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家族地域文化发展论文

宋代台州学术发展的文化环境

文化与学术密不可分，对文化发展的考察往往要通过对学术发展史的回顾。在经历了宋初几十年的沉寂后，以“三先生”为发端，出现了学术日渐繁荣的局面。就东南地区而言，本地学术力量也日渐活跃，全祖望称“，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1]卷6可见，除了安定、泰山这一宋学大宗之外，我们可以在东南一带发现学术力量较为集中的四个区域：（1）杭州地区。代表人物有吴师仁、吴师礼。（2）宁波地区。代表人物为被称为“庆历五先生”的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3）温州地区。代表人物有王开祖、丁昌期。（4）建州－福州地区。代表人物有章望之、黄晞，和被称为“古灵四先生”的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由此可见，在北宋中期“三先生”虽有首倡之功，却并不能将胡瑗、孙复等人视为宋代学术发展之源头。“学统四起”局面的出现，毋宁是宋代“重文”背景下，各地传统学术资源复苏并且继续发展的结果，只不过其中影响力有大有小，发展或快或缓。他们之中有的蔚为大宗、波及全国；有的偏于一隅，影响有限。安定、二程学术的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东南学术格局。胡瑗兴学苏、湖，江浙和福建一带多有从学者，安定之学也随之传播到这一区域，从而带动了东南学术的发展。神宗时期，洛学渐兴。温州永嘉地区周行己、刘安上、刘安节等人受业程门，被称为“元丰九先生”，再加上鲍若雨、蔡元康、陈经邦等私淑洛学者，温州地区一时间人才辈出。南宋定都临安，政治文化重心南移，再加上大量人口迁移，促使东南学术迅速发展。程门四大弟子中，游酢、杨时均为福建人。杨时从学二程，南归之后对福建学术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经杨时———罗从彦———李侗之传承，至朱熹则称为理学大宗。朱熹足迹涉及浙江、福建、江西，朱子门人也以这三个地区为最多。仅就浙江而言，朱熹门人多达80人。[2]除了朱子学之外，陆学由江西传入，逐渐在浙江扩大其影响。据万斯同《儒林宗派》统计，陆九渊的47名一传弟子中，有10人在浙江，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被称为“甬上四先生”的杨简、袁燮、舒璘和沈焕。与此同时，被朱熹目为“专言功利”的浙学也在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主要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之学。这些既是南宋时期浙江学术繁荣的表现，也构成了台州学术发展的文化背景。南宋时期浙江各派学术力量分布可见下表：从以上对学术史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宋代台州学术的发展有着较为复杂的文化环境。台州位于宁波与温州之间，由于历史上学术资源的长期匮乏，直到北宋时期文化并无明显发展，真正迎来学术快速发展是在南宋。与当时浙江学术逐渐繁荣相伴随，且同时受到周边地区学术发展的影响，台州也迎来了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从内部看，当地学术家族为推动宋代台州学术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宋代台州主要的学术家族

