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艺论文范文10篇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篇1

——编者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全球生产力空前提高和社会经济总量迅猛增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类在改造自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如人口失控、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能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不无遗憾地深切感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几乎是同源、同步地降临到人间，人们往往尚未来得及享受和品味现代化的成果，就频频陷于恶劣环境的困扰与折磨之中。更为严峻的是，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而且也扩展为新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如何开辟一条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已经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在21世纪之初就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发展理念，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思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开拓了广阔视野。就此而言，我国方兴未艾的生态文艺批评的出场可谓适逢其时，它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的必然表现”。

然则，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现状如何呢？它在发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也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予以认真总结。

在我看来，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经过了一段短暂时间的“西天取经”之后，目前正处在良好的文艺生态过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创作与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我们知道，文艺批评固然具有超前引导文艺创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础仍然有赖于文艺创作本身的发展，缺乏丰富文艺作品支撑的文艺批评只能是胡说八道。从这一点来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始终是与生态文艺创作齐头并进的，已经初步生成了创作和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艺创作异常活跃，涌现了包括姜戎、陈应松、叶广芩、胡发云、哲夫、郭雪波、阿来、李青松、陈桂棣、徐刚、莫言、贾平凹、张炜、李松涛等著名作家在内的一支实力雄厚、生态意识明显的创作队伍，也奉献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态文艺作品，其中像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图腾》（2004）和阿来《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与此同时，生态文艺批评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发展态势，生态批评队伍日趋壮大，生态批评研究日趋深入。在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经之、王先霈、王宁等知名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诺、赵白生、宋丽丽、刘蓓、彭松乔、盖光、陈剑澜、韦清琦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人积极参与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正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其中像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000）、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等论著，从某种意义来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毋庸讳言，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态批评的启发而产生的。所以，以介绍西方生态批评为己任的“译介式”生态批评无可争辩地获得了话语优先权，像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梁坤的《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等论文，宋丽丽直接与西方生态批评家对话的文章，特别是王诺的西方生态批评专著《欧美生态文学》（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从事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特别注重对西方生态文艺创作和生态文艺批评的推介，如《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有一辑就是“美国生态文学小辑”；清华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史》丛刊就设有“生态批评”专栏，选载英美生态批评译文。这些有关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和介绍，为中国21世纪生态批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而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从最近几年的生态批评研究来看，以中国本土具有生态意蕴的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与著作正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并且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趋向年轻化。这其中既有钱中文、陆贵山、童庆炳、李衍柱等学术前辈的有意介入和推动，也有陈炎、王德胜、张皓、黄秉生、彭松乔等学人的着意建构，还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生的积极参与，目前已经取得了一批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张皓主编的国内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2）、彭松乔最近推出的《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2006）以及以黄秉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广西民族大学文艺学学科对民族生态美学与民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无论是侧重于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是侧重于中国本土生态批评建构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长补短，这无疑为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发展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

其三，它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在生态文艺批评的首倡者鲁枢元、曾繁仁等学者的引导与规范下，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的话语形态真正体现了多元共生的生态精神。有人曾经在《文艺报》上撰文专门论述生态文艺批评的多元话语形态，将之概括为“宏阔的、开拓建设的生态批评观”，“激进的、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观”，“温和的、以人为本的生态批评观”，“低调的、要求学理化的生态批评观”，“宽容的、主张多元化的生态批评观”等五种基本形态。虽然这种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生态文艺批评实际，但是说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已经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则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态批评声音十分强劲，同时边缘的生态批评声音也颇具特色。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生态文艺批评会议的召开总是予人以和谐、进步的积极效应。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东青岛举办的“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会议吸引了国内外180多位学者与会，收到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并分为“中国当下的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研究态势”、“西方的生态批评与环境美学”、“东方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四个论题展开研讨。尽管研讨会上大家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由于主办者及在场学术前辈秉持多元话语共生的学术胸怀，会议开得十分圆满，达到了团结广大学人，推进生态文艺批评研究和生态美学研究的预期目的。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篇2

【正文】

一、反生态的技术之网

我们生存在一个被技术笼罩的时代。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博得有关人士的青睐与崇拜，同时又暴露出致命的反生态倾向，构成人类无法回避的“技术圈”或“技术网”。

现代生态学家将地球生态环境逐一划分为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生物圈、文化圈、技术圈等。人类生存在技术圈之中，就像依存于大气、水土一样。例如《只有一个地球》的作者提出，地球上的人类“在技术圈中共存”（注：〔美〕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所谓“技术圈”盖指构成群体共同生存基础的技术体系；在我看来，也就是笼罩人类生态的技术之网。

在当代世界上，技术之网无孔不入地操纵着人类的衣食住行、生产建设、经济贸易、文化娱乐各个方面，乃至武装战争、走私贩毒，的确就像一张巨大的罗网笼罩着人类，因而技术圈也就是一种技术网。现代人广泛地使用技术，依托技术网而生存，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加大了技术网的强度。人们在观念上或者过分迷恋技术，或者以为技术不过是一种手段，往往忽略了技术网的另一面。其实天下事物皆有阴阳或正反两面，技术也不例外，它既有有利于人类生存的一面，也有反生态的另一面。

我们不妨以网罗技术为例来反思这种利于生存与反生态的两重性。

渔猎用的网，是人类早期发明的技术之一。“网”，或“罗”，合称罗网、网罗、网罟（罔罟）等。网罗技术一开始出现，就具有利于生存和反生态的两重性。传说伏羲发明网罟。《周易·系辞》记载，伏羲“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在半坡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网坠证明网的使用至少有七千年历史（注：刘岱主编：《永恒的巨流》，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7页。），其时期大致与传说的伏羲时代相应。先民处在原始蛮荒之中，出自生存本能的需要，发明了网罗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捕捉鸟兽虫鱼的能力，部分地改变了原始生态，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了不起的创造。因而人们颂扬伏羲说：“羲皇之初，天地开元。网罟禽兽，群黎以安。”（晋代傅玄《羽龠舞歌》）高度肯定了网罗技术对人类生存的意义。

尽管网罟在古代的生产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发现，网罟出现在古代歌谣中极少是正面形象，而常常是一种危害生命的凶险处境的代名词。例如《国语·周语》引民谣说：“兽恶其网，民恶其上。”南北朝诗人鲍照的《代空城雀》诗写道：“高飞畏邸鸢，下飞畏网罗。”这是由于网罗捕杀了大量的生物，并且被权势者效法而造出一种治人的权术，因此成了人与动物畏惧、仇恨的对象。唐代诗人杜甫曾在诗中指出：“前王作网罟，设法害生成。”（注：杜甫：《早行》，《杜诗详注》第五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62页。）揭露了网罗反生态的危害性。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网罗，是否还需要技术呢？古往今来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技术限制论，认为滥用技术会破坏生态，主张有限制地采用技术达到功利的目的。例如在大禹的时代就有了限制网罟的措施。古代《逸周书》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要求适时渔猎，保护自然生态。再如《国语·鲁语上》载有春秋时期鲁国大夫里革断罟的故事。其中说：“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鲁宣公在禁渔的夏季派人在泗水下网捕鱼，里革闻讯赶去阻止，斩断了网罟，并以古训批评宣公，被称赞为“良罟”。儒家学者孟子和荀子都主张按自然季节禁网和适当地用网，使“鱼鳖不可胜食”（《孟子·梁惠王上》）。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反对网罗技术。时至今日，所谓“环保”机构仅仅对明显污染环境的技术作有限的限制，基本上是沿袭这种功利的主张。

另一种看法是技术否定论，认为技术本质上是反生态的，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人为的技术。中国古代反对技术的代表人物是道家老子和庄子。老子连车船技术都反对，说：“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庄子把网罗技术称为“网罟之患”或“网罗机辟之患”。他站在动物的立场质问道：“夫丰狐文豹……且不免于网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庄子·山木》）庄子替遭受网罟之患的动物申诉不平，批判了网罗的反生态性。网罗技术的终极目标是捕捉一切生灵，使之丧失自由，失去生态。近代工业技术与高新技术破坏生态的严重性远远超过古代的网罗，使人更清醒地意识到技术与生态的对立。现代生态主义者认为：“新技术得到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引起公害或者肉眼所能看到的危害。”（注：转引自〔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代表了否定技术的观点。

但是，技术限制论限制不了技术的过度扩张，技术否定论也否定不了技术的存在。在现代工业飞速发展的形势下，20世纪中叶在西方出现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能够革新资本主义，带来全民幸福。于是高新技术被尊为无冕之王，人们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实行技术专利，构筑技术网罗；影响遍及发展中国家，争先恐后追逐高新技术以之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当高新技术使人类的许多梦想成真的时候，当白领们追随富豪空前地享受繁华的时候，恐怕难以接受技术反生态的观点。但是不久前发生的恐怖袭击美国的9.11事件粉碎了技术决定论的幻想，使技术的反生态性暴露到极致。美国的世贸中心摩天大楼正是现代高新技术反生态的代表作，一是由于它的建造耗费了巨大的自然资源；二是它的存在加剧了金融垄断和社会畸形；三是如此摩天危楼将数万人一层层地隔绝在百丈高空，这三点都是对人类生态的破坏或扭曲。而这两座以现代技术违反生态而建造的摩天大楼，偏偏遭到反生态的现代飞行技术的恐怖袭击，一朝酿成千万人的悲剧，形成巨大的生态灾场，“具有超越灾区殃及全局的危害性质，具有惊人的穿透力和震撼力”（注：齐长明：《用灾场学说看金融风暴》，199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这场灾难给人类的打击将成为一个永久的话题。

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引起人们深思：为什么这场生态灾难借助了高新技术，并且引发继续破坏生态的高新技术大战。为什么人类自己编织了技术罗网，又不幸落入网中，而自食技术的苦果。

二、被网住的文学艺术

众所周知，技术与艺术本是同根生，原本共同产生于原始人类的谋生活动。早期艺术混杂于技能，技术被视为巧艺。从人类学和字源文化的考察都可见二者的亲缘关系。从汉字来看，艺术的本字“艺”的甲骨文像一个人精心栽培农作物。《说文解字》：“艺，种也。”其本义既是种植技术，又是一种生态艺术。从拉丁语来看，“艺术”一词本于工艺制作。海德格尔曾指出：“希腊人拿技术命名的，不仅是工艺的活动与技巧，还有心灵的艺术和美的艺术的活动与技巧。”（注：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无论中国或西方，艺术和技术都有共同的渊源，都曾称为技艺，由于其主导倾向是合于自然生态的，因而可以说，早期技术是艺术化的技术。

但是随着社会分工与文明演进，艺术与技术分道扬镳，在各自的领域拓展空间，逐渐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个尖刻强硬，一丝不苟，实用重利，严厉无情；一个天真活泼，充满生气，婀娜多姿，顾盼生情。在残酷的政治和商贸战争中，柔美的文艺女神缪斯当然敌不过剽悍的匠神赫费斯托斯。于是，文学艺术逐渐陷入全球一体化的技术罗网。值得我们思索的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技术与艺术的分野？又是什么原因使文学艺术陷入罗网？

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曾经被忽视的生态。由于不同的生态处境或者说面临环境的不同生态取向，使艺术与技术分道扬镳，技术的反生态倾向逐步突出，而艺术则面临生态危机并陷入罗网。

首先，文学艺术的传统形式发生危机。高新技术的手段不可阻挡地促使文学艺术变换形式，从制作到传媒，从表演到欣赏，几乎全被现代技术之网笼罩，诸如电影、电视、录音、摄像、电脑绘制、电子印刷、电子音乐、电动舞台、激光、遥感、卫星转播等，乃至生物基因技术都侵入文艺领域；而许多传统的文艺形式或被取代，或遭到严峻挑战。

其次，文学艺术的定义发生危机。随着现代技术的产业化，带来了艺术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世俗化。资本垄断操纵着大众欣赏趣味的变化。例如好莱坞的色情或恐怖大片，摇滚音乐、朋克族与狂欢派对等大众文化，直到电子游戏、网络世界，使窃窃私语的文学纳入全球一体化的罗网。文化工业的垄断者诱得一片沉醉和莫名其妙的叫好，却令人担心文学艺术蜕变为反文学、反艺术。

其三，参与文学艺术的人自身的危机。电子技术、信息技术、航空技术、原子弹技术、生化武器技术、基因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化造成的全球生态危机引起人性的异化与精神失常。失去生态平衡的人们日益孤独、惶惑、无处栖身、无家可归。

三、网络危机与生态诗学

文艺的生态危机其实就是人类的生态危机，也是人类所发明的技术与网络的危机。当前最明显最流行最有代表性的高新技术之网可以说是计算机网络。这种新兴的网络技术是否也具有反生态倾向？怎样看待这种网络化的世界，是文艺学与生态诗学不可回避的课题。

仅就流行的网络技术来说，目前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以所谓“网络新新人类”为代表，他们自称“网虫”，认为网络是自足自律的世界，“网络给思想最大的自由”（注：《网络新新人类》，《畅销书摘》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9期第67页。）。这不过是技术决定论影响下技术迷恋者的看法。另一种看法与之完全相反，认为“网络是人性的围墙”，“是传统文化的杀手”，甚至“建议现在就炸掉该死的网络”（注：《精神生态通讯》2001年第4期，摘自柏树林：《人类的天罗地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技术否定论者的观点。第三种看法把计算机网络视为一种先进的工具，在使用的同时对网络技术忧喜参半，主张适度地发展。这是技术工具论与技术限制论的观点。

我以为，将网络说成是最大的自由世界过于夸张，完全否定或封杀网络也不可能，如何限制高新技术的发展尚未找到可行措施。与这些看法不同，是不是可以寻找另外一种途径，从是否适宜于人类生态的角度来看网络技术，探讨其文化倾向，思考技术何为，艺术何为，并将它们作为生态诗学的一种研究对象。这也许是较有意义的一种选择。

首先，有必要正视网络技术的存在及其危机。互联网既然是一种高新技术，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反生态倾向和自身的危机。尽管网络技术给上网者带来许多方便，具有超越空间、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等多种优点。但是我们对网络技术引发的生态危机决不能掉以轻心。网络技术的危机至少表现在这样六个方面。其一：这种高新技术产业大量消耗着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并造成各种已知的和未知的污染。其二：这种高新技术产业使跨国资本主义财团赚得巨额利润，加剧了世界上的贫富分化、生态失衡。因而一位美国批评家称因特网“是一种电子殖民主义”。（注：转引自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其三：这种高新技术特别容易遭受高技术的袭击，据报道，“计算机与网络信息安全成为2000年美国甚至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注：《迈入新世纪再看2000年》，原载2001年1月《科技日报》，转引自《新华文摘》2001年第4期。）世界上的商务网站与官方网络系统已经遭受计算机病毒与黑客的频繁袭击。其四：这种高新技术为欺骗与误导大开方便之门，仅就所谓网络文学而言，实际上其中充斥着垃圾，使上网者浪费时间与资金。其五：网络技术产业的垄断者挖空心思地诱惑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长时间上网，从而引发电脑病，危害身体健康。其六：网络技术加剧了精神生态的危机。有人认为，“网民所畅游的网络世界是自足自律的”。其实“网虫”们只能在虚拟的世界“畅游”，其自由十分有限，结果是深陷网中不能自拔，与社会隔膜，使人性畸形。更危险的是大众对技术的迷恋会导致技术控制与技术统治，结果物极必反转而产生技术恐怖。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篇3

