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文化十篇

审美文化篇1

[关键词]大众审美文化；大学审美文化；传承；创新

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消费能力的普遍提高导致了社会文化的转型，那种阳春白雪式的传统审美文化或精英审美文化渐渐失去其主导地位，以生活化、实用化和通俗化为特征的大众审美文化正占据着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审美文化的主流。“大众文化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最具规模和活力的部分，无论在市场化的程度，还是流通的范围，或是受众的人数，以及对大众的吸引力和娱乐性等方面，大众文化都远远超过了其他文化。”[1]大众文化是在现代科技的推动和商品运作的牵引下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并可以无限复制的文化产品，所以使得大众审美文化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覆盖范围和渗透能力，从而在人类各种生命活动中都显示出特殊的影响和作用。

大学一直是整个社会文化功能的承担者，宋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情壮志成为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使命。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传承文化、引领文化和创造文化的使命，因此它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文化。大学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审美性是极为丰富的，大学审美文化就是通过和大学其他文化形态的有机结合而存在的，大学文化的品质必然会影响到其中审美文化品质。但是大学审美文化毕竟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大学审美文化存在着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不少大学生高举“新新人类”的大旗，沉迷于歌舞厅和虚拟网络空间，在“超女”热中推波助澜。千奇百怪的服装和另类打扮等在大学审美文化中也占有较大比重。一些大学生忽视传统文化而热衷于充斥着暴力和夸张煽情等缺乏内涵与深度的低俗文化或平面文化，不愿意进行有价值的阅读、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了解过“课桌文学”、“手机文化”、“厕所文学”的人，都会难以忘记其中的无奈与厌倦的情绪。

在一个平庸乃至分裂的审美文化中，是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人性自由的人来。目前，大学审美文化的目标要求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大学作为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人类精神文明的殿堂，其审美理论应当对大众审美文化活动，对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负有批判、拯救、引领的责任，更有指导大学审美文化实践，为培养身心和谐发展、人性完美自由的当代大学生创造良好环境的义务。

二

大众审美文化已对大学审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学审美文化要搞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就有必要在大众审美文化视野中来进行。

第一，大学审美文化要注重文化的积淀和文化认同感。我国是一个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高校在其生存与发展的历程中必然会形成自身特有的审美文化。“文化认同是人们对一定文化的理解、接受、保护和实践过程，它的最高境界是使人们对一定文化价值观当作自己内在的坚定信念，并形成一定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2]大学审美文化在受大众审美文化影响的同时，一定要坚守着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独立的精神，它不仅要使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内核转化为大学师生的气质、修养与人格，成为自己大学的形象载体，而且要将大学积淀的传统与精神被社会所认同和传播，成为引领先进文化的基地。大众文化的功利性、娱乐性使得审美趣味走向低俗化甚至出现反文化倾向，传统文化中的理想境界人文精神等逐渐失落。与大众审美文化相比，大学审美文化有着高雅的品味、理想化的追求。

因此，大学审美文化不能沉溺于世俗的狂欢娱乐之中，要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历史责任感和科学理性精神，要注重自身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要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要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和价值取向，从而能肩负起提升和引领大众审美文化品味格调的责任。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软实力，先进的、优秀的大学文化不但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凝聚力，而且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对人类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大学审美文化要具有兼容并包、开拓创新的开放意识。当今的大学审美文化置于大众审美文化的语境下，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平民化、个性化等特征对大学文化也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在形式上更加丰富，也有着更多的载体，如手机短信、网络文化等。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理念。要做到通俗文化高雅化、高雅文化通俗化，大学文化就要学习和借鉴大众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大众文化所蕴含的现代文化意识在总体上体现了对时代精神的追求，大众文化的世俗化、商业化倾向带来了文化的民主化、普及化，大众文化为人走向理想的生存境界、为人性走向自由的境界提供了条件，促使大学审美文化获得异质和活力。同时，大众文化的兴起，也从各个方面对经典理论、传统方式等提出了挑战，面对挑战，我们不仅要报以理性审视的目光，同时要有批判反思的心态，我们既不能固守传统，也不会全盘接受大众文化，而是要着眼于学校教育和人的未来发展。因此，推进大众文化与大学审美文化的互动就是创新。

大学审美文化要吐故纳新，在不断扬弃旧的文化与吸收新的营养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永葆青春和活力走在文化的前沿。

三

目前，大众文化已经而且不可阻挡地进入了大学校园，在大众文化强势盛行的背景下，在一部分大学人面临前所未有的价值失落和艰难的价值选择的情势下，大学审美文化要重新完成自身的良好构建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要以物质文化为载体。首先，校园建筑要具有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校园建筑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和精神的体现，北大未名湖碧波倒影、深邃幽静；清华园的水木清华长廊秀水环绕、林山葱郁。它们早已成为学校的标志，体现了学校的文化底蕴和一代代中华学子的精神追求。美国大学的校园建筑，“除了在实用方便之外，尤其考虑其精神的作用和心绪的功能”[3]，充满着浓厚的人文精神。此外，富有浓郁文化内涵的大学校门，是塑造学校形象、展现学校风采的重要载体，它可以增强大学师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宿感。还有学校图书馆作为自己形象的主要标志，体现了大学的环境文化和审美价值追求。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布克就曾经说过，没有一个高质量的图书馆，就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

作为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图书馆的设计制造要富有文化内涵、造型独特、气势恢弘、品味高雅，要突出学校的特色和风格。

其次，要建造富有审美功能的校园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我国古代的书院大多设在依山傍水、山林僻静之地，“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有林泉之胜；岳麓书院在岳麓山抱黄洞下，背陵向壑，木茂而泉洁；嵩阳书院在太室山南；书鼓书院在回雁峰下；茅山书院在三茅山中”。“创造如此幽深的学校环境，其重要原因是想借山光以悦人性，假湖水以静心情。”[4]可见，古人就很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环境对人的潜移默化、日久浸润的作用绝不亚于书本或教师，它是营造高雅审美品味的重要基础。按照人性化的要求，营造与建筑相协调的绿化环境，有助于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松、竹、梅、菊等植物具有象征意义和特定的文化意蕴，在校园不同区域有选择地种植这些花草树木，能够潜移默化地熏陶与之朝夕相处的大学生的道德情操和审美追求。美国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乔丹就曾经指出，大学校园里“那些长长的连廊和庄重的列柱也将是学生教育的一部分，四方院中每块石头都能教导人们知道体面和诚实。”[5]每所大学都有着自己光荣的建校传统和鲜明的特色，各高校可以根据学

校的历史传统和发展规划，建造雕塑纪念碑和文化石等人文景观，将最杰出的教授和校友等生平和贡献用塑像或图片的形式通过合理的布置，形成校园内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

第二，要以制度文化为保证。一方面，要构建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大学审美文化的本质内涵决定了要建设和谐的校园，“和谐的校园作为一种状态，它展现大学自身系统内部结构合理，运行科学有序，实现目标达到高效和最优化，管理与被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充满活力、协调发展的基本特征。”[6]由此可见，建设和谐的校园环境，体现了对人生的唤醒和对人性的尊重，这种管理思想转变了过去视人为完成工作任务的工具的观念，把师生视为大学的财富和核心资源。它将教育的社会要求转变为个体的自我要求，让人体验美好、崇高和成功，培养鲜明的价值判断、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丰富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要构建大学行为规范体系，引导学生良好人格的发展。良好的校园制度文化为学生在评定自己的品质、行为和人格等方面提供了内在的尺度，它使学生自觉地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制度强化不同的价值观。科学合理、和谐向上的高校制度文化，能使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变成可感的现实因素，能充分发挥其在塑造大学生良好人格品质中的强化作用。

第三，要以行为文化为主体。梁启超曾经说过，文化是茶垢。文化一经形成，便会在特定的人群中世代相传。当前，大众文化不仅给大学生们带来新奇刺激，也给他们带来自由参与和表现个性的条件。

从20世纪80年代的港台风到90年代的欧美风、韩流，大学生无不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众文化所描述的生活方式、所宣扬的价值观念，在大学生身上总是得到充分的表现。目前，大学行为文化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享受生活每一天”成了一些人的人生信条，追逐时尚、追求刺激等成了一些“审美”作品的基调，反思、追求、超越和升华等遭到无情的嘲弄。大学审美文化对大众审美文化的引领，最为根本的是通过它所培养的人去引领。因此，要推进大学审美文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让人在审美的启示下，关注反思、超越当下，促进自身人格健全与和谐发展。

第四，要以精神文化为核心。“作为一种强力文化，大学精神文化决定并制约着大学的发展方向，规定并影响着大学人的行为取向；作为一种共同的群体意识，大学精神文化体现了大学整体的精神气质、文化品格和道德水准，凝结了全体大学人的精神寄托和理想追求；作为激发大学人拼搏向上的精神动力，大学精神文化必须与时俱进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7]可见，大学精神文化是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精神传统，是外在地反映大学精神传统的物化载体。大学精神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大学个性的标志性表征和大学精神风貌的展示，如特色人文景观和校史、校训、校徽，校歌和校庆活动等，应该得到很好地展现和利用，使之为大学审美文化建设发挥作用。

审美文化篇2

关键词：外貌，服饰，外在美，内在美，精神气质，女性描写，审美

每个时代，女性的衡量标准和流行风尚是各不相同的。如在《诗经?周南?关雎》中记载男子爱恋与追求的女性形象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优美娴淑的女子是男子心中迷恋与追求的对象，美在一种精神状态。又如在《礼记?檀弓上》中记载夏代女性外貌美的风尚是：“夏后氏尚黑”。夏代社会中形成的一种审美文化标准是以黑为美，认为黑色是美的载体。然而在东周时代，黄皮肤的炎黄子孙对于女性的评价却是以白为美，《诗经》中女性的描写贯穿了这种审美意识。如《诗经?卫风?硕人》：“硕人其颀，衣锦??衣。……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里是描写庄姜嫁到卫国时的情景，新娘身材颀长，内着锦衣，外着麻纱罩纱，手指洁白柔嫩，如同初生的白茅草芽，皮肤白净滑腻，犹如凝结的脂肪；项颈既长且白，好像天牛的幼虫；牙齿洁白方正，恰似排列整齐的葫芦籽。一位盛装的新娘在此时并没有披红戴绿，而是外着素衣，把鲜艳的衣服遮盖起来，手肤颈齿，洁白如玉，与素色衣衫相呼应，构成了清秀素淡的形象，凸显了《诗经》时代以素雅为美的审美取向。

到了汉代，人们对于女性的审美观念不仅继承了民族的传统，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对女性的仪态、气质、道德、素养等众多方面都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追求；根据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时代特征鲜明而又绚烂多姿的女性审美世界。无论是哪一个时代的女性审美，首先在于外貌之美。《东城高且长》中描述燕赵女子“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东飞伯劳歌》里亦有云“开颜发艳照里闾……窈窕无双颜如玉。”用无暇美玉形容女子容貌素净温雅，而此说法几乎成了后世形容女性之美的泛称。《增广贤文》中记载宋真宗《励学篇》中就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说，后来人们用“美人如玉”来形容女性之美。

除了拥有天生丽质如雪的肌肤，女性还通过对面容的修饰把自己打扮得容光焕发，顾盼生姿。首先是从女性的发式上来设计，用发型去展示女性所具有独特的美。如《陌上桑》中“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来描写美女罗敷，《城中谣》中“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等。据考证，《城中谣》中之“高髻”是流行于宫廷的一种华贵发式，发髻蓬松而高耸，因而谓之“高髻”。后来民间妇女都争相模仿，直至唐而鼎盛，刘禹锡《无题》中便有“高髻云鬓新样妆”的诗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对审美层次逐渐提高，于是出现了眉妆粉黛，胭脂朱砂一类的化妆品。如《孔雀东南飞》中就有“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的描写。当时女性广泛地使用朱砂作颜料制作“丹”，女性的“朱唇”越来越流行。如果当时女性不追求一种时尚美，不追求生活质量，那么中国文学史上也就缺少那些浓墨重彩的词语。

如果说女子的外貌是自然本色话，那么服饰的装饰和点缀则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如《陌上桑》中的罗敷“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离家时的妆扮“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刘兰芝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盛装离家，体现了她独特的人格魅力。

人的外在美是重要的，但是内在美也尤为重要。诗歌中人们更加注重对女性内在美的歌颂。勤劳朴实、娴淑善良是中国女子最基本特性。《陌上桑》中“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这赞美了罗敷的勤劳朴实的品格，展现了女性秀外慧中的气质。

坚贞果断的女子也是女性中一种鲜明的代表，这一点在爱情诗歌中得以充分展现。如《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位非常坚贞刚烈的女子，海枯石烂，爱情仍然坚贞不变，对爱情有更强的信念更坚定的誓言。

此外，也有描写女性在生活中知书达理，大方有修养的一面。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x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新晨

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被丈夫抛弃了的女子，却与休弃了自己的而另结新欢的前夫在山脚下不期而遇了，妇人有礼貌地长跪在前夫面前施礼，在跪下的那一瞬间，多少委屈、酸楚和怨恨涌上心头，她仍然对那个辜负了自己的男人跪下了。弃妇旧情难了依然关怀着丈夫，她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可以问一问自己究竟差在何处的机会，妇人此时此地的一跪一问，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是对故夫十分地谦卑后放射出的十二分的气势和贵难。

纵观诗歌对女性描写的这条长河，贯穿了一种时代性的积极刚健和大气，这与每个时代崇尚的文化特征相吻合，归根于社会进步对人类精神面貌带来的变化和鼓舞。古代女性中所具有的一种端庄贤淑，勤劳朴实，坚贞不屈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积极的意义。

注释：

[1]李炳海：《<诗经>女性的色彩描写》，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审美文化篇3

1.1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是弘扬中华审美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武术，这一历经华夏文明几千年风雨洗礼的文化瑰宝，以其保家卫国、行侠仗义的豪气雄风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谱写着一曲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生命赞歌。所以，中国武术固有的民族性才被打上生命华章的审美文化烙印。当“关爱生命”的理念成为世人的共识、“以人为本”的生命乐章已然奏响之际，中华审美文化从生命本体出发，对生命本真的弘扬与审美观照理应成为时展的主旋律，从而在多元文化交汇的国际语境下愈发彰显民族文化的魅力，给现代人带来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寄予。作为民族文化的特殊载体，中国武术在武技、武理、武德等不同层面诠释着中华审美文化理想，并以独特的生命情感流注阐发中华审美文化的生命美学意蕴。因而，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揭示武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层面的审美表现和审美特征，透视出与之相应的中华审美文化理念，可以在广泛传播武术的进程中增进民族文化、民族意识的情感渗透，逐步实现多元文化交汇中的民族文化自觉行为。

1.2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是拓宽武术传承发展的重要路径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杰出代表，冷兵器时期，武术的技击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其审美价值并没能充分体现。第一，物质文明相对匮乏的社会背景制约了精神文明的提升，武术的应用价值更多体现在技术层面的实用性和时效性，审美文化层面的精神价值被遮蔽；其次，武术长期处于“俗文化”的历史境况，与作为“雅文化”的中国书法、绘画相比，没有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文化现象，对其审美文化内涵有失关注；第三，武术根源于民间，民间大众的文化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层次的武术审美文化价值品级的提升，因而，大众对武术的认识及传播往往更多局限于打、踢、拿、靠、摔等技术表面，而边缘化了其审美文化层面，从而制约了武术的发展空间。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和谐的社会环境为武术的多元化、多层化发展提升了广袤的空间，为武术审美文化资源的深入发掘提供了平台，为武术的传承发展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冷兵器时代的终结，使那个驰骋疆场、仗义行侠并足以让武术人豪气冲天、威风八面的“中国武术”，在西方体育的侵蚀下不得不在历史的自我救赎中附丽于“体育”而转型。全球化时代呈现给我们一个多元体育现象混杂交融的格局，提供给大众一个多元需求的选择平台，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竞争纷纭、优胜劣汰的社会生存压力。当武术彷徨于传统与现代、单一与多元的时代对白之际，“全球化”就像一把“双刃剑”，给武术的发展带来空前契机的同时也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发展瓶颈。单一路径、固步自封的传统教习已略显狭隘，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禁锢当代武术发展的藩篱。武术的发展必须紧扣时代脉搏、紧抓文化之根、紧跟人们所需，才能得到符合历史规律的客观发展和价值评判。现代武术只有放眼国际视野，拓宽“大武术观”视界，才能在“全球化”的大舞台上做大、做强，从容应对蜂拥而至的西方体育，改善目前社会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的严峻现状，从而破茧重生，振翅高飞。显然，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对于深化武术文化研究，全面提升武术价值品级，拓宽武术传播路径，创造在世界体坛与西方体育分庭抗礼的中华民族体育品牌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武术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1.3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可以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命需求当代美学家叶朗认为：“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漠，被挤压、被驱赶。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3］“艺术、审美不是出于人类的享乐目的，而是出于宇宙本体的召唤，肩负着激发人类本然的创造力，引导人类返回或重建精神家园的重任。”［4］可见，审美需要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精神需要，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守护，是人们生命本然的回归。当今社会，对生命的关爱和审美体验已逐渐成为大众的精神诉求，并呈现出审美世俗化、大众化趋向。作为民间草根性色彩浓郁的中国武术，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具有更贴近大众的亲和力，在泛审美化的社会生存趋向中，充分彰显富有生命颐养之学的中国美学精神，透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显然，新的时代背景下，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展示民族奇葩的“青春靓丽”之美，培养大众学会鉴赏武术之美，体验武术带来的身心愉悦，使武术真正成为现代中国人修身养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使人们通过武术技术的艺术表达和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来体悟心性与天道的统一、感悟德艺双馨的人生境界、践行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从而起到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2生命美学视域下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探索

