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错误信息传播分析

创新性、持续性是创新型企业文化的基本特征，开放性、协同性是创新型学术论文最早可追溯到人文主义者的信札［1］，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学术论文在当代社会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揭示事物发展规律、展现最新研究成果的代名词。由于学术论文的前沿性、专业性、严谨性，就要求学术论文的内容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相对准确性，以此来传播相对正确的内容。在当代社会，科技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学术会议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主要组成部分，各种学术论文科研意味浓厚。尽管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行业权威性、前沿性，但在科技研究论文中也不能避免错误信息的出现。苏振伦对《中华耳科学杂志》45篇文稿调研发现，平均每篇文稿存在10．6处错误信息，这些错误信息包括理论或概念错误、方法错误、数据错误、内容错误、术语错误、翻译错误等［2］。另一项对医学类学术论文的调研表明，公众对学术论文具有较高信任度，但公众却难以读懂论文，以至于会对论文的研究结果产生误读［3］。与公众对学术论文的误读相比，学术论文在正式发表前经过同行评议、编辑部审查等，这个过程要包含比一般公众更高的行业理解力，由此出现的误读和对错误信息的忽视，是应该被避免的。胡红林将错误信息细分为六类，分别为:假设性错误信息、经验性错误信息、传统性错误信息、数据性错误信息、社会性错误信息、预测性错误信息［4］。但学术论文错误信息与错误记忆(falsememory)不完全相同［5］，因为学术论文错误信息有较大的可能通过实践来不断修正，以保障呈现的信息是相对客观的、真实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学术论文信息的呈现要摒弃经验主义、先行记忆，经验是产生新知的基础，但经验无法决定新知的内容。温家林等总结了国外对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的研究，并初步对比了其与假情报(disinformation)、谣言(rumor)、八卦(gossip)的区别，其总结认为内容的“非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信息不对等、故意为之等是错误信息产生的原因，错误信息的主要传播模型包括传染病模型、社会影响模型、社会学习模型三种［6］。这些原因和模型对于传递给公众的信息而言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对于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论文而言，往往不会存在“非中介化”、故意为之等情况。因为学术论文中的错误信息，往往会伤害到作者的学术声誉。此外，学术论文中的错误信息还有可能对社会、学科发展产生负面效应。特别是在新媒体普及的情况下，一些民众对专家的解构、非议、抵抗，使得科学传播真理、传播事实变得越加困难。龙强等认为，加强民众、媒体、专家的多维互动，科学传播借鉴民众视角进行知识叙事和事件叙事等有助于提升民众对专家的理解和信任［7］。但科研信息与此有所差别，以学术论文为载体的科研信息主要的受众是同领域的同行，同行本身具有同业话语权，对同行话语也具备更专业的判断力，不考虑利益、权力等因素，依托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评议本身内在的对学术论文进行业内监督。但由于人的社会性、利益冲突等原因，实际上目前发表学术论文比比皆是，反而对已发表学术论文的监督、反驳则较为难产。此外，当专家变“砖家”之后，学术领域的权威感也在被逐渐消解。如王正祥调研民众对不同信息来源的信任感，结果表明民众对专家的信任要高于法律机构人员，但要低于中央媒体报道及政府部门信息，说明民众对所谓权威的信息依然没有达到极高的认可度［8］。这在一定程度促使人反思:为何掌握着科技信息权威话语权的专家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张意忠认为，教授的学术权威本身对学术共同体、学生、资本权威有积极意义，但由于教授本身亦存在学术霸权、学术不端、学术功利等问题，使得教授的学术权威受到挑战和质疑［9］。