——编者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全球生产力空前提高和社会经济总量迅猛增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类在改造自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如人口失控、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能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不无遗憾地深切感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几乎是同源、同步地降临到人间，人们往往尚未来得及享受和品味现代化的成果，就频频陷于恶劣环境的困扰与折磨之中。更为严峻的是，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而且也扩展为新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如何开辟一条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已经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在21世纪之初就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发展理念，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思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开拓了广阔视野。就此而言，我国方兴未艾的生态文艺批评的出场可谓适逢其时，它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的必然表现”。

然则，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现状如何呢？它在发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也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予以认真总结。

在我看来，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经过了一段短暂时间的“西天取经”之后，目前正处在良好的文艺生态过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创作与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我们知道，文艺批评固然具有超前引导文艺创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础仍然有赖于文艺创作本身的发展，缺乏丰富文艺作品支撑的文艺批评只能是胡说八道。从这一点来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始终是与生态文艺创作齐头并进的，已经初步生成了创作和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艺创作异常活跃，涌现了包括姜戎、陈应松、叶广芩、胡发云、哲夫、郭雪波、阿来、李青松、陈桂棣、徐刚、莫言、贾平凹、张炜、李松涛等著名作家在内的一支实力雄厚、生态意识明显的创作队伍，也奉献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态文艺作品，其中像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图腾》（2004）和阿来《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与此同时，生态文艺批评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发展态势，生态批评队伍日趋壮大，生态批评研究日趋深入。在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经之、王先霈、王宁等知名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诺、赵白生、宋丽丽、刘蓓、彭松乔、盖光、陈剑澜、韦清琦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人积极参与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正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其中像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000）、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等论著，从某种意义来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毋庸讳言，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态批评的启发而产生的。所以，以介绍西方生态批评为己任的“译介式”生态批评无可争辩地获得了话语优先权，像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梁坤的《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等论文，宋丽丽直接与西方生态批评家对话的文章，特别是王诺的西方生态批评专著《欧美生态文学》（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从事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特别注重对西方生态文艺创作和生态文艺批评的推介，如《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有一辑就是“美国生态文学小辑”；清华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史》丛刊就设有“生态批评”专栏，选载英美生态批评译文。这些有关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和介绍，为中国21世纪生态批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而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从最近几年的生态批评研究来看，以中国本土具有生态意蕴的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与著作正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并且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趋向年轻化。这其中既有钱中文、陆贵山、童庆炳、李衍柱等学术前辈的有意介入和推动，也有陈炎、王德胜、张皓、黄秉生、彭松乔等学人的着意建构，还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生的积极参与，目前已经取得了一批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张皓主编的国内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2）、彭松乔最近推出的《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2006）以及以黄秉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广西民族大学文艺学学科对民族生态美学与民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无论是侧重于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是侧重于中国本土生态批评建构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长补短，这无疑为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发展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

其三，它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在生态文艺批评的首倡者鲁枢元、曾繁仁等学者的引导与规范下，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的话语形态真正体现了多元共生的生态精神。有人曾经在《文艺报》上撰文专门论述生态文艺批评的多元话语形态，将之概括为“宏阔的、开拓建设的生态批评观”，“激进的、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观”，“温和的、以人为本的生态批评观”，“低调的、要求学理化的生态批评观”，“宽容的、主张多元化的生态批评观”等五种基本形态。虽然这种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生态文艺批评实际，但是说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已经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则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态批评声音十分强劲，同时边缘的生态批评声音也颇具特色。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生态文艺批评会议的召开总是予人以和谐、进步的积极效应。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东青岛举办的“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会议吸引了国内外180多位学者与会，收到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并分为“中国当下的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研究态势”、“西方的生态批评与环境美学”、“东方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四个论题展开研讨。尽管研讨会上大家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由于主办者及在场学术前辈秉持多元话语共生的学术胸怀，会议开得十分圆满，达到了团结广大学人，推进生态文艺批评研究和生态美学研究的预期目的。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艾特玛托夫；俄苏文学；文学批评

20世纪60年代，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地区的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开始走进中国，力冈先生翻译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在《世界文学》1961年第1期一经问世，即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此后，其作品陆续被翻译过来。1981年，石南征的《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一日长百年)》(《外国文学动态》1981年第3期)，打破了此前学界有译无评的局面(“”中庸俗的政治批判除外)，此后，关于艾特玛托夫其人其作的评介在各种文艺刊物上不断涌现。因此，严格说来，国内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本文拟对近30年来艾特玛托夫的研究状况作以系统的梳理。

一、启蒙语境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20世纪80年代，艾特玛托夫及其作品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文艺理论家刘再复认为：“艾特玛托夫的作品被热烈传诵的程度大约不亚于海明威。”…学者汪介之指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当代苏联作家莫过于艾特玛托夫。”众多名家之所以盛赞艾特玛托夫，是因为他的作品契合了国内新时期人们的精神诉求。基于“”反思与改革开放的政治语境，现性启蒙在当时的中国，逐渐成为思想主潮，“新启蒙主义”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公共话语，人的“主体性”也成为知识精英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别求新声于异邦”，此时期中国学界从苏联文学中找到了精神价值的高度认同感，俄苏文学的译介掀起了一个高潮。

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作家，其作品努力讴歌真诚美好的人性，批判践踏人性的官僚主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他不仅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还强调社会对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艾特玛托夫思考问题的辨证性和圆融社会主义人道价值观的理解，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的普遍心态。“如果说50年代那批青年还不大容易理解，那么，他们从22年‘炼狱’，从极左路线与个人崇拜的灾难中，重新返回文坛的时候，由于有了切肤之痛与情感体验，他们重新阅读《一个人的遭遇》以及艾特玛托夫的《扎米莉亚》、尼林的《冷酷》……怎能不痛思连翩，怎能不情感爆炸，满腔热忱地呼唤人性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复归!”学者偏重于挖掘艾特玛托夫作品中人性美的内质，但是批评者并未剥离具体的政治历史语境，对“人性”概念作抽象理解，而是把“人性”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起来思考。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探讨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论文，如浦立民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谈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点》(《俄罗斯文艺》1985年第4期)、曹国维的《走向现实美与幻想美的结合——试论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色》(《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等等。尽管当时国内学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涵还存有争议，但学者对艾特玛托夫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总体上持褒扬态度，大多认为其作品饱含一份厚重的现实关怀和人文精神。这其中渗透着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沉痛反思与新人文主义的精神渴求。

二、形式主义文论视野下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上个十年形成的艾特玛托夫研究热已降温。对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从1990年到1999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研究论文仅有68篇，其中关注小说艺术形式的论文24篇，超过研究成果的l／3，出现了“形式的转向”。有学者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去研究艾特玛托夫小说的形式技巧，其中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关注小说故事的叙述结构以及叙述视角。孙兆恒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归纳出艾特玛托夫不同时期小说的结构方式有三个基本特征：内聚焦为主的视点结构、辐射型的情节结构和隐喻型的意象结构。其二，探讨小说中的神话功能和结构规律。此时期部分学者注意到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花狗崖》《一日长手百年》和《断头台》等作品中包含神话传说元素。他们运用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方法，挖掘小说中神话模式的原型意义，进而呈作者对人类的现代处境及其悲剧性命运的独特思考，如何云波的《论艾特玛托夫小说的神话模式》(《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中国学者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艾特玛托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结构主义理论的原初形态，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色彩。有学者通过借鉴和改造原有的结构主义模式，建构新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来评析艾特玛托夫的创作。阎保平在《论艾特玛托夫小说的“星系结构》中认为，“世界”是艾特玛托夫小说的基本要素，小说的结构特征是众多各自独立的世界构成的“星系结构”。还有学者将结构主义分析与其他形式分析结合起来，对艾特玛托夫的作品采取一种综合性的阐释方式。孙兆恒《也谈艾特玛托夫小说的结构特征》一文运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理论，指出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具有内聚焦为主的视点结构；又借鉴俄国形式派对作品情节与情节分布的讨论，指出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具有辐射型的情节结构；同时运用神话原型批评，得出小说具有隐喻型的意象结构的结论。可以说，中国学者对形式文论的创造性运用，使得艾特玛托夫作品的形式研究呈现出灵活多变的特点，从而丰富了人们对艾特玛托夫文学作品形式与意义的认识。这些研究成果共同推动着艾特玛托夫研究朝着现代学术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三、文化批评视域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重新活跃。据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统计，2000—2008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研究论文有77篇，仅2002年就有20篇。据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统计，2000—2008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硕士论文有11篇。此时期还出现了两部研究专著：韩捷进的《艾特玛托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史锦秀的《艾特玛托夫在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一时期，学者主要运用文化批评理论去分析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民族性、宗教意识、女性意识和生态意识等。有学者从生态主义的视角评价艾特玛托夫。杨素梅认为：“自20世纪70年后，艾特玛托夫创作了一系列生态题材的作品，凸显了具有时代性的生态伦理观。”有学者从后现代的视角去剖析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刘伟锋运用互文性理论去阐释《死刑台》，认为小说大量地借鉴了《大师与玛格丽特》以及《圣经》有关彼拉多的内容，从而形成一部典型的互文性小说。有学者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切入，如韦建国认为艾特玛托夫“站在更高的层次、在更广的范围里思考本民族的伊斯兰文化、新母语民族的东正教文化与世界其它文化的关系”。从方法论层面看，文化批评的视角既吸收了形式主义文论的文本分析之长，又兼顾了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复杂关联。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学者们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双重视域出发，开拓了艾特玛托夫研究中的文化批评空间。在宽宏的文化研究视域，艾特玛托夫独特的民族身份与作品的文化意义得到了多维诠释，他在俄语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由此得到彰显。学界普遍认为，艾特玛托夫以其个性化的写作方式，将个体生命熔于本民族文化的深层机制之中，将吉尔吉斯与俄罗斯文化置于全球化视野中进行通观，以此表达对生命、人性和文化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四、问题与反思

从20世纪80年代单维的政治一人性批评，到当下多维视角的文化批评，整个历程相当于中国文艺批评观念演变的一个缩影，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学者研究俄苏文学的方法论转向。在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期待深化和突破。

其一，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问题。国内学者对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存有争议。任光宣认为，艾特玛托夫“从不庸俗化地看待宗教……他肯定宗教的某些道德伦理观念以及宗教对社会发展和人的思想所起的能动作用”。…陈慧君则措辞严厉地批评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断头台》和主人公阿弗季鼓吹的‘宗教济世’，是荒诞的，是有害的，必须给予批判。”很显然，这种“大帽子扣人”的批评方式和结论，非常僵硬干巴。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论者对俄罗斯悠久复杂的宗教文化历史认知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缺少一份真正的宗教情怀，从而无法对宗教抱以“同情之理解”。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篇5

文化美学是把人类的生存方式作为审美对象的学科，这是宏观的美学。人类对自身生存方式进行反思和观照，这是理性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文化美学的内容的积累有着漫长的历史，而作为一门学科建构，则是很晚近的事，西方自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有文化美学（文化诗学）与文化批评的建构热潮，而中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建构文化美学的。从广义来讲，对社会、历史、精神、艺术、人自身的系统性审美观照都属于文化美学，柏拉图的理想国、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康德的精神体系、维柯的诗性世界、卡西尔的符号学等均是文化美学的前身；狭义来看，文化美学不仅是对文化现象的审美，也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反思和重构。它是带有点超人视角、非功利色彩、类意识情怀的宏大叙事的美学，同时又是冲淡平和宽容多元的。虽然美学的理想向度不可避免地使文化美学在其形成过程中不时显露其批判文化现实的锐利思想锋芒。

文化美学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广泛交流的产物，是生态文明建构阶段自然系统与文化系统矛盾充分暴露阶段的产物，也是高科技时代人类绝对优势和人类文明的空前风险高调碰撞的结果。文化美学在后现代主义解构废墟的精神空场中出现，对文化的整体性把握是其前提，在文化比较中以他者的眼光观照自身是其重要方法，对文化体系包含的价值系统的透彻分析是其逻辑基础，文艺学的扩张和美学自身转型形成其主干内容，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构及日常生活审美的泛化构成其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审美视野——文化人类学及文化研究理论的启示

审美是要把对象作为整体来清晰把握的，排斥任何混乱、无序、碎裂、恶无限和不可思议的混沌的东西（超出人的感官和理性可承受的范围），文化作为审美对象的前提是被人意识到，而不再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存在。

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人类的不同的生存方式成为考察和认识对象，研究者把他者的生存方式作为对象，而研究成果以理论模型和田野调查中的实证案例描绘了人类文化形成的不同形态和各种可能的发育模式与方向，揭示了人的存在方式的多样性。人类学家在对原始部落的考察中理清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脉络，人类学向民族学发展、向文化学过渡的过程中，对不同生存方式的作了宏观的整体性的考察，从他者的目光上升到超人类的视角，对人类文化的源流脉络规律走向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学术描述和科学解析，这为审美地把握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文化旅游在民间盛行之际，对异域异族异质异向文化的这种审美性总体把握已成时尚，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也便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关键词而广泛流行。

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了欧美对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据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考证，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自然成长”到“心灵习惯”，再到“知识状态”、“艺术总体”，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而言，这一概念得到广泛共识。

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BurnettTylor）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这样给文化下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这个定义强调了文化的整体性，笔者认为这正是对人类生存方式及其成果进行总体观照的产物，可作为文化美学中的文化范畴前身。

文化美学中的文化概念可定义为：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系统化。对文化的审美事实上是人类文明进入自觉阶段的标志，包含着在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危机中的反思和重新抉择中的全新创造。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和生活，应是人类理想生存方式的一种表达形式。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对文化的研究，从整体性把握到对民族性和地域性文化的细化比较，逐步厘清了人类文明的不同模式、不同命运的相互消长的历史进程。在民族学和文化进化论的背景中，文化强势导致的文化偏见将文化序列排成一个纵向的单线奋进的文化进步路线图，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判然分明，文化竞争的单一标准或为宗教、或为政治、或为经济，不时改变人类文明版图，一些曾经辉煌的文化衰落湮灭，一些曾经粗蛮的文化兴盛光大，文化的武力征服与和平传播，均在改变人文世界的格局。在文化传播论的横向渗透播撒中，不同文化圈、文化丛、文化群落在相互影响彼此制约中发展，文化的中心和重心也随之不断迁移，从北方到南方，从东部到西部，从平原到山川，从内陆到海岸，从宗教圣地到政治要津，从经济中心到文化重镇，从交通枢纽到信息源头，等等，在这不断迁移的文化景观图中，文化万花筒中的风云变幻与不同族群的兴衰悲欢，构成人类历史的悲喜剧，在地球这个大舞台上演出，直到二十世纪人类文化逐步从进化、竞争到自觉建构（如可持续发展论、科学发展观）后才忽然被意识到。文化进化论的单线奋进和塔式等级图解与文化传播论的多中心扩散播撒，既有一定实证基础，也都带有一定的想象色彩。

民族学的研究既有文化猎奇性质也有功利性质，而功利性质的研究往往更易形成规模并引发大众兴趣和文化热潮。如初期掠夺性的寻宝热促进了对古老神秘的亚文化研究，而后在战争中对敌对国的国民性的描述中深化，这类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和文化偏见，不仅表现在探宝探险的游记的夸张性描述，也表现在宗主国对殖民地文化的贬抑性介绍，也表现在敌对国相互的妖魔化的文化漫画像中，还表现在后殖民主义的扭曲性叙事和奴化心理下的无意识去势的文化行为中。因此文化人类学从描述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有不少闪烁天才想象力的漫画式成就，流布甚广而学术价值有限，可做学术随笔和文化散文品读。