2.1武术审美文化以“人”为中心，立足于生命精神的审美探索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关注人性、人生的生命哲学。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5］中国审美文化“不离‘人事’之道，也就是不离‘人’的主体性和‘在世性’来谈论审美和艺术。它集中体现着中国人对自身作为‘人’的此岸存在及其理想生存状态的绝对关心。”［6］上述所论揭示了“道不远人”（《中庸》）、“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精神。由此，中华文化可谓是一种“人学”、一种“生命之学”，这两个基点是我们全面发掘武术审美文化的出发点。武术实践者将生命追求的主题以形象化的肢体语言符号呈现，从而在现世的生命存在中获得一种超验的精神生命升华，因而，武术审美文化将在“人”、“生命”以及“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思想的基石之上，发掘武术这一具象蕴涵的人性之道、人心之道、人生之道、人伦之道、人格之道，关照宇宙生命本体的精神意蕴。

2.2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追求生命和谐的审美理想“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大众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孔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都是对“和”的思想阐发。正因为“和”是内在生命的和谐，所以，中国哲学思想中贯通宇宙和谐、个体和谐、群体和谐的是“生命”。没有和谐，就没有生命，这是凝集于中国人观念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生命哲学理念。武术审美文化以“和”为主旨，正体现了生命精神的和谐。

2.2.1武术技法、技理体现了追求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纵览世界各国格斗术，中国武术可谓是一种独特的格斗形式。无论是武术套路演练还是现代武术散打竞技，都充分将武术技击元素、技击法则、技击理念体现于一种精、气、神合一的生命优化状态之中，透视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武术套路通过演练的形式，将残忍的搏杀消解于华丽优美的动作展演之中，不仅规避了“武”之杀气，而且弱化了直面的打斗意象，当打、踢、拿、靠、摔、劈、砍、击、刺、撩等技击元素在演练中艺术化唯美呈现时，人性的天然攻击性之本能以及生命力之精神得以淋漓尽致地彰显，因而，武术套路演练既不失强化了技击动作、提升了精气神，保存了武术的技击本质；又淡化了打斗的杀气、搏杀的血腥，并彰显了人之生命精神，体现了一种追求和谐的审美价值取向。现代散打运动符合体育审美判断标准，具有客观存在的文化审美内涵，在规则的人性化“庇护”下，呈现出身体美、技术美、战术美、智慧美、精神美的审美特征［7］，体现了内外合一、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武术拳谚通常表达了对武术技理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拳术的风格特点和审美追求。比如，长拳讲究“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法合一；少林拳要求“手似流星眼似电，身似游龙腿似箭”；形意拳强调“起似伏龙登天、落如霹雷击地”，都是武术追求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的具体范例。

2.2.2武术人文精神体现了追求社会人际生命和谐的审美文化意蕴人文精神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审美观照，是一种人类普遍的自我关怀。中华人文精神之阐发可以追溯到孔子开启的先秦儒家思想。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勇”、“恕”等思想方面，是对人性、人生、人伦、人格等价值体现和审美观照。如果说西方社会有赖于宗教作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那么，中国以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则依赖于道德体系。何新认为：“‘美’是一种从形式上、情感上被升华为一种价值观的社会化的最高理念。”［8］社会文明的洗礼与人文教化，促进了武术由野蛮到文明的社会化进程，促进了武术伦理道德的历史生成。武术界往往通过门规戒约来约束武术技击的滥用、通过武术礼仪促进人际间的和谐相处、通过抑恶扬善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充分体现了武术伦理道德的社会化价值，体现了追求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的“和合”人文精神。“侠义精神”是“侠者人格精神经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武术文化意象，是武术审美文化的精神特质”［9］，体现了武术人的一种社会担当、正气弘扬，千百年来已积淀为民间大众的精神纽带和审美心理。张岱年认为：“在雅文化中，‘仁’是最高的道德，而在俗文化中，由墨家思想演变而来的‘侠义’被视为最高的道德，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类，成为民间结社的道德纽带。”［10］武术仁人志士以“铁肩担道义”的“侠义精神”寄予了忠义的爱国情怀，体现了“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仁义之道，折射出崇高的人生境界和人文精神。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尚武精神”足以见证武术人文精神的社会化价值与民族大美思想。

2.3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形神兼备、德艺双馨的审美诉求中国武术与中国书法、绘画同源异流，它们虽然属于不同的艺术形态，但却脱胎于共同的华夏文化母体，因而，具有很多相同的审美文化要素，诚如旷文楠所说：“武术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审美因素，和中华文化的绘画、书法、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有着许多共同的美学内涵。”［11］中国书法、绘画艺术讲究“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武术同样体现“形神兼备”的审美诉求，体现整体性思维的中华文化理念。因而，在武术技艺表达中，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武术动作外在造型美和内在表意美的统一，体现了追求意象化、理想化观念的审美表达。武术套路演练既要在“形”上逼真，更要在“神”上相似。“神”美是一种意境美，是在以“形”美为载体的基础上的内在性超越，是武术技艺最高境界的描述。从武术拳谚中也能体悟到武术形神兼备的艺术魅力。比如，太极拳“运动如抽丝，迈步如猫行”的动作要求；八卦掌“龙形猴相，虎坐鹰翻”的技法要求等都体现了武术追求“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透视出隽永深长的审美韵味。由此，不管是静谧凝神的武术养生还是模拟自然万物的象形武术，武术动作、武术拳谚等总在传达着与此相适宜的生命精神和技击意象，将生命的韵律、形神兼备的东方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武术道德和武术技击是武术发展历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武术技击成就了武术道德的历史生成，武术道德一方面规范、制约了技击的滥用，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武力。武术审美文化透视出对习武之人“德艺双馨”的人格塑造和审美诉求，体现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理想人格，符合中国文化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标准。

2.4武术审美文化理论以“审美意象”为核心，探索象外之境的生命精神超越意象思维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诚如美学家叶朗所说：“艺术的本体乃是审美意象，中国古典美学以审美意象为核心。”因而，武术审美文化脱离不开武术技艺的审美艺术展示和武术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脱离不开“象”这一逻辑起点，脱离不开“武术审美意象”这一核心范畴。刘勰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最早提出“意象”这个美学范畴，并提出“窥意象而运斤”的美学命题，其思想根源源于《易传》的“立象以尽意”。“象”是“意”的感性显现，“意”寄寓于“象”中；“象”是对审美客体形象的表达，“意”是审美主体对于宇宙万物“道”的理解。运用中国意象思维理论，循着“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龄《诗格》）的中国艺术创作心理路径，武术审美意象再造体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心路历程，体现了一种主体化了的“天人合一”生命理想寄予。人们循着自然物象之“象”去领悟“象中之意”，进而把武术行为与“象中之意”联系起来形成“武术意象”。武术意境是武术意象的形而上的超越，体现了“道”的有无相生、虚实结合的生命精神。通过武术典籍、术语、拳谚、文本、图像，我们可以管窥其中的审美文化意蕴［13］。“武术精神”的人格境界充分说明了“武术意象”的超越性，体现于“仁”、“义”、“信”、“勇”、“礼”等象征武术道德本体的人生意象系统，体现出中华人文精神的本真韵致。“武术审美意象在广义上可分为自然意象、人生意象。在狭义上则可包括物意象、人意象、事意象、侠义精神意象等等。折射出武术审美文化中的生命意识和宇宙精神。”［9］由此，中国武术始终秉承对生命精神的不懈求索，追求那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生命意境，体悟“道”之生命本体，彰显生命之美意蕴。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武术的社会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从而也影响着当代武术的发展走向与价值拷问。武术审美文化研究恰恰在民族文化繁荣的时代航标下、在人们生命质量不断提高的精神诉求下、在生态文明趋势的奏鸣曲中得以强化和深化。这似乎为武术的当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生命活力。只有深入到武术文化结构的深层，围绕“人”、“生命”、“审美意象”、“人文精神”等关节点，展开对武术审美文化的理论发掘，才能把握住武术审美文化精神，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在弘扬民族文化的“中国梦”之浪潮中推动武术的可持续发展。

审美文化篇4

堪称技术革命的技术进步在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蒸汽机开创了工业社会，计算机建立了信息社会。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是个案性的，只添加了文明要素，而技术革命所起的作用是结构性的，重塑了文明模式。技术革命的正面价值具有里程碑意义，负面价值则具有潜在的颠覆危险。工业文明威胁自然生态平衡，信息社会危及人文生态平衡，前者有目共睹，后者初露端倪，学术界对此应该高度敏感。本文以审美退化为例，来分析信息社会的文化弊端，希望能窥豹一斑。

一、艺术民主与审美张力退化

“拓荒者在孤独中死去，正好说明艺术家在精神世界里远远地走在一般人的前面。”[1]艺术创作需要超常的技能与素养，特别是经典艺术作品，只有大师们全身心地投入才有可能推出，即使这样，也并非件件精品，时生遗憾。大师不仅是艺术专家，还是文化里手，艺术修养达到一定境界，就到了质变前夕，需要突破的就不是艺术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了，人的综合素质在发挥升华作用。艺术欣赏是大众行为，其平均水平与创作之间有一定的落差，艺术高于生活就高于大众，生活是大众的生活，不高于大众，就不能高于生活，要高于生活，就必然高于大众。这不是精神贵族意识，而是艺术的社会使命，艺术家对大众审美判断力的提高负有责任，要忠于这一职守，无视责任就是失职。创作与欣赏之间的落差会产生审美张力，张力就是动力，推动艺术家与接受者相互影响，使两者的水平交替攀升。

艺术家对欣赏者的积极影响是审美张力的一度推进，前者为高端冲击要素，后者为低位接受平台，这是一个由上而下瀑布式的垂直施力过程。艺术精品、特别是那些史诗性的鸿篇巨制，在内容上博大精深，在形式上鬼斧神工，大众要想全面感悟与深刻理解需要丰富的知识与厚重的修养，对欣赏难度的克服恰好是接受者提高的过程，在文艺批评的引导下，在个人感悟的摸索中，人们可以逐步“获释”，在审美突破中得到愉悦，多数人能接近作品境界，这是“近知”状态，少数人会达到“全知”水平，个别底蕴厚重的欣赏者甚至能产生“超知”感悟，生成思想大于形象的创造性体验。艺术家的素养对象化为作品，作品对象化为接受者的素养，音乐培养了会听的耳朵，绘画培养了会看的眼睛，艺术家与欣赏者之间的落差缩小了，审美张力随之趋缓。

欣赏大众对艺术家的积极反作用是审美张力的二度推进，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喷射影响过程，欣赏者处于低位，但是水平已经迫近高位，成为施动者，在后续欣赏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艺术家虽然处于高位，但是已经感受到了迫近的压力，成为受动者，在接续的创作中要提供水平更高的作品。随之大众不是消极的被塑造者，而是积极的审美建设者，他们施加的垂直上推压力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是显性的，欣赏者通过媒体直述对作品的感受，通过购买行为表达赞许与支持，这里面就包含着新的期待；另一种是隐性的，也是长久的，欣赏者在精英艺术的影响下进入新境界，虽然对具体的艺术家没有具体的希望，但是对整体的艺术发展有了新要求，原地踏步的作品不会再产生高峰体验，如果同水平复制，欣赏者就会用脚而不用手来投票，这就迫使艺术家努力提升原创能力，以便拉开与欣赏者的距离，距离产生美，张力便就此恢复了。欣赏者提高了的素养刺激了艺术家，艺术家将再提升的素养表现在作品中，这就是“反对象化”过程。

在两度推进中，艺术家与欣赏者的落差从大到小，再从小到大，审美张力在缩与伸中显示出弹性，前肢爬升，后肢跟进，社会审美质量蠕动前行。如果把两度推进前后连接起来，对象化与反对象化就构成了艺术家与欣赏者之间的互动循环，社会审美水平在周流往返中螺旋上升。假如张力趋近于无限，艺术家与欣赏者之间的距离太远，就会失去沟通，大众会觉得作品高不可攀；假如张力趋近于零，艺术家与欣赏者之间没有了距离，就成了扁平结构，失去高耸间距，就会失去提升空间。所以，保持适度的审美张力，是社会审美发展的良性状态。但是到了网络社会，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

电脑、通讯、信息连接起来，构筑成所谓“赛博空间”。在赛博空间中，信息是过剩资源，注意力是稀缺资源，人的注意力基本恒定，而信息量却以几何级数增长，剪刀差越来越大。有关谁的信息被更多地分享，谁就占据了社会高端，反过来讲，谁占据了社会高端，谁的信息就会被更多地分享，“今天精英们无可争议的共同特征即优越——优越只不过是大众注意力主要获取者的一种状态而已”[2]。许多个人与社会组织充分关注自己在赛博空间中的形象，追求良好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以积聚无形资产，获得成功。为了更多地占有注意力资源，需要将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放大。

引起注意有很多手段，而艺术化无疑非常有效，造型效果、语言符号与编排结构上的审美构思，会借助爱美天性，唤起网民的浏览兴趣。艺术加工如果以注意力为目的，就必然产生包装设计理念，追求形式魅力，以快速吸引眼球，这样，内涵建设就成了第二位的问题。为了不在电子海洋中销声匿迹，必须调集尽可能多的审美要素，积聚高速高压焦点穿透力，在界面与网民之间形成无障碍通关，必须重视表面效果，点击与闪现过程没留出思索时间，所以，不能设计欣赏难度。水平越是与接受者接近，被瞬间关注的可能性就越大。艺术家的高标准设计需要进行深度理解，需要欣赏者停下来玩味，甚至需要反复推敲，这在高速运转的互联网上，很容易失去被注意的机会。

在影视文化中，包装特权在明星，大众只是旁观者。而在网络文化中，谁都可以成为包装主体，都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终端，在这个非中心系统入口，没有上屏的守门人。而且技术化的网络介质对艺术化的网络内容有巨大的支持能力，人人都可以自我包装，电子绘图工具、复制拼接功能、各种数据库，都使设计简单化了，网民要实现自己的想象，不需要长时间的艺术与技术训练，网络带来了艺术设计的平民化与世俗化。然而，世俗化很容易降变为庸俗化，网民表面上是自主的，掌握着设计自由，而其艺术素养局限使其受到自我束缚，依然是套中人，模式化不可避免，恶劣的个性也时常出现。

除了艺术设计之外，网上艺术创作大众化也方兴未艾，网络音乐、网络话剧、网络绘画、网络文学遍布电子社区，公共艺术从公众中生成，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创作与发表作品，随意编写个人神话，实现自己的艺术家梦想。网民甚至可以进入他人网页去修改别人的作品，创作者只给出文本，接受者参与“大合唱”。新艺术环境造就了网络民间艺人，他们与传统民间艺人不同，并不展示祖传的技艺，而是在技术所提供的模式中表现自己的即时感受，他们使创作生活化，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并不追求其高于生活，艺术一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失去了精品化机会，网民在玩艺术，很像卡拉OK演唱，自娱自乐，没有了神圣感，丧失了严肃性，制造出大量廉价艺术品甚至伪艺术品。

网络设计与网络创作来自网民，形成了新的范式，这是一次大解放，艺术民主潮流势不可挡。但是冷静地分析起来不难看出，这不是真正的艺术民主。编辑等守门人失去了权威作用，合理的遴选机制被淘汰，网络天才被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很难得到社会优质资源的特别培育，创作处于自在的混沌状态中，绝对自由破坏了文化秩序，带来的不是活跃，而是混乱，因为活跃的结果是精品的推出，而不是垃圾丛生。真正的艺术民主是为人民服务，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使人人成为艺术家，关键不在服务者是精英还是大众，而在服务质量的高低，只要老百姓喜闻乐见，创作者就是人民艺术家，艺术就具有民主精神。艺术与科学一样，在学术研究中，多数要服从少数，原创突破常常是个别人的成果否定了普遍认可的习惯结论。艺术创作也是个别行为，才情需要先天资质与后天熏陶，并非人人可有。

网民创作与网民欣赏是平行运动，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水平趋近，其间的互动是同阶重复，创作者对欣赏者没有拉力，欣赏者对于创作者没有推力，两者之间落差消失，没有了势能，对象化与反对象化的审美张力也就不复存在了。精英文化的价值轴心是超越性的生活意义，没有艺术对大众的超越，就没有大众的自我超越，整个社会的审美水平就会停滞不前。这种结果在网络社会中的典型表现就是流行艺术走高，博雅艺术走低，“时尚”（fashion）变成“短暂时尚”（fad），亦即闪现流行，审美对象在变，审美水平未变。

二、虚拟社区与审美体验退化

网民本身并不可靠，在网名的掩护下，人们可以肆意宣泄情绪，臆造离奇信息，甚至设计各种不负责任的恶作剧。生活中的我可能受到压抑，有保护面具，而到了网上就把全面（特别是阴面）的自己释放出来，甚至是发泄出来，这时，网上的我是真实的；另外一种情况相反，生活中的我是真实的，上网之后展示的是没有实现的理想自我。

在客观物质世界里，生活与艺术之间有比较清晰的界限，实事就是实事，虚构就是虚构，生活的现象真实与艺术的本质真实不可混淆。而网络情形变得复杂了，鱼目混珠，真假杂陈，内容不真实，表现得可以很真实，甚至可以使真正的真实退色。网络生活与实事有距离，是以虚拟方式展示出来的想象生活，网络艺术与实事的真性有距离，网民的非专业化素质决定着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自觉意识去追求生活内涵。这种双重距离便是客体间性，网上生活与现象真实不同，网上艺术与本质真实不同。