所谓学术家族，是指以学术声誉和影响著称的家族。尽管学界对该词的理解并无分歧，但对其衡量的标准尚无明确一致的看法。所以，在对宋代台州学术家族考察之前，先对本文所使用的“学术家族”的衡量标准做一阐明。能被称之为“学术家族”，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学术声望和学术影响力；二是一定家族成员的构成。学术声望和影响有大有小，可以是波及全国的，如安定之学、荆公新学之类；也可以是区域性的，如早期的朱学和陆学，以及上述婺学、永嘉之学之类，其影响至少应该超出州县，对地域文化能够产生一定影响。就其成员构成而言，则包括父子、兄弟、从兄弟、从子孙等关系。学术关系既可以表现为代际间的纵向传承，最为典型的是吕祖谦家族；也可以表现为同一代的横向拓展，同样以吕祖谦家族为代表，此外还比如苏轼兄弟、陆九渊兄弟等。王棻所著《台学统》对台州自晋至清的本地学者所载甚详，现以该书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宋史》、《宋元学案》等文献，将宋代台州地区父子、兄弟同为学者的“学术家庭”整理如下表，然后再做进一步的讨论。表2宋代台州学术家庭统计表上述人物学术影响并不相同，杜烨家族和车氏家族在《宋元学案》中单列为《南湖学案》，而吴梅卿、彭椿年、林师蒧兄弟等人则仅载于乡邦文献，其学术影响力十分有限。除此之外，虽然对于学术家族的构成人数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但笔者认为应当在三人以上，否则难以视为“学术家族”。按照上述标准，宋代台州较有影响的学术家族主要有徐氏、赵氏、杜氏和车氏。接下来将通过对他们的考察，来说明学术家族在宋代台州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学术家族在宋代台州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台州学术是在宋代才逐渐改变了落后面貌，在这一过程中，台州的学术家族对于推动当地学术文化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将安定之学传入台州。胡瑗本为泰州人，《宋史》称“以经术教授吴中，年四十余。”[3]卷432后“范文正爱而敬之，聘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1]卷2据胡鸣盛推断，胡瑗在吴中教授生徒当始于景祐元年（1034），后胡瑗受滕宗亮所聘教授湖州，一直到至皇祐三年（1051）。[4](P675－683)胡瑗在苏州郡学前后约6年，在湖州州学凡8年，在东南地区留下了大量门徒，也将中原学术传播到了东南地区。如诸暨人张坚，“闻安定教授苏、湖，负笈徒步往从之。……辞归乡里，开门授徒，从游者甚众。”[1]卷2(P50)其台州籍门人中，就包括徐中行和陈贻范。徐中行出生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其父徐爽“闻安定胡公讲道苏、湖间……使之远游，求师友渊源之学”。[5]卷16《有宋入行先生徐公事略》，但是，徐中行从学胡瑗并非是在胡瑗教授苏、湖之时，而是在胡瑗教授太学期间。从现有资料所载来看，虽然可以确定徐中行是胡瑗门人无疑，但他很可能并没有得到胡瑗的亲自教授。①胡瑗的贡献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学方面，其门人倪天隐所录《周易口义》被视为宋人义理解《易》之宗；二是教育方面，其分斋教学、讲究为学次第的方法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从唐宋儒学复兴运动的角度来看，胡瑗所处的时代儒学围绕的仍是明儒道、立师道、尊六经、倡古文、斥异端等主题，理学体系尚未成熟。胡瑗学术被后人概括为“明体达用”之学，②就其学术根本旨向而论，胡瑗学术围绕的是传统儒家的“立己立人”之学，最为关心的是礼乐制度和德行修养。徐中行入安定之门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继承了胡瑗学术“重德行”的主旨和教学方法，他不仅为家学之祧祖，且为当地教育学术之发展有重要影响。诸子之中，三子庭筠“克世其学”[6]卷1(P25)其曾孙日升，“苦学有守，于是徐氏诗书不绝六世矣。”[3]卷459(P13459)徐氏教授乡里，“其为教，必自洒扫、应对、格物、致知，达于治国、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后已。故其弟子仕者多循良，处者亦修洁。”[6]卷1(P25)徐中行及其子庭筠在当地开门授徒，对当地教育和学术有很大影响，杜范称“余祖父及乡族先辈，皆季节先生（即徐庭筠）弟子”[7]卷7，于此可见一斑。