文化学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流派的研究（英国为代表）则更接近原理性探索，在关于文化体系、要素、结构、演进、传播、模式、规律、动力、思维方式、价值系统、知识体系、行为方式、制度组织、仪礼节庆、风俗习惯、器物及艺术活动等方面，逐步深入细致，人类丰富多彩的生存方式在学术视野中被理性地分析和审视。而文化学的社会学研究（法国为代表）和历史主义研究（美国为代表）则在文化共同体的内部一致性和外部差异性的研究方面各有千秋。二战以后，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崛起，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视野和与具体学科的结合中分化、比较中整合的趋势越来越明确，从科学化重归人文化，从中心论走向多元论，从比较中揭示局限性，人类对自我生存方式的认知越来越趋于理性和客观，也更具类意识和类情怀的开放与宽容。文化作为审美对象，必要的“审美距离”应逐步拉开，这给文化美学的诞生提供了前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类对自身生存方式的审美是需要超越性视野和眼光的。

对于文化美学学科形成来讲，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整体、宏观、系统的文化观，人类文化——人类的生存方式的系统化——以其全貌进入文化反思和文化审美视域，人类从自发生存进入自觉生存状态，并有意识地选择、改造、创建自己新的生存方式，文化模式成为类似群体行为艺术的观照对象，“倘若人们着眼于文化的整体，那么其内在的一致性和奥妙就如任何一项艺术品一样，将为未来的探索者提供同样的美学上的满足”。（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给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所作的序言，参见[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第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美学、阐释学美学、经验美学等构成了交叉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化比较研究、文化传播研究、文化现代化研究、文化冲突与文化战略研究、世界性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发展研究、文化软实力研究、大众文化消费与文化审美研究、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研究等不断把文化研究推向学术、政治和精神文化的中心位置。文化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一度成为热点，并在紧张思索和探索发展出路的欠发达地区迅速传播并得到广泛响应或强烈震动。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全面反思人类现代文明的弊端，并对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矛盾透彻解析；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理论凸显现代文化的特质，并对阶层文化和审美意识形态实质进行了揭示；当代生活美学、世界文化体系和消费文化研究的热潮，将人类多样的生存方式展示在全球化的文化舞台上，也在奠定文化美学的基础。世纪交替之际，文化研究已成显学。

中国的“文化”观念早期强调“文治教化”，强调典章制度、伦理风俗的渗透性影响，是与武力征服、严刑峻法等对立的“柔道”，与宗教、伦理、政治、文艺等密切相关（如南齐王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道：“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道。”）。儒释道三家均有其文化之道。现代文化研究是在民族文化的危机中催生的，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争论热潮是以探讨中国文化的现代出路为主题，无论是谋求出路的西化派、新儒家学派、本土文化派、唯物史观派，还是顽固守旧的东方文化派、复古派、国粹派等，都是在关注中华文化文化的命运前提下的思考，即使是结论相反的派别，在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上也共同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强大惯性。其中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中西印）说，朱谦之的《文化哲学》的四中心（宗教、哲学、科学、艺术）论，已在“整齐好玩“（胡适语）的形式和借助想象把握超宏观对象的规律探索中，透露出文化美学研究的气息。而鲁迅的国民劣根性批判与林语堂、周作人等的中国文化审美性解读，构成试图超越本族性视野局限的文化美学的批判性锋芒和陶然忘我的生活意境把握的两个极端。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再度提出中国现代文化的出路和现代化发展模式问题，从文化表征到思维方式比较，从理论移植到现实批判，从思想启蒙到艺术实践，从精英反叛到大众附和，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文化现代化进程迅猛席卷全国。90年代文化研究进入冷静的文化哲学建构阶段，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不仅是学界热点也是政府重任，文化较量成为信息文明阶段的竞争焦点，同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热潮在大众文化层面蔓延，文化观光旅游活动本身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景观之一，文化美学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同时具备。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美学设想，和美学领域中审美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中国美学体系研究、民族美学研究、东方美学等的架构，以及审美文化、文化产业、文化消费、文化市场等研究，都在这条路径上。

二、文化模式、生存方式成为审美分析对象——文化哲学对文化美学的意义

从西方学科分类来讲，美学是哲学的二级学科，当哲学的目光聚焦点从自然界转向认知论、实践论，而后转向价值观时，哲学体系发生了新的转化，哲学学科的覆盖范围、致思方式、表述方式、学科发展方向等随之变化。当哲学以自然哲学为核心基础时，美学也重在探寻美的根源、本质、客观基础和形式规律；当哲学把认识论作为核心问题时，美学的重心转向美感分析，当哲学以实践论为核心时，生存哲学成为主流，美学以审美心理和艺术实践为重要对象；当哲学以价值论为核心，因价值观是文化体系的核心，文化哲学成为当代哲学的主要表达形式，在美学中审美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分析、文化生产与消费、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等成为研究重点，文化美学研究成为当代美学的典型形式。

文化哲学与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不同，它把文化表征和现象只作为入思的引子而非主要研究对象，把精力集中于探索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的深层本质与共性规律，或揭示和解构已成的文化定式和符号系统的“客观”景象背后的人类主观逻辑架构，或在文明冲突文化融合的背景中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和终极命运，体现出一种理性基础上的“超人类”的视角（当然更能超越民族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制度的界限）和超越感性局限的冷静与客观。文化哲学把人文世界作为其主要对象，而超越了文化人类学的现象描绘和文化社会学的行为解释，进入一种哲学的总体性、反思性、批判性、解析与建构并举的思维真空，逼显具体性的复杂现象中的抽象规律，揭示简明的抽象图示中所涵括的丰富的具体。

文化哲学也可看作哲学从抽象思辨转向具体化的学科分化方向上的的产物，如与自然哲学相对应的文化哲学，是以人文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人文世界可分为人类创造的物质世界、人类社会的组织制度世界、人类的明晰系统的精神文化世界和复杂混沌的观念心理世界等，相应的也可产生文化科学、文化政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文化心理学等学科。人的生存可以是个体的或群体的生存方式，在其现实性上又可分为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社会按其结构又可分经济、政治、文化观念几个层次，相对应也可产生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狭义的）。

狭义的文化哲学主要是一种精神哲学，以人类的主观世界及其精神产物为对象，而这一分化方向又在发展中与古典哲学的崇高意趣在更高层面上不期而遇。学科分化与思维整合都可通往文化哲学的殿堂。

广义的文化哲学是人类生存哲学，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美学，作为文化哲学中孵化的文化美学，更明确地指向人类理想生存方式。

文化美学指向人类精神系统的更人性化的、更形式化的层面，在人类精神的知性、情感、意志的三个向度中，更偏向情感方向，在其表现形式上，更亲和艺术，在其反思层面上也靠近文化批评和艺术品评，这些特征使文化美学既与传统美学相区别，又比传统美学更明确地体现出美学的独特情趣，从容量上看，文化美学是扩充了的美学，从品质上看，文化美学是锐化了的美学。

寻求人文世界的自然基础，探索主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始终是文化哲学的主题。尤其在以自然哲学、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体系中，人文世界始终是有规则的宇宙世界中的一个环节，人类文化是自然世界的神经末梢，无论是在神话世界、宗教世界还是自然科学世界或生态世界的背景中，人类文明都是与宇宙万物血脉相连的一部分，有着不以任何个人或阶级或种族、民族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对自然敬畏的心理根基，既在人类弱势的时代产生了宗教泛化的文化体系，也在人类强势的时代产生了科学泛化的文化体系，而宗教和科学都基于对超越人类力量的客观力量（造物主或自然）的尊重，抑制了了人类妄自尊大，拓展了因人类认知能力局限和专断而形成的逼仄而封闭的精神空间。从亚里斯多德的学科体系构建，到康德、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系统，都是把自然与人文贯通一体的并强调人文服从自然原则的宏大系统，与东方哲学中强调天人合一而以人为中心，在实际思维中往往以主观替代客观，以天去合人的倾向有所区别。古典哲学解体后，无论是维柯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科学，还是孔德的社会物理学，亦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自然辩证法，舍勒的宇宙论的人类学，哈特曼的主体精神等，20世纪的社会科学体系和人文科学体系架构，均体现出探寻人文世界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即使是现象学的本质还原和符号学的抽象演绎，以及20世纪愈演愈烈的“价值哲学”（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价值科学、卡西尔的人类文化哲学（国内影响较大的译本是其《人论》）、走向生态伦理学的“文化哲学”（施韦泽），也往往力求体现出一种超越性的淡定公允，而非宗教精神、伦理精神或艺术精神的常有的热烈与偏颇。这与东方思维的人本惯性有明显的文化差异。

文化哲学通过对不同文化模式的理想与现实的张力系统的解析，对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社区、不同制度文化的文化逻辑进行揭示，包括现实主义的现代性启蒙逻辑、现代主义多元形式不断变幻的反逻辑表征、后现代的文化矛盾和文化貌似无逻辑状态（按詹姆逊的说法，后现代主义就是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对彻底改变人类生存方式，使人类从依赖自然的被动生存到依赖科技的“主动”生存（从农耕文明到工商文明）、从具体的物理生存到抽象虚拟的生存（从工商文明到信息文明）、从为己的人本的生存到负责的共存生存（从高科技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整个现代化历程的文化变迁轨迹和文化内在机制转化的动力、原因、趋向等层层揭示，对日渐庞杂的人类文明进行理性梳理和清醒反思，即使在现代科技理性的无限切割、精英文化的迷茫落寞和后现代大众文化的狂欢喧嚣中，文化哲学的总体性视野、批判性锋芒和冷静解析的洞察力仍然保持下来，并成为时代精神的前锋。

文化哲学是现代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形式，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格主义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民族革命风暴、乌托邦冲动与反思、现代性建构与批判，到后工业文明消费时代的叛逆与虚无；从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心理学、文化哲学、文化美学的一路演进；从人类学的热潮、民族学的兴盛、哲学与文艺学联盟、文化批判与文化分析在学院和大众传媒中走红，到弗洛伊德主义进入影视文化和大众话语，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理性统治的全方位冲击被低科技的第三世界思想界广泛接受，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对普通大众文化的研究导引了消费时尚，一直到2002年6月27日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关闭（标志学院派文化研究逊位），文化精神却走向和渗透民间直到底层。目前文化理论对边缘文化、亚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新兴部落（群体、社区、地域、年龄层）文化、性别文化、殖民文化、工人文化、第三世界文化、底层文化、灭绝中文化、残存文化、文化遗产等的研究日渐深入，在文化生态危机中，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同质化的大潮中，文化哲学构成中流砥柱，在解析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沙文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取消主义的过程中，把主流与支流、中心与边缘、上层与下层、雅与俗、精英与大众、强势与弱势、传统与现代、学术与商业、艺术与生活、科学理性与人文情怀等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壁垒一一攻破，文化研究的“无间道”使它成为精神沟通的立交桥。

在信息文明时代高等教育普及，文化研究一度成为最广泛的第二选修专业，在培养工具性人才的职业教育体制下，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的生存理想从未泯灭过，文化哲学探索理想生存方式，反思现实生存方式、批判异化生存方式，追求更加人性化的自然而美好的生存方式——无论是诗意生存的陶醉还是自由生存的奋斗，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内在的动力和真实的需求，因而文化哲学的生命力是旺盛而久长的。

在中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性再度启蒙，到90年代迅速进入人的哲学（人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的建构期，哲学的具体化、文化学的理论升华、社会发展的理性探索、文艺学的去意识形态化、经济政治的全球化，都在推涌一个新学科的出现，文化哲学应势而生。从功利性的纵向的文化比较，到审美性的横向的文化鉴赏，文化哲学从20世纪早期的文化出路探寻中对本族传统文化的沉痛反思和无情批判、对异族文化的警惕排斥或热烈推崇的情绪化泥潭中挣脱出来，理性的分析和审美的平和使文化从凹凸镜下逸出，去神圣化、去理想化、去妖魔化、去偏见化，文化的真实面目袒露，文化不再是民族偏见的有色眼镜下的政治漫画、也不是艺术夸张下的异域风情展览，而切实变成了科学的对象、哲学的对象，也在理性的基础上，成为审美的对象。

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重点多放在文化模式和方向的梳理分析（朱谦之《文化哲学》193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探索文化现代化道路（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文化发展模式选择、文化比较分析（《求是学刊》“文化哲学研究”专栏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文化问题（许苏民《文化哲学》）、文化学的哲学提升等方面，与中国文化实践探索密切相关，集中在文化的社会制度层面，现实性功利性较强，而从人类类意识出发、从个体文化心理角度的深入下去的研究不多，对高科技时代的文化困境和变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和杂交、消费时代的文化传播和流变等问题，思考多追随西方学者，在一轮轮的文化热潮中，现实问题的理论总结居多，真正学理性的学科建构和科学探讨不多，这对文化美学的发育的直接促进作用有限。衣俊卿的《文化哲学》点明主旨是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交汇处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分析，邹广文的《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1994）涉及审美文化与审美人生，杨善民、韩锋的《文化哲学》（2002）把中国传统哲学归结为文化哲学，对文化发生、形态、系统、主体、价值、流动、冲突、传统、未来等问题进行宏观描述，赵汀阳的富有个性的文化哲学思考，与文化美学需要的理论基础和旨趣也比较接近。

三、传统精神符号系统的解析与现代艺术符号系统的重构——文艺美学的拓展与升华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文艺美学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世界美学领域的富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之一。（参见曾繁仁《回顾与反思——文艺美学30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5）的确，文艺美学是近30年来中国文化界一个相当活跃的理论生长点，胡经之、杜书瀛、周来祥、曾繁仁等的文艺美学教程在众多大学作为教材使用。童庆炳、陶东风、金元浦、王岳川、王一川、凌继尧、姚文放等学者关于文艺美学向文化研究、文化美学过渡的论述也引人注目。

文艺美学在美学的具体化、文学研究的拓展化、艺术学研究的升华的方向上交汇而生，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新学科，西方传统诗学研究的是不同艺术形式背后共同的艺术规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仅研究史诗，也研究悲剧、喜剧，并且西方惯于将语言艺术与建筑、绘画、雕刻艺术并论，进行对比研究，这应该是典型的文艺美学。中国的艺术品评系统如文论、诗论、词论、画论、书论等也是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突出文艺美学的位置主要是强调文艺的审美特性和创美规律，以挣脱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突出文艺的相对独立性，打开其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文艺美学学科建构、发展，直至进入学科体系，成为目前不少大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取得引人注目的学术成绩，并带动了人文学科整体的活跃。

文艺美学的“重生”是对美学的哲学化（抽象化）、社会学化（政治化）、心理学化（科学化）、文本细读和语言分析化（细碎化）、大众文化研究（通俗化）等发展方向的一种反拨，既是一种从宏大叙事的高空降落，也是一种从感性体验和技术性环节的升华，保持了宏观视角，又贴近文艺实践，是极具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方向。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美学，是强有力的扩张，文艺美学走向部门艺术美学，是内行看门道的深化，文艺美学在美学(艺术哲学)、文艺学、艺术学的旋涡中积聚能量扩展论域，势必与文化美学不期而遇。

