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本原理范文10篇

中医基本原理范文篇1

关键词：取象比类；高校思想政治；吸引力；获得感

在看“抖音”过程中，有段汉译英的视频很有意思。它是这样呈现的：[问]邮递员怎么读？[答]跑死他们（postman）；然后[问]地主———懒得劳动（landlord），经济———依靠农民（economy），怀孕———扑了个男的（pregnant）；最后[问]救护车———[犹豫了半天答道]俺不想死（ambulance）。特别是最后一答，笑得抱肚子。但笑后之余陷入沉思：这种取象比类的方式既形象好记又引人入胜，是革新教学方式方法不错的一种尝试。接下来，笔者从增强教学吸引力和学生获得感这个视角，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例，谈谈“取象比类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运用。

一、他山之石:“取象比类法”的内涵及作用

所谓“取象比类法”，是指运用带有感性、形象、直观的概念、符号表达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通过类比、象征方式把握世界联系的思维方法，又称为“意象”思维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比类，即根据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推导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类同。这种方法具有直接性、形象性的特点，是科学认识过程中获得新知识的一种重要手段，历来被学者们所重视。从“取象比类法”的定义中不难看出，“言”、“象”、“意”三者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三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言”指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源于物象，也是表达物象的工具。“象”指物象，物象源于事物内在的本质，也是本质的外在表现。“意”指事物内在的本质，内在的本质必须通过“象”来表现，通过观“象”并形成“言”才能为人所掌握、交流、传播。由此可见，“象”是“言”与“意”的中间环节，三者之间呈现出这样一种递进关系：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得意忘言。正如魏朝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所言：“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取象比类法”是传统中医教育的主要思维方法，在培养优秀的中医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常以自然界和社会的事物相类比。例如自然界天寒则河水凝结不通，植物的营养多藏于根部，小动物藏于地下冬眠；天温则河水流畅，动植物皆繁荣于外，人亦与之相应。故《素问•八正神明论》说：“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沉”。利用“取象比类法”很好地解释了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人体气血的运行状况。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对疾病成因和治疗方法作出了深刻的归纳和总结：千病万病不外虚实，治病之法不逾攻补。笔者以为，张景岳的抽象总结也可作具象的解读：疾病产生的原因在于“正虚邪实”，而治疗疾病的方法关键在于“扶正驱邪”。人们常说，不通则痛，痛则不通。“痛”只是一个信号或警铃，告知人们生病了要引起注意。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不通”以及如何通”。其实“不通”的原因正是“邪实”。气、血、津液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所需的物质和能量，好比“条条道路通罗马”，要把它们输送到目的地必须有相应的“通道”。我们可以把输送气、血、津液的通道归结为“气道”、“血道”、“水道”。如果这些通道不通，必然导致“气滞血瘀水停”（邪实），造成人体和外界正常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受到阻碍，疾病随之就产生了。“气滞血瘀水停”与痰瘀、血瘀、沙淋有很大的关系。既然致病的原因找到了，治病的方法就呼之欲出：驱邪，打通通道，以通为补，“实则泻之，虚则补之”。这种治疗方法详细点说就是：理气化痰、活血化瘀、利水通淋。“通道”畅通，人体自然健康。应该说，张景岳的医学总结对现代中医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将“取象比类法”移植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去，可以增强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提高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让学生学有所获、学有所得。

二、传道授业:“取象比类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运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应当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实践主渠道的功能，发挥主导作用，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吸引力，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实现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照本宣科，学生不喜欢听，也听不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首先要解决学生听得懂、听得明白的问题，也就是教学方法革新的问题。笔者以为，“取象比类法”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骨干课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相对于其他三门课程而言，学生接受程度比较低。其原因是“原理”这门课具有理论性、逻辑性、整体性强的特点，内容精深宏大，使教师难以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将涉及的理论和问题讲清、讲明、讲好，而学生的感受是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抽象、问题宏大、讲解空泛。下面，笔者本着以点带面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为例，选取“哲学”、“物质”、“意识”这三个概念的解读，来谈谈“取象比类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三个部分构成，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一提到“哲学”，学生一脸懵，因为相对于法学、经济学、中医学、护理学等，这个概念好像“神”一样的存在，根本无法理解。在课堂中，笔者是这样解读的：“哲”是一个会意字，由“折”和“口”构成。好比一个包子，要判断它包的是什么馅，通常的做法是把它“折”成两半，露出一个“口”来，往里一看，一目了然。所以“哲”的本意是寻求真相，它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本体论层面的，回答“真相是什么？”；第二层是方法论层面的，回答“如何找到真相？”。它们是一体的，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当代大学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重方法轻本体。但如果没有本体的深化，方法的提高和改进就无从谈起。“哲”的深刻内涵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做任何事，目的一定要明确；有了明确的目的，方法也随之应运而生。“哲”字还含有智慧、聪明之意。学点哲学，长点智慧，让人变得聪明起来。智慧与知识不能划等号，并非知识越多智慧越高。当然，知识毫无疑问是智慧的前提。智慧是一种艺术，是运用知识的一种技巧和诀窍。聪明，耳聪目明。从中医视角来看，耳与肾相连，目与肝相关，要使人变得聪明必须增强肝肾功能。很显然，“聪明”找到了它的生理基础。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增强肝肾功能？这是大学生关心的也是最想知道的。其实关于这一点，在《黄帝内经》的“上古天真论”篇中已经提及，那就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大学生要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不要熬夜，早睡早起，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学习效率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物质”与“意识”是哲学中的一对范畴。关于物质是什么？列宁是这样定义的：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在这里“客观实在”是理解物质内涵的关键所在。在课堂上，笔者是这样解读的：我们所处的这个物质世界“至大无外”，比如地月系处于太阳系，太阳系处于银河星系，银河星系处于外银河星系，而外银河星系外面有更大的星系，等等；“至小无内”，好比“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总之，这个物质世界大到无法想象，小到无法理解，但它又确实存在，如果一定要用语言表达的话，我们把它称之为“客观实在”。关于意识是什么？马克思作了如下概括：观念的东西（意识）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对于这个定义，笔者以为：如果把人脑比作工厂的话，那么意识就是产品。工厂加工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必须从外界移入，而“移入”的工具主要借助人的五种感觉器官，即听觉、视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原材料的丰富程度与意识水平是成正比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多听、多看、多闻、多尝、多触摸，总之一句话：勤实践，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有助于意识水平的提高。采用“取象比类法”对“哲学”等概念进行这样的解读，一方面帮助学生形象地理解了“哲学”的内涵；另一方面因为学“哲学”使人变得聪明起来，与学生的切身利益相关，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原理”课的学习热情。

三、明道信道:“取象比类法”对高校思政教师提出的新要求

亲其师，信其道。前文提到，“取象比类法”通过种种意象的叠加，形成一种意境，让学生身临其境，引人入胜，从而增强了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提高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让学生学有所获、学有所得。与此同时，“取象比类法”对高校思政教师提出了新要求。2019年3月18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对高校思政教师提出“六个要求”：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这“六个要求”用一句概述，可称之为“教书育人”或“言传身教”。教书是指知识传授，而育人是指价值引领。下面笔者从知识传授这个层面，谈谈“取象比类法”对高校思政教师提出的具体要求。第一，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高校思政教师，他的重要使命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谓正确的，是指变自发为自觉、变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比如做一件事，人家要你做和你自己主动要做，结果是完全不一样。因此，教师应该以身作则，为学生作好示范引领：上课时，精神饱满，态度积极，充满自信。教师的自信对学生而言，是感染力的重要源泉。古语有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教师的职责是传道，而传道的前提是信道。依此类推，信道的前提是明道，明道的前提是问道。如果说传道是教学过程，那么问道、明道和信道是科研过程。教学信心的树立源于科研的深入。教学科研不是对立的，而是相长的。教学带动科研，科研促进教学。高校思政教师教学任务重，心理压力大，过得“苦”，上思政课成了一种“谋生”手段，这也是共识。但这涉及到一个观念转换的问题。高校思政教师若能再努力一点，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增强对理论的自信，把职业当成事业来做，一定能做到“苦”中作乐。高校思政教师姓“马”，但更重要的是要信“马”。第二，拓宽视野，丰富知识内容。“取象比类法”中的“象”涉及的面很广，既可以是自然现象，也可以是社会现象，甚至是思维现象。这就要求高校思政教师在日常生活注意观察各种现象，广泛阅读相关的书籍和掌握相关的知识，比如天文学、地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中医学等。另外，高校思政教师要训练自己的理论思维推导能力。高校思政教师在广泛观察和大量阅读的基础上，还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究，把“象”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的知识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在教学中起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几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利益需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搅动全球经济市场。对此，2019年6月7日，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在互动交流环节就逆全球化等回答主持人提问时指出，“当前世界上出现的一些逆全球化动向只不过是全球化潮流中激起的几朵浪花，阻挡不住全球化大潮。”用浪花类比逆全球化，用潮流类比全球化，形象地说明了全球化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为世界经济发展指出光明之道：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类似的讲话还很多，体现了他知识的渊博，是高校思政教师的学习榜样。第三，教学相长，温故而知新。所谓教学相长，就是建立师生之间的“从游”关系，加强师生的沟通交流，互相启发。在文明轴心时代，无论是古代中国或西方的先哲如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采取的教学方式是问答式的，师生之间是平等的，可以是老师问学生答，也可以是学生问老师答或学生之间相互问答。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通过黄帝和歧伯的对话，对人体生理和病理作了系统论述，从而构建了以望闻问切为诊断手段和用辨证论治为治疗手段的完整医学体系，为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求知的重要手段是学习，这里“习”的本意是指雏鸟扇动翅膀反复训练的过程，当然每一次反复都使飞行技巧更进一步。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大学生获得的信息量与日俱增，但是这些信息都是以碎片化为主，这难免给大学生思想造成极大困惑，他们迫切需要问题的解答。作为高校思政教师首先要学会倾听学生的心声，和学生做朋友，知其所想，解其所感。也许大学生问的许多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表达方式或语境不一样而已，这时高校思政教师就不能敷衍了事，而要积极沟通，认真归纳总结，在教学交流实践中创新知，温故而知新，因为思想火花往往就发生在那一霎那。

在高校，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有一个认知理解、认同确信和践行的过程，其中认知理解是前提和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思维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详细地说，就是从理论抽象到理论具体。而从理论抽象过渡到理论具体中间需要一个“桥梁”，笔者以为，“取象比类法”可以扮演这个有效的“桥梁”作用。“取象比类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运用，可以帮助大学生在学习抽象理论过程中在头脑里形成“具象”思维，说直白点，就是在头脑里形成图片或图象感。而图片或图象感的形成有助于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找到切入点和兴趣点。学习最好的老师是出于兴趣，而兴趣不是天生，完全是在实践活动中（当然也包含教学实践活动）一种机缘巧合的产物。因此，高校思政教师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以“取象比类法”等诸如此类作为教学方式方法革新的切入点，进一步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争取把它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2]吴敦序.中医基础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3]严金海.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中医基本原理范文篇2

【关键词】食品加工技术；中医药导向；创新；教学改革

经总结，高等学校有三大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在这三大职能中，最核心的是人才培养。据统计，虽然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与发展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人才培养模式也日趋成熟，但是不同的学校实际情况千差万别、特色各异，人才培养理应制定与学校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培养方案，与此相对应的，应该重点制定具有特色的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广西中医药大学是以中医药为背景的大学，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加速发展，《食品加工技术》课程教学改革应结合学校实际，以中医药为导向，发展特色的《食品加工技术》课堂，培养高层次的特色食品专业人才。近年来，食品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食品加工技术的更新和日渐成熟对食品工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食品加工的目的是保持和提高可食资源的利用价值，开发适合人类需求的各类食品和工业产物[1]。随着食品加工技术的革新和经济发展,食品工业进入了一个超发展时期，从而对食品类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也正日益扩大，但同时也对食品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和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广西中医药大学对《食品加工技术》的课程教学质量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要求。作为食品质量与安全和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提高《食品加工技术》课程教学质量对培养中医药背景下两个食品专业学生的逻辑思维和综合应用能力大有裨益。传统食品加工技术的实验教学一般采取经典理论的讲授和验证，强调通过实验教学消化和巩固讲授的理论知识，但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科交叉的综合应用规律，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不能很好地适应以中医药教学资源为主体的教学要求[2]。据此，在有限的学时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尤其是提高学生医学和食品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以及创新能力是《食品加工技术》课程教学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

1课程定位

《食品加工技术》作为广西中医药大学食品类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主干课程，根据广西中医药大学的办学和办校特色，要求学生掌握食品加工的主要原料及保鲜、食品的热处理和杀菌、非热杀菌、食品的干燥、食品浓缩、食品的微波处理、食品的辐照、食品的发酵、腌渍和烟熏等食品加工和贮藏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掌握食品加工技术实施过程、工作原理和应用，并要求学生能将一定的医学知识与食品专业知识相结合，培养学生完整的综合食品加工过程单元操作理念，使学生具有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知识、分析和解决食品加工过程问题的能力，为提高食品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2课程指导思想

《食品加工技术》课程设计的指导思想是以就业为主旨，以培养综合实践能力为重点，以提高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为目标的课程内容体系[3]。广西中医药大学本着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宗旨，根据合作食品、药品生产企业的岗位任职需求，依据相关职业资格标准，要求食品专业教师以学校基础资源为依托来优化教学内容，要求食品专业课程体系应具有中医药大学的特色，实践教学以实训项目为载体且应具有典型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并根据完成质量及时进行考核和评价。在理论课的讲授过程中，授课老师将合作企业开发的产品作为素材，比如芒果、菠萝、百香果等，详细讲述原料的处理方法和生产过程，将生动的实际案例应用于课堂之上，既体现了优秀的企业文化，又加强了学生的直观感受，以便于学生掌握课本知识，并顺应企业的要求及目标[4]。

3教学内容改革

为避免与广西中医药大学的办学背景相背离，也为了避免单一枯燥的食品理论学习，《食品加工技术》的理论教学尝试将食品加工的基本原理同中医药知识相融合，将药食同源的原辅料与加工工艺、产品特点分解到相应的加工技术中介绍，力求做到食品与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的同步化。《食品加工技术》课程力求结合广西中医药大学的教学资源和中医药理论基础，根据省内外食品工业发展对人才的实际需求，因材施教，制定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新型课程教学方案。为明晰课程大纲，本课程将该课程内容分为5大模块：果蔬加工技术模块、畜禽肉加工技术模块、水产品加工技术模块、乳与蛋制品加工技术模块、发酵食品加工技术模块，每个模块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力争做到将中医药理论和食品加工的理论综合应用到5大模块加工技术中，使学生在理解并掌握食品加工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同时，熟练将中医药理论应用到食品加工中，提高学生对食品营养和保健知识的认知能力，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综合应用能力。比如，在乳制品加工技术模块中，教师鼓励学生将一些具有保健作用的食物——木瓜、山楂、红枣等应用到牛乳加工中，制作成凝固型酸奶或搅拌型酸奶，获得具有某些特殊功能及更易于消化吸收的酸奶。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素质和兴趣爱好，强化学习其中的某几类食品加工技术，同时根据食品原料和药食同源原辅料的季节性，精心设计实验方案，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职业素养，力争将学生培养成具有更强的实践能力且顺应时展的综合应用型人才。

4教学方法改革

为缓解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等问题，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三部门2015年10月正式联合出台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转型意见”），该意见提出了“探索应用型（含应用技术大学、学院）发展模式，健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的要求。根据该“转型意见”，广西中医药大学对如何转变食品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问题作了初步探讨，提出了“以培养特色的食品类专业学生”为目标的要求。

