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论文十篇

大众传播论文篇1

引言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长，现在它正在发生内爆（imploding）。在机械时代，我们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延伸了。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发展，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抹去了我们星球上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的、手的还是脚的延伸，都影响整个心理的和社会的复合体。——马歇尔．麦克卢汉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霸权话语的狂乱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结语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参考文献：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陈学明、吴松、远东著3《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4《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5《文化帝国主义》〔英〕J．汤林森著6《世纪晚钟》高小康著7《科学的历程》吴国盛著8《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著

大众传播论文篇2

[论文摘要]在大众传播学领域，用模式的方式来叙述传播学的发展历史由来已久，从直线型模式到社会系统模式，大众传播学的模式研究经历了几个过程，拉斯韦尔等先驱对此领域也进行了很多探索，麦圭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对于模式研究意义重大。

麦圭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试图以模式的手段来叙述大众传播学说的发展历史。这种模式的形式非常直观。对于入门者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但正是由于其偏向简单，模式结构化，条框化，容易局限人的思维，不利于后来者的开拓。然而，对于以简明的方式来构建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模式所表达的意义重大。

首先，麦圭尔对一些经典的基本模式做了介绍，整理了传播学结构模式图的基本发展脉络。从直线型模式到控制论模式，再到社会系统模式。每一阶段模式都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以直线型为例，一九四八年，拉斯韦尔提出了五W模式，用直线型模式划分了传播学的五个领域，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对象分析，效果分析。1948年，哈罗德·拉斯韦尔(HarddLasswell)在其《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传播过程就是：谁(Who)?说了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对谁(ToWhom)?有何效果（Withwhateffect）?拉斯韦尔模式可以普遍应用于大众传播。它意味着，传送同一信息的渠道不只一种。“谁”提出了对信息的控制问题;“说了什么”是内容分析研究的主题;“通过什么渠道”是对媒介做分析研究;“对谁说的”是对接收者和受众的分析研究：“有何效果”则是对整个传播过程的结果进行的分析。拉斯韦尔的模式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范围和基本内容。拉斯韦尔公式显示了早期传播模式的典型特征，但存在着一些缺陷，其中重要的两点在于他忽视了反馈因素，以及没有看到社会过程对于传播过程的影响。

而香农—韦弗模式在传播渠道中增加了噪音的负功能因素。1949年，信息论创始人、数学家香农与韦弗一起提出了传播的数学模式，为后来的许多传播过程模式打下了基础，并且引起人们对从技术角度进行传播研究的重视。“噪音”概念的引入，是这一模式的一大优点。它指的是一切传播者意图以外的、对正常信息传递的干扰。构成噪音的原因既可能是机器本身的故障，也可能是来自外界的干扰。克服噪音的办法是重复某些重要的信息。这样，传播的信息中就不仅仅包括“有效信息”，还包括重复的那部分信息即“冗余”。传播过程中出现噪音时，要力争处理好有效信息和冗余信息之间的平衡。冗余信息的出现会使一定时间内所能传递的有效信息有所减少。人际传播的讯息内容、社会环境和传播效果并不能直接在这一模式里找到，而且这一模式仍然是单向直线的，因而不能用它来解释人的全部社会传播行为。数学模式虽然为传播学研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但它并不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传播过程。它将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固定化，忽视了人类社会传播过程中二者之间的转化；它未能注意到反馈这一人类传播活动中极为常见的因素，因而也就忽视了人类传播的互动性质。这些缺点同时也是直线传播模式所共有的。

德弗勒进一步对香农—韦弗模式做了重要补充，增加了另一组要素，以显示信源是如何获得反馈的。德弗勒互动模式的基本观点是：大众传播是构成社会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德弗勒是从社会学角度切入对大众传播体系进行整体观照，并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后得出这一模式的。该模式最为明显的优点是突出了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就传播来说，社会是整体，而传播组织、政府机构、文化环境、利益团体等是部分，作为一个组成部分，传播组织的活动必然要受到社会整体及其它各部分的影响。从这一观点出发，组成社会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部分都必然会成为影响大众传播过程的因素，大众传播过程是作为一个多变量的系统而存在。德弗勒的这一模式主要的描述目标是美国的大众传播系统，其目的是要揭示大众传播与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大众传播必然会受到社会中此消彼长的各种力量的影响，这些力量之间对比平衡的保持或打破，都会对大众传播构成影响。这一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那些直接受到国家、政府或政党的控制和指导的大众传播。

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模式的出现，意味着与传统的直线性/单向传播模式的绝然决裂。循环模式是施拉姆在奥斯古德的基础上提出的。1954年，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提出了这个新的过程模式。这一模式突出了信息传播过程的循环性。这就内含了这样一种观点：信息会产生反馈，并为传播双方所共享。另外，它对以前单向直线模式的另一个突破是：更强调传受双方的相互转化。它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直线单向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其缺点是未能区分传受双方的地位差别，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传授双方的地位很少是完全平等的。其次，这个模式虽然能够较好地体现人际传播尤其是面对面传播的特点，对大众传播过程却不能适用。模式的高度循环，使得传播各方真正处于一个系统中。丹斯的螺旋形结构是对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模式的一种有趣发展，它显示了传播过程的动态性质，强调了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因素对传播过程的影响。格伯纳的传播总模式建立了一个感知—生产—感知链，说明人类传播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主观的，有选择性的，多变的和不可预测的，人类传播系统是开放的。其目的是要探索一种在多数情况下都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模式。该模式能够依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以不同的形式对千变万化的传播现象进行描述。格伯纳模式有不同的图示。而他的文字模式则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其图解模式的构造：①某人②对某事有所感知③然后作出相应的反应④在某种状况下⑤通过一定的途径或借助于某种工具⑥获取某些可资利用的材料⑦采取某种形式⑧在一定的环境和背景中⑨传达某些内容⑩得到某种效果。可见，这是一条由感知到生产再到感知的信息传递链。该模式的优点是适用广泛。它既可以描述人的传播过程，也能够描述机器如电脑的传播过程或人与机器的混合传播。依照这一模式，整个传播过程中所有的信息都始终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见人类传播是具有开放性的系统，而传播也是对纷繁复杂的事件、信息加以选择和传送的选择性的、多变的过程。该模式只是对单向线性模式的改进，仍然缺乏对传播活动中反馈和双向性的描述，这是其不足之处。

