的文化理念相通。而削球打法在前4板的争夺中，得分能力不强，发球抢攻段和接发球抢攻段的抢攻使用率和得分率与进攻型打法相比较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削球打法在相持段的使用率和得分率较高，相持段的技战术非常重要;正手削球的稳定性亟待加强等等［14］。

3研究不足与展望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篇8

论文认为，纽约学派只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批评方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结论。韩振江《齐泽克: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2］认为，齐泽克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哲学、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代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美学、文学、电影、艺术、大众文化等诸多审美领域，深化和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周海玲在《历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对大众文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3］一文提出了阅读构形与文本间性理论，在对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社会历史的动态生成过程的考察中，建立了一套历史化文本实践的方法，从而实现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转轨。刘坛芸、孙鹏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4］同样关注托尼•本尼特对马克思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的借鉴。论文指出，托尼•本尼特从通俗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关系入手，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定义是僵化的、非历史化的，属于文学本质主义，因而将通俗文学排除在外。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高建平《发展中的艺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意义》［5］通过对艺术观的回溯，特别是对康德美学和杜威美学的分析，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科学性就在于肯定艺术对物质财富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起到调整、制约和平衡的作用，进而肯定其当代意义就在于美学应回到一种批判的立场，在论争中使自身得到发展。赖大仁《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今时代》［6］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种开放性文论形态，其把文艺问题与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不断激发人们去探索和回答新的时代问题。不论是立足于中国实际还是探讨西方学派，这些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对于社会———历史阐释纬度的重视。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学时，并不是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体，简单地就文学论文学，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宏阔的历史视野中，置于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考量之中。这一开放性阐释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在时代性和思想性上超过其他文论形态，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借鉴吸收的。文学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不论是全球还是我们本国疆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同心圆式的“中心—边缘”结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之前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不断被打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于是，文学创作的全球化与地方化问题凸显出来。文学应“全球化”还是“地方化”?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都主张在有世界视野的同时着力于本民族特征的展示。如，王大桥《审美习俗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建构为例》［7］就以中外文化中多样化的孙悟空视觉形象来探讨审美习俗的强大影响力。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根据既有的审美习俗赋予孙悟空形象以不同内涵:中国在绘画、戏剧、影视、动漫的不断变迁中最终确立了潇洒英俊的美猴王形象，人性、神性、兽性完美融合;日本动漫则在时展中将本民族特征注入孙悟空形象;韩国基于国内文化产品市场考虑，赋予孙悟空形象更多现代性和全球性;而泰国则将孙悟空作为神灵崇拜。通过对孙悟空形象本土演变和海外流传的考察，我们看到，所有的文化信息和符号都是在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而这些文化信息和符号作为民族归属的象征，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认同。有的研究则通过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来考察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纷争问题》［8］认为，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纷争的根源。本土经验这一命题应包含几个维度:传统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学神韵;在实现本土经验表达方面，中国当代小说实际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含量，对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9］重点研究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本土经验，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文学不可能再产生当年的轰动效果，但对于人类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会消失。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10］选取严歌苓、李彦两位华人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异质性文化碰撞对于她们写作的影响，认为尽管同样是处理“红色资源”，严歌苓侧重于思想层面，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来彰显苦难生活中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而李彦更着力于语言层面，摆脱现代汉语的思维局限，用英语思维来处理红色资源，虽在思想层面并未触动国内主流的历史评判，但仍能够突破历史而超越到精神层面。近代以来，在东西方关系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现代与民族、世界与本土这一悖论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呈现，反映了中国文化、文学自信力的增强。但是这份自信万不可走到极端，变成了民族主义。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具有一种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着超民族或是民族应该取消。因为文学作为人学，总有些意蕴是超越了阶级、地域、民族、国家等界限，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好的文学总是能够拨动所有人的心弦。文学创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远大的追求，不局限于为本民族本时代的人而写作，而是为全世界、未来的读者而写作，此即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养料，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自觉探索人的内心，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保持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此即为“手低”。从空间维度上处理好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即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淡化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边疆文学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强化。如，张柠、行超《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11］认为，新时期的“边疆小说”具有自身特殊的叙事模式:朝圣模式、历史叙事和探险叙事，作家笔下的“边疆”已经被神化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号，作为福地乐土被人所向往。这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暴露，不断被异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是边疆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现出来的是边疆纯真朴实的精神、顽强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与本土化关系问题。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12］首先肯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等等。而面临的问题我们更是不能忽视的，如遗产资源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基础不断恶化、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世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后继不足、外来文化的强力介入与冲击不断改变着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的弱者心态上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发达与落后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民族问题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

