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价值范文10篇

审美价值范文篇1

在人类的历史上，最初的建筑主要是为了遮风避雨、防寒祛暑，能躲避外界暴力具有实用功能的栖身之地，是人类为了抵抗残酷无情的自然力自觉建造起来的第一道屏障。人类用建筑遮蔽了自己，与自然界分开来，建筑的作用是隔离性的和保护性的，它第一次以人工的手段把神秘的自然空间划分出一个人化的空间，满足了人类的生存需要，也使得人们有了永恒而安宁的“家园”。这时的建筑主要是为了实用，但也积淀了人类早期的审美观念，具有某种审美的因素。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以及人们越来越对其“庇护所”具有深刻的感情，“家”的概念越来越有必要超越其居住的实用功能而趋向审美功能。人们对于建筑不再满足于实用了，更多的注重其艺术的特性，按照美的规律去建造，把自己的精神渗透到建筑之中，这是建筑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第一次碰撞。中国古代建筑史从最初的原始社会的洞穴居住到仰韶文化时期房屋的出现，建筑从最初的实用性到受彩陶文化的影响建筑表现出一定的审美萌芽；夏商时期阶级分化在建筑上形成了穴居与宫室的分化，宫室内部陈设华丽，建筑物也有些雕饰，建筑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秦汉时期，建筑材料瓦当的出现以及汉画像石画像砖的应用，是建筑设计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完美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丰富了中国建筑，南北朝石窟的建筑与雕刻的装饰花纹以及建筑构件的多样化和装饰化，建筑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得到了很好的拓展；隋唐时期的建筑设计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成熟时期，敦煌的藻井图案和壁画的发展趋于成熟，唐朝的建筑风格气魄雄浑，华美而不纤巧，是建筑与雕刻装饰融化的典范；宋、辽、金时期的建筑装饰绚丽而多彩，室内的梁架、斗拱、垂莲柱以及具有各种棂格的格子门、落地长窗等既是建筑功能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又发挥了装饰作用；明清时期的建筑由于建筑构件比例的改变，使得建筑呈现出沉重、拘束但稳重、严谨的风格，这也体现出建筑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内在联系。清中叶以后，建筑装饰上过分追求细致和繁琐，出现了不必要的装饰，建筑的审美价值过分的被人们去重视，建筑的实用价值削弱，使得建筑缺乏生气。从上可见，中国古代的建筑师们都认为建筑设计是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实用和功效在设计中处于第一位的，因为没有一种建筑不是为了谋求某种特定的生存空间才建造的，或者供人居住，或者为生活生产提供设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筑又被称为“实用艺术”。但建筑的“美”，并不在其实用性方面，而在于建筑空间的营造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建筑只能是供人居住或使用的“机器”。从这点可以看出装饰所带来的审美功效，尽管从属服务于实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称得上建筑艺术精品的建筑物，无不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融科学与美学、技术与艺术、物质生产与艺术创造于一体。

2从设计流派看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关系

在处理建筑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关系上，强调前者的典型是功能主义的建筑师们。功能主义作为一个流派，代表了现代主义建筑发展的方向。对功能问题的重视，可以上溯到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三要素：适用、坚固、美观，它一直被视为建筑学的经典公式。包豪斯校舍作为早期现代建筑的典范，体现了注重实用要求、发挥新技术和新材料的性能和造型整齐简洁、构图灵活多样的风格，具有极强的功能性。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在设计中以实用功能为出发点，调整形态间的组合关系，整个建筑按功能分成几个部分，体现了由内而外的功能主义设计方法。美国建筑师沙里文提出了“形式服从功能”的口号成为功能主义及现代主义建筑的灵魂。这种流派强调功能，强调形式追随功能，实用功能是第一位的，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后来发展为“功能至上”就太过片面了。国际主义设计流派的建筑师在某种程度上过分强调了形式服从功能的设计原则，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倾向。他们反装饰、求简洁，认为美即功能，以技术代替艺术，把使用者抽象为生理或物理上的人，忽视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不同的精神及审美要求，把形式变成技术功能的产物，导致了“方盒子”建筑的泛滥。国际主义为了追求少的形式，甚至不惜牺牲功能，抛弃人文关怀，把实用功能和装饰绝对的对立起来，也就是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绝对的对立起来，这是不可取的，终将被社会所抛弃，在处理建筑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关系问题上的另一种倾向是过分重视建筑的外在形式及装饰，不注重建筑的内在功能。其典型代表是巴洛克建筑风格和洛可可建筑风格。巴洛克风格打破了对古罗马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的盲目崇拜，其特点是外形自由，追求动态，喜好富丽的装饰和雕刻、强烈的色彩。有些巴洛克建筑过分追求华贵气魄，甚至到了繁琐堆砌的地步；洛可可风格反映了法国路易十五时代宫廷贵族的生活趣味，追求纤巧、精美又浮华、繁琐的装饰风格，具有代表性的是凡尔赛宫。这两种建筑风格虽然有肯定的因素，但因注重建筑的装饰，过分强调了建筑的审美价值，而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3从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关系看当今的建筑设计

审美价值范文篇2

97年12期《学术月刊》刊载的朱立元先生大作《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几点思考》，对97年1期《文艺研究》陆梅林先生《〈巴黎手稿〉美学思想探微》提出了商榷意见。无论陆先生对马克思译文的重新校译、诠释，还是朱先生对陆先生美学观点的置疑，放到当下的美学学术环境中都十分珍贵。这表明，我国美学界一批中老年美学家依然在坚守美学阵地。众所周知，美学危机是个世界性的话题。早在本世纪初，西方“许多智力过人的学者都已放弃了对美的本质的思考”，认为“美学注定具有悲剧的色彩”[1]。而随着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兴起，在当代西方，传统美学的悲剧命运也已宣告结束；各种美学体系已被解构成语言的碎片了[2]。在20年纪下半叶依然能保持繁荣的中国当代美学，能否避免这一危机，这已是摆在各美学派别面前的共同课题，也是美学界所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实际上，90年代以来，美学在中国的危机同样来势迅猛，中青年美学学者在纷纷背弃或解构美学的同时，也开始对美学“合法性”进行质疑。赵汀阳先生便曾尖刻地指出“通常意义上的那些美学研究，无论多么深入和细致，都无法消除我们在艺术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任何一个‘审美上的困惑’。简单地说，那些美学理论没有用处。”“美学只是一种手法”而已[3]。试问：如果美学学科本身都没有存在价值了，那各美学派别之间的论争还有什么意义呢？正因如此，我在对陆、朱二位先生深表钦佩的同时，也对他们之间的讨论，以及围绕实践美学的论争前景深表忧虑。美学论战，从来易攻难守，极易两败俱伤。我国美学界数十年论争不断、“增熵”不已、使美学学科日趋衰败的历史教训值得反思。所以，我想借两位先生文中涉及的几个问题，坦诚地谈一下我对美学研究方法、学科定位及审美价值等方面的规范性、建设性意见，一并请教于两位先生及美学界同行。

一、从“美的规律”阐释谈美学研究方法

无论对中国那一派美学来说，《巴黎手稿》中包含的美学思想都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认为，它不仅对审美发生学美具有纲领性意义，而且对审美价值研究极具启发意义。但无论那一派美学家从《巴黎手稿》中获得怎样的美学理论资源，得到怎样的启迪，有一点，我认为应当达成共识，即《巴黎手稿》不是马克思的美学著作。马克思的确有天才的美学思想，但马克思并没有建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这是美学的缺憾，但不是马克思的缺憾。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是真正把社会科学变成科学的理论巨人，他是以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自己的理论研究的。众所周知，《巴黎手稿》全称是《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在《手稿》中已作了充分展开。但其后，马克思却用了数十年的心血来完善自己经济学体系，临终《资本论》还没有完稿。每当我读《资本论》时，都会为马克思博大学识缜密逻辑所深深折服。因此，我们应以同样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包括美学遗产，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更不应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前苏联有一个很坏的学风，即轻帅地拼凑或建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借马克思的招牌吓人。如果马克思地下有知的话，我想，他肯定会像他晚年严正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家”！

退一步讲，即使马克思美学已经成为完善体系，如同马克思经济学理论那样，它也不应当成为我们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归宿。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当代中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已经大大突破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我们的美学研究又有什么理由停留在对《巴黎手稿》的推演和阐释上呢？当代的美学研究，应当是开放的，方法也可以是多样化的。我们提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可以采取西方引进的各种方法，但唯有这种从本本出发的“经典演绎”方法不应提倡，这不仅因为它早已为经典作家所深恶痛绝，而且将遗害美学研究本身。到头来，不仅将导致美学的悲剧，还将酿成美学学者自身的悲剧。

我讲这些，决没有否定陆梅林先生对《巴黎手稿》重新译校的贡献的意思，我完全同意朱先生对陆先生努力的肯定。而且我还认为，陆先生的译校，可以从此终结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晚近的这种努力见《云南学术探索》97年3期发表的《试论“尺度”与“美的规律”的关系》一文），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释，可以很好地起到“优化”美学“资源配制”的功效。当然，这并非是对“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统一”命题的否定；只要这一命题能揭示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就是合理的美学命题，只是不要再把这一命题归在马克思名下便是了。同时，我也赞同朱先生对陆先生的批评。我认为陆先生把自己的美学理论建立在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重新阐释上，从方法论上便是不可取得，而正象朱立元先生已经指出的，若干结论，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逻辑偷换中获取的。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的话，陆先生所推演得出的美学结论，关键是美是“物的客观属性”。这当然不是新的美学观点，只不过是借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强化这一观点的权威性而已。朱立元先生在文章中提到过蔡仪先生的学说。

“凡是符合美的规律的东西就是美的事物。……那也就是说，事物的美不美，都决定于它是否符合于美的规律。那么美的规律就是美的事物的本质。……事物的美就是由于它具有这种规律。”

这里的关键是把“符合规律”偷换成“具有规律”。“具有规律”虽然极不合常理，但却是蔡仪先生得以推出他的结论的关键环节。因为蔡仪先生认为，“美的规律”所要求的，“就是以非常突出的现象充分地表现事物的本质，……这不就是我们在艺术理论中所说的典型的法则吗？是的，美的规律就是典型的规律”这“是根据马克思的话的意思合乎逻辑地得出来的。”蔡仪先生这篇大作的题目是《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4]其实，却是蔡仪先生在论美。不知这是否也是一种“规律”：所谓“经典推演”方法，最终都变成了“六经注我”；彻底的唯物主义，导向了主观唯心主义！

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经典演绎”的美学方法，并不仅仅存在于某些中年美学家对待《巴黎手稿》的态度上，同样存在于中青年美学家对待当代西方哲学经典的态度上，只不过他们的美学研究起点和逻辑归宿，是换成更时髦的海德格尔等人罢了。但愿新一代美学家不要把这种方法带进21世纪——如果21世纪中国的美学依然存在和繁荣的话！

二、从“美的规律”性质谈美学学科定位

无论马克思是在普通语义上还是在美学意义上运用“美的规律”概念，“美的规律”对于美学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美的规律”如何认识和把握，却涉及到美学学科性质定位问题。

美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学科？在我们的美学研究中，这似乎是一个无需提出的自明性问题。翻开任何一本美学史，尤其是中国人编著之美学史，我们会看到，几乎中外古今所有名家涉及“美”的学术言论艺术思想统统被纳入视野之内，横串纵联，网络成篇，似乎人类历史上真有那么一门以“美”为探究对象的“美学”，流派纷呈、但学科性质相同，有某种与伦理学、文艺学比肩平坐之学术地位。其实，这只是近现代人，尤其是专冶“美学”学者自作多情地主观架构。从严格意义上讲，人类从来就没有过同一性质的元美学。同样“美”的“话语”，在不同学者那里，其语义所指、逻辑意义、哲理内涵是大不相同的。依据各自研究的方法和向度的不同，我认为，实际上存在着两大类四种不同的美学：一大类是属于人文哲学学科的思辨美学、诗化美学，另一大类则是社会科学美学和自然科学美学。当然，这两类美学是有关联的，人文美学自然也要摭拾一些美的经验羽片，但那只是它用来进行哲学思辨和美感体验的素材，它们往往是所谓唯心哲学或分析哲学、生命哲学、人本哲学、艺术哲学等等的附属，其美学往往是与相应哲学一体的存在；科学美学也有人文哲学基础，但它的哲学基础一般是科学的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哲学，这些哲学只是其探讨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的理性工具，其美学本身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这便是所谓美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特殊和复杂之处。[5]