接着麦圭尔从大众传播分别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方面做了模式分析。我们分别挑选一种模式来做分析。针对个体，康斯托克的电视大意个体行为之影响的心理学模式重点在于通过汇总一些有关一般条件（在这些一般条件下，人们观察效果的产生）的主要发现和理论，来说明和帮助预测在特定情况下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的发生。这个模式的中心命题是：一个行动的特定描述更可能导致学习那个行动；它对个人来说，愈是具有激发力，这一行动在个人所看到的全部行为节目中也就愈突出。针对社会，议程设置理论所考察的不是某家媒介的某次报道活动产生的短期效果，而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它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在特定的时间公众所讨论的问题正是媒介所突出的内容，而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也正是媒介最强调的事情。但是这一论题然有许多不完备之处，譬如，议题设置到底起端于媒介，还是起端于公众成员及他们的需求，或是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麦圭尔对受众中心模式单独做了介绍。这些模式的特点就在于研究人们如何处置媒介取代了研究媒介如何对付人们。使用与满足理论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这个模式从受众的信息寻求出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但也受到许多批评，例如它的功能主义特点，以及经验主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内心状态的主观报告，因而过于“心灵主义”了。

麦圭尔最后从模式整体的制作流程上来把握大众传播的体系特点。主要论述进行“大众传播”工作的大众媒介机构的一些方面。德弗勒的美国大众媒介体系模式代表大众媒介体系的一种自由主义或自由市场模式，社会中政治和经济力量平衡的任何变化，都能对所描述的结构和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这个模式重点集中在德弗勒所称的美国体系中的“低级趣味”内容的功能上，它是根据“满足受众所需”这个原则运转的。这种内容包括媒介产品的绝大部分。对受众根据假设的趣味或偏爱层次（高、中、低）的分布加以区分。但是在划分偏爱和内容的用语方面却存在一个基本的缺陷。高级、中级、低级趣味之间的差别是按惯例主观划分的，因而是不明确的。

参考文献

[1]丹尼斯·麦圭尔，斯文·温德尔著.祝建华，武伟译.大众传播模式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大众传播论文篇3

信息污染已成为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社会公害。信息污染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信息：

1．有害性和有毒性信息。从大众传播的内容上来考察，色情和暴力属于有害有毒类信息，也是危害最大的信息污染。这类信息力求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和“庸俗心理”，极力兜售、、、、暴力等内容，污染社会环境和受众视听，违反伦理纲常。

在新闻传播中，“黄色新闻之父”是1833年创办《纽约太阳报》的本杰明·H·戴伊和1835年创办《纽约先驱极》的詹姆斯·G·贝内特。在他们看来，一切违背《圣经》中“摩西十戒”的都是新闻，“其中背了第五(‘汝勿杀人’)第六(‘汝勿奸淫’)两项的，是最好的新闻。”如今，黄色新闻已遍布全球的各种传播媒介。在中国报纸的“周末版”、“星期版”和一些娱乐性的小报中，黄色新闻和暴力内容也是屡见不鲜的，什么打工妹失身、女秘书插足、明星婚变、大款纳妻、小尼、深夜情杀……等等，“黄货”一直屡禁不止。

在电影、电视、网络和录像带、VCD中，有害有毒信息更是波涛澎湃。据统计，好莱坞电影中有23%属于“儿童不宜”；法国录像带出租店有30%属于“黄色窝点”；一般电视剧中平均每集有接吻、上床、性搔扰、语言等色情镜头约5.4个。美国《电视导报》曾调查了特定一天首都华盛顿10个频道计180个小时的电视节目，结果共有1846个暴力镜头，其中动枪的有362个。尽管在1993年美国出台了《电视暴力管理法》，但三大电视网仍保持着每小时18个暴力镜头。面对法律，美国广播公司一位女发言人甚至在1994年1月还公然声称：“我们应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了避免法律干预，我们的节目安排得很合理，我们不会再做什么大的变动了。”面对批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集团主席沃德·斯金格辩解：“我们并不孤独，电视暴力是5O0个频道共有的问题。”在网络电子公告栏储存的数字化图像中有83.5%含有猥亵内容，甚至还有性变态的画面。

2．虚假性和伪劣性信息。大众传播中的虚假、伪劣信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是影响最坏的、受众意见最大的信息污染。虚假、伪劣信息是蒙着真实的面纱，以真实的面目呈现，使受众信以为真，判断失误，进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在美国新闻史上，大众传播媒介搞信息传播垄断，故意制造煽动性的虚假新闻，竟然引发了一场“美西战争”；后来的“美朝战争”和“美越战争”，美国的新闻媒介也同样扮演了不很光彩的角色，传播了许多虚假新闻。即使在和平时期，美国新闻媒介也存在选择性失实和偏向性失实，有时甚至有目的地传播“反间信息”和“假事件”或传谣、造谣，公开干涉别国内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经营与管理也有点趋向功利化和商业化，炒新闻、买新闻、策划新闻、变相制造新闻已成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的惯用绝招，卖版面、卖时段、搞广告新闻和有偿新闻也是时下提高经济效益的通常做法，而这些正是产生虚假、伪劣信息的直接原因。