文学创作向边疆迁移，整体上是有利于少数民族经验的展现。同时我们也应借助“申遗”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视觉文化与文学之关系首先被关注的是视觉文化下文学的命运，对此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赵勇《影视的收编与小说的末路———兼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13］对小说的命运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论文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与影视交往历史的回顾，认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导演与先锋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础上，是精英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开始转型，作家与导演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由精英文化转为大众消费文化。标志性事件是六作家为张艺谋电影撰写《武则天》小说剧本。至此作家便频频“触电”，引发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对于小说构成的渗透:小说生产方式逆向化，先有剧本后改写成小说;叙事手法剧本化，对话增多，语言运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肤浅化。因此，现在小说创作的繁荣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小说的“闲”与“慢”的阅读传统已经被视觉文化所谋杀，而影视化小说用视觉思维和影视逻辑所创作出来的快节奏小说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救世主，因为其所追求的画面感、节奏感不断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使小说成为一种消遣，进一步摧毁着小说阅读。所有这些使得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命运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而戴文红和黄发有均认为视觉文化对于文学的确存在着冲击，但是文学并非不堪一击，仍然能够找出突围之路。戴文红认为，突围之路是构筑“可能生活”;其《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14］一文认为，电子书只是作为传统书籍的延续，不可能取代传统书籍。而可视化阅读这种动态接受方式才是经典的最大威胁。但可视化阅读通过将经典转为影像或是电视文化讲座的方式，却使经典沦为一种空洞媚俗的浅层阅读，成为戏拟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业炒作的“景观制造”。而这也正需要经典的力量予以拯救，为我们构筑“可能生活”，给我们以向上的指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黄发有《浅阅读语境中的浅写作》［15］则从接受者角度来分析视觉文化下文学写作的命运。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的盛行导致普遍的浅阅读，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对于深度阅读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这种浅阅读又刺激着浅出版的盛行。浅阅读与浅出版之间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文学的创造性。这一切不仅冲击着文学，也制约着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度阅读中重新发现和激活伟大的文学传统。学者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态度也所差异。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16］对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认为其作为反对文化精英主义的一种理论工具，是由围绕着文化界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所兴起的，以一种多中心、对话性与关系化的阐释模式，成为进入互文性对话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与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视觉形象已成为文化实践的中心”。而视觉文化通过对形象所传达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习俗的揭示，成为文化建构的新领域。邹广胜《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17］则主张语言与图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两者的差异和价值。从插图本对绘画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认为对图像的感受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语言难以取代的优点，而且受众面更为广泛。潜在于语图之争背后的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18］以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觉机器为对象，指出其产生背景是19世纪开始的视觉转向。这次视觉转向不同于以往之处就在于充当观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机器，因而将改变原有的观看手段、观看机制、观看主体、权力配置等。视觉机器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只有对机器作解构式的批评才可能为观众摆脱机器的配置提供一条路径。作为当代主导性的文化形式，视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可能螳臂挡车般予以阻止。视觉文化确实对当下文学创作产生了冲击，就作家而言与影视的结合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造成作家创作水平的下降;在商业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场操纵下文字已经失去了力量。就读者而言，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使得人们不断追求感觉刺激，放弃生命的沉潜与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东西，不再阅读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经典。