对这几种美学性质的详尽论述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在此所要强调的只是这种划分本身。因为我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陷于统一“美学”的误区中，似乎只要沿着既往美学家思路探寻下去，便能走出美之迷宫，发现美的本质和规律的奥秘。现在终于明白了，这原本就是不可能的。对古典和现代许多思辨哲学或诗化哲学家们来说，“美”是他们思辨苦海中的一叶扁舟、心灵索道上的一根青藤。只有凭籍它，哲学家才获得思辨的自由、才能进行自由的思辨；只有抓住它，哲学家才能寻到自由的灵魂、才能体验到灵魂的自由。从本质意义上讲，纯粹的哲学人文美学都是“意义”和“灵魂”美学，“美的规律”也是意义存在和灵魂探求的规律，而对意义的终极追求、对灵魂的自我拷问，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操练，实际上是永无止境的，“美的规律”也是永无终结的。但对于真正的科学美学来说，诠解美的本质，阐释美的规律，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美的本质、规律阐释对于它来说，不应是只能容许某种信仰生存的狭小载体，而应是能“普渡众生”抵达美的世界的宽畅通道。它应当能够经受住形而下的证伪，应当具有共度性，具有可复验性，“美的规律”也应当具有真理性，即使是相对真理。因此，各类不同性质的美学虽然可以互补共存，为美学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但它们之间，由于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学科规范不同，所揭示的“美的规律”基本上是无法兼容共度的，也难以通过论争辨明“是非”的。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科学美学的派别之争，好比足球，通过激烈角逐，可以分出胜负、发现美的真理；而哲学思辨美学，好比气功，虽皆体大精深，益智启明，美妙无比，但各派之间难以兼容；而人文诗化美学，干脆如同中国的太极，一人一套路数，感悟甚美，但你却无法与其过招。这便是宗白华先生、王朝闻先生极少遇到批评对手的原因。

因此，我们在进行“美的规律”讨论时，便首先要确定自己并搞清对方的美学性质。朱立元先生在批评陆先生将“美的规律”客观性混同“自然规律”时，指出：“‘美的规律’在我看来，无疑是属于社会历史范畴的”。“美的规律显然是与人不能分离的，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而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规律”。根据上述美学分类，这里的“无疑”显然是有限度的：对于社会科学美学来说，它“无疑”是正确的，笔者本人也认同这一观点；但放到其它美学之中，却是可以“有疑”的。譬如对人文哲学美学来说，虽然其本身属于社会历史现象，但所阐释的“美的规律”却不一定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同样，对于自然科学美学，其“美的规律”虽然与人不能脱离，但也不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在前文化审美物理、生理、心理层次上，所谓“美的规律”就是与人体结构直接相关的自然规律。离开若干自然规律，前文化“美的规律”便荡然无存。

目前美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缺少对学科性质定位的自觉，许多学者都认为自己所建构、所研究、所坚持的美学是一种既有思辨性、又有科学性的“元美学”，自己所发现和把握的“美的规律”是普遍性规律，结果却往往衍生出某种既非人文美学亦非科学美学、既无哲学品格又无科学生命的僵死美学教条。某些洋洋大观的美学著作，一面言明要用“美的规律”唯物地指导审美实践、指导精神文明建设；一面却得心应手地操作着各派哲学美学语言建构自己的美学体系，使“美的规律”越来越玄学化，越来越失去实践意义。譬如“美是和谐”、“美是自由象征”、“美是形式内容统一”之类的美的定义或规律，对康德们来说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但放到“形而下”的科学美学体系中用来指导审美实践，则近乎处处通处处不通的谶语。其实，中国很需要有自己的纯思辨美学，需要有思辨的“美的规律”；但前提是要有纯思辨的哲学，而在“形而上学”已被解构的今天，要建立这样的哲学和美学体系，显然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同样，蔡仪先生的“美是典型”说，如果放到自然科学美学体系中，完全可以成为重要派别，笔者曾将其运用在前文化层次人体美的阐释上，发现它很有科学性。无论女人体还是男人体，凡是不能充分体现类特征的个体，很难被视为美。但遗憾的是，蔡仪先生将“美是典型”视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普遍规律，则漏洞百出。陆梅林先生认为“美的规律”是前人类就存在的，在譬如物理或生理美层次上，也无不妥。笔者也认为，若干前文化美的确与人的动物躯体和生理结构密切相关。譬如，如果人的双眼不是对称结构而是如比目鱼那样挤在一边，那今天人类视觉对称美便荡然无存，这也与实践毫无关系[6]，但陆先生同样把它视为普泛的“美的规律”，则难以自圆了。

这里附带谈一下我对实践美学的认识。我认为，实践美学最大限度地发展了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美学思想，与国内其它美学派别相比，最具有理论阐释功能，但它同样存在严重缺憾。弥补实践美学缺憾的关键，我认为并不是宣布要“超越”或“否定”它——任何想超越和否定它的美学学者，尽可去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而不必靠“超越”、“否定”的舆论迫使实践美学的“引退”——而是实践美学自身的学科定位：它究竟是给审美实践以指导的社会科学美学还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人文思辨美学。目前的实践美学是具有科学品格的，譬如，在对审美发生规律的揭示上，实践美学的科学性是无可替代的；在文化审美价值生成的阐释上，也是有阐释力的，当然需要对“本质力量对象化”所造成的“泛美主义”加以适当限定（详见后文）。但就实践美学的整体学科特征来看，我个人认为，它更接近于思辨美学。实践美学中不仅有“积淀”、“有意味的形式”等难以证真或证伪的思辨概念，而且，“本质力量对象化”、“自然的人化”也成为以实践为本体思辨展开揭示“美的本质”与“规律”的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石。这使实践美学所揭示的美的本质与规律，同样具有极大的审美阐释盲区。

当然，对于思辨的实践美学来说，这并不是缺陷，或许正是其纯正学术品格的体现。譬如说视觉对称美，只是源自人的两眼结构，显然毫无学问深度可言，而如果用思辨的语言，将其解释为“有意味形式”、“自然向人生成”或“实践劳动创造”等等则显然深奥的多。但对于要走向科学的实践美学来说，这却是严重的缺陷，但它并不能靠对现有体系的修补来解决，而是要靠新的体系建构和对“美的规律”的充分揭示来实现。这却是很难的。笔者从事社会科学美学研究，自知才疏识薄，用了几乎15年时间也没有穷尽对“美的规律”的把握。因此，看到有些先生能在一篇论文揭示美的规律，而且附带将真、善、美规律统统网尽，我只有像当年福楼拜对乔·治桑所表示的那样，羡慕之余，只能自愧弗如[7]。

三、从价值属性谈审美价值

从价值学角度探讨美的本质和规律，正如朱立元先生指出的，的确不是美学新说；但引进价值概念后对美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是事实。究其原因，我想大半不在美学自身，而在价值学。数十年来，哲学界对价值学深入研究后，竟得出几乎与二千前年柏拉图“美是难得”的同样的结论：价值是哲学理论中“最深奥、最烦难的领域之一”[8]。我这样说，也决没有否定价值学美学的意思，而只是说，美学学者在运用价值概念时要多一些谨慎。像陆梅林先生认为价值是“物的物质属性”的观点，今天在价值学研究中便已被大多数学者所否定。否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的“说法”，而是因为其学说本身难以自圆。像商品价值，它“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9]，怎么能说成是“物的物质属性”呢？朱立元先生认为价值是“关系范畴”，是目前哲学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我则认为价值的存在论本质是一种系统属性，是一种结构性和获得性系统质，如商品价值，只有在商品交换系统中才存在。当然，不同的价值理论可以共存，彼此间的论争也不属于美学范畴；无论我们引进怎样的价值理论，关键是要能解决美学的理论困境。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之中同样不应当有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马克思生前虽然在一般语义上用过“价值”概念，但他从未从哲学角度研究过“价值”；马克思著作中的“价值”，主要是经济学的价值。这与西方学术史上哲学“价值学”较经济学“价值学”诞生较晚的轨迹是基本一致的。因此，陆先生所谓“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看来”云云，是欠严谨的。而朱立元先生引用的马克思那段论“价值”的“经典语录”也有误，“‘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10]，并不是马克思原话，而恰恰是马克思转述他所要批驳的瓦格纳的观点。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的这一“误读”，是十多年前郝晓光先生首先发现并更正的。其后，李德顺先生在他的《价值论》中又有详尽的考证。马克思不同意把“商品价值”作为这种“价值”属概念的原因很清楚，因为这种作为种概念的“价值”实际上是从“使用价值”演绎出来的等值概念，瓦格纳企图用这种推演将“商品价值”变成商品“使用价值”的派生物，以抹煞“商品价值”的特殊社会本质。因而，无论这一表述多么合乎我们对价值的理解，也不能拿来作为马克思对“价值”概念的定义[11]。但十多年来，由于学科隔阂，美学界经常有人将其作为马克思的“价值”定义习惯性地转引，这里顺便更正，以免继续误读下去。

其实，这段话是不是马克思的原话，并不影响它的真理性。李德顺先生自己也认为哲学价值更接近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他的“价值”定义也是客体对主体“需求的满足”，属于价值“效用”说。因此，上述“误读”，也不影响朱立元先生对价值和审美价值论述和他对陆梅林先生的批评。而正如朱先生指出的，陆先生同样也认同价值“效用”说，陆先生甚至直接把“使用价值”概念作为“价值”的定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价值“效用”说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既无法涵盖作为价值“特殊”的“商品价值”，更无法充分解释审美价值，尤其是文化审美价值。一些学者在运用效用价值探讨审美价值时，甚至陷入了阐释的循环：客体具有审美价值，所以能满足主体的审美需求；而客体所以具有审美价值，则是因为它能满足主体的审美需求。这样的“美学研究”，确如赵汀阳先生所说，“没有用处”。同时，审美应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超功利性，这也是各派美学的共识，而效用价值恰恰是指物的功利价值。尽管效用价值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审美价值，但毕竟不应成为审美价值尤其是文化审美价值的主体。正因如此，价值“效用”说使我的审美价值系统研究，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为此，我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观点中受到启发，提出了文化价值与文化效用价值共存的“价值二重性”观点。

大家知道，人类区别于动物本能的文化实践活动，都是自觉的意志行为，都有着既定的实践目的；人类在实践中创造文化客体、创造客体的文化效用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自身和对象的文化价值。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创造力合目的性的付出，体现出主体的文化效应价值；作为具体的实践活动，创造出客体的千差万别的文化效用价值。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从另一方面看，则是对人类创造力本身的确证，它体现出主体的文化价值；作为性质相同的人类创造性活动，它对象化形成客体的文化价值。客体的效用价值不完全等同于主体的效用价值，更不完全等同于主体或客体内含的文化价值。而主体的文化价值对象化为客体的文化价值，并由客体文化价值加以对象性确证，因此，这两者是完全等值的。

审美价值范文篇3

一、解读旅游审美文化的内涵

美学家叶朗认为：旅游的本质就是一种审美活动。离开了审美，就谈不上什么旅游。人们在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之时；在欣赏丰富多彩的文物，南秀北雄的石窟之际，都可使心旷神怡，情志愉悦。可见通过旅游综合性的审美实践，可以提高旅游者的审美能力和生活质量。之所以说旅游活动是一项综合性的审美实践活动，在于构成旅游过程的“食、住、行、娱、游、购”这六要素，不仅涉及各种不同的生活和文化领域，而且充满了丰富多彩的审美鉴赏活动。比如：领略大自然的神奇，观赏古文物的神韵，窥探风俗人情的神秘，无不是集自然美、艺术美、生活美、社会美之大成，涉及阴柔、阳刚、壮美、崇高等一切审美形态，可以满足人们从生理到精神等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对调节人类的情感状态、提高其生存质量和实现全社会审美化诸方面，具有意想不到的特殊价值与推动作用。旅游的功能，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教育。人们出去旅游在“游山玩水”的动机背景之后，实质是一种寻觅美、欣赏美的过程，旅游除了能够直接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尊重需求和认知需求外，其本质属性是人类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们在游览、观赏过程中通过对客观对象美的体验、认识和理解，得到愉悦，得到美感，在愉悦和美感中受到教育，得到启迪和鼓舞。例如，喜欢山水观光的旅游者，在游览时看到黄山瑰丽迷人的景色时，心情会异常兴奋，产生一种强烈的美感。审美欲望得到了满足，从而焕发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也受到了审美教育。这种美感给人的教育是非常深刻、难以忘怀的。所以说旅游不仅是传达人类既有的审美体验，而且要创造出新的审美体验。旅游的本质是一种审美活动，其审美文化的体现也是多样化的。旅游审美文化的功能也很丰富，它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它可以使人转换环境，调剂生活，开阔视野，丰富生活经验，强健体魄，欣赏美景，拓宽胸襟，增加生活乐趣，感悟宇宙、自然和人类生生不息的规律，吸纳生命自强不息的力量，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和谐自由、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在旅游活动丰富的内容形式中，都贯穿着人类的文化观念，因此，它们也构成了旅游活动的文化内涵。在旅游丰富多样的活动中，人们实现了求真、求善、求美的过程。旅游中有审美要求和审美内涵，这本身就是旅游的文化意蕴，它标志着人类旅游活动的文化特点。旅游活动的内容包罗万象，其中有游山玩水，欣赏民俗风情，了解地理、历史、文化、物产，研究人文景观、建筑特点等等。不同的旅游者有着各种各样的审美要求和文化思想，因此，他们在休闲和旅游活动中得到的审美文化内涵也是不同的。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旅游从业者开发出具有旅游审美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也有助于导游员提供符合旅游者审美需求的服务，例如让旅游者观赏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表演，自已还可以参与民俗活动、民族联欢等游乐活动，将审美欣赏与自我娱乐结合起来，可以让旅游者得到更多、更强烈的审美文化的快乐。

