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论文范文10篇

文化观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全球化/邓小平/文化观

【正文】

文化观的核心是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邓小平文化观高屋建瓴，极富科学魅力，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考，大大拓展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空间。这种科学魅力，与其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对全球化的把握。直面时展主题和中国具体实际，是邓小平文化观的基本思路。面对全球化浪潮，邓小平以包容性和前瞻性的视野，系统运筹和理性思考了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全面发展，从而建构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现代化思维框架。

一

对全球化现实与态势的关注，是邓小平文化观的理论起点，也培育着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广阔视角——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整体性、同步性和协调性。

20世纪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变化最烈、发展最快的100年，这100年带来最大的成果，若从世界文化发展角度看，其真正历史进步在于世界从此迈入全球化时代。何谓“全球化”？对其内涵的诠释多种多样，但毫无疑问，全球化最本质的东西是“全球意识”，也就是要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必须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虽然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对此就曾预言，但是，如此急迫地呼吁“我们都是单一人类家族的一员”，如此现实而自觉地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树立起“全球意识”，却发生于20世纪。全球化话题出现的内在动因有三：首先是各民族、各国家互相联系的日益紧密化。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指出：“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近两百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巨大的量的飞跃，同时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飞跃……现代交通技术（不仅包括飞机，也包括集装箱运输船和大型油轮）、现代通讯技术、现代贸易技术以及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P5-6)当年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谈到最大的感受是“快”。确实，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的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把各行各业、各国各地的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连在一起，使人与人之间、生产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建立在信息化、科技化之上。其次是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互相依存性日益突出。空间距离的缩小，使经济一体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其触角伸向全球各地，于是人类共生问题也开始紧扣人们的心扉，当“东京股票交易所的股市行情下跌，几秒种后，就会在伦敦、纽约、苏黎世或阿姆斯特丹引起连锁反应”(P5)时，当中东局势的任何微澜都在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世界所面对的真正的重大问题是人类整体的生存问题。最后，人类文化自身性质也在昭示着国际化的内在必然性。历史学家与文化学家们早已证实，以往由于境遇不同、历史不同、发展的方向不同及步伐不同，产生了不同文明程度的差异，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应是同一的，人类文化受社会与历史的左右，也会走向趋同。一方面，作为社会现象，文化不是孤立与封闭的，不同特质的文化会相互作用与相互交融；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现象，文化不是静态与停滞的，风格各异的文化必然会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足迹，不断丰富与完善，不断借鉴与吸收。

可见，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而且也必然是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过程。正是基于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命运、文化价值体系以及人类认知模式的思考，邓小平强调要从世界角度看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P282)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思想的局限和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在与国际接轨方面非常谨慎，并在研究本国的现状、未来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互动方面有失偏颇，导致“”结束后的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开了相当距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既有着百废待兴引发的跃跃欲试，也有着历史惯性带来的迷惘困惑，邓小平从世界角度看问题这一宏阔视角，促进了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在观念上有了突破性的更新。中国的发展不能游离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之外，中国的问题只有放到整个全球系统才能得到解释和找到解决的途径。顺此思路，邓小平提出首先要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P105)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问题都受这两个问题所左右，中国也不例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趋势，除了给中国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还带来对世界的责任。一方面中国要利用国际环境快速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P158)上述论断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

二

正因为世界的发展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开放成为当今世界的突出特点。在开放性成为一个时代概念的同时，也呼唤着人们拥有包容的心态与开放的气度。

其实，开放性同样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由微弱到强化、由局部到广大。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动力：一是靠自身的创造、更新能力，靠自己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积累与进步；二是靠外来文化的不断补充、丰富、启发、刺激，在与外来文化的磨擦、搏击、竞争、交流、融合中发展壮大自己。后者往往是民族文化加速进步的重要途径。罗素在1922年写的《中西文化比较》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则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廷帝国。”欧洲文明的演进就是这样一种互为接纳的过程。反观中国的情形亦然，尽管由于地理的和政治的原因给吸收异域文明带来诸多障碍，但仍然能看到我们的祖先不倦的寻求与吸纳的足迹，中华灿烂文化有谁能断言没有异域文化的贡献。

当然，之所以我们要强调开放性是个时代概念，是因为现代社会赋予了开放性更丰富的内涵。地球村时代是各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跟上时代节拍，从某种程度上讲，意味着人们将不断地审视和反省自身的开放观，积极地营造开放的氛围。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在拥有引以为豪的传统同时也固执地保有某种封闭心态的国家，培育开放心态更是一个重要话题。解放后三十多年间，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西方文化）在抵触与吸纳的交织中演绎着相互间的关系，但毋庸讳言，由于受传统思维观念、价值观念的影响，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仍以“闭关自守”为基本特征，从而与当代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邓小平果断地选择了以打破经济封闭为突破口，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来谱写中国发展新篇章。首先，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邓小平强调了各民族间取长补短的重要性，每个国家文化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P91)只有这样，社会才有不断前进的动力。第二，从建国以来的历史教训看，邓小平深刻反省了由封闭给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限制。他认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P78)“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P274)自70年代末到90年代，邓小平曾不下几十次地谈到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用心可谓良苦。第三，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特点出发，邓小平大胆地提出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科技成果，体现了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精神。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由第一阶段的工业资本主义、第二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第三阶段的信息资本主义，推动这一发展的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新生产力。这也说明，资本主义通过内在的改革与调整，仍具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虽然它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正视这一现实，并利用这一现实，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创造良机，是邓小平开放思想的重要内容，正如他所说的：“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P274)“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P292)第四，从时代变迁带来的紧迫感考虑，邓小平以其对外部世界敏锐的观察力与感悟力，呼吁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不我待。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中国要不掉队，不落伍，甚至要争取走在潮流前面，只有时刻关注并努力介入科技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主流。“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P299)奋起直追要有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彻底摒弃自守心态，接纳当代社会一切最新的文明成果。三

全球化显然不仅仅意味着同一性与共生性，虽然伴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动态发展，将出现愈来愈多的文化认同，但认同并不预示着各种不同的文化特质会趋于泯灭。所谓文化核心和文化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深入每个民族的骨髓、体现着每个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也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取向等，往往在历史长河中具有相对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各民族自身文化特质的相对稳定性，才构成了世界在相互联系中的多姿多彩。

所以恰恰相反，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在全球性范围内为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意味着通过以和平与发展为载体的文化认同，激活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使之共同参与人类文明建设，发挥各自的作用与影响。

在认识多元化这一时代特征上，邓小平一贯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各民族共存互补的多样性时代，共存是求同，互补是存异，一方面要关切人类共同命运，另一方面还要多角度、多层次、多样式地把握这种关切；既要努力追求共识，也要尊重和正视那些使世界上各民族彼此相异的在种族起源、地理气候、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风俗沿革等方面的多样性。发展各民族文化不仅不会违背全世界人民要求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的愿望，而且还能从各民族文化中发现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资源。我们看到在20世纪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人们愈来愈认可这样一个事实：经济一体化是不可能脱离发展中国家的相应发展的，否则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打破了50年代以前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单一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这一改变为多元化发展作了精彩的注脚。经济多元化必然带来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同时也向我们传统的一元思维提出了挑战。以多元思维来应对多元世界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发展，体现了更博大的包容胸怀。例如，在对待国与国之间的领土、领海纷争时，他极富创造性地提出：“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P49)以发展来求同存异，可谓示范了一种多元化新格局下的新思维，通过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共同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在南北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能由北方主宰南方，“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P105-106)在对待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上，更是以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的“一国两制”新制度，开创了一国内多样多元发展新模式。此外，邓小平还一再强调中国要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是真正的不结盟，其实也是在倡导世界和平的维系要依赖于所有国家、地区、民族的力量，倡导着每个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方式介入国际事务。

古人所云“和而不同”，揭示了一个平凡的真理，即多样性与统一性是不矛盾的，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才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这种从“不同”到“认同”的过程，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求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的发展。人类科学的发展证实了多样多元是物质世界进步和发展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承认多元与差异，无疑将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话题。同志前些年在许多世界性的会议场合，如西雅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西伯利亚，都对世界的现状和发展从世界的多样性角度加以阐述，展示了中国人关注全球化的新视角和价值取向。

四

如果说多样性已成为全球化的内涵之一，那么，如何保持和维护多样性就不是简单的“民族部落主义”之争了。换言之，全球化与民族化不是对立的两极，全球化观照下的民族化才是充满活力的民族化，而充满活力的民族化将推动全球化的精彩纷呈和公正合理发展，于是，自觉审视和发扬民族精神，就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立足点。

有一首歌的歌词脍炙人口：“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以此来概括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化，恐过于表象，但却十分现实，这是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当采取的态度。如何在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确认自己的价值定位，倘若没有一种民族大气，答案是否定的。什么是民族大气？这就是理性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在邓小平的理论思想和人格风范中，我们深深感受到这样一种民族大气。

——赤子之心是民族精神的根源。邓小平以其求索、奉献的一生注释了他在为美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的序言中所写到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当他成为祖国母亲的优秀儿子，也被世界所敬仰时，使我们真正感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自尊自信是民族精神的核心。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他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刚健有为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并在多方面作了展开。在现代化认识上，邓小平反对“全盘西化”。20世纪现代化进程已证实，现代化虽发源发展于西方，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中国的现代化要有中国特色，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规划中国的现代化步骤和设计中国的现代化内容，而非盲目地“拿来”。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P2)“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P265)在现代化运作上，邓小平强调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P3)只有这样，才能振奋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对待外来压力上，邓小平从不屈服，从“不信邪”，“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但“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P376)。中国人正是以这样一种民族气概，气宇轩昂地站在了世界大舞台上。

——理性自觉是民族精神的升华。邓小平从来就认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的，今天所倡导的民族自尊与自信，绝非是对老祖宗的简单重复，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前者侧重于静态的、封闭的，而后者是动态的、开放的，从而使得民族精神散发出时代魅力。同时，邓小平也以冷静的思考告诉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培养理性的批评判断能力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全球化并非只是盛宴，它在给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隐含着危险，从文化的角度看，全球化是融合与冲突互为交织的进程，其冲突的程度往往取决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也取决于各自文化价值的力量权重。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大多数国家其各自的特性将受到威胁，世界许多有识之士已日益觉察这一危机，“如果我们不把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传递下去，我们所能传给后代的东西就所剩不多了；而一旦全球化磨蚀掉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P62)因此，邓小平主张以科学态度对待外面世界，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鉴别、批判，汲取有益的，抵制腐朽的，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交往与文化渗透中，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推进自身的健康发展，最终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阐释，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理性的桥梁，无论从理论意义或者实践意义来看，都具有着超时空的价值。就中国来说，现代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们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不断提升看问题的境界，登高才能望远。我们既要保持民族自尊，也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既要把握民族腾飞的机遇，也要厚德载物，不愧为地球村一员。这是邓小平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展望二十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303.

