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学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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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学

文化文学范文篇1

一、清代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观念与联姻形态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以“陈、储、吴、史、任、路、蒋、徐”等几大著姓为构成主体。这些家族大多为南渡之族,于宋元战乱之际迁徙到阳羡。阳羡位于太湖西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少富商巨舶之往来,而传统文化根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得以深植,重视耕读传家的地域文化风气相当浓厚。受此熏染,阳羡文化家族具有深厚的崇文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都坚持以儒为业,以不文为耻,以科第望其家。这由县志、府志等各类方志中屡被称颂的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便可知,如《宜兴县旧志》载吴氏家族“科甲蝉联五世”,其中吴达可,万历五年进士子吴正志,万历十七年进士孙洪亮、洪裕举人,洪昌进士。曾孙贞吉举人,贞庆进士;元孙元臣进士,人以为“德业之报”[1]。储氏家族“三凤家声”,即康熙五年,储方庆与兄储善庆、堂侄储振登同榜进士;雍正十年,储晋观、储传泰、储鼎泰同中举人,名震一时[1];同时“五凤齐飞”,储方庆五子右文、大文、在文、雄文、郁文同登进士榜[1],成艺林佳话。又据《万氏宗谱》《陈氏家乘》《储氏族谱》等谱牒文献,万氏家族因明代中期万士和、万士亨兄弟同时登第而名列望族。陈氏家族于晚明因陈于廷、陈一教、陈于泰、陈于鼎等人先后登第、同朝为官而称望于乡邑。储氏家族因晚明储昌祚、储国祚、储显祚等先后登进士榜被视为名士之族。由此可见,阳羡文化家族以追求科举功名作为家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实现崇文尚儒的理想,阳羡家族文人在读书课业的同时,注重积累一定的学术优势或文学优势,逐渐形成明确的文化追求,因时间的沉淀而渐积丰厚。随着家族承衍,这种优势最终融汇为独特的家学传统。如储氏家族尤擅古文,陈氏家族则以词鸣,吴氏家族以诗文而著称,万氏家族专攻经学。虽然各个家族的文化素养及其各自擅长有所不同,但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阳羡文化家族的稳定发展,能够产生“文化家族叠加”关系,形成特有的地缘文化现象。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不仅重视自身的文化建树,而且还非常重视家族婚姻圈的建立。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性,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社会交往,易形成趋同的社会观念,从而产生密切联系。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间的一般性交往,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引发质变,而在重视宗族血缘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合二姓之好”的联姻,无疑成为建立超越地缘交往关系的最佳方式。阳羡文化家族正是“利用联姻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借助联姻形式强化自身的组织性”[2]41,形成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家族联盟,使彼此更为稳固,并以此来影响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阳羡文化家族联姻的过程,是以某一姓氏为中心,通过婚姻与他姓望族不断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双方家族的文化素养,这是家族文化积累沉淀的结果。以陈维崧家族的婚姻为例来看,维崧祖父陈于廷有四子,长子陈贞贻配本邑路氏女,乃路云龙的孙女;次子陈贞裕娶同郡进士吴道行女;三子陈贞达娶常州进士郑振先女;四子陈贞慧娶同郡进士汤兆京女。陈于廷的两个侄儿陈贞元、陈贞禧分别娶万炯女和万震祈之女。陈于廷的三个女儿分别适举人吴洪裕、庠生曹懋勤、进士吴简思。陈于廷养女杜氏适进士吴正心。陈于廷弟陈于明的女儿,长适太学生万诚,次适明戊辰进士路进,三适壬午解元癸未进士卢象观。陈于廷弟陈于扆的女儿,分别嫁太学生储懋学、庠生徐荪。显然,陈氏家族在其择婚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方的文化背景和功名成就。陈维崧家族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以诗书传家,而与陈氏有嫁娶关系的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亦世以风雅为胜,文化层次较高,体现了重视文化门第的择婚观。反观之,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选择陈氏,也同样是以陈氏文化声誉作为一个重要标准。以上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说明了清代阳羡文化家族坚定的文化取向和处于共同社会层次的内在要求,而正是这种“取向”和“要求”的不断实现,使得其联姻行为具有规模效应,这主要反映在家族联姻形态上,具有世代连续和连环共存的特点。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往往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嫁娶关系,而追求世代缔结“秦晋之好”。以清初阳羡吴氏与陈氏的联姻为例,缔结了四代婚姻,纵向历时长、辈份衔接紧。首先是吴洪裕娶陈维崧姑母,其次是吴洪裕之子吴本嵩娶陈维崧堂姐,再次是吴洪裕孙女嫁陈维崧弟陈维岳,最后是吴洪裕曾孙女嫁陈维崧子陈履端。阳羡文化家族的世代联姻,形成了亲戚关系的累复叠加。例如储氏与陈氏的婚姻,储懋学娶陈维崧堂姑,储懋学之女又嫁陈维崧,陈之堂姑又是他的岳母。此后,陈维崧孙陈克猷又娶储懋学曾孙女。再如万氏与陈氏的婚姻,万复古娶陈维崧表妹,万复古子万峰娶陈维崧女,陈维崧女的表姑同时兼为她的婆母。又如吴逢原娶储欣妹,吴逢原侄孙吴来燕娶储欣女。阳羡文化家族间的世代娶嫁,可能会出现暂时性中断,但很快就会因文化门第对等而“再续姻缘”,如储氏与史氏,明末储昌祚女适史汤诰,因储昌祚与史汤诰“同登万历壬午贤书,契甚,因此以次女为公配”[3],储氏女与史汤诰之子即著名词人史惟圆。在这一桩史、储联姻之前,史汤诰的曾祖母也是储家女。清代中期,储、史之间又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联姻,储在文之女嫁史惟圆侄孙史镕英,储在文侄孙储嗣会娶史承谦之女,另一侄孙储成璋娶史承谦的侄女。史氏与徐氏也是如此,在清初缔结婚姻后,于康熙末年再续“前缘”,乾隆初期“宜兴二史”史承谦、史承豫的母亲即著名词人徐瑶之女。从以上家族间嫁娶关系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吴、储、陈、万、史等以各自家族为中心,形成各1042012.3自的婚姻圈,而每个家族的婚姻圈又呈现交集,在共时性内,形成以某一家族为原点,向四周辐射、绾结的态势。如以陈氏为中心,吴氏、储氏、万氏聚合为姻亲族群,以储氏为中心,陈氏、史氏、徐氏又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姻娅家族联盟。虽然,因家族文献材料散缺的缘故,我们尚不能全景式地展现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繁复错杂的姻亲图谱,但就以上陈氏、储氏、万氏、吴氏、史氏等阳羡文化家族交相迭错的联姻形态,已俨然形成了一张姻娅网络,联结着来自不同家族的阳羡词人。由此不难看出,清代阳羡词人不仅具有地缘关系,而且还保持着深厚的血缘、亲缘关系。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通过门第对等的家族联姻,实现了共同处于同一社会结构的文化追求,缔结了一个以亲缘和血缘为纽带的亲族群。清代阳羡词文学集群的产生,正是基于这种姻亲关系。阳羡家族文学力量因联姻而得以凝聚,因创作实践而得以发挥,最终成就了清代阳羡词学的辉煌。

二、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所形成的词文学氛围

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反映了家族生存的一体化趋向和强烈的类聚性特征,这是家族间根据自身要求所进行的文化选择。家族间如此相攀互联,持续得越久,所历世代越多,则越有利于家族的繁衍、家风与家学的培育,家族文化的积淀越淳厚。地域之内,联姻关系成为形成人才渊薮的内在机制;家族之间,随着亲缘和人文的渗透,姻娅网络就形成一个意味独特的人文空间和共同体。阳羡文化家族的词创作的兴趣与创作取向,正是在联姻所构造的这一人文空间和共同体中逐渐生成发展的。阳羡文化家族往往都具有一门风雅、词人辈出的文化特征。陈氏家族有陈维崧、陈维嵋、陈维岳、陈宗石、陈维岱、陈履端、陈枋等,储氏家族有储福宗、储欣、储贞庆、储方庆、储国钧、储秘书等,万氏家族有万树、万锦雯、万廷仕、万松龄等、徐氏有徐荪、徐喈凤、徐翙凤、徐瑶、徐玑、徐洪钧等。同时,这些家族间姻亲关系错综,如万廷仕与陈维崧为表亲,与万锦雯为从叔侄,又与万树为堂亲;徐荪既是徐喈凤兄弟的叔父,又是陈维崧的表姑夫。然而,正是陈氏、储氏、万氏、徐氏、史氏词人共同吟酬创作,才促成了清代阳羡词兴盛的局面。清代阳羡词文学创浓厚作氛围,正是在家族间所形成的联姻关系中勃然兴发的。这种家族姻娅联盟,就是一片丰沃的词学土壤。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以储氏家族联姻脉络为路径,从时间流程上进一步纵向观照阳羡词文学氛围的流变。由此可以发现,顺康之际储贞庆、储福宗、储欣等与史惟圆、陈维崧等多有唱和,文学交往密切,雍乾之际储氏后人储国钧、储秘书叔侄与史氏后辈史承谦、史承豫则过往甚密,时相吟咏酬和,以储氏、史氏为核心,又形成了阳羡家族姻娅圈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词集群。而不同时期储氏、史氏词人的递相汇聚,足以说明联姻所形成的文学环境具有多么深厚的影响。显然,雍乾之际以史承谦为首的阳羡词人群,是联姻所构造的文学环境对家族文学力量的再聚合。而这一群体的核心人物史承谦,亦是姻亲延绵与文化渗透所胚育的重要词家。据严迪昌先生考证,史承谦系史惟圆从侄曾孙,徐瑶之外孙,史惟圆与徐瑶父徐喈凤,皆为清初阳羡派名家,徐瑶亦有《桂子楼词》《双溪泛月词》,与史承谦祖父史陆舆为同辈姻亲[4]231,史承谦所置身的词文化氛围由此可察。