就文学本身而言，一方面经典被戏拟、大话、重构，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摧毁着经典，另一方面各种迎合读者趣味的畅销书取代了经典，量多而质不高的作品充斥着网络与图书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任何危机的背后都是发展的机遇。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媒介事件和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商品，而是同我们的生命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西方文论研究之反思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理论研究从盲目引进介绍到开始进行审慎的反思。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渊源和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有发展也有衰落期，有优势也有弱点。几乎每一波西方理论大潮涌入都会成为中国学术的研究热点。比如说女性主义引进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出现了很多以此为解读视角的研究。诚然，理论工具的创新对促进术研究新的增长点的出现是有其价值。但是对于每一外来理论没有审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热点有时就像被风吹过的的海平面不时掀起波浪，但是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能在沙滩上找到什么却是一个大问题。所幸，近来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刚开始时的激动与焦虑，开始以一种平静审慎的态度来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如，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19］从历史、现实、文学、个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兴起的原因，指出这是数百年来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运动和实践的产物。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金惠敏认为，文化研究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极不简单认同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刘方喜《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跨学科性”》［21］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学科性来揭示在学科分化弊端凸显的当下文艺学应该怎么做。我们既不曾拥有真正的“跨学科”眼光，只强调文艺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化，把其他学科视为是恒定不变的，又不曾认识到现代学科在分中有合的状态中总有一种学科的理论范式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会学范式。文化研究对于跨学科是有借鉴意义的，超越学科分化、遵循社会学范式而具有“去经济化”的特点、“去哲学化”。在当挥马克思主义文论跨学科优势，必须拓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范围和哲学基础，特别是马克思的“关系哲学”意义重大。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则认为，文化研究十多年来虽然轰轰烈烈却鲜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问世，造成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是理论与那就来深入研究，只有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去挖掘探究和当下文化现状密切相关的问题，避免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而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新世纪的热点问题之一。乔焕江《日常生活转向与理论的“接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说起》［23］认为，当代文艺学由于对自身结构性的盲视，如过分强调审美造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放弃了价值判断与历史认知，从而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认识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未定性与复杂性。而正是这双重结构性盲视，使得当代文艺学未能认识到生活世界转向这一理论生产的趋势。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24］对“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观念的生成语境与论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论之后”并非意味着理论真正的危机，而是理论在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中的价值诉求，呼唤着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的出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新进展2011年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的探索与推进。限于篇幅，仅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25］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刘勰突出提出“情”的问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批判“为文而造情”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作品的空洞之情、虚假之情和艳俗之情，他说“体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丰富的现实感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刘勰对与山水诗、咏物诗和田园诗所体现出来的“情”，即那种社会性较小个体性较强的“情”，也加以肯定。刘勰既肯定那种以《诗经》为传统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会的、群体的、理性之“情”，也肯定个体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刘勰在“情”的问题上是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第二部分，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样产生的?主体触物起情后，所产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构思或动笔之时，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与外物融合为一?即主体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对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从“物以情兴”(“物感”)到“物以情观”(“情观”)，是情感的兴起到情感评价的过程，是审美的完整过程，它们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第三部分，讨论中华古文论中情感的表现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注意到“物感”说，而忽略了“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此文对于“物以情观”的再发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刘勰的情感表现理论。王文生认为研究《文心雕龙》者都称赞其体系严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涵及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26］一文从《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认为儒家思想在刘勰文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刘勰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来阉割文艺自身特性和规律，用伦理政治价值来取代文学自身价值，刘勰对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实事求是、细致精微地对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文学创作论。在对《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一片赞扬声中，本文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吴子林《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27］一文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作了全新的系统阐释，认为该命题所论为“学诗之法”，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诗歌功能论。具言之，诗的兴发感动使个人的主体生命开始觉醒，进而反省社会、他人与自我，从《诗》中“彻悟”或“发现”某些人生的“意义”;在学《诗》过程中，“兴”与“群”构成了互动互补的关系，诗情的兴发感动，使学诗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联结起来，产生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归属感、亲和感;“兴”与“观”的学诗阶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对象世界，到了“群”则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参与、融入到对象世界之中，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体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层。“怨”是由于达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现为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疏离、冲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为目标。在“学诗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审美的优先性毋庸置疑。这篇论文颠覆了20世纪以来郭绍虞、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论说，提出与其说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毋宁说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在培育生命意识，涵养人的情性，协调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造就一个充实、整全、和谐的社会等方面，孔子的诗学之思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深化我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具有一定意义。