在商业经营和广告传播中，商家为达到赢利的目的，利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和一些消费者不易确证的有利条件，伪造商品属性，夸大商品功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各种夸张语言向消费者强力推销，误导和蒙骗消费者。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由于每个人所持立场和所持观点不同，对人或事物的描述和评价中往往也渗透着大量的虚假、伪劣信息。时过境迁，这些留存的虚假、伪劣信息便给后人理解和认识当时的历史造成欺骗和误导，成为信息污染。比如，对人物进行评价时，信口开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扣帽子、打棍子、肆意人身攻击；对重大事件进行报道时，不客观公正，报喜不报忧，只讲一面之辞，甚至利用大众媒介为恶势力公开辩护。这不仅在当时会对受众造成欺骗和误导，许多年后，当人们再看这些人或事件时，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3．重复性和图像性信息。现在有许多读者抱怨：“报纸内容都差不多，看一份就够了”。因为，打开同城的几家甚至十几家报纸，人们看到，同城媒介对同一件事的报道都是同一个声音,不仅报纸上的新闻和信息内容交叉重复，甚至连叙述口气、报道角度、价值判断、编排手法、版面风格和读者定位都大同小异。其实，广播电视节目也是这样。新闻和信息内容的交叉、重复、同质，导致同城媒介没有特色或特色不明显，降低传播质量，媒体之间的替代性十分明显,竞争底线相当脆弱，最后受害的是媒介自身而不是受众。因此，对信息交叉化、重复化和同质化的现象，媒介应该引起警惕，否则，它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不仅交叉性、重复性信息是一种信息污染，图像性、视像性信息也会转化为信息污染。当代社会信息通过电视来传播的比重越来越大，日后用电脑传播图像化信息的比重也会上升。面对这一趋势，施拉姆清醒地看到：“人类如何运用电视，正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因为，图像性、视像性信息，会使观众的逻辑思维的能力下降，导致思维的跳跃、散乱和不规则、不缜密；同时，思维上的图像化、视像化，又会使观众的语言(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下降，使语言传播趋向大众化和流行化，而缺乏个性和特色。对此，西方甚至有人将图像化信息称之为：“电插头”，以警示受众严加防范。英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纽森(1995)认为，经常让孩子看暴力录像，就等于虐待儿童，社会必须保护儿童不受这种形式的虐待。

二、信息污染的治理

对于信息污染的问题，学术界从来就没有形成过统一看法。传统派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公器”，它的内容必须有益于社会健康和社会进步，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自由派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乃“自由的卫士”，它有权自由地传播受众需要的各种信息，受众也有权自由地收看他们想看的任何信息。两派学者提出的科学研究结论也都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证据。这既涉及价值观的冲突，也涉及方法论的碰撞，争论本身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针对暴力内容特别是暴力镜头日益泛滥，导致现实社会中的暴力和犯罪的不断上升的状况，许多国家已经深感忧虑和不安，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已迫在眉睫。新加坡就设立了调查电视过激暴力场面的委员会。马来西亚新闻部则要求禁播有暴力的节目。加拿大广播电视和通信委员会(CRTC)在1993年10月通过了“反暴力法”。1988的5月英国设立广播标准委员会(BSC)，负责监督媒介中的暴力描写、性表现及品位等问题。1996年8月巴西司法部和巴西电视台成立了专门机构审查电视节目，以减少荧屏上的暴力和色情镜头。澳大利亚已经开始采取对策限制电视、视屏游戏中的暴力描写和性描写。就连美国这样的音像制品的输出大国也制定了相关法律，开始对暴力镜头进行削减。总之，世界各国都已认识到解决暴力描写和暴力镜头的迫切性。

信息污染的问题不仅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一些民间组织热烈讨论和高度关注。最近，一些先知先觉者提出并大力倡导“信息环保主义”，这一运动正在美国发展壮大。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教授戴维·利维（DavidLevy,2004）说：“我们乐于把这视为新一类的信息环保主义，乐于讨论我们的经历和注意力遭受的污染。”美国的信息环保主义者认为，信息时代的首要污染物，已不是向空气中排放毒素的化学品制造商，也不是砍伐原始森林的木材集团，更不是把湿地开发成购物广场的地产商，而是来自媒介、客户、同事和广告商的大量无用信息。它们为了获得你的注意力展开无情争夺。信息环保主义者高喊，既然狂热的女权主义者可以把自己的乳罩付之一炬，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热情把自己的电脑和电视抛在一边！

媒介生态学理论和信息环保主义运动为解决信息污染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从中得到五点启示：

（1）坚持“绿色”原则，即坚守公共精神、恪守社会公器，尽可能地减少信息污染、信息伤害，避免色情、暴力、犯罪等活动的过度报道和传播器具、形式、技巧的过分运用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精神文明生态的影响破坏。

（2）坚持多样原则，即允许多种信息并存，对人类来说，信息多样化就像生物多样化一样重要。物种多样是生态系统健全、完善的重要特征。同样，知识多元化、信息多样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是现代科学传播体系的关键标志，也是科学进步、知识发展的基本形态和必然趋势。

（3）坚持平衡原则，即既不要造成信息富集、信息超载，也不要形成信息盆地、信息饥渴。同时，要确立科学的平等传播思想，反对媒介的等级观念和制度，信息来源没有高低贵践之分，所有媒介和信息都有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和权利。

（4）坚持循环原则，即保持信息良性循环，加强文化活力。[1]坚持循环原则，就是要用媒介生态理论指导和规范传播活动,正确处理媒介与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不浪费资源、不污染身心、不破坏社会稳定的“三不”发展模式。事实上，人类的传播体系也从来就是一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循环往复的整体生态系统。

（5）坚持“扎根”原则，即在“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基础上，弘扬优秀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坚守文化传统，不是搞封闭，也要注意在传统文化中加进时代气息和现代元素，以燃起当代受众的接受激情；我们坚持中国特色，也要具有亚洲眼光和全球视野，以走出国门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

当然，从宏观层面上说，此事应该由国家加强管理，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从中宏层面上讲，应该由媒介加强自律，制定出一些防范信息污染的公约和守则；从微观角度来说，则需要对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传播文本的质量加强审查，对不同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和者的声誉、能力等因素加强鉴别，要求传播者弘扬公共精神，承担社会责任。