联姻还有助于家族间在道义上彼此扶持,在政治、文化上共同发展,激发并增强集体忧患意识。这种精神一旦凝结为地域人文传统,必然会成为家族文人自觉的精神选择,进而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自晚明以来,阳羡联姻家族间就积淀着崇尚气节的清流之风,陈于廷、汤兆京、史孟麟等,既为姻亲,又同为东林党中的刚介之士,抗争阉党尤为坚决。清兵南下之际,阳羡卢氏、陈氏、潘氏、万氏、储氏等联姻家族同仇敌忾,自发组织抗清义军,抵御侵略,诸族都有大量遇害或牺牲的士人,人数之巨居于江东前列。阳羡姻亲家族间的这种忧患精神,随着联姻网络的铺衍,逐渐渗透到阳羡家族文化血脉之中,影响着清代阳羡词人,形成“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清代阳羡词人是清词史上尤擅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者。特别是清初的阳羡词人,对明清易代历史现实的反思,“显得醒豁明朗,主题宏大而集中”[5]125。陈维崧《夏临初本意,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杨孟载韵》,以词体写作“甲申”三十年祭,表达故国之思,最为典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心态,并非独陈氏一人所有,而是清初阳羡文化家族的集体情绪。陈维崧和他的姻亲史惟圆、曹亮武、蒋景祁等人,还有题咏“虎丘五人之墓”词,及吟咏“题《钟山梅花图》”词等,都是群体性悼家国沦丧、寄托故国哀思的重要作品,是阳羡联姻家族的忧患意识的艺术再现。阳羡词人擅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还在于,具有敢于表现清初社会民生的现实主义精神,汤恩孝《念奴娇江南奇旱,时抚臣奏欲告籴湖广而楚中荒疏复至》、史惟圆《沁园春十月初五纪鬼声之异》、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等都是哀民生艰辛、世事艰难的优秀词篇。雍乾之际的阳羡词人,虽无大题目可拈,但仍能坚持“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史承谦《采桑子》(郁轮袍曲当时谱)、储国钧《梦横塘晓行》、储秘书《风入松芜城秋感》、任曾贻《甘州》等作,在感怀、羁旅中直视自我境遇,抒写才人失路、仕途潦倒的失意之情,反映被盛世所弃的寂寞寒士的真实心态,具有一定的现实精神。虽其题材未可称重大,亦不以悲慨激荡见长,但置于难有萧骚凄怨之音的雍乾词坛,亦可视为蕴含现实意义之作。新生的姻缘联系叠加固有的地缘关系,使阳羡文化家族间建立起超越地缘交往的更为稳固亲密的结盟关系,联姻网络中核心文学人物的影响力也更为直接而深刻。曹亮武由诗转词的创作转型最为典型。曹亮武曾与陈维崧一起受业于侯方域,初涉文坛时以诗文创作为主,并不喜词。陈维崧曾言:“南耕与余少同学,长以诗文相切劘,余好为长短句,数以咻南耕,南耕颇薄之,弗肯为。”

然而,当陈维崧宗法辛苏,大力实践以诗为词、以词存史之后,曹亮武也受之影响,由诗转词,尝试作纪游及他词数十篇。初学词者,往往从仿婉约情韵起步,而曹亮武作词之始,就自觉以诗为词,陈维崧称其“益奇绝有宋人所不及者”[6],其词语言健举洒脱,词情沉郁,绝少柔媚之态,显然是受陈维崧词的艺术启发。在联姻所构造的新的人文空间里,阳羡词人形成了融通无间、共同交流、知音相赏的状态。清初阳羡词家中隐逸色彩最为浓重的史惟圆,既是陈维崧的姻亲,又与之有三十年文字深交。据陈维崧《蝶庵词序》载,史惟圆与陈维崧曾探讨彼此的词风个性,“譬之‘子’,子学《庄》,余学屈焉,譬之‘诗’,子师杜,余师李焉”[7]。由此可以推想,二人之间必数次深入交流,最终各取所长,形成交相赏契的审美氛围。这也就不难理解,陈维崧为史惟圆《蝶庵词》作《鹊桥仙蒙城舟中读云臣蝶庵词》,“读完半卷蝶庵词,吹铁笛、洒然而去”。陈维崧《乌丝词》刊刻行世不久,史惟圆《沁园春题其年乌丝词》便随之问世:“将古人诗,比似君诗,惟髯绝伦。更倚声写句,镂冰雕玉,风樯牛马,牛鬼蛇神。年事蹉跎,交游零落,短褐赢僮逐路尘。愁凝处,纵才如云锦,不疗饥贫。”《鹊桥仙蒙城舟中读云臣蝶庵词》《沁园春题其年乌丝词》成为阳羡家族姻娅圈中词人共享而激活创作的典型作品。史惟圆又有《沁园春为雪持题像》,为追和储贞庆《沁园春自题画像》而作,其中“共钓徒词客,相对婆娑”之语流露出知音之赏,亦可视为阳羡家族姻娅圈中词人交流创作的重要表现。而随着时代的远去,词集的散佚,以上文字亦成为了解阳羡词人创作现场化特征的文学史料,弥足珍贵。

三、联姻关系网中的清代阳羡家族词人集群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之间的词人们,通过家族联姻关系而得以再聚合,分散式的“一门风雅”由此转变为亲族相系的“数门联吟”,形成家族集群式的联袂创作的状态。家族文人本来就是地域文学的重要创造者,而一旦形成联姻关系,以之为基础的新词人集群,无疑成为引领清代阳羡词学发展的更为强劲的力量。清初阳羡词派的诞生,是阳羡文化家族以联姻关系为纽带聚合的最为典型的例证。阳羡成派的过程中,除了文学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时代风云际会与地域文化传统等影响因素之外,更为直接的、关键的原因在于众多联姻家族的积极支持和参与。陈维崧“僦居里门近十载专攻填词”后[8],陈维崧弟陈维嵋、陈维岳,从侄陈枋、子陈履端等,陈维崧表姐夫史惟圆、表弟曹亮武,以及陈氏的姻亲吴本嵩、吴梅鼎、蒋景祁、董儒龙、任绳隗、徐喈凤、万树、万锦雯、万大士、储贞庆、储福宗等,加之任、万二氏的姻亲史鉴宗等,纷纷积极响应,共同酬和创作,晨夕往还。他们访梅以词柬之,观牡丹以词邀之,赴约不成以词示歉,怀念朋友以词表意,离别亲人以词感怀,借物抒情以词明志,于是有了“东溪修禊”、“石亭访梅”、“荫绿轩观牡丹”、“钟山梅花图题咏”等诸多寄情抒怀的同题唱吟活动,形成“或一姓而联唱骚坛,或同声而搴芳莲社,一时作者俱为天际朱霞”[9]的局面。据稽考,从康熙元年至康熙二十1062012.3年,阳羡文化家族词人群体性的唱和活动计有四十余次,以至于“人各有集,家各有集,即素非擅长,而偶焉寄兴,单辞只调,亦无不如吉光片羽,啧啧可传”[8],当时即有“近时倚声一席,独推阳羡”[10]的赞誉。而后,徐喈凤子徐瑶、侄徐玑,曹亮武子曹臣襄与路传经、路念祖兄弟,及徐氏、路氏的姻亲潘祖义、潘宗洛等,亦投身清初阳羡词坛的唱和活动之中,或继续保持阳羡派的悲豪疏朗,或另觅路径,追求清疏淡逸的艺术风貌,进一步丰富了清代阳羡家族词人基于一定联姻关系而自为集群的文学传统。雍乾之际阳羡词的“界内新变”,亦是以具有联姻关系的家族词人为主体的。史承谦是这一时期阳羡词坛的领军人物。史承谦词博取众家之长,兼有众美,陈廷焯誉之为“一代词手”[11]3737,可与清初陈维崧、朱彝尊相比肩。这一时期围绕在史承谦周围,与之多有唱和的词人包括:史承谦弟史承豫,任氏任曾贻,储氏储国钧、储秘书叔侄等。雍乾之际的阳羡词人群,规模与名气都不及清初阳羡派,这些词家虽拥有深厚的家族文化血脉,但大都属于盛世词坛的寂寞之人,科第仕途上无大作为,其家族发展也已渐入衰微。但在乾隆初年以醇雅为宗的浙派风气之中,这一群体的词学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却具有补救词坛、稍振词风的意义。

史承谦与他的词友,既远阳羡,又不近浙西,对词坛主流浙西词多有反思,明确指出词坛典范当推小山、少游、美成诸人,词体不同于诗体,应守词情、词韵之正格:“诗歌词曲,各有体制。风流婉约,情致缠绵,此词之体制也”[12],词的语言以自然为宗,但自然要从琢磨中来,“绚烂之极乃造平淡耳,若使语意淡远者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13]。显然,史承谦等人坚守词之婉约本色,以异量美的视野,积极疗救词作疏离于情的弊病,史承谦《小眠斋词》则是这一词学理论指导下的代表性创作成果。《小眠斋词》“于古人不屑屑句摩篇仿,而一种幽情逸韵,流于笔墨之外,盖能自出杼轴,而又得体裁之正者”[12],呈自然本色之态。史承豫、任曾贻、储国钧、储秘书等,词风大多和史承谦相近。雍乾之际的阳羡词人群,既非清初阳羡派的延续,又有别于当时一唱百和的浙派,虽仅三四人之力,亦能自出机杼,挽时风众势之所趋。是继清初阳羡派之后,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以姻亲为纽带进行集群式词创作的又一重要表征。嘉道以后,清廷衰落,江南频起战事,阳羡文化家族经兵火摧残,日趋式微。乱世之中,仍有蒋氏一族续承阳羡词学传统,并得到妻族储氏的积极支持。蒋氏一门祖孙、昆季、胞妹并善讴吟,延续并彰显了清代阳羡词学的家族特征。蒋氏家族的重要词人包括:蒋萼,字跗棠,自号醉园,性闲静寡,自称为竹山后裔,仿蒋捷以诗词自娱,有《齑臼词》。蒋萼取法先辈陈维崧、周济之词法,既有悲慨之语,又有柔媚之言,以词抒写性情,风格多样。蒋彬若,字次园,蒋萼弟,有《替竹盦词》,艺术风格与其兄多有相近。蒋萼妻储慧,字啸凤,有《哦月楼词》,存词十余首,大多为闺帷内的侧艳之词,织丽有余,风韵不足。储慧父为蒋萼之师,亦有作词雅兴,并与储慧兄及蒋萼、蒋彬若时有唱和,惜因战乱,其词集已不传。蒋萼子蒋兆兰,字香谷,亦擅倚声,曾参加寒碧词社、鸥隐词社,有《青蕤庵词》前后两集。蒋兆兰还是民国初年重要的词论家,著《词说》一卷,总结词体特征、阐述词体流变、申发各家各派的艺术风格,颇有见地。