徐中行家族对台州学术发展影响深远，特别是徐中行、徐庭筠父子，堪称台州学术逐步走向兴盛的里程碑式人物，不仅将安定之学传入台州，而且是南宋赵师渊、杜晔等人之先导。王棻称“言台学者，必首二徐，七百年来无异议矣……为赵、杜、诸贤导其先路，固非豪杰之士不能也。”[6]卷1(P30)2.扩大了程朱理学在台州的影响。朱熹本为福建人，曾数次在浙江任官，且与很多浙江学者交往密切，且留下众多弟子门人，扩大了其学说在浙江的传播和影响。就台州而言，朱子门人有18位，居浙江各府县之首。[2]在学术家族中，以杜氏、车氏和赵氏为代表。杜烨与其弟杜知仁早年从学于台州学者石墪，后杜烨经石墪介绍从学朱熹，“于是师事者十余年”，[1]卷66(P2123)杜知仁“亦尝及朱子之门”。[6]卷15(P246)石墪与朱熹交好，著《中庸辑略》，“朱子为作序，极称其谨密详审。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为删定，更名辑略。”[8]卷35(P295)于此可见，二人学问大旨当属一致。杜烨何时开始师事朱熹难以详考，石墪去世于是孝宗淳熙九年（1182）6月，那么杜烨师事朱熹必定在此之前。③从朱熹与杜氏兄弟书信往来内容看，讨论的问题均是理学范畴如理、气、敬等，明代谢铎将二杜之学概括为“力索反躬”之学。[6]卷16《二杜先生赞》杜烨的学问得到朱熹的肯定“，紫阳尝谓其论‘敬’字功夫甚善，论气禀有偏，而理之统体未尝有异，亦为得之。”[1]卷66(P2123)杜氏兄弟从孙杜范为南宋名臣，亦为深得家学旨奥。杜氏之学在《宋元学案》中被单列为《南湖学案》，其中所录杜烨门人、再传及三传共16人，除吴澄外均为台州人，尤以黄岩居多，对推动当地学术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除杜氏外，《南湖学案》中还录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术家族车氏。车氏学始于车瑾，车瑾之学并无明确的师承来源，且对其介绍很简单，仅有“究心理学”一语可了解其学术大貌。车氏家学当属朱子学范畴，《南湖学案》将之视为杜氏同调，很可能是当时随着朱子学在浙江影响的扩大的结果。杜氏兄弟与车瑾同为黄岩人，杜氏在黄岩有着很大学术影响力，所宗的朱子学在当地也应当很有影响，在这种环境下车瑾究心理学也就在情理之中，《台学统》也将车氏学列入《性理之学》的“朱子学”目下。此外，史载其曾孙车若绾（车垓）著《内外服制通释》，“多备朱子之不备”之语，特别强调与朱熹学术之关联，也可以很大程度上证明车氏学的学术旨向。车瑾子孙无登仕者，但均能潜心学问，继承家学。其子车似庆“潜心理学，隐居乐道”，车似度“与其子景山皆老于儒”，其孙车倬“能世其家，以身为乡社倚重者四十年。”[1]卷66(P2126－2127)车氏家族中学术成就最大的当属车若水。车若水是车瑾曾孙，早年曾登陈耆卿之门学习古文，似有借此仕进之意，后师从杜范“，乃自以为求道之晚。尝著《道统录》，自周子至勉斋，讲明性理。”[1]卷66(P2128)所著《脚气集》多有创见，其所谓“《大学格物传》未尝亡”，深受王柏叹服。赵氏兄弟为宋宗室燕王八世孙，寓居台州黄岩。④父子兄弟同入朱子之门，是朱子门人的一大特色，上述杜烨兄弟是一例，此处赵氏兄弟又是一例。赵师渊拜入朱熹门下后，引荐诸弟从晦翁学。据陈荣捷先生考辨，诸弟之中师夏师事朱子甚晚，但为期颇长；且师蒧（一作师晳）与师夏为朱熹孙婿，受业朱门。兄弟之中学术成就最高者，首推赵师渊、其次赵师夏，二人不仅做为朱熹的弟子传播朱子学，而且对朱熹的学术创作有很大帮助。陈荣捷先生认为，赵师渊师从朱熹大概在乾道八年（1172）之前，是赵氏兄弟中最早登朱门者。[9](P205)赵师渊与朱熹合作修订《资治通鉴纲目》最受关注，一般认为该书由朱、赵合撰，朱熹编订《凡例》，师渊汇总完成。《台学统》引《赤城新志》云其“尝从朱文公游，得其指要。文公与之论校《通鉴纲目》，前后凡八书。”[6]卷14(P230)在朱熹写给赵师渊的书信里说道“某衰朽殊甚，全赖几道为结果了，却又欲补《稽古录续》、《大事记》云，此恐他日并累贤者”。[6]卷14(P231)可见朱熹对赵师渊之器重和倚赖。朱熹对赵师夏的评价也颇高，《台学统》引《台学源流》称“与兄几道登晦翁之门，悉得奥旨。