在赛博空间里，无论主体还是客体的虚拟性，都出现了视像仿真趋势，亦即波德里亚所说的“类像”，它们可以无限复制，但与原有的模仿对象疏离，失去了真实摹本，创造出的是“第二自然”，从纯化自然到人化自然，从人化自然到符号化自然，人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全息的真实物体，而是由1与0构筑的二进位制的数字系统，尽管五光十色、气象万千，但是它只是瞬息万变的电子信号，人们沉浸于这样的类像世界中，把梦境当作了第一自然，体验误解是常态，体验正解反而成了异态。网上以假乱真，网迷便弄假成真，身回现实，心滞网境，依然昏昏然于虚幻思维，虚实转换困难，将幻像与实像颠倒，将虚拟社会的“真实感”混淆于物质社会的“真实性”，出现体验倒错。严重的会走向体验对立，对于物质社会反应迟钝，甚至拒绝承认真实的真实性，迷醉于“真实的幻觉”，从现实体验自闭发展成网络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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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在场”审美体验与“在线”审美体验不同，前者的感受是实地的，所面对的是物，感觉参与要素完整，是一种全身心的介入方式，而后者的感受是想象的，所面对的是“物象”，感觉参与要素不完整，是一种有限介入方式。“在线”审美以视听为主，听觉器官、特别是视觉器官受到特别倚重。在网络上，质量比较高的画面与声音都被选择、浓缩、装饰或者强化过了，有网络依赖倾向的接受者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视听感受力特别发达，捕捉形色与声音信号格外灵敏，出现视听能力突进的片面发展问题。

全人的发展需要以“全感觉”素养为基础，在大脑中枢神经的协调下，所有的体验方式要共同运行，整个身心的进入是参与式的沉浸，不是旁观式的品评，这就需要全进入的环境，只有身在其中，才有心在其中的真实，意境需要在氛围里把握，否则就感受不到艺术的热烈。如果不在音乐会现场，只通过屏幕欣赏，就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全息美感，如果坐在音乐厅里，身边人的情绪，音乐家们与听众交流的情景，场面中的各种无形要素都会与音乐旋律协调起来，听觉融于视觉，视觉融于整体知觉，更容易产生心灵震撼。在场审美体验机会减少，综合体验能力就会弱化，影视文化具有遥距特点，已将大众与现场隔开，像在现场而没在现场，网络的普及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

人与世界的感觉沟通有五种方式，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视觉与听觉能够脱离物本而存在，不与对象发生直接关联，介质起传导作用，进行远距离感受，我们称其为形象感觉；嗅觉、味觉与触觉不能脱离物本而存在，必须与对象产生直接关联才行，如果物不在场，只输送间接符号，对接受主体不起作用，我们称其为物质感觉。形象感觉具有心理性、想象性，易于形成美感，易于精神化；物质感觉具有生理性、官能性，易于形成快感，不易于精神化。在审美活动中，形象感觉是主要渠道，其中尤以视觉为重，物质感觉只起次要作用，是辅助方式，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但是，从本源上看问题，情况有些不同，美是一种生命现象，与物质感觉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中国语言中，“美”字被解释为“羊大为美，主给膳”，从发生学上说，美与美味相通，虽然我们没有更多的证据说明中国人的美学观念起源于味觉，但是物质体验的突出作用不可否认。它的重要性甚至被推向极致，产生了“超快感”理念，“美感是人类快感中的一个特殊分支和高级形态”[3]。这种以快感为干、以美感为支的观点并不可靠，但是它可以用来说明物质感觉的重要性。人们的审美体验如果完全倚重视听而脱离物性，就会成为无根的精神活动，精神活动的质量也是要打折扣的。

物质感觉可以促进形象感觉的发展，人们非视听水平提高了，视听水平也会随之提高，这是审美通感在起作用，各种感觉器官既能单相运作，又能在大脑的协调下相互呼应，相互内置。观看屏幕上的服装表演与面对面地直接欣赏服装作品，审美效果并不一样，因为触摸服装面料的质感会更好地把握肌理，而肌理美是服装美的重要元素，形、色与视觉相关，质与触觉相关，高水平的视觉思维应该具有形、色、质的三元能力，所以视觉与触觉不是1+1的关系，而产生着系统效应，触觉进入视觉体验会使主体捕捉视像更加精到，这便是通感的力量。欣赏者的通感能力不强，会出现结构性问题，不能实现审美的全面均衡发展，所以必须整合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的感受力，在这方面，网络文化的视听双相度有局限性，其影响主要是负面的。

三、信息崇拜与审美理性退化

美学研究人的感性存在，鲍姆嘉通初建它时的名称含义就是“感觉学”，它从研究人类理性思维的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但是美学所关注的并不是初级的自然感性，而是高级的社会感性，不可能完全摆脱理性的影响。审美的核心要素是情感，亦即对事物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它离不开基于本体认识的价值判断，在“是什么”、“好与坏”的看法之后才有“爱与恨”的结果，情与理必然相关。虽然美学独立为一门学科，但是它仍然归属哲学，离不开理性的笼罩。艺术作品要努力摆脱概念化，但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去理性化趋势却走向了极端，艺术家不能没有思想，艺术大师未必是理论家，但一定是思想家，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在认识与表达上都有过人之处。

“在艺术作品中，中国古人所追求的是‘人之因小技而窥天地’即把握‘道’的存在。如果说在中国艺术中有所谓的‘本体’的话，那么这本体便是‘道’。”[4]“道”在西方文化中也有表现，那就是“逻各斯”。艺术中的“原道”思想高扬了人类审美的理性精神，美是道的现象展示，道是美的灵魂，灵魂无形而有效，我们不能因为它不在作品中现形，就漠视其存在。即便那些充满酒神精神的狂迷作品，也表达着作者对社会生活的偏执看法，这看法也是思考的结果，非理性主义者也有思想，只不过是表现着没有罢了。

“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前缀源于“cybernetics”（控制论），维纳使用这个词，意在强调对流动秩序的管束，从字源上看就有统治意义，控制与信息相关，也与人相关，控制了信息，也就控制了希望得到信息的人。从表面上来看，网上交流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交互式的，网民有了主动性，信息更加均衡，每个人都是终端，非中心化的矩阵结构形成了平权格局。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人们并没因此而获得认知自由，你如何把握规律，如何得出结论，取决于你掌握了哪部分信息，信息决定机会，也决定判断、决定命运，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他掌握信息的质量与数量，信息的不对称就是权力的不对称，垄断核心信息的就是有权势的人，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权威。因为任何人也不能整体地把握网络，赛博空间具有无限性，就像上帝一样无限，人们分辨与选择信息的能力非常有限，结果信息的力量便膨胀起来，超越了一切人，包括信息强势人物，成为反身控制人类的异化力量，信息与信息的传播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人们敬重甚至敬畏它，能够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就像得到了上帝福音，这便是信息崇拜。

在网络社会中，“质量”与“量”的关系更加密切，要想成为最好的，就要成为最多的，点击频度是衡量标准，信息速度覆盖广度，代替了思想深度，也代替了思想高度，原创的理性思维需要反复推敲，节奏缓慢，被高速进程中的信息所驱逐。赛博空间使地域限制消失，世界任何角落的人都可能抢走机会，没有紧迫感就没有了前程，这就迫使人们围绕着信息形成快速反应习惯，知识传播超过了科学研究，成为时代文化主流。网络培育着“轻盈智慧”，信息流拥抱着智慧旋转跳跃，青年型的“前喻”文化最具有时代性，透出更新活力与通灵之气，热门话题培育着小聪明，无暇于产生大智慧的深厚积淀，老年型的“后喻文化”重视历史过程，在赛博空间显得有些迟滞。网络建立了搜索型思维方式，而且下载复制功能使创造变得很是机巧，修改与组装成为捷径，输入与输出之间不断地转换，加工过程简化了，压缩技术突出了，人们的思考缺少积淀时间，文化成果封存不到位，窖藏不充分，省略了理性的冷处理过程，厚积薄发成了保守的传统习惯，人们急于求成，失去了积累耐心。艺术与学术出现了技术化、标准化倾向，只有文化快餐才能适应网络吞吐量，文化大餐跟不上它的步伐，时见学术明星与高产作家，不见学术大师与经典作家，人们抛弃了“一本书主义”，追求著作等身，信息量大的成果领衔社会，人们不断地获得新符号、新概念，而不是新思想，很难产生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标志性力作。

维纳认为，个人的衰落与大众的兴起是二战以后最典型的时代特征，人们由田园时期的“从主”，到市民社会的“从己”，最后走向传播社会的“从众”。信息流包括信息垃圾对人产生着持续冲击，它们作为高阶扰动要素，不断地激发思想者的责任感，影响他们的定力，成为信息人，专注于大众的关注，会使人进入泛知状态。有所不知才有所知，正像有所不为才有所为一样，某一点上的深知就像定点钻探一样，只要保持不间断的足够压力，就能产生井喷式的思想灵感。艺术家与学者只有沉入静默状态，才能与宇宙精神对话，过度交流对理性深化无益而有害，交流可以深化认识，也会妨碍进入个人思想的独有领地，相对封闭是积极的，它决定着开放质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主张定期地“退馈”到自我中去，这样便可以激活潜意识中所拥有的智慧，周期性地补足灵气，退馈不是龟缩，而是为了进两步而退一步，是暴风雨前“如雷的静默”，总是热闹地活着就没了沉淀的机会。理性孤独是智者的创造孤独，决定着精英重量，心灵里的自言自语很可贵，思想自留地不能共产，如果人人都能理解你，你就不是你，而是人人了，必须做好你自己，这样，在社会才会出现一位个性的你，走向理性孤独是自主人格的觉醒，是灵性之根，天才都有自己的苦闷，没有孤独作伴是最寂寞的，因为同样喜欢安静的思想就会离你而去。孤独中藏有真诚，抛弃了矫饰与煽情，展示着童心，所以要看入生命深处，世界只有一个，而每个人的心中则另有世界。

电子社区中的语言处在衰落中，网络上到处是文字垃圾，对其纯洁性与规范性是极大的伤害，人们对它不以为然，是因为它负载信息的作用在淡化。如今进入了图形传播时代，图像直观，比文字能更容易捕捉到注意力，所以，图像在逐步代替文字，成为赛博空间中的核心传播方式，而文字则在慢慢地降变为图像的说明。视像文化强于展示而弱于说理，它用造型与色彩表达感受，直接投影于人的视觉系统，可以省略释义，不需要思想转换就能传达出意图。与视像文化的感性特征不同，印刷文化具有理性特征，文字仅仅是物象符号，进入人的视觉以后，必须进行释义，不经过大脑加工，内容就不能显现出来，所以，在阅读能力的培养中，便顺势开发了人的思维能力。基于视像与感性、文字与理性的联动关系，网络视像的进化就是感性的进化，网络文字的退化就是理性的退化，网民在绚丽多彩的造型中乐不思蜀，抽象思维能力成长的机会便减少了，逻辑的萎缩不可避免。

“我们正在为头脑与心脏寻找一个家园。”[5]理与情都需要自由伸展的天地，如果头脑没有家园，心脏也就没有了，因为它们注定为比邻。人的数字化生存不是文化的上佳归宿，技术只是工具，不是主导，不能沉沦于技术主义，网络对文化生态平衡是莫大的威胁，人类不但要有进入能力，也要有超越能力。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建设人类的精神家园，是新人文主义的重大课题，当网上新生代成为社会建设的决策与执行主导之后，这个问题会更加迫切，现在就进行深入探索尚有前瞻性，会使我们的研究比较从容。

[2] 达文波特、贝克：《注意力管理》，谢波峰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3] 刘骁纯：《从动物快感到人的美感》，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4] 夏之放等：《当代中西审美文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页。

[5] 滕守尧、聂振斌：《知识经济时代的美学与设计》，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审美文化篇5

【关 键 词】文化转型/当代审美/审美救世神话/自律/拓展

【正 文】

如何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审美理论与实践，如何把握21世纪中国审美活动的基本走向？这是每一个态度严肃的美学家都应深入考虑的问题。本文试图从近现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角度，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审美现实谈些个人的看法。

问题的提出：关于审美救世神话

在讨论新世纪中国美学的走向之前，回顾一下东西方近现代美学的基本思路及中国古典美学的自身传统，是十分必要的。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类的审美活动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个18世纪美学初创时德国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在此世纪之交，又浮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在新的时代变迁面前，我们仍有困惑。实际上，它仍然是新时代下关于人类审美活动基本价值功能的基础性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最基本的认识，美学作为一种理论科学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而美学研究者也就失去了其职业活动的基本理由。

关于人类审美活动的价值功能问题，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鲍姆嘉通和康德在逻辑思路上对审美活动的特性做了初步的界定，但对其价值功能的认识还是模糊、犹豫的。到席勒，思路为之一变：美学研究的重心从审美活动的特性研究转而为价值功能研究。他从近世人类心灵感性与理性分裂的角度讨论人类审美活动的救疗意义，充分强调其在后宗教时代的文化意义，甚至将它与理想人性塑造联系起来。有席勒看来，审美的实质性内容便是让人类的精神获得充分解放，是一种使人类的感性与理性和谐相处的游戏。这样，审美就不只是一种应该独立并与人类其它文化活动享有平等地位的活动，而且是有着无比巨大的人文功能，在人类文化系统中应该享有优越地位，其价值应该得到凸显的一种活动。这种审美活动的文化学意义，极言之，则可用其一句名言当之：只有人才游戏；只有游戏才能成为人（注：席勒：《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受席勒启发，马克思也强调了人类审美活动的精神解放性质。也许，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在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审美，或按美的规律从事创造性活动，正是人类精神自由、人性完美发展的诗意象征。与席勒不同，审美在马克思这里，是人类整个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纯精神活动的游戏，在这点上，席勒对审美的理解，更符合康德的非功利精神。

到20世纪，以马尔库塞和阿多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放弃了马恩经典作家从政治、经济上改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企图，而继承了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精神，将马恩的制度批判改造为文化批判。面对当代西方的文化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审美当作人类获得精神解放的必由之路（注：转引自毛崇杰等《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页。）。

这便是一条审美价值功能不断得到放大的理路：康德是犹豫；席勒始要靠它来疗救人心，但也只限定为纯精神的游戏；马克思以为只有在理想的共产主义，人类整个活动始具有审美的自由性质；而当代社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则只要以审美来改铸人心了。

这一思路的基本结论可以简要地概括为：随着宗教的衰落，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后宗教社会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事实已经证明，哲学、科学均不足以救世，现代社会科学理性的过度膨胀和大工业化生产方式，又使人类的完整心灵裂为碎片，只有审美活动才能完成新时代这一重要的任务。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实际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不只是近代的事实，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界的实情。在美学诸派别中，主观派、客观派及和谐派均是以认识论立足的美学理论，唯有实践派美学在人类精神文化总体背景上审视审美活动，最能体现出价值论特色，因而，实践派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代表了当代中国美学对审美价值的主流看法。对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而言，其在审美价值理路上对西方美学的忠实继承是通过“自由”这一概念实现的。在李泽厚那里，“自由”才是核心概念，而实践不过是自由的唯物形式，所以他从根本上将美规定为“自由的形式”（注：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进而，又将美感解释为一种“人类（历史总体）的积淀为个体的，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人类精神诸要素实现了充分和谐、协调的自由境界（注：李泽厚：《美学四讲　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10-511页。）。不只如此，他还将这种理想的审美状态视为一种从根本上建构人性的宏伟事业，进而在他的主体性哲学体系中提出“情感本体”论，这直是要把整个哲学关于人类命运的探讨归结为美学事业，将人类未来精神境遇归结为审美了，李泽厚的心理本体论或情感本体论就是一种审美本体或审美至上论。

不只李泽厚先生如此，到20世纪90年代，又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对艺术审美持有很深厚的本体情结，如提出：“艺术作为人的一种活动方式，在当代世界具有‘生命精神化’的重要价值。艺术不仅使人那蛰伏于胞胎中的各种要素、潜能逐渐得到自由的伸展和迸发，而且直接显示人的生命意义和对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6页。）不过这次是又以海德格尔为导师，将审美本体论演化为海氏话语：“诗意地栖居”。

这无疑是忠实地继承了上述从康德到席勒和马克思再到马尔库塞等人的思路，同样以自由——不管是康德、席勒式的想像力与知解力和谐运动的自由，还是马克思式的真正以人为目的的实践创造活动的自由——来论证审美的崇高价值，并同样寄审美以改铸人心的宏伟使命。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学基本上是以西方美学为美学的话，到20世纪80年代后，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为代表，中国美学界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始自觉地从本民族传统美学思想资源中吸取养料。就审美价值论而言，学者们普遍关注中国先秦，特别是儒家的文艺观，如孔子的“立于礼，成于乐，游于艺”的思想及“诗教”“乐教”传统。这种东方早期的文艺审美观，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不就事论事，而是从人类整体文化观，从人类精神心理的综合培养的角度论述文艺审美的价值功能。正因其视野是宏观的，因而才更见到文艺审美的价值功能。

从这个角度讲，李泽厚的塑造新感性及情感本体的主体哲学体系就带有极其浓厚的东方儒家哲学特征，是他近20年来自觉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结果。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美学中极力弘扬审美价值功能的理论，其思想渊源，既有西方美学的因素，也有中国传统美学的因素，是这两种思想资源合力的结果。只不过在这一总体上是“西学东渐”的时代，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总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的。