文化文学范文篇2

一、丰足象征与祛病灵药

在我国,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先渔猎而后种植。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渔业是人们获得物质保障的主要手段。有了鱼,也就有了生存的资本。正因如此,传说中教人们结网捕鱼的伏羲氏才被奉为始祖,受到世代百姓的顶礼膜拜。作为一种实物而存在的鱼,其本身就具有一种最原始的物质文化意义。因此,在民间文学中,鱼的形象总是与丰收、富足等意义联系在一起的。以记载民间传说著称的《山海经》中的《山经·西山经》中就记载了一种名为“文鳐鱼”的鱼,它“状如鲤里,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这里所说的“大穰”,即大丰收。已经进入到农耕社会的人们将水中之鱼与陆地上农作物的丰收联系起来,这是我国鱼文化当中所特有的一个现象。足见上古时期先民们对于鱼的依赖意识影响之深。

此外,《山海经》中还记载了一种魮鱼,“其状如覆铫,鸟首而鱼翼,音如磬石之声,是生珠玉。”这更是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从古代民间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至晚从先秦时期开始,我国古人已经习惯以鱼来喻物质的丰厚了。如,《诗经·采绿》中的那位痴心女子,“之子于钓,言纶之绳。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维鲂及鱮,薄言观者。”这是以夸说心上人捕鱼之多来夸说他的能干。而《诗经·卫风·硕人》一篇中的“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鲔发发,葭菼揭揭。”则是以网中鱼多来喻庄姜时出嫁场面的盛大及其各种陪嫁(随从与物)的丰厚。鱼的这种象征意义,后来又由于“鱼”与“余”同音而影响日益广泛。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源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所祈盼的。

然而在上古时期,并不是衣食丰足就可以一生平安的。由于医学的蒙昧,先民们的生命随时遭受着各种疾病的威胁。那么何以祛病呢?先民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了那些他们用以果腹的鱼类。我们可以看到,仅《山海经》当中所记录的鱼类就达几十种,其中许多鱼类都是祛病的良药。如,文鳐鱼与“鱼身而犬首,其音如婴儿”的鮨鱼都是可以根治精神方面疾病的灵药;“其状如鲋鱼,鱼首而彘身”的臽父之鱼能让人“食之已呕”;“鱼身蛇首六足,其目如观耳”的冉遗之鱼可以让食者不害眼病;“其喙如箴”的箴鱼能够让食者远离瘟疫;而“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的鲑鱼,“其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鸳鸯”的赤鱬,“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的虎蛟,“其状如鲤而大首”的鱃鱼,“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的何罗之鱼,以及“其状如鱓,赤背,其音如梧”的滑鱼、“六足有珠,其味酸甘”的珠鳖鱼、“其状如鲤而鸡足”的巢鱼等则有着令食者不生疮痈的医疗效果。尽管这些鱼类今天已经难觅踪迹,我们无法考证其医疗效果是否真的有书中所描绘的那么神奇,但古人对于这些鱼类所具有的不同效用的记录显然是当时劳动人民生活经验的一种反映。

二、神灵的化身和指示物

从生存的角度来看,人类与自己的渔猎对象似乎总是处于对立的两极。然而在我国,由于人们的生存依赖于鱼,而且鱼类一般不会像凶猛的野兽那样对人们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先民们很自然地对鱼生发出一种崇拜心理,将其视为能够左右自己命运的神灵或者神灵的指示物。鱼最初就是被先民们当作水神的化身来敬奉的。鲧禹治水是上古以来流传甚广的一个民间传说。作为一个因治水失败而被杀的悲剧英雄,鲧被人们尊奉为水神。曾有很多学者通过对“鲧”字的解析认为鲧实际上是一种鱼。而前些年在陕西省韩城出土的其状如鱼的鲧的神像则印证了这种解析的正确性。为什么治水的水神鲧在上古先民们的心目中竟然是一条鱼呢?我们可以从关于鲧的传说中得到启示。在民间传说中,鲧的才干是旁人难以企及的,但他却治水9年毫无起色,反而使得洪水更加泛滥。为什么会如此?鲧的神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鲧本身就是鱼,而鱼是不可能离开水的,所以尽管他才华出众,却不能治理好水患,只能让水势更加凶猛。在我国的民间传说中,水神有多个。除了鲧之外,其他水神也常以鱼的形象出现的。如,西晋时代皇甫谧所著的《帝王世纪》中也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民间传说,“黄帝之时,天下大雾三日。黄帝出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

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始得图书。今《河图·视萌篇》是也。”显然,这里的大鱼也是洛水水神的化身。虽然自商周时代起,鱼文化受到了来自龙文化、凤文化等图腾文化的强烈冲击,被迫逐步向社会下层渗透,鱼极少再被作为神来崇拜,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许多古代民间传说中看到具有某些神性的鱼。如,南朝民歌《白石郎曲》中唱道,“白石郎,临江居。前导江伯后从鱼。”这里的鱼就是作为水神的侍从而出现的。由清人蒲松龄根据民间故事整理编写的《聊斋志异》中言辞风雅的于子游、爱才重情的白秋练等,也都是才华横溢、能知未来的鱼精。与诸多出现在民间传说中的动物不同的是,民间传说中的鱼绝大多数是善良风雅的,极少危害人类。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先民们对于鱼的认同以及感恩情结影响之深。自古以来,平安幸福是人类共同的心愿,而在我国,风调雨顺更是农业社会的人们所热切祈盼的。

人们渴望安定和丰收,也同样期盼着能够有神灵在福祉或灾祸到来之前给予他们指示,让他们能够预知命运,趋吉避凶。谁能担此大任呢?先民们再一次地把目光投向了对于他们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鱼类。前文提到,以收录民间故事传说为主的《山海经》中所记载的鱼多达几十种,这些鱼类不但是先民的果腹之物、祛病良药,更大多充当着神灵指示物的角色。如,《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其状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的飞鱼“可以御兵”;赢鱼“鱼身而鸟翼,音如鸳鸯,见则其邑大水”;鲭鱼“其状如鲋而彘毛,其音如豚,见则天下大旱”;堪予鱼,“见则天下大水”;薄鱼“其状如鳣鱼而一目,其音如欧,见则天下大旱”;鳋鱼“其状如囗鱼,动则其邑有大兵”;滑鱼“其状如鱼而鸟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鸳鸯,见则天下大旱。”等等。直到今天,每逢新年之际,人们仍然喜欢选购那些以鲤鱼等“吉祥”之鱼来做装饰图形的盘子、碗或者贴纸、对联之类,期盼新年之际这些鱼形的出现可以给人们的生活来来吉祥。这不能不说是古时民间鱼文化中鱼的神示功能的历史遗迹。

文化文学范文篇3

一、历代圣贤文化的人文精神影响南阳作家的文学理想和创作精神

南阳曾哺育和造就了“智圣”诸葛亮、“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商圣”范蠡等为代表的圣贤名人。作为南阳文化精髓的圣贤文化以鲜明深刻的人文精神和正统思想,对南阳作家的文学理想、创作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诸葛亮“人谋可胜天时”的进取态度、“志当存高远”的远大抱负,张衡在《同声歌》寄托的对圣贤社会的向往和忠君报国志向,张仲景以天下苍生为重的民本思想,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忠以为国”的作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和志士节操,都诠释着修齐治平的传统观念和忠君爱国的正统思想,所有这些无疑也深深浸染熏陶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南阳作家[1]。当代南阳作家大多出自农门,渴望“走出盆地”,在文学的天空振羽高飞,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等,成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文学理想之一。如周大新将“为了人类日臻完美”作为自己的终极创作目标,“面对人类今天的不完美现状,作为作家,有责任用手中的笔去促进真正的完美早日实现”[2]。张衡在《二京赋》尖锐抨击统治阶级日益腐化堕落的生活,突破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传统写法,表现出了倾注真情实感、批判揭露现实的创作精神。张仲景“见朝政日非”后发出“君疾可愈,国病难医”的叹惋,范蠡功成名就后,隐居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接济平民的行为,都成为南阳作家选择现实主义创作,关注家乡的人和事、抒发心中的爱与恨的行为典范和情感渊源。

二、藏量丰富的文化遗存激发了南阳作家艺术创作的灵感和激情

南阳文化遗存丰富独特,人文景观遍布南阳各处。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汉画像砖、汉代陶狗被誉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仅就汉画馆馆藏的汉代画像石而言,数量属全国之冠。汉画像以极致的夸张、奇丽的想象,把人的精神气质表现得玄妙幽深而奔放洒脱,把人的本质力量表现得尖锐犀利而结实厚重,让人感受到氤氲其中的汉代社会博大雄浑的人文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画中的神仙与神兽,则表现了人类朝气蓬勃的渴望和追求,是人类精神的外延和象征。《南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把汉画像、诸葛亮等列为重要原创题材的影视产品开发项目,整理出版《中国汉画像全集》,重点建设卧龙岗“三国文化源”、三国文化古战场遗址,规划建设南阳影视产业基地、荆紫关镇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等,这无疑是“文化强市”战略下,对南阳作家、文艺工作者和文化产业工作者提出的时代任务。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既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人文景观和开展文艺汇演的创意园区,又是激发文学创作灵感的打火石。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将南阳境内丹江口水库风景区、楚始都丹阳春秋墓群、楚长城遗址纳入其考古式叙事中。同样感遇南阳汉画像石,周大新创作了小说《左朱雀右白虎》,行者则有《灵石不言》一书。前者讲述了南阳的几个普通老百姓为保护汉墓文化遗产,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逼,他们选择了“自灭自口”的方式,诠释了最朴素的民族精神;后者通过与汉画像石进行心灵对话,赋予古石以新的生命和时代意义,向世人展示了汉文化的光辉灿烂与博大精深,也展现了作家对历史精神和文明的深刻追问和探寻[3]。

三、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曲艺为南阳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南阳的民俗文化是南阳民间历代相传、积淀而成的社会风尚和习俗,它承载和彰显着南阳子民最原始、最鲜活、最具生命力的精神因子,其中记载和传承下来的民俗文化现象,更是南阳文化的一种“活态人文遗产”。南阳还是河南曲剧的发源地之一,被称为戏剧之乡、曲艺之乡和楹联之乡,宛梆、越调、大调曲、三弦书独具魅力。南阳的民俗文化和曲艺传统为南阳作家提供了最具原生态、最具感染力的创作素材。如周大新的小说就对南阳的民俗风情做了细致真切的刻画,甚至成为南阳民俗研究的文本。他的小说《第二十幕》中关于立世和容容婚礼场面的描写,将南阳婚嫁民俗发挥得淋漓尽致:铺床歌、摸金豆、闹洞房……在这里,南阳大调曲子、民歌、独特的地方婚庆礼仪得到了鲜活展现。周同宾的《皇天后土》则以口述实录的语体把南阳方言写入散文,粗俗、泼辣、直白地展示当代农村“苦甜酸辣香臭腥臊”八味俱陈的美。“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通过多姿多彩的戏曲描写,以文献还原的形式展现了戏曲民俗生动的血肉和丰富的内涵。”他们的创作以其源于民间、扎根于乡土的本色带动了文学对南阳文化的展现,彰显着南阳作家群创作的艺术个性,为读者构筑出别具风情的南阳文化景观。南阳民俗文化也为繁荣曲剧创作、推动文艺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南阳戏剧家冀振东创作剧作20余部,其中《红果,红了》获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多项大奖。南阳著名剧作家徐清才创作的《三院禁约碑》是宛梆新时期代表剧目,也是宛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他被称为“河南戏曲界的传奇”。在全国艺术节上,现代曲剧《惊蛰》一举夺得文华新剧目奖等五项大奖,三弦书《抢辣椒》夺得群星奖,填补了南阳登上国家最高艺术殿堂的空白。