关键词：信息污染媒介治理媒介生态信息环保主义运动

大众传播论文篇4

既然勒庞把那些受集体精神支配的人称之为“乌合之众”，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加入到群体中去，又如何形成大众心理的呢？首先，人们从个体组织成为一个群体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勒庞在书中写道：“一个偶然聚集在公众场所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群体。”[4]所以形成群体要有某种原因的激发，例如国家大事的影响、民族情结的爆发等。其次，群体行为可以掩盖个人罪过。正所谓“罪不责众”，群体具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个人在群体的庇佑下可以将责任放下，不具约束力地做事。例如游行示威、抗议罢工等行为都是集体去做的，而单个个体是不可能也不敢于做这些事的。当然这两件事情是需要集体的力量才能成功，但可以想象个体的心理，在集体的行动中他们是无惧的。如此，人们便会轻易的选择群体，并追随群体了。在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中，人们一旦进入群体，便会进入“无意识”状态。这种“无意识”指的是群体的冲动、急躁、轻信、缺乏理性与推理能力。当人们作为个体时是具备理性的，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分清善恶好坏，但当进入群体时，这种理性便丧失了，群体可能把一个无辜者作为众矢之的，例如，中的一些批斗、殴打行为。然而，领导群体的一些意识观念并不需要多复杂，只需简单逻辑，例如，在一些帝制的运动中，人们的观念是封建专制压迫人们无法生活，要这种政权。二十世纪纳粹屠杀犹太人时的观念则是犹太人人性恶劣，是低劣的种族，抢我们的饭碗，所以要消灭他们。而犹太人是否人性恶劣呢，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非常聪明的人种，而这种屠杀不过是种族主义等因素的结果。而现今，电视演讲中激昂澎湃的话语使人们疯狂的投票，抗议游行中极具煽动性的词汇让人们奋不顾身，所以不论是历史还是现今，只要了解大众心理的特征，并且善加利用，都会是达到目地的有效手段。

二、“大众心理”与“沉默的螺旋”

在勒庞的大众心理学研究中，认为群体中个人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其实，在传播学中也有相似理论的产生。“沉默的螺旋”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沉默的螺旋反应的是大众的一种盲目的从众心理，这一点与勒庞对于大众心理的特征表述有相类似的地方，也可互相解释。在勒庞所指的“乌合之众”中，人们大多抛弃了原先自己的立场或观点，而跟随了群体中的主流观点，这种主流观点也就成为了群体观点。这也就是勒庞所说的“：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6]沉默的螺旋与大众心理所反应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例如，现如今在我国的一些法律触及较少的边远山区存在着“买村官”的事件。想当选村长的人就在竞选前挨家挨户的送礼，大多数人都不真正的遵从民主选举，而是看哪个候选人送的礼多，而少数不赞成这种不正当做法的人虽心里有意见，但看到大家都接受这一做法，人人如此，也就不敢站出来反对，选择顺从了。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与沉默的螺旋虽是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但都属心理学的范畴，都是对人类心理现象的研究与思考，所反应出的现实问题也都是现今社会中普遍存在且有待分析与解决的现状，对我们有诸多帮助，可以说是殊途而同归。

三、对大众心理学的一点思考

与对现今问题的分析勒庞的大众心理学大部分是基于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来分析的，对于群体来源的考察并不是很全面，并且勒庞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十九世纪以来，民主逐渐得到普及，社会主义也日渐勃发，勒庞对此有极大的敏感，将一切群体的运动视为乌合之众的荒诞之举，这未免有失偏颇。其实，群体的运动未必都荒诞盲目，二十世纪的诸多共产主义运动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但勒庞对于群体的心理状态分析得极为精确，是我们学习与研究的重要依据。现如今在世界诸多国家的总统大选中，政治宣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不论是通过电视演讲还是公开场合的演说，都使民众更多的、更直观的了解其政治形象与政治观点。而观看讲演的人则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为他们所关注的政治人物而情绪起浮，为候选人所勾画的政治蓝图而激情澎湃，他们会呐喊助威，会在候选人的授意之下进行一些群体活动或言论。

大众传播论文篇5

【关键词】传播学 大众化 通俗化

学术大众化是学术界长盛不衰的话题，多年来既被认可和支持，也有争议和疑虑。在近些年我国大众媒介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下，许多学者透过大众媒介将通俗化的学科知识广为传播，得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一些通俗化的学术书籍也时常出现在畅销书的榜单中，这其中以人文社会科学类为主。但是对于学术大众的疑虑也普遍存在，以下例举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在大众媒介引导的“娱乐时代”，透过大众媒介进行的学术大众化将导致学术娱乐化。所谓学术娱乐化是指为了在大众传播中努力迎合大众，而抱着“讨好大众”的心态，让学术在通俗的过程中失去了严肃性和准确性，纯粹变成文化工业的娱乐产物。这样的疑虑的产生是合理的，而这样的预测也很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在大众媒介发达的今天，任何一种可以吸引受众的传播内容都有可能被肆意扩大和模仿。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学术大众化的驱动力是学术界，学者作为一个群体，是具有群体意识和群体理想的。学术大众化作为学界的一种群体理想，不会因个别现象而转变其根本目标的。“如果说，一个学者，在从事艰深的学术研究时，应该心怀一种神圣感，应该有着对学术的敬畏，那他在从事将学术通俗化的工作时，这种神圣感，这份敬畏之心，仍然是非常必要的。”①如果因为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放弃要达成的学术大众化，可以说是因噎废食。

另一种说法认为学术大众化会带来学术“荒漠化”。这种说法更多的倾向于对文化工业造成的艺术品质匮乏和艺术市场混乱的评判。但是单从艺术的层面来考量整个学术大众化的意义，是片面的。艺术的隐喻性在文化工业无限复制下的丧失不能说明学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学术理论正是要用大量的传播信息和多样的传播手段去融入社会、解决社会中形而下的问题。

一、传播学研究目的与大众化意义

学者金开诚在谈到学术大众化的作用时，提到两点：“一是扩大学术研究的社会基础，促进学术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的文明建设。”“二是促进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②整体来看，这两条体现的就是社会支持学术，学术服务社会的良性互动过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两条作用，首先就是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基础。信息传播作为人类精神交流，构建社会文明的重要手段，如果其本身存在的状态和形态不能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传播学的研究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温床。其次，传播学大众化就是要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特别是在大众传播中倾向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扮演”受众的绝大部分社会大众。倘若从社会现实要求的角度考虑，传播活动的双方都为平等的人，那么传播效果从大体上也应当分为两个部分，划分的依据应当是传播过程中的两大主体——传者的效果和受者的效果。总体上说，传播学的根本研究目的应当是传、受双方在信息传播中都达到最优效果。而从这里，就能看到传播学大众化的意义：在大众传播占主导的社会中，提高大众媒介的传播能力和社会大众的媒介素养，都是进行更好的大众传播的有力途径。倘若传播学的学术理论能够很好的指导大众媒介的传播活动，那么通俗化的传播学知识被大众所接受，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也就是说，传播学的大众化属于传播学理论指导传播实践的重要环节。