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文化观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的社会主义文化观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首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是现代中国的文化伟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十分关注中国的文化建设。他站在20世纪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面向世界，紧扣时代的脉搏，把握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新文化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有机统一，应当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特点；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应当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从这些基本观点出发，他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文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对于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积极而长远的指导意义。

一、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运用唯物辩证法，依据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要斗争任务，结合中国文化传统与民族特色，独具匠心地提出一系列“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从而成为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实践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注意正确把握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在新的层次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整合，并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的基础上，对中国新文化再次提炼概括，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念。的新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开放性、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等特点。

（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特征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新文化建设要紧扣时代脉搏，与政治、经济发展同步。早在抗战时期，就指出：文化与政治、经济是紧密相连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随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际，明确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认为，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并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要做好八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建设的任务摆在面前，文化建设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957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把科学文化建设列为我国现代化的宏伟大业之一。其后，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些既说明了对科学文化的重视，也是他的新文化思想时代性的体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谈论为什么写“两论”时又强调：“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总而言之，在眼里，文化只有不断适应并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开放性

要求中国文化要面向世界，实行对外开放，在对外交流中吸纳、融汇世界各民族的进步文化，中国文化“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同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不仅要学习西方近代文化，也要学习西方启蒙时代的文化。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这样才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创新。那种片面强调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盲目否认西方文化是完全错误的。提出的在中西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民族性

站在时代的前沿，放眼世界，清楚地看到，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同时，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互化、融合也在成为极普遍的现象。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带有本民族的特点，在交流、融汇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主体和特色。因而，在指导中国新文化建设中，鲜明地提出，中国新文化应该是民族的，应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中。他以艺术的民族化为例说明创新文化必须保持民族性，他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在看来，创新中国文化的过程，应以民族文化为基础。

(四)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大众化方向

所向往和追求的新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他认为，要实现文化的大众化，就要确立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服务包括了为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群众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人士服务。这既体现了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随着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也不断增长，为了便于人民掌握文化知识，进行了汉字简化，开展文化革命等工作，为大力繁荣和发展新文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中国文化建设出现了新局面。

(五)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

认为，文化发展不能割断历史，社会主义文化同样不能离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凭空产生，只能来自对历史文化的扬弃，并糅合到现代文化结构中。一再阐述，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保持文化的科学性。认为，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目的是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因此，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对待传统文化，一定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实行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既要反对食古不化、盲目推崇，又要反对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的民族虚无主义。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破除迷信思想，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植根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二、首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于1956年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被写入党的“八大”文件，正式成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方针。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这个方针。并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这个方针的确定，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对这一方针的系统阐述，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这一方针的确立，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双百”方针所采取的正确方法应该是，让各种不同的观点自由竞争，自由讨论，然后才能加以比较和鉴别，用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去战胜假的、恶的、丑的东西，从而繁荣文化、艺术和科学事业。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从字面上看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可以利用他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他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他们。为此，提出了判断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指出：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对于在科学文化事业上要发扬民主的考虑是很多的。他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事实早已证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通过学术上的民主讨论、艺术上的自由竞争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求得意见的一致和辨明是非，才能够真正达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

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双百”方针在实践中实施后，进一步提出了实施的基本原则——“只能放，不能收”；规定了实施的目标导向——“放香花，锄毒草”，使香花处于主导地位，从而为“双百”方针制定了正确的实施方略。

“双百”方针是在党和国家要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环境下提出的。提出此方针，无疑是试图摆脱旧有苏联模式，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与科学事业的新道路。由于“双百”方针符合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民主精神，对各个领域都有指导作用，所以，“双百方针”提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关注，特别是在国内，不但在文艺界和科学界，而且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同党的文艺、学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以及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其他重要方针一起，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繁荣进步的根本保证。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提出了“双百”方针，但是在他生前，这一方针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三、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认为，能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及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他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基于此，在领导全党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中，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特点，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一)提出了必须加强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

十分重视党在思想政治上的领导，总是把思想政治上的领导放在首要地位。1954年，在《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文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最重要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

(二)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

在1960年代，曾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要求：“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最根本的东西，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公务员之家

(三)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认为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后，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先后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对唯心主义的清理和批判，并在全社会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普及教育。为了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要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

(四)重视新闻出版和文艺战线的工作

在建国初期曾为新闻出版界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认真做好出版工作。”他要求宣传工作要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政策和方针作为首要任务，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要宣传社会主义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提出，为了发展农村经济文化建设，要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号召文艺家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描写成千上万的英雄模范人物，以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他要求各级党委把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工作当作大事来抓，要使这方面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以便有效地克服各种敌对势力的影响，使新闻出版和文艺战线的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四、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实践体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社会主义时期思想和道德建设作出过较为系统而精辟的论述，对于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建设，特别是伦理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对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理想的精辟概括和根本规范。在《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而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的创造性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更应该强调全党同志和广大干部要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只有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算是最忠实地体现了党的宗旨。

(二)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道德原则

主张：“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并历来主张用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原则去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他指出：“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所提出的这一原则，也就是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

(三)提倡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新中国建立前夕，就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伟大气魄，及时号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空前宏伟的革命事业，又是艰巨复杂的困难事业。为了摆脱和战胜种种曲折、困难和矛盾，要求全党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同时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在看来。艰苦奋斗是动员人民群众进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保证和指导原则，只有继承和发扬这种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干部队伍才能纯洁优化，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也才能激发起广大群众对党的无比热爱的真挚感情和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四)进行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指针的道德教育

早在抗战时期，就确定了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的方针。建国后，他仍以这一思想来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经济状况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关系。他不仅揭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的共同事业，并且亲自领导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运动。其中，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成效最为巨大，影响最为深远。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历史上，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的共产主义教育事业中，首先提出“党风”的概念，并对党风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关于以整顿党的作风为中心的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思想，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方面工作都具有特别突出的现实指导意义。

(五)遵循以“五爱”为基本内容的道德规范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际创刊的《新华月报》的扉页上，登载了的极其重要的题词：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同期《新华月报》还发表了亲自主持起草，并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把“五爱”作为基本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体现了科学性、法规性、民族性的特征。

(六)坚持反对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化观论文范文篇3

金融危机又被称为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自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标志金融危机开始以来，这场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造成股市暴跌，房价下挫，出口放缓，消费滞涨，失业率增加。危机现在依然在持续，其破坏力及影响力是巨大的。在此情况下，国人的消费观念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消费观念带来了什么启示？

2、美国金融危机透视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3、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4、减少与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国老太太”有“中国老太太”一半勤俭持家的态度，贷款消费悠着点，量力而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了；而如果那位“中国老太太”有“美国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费的理念，存一点消费一点，量入而出，生产的东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内需也就强起来了，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或许就更强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在持续，这也为置身其中的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思考，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与抵御，笔者建议：

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作为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消费文化，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消费支出应该与自己的收入相适应，自己的收入既包括当前的收入水平，也包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是要考虑收入能力。因为，信贷消费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己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应该提倡积极、合理的消费而不能抑制消费，否则，一方面，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买方市场，应该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健康发展。

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盲目从众是消费中常见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也是对普通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始终受到消费心理的影响，如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等，并且这些心理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影响人们的消费。所以，在消费中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健康的消费心理的影响，要注意保持冷静，避免心血来潮，避免事后发现这种消费选择并不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后悔不已，坚持从个人实际需要出发，理性消费。

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就是指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节约资源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的总称，核心是可持续性消费。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严重短缺，我们国家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所以，应该从自身出发，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绿色消费。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古人云：“先天人之忧而忧，后天人之乐而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名句，作为中华美德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思想与消费观。虽然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国外的一些思想与消费观不断冲击着国人，并在国人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作为主流思想，代代相传的美好品质，并不会因时间流失而改变，相反在与各种思潮的较量中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凸显优势，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等《金融海啸中的那些人与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

［2］孙飞赵文锴《金融风暴启示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12.

文化观论文范文篇4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全球化视角，探讨邓小平文化观的开放性、时代性、科学性、民族性特征，领略邓小平文化观顺应人类精神发展的基本走向、代表和引导一个伟大民族新思维的宽广眼界与恢宏气度。

关键词：全球化邓小平文化观理论建构

文化观的核心是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邓小平文化观高屋建瓴，极富科学魅力，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考，大大拓展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空间。这种科学魅力，与其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对全球化的把握。直面时展主题和中国具体实际，是邓小平文化观的基本思路。面对全球化浪潮，邓小平以包容性和前瞻性的视野，系统运筹和理性思考了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全面发展，从而建构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现代化思维框架。

一对全球化现实与态势的关注，是邓小平文化观的理论起点，也培育着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广阔视角——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整体性、同步性和协调性。

20世纪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变化最烈、发展最快的100年，这100年带来最大的成果，若从世界文化发展角度看，其真正历史进步在于世界从此迈入全球化时代。何谓“全球化”？对其内涵的诠释多种多样，但毫无疑问，全球化最本质的东西是“全球意识”，也就是要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必须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虽然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对此就曾预言，但是，如此急迫地呼吁“我们都是单一人类家族的一员”[1]，如此现实而自觉地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树立起“全球意识”，却发生于20世纪。全球化话题出现的内在动因有三：首先是各民族、各国家互相联系的日益紧密化。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指出：“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近两百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巨大的量的飞跃，同时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飞跃……现代交通技术（不仅包括飞机，也包括集装箱运输船和大型油轮）、现代通讯技术、现代贸易技术以及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2](P5-6)当年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谈到最大的感受是“快”。确实，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的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把各行各业、各国各地的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连在一起，使人与人之间、生产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建立在信息化、科技化之上。其次是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互相依存性日益突出。空间距离的缩小，使经济一体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其触角伸向全球各地，于是人类共生问题也开始紧扣人们的心扉，当“东京股票交易所的股市行情下跌，几秒种后，就会在伦敦、纽约、苏黎世或阿姆斯特丹引起连锁反应”[2](P5)时，当中东局势的任何微澜都在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世界所面对的真正的重大问题是人类整体的生存问题。最后，人类文化自身性质也在昭示着国际化的内在必然性。历史学家与文化学家们早已证实，以往由于境遇不同、历史不同、发展的方向不同及步伐不同，产生了不同文明程度的差异，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应是同一的，人类文化受社会与历史的左右，也会走向趋同。一方面，作为社会现象，文化不是孤立与封闭的，不同特质的文化会相互作用与相互交融；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现象，文化不是静态与停滞的，风格各异的文化必然会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足迹，不断丰富与完善，不断借鉴与吸收。