文化文学范文篇4

翻译一般意义上指翻译者的个体行为,因此它的目的和影响是偶然的、可变的。但是当翻译某一种特定类型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并持续了一定时间的集体活动时,就不能再简单看待。首先,这种现象出现一定有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即受它所处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影响,这往往成为翻译事业能否得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这种现象也一定会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针对文化交流而进行的翻译活动,将外来文化鉴别和选择后,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为社会文化注入新的思想和新的活力。由此可见,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下面我将从中国历史中出现的佛经翻译、科技著作翻译、社会科学类著作翻译三次潮流与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其对当时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佛经翻译

1、佛经翻译潮流的社会文化背景

佛经翻译开始于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获得进一步发展,唐代达到鼎盛。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赋役日益加重,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再加上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这样就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温床。一方面,由于物质条件的艰苦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以及古代科学知识的匮乏,在痛苦生活中挣扎的农民大众渴望在宗教中得到精神的慰藉和解脱。这种精神上的渴求使得宗教成为了古代人民的一种需要。但是,当时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并不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而佛教宣扬的“来世”思想填补了这种精神和思想上的空白。这成为佛经翻译的社会文化基础。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希望通过宗教的力量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并祈求神明保佑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历代的佛经翻译大都有官方授权并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佛教教育人们要安心现状,期待来世。无疑符合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佛经翻译得以大规模实施。

2、佛经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佛经翻译扩充了我国的汉语词汇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语如“如果”,成语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俗语谚语如“无事不登三宝殿”,歇后语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等等都是来源于佛教。其次,梁启超曾说道:“我们近代的纯文学,像小说歌曲等,皆与佛典之翻译有密切关系”,佛经翻译不仅创造了白话文体,促进了我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产生,还直接或间接地为小说、歌曲、弹词、平话、戏剧等体裁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第三,佛经翻译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从两汉到唐代近千年的时间里,我国佛教翻译著作达两万多卷,佛教思想也渐渐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构成了中国人性格的一个侧面。一直到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仍可以通过音乐、电影、绘画、雕塑、建筑等亲身感受到佛教对我国文化的影响。

三、科技著作翻译

1、科技著作翻译的社会文化背景

明末清初,欧洲一批企图通过“学术传教”方式来满足侵略扩张意图的传教士来华,与中国一批士大夫一起翻译了大量的科技著作。他们的活动以传教为宗旨,希望通过翻译活动,来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但同时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客观上推动了科学文化的交流。首先,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中国文化传统使科学技术极大落后于西方。但明末清初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从而使科技翻译成为一种社会需要。其次,当时整个社会被程朱理学窒息,士大夫阶层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传教士以科学技术为立足点的学术传教方式,“以学术收揽人心”的方针,与反理学的文人士大夫们“经世致用”观点相吻合,得到部分思想前卫的文人的接受和推崇。

2、科学著作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输入中国,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气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其次,科技著作满足了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需要。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社会经几千年发展产生的僵化局面,中国文化开始了多元化的趋势,开始朝现代化方向发展。第三,在西学的影响刺激下,科技思想在中国逐渐受到重视,经世致用的风气开始在一些士大夫中出现。中国学者也开始整理、发掘泯没已久的中国古代科技遗产。此外,随着西方某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奇器”的输入,出现了议办“洋务”的端倪。可见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在中国传播了西方科技和科学精神,在士大夫当中产生了学以致用,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为后来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打下了基础。

四、社会科学类著作翻译

1、社会科学类著作翻译的社会文化背景

由于末年的清政府腐败无能,盲目排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对外交流被终止,系统的翻译工作也随之停止。百余年的不思进取和闭关锁国,最终导致国力衰竭,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惨败。因此一定层面上讲,这次社科类著作的翻译高潮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催生的。战败的耻辱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地方不仅仅是在物质技术方面,更有管理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原因。维护几千年封建统治旧秩序的传统封建文化使中国不能顺应在先进的世界潮流,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进步。正是这种情况使维新派加大西方社会科学类著作的翻译,介绍外国历史来作为中国变法的借鉴。中国的文化输入由科学技术领域转到社会科学领域。

2、社会科学类著作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在维新派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方法及文学的译作,初步介绍了西方天赋人权及自由、平等的思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为“五四”运动的兴起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其次,文学作品翻译为处于启蒙阶段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提供了可以学习、仿效的艺术范本,为中国打开了一扇与世界文学沟通交流的窗口,也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买下了伏笔。第三,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首先引入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从理论上打破了清王朝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愚昧观念。

文化文学范文篇5

一多元文化的形成

一直以来,历史的发展是事实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纵观历史三千多年,深刻影响人类的不仅仅只有一种文化,而是多种文化同时发生,共同改变着世界的发展方向。为什么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依旧具有不可磨灭的生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保持着对外来文化的友好态度和开放心理。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艺术、文学以及宗教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都受益于印度佛教,而印度佛教在中国也获得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欧洲文化之所以到今天依旧生命力旺盛,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大大引进了外来文化,即在丰富自己文化体系的同时,也注入了新的血液。总而言之,一个文化体系、文化宝库的形成来源于差异中的不同文化,而这些差异又是激发人们灵感和创新力的源头,它们共同促进了文化的与时俱进和不断革新。文化的差异成就了文化的多元性,成就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

二日本多元化文化的特点

1日本多元文化里的单一性复合文化对于单一性复合文化的理解可能比较难,但是站在英语的角度去思考可能会比较容易些,也就是日本文化包含于Mono-Bi-Culture。其实,它所包含的内容十分简单,日本从中国引进了不少先进而堪称精髓的文化内容,而这也从一定程度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础,并使其展现出复合性文化的典型性特征。例如:漆器,英文中叫做“Japan”;陶器,英文中叫做“China”。而事实上,无论是漆器还是陶器以及最后日本传统文化里的漆器技术最初都来源于中国。但是,日本却将这种复合性文化慢慢地转变为具有本国特色的单一性文化,以致后来漆器成为日本的国粹。换句话说,日本最终形成的单一性文化最初来源于复合性文化,在后来不断地加工、消化以及统一的过程中,才逐渐显露其特色。

2日本多元文化里的南北结构问题日本南北纬度相差大约二十度,因此气候冷暖悬殊较大,而这也造成了住在南方的人向往北方,而住在北方的人对南方满怀憧憬之情。这样的情节在日本一些文学著作中也曾提到过,如中西进的《日本文化的南北结构》。而《奥洲小记》这篇著名游记所阐述的正是南方人对北方在精神上的向往、追求与探索。日本风土本身就有着不一样的南北结构差别,因此在日本文学理念里,也存在着南方和北方两种因素;但它拒绝单纯于北方,抑或是纯粹于南方这样单一的精神追求,而是南北方两者的高度结合。在中西进的《日本文化的南北结构》里,在北方诞生的平田冯岚从师于南方的本居宜长,他一直抱着敬仰的情怀,但在其灵魂深处却有着不一样的理念,甚至完全相反。在本田宜长眼里,可悲的是死亡,但其拥抱的是以人为本的处事观念。值得一提的是,中西进认为,文学家的出身地不是一个绝对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灵魂,一个人精神的归属点。

3日本多元文化里的椭圆文化圈在古代,日本一直都有两个不同的文化中心。1192年,镰仓幕府成立,德川幕府于1867年结束。幕府统治将近七百年间,镰仓与京都、江户与上方两个文化中心分别成立,今天关西和关东两大格局的形成与之紧密相连。对于文化中心的问题也可以看做是城乡之间的问题。既然都是城市,那么必定有农村,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先进的文化总是归属于先进的地方,而落后偏远的地方对于先进文化只能是分享并进一步传播、普及。再者,生长于城市的人比较向往农村的野性风格,或许这也是农村的风格可以让城市的生活不那么死气沉沉、溢满生命活力的原因吧!日本的《万叶集》里有一卷的诗歌全是来源于乡下民歌,之所以命名为“东歌”,原因很可能在于这一卷的诗歌全是来源于乡下的东部地区。同时,在城乡互补的联系中,都城始终占据着文化中心。但是古代以来,日本始终有着两个不同的文化中心,所以若是把日本看做是一个圆圈的话,那么最好而且只可以用椭圆来表示。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圆圈有两个中心点,而日本的多元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两个点的运动中慢慢形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两个圆周运动产生了日本的文化。圆圈的两个据点由将军和天皇直接控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从而构成了日本不同于他国的特殊文化体系。

三日本多元文化对日本文学创作冲击的表现

1日本文学创作中的“我”很多人认为日本是一个缺乏自我的民族,日本人对他人很顺从,让人感觉他们毫无个性。但实际上,日本在文学创作上曾经流行过一种名叫“私小说”的文体。在这类文章中,我们可以看见,里面的“我”字很多甚至可以说是达到泛滥的程度。据悉“,私小说”的创作者主要是一些仕途失意的人,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而通过这样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对现实的不满,往往存在着一种自虐的味道。其实抛开“私小说”不谈,日本并不是一个缺乏自我的民族,如日本和歌的主要内容就是倾诉内心的情感,而且这种文学作品还是在正式场合常用的形式。可以说,这种以“我”创作的日本文学,恰恰是日本适应了新世纪多元文化的要求而延伸出的一种向他们开放的“我”。在历史上,日本最开始就是以相当积极的心态吸收和借鉴中国文化,并且在不同的文化时期,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这种文化的影响也为日本文学创作提供了条件。不过,虽然中国文化影响了日本上千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日本文化,但在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走向现代化道路,开始不断学习欧美各国的文化与文明。