二、中西方旅游审美文化的差异

由于中西方地理、气候、环境和生存的方式不同，产生了两种对自然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不同的哲学、宗教、审美等基本文化理念，所以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旅游者对同一景观的审美感受是大不相同的。中西方旅游审美文化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中国文化比较关注自然景观所承载的人文美；而西方文化则更关注山水景观本身所具备的自然美。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伦理文化，道德是中国古代长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人把道德的价值放在其他价值之上。“五伦之要，百行之原”是中国相传千年的要义，“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人普遍敬奉的牌位。因此在欣赏山水时，也要在一切山川景物中都发现可贵的“德”，将人类的美好品德赋予特定的自然对象，从而在物我交融中培养人的道德情操、启迪人道德的完善。中国古代有一种“比德说”，其核心理念就是认为山水具有人一样的美德。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贡提出的“君子见水必观焉，何也?”的问题时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孔子还说过：“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他认为有智慧的人喜欢欣赏水流，是因为水的潺潺流动就象智者思虑的流畅一样；胸怀宽广的人喜欢观赏大山，是因为大山使草木生长，鸟兽繁衍，给人们带来利益而自己无所求，胸怀象仁者一样。长期的比德意识，使中国大量的自然景观与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被赋予了浓重的文化色彩。而西方没有这些影响，又加上文艺复兴运动及蓬勃而起的工业革命使自然界作为独立的审美客体出现。从整个古代社会和文化现象来看，西方都是以个人为起点，向外开拓，不断地自我追求、自我扩展，同时也自我革新，西方强调个体的作用这就直接影响着西方人的社会生活和日常民俗习惯，同时也形成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旅游产品的审美观。

2、中国的美学侧重精神性的追求，而西方则以自然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艺术，认为数的合理比例产生特殊的美感。中国古代艺术把“气韵生动”作为最高境界，是有着深远内涵的，认为宇宙中的自然生命要与艺术家的心灵才性相融合，把天地宇宙和生命感应完全融成一体，显现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使中国美学凸显出认识上的模糊性。例如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等都让人感觉到中国古人的审美情趣所在。由此可见，中国人在旅游审美中以“自适、畅神”为宗旨，体现出重视人性自由的审美情调。自适、畅神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观照，是面对风景所产生的超功利的人性自由，是一种沉入意境的心灵状态。而西方，因为深受自古希腊以来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十分看重物体的形式美。西方人认为“美”是一定数量关系的差异与统一所达到的和谐。比如雕刻艺术，西方曾概括出人体雕刻美的三个原则：第一，头与全身比例为1∶7；第二，重心在一只脚上；第三，动作与肌肉要有柔化。总之，身体各部分，都应按一定比例来造型。所绘物象立体逼真，虚实分明，如可触摸。西方很多名著都是按照这些“美”的原则创作的。西方人旅游审美的目的在于追求形式美的享受以及光感、色彩、空间感的真实性。综上所述，中西方旅游审美是有着很大差异的，如果说中国人的审美是一种玄境的话；西方人的审美则是一种真境。中西旅游审美文化的差异亦即“重人”和“重物”思想的差异。中国人偏于抒情，西方人偏于写实；中国人偏于理想美的寄托，西方人偏于现实美的享受。探讨中西审美文化的差异是有现实意义的。准确地把握这些差异，有助于组织对路的旅游产品，导游人员才能针对不同旅游者提供洽如其分的服务，从而有利于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三、导游在旅游审美中的价值体现

审美价值范文篇4

一、新闻传播中的审美方向

1、启发美

新闻讲究的就是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要寻找这样的新闻就对记者要有严格的要求，他们要尽可能的把信息中的要点能够详细地记录下来。在新闻的传输中还应该讲究的就是角度的选择问题，新闻的相关工作人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感知能力，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信息，比如审美、文化等角度，然后运用恰当的语言文字把相关的人物事件简洁清晰的描述出来，但消息一定要及时有效。在电视中的新闻记者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能够将消息的主题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清楚，并能够让重点显现出来，这种工作最主要的就是精髓的有效提炼。作为一个合格的新闻记者就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各方面的应对能力，在当今这种复杂多变的社会中，只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才能够获得群众的好评，要把具有较强的审美性的信息传播、展示给广大观众。其实在新闻中最忌讳的就是垃圾信息，比如：对一些明星的绯闻故意炒作事件那是层出不穷，像这样的消息是不能被当作是新闻的，最多只能算是八卦。角度不同审美的观点也就差别甚大，所以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审美角度，然后对新闻进行挖掘其内在的价值，最终达到观众对新闻节目要求。

2、表现美

作为是众多新闻工作者中的一名，审美的价值就在于记者新闻采点时将生活中的美与现实中的美相结合后融入到新闻中，在将工作者自己真实感受到的美用最真实的文字语言详细的描述出来。与此同时，新闻报道不仅应该主动地去追求美还应该传播美，把情感融入到其中，最终把这种美传播给广大观众朋友，让他们真切的感受到新闻带给他们的美感。相反的，假如新闻记者只是单纯的、机械的把采点收集来的消息原封不动的报道给观众，那么就会让观众觉得索然无味，不愿意再去关注新闻，所产生的后果将受连带效应的影响。但是采用一种添油加醋的方法，把收集来的消息作为原稿，然后采用美的角度去记录、观察和指导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如此将会更好地把人们博大多彩的精神世界展现出来，这对观众来说就是致命的吸引，才能真正的发挥新闻的强大功效。

二、新闻传播中的审美价值

1、奇特的审美视角

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里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特殊的整体，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由于他们的这一特性，所以都在以一种无法取代的方式存在着。这就要求看待事物时要全面、多角度观察，会发现再坏的事物都有美好的一方面。审美角度的选择在很多时候是很重要的，它对所掌握的消息是否富有启发和是否够新颖有着绝对的支配权，这对于我们来说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社会现实问题，以及怎样看待我们周围的事情。例如：有关于灾难类的新闻就应该把受害者、公众和社会的利益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把和这个有关的要重点突出出来，相反的，没有关系或是关系甚微的内容就可以删除。在文字语言的表达上，对于那些恐怖、血腥的场面的描述要多加考虑，决定是轻轻的用文字带过还是彻底删除不用。美就应该把真、善结合在一起，这才会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在生活中将美、善、真的价值都给予肯定，所以这就要求新闻的工作者应该用审美的方法去分析实际问题。

2、浓烈的审美意向

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就是选择怎样的题材，在选题时要注重的是消息内容的审美。因为只是单纯的得到新闻的信息，而不能满足审美需求和取得心理快乐是观众所不能够接受的。然而有不少的新闻的导编在选题策划时会不自觉的制造一些这样或是那样的令观众不高兴的审美问题，这回给新闻真实的美感和价值大打折扣。根据调查结果表明，受人们普遍都关注的题材都是能够让观众在审美情感上有很大响应的选题，从中能够让观众得到无穷的启发。笔者就近2年的获奖新闻的题材分析得出，只有那些赋予较强的审美性、含有较大的信息量、具有时效性的新闻选题角度才能称为是好的视角。

三、新闻传播中的审美接纳与展现

1、普遍接纳

由于新闻具有现实意义，要真实的反应客观事物，所以新闻传播并不是把所有人们认为是好的是美的事物都一一的显现出来，更应该把那些丑陋的、厌恶的、低下的、错误的展现出来。对于恶丑低下的新闻，在展现时要有选择性的适当删除。通过对恶丑低下的新闻的描述让观众们知道什么样的事物是应该禁止的，在以后的生活中要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而对于那些美好的东西就应该宣扬大家要积极的保留，可能这会对以后起到指导的作用；当然丑的、恶的、假的新闻会对人们会有误导作用，所以要思量后再做报道。很容易看出，在进行新闻传播的时候假如能够拥有较强的审美观念不仅仅能使观众对新闻有所了解，还可能会产生心灵美感与视觉美感的共鸣。通过一个简单的语言表达，可能就会看出媒体人他对于新闻的热情，只有这样的新闻才能被称作是有价值的新闻。

2、尽情展现

新闻的精髓就在它的真实性，如果想要把信息完整真实的描述出来就要求在制作新闻的过程中要把消息里的人物与自己融入到一起，把自己当作是当事人，如此才能够把真正的情感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对审美效果分析后表明，往往真实的新闻并不是很美好，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真实也是分为好坏两种的。正所谓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在报道中要用美的角度去看待生活中那美好的一部分，这才能用美的准则来衡量新闻的价值和客观事物的正确与否。例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往往会对受灾的现场进行报道，这就会把罪犯和死伤情况概括地报道出来，这样做主要目的就是要做到使相关的受众感到反感和恐慌。

审美价值范文篇5

关键词：荒诞；审美价值；丑学；感性学

荒诞的观念及其显现形式古已有之，且是伴随人类历史性生存的一种普遍现象，但荒诞感从日常生活中升华出来作为一种自觉的审美意识，乃是“二战”后首先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得以确立的现代性事件。它始自存在主义文学(哲学)继而在现代派诸艺术流派中得以充分体现，并以悲、喜、丑相杂糅的审美意蕴生成了它的审美价值。囿于传统美学观，学人通常在悲、喜之间界定它的审美形态，虽然大都注意到它对原有审美形态的突破，但对其仍缺乏合理定位。本文立足打破传统美学的封闭体系和拓展感性学内涵的语境，在美学一感性学一丑学中来检讨荒诞作为独立审美形态的价值。

一、荒诞的美学命名及其历史性出场

尽管荒诞现象早就存在，但直到现代派艺术出现它才走到历史的前台。“在他们那里，荒诞已从一般的历史社会范畴上升到人类存在的范畴，从一种批判意识发展成为一种彻悟意识；在他们那里，荒诞并不仅仅在于社会现实中的事物，而在于人的整个存在，在于人的全部生活与活动。”作为一个日常语词，“荒诞”在《简明牛津辞典》(1963年版)中有两个义项：(音乐)不和谐；缺乏理性或恰当性的和谐(当代用法)，经现代派艺术才提升到哲学、美学高度。“荒诞”的美学命名源自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一个流派——荒诞派戏剧，作为西方战后最重要的戏剧流派，它和其他艺术流派一同生成了西方美学史上的一种新的审美形态荒诞。特别是贝克特《等待戈多》(1953)的成功上演，使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存在的荒诞感，领会了人生的荒诞和存在的虚无，人生就像永远等不来的戈多。艺术家以对时代的敏感，塑造了一系列病态、丑陋的人物形象，以荒诞不经的语言揭示出丧失自我本质的人的无可奈何的荒诞境遇。