可见，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而且也必然是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过程。正是基于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命运、文化价值体系以及人类认知模式的思考，邓小平强调要从世界角度看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3](P282)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思想的局限和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在与国际接轨方面非常谨慎，并在研究本国的现状、未来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互动方面有失偏颇，导致“”结束后的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开了相当距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既有着百废待兴引发的跃跃欲试，也有着历史惯性带来的迷惘困惑，邓小平从世界角度看问题这一宏阔视角，促进了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在观念上有了突破性的更新。中国的发展不能游离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之外，中国的问题只有放到整个全球系统才能得到解释和找到解决的途径。顺此思路，邓小平提出首先要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P105)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问题都受这两个问题所左右，中国也不例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趋势，除了给中国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还带来对世界的责任。一方面中国要利用国际环境快速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3](P158)上述论断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

二正因为世界的发展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开放成为当今世界的突出特点。在开放性成为一个时代概念的同时，也呼唤着人们拥有包容的心态与开放的气度。

其实，开放性同样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由微弱到强化、由局部到广大。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动力：一是靠自身的创造、更新能力，靠自己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积累与进步；二是靠外来文化的不断补充、丰富、启发、刺激，在与外来文化的磨擦、搏击、竞争、交流、融合中发展壮大自己。后者往往是民族文化加速进步的重要途径。罗素在1922年写的《中西文化比较》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则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廷帝国。”欧洲文明的演进就是这样一种互为接纳的过程。反观中国的情形亦然，尽管由于地理的和政治的原因给吸收异域文明带来诸多障碍，但仍然能看到我们的祖先不倦的寻求与吸纳的足迹，中华灿烂文化有谁能断言没有异域文化的贡献。

当然，之所以我们要强调开放性是个时代概念，是因为现代社会赋予了开放性更丰富的内涵。地球村时代是各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跟上时代节拍，从某种程度上讲，意味着人们将不断地审视和反省自身的开放观，积极地营造开放的氛围。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在拥有引以为豪的传统同时也固执地保有某种封闭心态的国家，培育开放心态更是一个重要话题。解放后三十多年间，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西方文化）在抵触与吸纳的交织中演绎着相互间的关系，但毋庸讳言，由于受传统思维观念、价值观念的影响，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仍以“闭关自守”为基本特征，从而与当代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邓小平果断地选择了以打破经济封闭为突破口，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来谱写中国发展新篇章。首先，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邓小平强调了各民族间取长补短的重要性，

每个国家文化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4](P91)只有这样，社会才有不断前进的动力。第二，从建国以来的历史教训看，邓小平深刻反省了由封闭给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限制。他认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P78)“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3](P274)自70年代末到90年代，邓小平曾不下几十次地谈到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用心可谓良苦。第三，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特点出发，邓小平大胆地提出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科技成果，体现了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精神。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由第一阶段的工业资本主义、第二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第三阶段的信息资本主义，推动这一发展的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新生产力。这也说明，资本主义通过内在的改革与调整，仍具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虽然它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正视这一现实，并利用这一现实，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创造良机，是邓小平开放思想的重要内容，正如他所说的：“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3](P274)“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3](P292)第四，从时代变迁带来的紧迫感考虑，邓小平以其对外部世界敏锐的观察力与感悟力，呼吁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不我待。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中国要不掉队，不落伍，甚至要争取走在潮流前面，只有时刻关注并努力介入科技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主流。“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3](P299)奋起直追要有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彻底摒弃自守心态，接纳当代社会一切最新的文明成果。

三全球化显然不仅仅意味着同一性与共生性，虽然伴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动态发展，将出现愈来愈多的文化认同，但认同并不预示着各种不同的文化特质会趋于泯灭。

所谓文化核心和文化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深入每个民族的骨髓、体现着每个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也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取向等，往往在历史长河中具有相对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各民族自身文化特质的相对稳定性，才构成了世界在相互联系中的多姿多彩。

所以恰恰相反，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在全球性范围内为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意味着通过以和平与发展为载体的文化认同，激活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使之共同参与人类文明建设，发挥各自的作用与影响。

在认识多元化这一时代特征上，邓小平一贯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各民族共存互补的多样性时代，共存是求同，互补是存异，一方面要关切人类共同命运，另一方面还要多角度、多层次、多样式地把握这种关切；既要努力追求共识，也要尊重和正视那些使世界上各民族彼此相异的在种族起源、地理气候、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风俗沿革等方面的多样性。发展各民族文化不仅不会违背全世界人民要求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的愿望，而且还能从各民族文化中发现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资源。我们看到在20世纪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人们愈来愈认可这样一个事实：经济一体化是不可能脱离发展中国家的相应发展的，否则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打破了50年代以前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单一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这一改变为多元化发展作了精彩的注脚。经济多元化必然带来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同时也向我们传统的一元思维提出了挑战。以多元思维来应对多元世界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发展，体现了更博大的包容胸怀。例如，在对待国与国之间的领土、领海纷争时，他极富创造性地提出：“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3](P49)以发展来求同存异，可谓示范了一种多元化新格局下的新思维，通过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共同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在南北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能由北方主宰南方，“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3](P105-106)在对待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上，更是以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的“一国两制”新制度，开创了一国内多样多元发展新模式。此外，邓小平还一再强调中国要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是真正的不结盟，其实也是在倡导世界和平的维系要依赖于所有国家、地区、民族的力量，倡导着每个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方式介入国际事务。

古人所云“和而不同”，揭示了一个平凡的真理，即多样性与统一性是不矛盾的，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才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这种从“不同”到“认同”的过程，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求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的发展。人类科学的发展证实了多样多元是物质世界进步和发展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承认多元与差异，无疑将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话题。同志前些年在许多世界性的会议场合，如西雅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西伯利亚，都对世界的现状和发展从世界的多样性角度加以阐述，展示了中国人关注全球化的新视角和价值取向。

四如果说多样性已成为全球化的内涵之一，那么，如何保持和维护多样性就不是简单的“民族部落主义”之争了。换言之，全球化与民族化不是对立的两极，全球化观照下的民族化才是充满活力的民族化，而充满活力的民族化将推动全球化的精彩纷呈和公正合理发展，于是，自觉审视和发扬民族精神，就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立足点。公务员之家

有一首歌的歌词脍炙人口：“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以此来概括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化，恐过于表象，但却十分现实，这是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当采取的态度。如何在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确认自己的价值定位，倘若没有一种民族大气，答案是否定的。什么是民族大气？这就是理性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在邓小平的理论思想和人格风范中，我们深深感受到这样一种民族大气。

——赤子之心是民族精神的根源。邓小平以其求索、奉献的一生注释了他在为美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的序言中所写到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当他成为祖国母亲的优秀儿子，也被世界所敬仰时，使我们真正感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自尊自信是民族精神的核心。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他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刚健有为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并在多方面作了展开。在现代化认识上，邓小平反对“全盘西化”。20世纪现代化进程已证实，现代化虽发源发展于西方，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中国的现代化要有中国特色，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规划中国的现代化步骤和设计中国的现代化内容，而非盲目地“拿来”。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3](P2)“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3](P265)在现代化运作上，邓小平强调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P3)只有这样，才能振奋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对待外来压力上，邓小平从不屈服，从“不信邪”，“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但“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4](P376)。中国人正是以这样一种民族气概，气宇轩昂地站在了世界大舞台上。

——理性自觉是民族精神的升华。邓小平从来就认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的，今天所倡导的民族自尊与自信，绝非是对老祖宗的简单重复，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前者侧重于静态的、封闭的，而后者是动态的、开放的，从而使得民族精神散发出时代魅力。同时，邓小平也以冷静的思考告诉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培养理性的批评判断能力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全球化并非只是盛宴，它在给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隐含着危险，从文化的角度看，全球化是融合与冲突互为交织的进程，其冲突的程度往往取决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也取决于各自文化价值的力量权重。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大多数国家其各自的特性将受到威胁，世界许多有识之士已日益觉察这一危机，“如果我们不把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传递下去，我们所能传给后代的东西就所剩不多了；而一旦全球化磨蚀掉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2](P62)因此，邓小平主张以科学态度对待外面世界，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鉴别、批判，汲取有益的，抵制腐朽的，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交往与文化渗透中，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推进自身的健康发展，最终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阐释，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理性的桥梁，无论从理论意义或者实践意义来看，都具有着超时空的价值。就中国来说，现代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们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不断提升看问题的境界，登高才能望远。我们既要保持民族自尊，也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既要把握民族腾飞的机遇，也要厚德载物，不愧为地球村一员。这是邓小平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文化观论文范文篇5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情色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工业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要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文化观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设计文化结构民族性时代性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说过"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生物的需要己转化为文化的需要；"现代包装设计正是一门以文化为本位，以生活为基础，以现代为导向的设计学科。因此我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应把包装设计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对待：在现代社会中，设计理论的研究已不仅是一门学科的深入剖析，而应是多种学科交叉的统观。把包装设计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观照，也就不仅是简单的物质功能的满足和精神需求能一言蔽之的，其中的内涵是现代设计师们所必须探究的。

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包装设计文化是否可以说是包括人们的一切行为方式和满足这些行为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面所形成的心理观念。一般说来，这些有许多设计文化要素构成的复合整体，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包装设计的物质层，它是设计文化的表层，主要指包含了设计文化要素的物质载体，它具有物质性、基础性、易变性的特征。如各种包装设计部门和包装设计产品，交换商品的场所以及消费者在使用包装产品中的消费行为等；

第二，包装设计组织制度层。这是设计文化的中层，也是设计文化内层的物化。它有较强的时代性和连续性：主要包括协调设计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规范设计行为并判断、矫正设计的组织制度。世界上包装设计文化比较先进的国家都有自己相应的较为完整的组织制度。而包装设计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组织制度大都不完整。

第三，包装设计的观念层。它是一种文化心理状态，所以也可以认为是设计文化的意识层。它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是设计系统各要素一切活动的基础和依据。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文化的进步，带来的对包装设计文化的冲击，主要就表现在生产和生活观念、价值观念、思维观念、审美观念、道德伦理观念、民族心理观念等方面上。它是设计文化结构中最为稳定的部分，也是设计文化的灵魂，它存在于人的内心，并发展变化，最终会直接或间接地在组织制度层上得到表现。并由此规定自己的发展和规律，吸收、改造或排斥异质文化要素，左右设计文化的发展趋势。

包装设计文化结构的三个方面，彼此相关，形成一个系统，构成了包装设计文化的有机整体。包装设计文化的物质层，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变动活跃，交流方便频繁，同时，包装设计文化的变化发展又总是首先在它的身上得到体现。如我国的改革开放，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文化与技术，产品的渗入正扮演着这场文化冲击的先导的角色；在市场上，产品包装更新换代．层出不穷。而组织制度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它规定包装设计文化的整体性质，是设计的群际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纽带，更是包装设计得以科学有效实施的保障。这一层面由一整套内在的准则系统所构成，从而成为包装设计师从事设计活动的准绳。不同的设计观念会带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结果，认识到新环境所强加于我们的新要求，并掌握符合这样新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手段，这正是设计观念的新高度。三者间互相依存，互相结合，互相渗透，并融合反映在每一个具体的包装设计活动和设计作品中。