2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学创作的冲击在日本的奈良文化中,人们常常喜欢把奈良文化称之为唐风文化。和歌《万叶集》和汉诗《怀风藻》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而这些在日本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也是受了当时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歌集,它的文字均是采用汉字的标音。其内容涉及天皇、贵族、僧侣,还有农民、士兵等,主要是为了歌颂爱情、赞美自然景观,还会描写一些神话传说。在奈良文化中,还有日本现存最早的小说,它的文体样式和题材好像中国唐朝的“传奇”,且用合式汉语构成。其中,室町文化是由日本本国内的各种文化相互结合而成。此外,日本丰富多样的庶民文化的形成离不开日本国人、农民以及群众地位的提高。而其中代表的文学作品就是《建武式目》,这部文学作品中的部分内容受到了中国儒学传统文化的影响,如节俭、严禁暴行和奢淫,贿赂等等。日本镰仓时代的文化中,创立了一些新的宗派,其中,包括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净土宗、从净土宗派生的时宗、日本独有的净土真宗和日莲宗是比较重要的四个宗派。这些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联系。同时,中国文字对日本文学创作产生了冲击。在日本的平安文化中,自从平安初期起,日本民族就开始利用汉字的偏旁,并逐渐发明出了假名文字,也就是它的表音符号是以音节为单位的。但是,伴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的民族文学创作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历经长期的改造,平安时代的后期渐渐产生了“国风文化”,它是吸收外来文化与自身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和歌作品,它们不仅有中国文化的精髓,又结合了日本民族的特色,如《古今和歌集》和《新撰万叶集》,这样作品的出现也代表着和歌进入了全新而又溢满活力的时代。而这一时期物语小说的出现,更是将平安文学推向了最高峰,它向人们生动地描述了日本社会的贵族生活以及政治斗争,对日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3欧美文化对日本文学创作冲击的表现首先,欧美文化对日本文学创作内容的冲击。日本近代作家的独到之处就是他们在文学创作的内容上自相矛盾,而在这一批作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家中,由英文学者朝文学方向发展的作家有夏目漱石与坪内逍遥;岛齐藤村、田山花袋是由于受到法国文学的影响而引发了“自然主义”的起义。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内容上都有一种欧美文化的搏动与耐人寻味。其次,欧美文化对日本文学创作风格的冲击。日本在文学创作风格上并不是单纯地吸收了欧美文学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融合和创新,尤其是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发展上面。在日本,创作风格不仅吸收了易卜生的浪漫主义,而且接受了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并将这两者紧密结合形成了重主观抒发的、具有日本独有特色的自然主义。与此同时,日本著名文学作家夏目漱石曾经在《文学论》中认为,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是不可兼容的,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当日本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并形成独一无二的自然主义时,也导致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时地掺杂了许多个人的主观色彩,这也是日本自然主义最突出的特征。

4多元化文化对日本文学创作开放性特征的影响日本在文学创作上具有各种特征,而在多元化文化的影响下,不得不提到的特征就是日本在文学创作时所表现的开放性特征。日本自古就是一个善于吸收外国的文学创作来丰富自己的作品的国家,这一点,笔者在文章前面就进行了具体分析。在19世纪中叶到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大胆吸收中国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吸收主要体现在了文学作品的体裁上面,如诗歌、散文等。当然,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日本还进行了自己的创新,如创造了变体汉文以及假名等文体。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在文章之前写到日本绝不是一个缺乏民族意识的国家。而且直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掀起了学习欧美的热潮。其实,日本的开放性里还有一个显著特色,即:主张向当时强大的国家学习,有一种“良禽择佳木而栖”的感觉。在面对西方时,日本文学的开放性就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方法上,当然还包括翻译各类外文小说。正因为这些开放性,才使得日本文学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跻身于资本主义发达文化的行列中。

文化文学范文篇6

所谓异质文化,是指不同种族在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社会经历中长期积累形成的不同社会习性以及精神文明的状态,它是最能体现不同民族的表达方式、心理意图、个性魅力以及文化差异性的部分。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不同种类的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必然会不断地相互碰撞和产生冲突,而这种文化的异质性在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尤显突出。

二、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

在以白人主流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文学界,由有色人种构成的少数族裔文学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是处于异质文化中的“边缘文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作为从不同文化背景迁徙过来的群体以及他们的后裔,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在直面母体文化与生活中异质文化的冲突之后,不断在其小说的创作中引入不同背景文化间的碰撞与摩擦,深刻地展示了异质文化间由矛盾冲突到相互融合的特色,逐渐被西方主流文学所关注。华裔美国文学作为美国当代文学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受到世界各地文学评论家的一致肯定。尤其是华裔小说作品不仅在美国华裔界反响强烈,同时也深受众多美国本土读者的喜爱。此类小说作品大都描述了在经历了艰辛磨难迁徙到美国的第一代华裔移民及出生在美国从小饱受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第二代子女们之间的异质文化意识的碰撞,着重分析了华裔后代们对西方文化的主观认同但总是被客观排斥、抵制本族传统文化却又始终无法与之剥离的矛盾心理,展现了其不断探索自己身份、寻求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立足点的心路历程。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首先是以妇女作家的创作为标志的,她们的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中美文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美国华裔小说家汤亭亭于1976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女勇士》,标志着华裔文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学的开始,而谭恩美的《喜福会》更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下面就以这两部小说为例,来探讨华裔美国文学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华裔美国文学的开篇之作———汤亭亭之《女勇士》

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HongKingston),出生于美国加州,可谓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其父母都是典型的中国移民,一直以来都以开洗衣店来维持生计。一方面,她同许多其他华裔后代一样,经常听大人们讲述着远在中国老家的简陋的故居,先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家族经历,以及包含有狐狸精、吊死鬼和英雄侠女等的传奇故事……这些离奇的神话故事所折射出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成为她日后参加反战运动、主张妇女寻求独立和解放的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由于从小就生活在美国的文化背景下,接受着西方思想的熏陶,她在主观上又绝对认可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一经面世,即在美国文坛引起了轰动效应,此书不但荣膺美国“全国图书奖”,还成为当时人们竞相传阅的为数不多的优秀华裔作品之一。此书形象地揭示了第二代美国华裔女性奋力冲破中国传统文化对她们思想的禁锢与束缚以及在美国西方文化的种种排斥之下,最终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寻找到真实自我、勇敢地融入到美国西方文化的艰难历程。此小说的出版发行,一举奠定了汤亭亭本人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在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女勇士》主要描述的是一名美国华裔女子的童年经历。一方面,她抱怨父母总是墨守成规地沿袭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总是强加给她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这让她在美国生活得很不自在;另一方面,美国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化的不认同,甚至排挤,使得她充满了种族焦虑感和种族自卑感。两方面的因素使得她既不能完全地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也不能按部就班地按中国的传统进行生活。最后不得不在多年的痛苦生活中,努力地找寻自我,确立自信心,公开表达自己的独特思想情感。有研究表明:汤亭亭是第一个将自己的个人经历以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的华裔作家,她和她的小说为华裔美国人在西方国家中的社会与文化地位的提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汤亭亭有意识地给《女勇士》加上了个副标题———《一个生活在群鬼之间的女孩的回忆录》,其真正的意图是希望能够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思想:主人公对于以母亲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每天耳濡目染的美国西方文化之间充满着不尽的困惑和缺乏归属感的无所适从。汤亭亭在小说中所提到过的各种各样的鬼怪精灵,都将处于双重文化身份中挣扎的主人公的困惑、迷茫和浮躁体现得淋漓尽致。压抑与反抗的情绪贯穿全篇。作品极力塑造一个勇敢、坚强且具有自由和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形象,以兼容并蓄的方式直面两种文化所带来的冲突与压制。

四、华裔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谭恩美之《喜福会》

谭恩美(AmyTan),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父母在40年代从充满战乱的中国移民到美国。由于受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母凭子贵”思想的影响,母亲对她的期望很高,不仅很早就为她规划了读医科,还要求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钢琴,其目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出人头地,成为家人乃至所有华裔朋友们的骄傲。但作为从小生长于美国环境的谭恩美,在主观上却相当认同美国的文化,努力地融入美国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采取持抵制态度的。这就导致了她不得不一直维系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属性于一身:既抵制中国传统文化,又不能轻易融入美国西方文化,在夹缝中生存而始终无法找到自我。不仅如此,在整个人生成长的过程中,东方人的面孔和血统以及家庭所秉持的中国文化传统还常常让她苦恼不堪,这都在她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在汤亭亭的《女勇士》出版十年之后,谭恩美的《喜福会》终于得以完成并发行。小说详实地描述了四个美国华裔家庭母女两代人的情感纠葛,深刻地剖析了华裔移民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艰难生存和探求自我身份的艰辛历程。母亲们在旧中国受尽磨难,为了生存她们迫不得已离开家乡而远赴异国他乡,所以母亲们总是对女儿寄予厚望,希望她们在美国有所作为的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兼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而女儿们都是出生于美国,在美国文化背景与社会教育的熏陶下逐渐成长,对美国本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母女间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属性必将导致一系列的误解和冲突的产生,封建、传统的东方文化和开放、先进的西方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喜福会》中,以吴晶妹为代表的年轻美国华裔一代因纠结的生活状态和矛盾的心理情感不断地寻觅华裔群体在两种异质文化碰撞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对于人生命运和抉择的思考。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看,四对母女之间的误会和沟通恰恰象征了中美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冲突与融合。华裔孩子们从小就生长于美国,深受美国精英式教育的培养,同时又受到来自家庭和周围华裔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强烈的边缘文化意识以及身份危机感始终困扰着他们。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长幼尊卑、母凭子贵和媒妁之约,而美国西方文化所推崇的是成员平等、个人奋斗及婚姻自由,要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属性强扭在一起,必将不可调和。小说中,当钟薇弗莱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走在回家的路上,秉承中国传统“母凭子贵”思想的妈妈逢人便以“冠军的妈妈”来炫耀自己,而深受西方个人奋斗主义思想影响的女儿却很看不惯,非常愤慨地反驳道:“为什么你总是要用我来炫耀呢?你要是想出名,就自己去学下棋啊。”她从此不再下棋,母亲也因女儿的责备而沉默了。最后,自信的“象棋神童”在妈妈的不闻不问中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天赋异禀,变成了一个胆怯、平庸的普通人,再也无法找回往日的辉煌,不得不在14岁的时候就放弃了“冠军之路”。除此之外,母亲们还坚持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如要求子女对长辈的尊敬和绝对服从等。因此,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意愿弹奏钢琴的时候,妈妈便非常生气地训斥道:“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而美国精英教育强调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人人平等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主张将孩子作为平等的家族一员来看待,充分给予孩子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长辈们对年轻人婚姻大事的关注和建议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当母亲钟林冬发现女儿薇弗莱的男友是美国人而且“看穿”他一定是个“花花公子”以后,她便坚持己见并企图拆散他们,甚至用鞋子去追打他们。但是深受美国婚姻自由思想影响的女儿却对母亲的这一做法非常抗拒,最终以私奔的形式来表达她对母亲———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抗议。母亲们本希望女儿能够继承和发扬她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性,但在经历了长期的阳奉阴违和反抗之后,她们不得不改变了策略。她们不再将自己的传统思想一股脑地强加于早已长大成人、思想也已经成熟的女儿们,而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将自身经历传授给她们,以期能够在情感上进行感动和教化,在精神上赋予支持和鼓励。