拥有强大的大众传播系统并不能代表社会信息传播的日趋完美，拥有相应能力的使用者才能使整个系统的各个积极方面完全调动起来。大众传媒的从业人员和传播学的研究者只是这个系统中的服务者，而社会大众是传播系统的使用者。如果在传播学的普及中只注重传媒服务者能力的提高，而忽视了社会大众，岂不是喧宾夺主。

二、传播学发展和其本土化的阻力

传播学在中国引进、发展三十余年，始终面临两个大的阻力，一是传播学自身并没有在学术界取得较强的地位，“不仅迄今未能取代传统新闻学在学界的正统地位， 而且一直以非我族类的疏离感游离于主流之外”。③二是传播学界始终向往的传播学本土化似乎成了纸上谈兵，在实际学术研究中进展有限。

传媒的迅猛发展必然使其背后理论指导性的学科获得充足的发展动力。对应每一种媒介形式而产生的研究活动，无不是在这种媒介得到成熟发展和广泛使用的前提下进行的。可以说，传播学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是必然性的。传播理论在美国的发展是从“创新”到“扩散”的渐进式过程。反观我国，并不是我们没有丰富的传播实践和传播形式。而是当我们将一整套建立在另一个社会文明上的理论套用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时，免不了会有排斥反应。

传播学的本土化也已经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中国大陆以来，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其本土化的争论。诸多学者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的讨论，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所谓“自觉的而非盲目的、深刻的而非肤浅的、清醒的而非狂热的民族主义”④，要创造中国自己的传播学，并且最终使中国的传播学为世界传播学研究做出贡献。另一种是从较为实用主义的角度，疑虑西方的传播学思想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能指导不同语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结构的我国社会的传播实践。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传播学本土化的趋势是必然的，这种认定中却看出过于理想化的态度和走捷径的心理，“语境的转换已使真洋鬼子变为假洋鬼子，所欲本土化的东西似已来路不正”⑤。传播学的中国化变得欲速则不达。

三、传者的传播学

从媒介效果研究的历史来看，不论是强效果理论、有限效果理论和温和效果理论，所谓效果两字的立足点，都是站在大众传播的控制者——也就是广义上传者的角度来看待传播效果。这种传播学研究上的偏颇是普遍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在当代社会大众传播中，不能否认传播的控制者比普通受众有更多的利益考量。如果说传播学研究者对于当代社会大众传播不平衡状态的不满，不能改变完全与市场经济挂钩的大众传播所要走的发展之路，那么传播学的大众化也许是在强大的大众传媒和相对弱势的社会大众之间寻找平衡的有效办法。也就是说，在大众传媒产业不断用传播学理论强化自身传播能力的同时，受众也能够在传播学大众化的影响下提升自己对传播的认知水平，提高掌控信息的能力，总而言之就是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

参考文献

①王彬彬，《学术通俗化不是学术娱乐化》，《南方周末》，2008

②陶铠、金开诚、杨义，《小众学术，大众阅读》，《中国图书评论》，2002（3）

③④⑤张健，《话语型态与问题意识：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研究的再研究》，《现代传播》，2008（4）

大众传播论文篇6

[关键词] 微博时代；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策略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微博（全称“微博客”）2006年3月最早由美国Twitter公司发明，是一个不超过140字内容的信息更新、即时分享的个人网络平台。2010年，我国微博元年开启，短短两年间微博用户数量已超过3亿。根据一项使用微博群体的网上调查显示，青年大学生是使用微博的主流群体，微博已成为影响大学生情感、学习、生活的重要媒体。[1]与时俱进地研究微博时代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努力把微博打造成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兴阵地，这是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一、微博与高校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传播生态变革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由政治形态向大众形态的转变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抽象政治话语向通俗生活话语转换，在内容上表现为理论逻辑向日常生活逻辑转变，其核心在于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大众的崇高信仰。微博作为新一代“社会化媒体”，其传播的最大优势是信息形态的微文本化和信息传播的社会化。微博带来了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技术生态、文化生态、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等层面的重大变革，使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1． 传播技术生态的变革

微博除了现代传播媒介具有的自主性、交互性、快捷性、平等性、开放性等特点外，还具有其他现代传播媒介难以比拟的传播方式的“点对面”性、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传播速度的即时性和传播效应的放大性。在微博中，每个用户都兼有传播者和受众的双重角色，同时又是不同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传播中介，构成“点对面”的即时传播。微博传播往往会引起微博事件的放大效应，具有挑战其他媒介的以小搏大的能量，对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微博的这些技术特点有利于扩大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面，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时效性，引起了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技术生态的变革。

2． 传播政治生态的变革

在现实空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传播信息由少数政治精英生产，传播方法主要是单向灌输，传播内容重视理论逻辑，传播过程带有一定的政治强制性，传播信息难以获得受众的彻底认同。在微博空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所有受众都能够参与传播信息生产，传播方法靠受众互动接受，传播内容重视生活逻辑，传播信息只有被受众认同才能继续传播，整个传播过程是在民主、平等、自由的气氛中展开。可见，微博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交互式传播政治生态，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方式带来了重大挑战。如何建立和完善与这种传播政治生态相适应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体系，使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理论逻辑转化为生活逻辑，体现出对大学生日常生活世界的真实关照，是亟需应对的时代命题。[2]