基于对荒诞派戏剧本质的深刻理解，英国戏剧评论家马丁·艾斯林在《荒诞派戏剧》中评论道：“在这个世界上，宗教信仰的沉落已使人们丧失了确定性，当人类已不再可能接受神学目的纯粹完整的价值和启示传统时，生命就必须面对它终极的、严酷的现实。荒诞派戏剧旨在使观众意识到人类在宇宙中不确定的、神秘莫测的地位。”正是洞察到荒诞派戏剧对人与世界整体性的丧失和人生境遇不确定性的揭示，艾斯林从哲学高度把这种人生境况命名为“荒诞”。其实，早在荒诞派戏剧之前，哲学家萨特就以文学家的敏锐正视了时代的荒诞境况。他在《恶心》(1938)中揭示了社会存在的莫名的无聊感、荒诞感，正如主人公罗康丹领悟到的生活的无聊透顶，“这花园、这城市，以及我自己。一旦你认识到这一点，就会使你反胃，晕头转向，这就是恶心”。“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无缘无故地来到世上，无力地苟延时日，偶然地死亡”。作家加缪的小说《局外人》(1942)，更是生动地揭示了人生的荒诞性境遇。主人公莫尔索虽然生活在社会和人群中，然而，不仅对社会就是对亲人也显出漠然的神态，母亲的死也触及不列内心的悲痛，只是觉得应该伤心，刚刚埋葬母亲就与同事玛丽寻欢做爱，在海边无意间开枪打死人，而在法庭上却表现得像与案子不相干的旁观者。发生的一切都未能改变他超然于外的冷淡，他好像处于社会和人群之外，宛如“局外人”，莫名其妙地来到世界，又莫名其妙地被世界所抛弃。卡夫卡的《城堡》、《审判》更是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孤独和荒谬处境，一种无可奈何不可理喻的悲剧性困境。这股弥漫在欧洲上空的荒谬感随着文学作品很快漂洋过海，并在北美大地生根发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萨特、加缪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揭示存在荒谬感的作家。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描述了二次大战时一个美国空军中队的生活，描写了军队内部的官僚、腐败、专横、残暴，以及在“正义”外衣下的无耻勾当和荒诞氛围。小说主人公尤索林上尉洞悉一切，极力想摆脱又难以超脱，由此产生受迫害的臆想，被人视作疯子。按照第二十二条军规疯子不能飞行，据此他申请停止执行飞行任务。但第二十二条军规又规定：申请必须由本人提出，而凡是自己要求停止飞行的申请者，理所当然头脑健全，不再被视作疯子。因此，这条军规完全是悖论式骗局。小说情节充满了荒谬、不合理，形式与内容极端矛盾，在“黑色幽默”的冷嘲中，会让人在极度绝望时发出笑声，似乎符合喜剧特征，但内容却是人生的绝望与无出路，因而这笑声比哭声更使人感到恐怖。荒诞主人公尤索林、莫尔索等人始终模糊的面目告诉我们：荒诞甚至存在于每个人的意识抑或无意识中，甚至就在人性的生成中，伴随自己当下的世界一同到来，在世界建构中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遭遇它。在一定意义上，局外人就是人群中的一员，甚至就是镜中的自己，人生就是一种荒诞性存在。这种把几近荒诞的悲扩大开来认为是人之生存本有的结构，一度成为西方现代人文哲学家如基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等人的哲学主题。

荒诞感在战后西方始自法、德、英继而在美国蔓延开来，与战后西方世界理想的幻灭相关，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上帝”缺席、陌生、敌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异化世界。一个丧失了存在意义，丧失自我本质的世界挤压了人的存在，使人处于莫名的恐惧和绝望中，荒诞感由此而生。就加缪、萨特的文学在美国引起强烈共鸣的原因，伊哈·布哈桑认为，“在美国的经验中，总归有很多东西是符合存在主义所主张的：人类是赤裸的、人是依靠自我的、人是蔑视死亡等观点的。这样，萨特的思想，特别是加缪的思想，在50年代就在我们的国土上生根了。实际上，嬉泼斯特(美国存在主义者的一种称号)的生活方式，还出现在这些思想之前：嬉泼斯特由于密切接近了危险、本能和他的灵魂向他发出的反抗命令，以他的全部的存在去反抗世界末日的空虚。”只要世界处于无根的被抛状态，存在主义就切近这个时代而为人们所接受。关于荒诞的生成，萨特认为“如果孤立地分别考察人或世界，‘荒谬’显然既不存在于前者之中，也不存在于后者之中。然而，既然人的主要特征是‘存在于世界之中’，那么‘荒谬’也就是最终成为人的生存条件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首先要说明，荒谬并非纯粹理念的对象，我们通过一种令人悲哀的启示而意识到它的存在。”艺术作品揭示了荒诞的存在论特性，通过荒诞状态的敞开艺术家们展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于是，“理性失落了，信仰失落了，人失落了，现代西方文化与西方古典文化断裂了。这种断裂是西方现代文化层从西方古典文化层，特别是从晚期浪漫主义中蜕变出一种新的审美形态：荒诞(Absurd)——失去真实自我的社会是无意义的；正是在与传统的理性与信仰的对照之下，现代西方人的存在才成为荒诞的——由传统塑造的现代社会的框架仍然显得那么有意义，而被填塞于其中的人的存在却没有意义。”借着时代机缘，一种新的审美形态——“荒诞”历史性地出场了。

加缪认为荒诞是世界的不合理性与人所追求的合理性的冲突。当人感受到生存的异常产生质疑而又无能为力时，荒诞就开始显现，人由此面对荒诞、进入荒诞，而愈加感受到人与存在的分离。“一个能用理性方法加以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熟悉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照明都消失了，人便自己觉得自己是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关于家乡的记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生活分离，演员和环境分离的状况真正构成荒诞感。”迷失于荒诞感，人是没有出路的，弥漫心间的荒诞感是难以克服的，在荒诞感笼罩下，人生、世界、行为、信念、思想都无意义，甚至无处反抗、无所反抗，要么自杀逃避荒诞，要么以反抗荒诞的形式成为荒诞的人，犹如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正如尤奈斯库所言，“荒诞是指缺乏意义……在同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先验论的根源隔绝后，人就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为就变得没有意义，荒诞而无用。”这种不可理喻的生存状态，在现代主义小说、戏剧、美术和音乐中有着鲜明体现，它们以夸张的变形、奇异的肢解、怪诞的造型和奇特的象喻揭示了非理性的荒诞内容，表现了人的世界的空虚、荒诞、无意义、悲观、绝望等。正是这些伟大的艺术品帮助现代人正视了漫无边际的荒诞感，这些作品始终隐含着一种形上的维度，即在荒诞感中透露出人对自身完整性的吁求，一种在迷茫、虚无、绝望中追寻着无望的希望的焦虑，一种对身心自由和解放潜在的渴望。西西弗斯的行为是荒谬的，但他执著于这种行为本身乃是一种清醒和对荒诞的正视，显示了现代人同生活其中的世界达成妥协做出的努力，明知荒诞却不放弃，显示了在荒诞感的挣扎中尚存没有泯灭的主体意识，谕示了人对自由的些微渴望。尽管反抗是无望的，但这种反抗本身是人生存的意义，是人对生存处境的自觉意识，也是对人自身存在尊严的肯定。正是艺术赋予我们力量和勇气，这是荒诞具有审美价值的人类学、社会学根源。从存在主义文学的“局外人”，到荒诞派戏剧无望的“等待戈多”，从表现主义小说永难进入的“城堡”，到黑色幽默的“绞刑架下的幽默”，立体派绘画的“亚威农少女”以及表现主义绘画的“呐喊”等，都在张扬着无处不在挥之不去的苦涩、冷漠、残酷、真实的荒诞意味。

二、荒诞感的揭示与荒诞状态的敞开

作为生成于现代境遇的审美体验和艺术感受，荒谬感源于人对存在境遇的悖论体验，是理想失落以及人与存在分裂和技术僭越加剧的显现，在此境遇中人越来越失去自身而呈现为某种物的存在，从而引起精神、心理、行为上的怪诞。“非理性的荒诞的形式与同样荒诞的内容，使人感到的是愕然，是不可思议，因而会笑。然而这笑不同于喜剧感的笑，喜剧感的笑是对旧事物的讽刺，是对自己的信心与自豪，是充满希望的笑。荒诞感的笑却是对世界的荒诞的感受，因其荒诞而感到束手无策，无可奈何，是一种无望的笑。荒诞也有一种悲剧感，但悲剧感的哭中透着希望。荒诞是无望的，它也不会让人哭，它只是让人哭笑不得，陷入一种尴尬困窘的境地。”

对荒诞的领悟离不开对怪诞的意会，虽然二者在西学中并无词根上的关联，但二者在汉语语境极为相近。“怪诞”作为一种存在样态早于荒诞，通常它以丑的视觉效果给人们以感官冲击，成为艺术审美的表现方式。而荒诞却无特定形式及其结构特征，它更多的是以内容、感觉或气氛凸显，意在引发精神、心灵的沉思，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内容的无序杂糅生成它形式上的滑稽与怪诞混合的特点。怪诞是以反常、夸张甚至丑陋的形式激起受众注意，荒诞则以意义的虚无激发受众思考。荒诞作为审美形态涵括了怪诞，荒诞之出场必关乎滑稽和丑，特别是丑的因素尤为突出。很多理论家都指出过荒诞是荒谬可笑与恐怖可怕同时并存及其生成的极端反常方式。荒诞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艺术的怪异、变形，甚至那些可怖的纹样、图案、声音与形象，但在原始人那里却表现为一种与其认知、情感相吻合的原始状态的和谐，从人性生成、人的主体意识建构来说，毋宁显现为一种艺术的崇高与神秘而不是荒诞(儒家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说)。生成于现代作为审美形态的荒诞之对象无法像悲剧、崇高、喜剧那样可以切实把捉，无法像悲剧和崇高那样去抗争与拼搏，亦不会有所谓的胜利，而是揭示一种存在境遇，一种难以克服的生存性悖论的展现。

荒诞把丑的对立推向了极度不合理、不正常，“造成是非倒置，时空错位，使一切显得混乱无序，不可理喻。”虽然丑作为一种人类意识早就出现在艺术中，“不但近代绘画中的一些杰作，例如英国布莱克以但丁的《地狱》篇为题材的作品，就连古希腊的关于林神、牧羊神、蛇神之类丑怪形象的描绘，也都证明造型艺术并不排斥丑的材料”。但丑在人们的感性心理中独立出来，引起艺术家注意并显现在作品中是近代的事，“在文艺复兴以后，比在文艺复兴以前，我们更经常地发现丑。而在浪漫的现实主义气氛中，比在和谐的古典的古代气氛中，它更得其所”。回顾艺术史可以看到丑在现代感性中具有不同于往昔的意义，它不再作为美的陪伴物出场，而是以独立姿态引起艺术家关注，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现代艺术中。但在传统美学上，“丑并不是与其它审美范畴并列的一个范畴，而是从属于、综合于其它审美范畴中的一个亚范畴”。确切地说，丑作为亚范畴只参加崇高、悲剧和喜剧，而不参加优美，优美是不含丑的绝对美，无论东西方属于优美的艺术作品无不如此。随着人们视野的扩大和艺术家们对丑的描绘的用心，出现了众多“丑得如此精致”的作品，艺术空间也因丑的凸显而极大拓宽。伴随“丑学”浮出历史的地表，美丑之间藩篱被拆除，人类的审美感觉、审美范畴乃至审美形态也大大地丰富了。及至发展到艺术的现代主义阶段，各种艺术的“恶之花”盛开。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迷惘的一代、无调性音乐，达利的《西班牙内战的前兆》，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布罗基的《男妖》，米罗的《倒立的人》，马格利特的《红色模块》等都预示现代人已笼罩在以丑(还有悲)为底蕴的荒诞绝望的存在境遇中。

的确，荒诞在其生成中不只是充分揭示丑，它还以近乎滑稽夸张的笑的形式包蕴着无法言说的悲，但这种悲不是真正意义的悲剧，毋宁说，它从内容上接近悲，遭受对立方强大的漫无边际的力量的压抑，从中展示矛盾的深刻与复杂。它不像悲剧主人公祈向一种希望而是无望；同时它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喜剧，它不具备喜剧的超越性和优越感，它是让人哭也哭不出，笑也笑不出的无奈。惟其如此它才以新形态显现了20世纪感性学、丑学的崛起。

