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解释水平对公共艺术的价值影响

［摘要］审美解释水平的高低制约着公共艺术生产的质量和效益，影响公共艺术的价值增值。缘于当今社会发展已然从土地、劳动力、资金和管理等推动社会发展进程的资源驱动型模式衍变为内容为王的创意主导型的以消费为基础的文化驱动模式，尤其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文化转向”激发的公共艺术价值回归的现实需求和为破解公共艺术的社会性问题，而研究创生了审美解释水平理论和反思公共艺术实践并实现二者的完美统一。为防止公共艺术生产被奴化和低俗化，着力破解公共艺术价值增值的问题，实现人类审美理想的责任。在美学与人类学的交融中传递美的价值，推动民族艺术的传承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审美解释水平；公共艺术；价值增值；艺术价值；审美理想

艺术价值及其估价过程一直是现代美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主题。①创造力是一种艺术价值，并赋予艺术除了工具价值以外的道德品质等价值②。GolaszewskaM．将艺术价值置于价值观形成和延续的层面，突出了不同价值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如审美价值与认知价值、个人价值与道德价值密切相关；个人价值与道德价值、认知价值密切相关；功利价值与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等相关③。国内学者张茂泽④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价值增值规律的基础上分析了新时代的新价值现象，提出了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评价问题。杨春时⑤从审美解释的价值出发，提出审美解释本质上是超越性的，它突破历史的局限，成为自由的活动，并获致终极的审美意义－生存意义。李雷⑥、林秀琴⑦、滕锐⑧等人分别从社区权力场域、空间建构、生活美学、公共参与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公共艺术生产的新特征。上述研究成果梳理了艺术价值研究的路径，为审美解释水平的提出及其影响公共艺术生产价值增值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从实践层面来看，公共艺术从20世纪30年共艺术百分比计划（PercentforArtprogram）”等方案的实施使公共艺术生产逐步纳入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政策体系之中。①经过近90年的发展，公共艺术生产经历了城市基础建设到自然与人文环境的整体性营造，再到公共参与和公众认知的价值增值等不同阶段。当今城市发展已经从土地、劳动力、资金和管理等推动社会发展进程的资源型驱动模式衍变为创意阶层主导的以消费为基础的文化驱动模式。伴随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文化转向”，公共艺术的经济价值、经济效益在减弱，社会价值、社会效益日渐突出。②然而，社会变革带来的人们对物质需求和技术依赖的思维惯性很大程度上抹杀和奴化了大众对于审美的正确认知，国内某期刊将此现象归纳为“审美匮乏症”，并概括为十大病征：丑形象、土味家居、奇葩建筑、非人街道、塑料设计、网红脸、伪古风、广告有毒、抖式快感、文化雾霾。③社会快速发展和审美匮乏的反差，反映了现代化城市转型过程中物质驱动和精神诉求的错位，公共艺术主体被权力、技术等因素奴化，公共艺术的美学价值没有在社会空间中激发。综上所述，审美和艺术价值在社会中的意义实现滞后于理论的发展，同时，在社会认知领域，就审美对公共艺术生产的价值影响方面还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成果，审美在社会认知方面的应用价值的相关研究还不够系统。审美解释水平聚焦公共艺术生产，从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视角创新和发展解释水平理论，以审美理想的实现为要旨，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现实关切，贴近公共艺术的社会场域，聚焦公共艺术的价值增值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审美解释水平及其与公共艺术的有机性