那么，这一充分张扬审美的价值功能的理论到底有多少真理性的成分呢？审美真的会有如此威力吗？既然神话帝国、伦理帝国、宗教帝国都一个个衰落了，科学帝国虽正炙手可热，却也已暴露出其种种弊端。在此情势下，审美何以证明自己在人类文化系统中独具的优越性呢？我们把这种有意无意地夸大人类审美活动文化功能的理论称之为“审美救世神话”。

从逻辑上说，历史上曾出现过道德救世论、宗教救世论、科学救世论等等，这些说法都出了问题后，难道审美不可以出场吗？确实，生活于后宗教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们，弘扬审美，几乎是对人类文化活动各方面反思后山穷水尽时的惟一出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人类真的走投无路了吗？人们不禁要问。审美救世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问题并不在于这种积极探索的精神，而在其思维形式。

文化转型之一：从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

审美救世理论对后宗教时代及大工业社会时代病症的诊断是准确的，说审美活动于此有一定的补弊救疗作用也是有道理的，可是，由此而进一步推断，其它文化活动都不行了，只有审美可以力挽狂澜，普度众生，则是大可怀疑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臆说？关键在于：从康德、席勒、马克思到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中世纪宗教衰落后的文化转型，对近现代社会的文化格局产生了方向性误解，或者说他们对这种全新的文化格局根本就没有理解。就西方文化史而言，基督教的衰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它带来的并非人们表面上所见到的科学与宗教的相互消长，并非只用宗教的失意与科学的胜利所能概括。这里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并非此前人类文化诸领域“城头变换大王旗”式的王朝更替活动，而是一种人类文化体系内部结构的根本性调整。简单地说，就是从古典时代的一元文化到近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

所谓一元文化，是指这样一种情形：虽然细细分来，各民族文化由各不相同的基本要素——宗教、伦理、审美、科学、哲学等组成，但这些要素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它们在文化大系统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均衡的。在具体的各历史阶段，其中必有某一种要素占有较重要的统治地位，形成一枝独秀局面，其它要素则居于不起眼的从属地位，要为居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形态服务，并且只有在接受其庇护的情形下才能取得合法的生存权。比如，在原始文化时代，神话便是特为发达的一种文化形式，而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只是作为萌芽因素而存在。在古希腊的古典时代，哲学又充任着人类一切知识的保姆的角色，亚里士多德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便是其象征。在中世纪，基督教又承担起古希腊时哲学这门智慧学所承担过的角色，艺术诚然要为宗教服务，科学的探讨也要以不伤害宗教信仰为限度。19世纪时的自然科学似乎也做过同样的梦，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很快就撕碎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古老的东方，实践理性下的伦理教化活动也唱过类似的主角，艺术审美则是其更为精致的形式。

这种类似政治领域中存在过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主数奴的文化结构不是某一民族、时代或文化领域中的特殊现象，而是整个古代社会东西方文化所呈现出的一种共有的结构形态，是整个人类社会古典时代所共有的文化结构原型。

所谓多元文化，是指自从进入近现代社会，人类文化的内部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人类文化系统内部的各要素——科学、哲学、宗教、审美等进入一个平等相处、共同繁荣的时期。其中，再也没有哪一门类一枝独秀，也没有哪一门类因受压抑而不能发展，大家都有其不可代替的地位与作用，但谁也做不了绝对的文化领袖。用黑格尔的说法，叫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没有英雄，起码是没有君主的“散文”而非“史诗”的年代（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页。）。

无须为这种因文化君主缺席而造成的人类文化的平淡无奇而黯然神伤，因为在那个一元文化的古典时代，虽然各民族文化都造就出一批光彩夺目的文化明星，如中国的伦理教化，西方的宗教；艺术审美领域内如中国的诗歌，西方的建筑等。但是，在这一时代，个别文化君主或明星的出现，是以无意识中压抑乃至剥夺其它门类文化活动充分发展权利为代价的，它造成了民族文化生态内部极严重的均衡状态。比如，在中国古典艺术史的范畴内，就出现了诗歌一枝独秀，诗的主观表现精神统领书法、绘画等非诗歌的艺术，最终形成抒情艺术的繁荣与以小说戏剧为代表的叙事艺术滞后这种极不平衡的局面，换言之，在古代中国，诗的荣耀是以牺牲其它门类艺术的充分发展为代价的。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形。

这种遗憾在现代艺术史中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五四以后，中国现代艺术的各门类出现了共同繁荣的崭新局面。文学、绘画、音乐、舞蹈平行发展，文学内部也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均有建树，不再有一手遮天的大腕巨星，也不再有压抑与萎缩。

这难道不是在近现代社会才会出现的崭新的文化现象，不是一场发生在人类文化领域内部的民主化，因而也是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吗？这难道不是在文化领域内充分地现实了近现代社会的民主理念吗？

面对这种真正代表了新时代文化理念的多元文化的格局，再来反省一下“审美救世”理论，只有审美活动（不管理解为游戏，还是创造）才可以拯救现代文明，才可以塑造或恢复完整的人性等说法，岂不跟目前这个时代文明的根本价值标准、文化理想太不协调了吗？我们以为，这种审美救世论与整个现代社会文化多元价值观，与现代社会的文化民主理念在根本上是矛盾的。

近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也是一种普适性的文化结构形态，它不只是审美领域内的特殊情形，而表现于人类文化结构的方方面面，表现在科学、宗教、审美、哲学间的关系，也表现在各民族文化间的关系。

持审美救世论的人们，面对近现代世界文化格局，其心态根本上还是古典式的。他们深昧于人类文化格局由古典的一元形态向近现代的多元形态的转变，或者对现当代文化结构的多元性质缺乏理解，或者虽生于多元文化时代，而无意识中有一种浓厚的古典情怀，喜欢做些文化精英、精神领袖之类的梦，以古典的趣味、古典的观念对审美活动的文化价值及当代社会文化格局作出规定与预测。

让审美来独挑拯救当代人灵魂的大梁，这未免所望过重，审美将不堪重负。历史已不止一次证明：人类精神文化活动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自有其价值，也自有其局限，尤其在近现代的多元化的文化共和时代，哲学、宗教、伦理、科学，都难以包揽天下，审美自然也不会有这种通天的本领，审美救世论实际上是以科学的名义编织的一个当代学术神话。

文化转型之二：雅俗分化

20世纪80年代，为反对认识论和功利主义的美学观，美学界极力强调人类审美活动的独立品格和价值，对美学研究走出“左”的误区，功不可没。20世纪90年代，审美文化理论的提出则达到一个对审美自治理论的辩证否定阶段。它着重强调人类审美活动与人类其它文化活动间的相互联系，强调在人类文化大系统的视野下重新阐释人类的审美活动（注：陈学广：《“审美文化与美学史”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华美学学会通讯》1997年第2期（总第9期），第10-11页。）简言之，审美文化这一概念隐含了这样两种基本思路：审美与人类其它非审美文化；人类文化大系统下的审美。有学者把这种转变概括为内转与外突的矛盾（注：杜书赢：《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需要指出的是，“审美文化”这一概念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类审美活动，其文化启示意义并不相同。就古代而言，文化乃言审美所由来，即揭示审美这种在本质上是非功利的活动其实是由其它非审美的功利性活动而来，这是一条由文化而审美的理路，重在言审美由不独立到独立的历史进程。就现代而言，文化乃言审美的拓展，即审美活动已不再只限于精英艺术的纯艺术层面，而裂变为形态多样的审美文化，需要借助于文化这一包容性更强的概念来揭示当代审美活动多层次演变的事实。这是一条由审美而文化的理路，重在言当代审美意识的演变与拓展。

在审美与人类文化活动其它部分相互融合的大前提下，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当代审美演变的基本事实是审美的生活化，即本质上是非功利的审美活动大规模地融入功利性现实生活的潮流，它是当代中国审美实践对“审美文化”这一观念更为具体的演绎，而“审美文化”则是对这一当代审美新潮的观念表述形态。这一以审美生活化为实质内涵的当代审美潮流的背后，有着更为根本性的原因。

自从进入自觉的审美对象创造阶段，艺术美就成为人类审美活动的主体，人类审美进入以艺术美为典型代表的审美与现实生活截然二分的道路，这起码是西方美学史的观念与实情。与之相适应，美学也就成为以研究艺术美为主体的理论。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审美实际对这一以艺术审美为主体，因而审美与生活判然两分的理论提出挑战。

20世纪80年代始的中国审美变革首先是从艺术审美内部的自身裂变开始的。由于国内文化气氛的宽松和大众经济状况的改善，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审美享乐主义的潮流，以娱乐为主要精神的大众文艺对传统的严肃艺术形成猛烈的冲击。先是港台武侠和言情小说的风行，影视界起而仿效之，继而又出现了充分体现娱乐精神的迪斯科和卡拉OK这种积极参与、自娱性的歌舞形式。于是，传统的一元化的教化艺术现在一分为二：服务于传统严肃目的的精英艺术和服务于大众娱乐目的的大众艺术。其次便是围绕着美化生活这一主题而起的种种既发挥审美功能，又不离开生活对象和过程的新的审美风潮。这一风潮中，最先体现这一大众审美精神的是服装业，中国城乡大地由过去单调的灰色顿时五彩缤纷地亮丽起来，之后便是城乡居民住房装潢之风和城乡空间环境的美化之风，如城市绿化及园林建筑等。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

其实，当代中国审美领域出现的这种艺术审美分化，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有其更为深远广阔的文化背景。自近代社会以来，大工业生产、商品经济及现代文化传播媒体诸种因素相结合，共同造就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市民社会”。这一文化群体要求一种具有世俗精神的文化。正是在这一需求下，近现代社会的人类文化系统才出现了又一种形式的转型：以雅俗二分为基本内涵的内部裂变。于是，人类文化结构呈现为一种金字塔式的格局：精英文化虽高居塔尖，但占居份额上只能是少数派；大众文化虽居塔底，却规模庞大。

在漫长的中古时代，东西方文化中的文化雅俗之分虽然早已存在，但长期以来并不能形成尖锐的冲突。这是因为，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工以来，文化生产就基本上进入一个精英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大众文化虽然一直存在，可只是一股不起眼的伏流，未能进入精英文化的理论视野，也未能形成对精英文化的严重挑战。近现代社会时势为之一变。随封建等级社会的逍逝，为少数人服务的精英文化也有些不合时宜，时代呼唤一种新的为最大多数人服务的通俗的文化形式，这便是大众文化。由于近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平民的社会，于是后起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分庭抗礼，进而对前者形成冲击，最终走向分裂，实为势属必然。从这个角度讲，人类文化结构由古典而近代的转型，就获得了另一个角度的新的阐释：文化的雅俗二分。

这种转型在西方早已开始。中国只是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节奏慢了些，直到上世纪晚期才被人们真切地感受到。

这样说来，发生在审美领域中的艺术的雅俗分化实在只是近现代整个文化系统雅俗二分的反映。

没必要对当代审美的这种出于乔木，迁于幽谷式的变迁怀有一种贵族式的失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审美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世俗精神、大众文化。如果立足于人类文化的内部基本分工，既然已经有了宗教、科学等崇高严肃的东西，审美当然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持非功利态度了。

那么，审美拒不服务于认知与教化，只以赏心悦目为乐事，只满足于为人类提供暂时性的感性精神愉悦，与科学、哲学、宗教等文化活动的目的与功效相比，它难道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世俗情调和民间精神吗？

其实，近代美学的诞生，审美活动非功利性的独立品格的确立，本身就是近代社会文化世俗化潮流的产物。没有宗教、伦理等这些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态的衰落，提出审美应该独立，不再侍奉宗教、伦理、政治等的想法和理论，是不可想像的。康德以非功利性界定审美，正是在学理层面上揭示审美世俗精神的一个寓言。只是当时他以形式美论审美人们还回不过神来。进入20世纪，当大众审美以娱乐精神再次声势浩大地演绎这种非功利精神时，我们才再次想起了康德：其实，纯形式美与当代的大众艺术，表面上看，一个大雅，一个大俗；可细细想来，便不难发现，这二者又有相通之处：都是一种珍视当下、重感性精神享受的世俗精神，而这，也许正是康德之本义，审美之精髓。

当代审美同时包含了一对相互矛盾的基本任务：一方面要实现充分自律，防止泛审美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拓展自身内涵，发展自己。于是就形成一个悖论：既要自律，又要拓展。自律谓有所不能，拓展谓有所作为。所谓悖论，即是二者相互矛盾而又同时为真，这正是当代审美的极其困惑与为难之处。可是，也只有这个悖论才能较为全面、准确地描述当代审美的实情。

要处理好这对矛盾，把握好自律与拓展间区别的分寸，既能自律又能拓展，确实殊非易事。但也不必为此而大惊小怪，蹙额疾首。其实，一部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就是不断与各种悖论打交道的历史，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令人烦心的悖论。

什么是审美意识的当代性？当代审美意识便是建立在上述两种文化转型基本事实之上的审美意识，便是由自律和拓展这一悖论所组成的审美意识，这是把握当代审美与古典形态和近现代形态审美意识本质区别之所在。不了解这一点，便无由把握当代审美的基本精神。

自律：当代审美的定位

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走出审美救世神话的误区，实现审美的充分自律。

所谓审美自律，就是指当代审美要对自身的价值功能和文化意义，对自身价值实现的真正领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换言之，当你中国美学界对审美，应像当年康德之于人类科学理性一样，常持警戒心。审美自有其价值，应该享有独立的地位，这一理念自从18世纪始，经美学家们数百年的不断呼吁，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现在，也许到了换个角度想想问题的时候了。所谓审美自律，就是认清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不要自我膨胀，不起越俎代庖之心，不仅要了解自己的所能，还要承认自己的所不能。坚持自己之所能，不妄念自己所不能，切不可陷入泛审美主义，切不可为自己所编织的神话所蒙蔽。对当代美学界来说，也许这种对审美的消极性描述更有意义。

那么，当代审美的真正界域究竟在何处呢？

人类生命活动有四种最为基本的形式，它们是物质功利活动、科学认知、宗教和审美。如果用减法去描述人的诸种生命活动，审美也许是其中最先可以减去的部分。其实，包括审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化活动都不过是物质生活的一种附丽物。

审美是什么？审美就是人类于物质生命需求满足之后追求暂时的感性精神愉悦的活动。在人类生命需求序列中，它是最后面的部分。仅只在精神需求，狭义的文化层次上讲，它于科学认知和宗教安慰之外，别有一块发挥其作用的天地。诚然，宗教与科学乃到大工业物质生产活动中都已暴露出各自的弊端，可这并不能证明，审美活动可以取其余而代之，可以独立完成完整人格塑造的艰巨历史使命。

在唯物主义作为常识已经普及的今天，审美不可以取代现实的诸种物质功利活动，已无多大疑义。在科学昌明、自然科学成就极大地改铸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文明形态的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相信审美可以或需要取代人类的科学认知活动。

审美可以取代宗教吗？本世纪初，蔡元培先生曾如是说，此说风行一时自有其世纪初全民族反封建蒙昧的科学启蒙运动的特殊时代背景。如果当时的人们因对刚刚从西方引入的近代科学理性持有高度乐观而相信蔡先生的预言的话，世纪末的今天，可以更冷静地对待这个问题了。

给中世纪宗教文化带来致使伤害的并非审美，而是自然科学的发达。如果说在这个科学成果、科学理性已成为当代社会基础的时代，科学都未能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彻底取消宗教生存权的话，审美更没有这个本领。

从学理上讲，以美育代宗教的说法，是将宗教与审美这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活动混同起来。虽然宗教与审美都是安慰人心，追求精神愉悦的，都是一种正价值，但是，宗教的安慰是一种更为形而上的哲学性的终极关怀，而审美愉悦却是一种形而下的、世俗的、暂时性的精神休息，不具有根本关怀性质。混淆了这两种文化活动各自特殊的性质，就会对人类审美活动的价值功能得出不符合实际的结论。

所谓审美自律，就是审美要忠于职守，坚持那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园地。什么是当代社会审美活动的准确定位？就是坚持审美仅仅为满足人类暂时性的感性精神愉悦需求而服务的原则。服务于感性还是理性需求，提供暂时的、形而下的还是长期、形而上的精神安慰，这正是审美功能与科学认知和宗教相区别的分水岭。自律就是坚持自己的本分，不给审美加任何超出其能力范围的文化使命。要求文艺作品给人提供一生的信仰支撑，这未免太苛刻了些。即使是宗教经典，要成为信仰，也要有一个文本之外一系列仪规制度上的保证和漫长的灌输过程。

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审美既可大有作为，又难以一手遮天。它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与物质功利活动、科学认知、宗教是平等的，是相互合作与依存的。我们确实可以，也需要对科学理性、现代工业文明的诸种弊端给予清理的文化批判，但他者的有所不能并不能反证自己的全知全能。意识到科学理性与大工业文明具有压抑、撕裂人类心灵的性质，意识到审美活动将对此有所校正和弥补，都是很有见地的美学理论，但若由此而进一步得出，于当今社会，惟有审美可以独立担当起救疗人心，塑造完整人性的任务，便是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很难说，在当今社会，毫无宗教情感与终极价值追求，毫无科学理性的怀疑与实证精神，而只雅好娱乐游戏的心灵是一种健全完美的心灵。

其实，就个体人文素质培养而言，古代中国的儒家教育制度已做得很好。中国是最早建立较完备教育体系的国家，西周时即有贵族教育制度。其时，文化教育中，诗教与乐教，用今天的话说，即美育，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孔子的教育思想中，人格修养的最后一个环节，最高境界的“游于艺”，这“六艺”包括了诗、书、礼、乐、射等项目。从此为传统，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知识结构中，对诗、书、画的学习与操练是极其重要的部分。正是这种古典教育体系中对审美这一端的突出强调，才形成了中国古代文人以“艺”为中心的知识文化结构。这种以美育为重心的教育在思维形式上强化了与审美活动同构的感性直觉思维，在知识结构上偏重于人文科学一方，弱化了与审美不同构的辨析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培养，忽视了自然科学的教育，对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十分不利。