刘彦君等则认为，科技类不实信息的内因在于公民的科学素养有待提高［10］。但实际上，公民的科学素养在一定程度上无法与专业化的科技发展前沿同速发展，而且即便公民的科学素养提升，也无法避免科研工作者发表的科技类不实信息，故而其内因论并不完全成立。同时，在其枚举的不实信息表现形式中，其列举了谣言、流言、传言、传说等，但并没有着重指出错误信息是不实信息中的一类，也造成其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而潘祥辉指出，相对于传播完全而言，传播失灵是信息传播中的常态［11］。可见，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存在失灵是常见的，这是由受众的多样性、受众的辨识力、信息的完整性等因素造成。但若仅以学术论文本身而论，则正确性是学术论文的内在要求，也为避免后续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传播失灵提供了源头性保障。相对而言，以往关于错误信息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学、行为学、传播学、医学等领域，基于文本的定量化分析、实证研究是主要研究手段［6］。以文本为载体的研究往往依托大量的文本数据而展开，而缺少对错误信息的细节关照。本文从冲击地压矿井数量这一微小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相关学术论文的文献特征展开分析，探究学术论文错误信息传播的类型、原因。研究内容有助于从源头上理解学术论文错误信息的产生机制，为减少学术论文中的错误信息提供有益借鉴。

1研究背景概述

冲击地压是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的动力灾害之一，源于安全、高效生产的工程需要，冲击地压问题在最近30年被大量研究［12－13］。恰恰是源于实际工程需要的特质，使得冲击地压矿井成为研究人员不能忽视的重点，冲击地压矿井数量也成为研判灾害发展程度、分析矿井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指标。从深层次看，数量背后是与具体矿井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通过矿压现象研究科学本质的重要一环。矿井数量属于定量化指标，具有极佳的区分度，因此可用于辨别错误信息。笔者2014—2015年对关于冲击地压的中文文献展开调研，从而形成了对中国冲击地压矿井空间分布、矿井数量的全新认识［14］。正因为有亲身研究经历，笔者对这一数字较为敏感。在笔者博士论文2016年下半年上线中国知网后，笔者发现后续的若干篇相关学术论文在这一数字上存在不同类型的错误，以至于欲探寻一下这些错误信息产生的原因。基于笔者已有研究经验，本文中认为正确的冲击地压矿井数量具有以下特征:(1)能够较为明确地列举出相应的矿井名称或详细引证资源的，如文献［13－15］的研究;(2)具有行业权威性，如文献［16］的作者为冲击地压领域的专家群，文献［16］的数字结果与文献［13］相一致，而文献［13－15］的引证数据来自相关行政部门或相关行政部门人员的统计报告。此外，文献［13－15］的数据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渐进增加的特点，符合近年来我国冲击地压矿井数量逐渐增长的事实。因此，将文献［13－16］的数据定义为正确信息，按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正确冲击地压矿井数量分别为142座(潘俊锋等，2013年)、142座(姜耀东等，2014年，数据截至2011年底)、157座(杜学领，2016年，数据截至2015年底)、177座(齐庆新等，2019年，数据截至2017年)。对于不满足以上条件的，本文认为是错误信息。应该指出，本文所述的正确和错误具有时空相对性，而不是绝对的。冲击地压矿井数量作为可量化对比的着眼点，能够从数量和引证关系维度对这种相对错误进行评价。由于为量化指标，错误信息的确定同样需要审慎、精准操作，而不能采取文本提取的办法。考虑到文献发表具有一定滞后性，本文以中国知网2017—2019年收录期刊文献中主题为“冲击地压”的中文核心期刊学术论文为基础，分别获得2017—2019年初始论文157篇(剔除2篇期刊刊登的博士论文摘要)、112篇(剔除消息等非学术论文、重复文献后)、117篇，并进一步对这386篇论文进行人工筛选。2017—2019年发表的论文中，包含冲击地压矿井数量论述的学术论文分别为12篇(含正确信息1篇)、10篇、10篇(含正确信息1篇)，占当年论文的比重分别为7．64%、8．93%、8．