（一）审美解释水平及其理论基础。国内研究审美解释的专家杨春时教授认为审美解释是对审美比较全面的理论认知，是在审美体验基础上对审美意义即生存意义进行的阐释。审美解释综合了康德美学和解释学美学的理论要义，在康德美学重审美评价轻审美释义和解释学美学重审美释义轻价值评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审美解释是对审美意义的阐释，而审美意义既包括认知方面，也包括价值方面。在艺术审美中，审美评价集中于图像、声音、肢体等载体的感性认知，以对美的判断力提出鉴赏判断；审美释义从艺术载体的审美感知中得到升华，认为审美不是对客观对象的复原，而是从作品、创作者、受众等不同视角将历史情境和现代情境进行“视界融合”而产生审美意义。审美意义的产生基础在于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从混沌未分的本真的生存状态体验出发，分解、打破这种混沌状态，激发出本真体验所孕育的审美涵义和意义，进入理解和阐释。④审美解释与一切解释一样，都具有历史性。由于体验本身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审美解释不可能脱离审美意义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审美解释还具有和一般解释的本质区别，就是它的超历史性。审美体验从历史中来，但其本质是超历史的，审美意义的产生就是在历史性的继承和超历史性的超越中完成的。审美解释不仅是对审美主体的历史释义、真正内涵和价值进行回望，同时，还要展望未来的超历史价值。反映在公共艺术生产中，审美解释主体的审美理想要能烛照公共艺术生产者和产品消费者，帮助其提高审美能力、创造能力，进而整体上达到更高的审美境界，最终提高公共艺术生产水平和效力，达到公共艺术生产的价值增值。解释水平理论是20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一种心理表征理论，⑤认为心理距离对于人们不同的认知取向有重要影响，通过心理距离的4个维度（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假设性）来分析不同解释水平的表征，并由此引发对目标、特质、行动和事物等形成的不同表征水平的研究，以及对目标、特质、行动和事物等方面的影响。心理远距离事件的具象特征比较模糊，上位的表征相对抽象、包容性强、细节较少，从而形成相对抽象的高解释水平；而心理近距离事件的具体特征比较明显，下位的表征相对具体、细节较丰富、更加表面和次要，从而形成背景化的具象的低解释水平。比如人们对于某个事件的观点态度或某一时期的个人得失等问题，当时间、空间、社会等心理距离近时，人们往往专注于事情本身的具体特征，更多基于事情发生后的结果所引发的背景化的、次要的、表面的因素做出认识和判断，属于下位表征的低解释水平；当心理距离拉远时，人们对事情的判断往往会由于距离的变化淡化了事情的具象特征而面向抽象认识转化，这时对事情的认识和判断会从去背景化的、核心的、抽象化的角度去分析，属于上位表征的高解释水平。解释水平理论中的时间距离与审美解释的历史性与超历史性的心理表征在此形成呼应。由此，审美解释水平以审美解释和解释水平为理论根基，是在融合二者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创生的概念范畴。审美解释水平汲取了审美解释中的审美体验、审美认知和解释水平理论中的心理距离理论，应用到公共艺术活动中，伴随于公共艺术活动的审美认知、体验、创造和价值评价过程，聚焦于对公共艺术产品价值生产及其价值增值的影响。（二）审美解释水平与公共艺术的有机性。审美解释水平是公共艺术良性活动和发展的基础，主要影响公共艺术活动的生产和接受两个环节，具体到艺术生产者和接受者就具有相应的较高的审美认知、审美体验和审美距离素养和能力，这为公共艺术的价值增值提供了智力支撑、实践品格和品质保障；反过来，公共艺术产品又是审美解释水平的对象化，是审美解释水平高低的确证。二者统一于公共艺术活动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公共艺术在生产和接受环节中的活动是艺术作品文化价值的实现过程，而所谓文化价值，包括审美价值、精神价值、历史价值、象征价值、真实价值。①审美价值彰显美学特征；精神价值展现人际关系，形成身份认同；历史价值折射公共艺术产品的时代特征，并启迪当下；象征价值传递社会问题的象征意义；真实价值渗透原创的、民族的文化和艺术基因。它们基于人类不同的价值需求共同形成了艺术产品的多层次构成。审美解释水平能够从审美认知、审美体验、审美距离的维度融入公共艺术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其审美参与的整体性和语境性②对公共艺术多层次的价值增值产生影响。审美认知解释了公共艺术作品的美学特征，审美体验和审美距离解释了公共艺术作品中的文化认同、时代特征、象征意义等方面涵盖的价值。公共艺术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提供的产品同时具备文化和经济的双重价值，文化价值与审美问题更加接近，体现了艺术生产和消费的美学价值诉求，经济价值与商品化的物质生产等同，与审美问题相对疏远。公共艺术生产的双重价值拓展和丰富了审美解释水平的认知领域，它们的有机融合反映在审美笼统和模糊认知的当下，不同的价值判断对于审美认知和需求具有时代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中国艺术产业中的公共艺术生产，应注意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统一，这样，才能使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公共艺术生产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③