李春青《中国文论中“文统”观念的文化渊源》［28］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趣味”的观点，从“贵族趣味”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统”生成的历史轨迹进行探讨。论文指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贵族趣味在社会生活层面上表现为身份意识与荣誉感，而精神层面表现为对“文”与“和”的追求，而这一切都与审美产生了直接的关联，为文统形成奠定基础，对于中国文艺思想史发展演变起着重要作用。洪越《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事故事的一种方法》［29］采用研究口头文学时常用的结构分析，选取中晚唐诗本事故事中为数众多的“三角情”(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作为分析个案。认为唐本事故事主要以口头方式传播，真实性存在很大问题，不完全能够作为了解一个诗人性格和写作具体情景的史料。但这些故事却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中晚唐，‘文化’有可能是或被想象是一种能够与政治权力对峙的资源。而这个‘文化资本’，既包括写诗和运用诗的能力，也包括人的情感能力”。本文从一个极小的研究点出发，进行细致而具体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八股文之价值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重视，研究也相对较多。如，陈才训《清代小说与八股文关系三论》［30］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八股文教育对于清代小说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论文先是枚举了文康、李绿园、蒲松龄等清代小说家坚持“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以及小说所呈现出的“间杂以经史掌故话头”的语言特色，接着详细分析了小说家如何以八股思维与写作技法来创作小说。此外以徐述夔为例指出小说家除借诗词、小说以炫耀才学外，还存在着以八股自炫的心态。对清代小说与八股文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论析，揭示了八股文对小说文体的多维渗透。黄霖《＜西厢＞名句为题之八股文的文论价值》［31］深入挖掘了中国文论史上少有的八股“句论”(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对作品中某一单句作专门的分析和批评)，这些对《西厢记》中一些名句进行解读的八股文章，对《西厢记》的写情主旨、情景创造等进行细致而精彩的论述，不仅文辞优美动人，而且分析细腻而有创见，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从整体上看，一方面，2011年度的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多元化，其视阈更加宽阔，越来越多的研究呈现出古今中外的融合会通;另一方面，创新性有所提升，不少论著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不论是具体篇章的解读还是思想的阐发，都有了可喜的推进。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如何解决学科过度分化、学科壁垒森严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当下哲学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文艺学也在文化研究冲击下，不断打破学科分化，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冯黎明《文学研究如何走向体制化》［32］着重探讨了文学研究是如何在现代性的分解式理性的作用下，从古典知识的整一性结构走向现代学科化知识，进而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获得了一个合法化地位。就英语世界来看，在古典自由主义人文教育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侧重于审美教育;在近代研究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倡导“文学性”;而在现代multiversity时代，文学研究力主文化理论。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篇9

（一）提高艺术普及率

上世纪英国主流传媒杂志《旁观者》的创办人在杂志中发表杂志创办目的，是为了让普通人也能了解社会百态，并从生活中发现哲学乐趣，使高深的哲学思想从书本中来到茶楼酒肆，走入普通人生活。而新媒体在艺术传播中也起到同样作用，使普通人通过随处可利用的科技终端欣赏了解艺术。很多媒体传播平台都会提供艺术专栏，如微博公众账号：电影学人、陶艺视觉、艺术派等。通过制作一些有趣的图片与小视屏，勾起浏览者阅读兴趣，进而引导浏览者了解相关艺术历史、演变由来、艺术特色等，让大众在日常浏览中接受艺术熏陶，从生活点滴中发现艺术①。

（二）提高民众艺术鉴赏水平

大众在使用新媒体过程中，会通过两方面不断提高艺术鉴赏能力。首先，者在时会利用一些应用软件对内容进行美化，如常见图片修复，改变图片色调突出图片主题，或是改变一些色彩配置，提高分辨率，这也可以看做是艺术创作过程②。人们长期接触这些艺术作品，本身就会提高艺术鉴赏能力。第二，如上文提到的一些公众账号，这些账号会艺术鉴赏类文章或是视频，向大众介绍不同艺术家对同一类艺术研究角度与独到见解，浏览者在学习过程中也会提高艺术鉴赏能力。

（三）增加艺术欣赏角度

2006年，央视《百家讲坛》推出了一些列文学艺术鉴赏类节目如“易中天品三国”、“刘心武解密红楼梦”，在全国掀起了一阵文学艺术评述热潮。很多新媒体用户、开发商也通过学习将自己的见解与产品融合传播在新媒体中。如一些新媒体用户会录制个人评述MV或是编写剧本拍摄《红楼梦》微电影，；而开发商依据小说内容将其制作成游戏，也受到了许多新媒体用户的欢迎。虽然个人用户与开发商对艺术阐述不够专业，但也有其独到之处，而且激起了大众兴趣，有助于艺术传播与学习③。