4.1构建研究性学习模式，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认知能力

本课程的理论教学方法由传统的“填鸭式”教学转变为灵活多变的“自主学习”素质教学，由“枯燥的理论讲授”转变为“生动的对话与讨论”，理论教学采用引导式、互动式、讨论式的精讲模式，培养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讨的学习意识[5,6]；实验教学采用预先视频引导，而后实际操作的方式。为了增强学生对实验课程的开设环境、仪器设备和操作注意事项的了解，本课程采取录制实际情况下的预实验视频的方式，以授课班级的某些同学为录制对象，以课程开设的实际教学平台为背景，给予学生预先了解实验室情况和实验开展情况的机会。这样既可以避免教师采用一些不切实际的教学视频，也可以充分利用实际案例，让参与预实验的学生积极在课堂上与全体学生分享并讲解其中的操作重点。此外，实验教学中，教师还鼓励学生积极主动查阅文献，培养学生独立完成实验设计的能力，调动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从而在实际操作中提升学生独自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苹果酱的实验开展之前，教师让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制定详细的实验方案，然后在课堂之上，让每一个研究小组的学生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以PPT的形式分享给全班同学，然后老师针对每一部分内容中存在的问题，与全班学生共同分析和讨论，让学生像科学家那样积极思考问题并发现其中的基本原理或规则，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进而激发学生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和推理的兴趣，同时借助有效的思维策略来巩固和完善新的认知结构[7]，从而让学生以主人翁的角色掌握重要的知识点[7-9]。

4.2以食品为主体，以中医药为导向的实践教学

据报道，我国大多数地方本科高校，尤其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应运而生的新建本科院校，为向国内甚至国际一流大学看齐，努力培养学术性很强的高端人才，不顾学校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源的短缺，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定位，从而出现师资流失、制约学校发展的现象[10]。若想培养既顺应时展又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必须立足本校条件，一切从实际出发，尤其是实践教学的方案制定和实施。实践是对理论教学的转化和应用，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环节，我们应根据专业特点和社会需要组织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见习、实验实训和社会实践等，从而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理论知识应用能力。在《食品加工技术》的课程教学改革中，倡导以食品为主体，以中医药为导向的实践教学的主线，主要表现为科学设计课程体系，改进传统实践体系，完善原有的理论知识体系，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的各专业知识协调发展，有效满足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就业和创业的需求。实践教学贵在勤于操作，《食品加工技术》的实验课程设计努力与当地特色和行业发展接轨，以学生就业为指导目标，由师生共同参与实践项目的论证和筛选，切实达到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目的，努力培养学生肩负重任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感。此外，在以中医药教学为主题背景的大学中发展食品类专业，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应该具有中医药大学的特色。据此，在设计实验方案时，《食品加工技术》的任课教师积极鼓励学生将所学到的中医药基础理论应用到食品加工中，充分做到交叉学科知识的运用。例如，在《食品加工技术》实验课的改革试行阶段，授课教师安排了苹果酱的制作。在实验方案的设计过程中，教师要求学生利用中医药保健的原理，在苹果酱的基础上，加入一些相辅相成的营养强化食品原辅料，来制作更有利于人体健康并易被消化吸收的保健功能食品，比如菠萝、香蕉、木瓜等，完整的实验方案采取课堂与全班学生探讨的形式来确定并实施。

4.3充分利用第二课堂资源

工学结合是“转型意见”的要求，是顺应时展的需要。工学结合就是将“未来的工作岗位”与“学生学习的内容”密切结合，由校企合作共同办学的职业教育模式[3]。广西中医药大学作为一所办学历史悠久的地方本科高校，积极按照转型意见要求，将办学思路努力转到校企合作共同办学、服务地方经济上来，努力增强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全面提高学校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在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中，广西中医药大学向全体教学部门提出了“注重创新”的要求，即积极拓展第二课堂，以发明创造、创业竞赛、成果转化等形式，鼓励学生自主创新创业[11]。此外，食品学科作为广西中医药大学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学科，学校特别强调了食品专业的教学方法改革，应全面推行交叉学科案例教学、综合应用项目教学、微课教学等教学方式，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推动具有中医药特色的食品专业综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发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4.4食品加工技术课程改革评价

人才评价是衡量人才培养结果是否达到教学预期目标的一个重要方式，其对于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重要的导向和调控作用，在教学改革工作中应给予高度重视和改进。以往的《食品加工技术》教学评价主要存在评价方式封闭，评价主体单一，评价内容缺乏鲜明性等诸多诟病。根据中医药大学的办学特色和宗旨，此次《食品加工技术》课程的评价体系改革本着“开放性”的宗旨，力争通过多方合作提高课程评价体系的鲜明性和实用性。所谓开放性，主要是打破评价封闭、主体单一的评价方式，由学校自己评价人才培养质量转为吸纳行业企业高管、高工甚至优秀校友等人员共同参与人才的质量评价。让高等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学生和用人单位成为本科教学评估的主体之一，从而明确办学定位[12]。《食品加工技术》课程改革中，切实遵循转型意见的要求，注重创新和突出应用，注重学科交叉和综合应用。将中医药基础理论融入到上述5大模块食品加工技术中，克服了传统食品加工技术理论重复、单一、缺乏新颖性和办学特色的缺点，因材施教，便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二课堂的充分利用以及集中实训项目的实施，实现了课内课外一体化和教、学、做一体化的目标，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作者:祁静 范丽丽 谢文佩 廖夏云 谭强 单位:广西中医药大学食品科学系

参考文献

[1]张根生,韩冰,李次力,等.食品加工技术原理教学探索和实践[J].农产品加工,2015(1):86-88.

[2]管晓光,李柏茹,王永东,等.适应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弧焊电源》教学改革与尝试[J].电焊机,2016,46(6):128-130.

[3]左冕.环境设计专业的能力导向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41(4):206-210.

[4]刁爱芹,陈国富,潘爱萍.以核心课程为依托，将行业企业文化引入高职药学教学改革[J].安徽医药,2016,20(10):2003-2005.

[5]邓晓卫,施庆生.借鉴国外高校经验加快教学改革步伐[J].中国大学教学,2015(2):93-96.

[6]赖雪梅,李建.新媒体视角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嬗变[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532):67-70.

[7]汪涛,任迪峰,张琨,等.谈“现代食品加工技术"创新性教学[J].中国林业教育,2013,23(2):70-72.

[8]李艳红.《食品加工技术》课程教学改革[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3,12(14):151-152.

[9]王慧颖.研究性学习模式在英语语言学教学中的构建[J].贵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20(4):8-10.

[10]马廷奇,钟颖.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目标、困境与动力[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2):94-98.

中医基本原理范文篇3

关键词：医院后勤；绩效考核；指标；反馈

任何企业、机构、组织，都需要通过科学的绩效考核，以提高效能，降低成本，实现科学化管理。医院也不例外，医院后勤部门的绩效考核是医院绩效考核体系的重中之重。医院后勤包括医院安全、医院建筑、后勤设备、物资供应、生活服务、环境与卫生等方面，为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电、水、气、冷、暖、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服务和物资保障。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对于提高医院绩效，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改善医院经营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结合管理学中的绩效考核原理与方法，就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展开一些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够对于做好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工作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当前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面临的问题

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离不开医院后勤绩效考核体系的完善。当前医院后勤绩效考核面临以下问题。

（一）绩效考核存在客观问题

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面临一些客观上的问题，包括：1.当前我国医院后勤部门社会化程度不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要求医院后勤部门社会化，以提高医院后勤部门的运转效率，但是当前医院后勤部门社会化程度不一，第三方的专业服务和管理理念还没有全面引入，从而导致了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面临较为复杂的情况；2.医院后勤岗位繁多、属性多样。与医院的医、教、研岗位性质相比，后勤岗位种类较多，不同岗位的工作性质差别很大。医院后勤岗位属性多样，既有事业编制，也有合同制。这些因素决定了医院后勤绩效考核需要照顾到各类现实情况，不能“一刀切”；3.医院后勤部门不同于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后勤部门。医院是公益性机构，不是营利性机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医院后勤部门不同于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后勤部门。更何况医院是专业性机构、服务性机构，医院后勤部门也体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专业性和服务性，这会导致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需要突出特殊性，而不能生搬硬套普遍性的绩效考核原理。

（二）绩效考核存在的主观问题

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也面临一些主管上的问题，包括：1.思想观念上对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未能充分重视。人们往往认为医院后勤部门仅仅处于保障性的、从属性的地位，从而没有给予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充分的重视；2.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欠缺科学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由于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还是新生事物，一方面人们缺乏对绩效考核基本原理的透彻把握，另一方面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实施者必须对绩效考核原理和医院后勤部门的工作规律有着深入的把握。这些主观原因的存在导致当前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还存在诸多不足。

二、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工作的开展需要建立在绩效考核的基本原理基础之上，并选取既能满足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需求，又能够照顾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特殊性的具体方法。笔者选取了如下原理和方法供参考。

（一）KPI考核法

KPI考核法即关键绩效指标考核法，是指通过对组织内部流程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关键参数进行设置、取样、计算、分析，衡量流程绩效的一种目标式量化管理指标。KPI绩效考核法需要首先选取适当的绩效考核指标，随后根据考核的不同关键指标制定相应的考核方法，如即时考核、日常考核、抽查考核等。指标的选取是否适当，将关系到绩效考核的科学性特别是考核结果的准确性。医院后勤绩效考核可以参考KPI考核法，通过科学的评估，选取适当的考核指标作为关键指标，并运用KPI绩效考核原理对医院后勤部门的绩效进行考核。

（二）BSC考核法

BSC考核法即平衡计分卡法。平衡计分卡考核法有四项考核指标，分别是财务（Financial）、客户（Customer）、内部运营（InternalBusinessProcesses）、学习与成长（LearningandGrowth）。一般而言，这四项指标适用于企业，尤其是其中的财务指标特别关注企业的经济绩效。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可以参考BSC考核法，吸取BSC考核法的精髓，但是需要结合医院后勤部门的工作实践进行一些调整，分别从能效维度、服务对象维度、内部管理维度、发展维度四个维度出发设计科学的考核体系。

（三）RBRVS考核法

RBRVS考核法即以资源为基础的相对价值比率考核法。该法是以资源消耗为基础，以相对价值为尺度，来支付医师劳务费用的方法，主要是根据医师在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源成本来客观地测定其费用。在医院行政后勤人员的绩效考核中引入RBRVS评估系统充分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劳计酬”的分配原则。

三、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需要注意的事项

那么，医院后勤部门应如何科学设计绩效考核体系，从而构建起一套符合客观实际，满足实践需求，同时有能够富有激励性，从而实现良性的激励效应呢？笔者认为，当前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体系的构建，尤其需要注重如下几点。

（一）科学选取考核方法

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应遵循绩效考核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选用适当的方法，尤其需要注意绩效考核一般原理和方法在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实践中的具体化。前文提到的KPI考核法、BSC考核法、RBRVS考核法等都可以作为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的参考对象，但是在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也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在吸收这些考核方法精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于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实践中。

（二）量化考核指标和标准

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必须实现考核指标和标准的量化，前文提到的KPI考核法、BSC考核法、RBRVS考核法都体现了这一思路。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也需要实现考核指标和标准的量化，但是需要注意如下几点：一是指标的选取和标准的设定必须科学化，不能随意选取指标，也不能僵硬地制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标准；二是指标的选取和标准的设定可以动态化，不能一成不变，而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三是指标的选择和标准的设定必须明确，这样才能方便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中实际操作，避免由于指标和标准的模糊导致无法得到执行和实施。

（三）结合薪酬激励机制

绩效考核本身是手段，目的在于激励。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同样是为了激励目标的达成。鉴于此，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必须和薪酬体系的设计相结合，以绩效考核实现薪酬激励，以薪酬激励思路重构绩效考核体系。当然，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与薪酬挂钩，并不能过于功利性，而是需要在把握绩效考核科学规律的基础上，以薪酬为中介，实现激励作用。同时，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也需要考虑社会责任、人本管理等要素，而不能以薪酬激励为唯一参考要素。

（四）建设信息化数据支持系统

医院后勤部门的工作细而杂，绩效考核离不开信息化管理。建议医院后勤部门在绩效考核体系的科学构建中，必须通过建设一套绩效考核信息化数据支持系统，作为医院后勤部门绩效考核的基础平台。同时，建议结合“大数据”的思维和原理，从全局的角度，发掘医院后勤部门工作数据中的各项有用资源，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参照。

（五）形成持续反馈促进机制

绩效考核的结果可以对医院后勤部门的工作提供检验的依据，从而形成反馈促进机制，引导医院后勤部门将后勤工作越做越好。绩效考核的目的在于促进员工工作效果的持续改进，从而推动医院总体目标的实现。持续改进意味着“考核—反馈—改进—考核”这样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有人负责、有人监管则是“循环”得以不断持续的重要保障。绩效考核对医院后勤部门的反馈和作用，有赖于如下几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注重员工的意见和建议，而不能仅仅将员工看作被考核对象，这样有助于实现管理民主化；二是必须定期汇总考核结果，并对考核结果进行科学分析；三是将考核结果运用于医院后勤部门的管理实践，如与奖惩机制结合、与员工培训结合，使考核结果在医院后勤部门管理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总而言之，绩效考核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单纯地进行利益分配，而是促进企业与员工的共同成长。医院后勤部门应精心制定后勤绩效考核计划，运用合适的考核方法，以提高广大后勤人员的工作热情，为医院的全面工作提升提供良好的保障。

作者:孔维林 单位:南京市江宁医院

参考文献：

[1]王灵芬.新医改背景下的医院绩效管理[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5(24).