这些艺术现象表征着弥漫开来的，接通悲剧、喜剧、丑的荒诞感开始为艺术家所正视，敏感于时代变化的艺术家以作品揭示了人世间不可名状的绝望、冷漠和深刻的孤独，与此同时，荒诞作为独立的审美形态开始进入哲学家、美学家视野。一种新质的审美意味开始被人们所领会，也为笔者再次重申：正是西方现代心灵及其现实中的荒诞，使美学家认识到荒诞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突破和糅合悲、喜、丑的综合性的新形态。一定意义上说，荒诞似喜剧又不是那种笑，似悲剧又不是那种哭，是苦笑不得的绝望，但不自杀，而是后退一步地嘲笑自己的尴尬，这里不是主体性的消失，而只是显现在异化世界中的不和谐、悖论性和无意义感。只要世界的异化在，主体的反观(审视)在，荒诞就会存在。就此而言，它作为独立审美形态成为美学——丑学的一个范畴。荒诞在这种合力的张扬中，把存在的矛盾性、不和谐性、不确定性、不合理性推到不可逆转的极限，从而产生漫无边际的压抑感、荒谬感、倒错感，世界显得不可理喻，混乱无序，虚无而无所依傍，所谓中心、主体、理性都濒于虚无的深渊，但它不像个性滞后即无个性的悲剧那样，被客体压倒完全泯灭了主体意识，更不是后现代完全消解了主体，而是在荒诞感中还保留了一丝抗争，不论是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永远等待的戈多，还是漠然视之的局外人莫尔索无不如此。荒诞感的漫无边际使它不像悲、喜剧有具体所指，荒诞是所指世界和能指世界的脱离和错位，于是产生悖论和疏离，其行为的怪诞使它更像一种能指的狂欢：丑陋空洞、滑稽可笑、主体离散，这种残缺表征了它走在途中急于获得某种确定所指的过渡性。

这种寻求确定所指的愿望与事实上的不可能都使荒诞主体反观、质疑现存状态，而一定程度上把人的主体意识逼视到了虚无的深渊。对作为非英雄的“小我”的存在，荒诞意味着世界对人的压抑，意味着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被漠视。荒诞展示的是一个被疏离了的世界，荒诞感是在这个世界中体验到的不安全感与不可信任感，从而产生一种生存的恐惧。因此，荒诞作为一种生命活动的虚无呈现，它显现为某种不确定性和内在性。“在这两极中，不确定性主要代表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之结果；内在性则代表使人类心灵适应所有现实本身的倾向。”“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意味着世界落在理性与非理性之外，这实际上是一种后现代能指狂欢的平面化世界。而在荒诞感的境遇中，几近的双重缺失把荒诞感推到了混乱、悖论的程度，把残存的主体意识消解得支离破碎。物极必反，当荒诞走到虚无的边缘，必然会出现一种综合的倾向，一种新的调和方式，甚至从中生发出对原初形而上学的要求。荒诞本质上是对主体被压抑的无奈，是对人生价值的漠视和真理的放逐，从积极状态和主体意志的高扬来看，它显现为一种负面的否定价值和创造性的缺失，但这种否定反而激发人们对新真理的探求，正是人的无奈和拒绝赋予“荒诞”审美内涵。同丑相似，荒诞在精神特质上是一种“艰难的美”。

作为杂糅了悲剧、喜剧、滑稽、丑之因子的无序混合，荒诞的悲喜交融性是对固有审美形态的突破，它无法在传统美学体系中作为一个独立范畴与优美、悲剧、崇高、喜剧相并列，当然也不同于丑作为亚范畴对悲剧、喜剧、崇高等审美形态的参与。荒诞作为现代美学——感性学的一个范畴，在现代一后现代社会境遇中对悲剧和喜剧有一种大跨度衔接，可以说是审美合乎时代境遇的一种创生。它的形式近乎喜剧、滑稽的摹仿，但其底色却是悲、丑的杂糅。无望的荒诞往往转化成焦虑，一种对世界、人自身生存的危机感，但它又有一丝反思，所以荒诞中没有单纯的哭和单纯的笑，没有优越感，没有快感，没有精神的酣畅淋漓，有的只是哭笑不得的难受。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直接呈现，它给人的不是古典式的审美愉快或者痛感升华，而是一种不置可否的破碎感、荒谬感，一种生命力的长期阻滞和无法摆脱的压抑感。这实际上是从否定视角对人的尊严的渴望和对压抑的抗争，表征了一丝尚存的主体意识。作为一种酵素它可能早就存在，但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却是现代主义的产物，是特定历史境遇的一种审美自觉，也是审美意识突破美学封闭体系、契合感性学崛起的表征。荒诞的被命名和历史性出场是对美学如何界定美、丑的突破，它的杂糅性使其无法在传统美学体系中得到合理阐释，它的巨大空洞滑稽的形式使对悲、丑的内容无力担当，被无力感、无奈感压抑到虚无边缘的主体几近崩溃，漫无边际的绝望感昭显了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这种审美新质的生成如同丑的价值，可以给板结和凝固停滞化的美学以冲击和活力。荒诞把世界本源和人生本有的荒谬性以极端形式揭示出来，凸显人的无根的被抛状态。正是此一在之“此”的当下既有且无的被抛，展示了存在的不和谐的荒诞状态，它可从两方面来把握：一方面从认识论视角是对荒诞感的认知；一方面从存在论视角是对荒诞状态的存在揭示。在荒诞状态的敞开中，各种疏远感、陌生感、焦虑感掺杂着哭笑不得的无奈感，把人引向一种反常心理状态，一种虚无式恐惧和可怕的空洞，由此显现作为审美形态的荒诞的复合型审美价值特征。

三、荒诞的审美价值生成

可见，荒诞具有多维审美价值：外在维度是近乎喜剧的滑稽模仿和夸张运用，但又不是喜；内在维度是一种近乎消解了的悲，是由悲转化而来的压抑情绪和无可奈何的自嘲，但又不是悲；核心维度是以综合多元的形式揭示出的悲喜丑交融的新质形态。荒诞的审美价值生成打破了僵化封闭的传统美学体系，拓宽了现代美学的容量和视阈，丰富了“感性学”的内容，同时它也质疑了本质主义的绝对、永恒、惟一的美的合理性，显现了向后现代美学——张扬丑学的感性学过渡的意味。荒谬是对理性膨胀的限制，是给浑浑噩噩者的清醒剂。可以看出，加缪和萨特意在通过揭示荒诞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建立新的精神维度，尝试从审美学进入审丑学，进而试图超越传统美丑观。美学由传统审美形态(美)向现代审美形态(丑)转向，甚至在其后诸多艺术流派、后现代文化空间都有着荒诞的因子，都可以感受到荒诞的审美意味，它在审美形态史上具有激发美学裂变的力量。

作为一种审美价值，荒诞是悲剧、喜剧、滑稽、丑的或形式或内容的某些要素的无序混合。如果说荒诞的真正底色近乎于悲，但无论内容或形式，荒诞都已突破传统的悲剧内涵，而生成了某些新质。在欧洲最早的悲剧形式中，感性的呈现与理性的观照。即诗与思，密不可分。早期希腊人在悲剧中不仅清晰地呈现了自身的存在，而且深刻地思考了存在的意义，在悲剧中揭示了人的悲剧性存在。早先真正主宰希腊人生存的是连宙斯和诸神都害怕的“命运”，“命运女神”一旦出场，诸神都要退去。对于自身命运了然于心的普罗米修斯曾警醒自己：我必须接受命运所带来的一切，尽我所能更轻松地承受它。而俄狄浦斯更是究其一生都在探寻自己身世和人的命运，在女儿安提戈涅的陪伴下，失明、落魄、年迈的俄狄浦斯在刺瞎双目自我流放的岁月中历经苦难，却仍旧保持一种精神的高贵和思想的洞彻。“以最后的自我肯定，俄狄浦斯挽救的不仅是城邦，而且是古典的男性仪式的统治，这使其成为西方最伟大的悲剧英雄。”而对克尔凯郭尔来说，正是出于对海蒙的爱使安提戈涅的内心冲突激化并到了不可解决的地步。因为，如果她继续隐瞒自己心中的秘密(即俄狄浦斯的毁灭和她自己——作为乱伦的结果——同这一毁灭之间的关系)，就是对爱情的破坏，但如果吐露了秘密，则不仅是对父亲的背叛，同时也是对自己的背叛。所以，“她与自己斗争；她一直愿意为了自己的隐秘而牺牲生命，但现在她的爱被要求成为一种牺牲”。最终，“她胜利了——那就是说，隐秘胜利了——她却失败了”。可以说，正是安提戈涅的不可理解性使其处于悲剧冲突的中心，并因而成为悲剧的真正中心人物。而在荒诞中虽然悲剧的氛围犹在，但悲剧的精神底蕴已荡然无存，在这里上演的是非理性的、无意义的能指滑动，早先希腊式的悲剧英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都已灰飞烟灭、了无踪迹。

审美价值范文篇6

这些头戴光环的电影大多都有着传奇的制作团队，或者制作过程，有些耗资巨大，有些过程奇特，有些故事新颖等等，然而还有很多同样具有类似条件的电影没能获得同等的荣誉。是什么导致有些电影卖好、卖座，而有些惨败而归？如果不是惊人的耗资或特技或者其他的外在条件，那还有什么？最近，Facebook出资1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创造了又一个神话，此消息一出，仅10天里，In-stagram的用户就增加了1千万，达到了4千万。其实社交类软件从一开始的QQ，MSN到今天已经有很多种，人们会问，还会有市场吗？但事实是，在QQ和MSN之后，中国人有了博客、微信、飞信、校友录、人人网、微博等等，新的社交软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产出的步伐。在国外，先后是Myspace和Face-book，在博客之后，Twitter竟然还能那么流行，如今Instagram来了，它又一次让消费者不遗余力的注册新的账户。

早期的社交平台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虚荣心，如同电影《Gamer》里的游戏概念一样，大家都在玩捉迷藏，网络上没有真实身份，所有的社交都是过把瘾，短暂的。但畸形的社交终究失败，人类的社交本应该是从心沟通，人交流的初衷还是试图建立真实和稳定的关系，和一群不知道的人交流迟早会厌烦的，这就是违背人类社交本质要求的结果。社交的例子就是在告诉我们，任何的行业都要以为人的幸福服务为宗旨，一定要满足人在某个方面的本质需要，在网络上交朋友就应该像在生活中交朋友一样，二者都应该为用户提供建立稳定可以来好友关系的平台。

影视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声音、色彩、剪切、道具、化妆、光影特效、电脑特效等等元素，关于影视制作的分类也越来越多。每一个类别或元素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悄悄的让人们暂时忽略了影视艺术性的价值，加强了观众对影视技术性的追捧。当电影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人们对这种纪录技术充满了好奇心，不管银幕上出现的是什么，观众都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态目不转睛的观看，就像人类第一次照镜子一样。当人们对流水账似的电影打着哈欠的时候，剪辑和蒙太奇出现了，观众对这种魔术一般的再现真实世界的手法惊叹不已，所以当时，不管什么电影，只要有剪辑就是好电影。之后的历史中，人们依据是否有声音，是否有颜色，是否有特技来评价电影的好坏，而这些评价标准，在后来又被观众自己视为肤浅的，低俗的。乔治•梅里爱在电影叙事和技术方面起到了仙人指路的作用，他一生拍摄了500多部电影。就连卢米埃尔兄弟都认为电影只是记录工具，没有前途，而梅里爱则把它当成了艺术和事业，在电影刚刚出现的时代，他竟然发明了停机再拍，多重曝光，手工着色，低速摄影和淡入淡出等手法，他的电影在当时简直就是特技大片，当人类还不知道电影是什么的时候，梅里爱已经在电影里利用视觉魔术虚构世界了。

乔治•卢卡斯和梅里爱一样，也超出了他所在时代的世界观，当时很多著名的导演在看到《星球大战》的剧本时完全看不懂里面描写的特技是什么意思，他们以现有技术为基础来做被局限的想象，而卢卡斯则用无限的想象去期待技术。正是因为他的卓越贡献，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电脑特技，现代的特效技术可以制作出任何的视觉效果。今天的3D电影也是技术上的飞跃，短短几年内，我们见证了观众又一次陷入了用技术评价艺术的境地。3D电影民用化的早期，人们认为只要是3D电影就是好电影，所以有很多乏味的电影也踏上了3D快车，赚了个好票房，而观众则全然不顾空洞的故事，看得津津有味。很快人们觉醒了，发现一些优秀的电影还是使用传统的技术，甚至有一部既没有颜色也几乎没有配音的电影获得了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奖。

审美价值范文篇7

【关键词】古典硬木家具价值

古典硬木家具的价值应包括材质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实用价值,百年以上的古董,则具有历史价值。此外还有雕刻和装饰题材的思想性以及文化内涵。