这说明，中国古代社会以美育为重心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在知识结构和精神素质培养两方面都是不完整、不合理的。这段历史大概可以提醒我们对当代社会审美救世神话的警觉。

在这个多元文化，人类文化系统内部各部分充分发展，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时代，科学不能，宗教不能，审美也不能独立完成铸造人类健全心灵的任务。审美诚然是重要的，可人类无法仅仅作为一种审美的动物而存在。在人类已有的诸多文化活动形态中，审美无法证明自己比其它部分有独一无二的优先权。所以，美诚然是一种很有魅力的价值，但它并不比其它价值更高贵。健全人格的塑造，完美人性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光有审美无法独立完成。理想人格诚然应包括对美的鉴赏能力，可它同时也应包括有科学认知能力和宗教情感和终极关怀意识，这才叫健全，这才叫完整。否则便是用一种片面代替另一种片面，会造成新的人格分裂与萎缩，离我们一直在呼唤的目标北辙而南辕。

正确的思路应该是，充分发展人类文化体系每一部分的积极功能，而用其它部分来补充每一部分所不能，消弥其不利影响，由此而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的生动局面。

拓展：当代审美的作为

在充分意识到审美有所不能，实现自律的前提下，认真探讨人类审美活动在当代社会价值实现的现实途径，是新世纪美学的又一基本任务。

说审美要自律，要有自知之明，放弃文化精英的情结，并不是说在新的世纪，审美将可有可无，无所作为。审美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审美活动是人类文化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这已经是近现代社会人类所达成的共识。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审美应该走怎样的自我发展的道路？显然，在逻辑上，起码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曰征服式发展，接替、取代其它文化形态而显示自身的价值，即上述审美救世论的思路，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二曰融入式发展，走内涵拓展，即在深入展示当代审美意识内在层次的丰富性上，在满足人类审美需求的多样性上下功夫，然后再谋求与其它文化活动的结合，以此来向社会证明自身的价值，以此而成为当代社会精神现象学的显要部分，以此来服务于现代人的心灵。我们更赞成后一种道路。

应该承认，发生在当代社会文化系统内部的这种雅俗严重对立与分化的局面并非人类文化结构的一种理想状态。那么，如何对这种分立状态进行某种程度的调适？就审美领域而言，原有的以艺术美为主体的审美意识的自我拓展，便是一条可以考虑的道路。

所谓拓展，是指建立在当代社会人类文化雅俗二分这一基本事实上的新的审美意识，就是拓展古典时代以纯艺术美为主体的传统的审美意识，就是审美观念走出艺术美的局限，打破审美与生活之间的严格疆域，有意识地将新兴的大众审美文化纳入自己的视野，就是走向生活，美化生活，有自觉融入当代社会大众现实生活各领域的过程中焕发自己的新生命。这种审美融入现实生活的过程，恰就是当代审美由原来的精英文化形态逐步渗透到大众文化的过程，它不仅实实在在地拓展了自我，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消弥了当代文化雅俗对立分离的局面，是对当代文化的一种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审美的这种自我拓展，是人类数千年审美意识既有成果的一种现代反刍，是精英艺术、高雅审美自身的普及行为，同时又是对大众审美的一种提高。合则双益，分则两伤。

自此，人类审美活动走过了两段辩证历程。在审美意识发展史的第一阶段，其历史主题是审美活动告别现实生活的胎盘，走超越功利的审美独立之路；而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回归现实，回馈生活，在以回归生活为形式的历史进程中将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再提到一个更高的辩证否定的阶段。

那么，以自我拓展为基本思路的当代审美意识究竟有怎样的具体内容呢？我们认为，所谓拓展，至少应包括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同时也是当代审美意识的三个层次：

一曰装饰审美层。这是当代审美意识的基础性层次，也是与大众生活最接近的层次，是当代审美生活化最典型的表现形式。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随经济情势的好转，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掀起了一股美化生活的热潮。城乡居民所着服装色彩、款式的丰富变化成为当代中国审美新潮的标志，接下来的就是居民室内装饰的讲究，城乡环境的绿化与美化，城市园林建设热潮的兴起。这便是美化自我，美化环境，美化生活的行为。这些在美学原理上，属于工艺美的范畴。工艺美的独到魅力何在？正在于它美化了生活却并不脱离生活的朴素形式，在于其对生活的亲和力。

稍有心的研究者就会注意到，这种以当代大众审美文化面貌出现的审美风潮与人类审美意识史的起点又是何等的相似！什么是人类审美意识的逻辑起点？是形式美或形式感，是先民们超越物质功利目的对自然界或人工产品形式（色彩、线条、形状、声音、质感等）的敏感和喜爱。正因如此，康德才将形式美作为人类审美意识和审美对象的核心。这不只是康德个人的偏好，也为人类的审美意识史所证明。中国古典美学史告诉我们：“文”与“质”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逻辑起点。“文”　即对象的纹理色彩等装饰性因素，“质”即对象的实用功能。“文”“质”对立恰恰反证了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觉醒，证明人类的美感起源于形式感。

如果说起始阶段的装饰趣味只是人类审美意识起源的见证，当代中国的各种实用装饰美的追求则是一种精英文化层面审美活动向大众文化层面审美的反馈，因为当代社会各种实用装饰行为中的形式美追求是以数千年来人类艺术美经验为基础的，与原始艺术的装饰美不可同日而语。长期以来，生活与艺术判然二分，艺术美被视为美的典型，但这只是一种精英文化的阐释而已。对社会更大多数成员来说，也许最理想的审美就是不脱离生活，与生活主体、方式、环境水乳交融的形式。既能承载审美趣味，又不脱离生活实用目的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以工艺美为核心的实用装饰美，便是服装、屋内装潢、城乡建筑及环境、园林等方面的审美追求。

其实，审美并不独立，它也是人类生活的价值之一，当人类的生活本身已经美化了，审美还有什么牢骚好发，这不就是其自我实现的一种形式吗？

二曰娱乐审美层。这是当代审美大众文化精神又一种最基本的体现形式，指当代社会以影视歌舞为代表的大众逍遣娱乐为主要内容的审美形式。

康德当年以形式美为人类审美的核心，今天看来，至少是不全面的。在人类审美意识的最基本要素中，消遣娱乐，尤其是以艺术美为对象的娱乐，即通过参与文学及歌舞欣赏活动来实现精神心理的放松与愉快，是审美精神价值的基本内涵。如果说形式美、日常装饰工艺的欣赏主要是在悦耳目层次的审美的话，观赏艺术作品的娱乐活动则主要是悦神志层次的审美。本来，就人类艺术审美的原初动因来说，娱乐与形式感一道，是人类审美意识的基本要素之一，是人类艺术发生的基本内在动因。在人类几种主要的文化活动中，审美也许是最具民间大众文化气质的一种，只是艺术生产从民间创作转入个体职业创作后，才渐渐变为贵族文化。时间进入到20世纪，大众娱乐审美又成为当代社会人类审美活动的主潮与生力军，这难道不是对审美的大众文化属性的一种再确认，一种审美大众精神的复兴与回归吗？

弗洛依德从心理宣泄的角度论艺术的审美功能，可他主要以之解释作家的创造动机。在我们看来，艺术审美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娱乐功能，之所以能起到悦神志的功效，主要地在于艺术审美经验具有对现实生活经验的超越性，通俗地说，即是其理想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弗洛依德将艺术审美说成是白日梦，是一种真理性的见解，因为艺术审美正因其所蕴含的审美经验对现实生活经验的超越性，才具有了对大众的心理补偿功能，人们才会在欣赏中暂时超越现实，娱乐自我，得到暂时的精神安慰。

当代社会以影视歌舞为主要途径的大众娱乐艺术的勃兴正是对艺术审美娱乐功能的充分实现和强调。以言情、武打、侦探、警匪等题材为大宗的小说和影视艺术其魅力重在情节，重在过程，重在虚拟式体验中放松精神，娱乐心神。

如果说小说及影视艺术还是一种静观式的娱乐审美，交谊舞、卡拉OK等则是一种积极参与型的自我娱乐的审美形式，它充分复兴了久已被压抑、忘却了的原始艺术的自我表现精神，与理论界接受美学充分张扬欣赏主体能动性的基本精神不谋而合。

积极参与性，以审美主体的行为、过程，而不是以审美对象为核心，是人类审美活动当代形态的又一重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静观还是参与，便是古典审美与当代审美在形态上的分水岭。因此，重视当代社会的这种参与自娱性，并把它纳入关于人类审美活动的基本见解，在美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在美学原理体系中给它一个明确的逻辑位置，是当代美学的又一重要课题。

将娱乐列为文艺的价值功能之一，是当代中国美学的进步之一，能有这样的进步，一方面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审美实践的启示。其实，仅把它列为人类文艺审美功能的三分之一（指通行教材中关于文艺价值功能认识、教育、娱乐审美的三分法）还是不够的，它是审美意识当代性的重要标尺之一，是当代审美意识之重镇。它与上述装饰审美一起，构成了当代大众审美的基本要件。

三曰高雅审美层。这是当代审美意识中的最高层次，是当代审美中的精英文化层面，相当于古典审美意识中的主体——艺术美部分。“高雅审美”还是个大概念，它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致力于认知功能和政治、伦理教化功能的艺术；2.对权威话语和大众话语两方面均持保留态度，致力于发挥文化批判功能或终极关怀功能的先锋派艺术；3.坚持纯艺术标准和纯艺术探索的唯美主义艺术。

这是当代艺术审美的又一种文化景观，有了它，当代审美才能保持其应有的文化品格。

雅俗共赏是一个古典形态的艺术标准，它要求艺术审美在微观上能兼顾雅俗两个层面。这在古典时代，人类整个文化未发生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规模分化的情况下是能做得到的，但在当代文化雅俗严重分化的情势下，就很难做得到。于是，当代人类审美的雅俗两个层面的合作就由古典式的微观综合（在每一部作品中兼顾娱乐与教育，甚至文化批判）转化为宏观均衡（一个社会既有主要服务于大众娱乐审美的作品，也有坚持认知功能和文化批判、艺术创新的作品）。

这样，当代审美意识就同时包括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两个层面。就精英文化而言，拓展既是坚守，也是深化；对大众文化层面而言，拓展便是审美意识的普及与充分实现。对当代社会而言，一方面需要自觉地将人类数千年来在古典美学中所得到的宝贵、丰富的审美经验充分地推广于大众文化、大众审美的领域，让美真正实现源于生活，又回馈生活；另一方面，以文化工业为支撑的大众文化、大众审美又已明显地暴露出自己种种蔽端，一个健全向上的社会，难以由对现实毫无批判、超越精神的大众文化单独支撑，它同时需要高雅文化、精英艺术来支撑人们的心灵，提高人们的品位，因为高雅文化、精英艺术，走的正是一条由文化批判而提高生活，提高人类精神境界的道路。这是一个双向互动，宏观均衡的格局，两者中少了任何一头，都不会是一个健全的社会。

审美文化篇6

审美情趣日趋多元化,影视文化日益成为审美文化主流;审美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使受制于收视率、票房率的影视文化出现类型化、单一化等倾向,抑制着影视文化的质量提升和多样化的繁荣。影视业必须重新建构自己的美学特征,特别是从文学艺术中吸取精华,才能提高艺术品味,获得艺术生命。

社会的发展使当下的审美情趣日趋多元化,使影视文化日益成为审美文化主流;但审美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发展,又使受制于收视率、票房率的影视文化出现类型化、单一化等倾向,这些倾向抑制着影视文化的质量提升和多样化繁荣。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影视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审美价值体系,特别是从文学艺术中吸取精华,才能提高艺术品味,获得艺术生命。

一

影视文化之所以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是现代高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影视视觉文化的广泛传播的可能,但这也与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有关。城市化、都市化的扩展使现代人之间越来越隔膜、越来越陌生。这就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话和沟通越来越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这种交往、对话和沟通的最简便的方式便是通过直接的形象欣赏。当代审美文化也就适应人们的这一生存方式而向视觉文化转化。现在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形象,感受到形象,甚至触摸到形象。有的研究者将这种形象称之为"意象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对举形态而出现,这深刻地概括了当代审美认知从"反映"到"反应",从理性愉悦到感性娱悦的转变。以"意象形态"为其表征的审美文化当仁不让地在社会审美文化舞台上成为主角,那些业已成为当前人们生活方式、生存范式所必不可少的享受需要的电视、电影、卡拉0K、MTV、广告艺术、时装表演等,正是意象形态的基本承载主体。在高度紧张忙碌的现代都市生活中,快节奏、高速率改变了人们的时间概念,多数人已无暇去浅吟低唱、品尝玩味,去细细咀嚼、推敲和寻索那些潜藏在语词和概念背后的意蕴,无暇进行精细的心灵内省和思想反刍。"形象"能够消除以往人们对待外部事物的距离感和隔膜感,例如电视几乎能将整个世界的"形象"搬进人们的客厅和卧室。精采纷呈的电视图像使观众的审美需求得到很大的满足,极大地丰富了家庭生活。

审美情趣日益多元化和视觉文化成为审美文化主流的发展趋势,不断向影视业提出新的要求,也不断为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人们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发展要求影视业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审美文化品种,满足不同的审美文化需求。

二

当前世界影视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进入商业化运作轨道。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影视文化一方面受全球影视业商业化的影响,一方面受国内改革,特别是业内改革的影响,也越来越商业化了。商业化一方面为影视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不竭动力,为影视生产的多样化提供了动力资源,促进了影视产品的多元化发展;但另一方面,一切以利润为中心的影视业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抑制影视文化多样化健康发展的不良倾向,即在影视审美情趣多元化的总体趋势下,也呈现出一些影视作品类型化、单一化等不良倾向,严重影响着影视审美艺术的发展,影响着影视艺术的质量提升,影响着影视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健康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商业化的影响下,影视产品越来越呈现出新的类型化

观众审美情趣的多样性决定了影视制作的多样化。这既是大众审美文化丰富性的要求,也是影视作为一种艺术审美形态的要求。艺术的审美价值首先在于鲜明生动的个性化。电影电视艺术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只有具备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价值。歌德指出,"显出特征的艺术才是唯一真实的艺术。只要它是从内在的、专注的、注重个性的、独立的感情出发,来对周围事物起作用,对不相干的东西毫不关心,甚至意识不到,那么,不管它是出于粗犷的野蛮人之手也好,还是出于有修养的敏感的人之手也好,都是完整的,有生命的"①。然而,影视作为大众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其审美情趣多元化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收视率、票房率等影视市场机制的影响。影视的产业化发展势头要求把收视率、票房率作为影视生产的重要导向。影视的市场实践证明,只有满足数量最大的一类观众群的需求,才能获得最大的收视率和经济效益。而类型化的电影作品可以有效地避免创新所致的商业风险,避开文化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因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米契尔·丹曾指出,一个节目的成功与否仅仅根据其在收视率方面的竞争情况,而3/4以上的新节目注定要失败。这表明,审美品味的创新意味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所以电影电视节目都倾向于模仿过去的成功作品,以保证收视率和经济效益。在收视率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氛围中,电视审美品味不迎合最大数量的观众的需求是不现实的。正如,美国电视制片人F.齐夫指出,"我们全都很了解美国公众的口味,他们需要的是消闲的娱乐品……更多文章请联系我们，我们不搞高雅的东西,我们的产品要面向最大多数的观众。他们是电视机的最大买主。他们买了电视机,啤酒商就会来找电视台了。啤酒商需要吸引的是卡车和出租车司机,普通人,他们对那些少数人喜欢的歌剧、芭蕾和交响乐不感兴趣"②。为此,好莱坞生产的电影几乎完全按照若干成功作品模式进行类型化制作,并扩展成一种全球性的影视生产模式。

在这种世界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影视圈也呈现出严重的类型化倾向。"戏说热"、"纪实热"、"宫廷戏热"、"武打热"等类型化现象层出不穷。近几年来,中国影视业发展迅猛,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审美品味的作品,如《牵手》、《围城》等,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审美品味高、艺术创新大的精品电视剧太少,而类型化、雷同化的电视剧居多,审美情调单一化现象严重。例如,我国影视圈曾一度兴起宫廷戏热,一打开电视机,粉墨登场的将相帝王、皇后公主、皇嫔皇妃,尽收眼底。其中一些作品审美品味低下,艺术价值不大。与此同时,青少年题材、工业题材、部队题材等反映边缘领域的电视作品则明显偏少。这表明,我国影视审美类型化问题也日益严重,亟待改善。

(二)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部分影视作品过分追求感官刺激,迎合庸俗低级趣味,致使影视文化中暴力和色情泛滥

暴力对社会的危害早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然而,它却常被影视界用作提高收视率的重要法宝。据统计,美国每10集电视剧中平均有8集包含暴力内容;每1小时的电视节目中平均出现7次暴力情境;每周电视节目中平均会出现600次暴力情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影视暴力内容也非常突出。这些暴力内容虽然不会立刻对社会发生消极作用,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的安定。据犯罪心理学家调查表明,大部分恶性凶杀案的制造者都热衷于观看暴力影视节目。在影视暴力现象日益严重的美国,现实社会的暴力事件也泛滥成灾。据美国司法部部长的一份声明指出,由于影视暴力的影响,、抢劫、凶杀等暴力犯罪在美国青少年中呈增长趋势。为此,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于1998年3月批准使用V型芯片技术,便于父母锁住有暴力和色情倾向的电视节目。2000年起,美国所有电视机用户都要求使用V芯片。