中医基本原理范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生管理工作；指导作用

一、当前高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学校主要是以“应用”为主旨培养建筑行业技术应用能力为目标的工科高等院校，在教学计划中占有较大比重的一种高等职业教育。高职教育是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的以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为主的，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随着我院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我院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存在了一些问题：

（一）重共性培养,轻个性培养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受到现行体制的束缚，行政化味道浓厚，在学生管理理念上也是严格的“行政化制度管理”的模式，过分强调和其他高校的“统一性”，过分依赖制度管理，在管理中强调步调、风格的一致性；还表现在忽视学生个体的需求，从而使学生的思维方式、水平能力、知识扩展等方面的出现差异性太小。在“行政化制度管理”的模式过程中，虽然我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但是随着与时俱进的教育管理体制的不断改变，随着我国正进行“十二五”规划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大力发展高职教育的目标发展规划，也随着当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这种忽视学生主体作用、限制个性发展、抹杀学生创造力的管理模式的弊端会日益凸显，这必将阻碍学校的进步发展。

（二）重学校需要,轻学生发展需要

当前我们学校在学生管理方式上主要是以满足学校的稳定和发展为重点，而不是以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为重点。在当前我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忽视了学生个性的培养，从而忽视了学生自身潜能的挖掘，却把学校的稳定和发展需要的摆在了学生管理的首要位置层面上，一切服务于学校的发展。事实上，高校教育，占主体地位的不是学校本身而是学生，学校培养人家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满足学生的个体发展，不要“统一性”，应该讲求“个性”的发展方式，促使学生全面成才，作为学校寻求发展实现超越和创新的根本路径。因此，只重视学校现实需要，而忽视学生发展需要的管理观念，是不符合高校发展规律的。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学生管理工作中的问题

（一）辨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做好学生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凡事要坚持从客观规律出发，实事求是开展工作，如我现在带的高建班，是中职对口升入高职的学生，高建班的特点是思想活跃．实践动手能力强，但学习兴趣不高，没有信心，目标不明确，长期在学校中扮演的是“差生”的角色，由于得不到学校部分同学的肯定，因而更愿意与同样处境的朋友们在一起，对友情极为看重，容易形成一些小团体，如果择友得当，对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很大帮助，反之则非常危险。所以，作为辅导员，实事求是的从高建班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开展工作中要有其针对性，比如知道高建班动手能力强的特点，就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类技能模型比赛，尤其在力学模型比赛中获得特等奖的佳绩，增强了高建班学习的积极性，也提高了高建班的自信心。

（二）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的生活成长和学习进步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发展是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运动变化过程，作为辅导员，我们要坚持发展的观点，要学会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学生的生活成长和学习进步。我们辅导员要始终正确的看待在学生生活中出现的错误，要允许学生犯错，要懂得引导学生走出错误的观念，不能因为极个别学生的犯错而否定学生的其他优点和获得的成绩，当然也不可根据学生某一阶段的成绩就肯定这个学生的一切，防止“一刀切”的现象出现。比如在我带的高建班中有很多基础比较差的学生，但是我作为他们的辅导员必须要看到他们即使在调皮的学生身上也有优点，那么就需要我们去挖掘；即使他们学习基础差，但是他们却动手能力非常强，由于有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我鼓励他们多多去实践，多多动手，使学生生活和学习发展的总体方向永远都是向前的；所以在一年多的带班过程中我体会到我们一定要克服“先入为主”、“武断批判”等认知的偏见，要满怀信心的积极开展工作，饱含一颗热忱的心投入高校的学生工作中去。

（三）联系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理告诫辅导员要摒弃主观

随意的工作方法，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树立全面思考问题的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具体地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根据事物时时变化的状态建立新的具体联系。在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我们一线辅导员在工作上要坚持深入了解调查研究的原则，要多下宿舍、多下教室、多与学生交流，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详细占有大学生的各方面的信息的基础上，再去客观的分析学上现有的道德水平、知识程度等，不能以辅导员个人主观臆断的推测代替学生本身固有的联系，对学生工作想当然的自以为是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的普遍性原理告诫我们在工作中要坚持全面联系的观点，要懂得树立全局观念，要懂得学生工作中的部分和整体的联系，防止片面和僵化的工作方法出现，比如在工作中要把学生的一些行为多方面的联系起来，分析学生产生此类行为的原因，从而更好的解决好学生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难题，要用认证的态度对待每一名学生，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四）质量守恒规律要求辅导员在工作中要重视大学生的成长

要认定大学生的成长是由量变到质变这一客观的过程，要坚持重视量的积累过程，坚持适度原则，把握时机促成学生的质的飞跃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量变会引起质变，新的质变又会促使新的量变的发展，质变和量变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如此交替循环，形成事物质量互变的规律性。质量互变规律体现了事物渐进性和飞跃性的统一。它要求我们在具体的工作中：要在认识和处理问题上把握适度的原则，做到“适时、适量、适度”。注意正确处理量变和质变的关系。一方面，对正面的量变要采取措施使其更加强化，引导其积极向质变转化，比如对于学生好的方面我们要肯定，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促进学生的进步；另一方面，对负面的量变，我们要注意从负面量变引导到“正能量”的量变上来，逐渐弱化它的的效力，使其不能向质变转化，比如对于学生的一些迟到、旷课行为我们要及时的指出，找其谈话，促进他们从小事就要懂得改正，要他们从学生时代就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促使他们达到质的飞跃。

（五）否定之否定规律要求辅导员要看到大学生的学习、思想和人生的发展方向

要坚信学生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曲折中螺旋式或波浪式前进发展的事物的自身发展，始终是前进行与曲折性相统一的，事物的发展都要经过肯定、否定和新的肯定，即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所以我们要在学生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要看到其发展的曲折性，但是要坚信学生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引导他们从曲折中走出来，“不经历彩虹，怎能见风雨”，大学就是一个磨练人锻炼人的场所。通过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辅导员我们要看到大学生的发展方向总体是前进的，但是学生成人成才的过程的道路又是曲折的。所以我们辅导员要有耐心、恒心、爱心的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平常管理学生的方式中，积极引导学生走出各种困境、曲折，做到学生的知心朋友，不能因为学生的挫折而放弃学生，要学会让学生懂得否定之否定的自我评价，从自我的否定中认知到自己的不足，学会自我认识、自我思考、自我改正，培养这样的学生将有利于促进他们走上社会后能够懂得自我的改正缺点，从而不断的取得进步。

习指出：“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所以，我们要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运用到学生工作中去，引导大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从而在学生管理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来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水平。

作者:韦毅 黄永旺 单位: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宝昌,刘海峰.创新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0,31(4):63-64.

[2]马陆亭.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的若干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14,10:10-14.

[3]郑春龙,邵红艳.以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为目标的高校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施[J].中国高教研究,2007,4:85-86.

中医基本原理范文篇5

1、政治思想和廉洁从政方面

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各项活动中，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联系本单位实际，“以生为本”，工作勤奋，作风严谨，求真务实。有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工作责任心强。严守法纪法规，廉洁自律，从不以权谋私，从不行贿受贿。

2、学科与专业建设

本年度，在学科建设方面方面，我们除了继续建设省级重点学科——针灸推拿学学科外，在我校申报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的过程中，我们积极配合，组织提供了大量支撑材料，为我校获得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学校统一组织下，我们与两所附院一起共同申报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经评审，我院针灸学科被批准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我本人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灸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之一。

2008年，我院针灸推拿学获国家教育部批准，成为国家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本年度，我们按计划进行建设，并在全国教学工作研讨会上，介绍我们的思路和做法。

3、实验室建设

今年，在省教育厅科技处和学校科技处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加强了针灸基础与技术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建设，并首次设立重点实验室开发基金，吸引校内外针灸研究者加盟，进一步发挥了重点实验室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作用，也扩大了我校针灸学科的影响。

本年度，我们申报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研三级实验室，已正式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更名为神经生物学(针灸)实验室。

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还组织申报了20年度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特色优势学科实验室项目针灸基础与技术重点实验室，获得专家好评。

4、教学与教研工作

协助分管教学副院长做好学校教学任务的落实。今年是我校中医学专业认证，我们重点对相关课程《针灸学》进行教学方法与评价机制的改革。在课堂教学中增加了PBL教学，完善了形成性评价。

积极鼓励教师申报教研项目和质量工程项目。“针灸推拿学专业临床实践教学管理和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被批准为安徽中医学院校级教学研究项目;《康复治疗学》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原教研项目“医学院校中西医临床医学(医疗保险)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获校级教学成果三等奖。

本人在行政工作的同时，积极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的教学任务及培养工作，教学工作量饱满。20年，本人所指导的研究生又获得安徽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5、教材建设与课程建设

主编了针灸推拿学专业精编教材《经络腧穴学》，09年已正式出版。推荐多名教师分别担任《针灸医籍选》、《刺法灸法学》、《针灸治疗学》、《实验针灸学》、《临床康复学》等教材副主编、编委。省级精品课程《经络腧穴学》、《针灸学》按计划建设。同时主编了特色专业教材《新安医学针灸精华》。

6、人才培养

积极鼓励中青年教师在职学习，本院有多名教授在职攻读学位，20年有3人分别从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学习，顺利取得学位证书。有一名教师获教坛精英。同时选送多名教师赴国内高校进修学习。如：老教授周逸平亲自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赴浙江中医药大学针灸神经生理实验室，学习中枢微透析技术，开展相关实验研究。汪克明教授等赴天津中医药大学针灸实验室，学习细胞动作电位、神经干动作电位。

7、科研工作

科研工作是办学实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与教学工作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我们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教师参加各类科研项目的申报，并将课题申报与职称评审及年度津贴发放挂钩。目前，我院承担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973”子项目在内的各级课题10余项。均按计划进展顺利。在国内各级学术期刊上公开20余篇。本人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两篇论文。

8、对外交流与合作

本院一贯重视对外交流与合作，20年我们接待了智利针灸学会会长HectorMerinoMontt教授率医师考察团一行15人;葡萄牙针灸协会会长Balkrishna先生一行，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刘保延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所长朱兵教授等。

我院专家也多次参加了国内外针灸学术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我本人就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首届中德国际针灸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循证医学在针灸临床研究中的应用与思考”学术报告。同时，多位专家、教师分别参加了第十届全国针灸经络学术研讨会;全国腧穴应用与研究学术大会、针灸教育学术研讨会;20年中国针灸年会;“中国针灸高端论坛”(杭州);“973”计划项目子课题“艾灸温通效应规律及其原理研究”启动会、汇报会;中国针灸学会文献专业委员会20年学术年会、李鼎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陆瘦燕百年诞辰纪念暨陆氏针灸学术经验交流会;灸法作用的基本原理与应用规律学术研讨会;20·广州·针灸与脑科学国际学术会议等。承办或协办了“973”计划项目子课题“艾灸温通效应规律及其原理研究”临床研究培训会、安徽省针灸学会09年会。

9、就业工作

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积极配合党总支和学生工作负责人，多方拓宽就业渠道，同时积极调动全院教师参与就业工作，保证了我院学生的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

10、参与学校50周年庆典工作

我院全体教师积极配合学校做好校庆50年庆典有关工作，如：院志的撰写，校友和实习医院的接待等。

中医基本原理范文篇6

近代硕学梁启超曾说：“中国凡百学问都带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而其所举之例，即是“医学”。的确，中国传统医学较之于任何一种其他古代精密科学（如天文、算学）或实用技艺，都更具有传统文化的特征。或毋宁说，只有传统医学才能够体现传统文化“可以意会，难于言传”的韵味。

时至今日，当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科技文化进行评价与研究时，一方面惊讶地发现：在近代西方科技繁荣昌盛、普及全球之后，唯有中国传统医学仍然具有不衰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在不断地以西方科学的目光与标准来审视、衡量、评价、要求、改造这唯一具有生命力的传统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医者意也”所代表的传统医学之神韵棗这种与近代科学格格不入、“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的基本性格，自然就会受到更多的非难。

作为医史研究，特别是医学思想史研究，理应对这句古来医家常挂嘴边，当代中医也还在以不同方式强调其重要性的话加以注意。本文即从剖析“医者意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种含意与表现形式入手，以求理解中国传统医学的“神韵”所在；沿着医学的轨迹，而不是文人的雅兴来探索传统医学的一些本质性问题。

出典与含义

“医者意也”初见于《后汉书·郭玉传》。其记述如下：

郭玉，和帝(89～105在位)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摄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怖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

这段记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一是文中所言之“意”，并无后世所要表达的种种深远含意，而不过是指医家的注意力。即郭玉以为“医疗贵人，时或不愈”的原因在于心怀恐怖，自然处处先思保身，焉能一心疗病。

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文中所涉郭玉、程高、涪翁师徒三代，皆是针石之医。尽管“针灸”与“药物”可以说是构成中国传统医学治疗方法体系的左膀右臂，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发展水平与地位并不相同。从总体趋势上讲，“药物疗法”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无论是从历代遗留之浩如烟海的中医著作，还是从当代中医的实际运用状况看，除针灸专科外，绝大多数的中医都是致力于药物的研究与使用。恰如左膀右臂，虽然它们并无明显差异地存在于人体之上，但左右手的能力及运用频繁程度，却有天壤之别。然而又如在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身上看不到左右手有如此明显的功能差异，且人类的“右利”之势古今亦有所不同一样，药物疗法的绝对优势亦非成于一朝一夕。

从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经典棗今本《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主要是讲述针灸疗法即不难看出，针灸学在汉代不仅已然相当成熟，而且与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郭玉对于针法技艺微妙之处的释说，与今本《黄帝内经》中的一些相关论述极为相近。如郭玉说：“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而《灵枢》第一篇“九针十二原”概括针法之要时则有：“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粗守形，上守神。粗守关，上守机”等语；同书“小针解”篇对“上守机”的解释为：“知守气也”。那么，“上工”（高明之医）“守神”、“守机”、“守气”的针刺技法与“粗工”（匠人之医）“守形”、“守关”有何区别呢？请看《素问·宝命全形论》对我们通常大加赞誉的“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棗通过补虚泄实、调整阴阳，以恢复健康的中医基本治则是如何评价的：

“今末世之刺也，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此皆众工所共知也。”

而上工“法天则地”之技在针法中的具体表现为：

“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浅深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

读过上述经文，自然会导出这样一个问题：针法的治疗效果究竟与施术者的个人素质有多大程度的关联？甚至会有人问：在施以针刺的过程中，除了技艺因素外，是否还需考虑施术者与患者间，有可能存在某种“气”的交流？即是否存在某种能量通过“针”，从施术者一方传递到受术者身上，从而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的问题。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能通过实验弄清，目前似不应仅仅依据感觉轻率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要之，通过郭玉与今本《黄帝内经》的有关论述可以了解到：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对于医家悟性、灵活性等个人素质的强调，首先是出现在针法的相关记述中。相比之下，药物治疗在此时还处在强调“验方”之传授与使用的阶段。《汉书·艺文志·方技》中有“经方”类，其意即是“经验之方”。无论是文人儒士，还是医家，历来对“经验之方”都是十分重视的，因而才会有

大量或简或繁的方书问世。致于说后世在药物疗法方面也出现了“古方不能治今病”，主张“宁失其方，毋失其法”的新思想，那正是本文后面将要讨论的问题。即“医者意也”观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问题。

“意”之内涵的转变

自郭玉倡言“医者意也”后，历代皆有援引以为据者，但援引者大多不是针法医，所欲阐发的旨趣也与针法无关。实际上，热衷此说者主要是一些注重药物理论与应用的医家，显示出医疗技艺重心从针灸疗法向药物疗法的转移。伴随着上述从针到药的转移，医者之“意”自然会因两种疗法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换言之，“意”的内涵在悄然之中发生了种种改变，表述的思想内容已与出典风马牛不相及。为要弄清“医者意也”这只旧瓶所装新酒的味道如何，则必须先看看是何人、于何时、向此瓶中灌入了何酒。

就管窥所及资料而言，在郭玉之后较早言及“医者意也”的是南朝名士陶弘景（456～536）：

“故陶隐居云：医者意也。古之所谓良医，盖以其意量而得其节，是知疗病者皆意出当时，不可以旧方医疗。”

陶氏于医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将旧传《神农本草经》加以扩充、注释而成《本草经集注》。故上述之语显然是就方药而言。其后有隋唐间人许胤宗，“每疗，无不愈。”故人问曰：“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胤宗答道：

“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即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

在唐代医家孙思邈（581～682）的著作中，则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观点：

“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故用汤也；若四肢病久，风冷发动，次当用散；……次当用丸……。能参合而行之者，可谓上工。故曰医者意也。”

“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里，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

“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

从总体上讲，医家真正大谈“医者意也”是在宋代之后。试观以下诸例。

《太平圣惠方》序称：

“夫医者意也。疾生于内，药调于外，医明其理，药效如神，触类而生，参详变易，精微之道，用意消停。”

《夷坚乙志》记述北宋张锐以一种药治愈两人全然不同之病，因有人问其故：

“敢问一药而治两疾何也？锐曰：此于经无所载，特以意处之。”

南宋刘开《刘三点脉诀》自序云：

“夫脉者天真要和之气也……大抵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学者当以意会而精别之。”

南宋崔嘉彦《崔紫虚脉诀秘旨》自序，与上文全同。又《历代名医蒙求》苏霖序（1220）云：

“昔人序本草，尝有言曰：医者意也。盖谓医为人之司命，必致其意。……况医之道，有神圣工巧之殊；药之性，有君臣佐使之别；人之受病，则寒热燥湿，强弱盛衰，千变万态，不可言。既苟非精其意而通其妙，乌能已人之疾。”

南宋严用和所著《严氏济生续方》自序云：

“医者意也，生意在天地间，一息不可间断，续此方，所以续此生。”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说：

“古人以神圣工巧言医，又曰：医者意也。以其传授虽的，造诣虽深，临机应变，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自非尽君子随时反中之妙，宁无愧于医乎？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冀其偶然中，难矣。”