包装文化要素在时空中传播，在一定空间中存在，即同一社会人群相关的必然中，产生了包装设计文化的民族性，由于文化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即同一定的社会历史变迁相关的必然中，产生了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构成了包装设计文化的社会属性和本质属性。

包装设计文化的民族性，涉及到文化的发生学，正因为全世界的文化不是来自于同一源头，当然就有了民族性的问题。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都形成与其他民族不问的语言、习惯、道德、思维、价值和审美观念，因而也就必然形成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包装设计文化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包装设计文化结构的观念层面上，它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心理共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环境造成的不同的文化观念，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自己的设计活动和产品中。如德国设计的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理性的造型风格，日本的新颖、灵巧、轻薄玲珑而有充满人情味的特点，以及意大利设计的优雅与浪漫情调等，这些无不诞生于他们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的氛围中，再如中国包装设计风格上的平稳、圆满寓意和形式上的完整性、对称性、也正是我国人民内向心理特征和相对保守的社会意识的折射。

由于设计组织制度脱胎于设计的意识观念、是设计意识的物化、是民族设计意识的派生、于是它同人们设计观念指导下的活动方式和实践成果，都因此拉上了不同的民族色彩，打上了民族性的烙印。

包装设计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

一个民族共同形成之后，便形成了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上，该民族文化分别会表现出一系列的时代性特征。只要我们承认包装设计文化的承接性和发展性，就有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存在。这是因为包装设计文化首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该民族各个时代的设计文化的叠合及承接，是以该时代的现实的物质社会为基础，是传统设计文化的积淀和不断扬弃的对立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对立统一。

包装设计文化有其时代性，主要反映在包装设计文化的组织制度和物质外层上。但设计是紧随时代、重在观念的。在经济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社会主观形式都已发生根本的改变．尤其是信息的广泛高速的传播，开放的观念激荡愈趋激烈，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的多元化，人与人交往的频繁，社会及人要求的不断增加，工业文明的异化所带来的能源、环境和生态的危机，面对这一切我们是否能适应它、利用它、使包装设计成为该时代的产物，这已成为当今设计师的重要任务。

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特征，很自然地使我们的设计活动和产品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标准去衡量。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准，不能把今天的或昨天的当作绝对的、唯一的标准。对于历史的设计文化的评判必须认识到本身就是历史的。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一切历史的认识本身都是历史的，每一时代的包装设计文化都有其绝对的内容，都有自己的观念体系、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状态、都有这个时代的烙印，所以也都相应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没有这些认识、我们就不能对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包装设计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既是内容又是形式，这两种基本属性，在包装设计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上，一般说来，物质层面更富时代性，因而是最活跃的因素，最易被人们所接受，所流行。心理层面具有较强的民族性，较为稳定而保守，因而变化越来缓慢。当两种异质的包装设计文化在平等或不平等的条件下接触时，首先被互相发现的多是物质的外层、习之即久，逐渐可以认识到中层即理论组织制度层的层面。最后，方能体味各自的核心层面即心理观念层面。日本战后包装业的发展，以及我国包装业自改革开放从引进物质技术设备开始、到各种先进的组织管理制度的引进，一直到现代包装设计观念的渗入都说明了这一点。

文化观论文范文篇7

众所周知，人类的文明离不开文化。而通常我们把文化概括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简言之，物质文化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而精神文化则是人类生存的样式和自我完善的方式在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无疑，舞蹈是精神文化范畴的艺术属概念下的一个艺术门类。因此，从宏观上讲，舞蹈存在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及其表现的目的和要求就在于：显现人类生存的样式和自我完善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应该明晰确立的舞蹈文化观。

所以，要讲舞蹈本体的追求，首先要服从于整体地观照现实的、历史的人和人的生活这个艺术审美文化的界定；要讲舞蹈的审美创造规律，首先要服从于艺术地表现时代的、社会的人和人的生活本相的整体规律。换言之，要把舞蹈置于文艺这个大系统的分支系统中，在艺术地掌握世界和人生的这个艺术本质要求的前提下，进而去探求舞蹈艺术自身的审美创造的特点和规律。这就显而易见，无论是舞蹈创作的标准，舞蹈批评的尺度，都必须有一个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既要遵循美的创造规律，用舞蹈艺术本身的尺度来衡量，同时，又要把舞蹈编导、舞蹈作品放到特定时代的、社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以检验其是否已达到思想性、真实性与艺术性三者融合的美学理想，而不能摒弃文化的视角，文化创造的基本规律，仅仅只从“舞蹈本体”的结构、知觉形式上来作为舞蹈审美本性衡定的惟一标准。

进而还应极其清醒地意识到，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的历史的现实存在，而今的舞蹈编导正肩负着承前启后的文化创造者和文化传播者的神圣职责。为此，编导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审美创造的坐标：要为舞蹈文化的历史承续创造些什么？传播些什么？准备将当代舞蹈文化引向何方？因为编导的创作过程，即艺术思维的过程，就是编导的审美态度、审美价值观在舞蹈这一精神物化产物体现中的意识过程。故而，不论编导自身的自觉程度如何，其结果都具有一定的精神意识的文化指向性。这正是一个舞蹈编导应该具有的，并须加以严肃思考的文化观念的问题。

二

应该说，改革开放20年来，舞蹈创作已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无论在题材和内容上，都已冲破了长期存在的禁区，而越来越向丰富多彩的社会和人生逼近，同时，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也已突破了传统的樊篱模式，越来越显示出全方位的审美多维探索的趋势。可是，遗憾的是真正从内涵上切入到当代人的生命精神动态之中，准确地揭示出当代人的深层心理，深刻地呈示出当代人特定生存状态的作品仍不多见。也就是说，目前尽管舞蹈作品数量很多，表现形式也非常多样，然而真正称得上体现了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核心和精髓——表现和触及人的灵魂的舞蹈作品还为数极少，从而使我们舞蹈艺术的当代性文化品格，及其审美的社会效应和美感效应相当程度地削弱。实践再次证明，舞蹈创作若不着力于触及人的灵魂，不仅其作品绝难进入更高艺术层次，而且舞蹈也就摆脱不了被人们视为“小儿科”的阴影，那也就只能沦落为真正缺乏“舞蹈本体”独立意识的附庸者地位。

原本，艺术审美本性的真谛，就在于对人生的整体观照，通过对人的灵魂追索，抑浊扬清以肯定真善美，否定假恶丑，系文艺应有之义。然而，也许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来势过于迅猛，舞界迫于求生应变，不得已屈从于经济“场”的游戏规则，舞蹈审美文化的人文精神相对地虚化、弱化；以至部分舞界人士经不住资本与文化交换逻辑的压力与诱惑，甚至出现了以单纯迎合和满足文化消费的享乐主义的舞蹈文化形态。个人认为，对于这种在商品大潮冲击下，需要有一个适应和调整过程中暂时出现的审美文化本性的消解现象，既可理解但又必须正视。因为这种倾向于感性欲望的舞蹈文化现象的出现，固然有一定的客观的、历史的原因，但又与舞界主观自身缺乏坚定的审美理性原则，面对主义迭出的异质文化，在文化观念上摇摆于似是而非莫衷一是的状态不无关联。

诸如，而今改革开放，艺术创作中的排他性思维已被包容性思维所取代，多元文化因素并置的格局已经形成，虽不再必须“以道代文”，有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但是，是否也就不再需要“明道”而“缘情”，仅仅只要以“生存愉悦”作为当代中国舞蹈文化追求的最高目的呢？又如，强调舞蹈审美自律性，重视舞蹈文化形态存在的个性特征，但这是否就等于可以将舞蹈的社会依存性与艺术的独立性相互割裂，而不再依据艺术世界与实在世界的关系来作真伪的判断，仅仅只要按照西方形式本体论的艺术观，不问作品表现的“意义是什么”，而只要问“文本是如何构成的”所谓创作的评判原则呢？等等这些在“现代原则”文化观念支配和影响下的创作思想观念，也必然从创作实践中反映出来：其一，认为只要好看、只要美、只要让人快乐，就是“好舞蹈”；其二，认为只要能使“舞蹈本体”全方位的调动起来，任意借题发挥而寻求得“可舞性”，充分展示了舞蹈演员的功能性技巧，就是“好舞蹈”；其三，认为只要是体现了舞蹈的“纯粹性”，形式构成有“创意”，即使是舞蹈文化语境令人费解，甚至产生歧义，也还是“好舞蹈”。于是，文艺本应以状写人生显示灵魂占主导地位的特点，则黯然失色。或以演员自然本色的“青春美”，千篇一律的“露肚”时尚畸趣，来廉价获取所谓“市场化”的“轰动效应”；或以技术取代艺术，作品思想内涵则虚晃一枪，艺术形象则肢解割裂，尽显演员腰腿功夫；或以个人主观臆想构成模糊而纷乱的形象，表现所谓哲理的、超体验的、令人艰深莫测的内涵，以至纯粹个人心灵的矛盾、命运的感叹，以先锋的艺术形态和风格，以自恋自足为特征的舞蹈作品也时有出现。其结果，一是将舞蹈直接转化为服务于娱乐、消闲的商品生产；二是以“玩”艺术的方式去“玩”舞蹈，消解了舞蹈对社会对人生的关注。这才真正是该引起我们舞界警觉和反思的“本体”解构的隐患。

三

诚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以偏盖全，在这复杂交织着多元文化的历史空间，仍有相当一部分舞蹈编导本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坚持努力创作出以蕴含社会思想内涵的形态为标志，以高雅文化品位和意趣为依归，以精神审美规范为主旨的舞蹈作品，仅以近期而言，舞蹈《走、跑、跳》就是其中的突出的代表作之一，它的诞生，立即赢得了从普通观众到舞界同行的一致赞誉。在我看，其原因不仅是由于作品在艺术体现上令人耳目一新，而更深层的缘由则是编导能够从习以为常的军营生活中去发现人，并“将人的灵魂，显示于人”，其显示灵魂之深，给人们典型的呈示出一群当代军人的活生生的精神世界；其作品形象传递的信念、意志、品格上的精神力量，所给予受众的心灵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远远超出了对军人范畴的辐射面，而赋予了社会的普遍审美意义。可以这样说，作品编导是把理想、崇高这一古今中外文艺家苦苦追求的艺术创造的美学命题，在当今社会主义舞蹈创造中付诸实践，也是作品编导对现实人生作出审美价值判断的精神物化体现。亦由此可见，要求创作出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舞蹈作品，并不与充分发挥“舞蹈本体”的作用而相互矛盾。