尝以循天理、任智力论曾点、子路言志；以心、性、情辨儒释，及论荀卿性恶礼伪，其失出于一。皆为晦庵所许。”[6]卷14(P233)师夏曾作《诚几善恶图》，其观点得到朱熹认同。另外，师夏对朱熹《礼书》修撰有所裨益，朱熹称“《仪礼》文字甚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10]卷59《答赵恭父》在朱熹的18位台州籍弟子中，赵氏兄弟就占到1/3以上，师渊、师夏和师雍均为朱门高第，7人当中有3人是进士出身，再加上他们宋宗室的身份背景，必然十分有助于朱熹理学在台州及周边区域的传播。3.为不同学派交流融合提供平台。南宋时期，浙江是学术最为活跃的地区，除了朱子学之外，陆学也在这一时期传入浙江。此外，婺学、永康之学、永嘉之学也逐渐成熟，涌现出了代表性人物，一时间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学术繁荣局面。各学派之间既有交流，也有激荡，而学术家族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平台。上述赵氏兄弟中，赵师雍、赵师蒧既为朱门弟子，同时也师从陆象山。《伊洛渊源录》将赵师雍列为考亭叛徒之首（其余二人为胡纮、傅伯寿）。《宋元学案》评价认为“据先生之学，原是陆子分位多，然其于朱子，不过意见不尽合，今置之胡纮、傅伯寿之列，则谬矣。”[1]卷77(P2589)仅仅因为“意见不尽合”便目之为朱门叛徒，显属门户之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既是当时浙江各家学派竞相传播相互争鸣的反映，也有助于各种学术思想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整体来看，南宋时期浙江学者师出多门的现象比较常见，比如朱熹门人中浙江籍弟子有82人，但其中有其他学术渊源者多达23人，便很能说明问题。另外，赵师蒧为朱熹孙婿，但也受教于朱、陆两家，便很值得深思。赵师渊去世之后，袁燮和叶适均为其撰写祭文，如袁燮盛赞师渊之学术“潜心于义理之精微，周揽乎记载之浩博”。[11]卷22二人能为师渊撰写祭文可见关系非同一般，而袁燮为四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叶适则是永嘉学派代表人物，据此也可推知赵师渊虽然是朱熹门下高徒，却与被朱熹称为“专讲功利”的“浙学”有着较为密切的学术交流。杜氏和车氏家族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南湖家学是以理学为宗旨，但杜烨同时也与陆学传人孙应时关系密切。孙应时文集中保存着与杜烨的一封书信，信中称杜烨为“省元尊友兄”，信中虽然并未对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但却“甚思极意面论，相与激昂奋起，神驰形隔，是可若何”之语，[12]卷7《答杜良仲书》既见对杜氏兄弟的思念之情，也可见彼此之间有着深入的学术探讨。车氏家学本为朱子理学，但并没有因此拒斥其他学派学者。车瑾之子车似庆《隘轩文集》成，杜范、陈耆卿均为之作序。杜范为南湖家学传人，与车氏学术为同调并无疑义，而陈耆卿曾学古文于叶适，为永嘉学派传人。而即使是叶适弟子的陈耆卿，其文“远参洙泗，近探伊洛，周旋贾、马、韩、柳、欧、苏间，疆场甚宽，而行武甚的”，[1]卷55(P1806)其文风恰能说明其学术的开放包容性。不仅是车似庆，其孙车若水早年也曾从陈耆卿学，在家学渊源背景下能师从永嘉弟子，说明其并无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也正是在不同学说之间的比较当中，车若水最终选择了向理学的回归，这正是当时学术交流激荡的结果。