明王文禄《医先》云：

“医者意也，度时致病者意起之，立方医之，若天时圣教不同也。……是以医贵审运气，察人情，及致病之原。”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五云：

“葛可久以气未足，初秋，取桐叶饮之，立下，此以意悟者也；……以命门无脉，而知为鬼，此以博识者也；……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者也。意难于博，播难于理，医得其意，足称国手矣。”

“夫医者，意也。以医取效，岂必视方哉？然须博通物性，妙解脉理而后以意行之，不则妄而轻试，足以杀人而已。”

《惠民局本草诗签》蒋溥序云：

“故河汾氏之言曰：医者意也，药者瀹也。先得大意，后以药物疏瀹之，此可谓善言医者矣。”

《圣济经》陈兰森序(1789)云：

“医者意也，以意体之，方无不当。”

清代龙绘堂所著《蠢子医》原序（1882）云：

“甚矣，医道之难也。医者意也，不可以妄试；不可以轻尝。”

清代臧达德《履霜集》自序（1814）云：

“盖医者意也。借望闻问切四者，以一己之心理而揣度夫病理；援五行生克之标榜，而定其所伤何部。以形式而言，似属谈空，细绎之固有至理在焉。”

清代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三云：

“汉郭玉曰：医之为言意也。唐许允宗曰：医者，意也。思虑精则得之。望闻问切而不能知，或强不知以为知，遂以意为之，鲜有不败事者。东坡云：学书纸费，学医人费。”

十分明显，这些医家强调的“意”，早已不是在针法操作时需要集中的“注意力”；而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即：医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而尤以诊脉、用药为难；治病不可生搬硬套、墨守成规；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方能正确辨识疾病，并找到适合的治疗方法。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医学在外表上虽然总是呈现出一种极强的继承性，令人觉得古今一脉并无多大变化，但实际上今古中医之不同远胜相同。其原因就在于历代医家虽然在口头上总是将诸如今本《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一些古代医学著作奉为圭臬，称为经典，但旧有的名词、概念往往早已被多次赋予新的解释与内涵；同时，这些新旧概念又被无数次地加以重组棗再建体系。这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历史、自我改造的历史，或者说是“革命”的历史。如果没有这种自我改造，中国传统医学肯定不会具有今日所见之强大生命力。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想到人类早期各地区、各种文化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针刺放血、草药治病等医疗技艺与知识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至今也并未彻底消亡，但何以不具与现代医学相并存的力量，即完全不难理解。“医者意也”内涵的改变，自然是上述变化的一种体现；而医家以“意”改造医学的过程，简直可以说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过程。从宏观的角度讲，中国传统医学之所以能够从低水平、原始的经验医学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宝库”，正是因为有许多堪称“古代科学家”的人，肯于将其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用在这种曾被贬斥为“君子不齿”的贱业上，才使得医学的知识含量、理论水平得以逐步提升，终在宋代以后成为被儒家认同的学问体系棗“格物穷理之一端”。此外，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特征，古代医家以“意”构建自身传统医学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以本民族思维特征与生活经验，构建一种实用技艺与学问体系的过程。因而可以说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性格，乃是由中国人固有之“意”所规定的。

以下我们不妨从微观的角度，认真分析一下那些“善于用意”的医家，是如何将“意”不断注入医学这个学问体系的。

三、药物与“意”

儿时随父在郊外玩时，常要教我认药、采药，并讲故事。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是：一日，某师对其弟子言：“去采一种不是药的草回来，即可毕业。”弟子领命而去，以为不难。谁知数日后却空手而归，泣对师言：“看来弟子是不能毕业了。”师曰：“何也？”答曰：“遍观草木，虽有不识，但无一非药。故难复师命。”师笑曰：“汝业已成，可去。”

听讲者自然要问：“既有不识，焉知为药？”其实这正是故事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即：自然万物的药用功效，可由一些基本的抽象原理而获知。例如“诸花皆升，诸子皆降”；以及见于今本《黄帝内经》的“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色赤如心”，“味咸入肾”等等，皆可作为分析药物功效的原则棗演绎原理，即可获得具体知识。然而有关人类何以会对自然界的“药物”有所认识的问题，“医学史”却另有解释。

中国自古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识药物的传说。现代医史著作在解释药物知识的形成途径时，基本上也都是沿袭这一模式。即“氏族成员由长时期采集逐渐转化为种植的过程中，对植物的咀咽尝试已多，积累了一些用植物治病的经验”；“在此过程中，他们曾发生过不少的中毒遭遇，但从中也积累了不少药物知识”；“由于饥不择食，人们经常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因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情况。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逐渐认识某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可以治病。这样便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尽管这种改造“神农尝百草”而成的“中毒识药说”自身存在着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中毒，往往只会给人留下“此物不可食”的经验），但因其立足点是“知识来源于经验”，故极易被接受。经验，无疑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我们还应该知道，类比与联想的思维方式（即被巫术研究者称为“相似律”与“接触律”的思维规律）亦是言说药物功效的重要途径。例如，在古代文献《山海经》中记载：昆仑之丘的沙棠，身体轻浮，故可以御水，食之可以不溺；蘨草是上帝女儿化身，故食之即可为人所爱，服之媚于人；蓇蓉“黑华而不实”，故食之使人无子等等。又如生长在身体外部的赘疣，在古人头脑中并不认为是源出体内的皮肤疾病，而被看成是外物所附，因而食用皮肤光滑的鱃鱼（泥鳅）可以达到“食者不疣”的效果。在今本《黄帝内经》为数不多的几个方剂中，有一个治疗失眠的药方叫作“半夏汤”，其制做方法是：

“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以一小杯。”

为何要用千里以外的流水？煎煮的燃料与药效有何关系？如果沿着“科学”的轨迹去思索，那将永无答案。即便是对于其中的药物棗秫米与半夏，至多也只能给出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回答：因为它们是药，因为古人认为这两种东西能治失眠。然而如果我们知道当时对于失眠的病理解释是“阴阳之气不通”；如果我们能对古代的思维方式有所了解，那么就不难对这一切都做出某种合理的解释：千里以外的流水，具有“流动”的性质；苇是管状空心之物，具有“通”的性质；秫米（粘米）与半夏能熬出粘的汤汁，具有“滑”的性质，这些性质的集合构成了“半夏汤”的效能棗纠正体内“阴阳之气不通”的病态。因而作者断言：“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

前引孙思邈有关药物不同剂型适用范围的解说，也是同理。汤者，荡也；散（sǎn）者，散（sàn）也；丸者，缓也。总之，古人并不仅仅是从一种药物所含的“有效成份”去思考其作用；或者可以反过来讲，一切相关因素都是“有效成份”。因而他们决不会像今人，为了销售、保存、服用之便，而将治疗外感风寒等急性病的药物也制成丸药。由于原始文献的记载极为简略，故要逐一推敲每种药物功效建立过程中的思维过程与原理是不可能的，但诸如此类的线索确实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除实践经验外，类比方式可谓古代建立药效之说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这种类比（或称比类）与联想的思维方法，被古代医家称之为“意”。

北宋的苏轼就药与意的问题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柁牙为柁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疾故竹煽为末服之。文公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

又如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中有关药理的解说，亦可谓旨趣相同：

“王原叔内翰云：医药治病，或以意类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呕血用胭脂红花，似取其色；淋沥滞结，则以灯心、木通，似取其类。意类相假，变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

这种“以意用药”或以意解药的表现，也可说是“感应论”在医学中的具体运用。有研究者指出：“感应原理是中国人思考方法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尤其是天人相感论构成了他们思想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献中的典型记述，如秦汉时期的《吕氏春秋·有始览》云：“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言：“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类之相应而起也。”至北宋赞宁（919～1001），总结前人发现的种种“感应”现象，撰写了《物类相感志》。从“磁石引针”、“琥珀拾芥”开始，列举了77种“物类相感如斯”的现象。接着又按身体、衣服、饮食、器用、药品、疾病、文房、果子、蔬菜、花竹、禽鱼、杂著等十二门，分别记述了物类相感的种种特殊现象共计448例。在现象罗列方面，可谓登峰造极。到了理学家手中，这些现象被形而上为一个基本原理：“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

要之，“感应”的思想方法具有既可产生巫术，也可产生科学的两面性。例如认为“兔唇”是“由妇人妊娠见兔，及食兔肉使然”，显然是基于“相似律”或“接触律”而来的巫术“禁忌”，但被认为富含许多科学内容的古代“胎教”，实际乃是建立在同样的思维基础之上。明代的李时珍，是驰名中外、妇孺皆知的“著名古代科学家”，但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同样可以见到此类显然不是源于实践的“用药知识”。例如，“铳楔”用于“难产”（击发的功用，引起分娩的效果）；梳子能治“乳汁不行”（梳子具有“通”的作用）。前者肯定于事无补；后者“通”的作用虽不可能转移到乳房，但“梳乳周回百余遍”的过程，却能起到按摩（物理治疗）的作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不管这些技艺是荒谬无稽，还是确有实效，其发明原理却是一样的；二是这种简单、原始、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法，并不仅仅广泛应用于人类文明发展早期。从以上所举之例不难看出，唐宋时期药物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赖于这种思维方式被进一步广泛运用。

四、脉诊与“意”

“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

此乃舞台上医家亮相时常用的开场白，也可说是“神医”展示技艺、获取患者信任的看家本领。如何才能作到“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最主要的手段不外望色观形、闻声诊脉。即略去“望闻问切”四诊之中的“问”，仅靠其他三法获取信息、做出诊断。然如此这般仍不足说明医家的技艺超群，必令其无由望色、观形、闻声，单靠诊脉做出诊断才算高明。于是便有汉和帝命郭玉隔幛诊手之故事，甚或悬絲诊脉之笑谈，以示脉诊之神奇。脉诊是否果真如此神奇，不是此处所要讨论的问题，唯由前引许胤宗、刘开等人言论可知，“医者意也”之感慨，与“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的亲身体验有着密切关系。在此，又要提出与前一节中相类似的比较问题，即：其他医学体系中也有脉搏诊察，但却没有任何神秘性，何以中医的脉诊如此难于把握？欲要回答此问题，首先需要知道：中医的脉诊方法，古今有所不同；早期的诊脉之法或许并不很难掌握；沿用至今的、需要心领神会的脉诊技艺，乃是在医家对“古脉法”不断加以改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所谓古脉法，是指已弃而不用的早期诊脉方法。例如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难经》在谈到各家脉法时说：“脉有三部九候，有阴阳，有轻重，有六十首，一脉变为四时，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足见在《难经》成书时，这些脉法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了。详细介绍种种古代诊脉方法的具体内容，将远离本文主题，有兴趣者请参阅拙著《岐黄医道》。从总体上讲，古代的诊脉方法都是以“经脉”与“气”的理论为基础，但具体运用却有所不同。例如，由于“十二经脉”之中皆有动脉，故通过这些动脉分别诊候所属经脉的病况，乃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故而有可称“分经候脉”的诊脉方法；有以为人之“头、手、足”与“天、地、人”相应的观念，故有在头、手、足之“三部”、各取三处动脉进行诊察的“三部九候”法；又因认为人身之气与天地四时阴阳之气的运动变化相关，故有“四时脉法”等等。在这些诊脉方法中，有一种通过比较“人迎”（颈动脉）与“寸口”（手腕部的桡侧动脉）之大小，来判断疾病归属于某一经脉的方法，或许与今日所见诊脉方法有最密切的关系。此法集中表现在构成今本《黄帝内经》的《灵枢》之中，而在《素问》中只有两篇略略言及此种脉法。

简单地讲，“人迎、寸口诊脉法”就是以“寸口”作为人体内部（阴）的诊候之处，以“人迎”作为人体外部（阳）的诊候之处；依据阴阳学说的基本原理，阴阳平衡即是健康无病，故正常人的脉象应该是：“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当某一方的脉搏大于另一方时，即说明阴阳失去了平衡；或者应该反过来讲：当阴阳失去平衡的时候，脉搏就会出现一大一小的现象。不难看出，这是阴阳学说在医学领域的一种具体运用。然而，仅仅是笼统地辨别阴病、阳病还不够，医家还需要知道病在何经脉、何脏腑，故在这种脉法中还规定：

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阳（胆）；一倍而躁，在手少阳（三焦）。

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阳（膀胱）；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阳（小肠）。

人迎三倍，病在足阳明（胃）；三倍而躁，病在手阳明（大肠）。

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阴（肝）；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心包）。

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阴（肾）；二倍而躁，在手少阴（心）。

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阴（脾）；三倍而躁，在手太阴（肺）。

这种源于阴阳理论，而且能够做到与“三阴三阳”、“五脏六腑”配合完璧的诊脉方法，显然不可能是源于实践经验；是否真的能够应用于临床，亦颇值得怀疑。

稍后，《难经》中采用了“独取寸口”的脉诊方法。即以关骨（腕后高骨，现称：桡骨茎突）为界，将原本只用于候内（阴）的“寸口脉”分为寸、尺两部；关前名“寸脉”，属阳，取代了人迎脉；关后名“尺脉”，属阴，独揽了原寸口脉的地位。《难经》的诊脉法中虽然有寸、关、尺之名，但却只有寸、尺两部脉，“关”尚只是阴阳的分界。然而不管怎么说，这已然与今日所见之脉诊方法极为相似。在此后不久的医学著作中，即可看到作为分界的“关”变成了“关脉”。换言之，定式化的诊脉法在东汉末期既告成立，沿用至今未见大的变化。之所以说上述“人迎、寸口诊脉法”有可能与今日所用脉诊方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启承关系，是因其与《难经》的诊脉法间存在着极强的理论共性。两种方法均是立足于阴阳对比与上下划分的取脉方式上，其区别不过在于：前者取阴阳之脉的方法是在人体的上部（颈动脉）和手部（寸口脉）取两处动脉加以比较；后者则将这种思想与方式，进一步简化与浓缩到桡动脉一处。而定式化的“寸、关、尺”三部诊脉法，虽在形式上与《难经》的诊脉法极为接近，但在理论方面却存在着以“脏腑配位”置换阴阳学说的本质变化。即左手寸、关、尺主候心、肝、肾；右手依次候肺、脾、命门。而无处不在的阴阳理论则又由“左手主血（阴），右手主气（阳）”得到了体现。

其实，脉学中最令人难以把握的是“脉象”。《史记·扁鹊传》云：“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看来扁鹊可谓脉学鼻祖。然而在扁鹊的诊脉方法中，“脉象”并不太复杂，大、小、“损”（慢）、“至”（快）等脉象均不难把握。即便是在今本《黄帝内经》中，脉象也还是不太复杂。纵观《灵枢》全书，只有“邪气脏腑病形”一篇中含有真正可以称得上讲述脉象的专节；且涉及的脉象不过是“大、小、缓、急、滑、涩”六种。但到了晋朝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脉象已变得相当复杂，包括：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计24种。虽然每一种脉象都有形象的描述，但对于临床医生来说，那真是叫作：“在心易了，指下难明”！

脉学的发展与药学一样，包含着类比思想的运用。例如，两手寸口脉的前部之所以主候心、肺，是因为这两个脏器位于人体的最上部；中间的左右关脉分候肝、脾，是由于这两个脏器位居人体的中部；而寸口脉最后面的尺脉，对应的乃是人体最下面的脏器：左右两肾。另外，各种脉象所对应的疾病，基本上也是类比而来。如“浮脉”（如水漂木，举之有余，按之不足），为阳，主病在表；“沉脉”（如石投水，必得其底）为阴，主病在里，等等。而脉学与药学的不同在于，脉诊的操作需要医家的灵敏感觉与体会。从这一点讲，“意”的内涵又回到了郭玉所言“心手之际”的最初含义。