55%，该数量和比例整体较为稳定，一方面说明行业内对此的关注度是较为稳定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本文筛选的数据能够用来做典型案例分析。在这32篇学术论文中:符合正确信息、合理引用正确信息的有7项、占比为21．875%;因引用他人信息而造成错误信息二次传播的有5项、占比为15．625%;剩余20篇、占比高达62．5%的学术论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信息。由此可见，错误信息不仅占比较高，而且还容易造成信息二次传播过程以讹传讹，短短3年内因二次传播而造成的错误信息比重就达到15．625%。研究错误信息的类型并探寻解决之法，对于传递相对正确的学术信息是非常有意义的。为了便于后续重点分析，本文将包含错误信息的20篇学术论文按照收稿时间顺序编号，见表1［17－36］。

2错误信息传播的案例分析

2．1错误信息的传播时序及错误类型。如图1所示为相关错误信息的传播时序路径。由表1和图1可知，若以本文的正确信息为参照标准，则调研的20篇学术论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信息，这些错误信息可分为以下几类:(1)可能正确的错误信息。如编号2、7的论文，尽管作者在论文中并没有给出冲击地压矿井的详情，但作者指出其信息渠道来源于课题组调研或不完全统计，而所列举的数量符合我国冲击地压的发展趋势，有可能这些信息是正确的。但因为作者并没有给出详情和直接的引用文献，使其数据的可信度大大降低，且读者无法依据作者的信息进行事实性判断，故而这些信息依然属于可能正确的错误信息，而不应该被认定为正确信息。(2)引用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信息。如编号3、4、9、14、16、17、19的论文，尽管作者为所列举数据提供了参考文献，但作者的信息与参考文献原文存在较大出入。造成这一类错误的原因可能有:①稿件编辑时输入不慎造成的，如原文的信息为“142”，但编号3的论文却错误地引用为“143”，这有可能是数字输入不慎造成的;②理解性错误，如原文的信息为“142”“147”，但编号16的论文却认为“近200座”，这种数据显然是夸大的，类似的编号12的论文作者认为“近年来，冲击地压灾害呈爆发式增长态势”也是缺乏依据甚至是夸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作者对数据或信息的理解有误;③经验式错误，编号4、9、14、17、19的论文能够引用相关文献，并言之凿凿地列举冲击地压矿井数量，但回溯其引用的文献，却发现其列举的数据与参考文献存在显著差异，这种数字间的差距极有可能与作者的一些经验有关，如曾经阅读过类似的论文，或近年来参与过相关的学术活动，造成作者在意识层面对这一信息已经形成经验，当撰文时，又未加详细考证，甚至参考文献的引用具有随意性，以至于出现这种先入为主的经验式错误。此外，其中7篇论文(不含数字为“143”的论文)、占32篇论文的比重为21．875%，尽管作者引用了参考文献，但参考文献与正文却无法构成严谨的一一对应关系，以至于参考文献形同虚设。(3)无参考文献式错误。无参考文献的论文数量高达12篇，达到所有错误信息文献总数的60%，充分说明因未参考必要的文献，使得学术论文中存在可能的错误，甚至一些数字的列举有信口开河之感，也大大降低了学术论文的可信度。潜在的，由于这些文献没有相应的参考文献，有可能造成其研究内容被进一步传播而出现二次错误。前述的因引用他人信息而造成错误信息二次传播的有5项，其中就有4项直接引用了这20篇学术论文中的某几项，无参考文献的二次传播在32篇论文中高达12．5%，不仅说明密切相关的研究没有被重视，还说明若无相关参考文献的学术论文中存在错误，错误被二次传播的风险不容小觑，以至于多次传播之后，有可能正确信息会被掩埋在错误信息之中。此外，由图1还可以看出，对于本文所述的正确信息的文献，20篇包含错误信息的学术论文中仅有4篇能够对这些相对正确的文献进行引用，但从引用时间而言，绝大部分投稿在2016年12月以后、发表于2017年之后的论文仍在引用2013、2014年的文献，而并没有对最新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重视，这也可能是造成出现错误信息的一个原因，即有可能作者认为出现错误信息的内容与其研究主体并不密切相关，以至于并没有参考相应的密切相关文献。下文将结合文献的特征量，进一步分析产生错误信息的原因。2．2错误信息传播原因的文献特征量统计分析。以表1中的20篇学术论文为基础，对其文献特征量及相关信息进行分析。2．2．1期刊档次对错误信息的影响。对于出现错误信息的原因，一种猜测是期刊档次是否潜在影响错误信息的数量。