从文化美学的角度看，文艺美学中文化研究是基于艺术文本的，这是精神文化系统的次生物和衍生物，同时，也是在文化资源、思想原材料、艺术原创产品基础上的精神深加工过程，文艺美学对于提升文化理解力、文化鉴赏力、文艺创造力等方面有重要功能，也是沟通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重要桥梁，还是突破显性意识形态控制、揭示隐形意识形态实质的锐利思想武器。文艺美学是介于文化批判和艺术批评之间的理论形式，目前文化美学主要有三个发展向度，即文化生态学（哲学美学方向）、文艺美学（艺术哲学方向）、生活美学（实用美学方向），文艺美学是其中的与传统美学和精英文化及大众品位都息息相通的中间环节，是文化美学中极具张力和潜力的环节。

传统文艺美学与哲学美学区别，突出其艺术特性，注重情感（内容）和形式（技巧）方面的普遍规律研究；现代文艺美学与生活美学拉开距离，突出其精神性质、人文情怀、精英理念和艺术个性，与受工业化和商业化生产消费模式影响的大众生活审美化潮流谨慎交流，保持独立性，因而体现出身居时尚中心而心向超越之境的美学追求。一方面，文艺美学从哲学美学的理论宝库中吸取方法，成为文化美学中生动活泼的分支；另一方面，文艺美学擅长以成熟艺术理论模式研究新生文化现象，给物质世界赋予意义光环、把生存方式纳入行为艺术，把工业生产引向艺术设计，把文化消费引向审美创意，把艺术创作引入日常生活，进一步模糊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不是通过放低文艺姿态，为工农兵服务，实现艺术下乡；而是通过提升生活、美化生活、普及美学、拓展艺术来促进诗意生存。

文艺美学在对艺术产品系统的整理整合的过程中，保存了语言艺术辉煌时代最精致的精神成就的深度精华，并在新视听时代的音像艺术、数字艺术的发展中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今天的物质世界的文化化、大众文化的精致化、传统艺术的现代化、现代艺术的生活化，都与文艺学、文艺美学的发展相辅相成。

文艺美学的兴盛也是文学和艺术发展进入高度自觉阶段的标识。大规模的艺术社会化、机械化、产业化生产，与艺术产品大规模的商业化、市场化、大众化的流通和传播，或者文化工业与文化消费，均需要系统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技术支撑，以及广泛的群众共识基础，这是在发达工商文明和信息文明基础上奠定的精神生产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按照美的规律生产、以艺术化方式生存，成为大众文化目标。文艺美学应时代之需扩容和转型看来势不可挡。

这是一个生活美学普及的消费时代，不再是特权阶层和精英阶层才有生活美化的愿望和能力，才有引领时尚代表时代的资格，而是各阶层、各民族的文化理想和生活方式都可能在美学趣味和文化品位中占据一席，这种生活美学理想，与柏拉图的政治美学理想，各大宗教的宗教美学理想、儒家的伦理美学理想，乌托邦的社会美学理想、高科技时代的生态美学理想等，应该说是等值的文化美学理想。

这是个艺术走向日常生活的时代，都市中心的剧场舞台展馆萎缩，家庭中心的银屏、展台、网络兴盛，掌中手机信息传递替代纸媒，艺术品作为生活用品进入视界，作为消费品满足精神需求，艺术的神圣性神秘性消失，生活本身成为演出，节奏性、色彩感、诗情画意、戏剧性、银幕形象、叙事技巧、创意设计、广告效果等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成为生存技能和形式，每个人的生活都成为一次次出场，人人在努力成功扮演角色，社会搭台，个人唱戏，时代脚本都市舞台时尚套路明星示范，与好莱坞梦工厂的制作有类似性。艺术复制品在客厅卧室甚至厨房卫生间摆设，与人们零距离接触，美学规律不再是秘而不宣的高深学问，而成为技术流程和生活常识，生活艺术化的浪潮使脱离生活的艺术成为博物馆艺术，接受美学成为当代美学的主流形式，艺术不再为生活导航而致力于为生活服务，这改变了文艺学的中心和原则，使文艺美学的精英标准与大众文化产业和市场的时尚标准成为日渐分化的两极。

从文艺美学的发展来看，有三方面的探索对文化美学有重要意义：文学史写作中审美标准的变化、审美现代性探索、审美意识形态研究。

文学史和艺术发展史的写作是对精神生产状况的反思和整理，并对以后的精神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中逐步淡化政治标准，突出审美标准，是精神走向自由的一段艰辛历程。而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则与中国开放进程中在精神上与国际接轨的愿望相通，与文艺学领域的人文精神相辅相成。审美意识形态则是一个进退自如的范畴，在西方当代美学中揭示大众文化中隐蔽的意识形态控制性是先锋思想，在中国语境中强调审美在意识形态系统中的特殊性，模糊阵线以求得生存，为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在主流文化控制之外的生存发展挤出空间，则成为学术策略。事实上，德国浪漫主义、英国新批评派、俄国形式主义、中国的美学超越等，都是在严密而精致的保守文化系统中的突围之举，以退为进，远交近攻，从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劳动者服务，到文艺为市场服务，传达中产阶层趣味，其实不过是扩展而非对立对抗，文艺美学的自由追求是在散漫中顺流而下而实现，缺乏崇高的人文承当，但从文艺美学到文化美学的拓展依然卓有成效。

还应该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美学中，艺术与生活、文艺与社会、文艺与文化的关系本来是一体的，文人与文艺的作为伦理和政治的工具性功能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极力强调的，这种语境下，文艺的相对独立性的建构一直比较困难，文艺美学的疏离就是一种消极对抗，这与西方独立精神系统与社会现实力量抗衡的传统大相径庭，因此西方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的回归生活关注现实服务大众的倾向，在当代西方文化中是现代性后现代性十足的文化革命，而对于中国文化系统而言，思想的纯粹理论空间的开辟、文艺的独立性地位的奠定，审美价值的强调，审美意识形态特殊性的厘清，精英品位与大众情趣的各趋其极的自由发展，新媒体艺术对传统文化疏离等，也具有强烈的文化革命意味。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固然得益于因翻译发达而几乎同步的全球化时代的当代文化研究，对中国文化系统稀缺而现代化进程必需的西方古典美学、近现代美学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图像艺术、声音艺术、广告艺术、文化产业和市场的研究，在文艺美学的的发展中越来越成为新兴热点，在文学、绘画、书法、园林、音乐、舞蹈、建筑、雕刻、服饰、美食、养生中发展起来的传统美学范畴系统，在经济美学、社会美学、生态美学的大背景中不断拓展。中国文艺美学在文字语言艺术优势渐失的新视听时代进入集大成的总结提升期，在精英文化趣味被通俗文化冲击渐衰的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时代进入理论上逻辑建构的黄金期，有点类似清末学术的回光返照式的辉煌，有点“最后的贵族”的无奈和悲哀意味。

在中国，文艺美学发端于文学美学，兴盛于艺术美学，滥觞于生活美学（实践美学植根于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对应于社会美学、经济美学、科学美学与日常生活美学）。文学美学的优势地位突出，这是语言文字时代的烙印，前文字时代的符号系统是混沌一体的，身体语言、声音语言、图像语言、物化语言发达，文字时代则大大强化了语言的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运算性，使思维有了飞跃性发展，后文学时代的符号系统再度混沌，统觉性语言、多媒体媒介、网络化传播、文化系统杂交成为时代标志，全球化时代文化符号交流的重心在表象语言而不在贴近心灵和精神复杂现象的文字语言，绘画、音乐、建筑、雕塑之类直观的无国界语言更具交流融合优势，文字的逻辑性、理性与数字技术结合成为文化的内在结构，可构成信息文明时代人们的思维背景。文艺美学在精神系统与大众生存方式之间架构了桥梁，在历来重视文艺教化百姓、引领社会变革功能的中国文化系统中，文艺美学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艺美学在文化美学的发展中，总处于前锋的位置上。四、从艺术哲学到文化美学——美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梳理这部分资料时，我注意到了这篇文章：斯洛文尼亚科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第14届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原世界美学学会会主席，阿列西·埃尔耶维奇(1951-)的《美学：艺术哲学，还是文化哲学？》（席格译，《郑州大学学报》2003/2），应该说这是一篇有中国人惯见的宏大叙事风格的、同步梳理显现当代西方的一些重要美学主张的文章，在他看来，美学作为艺术哲学在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已达到高峰，“黑格尔的美学与艺术哲学的一致性和以艺术代替自然作为审美反映基本目标的观点，标志着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因为它不仅把美学当做艺术哲学，而且通过减少它的主体——艺术——的历史重要性，揭示出哲学理念与感性形式关联性的终结。”（这一终结也预示着“艺术的终结”，当然是传统艺术在高科技时代的终结。笔者注）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立场的文化批判阻滞了对大众消费文化的正面理解和客观分析，欧洲文化研究倾向于把文化看作不同阶层的意识形态冲突的表达（社会政治性质的，笔者注），直到鲍德里亚才从中立观点研究文化现象（经济科技性质的，笔者注）。而被中国人认为是后现代主义代表的詹姆逊，阿列西·埃尔耶维奇指出其具有“令人惊异的传统性”和“黑格尔主义的背景”，并且在精英性质的现代主义艺术和大众性质的后现代艺术之间陷入理论困境。“对詹姆逊而言，这应该是一个理论的失败，而利奥塔则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准确而清晰地讲出了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主要特征。”需要公认的现代艺术家被只需自认的后现代艺术家挤出文化市场，高雅艺术被大众文化替代、批判性精神让位于肯定性消费文化，“也许艺术已经失去了它批判性的、揭示存在本质的功能，但即便如此，这种‘艺术终结’的事实也不得不被关注、被阐释，并以哲学的方式做出回应。”“由于文化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各种文化哲学（更多地作为一种理论上的自我省察而不是科学性的文化研究）必定会得到发展，而且像本文所展示的，它已经在发展着。但值得谨记的是，真正的哲学总是一方面保持着它与自身历史和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保持着它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本质。只要在这一脉络中继续努力，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一个‘文化哲学’王国的出现。”

用这么大篇幅来介绍这篇文章，是因为这是一篇全球化时代东西方学术视野融合的作品，本身是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它的解释力和阐释空间超过了作者的民族文化背景。这正是文化美学的情趣和品格所在。

西方美学在中文翻译视野中（翻译资料的选择和异质文化的传播总是不可避免带有他者的需求、想象、误读、裁剪、改造的痕迹）呈现出一个重心不断迁移的发展序列：从美的本质论（哲学美学、神学美学）、美的认知论（哲学美学、科学美学）、审美体验论（心理学美学）、审美实践论（社会学美学，伦理美学、政治美学）、到审美经验论（生活美学）、审美价值论（文化美学）、审美传播论（接受美学）。研究重心从艺术形式、理念形式向实践形式、生活形式、意义形式过渡，分析重点从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创作向艺术欣赏、艺术受众、艺术产业、艺术市场过渡，艺术泛化、美学开放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作为一个学科，从鲍姆嘉通创立的感性学、康德的对应情感领域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均把美学作为精神体系的底座；现象学美学试图探索探索主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形式主义美学、科学美学、分析美学等也走在利用科学方法研究人文艺术的路径上；符号学美学则拓展了艺术领域，把所有精神形式一体化，开辟了当代美学新视野，解释学美学、经验美学、接受美学、生活美学、文化美学、传播美学等才可能在“艺术终结”、“美学终结”的黑暗背景中走向前台。看得出来，当代西方美学自创立以来正从感性美学发端、走向理性美学极致，又走向超理性的新感性美学的境地；美学从精神系统中分离出来，不断裂变拓展，经由分析美学的峡谷，走向文化美学的开阔地。

文化美学作为美学的的新形态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与全球化时代、高科技思维、后现代主义、新视听文化、网络传播媒介等息息相关，古典时期的靠悠久时间打磨的精致艺术衰亡了，现代时期的靠理性构建的精神摩天大厦坍塌了，在时空浓缩的后现代时期，科技创新与文化寻根的双向反向拉伸，使文化迅速平面化、世俗化、物质化、机械化、生活化、商品化、一体化，精神深度高度的丧失，与精神广度的扩张以及大众精神发展普遍水准提升（信息文明时代高等教育普及）是同时进行的。物质生产和流通在引入美的规律（如设计与广告的普遍应用），物质生活形式化和意义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精神生产和传播则丧失个体创造的整体性和情真意切，走向批量生产、集体流程作业的的冷静规范，精神生活也失去个体心灵的隐秘和集体信仰的崇高而走向取悦感官的通俗化娱乐化。

事实上，人类的物质生存与经济科技挂钩，变动迅速（超前性），往往生存方式已改变而意义解释姗姗来迟，体现出“文化无意识”的特征，革命者、时尚风往往来自基层。而精神生存与社会机制文化传统联动，有相当的稳定性（滞后性），在后工业社会，精神领域中体现的恰是工业化、商业化时代的典型特征。后现代文化的“反文化”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但马尔库塞的新感性、贝尔的新宗教、哈贝马斯的新理性、利奥塔的新话语、詹姆逊的新美学逻辑等可能的拯救设想也在被所向披靡的后现代文化蚀解消解中。

在解构风潮造就的精神空场中，20世纪80年代英美文化界流行的新历史主义则一反语言学转向的冷漠、形式主义分析的琐屑、解构主义的虚无，重现社会政治批评的锋芒、历史文化语境的温度、思想意义的整体性系统性，在一片嘻哈游戏风中体现出久违的可贵可敬的建构性，又不同于旧历史主义的线性历史观的简单、独断论的专制、乌托邦的虚幻，而是发展出一种利于反抗美学技术化（文本中心、语义操作），重现美学人文性（主体自觉自主、破除隐性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历史诗学”。其中格林布拉特（1943-，美国柏克莱大学教授）的“文化诗学”（代表作《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1980），从心灵史中看自我意识塑造和人性发展，在历史语境中探索文学解码和心灵对话，将文学的文化研究内化（中国文艺学领域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是文学的外部研究）；海登-怀特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对历史文本的诗意深层结构、预想形式及表达形式的研究，打破了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界限，真正实现文化思维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可以说，“历史文化诗学”是文化美学的一种重要形态，而新历史主义的艺术批评是文化批评（文化美学的实践形式）的重要范式。

在文化美学的建构中的精神版图中，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文化、东方文化）、女性主义（第二性文化）、青年文化（新生文化）、新媒体文化（视觉听觉文化、网络文化）等都是在文化民主主义浪潮中新获独立的生机勃勃的精神部落，是挑战中心文化的边缘力量，是反抗精神统治权力系统的革命先锋，其美学主张和审美趣味带有明显的反主流、反精英、反本质、去中心的颠覆性质，与从西方发达社会精英文化中生发的以反思和重写现代性为主旨的后现代主义殊途同归、心心相印，这真是历史的反讽、文化的喜剧、精神的悖论，巨有审美意味。

中国美学的发展深受西方美学的影响和导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美学作为改造国民性和促进新文艺的武器引入，崇尚文治传统的文化背景使美学功能放大；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体制建构中的活跃多变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争取存在权利，美的主观论、客观论、主客观统一论、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论等论点带有那个时代的哲学话题话语的鲜明印记，而美学的超越性、自由性和潜在反叛因子也注定其格外引人注目。20世纪80年代美学成为中国大陆现代性二度启蒙的先锋，美学热既带动着西方精神文化的全面输入，也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精神走向。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蔡仪、王朝闻、蒋孔阳、吕荧、高尔泰等当时有学术明星之态，一如今日之易中天、于丹。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影响至今犹存，所谓新实践论美学、反实践论美学、后实践美学等均以继承或批判其为理论起点。