色情泛滥也是当今西方影视界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自从美国政府对影视色情的控制放松后,好莱坞电影的色情化倾向已经非常严重。与其说好莱坞电影在向全球传播美的理念,还不如说成是性的理念。正如科罗拉多丹佛大学的内尔森教授指出,"我们用我们以为的美污染了全世界"③。目前,美国是全球色情影视作品的传播中心。自1991年以来,色情影视作品的年产量增长了5倍。色情影视节目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文化出口产品之一。造成影视色情泛滥的原因非常简单,仅仅源于审美品味低下和拜金主义。法国作家维尼在《一个诗人的日记》里指出:"灵感的狂热远远胜过在一个女人怀中的那种令人销魂的迷狂。精神上的享受是更长久的……更多文章请联系我们，道德上的陶醉高于肉体上的迷恋。"④影视艺术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格并不在于的迷恋,而在于从内心深处唤起人们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和对高尚情操的无限向往。希金森早在1867年就对人类审美文化的独立品格和理想境界作了深刻地揭示:"文化的意义在于真善美和造就完人,直到他把肉体的需求看到无足轻重,而把科学和艺术作为唯一值得追求的、有内在价值的目标。这种精神置纯艺术于功利主义的艺术之上,并为求得更为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安贫乐道。"⑤

在我国,影视文化中的暴力和色情问题,也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暴力和色情画面容易使人意志消沉、精神颓废、性情孤僻,对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有识之士早已对此一再呼吁,要求减少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和色情内容,但是问题一直难以很好解决。一些影视作品为了提高收视率和票房率,肆意渲染恐怖、暴力和色情等感官刺激性强的画面内容。

(三)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部分影视作品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

在1987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电视艺术节中国电影学术讨论会上,法国电影学者贝热隆指出,中国电影给予西方最深刻的印象是现实性和时代感。然而近年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中国影视界也一度风行玩文学、玩人生的游戏哲学,从而导致影视创作中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影视艺术世界与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影视作品往往采用象征性的手法表现社会生活的价值结构和本质联系。影视节目如果过分倾向于通过夸张离奇的审美方式去描写脱离现实社会的幻像,不仅会使作品失去反映现实、指导人生的社会教育功能,也会误导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使他们扭曲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产生错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如日本、韩国、香港等地的电影电视节目倾向于用明星、偶像包装虚假的剧情。内容一般以高度理想化的浪漫爱情故事或轻松喜悦的情境喜剧为主,情感表现往往采用极端夸张的煽情手法,从而让部分观众沉溺于虚无缥缈的"美丽的谎言"中,消磨了学习工作的意志。这些影视作品纯粹从娱乐消遣出发,情节脱离现实生活,内容夸张离奇,格调低级庸俗,不仅不能鼓舞观众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世界观,反而培养出一批追求享乐、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小市民。

因此,影视艺术作为一种审美方式,在艺术形式上无论如何前卫、先锋,但必须始终承担起影视艺术的社会教育功能,大力弘扬影视艺术的人文精神,用正确的思想影响人,用高尚的情操鼓舞人。唯其如此,才能使影视艺术真正成为寓教于乐,真善美统一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相反,如果影视艺术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合理内核,必然堕落为一种肤浅的感情消费或感官刺激。

三

影视文化面临危机,必须从文学中吸取精华,才有可能走出窘境,重获生命。文学的繁荣,为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具有共同的规律。因此,影视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学的支持。近年来,影视发展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脱离文学的滋养所致。实践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使影视取得加倍的成功。无论是《乱世佳人》、《王子复仇记》、《廊桥遗梦》,或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都是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基础的。这些作品从人物形象到审美意味,再到理性层面,都达到艺术所应有的审美标准,都反映了艺术的人文性、审美性特征。因此,很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可。相反,现在很多影视作品,纯粹从迎合观众的需求出发,忽略文学性的重要意义。结果使作品空洞乏味,格调低下,缺乏艺术底蕴,从而导致影视生产出现大规模的滑坡。文学之所以对影视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就在于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外延的丰富性。从影视剧作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为电影和电视提供了优秀的剧本。由于文学与影视的情节建构技巧与叙事艺术规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具备影视艺术作品的基本要素,有些文学作品甚至等同于影视剧本。另一方面,文学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或抽象性。这种思想性或抽象性为影视作品镜头语言的自由发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并成为影视艺术丰厚的艺术底蕴的关键。

文学,作为人学,注重立足思想层面和美学层面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观照。这种观照能有效地克服影视艺术商品化造成的各种弊端。以画面为基本载体的影视艺术,如果没有影视文学的支撑,很容易陷入单纯追求画面感觉刺激的误区。以文学作品为基础改编的影视作品往往能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文学艺术丰厚的人文底蕴给影视艺术以思想深度和文化品位。

综上所述,影视艺术只有以文学艺术为基础,才能获得丰富和繁荣。由于文学在形象塑造、风格建构、艺术品味、审美多样化等方面,已经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因此影视业如果从文学艺术中吸取养料,那么无异于如虎添翼,锦上添花。

注释

①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01页。

②《世界电影》1996年第5期。

审美文化篇7

【关键词】华山 审美 文化

从中西文化及审美趣味比较，从中华文化、民族心理、性格与精神的形成看，华山具有独特审美价值。西方是海洋与，中国是山水。中国的文化是山水文化，山水塑造了中华文化。如果说，日本的国山是富士山，中国的国山就是华山。

华山之美

巍巍华山以其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审美特性，陡然出现在世人面前，惊呆了人们。华山之美，在于自然美、精神美、人工美、自由美、体验美，也在于历史美、文化美。

自然美。华山以“奇拔峻秀”，驰名海内外。大自然如此钟秀于华人，赐如此之仙境。华山，气候湿润，一路景色迷人，云山雾海，宛若在仙界；雄险而不拒绝人们，博爱，接纳人们，人们络绎不绝。泰山可以封禅，而华山凶险而只能在山下西岳庙中象征性地祭拜，因而，也是自然景观保存比较完好的名山。

精神美。在传统文化及国人眼中，山水蕴含着宇宙无限奥妙，是得道、生慧，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和修身养性之处，是吸取天地精华、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处所。攀登华山，若入仙乡神府、顿觉心旷神怡，超然物外，万种俗念，一扫而空。华山之道，将人们引向天际天堂，是灵魂的升华与洗礼，是自我超越。是一个全新的自我，给每一位登临者以王者风范。壮我胸怀，壮我气魄，造就了英雄的中华儿女。

人工美。华山之险美，也在于“奇险天下第一山”、“自古华山一条路”的望而兴叹的登天石级之美。在峭壁绝崖上凿出的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等，以及凌空架设的长空栈道，三面临空的鹞子翻身，惊厥天下。登华山，惊心动魄，感天动地，气壮山河，而尤其惊心于古人开辟天地的雄心与艰辛。

自由美。华山，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休闲方式和休闲理念。人本是自然，本属于自然，是自然的一分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原初、最直接、最亲密、最深刻的关系，它让人感到自己存在于世界之中，让人亲切，让重新获得自由自在的自己，“诗意地栖居着”。爬行于山林之中，也利于清心寡欲、修身养性。

体验美。华山以其峻峭吸引了无数游览者。奇险能激发人的勇气和智慧，不畏险阻攀登的精神，使人身临其境地感受祖国山川的壮美。华山以雄伟、奇险、峻秀、挺拔著称于世， 若非亲临其境，不知其美。万丈深渊，峭壁嶙峋，山水意境令人留连。这种美，需要在登临的过程中，亲自并且反复体验。

历史美。华山位居中国中部，高峻华美，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历史承载，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山。华山的天然资质和人们登临华山的感受，孕育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千百年来，皇帝在这里祭祀，道士在这里修行，善男信女在这里烧香许愿，名人雅客在这里赋诗作画，给华山留下了众多的人文遗迹。中华民族的厚重、高傲、大气磅礴、阳刚、中庸、厚德载物、忍辱负重、坚毅、仁爱、博大、巍然屹立、堂堂正正、盛气、大义凛然等，不就是华山的形象吗？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在华山，一览无余。

文化美。中国人基本上不必有向外求信仰、求拯救的需求。既然天是自然的天，那么“神道设教”的神道是神吗？不，“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依然是人，是人的灵魂与祖先崇拜，是教化之教、纲常礼教而非宗教之教。虽然中国人具有对祖先和天地的祭祀之礼，但这样的祭祀与其说是，莫如说是纪念追悼的礼仪。华山的祭拜，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灵魂。

华山审美文化研究

渭南师范学院有司马迁研究，现在应该增加和开展华山文化研究，建议渭南市与渭南师范学院举办首届华山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目前为止华山研究明显不足。山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尤其华山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缺乏研究。由华山审美研究开始，开拓到华山与中华文化研究，开创新的研究领域，促进和加强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引起同仁的注意和重视。作为渭南师范学院的教师，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一国家与地方文化的研究工作。华山美学研究，抛砖引玉，引起陕西省乃至全国重视，组建华山文化研究会，促进华山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为渭南、陕西经济文化的社会建设尽绵薄之力。

而对于登游华山者，大多是盲目的。不了解华山的审美意象、文化内涵，漠视人文景观和名胜古迹，只停留于爬山，实际是对华山文化的忽视、贬低与巨大遗憾。人们大多也把华山这一名山当作一般的山，只是爬爬登登看看而已，这实在愧对华山。我们要运用美学，研究和揭示华山所包含的内在的审美意象，回归华山的审美意蕴，提高人们的审美品位。对华山与其他四岳对比研究，挖掘华山之美，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华山之美。由此引申，山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尤其华山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需要厘清。提升华山的文化品味，注重华山的文化建设，提高华山审美品味。升华华山的旅游档次。扩大华山的审美宣传，吸引更多文化人士游览华山，提升华山的国际旅游档次。早在1992年华山开始着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然而，一阵热之后，从1999年，旅游体制改革，华山行政管理一分为三，条块交叉、矛盾交织，开始很久的“申遗”工作几乎陷入停顿，至今仍被拒于“世界遗产”门外，严重影响了华山应有的世界知名度和国际旅游档次。加强华山审美文化研究，形成文化热点，打破这一僵局，重启华山“申遗”工作，促进华山早日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参考文献：

[1]张崇文，张蕻.华山形态审美散论[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6.

[2]张勇，李祖坤.华山申报世界文化双遗产当快行[J].中国林业产业，2004，8.

审美文化篇8

论文摘要：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美育。语文教学，处处是在进行审美教育。即以语文学科为载体，而在教学过程中达到满足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之目的。

教育学生识美、爱美，从而去创造美，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所应追求的最高境界。正如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是人类崇尚真、善、美的必然结果一样，一个教师，要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必须善于挖掘本学科教材中所深含的美质，以激发学生兴趣，使之“乐学”。在中学诸学科中，语文学科与美育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语文教学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处处是在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

当然，在这种审美教育中，由于不同的审美主体（学生）生活经验和审美积淀不同，面对具有审美价值的客体对象（学习内容），理解的深浅度不同，头脑中所贮存的记忆表象（生活经历）多寡不同，对审美客体的美学意味感受就不同。正如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林黛玉一样。为此，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即审美活动过程中，务必因审美主体而异，因客体对象而异而因材施教，努力引导学生感受美，欣赏美，最终到达创造美的至高境界。因为美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深刻而强烈的要求。

诗、词、曲、赋、小说、散文等文艺作品中，都凝聚着丰富的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它歌颂了真、善、美，鞭挞了假、丑、恶，表现着巨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在教学中适当剖析，可利用美的事物，陶冶学生的情操，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譬如李清照的《如梦令》，那藕花深处鸥鹭惊飞的美景，怎能不让学子们为这自然的外在形式美而鞠躬倾倒，从而获得精神的愉悦。贾平凹的《小桃树》中，那在风雨中飘摇又倔强挺立的小桃树形象，又不能不让人为这自然之物的神韵所叹服，它用美的呼唤启迪着人类的心灵。教师用富有感染力的讲解，又促使学生对教材字里行间的小桃树形象进行深入地审视，继而又赋予它以新的文化精神内涵的美，使学生从心中涌起奋发向上的豪情。这样，便完成了由欣赏美到创造美的过程。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主人公喜儿的纯洁善良、热爱生活，以及王大婶一家与杨白劳一家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纯朴的人情美，与黄家鬼门关的险恶、狡诈形成审美意义上的鲜明的美丑对照，从而使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旧社会本质的不同，而“惩恶扬善”的思想也同时得以弘扬。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的审美意义就在于，他以自己作为封建科举制度牺牲品由生而死的经历，向人们毫不保留地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使人们由孔乙己这一审美客体，进而产生了鲁迅所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感受。德国诗人海涅曾说，“在一切创造物中间没有比人的心灵更美、更好的东西了。”这句话道出了人追求美的真谛：一个人的外在美固然重要，但更要注重内在美，即心灵美。心灵美是指蕴藏在人的内心之中的思想、智慧、情感、意志、兴趣爱好、个性倾向等品质在全面和谐发展中构成的美。《第二次考试》一文中的陈伊玲，这位报考音乐学院的姑娘，穿着嫩绿色的绒线上衣，咖啡色西裤，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报名表上那姑娘的照片，是一张朝气蓬勃的，惹人喜欢的脸，教学时要把这仪态美的陈伊玲，演唱后表现的谦逊美，以及公而忘私忘我救灾所表现的心灵美的陈伊玲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充分展示出主人公陈伊玲的整体形象美。

其实，文艺作品以外的文字——应用文的教学也并非与美育无关。从书信类应用文的格式看，顶格称谓表尊重的形式，即会令读到此种应用文的人，内心荡起愉悦的美感。因为它是礼貌文明美的表现。固然，这种美感层次是较低的，比不上更高层次的美，但它是由感受文化内涵时所得到的。

无论是文艺作品的教学， 还是应用文体的教学，都需要教师去探入挖掘其中所深含的能够启迪人类心灵，并使之得以崇高的因素。当然，教师当以健康、饱满的情感投入其中，去感受，去陶冶，因为没有情感就没有美感的产生和力量。

审美文化篇9

香云纱地域文化价值内涵

香云纱作为地域性服饰产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众多独特之处构成了其独特的地域文化价值，是为地域文化的表征。香云纱（莨绸）作为广东地区特有的天然丝绸产品，英文译名为“gambieredCantongauze”，英文名称中“gambiered”为“被开创”之意；“Canton”为“广东”之意；“gauze”为“薄纱”之意，香云纱英文原意有“始创于广东地区的薄纱”之意，由此显示香云纱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香云纱加工的地域性特征：首先，香云纱加工以桑蚕丝织物为坯绸，而广东丝绸历史悠久，早在汉唐时期，就有“采桑饲蚕”、“桑蚕织绩”的活动和关于丝织物“广东锦”的记载。广东是我国蚕桑的主要产区之一，素有“粤缎之质密而匀”、“广纱甲天下”的说法[3]，特别是香云纱产地佛山地区自古丝绸纺织业较为发达。再者，香云纱加工关键环节，染色“上莨”所用薯莨为岭南地区特有的野生植物，自古就因优异的性能而被用于染色整理织物和皮革。广东佛山地区河涌密布，香云纱二次上染“过乌”所用河泥必是该地区河涌中无污染的河泥。由于传统香云纱加工环境的自然生态性要求，香云纱只出产于岭南地区广东佛山的顺德、南海这一特定区域，该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气候，终年温暖湿润。香云纱“上莨”之后晒莨工艺需要足够的日晒强度和相当大的湿度条件，这两项恰是产地的气候特点，传统香云纱依赖地域环境加工生产的独特性，即构成了香云纱加工的地域特色文化内涵。香云纱的形成是基于广东地区湿热气候对服饰的特殊需求。经过薯莨涂层处理的香云纱面料，除了具有桑蚕丝织物轻滑、吸湿透气的特性，更有触感清凉，挺爽不贴身，穿着时“流汗不黏身”，凉爽宜人之感；而且由于薯莨胶质物质作用，面料抗皱性增强，易洗、快干，便于保养，适合广东地区的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穿用，深受当地人喜爱，并且影响至气候环境与之相似的华南及南洋一带。同时，由于薯莨本身就是一种中药，有防霉、除菌、除臭等保健功效，面料浸染薯莨之后，服饰在使用过程中，有效药用成分缓慢释放，对高温高湿的气候环境尤为有效。