小说中,母亲们通过回忆将历史与现在连接,女儿们则通过母亲们的故事去探索祖国这个“熟悉的陌生人”,继而去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小说结尾,尽管母女双方分别代表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传统文化,但经过了一系列的冲突和碰撞之后,最终都达成了共识,实现了相互理解和和解。谭恩美因《喜福会》一炮走红,一举晋升到西方主要作家的行列,逐渐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继汤亭亭之后的又一代表性人物。其作品《喜福会》受到世界范围内文学评论家的高度评价,曾连续九个月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首位。《纽约时报》还形象地把它比作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作品接连荣获了“全美图书奖”、“全美图书评论奖”和“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等三项大奖,并被列入《诺顿文学入门》的书目教材,成为美国众多高等院校师生的必读佳作。

文化文学范文篇7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wedonothangtogether,wewouldbehangedtogether.”中,hang一词在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

原语的睿智用心则在直接译文中出现空缺。再如《苔丝》中,克莱尔抱苔丝、莱蒂、玛丽安、伊兹过河一节中克莱尔说:“ThreeLeahstoget

oneRachel”一句中,没有文化背景的读者就无法理解该句的含义。所以,译者不得不在此采用加注的手法。不胜枚举的此类例子说明这种语言与语言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时完全的等值等效是难以做到的。本文将主要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分析翻译中的文化传达。要解决该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分析和归纳一下这种文化隔阂的产生原因。

奈达把语言文化的特征分为五类:Ecology(生态学)、MaterialCulture(物质文化)、SocialCulture(社会文化)Religious(宗教文化)Linguistic

Culture(语言文化)[5]这显然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所以,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两个主要的因素也分别来自精神方面的思维的差异,与迥然的物质因素影响。

西方思维自苏格拉底开创思辩的方式起,惯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中国则偏重形象思维(此点在中西方文字形式的差别上可见一斑),加之迥然的历史及宗教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化,使得对于原文的理解难度加大。当然这种挑战更加针对译者,对读者来说,只能体会其洋味了,让读者充分的体味这种文化差异也正是翻译欣赏的目标之一。针对与较抽象的思维影响来说,物质因素对翻译欣赏的影响更加琐碎,更加具体。诸如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的物质化反映等几乎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就是一例。东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和煦温暖的,代表着春天和美好事物。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是该是催开百花的使者,所以才有百花残而怨东风之感慨。有英译法为:

Harditwastoseeeachother--

harderstilltopart!

Theeastwindhasnoforce,

thehundredflowerswither.(INNESHERDAN)

It’sdifficultforustomeetandhardtopart;

Theeastwindistooweaktoreviveflowersdead.(许渊冲)

(参见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

这种译法在西方人眼中无疑失去了那种淡淡幽怨之韵。因为缘于英国的地理位置,东风在英国人的眼中是凛冽的刺骨寒风,而西风采温煦、和暖。这样的直译扭曲了中文的文化意境。

英国诗人JohnMansfield也有一首OdetotheWestWind

It’sawarmwind,thewestwind,fullofbirds’cries;

Ineverhearthewestwindbuttearsareinmyeyes,

Foritcomesfromthewestlands,theoldbrownhill,

AndApril’sinthewestwind,anddaffodils.

(这是暖风哟,西风哟,充满了小鸟的歌唱;

我每一次听到了西风,就不禁泪水哟盈眶。

因为它来自那西土,那苍老而暗黄的山峦,

西风吹来了四月,也吹来了水仙。——余光中译)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此译文中的西风无疑是个让人迷惑的意象,与整诗抒情的怀乡基调不符,显得形容突兀。而在英国的文化环境下则恰到好处。

对于具有文化内涵的地方,翻译中一般有两种出路:即:归化策略(domesticatingmethod)和以美国翻译论家LawrenceVenuti为代表的异化策略(foreignizing

method)。归化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是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在强势文化中较多采用这种方法。比如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翻译理论中注重强调译者的创造。他最有影响的译作《中国》(Catchy,1915)不能严格的当作翻译作品来看待,因为译文中没能充分的传达中国的文化。蒲伯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时也大胆采用了归化的手法,应用了英国读者所熟悉的英雄双韵体,和18世纪英诗中常见的词汇。译文中归化的现象很多,有的恰到好处有的却有弄巧成拙之嫌。鉴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必要的语序上的归化是很必要的。比如:History

onModernAmericanLiterature就要作必要的归化而译为“美国现代文学史”;同样中国俗语“情人眼中出西施”英译时就要调整语序以符合西语习俗,译成“Beauty

isintheeyeofthebeholder.”

与归化相比,在中国当代翻译中异化的手法更加常见。异化是指对文化价值观的偏离主义的压力下,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如上句中,“西施”这一文化内涵丰富的词(cultural

item)就被异化了。再如,英语中很多植物,尤其是花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如:金盏花虽然美丽却象征痛苦与悲哀。茉莉花在中国象征纯洁,入梦则没特别的指意,而在英国却象征一段浪漫的恋爱将至。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的归化将彻底遗失特有的文化内涵。所以只好采用注释的办法以指示(而非传达)“洋味”。

谈到我国的翻译史,异化与归化的例子都不鲜见。著名的傅东华的《飘》的译本采用的就是归化的手法,傅先生为了是文学作品深入大众,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加上了中国传统的姓,译成了“郝思嘉”“白瑞德”……并解释说归化手法的“目的是忠实于全书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瓢》序)。严复译《天演论》论时,为了模仿中国史诗的风格故意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赫胥黎”。张友松、张振先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译本中,(第十七章)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Ibetyoucan’tspellmyname,”saysI.

“Ibetyou,whatyoudareIcan,”sayshe.

“Allright,”saysI,“goahead.”

“GeorgeJaxon—thennow,”sayshe.

最后一句被译为“荞麦的荞,自治的自,清洁的清,克服的克,孙子的孙——怎么样,”他说。这种翻译在当今自然不太可取,但也提供了归化翻译的例型。以色列的特拉维拉派的Evan-Zohar的多元系统假说认为强势文化的多元系统内,译者往往采用归化,弱势多元系统内者多用异化或阻抗式翻译策略。[6]在英美这种强势文化系统内,归化翻译是一种强劲的流派,而在当今中国大规模的归化却并不可取,容易造成读者的心理误解。有着悠久的自闭传统的中国是一种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翻译大都以西方为中心,着力于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化,传达翻译的洋味。异化的实例不胜枚举,如外国的人名地名等,文化内涵词语(cultural

items:即含有特定的文化典故、来源的词语)包括一些西方实物的象征性内涵(如:玫瑰一词原在西方文化下具有特定含义,后被中国读者普遍接受)等。

具体的翻译实践走过的是这样一条道路:从文本(含有原文化内涵)——译者——译者构造的文本(含被译者理解的文化内涵)——译者传达的文本(包括译者能够传达的文化内涵)——读者的接受(包括读者所能理解的内涵),也就是说翻译的终点是停泊在读者身上的,而文化翻译更是针对读者的。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7]

而翻译得成败只能有读者来校验。也就是说读者是所有以上的因素的综合衡量者。安德列·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要是译文读者看得懂。理想的翻译还要表达原文的言外意义,其中就包括文化效应。所以,文化效应的终点也是读者。由此可见,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文化传达更应该是以读者为第一优先考虑。

事实上,重视读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赛罗,在他的修辞三要素中就包括了听众,即:翻译工作中的读者。然而不同的读者会对同一原文的翻译做出不同的要求。精英读者(即:对原作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了解较多,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内涵的较专业读者)对文化阐释的要求很低,不经处理的文化知识也不会造成理解的障碍,而普通读者则会对译者的文化传达的处理提出较高的要求。王宁老师在97年翻译与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提倡翻译要走出知识分子的局限,走进人民大众,实现后启蒙,使中西方文化实现平等对话。这无疑是倡议翻译的读者群要以普通人为中心,走出精英圈的内部交流的误区。这个倡议对翻译实践的文化传达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奈达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8]在检验的阶段无疑读者才具有最大的发言和评判的权力。校验的标准就是奈达的著名的“动态对等”或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是力争朝着“最高层次的对等”的靠近,而“最低层次的对等”则是基本要求。这些对等都受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限制。当代读者反映论,和接受理论都强调读者对译文的参与作用。在功能对等翻译中,译文受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在翻译道路的最后一环,也是决定性的一环)。当读者理解一篇译文时,他们因受姚斯的

文化文学范文篇8

欧美现代文学的文化折射在历史上,“批判现实主义”曾雄霸文坛,其武器就是所谓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对现实的批判并非很成功,首先,现实社会的文明发展并没有满足人们的理想,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人类的许多美梦,人们并没有因此使自己成为世界和自己的主人;其次,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更新,人们发现原来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的,其实远未曾被认识。在哲学方面,本体论传统格局的突破,理论兴趣从传统的科学实证主义滑向东方式的神秘主义;在高能物理中,主客体界限模糊了,由此产生了萨特的辩证理性的主客体关系新说及其阐解式的文学作品;过去长期处于一种潜科学状态的心理学也开始有了揭开面纱的机会。而意识流及纯心理分析流派的作品正是这种现象在文学上的反映,心理学对人们潜意识的探索发掘,精神分析以及“泛性论”的出现,又引出了对所谓伦理学非道德化倾向的争论。

二、英雄的无奈

欧美现代文学的文化转捩“水仙子”,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沉迷于欣赏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以至落水求之,化身为水仙。人们长期坚信,世上存在更具有价值的东西,直到有一日,突然发现终身追求的只不过是虚幻之物,因而转顾对自身的爱怜。这时的自恋自怜倾向真正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整个现代主义文学,撇开其他方面,在涉及人和人的命运时,其实不外乎描写人如何成了“水仙子”,然后再思考是如何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在荷马笔下,奥德赛英武绝伦。这种英雄性格产生的基础,乃是那个社会对其男性力量的需求以及对其力量辐射所产生影响的认可。当远征归来,见到妻子被人纠缠,他可以面不改色地杀无赦,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