话说回来，要做到这点确非易事。有些编导虽然同样具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却达不到《走、跑、跳》那样的作品思想深度和形象的生动可感性。比如，同是选材表现当代军人精神风貌的舞蹈《红色激情》，由于编导首先未能从文化的视角去认识人、理解人，即未能从人是社会的、多因素构成的“单一的杂多”、“丰富的统一体”作审美的整体把握，进而去艺术地刻画出“这一个”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灵魂；而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去创作，仅让人物跳跃转翻于各式各样的红绸之间，来图解、诠释革命的“红色激情”。于是，表现的形象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成了一个简单化的政治传声筒，致使与《走、跑、跳》的作品艺术层次相距甚远。可见，诸如披着黄绸、踩着黄绸就是祖国的“黄河之子”，披着红绸再端上军帽就是拥军爱兵的“军嫂”等，这一类“思想大于形象”的虚幻宏大的舞蹈作品，其不成功的要害并非是没有发挥“舞蹈本体”的功能，恰恰相反，正是“舞蹈本体”功能的发挥缺少了人的灵魂。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导致这些作品概念化、公式化、雷同化的弊端是由于编导缺乏深入生活。但是，深入生活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要深入人心，即深入地去捕捉活生生的人的灵魂。

文化观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福寿文化唐太宗明太祖康熙帝以人为本

一、研究福寿文化的意义

广西哲学思想研究会在广西永福县召开2010年“休闲旅游·科学养生·福寿文化”研讨会，特邀我参加。福寿是古往今来一切人追求的目的，而休闲旅游和科学养生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对其的理解和实现的方法不同，所以值得研究和总结。因此，我对研讨会的主题很有兴趣，认为召开这次研讨会很有意义。这意义表现在：首先，休闲旅游、科学养生、福寿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统文化以孔孟倡导的儒学思想为核心，儒学强调和谐、友爱、克己、为人，是世界古代人道主义理论的典范，“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等理论在中国人心中世代传承。因此，人的健康福寿、休闲养生自古以来成为从帝王到人民特别重视的问题。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对人作为创造世界历史的主人的重视提到新的高度。在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念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强调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本。今年世界闻名的上海世博会就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研究人们的健康福寿，自然应该成为社会重视的主题。第三，广西近年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2009年的几项经济指标领先于全国和西部地区，广西正从全国后进地区迅速赶上先进地区，而永福县有百寿岩等古迹，又是广西长寿之乡，桂林是中国首批最佳魅力城市，曲格平先生在介绍桂林时说：桂林空气纯净，山清水秀，人的平均寿命高于全国很多岁。因此，广西桂林的永福县召开休闲旅游、科学养生、福寿文化的研讨会是最佳选择，必将对广西、桂林、永福县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由于研讨会论题很广，本文仅就我国古代帝王的福寿文化及对当今社会的启示作一些研究。

二、我国古代帝王的福寿文化观念

我国古代的帝王是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曾经主宰过一个王朝的命运，成为当时国家的代表。他们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才干，对自身的福寿也更重视，并对后世留下了重要影响。

我国古代的福寿文化与农业民族的传统观念分不开的。福即幸福，寿即长寿。我国古代造字方法是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紧紧结合人与自然。如甲骨文中“寿”字，上面为考字，即老者。楷书的“福”字由示、一、口、田四字组成，示是祖宗神位，一口田即农民拥有的小块田地。农民祈求祖宗保佑自己的小块田地能得到丰收，安居乐业，这就是福气。又如“家”字，为屋宇下有豕（猪），因为最早的家庭是从养猪开始的，有了猪就象征有了农业，有了家庭幸福。中国农民传统观念的淳朴由此可见。后来由于宗教迷信观念的发展，封建帝王把传统的福寿文化加以改造、升华、提高，即对福寿和养生观念作了发展提高，又加进了很多应该批判否定的糟粕。封建帝王之“福”有两个含义：一是个人和家庭之福，即吉祥如意，子孙满堂，家门兴旺，如被称为“天下第一福”的康熙皇帝写的“福”每年被做成挂历，受到人民的喜爱，这个“福”字左部偏旁一点之下像个“子”字，右上角像个“多”字，下面是个“田”字，再加上左上角的一点，解释为多一点“多田多子多福”，深刻地表达了“福”字的含义。对皇帝来说，“福”除了表达家庭多子多孙之福外，还要求天下长治久安，永保皇位安宁，这就要求农民有田可种，国家年年丰收，所以“多田多子”可以说是帝王和人民对“福”的共同要求。福和寿既是帝王的要求，如何养生和休闲旅游更是地位高贵的帝王特别重视的方法。历代帝王是如何通过养生和旅游达到其福寿目的的呢？现以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明太祖、康熙帝、乾隆帝七人为代表作些分析。

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公元前221年，他兼并了东方六国，一统天下，自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一，超过了古代的三皇五帝，便自称皇帝，又听传说古代的帝王如周文王、武王活到九十多岁，福寿俱备，便寻求福寿之道。他的主要办法是迷信方士之说，五次巡行东方，求长生不老之药。“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遗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⑴徐市携数千童男女东渡至朝鲜，骗得大量钱财，而不死药未得。秦始皇追求福与寿，在琅琊台刻石中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⑵他推行急征暴敛，严刑酷法，“黔首”（人民）没有得到富足和幸福，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他自己也在最后一次巡行中，于公元前210年7月，得急病死于沙丘。据今人研究，他之所以50岁就死于巡行途中，与他求长生服药中毒有关。求福寿而其结果相反，秦始皇是一个反面实例。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一生事业盛大。他在政治上废分封推广郡县；军事上击败匈奴统一岭南；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制度；外交上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思想上吸收秦亡的教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孔孟思想定于一尊，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积极影响。但汉武帝同样迷信长生，不过他的办法与秦始皇有所不同。秦始皇求长生不死之药，而汉武帝是通过频繁的封禅祭天，祈求天神保佑。《史记·武帝本纪》和《封禅书》基本记的都是武帝的封禅祭天活动。汉武帝也多次巡行东方、南方，登泰山封禅祭天求仙，“天子盖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⑵武帝对方士的言语有了些怀疑，但始终沉醉于求仙祭天的迷信中，希望求得真仙。结果是执政54年，劳民伤财过多，晚年产生了农民起义，没有对他的福寿产生好作用，最后下诏自责，总算有了点觉悟。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开明君主。他执政23年，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他虚心兼听臣下意见，重用少数民族人才，扩大对外交流；他的陵墓（陕西乾县昭陵）四周有180多位与他一起开创唐代江山的功臣的陵墓，唐太宗生前与他们亲密共事，从未滥杀功臣，死后也希望与他们永处一起。“贞观之治”扬名史册。然而，这位杰出的君主为什么和秦始皇一样，活到50多岁就死去了？现今很多教材著作中均未提及。其实与他晚年迷信长生不老有关。唐太宗晚年因传位问题心神不宁，宣传长生不老的术士对他说，道教始祖姓李，是陛下的祖先，服长生不老药可以不死，唐太宗受骗上当，中毒而死。本来可以福寿兼得的一代明君，落得个短命的结果。武则天（624-705）本为唐太宗的才人，14岁入宫。太宗死，她以年幼未被殉葬，而削发为尼。高宗登位后，她被召回宫中。公元655年，被册封为皇后，唐高宗死后，她为皇太后，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自称圣武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享寿82岁，是中国几百位帝王中仅次于乾隆帝的享寿最高的皇帝。武则天为什么能得高寿，又能执政50年之久，是值得探讨的。史书对武则天的过错写得很多，如残酷镇压和杀害反对她的政敌，如长孙无忌、禇遂良、王皇后、肖淑妃等；用酷吏滥杀无辜，镇压叛乱；与男宠多人同居等等。这些是史实。但武则天当政期间，继续推行唐太宗的政策，国家兴旺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武则天有很多过错，不是完人。但她颇懂得怎样养生和求福寿。她独掌大权，也宠信武家诸人，使他们得利。但她懂得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重用非亲非戚的贤臣狄仁杰为宰相，把国家大事交给狄仁杰处理，她自己是掌权少过问，省下心来休闲、养生。这样国家得到了太平，她自己也获得了健康长寿。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是明代开国皇帝，也是所有开国皇帝中唯一出身极穷苦的贫农，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变成的皇帝。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17年，由一个小领袖最后扫平群雄，推翻元代，成为皇帝，一统天下，作为农民领袖他是成功的；他当皇帝31年，开创了大明王朝，作为封建皇帝，他也是成功的。他也有治政失误之处，主要是滥杀功臣。但他君临天下31年，享寿71岁，在封建帝王中是算福寿兼备的。他的成功在于从迷信宗教到否定宗教，治政务实。朱元璋少年时父母去世，生活穷困，出家当了和尚，他在云游各地时，接触了社会下层生活，开阔了眼界，后来结识了以宣传弥勒教降生为教义、从事反元活动的红巾军开山祖师彭和尚，参加了弥勒教组织的农民起义，经过17年战斗，朱元璋推翻了元代，扫平群雄，建立明代。朱元璋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认识到宗教可以成为组织农民起义的宣传工具，但绝不能作为治国强兵安民的指导思想。在他当皇帝之前，下令禁止弥勒教，宣布其为邪教，尊孔重儒，重用贤才，兴修水利，发展经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从而为明代276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有人认为朱元璋从利用弥勒教到禁止弥勒教是他背叛农民起义蜕化为皇帝的标志。笔者认为朱元璋从信教到不信教，从崇尚迷信到治政务实，是他历史观的重大进步。广西史学界早有人认为：朱元璋作为农民领袖是成功的，作为封建皇帝也是成功的，他对历史的贡献比之于当农民领袖失败当皇帝也失败的洪秀全，对历史的贡献要大得多。其关键在于朱元璋能从迷信转向科学，转向务实，转向先进文化，而洪秀全始终沉迷于拜上帝教的迷信思想中越陷越深。这就是朱元璋得到了福寿而洪秀全未得到福寿、太平天国的战乱也未能造成社会安定而使东南地区受到严重破坏的原因。对科学养生之道认识得比较全面的是清代杰出君主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帝（1654-1722）。主席认为康熙对中国有四个伟大贡献，⑶其中第四个贡献是他能向耶稣会传教士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他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懂得科学、最热爱科学、最积极宣传和提倡科学的君主。他从小熟读中国的经史子集，善于总结历代帝王成败的经验教训，善于从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来探求养生福寿之道。他学习西医后知道种牛痘能预防天花病，便令边外四十九旗和喀尔喀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是中国的一部分）数十万人种牛痘，挽救了大批人的生命；大臣李光地患皮肤病长期不愈，康熙知道温泉中的硫磺能杀菌，使叫李光地到北京汤山温泉疗养，使李光地得以康复。⑷对于福寿之道，康熙有科学的认识。康熙勤于政事，治政务实，从小就早晨起身读书，对四书五经、历代史事非常了解，同时又骑马射箭练武，保持满族贵族以武功开国的传统，他16岁当皇帝亲政后，每天五更上朝，日夜勤于政事，又要读书练武，青年时又向西方耶稣会教士学习数学、物理、天文、历法、医学等知识，但他身体一向强壮，原因是他懂得科学养生，读书、练武与工作相结合，打仗与处理政事相结合，巡游与视察检查工作相结合。如他夏天到承德避暑山庄办公、冬天又常率满汉贵族到木兰围场打猎；他曾六次南巡江南，主要目的是检查修理黄河的河工以及预防海潮的苏浙海塘，纠正了地方官的很多失误，他常住在地方官家中，如在江宁就住在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家中，在苏州就住在苏州织造衙门，既工作，又了解民风政情，同时赏景娱乐休养身心。康熙二十八年（1689）第二次南巡到江宁（南京），有个叫王来熊的人忽然献给他一本《炼丹长生秘书》，康熙大怒，召见诸臣说：“朕于经史之余，所阅载籍多矣。凡炼丹修养长生及师巫自谓前知者，皆妄诞不足信，但可欺愚民而已，通经明理者，断不为其所惑也……此等事朕素不信。”下令把这本妖书“掷还之”。⑸康熙认为养生长寿要注意科学，一个人要身体健康，主要在于饮食有常，起居有节，注意合理的生活规律。有病吃药，但对补药不要太迷信，他说：“苟于饮食禁之太过，惟任诸凡补药，鲜能滋补气血而令之充足也”，“药性宜于心者，不宜于肺；宜于肺者，不宜于肾。”⑹他提倡不吃人参等补药，唯求注意起居饮食，有病合理服药而已。康熙帝毕生反对天命论，重视日常的学习和锻练。他的儿子和臣下常说他：“天纵多能”、“生而神异”，出生时就有种种祥瑞、灵异，并且将其载入史书。这违背了康熙的本意。他一再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⑺他五十七岁时长出了白发数茎，有人献给他乌发药，他笑了笑，把乌发药退了回去，说“古来白发皇帝有几？朕若发鬓皓然，岂不为万世美谈乎？”⑺历史上不少皇帝求神仙，服仙丹，以求长生不老，结果误服丹丸而死。康熙毕生熟读历史，相信科学，认为“人之有生必有死……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认为人生变化自有规律，不足为惧。他提倡喇嘛教，优待团结蒙古和藏族贵族和宗教领袖，是为了巩固统一和民族和睦团结的需要，但他本人并不信喇嘛教；他向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知识，但他本人并不信天主教，也不信其他宗教，而且利用宗教文化中的合理层面为国家安全和统一服务。康熙被称为对中国历史做出了四个伟大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文治武功，还在于他的对人生健康有科学观念。他在位六十一年，子孙数百人，开创了康乾盛世，可谓是福寿兼备的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了。康熙的第四子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即雍正帝，是一位厉行改革的一代雄主。他即位后实行改土归流、地丁合一、耗羡归公、设军机处等改革措施，严惩贪污，政绩卓著。但他中年后迷信长生不老之术。雍正之死并非小说所言被吕四娘刺死，实为服丹丸中毒而死，学术界已成定论⑻。父皇求长生而暴毙，这对雍正之子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即乾隆帝是个深刻的教训。乾隆毕生崇拜皇祖康熙，康熙的人生福寿观念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勤于政事，治政务实，坚决纠正雍正时发展起来的迷信观念。康熙六巡江南，既视察河工海防和官风民情，同时巡游江南名胜古迹。乾隆同样六巡江南，既视察工作又休闲旅游。康熙反对迷信、重视科学，乾隆也一样。他刚登位就下令把雍正养在宫中的张太虚、王定乾等一批术士逐出宫殿，并发了谕旨，指出：“嗣后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⑼他坚决反对阴阳风水之说，指出：“闻汉人多堪舆之说，祈求风水，以致累年停柩，渐致子孙贫乏，数世不得举葬，愚悖之风，至此为极。嗣后守土之官，必多方劝导，俾得按期葬埋。”⑽乾隆重视治政务实，讲求人生的快乐和规律，反对天、神、仙、鬼、符瑞、风水等迷信，也是学习他的祖父，总结历代皇帝得失的结果。乾隆一生少病，享寿八十九岁，无疾而终；当皇帝六十年，太上皇四年；子孙数百人，五代同堂；而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总量超过了整个欧洲，国土面积在1300万平方公里以上，是世界第一大国。他八十五岁时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这样的概括：“朕缵位鸿业六十年间，景运庞洪，版图式廓，十全纪绩，五代同堂，积庆骈蕃，实为史册所罕见。”⑾清代官方史书宣扬乾隆是福寿俱全的太平君主，是十次战争俱得胜的“十全老人”，是历史上享寿最高的“古稀天子”。乾隆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了顶峰，他本人了做了福禄寿禧兼备的福寿天子，其中与他重视科学的养生、科学的求福求寿分不开的。