本文分析的论文均为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为了进一步区分期刊档次，结合工科行业特色和近期科技部鼓励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的要求［37］，本文从两个维度来分析:①EI收录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其中中文核心期刊不包括被EI收录的中文核心期刊，假设EI收录期刊的档次高于普通中文核心期刊;②卓越期刊和普通期刊，其中卓越期刊为“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目录”的期刊［38］，普通期刊为非入选期刊，假设卓越期刊优于普通期刊。表1期刊档次中的“EI”“核心”为维度①的统计简称，“卓越”“普通”为维度②的统计简称。由表1可知，两种假设之下，错误信息出现在不同档次期刊的数量和比例是基本相同的，说明在本文的研究条件下，不同期刊档次对错误信息的产生并无显著性差异。换言之，尽管有些期刊是EI收录期刊或卓越期刊，但这类期刊中出现错误信息的概率并不明显少于其他期刊。对于编辑和审稿人而言，也并没有因为期刊档次的差异而显著降低这类错误信息。由此而论，期刊本身和审稿人在把控错误信息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余地。2．2．2作者因素对错误信息的影响。第二种猜想是:是否因作者因素而导致出现错误数量不同，主要考察作者层次、作者数量等。调研发现，20篇学术论文中，有3篇发表在《煤矿开采》、1篇发表在《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的论文因原文中并无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区分、且在原文中未提供有效联系方式，因而无法辨识这4篇论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归属问题;剩余16篇论文中，有5篇论文明显区分了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师生互换、校企互换第一或通讯作者的情况均存在，其余11篇论文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保持一致。从第一作者层次而言，博士研究生、博士、副教授、教授的人数分别为3人、5人、6人(含2名高级工程师、1名煤矿总工程师)、6人(含研究员、教授级高工各1人)，可以看出博士及副高级职称以上人员占比高达85%，说明第一作者身份的层次差异并没有显著消除错误信息，反而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即便第一作者具有较高层次，其依然具有一定犯错几率。从通讯作者层次而言，考察16名可明确为通讯作者的情况，博士研究生、博士、副教授、教授人数分别为4人、4人、4人(含煤矿总工程师1人)、4人，可以看出博士及副高级职称以上人群依然占主体，从通讯作者角度辅证了错误信息的产生并不区分学历和层次。从期刊编辑的角度而言，对待所有作者应一视同仁，刻意的抬高副教授、教授、行业大牛，反而有可能会使得一些错误信息被忽视。进一步考察20篇论文的作者人数情况，统计情况详见表1。由表1可知，20篇学术论文中，1篇论文最少作者人数为2人，最多达10人，平均作者人数为5．2人，有85%的单篇论文作者数量不低于4人，一方面，这说明本领域科学研究中的学术合作已经较为广泛;另一方面，也说明极有可能并非所有作者都对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实质性把关。这一点也可以从编辑实践中得知，一些期刊论文在整个投稿－出版周期内，一般主要和通讯作者联系，至于通讯作者是否如实的把论文分享给其他作者也是未知之数。若作者团队能就一篇论文进行集体讨论，很有可能会提升学术论文的质量。从本文的调研而言，以平均作者人数5．2人、高达85%的论文作者人数不低于4人而论，若进行文献对比，可以发现一些论文中的同一作者在数据上也未保持完全一致，说明并非所有作者都对论文内容进行了审查。要改进这一状况，应从期刊编审流程角度加强管理，从而实现期刊编辑与所有作者的良性互动，并通过完善期刊管理，来提升学术论文的质量，并潜在地提升期刊品质。为进一步对比作者数量的影响，选取《煤炭学报》《煤炭科学技术》《煤矿安全》作为观察对象，三者分别为行业顶级期刊、行业高影响力中文核心期刊、行业一般中文核心期刊，均选取2018年第1期，观察其作者数量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统计可知，当期三份期刊发表学术论文量分别为35篇、36篇、63篇，平均作者人数分别为4．68人、3．94人、3．