此后,历代社会又相继对人的精神力量产生过需求,哲人、宗教领袖、政治家等各种权威陆续登上英雄的宝座。一直到现代派文学产生之前,这些英雄形象始终占统治地位,成为生命价值的体现物。然而,到了现代派作家詹姆斯·乔埃斯笔下,奥德赛成了布鲁姆,成了都柏林街头的小行商,传统的英雄形象变形了。最新鲜,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他们对同样处境的不同处理。布鲁姆回家后,明知妻子毛丽对他不忠,当发现妻子和勃伦在家中幽会时,他不仅没有恶向胆边生,怒杀什么人,甚至连理论一番的勇气也没有。和奥德赛借赛西显示自己的男子味大相径庭的是,布鲁姆逛窑子,原来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挺乐意被毛丽所耍弄。布鲁姆的“堕落”只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无可奈何。在大工业面前,男人的机体力量无足轻重;在严密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当中,男人的进取精神也变得微不足道。于是,布鲁姆对妻子及其情人的任何举动,首先要考虑承担的法律后果,其次又考虑诸如婚姻制度、女权运动等等。他不仅没有可能冲动,甚至连基本的反应都失去了。布鲁姆受到的压力是双重的,除了角色改变产生的失落感,还存在对旧角色的双重心理期待。其中既有来自他对象的,也有来自他本身的。在当时,这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文学化了的真实写照。

三、艺术的世界

文化文学范文篇9

多年来中国的烹饪艺术一直以色香味俱全的卖相、精湛高超的技艺闻名于世界。孙中山在其所著的《建国方略》中曾有言:“我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可见到了近代,西方文明迅速崛起,中华文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中国饮食却大行其道,发展得如火如茶。饮食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而且与纯粹精神领域的文化也密切相关。如为亲朋好友饯别这种习俗在中国古代乃至现在都比较普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饯行时一般要准备丰盛的菜肴,其间敬酒状行,然后表达对临行者的美好祝愿,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文化。可见中国文化也可以具体而微地体现在饮食中,因此要了解中国,除了可以阅读相关历史典籍外,还可以从饮食方面着手。为此王书利编撰了《饮食文化典故》系列丛书,并由线装书局出版社于2016年3月出版发行。

《饮食文化典故》系列丛书共分为六册,围绕中国的饮食文化展开论述。全书以中国饮食文化为线索,以精炼简洁而生动的语言、图文并茂的方式对中国的食俗、茶文化、汤文化、酒文化和饮食礼仪等相关内容进行详细概述。将“饮食”这一词组拆分为语素“饮”和“食”,并细细剖析它们的文化起源和文化传播,详细介绍了有关饮食的观念、器具、习俗和保健等知识。此外该书还充分结合了与中国饮食文化相关联的一些逸闻趣事、诗歌传说、历史典故,将这些有趣之事与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美食、中餐礼仪、中国菜系等融汇贯通,使该书更富趣味性。而且本书将营养饮食与健康饮食科学结合,致力于让读者了解科学健康的饮食之道。书中充分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轨迹,融实用性和趣味性为一体,既可供美食家、食客、美食爱好者以及相关美食研究者阅读,也可供当代文学作家参考使用。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其不仅仅涉及开发、利用食源,运用、创新食具,生产、消费食品等方面,而且与文学艺术也密切相关。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饮食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备受文学界作家们的关注。饮食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具有多重意蕴,常见的主要为以下几种:饮食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民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当代文学中饮食常与民俗挂钩,作者一般会通过描写食物来体现传统的民风民俗。如作者在写大年三十的习俗时往往会写到饺子,因为饺子在中国大年三十晚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饺子”与“交子”谐音,而“交子”是我国第一代纸币,因而人们也将饺子的形状做成金元宝样,因此民间流行吃饺子与预祝来年财运滚滚,表达对生活的美好祝愿息息相关。此外中国人喜欢在年三十晚上吃饺子也是图一个团圆热闹,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喜欢团圆的民族,所以很多文学作品往往都以大团圆结尾,有些悲剧作品因为不符合大团圆的结局而被后人进行多次改写。因此中国的饮食绝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吃饭,而是已经上升为一种维系亲情关系的重要活动。所以当作者要表现一些民俗活动或者中国人的某些观念时,往往会借助饮食来体现。饮食可以反映人物身份、传递人物情感。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同时也蕴含着人们的人生态度,可以表现人的喜怒哀乐。贫寒之人饮食一般会比较简单、清淡,而富贵之人喜欢大鱼大肉,吃饭也要讲究排场,饮食一般会比较丰盛。当代文学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来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如在表现身世显赫的家族时往往会通过描写繁杂的餐桌礼仪、各式各样的菜肴来渲染。此外在表现人物情感时也会借助饮食这一素材,如在表现人物低落的情绪时,即使摆在主人公面前的是一道道山珍海味也无法激起主人公的食欲;而在表现人物高昂的兴致时,即使对面是粗茶淡饭,主人公也依然像吃美味佳肴一样开心。

文化文学范文篇10

英语作为使用最广的世界通用语,由于历史、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化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当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资深教授卡曲儒(B.B.Kachru)。“接触文学”(ContactLiterature)这一概念最早便由卡曲儒提出,它指非本族语作家创作的英语文学。显而易见,它从“语言接触”(LanguageContact)引申而来。众所周知,当不同语言交际者密切接触时,各种语言的语音、句法、语义等都会随着频繁的接触而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非常具有社会语言学的意义,引起了语言间的相互融合,激发了语言的创作力,但更多的是形成了语言的杂合。同理,当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作家用某种相同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时,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有可能带有多元语言和文化的烙印,带有使用者本土化的特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卡曲儒在研究印度小说家、哲学家RajaRao创作的英语小说Kanthapura时发现,当一个印度作家用英语讲述发生在印度、有关印度人的故事时,RajaRao使用了语义转借(calque)、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本土化(nativization)等手段把印度南方村落的语言传统融入到英语语言中(Kachru1987:125-140)。因而,当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便会有一种陌生的体验。它既不完全是英语的,也不完全是印度语的。它是印度语言和文化与英语语言和文化的杂合。于是卡曲儒指出:“在本族语的语境里使用非本族语语言,可以更好地展现新的主题、人物和环境。这就好比将语言的语义和符号潜势重新定义,让语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部分。这种尝试赋予了英语新的非洲或亚洲的认同感,使得接触文学的话语获得了额外的意义维度。而这一维度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依然是模糊的、神秘的”(Kachru1982/1992:316)。事实上,接触文学话语是研究英语变体特征的最好素材。首先,因为文学本身可以让人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拥有最为广阔的创造空间。其次,接触文学话语必然涉及不止一种语言和文化。多元语言和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会引起人们对诸如身份、语言、文化等认同问题的思考。我是谁?我应该说哪种语言?正是基于上述的研究背景,本文作者开始对中国作家的英文作品发生兴趣。这些中国作家都有很好的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背景,接受过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长期教育和熏陶,但他们都能用英文写作,有些甚至移居国外。根据Zhang(2002)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有20多位双语作家的44部作品畅销英美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比较流行的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MomentsinPeking1941)、叶君健的《山村》(TheMountainVillage1936)、韩素音的《目的地:重庆》(DestinationChungking1942)和《生死恋》(AMany-SplendouredThing1952)等。20世纪90年代后,比较知名的有张戎(JungChang)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Swan1991)、哈金(HaJin)的《在池塘里》(InthePond1998)、《等待》(Waiting1999)和《新娘》(TheBridegroom2000)等。本文主要选取张戎和哈金的小说作为语料,分析接触文学话语中的多元文化认同。分析基于两个假设:首先,由于这些作者本身带有对中国本土语言和文化的民族热爱感,并以此为写作源泉,因而其创作产生的英语语言文学就具有明显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的认同感。其次,由于两种认同感(在语境中汉语化和英语化)的激烈碰撞,作者在挣扎、斗争中把握平衡。

2.主要语料

2.1张戎的《鸿》

《鸿》于1991年在伦敦首次发表,赢得了当年的NCR奖及1993年的英国年度图书奖。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以中国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了三代中国女人(外祖母、母亲和我)的故事。这三代人见证了清王朝覆灭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小说揭示了三代中国女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命运遭遇。外祖母出生于1909年,经历了中国军阀混战的时期。她曾是军阀时期一名将军的小妾。将军死后,嫁给了一位医生。外祖母就是当时中国女人的典型代表。母亲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后来嫁给了一位当地的共产党干部,经历了战争和后来共产党政治运动的种种事件。小说中的“我”出生于1952年,经历和见证了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曾当过红卫兵、赤脚医生、工人和大学生。后来,飞往英国,成为了“鸿”。三代人有着不同的生活,但对于爱的渴求、美的追求和人生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读小说《鸿》时,我们不仅为她们的故事所感动,同时,我们的心灵也会被这些历史所触动。

2.2哈金的《在池塘里》和《等待》

《在池塘里》主要描写一个业余画家和书法家邵宾的艰难生活。邵宾在一家装潢店工作。单位为了取悦某些领导,擅自将邵宾申请的住房转让给领导的亲戚。邵宾非常不满,开始画漫画讽刺当地领导的腐败。这些漫画最后在《北京日报》发表。邵宾于是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等待》讲述的是一位叫林孔的军医近二十年间的感情故事。林孔受父母之命,娶了没有文化但很贤惠的妻子淑玉。由于两地分居,夫妻感情平淡。林孔后来爱上了护士吴曼娜,决心与淑玉离婚,但淑玉不同意。根据军队里的规定,如果分居满18年,婚姻可以自动解除。一年又一年,离婚不能实现,爱情近在眼前却又遥不可及。