在关于美学史的基础性系统研究工程中，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奠定了研究基础，李泽厚主持的美学译文丛书影响深远，汝信主编的四卷本的《西方美学史》（2005-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集老中青三代学者8年之力，代表了目前中国学者对西方美学的了解和研究水平；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方面，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人气够高，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和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成了报考美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本，而叶朗主编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19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初步梳理集合驳杂浩繁的中国美学资源，对以后的深入研究有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石”（方法）尽可以取之各方，“玉”（观念）一般还是出于本土的，尤其从文化美学的观点看，美就是一种文化趣味，知识系统可通行，情趣心态却难致，中国学者在世界美学大会讲西方美学，多半像大山（加拿大人马克·罗斯韦尔(MarkRowswell)的中文名字）在春节晚会说相声，虽然笑声喝彩声不断，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即便语言完全不成问题，如海外汉学家、唐人街的香蕉人，北京胡同里的中国通，要想在理性层面和感性层面、有意识的部分和无意识的部分把异质文化融通，那也是相当困难的，文化杂交新种诞生需要时间和环境的长期作用，还得有那能活命的内在生机贯通。中国美学家的成就可能还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思想建构中。如王国维的意境美学开山，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艺境》等辟路，钱钟书的《管锥篇》、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等颇得中国美学神韵。近30年来，中国美学家的构建美学体系的勇气和热情一直高涨，如美学讨论四大派之后，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情感本体论，张立文的和合美学、周来祥的和谐美学等有一定影响，另外，以出版专著自觉命名为标志，方东美、潘知常等对生命美学的论述，朱立元、朱志荣等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建设，刘悦笛对生活美学的探讨，徐恒醇、袁鼎生等在生态美学方面的研究，以及邱紫华的东方美学史框架，杜书瀛的《价值美学》的分析等，都体现出中国美学发展的潜力。在全球化时代美学转向“多元文化对话”、“文化间性”的背景下，这些有民族文化特质的美学思考可能会成为中国文化美学的有机构成成分。

五、全球化背景中的社会现代化与消费时代的生活审美化——文化美学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门人文学科的生成有其学理基础，但不是精神魔方游戏组合的产物，而是在现实土壤中逐渐壮大的精神生命的瓜熟蒂落，有其现实需求、现实内涵、现实形态。

20世纪70年代后，人类文明进入高科技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的支撑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知识经济、电子政务、网络文化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产、社会组织、精神交流的方式，精神世界的客观化、物质世界的意义化、科学艺术的实用化、日常生活的形式化、宗教哲学的娱乐化、地域民族制度文化界限的淡化，虚拟世界的影响实在化，人类抽象生存的重要性超过了具体生存，精神本体的决定作用使人遗忘了自然本体，人类文化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进入全面失衡的危机，高度自觉下的高度风险更显触目惊心，文化的反思和重构成为必需。现代文化的理性批判、后现代文化的情绪性反抗均源于此。

同时，全球化浪潮席卷了地球上大多数国家民族，经济一体化、政治国际化、文化世界化，人类的类意识、类情怀觉醒，新新人类在网络世界成为国际公民，网络文化影响现实世界的力量对比，现代化进程中并不同步的历时态文化共时态并存，激烈地竞争生存空间和时间。西方现代文化的危机，和东方文化在信息文明阶段的可能优势，模糊了文化进步的线性图景，文化中心论、文化霸权意识、文化优越论、文化劣根性等文化成见勾画的精神版图在不断变幻、不断否定和突破的过程中，人们更习惯于用审美的眼光对不同的文化进行观光猎奇欣赏游历，发现不同生存方式中的不同文化旨趣的独特价值。

随着基础生存问题的解决，人类社会由生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人类在生产中不自觉地形成的工具意识被消费中的主体意识替代，购买商品成为组合资源重建生活方式的富有创造性的活动。衣食住行游戏交往发展到高级阶段均趋于形式化、艺术化，生存成为表演，社会成为舞台、精神文化成为娱乐资源。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行为艺术家，艺术成为商品，艺术家成为服务者，美学成为生活常识。艺术已消融于生活，美学也无法继续执着于精神世界的提炼提升，而直接转向生存审美。这一转向的初级阶段是感官娱乐，但不会总停留于此。

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系统化，当人类生存方式发生如此彻底的质变：物质生存、社会生存、精神生存都改变了其基本样态和原则，人类的价值观、文化观必然随之变化，而人们的审美情趣、标准、方式、成果发生改变也顺理成章。

文化美学是信息文明时代的产物。科技理性对审美的深层统辖，视觉文化对精神世界的全面颠覆，新媒介对传统文化的隔离和萃取，虚拟世界对原生态自然的戏仿和重构，青少年文化对成人世界的批判和消解，等等，迅速拉开了传统文化与新生代文化的距离，新生存方式带来的新美学观，在酝酿新型的极具速度感、穿越空间、打通文化屏障的新艺术，并通过网络迅速流布。一些“亚艺术”形态在世界各个角落流行，如时装、饮食文化、通俗歌曲、街头舞蹈、广告、美容、环境设计、涂鸦作品、卡通形象、城市建筑雕塑、影视大片、游戏方式、娱乐节目、文化旅游等，消失了文字靠近心灵的深度，也避开了难以翻译的精神韵味，直接震撼感官、俘虏情绪、裹挟思维，在大众狂欢中实现精神帝国的扩张。

文化美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产物。人类文化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矛盾全面爆发，自然系统难以支撑现代文明发展模式，人类在消灭了所有天敌后成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最大的难题。自然生态平衡观念扩展到社会生态平衡、文化生态平衡的概念，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的保留成为异质文化相互制衡中降低风险的制胜法宝。对不同文化系统、模式、类型、性质、层次的文化进行审美观照，成为当代人精神素养的标尺。

文化美学是超理性的，呈现出感性风貌，却带有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的凌厉。

文化美学是超历史的，呈现出历史情怀，却带有指向未来的决绝和冷静。

文化美学是超民主的，呈现出平等意识，却贯彻适者生存的精神生态界的铁律。

文化美学是超自然的，呈现出回归渴望，却坚定不移人文世界建构、人本理念外化的方向。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仍在进行时，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化景观并呈，文化遗产要保护、文化现代化要加速、文化发展规划要科学合理，新旧混杂，中外交织、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融合与分化的引力斥力相当，文化矛盾格外复杂。这是一个很难拉开审美距离来考察文化的时机，又是一个必须以尊重文化差异性为前提，同时必须以先进文化替代落后文化的发展契机。文化审美的标准是在核心价值观主导下形成的，后现代式的去中心等量观，会消解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而现代性的功利原则，又会不可逆地破坏难以再生的文化资源。这是文化美学的两难境地，也是文化美学被迫切需要的发展机遇。

中国目前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化浪潮，城市规划、都市美学、设计艺术、商业景观等，迅速涤荡田园梦、农业景观、自然审美情趣、慢节奏生活韵律和配套的古典艺术境界，因后发型现代化浓缩了两次现代化的自然进程，工业化和信息化并建，往往现代审美情趣尚未立稳就被后现代风潮扫荡，工业文明景观尚未被审美消化就在城市改建中消失，结果形成前现代的乡野情趣与后现代的雅痞风格直接对接，而崇高的现代性的理性大厦则无处容身，形成文化转型期特有的精神犬儒现象。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在巨变中解体，2009年城市人口已超过农业人口，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社会建构、文化结构、心理结构的变化，对艺术和美学的发展影响甚深。文艺领域中精英品位往往带有农耕时代的文人情趣士人情结，而都市文化表达又偏于物质审美、身体反叛、情绪抗争的浅俗平庸，精神贫血致使真正具有现代性（而非简单模仿现代手法）的文学艺术作品很难出现，文艺批评的过度阐释也无济于事，文化美学发展在社会文化现代化的瓶颈阶段也遭遇瓶颈。

文化美学是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而伴随国家实力增长，百姓生活水平整体提升，中国民众的文化消费正在迅猛增长。但目前文化消费高度集中于文化教育（投资未来）、文化娱乐（即时享受）领域，使文化功利性盖过文化的超越性，低端的文化消费替代了高端文化提升，文化审美情趣粗糙，不利文化的健康全面发展。

其实，由于历史原因，国学传承一度断绝、西学传播一度受阻，我们这几代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化情趣显然低迷，即使是文化人也难免偏狭（受教育国际化之惠，90后的年轻一代的文化营养较合理平衡）。而中国传统的生活艺术和文艺品位曾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深和精致的水平，自成系统，可称为诗意生存的范本。如《闲情偶寄》中体现的生活美学成熟观念，文艺品评中的精致品味，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标明中国文化美学有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可供开发利用。

目前，中国文化体制的改革、文化产业的建设、文化市场的完善、文化商品的流通、文化政策的调整、文化管理方式和文化运营机制的变化，均在为文化美学积蓄精神资源和动力。而渗透到百姓生活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风潮”为文化美学的应用传播，打开了广阔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美学可以在社会现代化和生活审美化的双重推动下走向辉煌的内在动力。中国的文化美学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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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篇6

【摘要题】科技与文艺

【正文】

一、反生态的技术之网

我们生存在一个被技术笼罩的时代。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博得有关人士的青睐与崇拜，同时又暴露出致命的反生态倾向，构成人类无法回避的“技术圈”或“技术网”。

现代生态学家将地球生态环境逐一划分为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生物圈、文化圈、技术圈等。人类生存在技术圈之中，就像依存于大气、水土一样。例如《只有一个地球》的作者提出，地球上的人类“在技术圈中共存”（注：〔美〕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所谓“技术圈”盖指构成群体共同生存基础的技术体系；在我看来，也就是笼罩人类生态的技术之网。

在当代世界上，技术之网无孔不入地操纵着人类的衣食住行、生产建设、经济贸易、文化娱乐各个方面，乃至武装战争、走私贩毒，的确就像一张巨大的罗网笼罩着人类，因而技术圈也就是一种技术网。现代人广泛地使用技术，依托技术网而生存，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加大了技术网的强度。人们在观念上或者过分迷恋技术，或者以为技术不过是一种手段，往往忽略了技术网的另一面。其实天下事物皆有阴阳或正反两面，技术也不例外，它既有有利于人类生存的一面，也有反生态的另一面。

我们不妨以网罗技术为例来反思这种利于生存与反生态的两重性。

渔猎用的网，是人类早期发明的技术之一。“网”，或“罗”，合称罗网、网罗、网罟（罔罟）等。网罗技术一开始出现，就具有利于生存和反生态的两重性。传说伏羲发明网罟。《周易·系辞》记载，伏羲“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在半坡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网坠证明网的使用至少有七千年历史（注：刘岱主编：《永恒的巨流》，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7页。），其时期大致与传说的伏羲时代相应。先民处在原始蛮荒之中，出自生存本能的需要，发明了网罗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捕捉鸟兽虫鱼的能力，部分地改变了原始生态，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了不起的创造。因而人们颂扬伏羲说：“羲皇之初，天地开元。网罟禽兽，群黎以安。”（晋代傅玄《羽龠舞歌》）高度肯定了网罗技术对人类生存的意义。

尽管网罟在古代的生产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发现，网罟出现在古代歌谣中极少是正面形象，而常常是一种危害生命的凶险处境的代名词。例如《国语·周语》引民谣说：“兽恶其网，民恶其上。”南北朝诗人鲍照的《代空城雀》诗写道：“高飞畏邸鸢，下飞畏网罗。”这是由于网罗捕杀了大量的生物，并且被权势者效法而造出一种治人的权术，因此成了人与动物畏惧、仇恨的对象。唐代诗人杜甫曾在诗中指出：“前王作网罟，设法害生成。”（注：杜甫：《早行》，《杜诗详注》第五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62页。）揭露了网罗反生态的危害性。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网罗，是否还需要技术呢？古往今来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技术限制论，认为滥用技术会破坏生态，主张有限制地采用技术达到功利的目的。例如在大禹的时代就有了限制网罟的措施。古代《逸周书》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要求适时渔猎，保护自然生态。再如《国语·鲁语上》载有春秋时期鲁国大夫里革断罟的故事。其中说：“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鲁宣公在禁渔的夏季派人在泗水下网捕鱼，里革闻讯赶去阻止，斩断了网罟，并以古训批评宣公，被称赞为“良罟”。儒家学者孟子和荀子都主张按自然季节禁网和适当地用网，使“鱼鳖不可胜食”（《孟子·梁惠王上》）。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反对网罗技术。时至今日，所谓“环保”机构仅仅对明显污染环境的技术作有限的限制，基本上是沿袭这种功利的主张。

另一种看法是技术否定论，认为技术本质上是反生态的，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人为的技术。中国古代反对技术的代表人物是道家老子和庄子。老子连车船技术都反对，说：“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庄子把网罗技术称为“网罟之患”或“网罗机辟之患”。他站在动物的立场质问道：“夫丰狐文豹……且不免于网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庄子·山木》）庄子替遭受网罟之患的动物申诉不平，批判了网罗的反生态性。网罗技术的终极目标是捕捉一切生灵，使之丧失自由，失去生态。近代工业技术与高新技术破坏生态的严重性远远超过古代的网罗，使人更清醒地意识到技术与生态的对立。现代生态主义者认为：“新技术得到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引起公害或者肉眼所能看到的危害。”（注：转引自〔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代表了否定技术的观点。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技术之网的反生态倾向与文艺的生态危机

但是，技术限制论限制不了技术的过度扩张，技术否定论也否定不了技术的存在。在现代工业飞速发展的形势下，20世纪中叶在西方出现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能够革新资本主义，带来全民幸福。于是高新技术被尊为无冕之王，人们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实行技术专利，构筑技术网罗；影响遍及发展中国家，争先恐后追逐高新技术以之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当高新技术使人类的许多梦想成真的时候，当白领们追随富豪空前地享受繁华的时候，恐怕难以接受技术反生态的观点。但是不久前发生的恐怖袭击美国的9.11事件粉碎了技术决定论的幻想，使技术的反生态性暴露到极致。美国的世贸中心摩天大楼正是现代高新技术反生态的代表作，一是由于它的建造耗费了巨大的自然资源；二是它的存在加剧了金融垄断和社会畸形；三是如此摩天危楼将数万人一层层地隔绝在百丈高空，这三点都是对人类生态的破坏或扭曲。而这两座以现代技术违反生态而建造的摩天大楼，偏偏遭到反生态的现代飞行技术的恐怖袭击，一朝酿成千万人的悲剧，形成巨大的生态灾场，“具有超越灾区殃及全局的危害性质，具有惊人的穿透力和震撼力”（注：齐长明：《用灾场学说看金融风暴》，199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这场灾难给人类的打击将成为一个永久的话题。

论文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技术之网的反生态倾向与文艺的生态危机来自

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引起人们深思：为什么这场生态灾难借助了高新技术，并且引发继续破坏生态的高新技术大战。为什么人类自己编织了技术罗网，又不幸落入网中，而自食技术的苦果。

二、被网住的文学艺术

众所周知，技术与艺术本是同根生，原本共同产生于原始人类的谋生活动。早期艺术混杂于技能，技术被视为巧艺。从人类学和字源文化的考察都可见二者的亲缘关系。从汉字来看，艺术的本字“艺”的甲骨文像一个人精心栽培农作物。《说文解字》：“艺，种也。”其本义既是种植技术，又是一种生态艺术。从拉丁语来看，“艺术”一词本于工艺制作。海德格尔曾指出：“希腊人拿技术命名的，不仅是工艺的活动与技巧，还有心灵的艺术和美的艺术的活动与技巧。”（注：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无论中国或西方，艺术和技术都有共同的渊源，都曾称为技艺，由于其主导倾向是合于自然生态的，因而可以说，早期技术是艺术化的技术。