三、古代帝王福寿养生观念对当今的启示

通过休闲旅游和科学养生，达到多福与高寿，是我国所有人们的共同要求。历代帝王的福寿养生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批判借鉴和学习的机会。享寿90多高龄的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赵朴初先生有句名言：“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说得很辩证科学。赵老先生是佛教协会会长，佛教居士，笃信佛教，但他能把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利用佛教劝善惩恶、救苦救难、互助友爱、刻苦耐劳、爱国爱乡的积极思想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宣传佛教主张来世得福、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强调求得今世的高兴、高寿，是一个卓见。从历代帝王的福寿养生观和赵朴初的养生观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一）科学地对待人生的规律，是实现养生福寿的思想基础。人是万物之灵，也是万物之一。来自自然，回归自然，这是所有一切有生命的生物的共同规律。

世界上没有神、仙、鬼、怪，也没有长生不灭的生物。这是最基本的科学常理。所以人能健康、快乐、幸福、长寿，但不能长生不老，万寿无疆。宗教宣扬人能长生不灭、变仙变佛，但任何宗教徒也和凡人一样，不可抗拒地走一切生物共同遵循的规律，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长寿不死的人。所以科学地看待人生、看待自然，是求得长寿、幸福的基础。两、三百年前的封建皇帝康熙和乾隆已有的认识，如果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人反而没有，就必然会走上歧途。十几年前，反动邪教头目李洪志宣传F.L-G，鼓吹学FLG能不死不灭，误导群众去练功，害死无辜群众数千计。今天我们讲养生长寿必须吸取历史教训，以科学规律养生，才能做到有福有寿。

（二）从个人实际出发求得养生福寿，是对待养生福寿的基本态度。

人有职业、贫富、地位、民族、身体以及风俗习惯的不同。讲养生福禄不能千篇一律，要从个人的实际出发，才能做到养生福寿。在封建时代，帝王有权有势有财，有利于做到福寿，但是实际上中国古代帝王长寿者不多，乾隆89岁，武则天82岁，宋高宗近80岁，已经是皇帝中的寿星了。究其原因，他们生活条件优越，本来有利于养生长寿，但也由于条件优越，反而使多数帝王沉溺在淫乐之中，不注意科学保养，损害了健康，结果福寿不得，反而亡国。农民日夜劳作，生活条件艰苦，但以有田可耕为乐，一生不离劳动，不离大自然，反而享得高寿。我国和广西的长寿之乡如巴马、永福以及湖北的钟祥、山东的莱州、江苏的如皋等地，百岁以上老人很多，其主要原因是不脱离生产劳动，自然环境优越，心情豁达乐观。所以人人均可以养生求福寿，不要攀比，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

（三）体脑结合，劳逸结合，动静结合，是达到养生福寿的基本方法。人是生物进化的最高贵的产物，要使人体长命不衰，长盛不竭，一定要顺应人体的规律。体脑结合，劳逸结合，动静结合，使人体在活动中得到休整，得到补充。同时又使其处于正常运动之中，是保持身体长盛不衰的关键。历代帝王有的不理政事，淫乐无度而早亡，而如康熙帝、乾隆帝等既勤政务实，又常外出巡行游历，又懂得诗词绘画，成为多才多艺的君主，得到了自己的福寿。今天，退休老人如果无事可做，不用脑筋，不动身体，于健康养生不利。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科学发明和创造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但对掌握着科技的知识分子来讲，必要的身体活动和休闲、旅游，体育锻炼是实现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如果白天坐办公室，出门坐小汽车，就没有了接触自然，活动身体的机会。我在10多年前为桂林市交通局局长黄家城同志主编的《桂林交通发展史略》一书所写的序中认为，当今城市交通应以发展快捷、无污染、简便、大众化的轻轨、地铁、有轨或无轨电车为主，盲目的发展小汽车已造成了巨大的公害：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噪音严重，车祸频繁，无地停车，更重要的就是不利于坐车族的健康养生。

（四）正确地对待宗教和医药，是求得养生福寿的主要途

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是迷信思想发展的产物。宗教宣传来世，宣传不死，宣传升入天国，给人们虚幻的假象，使人放弃了对现世的争取和努力。但所有宗教都宣传行善积德，助人为乐，爱国爱乡，反对恶行暴政。所以今天我们应正确对待宗教，吸取历史上帝王的教训，摒弃其迷信的成分，弘扬其有利于社会稳定，互助友爱的层面，这样才能有利于养生长寿。医药是治病的方法，但求医问药一定要对症下药，但不要盲目服药，盲目吃补品。要把健身防病放在首位。

（五）学会感恩，是提高生命质量的科学人生观。

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对健康养生和福寿关系很大。学会感恩，是达到心胸豁达的重要方法。新华网在几个月前发表一篇文章《学会感恩》，该文认为，人的一生中有时会顺利通达，有时会遇到困难。当你顺利时，学会感恩，想到党和国家的培养，想到父母师长的养育教诲，想到青有前途，老有所养的社会主义家庭的欢乐，就会增加感恩的观念，努力报效他人，报效社会，报效祖国，就会增加对工作的乐趣和动力，就会感到身心愉快。当你遇到困难时，不要怨天怨地，牢骚满腹，不要和他人攀比，要知道完全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是短时内能全部解决的。党和政府，领导，群众，朋友正和你在一起努力解决问题。你就会心情乐观，看到光明的希望。该文最后说：“感恩是一条人生的基本准则，是一种人生质量的体现，是一切生命美好的基础……。常怀感恩之心，我们便能够生活在一个感恩的世界，因为感恩，我们的人生也会变得更加美好！”文章写的很好。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是达到养生、福寿的基础。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代，学会感恩，就能摆脱一切烦恼和痛苦，处处感到光明和幸福，激发出愉悦和生命的活力，这是过去任何帝王们都比不上的。让我们学会感恩，发现幸福，珍惜幸福，生命中的每一分钟会充满了阳光和欢畅，就会有利于养生和福寿，人生就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孝武帝本纪》