总体上看，宋代台州学术家族地域分布特征明显，除徐氏曾世居临海外，⑤杜氏、车氏和赵氏均在黄岩。不仅上述四家如此，通过表2可以看到，两宋时期台州主要的学术力量均主要集中在这两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台州历史地理因素有关。台州在汉代设章安郡，唐代始设台州，治所一直在临海，所以临海历史文化积淀相对深厚。此外，台州地处东南一隅，山多地狭，古代长期经济落后。各县之中，黄岩得地理之便，志书称“黄岩农田，利亚太平（今台州温岭），而饶于各县，故谚云‘黄太熟，六县足’。[13]卷60《风俗•上》”农业经济相对发达从而有利于文化发展。所以，宋代台州学术家族分布格局，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台州域内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的反映。在宋代台州学术文化发展中，学术家族起着“堡垒”作用，是集中学术资源的基本单位。前揭提到，台州文化的真正起步是从宋代开始的，此前文化上的长期落后与人材的匮乏相互影响，台州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外烁”的结果。古代浙东交通不便，台、温尤其如此，在这种文化和自然双重不利环境下，传统的宗族制度能够起到某种程度的弥补作用。因为当外来文化开始逐渐影响到个别学者的时候，自然最容易在家族内部扩散影响，也最容易以家族为单位聚集起学术资源。以古代学术史的角度审视上述学术家族，他们很可能大多数情况下难以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但是对于地域文化研究而言，他们的影响便是不容忽视了。宋代台州能够迎来学术发展的繁荣期，这些学术家族功不可没，他们乃是台州学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丰碑。换个角度来看，后世的“学案”往往是按照某种“谱系”书写的结果，学术史的编纂也常常存在简约化的处理。显而易见仅有廉洛关闽、程朱陆王，难以支撑学术的传承发展，真实的历史中活跃着的更多是散见于乡邦文献中的学者。正是他们的存在，学术才得以绵延不绝，也正是因为他们成为了广阔的背景，才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那些炳若日星者。注释：①《宋元学案》卷1载徐中行“尝游京师，范忠宣公贤之，荐于司马文正公……因福唐刘执中得执经于安定”，但是宋史却称其“会福唐刘彝赴阙，得瑗所授经，熟读精思”，与“执经”之意颇有不同。陈瓘所处时代与徐中行最近，所撰《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略》的记载最为翔实自然也最可信，称“会福唐刘彝赴召，得安定所授经，馆于梵舍，熟读精思”，可见徐中行并没有得到胡瑗的亲自教授。另外，通过《宋史•范纯仁传》和《司马光年谱》来推断，胡瑗去世前范纯仁和司马光二人均在京师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嘉祐二年六月至嘉祐四年间。在此期间，可能因为胡瑗病重，故而只能通过刘彝授经于徐中行。胡瑗去世后，徐中行返回台州，前后一年多，与各种资料所载“踰年乃归”相符。②周扬波通过对学术史的考察发现“，明体达用”之说是将胡瑗学术理学化的产物，历史上一般以“明体适用”称之，即便胡瑗弟子刘彝以“明体达用”概括其师之学，也是为了应对王安石“有体有用”之学的挑战。肩周扬波《胡瑗“明体达用”辨》，载《孔子研究》2013年第6期。③根据陈来先生《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与杜烨兄弟书信是在光宗绍熙二年（1191）和宁宗庆元元年（1195），而尤以绍熙二年数量为多。从书信内容来看，朱熹只提未曾和杜知仁见过面，那么杜烨应当是见过朱熹的。淳熙八年（1181）八月朱熹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至次年因唐仲友事自劾，朱熹一直在浙江，杜烨最有可能是在这段时间拜入朱熹门下。距二人开始书信往来，恰好十余年。④赵氏兄弟为宋宗室，其祖上在南宋初年南迁，曾在黄岩任官，后世于此定居。赵师夏在《香远堂记》中记述“昔我大父宗卿随跸而仕南方，再转而丞兹邑，盖绍兴之丙辰也。”见《赤城集》卷15。绍兴丙辰即绍兴6年（1136）。⑤徐中行祖父徐议、父徐爽均居临海，崇宁中，郡举八行，徐中行不就，始徙黄岩。

作者:李同乐朱金花单位:台州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