但是随着社会分工与文明演进，艺术与技术分道扬镳，在各自的领域拓展空间，逐渐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个尖刻强硬，一丝不苟，实用重利，严厉无情；一个天真活泼，充满生气，婀娜多姿，顾盼生情。在残酷的政治和商贸战争中，柔美的文艺女神缪斯当然敌不过剽悍的匠神赫费斯托斯。于是，文学艺术逐渐陷入全球一体化的技术罗网。值得我们思索的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技术与艺术的分野？又是什么原因使文学艺术陷入罗网？

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曾经被忽视的生态。由于不同的生态处境或者说面临环境的不同生态取向，使艺术与技术分道扬镳，技术的反生态倾向逐步突出，而艺术则面临生态危机并陷入罗网。

首先，文学艺术的传统形式发生危机。高新技术的手段不可阻挡地促使文学艺术变换形式，从制作到传媒，从表演到欣赏，几乎全被现代技术之网笼罩，诸如电影、电视、录音、摄像、电脑绘制、电子印刷、电子音乐、电动舞台、激光、遥感、卫星转播等，乃至生物基因技术都侵入文艺领域；而许多传统的文艺形式或被取代，或遭到严峻挑战。

其次，文学艺术的定义发生危机。随着现代技术的产业化，带来了艺术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世俗化。资本垄断操纵着大众欣赏趣味的变化。例如好莱坞的色情或恐怖大片，摇滚音乐、朋克族与狂欢派对等大众文化，直到电子游戏、网络世界，使窃窃私语的文学纳入全球一体化的罗网。文化工业的垄断者诱得一片沉醉和莫名其妙的叫好，却令人担心文学艺术蜕变为反文学、反艺术。

其三，参与文学艺术的人自身的危机。电子技术、信息技术、航空技术、原子弹技术、生化武器技术、基因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化造成的全球生态危机引起人性的异化与精神失常。失去生态平衡的人们日益孤独、惶惑、无处栖身、无家可归。

三、网络危机与生态诗学

文艺的生态危机其实就是人类的生态危机，也是人类所发明的技术与网络的危机。当前最明显最流行最有代表性的高新技术之网可以说是计算机网络。这种新兴的网络技术是否也具有反生态倾向？怎样看待这种网络化的世界，是文艺学与生态诗学不可回避的课题。

仅就流行的网络技术来说，目前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以所谓“网络新新人类”为代表，他们自称“网虫”，认为网络是自足自律的世界，“网络给思想最大的自由”（注：《网络新新人类》，《畅销书摘》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9期第67页。）。这不过是技术决定论影响下技术迷恋者的看法。另一种看法与之完全相反，认为“网络是人性的围墙”，“是传统文化的杀手”，甚至“建议现在就炸掉该死的网络”（注：《精神生态通讯》2001年第4期，摘自柏树林：《人类的天罗地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技术否定论者的观点。第三种看法把计算机网络视为一种先进的工具，在使用的同时对网络技术忧喜参半，主张适度地发展。这是技术工具论与技术限制论的观点。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技术之网的反生态倾向与文艺的生态危机

我以为，将网络说成是最大的自由世界过于夸张，完全否定或封杀网络也不可能，如何限制高新技术的发展尚未找到可行措施。与这些看法不同，是不是可以寻找另外一种途径，从是否适宜于人类生态的角度来看网络技术，探讨其文化倾向，思考技术何为，艺术何为，并将它们作为生态诗学的一种研究对象。这也许是较有意义的一种选择。

首先，有必要正视网络技术的存在及其危机。互联网既然是一种高新技术，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反生态倾向和自身的危机。尽管网络技术给上网者带来许多方便，具有超越空间、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等多种优点。但是我们对网络技术引发的生态危机决不能掉以轻心。网络技术的危机至少表现在这样六个方面。其一：这种高新技术产业大量消耗着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并造成各种已知的和未知的污染。其二：这种高新技术产业使跨国资本主义财团赚得巨额利润，加剧了世界上的贫富分化、生态失衡。因而一位美国批评家称因特网“是一种电子殖民主义”。（注：转引自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其三：这种高新技术特别容易遭受高技术的袭击，据报道，“计算机与网络信息安全成为2000年美国甚至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注：《迈入新世纪再看2000年》，原载2001年1月《科技日报》，转引自《新华文摘》2001年第4期。）世界上的商务网站与官方网络系统已经遭受计算机病毒与黑客的频繁袭击。其四：这种高新技术为欺骗与误导大开方便之门，仅就所谓网络文学而言，实际上其中充斥着垃圾，使上网者浪费时间与资金。其五：网络技术产业的垄断者挖空心思地诱惑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长时间上网，从而引发电脑病，危害身体健康。其六：网络技术加剧了精神生态的危机。有人认为，“网民所畅游的网络世界是自足自律的”。其实“网虫”们只能在虚拟的世界“畅游”，其自由十分有限，结果是深陷网中不能自拔，与社会隔膜，使人性畸形。更危险的是大众对技术的迷恋会导致技术控制与技术统治，结果物极必反转而产生技术恐怖。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篇7

论文摘要：本文试图在自己理解的生态批评与文学现代性理论体系中，寻找两者之间联系，并尝试性进行阐释。

生态批评作为现在国内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显学之一，已经成为众多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者关注的焦点。但是浏览一下国内专家众多论述，大多是在谈论他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一些批评原则，或者持相反的意见，对其"生态中心论"进行批评，但是很少有把生态批评与另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文学现代性"联系起来论述。至于国外理论界，本人限于资料和信息以及外语水平的不足，不敢妄加判断，但仅仅就现在翻译过来的文章我还没有注意到有人涉及到这一点。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两者在当今中国都处于摸索阶段，还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理论体系，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两者也是出于起步阶段，因此很难统一起来去论述。本文本着尝试的态度，试图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加以论述。因为两者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的不统一，所以在论述这两者的关系之前我必须阐述一下自己对于两者的观点，然后在我认可的理论体系范围内进行论述两者之间的联系。

（一）文学现代性

首先我将讨论一下有关文学现代性的问题。

在这之前必须对"现代性"加以定义，这是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因为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人的想象，它的使用范围涉及不同的领域，它们在不同的情境中表达的意思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它已经成为文学和审美批评领域、历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众多领域的一个关键词。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集最相矛盾的词义于一体的十足的杂音异符混合体。

如果按照法国人伊夫·瓦岱的说法，"现代性"这个词在法语中最初的用法至少有三种："可以表示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以一种完全抽象的方式表示现代性事物所具有的特性"；"立足于审美层次"。p22⑴至于其他的论述我认为百变不离其宗，差不多就是在这三个范围进行扩展和理解。我真正认同的还是波德莱尔的那句名言"现代性，就是那种短暂的、易失的、偶然的东西，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内容是永恒的、不变的"p424⑵我认为这句话用诗性特有的包罗万象的语言，淋漓尽致的道出了"现代性"的所有内涵

在此我也可以借用一下他的这一说法来界定一下现阶段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现代性"的探讨大约也可以分为三点。一是认为只要进入了现代社会的文学就有文学现代性；二是只有表现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的文学才具有文学现代性；三是把文学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联系起来谈。

其实在接触以上现代性理论之前也就是本科阶段，对于"现代文学"的概念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在我们接受的知识结构中理所当然的认为"五四"以后的文学就是"现代文学"。当时接受的理论就认为无论是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反封建、反礼教和个性化的文学还是沈从文的湘西神庙、李金发和穆旦现代派诗歌都属于现代文学的范畴，把现代文学搞得像一个大染缸，只要是那个时间段存在的文学现象和在那个时间段内出版的文学作品都统统扔进现代文学的范畴，以至于造成在于当代文学的划分中的混乱，有些作家像我这样即使学了四年中文本科依然不敢说他到底是现代文学作家还是当代文学作家，还要在查看了他的文学作品的出版日期之后才敢断定。现在依然有人忽视文学与社会发展这一不平衡的现象，维护着这一文学与历史阶段划分相平行的原则。

对于第二点来说，在中国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五四"以后中国是不是现代社会的问题。如果不是现代社会，那中国文学界所谓的"现代文学"现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是现代社会，那为什么还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当然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了事，有关社会学方面现代性的理论，我不太了解，不敢妄加推论，只是在看了别人的论述中知道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其实分期也是十分混乱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纠缠就会把现代性等同于现代化。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第三点，就涉及到审美现代性的问题，所谓的审美现代性，按照杨春时老师的说法"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力量，它是主体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着反思能力和超越品格，不至于丧失自觉性而成为盲目的存在"p60⑶。文学与审美的结合我认为是最佳的。文学的自由和审美的超越在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辈文学理论者早已在这方面做出了众多探索，如今是我不明的是为什么现在到要脱离他们的联合，而走向现实的批判。文学始终是文学，我们应注重文学的个体性和特殊性，如果用社会发展的理论去规定文学，只能扼杀文学发展的自律性。文学已经为了救亡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年华，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吗？

所以文学的现代性应该是与审美现代性相联系，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的批判，对现代化进程中种种不良现象的负面影响的消解，超越在现代社会中因为现代化进程而造成的异化现象的，从而建立人类的审美的生存方式，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现代性。

（二）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作为最近几年内刚刚在国内外兴起的一股文学批评潮流，已经紧随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之后体现了蒸蒸日上的情形。正如如斯蒂文•罗森黛尔在《绿化文学学术》一书中所说："生态批评也许还不是主流，但它却已经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成为相当引人注目的潮流，文学与环境的课程需求在增加（例如ASLE网站可以链接150所大学在这方面所开的课程）。而且大学中围绕环境主题的课程和项目每年都在增长。许多大学开设文学与环境的研究生课程，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博士论文就开始着手环境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环境文学批评可望在美国的大学中确立永久的地位。"⑷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专门谈论生态批评的问题，而是通过谈论生态批评找出他们与文学现代性的联系。

首先我们就应该先涉及到它的定义问题，我认为这是研究任何问题的前提。现阶段对于生态批评的定义也是层出不穷，"生态批评是崛起于90年代英美文学界的批评浪潮。它把文学批评放在地球生物圈这样广阔的语境下，结合切实的生态问题和文学文本，探讨人于自然的关系问题"⑸；"把生态批评定义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最为关键的特征。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有着显示其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的主要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来进行文化批评——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⑹；"生态批评是一种结合了社会历史语境的外部研究，而且随着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兴起，批评家越发意识到自己有权利也有义务以自己的工作为人类、社会、乃至地球负责"⑺；"生态文艺学是一门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文艺与自然生态之间关系的学科。生态文艺学本应包括两个层面：研究文艺与人的外在自然生态环境（指整个的宇宙）的关系，研究文艺与人的内在自然生态状态（指人的生理基础）的关系。但就目前的情况言，生态文艺学主要是就前一层面而言的"⑻，但是在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如何变生态批评都是作为对于任何自然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反映，这是不可否认的。也就是说生态批评的出现的直接原因是敏感的作家们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同时文学理论家们已做出了这种反应。

的确，对于西方理论家们所说的那些可怖的现代化景象我没有见过，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可以联系我们身边的实际谈一下。不说别的，就仅仅提一下厦大白城对面的山吧，本来这片海域周围山清水秀，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但是为了发展经济填海造田，凿山建楼，我们再也找不到那优美的海湾，只能默默的欣赏愚公后代们的杰作。还有我曾记得小时候我们村四面都是树林，那是我们的天堂，真的为现在的孩子们可怜，他们再也享受不到那在知了声中的树荫下无忧无虑的玩耍的日子。现代化吞噬了我们的精神家园，现代文明已经在毁坏着我们对生活，现在的孩子谁还会夏日的夜晚坐在祖母的身边，数着天上的星星，听着那穿了一代又一代的神话。人们的生活被各种物欲和肉欲的生活充斥着，我们的精神田园诗，早已被网络和电视全都摧残的荡然无存，人们的精神危机日益严重。同时自然也不甘示弱，频频向人类报复。泥石流、洪水、沙尘暴，非典，甚至我有时认为中国日益增加的癌症患者也与人类对自然的过分索取，导致自然的报复密不可分。

可以说生态批评是在文学领域，本着调解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状况的原则出现的文学批评流派。他的核心是生态哲学问题，这个问题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很深的渊源。老庄的道家思想被认为是十分生态的思想，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及王国维最为推崇的"无人之境"在除了我们以前赋予他们的意义之外，又涂抹上了生态哲学的光环。在西方，他们翻遍所有的资料，并在原先已发现的学者的著作中加以引申重读，在一个主体性高扬的历史中，也发现了有关生态哲学的启蒙痕迹，尤其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如果不是关注生态美学和外国文学的动态，我想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几个人会记住他的名字和作品。

总之，我认为生态批评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界发展起来的必然结果。在文学批评界，文学理论已从对文本内在的语言结构精细分析中抬起头来，开始关注世界。但"世界"已经不仅仅等同于社会。世界应该是包括了自然的世界，而文学本该是和自然、生命融合的。生态批评正是以对人与自然的联系的关注使批评家进一步突破文本的社会历史语境，站在地球生物圈的高度上考察传统文学经典的构成、现存文学理论的得失，从而能够再现缺席已久的自然在文本乃至文化中的地位。

（三）二者的关系

以上简单的描述了一下文学的现代性和生态批评的状况，那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便是我要谈论的重点。正如题目所说的，我认为生态批评是文学现代性的深入。为什么会得出如次的结论呢？我将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从两者针对的现象看，在上面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生态批评是针对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后各方面做出的结果，而我说主张的文学的现代性，就是对社会现代化进行的反思。不过生态批评的反思是已经突破了人类社会自身的界限，突破了对于社会对人造成的异化问题的反思，而是把目光投向整个地球甚至有人说是整个宇宙的外部环境，反思人与自然，反思人与世界。我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生态批评者可以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去寻找理论的渊源，这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生态批评会与女权主义批评很自然的结合。

二、从两者的哲学基础看，生态批评应该是文学现代性的继续。文学现代性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当然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在我的理论体系中我是认同它的哲学基础是"主体间性"或者"交往主体性"的。在一个充斥着异化的时代，如果我们继续高扬自启蒙主义以来曾对我们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主体性旗帜，我们将只会认同现实，容忍现实，我们将只会引导我们自己走向异化的深渊。我们只有本着对话和交往的原则，从互相平等的原则出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把他人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主体，而不是当作异己的客体和利用对象，才能够建立自由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把真正的个人体验升级为同情感，达到传达体验，提高自身，在审美境界中达到超越现实异化，批判现实，反思现实的目的。而生态批评的哲学基础同样应该是主体间性的哲学。为什么会是如此呢？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如果我们还是以主体性哲学为基础，那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人类的噩梦，继续人类残忍的掠夺。只有主体间性哲学，作为对主体性哲学的反拨，克服了主客二元对立的基础，把存在确定为自我主体和世界主体的交往、融合，从而揭示人类的本真存在，涤除人的自我膨胀和对世界的征服，使人类和世界和谐相处，达到人类真正的自由。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四川；民间音乐；艺术教育；传承

四川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民间音乐资源丰富，包括民间歌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等种类，如巴山背二歌、川北薅草锣鼓、川江号子、川剧、四川清音、蜀派古琴、口弦等。其中，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达30多项，还有数不胜数的省级、州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川文化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川文艺)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是川西北地区唯一的艺术类全日制高等学校。目前该校共有绵阳、梓潼、成都三个校区；下设音乐舞蹈学院、美术学院、传媒学院、文化经济学院等5个学院；涵盖音乐学、美术学、环境设计、表演与编导等34个本科专业、16个专科专业。因此，将地区民间音乐与高校的艺术教育体系有机结合，能够完善高校的艺术教学课程，优化教学资源，促进地区民间音乐的发展。