近代西方医学对于中医脉诊的评价自不待言，就连以中国传统医学为基础、建立起“汉方医学”的日本医家亦觉得脉诊过于虚幻、难于把握。因而江户以来的日本近世医家，实际使用的乃是一种叫作“腹诊”的查病方法，即通过触摸腹部，以获取全身疾病信息的诊断方法。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中国人的性格之中含有一种对“意”字当中所含要素的特别崇拜。“读书万卷，何如指下三分；谨守成规，岂过心灵一点？”对于脉诊的如此赞誉，不过是这种心态的一种表现。

五、医案与“意”

明代江瓘（1503～1565）自幼习儒，功名不利而业商。曾因呕血遍延名医，却屡治不效。乃自学其道，竟成名医。感《褚氏遗书》“博涉知病，多诊识脉”之论；念山居僻处，博历无由，故辑古来名医奇验之迹，撰成《名医类案》十二卷。此书被誉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而完备的医案著作，流传至今。在《名医类案》的再刻序文中，可见以下论说：乾隆庚寅（1770）杭世骏序云，“医者意也，云云”；张一桂序云，“医者意也……夫法所以寄意，而意所以运法”。又清代名医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李治序中亦有类似之语：“夫医者意也；方者法也，神明其意于法之中，则存乎其人也。……彼《灵》、《素》诸书具在，而心领神会，则又存乎其人也云尔。”看来，医案也与“医者意也”的问题有关。

医案”即病历（casehistory），是患者情况与治疗经过的记录。从本质上讲，医案是一种“医事档案”和“医学资料”，故其用途亦不外这两大方面。就中国而言，医案作为档案的历史与运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关医政管理者（医师）之职责的说明：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

《史记·仓公传》载有汉代医家淳于意的“诊籍”，其中详细记述了医案25则。这是汉文帝四年（－176），淳于意因罪被解往长安之后，为回答“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的垂问，而提供的说明材料。其后，至宋代“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则可视为医案之始有专著。金元时医家每以医论、医案杂处。明清以还，医案学作为独立学科逐渐形成，医案著作大量出现”。曾有人统计，清代的医案有近300种。此时的医案，大多是医家自录行医身验之作，或后人爬梳前贤记述而成，其目的在于供来人参考。故其性质主要是作为一种“医学资料”。

清末以来的医家对于“医案”这种医学资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极大的重视。例如“前清名医周澂之（即周学海）云：宋后医书，惟案好看，不似注释古书多穿凿也。”章太炎亦言：“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寻此钻研，事半功倍。”民国时期，不仅“医界均重研读医案”，而且将其引入教材，如“施今墨创华北国医，编《医案讲义》；张山雷执教黄墙中医学校，亦以讲解医案为课程。”目前，北京中医药大学亦在高年级中开设了医案这门课程，确实有达到了“逐渐形成独立学科”的味道。

然而在现代医学著作中，却似乎没有“医案”类的著作，因为没有哪个医生会认为有必要将自己一生治病的经验与案例写成书；教学中也不会特别介绍某个医生如何“灵活处理”具体问题，有哪些“心得体会”。然而中国传统医学却有成千上万的“医案”类著作；不仅教学中会有这门课程，甚至总有人力图否定仿效现代医学形成的院校教育与基本教材；以为只有耳提面命、随师学艺的传统方式，才是真正能够学到中医精髓的唯一途径。这不能说不是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又一重要区别。

中医“医案”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从《叶熙春专辑》之“编写说明”的如下之语，可以看出编辑出版“医案”亦具有明显的“政策性”意味，被当作继承名老中医经验的一项具体措施：

“一九六五年，为了继承名老中医经验，在省卫生厅直接领导和叶老亲自指导下，叶老的同事和学生杨继荪……等同志共同整理了《叶熙春医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欢迎。行将完稿的《叶熙春医案续集》却毁于十年动乱，……近年来在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继承整理祖国医学遗产的工作中，……省卫生厅再次成立‘叶熙春学术经验整理小组’，对叶老的学术思想、临床独到经验进行了总结，编成本辑。”

与此书一样收录于“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的《金子久专辑》，其编辑者“收集到未发表的金氏医案抄本四十八冊，以及所有已刊行的医案等”，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由此可见政策因素的巨大作用。除人民卫生出版社这样的专业出版社外，一些综合性出版社亦对编辑本地区名医的医案，怀有兴趣。例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临证偶拾》，“收载张羹梅医生有效医案八十余例”；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吴佩衡医案》，“是从他生前写下的临证验案及会诊记录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一部分验案编辑而成”。另外，尽管当代中医亦是以院校教育为主，但仍保持有各种形式的师徒关系。或由弟子尊师、爱师之心愿；或因藉虎皮以出书、扬名之需要，为老师整理、出版医案之事自然也就越来越多。然而除去这些“政策性”、“社会性”因素，决定医案类著作大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固有特点。即由“体”与“用”（理论与临床）间存在着的矛盾、差距所决定。近代医家何廉臣所编《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的“夏应堂序”中对此有所说明：

“盖以医虽小道，辄寄死生，不读书不足以明理，徒读书不足以成用；不读书不知规模，不临证不知变化。良以体质各异，病变不常，呆守成方，必多贻误。虽饱若孝先之腹笥，亦徒成赵括之兵书耳。案者治病之实录，临证之南针也。”

概言之，医案所以受到青睐，是由于从中可以找到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那么，这些具体办法又是从何而来呢？明代医家聂尚恒在“奇效医述小引”中的说明可为代表：

“余究心于斯术，数十年来博取而精研之，深思而透悟之，自觉有如于神妙者。因病制方，不胶于古方；得心应手，不拘于成说。”

用现代之语说，这就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分析的能力、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意”。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综合、轻分析的特征；在医学中则表现为重整体状况，轻具体病症。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片面的成因，在于一般史学家、哲学家所能了解的大多是诸如汉代的阴阳五行、宋明的理气等一些类似“终极真理”的学说，极少能够深入我们今日所谓科学技术的领域，去观古人如何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例如明末清初的医家吴有性在研究瘟疫病的过程中，“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不仅“格”出了：瘟疫与伤寒不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自口鼻而入以致病的“基本原理”；而且从“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等现象，分析出：“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并推论：如果能知道何物能制其气，则“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

较之于“医者意也”，当代医家更喜欢用“辨证施治”一词来表达中医的神韵，或者称其为中医“活的灵魂”。其要不外首先是对一位患者的具体病情加以详尽透彻、触及本质的分析，然后灵活地选择最佳治疗方案，而不是按图索骥地绳于经典、墨守成规地套用成方。的确，古今医家都极少妄发否定“古训经典、验方成法”之言，但他们的创新意识与创造结果，却在医案中得到了某种体现。他们引用经典之说来证明自创之法的合理性，用经学家的话说，这叫“六经注我”；与古训相悖时，则缄口不言，用史学家的话说，这叫“皮里春秋”。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了解中医学内部“旧瓶新酒”的变化、发展过程；了解医案中蕴涵的医家之“意”为何；了解医案的价值何在。

谈到医案与辨证施治，则还有一事不妨顺带说明。即当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之后，自然引出国人对于两种医学体系之异同、短长的思考与比较。就异同而言，通常认为“西医辨病，中医辨证”是其重要区别之一（这或许可说是“辨证施治”一词赖以成立的根本原因）。虽然中医界力陈“辨证”之科学与重要，但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或者说“很难说清”。而医案的“档案”性质似乎在此又得到了某种发挥棗让事实作为中医的科学性、辨证的必要性的证明！高辉远等整理的《蒲辅周医案》似乎就隐含着如此苦心。其“整理的几点说明”中谈到：

“整理形式仍以中医为主，多采用中医病名，……如中医一个病，可能包括西医的几个病，同是中医的眩晕，而西医则有美尼尔氏综合征或高血压之分。西医一个病，也可能包括中医几个病，同是西医的乙型脑炎，而中医则有暑温或湿温之分……”：“蒲老治病的特点，特别强调辨证论治这个原则……”云云。

医案对于中医来说，无疑是一种教材。无论是自我研读，还是课堂授业，都不仅起到传播技艺的作用，而且还兼有通过“有验之事、可验之法”向后学与社会证明这个医学体系之可信性、增强信任的潜在功能。

六、反对者的意见

并非所有医家都支持“医者意也”的说法，然反对者的出发点却并不相同。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唐代医家孙思邈虽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医者意也”（见本文第三节的引用），但书中又有“医自以意加减，不依方分，使诸草石强弱相欺……”的说法。无独有偶，《是斋百一选方》章楫序（1196）亦称：

“古人方书，一药对一病，非苟云尔也。后世医家者流，不深明夫百药和剂之所宜，猥曰医特意尔，往往出己见，尝试为之，以故用辄不效。甚者适以益其病，而杀其躯者有之。”

这显示出古今医家对于“医方”的基本看法有所不同：古人称方书中所载医方为“经方”，即行之有效的经验之方，故只能照本宣科地加以利用，不得随意加减；今日固然仍有此类人物存在，但为数极少，而大多数的医家只不过是将方书作为临证处方的参考。换句话说，中医师展现在众人面前的“随意遣药、灵活组方”之画面，并非古代文物，而是后世医家的新作（当然，这个“新”只是相对于汉唐而言）。对此有所了解之后，反观六朝隋唐时期大量方书涌现这一医学发展的时代特征，自然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其二，则是对许胤宗“书不可著”观点的批评。如《幼幼新书》李庚序（1150）云：“或者乃谓，医特意耳，不庸著书，……或是一偏之论也。”又如《圣济总录纂要》吴山滔序（1681）亦云：“虽然医者意也，书不可尽废。”此乃显而易见之道理，不必多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于源于感应论之“药物理论”的批判。在前引《东坡志林》有关“以意用药”的事例（参见注33），以及欧阳修“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的感想之后，还有一段苏轼的反驳之词：“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贫；食比干之馂余，可以已佞……公遂大笑。”

苏轼的话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他表露出一种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悖的“科学倾向”。但遗憾的是，这种“科学”的倾向比较少见；且当出现时，受诘者亦不过是一笑了之。同样，定式化的医方固然具有刻板保守的一面，但在某些场合也有追求规范的性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倾向”。例如被“医者意也”的支持者朱震亨斥为“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参见注18）的《和剂局方》，实为宋代官药局生产成药的规范。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规范，成药又当如何生产？因而有人认为：《和剂局方》具有典型的药典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堪称我国药学史上第一部划时代的药典学著作。

今天，即便是对“医者意也”充分理解、满怀眷恋者，亦难免有下述感慨与批评：

坦率地说，“医者意也”是缺乏现代科学性的，它很容易暴露出种种破绽，甚至流于荒诞不经，然而回到中医的源流上来理解，又会感到它不仅仅是文人用来说故事的题目，而且代表了古典中医的一种思想方法。……时至今日，随着中医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在越来越精细严密的医学科学分析和技术要求面前，中医的思想传统已经失去了存身的基础，经典表述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如果有谁还对你说“医者意也”，那么他一定就是最后的中医。反对中医现代化，绝对是不切实际的愚蠢念头，谁敢与科学较劲呢？

这种思想方法真的失去了存身的基础，无法与科学较劲吗？

七、科学的难点

承认中医能够治病，甚至能治疗一些连现代医学都感到棘手的疑难病症，这对于大多数具有种种直接或间接感受的中国人来说并不困难。遗憾的是成千上万乐于承认这一事实的专家学者，却无法以自己掌握的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对这种感受的科学性、合理性加以证明，无法对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原理、本质、“所以然”做出说明。这就是“科学的难点”。

中医之所以能够治病，固然与几千年之经验积累有密切的关系。但通过前面的论说，不难了解到中医的许多内容并非都来源于实践经验，而是与一些被近代自然科学排斥在外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按道理讲，从这些被认为是属于“交感巫术”的思维方式出发，理应只能产生出伪科学与伪技艺棗不真的认识与无效的操作。但在中医这片土地上，却结出了实实在在的果实。对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哲学家或科学史家给予了必要的承认：“科学与方术在早期是分不开的”；“无论这三者（巫术、宗教、科学）的实在关系如何，巫术好像终归是宗教与科学的摇篮”，只不过“科学比巫术有更清晰的洞察力，它谦卑地学习自然的法则，通过服从这些法则而取得控制自然的能力”。

中医基本原理范文篇7

近代硕学梁启超曾说：“中国凡百学问都带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而其所举之例，即是“医学”。的确，中国传统医学较之于任何一种其他古代精密科学（如天文、算学）或实用技艺，都更具有传统文化的特征。或毋宁说，只有传统医学才能够体现传统文化“可以意会，难于言传”的韵味。

时至今日，当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科技文化进行评价与研究时，一方面惊讶地发现：在近代西方科技繁荣昌盛、普及全球之后，唯有中国传统医学仍然具有不衰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在不断地以西方科学的目光与标准来审视、衡量、评价、要求、改造这唯一具有生命力的传统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医者意也”所代表的传统医学之神韵棗这种与近代科学格格不入、“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的基本性格，自然就会受到更多的非难。

作为医史研究，特别是医学思想史研究，理应对这句古来医家常挂嘴边，当代中医也还在以不同方式强调其重要性的话加以注意。本文即从剖析“医者意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种含意与表现形式入手，以求理解中国传统医学的“神韵”所在；沿着医学的轨迹，而不是文人的雅兴来探索传统医学的一些本质性问题。

出典与含义“医者意也”初见于《后汉书·郭玉传》。其记述如下：

郭玉，和帝(89～105在位)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摄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怖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

这段记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一是文中所言之“意”，并无后世所要表达的种种深远含意，而不过是指医家的注意力。即郭玉以为“医疗贵人，时或不愈”的原因在于心怀恐怖，自然处处先思保身，焉能一心疗病。

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文中所涉郭玉、程高、涪翁师徒三代，皆是针石之医。尽管“针灸”与“药物”可以说是构成中国传统医学治疗方法体系的左膀右臂，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发展水平与地位并不相同。从总体趋势上讲，“药物疗法”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无论是从历代遗留之浩如烟海的中医著作，还是从当代中医的实际运用状况看，除针灸专科外，绝大多数的中医都是致力于药物的研究与使用。恰如左膀右臂，虽然它们并无明显差异地存在于人体之上，但左右手的能力及运用频繁程度，却有天壤之别。然而又如在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身上看不到左右手有如此明显的功能差异，且人类的“右利”之势古今亦有所不同一样，药物疗法的绝对优势亦非成于一朝一夕。

从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经典棗今本《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主要是讲述针灸疗法即不难看出，针灸学在汉代不仅已然相当成熟，而且与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郭玉对于针法技艺微妙之处的释说，与今本《黄帝内经》中的一些相关论述极为相近。如郭玉说：“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而《灵枢》第一篇“九针十二原”概括针法之要时则有：“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粗守形，上守神。粗守关，上守机”等语；同书“小针解”篇对“上守机”的解释为：“知守气也”。那么，“上工”（高明之医）“守神”、“守机”、“守气”的针刺技法与“粗工”（匠人之医）“守形”、“守关”有何区别呢？请看《素问·宝命全形论》对我们通常大加赞誉的“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棗通过补虚泄实、调整阴阳，以恢复健康的中医基本治则是如何评价的：

“今末世之刺也，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此皆众工所共知也。”

而上工“法天则地”之技在针法中的具体表现为：

“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浅深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

读过上述经文，自然会导出这样一个问题：针法的治疗效果究竟与施术者的个人素质有多大程度的关联？甚至会有人问：在施以针刺的过程中，除了技艺因素外，是否还需考虑施术者与患者间，有可能存在某种“气”的交流？即是否存在某种能量通过“针”，从施术者一方传递到受术者身上，从而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的问题。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能通过实验弄清，目前似不应仅仅依据感觉轻率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要之，通过郭玉与今本《黄帝内经》的有关论述可以了解到：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对于医家悟性、灵活性等个人素质的强调，首先是出现在针法的相关记述中。相比之下，药物治疗在此时还处在强调“验方”之传授与使用的阶段。《汉书·艺文志·方技》中有“经方”类，其意即是“经验之方”。无论是文人儒士，还是医家，历来对“经验之方”都是十分重视的，因而才会有