3． 传播文化生态的变革

微博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其突飞猛进的发展带来了文化活动的多元化、多变化以及动态化，使文化创造和传播主体走向网路化、个人化、微型化和散播化，形成了文化创造中的有形与无形、汇集与多样、民族与全球的张力关系，并通过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分化和整合，打造了多元文化互动、对话、融合和创造的嘉年华，生成了一种多元价值观博弈的崭新文化生态局面。在微博文化生态中，那些有巨大传播能量的微博信息代表着主导价值观的传播。这种传播是在平等、民主、开放、互动的虚拟环境中交互进行的，其价值认同感和传真率都是现实空间难以比拟的。这种新的传播文化生态有利于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信息的价值度和传真率，使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更具人性化和生活化色彩，引起了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文化生态的变革。

4． 传播社会生态的变革

微博是网络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微博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社会。微博虚拟社会是一个以公共意志为基础、以公共权力为核心、以公共话语为工具、以公共事件为议题的微型网络社会。在这个微型网络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由实体性转变为虚拟性、由静态转变为动态、从中心化转变为网络化。微博用户虚拟实践的每一动向都会通过数字传递方式使他人分享，微博空间的每一具体事件都会通过微博传播与整个虚拟社会共享。微博作为一种新媒介，为公民社会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营造了一个全新的公民社会传播生态。探讨基于微博事件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成果嵌入到微博事件中进行巧妙传播，是微博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现实命题。

二、微博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传播面临的若干理论问题

无论如何都不能简单地把微博视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微博实际上提供了一种信息传播的新体系，创设了人类言说话语的新形式，生成了多元价值观念传播的新境遇，开启了人类社会交往的新时代。对于微博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主要理论问题，既不能忽视，也不应过分夸大或缩小。相反，只有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分析，才能使微博更好地服务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才能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使微博走上科学发展轨道。

大众传播论文篇7

关键词：网络平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有效路径

引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适应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实现路径。借助先进的传播工具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需要掌握的新方法。

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现状分析

依据《2020中国网络经济年度洞察报告》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度，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了64.5%，移动网民的占比达到了9.93成。回溯分析可知，到了2019年，我国的网民总数已经达到了9.04亿，是全球网民规模最大的国家。数字经济现阶段已经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现状意味着网络信息系统的应用广泛性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1〕。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要求下，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系统不仅是客观上文化传播工作的开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必然选择。而根据CNNIC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可知，随着网民规模的扩大，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了更加坚实的用户基础。而经济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密切的关系，只有用户的思想认知水平和政治觉悟得到有效提高，经济发展的方向才能得到有效导正，而且借助网络信息系统和平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当代思想教育的科学方向。

二、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挑战分析

从网络信息技术的基本特征入手进行分析，可知网络信息技术一方面具备具体应用维度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存在信息流通多元化和其本身丰富性较强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基于网络信息技术和平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需要面临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如何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的优势，规避这种先进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的风险是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2〕。

（一）应用优势分析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工具和技术，其自身的出现和生存必然是由于在实际应用中所具备的一些典型优势。从具体的应用优势的角度上分析，可知网络信息技术能够实现对理论性较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进行广泛传播，且传播的形式和内容也可以依托不同的载体和形式进行适当的转换，对于受众来说，这种传播形式较之传统的传播形式本身就具有新鲜性和吸引力，能够激发大众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相关的思想文化学习工作中去〔3〕。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主要切入点，包括了高校大学生和政府、企业工作人员两部分。以高校大学生为例，相较于传统组织形式下的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教学的开展，基于网络信息技术和平台转变教育教学的组织形式和呈现状态，这会直接起到激发学生主观上的学习兴趣的作用。另外，由于网络平台上的信息传播具有共享性和普及性较强等特征，在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中，也不容易造成受众由于文化背景和思想认知能力上的差异所带来的知识传播层次和理解效果的差异，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在内容的全面性和整体结构上是具有高度统一性的，这避免了在针对不同地区或生长环境的人群进行思想教育和文化传播时可能出现的效果差异问题。最后，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开展本身的角度上来讲，有了网络信息技术和平台的支持，意味着文化内容的传播途径也得到了有效地丰富和发展，这也是促进传播工作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除了传统的通过图书、杂志、新闻等传统的途径达到面向大众的文化传播目的外，有了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一些基于多媒体工具形成的视频、纪录片形式，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且利用视频或纪录片的形式开展传播工作，本身其在呈现形式的丰富性上就更强，也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4〕。

（二）主要挑战分析基于网络平台的先进性和技术性特征，在实际应用这种技术和平台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和挑战。首先，网络平台上信息流通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会导致一部分带有负面思想引导作用和色彩的信息流入到大众文化的内部结构中。这种负面信息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受众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思想的认知和理解带来一定的误导和障碍。尤其是对于当代大学生群体而言，其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支持力量，正处在思想意识和文化认知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关键阶段，负面的思想引导和文化内容干扰会导致部分学生出现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认知的偏差。至基于网络信息系统和技术为载体开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大众化传播工作中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5〕。其次，基于网络渠道实现文化传播的实际效果存在问题，这一点主要是指在基于网络平台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中，虽然从形式上来讲大众化文化传播的工作得到了执行，但实际的执行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要求。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员群体中，有超过60%的受众都表示通过不同的渠道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但其中有近30%的受众表示其对于理论知识内容存在一些基本印象和理解，但对于联系实际运用这一指导思想的方法并不能做到有效掌握。这意味着虽然部分工作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得以完成，但实际的效果却并不十分理想。

三、网络传传播视域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有效路径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知，网络信息技术和平台作为一种具有现代化色彩的技术和平台，在实际应用中，为了规避这种技术和平台的负面影响，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要求寻找合理利用这种先进技术的有效路径。