二、艺术学视域下新媒体与传播学关系探讨之正影响

运用新媒体传播艺术，自然也应保留艺术原本特质，借用人们对翻译艺术定义：信、达、雅三个角度来探讨新媒体对传播学的正影响。

（一）信

信，就是要真实。传播者在将高深艺术学理论翻译成被大众所喜爱的媒体作品时，主要在两方面体现了真实，第一方面是忠于原艺术理论，这类新媒体传播者主要以介绍为主，将艺术起源发展过程通过简化语言以小段章节呈献给浏览者，类似于翻译中直译；第二方面是忠于原艺术理论基础上再忠于者思想。常规如一些艺术公开课、TED演讲等这类媒体传播者本身对于艺术具有较深研究，在不断学习过程中会有一些新发现，通过一些艺术趣闻作为引入，阐明见解。使浏览者不仅丰富了艺术见闻，还掌握一些新兴研究成果，不论是入门级别还是专家级别都可以通过这些新媒体传播提高艺术素养，加深艺术学习④。

（二）达

达，就是通达流畅。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式传播手段，拓宽了艺术传播范围。首先，现代人利用手机、电脑这些新媒体终端浏览网页，刷新朋友圈时都会接触艺术相关内容，这点如前所述提高了大众艺术普及率。在旧媒体时代，人们了解艺术方式不过是电视、书本、博物馆。这些传播方式知识信息量高，但趣味性低，不便学习者记忆⑤。但新媒体传播则侧重便捷性与趣味性，很少会看到冗长的微博论文，相反都是短小精悍的文字评述与视频讲解，不仅不会耗费浏览者太多时间，还可以下载保存，使艺术传播顺畅、方便。

（三）雅

雅，是清雅，有趣，能为接收者带来愉悦享受。这点不仅是所有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也是新媒体在传播学中广泛应用原因之一⑥。从两方面阐述其为接收者带来愉悦感受。首先，内容方面，除了上述提到的艺术公开课、TED演讲，一些知名学者也会通过微博、微信发表艺术见解文章，提高大众艺术鉴赏能力，了解一些有趣艺术作品的深层内涵，而非单纯觉得搞笑。第二，新媒体使用方便且免费，既新潮又贴近生活，使用过程中，本身就会为用户带来愉悦感受。

三、艺术学视域下新媒体与传播学关系探讨之负影响

（一）负影响方面

任何事物在应用过程中都会产生两极分化，新媒体在传播学应用中同样也存在瑕疵，在信、雅两个方面体现较为明显。第一，信。一些自发艺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为了增加关注度或是过于发挥，反而曲解艺术内容将艺术传播 变得功利化。第二，雅。一些新媒体艺术传播不仅不雅，还体现了浏览者“审丑”心理。诺贝尔获奖者赫伯特•西蒙曾对不断进化的媒体传播作出预测：“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审丑”心理传播者正因如此随意歪曲艺术作品，提供大众娱乐。随意涂改名画名品，篡改名著内容丑化作者原意，并以此为乐持续更新，以提高网络知名度。

（二）对负影响现象反思

由于新媒体中艺术传播门槛低，且艺术诽谤所造成的恶意影响规模小，并不能动用法律条文来解决。就必须从者自身修养和开发商内部审查来进行控制。首先，者应正确认识有趣与恶搞的差异。有趣富有内涵，能给人带来愉悦感；恶搞则相对肤浅，如同跳梁小丑。而且优秀见解一样会带来关注度，并且体现出作者思考深度，艺术传播者应不断提高艺术涵养，通过学习提升艺术分析能力，发表独到见解。而开发商也该对一些恶搞艺术行为进行审查，对一些严重恶搞者，进行封号处理；并鼓励一些优秀艺术传播者，提升其推广度与公众关注度，扭正艺术传播风气，提高艺术传播品位。

四、结语

新媒体是一种新式传播方式，拥有速度快、范围广、易上手等传播优势。在传播学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其重要实践工具。艺术视域下新媒体传播，符合了艺术本身对信、达、雅的追求，使公众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学习艺术，提升艺术鉴别能力，加深欣赏品位。然而在运用中，仍存在不足，需要传播者提升自身修养来改变这一现象。

作者:孙乔 单位: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①马宁.传播力与媒介使用者的关系变迁——新媒体语境下对传播学经典问题的再思考[A].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第七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传媒大学,2013:13