一、四川地区民间音乐在川文艺教学中的传承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网络调查、实地采访等形式，了解到川文艺全校学生对四川民间音乐的认知情况(见表1)。通过对表1调查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川文艺学生对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的认知情况：(1)学生对四川地区民间音乐认知普遍偏低，大部分不知道、只有部分音乐专业学生了解少量的四川地区民间音乐。(2)音乐专业学生对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的认知高于非音乐专业学生对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的认知。(3)学生对四川地区民间音乐认知顺序依次是民间歌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器乐音乐、歌舞音乐。认知最高的是民间歌曲，最低的是歌舞音乐。针对上述情况，笔者将从川文艺的科研、教学两方面，讨论四川地区民间音乐如何与川文艺的艺术教育体系有机结合，从而在高校中建立传承与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四川地区民间音乐在川文艺教学中的实践

1.课程设置。川文艺的课程由专业课程、选修课程、通识教育课程三大板块组成,涉及四川地区民间音乐课程很少。因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点开展：(1)专业课程：首先，应构建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理论体系，开设与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相关的专业理论必修课，并增加相应的课时与学分。如《xx地区汉族民歌概述》《xx少数民族音乐概述》等。其次，在传统的视唱练耳、音乐欣赏课程中，可由教师适当增加具有代表性的四川民间音乐进行教学。再次，可开设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相关的演唱、演奏课程。在声乐课中，教师可适当选择四川民间音乐中的代表性民歌、戏曲唱段、说唱选段进行教学，如四川清音、四川灯戏、高腔山歌、羌族多声部民歌等；在器乐课中，教师可适当选择四川民间音乐中的代表性器乐音乐，进行器乐独奏、合奏、协奏教学，如闹年锣鼓、吹打乐、口弦等。(2)选修课程：应完善四川民间音乐相关课程的种类，使选修课更加多元化、系统化。如在音乐专业大三、大四年级中，适当增加四川地区少数民族民歌、歌舞，区域、地方民间音乐等选修课程。(3)通识教育课程：根据全校的师资情况，适当增加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相关的通识教育必修、选修课程，让学生能够跨专业、跨学科、跨院系学习、认知四川地区民间音乐。如《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四川地区民间音乐文化》等课程。2.教材编写。目前，由高校编撰、出版发行，关于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的教材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四川地区民间音乐在高校艺术教育中的传承与教学。川文艺作为川西北地区唯一的艺术类高校，有着专业的师资力量与硬件条件，能填补教材方面的空缺。首先，组织教师对四川地区现存民间音乐资源进行梳理、整理、归类，并结合自身办学条件，构建系统化、专业化的理论体系；其次，组织教师对四川地区现存民间音乐资源进行深入的实地调察，掌握其生存现状，以备随时更新理论体系。并对这些音乐资源进行录音、录像，收集、整理文字、曲谱等资料，从而编写、开发具有本校特色的四川地区民间音乐教材。3.采风调察。教学实践是对课堂理论体系的实际运用，是课堂理论知识的补充和延伸，具有实际操作的教学环节[1]。学生通过这一教学环节能更好地理解、掌握课堂知识，因此，对于这一教学环节最好的体现就是校外的采风调察。通过采风调察，学生可以获取一手的曲谱、文字、音响等资料，从而发掘民间音乐的精髓。还可以跟随民间艺人现场学习，来弥补课堂理论教学的不足。近几年，川文艺在艺术教育方面，也逐渐开展这项实践活动，并纳入到教学计划中。先后组织师生到阿坝州、梓潼、盐亭等地采风。如2013年羌藏歌曲专业师生赴平武县白马藏族乡厄里寨实地调察；2014年音乐舞蹈专业师生赴梓潼实地调察，参加文昌活动；2015年编导专业师生赴阿坝州茂县、汶川县实地调察，参加当地“羌年”活动等。4.舞台实训。高校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舞台演出能力，这种能力是传统课堂教学不能传授的，需要一定的舞台实践经验积累，也是当下高校艺术教育应注重的教学环节[2]。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种类丰富，高校若将这些音乐资源进行二次创作、改编，并运用到实际的舞台演出中，将会极大地促进高校艺术教育水平的发展。也能激发学生对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的热爱，推进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川文艺自建校以来，一直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舞台实践能力，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四川地区民间音乐资源与舞台实践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种教学模式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舞台实践能力，还促进了该校艺术教育体系的发展，同时得到了社会和其他院校的高度赞誉。如第十届“山花奖”中国原生态民歌盛典，作品《尔玛西惹木》获金奖；第三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作品《北川羌韵》获“太阳神鸟”金奖；承办梓潼海峡两岸文昌文化交流活动“中华文昌、两岸同源”晚会等。

三、四川地区民间音乐在川文艺科研中的实践

国务院办公厅﹝2005﹞18号文件《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组织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3]因此，对于地区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保护、传承亦可遵循该文件，让高校参与地区民间音乐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运用高校有利的硬件条件和师资力量，充分发挥科研优势，大力开展地区民间音乐的科研工作，并积极申报相关的科研课题、构建学术平台、参与学术交流[4]。川文艺自建校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研究，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科研工作：1.成立科研机构。2014年成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2016年成立“羌藏歌舞研究中心”，这两个研究机构先后开展了四川地区民间音乐与羌族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抢救、保护等工作，并将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到该校的艺术教育体系中，成绩显著。同时多次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传承人来校举办讲座、进行授课等，丰富了四川地区民间音乐在川文艺艺术教育体系中的传承与实践。2.申报科研课题。科研课题是高校学术研究的重要环节，在高校教学工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科研课题必须与教学紧密结合。川文艺自建校以来一直鼓励教师积极申报课题，并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的研究工作，从而大大提高了教师在艺术教育中的科研水平。目前，教师承担的课题有：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课题“‘茶马古道’北线(川甘段)音乐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一般课题“㑇舞传承人班文玉口述实录”，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音乐研究中心重点课题“以四川民族民间音乐为基础的复调钢琴作品创作”，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一般课题“川西北羌族与黔东南侗族民间合唱比较研究”等。3.参与学术交流。川文艺自建校以来一直积极参加相关的学术交流，并主办承担了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为四川地区民间音乐在该校艺术教育体系的运用提供了理论支持。如主办“嫘祖文化研讨会”，承办“海峡两岸文昌文化学术研讨会”“非遗保护与产教融合研讨会”等。4.发表科研论文。川文艺在科研论文方面，制定了科研积分制度，并对教师实施科研奖励。由此提高了教师的科研创作积极性，促进了艺术教育体系的创新与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相关论文有：《本土传统音乐运用于地方高校课堂的构想——以虎牙藏族民歌为例》《非遗视野下梓潼马鸣阳戏的传承与保护》《浅论当前少数民族学生声乐审美观存在的若干问题及解决办法——以羌族学生为例》等。

四、结语

地区民间音乐是我国民间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将这些音乐资源与高校的艺术教育结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学模式，是目前高校面临着的问题。川文艺如果能够结合自身的区域优势，将四川地区民间音乐资源运用到艺术教育中，不仅能够有效解决本地区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还可以使学校形成全面化、多元化的艺术教育体系，从而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学课程，树立办学品牌。

参考文献：

[1]甘绍成,杨明辉.将音乐类非遗项目引入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体系的思考——兼谈川音在非遗进课堂方面的尝试[J].音乐探索,2015(3).

[2]杨传中.地方民间音乐在高校教学中的传承——以安徽四所高校为点的调查与思考[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1.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Z].2005.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篇9

1湘潭县文化建设现状

1.1县域文化网络逐步形成。全县已构建成覆盖县、乡、村、社的文化设施网络，服务功能不断增强，为满足城乡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创造了条件。目前，县级拥有县文化馆、图书馆、花鼓戏剧团、电影公司、文物管理所、白石文化广场等文化企事业单位和公益文化活动场所。文化馆已达到文化部县级文化馆一级馆标准；图书馆藏书15.7万余册，拥有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基层网点，被评为县级公共图书馆二级馆；纪念馆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被中央六部（委）确定为“红色旅游圣地”、“全国百佳旅游景点之一”；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集电影放映、表演、乒乓球训练、器械健身等功能于一体；白石文化广场集体育锻炼、休闲娱乐、文艺表演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此外，修复开放了齐白石故居，完成了尹氏宗祠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建成了省电视监控的高标准文化库房。19个乡镇均建有宣传文化站，乡（镇）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云湖桥镇建成投资20多万元的文化大楼，文化站被省文化厅命名为“全省百强文化站”称号；石潭镇建成一栋400平方米的文化广电大楼，图书借阅、文艺培训、活动开展等功能一应俱全。村级文化活动室蓬勃发展，县城八大社区和50%以上的行政村均建有文化活动室和中心图书室。1.2群众文化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目前，形式多样、内容健康的文化活动在县内普及开展，村村有节目、月月有活动。同时，在节目内容、节目表演形式等方面力求彰显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如闹元宵龙狮彩车游城、元宵文艺焰火晚会、石鼓•青山唢呐、湘潭花鼓戏、皮影戏、剪纸等民俗文化中的优秀项目已成为我县文化活动的重头戏，各社区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排练健身舞、腰鼓、狮龙表演等节目，为全县人民提供了新鲜活泼、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大大提升了县域知名度和美誉度。1.3文化遗产保护初见成效。该县历来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省、市、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库存文物均得到有效保护。故居、齐白石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鼓•青山唢呐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石鼓木偶和响塘纸影戏被列入湘潭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4文化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稳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整体改革，组建了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版权）局和广播电视台。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在其内部推行岗位设置管理制度，现已完成第一阶段的方案设置。有序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工作。1.5文艺培训和创作成绩突出。全县文艺培训经常持久。县文化馆常年开设声乐、器乐、舞蹈培训班，近10年已培训学员5000多名；各乡镇常年开展文艺培训，参训人员达12000余人。文艺创作成绩喜人。群舞《QQ宝贝》在湖南省“三湘蒲公英”青少年音乐舞蹈大赛中获金奖，歌曲《江边有个湘潭县》在湘潭市“湘人湘歌”大赛获一等奖，论文《鸣箫牌子与筚管浅谈》获文化部“群众文化理论论文”评奖活动金奖，新编剧目《花郎缘》、小品《照镜子》、《太后吉祥》等广受称赞。尽管该县在文化建设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依然较多。基层活动在丰富，但其内涵有待提高；群众参与面在扩大，其组织化程度有待加强；阵地在拓展，其规模和影响有待提升等。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经费投入不足。经费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的一大难题。县级财政吃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有限，在乡镇一层尤为严重。尽管对文化经费的投入有文件规定，但真正落实很难到位。除了人头经费外，县、乡用于农村文化建设的专项资金几乎没有，导致文化设施建设滞后。乡镇文化站不能依靠自身发展，依靠产业化、市场化运作生存困难。二是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任重道远。齐白石文化旅游区项目计划自1999年实施以来，至今仍未达成预期效果。白石镇是齐白石大师的故乡，不仅交通条件优越，而且这里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独特的人文景观、齐白石早期艺术渊源、贡莲等乡土特产、湘中民俗风情、亚热带山区风光和风水、民间传说等相互融为一体。根据湖南省的旅游发展战略重点：岳阳-长沙-韶山-南岳-郴州的“名人名城名山名水旅游走廊”，新建的白石文化旅游区正处于这一走廊的中点站，是省旅游重点确定的“长沙-韶山-乌石-花名楼-白石”名城名人胡里游的一部分。该项目规划面积为20平方公里，主要建设“三区一中心”：白石艺术园景区、莲花寨景区、紫荆湖竹海景区及中心贸易区。此外还有黎氏八骏艺术馆、晓霞宾馆等休闲娱乐设施。白石镇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与自然旅游资源，走旅游开发之路切实可行，前途广阔。然而为什么从1999年的项目制定到现在的2014年，时隔十多年，这旅游开发却看不到当年计划之中的成效呢？

2突出地方特色袁推进文化强县建设的思考

2.1加快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成县城湖湘文化体育、金霞山广播电视中心（含广播电视自立发射塔）、县文化馆文艺培训中心等工程建设。完善县电视台、纪念馆、白石文化广场、湖湘文体公园等重点文化阵地建设；在滨江风光带项目建设中，着力融入历史和湖湘文化元素，将滨江风光带打造成一条集群众休闲娱乐、文化品赏于一体的综合性景观长廊。加快乡镇文化站业务用房、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和文化室建设，形成县有园、乡镇有站、村有室、组有户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全面建成设施先进、功能健全、运行高效、惠及全县人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升群众幸福指数。2.2大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按照方便群众就近参与文化活动的原则，加强社区配套文化设施建设，在居民小区建设一批文体活动中心和体育健身场所，推动公益性文化设施和场所逐步向社会免费开放；在农村切实加大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中心、广播电视“村村通”和无线网络的建设力度。组织好传统节日、重大节庆、纪念日的群众文体活动。重点办好中国（湘潭）湘莲文化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和群众性体育活动。加强乡镇、街道文联组织建设，切实发挥文联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定期举办乡镇唢呐艺术大赛、龙舟赛、花鼓戏表演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提高群众对文化活动的认同感和参与度。积极繁荣文化创作，建立优秀作品奖励机制，依托湖湘文化、白石艺术文化，定期举办湘莲文化艺术节和多种形式文化交流活动，吸引更多的文化艺术人士来湘潭县采风、创作，弘扬湖湘文化、白石艺术文化的独特魅力，建设文化强县。2.3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湘潭县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历史，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必须深入挖掘湘潭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使之焕发新的时代气息。加大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加大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力度，加快文化遗迹的修复建设速度，不断丰富文化内涵。保护开发罗亦农、王闿运、黎氏八骏等名人故居地；加快易俗河老街的保护和开发，展示以“千年洛口”为核心的文化名片，提升县域文化品位。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鼓青山唢呐”的传承保护为重点，鼓励更多民间艺人投身这一领域，推动我县唢呐艺术团的发展壮大；完善市县两级非遗代表作保护名录，加强对白石书画艺术、白石胡秀英剪纸、石鼓木偶戏、石鼓油纸(布)伞制作工艺等非遗项目的保护，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2.4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一是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围绕“神洲人文圣地、三湘生态乐园”主题，着力打造“人文之旅、红色之旅、生态之旅”三个品牌，打响做强文化品牌，增强文化感召力和吸引力，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弘扬湖湘文化品牌。挖掘湖湘文化内涵，传承湖湘人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和务实拼搏的进取精神。发展湘莲文化品牌。弘扬湘潭县爱莲、植莲、咏莲的文化传统，坚持办好两年一届的湘莲文化节，以文化艺术作品展、文化专题讲座等方式，充分展示湘莲文化的丰富内涵，不断提升“中国湘莲之乡”的品牌形象。二是发展文化休闲产业。生态休闲业已成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方向，重点开发以金霞山、晓霞山、昌山、花石水库、中路铺水库、上石坝水库、湘江水系、涓江水系、涟水水系及易俗河老街为主的山水品牌。积极发展农业生态休闲游，创建一批省级旅游名镇（村），提升镇村旅游名气，打造一批星级“农家乐”；整合旅游资源，创建一批上档次的旅游景区和旅游酒店，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加快与韶山、衡阳景区对接，融入大韶山旅游圈，努力将该县由旅游资源大县打造成为省级旅游强县。三是加快发展文化传媒产业。依托电视、报纸、网络三大媒体传播平台，以资产为纽带，加大资源整合力度，调整媒体结构和节目布局，打造新闻服务品牌。大力发展移动电视、手机电视、网络电视、楼宇电视等新媒体业务，加快发展数字媒体，用现代科技提升传统印刷产业，建设湘潭出版发行印刷产业园。四是大力发展书画产业，依托齐白石纪念馆，筹建书画艺术品一条街，建立书画艺术创作交流中心，健全艺术品交易拍卖市场，擦亮“中国书法名城”“、中华诗词之市”等品牌。2.5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县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占比不少于1%，且每年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重点支持发展前景好、市场竞争力强的文化产业项目和社会影响大、群众受益度高的文化事业建设，设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明确文广新局、旅游、规划、财政、工商等部门引导和支持文化发展的具体举措。支持民营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文化发展领域，狠抓文化项目招商，突出引进战略投资者，引导社会力量支持文化发展。