（一）传播过程中灵活坚持传统与创新结合的方式在传承中创新是理论知识学习和文化传播中应当追求的最终目标，只有经过了创新的理论知识才具备在新时期发展并稳定的生命力。而从传播工作的开展形式方面来讲，传统与创新的结合本身就是不同于传统传播方式的一种新形势，必然能够更好地与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状态相适应。为了切实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效果，关于相应的理论知识框架和内容，要注意尊重传统的理论知识体系。针对部分理论知识的普及在内容标准方面，还需要依托传统的理论知识框架作为参照，这也是为了从根本上保障文化传播的方式和方向不发生偏差。另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文化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阶段的发展和变化后，其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的文化发展史，把握住这部分传统层面的框架结构和内容是非常重要的〔6〕。另外，从网络信息技术应用的角度上来说，理论的创新也是非常必要的，而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平台和技术可作为理论创新的载体和传播途径进行应用。关于创新工作本身的开展方面，理论的创新在新时期是以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为主的，在进行文化传播时，应当重视依托网络平台和途径，一方面通过系统党课或者“学习强国”软件开展相应的学习活动，这种基于开发定制的软件开展相关文化传播和学习的方式一方面具有客观上的规范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学习的过程起到监督、管理、考察的作用，是有效规避负面信息干扰的传播和学习方法。

（二）传播中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与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播工作的开展中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理论是实践工作开展的重要参照标准，实践是验证理论知识科学性的有效途径。这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需要得到充分重视的核心原因。所谓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指不仅要基于上文选用专门的、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学习软件和工具开展相关的学习，同时也要针对理论知识学习的进度和效果加大考核和评价的力度，合理的考察和评价一方面能够便于掌握大众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相关进度和学习效果，从而提高相关理论知识和传播工作开展的实效性。另一方面，还应当从实践活动的开展角度入手，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获得更加有效地实践支撑〔7〕。例如，在社区范围内、企业员工内部、高校社会实践活动中酌情开展爱心义诊、为独居老人献爱心或者基于高校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服务志愿活动等。只有让受众通过社会实践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实践方法进行全面的体验和掌握，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工作切实取得在受众的思想上和行动上起到促进和提升作用的效果。最终引导受众以理论知识指导实践，实现全民思想认知水平和政治觉悟的逐步提升。

（三）规范网络信息技术在传播中的应用流程这一点主要是指在基于网络实现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中，要通过制度建设和规则制定给传播工作的开展从客观上提供有效的依据。另外，除了开发利用具有针对性的系统UR软件外，建立专门的宣传网站或者在政府官网上设置专门的学习栏目也是规范文化大众化传播模式的有效途径。首先，关于网站建设的问题，可依托新闻网页、社区论坛网页或者企业官网以及用于商务娱乐活动的网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时期理论内容作为文化宣传专栏进行设置和融入，这会在感官上给受众营造一个浓厚的文化学习氛围，让受众从精神和思想层面对这方面传播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有更加清晰明确的认知。另外，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还可以依托网络舆论氛围，将这方面工作开展的意义和性质提升到一个较高的高度上。例如，基于的核心思想，利用政府部门和官方网络舆论的引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学习提供更为充分地条件和契机，网络舆论的特点在于传播速度快、普及范围大，对于具有积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来讲，这种传播载体的优势能够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最后，为了促进传播工作的开展在稳定且绿色的网络环境下开展传播工作，政府部门还应当及时根据网络传播环境的现状以及传播工作的需求制定相应的管理工作规范和制度，确保传播工作的开展所处的网络环境尽可能保持在稳定的状态下。

（四）利用网络系统和平台搞好宣传工作网络系统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广泛性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从宣传工作的特征角度分析，可知这部分工作的开展在重点要求上包括了广泛性、准确性和共享性的特征。在利用网络平台和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的过程，就是充分发挥网络信息系统这一特征和优势的过程〔8〕。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相关信息的宣传工作也是大众化传播工作开展中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为了取得更好地宣传推广效果，政府方面可依托自身的宏观调控作用适当对社会舆论主题方向进行引导，以社会层面上的议题为切入点，筛选其中具有思想深度和文化价值的议题，通过辅助引导人民群众参与讨论为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触和学习提供契机。另外，可针对党的精神加大宣传力度，明确宣传工作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重要基础作用，引导民众立足当前的社会发展状态和个人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状态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意义进行初步理解。在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开展传播工作的过程中，还可以适当引入一些网络平台上的反面素材，避免一味地规避负面信息刺激民众的好奇心，通过正反对比的方式，发挥出负面信息和资源在正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呢。这也是对宣传工作开展手段的一种有效创新。最后，合理有效地宣传工作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营造一个浓厚的学习氛围的作用。

四、结束语

大众传播论文篇8

关键词：大众传播；大众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体制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所产生的正是所谓的大众文化。

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mass communication”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

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大众传播有着不同的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对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概念，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雷蒙.威廉斯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在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界的各种理论也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大众传播的介入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信息做出多种多样的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出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3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同时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做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在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的应该不仅仅是观望。

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参考文献：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人的延伸》 何道宽译 商务印书馆 2007年7月出版

2、陈学明、吴松、远东《社会水泥：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4月出版

3、（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 新华出版社 1984年10月出版

4、郭庆光《传播学》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11月出版

5、（英）J.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 冯建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1月出版

6、（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 王文斌译 商务印书馆 2001年5月出版

大众传播论文篇9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特点；对策探索

党的十报告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新的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是一项复杂而又繁重的任务。马克思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1]（p9） 。因此，要改造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主观和客观世界，必须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宣传和探寻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对策。

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特点

近些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化传播，展开了不少宣传和普及的工作。为了更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有必要透彻的了解其传播的特点。在此，我将借鉴传播学的理论，从传播主体、传播受众和传播环境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化传播特点。

（一）传播主体

传播主体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引发者，他们对整个传播活动的发展过程和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主体主要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以及达赖这样的意见领袖等。近些年来，这些传播者们也做出了不少显著的贡献。但是，这些群体中仍存在着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度并不高，也没有做到积极主动、协力同心，从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传播。

（二）传播受众

传播受众指的是信息传播的接收者，是传播的对象和目的。传播受众对信息持什么样的态度将对传播的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受众自身的特征和素质也对信息传播的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全面的了解受众。

在我国，西南地区差不多集中居住着30多种少数民族。不同民族的民众比较容易接受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很难接受来自汉族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在这些民族地区有着广泛而又深入的影响。语言、文化以及宗教等方面的影响，使得这些民族地区的民众很难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这些地区仍比较落后，他们中大多数是农民，文化水平很低，他们关心只是自己民族的耕地生产问题，很少关心时政问题，更不用提马克思主义。由于认知水平有限，因此，要想他们能够理解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恐怕比较困难。