香云纱丝绸文化审美价值体现

香云纱是运用植物染料、手工染色工艺加工的传统桑蚕丝织物，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丝绸中的一个特色品种类型，具有中国古老丝绸文化的典型表征意义。丝绸织物历史源远流长，早期的织物名称多为单音词，后来就在此词的前面加上许多修饰性的词，在明清时期形成了较完整的命名规则，这一模式直到今天仍适用。“香云纱”、“莨纱”名称中后词“纱”是丝绸大类名称。纱类织物一般是指丝线细、密度小具有轻薄感的丝织物。古时亦可写作“沙”，《礼记》说“周王后，夫人服以白纱豰为里，谓之素沙”[2]，乃是取其孔稀疏能漏沙之意。纱常有低密度平纹，重平组织交梭纱，以及绞经组织形成的小提花的纱织物。香云纱、莨纱命名为“纱”，是因最初加工这类产品，是用有透空的桑蚕丝小提花绞纱织物作坯绸，故而得名。但目前加工香云纱的坯绸早已不限于这类纱织物了，已扩展到电力纺、双绉、素绉缎、提花缎等等各种类型丝绸面料，因而习惯上将除绞纱织物为坯绸加工的香云纱统称为“莨绸”。“莨绸”后词单音词“绸”，亦为丝绸大类名称，“绸”在《说文》中解释为“大丝缯也”，“缯”在古时用作丝织物总称，而现代常用“绸”作丝织物的总称。“绸”普遍认为是质地较为细密，但不过于轻薄的丝织物。在近期制定的莨纱国家标准中，确定“莨绸”为香云纱的正式学名[5]。香云纱的命名蕴含着中国传统丝绸文化，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审美观。香云纱质地精良、风格独特，属于丝绸产品中的高档品种，自然传达出丝绸高品质的、珍贵的材质感，表达了中国丝绸文化的积淀。历史上，丝绸曾作为中国的名片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香云纱因产地临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早自明代起，经“海上丝绸之路”大规模出口海外，香云纱表征的中国丝绸文化远播海外。中国丝绸，有着新奇、精致、柔和、纤巧和优雅的审美意蕴，如今，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以丝绸为代表的服饰产品在世界消费潮流中仍备受青睐，散发出其固有的独特魅力。以香云纱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丝绸在现代的时装流行中活跃起来，充分展示着中国服饰文化的风采。

香云纱服饰文化审美价值体现

天然材料纯手工制作的香云纱，具有独特质感，面料特征成为香云纱服饰审美形式的重要因素，使以其制作的服饰韵味深长，彰显独特神秘的服饰审美价值；香云纱服饰亦成为香云纱服饰文化审美价值的重要载体，香云纱通过服饰传达出一种文化的气息。

1香云纱服饰材质美

香云纱以桑蚕丝织物为坯绸，因而具有丝绸的内在材质美感，更为突出的特征是与普通丝绸迥异的外在质感效果，主要缘于香云纱加工工艺中的晒莨和过乌形成的涂层物质作用；加之织物经薯莨汁液的反复多次浸泡，结构变得相当紧密，进一步获得增重的效果[6]，从而增强了面料的强度和耐磨性，使柔软的桑蚕丝坯绸变得硬挺，形成香云纱特有的挺爽质感。再者，香云纱服饰在使用过程中，由于面料会不断经受摩擦、挤压作用，涂层物质随之逐渐剥落，面料表面会渐渐形成一种类似于蜡染的龟裂的“冰纹”肌理，呈现出自然、神秘的风格特征。此外，随穿用时间延长，洗涤次数增加，涂层逐渐润涨，不断发生变化，手感越来越柔软，颜色更加柔和，纹理更加细腻，香云纱正有所谓“越穿越美”之说。随着穿用过程的面料变化，香云纱服饰穿着体现了一种自然独特的审美韵味。

2香云纱色彩的服饰审美意蕴

香云纱面料双面异色，正面色深，乌黑亮泽，色彩凝重沉静，表达出含蓄与优雅的意蕴；背面色浅，为棕黄或棕红色，自然朴实，传达出质朴、古雅的气息。其正反面色泽深浅对比，视觉冲击感强；同时棕与黑稳重和谐，蕴含高雅，透露出幽然深远的审美意味。香云纱的基色是背面的棕黄或棕红色，经薯莨反复多次上染，由表及里，棕色逐渐加深；而正面是经河泥涂覆与薯莨单宁反应生成的黑色涂层物质。面料正面的黑色并非纯粹的黑，其实是如水墨画般的墨色；又因黑色涂层较薄，在正面暗沉的黑中隐隐显出背面的棕黄或棕红色，使色彩更具灵动之感，蕴含丰富的层次和变化。同时，在胶质的涂层物质作用下，使面料表面略带皮质感，显出金属般的光泽[6]，凸显神秘感，透出时尚气息，使香云纱在服饰上的应用彰显另类、个性、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审美韵味。

3香云纱服饰文化表征

现今中国在与世界文化交流碰撞之下，形成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现代人服饰审美素养不断提高，服饰文化欣赏能力不断提升。再者，中国经济经几十年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对高端服饰产品需求旺盛。因此作为高档丝绸产品的香云纱在现代服饰市场，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地域性民族服饰产品的新奇感，民族的记忆，历史的回味，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香云纱服饰以深厚的文化内涵，以独特的服饰艺术审美价值体现了现代人较高层次的服饰审美心理需求。同时，香云纱作为传统丝绸面料，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隐含着凝厚含蓄的大气和深藏不露的典雅，主要表现为含蓄，即一种内蕴丰富，不张扬的美，通过服饰产品传达出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服饰文化审美价值观。

审美文化篇10

[关键词]叙事学；文化研究；审美文化研究

在新学科的发展与新研究方向的拓展中，将原有学科、学科分支的研究与其他的研究相互结合而形成新的研究方向的情况，在各个学科的研究中并不罕见。叙事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也体现出这样一种学科交叉、融合的现象。叙事学家雅恩曾经评论说，今天的叙事学“是叙事学+x的研究模式”，这里的“x”无论是女性主义还是性别研究，是文化研究还是后殖民研究，在他看来“都很有研究价值”[1](p16)。这一说法不仅对叙事学有效，对许多其他新学科与新研究方向的发展也同样有效。本文所提出的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试图将叙事学与“审美文化”连接起来，希望在叙事学研究中作一个新的拓展，将叙事学与相关的研究作一个有益的交集，从而在已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研究方向，形成新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审美文化”

伴随着文化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审美文化”这一美学概念曾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界引起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至今这一概念仍受到关注。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审美文化”加以探讨，发表了大量颇有价值的意见，对美学、文化研究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也产生了颇为有益的借鉴意义。

“审美文化”这一美学概念，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席勒在1793年到1795年之间所撰写的《美育书简》。在《美育书简》的第一封信中，席勒开门见山地谈到：“我所要谈论的主题与我们的幸福直接相关，并与人性的道德高尚不无联系。”[2](p35)这就表明，他所关注的不仅是美学和美学本质的问题，同时也包括了美育问题，如何培养完美人性的问题，也即人如何通过审美状态与教育实现由感性状态达到理性和高尚道德状态的问题。在席勒看来，人会离开他的使命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或者成为粗野的牺牲品，或者成为懒散和堕落的殉葬品。因此，“应该通过美把人由这两条歧途引上正路。美的文化何以能同时对付这两种不同的弊端，把这两种矛盾的特性统一到自身?它能够在原始的人那里使自然(本性)受到束缚，在野蛮的人那里使自然(本性)获得自由?”[2](p66)也就是说，如何使感性的人通过美的文化所及的领域陶冶为审美的人，进而成为道德的人、自由的人。上述论题都引起了席勒的极大关注。在席勒看来，在自然状态的生活领域里，人必须开始他的道德生活；在人的受动状态下，就必须开始他的自动性；在他的感性范围内，就必须开始他的理性自由。而这些“可以通过审美教养来实现，审美教养使一切事物服从于美的规律，使自然规律和理性法则都不能束缚人的自由选择，并且在它赋予外在生命的形式中显示出内在的生命”[2](p120-121)。席勒所关注的这些问题，显然超出了纯粹的美学、审美趣味等问题，时代、政治与美育等问题密切相关。前者应可看作是审美的问题，后者则可以看作为广义的文化问题。尽管审美从根本上说来依然归属于文化，然而，它在此被赋予一种突出的地位。因此，人们不难理解，在《美育书简》中，席勒直接将二者关联起来并提出了“审美文化”这一概念。

在席勒所提出的“审美文化”概念中，文化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它属于审美文化或审美教育文化。美作为文化与教育的核心内容，被置于人性的高度与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加以研究，并努力从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自然与道德以及真、善、美的统一中去揭示美的本质。席勒所作的这样一种探讨，与德国古典美学家惯于将文化与精神自由联系起来，与构成人类本质力量的内在因素联系起来，与人的内在人格的自我完善联系起来的做法是一致的[3](p15-18)。

在席勒之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斯宾塞在1861年出版的《论教育》一书中，从教育的完整性与艺术的伦理性角度出发，探讨了“审美文化”在社会人生中的意义。斯宾塞在其著作《心理学原理》中，进一步将进化论用于说明审美情感的起源和延续。在斯宾塞看来，人类具有积蓄较多精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生存来说是必要的。而当人能更有效地适应社会时，所积蓄的精力便可用于创造性艺术的表现[4](p13-14)。与之同时代的莫里斯，沿着斯宾塞关于“审美文化”的思路，肯定了艺术的社会与道德功能，认为艺术的崇高目的在于给人以审美愉悦，同时，它也有助于恢复人类的尊严和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这样一种审美文化的观念，在20世纪的学者利维斯以及马尔库塞等人身上得以延展。马尔库塞在其《与文明》一书中，吸收融会了席勒的审美文化思想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原理，呼吁打造一种“无压抑性的文化”，也就是马尔库塞式的审美文化。这种文化以调和与自由、本能与道德、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冲突为特征，主张一种可望把工作转化为游戏，把生活转化为审美，把必然转化为自由的“新感性”。[3](p19-23)在这里，值得人们注意的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以文化与机械文明的对立为理论前提的基础上，使用审美文化这一概念的。在他们看来，审美文化就是生活的审美化，它标志着艺术与文化的商业化以及人的内在性的消解。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一开头便指出：“由于社会日益缺乏人性，艺术也随之变得缺乏自律性。那些充满人文理想的艺术构成要素便失去了力量。”[5](p2)与席勒对审美文化持一种乐观的看法相反，他们对文化工业时代的人类文化更多的是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传统美学所具有的精神性和自由性的文化品格，此时已经泛滥为人的无限制的消费与享乐欲望。审美文化的展开，不仅没有实现席勒所向往的人性的完整，相反却是人性的日益分裂与畸形，是机械文明对文化的全面整合。[6](p31-32)因而，到20世纪后期，在日益商业化的娱乐文化的冲击下，审美文化的发展与流变跟早先的自席勒以来的审美文化理念不断疏离。

在中国，审美文化这个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零星的介绍与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形成研究的热潮。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的阐释，至今对其研究仍然不断。这一研究状况与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所兴起的美学热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文化研究的关注是一致的。“一方面，美学与文学主体性理论有关，在文艺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它又连接起‘文化热’，由‘美学热’发展为‘文化热’。”[7]

就审美文化的理论研究而言，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一书致力于将传统美学与当代美学贯通，建设一个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并从审美社会学的角度来透视审美文化：“审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审美文化。换句话说，审美文化是审美社会学的中心范畴，所有其他的范畴研究课题都环绕这一中心范畴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8](p258)应该说，强调审美文化与审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并将二者沟通起来不仅意味着传统美学与当代美学的贯通，而且也与自席勒以来对于审美文化的关注有其内在的一致之处。对于审美文化，该书作了这样的界定：“所谓审美文化，就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8](p258)这里，更多的是从人类的文化活动这一重要层面出发所作的定义，是一个包容相当广阔的概念。

对于审美文化的概念，从大的方面来说，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审美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审美层面，是指人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各种文化产品时出现的精神现象。”[9](p10)确认审美文化是文化整体中的一个层面，属于文化中的一个子系统，那么，它与其他文化层面是什么样的关系，它自身又有哪些特征呢?

一种看法认为审美文化是整个文化中具有审美性质的部分，是具有一定审美特性和价值的文化形态。而关于审美特性与价值问题，概括而言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感性意象性，即包含有感性的、情感的意义。第二，无功利性或超功利性，这是源自于康德对审美判断的第一个契机的分析：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关系的和不对某一对象或其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直至当代，仍然用有无功利性作为审美性或非审美的分界线。第三，心灵自由性。一事物如有审美性，当它与人处在特定的审美关系或审美状态中，它能使人感到一种心灵的自由。第四，精神愉悦性，一种不同于纯粹感官快适的精神愉快。上述四方面是衡量一个文化产品或事物是否具有审美特性和价值的基本尺度。从这样一个尺度出发，就可以将作为人类重要精神产品的文学艺术，视为具有上述审美特征的集中体现。而且，它不仅可以包括当代文化或大众文化中的审美部分，也可涵盖中、西乃至全世界古代文化中的具有审美价值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文化可理解为“以文学艺术为核心的、具有一定审美特性或价值的文化形态或产品”[10](p47)。

另一种看法则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角度出发，认为审美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到现阶段所出现的高级形式，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因而，审美文化“是一个现代概念，是审美文化自身分化和去分化的历史产物”，“是体现了现代性的重要范畴，它不可能出现在原始文化中，也不会出现在古典文化里。”[11](p51)这强调了审美文化的当代性，认为它主要是一种当代性的和描述性的话语。当代社会中人的审美活动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决定了审美文化研究在现实中，已经不可能仅仅存在于以往美学中纯思辨的观念判断和单纯心理范围的审美经验分析，而必定直接关涉当代社会的全部文化现实，体现当代大众的全部生活意志。它是一种基于当代文化进程之上的特殊规定，而非指涉范围的规定。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形态审美文化研究中的“审美文化”概念超越了经典的“美”或“艺术”概念，呈现出某种“非美”或“非艺术”的特征。“审美文化”的当代性质，突出体现出它对大众生活活动普遍的、日常的价值存在方式的认同，与之相应的，是它具有强烈的“世俗性”意味，把精神的活动从超凡世界拉回到一个平凡人生的实际经验之中，并且强调审美文化的“批评/重建”及其与大众生活的积极对话的意义。[12](p1-13)

还有一种看法试图将上述两种看法综合起来，将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把审美文化看作现代文化的主要形式，它把超功利性和愉悦性原则以及自由创造精神渗透到整个文化领域，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这种看法试图既坚持审美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了它属于高尚的精神生活领域，同时又涵盖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成果，不仅文学艺术可以成为审美对象，文学艺术之外的广大文化领域，也都可以是审美的，从而扩大了审美的普遍社会意义[13]。

在对审美文化的研究中，学界正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透视审美文化，对其进行探究，出现了多重意义的审美文化，诸如大众审美文化、当代审美文化、古代审美文化、传统审美文化、儒家审美文化、民族审美文化、都市审美文化、大学审美文化、应用审美文化、服饰审美文化、语言审美文化、性审美文化和受众审美文化等。这些研究都是从特定的范围出发，从各自的角度对审美文化进行观照。应该说，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就审美文化而言，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已逐渐趋于接近。比如，认为审美文化是以文学艺术为核心的、具有一定的审美特性和价值的审美形态或产品，不仅包括当代文化中有审美价值的部分，而且可以涵盖中西乃至世界古代文化中有审美价值的部分。审美文化是人类发展到现代所出现的一种高级形态，它把艺术与审美诸原则渗透到文化及社会各领域，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使人的物质化生存变为艺术化生存。在今天，审美也就是对现代化社会的前瞻，是对人的再塑造，是对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成就的批评继承及扬弃。同时，审美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人文的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文学艺术，通过审美，要体现出对人的关怀。

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审美文化的问题不仅是某一学科的问题，它属于传统的文艺学、美学和当代信息学科交叉融通的新领域。在审美文化下，可以整合多学科的研究优势和成果，审美文化研究可以与哲学、法学、政治经济学、传播学、新闻学、文化产业、文学和艺术学结合起来，并进一步向其他学科与领域渗透，不断扩大其研究成果[14]。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审美文化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不仅对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本身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还为交叉学科的发展与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二、叙事学的文化研究

我们知道，叙事学研究由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化，与国内外学界所广泛开展的文化研究在时间上大体上是前后相应的。“文化研究”有其相对固定的主题和特征，但毕竟又是一个富于变化、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文化研究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15](p1-2)不过，从广义来说，“文化研究”与文化休戚相关是不容置疑的。对叙事学的文化分析与运用与对文化研究的关注是分不开的。

那么，在叙事学的研究中，何不直接将与文化密切相关的研究称为“文化叙事学”呢?这样，就可以直接将之与文化关联起来了。在国际叙事学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有学者作了将叙事学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的尝试[16]。之后，又有学者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叙事学”(cultural nar-ratology)的构想[17]。这就是英国学者马克·柯里于1998年在其《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所明确提出的：

我想有两种观点能赋予文化叙事学的想法以意义。第一个观点是，叙事在当今世界中无所不在，普遍至极，以至于在考虑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的问题时不可能不碰到它。第二个观点是，文化不仅包括了叙事作品，而且由叙事所包含，因为文化的概念——不管就其一般性还是特殊性来说——就是一种叙事。[18](p106)

但是，关于“文化叙事学”的构想在学者与研究界并未得到有效的回应，“它几乎从未得到深入的发展”[19](p91)。不可否认，“文化叙事学”的构想有其合理性，从理论上说，它也应该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可是，这一构想为什么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应与发展呢?这一点从马克·柯里的上述表述中实际上已可见端倪。文化与叙事均是含蕴极为广阔、几乎无所不至的，而将这两个蕴含广阔、无所不至的要素关联在一起，它就几乎无所不包，难以具有一定的范围与取向，而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如果难以具有一定的范围和研究对象，也就难以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有效的扩展，因而行之不远。

当然，“文化叙事学”所表明的方向，并非完全未引起学界的注意，也不是完全没有得到回应。不过，它是以包含更为具体的特定研究范围的方式出现的。到现在为止，在与“文化叙事学”这一构想以及叙事学与文化研究相沟通的相关研究方向中，出现了叙事学研究的两个分支，分别是“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与“文化与历史叙事学”(cultural and historical narratology)。