二、审美解释水平影响公共艺术生产价值增值的要素

审美解释水平置于社会认知的导向中，突破审美解释的美学视阈，用解释人类行为的方式研究公共艺术与审美问题。在公共艺术活动中，作为构成审美解释水平的审美认知水平、审美体验程度、审美距离远近三要素同样是影响公共艺术生产价值增值的核心要素。（一）审美认知水平的影响。认知水平的高低以及由此产生的高解释水平和低解释水平是审美解释水平理论内涵的核心。审美高解释水平抽象程度高，注重对审美对象抽离图像、色彩、材质等表面特征后的深层认知，强调审美体验过程中及结束后的价值判断；审美低解释水平抽象程度低，依赖于审美体验中图像象征、实用功能、个人喜恶等方面的浅层认知。比如对“未来”的判断，审美高解释水平注重自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表征为情感；审美低解释水平注重生存和安全的物质诉求，表征为实物。审美个体是影响认知水平的关键，个体之间的解释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解释水平在分析心理距离对审美认知影响的基础上，注重研究审美个体的认知行为，分析个体间的审美差异并探索不同认知水平互为补充、正向转化的可能。审美认知水平的高低以及不同认知水平相互转化的可能，促使公共艺术生产理性考量“公共性”与“艺术性”的辩证关系。在公共艺术生产中，以空间环境、人类活动等城市资源的共享和公共为基本面，“公共”解释了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征，是艺术的公共化，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征强调了城市各阶层受众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反映为公共艺术所处区域的大众审美认知水平；“艺术”表达了公共艺术生产的美学特征，是公共的艺术化，强调艺术介入的手法改善公共空间和环境，反映了审美主体对艺术的认知水平和状态。审美认知水平与公共艺术的关系是相互的。除了认知水平的高低对公共艺术生产的价值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外，公共艺术生产的过程同样会发展审美认知水平。两者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创造了公共艺术生产和艺术审美的价值。在审美解释水平的作用下，人们的认知存在着审美低解释水平和审美高解释水平相互转化的可能。审美解释的人面对公共艺术生产的“再创造”，为解释水平的价值反转创造了条件，影响了公共艺术的生产。审美认知水平的高低对公共艺术生产的意义和价值具有重要影响，不同审美解释水平之间的正向转化能够丰富公共艺术生产的主题定位、技术表现、创意内涵、呈现方式等内容。近几年从公共艺术在城市中的表现来看，出现了公共性和艺术性非此即彼的偏向和本体认知的偏差，公共艺术的表现背离了其基本特征的表达，导致各地城市景观、街道规划等公共视觉乱象层出不穷。问题突出表现为个人喜恶的行政意识过度干预导致审美缺失，创作者的图像思维惯性和公众审美认知的游离导致的文化内在表现力薄弱等方面。公共艺术需要将审美认知、审美评价和判断放在首位，基于公共性和艺术性的共融互生，在生产中着重考虑审美解释水平评价、判断审美主体的特征差异，以及差异化特征对公共艺术创作的影响等问题。（二）审美体验程度的影响。审美体验程度是导致个体间审美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手工业到工业，再到后工业时代，审美经历了单向传递到多向互融的体验过程，人类感知艺术的过程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不同的变化。在信息社会之前，人们对于艺术审美的接受过程是观赏者在图像、声音或动作等艺术形态面前所获得的单向感知，艺术给予人们的是作品背后的情感，审美接受是单向传递的浅程度体验；进入信息社会以后，数字媒体等现代科技的注入，人们在感知艺术的过程中产生了与观赏者内心情感和价值诉求更为贴近的、深层次的沉浸式体验，接受者在审美行为中，需要融合如伽达默尔所说的作品的“文本视界”和接受者的“期待视界”之间的差异，达到“视界融合”。