大量或简或繁的方书问世。致于说后世在药物疗法方面也出现了“古方不能治今病”，主张“宁失其方，毋失其法”的新思想，那正是本文后面将要讨论的问题。即“医者意也”观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问题。

“意”之内涵的转变

自郭玉倡言“医者意也”后，历代皆有援引以为据者，但援引者大多不是针法医，所欲阐发的旨趣也与针法无关。实际上，热衷此说者主要是一些注重药物理论与应用的医家，显示出医疗技艺重心从针灸疗法向药物疗法的转移。伴随着上述从针到药的转移，医者之“意”自然会因两种疗法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换言之，“意”的内涵在悄然之中发生了种种改变，表述的思想内容已与出典风马牛不相及。为要弄清“医者意也”这只旧瓶所装新酒的味道如何，则必须先看看是何人、于何时、向此瓶中灌入了何酒。

就管窥所及资料而言，在郭玉之后较早言及“医者意也”的是南朝名士陶弘景（456～536）：

“故陶隐居云：医者意也。古之所谓良医，盖以其意量而得其节，是知疗病者皆意出当时，不可以旧方医疗。”

陶氏于医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将旧传《神农本草经》加以扩充、注释而成《本草经集注》。故上述之语显然是就方药而言。其后有隋唐间人许胤宗，“每疗，无不愈。”故人问曰：“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胤宗答道：

“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即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

在唐代医家孙思邈（581～682）的著作中，则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观点：

“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故用汤也；若四肢病久，风冷发动，次当用散；……次当用丸……。能参合而行之者，可谓上工。故曰医者意也。”

“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里，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

“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

从总体上讲，医家真正大谈“医者意也”是在宋代之后。试观以下诸例。

《太平圣惠方》序称：

“夫医者意也。疾生于内，药调于外，医明其理，药效如神，触类而生，参详变易，精微之道，用意消停。”

《夷坚乙志》记述北宋张锐以一种药治愈两人全然不同之病，因有人问其故：

“敢问一药而治两疾何也？锐曰：此于经无所载，特以意处之。”

南宋刘开《刘三点脉诀》自序云：

“夫脉者天真要和之气也……大抵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学者当以意会而精别之。”

南宋崔嘉彦《崔紫虚脉诀秘旨》自序，与上文全同。又《历代名医蒙求》苏霖序（1220）云：

“昔人序本草，尝有言曰：医者意也。盖谓医为人之司命，必致其意。……况医之道，有神圣工巧之殊；药之性，有君臣佐使之别；人之受病，则寒热燥湿，强弱盛衰，千变万态，不可言。既苟非精其意而通其妙，乌能已人之疾。”

南宋严用和所著《严氏济生续方》自序云：

“医者意也，生意在天地间，一息不可间断，续此方，所以续此生。”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说：

“古人以神圣工巧言医，又曰：医者意也。以其传授虽的，造诣虽深，临机应变，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自非尽君子随时反中之妙，宁无愧于医乎？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冀其偶然中，难矣。”

明王文禄《医先》云：

“医者意也，度时致病者意起之，立方医之，若天时圣教不同也。……是以医贵审运气，察人情，及致病之原。”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五云：

“葛可久以气未足，初秋，取桐叶饮之，立下，此以意悟者也；……以命门无脉，而知为鬼，此以博识者也；……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者也。意难于博，播难于理，医得其意，足称国手矣。”

“夫医者，意也。以医取效，岂必视方哉？然须博通物性，妙解脉理而后以意行之，不则妄而轻试，足以杀人而已。”

《惠民局本草诗签》蒋溥序云：

“故河汾氏之言曰：医者意也，药者瀹也。先得大意，后以药物疏瀹之，此可谓善言医者矣。”

《圣济经》陈兰森序(1789)云：

“医者意也，以意体之，方无不当。”

清代龙绘堂所著《蠢子医》原序（1882）云：

“甚矣，医道之难也。医者意也，不可以妄试；不可以轻尝。”

清代臧达德《履霜集》自序（1814）云：

“盖医者意也。借望闻问切四者，以一己之心理而揣度夫病理；援五行生克之标榜，而定其所伤何部。以形式而言，似属谈空，细绎之固有至理在焉。”

清代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三云：

“汉郭玉曰：医之为言意也。唐许允宗曰：医者，意也。思虑精则得之。望闻问切而不能知，或强不知以为知，遂以意为之，鲜有不败事者。东坡云：学书纸费，学医人费。”

十分明显，这些医家强调的“意”，早已不是在针法操作时需要集中的“注意力”；而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即：医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而尤以诊脉、用药为难；治病不可生搬硬套、墨守成规；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方能正确辨识疾病，并找到适合的治疗方法。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医学在外表上虽然总是呈现出一种极强的继承性，令人觉得古今一脉并无多大变化，但实际上今古中医之不同远胜相同。其原因就在于历代医家虽然在口头上总是将诸如今本《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一些古代医学著作奉为圭臬，称为经典，但旧有的名词、概念往往早已被多次赋予新的解释与内涵；同时，这些新旧概念又被无数次地加以重组棗再建体系。这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历史、自我改造的历史，或者说是“革命”的历史。如果没有这种自我改造，中国传统医学肯定不会具有今日所见之强大生命力。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想到人类早期各地区、各种文化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针刺放血、草药治病等医疗技艺与知识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至今也并未彻底消亡，但何以不具与现代医学相并存的力量，即完全不难理解。“医者意也”内涵的改变，自然是上述变化的一种体现；而医家以“意”改造医学的过程，简直可以说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过程。从宏观的角度讲，中国传统医学之所以能够从低水平、原始的经验医学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宝库”，正是因为有许多堪称“古代科学家”的人，肯于将其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用在这种曾被贬斥为“君子不齿”的贱业上，才使得医学的知识含量、理论水平得以逐步提升，终在宋代以后成为被儒家认同的学问体系棗“格物穷理之一端”。此外，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特征，古代医家以“意”构建自身传统医学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以本民族思维特征与生活经验，构建一种实用技艺与学问体系的过程。因而可以说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性格，乃是由中国人固有之“意”所规定的。

以下我们不妨从微观的角度，认真分析一下那些“善于用意”的医家，是如何将“意”不断注入医学这个学问体系的。

三、药物与“意”

儿时随父在郊外玩时，常要教我认药、采药，并讲故事。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是：一日，某师对其弟子言：“去采一种不是药的草回来，即可毕业。”弟子领命而去，以为不难。谁知数日后却空手而归，泣对师言：“看来弟子是不能毕业了。”师曰：“何也？”答曰：“遍观草木，虽有不识，但无一非药。故难复师命。”师笑曰：“汝业已成，可去。”

听讲者自然要问：“既有不识，焉知为药？”其实这正是故事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即：自然万物的药用功效，可由一些基本的抽象原理而获知。例如“诸花皆升，诸子皆降”；以及见于今本《黄帝内经》的“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色赤如心”，“味咸入肾”等等，皆可作为分析药物功效的原则棗演绎原理，即可获得具体知识。然而有关人类何以会对自然界的“药物”有所认识的问题，“医学史”却另有解释。

中国自古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识药物的传说。现代医史著作在解释药物知识的形成途径时，基本上也都是沿袭这一模式。即“氏族成员由长时期采集逐渐转化为种植的过程中，对植物的咀咽尝试已多，积累了一些用植物治病的经验”；“在此过程中，他们曾发生过不少的中毒遭遇，但从中也积累了不少药物知识”；“由于饥不择食，人们经常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因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情况。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逐渐认识某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可以治病。这样便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尽管这种改造“神农尝百草”而成的“中毒识药说”自身存在着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中毒，往往只会给人留下“此物不可食”的经验），但因其立足点是“知识来源于经验”，故极易被接受。经验，无疑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我们还应该知道，类比与联想的思维方式（即被巫术研究者称为“相似律”与“接触律”的思维规律）亦是言说药物功效的重要途径。例如，在古代文献《山海经》中记载：昆仑之丘的沙棠，身体轻浮，故可以御水，食之可以不溺；蘨草是上帝女儿化身，故食之即可为人所爱，服之媚于人；蓇蓉“黑华而不实”，故食之使人无子等等。又如生长在身体外部的赘疣，在古人头脑中并不认为是源出体内的皮肤疾病，而被看成是外物所附，因而食用皮肤光滑的鱃鱼（泥鳅）可以达到“食者不疣”的效果。在今本《黄帝内经》为数不多的几个方剂中，有一个治疗失眠的药方叫作“半夏汤”，其制做方法是：

“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以一小杯。”

为何要用千里以外的流水？煎煮的燃料与药效有何关系？如果沿着“科学”的轨迹去思索，那将永无答案。即便是对于其中的药物棗秫米与半夏，至多也只能给出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回答：因为它们是药，因为古人认为这两种东西能治失眠。然而如果我们知道当时对于失眠的病理解释是“阴阳之气不通”；如果我们能对古代的思维方式有所了解，那么就不难对这一切都做出某种合理的解释：千里以外的流水，具有“流动”的性质；苇是管状空心之物，具有“通”的性质；秫米（粘米）与半夏能熬出粘的汤汁，具有“滑”的性质，这些性质的集合构成了“半夏汤”的效能棗纠正体内“阴阳之气不通”的病态。因而作者断言：“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

前引孙思邈有关药物不同剂型适用范围的解说，也是同理。汤者，荡也；散（sǎn）者，散（sàn）也；丸者，缓也。总之，古人并不仅仅是从一种药物所含的“有效成份”去思考其作用；或者可以反过来讲，一切相关因素都是“有效成份”。因而他们决不会像今人，为了销售、保存、服用之便，而将治疗外感风寒等急性病的药物也制成丸药。由于原始文献的记载极为简略，故要逐一推敲每种药物功效建立过程中的思维过程与原理是不可能的，但诸如此类的线索确实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除实践经验外，类比方式可谓古代建立药效之说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这种类比（或称比类）与联想的思维方法，被古代医家称之为“意”。

北宋的苏轼就药与意的问题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柁牙为柁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疾故竹煽为末服之。文公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

如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中有关药理的解说，亦可谓旨趣相同：

“王原叔内翰云：医药治病，或以意类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呕血用胭脂红花，似取其色；淋沥滞结，则以灯心、木通，似取其类。意类相假，变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

这种“以意用药”或以意解药的表现，也可说是“感应论”在医学中的具体运用。有研究者指出：“感应原理是中国人思考方法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尤其是天人相感论构成了他们思想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献中的典型记述，如秦汉时期的《吕氏春秋·有始览》云：“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言：“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类之相应而起也。”至北宋赞宁（919～1001），总结前人发现的种种“感应”现象，撰写了《物类相感志》。从“磁石引针”、“琥珀拾芥”开始，列举了77种“物类相感如斯”的现象。接着又按身体、衣服、饮食、器用、药品、疾病、文房、果子、蔬菜、花竹、禽鱼、杂著等十二门，分别记述了物类相感的种种特殊现象共计448例。在现象罗列方面，可谓登峰造极。到了理学家手中，这些现象被形而上为一个基本原理：“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

要之，“感应”的思想方法具有既可产生巫术，也可产生科学的两面性。例如认为“兔唇”是“由妇人妊娠见兔，及食兔肉使然”，显然是基于“相似律”或“接触律”而来的巫术“禁忌”，但被认为富含许多科学内容的古代“胎教”，实际乃是建立在同样的思维基础之上。明代的李时珍，是驰名中外、妇孺皆知的“著名古代科学家”，但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同样可以见到此类显然不是源于实践的“用药知识”。例如，“铳楔”用于“难产”（击发的功用，引起分娩的效果）；梳子能治“乳汁不行”（梳子具有“通”的作用）。前者肯定于事无补；后者“通”的作用虽不可能转移到乳房，但“梳乳周回百余遍”的过程，却能起到按摩（物理治疗）的作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不管这些技艺是荒谬无稽，还是确有实效，其发明原理却是一样的；二是这种简单、原始、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法，并不仅仅广泛应用于人类文明发展早期。从以上所举之例不难看出，唐宋时期药物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赖于这种思维方式被进一步广泛运用。

四、脉诊与“意”

“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

此乃舞台上医家亮相时常用的开场白，也可说是“神医”展示技艺、获取患者信任的看家本领。如何才能作到“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最主要的手段不外望色观形、闻声诊脉。即略去“望闻问切”四诊之中的“问”，仅靠其他三法获取信息、做出诊断。然如此这般仍不足说明医家的技艺超群，必令其无由望色、观形、闻声，单靠诊脉做出诊断才算高明。于是便有汉和帝命郭玉隔幛诊手之故事，甚或悬絲诊脉之笑谈，以示脉诊之神奇。脉诊是否果真如此神奇，不是此处所要讨论的问题，唯由前引许胤宗、刘开等人言论可知，“医者意也”之感慨，与“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的亲身体验有着密切关系。在此，又要提出与前一节中相类似的比较问题，即：其他医学体系中也有脉搏诊察，但却没有任何神秘性，何以中医的脉诊如此难于把握？欲要回答此问题，首先需要知道：中医的脉诊方法，古今有所不同；早期的诊脉之法或许并不很难掌握；沿用至今的、需要心领神会的脉诊技艺，乃是在医家对“古脉法”不断加以改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所谓古脉法，是指已弃而不用的早期诊脉方法。例如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难经》在谈到各家脉法时说：“脉有三部九候，有阴阳，有轻重，有六十首，一脉变为四时，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足见在《难经》成书时，这些脉法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了。详细介绍种种古代诊脉方法的具体内容，将远离本文主题，有兴趣者请参阅拙著《岐黄医道》。从总体上讲，古代的诊脉方法都是以“经脉”与“气”的理论为基础，但具体运用却有所不同。例如，由于“十二经脉”之中皆有动脉，故通过这些动脉分别诊候所属经脉的病况，乃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故而有可称“分经候脉”的诊脉方法；有以为人之“头、手、足”与“天、地、人”相应的观念，故有在头、手、足之“三部”、各取三处动脉进行诊察的“三部九候”法；又因认为人身之气与天地四时阴阳之气的运动变化相关，故有“四时脉法”等等。在这些诊脉方法中，有一种通过比较“人迎”（颈动脉）与“寸口”（手腕部的桡侧动脉）之大小，来判断疾病归属于某一经脉的方法，或许与今日所见诊脉方法有最密切的关系。此法集中表现在构成今本《黄帝内经》的《灵枢》之中，而在《素问》中只有两篇略略言及此种脉法。

简单地讲，“人迎、寸口诊脉法”就是以“寸口”作为人体内部（阴）的诊候之处，以“人迎”作为人体外部（阳）的诊候之处；依据阴阳学说的基本原理，阴阳平衡即是健康无病，故正常人的脉象应该是：“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当某一方的脉搏大于另一方时，即说明阴阳失去了平衡；或者应该反过来讲：当阴阳失去平衡的时候，脉搏就会出现一大一小的现象。不难看出，这是阴阳学说在医学领域的一种具体运用。然而，仅仅是笼统地辨别阴病、阳病还不够，医家还需要知道病在何经脉、何脏腑，故在这种脉法中还规定：

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阳（胆）；一倍而躁，在手少阳（三焦）。

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阳（膀胱）；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阳（小肠）。

人迎三倍，病在足阳明（胃）；三倍而躁，病在手阳明（大肠）。

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阴（肝）；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心包）。