3、舒乙：《谈康熙》，北京《文艺报》1994.3.26；北京《文摘报》1994.4.4

4、《清圣祖实录》卷一六六

5、《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九

文化观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全球化/邓小平/文化观

【正文】

文化观的核心是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邓小平文化观高屋建瓴，极富科学魅力，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考，大大拓展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空间。这种科学魅力，与其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对全球化的把握。直面时展主题和中国具体实际，是邓小平文化观的基本思路。面对全球化浪潮，邓小平以包容性和前瞻性的视野，系统运筹和理性思考了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全面发展，从而建构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现代化思维框架。

一

对全球化现实与态势的关注，是邓小平文化观的理论起点，也培育着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广阔视角——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整体性、同步性和协调性。

20世纪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变化最烈、发展最快的100年，这100年带来最大的成果，若从世界文化发展角度看，其真正历史进步在于世界从此迈入全球化时代。何谓“全球化”？对其内涵的诠释多种多样，但毫无疑问，全球化最本质的东西是“全球意识”，也就是要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必须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虽然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对此就曾预言，但是，如此急迫地呼吁“我们都是单一人类家族的一员”，如此现实而自觉地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树立起“全球意识”，却发生于20世纪。全球化话题出现的内在动因有三：首先是各民族、各国家互相联系的日益紧密化。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指出：“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近两百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巨大的量的飞跃，同时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飞跃……现代交通技术（不仅包括飞机，也包括集装箱运输船和大型油轮）、现代通讯技术、现代贸易技术以及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P5-6)当年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谈到最大的感受是“快”。确实，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的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把各行各业、各国各地的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连在一起，使人与人之间、生产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建立在信息化、科技化之上。其次是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互相依存性日益突出。空间距离的缩小，使经济一体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其触角伸向全球各地，于是人类共生问题也开始紧扣人们的心扉，当“东京股票交易所的股市行情下跌，几秒种后，就会在伦敦、纽约、苏黎世或阿姆斯特丹引起连锁反应”(P5)时，当中东局势的任何微澜都在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世界所面对的真正的重大问题是人类整体的生存问题。最后，人类文化自身性质也在昭示着国际化的内在必然性。历史学家与文化学家们早已证实，以往由于境遇不同、历史不同、发展的方向不同及步伐不同，产生了不同文明程度的差异，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应是同一的，人类文化受社会与历史的左右，也会走向趋同。一方面，作为社会现象，文化不是孤立与封闭的，不同特质的文化会相互作用与相互交融；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现象，文化不是静态与停滞的，风格各异的文化必然会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足迹，不断丰富与完善，不断借鉴与吸收。

可见，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而且也必然是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过程。正是基于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命运、文化价值体系以及人类认知模式的思考，邓小平强调要从世界角度看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P282)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思想的局限和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在与国际接轨方面非常谨慎，并在研究本国的现状、未来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互动方面有失偏颇，导致“”结束后的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开了相当距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既有着百废待兴引发的跃跃欲试，也有着历史惯性带来的迷惘困惑，邓小平从世界角度看问题这一宏阔视角，促进了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在观念上有了突破性的更新。中国的发展不能游离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之外，中国的问题只有放到整个全球系统才能得到解释和找到解决的途径。顺此思路，邓小平提出首先要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P105)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问题都受这两个问题所左右，中国也不例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趋势，除了给中国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还带来对世界的责任。一方面中国要利用国际环境快速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P158)上述论断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

二

正因为世界的发展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开放成为当今世界的突出特点。在开放性成为一个时代概念的同时，也呼唤着人们拥有包容的心态与开放的气度。

其实，开放性同样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由微弱到强化、由局部到广大。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动力：一是靠自身的创造、更新能力，靠自己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积累与进步；二是靠外来文化的不断补充、丰富、启发、刺激，在与外来文化的磨擦、搏击、竞争、交流、融合中发展壮大自己。后者往往是民族文化加速进步的重要途径。

罗素在1922年写的《中西文化比较》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则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廷帝国。”欧洲文明的演进就是这样一种互为接纳的过程。反观中国的情形亦然，尽管由于地理的和政治的原因给吸收异域文明带来诸多障碍，但仍然能看到我们的祖先不倦的寻求与吸纳的足迹，中华灿烂文化有谁能断言没有异域文化的贡献。

当然，之所以我们要强调开放性是个时代概念，是因为现代社会赋予了开放性更丰富的内涵。地球村时代是各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跟上时代节拍，从某种程度上讲，意味着人们将不断地审视和反省自身的开放观，积极地营造开放的氛围。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在拥有引以为豪的传统同时也固执地保有某种封闭心态的国家，培育开放心态更是一个重要话题。解放后三十多年间，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西方文化）在抵触与吸纳的交织中演绎着相互间的关系，但毋庸讳言，由于受传统思维观念、价值观念的影响，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仍以“闭关自守”为基本特征，从而与当代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邓小平果断地选择了以打破经济封闭为突破口，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来谱写中国发展新篇章。首先，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邓小平强调了各民族间取长补短的重要性，每个国家文化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P91)只有这样，社会才有不断前进的动力。第二，从建国以来的历史教训看，邓小平深刻反省了由封闭给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限制。他认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P78)“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P274)自70年代末到90年代，邓小平曾不下几十次地谈到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用心可谓良苦。第三，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特点出发，邓小平大胆地提出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科技成果，体现了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精神。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由第一阶段的工业资本主义、第二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第三阶段的信息资本主义，推动这一发展的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新生产力。这也说明，资本主义通过内在的改革与调整，仍具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虽然它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正视这一现实，并利用这一现实，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创造良机，是邓小平开放思想的重要内容，正如他所说的：“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P274)“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P292)第四，从时代变迁带来的紧迫感考虑，邓小平以其对外部世界敏锐的观察力与感悟力，呼吁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不我待。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中国要不掉队，不落伍，甚至要争取走在潮流前面，只有时刻关注并努力介入科技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主流。“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P299)奋起直追要有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彻底摒弃自守心态，接纳当代社会一切最新的文明成果。

三

全球化显然不仅仅意味着同一性与共生性，虽然伴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动态发展，将出现愈来愈多的文化认同，但认同并不预示着各种不同的文化特质会趋于泯灭。所谓文化核心和文化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深入每个民族的骨髓、体现着每个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也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取向等，往往在历史长河中具有相对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各民族自身文化特质的相对稳定性，才构成了世界在相互联系中的多姿多彩。公务员之家

所以恰恰相反，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在全球性范围内为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意味着通过以和平与发展为载体的文化认同，激活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使之共同参与人类文明建设，发挥各自的作用与影响。

在认识多元化这一时代特征上，邓小平一贯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各民族共存互补的多样性时代，共存是求同，互补是存异，一方面要关切人类共同命运，另一方面还要多角度、多层次、多样式地把握这种关切；既要努力追求共识，也要尊重和正视那些使世界上各民族彼此相异的在种族起源、地理气候、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风俗沿革等方面的多样性。发展各民族文化不仅不会违背全世界人民要求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的愿望，而且还能从各民族文化中发现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资源。我们看到在20世纪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人们愈来愈认可这样一个事实：经济一体化是不可能脱离发展中国家的相应发展的，否则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打破了50年代以前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单一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这一改变为多元化发展作了精彩的注脚。经济多元化必然带来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同时也向我们传统的一元思维提出了挑战。以多元思维来应对多元世界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发展，体现了更博大的包容胸怀。例如，在对待国与国之间的领土、领海纷争时，他极富创造性地提出：“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P49)以发展来求同存异，可谓示范了一种多元化新格局下的新思维，通过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共同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在南北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能由北方主宰南方，“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P105-106)在对待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上，更是以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的“一国两制”新制度，开创了一国内多样多元发展新模式。此外，邓小平还一再强调中国要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是真正的不结盟，其实也是在倡导世界和平的维系要依赖于所有国家、地区、民族的力量，倡导着每个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方式介入国际事务。

古人所云“和而不同”，揭示了一个平凡的真理，即多样性与统一性是不矛盾的，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才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这种从“不同”到“认同”的过程，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求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的发展。人类科学的发展证实了多样多元是物质世界进步和发展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承认多元与差异，无疑将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话题。同志前些年在许多世界性的会议场合，如西雅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西伯利亚，都对世界的现状和发展从世界的多样性角度加以阐述，展示了中国人关注全球化的新视角和价值取向。

四

如果说多样性已成为全球化的内涵之一，那么，如何保持和维护多样性就不是简单的“民族部落主义”之争了。换言之，全球化与民族化不是对立的两极，全球化观照下的民族化才是充满活力的民族化，而充满活力的民族化将推动全球化的精彩纷呈和公正合理发展，于是，自觉审视和发扬民族精神，就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立足点。

有一首歌的歌词脍炙人口：“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以此来概括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化，恐过于表象，但却十分现实，这是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当采取的态度。如何在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确认自己的价值定位，倘若没有一种民族大气，答案是否定的。什么是民族大气？这就是理性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在邓小平的理论思想和人格风范中，我们深深感受到这样一种民族大气。

——赤子之心是民族精神的根源。邓小平以其求索、奉献的一生注释了他在为美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的序言中所写到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当他成为祖国母亲的优秀儿子，也被世界所敬仰时，使我们真正感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自尊自信是民族精神的核心。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他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刚健有为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并在多方面作了展开。在现代化认识上，邓小平反对“全盘西化”。20世纪现代化进程已证实，现代化虽发源发展于西方，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中国的现代化要有中国特色，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规划中国的现代化步骤和设计中国的现代化内容，而非盲目地“拿来”。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P2)“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P265)在现代化运作上，邓小平强调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P3)只有这样，才能振奋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对待外来压力上，邓小平从不屈服，从“不信邪”，“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但“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P376)。中国人正是以这样一种民族气概，气宇轩昂地站在了世界大舞台上。

——理性自觉是民族精神的升华。邓小平从来就认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的，今天所倡导的民族自尊与自信，绝非是对老祖宗的简单重复，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前者侧重于静态的、封闭的，而后者是动态的、开放的，从而使得民族精神散发出时代魅力。同时，邓小平也以冷静的思考告诉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培养理性的批评判断能力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全球化并非只是盛宴，它在给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隐含着危险，从文化的角度看，全球化是融合与冲突互为交织的进程，其冲突的程度往往取决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也取决于各自文化价值的力量权重。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大多数国家其各自的特性将受到威胁，世界许多有识之士已日益觉察这一危机，“如果我们不把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传递下去，我们所能传给后代的东西就所剩不多了；而一旦全球化磨蚀掉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P62)因此，邓小平主张以科学态度对待外面世界，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鉴别、批判，汲取有益的，抵制腐朽的，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交往与文化渗透中，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推进自身的健康发展，最终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阐释，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理性的桥梁，无论从理论意义或者实践意义来看，都具有着超时空的价值。就中国来说，现代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们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不断提升看问题的境界，登高才能望远。我们既要保持民族自尊，也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既要把握民族腾飞的机遇，也要厚德载物，不愧为地球村一员。这是邓小平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展望二十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303.