一、古典硬木家具材质的价值

硬木家具不同材质的价位差别甚大,直接影响家具的价值,例如:檀香紫檀(小叶檀),出材率非常低,只有10-15%。做椅类等小件家具的短材一般6.5-7.8万元一吨。做大条案、长桌、及柜类大件家具,长度在1.5米以上者,其价位在10-20万元一吨。而紫檀属的草花梨木,出材率70%。其价格要低的多,只要几千元一立方。

黄花梨的价格更贵,做大件的原木就要五、六十万一吨。而最贵的酸枝木不过四万元左右一吨。随着材料的短缺,各类木材的价格上涨,随时了解材质行情,是判断家具价值的重要环节。

二、古典家具的科学价值

科学价值包括家具的造型设计、榫铆结构几个方面。以明式家具反映的最为突出。明式家具的制造大多从实用角度出发,根据人们日常生活需要,而确定它的造型、尺度和结构。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必要的修饰,达到使用功能和优美造型的完美结合,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显示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灵巧,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明清家具坚固耐用,除了选用优质木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科学合理的榫铆结构。利用硬木强度高的特点,以较小的断面制作出精密复杂的榫铆。一件家具,都要由若干构件组成,构件与构件之间,都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榫铆,把各个构件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家具的整体。有的部位,可以接纳来自不同方向的六至七个构件。

三、古典家具的历史价值

家具艺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各项历史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形势下兴起的新学科。是中华历史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无论何种器物,都是中华民簇历史发展无可替代的实物见证。历史文物不仅能反映历史发展和历史见证的作用,还能起到补充和纠正历史文献错误和作用。从这一方面讲,历史文物显示出它突出的价值和地位。每一件历史文物,都是多种历史信息的综合载体。

历史价值要求纪年准确,器物本身要有确凿的年代依据,如:款识,款识有年号款,标明此器何朝、何年、何月制;有购置款和纪念款,即某人何年何月从何处购得此器,或某人何年何月在某地定做或制作而留的纪念款。有的还反映出家具生产地点。对了解各地方家具特色有很大帮助。有的器物虽无款识,但有史料和其它记载可证实其制作年代以及流传过程。也属于有准确纪年之物。这些有明确纪年的家具可以作为同类器物的标本,对我们研究各时期家具的发展、变化和对其它同类家具断定年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古典家具的文化价值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家具的使用功能还体现着浓厚的民族思想观念,民族道德观念,和民族的行为模式等。数千年来,家具始终与社会的政治,文化及人们的风俗,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就其装饰题材而言,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

审美观念体现在家具上,是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题下,将家具的每个部件施以不同艺术造型,或以各种手法对构件表面装饰各类纹饰,使器物既具实用性,又具观赏性。在视觉效果上给人以心情舒畅的感受。每一幅画面都凝聚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每一幅图画,都能说出一个动听的小故事。它既是物质载体,又饱含精神内函,可以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巧妙结合。一件优美的家具必须具备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而装饰图案所表现出的函意则是让人领悟思想文化的情感条件。以形象美和文化思想去引发人的情感,是文化价值的显著特点。

五、古典家具的艺术价值

艺术价值简单说来就是艺术水平。匠师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器物的艺术水平。艺术水平的差异,用价值来衡量,就叫艺术价值。艺术价值是艺术家创造出来的,其高超的首创精神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给人以美的享受,又是我们今天文化艺术创作的继承渊源。

就家具制作的工艺手法讲,大体分为雕刻、镶嵌、彩绘三种。这是家具艺术中最普遍使用的艺术手法。

雕刻手法又细分为平雕、浮雕、圆雕、透雕、综合雕、毛雕六种,要根据各种图案要求施以不同艺术手法。

镶嵌装饰,是指将金石罗甸等材料嵌入木器或漆器上,组成各种各样的纹饰或图案。镶嵌又名“百宝嵌”,为明代周翥首创,又名“周嵌”或“周制”。清初流入民间,仿效者颇多。

审美价值范文篇8

民俗是人类古老文化的遗存，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影视通过复制式、点缀式、点化式对民俗进行了艺术整合。在点缀式作品中，民俗只作为陪体而存在，为叙述故事、渲染环境、塑造人物服务，表明民俗意识尚处于萌生状态。而在点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和中心，表明民俗意识的高度自觉。从点缀式到点化式的演进，影视艺术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改变了影视的叙事机制，突出了影视艺术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视的理性成份，提升了审美娱乐性。

【关键词】民俗/影视/整合/复制式/点缀式/点化式

民俗是一种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与人类相始终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体，扩布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而影视是高科技的产物，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声、光、电、化、自动控制等)手段将大众生活与艺术审美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因而，民俗与影视的结合实乃出于必然。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我国古人发明的“走马灯”和“皮影戏”，被某些电影史学家认为是电影发明的先导。自从电影产生之后，民俗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从民俗中吸收养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等为代表的“新民俗电影”。这些影片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风情向全球展示了东方艺术风范，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声誉。电影的民俗化已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民族电影拓展生存空间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影视也在对民俗进行艺术整合，满足了当代人的审美欲求，同时也使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变化。本文就影视整合民俗的几种形式及审美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诚然，影视与民俗的结合，归根结底是影视对民俗的整合。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几层含义：第一层意思，就是主体对某一现象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条理化；第二层意思，在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主体的创新和改造，会融入主体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观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对象扭曲、变形，发生质的变化；第三层意思，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一种现象与另一现象相一致，二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现象。据此，如果对众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视作品进行整体的考察，不难发现所谓民俗的影视整合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即复制式、点缀式和点化式。

所谓复制式，即影视通过其特有的声像系统(视听语言)对民俗事象进行机械复制。影视凭借电子高科技赋予的记录优势与传播优势，为当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从80年代初开始，一些记录片制作者常常远离人群，远离我们熟悉的现实生活，深入荒凉的、人迹罕至的地区，到边远极地去探幽访古，到边缘文化圈中去揽胜猎奇，对我们民族的古老民俗进行重新确认，大型记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万里长城》等则是他们的硕果，向观众展示了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古代文明的结晶，散射出久远的光辉，而其自身则形成一个完整的民俗的认知体系。显然，影视整合焕发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所说：“复制技术把被复制的对象从传统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它制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用众多的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使复制品得以在观众或听众自己的特殊环境里被观赏，使被复制对象恢复了活力。”[1](P243)

由于复制式整合主要体现在纪录片中，无可挑剔的真实性、真人实物的现场感，使其具有了文献价值。而就文艺民俗来说，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民间舞乐，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通过影视的声像系统得以发扬光大。尽管如此，从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角度看，复制式属于民俗整合的初级层次，更高的层次应该是点缀式和点化式。

点缀式，指民俗事象成为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一种点缀、一种不可或缺的陪衬物。形象地讲，如果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红花，那么民俗就像绿叶。通过点缀式整合，民俗与影视艺术作品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担负起多种叙事功能。民俗是人类绵延至今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纪录，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传承性和扩布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创性的生活材料，这就成为影视艺术的表现对象。影片《良家妇女》以“小女婿大媳妇”这一传统习俗为题材，对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沉思。《湘女萧萧》似乎是《良家妇女》的异地重演。《寡妇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带“不落夫家”(或称“长住娘家”)的原始遗风。当然，影视对民俗物态化文化层面的反映绝不是简单的照抄，而是一种审美描绘与把握，嵌入了创作主体的理性评价和情感观照。这类影片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审美要素：其一是用现代的眼光审视过去，《良家妇女》、《湘女萧萧》讲述的是旧时代的故事。其二是从内地的文化视角观照边远文化，《益西卓玛》表现的是西藏的风俗民情。正是整合对象的“异时”性和“异地”性，给观众带来的是艺术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感悟。

民俗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具有浓厚的民俗韵味，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原作中的韵味直观地展现出来。影片中的鲁镇，保留着的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人们恪守男尊女卑、长尊幼卑的封建

关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鲁四老爷的客厅悬挂着陈腐的条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喜剧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异风情与民歌作为电影元素注入影片中。《青春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组空镜头：鳞次栉比的竹楼，高大粗砺的仙人掌丛，神秘而死寂的缅寺，挂着红布条的大青树。几个画面就把观众带到辽阔、神奇、安谧的南国傣乡。然后，虚实相间，引出人物，展开故事。在叙事的过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对歌”、“赶摆”、“猎少”、“杀牛祭谷”、“葬礼”等风土习俗。《过年》是从过年开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银装素裹。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之中。请门神，贴窗花，摔钱罐，到处是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整个影片场景集中、矛盾集中、时间集中，故事发生在过年的24小时之内。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视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观众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扯红头绳，《祝福》中的“阎罗大王分尸”、“捐门槛”，《牧马人》中许灵均夫妇孝敬父亲的“茶叶蛋”，《人生》中刘巧珍的婚礼，《良家妇女》中的“石人”，《湘女萧萧》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红的棺材”和镌刻着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当然，点缀在影视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绝不仅仅是点缀而已，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菊豆》中杨金山葬礼上的挡棺仪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质。《鼓楼情话》中“滚泥塘”的人生礼仪连续三次出现，其深层含义则是对侗族人顽强生命力的讴歌。作为民俗事象的场景、细节、器物等，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现实的根基，选择蕴含丰富的细枝末节与故事相链接，能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妻妾争宠与大红灯笼、《霸王别姬》中的主人公命运与京戏、《活着》中福贵一生的坎坷与皮影戏、《桃花满天红》中桃花和满天红的私情与皮影，等等。除了故事本身之外，这些民俗元素为影片带来了电影自身的奇观。影片叙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围却是西方所陌生的，这“熟悉的陌生”正是艺术创造的秘密。当然，从民俗入手展开对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为当代影视人的关注点。从某种角度讲，人是民俗的人。人类在创造民俗的同时也在创造自身，人类生存机制的核心是民俗，这就为影视通过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刘三姐》根据“刘三姐”传说改编。据钟敬文先生考证，此传说遍及我国南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始为口头传承，后记录于文字，至今已有700多年之历史。“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2](P316)影片《刘三姐》中刘三姐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歌圩风俗”来实现的。死亡是人生的终结，葬礼就有“盖棺定论”的成分在里面，影视创作者常常在葬礼上大作文章。美国电影《甘地传》铺陈的葬礼为甘地形象加上了灿烂的一笔，而葬礼本身的大场面和大气势则为影视制作树立了榜样。我国影片《焦裕录》、《》、《垂帘听政》、《我的父亲母亲》等都在葬礼上极尽铺陈之能事，电视剧《努尔哈赤》、《红楼梦》、《三国演义》、《大宅门》等作品中的葬礼就不仅仅是为了渲染气氛、吸引观众，更在于对人物进行刻画。所以，《我的父亲母亲》中对待父亲的遗体，儿子准备用车拉，母亲却坚持人抬，她的固执正是导演的匠心所在。在人物刻画的过程中，借民俗塑造人物的心态也是常见的技法。电影《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可谓热烈，但红盖头并不能遮掩她内心深处的忧伤和哀怨。根据沈从文先生小说改编的影片《丈夫》，反映的是湘西农村的一种旧习，妇女结婚后为生计被迫离开丈夫去做皮肉生意。影片用舒缓的笔调，细腻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特殊境遇下的深情厚爱。

点化式，指民俗事象经过艺术点化，晶化为一种饱含创作者情感、想象、理性等诸多主观成分的审美意象，并且不再处于陪体位置，而上升为影视表现的主体。首先，点化意味着创作者对民俗事象的扭曲变形。艺术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改变表现对象原有的性质，直至创造新的形象。因此，影视创作者在点化过程中往往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联想乃至幻想，在已有民俗事象的基础上“幻化”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民俗虚象，或称幻象。这种幻象已与原来的民俗事象自然脱离关系，同时达到一种高度的自我完满，并且包含了比现实某种民俗事象更多的意蕴。正如苏珊·朗格所说：“电影‘像梦’，则在于它的表现方式：它创造了虚幻的现在，一种直接的幻象出现的秩序。这是梦的方式。”[3](P480)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大红灯笼”以及“点灯”、“灭灯”、“封灯”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虚象。这些民俗虚象不是可以证实的民俗，而是一种浪漫的虚构，不是一种真实，而是一种叙事策略。本来，虚构与创新是一切艺术的本性。“电影作品就是一个梦境的外现，一个统一的、连续发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显现。”[3](P481)如此看来，影视对民俗的整合，可使原生态民俗事象发生质变，同时也并未排除其认识功能。

