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观的历史地位思索

一、从中华民族角度看：

它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凸显，从林则徐、康有为到孙中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解除民族危机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蹒跚前进；然而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这条道路依然充满了曲折和艰辛，强国之梦难以实现。中国共产党举全民族之力，克28年之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中国经济以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要真正现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必须举全民族之力，依据经典作家的观点将其系统地阐述为统一战线理论，用当今的语言，就是要完成“大中国圈”的整合。此整合涉及三个层面：

一是大陆本身的整合。目前面临着两大问题：

一是多民族的融合问题，几千年来始终存在，目前最突出的就是“藏独”和“东突”问题；二是发展成果的共享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从享受经济发展成果角度看，中国存在着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的多极化。．二是港、澳、台与大陆的整合。香港、澳门的回归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因存在制度差异，还有各自的定位及利益分配等相关问题，故还有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民族复兴中最重要也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民进党执政以来，“台独”猖獗，台海局势不稳定，未来变数颇多，许多问题都不易解决。三是中国本土与海外华人力量的整合。要现实民族复兴，单单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整合海外华人的力量。海外华人既拥有复兴民族经济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客户名单，同时又是具有同样种族、血液和文化的人，所以邓小平认定几千万海外华侨是中国最大的机遇。

二、从中国人民角度看：它契合了人民对于和谐社会的理想诉求

(一)中国古代的和合文化及社会和谐的思想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体现。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对中国人而言，不论是自我修养还是处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国与国之问的关系，和合都是最高的价值追求，由此形成一种特定的社会联系结构以及由这种社会联系结构所决定的思维模式。和合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一是天人合一、保合太和的宇宙观。二是合二为一、仇必和而解的古代辩证法。三是合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四是和为贵、泛爱众的处世哲学。五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六是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孔子应为开创者。他曾言及自己的理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所以他赞赏曾皙之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②儒家的集大成者董仲舒曾经勾画他的和谐社会蓝图，道家也阐述过自己的和谐社会思想。

(二)近代以来的社会和谐理念及其实践

虽然说实现社会和谐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所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然而数千年的历史却是在彼此的血腥残杀中惨淡走过，中国也终于在内忧外患中迎来近代的悲惨历史。落地秀才洪秀全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将西方基督教主张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思想与中国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和道家的太平世道的社会政治思想相糅合，创立拜上帝会，试图建立一个人间天国——太平天国。从小立志要以学术经营天下的康有为，花费十年功夫著书立说，构建改良理论：以进化论作为改革依据，将民权观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以维新变法作为最低纲领，以大同社会作为最高理想。其大同社会即所谓文教齐备的社会，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孙中山作为民族独立的先觉者、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走向未来的开拓者，首创三民主义，展开民主革命。其贡献之一就是将“天下为公”与民生主义相结合。1904年正式提出要创建独立的中华民国，永久性抛弃了与皇权主义相联系的封建国家观，以公天下取代私天下；同时倡导民生主义以是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完成一场社会革命，迎来一个公正而和谐的社会。则在战火纷飞的1940年撰写了他一生中最为光辉的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对未来新中国的描述——是一个既繁荣又和谐的新中国、新社会。建国后，分别在1956年和1957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两篇经典著作，都是紧紧围绕着一个大问题展开：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违背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一是城乡差距拉大，二元经济结构没能完成转变；二是地区差距加大，区域发展错位；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一条腿长，社会发展一条腿短；四是生态矛盾突出，资源宣告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五是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平衡，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家园，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如果能将和谐用于政治，则能政通人和；将和谐用于人际关系，则能海纳百川、宽以得众；将和谐用于经济，则能持续健康发展：将和谐用于人与自然，则能天人合一。④于是，和谐作为一种新理I生再次出现于人类思想的地平线上。

三、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一)社会和谐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用和谐这一概念直接描绘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特征，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却蕴涵着社会主义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经典表述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内涵丰富的命题，正确地解决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最基本的四重关系：一是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共产主义这个“真正的共同体”消除了建立在阶级社会基础上“虚假的共同体”的异化，个人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真正成为人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关系。二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从一部分人的发展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条件的竞争状态转变为平等、互助、合作关系。三是每个人与一切人之间真正达到以每个人的发展作为前提与一切人的发展作为结果之间的关系。四是一国之内的每个人同全世界范围内的每个人之间真正达到一国之内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全世界范围内的每个人自由发展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这一命题还包含着正确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内涵。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⑨只有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正因为以上这些关系的真正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也应该是和谐社会。