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阴（肾）；二倍而躁，在手少阴（心）。

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阴（脾）；三倍而躁，在手太阴（肺）。

这种源于阴阳理论，而且能够做到与“三阴三阳”、“五脏六腑”配合完璧的诊脉方法，显然不可能是源于实践经验；是否真的能够应用于临床，亦颇值得怀疑。

稍后，《难经》中采用了“独取寸口”的脉诊方法。即以关骨（腕后高骨，现称：桡骨茎突）为界，将原本只用于候内（阴）的“寸口脉”分为寸、尺两部；关前名“寸脉”，属阳，取代了人迎脉；关后名“尺脉”，属阴，独揽了原寸口脉的地位。《难经》的诊脉法中虽然有寸、关、尺之名，但却只有寸、尺两部脉，“关”尚只是阴阳的分界。然而不管怎么说，这已然与今日所见之脉诊方法极为相似。在此后不久的医学著作中，即可看到作为分界的“关”变成了“关脉”。换言之，定式化的诊脉法在东汉末期既告成立，沿用至今未见大的变化。之所以说上述“人迎、寸口诊脉法”有可能与今日所用脉诊方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启承关系，是因其与《难经》的诊脉法间存在着极强的理论共性。两种方法均是立足于阴阳对比与上下划分的取脉方式上，其区别不过在于：前者取阴阳之脉的方法是在人体的上部（颈动脉）和手部（寸口脉）取两处动脉加以比较；后者则将这种思想与方式，进一步简化与浓缩到桡动脉一处。而定式化的“寸、关、尺”三部诊脉法，虽在形式上与《难经》的诊脉法极为接近，但在理论方面却存在着以“脏腑配位”置换阴阳学说的本质变化。即左手寸、关、尺主候心、肝、肾；右手依次候肺、脾、命门。而无处不在的阴阳理论则又由“左手主血（阴），右手主气（阳）”得到了体现。

其实，脉学中最令人难以把握的是“脉象”。《史记·扁鹊传》云：“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看来扁鹊可谓脉学鼻祖。然而在扁鹊的诊脉方法中，“脉象”并不太复杂，大、小、“损”（慢）、“至”（快）等脉象均不难把握。即便是在今本《黄帝内经》中，脉象也还是不太复杂。纵观《灵枢》全书，只有“邪气脏腑病形”一篇中含有真正可以称得上讲述脉象的专节；且涉及的脉象不过是“大、小、缓、急、滑、涩”六种。但到了晋朝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脉象已变得相当复杂，包括：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计24种。虽然每一种脉象都有形象的描述，但对于临床医生来说，那真是叫作：“在心易了，指下难明”！

脉学的发展与药学一样，包含着类比思想的运用。例如，两手寸口脉的前部之所以主候心、肺，是因为这两个脏器位于人体的最上部；中间的左右关脉分候肝、脾，是由于这两个脏器位居人体的中部；而寸口脉最后面的尺脉，对应的乃是人体最下面的脏器：左右两肾。另外，各种脉象所对应的疾病，基本上也是类比而来。如“浮脉”（如水漂木，举之有余，按之不足），为阳，主病在表；“沉脉”（如石投水，必得其底）为阴，主病在里，等等。而脉学与药学的不同在于，脉诊的操作需要医家的灵敏感觉与体会。从这一点讲，“意”的内涵又回到了郭玉所言“心手之际”的最初含义。

近代西方医学对于中医脉诊的评价自不待言，就连以中国传统医学为基础、建立起“汉方医学”的日本医家亦觉得脉诊过于虚幻、难于把握。因而江户以来的日本近世医家，实际使用的乃是一种叫作“腹诊”的查病方法，即通过触摸腹部，以获取全身疾病信息的诊断方法。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中国人的性格之中含有一种对“意”字当中所含要素的特别崇拜。“读书万卷，何如指下三分；谨守成规，岂过心灵一点？”对于脉诊的如此赞誉，不过是这种心态的一种表现。

五、医案与“意”

明代江瓘（1503～1565）自幼习儒，功名不利而业商。曾因呕血遍延名医，却屡治不效。乃自学其道，竟成名医。感《褚氏遗书》“博涉知病，多诊识脉”之论；念山居僻处，博历无由，故辑古来名医奇验之迹，撰成《名医类案》十二卷。此书被誉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而完备的医案著作，流传至今。在《名医类案》的再刻序文中，可见以下论说：乾隆庚寅（1770）杭世骏序云，“医者意也，云云”；张一桂序云，“医者意也……夫法所以寄意，而意所以运法”。又清代名医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李治序中亦有类似之语：“夫医者意也；方者法也，神明其意于法之中，则存乎其人也。……彼《灵》、《素》诸书具在，而心领神会，则又存乎其人也云尔。”看来，医案也与“医者意也”的问题有关。

医案”即病历（casehistory），是患者情况与治疗经过的记录。从本质上讲，医案是一种“医事档案”和“医学资料”，故其用途亦不外这两大方面。就中国而言，医案作为档案的历史与运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关医政管理者（医师）之职责的说明：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

《史记·仓公传》载有汉代医家淳于意的“诊籍”，其中详细记述了医案25则。这是汉文帝四年（－176），淳于意因罪被解往长安之后，为回答“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的垂问，而提供的说明材料。其后，至宋代“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则可视为医案之始有专著。金元时医家每以医论、医案杂处。明清以还，医案学作为独立学科逐渐形成，医案著作大量出现”。曾有人统计，清代的医案有近300种。此时的医案，大多是医家自录行医身验之作，或后人爬梳前贤记述而成，其目的在于供来人参考。故其性质主要是作为一种“医学资料”。

清末以来的医家对于“医案”这种医学资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极大的重视。例如“前清名医周澂之（即周学海）云：宋后医书，惟案好看，不似注释古书多穿凿也。”章太炎亦言：“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寻此钻研，事半功倍。”民国时期，不仅“医界均重研读医案”，而且将其引入教材，如“施今墨创华北国医，编《医案讲义》；张山雷执教黄墙中医学校，亦以讲解医案为课程。”目前，北京中医药大学亦在高年级中开设了医案这门课程，确实有达到了“逐渐形成独立学科”的味道。

然而在现代医学著作中，却似乎没有“医案”类的著作，因为没有哪个医生会认为有必要将自己一生治病的经验与案例写成书；教学中也不会特别介绍某个医生如何“灵活处理”具体问题，有哪些“心得体会”。然而中国传统医学却有成千上万的“医案”类著作；不仅教学中会有这门课程，甚至总有人力图否定仿效现代医学形成的院校教育与基本教材；以为只有耳提面命、随师学艺的传统方式，才是真正能够学到中医精髓的唯一途径。这不能说不是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又一重要区别。

中医“医案”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从《叶熙春专辑》之“编写说明”的如下之语，可以看出编辑出版“医案”亦具有明显的“政策性”意味，被当作继承名老中医经验的一项具体措施：

“一九六五年，为了继承名老中医经验，在省卫生厅直接领导和叶老亲自指导下，叶老的同事和学生杨继荪……等同志共同整理了《叶熙春医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欢迎。行将完稿的《叶熙春医案续集》却毁于十年动乱，……近年来在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继承整理祖国医学遗产的工作中，……省卫生厅再次成立‘叶熙春学术经验整理小组’，对叶老的学术思想、临床独到经验进行了总结，编成本辑。”

与此书一样收录于“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的《金子久专辑》，其编辑者“收集到未发表的金氏医案抄本四十八冊，以及所有已刊行的医案等”，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由此可见政策因素的巨大作用。除人民卫生出版社这样的专业出版社外，一些综合性出版社亦对编辑本地区名医的医案，怀有兴趣。例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临证偶拾》，“收载张羹梅医生有效医案八十余例”；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吴佩衡医案》，“是从他生前写下的临证验案及会诊记录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一部分验案编辑而成”。另外，尽管当代中医亦是以院校教育为主，但仍保持有各种形式的师徒关系。或由弟子尊师、爱师之心愿；或因藉虎皮以出书、扬名之需要，为老师整理、出版医案之事自然也就越来越多。然而除去这些“政策性”、“社会性”因素，决定医案类著作大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固有特点。即由“体”与“用”（理论与临床）间存在着的矛盾、差距所决定。近代医家何廉臣所编《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的“夏应堂序”中对此有所说明：

“盖以医虽小道，辄寄死生，不读书不足以明理，徒读书不足以成用；不读书不知规模，不临证不知变化。良以体质各异，病变不常，呆守成方，必多贻误。虽饱若孝先之腹笥，亦徒成赵括之兵书耳。案者治病之实录，临证之南针也。”

概言之，医案所以受到青睐，是由于从中可以找到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那么，这些具体办法又是从何而来呢？明代医家聂尚恒在“奇效医述小引”中的说明可为代表：

“余究心于斯术，数十年来博取而精研之，深思而透悟之，自觉有如于神妙者。因病制方，不胶于古方；得心应手，不拘于成说。”

用现代之语说，这就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分析的能力、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意”。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综合、轻分析的特征；在医学中则表现为重整体状况，轻具体病症。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片面的成因，在于一般史学家、哲学家所能了解的大多是诸如汉代的阴阳五行、宋明的理气等一些类似“终极真理”的学说，极少能够深入我们今日所谓科学技术的领域，去观古人如何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例如明末清初的医家吴有性在研究瘟疫病的过程中，“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不仅“格”出了：瘟疫与伤寒不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自口鼻而入以致病的“基本原理”；而且从“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等现象，分析出：“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并推论：如果能知道何物能制其气，则“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

较之于“医者意也”，当代医家更喜欢用“辨证施治”一词来表达中医的神韵，或者称其为中医“活的灵魂”。其要不外首先是对一位患者的具体病情加以详尽透彻、触及本质的分析，然后灵活地选择最佳治疗方案，而不是按图索骥地绳于经典、墨守成规地套用成方。的确，古今医家都极少妄发否定“古训经典、验方成法”之言，但他们的创新意识与创造结果，却在医案中得到了某种体现。他们引用经典之说来证明自创之法的合理性，用经学家的话说，这叫“六经注我”；与古训相悖时，则缄口不言，用史学家的话说，这叫“皮里春秋”。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了解中医学内部“旧瓶新酒”的变化、发展过程；了解医案中蕴涵的医家之“意”为何；了解医案的价值何在。

谈到医案与辨证施治，则还有一事不妨顺带说明。即当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之后，自然引出国人对于两种医学体系之异同、短长的思考与比较。就异同而言，通常认为“西医辨病，中医辨证”是其重要区别之一（这或许可说是“辨证施治”一词赖以成立的根本原因）。虽然中医界力陈“辨证”之科学与重要，但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或者说“很难说清”。而医案的“档案”性质似乎在此又得到了某种发挥棗让事实作为中医的科学性、辨证的必要性的证明！高辉远等整理的《蒲辅周医案》似乎就隐含着如此苦心。其“整理的几点说明”中谈到：

“整理形式仍以中医为主，多采用中医病名，……如中医一个病，可能包括西医的几个病，同是中医的眩晕，而西医则有美尼尔氏综合征或高血压之分。西医一个病，也可能包括中医几个病，同是西医的乙型脑炎，而中医则有暑温或湿温之分……”：“蒲老治病的特点，特别强调辨证论治这个原则……”云云。

医案对于中医来说，无疑是一种教材。无论是自我研读，还是课堂授业，都不仅起到传播技艺的作用，而且还兼有通过“有验之事、可验之法”向后学与社会证明这个医学体系之可信性、增强信任的潜在功能。

六、反对者的意见

并非所有医家都支持“医者意也”的说法，然反对者的出发点却并不相同。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唐代医家孙思邈虽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医者意也”（见本文第三节的引用），但书中又有“医自以意加减，不依方分，使诸草石强弱相欺……”的说法。无独有偶，《是斋百一选方》章楫序（1196）亦称：

“古人方书，一药对一病，非苟云尔也。后世医家者流，不深明夫百药和剂之所宜，猥曰医特意尔，往往出己见，尝试为之，以故用辄不效。甚者适以益其病，而杀其躯者有之。”

这显示出古今医家对于“医方”的基本看法有所不同：古人称方书中所载医方为“经方”，即行之有效的经验之方，故只能照本宣科地加以利用，不得随意加减；今日固然仍有此类人物存在，但为数极少，而大多数的医家只不过是将方书作为临证处方的参考。换句话说，中医师展现在众人面前的“随意遣药、灵活组方”之画面，并非古代文物，而是后世医家的新作（当然，这个“新”只是相对于汉唐而言）。对此有所了解之后，反观六朝隋唐时期大量方书涌现这一医学发展的时代特征，自然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其二，则是对许胤宗“书不可著”观点的批评。如《幼幼新书》李庚序（1150）云：“或者乃谓，医特意耳，不庸著书，……或是一偏之论也。”又如《圣济总录纂要》吴山滔序（1681）亦云：“虽然医者意也，书不可尽废。”此乃显而易见之道理，不必多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于源于感应论之“药物理论”的批判。在前引《东坡志林》有关“以意用药”的事例（参见注33），以及欧阳修“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的感想之后，还有一段苏轼的反驳之词：“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贫；食比干之馂余，可以已佞……公遂大笑。”

苏轼的话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他表露出一种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悖的“科学倾向”。但遗憾的是，这种“科学”的倾向比较少见；且当出现时，受诘者亦不过是一笑了之。同样，定式化的医方固然具有刻板保守的一面，但在某些场合也有追求规范的性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倾向”。例如被“医者意也”的支持者朱震亨斥为“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参见注18）的《和剂局方》，实为宋代官药局生产成药的规范。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规范，成药又当如何生产？因而有人认为：《和剂局方》具有典型的药典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堪称我国药学史上第一部划时代的药典学著作。

今天，即便是对“医者意也”充分理解、满怀眷恋者，亦难免有下述感慨与批评：

坦率地说，“医者意也”是缺乏现代科学性的，它很容易暴露出种种破绽，甚至流于荒诞不经，然而回到中医的源流上来理解，又会感到它不仅仅是文人用来说故事的题目，而且代表了古典中医的一种思想方法。……时至今日，随着中医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在越来越精细严密的医学科学分析和技术要求面前，中医的思想传统已经失去了存身的基础，经典表述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如果有谁还对你说“医者意也”，那么他一定就是最后的中医。反对中医现代化，绝对是不切实际的愚蠢念头，谁敢与科学较劲呢？

这种思想方法真的失去了存身的基础，无法与科学较劲吗？

七、科学的难点

承认中医能够治病，甚至能治疗一些连现代医学都感到棘手的疑难病症，这对于大多数具有种种直接或间接感受的中国人来说并不困难。遗憾的是成千上万乐于承认这一事实的专家学者，却无法以自己掌握的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对这种感受的科学性、合理性加以证明，无法对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原理、本质、“所以然”做出说明。这就是“科学的难点”。

中医之所以能够治病，固然与几千年之经验积累有密切的关系。但通过前面的论说，不难了解到中医的许多内容并非都来源于实践经验，而是与一些被近代自然科学排斥在外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按道理讲，从这些被认为是属于“交感巫术”的思维方式出发，理应只能产生出伪科学与伪技艺棗不真的认识与无效的操作。但在中医这片土地上，却结出了实实在在的果实。对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哲学家或科学史家给予了必要的承认：“科学与方术在早期是分不开的”；“无论这三者（巫术、宗教、科学）的实在关系如何，巫术好像终归是宗教与科学的摇篮”，只不过“科学比巫术有更清晰的洞察力，它谦卑地学习自然的法则，通过服从这些法则而取得控制自然的能力”。

中医基本原理范文篇8

1、政治思想和廉洁从政方面

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各项活动中，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联系本单位实际，“以生为本”，工作勤奋，作风严谨，求真务实。有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工作责任心强。严守法纪法规，廉洁自律，从不以权谋私，从不行贿受贿。