点化的过程也是创作者注入情感的过程，情感化的民俗事象成为一种审美意象。如果说点缀式偏重于再现，那么点化式则侧重于表现。若将影片《人生》和《黄土地》的“土地”稍作比较，《人生》中的“土地”仅仅承担叙事功能，而《黄土地》中的“土地”，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再现的，又是表现的；既被一定的历史文化所塑造，又在创造着新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土地”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象，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赋予一种高于社会、政治的容量，具有更深沉的历史内涵和更鲜明的民族性。再将《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与《黄土地》中的结婚场面比较，会得到同样的感受。英国著名视觉艺术家克莱夫·贝尔曾说“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并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的一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基于对视觉艺术的考察，贝尔对“有意味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说明：“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之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4](P4)电影《黄土地》中的红色以乐景写哀情，收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红高粱》中的红色基调同十八里坡等野性场景相结合，突出了生命的激昂之情。《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色的热烈与妻妾争宠相辉映，更

反衬出人性的被压抑。《桃花满天红》片尾的红色与姚老爷的阴谋，把大喜突变至大悲的大反差透彻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说点缀式作品中民俗只是陪体，为叙述故事、渲染环境、塑造人物服务，那么点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如果说点缀式仅仅表明民俗意识尚处于萌生阶段，那么点化式则是民俗意识的高度自觉。《黄土地》的摄影张艺谋面对黄土地兴奋地说：“就拍这块土!”因为“陕北的黄土地虽然贫瘠，却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它既是贫瘠的，又透着母亲般的温暖，给人以力量和希望。”[5]所以，《黄土地》的叙述主体不是顾青、翠巧、翠巧爹、憨憨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轿、锣鼓、祈雨等民俗事象晶化而成的审美意象。同样，《红高粱》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奶奶”、“我爷爷”的情事和抗日的壮举，而是送亲仪式、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等。《大红灯笼高高挂》令观众难忘的是点灯、灭灯、封灯的一整套程式。民俗意象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给影视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因子，并引起了影视艺术审美特性的变化。影视对民俗的整合，一方面使民俗本身因“典型化”得以被发掘、整理而发扬光大，给观众以更为深刻、鲜明、直观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又使民俗成为一种观念的载体，其现实性亦在逐渐削弱乃至消亡。

二

实际上，任何一种整合，都是一种改造、一种重构，而且对整合双方而言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影视艺术在对民俗进行改造、重构，另一方面民俗也使影视艺术的审美机制悄然发生变化。从点缀式到点化式的演进，民俗的影视整合的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影视的叙事机制，突出了影视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视的理性成分，提升了审美娱乐性。

影视艺术的叙述特性，决定了影视在本质上是偏重于再现的时间艺术。影视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运用影视特有的声画系统叙述一个生动、直观、曲折、动人的故事。正如斯坦利·梭罗门说：“只有按电影的特殊表现方式来塑造一个叙事观念，才能完成自己的创作冲动。”[6](P2)伊芙特·皮涪也强调：“影片永远是一个故事。”[7](P11)可见，叙述性一直被认为是影视的主要特性。点缀式民俗事象丰富了影视作品的叙述对象，并与人物、故事情节构合为有机统一而和谐完满的叙事文本。《祝福》、《人生》、《老井》、《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影视作品承袭了中国最为传统的叙事精神，结构完整清晰，发展脉络清楚，其中的民俗事象入情入理，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由于点缀式民俗在整部作品中是陪体，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作品的叙事机制，也并没有削弱这些作品的叙事特性。一部作品的艺术时空都是既定的，各种艺术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形成了作品的总体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点缀式意味着民俗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明显处于劣势。与点缀式不同，点化式中民俗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同时也就意味着民俗与非民俗因素在艺术时空上形成争夺态势，结果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民俗因素压倒非民俗因素。《黄土地》中的迎亲仪式、婚礼、土地、黄河、锣鼓、祈雨等民俗因素在叙事时间上处于优势，又由于这些民俗因素大都属于非情节因素，也就决定了整部作品叙事性削弱，叙事节奏迟缓，而其在空间上的优势则又突出了作品的影像性，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另一种情况是民俗因素与非民俗因素平分秋色，《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大致属于这种情况。民俗在时空上的特有位置，使其既有时间上的延伸性，又有空间上的拓展性。事实上，张艺谋正是这样处理民俗的，他所谓的“好看”也就是情节性和影像性的巧妙结合。其中“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红灯笼”等民俗所拓展的艺术空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像性，给影视带来了空前的艺术景观。

民俗本身具有娱乐功能，像节日、游戏、体育等民俗是人类生活的调节剂。影视艺术的主要目的也是使观众获得娱乐。鲁迅先生曾说：“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8](P47)这样，娱乐就成为民俗与影视的契合点，也成为二者的终极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越大，作品的娱乐成分也就越大：反之，民俗成分越小，其娱乐成分也就越小。感官娱乐性又是和人类的理性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艺术的发展变化就是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民俗的影视整合而言，点缀式带有更多的理性成分，点化式则更具有娱乐因子。《祝福》、《人生》、《老井》等影片，带给观众的是更多的理性成分，对《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接受而言，感官刺激几乎取代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原因在于，影片过分地渲染了某些仪式。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人类的生存需要仪式，没有仪式的生活是枯燥的、毫无生气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一方面，仪式为人类提供了情感释放的契机，如婚礼上的“闹洞房”，葬礼中的哭丧等。另一方面，某些仪式(如婚丧嫁娶)对于非当事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审美活动，其非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好看”(张艺谋语)，就在于通过某种仪式强化其作品的审美机制。王一川曾指出：“由于这里的奇异民俗总是交织着民间狂欢节气氛(如《黄土地》里的婚嫁喜庆和祈雨仪式，《红高粱》里的送亲仪式、颠轿，野合、酒誓等)，所以对于厌倦了第三代虚幻大叙事而寻求个体解放的当代观众(主要是知识分子)，能产生瞬间性的狂欢享受。”[9](P258)对于影视创作而言，理性和娱乐似乎构成了审美价值的两端，任何一种顾此失彼都是艺术的大忌。审美离不开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性是远远不够的；审美也离不开理性，只有理性同样也是行不通的。艺术创作乐趣，是在不断地追寻新的平衡中获得游戏的快慰。

总的说来，影视艺术从其发生形态和发展走向来看，是以民俗为其依托和前提的，而最终则成为一种新的民俗，它是美的，也是民俗的。同样，民俗的生成和发展，也要以艺术为契机和指向，当代的影视无疑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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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价值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伊斯兰装饰艺术审美特征

论文摘要：以《古兰经》为源泉的伊斯兰教在伊斯兰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左右着文化和艺术的走向，其特有的宗教思维和信仰使伊斯兰装饰艺术无比发达，并呈现出抽象、满密、规整和均衡的审美趋向。

房龙在《人类的艺术》中谈及伊斯兰教时说:“从天性上看，伊斯兰教徒不算是讲究艺术的民族。雕工师傅、画家、瓷砖的设计师，只是为打破清真寺墙上的单调，才动手搞点装饰。”①此话明显失之偏颇。原因有三：其一，没有客观地认识到伊斯兰教发展过程及其同时伴生的开放文化观，使伊斯兰艺术广泛吸纳了各民族业已取得的艺术成就，从而营造出富有伊斯兰特色的艺术形式这一历史事实。其二，过于草率地判定伊斯兰装饰艺术不存在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美学向度。其三，没能洞悉以《古兰经》为源泉的伊斯兰教使伊斯兰装饰艺术呈现出特有的宗教韵味。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出比较公允、明确的辨析。

实际上，伊斯兰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装饰艺术中。而伊斯兰装饰艺术又集中体现在清真寺建筑的墙面装饰以及织物、陶瓷、金属、玻璃等器皿的纹饰上。其美学原则既区别于西欧和中国，又区别于犹太教、基督教、佛教等其它宗教艺术，其内在的文化动因使之呈现出以下独特的艺术面貌：

一、抽象中的冥索

多数学者把伊斯兰纹饰艺术发达的原因归于伊斯兰教的偶像崇拜戒律。《古兰经》虽没明文规定禁止具象绘画，但却提出：“我的主啊！求你使这个地方变成安全的，求你使我和我的子孙远离偶像崇拜。我的主啊！偶像确已使许多人迷误。”②并有传说，如果塑造了人和动物的形象而不能给其注入生气，在末日来到的时候将受到严惩。“在穆斯林看来，绘画人或动物的形象，即意味着与造物主安拉竞争，这样的人会在裁判日受到最残酷的处罚。于是，形象创造成为伊斯兰艺术中的一大禁区。”③由于《古兰经》对穆斯林信仰和生活准则的决定性作用，导致伊斯兰艺术致力于装饰艺术的发展。此外，宗教一般是通过非人化的偶像崇拜来诱使人们皈依教门，服膺教义的。佛教、基督教便是通过把具体可感的人加以神化，借以宣扬超脱物象的精神本体，并作为人类崇拜的偶像。在汉代末期，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之后，大规模的造像活动随即开始。魏晋之后，随着佛教的兴盛，造像活动日益发展，到南朝时达到高峰。不仅如此，当时的许多高僧，还在理论上论证了建造佛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慧远在著名的《万佛影铭序》中就称:“神道无方，触像而寄，百虑所会，非一时之感。”④而规模和影响力居世界三大宗教之首的伊斯兰教选择的不是“触像而寄”，而是无形无相的某种理念，并视其为超越生命的存在。因此，基督教的耶稣、佛教的释迦牟尼均有确定的“实像”，而伊斯兰的真主却是虚拟、抽象的，是不可见的“虚像”。真主创造万物、主宰一切、全知全能，既无处不在，又无形无象、无始无终。既然真主是某种理念的代名词，那么，以抽象的“有形”，反映真主无处不在的“无形”，才是通过艺术感悟真主存在的途径。这种靠悟性感知真主的特质是导致伊斯兰装饰艺术抽象化的另一原因。阿非夫·巴哈尼斯称，伊斯兰艺术重想象和冥索，西方艺术则重科学与思考。而想象和冥思正是抽象艺术的思维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伊斯兰教重知识、崇智慧的远见卓识亦促使其工艺纹饰抽象化、复杂化，同时又为高难度的表现方式提供了思维能力上的先决条件。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多次表达过对知识价值的肯定，这种对知识和智慧的尊重与崇尚，使伊斯兰社会以开放的文化观广泛汲取古代波斯、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的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不仅迅速形成和发展了伊斯兰文化体系，也使宗教与哲学、科学协调发展。而从哲学上看，伊斯兰教主要接受了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浸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哲学家伊本·西那采取了带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认为感悟是人类认识真主和世界的一种最高能力，因此，一切失去物质和感性外壳的抽象概念是知识的最高形式，因为人的精神目光应从‘粗糙’的物质显示，从一些具象的事物和现象移开。”⑥伊斯兰艺术能够把几何纹饰发挥到极致，正是这种崇尚抽象思维的智慧使然。花卉、植物纹饰摈除了具象表达，以抽象化的象征性语言，描述“隐而未见的意向”，以近乎极限性的繁丽复杂，构筑视觉上的绚烂迷离。其作用在于打破了视点的固定，使观者在目光顺着藤蔓游走跳跃的时候，精神也随之飞升到永恒的天国乐园，体悟宇宙的精奥美妙，并最终感受到真主创造世界的神奇伟力。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阿拉伯书法在装饰艺术中担当的重要角色。阿拉伯书法出现在装饰艺术中，不同于中国青铜器、古埃及器物上铭文的记载、述说作用，伊斯兰教不仅视书法为智慧的表征，更是象征真主的圣意，在装饰空间嵌入《古兰经》经文、圣训或箴言，真主便可以与信徒无阻碍地交流，书法几乎成了真主的替身。而在视觉上，这种宗教符号式的书法因素的入，进一步强化了装饰艺术的抽象特征。