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文化观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全球化/邓小平/文化观

【正文】

文化观的核心是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邓小平文化观高屋建瓴，极富科学魅力，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考，大大拓展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空间。这种科学魅力，与其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对全球化的把握。直面时展主题和中国具体实际，是邓小平文化观的基本思路。面对全球化浪潮，邓小平以包容性和前瞻性的视野，系统运筹和理性思考了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全面发展，从而建构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现代化思维框架。

一

对全球化现实与态势的关注，是邓小平文化观的理论起点，也培育着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广阔视角——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整体性、同步性和协调性。

20世纪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变化最烈、发展最快的100年，这100年带来最大的成果，若从世界文化发展角度看，其真正历史进步在于世界从此迈入全球化时代。何谓“全球化”？对其内涵的诠释多种多样，但毫无疑问，全球化最本质的东西是“全球意识”，也就是要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必须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虽然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对此就曾预言，但是，如此急迫地呼吁“我们都是单一人类家族的一员”[1]，如此现实而自觉地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树立起“全球意识”，却发生于20世纪。全球化话题出现的内在动因有三：首先是各民族、各国家互相联系的日益紧密化。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指出：“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近两百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巨大的量的飞跃，同时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飞跃……现代交通技术（不仅包括飞机，也包括集装箱运输船和大型油轮）、现代通讯技术、现代贸易技术以及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2](P5-6)当年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谈到最大的感受是“快”。确实，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的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把各行各业、各国各地的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连在一起，使人与人之间、生产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建立在信息化、科技化之上。其次是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互相依存性日益突出。空间距离的缩小，使经济一体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其触角伸向全球各地，于是人类共生问题也开始紧扣人们的心扉，当“东京股票交易所的股市行情下跌，几秒种后，就会在伦敦、纽约、苏黎世或阿姆斯特丹引起连锁反应”[2](P5)时，当中东局势的任何微澜都在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世界所面对的真正的重大问题是人类整体的生存问题。最后，人类文化自身性质也在昭示着国际化的内在必然性。历史学家与文化学家们早已证实，以往由于境遇不同、历史不同、发展的方向不同及步伐不同，产生了不同文明程度的差异，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应是同一的，人类文化受社会与历史的左右，也会走向趋同。一方面，作为社会现象，文化不是孤立与封闭的，不同特质的文化会相互作用与相互交融；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现象，文化不是静态与停滞的，风格各异的文化必然会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足迹，不断丰富与完善，不断借鉴与吸收。

可见，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而且也必然是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过程。正是基于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命运、文化价值体系以及人类认知模式的思考，邓小平强调要从世界角度看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3](P282)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思想的局限和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在与国际接轨方面非常谨慎，并在研究本国的现状、未来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互动方面有失偏颇，导致“”结束后的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开了相当距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既有着百废待兴引发的跃跃欲试，也有着历史惯性带来的迷惘困惑，邓小平从世界角度看问题这一宏阔视角，促进了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在观念上有了突破性的更新。中国的发展不能游离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之外，中国的问题只有放到整个全球系统才能得到解释和找到解决的途径。顺此思路，邓小平提出首先要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P105)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问题都受这两个问题所左右，中国也不例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趋势，除了给中国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还带来对世界的责任。一方面中国要利用国际环境快速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3](P158)上述论断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

二

正因为世界的发展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开放成为当今世界的突出特点。在开放性成为一个时代概念的同时，也呼唤着人们拥有包容的心态与开放的气度。

其实，开放性同样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由微弱到强化、由局部到广大。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动力：一是靠自身的创造、更新能力，靠自己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积累与进步；二是靠外来文化的不断补充、丰富、启发、刺激，在与外来文化的磨擦、搏击、竞争、交流、融合中发展壮大自己。后者往往是民族文化加速进步的重要途径。罗素在1922年写的《中西文化比较》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则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廷帝国。”欧洲文明的演进就是这样一种互为接纳的过程。反观中国的情形亦然，尽管由于地理的和政治的原因给吸收异域文明带来诸多障碍，但仍然能看到我们的祖先不倦的寻求与吸纳的足迹，中华灿烂文化有谁能断言没有异域文化的贡献。

当然，之所以我们要强调开放性是个时代概念，是因为现代社会赋予了开放性更丰富的内涵。地球村时代是各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跟上时代节拍，从某种程度上讲，意味着人们将不断地审视和反省自身的开放观，积极地营造开放的氛围。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在拥有引以为豪的传统同时也固执地保有某种封闭心态的国家，培育开放心态更是一个重要话题。解放后三十多年间，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西方文化）在抵触与吸纳的交织中演绎着相互间的关系，但毋庸讳言，由于受传统思维观念、价值观念的影响，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仍以“闭关自守”为基本特征，从而与当代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邓小平果断地选择了以打破经济封闭为突破口，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来谱写中国发展新篇章。首先，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邓小平强调了各民族间取长补短的重要性，每个国家文化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4](P91)只有这样，社会才有不断前进的动力。第二，从建国以来的历史教训看，邓小平深刻反省了由封闭给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限制。他认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P78)“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3](P274)自70年代末到90年代，邓小平曾不下几十次地谈到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用心可谓良苦。第三，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特点出发，邓小平大胆地提出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科技成果，体现了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精神。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由第一阶段的工业资本主义、第二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第三阶段的信息资本主义，推动这一发展的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新生产力。这也说明，资本主义通过内在的改革与调整，仍具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虽然它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正视这一现实，并利用这一现实，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创造良机，是邓小平开放思想的重要内容，正如他所说的：“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3](P274)“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3](P292)第四，从时代变迁带来的紧迫感考虑，邓小平以其对外部世界敏锐的观察力与感悟力，呼吁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不我待。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中国要不掉队，不落伍，甚至要争取走在潮流前面，只有时刻关注并努力介入科技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主流。“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3](P299)奋起直追要有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彻底摒弃自守心态，接纳当代社会一切最新的文明成果。

三

全球化显然不仅仅意味着同一性与共生性，虽然伴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动态发展，将出现愈来愈多的文化认同，但认同并不预示着各种不同的文化特质会趋于泯灭。所谓文化核心和文化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深入每个民族的骨髓、体现着每个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也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取向等，往往在历史长河中具有相对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各民族自身文化特质的相对稳定性，才构成了世界在相互联系中的多姿多彩。

所以恰恰相反，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在全球性范围内为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意味着通过以和平与发展为载体的文化认同，激活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使之共同参与人类文明建设，发挥各自的作用与影响。

在认识多元化这一时代特征上，邓小平一贯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各民族共存互补的多样性时代，共存是求同，互补是存异，一方面要关切人类共同命运，另一方面还要多角度、多层次、多样式地把握这种关切；既要努力追求共识，也要尊重和正视那些使世界上各民族彼此相异的在种族起源、地理气候、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风俗沿革等方面的多样性。发展各民族文化不仅不会违背全世界人民要求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的愿望，而且还能从各民族文化中发现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资源。我们看到在20世纪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人们愈来愈认可这样一个事实：经济一体化是不可能脱离发展中国家的相应发展的，否则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打破了50年代以前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单一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这一改变为多元化发展作了精彩的注脚。经济多元化必然带来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同时也向我们传统的一元思维提出了挑战。以多元思维来应对多元世界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发展，体现了更博大的包容胸怀。例如，在对待国与国之间的领土、领海纷争时，他极富创造性地提出：“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3](P49)以发展来求同存异，可谓示范了一种多元化新格局下的新思维，通过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共同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在南北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能由北方主宰南方，“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3](P105-106)在对待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上，更是以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的“一国两制”新制度，开创了一国内多样多元发展新模式。此外，邓小平还一再强调中国要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是真正的不结盟，其实也是在倡导世界和平的维系要依赖于所有国家、地区、民族的力量，倡导着每个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方式介入国际事务。

古人所云“和而不同”，揭示了一个平凡的真理，即多样性与统一性是不矛盾的，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才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这种从“不同”到“认同”的过程，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求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的发展。人类科学的发展证实了多样多元是物质世界进步和发展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承认多元与差异，无疑将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话题。同志前些年在许多世界性的会议场合，如西雅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西伯利亚，都对世界的现状和发展从世界的多样性角度加以阐述，展示了中国人关注全球化的新视角和价值取向。

四

如果说多样性已成为全球化的内涵之一，那么，如何保持和维护多样性就不是简单的“民族部落主义”之争了。换言之，全球化与民族化不是对立的两极，全球化观照下的民族化才是充满活力的民族化，而充满活力的民族化将推动全球化的精彩纷呈和公正合理发展，于是，自觉审视和发扬民族精神，就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立足点。

有一首歌的歌词脍炙人口：“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以此来概括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化，恐过于表象，但却十分现实，这是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当采取的态度。如何在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确认自己的价值定位，倘若没有一种民族大气，答案是否定的。什么是民族大气？这就是理性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在邓小平的理论思想和人格风范中，我们深深感受到这样一种民族大气。

——赤子之心是民族精神的根源。邓小平以其求索、奉献的一生注释了他在为美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的序言中所写到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当他成为祖国母亲的优秀儿子，也被世界所敬仰时，使我们真正感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自尊自信是民族精神的核心。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他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刚健有为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并在多方面作了展开。在现代化认识上，邓小平反对“全盘西化”。20世纪现代化进程已证实，现代化虽发源发展于西方，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中国的现代化要有中国特色，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规划中国的现代化步骤和设计中国的现代化内容，而非盲目地“拿来”。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3](P2)“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3](P265)在现代化运作上，邓小平强调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P3)只有这样，才能振奋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对待外来压力上，邓小平从不屈服，从“不信邪”，“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但“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4](P376)。中国人正是以这样一种民族气概，气宇轩昂地站在了世界大舞台上。

——理性自觉是民族精神的升华。邓小平从来就认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的，今天所倡导的民族自尊与自信，绝非是对老祖宗的简单重复，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前者侧重于静态的、封闭的，而后者是动态的、开放的，从而使得民族精神散发出时代魅力。同时，邓小平也以冷静的思考告诉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培养理性的批评判断能力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全球化并非只是盛宴，它在给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隐含着危险，从文化的角度看，全球化是融合与冲突互为交织的进程，其冲突的程度往往取决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也取决于各自文化价值的力量权重。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大多数国家其各自的特性将受到威胁，世界许多有识之士已日益觉察这一危机，“如果我们不把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传递下去，我们所能传给后代的东西就所剩不多了；而一旦全球化磨蚀掉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2](P62)因此，邓小平主张以科学态度对待外面世界，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鉴别、批判，汲取有益的，抵制腐朽的，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交往与文化渗透中，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推进自身的健康发展，最终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阐释，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理性的桥梁，无论从理论意义或者实践意义来看，都具有着超时空的价值。就中国来说，现代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们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不断提升看问题的境界，登高才能望远。我们既要保持民族自尊，也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既要把握民族腾飞的机遇，也要厚德载物，不愧为地球村一员。这是邓小平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展望二十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303.

[2]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