2、学科与专业建设

本年度，在学科建设方面方面，我们除了继续建设省级重点学科——针灸推拿学学科外，在我校申报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的过程中，我们积极配合，组织提供了大量支撑材料，为我校获得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学校统一组织下，我们与两所附院一起共同申报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经评审，我院针灸学科被批准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我本人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灸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之一。

2008年，我院针灸推拿学获国家教育部批准，成为国家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本年度，我们按计划进行建设，并在全国教学工作研讨会上，介绍我们的思路和做法。

3、实验室建设

今年，在省教育厅科技处和学校科技处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加强了针灸基础与技术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建设，并首次设立重点实验室开发基金，吸引校内外针灸研究者加盟，进一步发挥了重点实验室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作用，也扩大了我校针灸学科的影响。

本年度，我们申报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研三级实验室，已正式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更名为神经生物学(针灸)实验室。

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还组织申报了20年度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特色优势学科实验室项目针灸基础与技术重点实验室，获得专家好评。

4、教学与教研工作

协助分管教学副院长做好学校教学任务的落实。今年是我校中医学专业认证，我们重点对相关课程《针灸学》进行教学方法与评价机制的改革。在课堂教学中增加了PBL教学，完善了形成性评价。

积极鼓励教师申报教研项目和质量工程项目。“针灸推拿学专业临床实践教学管理和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被批准为安徽中医学院校级教学研究项目;《康复治疗学》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原教研项目“医学院校中西医临床医学(医疗保险)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获校级教学成果三等奖。

本人在行政工作的同时，积极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的教学任务及培养工作，教学工作量饱满。20年，本人所指导的研究生又获得安徽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5、教材建设与课程建设

主编了针灸推拿学专业精编教材《经络腧穴学》，09年已正式出版。推荐多名教师分别担任《针灸医籍选》、《刺法灸法学》、《针灸治疗学》、《实验针灸学》、《临床康复学》等教材副主编、编委。省级精品课程《经络腧穴学》、《针灸学》按计划建设。同时主编了特色专业教材《新安医学针灸精华》。

6、人才培养

积极鼓励中青年教师在职学习，本院有多名教授在职攻读学位，20年有3人分别从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学习，顺利取得学位证书。有一名教师获教坛精英。同时选送多名教师赴国内高校进修学习。如：老教授周逸平亲自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赴浙江中医药大学针灸神经生理实验室，学习中枢微透析技术，开展相关实验研究。汪克明教授等赴天津中医药大学针灸实验室，学习细胞动作电位、神经干动作电位。

7、科研工作

科研工作是办学实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与教学工作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我们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教师参加各类科研项目的申报，并将课题申报与职称评审及年度津贴发放挂钩。目前，我院承担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973”子项目在内的各级课题10余项。均按计划进展顺利。在国内各级学术期刊上公开20余篇。本人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两篇论文。

8、对外交流与合作

本院一贯重视对外交流与合作，20年我们接待了智利针灸学会会长HectorMerinoMontt教授率医师考察团一行15人;葡萄牙针灸协会会长Balkrishna先生一行，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刘保延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所长朱兵教授等。

我院专家也多次参加了国内外针灸学术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我本人就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首届中德国际针灸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循证医学在针灸临床研究中的应用与思考”学术报告。同时，多位专家、教师分别参加了第十届全国针灸经络学术研讨会;全国腧穴应用与研究学术大会、针灸教育学术研讨会;20年中国针灸年会;“中国针灸高端论坛”(杭州);“973”计划项目子课题“艾灸温通效应规律及其原理研究”启动会、汇报会;中国针灸学会文献专业委员会20年学术年会、李鼎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陆瘦燕百年诞辰纪念暨陆氏针灸学术经验交流会;灸法作用的基本原理与应用规律学术研讨会;20·广州·针灸与脑科学国际学术会议等。承办或协办了“973”计划项目子课题“艾灸温通效应规律及其原理研究”临床研究培训会、安徽省针灸学会09年会。

9、就业工作

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积极配合党总支和学生工作负责人，多方拓宽就业渠道，同时积极调动全院教师参与就业工作，保证了我院学生的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

10、参与学校50周年庆典工作

我院全体教师积极配合学校做好校庆50年庆典有关工作，如：院志的撰写，校友和实习医院的接待等。

中医基本原理范文篇9

班子成员和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本人现任学院院长、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针灸经络研究所所长。学校党委和行政的正确领导下。本部门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进展。现将年度本院主要工作和本人履行岗位职责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1、政治思想和廉洁从政方面

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各项活动中，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联系本单位实际，“以生为本”，工作勤奋，作风严谨，求真务实。有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工作责任心强。严守法纪法规，廉洁自律，从不以权谋私，从不行贿受贿。

2、学科与专业建设

本年度，在学科建设方面方面，我们除了继续建设省级重点学科——针灸推拿学学科外，在我校申报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的过程中，我们积极配合，组织提供了大量支撑材料，为我校获得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学校统一组织下，我们与两所附院一起共同申报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经评审，我院针灸学科被批准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我本人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灸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之一。

2008年，我院针灸推拿学获国家教育部批准，成为国家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本年度，我们按计划进行建设，并在全国教学工作研讨会上，介绍我们的思路和做法。

3、实验室建设

今年，在省教育厅科技处和学校科技处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加强了针灸基础与技术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建设，并首次设立重点实验室开发基金，吸引校内外针灸研究者加盟，进一步发挥了重点实验室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作用，也扩大了我校针灸学科的影响。

本年度，我们申报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研三级实验室，已正式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更名为神经生物学(针灸)实验室。

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还组织申报了20年度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特色优势学科实验室项目针灸基础与技术重点实验室，获得专家好评。

4、教学与教研工作

协助分管教学副院长做好学校教学任务的落实。今年是我校中医学专业认证，我们重点对相关课程《针灸学》进行教学方法与评价机制的改革。在课堂教学中增加了PBL教学，完善了形成性评价。

积极鼓励教师申报教研项目和质量工程项目。“针灸推拿学专业临床实践教学管理和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被批准为安徽中医学院校级教学研究项目;《康复治疗学》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原教研项目“医学院校中西医临床医学(医疗保险)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获校级教学成果三等奖。

本人在行政工作的同时，积极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的教学任务及培养工作，教学工作量饱满。20年，本人所指导的研究生又获得安徽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5、教材建设与课程建设

主编了针灸推拿学专业精编教材《经络腧穴学》，09年已正式出版。推荐多名教师分别担任《针灸医籍选》、《刺法灸法学》、《针灸治疗学》、《实验针灸学》、《临床康复学》等教材副主编、编委。省级精品课程《经络腧穴学》、《针灸学》按计划建设。同时主编了特色专业教材《新安医学针灸精华》。

6、人才培养

积极鼓励中青年教师在职学习，本院有多名教授在职攻读学位，20年有3人分别从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学习，顺利取得学位证书。有一名教师获教坛精英。同时选送多名教师赴国内高校进修学习。如：老教授周逸平亲自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赴浙江中医药大学针灸神经生理实验室，学习中枢微透析技术，开展相关实验研究。汪克明教授等赴天津中医药大学针灸实验室，学习细胞动作电位、神经干动作电位。

7、科研工作

科研工作是办学实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与教学工作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我们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教师参加各类科研项目的申报，并将课题申报与职称评审及年度津贴发放挂钩。目前，我院承担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973”子项目在内的各级课题10余项。均按计划进展顺利。在国内各级学术期刊上公开20余篇。本人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两篇论文。

8、对外交流与合作

本院一贯重视对外交流与合作，20年我们接待了智利针灸学会会长HectorMerinoMontt教授率医师考察团一行15人;葡萄牙针灸协会会长Balkrishna先生一行，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刘保延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所长朱兵教授等。

我院专家也多次参加了国内外针灸学术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我本人就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首届中德国际针灸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循证医学在针灸临床研究中的应用与思考”学术报告。同时，多位专家、教师分别参加了第十届全国针灸经络学术研讨会;全国腧穴应用与研究学术大会、针灸教育学术研讨会;20年中国针灸年会;“中国针灸高端论坛”(杭州);“973”计划项目子课题“艾灸温通效应规律及其原理研究”启动会、汇报会;中国针灸学会文献专业委员会20年学术年会、李鼎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陆瘦燕百年诞辰纪念暨陆氏针灸学术经验交流会;灸法作用的基本原理与应用规律学术研讨会;20··针灸与脑科学国际学术会议等。承办或协办了“973”计划项目子课题“艾灸温通效应规律及其原理研究”临床研究培训会、安徽省针灸学会09年会。

9、就业工作

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积极配合党总支和学生工作负责人，多方拓宽就业渠道，同时积极调动全院教师参与就业工作，保证了我院学生的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

10、参与学校周年庆典工作

我院全体教师积极配合学校做好校庆50年庆典有关工作，如：院志的撰写，校友和实习医院的接待等。

中医基本原理范文篇10

关键词：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能力培养；创新实践

根据中医学专业的学生培养特点，在重视学生的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培养中，还应进一步重视学生的动手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以及加强重视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创新实践能力，因此，在中医药院校需要对中医学专业学生的培养进行不断的改革探索，寻求一种合适的教学培养模式。“生物化学”是中医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其开课阶段一般在大二上学期，为后续的中医专业学习起到医学理论基础的奠基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医药院校都根据各自专业学生特点，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教育教学的改革实践。我们根据广西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专业特点，设置特色的实验内容，在实验过程中训练学生的操作能力，提升个人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促进学生对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实验操作技能的理解和掌握。在该校生物化学实验内容主要涉及蛋白质、血糖、血脂、核酸、酶类等物质的提取和含量测定的一门科学，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因此，要在有限的课程规划时间内，使中医学专业学生理解和掌握生化实验理论和技能，必须形成一个整体合理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管理方法，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提高学生将所学知识分析临床问题、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科研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满足新时代下对中医学专业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1传统生物化学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

知识陈旧是生物化学实验教学的突出问题[1]，主要体现在（1）实验指导大纲常年不变；（2）实验项目以验证性的基础实验较多，依附的理论知识过于陈旧，缺乏创新性实验内容，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实验设计不足，且实验内容严重滞后于生物化学的发展。（3）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较为单一、落后，基本程序为教师讲授实验操作内容后，或进行一起和实验演示操作之后，有学生进行实验操作，学生缺乏积极思考。（4）实验成绩评分体系不完善，仅仅单一地从实验报告来评价学生成绩，而实验报告撰写过程中有撰写不认真、不规范和拷贝抄袭现象，教师很难判断学生的实际水平[2]，未能公正客观地评价学生的科研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生物化学教学中缺乏激励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机制。

2改革措施

2．1教学体系和内容的改进。在生物化学的实验教学中，对理论知识的验证学习只是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教学中应该重视培养学生对生化实验的操作技能，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科研动手能力。基于中医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在实验设计上注重学生的临床与科研相结合能力，注重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的结合[2]。广西中医药大学根据中医学专业特点，自编了一套适合中医学专业的实验教学教材《生物化学实验指导》。这本教材包括了生物化学实验须知以及多个基础验证性实验、综合和设计性的实验内容。实验要求中医专业学生掌握常见的医学检测如：蛋白质的分离与鉴定，血糖的测定，转氨酶活力的测定等与临床检测相关的内容。要求学生掌握常用的实验技术包括离心技术，分光光度法测定技术等技术，提出熟练操作离心机、分光光度计、水浴锅、刻度吸量管、微量移液器等仪器的正确操作步骤和方法。力求将各种实验技术融入实验教学中，加深学生对学科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生物化学技术自身是一门不断发展和前沿技术更新较快的科学，为适应新时代下的学科及教学发展，应对实验教学内容不断进行修改和补充。在对生物化学实验教学大纲的修订应定期进行，要求对生物化学实验的内容、教学方法等根据专业性质进行适度的调整。要求通过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提高学生综合科学研究水平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旨在学生掌握基础性实验的内容上，能够提出创新性思维实验，建立一个既具有突出专业特色，又能让学生掌握实验技能、创新性思维、综合实践和分析能力的实验教学体系。我们在教学实践中，选择基础类实验：如血糖的测定———葡萄糖氧化酶法、血清ALT的测定———2,4-二硝基苯肼法等。这些实验涵盖了生化基本实验技术，涉及离心技术、分光光度技术等，掌握这些基础性实验技能后，利用学生开展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的教学项目。如在血糖的检测基础上，我们提出不同物种间的血清水平是否存在差异？在血清ALT的测定基础上，我们提出饱腹和空腹状态是否对同一机体的ALT酶活力产生影响？实验教学中，提出一些假设性实验项目，让学生主动查阅相关文献，设计实验研究方案，确定采用何种实验方法、需要什么试剂耗材和仪器，之后进行实验操作，最终得出实验结果并进行分析和处理，下最后的结论。这样的实验教学内容改革，将由以往的验证单一生化理论知识，训练单一的操作技能，转变为加强学生的操作实验能力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动手和综合分析能力。这种实验可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进一步加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运用能力，解决以后临床或科研中遇到的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2.2教学方法的改进。传统式的教学方法是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学生以跟随听课的教学方式，限制了学生的积极思考和主观能动性，弱化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改进教学方法应该打破以教师教学为主导的教学思维，建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的作用从主导转换为从旁引导，将主动权交给学生。上课时要求学生主动在试剂材料库中领取实验中所需的试剂，掌握各种实验试剂的作用机理，以提高学生的主动思考；在实际的教学情境中，教师要准备一些相关的临床问题和解决方法以引导学生的思维。课堂上，采用BOPPPS的教学模式[2]，以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对实验项目对象，原理，操作步骤、实验仪器的规范化操作和注意事项等，以临床或科研的实际应用案例来引导学生的学习思维，以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掌握基础知识并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教师应该鄙弃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应从旁全程指导学生的实验过程，让学生认真完成操作，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和进行及时的记录和分析。如果发现操作不规范，教师及时的提醒和指正。实验报告采用标准的科学报告格式进行书写，让学生从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实验现象、数据、结果及分析等方面进行规范书写，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思维。2.3实验课成绩评价方法的改进。正确合理的实验成绩评价体系对于检验教学效果、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实验教学效果至关重要。我们注重学生的理论掌握与实际操作并重，除了对学生实验报告中实验原理、方法、操作步骤、实验现象观察、结果分析和注意事项的掌握情况，同时会通过评价学生在实际实验中的动手能力，对学生进行客观全面的成绩评价，以期全面考核学生在生化实验中的各方面能力。在生物化学的教学中制定评分标准：（1）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0%，主要考察学生的课堂整体表现，如是否按时到场和个人实验白大褂穿着。学生预习情况是否充分，课堂听课气氛和回答问题积极性，实验设计是否严谨以及组内成员的合作情况。（2）实验报告占总成绩的40%，主要考查学生对实验的基本原理，实验步骤，实验现象、数据，实验结果和分析等内容的掌握情况，重点依据实验操作是否合理，实验观察和结果分析是否到位，而非只注重实验结果验证的准确性。（4）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占30%，教师在实验过程中观察学生的操作动作是否标准，如刻度吸量管的使用和微量移液器的使用，离心机的操作，分光光度计的使用等。在学生的实验课堂中，由教师从旁观察，对学生实验的各个重要环节进行打分。通过综合的评定方式，能较真实反映学生对生化知识的把握程度，及时地引导教师针对授课专业性质，做出实验教学策略调整。

3结语

针对中医学的专业性质，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评价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实践，在授课过程中注重与临床或科研中的事例结合，并注重实验设计的基础性、综合性和创新性，并对实验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实践，以培养学生的临床基础思维和创新能力为目标，旨在调动学生对生化实验的积极性，引导学生把生化技术原理应用于临床实践中。为中医学专业学生运用生物化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也为促进学生理解和掌握生化理论知识和日后进一步的中医学专业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方芳，贾建波，赵玉萍，等.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初探[J].山东化学，2016(45)：7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