②高启光.传播学与艺术学视域里的新媒体与当代艺术[J].艺术百家,2014,03:122-126

③徐婷婷.刍议传播学与艺术学视域里的新媒体与当代艺术[J].新闻传播,2015,01:117

④宁迪.传播学视域下的微电影广告研究[D].广西大学,2013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篇10

关于中国纪录片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前从事学者较少，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大型纪录片的热播，对纪录片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

1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

《中国纪录片发展史》(方方，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阐述和总结我国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的形成历史、发展过程，获得成就、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何苏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5)把中国电视纪录片从诞生的1958年到2004年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即政治化纪录片时期，人文化纪录片时期，平民化纪录片时期和社会化纪录片时期。并就每一个时期最富特征的一些点进行剖析，使四个时期前后连贯，形成脉络。博士论文《纪录片下的中国——二十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李灵革，浙江大学2004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用历史学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在历史学与纪录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博士论文《影像中的20世纪中国——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唐晨光，南开大学2001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毕业论文)以近百年的社会发展为背景，论述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以及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此外。《在触摸历史与实录变迁间转换——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简述》(肖平，《中国电视》。2005年9期)探讨了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发展和创作问题。《中国文献纪录片的演变》(单万里，《电影艺术》，2005。6期)论述了中国文献纪录片近80年的历史演变。《对中国纪录片的回顾与展望》(黄慰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8期)、《关于中国当下纪录片》(鱼爱源，《电影文学》，2003，2期)、《90年代电视纪录片发展概览》(刘树勋，《电视研究》，2000，8期)等论文对中国当下的纪录片发展进行了论述和探讨。这些关于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有的是对中国纪录片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论述，有的只是对某个纪录片很短发展时期的论述，探讨了纪录片发展与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等社会因素的关系，大多以年代和作品创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倾向为断代依据，对中国纪录片形成、变化和发展勾勒了一条明晰的脉络。

2纪录片理论和创作的研究

纪录片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研究占了纪录片研究中大部分，《中外纪录片比较》(张雅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J999)通过对于中外纪录片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经典作品的纵向回顾与横向比较，概述了纪录片创作的四种基本结构方式，探讨了纪录片之于现实、纪录片之于真实、纪录片之于历史的关系、纪录片应反映怎样的文化内涵等问题。《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吕新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对十多年来在中国掀起的“新纪录运动”进行了实践上的展示与理论上的分析。此外，《纪录片创作论纲》(钟大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电视纪录片制作》(吴保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生存之镜》(姜依文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2000)等书都对纪录片特别是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和理论发展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些纪录片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研究，可以对纪录片的创作手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有利于了解和研究中国目前纪录片创作的理论以及美学状况，对于研究近三十年纪录片的创作理论与美学特征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现阶段对纪录片的研究中，关注点比较分散，大多着眼于表层分析，鲜见深入、系统对纪录片进行考察的文章，而对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中，大多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考察纪录片的发展，对纪录片发展史进行剖析的就更为少见。但是，以上学者对纪录片方面的研究，为纪录片话语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史实基础，为问题的阐述提供了更多视角和切入点。

二、关于话语与话语分析

1话语理论和话语在国内的运用

在西方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涛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表现在：其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即认识论的话语观；其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一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日话语权。突破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理论奠定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一系列话语的研究中，福柯通过《疯狂与文明》(1961)、《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等著作，不仅对话语做出一般性理论描述，而且对特定领域(如启蒙运动及其制度化的成就)的话语活动作了“考古学”或“谱系学”的历史分析。福柯的分析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话语是权力的关系”。在话语的权力结构或权力关系中，一些话语处在优先的、显著的、合法的或自然的位置上，另一些话语则从边缘的、被压制的地位努力抗争以便获得社会的承认，从而表现出不同话语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这里意识形态一词包含着更为广泛的制度化意义。某些话语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最终制度化为社会的共识，并以中立、自然、理性、科学等名义确立为普遍接受的知识系统，某些话语则被忽略乃至否定为谬误、疯癫或愚昧。