(二)和谐社会传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特点

尽管社会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和谐社会，就其实现条件而言，中国目前还远未达到，因此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中国传统和谐的主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传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特点。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解决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在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时代要求作出的理论回应，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同样传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特点。概括地说，和谐社会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价值重估，不仅对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思想指导意义，而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从和谐视角诠释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而存在，将近一个世纪，令人遗憾的是，在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没有任何政党和个人从和谐角度去加以认识。而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生产力。和谐方能发展，发展则承载着世代中国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光荣与梦想，社会主义则是实现这一梦想的现实选择和理想模式，社会主义也因发展而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忽视了发展的真正内涵、具体方式、终极方向以及由此而引申的社会主义命运的问题。其结果就是剥离了发展与社会主义的联系，最终将会因为发展的不可持续而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困境，非常迫切地需要一个更加完整而深刻的理论来指导以实现新的突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四、从中国共产党角度看：它是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升华

(一)政治诉求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执政理念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在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人民谋求利益；但在50多年的执政历史进程中，由于受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和执政经验欠缺的限制，致使“人本主义”并没有真正成为执政的核心理念，“人的全面发展”也没有被界定为执政的基本目标。在上个世纪5O～6o年代，为人民谋求利益，主要在于谋求政治利益。积极面是建立了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其后发展的政治基础；消极面则在于此发展观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和群众运动方式来变革生产关系，逐步丧失了发展的具体内容，没有也绝不可能朝着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性的方向深化下去。

(二)经济诉求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执政理念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既有历史资源禀赋和政治制度框架，破解了经济发展的体制难题，为人民谋求利益的执政观念逐步通过“促进发展”体现出来，这是历史的超越。在“促进发展”执政观念的引导下，中国开始了一场走改革开放之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仔细研考“促进发展”执政观念即不难看出：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民富国强是这一观念的基本倾向，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眭，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这一观念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发展的观念是建立在实现人民经济利益这一执政理念基础之上。但是经济利益这一基本价值取向的片面性强调，以及改革开放实际进程中所涉及的社会各方面的复杂性，致使中国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逐步聚集了一些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三)社会诉求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执政理念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明确提出要促进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十六大以后，针对已经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政策措施中的“为民、亲民”性质凸显，表现了执政党对人民更为广泛、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人民的概念更多地从“公民”的角度得以阐释；发展的问题也更多地从根本基础与最终目的层面进行思考。人性、人权、人格等有关人的基础性问题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逐渐上升到现实考虑层面，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更具人性化，更深层次的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理念向社会主义政治更深刻的本质和更成熟的目标完成了一次升华。可见，从以政治斗争成败为价值判断尺度，到以经济发展指标为价值判断尺度，再到以社会全面进步、和谐发展为最高价值判断尺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执政规律的实践中的理论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跨世纪飞跃。

五、从世界发展角度看：它是对发展陷阱的超越

(一)人类发展观的演变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产生过五种发展观④：一是“发展=经济”的经济发展观，追求单一的价值目标，形成了以GDP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念，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对人性和环境的摧残。二是“发展=经济+自然”的增长极限论，是由罗马俱乐部的未来学派提出的，追求的是二元价值目标，其功绩在于：吸引世界舆论注意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生态；并把自然纳入社会发展的系统之中，意识到人和自然的共生关系，促使人们走出传统经济发展观的误区。三是“发展=经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追求的是三元价值目标，开始重视社会关系的改善，重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解决，提出了政治改革与社会参与的建议，是对增长极限论的超越。四是“发展=经济+自然+社会+人”的综合发展观，强调社会是一个由人口、环境、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其他相关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发展并非各个部分发展的简单总和，而是各要素之间或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运行过程，实现了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这一发展观念上的突破，是从狭义发展到广义发展的转型。五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人们在反思发展问题的过程中把视角从物转向人，转向了人的需求的满足和人的发展，实现了发展目标或发展中心的转移，确立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主体、价值主体地位，同时也使人成为社会发展的责任主体。

(二)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曾经热切而又无奈地拥抱西方的工业文明，迅速完成工业化进而赶上西方，构成了无数代中国人的梦想。然而工业化的道路并不平坦，充满了坎坷与艰辛。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介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既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期，同时也是各种矛盾的凸显期。如能恰当化解矛盾，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轻松突破10000美元，度过危险期；不能化解矛盾，则会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尴尬局面，从而陷入所谓的拉美陷阱。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正在向3000美元的新目标跨越，进入了社会矛盾尖锐化、社会问题多发及社会最不稳定的时期，因而不能不高度重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发展陷阱的超越

在这一关键时期，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的就在于超越发展的陷阱。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其中之一就是能够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而避免不足。为此，必须从现实出发，处理好两重重要关系：一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西方国家所出现的人口、资源、环境危机是长期盲目地对自然界掠夺的结果，反过来又构成了对自身发展的威胁，被迫花费大力气去治理，走的是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中国要避免重蹈覆辙，正如在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社会成员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政策把握得好，就能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顺利完成现代化；反之，就会出现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导致社会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解体与重构。为了创造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有利环境，不断满足人民的需求，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执政党不失时机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