二、满密中的游走

伊斯兰装饰艺术呈现出花枝满眼的浓密布局。而形成这一特征的文化心理因素，概括来说主要有如下两点：

首先是对荒芜地貌的心理补偿。阿拉伯半岛除边沿地带雨水充沛、土地丰沃之外，大部分地区干燥少雨，起伏的山脉和沙漠夹杂着零星贫瘠的绿洲，因而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梦想中的家园就如《古兰经》所描述的天国景象:繁花似锦、莺啼鸟啭、河流清冽、满目葱茏。而在现实环境中，稀疏光秃的地表植被和热浪蒸腾的空气却透出丝丝荒凉。这种巨大的反差，迫使伊斯兰艺术家创造出慰藉心灵的艺术样式。如清真寺的墙面采用了多种装饰手法：或用砖排列出复杂的几何纹样；或用琉璃砖满覆建筑物所有裸露在外的墙面，间或镶嵌晶莹明亮的镜片；或采用浮雕手法镂刻图案。同时，又配以蓝绿色调，蓝色喻水天一色，绿色象征植被和生命。从而使清真寺光彩夺目、富丽堂皇，远远望去，单调无垠的环境背景烘托出清真寺的雄伟壮丽和神奇魅力，吸引着众多信徒前来寻梦。这无疑考虑到了视觉艺术对心理缺失所具有的补偿作用。《古兰经》中的圣语也揭示了阿拉伯人对生命之色的崇尚。因而，蓝绿色调不仅在伊斯兰建筑装饰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影响了工艺品装饰的色彩倾向。

其次是教义的启示。伊斯兰装饰艺术崇尚繁复，不喜空白，也是受其教义的影响。中国艺术没有空白的概念，不管是书法、绘画，还是建筑和园林等，都赋予虚空以丰富的含义，成为产生丰富心理运动的生命源泉。老子曾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⑤因而，空白处亦指代物象，此所谓“计白当黑”。所以苏辙在《论语解》中说：“贵真空，不贵顽空（死的空间）。盖顽空则顽然无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则犹之天焉！湛然寂然，元无一物，然四时自尔行，百物自尔生。粲为日星，为云雾。沛为雨露，轰为雷霆。皆自虚空生。而所谓湛然寂然者自若也。”⑥而伊斯兰教却给空白罩染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他们认为，空间是魔鬼出没的地方，所以应以稠密的纹饰将其填满，这样就可以阻止魔鬼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无时无处不在，“无”的空间并不存在。

三、共性中的宣叙

伊斯兰艺术善于用线，弯曲柔韧的线条贯穿于整个纹饰画面，而且这些象征枝叶的线条迷宫般地编织缠绕、回环延展，体现出极强的运动性。在世界各民族艺术中，能够把线条的丰富性发挥到极致的，一个是中国艺术，另一个就是伊斯兰艺术。而比较起来，中国艺术的线条携带着更多的人文含义。如中国书法便抛弃了任何有关意象的形体、色彩、质地等视觉要素，只用简略到极限的线条在运动中展现节奏、韵律，而这种无牵绊的徒手挥洒，使蹑踪情感之流成为可能。“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可见，中国艺术对统一的道德律令的强调，并没有限制对艺术个性的张扬。可在伊斯兰装饰艺术中，线条却主要负载着宗教含义，体现出附庸于宗教情绪的美学观念。因为在伊斯兰教里，宗教和哲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互为包容。伊斯兰学者吸收希腊罗马哲学思想来论证真主的本体和属性，使伊斯兰教具有理性思辨的色彩。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最完美的存在，一切光荣归于真主，因而个体的创造性价值没有得到广泛的确认，这使得伊斯兰装饰艺术不注重个性特征的展现，而是以规整、统一、均衡和重复勾勒出鲜明的共性特征。因此，纹饰的线条或以波状、弧形、螺旋状延伸，或连绵缠绕，但运动轨迹总体上趋向圆型。极富动感的曲线虽穿插、缠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仍保持清晰的脉络。这无疑展现了圆满自足的真主，其生命活力在于行动中的理智这种哲学认识在艺术中的宣叙。而这些颇具共性的装饰特征既不是“为了打破单调”而随意为之，也不完全是因为受制于偶像崇拜的禁令，相反，伊斯兰装饰艺术的独特面貌是蕴涵明确的主动选择。

四、均衡中的归并

审美价值范文篇10

关键词：高中美术；教育；审美价值

高中美术作为新课改革的重要学科之一，不仅通过美学知识的学习为学生进一步打开了认知世界的大门，而且也赋予了高中生认知美、发掘美、追求美的能力[1]。在日常的美术学习过程中，作为高中生不仅要积极融入到日常的美术课堂教学学习之中，也需要充分调动想像力，通过多种途径加深自身对于美术审美的认知，据此在接受美术教育过程中不断提升审美价值的认知，以便更好促进自身在美术学习上的进步与发展。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高中美术教育也取得极大的进展，无论在教学方式，还是在教学理念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但是从当前高中美术教育的现状来看，对于美术作品鉴赏和审美的教学还不够具体和深入，这使得高中生对于美术作品审美认识上存在着一些不足，为此导致高中生对于美术作品的审美价值的认知不够深刻，这极大地影响到高中生对学校美术教育的兴趣，基于此，本文对高中美术教育审美价值进行研究与探索。

1高中美术教育审美价值和特点

1.1高中美术教育审美价值。审美价值是指审美客体的属性对主体审美需要的满足，是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方面和结果，是对象特定的属性与主体需要发生作用时显示出来的令人获得审美享受的一种价值，也就是日常所提及的广义之美[2]。高中美术教育审美价值，顾名思义指的是高中美术教育中所包含的审美价值，其具有超功利的精神性、强烈的情感性等特征。1.2高中美术教育审美价值特点。1.2.1客观性。审美价值首先基于实践基础之上，为此具有一定客观性，由于地区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为此审美价值观也会有所不同，甚至会有截然不同的审美价值观。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以及个人经验的特殊性造成审美价值的不统一。对于一副美术作品，主体不同，其感受也不同。当一个人心情忧郁之际，是难以调动内心乐观的情绪去感知作品的“温暖性”。当一个人心情愉悦之际，便会将内心愉悦的感情融入到作品的欣赏之中。基于文化习惯的差异，西方人很难体会出中国山水画的内涵和意境。一个没有绘画经验之人，即便积累了很多的美学知识，但还是难以深入地感知美术艺术之美，对于美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也没有更为深刻的认知。作为艺术欣赏与审美主体，需要充分调动自己内在情感，需要在理智的情况下，将普通情感升华到审美情感的境界，甚至可以将日常信息转换为审美信息，据此不断加深对于艺术作品的审美认知[3]。从上述的分析可见，审美价值是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为此作为高中生，要在日常的美术学习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欣赏材料的选择，另一方面要全身心投入到美术欣赏课的情景之中，如此才可以更好地加强对审美价值观的客观性的认知，据此不断提升自身美术欣赏的水平。1.2.2功利性。审美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在美术作品的欣赏过程中，审美意象与信息在激起主体审美经验之际，也有可能激发起个人在现实意识中对潜在价值的判断[4]。例如，在感受绘画作品中苹果的色彩与形状所散发的美感，也会滋生一种“望梅止渴”的丰富情感体验。即便仅是单纯的几何图形，其也通过普遍情感激发起个人无意识的一种利害判断。审美价值的判断也受认识价值与伦理价值的制约，事实上对人类社会有益的艺术内涵和艺术内容都可以作为审美评价标准，由此可见审美价值具有一定的功利性。1.2.3情感性。审美价值具有一定客观性，但是基于审美主体的主观感受不同，其在审美现象的理解上也具有一种多样性[5]。事实上高中美术教育审美价值本身具有情感性的特征。由于高中生的个人经历和视野不同，为此造成其在对美术作品的学习和欣赏过程中，对美术作品的审美价值评判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例如对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的解读与审美价值的判断上就具有情感倾向性，这幅作品没有“假大空”的“歌颂”，其在绘画手法和表现形式上追求一种白描式的写实。很好地刻画出一位勤劳、朴实、贫穷的父亲形象。由于长期艰苦的劳动，使得老人手似柴耙，纵横交错的皱纹和缺牙的嘴巴，展现出老人过往生活的沧桑。这幅作品一经展出就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而当下的高中生看到这幅作品也会不由自主地对该作品审美价值做出自身判断，进而开始对农民命运进行关注。

2现阶段高中美术教育审美价值不足

2.1一成不变的教学环境。美术教育对于高中生的成长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应试教学”理念的指导下，一些学校和老师对于美术教学不太重视。对于如何提升高中美术教育审美价值，很多教师都没有投入过多的教学精力，在美术知识的学习上诸多教师照本宣科，在教学上缺乏新意，完全忽略了对高中生审美意识的培养，这种美术教学显然是失败的。从当前高中美术教学情况来看，作为教师更注重教授学生绘画知识，不太注重引导高中生在美术学习中充分发挥创造性，这显然和当下新课改革进程不符。在这种一成不变的教学环境下，没有教师引导，高中生如果自身缺乏提升对于美术审美价值学习的途径，显然不利于高中生对美术欣赏和审美的认知与发展。2.2美术课堂符号化。由于对高中美术教学不重视，使得一些教师在高中美术的教学上没有太多的新意，为此美术课堂符号化也已成为高中美术教学的常态，这显然不利于提升高中生对美学学习的兴趣和认知。在教师传统“灌输”的教学模式下，高中生对于美术作品的认知缺乏一种“主见性”，也就是说教师对美术作品的审美标准是什么，学生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使得高中生对于美术作品的评判和欣赏上缺乏一种个性和创意性。要知道审美价值的体现是离开主体从个别至一般的评判过程，任何定性的灌输有可能造成学生在欣赏上的“伪敏感”，即缺乏主见的泛泛而谈和人云亦云的假象[6]。这也是现阶段美术教育审美价值的不足。在现阶段高中美术教学过程中，其实很多高中生对于一些造型复杂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尤其机器人、动漫人物等。但教师却对学生的学习美术兴趣点没有太多关注，依然秉承美术课堂符号化的教学思路。一方面依然要求学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一些图形、立体模型临摹上，另一方面也很少进行一些情境教学，这种呆板式的教学显然难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7]。在这种美术课堂符号化教学情景下，高中生对于美术作品形式的审美感知水平和对形式意味的直觉能力显然得不到充足的开发，很大地限制了自身在美术教育中审美价值的判断与提升。

3高中生提升美术教育审美价值方法

3.1通过美术阅读能力培养自身审美情趣。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作为高中生在接受美术教育的过程中，要想提升对于美术作品的审美认知，提高对于美术作品审美价值的评判能力，就需要多读书、多欣赏和分析美术作品。由于高中生对于美术作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鉴赏能力，为此在教师的帮助下和辅导下可以有意识地提升自身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为此在美术作品的分析上，作为高中生要加强在构图、色彩、美感、创新之处、想像力方面的研究与探索。虽然一些经典美术作品乍眼一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每多看一遍，就会有不同的感悟与认知。以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为例，初看该作品时，给人的感觉画面信息并不复杂，只是对耶稣遇难的故事进行艺术性的画面陈述罢了。但是当你静下心认真分析该画时，便会发现《最后的晚餐》包含着丰富的绘画信息，画面中的每个人物表情里都蕴含着无穷的故事，而且整个画面的色调也很好地渲染和突出了故事的氛围。为此作为高中生，在美术教育中要想提升审美价值的认知能力，就需要多阅读和分析经典的美术作品，如此就可以在美术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自身的审美情趣，从而提升自身在审美价值的判断和感悟能力。3.2借助网络资源提升审美价值能力。高中生要想在美术教育中提升审美价值的认知，就需要打破“美术课堂符号化”的困境[8]。当前的高中美术教学，通过情境设置进行美术教学开展得还不够深入。作为高中生一方面要认真学习和消化课堂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自主学习，据此不断提升自身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随着当前互联网科技的不断推进，高中生完全可以从互联网中学习和收集到一些美术作品的分析和指导资料。以新石器时期的《人面鱼纹图》为例，作为高中通过网络教育学习可知画面中人物鼻子和头发都是三角形，是有一定的深意的，尤其是人物的发髻是原先生活在半坡地区原始人类的发型的真实写照，这种艺术性写实风格不仅可以提升作品的观赏性而且也体现艺术作品的历史性[9]。通过上述学习，高中生不仅可以对中国早期人物绘画作品的艺术风格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而且也可以极大提升自身在美学教育中审美价值评判和解读能力。

4结论

现阶段我国高中美术教育审美价值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主要在于学校和教师在美术教育上更为注重绘画技法的教学，加之一些陈旧教学观念使得高中生难以从日常课堂教学中对美术教育审美价值有更多认知。如要改变局面，作为教师需要重视美术教学与审美教育的融合，以此激发学生的美术学习热情。另一方面，作为学生要自发地学习和欣赏美术作品，通过和教师的交流以及借助网络知识来不断提升自身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如此才可以从美术教育中获得正确的审美价值观，不断提升自己学习美术知识的热情，为日后深入学习美术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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