①在这种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文本视界”和“期待视界”体现了体验程度深浅。体验程度愈浅，越接近作品真实的、“复原”的状态；反之，体验程度愈深，“视界融合”后形成的价值判断愈强。浅程度体验从审美评价和审美释义出发，偏重作品具体特征和直观感受，形成背景化的具象的审美低解释水平；深程度体验从审美价值出发，在审美体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客观的事实判断和主观的价值判断。审美过程强调了理性和逻辑，形成了相对抽象、包容性强、细节较少的审美高解释水平。如由台湾艺术家黄心健创作的台湾地区101／世贸中心地铁站的公共艺术作品《相遇时刻》从传统的翻牌式时刻表的机械装置获取灵感，构成了10×10矩阵的互动脸谱，内藏不同脸孔，利用程序设计独立操控，通过时间变化合成不同的脸孔形象，来往的人群在穿梭中得到沉浸式的深度体验，表达了陌生人之间的情感相遇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审美理想。相较于传统的图文海报这种单向传递的方式，《相遇时刻》在多维度互动中实现了深度体验，达到了高解释水平。审美体验程度的深浅决定了公共艺术生产在技术上的准确表达。科技创新在推动社会发展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同样也引领了艺术的创新。通过创造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来扩展艺术的边界是一种成就。①艺科联创成为当代审美体验不可回避的主题。审美体验在单向传递到多向互融的维度变化中，不同程度的审美体验给公共艺术生产带来了挑战。“互联网＋”带来审美解释水平发展的同时不断考量着公共艺术生产者和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程度。全息投影、虚拟现实、人机交互等科技手段的应用，使得作品呈现由二维、三维的实体形态向多维度的互动媒介形态过渡。随着数字影像、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观赏者在沉浸式的审美体验中已经不由自主地成了艺术作品的一部分。人们在观赏作品的同时也在公共参与中影响着作品的结果，形成人与作品、人与人、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双向交互和多向互融的深度体验。公共艺术生产从单向传递到多向互融的过程中，审美体验与艺术作品的关系更加密切。审美解释中作品的“文本视界”和体验者的心理距离差异形成了审美的高解释水平和低解释水平。传统的公共艺术生产以单向传递的审美浅程度体验表现为主，接受者多以感受作品本身的表面特征为主，难以进入深层次的意义产生和价值判断中，这时“文本视界”的审美评价和体验者处于审美近距离的状态，体现的是审美低解释水平；现代技术的应用使公共艺术生产进入多向互融的深程度审美体验的表达中，体验者的“身体性”与作品发生了多维度的接近，而在感知体验过程中，更加理性和逻辑地抽取了作品的内在价值。与偏重审美主体表面特征的审美近距离相比，“文本视界”和体验者处于更加抽象的审美远距离，意义和价值产生对公共艺术的期待更趋向本质化，达到审美高解释水平的境界。同时，新技术支撑下的审美深度体验还需要应对艺术与技术融合创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获得理性认知。科技创新在拓展审美解释水平维度的同时，也由于过度“炫技”、快速复制、思维惰性等负面性在不断地冲击着审美解释的文化生态。公共艺术生产的技术表现要以可持续、生态化为标准，科学合理的审视艺术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三）审美距离远近的影响。首先，从时间距离来看，人类对美的判断与决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审美主体构建为剥离表面图像特征的更为抽象的、理性的高水平表征；相反，近期事物往往反映出了更加现实的、贴近眼前需求的、具体的、感性的低水平表征。如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卢浮宫整修和重建工程，给温柔的塞纳河畔带来了一座完全按照吉萨金字塔（PyramidofGiza）等比例进行设计的钢架玻璃金字塔，现代结构与法国文艺复兴的文明在此碰撞，凸显了各自设计上的细节和美感。就是这样一个传世经典，曾在项目启动初始遭到巨大的抗议声浪，认为三角形状破坏了卢浮宫的整体，甚至被当时的政府、市民和媒体冠以不可理喻、死人之家等极端评价。