作者:蔡月芝 单位:中共湘潭县委党校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篇10

论文认为，纽约学派只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批评方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结论。韩振江《齐泽克: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2］认为，齐泽克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哲学、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代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美学、文学、电影、艺术、大众文化等诸多审美领域，深化和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周海玲在《历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对大众文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3］一文提出了阅读构形与文本间性理论，在对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社会历史的动态生成过程的考察中，建立了一套历史化文本实践的方法，从而实现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转轨。刘坛芸、孙鹏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4］同样关注托尼•本尼特对马克思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的借鉴。论文指出，托尼•本尼特从通俗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关系入手，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定义是僵化的、非历史化的，属于文学本质主义，因而将通俗文学排除在外。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高建平《发展中的艺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意义》［5］通过对艺术观的回溯，特别是对康德美学和杜威美学的分析，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科学性就在于肯定艺术对物质财富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起到调整、制约和平衡的作用，进而肯定其当代意义就在于美学应回到一种批判的立场，在论争中使自身得到发展。赖大仁《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今时代》［6］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种开放性文论形态，其把文艺问题与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不断激发人们去探索和回答新的时代问题。不论是立足于中国实际还是探讨西方学派，这些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对于社会———历史阐释纬度的重视。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学时，并不是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体，简单地就文学论文学，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宏阔的历史视野中，置于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考量之中。这一开放性阐释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在时代性和思想性上超过其他文论形态，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借鉴吸收的。文学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不论是全球还是我们本国疆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同心圆式的“中心—边缘”结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之前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不断被打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于是，文学创作的全球化与地方化问题凸显出来。文学应“全球化”还是“地方化”?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都主张在有世界视野的同时着力于本民族特征的展示。如，王大桥《审美习俗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建构为例》［7］就以中外文化中多样化的孙悟空视觉形象来探讨审美习俗的强大影响力。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根据既有的审美习俗赋予孙悟空形象以不同内涵:中国在绘画、戏剧、影视、动漫的不断变迁中最终确立了潇洒英俊的美猴王形象，人性、神性、兽性完美融合;日本动漫则在时展中将本民族特征注入孙悟空形象;韩国基于国内文化产品市场考虑，赋予孙悟空形象更多现代性和全球性;而泰国则将孙悟空作为神灵崇拜。通过对孙悟空形象本土演变和海外流传的考察，我们看到，所有的文化信息和符号都是在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而这些文化信息和符号作为民族归属的象征，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认同。有的研究则通过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来考察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纷争问题》［8］认为，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纷争的根源。本土经验这一命题应包含几个维度:传统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学神韵;在实现本土经验表达方面，中国当代小说实际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含量，对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9］重点研究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本土经验，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文学不可能再产生当年的轰动效果，但对于人类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会消失。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10］选取严歌苓、李彦两位华人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异质性文化碰撞对于她们写作的影响，认为尽管同样是处理“红色资源”，严歌苓侧重于思想层面，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来彰显苦难生活中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而李彦更着力于语言层面，摆脱现代汉语的思维局限，用英语思维来处理红色资源，虽在思想层面并未触动国内主流的历史评判，但仍能够突破历史而超越到精神层面。近代以来，在东西方关系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现代与民族、世界与本土这一悖论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呈现，反映了中国文化、文学自信力的增强。但是这份自信万不可走到极端，变成了民族主义。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具有一种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着超民族或是民族应该取消。因为文学作为人学，总有些意蕴是超越了阶级、地域、民族、国家等界限，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好的文学总是能够拨动所有人的心弦。文学创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远大的追求，不局限于为本民族本时代的人而写作，而是为全世界、未来的读者而写作，此即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养料，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自觉探索人的内心，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保持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此即为“手低”。从空间维度上处理好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即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淡化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边疆文学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强化。如，张柠、行超《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11］认为，新时期的“边疆小说”具有自身特殊的叙事模式:朝圣模式、历史叙事和探险叙事，作家笔下的“边疆”已经被神化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号，作为福地乐土被人所向往。这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暴露，不断被异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是边疆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现出来的是边疆纯真朴实的精神、顽强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与本土化关系问题。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12］首先肯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等等。而面临的问题我们更是不能忽视的，如遗产资源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基础不断恶化、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世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后继不足、外来文化的强力介入与冲击不断改变着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的弱者心态上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发达与落后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民族问题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

文学创作向边疆迁移，整体上是有利于少数民族经验的展现。同时我们也应借助“申遗”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视觉文化与文学之关系首先被关注的是视觉文化下文学的命运，对此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赵勇《影视的收编与小说的末路———兼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13］对小说的命运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论文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与影视交往历史的回顾，认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导演与先锋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础上，是精英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开始转型，作家与导演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由精英文化转为大众消费文化。标志性事件是六作家为张艺谋电影撰写《武则天》小说剧本。至此作家便频频“触电”，引发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对于小说构成的渗透:小说生产方式逆向化，先有剧本后改写成小说;叙事手法剧本化，对话增多，语言运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肤浅化。因此，现在小说创作的繁荣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小说的“闲”与“慢”的阅读传统已经被视觉文化所谋杀，而影视化小说用视觉思维和影视逻辑所创作出来的快节奏小说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救世主，因为其所追求的画面感、节奏感不断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使小说成为一种消遣，进一步摧毁着小说阅读。所有这些使得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命运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而戴文红和黄发有均认为视觉文化对于文学的确存在着冲击，但是文学并非不堪一击，仍然能够找出突围之路。戴文红认为，突围之路是构筑“可能生活”;其《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14］一文认为，电子书只是作为传统书籍的延续，不可能取代传统书籍。而可视化阅读这种动态接受方式才是经典的最大威胁。但可视化阅读通过将经典转为影像或是电视文化讲座的方式，却使经典沦为一种空洞媚俗的浅层阅读，成为戏拟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业炒作的“景观制造”。而这也正需要经典的力量予以拯救，为我们构筑“可能生活”，给我们以向上的指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黄发有《浅阅读语境中的浅写作》［15］则从接受者角度来分析视觉文化下文学写作的命运。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的盛行导致普遍的浅阅读，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对于深度阅读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这种浅阅读又刺激着浅出版的盛行。浅阅读与浅出版之间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文学的创造性。这一切不仅冲击着文学，也制约着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度阅读中重新发现和激活伟大的文学传统。学者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态度也所差异。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16］对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认为其作为反对文化精英主义的一种理论工具，是由围绕着文化界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所兴起的，以一种多中心、对话性与关系化的阐释模式，成为进入互文性对话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与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视觉形象已成为文化实践的中心”。而视觉文化通过对形象所传达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习俗的揭示，成为文化建构的新领域。邹广胜《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17］则主张语言与图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两者的差异和价值。从插图本对绘画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认为对图像的感受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语言难以取代的优点，而且受众面更为广泛。潜在于语图之争背后的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18］以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觉机器为对象，指出其产生背景是19世纪开始的视觉转向。这次视觉转向不同于以往之处就在于充当观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机器，因而将改变原有的观看手段、观看机制、观看主体、权力配置等。视觉机器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只有对机器作解构式的批评才可能为观众摆脱机器的配置提供一条路径。作为当代主导性的文化形式，视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可能螳臂挡车般予以阻止。视觉文化确实对当下文学创作产生了冲击，就作家而言与影视的结合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造成作家创作水平的下降;在商业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场操纵下文字已经失去了力量。就读者而言，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使得人们不断追求感觉刺激，放弃生命的沉潜与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东西，不再阅读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经典。

就文学本身而言，一方面经典被戏拟、大话、重构，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摧毁着经典，另一方面各种迎合读者趣味的畅销书取代了经典，量多而质不高的作品充斥着网络与图书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任何危机的背后都是发展的机遇。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媒介事件和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商品，而是同我们的生命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西方文论研究之反思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理论研究从盲目引进介绍到开始进行审慎的反思。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渊源和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有发展也有衰落期，有优势也有弱点。几乎每一波西方理论大潮涌入都会成为中国学术的研究热点。比如说女性主义引进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出现了很多以此为解读视角的研究。诚然，理论工具的创新对促进术研究新的增长点的出现是有其价值。但是对于每一外来理论没有审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热点有时就像被风吹过的的海平面不时掀起波浪，但是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能在沙滩上找到什么却是一个大问题。所幸，近来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刚开始时的激动与焦虑，开始以一种平静审慎的态度来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如，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19］从历史、现实、文学、个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兴起的原因，指出这是数百年来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运动和实践的产物。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金惠敏认为，文化研究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极不简单认同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刘方喜《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跨学科性”》［21］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学科性来揭示在学科分化弊端凸显的当下文艺学应该怎么做。我们既不曾拥有真正的“跨学科”眼光，只强调文艺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化，把其他学科视为是恒定不变的，又不曾认识到现代学科在分中有合的状态中总有一种学科的理论范式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会学范式。文化研究对于跨学科是有借鉴意义的，超越学科分化、遵循社会学范式而具有“去经济化”的特点、“去哲学化”。在当挥马克思主义文论跨学科优势，必须拓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范围和哲学基础，特别是马克思的“关系哲学”意义重大。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则认为，文化研究十多年来虽然轰轰烈烈却鲜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问世，造成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是理论与那就来深入研究，只有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去挖掘探究和当下文化现状密切相关的问题，避免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而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新世纪的热点问题之一。乔焕江《日常生活转向与理论的“接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说起》［23］认为，当代文艺学由于对自身结构性的盲视，如过分强调审美造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放弃了价值判断与历史认知，从而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认识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未定性与复杂性。而正是这双重结构性盲视，使得当代文艺学未能认识到生活世界转向这一理论生产的趋势。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24］对“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观念的生成语境与论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论之后”并非意味着理论真正的危机，而是理论在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中的价值诉求，呼唤着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的出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新进展2011年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的探索与推进。限于篇幅，仅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25］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刘勰突出提出“情”的问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批判“为文而造情”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作品的空洞之情、虚假之情和艳俗之情，他说“体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丰富的现实感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刘勰对与山水诗、咏物诗和田园诗所体现出来的“情”，即那种社会性较小个体性较强的“情”，也加以肯定。刘勰既肯定那种以《诗经》为传统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会的、群体的、理性之“情”，也肯定个体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刘勰在“情”的问题上是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第二部分，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样产生的?主体触物起情后，所产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构思或动笔之时，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与外物融合为一?即主体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对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从“物以情兴”(“物感”)到“物以情观”(“情观”)，是情感的兴起到情感评价的过程，是审美的完整过程，它们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第三部分，讨论中华古文论中情感的表现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注意到“物感”说，而忽略了“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此文对于“物以情观”的再发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刘勰的情感表现理论。王文生认为研究《文心雕龙》者都称赞其体系严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涵及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26］一文从《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认为儒家思想在刘勰文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刘勰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来阉割文艺自身特性和规律，用伦理政治价值来取代文学自身价值，刘勰对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实事求是、细致精微地对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文学创作论。在对《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一片赞扬声中，本文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吴子林《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27］一文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作了全新的系统阐释，认为该命题所论为“学诗之法”，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诗歌功能论。具言之，诗的兴发感动使个人的主体生命开始觉醒，进而反省社会、他人与自我，从《诗》中“彻悟”或“发现”某些人生的“意义”;在学《诗》过程中，“兴”与“群”构成了互动互补的关系，诗情的兴发感动，使学诗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联结起来，产生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归属感、亲和感;“兴”与“观”的学诗阶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对象世界，到了“群”则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参与、融入到对象世界之中，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体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层。“怨”是由于达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现为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疏离、冲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为目标。在“学诗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审美的优先性毋庸置疑。这篇论文颠覆了20世纪以来郭绍虞、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论说，提出与其说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毋宁说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在培育生命意识，涵养人的情性，协调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造就一个充实、整全、和谐的社会等方面，孔子的诗学之思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深化我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具有一定意义。

李春青《中国文论中“文统”观念的文化渊源》［28］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趣味”的观点，从“贵族趣味”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统”生成的历史轨迹进行探讨。论文指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贵族趣味在社会生活层面上表现为身份意识与荣誉感，而精神层面表现为对“文”与“和”的追求，而这一切都与审美产生了直接的关联，为文统形成奠定基础，对于中国文艺思想史发展演变起着重要作用。洪越《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事故事的一种方法》［29］采用研究口头文学时常用的结构分析，选取中晚唐诗本事故事中为数众多的“三角情”(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作为分析个案。认为唐本事故事主要以口头方式传播，真实性存在很大问题，不完全能够作为了解一个诗人性格和写作具体情景的史料。但这些故事却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中晚唐，‘文化’有可能是或被想象是一种能够与政治权力对峙的资源。而这个‘文化资本’，既包括写诗和运用诗的能力，也包括人的情感能力”。本文从一个极小的研究点出发，进行细致而具体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八股文之价值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重视，研究也相对较多。如，陈才训《清代小说与八股文关系三论》［30］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八股文教育对于清代小说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论文先是枚举了文康、李绿园、蒲松龄等清代小说家坚持“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以及小说所呈现出的“间杂以经史掌故话头”的语言特色，接着详细分析了小说家如何以八股思维与写作技法来创作小说。此外以徐述夔为例指出小说家除借诗词、小说以炫耀才学外，还存在着以八股自炫的心态。对清代小说与八股文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论析，揭示了八股文对小说文体的多维渗透。黄霖《＜西厢＞名句为题之八股文的文论价值》［31］深入挖掘了中国文论史上少有的八股“句论”(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对作品中某一单句作专门的分析和批评)，这些对《西厢记》中一些名句进行解读的八股文章，对《西厢记》的写情主旨、情景创造等进行细致而精彩的论述，不仅文辞优美动人，而且分析细腻而有创见，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从整体上看，一方面，2011年度的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多元化，其视阈更加宽阔，越来越多的研究呈现出古今中外的融合会通;另一方面，创新性有所提升，不少论著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不论是具体篇章的解读还是思想的阐发，都有了可喜的推进。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如何解决学科过度分化、学科壁垒森严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当下哲学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文艺学也在文化研究冲击下，不断打破学科分化，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冯黎明《文学研究如何走向体制化》［32］着重探讨了文学研究是如何在现代性的分解式理性的作用下，从古典知识的整一性结构走向现代学科化知识，进而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获得了一个合法化地位。就英语世界来看，在古典自由主义人文教育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侧重于审美教育;在近代研究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倡导“文学性”;而在现代multiversity时代，文学研究力主文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