叙事学的“文化分析”研究以荷兰学者米克·巴尔为代表。从米克·巴尔对文化与叙事之间的关系、叙事学研究中跨学科之间对话的深度以及叙事理论可拓展的层次等三个论题的回答来看，巴尔的“文化分析”是最重要的文化研究与叙事理论的综合。米克·巴尔是最初意识到“叙事学之基点”有赖于它所建立起的与文化研究的密切对话的理论家之一。巴尔不是将叙事理解为一种类型，而是一种模式，文化中一种积极的力量。首先，巴尔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文化的过程而是对象(文本、绘画等)，而将对象特征的归纳落实到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的性质。其次，她的“分析”指向的是对对象的形式层面的认真“细读”。[19](p91-92)在米克·巴尔1997年修订、再版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一书中，展现了对“文化分析”的特有关注。该版特意增加了以“结语”方式出现的新的一章，即“叙述学的文化分析运用”。该章开头这样说道：“在此书的较早版本出版的约十年时间里，我越来越意识到并开拓了叙事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的探讨。我的兴趣的这一变化可以从本书所增加的更多例证中得到说明。通过以结论的方式，我希望提出叙述学与已被称为‘文化研究’而我宁可称为‘文化分析’这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看法。”在她看来，叙事是一种文化理解方式，而叙事学是对于文化的一种透视，它应该在理解这一行动中显示文本与阅读、主体与对象、作品与分析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能够在任何文化表达中，在没有特定的媒介、模式或运用的情况下，区分出不同的叙事所在地，以及诸如叙事对于对象的留存以及对于读者、听众与观众的不同效果等。[20](p263-268)而在《人文领域的流动思想》一书中，她常常运用那些源自于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术语，而将它们看作为一种“流动思想”(traveling concepts)。这种“流动思想”在词与思想、概念之间流动，在科学与文化之间流动，在学科之间、如涉及视觉与语言的学科之间流动，在思想、概念与对象之间流动，也在思想与概念本身之间流动[21](p22-49)。显然，这是叙事学研究中所进行的文化分析的一个很好例证，也是运用经典叙事学的概念与思想进行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具体表现。从巴尔所出版的大量著作来看，表面上它们似乎显得毫不相干，诸如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到艺术史，从圣经研究到女性主义研究，这样的著作都可以在巴尔那里找到。但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这些看来不相干的作品中，实际上都贯穿着她所谓“叙事学之基点”(the point of narratolo-gy)[22]，其中就包含着叙事学与文化分析之间的密切联系。

“文化与历史叙事学”则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德国与奥地利学者所展开的研究中表现出来的。这一研究注重将叙事学的模式整合进对共时的文化系统与历时过程的分析中。对于叙事类型的历史透视，德国学者斯坦泽尔在其论叙事类型的论述中就已经有所预期，而德国学者莫妮卡·弗鲁德尼克则在其《走向“自然”叙事学》一书中，进一步强调了叙事形式的历史层面。她明确宣称，要按照认识(“自然”)的标准重新界定叙述性，而且，“不像大部分其他的叙事理论，这一新的模式是一种明确而又有意地属于历史的。”[23]她全面阐释并重构了从中世纪到后现代文学的叙事形式，表明叙事手段并不是一种超历史的现象，而是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中发展着，并对历代读者的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她的研究中，她特别关注的是，“与‘经典’叙事学相反，不是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占优势的观点来探讨叙述性，而是从那些迄今为止较少吸引人们进行分析的话语类型来探讨叙述性。”这就是口头与拟口头故事讲述类型，包括会话叙述和口头讲述史、历史写作、书面叙述的早期形式(中世纪诗体史诗，中世纪历史与圣徒行迹，14到16世纪早期书信中的故事讲述，伊丽莎白时代到贝恩时的叙事文)，以及属于另一端的范围，即后现代主义文学。后一领域包括一些广为人知的写作模式，诸如中性叙述与现在时态小说，此外，还包括第二人称小说与用“我们”形式叙述的小说，或以“它”、“一个人”、“人”叙述的文本，以及现代作家的实验写作。通过对一些文学史上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叙事作品的分析，并使这一分析与发生在出现这些作品的时代作一种历史关联与透视，从而显现出文化与历史层面相结合的叙事学研究。而另一位学者安斯伽·纽宁在其《走向文化与历史叙事学》[24]一文中，则以实例分析将文化与历史叙事学结合起来，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包括史撰与虚构叙事之间的关系、不可靠叙述与多重透视、形式与原型的功能、女性主义叙事学等，充分表明了叙事分析所具有的启发价值。

作为叙事探究中引人瞩目的文化研究方式，无论是“文化分析”还是“文化与历史叙事学”，都表明叙事及其形式是历史文化的、积极的、影响发展的力量。叙事形式的语境化与“历时性”，可以对文学与文化史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对调整叙事学的传统范畴提出了挑战。[19](p92)由此可见，文化叙事学的构想尽管显得过于宽泛，难于形成有力量的着力点，不过，这个方向仍然是值得肯定的。而沿着这一方向所形成的不同的叙事学研究，均可显示出其对叙事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所产生的有益影响。

三、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

就叙事学研究而言，我们知道，在其发展过程中，单一的叙事学已经发展为多重意义上的叙事学，这正是在叙事学研究中学科交叉与研究范围拓展的表现。将审美文化与叙事学关联起来，正是在学科的交叉与拓展方面所作的一个尝试。当然，正如将“审美”与“文化”关联起来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平行的一样，在这里，将“审美文化”与“叙事学”关联起来同样并不意味着“审美文化”与“叙事学”的简单相加、平行或重叠。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其基点依然在叙事学的层面上。叙事学领域中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原则，在这一研究中并未被弃置不顾。但是，作为叙事学研究的一个拓展，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与一般的、传统的经典叙事学研究又有何不同呢?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力图摆脱传统的经典叙事学所致力的纯粹形式层面的研究，而力图将形式与语境、历史、文化、审美判断和审美价值意义等多方面要素连接起来。然而，它又并非简单地回到诸如传统的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意识形态—政治批评等方式中去，它以叙事学研究作为出发点，以叙事学研究所积累起来的理论与方法、以其所注重的形式研究等作为讨论的重要基础，又不囿于原有的理论范式与方法。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自然与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但这种关联不是指那种宽泛的、无所不至的指向，而是审美文化意义上的关联。因而，这一研究无论与传统的经典叙事学，还是与文化叙事学、文化分析，以及文化与历史叙事学都有区隔，它有其自身与前者有所不同的着力点，这些不同将可以使之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中发挥自身的作用。自然，它与前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与交叉，因为，即使是新旧研究范式的转变与交替，其间也不一定有一道清楚的界限，而是如库恩所说：“在这个转变期间，新旧范式所能解决的问题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交集，但并不完全重叠。”[25](p78)

前面已对“审美文化”所包含的意义作了探讨，而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显然与前述探究不可分割。我们将透过对“审美文化”意义的把握，来构建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尽管不见得、也没有必要对所讨论的“审美文化”的意义亦步亦趋。如此看来，可以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学科关系等四个方面对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做出说明：

第一，叙事学审美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具有审美文化特性和价值的文化形态或产品。对叙事学审美文化研究对象的界定包括两层含义，分别是研究对象的存在形态和审美文化特性。

当前，叙事学学科研究对象已经扩展到了具有叙事性的一切文本。叙事学审美文化研究的对象扩展与当代叙事学学科发展的方向相一致。不论存在形态如何多样，只要该文化形态或产品具有审美特性和价值，都可以列入到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中。因此，举凡音乐、绘画、民歌、舞蹈、民俗、神话、史诗、乃至民居建筑、工艺美术、服饰刺绣、广告等，均可列入叙事学审美文化研究的范畴。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文化研究蔚为大观的今天，无所不包的文化内涵和研究重点的快速更新使所有赋有“文化”二字的研究学科面临流入空疏的危险。所以，为了防止研究的泛化，强调研究对象本身所有的审美价值的本质属性就成为叙事学审美文化研究的出发点。

在判断研究对象的审美价值存在与否的过程中，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审美价值的当代性和历史意义。审美文化既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当代特征。但同时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割裂它的历史性存在。也就是说，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今天的审美文化自有一个可以追溯的过去。同时，人类共通的人性也决定了那些依附于过去历史的审美文化也有一个健全人类心灵的永恒力量。所以，不仅是体现当代的、作为现代性表征的审美文化具有为叙事学审美文化研究所涵盖的研究价值。同时，中西乃至世界古代文化中有审美价值的部分也理所当然地应该纳入到研究的范畴中。特别是“作为人类重要精神产品的文学艺术……是一切文化产品和形态中审美特性最突出、审美价值最高的部分，是最典型的审美文化形态。”[10]因而，文学艺术作品应该成为叙事学审美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通过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研究彰显出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与审美文化的意义。尤其是作为文学艺术的核心存在的“经典文学”、“经典艺术”，其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经典文学”、“经典艺术”经过了历史的检验，仍然散发着恒久的艺术魅力。经过各个时代的增补删减和研究者的考据，“经典文学”和“经典艺术”的文本基本上已经形成了稳定状态，这为研究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前人所留下的研究资料，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均成为开展新角度、新方法研究的前提。

当然，“审美文化”的当代意义以及它在当代的特殊表征也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审美文化的提出与当代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伴随着工业时代出现的大众文化的勃兴，后工业时代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产品的大量出现促使人们审美意识的“又一次”觉醒。日常生活审美化将审美文化的当代属性推到了一个极致。文化艺术品的世俗性和商业性是当代文艺研究不可回避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有必要对当代文化产品给予特殊的关注。对于引起当代人广泛兴趣的大众文化与艺术，诸如电影、电视、传媒、网络文学等给予必要的注意，使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能够回答与阐释当代大众文化与艺术问题，从而赋予其当代性意义。这也是使叙事学这一当论范式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的有效途径。比如，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当代这个网络世界里，网民的人数逐年增加，目前全球网民已经突破10亿，中国网民以1.8亿排名世界第一[26]。以网络小说的发展为例，在近十年内得到快速发展的网络小说不仅在网络世界中获得了较大的成功，而且已经通过图书出版、影视制作等其他传媒渠道受到广泛关注，影响越来越大。随着网络小说研究的深入，网络小说的表现形式被认为与后现代文学息息相关，体现出后现代社会的诸多特征。如果能从诸如网络小说的叙述情境、网络小说语言的狂欢化特色等出发，对于网络小说与传统的书面小说的关联与区别、网络小说与后现代社会的密切关联、网络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其审美文化意义等进行探讨，将对发展和繁荣网络小说起到积极的作用，进而对大众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审美文化的这些当代性问题的回答，必将使叙事学研究变得更有活力。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强调对对象的“审美”研究，致力于对对象的审美价值判断。

经典叙事学从本质上说来是一种脱离语境的形式研究，这种形式研究敏于对叙事要素的提炼、分解、综合，对叙事要素的作用、相互之间的关系作细致的说明，以及进行模式化与程式化的考量等。在这些方面，它可以做出精细而颇具说服力的阐释。但是，无论是在形式研究层面本身，还是从形式入手所进行的叙事作品分析层面，它往往都自觉不自觉地排除对所分析的对象进行审美研究，甚至有意识地将审美研究摒弃于叙事学研究范围之外。而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它也往往要求研究者不具个人感情，以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去对对象进行描述与剖析，而无需对对象作任何审美价值判断。传统叙述学力图避免涉及作品的价值意义等文学的形而上层面，并意图以此避开对一些涉及价值意义的问题的纠缠，自然与其学科理论特征相关。但这样一来，它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文学作品、包括叙事作品中，涉及价值的、审美的、心理的这样一些文化意义上的因素无所不在，去掉这些因素，文学的魅力就将丧失，文学作品就不成其为文学作品。而完全抛弃审美价值判断的文学研究不仅将使研究的价值减色，使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也会令研究的成果逐渐趋于枯竭。实际上，这也正是传统叙述学研究在取得一系列成果之后，难以在原有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7](p194-195)。乔治·桑塔耶纳在谈到美感的时候明确指出，美的哲学是一种价值学说，判定任何事物的美实质上是建立一种理想。应该说，人实际上是难于不具情感、不带自身的意识去面对其对象的。这就如桑塔耶纳所说：“抛弃了意识，我们就抛弃了一切可能的价值”；而“没有任何意识，这世界便没有任何价值”。因而，他提出：“为了这世界还有任何形式的美可言，我们就不但需要有意识，更需要有感情的意识。只靠观察是不行的，必须有欣赏。”[28](p12-13)

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所要做的，就恰恰不是那种专注于对各要素的客观的切分、分类、类型学的研究，即注重于观察的研究。尽管它并不排除各叙事要素，但它要透过各叙事要素，包括表面上看似不具审美意义的要素，进行审美研究和审美价值判断。至于对众多的各类叙事作品的叙事学研究与分析，就更为审美研究与审美价值判断以及对作品进行具有情感意味的欣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研究文学艺术的千姿百态、多方面功用和整个审美关系，以及分析艺术现象时，如果不仅从认识论观点出发，而且考虑到它们的审美价值意义和艺术价值，那么，“这种研究和分析有可能考察美学的根本问题，首先是对世界的审美关系在其客观制约性和主观表现中的实质问题。”[29](p9)可以说，叙事学探究中的审美文化分析与研究，将能够对经典叙事学难以避免的缺失与不足作出合理的修正与补充。比如，“聚焦”这一概念是叙事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概念。它本身是一个取自摄影术的科学概念。经典叙事学家已经对聚焦作了细致的分类，对其在叙事作品中的种种表现与意义作了充分的阐释，其详细已使后来的研究者几乎难以置喙。但这些阐释几乎从未超越形式分析的层面，更多的是具有一种技术性的意义。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审美研究的层面出发，那么，“聚焦”及其在叙事作品中的体现应该具有审美分析的广阔空间。聚焦者与聚焦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大有不同的。它们都会对聚焦者的聚焦产生重要的影响，会在叙事作品中留下不可消除的痕迹，也使叙事作品显得千姿百态，具有不同的审美意义和不同的价值判断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将可以使叙事学研究不断开拓进取，使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具有新的内涵。

第三，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立足于“叙事学之基点”，以此规范其学科研究的方向。

上面所提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主要都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我们知道，同样的研究对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特定的学科方向与范围来展开研究。对于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对象，必须注意到其“叙事学”研究的意义，必须立足于“叙事学之基点”，这是叙事学审美文化研究最为关键的研究角度。因为，无论就广义的文化产品来说，还是就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在进行叙事学研究时，都有其学科范围的要求。叙事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叙事作品，而且主要是叙事虚构作品。这样的作品，无论以什么方式出现，以何种媒介表现，它都必须包含着叙事，而且主要应该是虚构叙事。这一点，对于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来说，同样不例外。因此，它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化产品，还必须主要是具有叙事虚构意义的文化产品。不论是文学或是艺术作品，是古代或是现代作品，是以文字或是以线条、色彩、音律以及其他媒介和媒介的混合物出现的作品，其中都必须包含着叙事，这样才可作为研究的对象，才可列入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对象的范围。

第四，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将以叙事学研究为基点，沟通不同学科，注重多学科性、跨学科性与学科间性的研究。

就学科之间的关系而言，一般认为，当几个学科围绕共同的问题展开研究时，学科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多学科的；当学科不同而研究共同的主题，其各自的研究手段取决于支持各自对共同问题的研究时，其关系可以是跨学科的；当多个学科有效地运用源自于其他学科的方法，不论是由于研究对象要求使然，还是由于不限定某种学科传统从而使研究更富于成果使然，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学科间的[19](p250)。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立足于叙事学，围绕某些共同的问题，从多个不同的学科出发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是多学科与跨学科的，它以具有虚构意义的文化产品作为研究的基础，沟通叙事学、美学、文化学、传播学、文化产业、艺术学、图像学，乃至于新兴的网络研究等多重学科。它们可以以共同的研究对象在各个不同的学科范围之内进行有机的沟通，打通学科界限，在学科之间作合理的融会贯通，既发挥各学科研究手段的优势，又可以形成对于各个学科均富于新意的成果。比如，就前面所提到的网络小说来说，从网络信息技术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网络小说，其定义的基础仍然是信息的传播。而在信息传播的意义上，有关网络小说主体的问题就是一个颇为值得注意的问题。传统的叙事作品研究通常会涉及到叙事文本中的三重主体身份：创作书面文本的文字主体、实施叙事行为的叙述主体，以及体现作品意识形态、价值规范的表现主体。而在网络小说中，其情境特征有别于书面小说。网络小说的创作者既具有现实社会生活的作者身份，同时，在网络情境中也有独立的自我身份——网民加。网络在创作网络小说的过程中，首先是一名网民。在网络小说的创作过程中，逐渐建构出具有主体性的网络形象，以及与网络小说读者的交流。这是网络小说叙事研究不能回避的最大的叙述特征，正是这一特征构成了网络小说与传统书面小说有所不同的一个新的主体身份。这一新的主体身份必然会对网络小说的文本构成产生影响。此外，新主体身份的审美文化意义，以及在文本内与文本外等诸多交流层面的传播与交流过程等诸多问题，均需要而且必须通过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去进行。至于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自身所具有的学科间性，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经典叙事学运用了大量的语言学的方法与概念，后经典叙事学则将运用源自于其他学科的方法进一步扩大，而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对于美学、文化学、文化诗学、心理—精神分析、新历史主义，以及一些具有各自特色的批评方式如读者反应、女性主义批评等方式的运用与相互借用同样也是必然的。它所显示出的学科间性将有助于整合不同学科有效的研究方法，拓宽对特定对象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应该说，叙事学向审美文化研究的展开是学科发展使然，是伴随着审美文化当代意义的探寻和文化研究的泛化而出现的趋势。因此，在经历了叙事学“文化研究”和“文化与历史叙事学”的探索、实践之后，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在坚持“叙事学之基点”的研究角度和审美研究的基础之上，将会在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下，逐渐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叙事学研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