但是，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的华人建筑师贝聿铭先生排除一切反对，仍然坚定自己的创作主张，作品最终获得高水平的评价和肯定，原因就在于他站在了公共艺术生产者的审美远距离抽取了法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审美评价出现的30年前后的强大反差，恰恰反映了时间距离对审美的影响，证明时间距离的感知会改变人们对高解释水平和低解释水平的审美价值认知。通常人们对低解释水平审美的相关价值会随时间的增加而下降，而高解释水平审美的相关价值会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其次，从空间距离来看，空间远距离和高解释水平相关，空间近距离和低解释水平相关。当人们面对离所在区域较远时，对其审美价值的判断要比面对近距离区域的判断更理性，更加强调去背景化的核心内容的反应，更多是根据结果而非具体手段来辨识审美行为。审美体验作为审美判断的基础，具备源初性、浑融性、无限性和非自觉性等特征，①体验者与被体验内容的空间距离近，更趋近审美的低解释水平；意义建构用理性的逻辑抽离出审美体验中的价值判断，体验者与被体验内容的空间距离远，趋近审美的高解释水平。贝聿铭具有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血统，同时又有长期在美国居住生活的经历。东西两极文化的交织使他能够站在文化空间角度做远距离、理性的、客观的分析法国文化的独到之处，所以才创造了法国民众需要拉长时间距离才能深入解读的传世经典。再次，社会距离作为心理距离的表现形式之一，主要体现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比如社区内群体和社区外群体、彼此熟悉的朋友和陌生人的关系。社会知觉中存在自我和他人不一致的现象，并由此导致不同解释水平对群体事件的影响。通常讲，人们倾向于对他人的行为做高解释水平，而对自己的行为做低解释水平，这就是我们往往容易对别人的事情能够做出抽掉表面特征的核心的、理性的判断而对于自身的事情反而变得复杂、背景化、被表征束缚的原因。从他人角度谋划未来会更加抽象，增加了成功的意义和重要性，能够激发人们更高的成就动机。解释水平面对公共艺术生产和做出审美解释的人，以及审美解释的人的组成、彼此的心理距离和对美的感知主要由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来体现。最后，在风险认知领域，假设性（或概率）意味着风险的存在，资源浪费、噪音和视觉污染等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大小对公共艺术生产的风险判断和决策有强烈的影响。风险概率大，人们更偏重对公共艺术生产手段的近距离干预；风险概率小，人们则偏重对公共艺术生产结果的审美认知。风险概率的产生也会体现明显的个体差异，不同人掌握的风险相关信息不同，自我效能感不同，都会使个体对风险产生不同程度的质疑，进而左右个体对风险的判断。②因此，审美距离的远近促使公共艺术生产突破图像范式，直面社会价值诉求。审美距离在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可能性等心理距离维度基础上产生，遵循距离产生美的规律。从艺术的美学法则来讲，艺术创作包含了内涵美和形式美的表达。审美距离就是在涵盖内涵和形式的作品“文本视界”中通过审美解释产生的内涵和形式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并且会在艺术家和接受者的审美心理中体现出来。内涵和形式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审美近距离容易产生易于被大众接受的、具体的通俗性作品，这类作品往往是有一目了然的具象形态，容易被辨识和解读，在形式上表现为图像、色彩、材料等明确特征，需要通过低解释水平进行审美解释；内涵和形式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审美远距离容易产生小众的、抽象的高雅性作品，创作过程由于抽取了“文本视界”背后的去背景化的、核心的审美意义和价值，作品表现为容易产生深度联想和“再创造”空间的抽象形态，不太容易被辨识和解读，在形式上往往采用图像、色彩、材料等媒介抽象的、综合的表现，对新媒体、新技术比较关注，需要通过高解释水平进行审美解释。公共艺术作为社会空间中的艺术形态，内涵与形式的矛盾与社会诉求契合，就形式来讲，它体现公共艺术对于大众审美的教育与引导，反映了图像、文字、色彩、空间等视觉特征对于城市文明的影响；内涵则决定了公共艺术的内在价值。在后工业时代，人类审美已经逐渐从图像特征中解脱出来，更为整体地从人文特征和社会责任的视角审视艺术的价值。社会在文化驱动的发展进程中，因公共参与推动了公共艺术呈现的产品和行为已经由被审美的对象活化为特定地域中的社会关系，它和其它社会组织一起形成了城市和社区的行为主体。“公共参与”意识得到不断的提升，也改变了公共艺术方向不是艺术优先，而是公民优先的局面。①在公共艺术生产中需要协调公共艺术的直接受众（居民）和间接受众（外来人员）的关系，通过不同的社会心理距离做出合情合理的审美解释。总之，审美认知水平高低、审美体验程度深浅、审美距离远近等是影响公共艺术生产的3个核心要素。当然，公共艺术生产需要辨证地分析和掌握审美解释水平的影响，在美学和社会学的交织中，在高解释水平和低解释水平的平衡中寻找作品产生的基点。警惕传统公共艺术生产的思维惯性对公共艺术社会价值表达的弱化。公共艺术生产要体现地域文化的可持续性，具有高水平的审美表征。一个好的公共艺术既要有回望历史的态度继承传统，又要具备超历史的能力进行有目的的创新，需要在创作过程中立足未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使作品经受时间的检验和推敲。