3.分析

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小说的人物或主题,而是那些故事发生时的汉语语境如何在英语小说中得以表达。中国的双语作家又是如何将英语本土化、把语篇策略很好地用来解决作家的语言和文化冲突与平衡问题。换句话说,这些作品中汉语语言与文化的认同吸引学者去做认真的探讨。在《鸿》中随处可见赋予中国语言与文化意蕴的例子。快速浏览所有章节中的28个标题,就可以意识到这一点。例如Three-InchGoldenLilies(三寸金莲)、TalkingaboutLove(谈恋爱)、WhenaManGetsPower,EvenHisChickensandDogsRisetoHeaven(一人得道,鸡犬升天)、FatherisClose,MotherisClose,butNeitherisasCloseasChairmanMao(爹亲娘亲,不如亲)、WhereThereisaWilltoCondemn,ThereisEvidence(欲加之罪,何患无辞)、GivingCharcoalinSnow(雪中送炭)、ThoughtReformThroughLabour(劳动改造思想)、TheMoreBooksYouRead,theMoreStupidYouBecome(读书越多越反动)等标题,都带有深深的文化烙印。上述表达有很明显的翻译痕迹,是从汉语转借到英语中。按照主题,它们可以粗略地分为四类。第一,对社会现象的描述,比如“三寸金莲”、“爹亲娘亲,不如亲”。前者指旧社会妇女裹成三寸长的小脚,当时被认为是最美的脚型,颇受男人喜爱。后者指中国人对的崇敬和膜拜。第二,日常口语,如“谈恋爱”。第三,俗语和典故,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雪中送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第四,政治性的话语,如“劳动改造思想”、“读书越多越反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多元文化认同在语言上体现为语境的本土化、话语策略的本土化和话语修辞的本土化等方面。限于篇幅,我们只从语境和话语策略两个方面来分析接触文学话语作家如何处理本族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接触文学话语具有独特的文学魅力和语言魅力。

3.1语境本土化

有双语背景的中国作家在用英语创作时需要非常注意语言的环境和角色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小说的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通常是中国的,因此,作家必须把英语的结构和话语移植到中文环境和中国文化中来。这绝不仅仅是个语言问题。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叙述技巧或语言搭配的差异,而是历史文化预设与传统预期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截然不同(Kachru1987:131)。语境的本土化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人名、地名、物名和政治术语。

3.2话语策略本土化

本土化的话语策略是接触文学话语的明显特征(Kachru1987)。它们体现在表达主动帮忙、请求、关心等建立社会人际关系的言语行为、称呼语和诅咒语当中。

言语在社会互动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根据Mali-nowski所说,在最初的使用当中,言语只是人类协同完成的社会活动中的一个链结,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言语是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反思的工具(Hudson2000:109)。后来英国哲学家Austin和他的追随者Searle、Schiffrin等主张言语不仅是行为方式,有些时候,言语可以使行为发生。因此,就有了言语行为这个概念(Austin1962,Searle1969,Schiffrin1994)。根据Austin的观点,人类交际的基本元素不是个人的言词或句子,而是通过说出来的言词和句子所表现的言语行为。此外,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言语由一系列的规则控制,就像语法和词汇组成了语言。我们把这些规则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来学习”(Hudson2000:112)。想要很好地表达言语行为,人们需要经过努力,学会在什么场合说什么,怎么说。此外,这是件关乎面子的事。通过在社会互动中保留其他人的面子来保留自己的面子。从根本上来说,言语是社会符号的标志。这样一来,接触文学话语所涉及的言语行为就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语言不是本族的,但精神却是。那么小说中的人物该如何演绎自己的话语呢?他们会遵循中国的言语行为准则吗?抑或将言语行为融入到英语准则中去?无论如何,他们的言语目的总是由英语实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那么好回答,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影响着作者对语言表达的取舍。事实上,作者总是处于两难境地。在语料中,我们发现本土化的言语行为非常普遍,它使故事中的人物变得生动,也为英语增添了来自另一语言和文化的新鲜味道。比如:(17)‘Eldersister,Iwasgivenbackmylifebyyourfamily.Ifyoueverneedanything,anythingatall,allyouhavetodoissaythewordanditwillbedone.’(117)例(17)反映了中国的社会规则,即知恩图报。外婆和夏医生曾经在绞刑架下救了韩尘一命,把他藏在老房子里三个月,照顾他直到康复。韩尘如今是国民党情报局的高级军官,回来报答外婆的救命之恩。如果我们用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来分析的话,例(17)是个命令(说话者试图让听话者做出某个特殊动作),而不是表达情感(说话者针对命题表达真诚的态度,例如,表示感谢)。首先,使用第一人称“我”作为主语或主题表明说话者强调的是“我”,暗指“我”现在有能力来报答你曾经的救命之恩了。那句说明过去事情的“被字句”经常可以省略,因为它是已知信息。其次,第二人称“你”的使用以及“你所要做的”那种命令口气使这句话听上去更像是一个命令而不是表达谢意或者想要帮忙。然而,如果我们将此言语行为放回到上下文中,再将说话者的社会职位和中国官员说话的习惯加以考虑,那么这种语气的偏差就可以理解了。中国人认为官员说话的方式就是粗鲁、放肆,这表明他的慷慨大方。因此,这样的话语完全不会得罪听话者。事实上,韩尘后来确实帮外婆一家做了几件事情。作者选择第一人称“我”作为主题刚好符合一个高级军官的社会地位,也增强了他言语行为的力度。(18)—‘Eatandrestwell,’hesaid.‘Don’tforgettoreturnthepottothemesssquadtomorrowmorning.’—‘Wewon’t,’saidoneofthem.—‘DoctorKong,whydon’tyoueatwithus?’NurseShenasked.—‘Yes,eatwithus.’afewvoicessaidinunison.—‘Well,Iatealready.’(Ha1999:41)1966年的冬天,林孔的医院举行了一次野营训练。一个月来,医院里三分之一的员工在乡野跋涉了四百英里,驻扎在村庄和小镇上。那天,由于长途跋涉,护士们的脚上起了水泡,林孔来帮忙。他从炊事班给她们拿来了晚饭,让她们吃好休息好。例(18)就是林孔和护士们的对话。整个交谈过程中,话轮不停转换使得对话能够自如地进行。首先,林孔挑开话题让她们吃完饭并好好休息以示他对同志的关心。接着他提醒她们吃完后别忘了把罐子送回炊事班。作为一个男医生,也作为野营训练中的强者,林孔有责任照顾好筋疲力尽的护士们,他的话语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对于他的关心,护士们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谢谢你,林医生”或者“非常感谢”,而是“我们不会忘的”。这是对他的提醒所作的回答,也就是第一轮话里的后一部分。在第三轮话里,一个护士邀请他一起用餐。英语里使用反问句向别人提出邀请暗示说话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在汉语里却未必如此。事实上,几天的野营训练拉近了林孔和护士们的距离。况且,林喜欢的女人曼娜也和那些护士们在一起。在第四轮话里,其他几个护士响应了第一个护士的邀请。同样,此处也没有诸如“请”这样表示礼貌和严肃态度的标记语。最后一轮话中,林孔因为恐惧流言蜚语以及领导的批评而对护士们撒谎说自己已经吃过晚饭了,以此来拒绝她们的邀请。通过这种逐轮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些与英语规则相背离的趣事。首先,有关礼貌的标记语,如“请、谢谢”被省略了。其次,揭示说话者之间关系程度的反问句容易误导读者。再者,强者更有发言权的规则被推翻。对于这些准则背离可以用中国式言语行为规则在英语中的迁移来解释。第一,在日常话语中,中国人不像说英语的人那么经常使用“请、谢谢”。太多的礼貌用语被认为是一种狂妄自负的表现。第二,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同志之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因此,只要话题不与政治相关,人们日常说话并不怎么注重措词。第三,虽然林孔的军衔较高,但他是个温和且十分沉默的人。而且,那时的已婚男子不该单独和年轻女子说太多的话,所以他在谈话时具有更小的发言权也是可以理解的。

4.讨论:多元文化认同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共存的现象非常普遍。为此,上个世纪4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主义)一词,并在50年代后迅速在加拿大流行。就其词义而言,主要是指一个社会的多民族、多文化和多语言的特征。所谓认同(identity)指的是对身份的认定,是对“自我”和“他者”的评价和认可。全球化加剧了全球性的身份认同危机,一种丧失自我确认标准、不知所措的分裂感和迷茫感正困扰着各种文化。英语的全球本土化现象使英语拥有了多元文化的身份。最近,马来西亚教育部门颁布了一项关于英语标准的规定,要求从2011年开始在中小学教授标准的英国英语。此项规定在中小学教师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据调查,大部分教师认为他们不能胜任教授标准的英国英语,因为他们既不认为自己能说标准的英国英语,也不认为在马来西亚有必要说标准的英国英语。当被问及他们平时说的是什么英语的时候,老师们宣称自己说的是“正常的英语”(NormalEnglish),是一种他们自己感觉满意的、有马来西亚本土特征的英语。标准的英国英语是一种殖民者的语言。从情感上来说,马来西亚人更愿意说带有本土特征的英语。当然,该国教育部之所以推出这样的规定,恐怕很大程度上是担心过于本土化的马来西亚英语会影响国际交流,甚至影响该国的形象。然而,新加坡的一位外交官曾经非常自豪地宣称:“……当一个人在国外,不管是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火车或飞机上听到另一个人在说话时,马上可以听出他是来自马来西亚或新加坡。我希望自己在国外说话时,我的同胞能够非常容易地辨认出我是一个新加坡人”(转引自Tongue1974:7-8)。由此可见,语言是一张名片,可以透露一个人的身份。接触文学话语的发出者在运用非母语进行创作时,既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同时也要兼顾自己以及作品中人物的身份诉求。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运用语境、话语策略本土化来认同并且彰显作者及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本族语文化。当然,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作者有意识地通过详细讲解有关中国的一切,让那些对中国文化陌生的读者了解、理解并认同中国文化。如:(33)ThefifteenthnightoftheeighthmoonoftheChineseyearwastheMid-AutumnFestival,thefestivaloffamilyunion.Onthatnightmygrandmotherwouldplaceatablewithmelons,roundcakes,andbunsoutsideinthemoonlight,inaccordancewiththecustom.ThereasonthisdatewasthefestivaloffamilyunionisthattheChinesewordfor‘union’(yuan)isthesameasthatfor‘round’or‘unbroken’;thefullautumnmoonwassupposedtolookespecially,splendidlyroundatthistime.(97)除此之外,接触文学的作家会有意识地走近读者,用英语的文化来表达或类比中国的人和事。如:(34)DengXiaoping,whowasfromSichuan,came,asdidMarshalHoLung,afamousRobinHoodfigurewhohadbeenoneofthefoundersoftheRedArmy,andwasaclosefriendofDeng’s.(304)(35)TeahousesareasimportanttotheSichuaneseaspubsaretotheBritish.(384)RobinHood是英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尽管用他来类比将军并不十分妥当,但作者为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搭起桥梁的努力是不言而喻的。若借用翻译领域中“归化”和“异化”的术语来表述的话,接触文学作家努力走向读者的“归化”策略能使他赢得读者,使作品畅销;走向自我和小说人物的“异化”策略会使他的作品很独特。但他仍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太多的归化会牺牲自我的认同,太多的异化则会失去读者的认同。

5.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