国内对“话语”(discourse)的运用，主要在四个领域：一是语言学领域，有一种话语语言学，其中的“话语”一词，指的是：句子，语句。言语，或者篇章。一是文艺研究中的叙述学领域，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中，对叙述学中的“话语”与“故事”、叙述学中的“话语”与文体学中的“文体”分别进行了区分。刘安军认为，叙事行为即为话语生产行为，“用名”被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市场所决定，并由这个市场权力消费的特性决定其文化身份。第三个领域主要是哲学和思想史等领域。陈晓明于199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便以《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主体》为题，陈晓明认为话语恰恰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它更主要的是一个多元综合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严锋在《现代话语》一书中使用的话语资源也来自于福柯，他认为福柯没有提出一般的话语理论，强调的是话语实践。第四个领域，也是现在话语研究中最为关注的，便是媒介话语的研究。郭路的《对传播话语权的一点思考》(《东南传播》，2005年，10期)中认为现阶段媒介具有权力，这种控制人们思想意识的权力体现在它拥有传播话语权。并探讨了在市场经济社会，媒体如何把握手中的传播话语权，承担媒体还公众以知情权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吴晓明的《媒介传播中的话语权倾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3期)中探讨了当代的信息传播中，信息的存在着的话语霸权现象和话语歧视现象。李敬波的《浅谈大众传媒之双刃剑——话语权》(《写作》，2003年，21期)一文中探讨了大众传媒及其话语权的影响力和弊端问题。刘晓伟的《媒体的话语统治与传播效益》(《当代传播》，2003年，6期)一文中指出大众传播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社会政治的需求和公众舆论的要求，使它在被赋予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的使命的同时，也被赋予了“统治话语”的地位。

2语话分析和媒介话语分析的研究

“话语分析”(DiscourseAnalysis)这一术语首先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Harris)提出，他在195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话语分析”的文章，通过分析一篇关于生发水(hairtonic)的广告，探讨了解释句子与句子之间关系的规则，以及语言与文化、文本与社会情景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可以看成是当代话语分析的发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英美等国家，许多学科的学者纷纷加入到话语分析的行列，从而促成了这门学科的快速发展，并形成了众多研究方法和学派。20世纪70年代，在哲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影响下，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orCDAI异军突起，其中代表是福勒(Fowler，R.)、克雷斯(Kress，o.)、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114.)和梵·迪克(vanDijk)等。他们把现代社会批评理论引入语言学，不把话语当作反映社会关系的纯洁工具，而是接受福柯(Foucault，M.)的定义“话语是有系统组织起来的、反映某一社会集团的意义和价值观的话语。……这些社会集团限定、描述、并控制关于它自身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不管是边缘的还是中心的。”(福柯，1971)。通过分析话语结构，寻找其突出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以此揭示话语是如何建构和再现权力(Powcr)关系的。从不同角度，借助不同方法，以上四位学者都曾经或正在以新闻报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独具魅力的一个分支，称为“批评性新闻分析”(CriticalNewsAnalysis)或“媒体话语分析”(MediaDiscourseAnalysis)。其中梵，迪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尝试将其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媒体文本，发表了一系列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例分析的著作，如《通讯种族主义：思想和言谈中的种族主义偏见》(1987)、《作为话语的新闻》(1988)、《新闻分析》(J988)、《种族主义和报纸新闻》(1991)、《精英话语和种族主义》(1993)、《意识形态》(1998)等等。把话语和话语分析引入传播学研究和媒介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把基于媒介运作和传播过程的研究转变为媒介文本研究。费尔克拉夫(1995)在《媒介话语》一书中，把媒介话语分析的方法归纳为：语言和社会语言分析，对话分析，符号分析，批判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社会一认知”模式，文化一类型分析等等。菲斯克(1987，《媒介文化》)在讨论电视文化时，开篇就“电视、话题和术语”作了准备性的阐述。他说，为了理解节目的生产以及由此而来的意义的生产，需要理解话语的运作。在媒介研究中，话语一词最简单的含义是语言的组织，语言的扩展使用。当语言扩展到非语词文字的表达时，我们可以说摄影的话语、照明的话语、镜头剪接的话语等等。然而话语的形式层面不能取代它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层面。在后一个层面上媒介研究对话语一词的使用涉及到媒介产品的意义表征。媒介产品作为一种“话语的实践”，总会在某个重要的话题范围内涉及到意义的生产和流通，并表现出不同社会群体和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此，对话语或话语实践的任何思考必须包括三点：它的话题范围、它的社会来源和它对意识形态的作为。