三、审美解释水平影响公共艺术生产价值增值的路径

审美解释水平影响公共艺术生产价值增值的路径，首先是影响公共艺术生产主体。公共艺术生产的价值内涵在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升华，有赖于艺术生产者赋予产品美的价值意义和接受者对产品美的感知和体验，从而形成公共艺术产品价值增值和公共艺术主体价值得到全面发展的双重效应；其次是影响公共艺术生产过程。生产的发展，包括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价值增值的衡量除了经济价值外，更多的是从公共艺术作品的知识价值、艺术价值、道德价值的丰富内涵中获得的社会价值，从而不断产生出新的社会效益，实现公共艺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一）影响公共艺术生产主体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发展。公共艺术生产价值增值的实质是人劳动创造的结果，是人劳动价值对象化的结果。审美解释水平对公共艺术生产价值增值的影响，其核心在于人的价值增值。人生价值的大小应以其创造价值的多少来衡量，如果一个人消耗的价值少于其创造的价值，则表明其对社会有贡献；如果一个人创造的价值，被其个人全部消费了，则其贡献是零；如果一个人创造的价值少于其消耗的价值，则只能说其是社会的负担。人增值的意义就在于增加其创造价值的量，以保障人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历史的负值因素。②公共艺术产品增值的路径关键在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价值的提升。公共艺术生产的主体包括产品生产者和接受者，生产者对艺术的感悟和实践能力是产品价值增值的前提，接受者的审美解释量化了公共艺术生产的价值增值。审美解释水平基于创作者和接受者两大主体，对公共艺术生产的主体加以审美感知、审美体验和审美反思的影响，从而，不断提升公共艺术生产主体的艺术素养和生产能力，保持公共艺术生产的科学性、独立性和进步性，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但是，现实的情况是，长期以来，物质社会遗留下的思维惯性使公共艺术生产囿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框架下被实用主义绑架，公共艺术的审美特征被弱化为任何人都可以指手画脚的笑料，在这样的审美现实下，公共艺术生产需要肩负实现人类审美理想的责任，在美学与人类学的交流互补中传递美的价值。公共艺术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在审美认知上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往往决定了公共艺术生产的走向。公共艺术生产的价值增值需要达到物的完美性与人的主体性的统一，就需要坚守审美理想下对解释水平的合理判断和高解释水平认知，抽取审美低解释水平中的具体的、次要的、表面的特征，形成更加理性和逻辑的审美判断。从人文特征、社会诉求出发审视艺术和审美的核心价值，创作出美的、可持续的、生态的公共艺术产品。如果没有贝聿铭的坚守就不会有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如果生产者丢掉了遵循美的规律的底线，可能就会不断生产出“低美感社会”这样扭曲的符号。社会发展在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过渡中，作为审美解释和公共艺术生产主体的人已不同程度地异化，他们受制于观念、权力、利益等因素，突出表现为被生产本身所支配和奴化。影响审美解释的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的因素很大程度体现在权力场域。部分地方政府在社会事务中启动高权力感，近距离的功能需求压制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公共艺术生产过多地被行政文化绑架，美学价值沦为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的附庸，如果这种行政文化再掺杂拥有高权力的个人的喜好，那畸形的公共艺术产品对文化生态的破坏是在所难免的。