（三）传播环境

传播活动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刻的了解传播环境的特征。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特殊的社会环境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和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很难触及西南民族地区的每个角落。

众所周知，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群众居住的地区的地形都较为复杂险峻，地貌以山地、丘陵、高原为主，气候条件也比较恶劣，灾害性的天气频频出现。另外，社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然而，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媒介产业也不够发达，不利于信息的有效传播。其次，西南民族地区民众受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习俗的影响较大，从而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再次，有些地方的政府没有足够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传播，拜金主义的思想和的盛行都在一定程度上给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策探析

（一）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教育工作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不只是一个口号，必须要落到实处，讲究实际成效。政府可以印刷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册，发到这里的家家户户。也可以专门组织一些专家宣讲团，定期或不定期的到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尤其要做好这些民族地区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一代的宣传教育工作。可以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多种媒介进行传播。此外，也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测评机制。通过这些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实现普及。

（二）选择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特点相适应的手段方法

曾经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 任何国家的思想界， 都要创造新的理论， 写出新的著作， 产生自己的理论家， 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2]（p109）。因此，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践马克思主义时，也要针对新的实际情况，分析少数民族的特点来弘扬马克思主义。

首先，由于这些民族地区的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在宣传教育的时候，要尽量把马克思主义的变得理论通俗易懂。正如马克思就提出哲学研究不仅“应该面向广大群众的理解力”，而且“应该成为对它自己是通俗易懂的”[3]（p214）。其次，在进行理论宣传的时候必须结合不同民族的语言表达形式、文化特点和日常生活实践。诚如指出“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正确回答和指导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发挥自己的威力和真正掌握群众”[4]（p879）。最后，也要充分利用宗教的作用，找出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相通相适应的地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易于被他们所接受。

（三）制定推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关政策方针

建立适合不同民族自身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可以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顺利进行。当然，在制定法律法规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民族的特点。如果有有人不遵守相关的规定或者是阻碍有关部门的执行工作，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加大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基础硬件设施和资金的投入，前面提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多种渠道和媒介，这就需要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大量的基础硬件设施和资金。培养组建一大批宣传人员，这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让群众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基础。只靠单纯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还需要切切实实的解决好西南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活问题。只有当生活水平提高了，群众们才能更愿意接受和相信马克思主义。

三、结语

总而言之，应该把推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推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有利于实现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我们必须抓住这些民族地区发展的大好时机，努力促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真正的掌握、信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大众传播论文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3―0135―02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存在的困境

1.宣传者自身的制约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决定大众化传播的效果，对整个活动起着主导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要求传播者具有较高的理论专业素养，同时又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政治素养，这也是与其他理论宣传者不一样的地方。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博大精深，传播者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掌握有一定的难度。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还需要掌握一定的传播技巧，能把两者都兼顾的宣传者就更少。因此，从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的专业人员相对较少，更没有形成长期的、稳定的、专业化的传播队伍。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传播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接触较少，没有走进群众的生活，也就不能了解老百姓所想所需的一些问题，与群众所关注的问题不能很好地衔接，以至于群众不接受，更难以实际运用。宣传者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缺乏扎实的专业知识、缺少一定的宣传技能或缺少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交流与沟通，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推广。

2.传播内容本身的束缚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实就是要求运用日常简单易懂的话语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使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具体与生动，更容易让群众所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着严密的逻辑性。然而，一些学者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高度概括，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这就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带来了一定的阻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的理论水平较高，而广大人民群众的专业理论接受能力又不高，传播者需要借助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

3.多元文化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有力地推进了各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同时也给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科技以及网络媒体方面的优势，加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输出。由于接受者的思想觉悟、知识水平以及理论修养等状况不一样，一些青少年、基层群众自然就产生了质疑。另外，我国现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变革，利益格局调整，社会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动，在生活中频繁地接触到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大众日益多样化的思想和价值观正面临着新的考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传入，与中国的其他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弱化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路径探索

1.加强传播队伍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众化的实现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宣传队伍。理论宣传队伍的好坏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的效果，这就需要他们具备较高的专业理论素养、宣传技能和相关的工作素质。“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首先，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素养。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自身应该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落实在工作中才具有说服力。传播者自身还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具备扎实的、专业的马克思理论功底。其次，具备宣传的技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应该熟练地掌握一些宣传技能，把马克思主义与当前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结合起来，把抽象的理论与通俗的语言结合起来，把枯燥的理论与多种媒体结合起来。最后，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要始终做到坚持人民群众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做到走进群众、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让广大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离自己不远，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用的，是能够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

2.传播语言通俗易懂

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应想法设法使传播的内容通俗易懂，让广大人民群众乐于接受、容易掌握。邓小平明确指出：“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中，用群众语言将更加适应群众的思维方式，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容易被群众所掌握，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拥有生命力。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要做到通俗易懂，就是要让理论回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按照“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原则关注民生，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性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

3.传播渠道灵活多样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其效果如何也受到媒介技术变化的影响。早期主要是依赖印刷传播，出现了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报刊，如《申报》《京报》等等。电子传播时代，电视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技术，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广起到了技术支持的作用。“现代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正在改变文明人受视角支配的状况，电视不仅扩张了人类的视觉和听觉，而且由于强烈的现场感和接触感而扩展了人类的触觉。”在网络媒体时代，网络既增加了传播渠道，也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挑战。“1998年联合国的时任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年会上正式宣布，互联网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之后所兴起的‘第四媒体’。”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中，传播方式与渠道显得单一，而网络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播的不足。网络平台的搭建，有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参与性，使之形成一种开放的、平等的交流渠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应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积极开发多种形式的传播方式。

三、结语

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传播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困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中，马克思主义应该融入中国文化，将马克思主义从学术语言转化为日常生活语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如果马克思主义一直停留在理论层面、官方层面，就不能做到真正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传播方式和渠道的增加，为部分青年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皮家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孙占元.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