媒介话语分析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充分关注，丁和根的《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1卷1期)主要从理论背景、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在宏观上阐述了将话语分析应用于大众传媒话语研究的相关问题。潘章仙《多学科、多视角的语言研究——话语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6期)对主要的几种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评述，徐赳赳介绍了VanDiik的话语观，马博森评述了Schiffrin&Hamilton关于话语的看法，等等。国内学者不仅对媒介话语分析进行了大量的介绍，而且更多的学者开始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具体的媒介话语分析实践。王华的硕士论文《英语报刊杂志经济新闻语篇的批评性语篇分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5)以福勒等人在1979年提出的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为理论框架，结合新闻事件发生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对摘自中外出名报刊杂志的一些对于同一经济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了对比分析。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示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刘文英的硕士论文《从批评性语篇分析角度浅析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朱镕基政府记者招待会个案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7)采用“批评性语篇分析”中的“三维”方法论对于朱镕基的五次记者招待会分别从文本层面，话语层面和社会文化背景层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邱春安《电视新闻访谈节目话语分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6年9期)通过对借用美国会话分析理论对英美国家电视新闻访谈节目语料进行分析，发现在新闻访谈节目中，采访者和受访者在新闻访谈特殊的话轮转换规则的制约下构建了特殊的互动模式。孙倚娜运用伯明翰话语分析模式对美国电视谈话节目(talkshow)的话语语料进行了分析。慈祥《电视娱乐节目结构的话语能力初探——兼论<非常6+1>的话语生成机制》(《红河学院学报》，2007年4期)将电视娱乐节目视为依照特定程序对语言符号进行编码的文本，依据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方法，从娱乐节目的本体特征进行文本要素一结构性分析，阐释了潜隐在娱乐节目文本之中的形色话语的生产、运作机制和流通、控制过程，等等。

以上国内外学者对于话语和话语分析理论的研究，为纪录片话语研究提供了理论的支撑，而学者话语分析特别是媒介话语分析的实践更为纪录片话语的研究提供了视角参考和方法借鉴，对纪录片话语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帮助。

三、纪录片话语的研究

可喜的是，近年来散见于一些学术刊物上的零星论文。已经开始正面涉及纪录片话语领域。《作为类型的政治运动——十七年电影中的象征与意识形态关联》(柏佑铭，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4期)、《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到多元文化的复兴——我国军事纪录片发展模式初探》(黄莉莉，现代传播，2004年，4期)、《亲民倾向——主旋律纪录片的一个选择》(杜军，《中国电视》，2005年，7期)、《警惕DV影像的国家形象误读》(张昌旭，《青年记者》2004年，10期)等论文探讨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纪录片中的表现，以及纪录片如何更好的构建意识形象问题。《历史影像与现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政治行为特征》(印少云，《中国电视》，2006年，5期)、《自任以天下之重——论当代中国纪录片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品格》(严芳，《艺苑》，2007年，1期)、《视角更加多元创作更趋自由——浅析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李薇，《山东视听》，2005年，10期)、《边缘纪录——人文思想的影像诠释》(韩燕君，《中国电视》，2005年，10期)等论文论述了纪录片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关系，并探论了精英知识分子怎样更好地融入纪录片的创作中去的问题。《大众文化语境下纪录片的生存对策——加强对话性》(梁颐，《新闻知识》，2006，2期)、《电视纪录片大众化走向思考》(王秋馥、任慧、许冰，《新闻传播》，2007年，1期)等论文对大众文化在纪录片中的话语表达进行了探析。因为纪录片的文化特性，一些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纪录片的话语和话语方式从宏观上进行了探讨，张红军的《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三种形态及其发展态势》(《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1期)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纪录片--之所以有翻天覆地的这化，与当代中国的三种文化形态密切相关。官方主导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及学界精英文化这三种文化决定了中国纪录片的三种主要形态：主旋律纪录片、大众式纪录片及精英纪录片。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这三种主要形态在当今文化的影响下，经历相互间的冲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并日益明显地呈现出各自的发展态势。张同道的《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文化形态与美学特质》(《电影艺术》，2000年，3期)认为，90年代的纪录片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形态、精英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形态、边缘文化形态。这四种文化形态的纪录片共同构筑中国纪录片的文化格局，品质各异，风格多样，矛盾而又丰富，汇成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

以上学者们的研究不仅为我们进行纪录片话语研究提供了资料和史料基础，而且一些学者在媒介话语与纪录片话语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更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和视角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