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创作者功能式微使公共艺术生产难以从审美规律出发，公共艺术从立项到创意等决策层面上往往缺乏自主性。行政权力需要立足社会学和美学视角统筹各方利益关系、保障资源和条件补给，而非具体的、无组织和不连贯的、次要的和表面的低水平解释下的干预；发挥公共艺术生产相关方的独立性、主体性责任，通过首要和核心的、结构化和连贯性的、抽象的、与目标相关的社会远距离高解释水平激活公共艺术在推动地域文化建设，凝聚地方精神，增强认同感与归属感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同时，还要警惕由创意阶层、精英人士组成的高解释水平人群的“精英权力”介入影响民众关于公共艺术的正确认知。很多披着艺术家和精英人士外衣的所谓精英主义者从事公共艺术生产的过程中并未深入了解，甚至拒绝了解特定区域民众的公共艺术需求，生产出很多不为人所知或大众普遍反对的产品。公共艺术生产者受利益驱使过度向审美认知的低解释水平屈服，能够比较容易就公共艺术生产的结果达成共识，但会以牺牲艺术审美的价值为代价，丢失创作者的艺术自尊和自信。利用审美近距离人群在审美评价和意义建构等方面的弱势会导致公共艺术生产秩序和呈现结果的混乱，对文化和艺术的传承是一种伤害。同样，大众认知的正确与否也会影响公共艺术生产的过程和结果。由此，公共艺术生产者和大众应该明确作为审美解释的人所具有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利用解释水平从不同层面做出科学、合理的审美解释，发挥审美解释水平的美育功能，以提高社会的审美认知能力和水平。（二）影响公共艺术生产过程的价值转化和价值增值。在公共艺术生产过程中，审美解释水平启动高解释水平，透过物质生产的表象形态挖掘精神生产的深层内涵，形成公共艺术生产的文化价值增值。具体而言，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公共艺术生产的价值诉求，如果只是传统元素向现代文化载体的粘贴，则停留在物质生产表层的审美低解释水平，生产出的公共艺术产品附加值低，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难以形成价值增值甚至成为负价值物；相反，深耕传统文化底蕴，运用审美高解释水平全面审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辩证关系，能够产生高附加值的公共艺术产品。审美高解释水平的抽象化特征能够引导公共艺术生产对已有要素进行创造性再造，从而产生价值增值。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在为灵园打造的作品《头大佛殿》中，运用本质的、抽象化的高解释水平，通过空间的审美创造，诠释了生与死、过去和当下的命题，公共艺术生产过程中带来了文化所产生的精神的价值增值。公共艺术生产的完美性表征着优秀民族文化和社会文明的传承，审美解释的人的主体性是延续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优秀的公共艺术生产所呈现的是审美解释的人的“主体性”特征对生产实践的过程和结果不同解释水平间的平衡，以及对高解释水平的合理、有效地发挥；公共艺术生产的完美性又能反作用于审美解释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公共艺术生产的完美性和审美解释的主体性和谐统一的“理想”状态，并通过这种理想状态启发和提高公共艺术生产水平。

四、结语

艺术的功能价值和美学价值一直是彼此分离与汇合的矛盾体。①公共艺术面对的是社会性的人，生产者和接受者的社会特征链接了艺术的功能和美学价值，使公共艺术审美行为变成一种社会行为。艺术的沟通能力，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感情和想法的分享是艺术价值的一部分。①审美解释水平建立了不同阶层人群在社会问题认知方面的能力，以及不同解释水平和它们之间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从而实现完美性与主体性有机统一的审美理想。面对“文化转向”的新时代，公共艺术生产需要建立个体差异心理学和美学之间的重要桥梁。②在这个过程中科技的生态化、解释水平对于美和美的生产的现实价值等需要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提高公共艺术生产的质量和效益，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作者:范振坤 单位:山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