11人，可以看出，随着期刊档次的提升，论文作者数有增多趋势，但即便对于一般的中文核心期刊，其平均作者人数仍达到3．11人，说明多位作者合作的情况是较为普遍的，此时就存在挂名或共同作者审查不严的风险。三份期刊当期作者数量单篇学术论文作者超过7人的情况均属于少数，作者不超过2人的情况也相对属于少数，3～6人的作者群属于较为普遍的情况。相对而言，高影响力的期刊存在着更大人群范围的合作，而影响力相对较低的期刊则更好地展现出了独立研究的特质。表1所有论文的平均作者人数为5．2人，这一数字要高于三份期刊的平均作者人数3．11人，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错误信息，尽管这些论文的作者人数要高于行业一般情况，但这些错误依然没有被避免，说明在当前的调研情况下，作者越多，并没有显著降低错误信息。这与事实期待是相矛盾的，如果每个作者都能检视一遍论文，作者数量越多，出现错误信息的概率越低，但本文的调研却未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未来有必要从作者层面进一步完善所有作者的知情权和学术自我审查义务。2．2．3研究群体对错误信息的影响。是否因为领域较小，使得这些错误较大概率地出自同一个研究团队?为了验证这一猜想，对上述20篇学术论文的第一单位进行统计。根据统计结果，20篇学术论文共有13家第一单位，因此从第一单位而言聚集性并不明显，但可以注意到的是聚集于大学的数量要明显高于企业，这并不代表大学的犯错概率要高于企业，而是因为大学是的主力机构，出现错误数量就要相对高于企业。进一步对20篇论文的所有单位进行统计。其中，同一作者挂名同一单位的多个二级单位的，以一个单位计算;同一作者挂名不同单位的，以不同单位计算;有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以母公司计算;煤科集团的分公司因分布在全国各地，每家单位单独计算。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所有单位合计26家，单位计数总和为48家。与前述统计结果进行联合分析，以第一单位而论，最显著的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紧随其后的是山东科技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华北科技学院;但以全部单位评价时，则北京科技大学位列榜首，紧随其后的为华北科技学院、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总体而言，错误信息聚集在某一研究群体的现象并不明显，说明错误信息并不是某一群体的集中产出，而是不同研究团队的随机产出，这种随机性也驳斥了针对某一研究群体的阴谋论，说明在不同的学术团体中，都有一定概率的错误信息;但从个体而言，可以看出个体存在重复致错的可能，如表1中，有2位作者类似的错误信息分别出现2次，对于样本容量仅为20篇学术论文而言，其错误就占到4篇;从相关性而言，一些作者出现在不同论文的不同作者位次，也有可能对错误信息的产生有一定影响。此外，由于无法详细分析不同作者之间的师承关系、科研团队合作情况，对于这些错误信息是否受师承关系、团队合作等因素影响，无法一一核查。2．2．4参考文献对错误信息的影响。由图1及表1可知，关于正确信息的文献并非不存在，而是很多存在错误信息的文献没有参考或者不恰当地参考了相关文献。是否因为研究人员未足够重视不同类型的文献导致这些错误产生?为了评价这些影响，统计了表1中学术论文(按论文编号)不同类型参考文献数量情况，统计结果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期刊论文在所有参考文献的类型中居于主导地位，仅引用期刊文献而没有引用其他类型的文献占比高达35%，期刊论文在所有文献类型中的平均使用比例高达90．12%。这说明:第一，期刊论文是目前研究人员参考的重点，期刊论文质量直接影响未来相关研究的准确性。第二，因过度倚重期刊论文，极有可能出现信息盲点，这种信息盲点在一定程度上和研究人员没有将视野投入到更多类型的文献范围有关。同时也说明，如果期刊论文本身未包含全部的重要信息，那么过度依赖期刊论文而导致错误信息的出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必然性，这种信息不对等本可以通过广泛地阅读或针对性地阅读而改进，却因为引文的类型而掣肘。第三，前述分析中曾提及一些学术论文的数据有可能援引自报告、会议等渠道，但从图3的调研结果可知，20篇学术论文的参考文献总数为388篇，而其中出自会议、报告的参考文献合计仅为4篇，出自学位论文的仅为11篇，这既说明除期刊论文外的文献类型未得到相关研究人员的重视，也说明对于关键信息的呈现，一些期刊论文存在参考文献引用不规范的问题，以至于一些言之凿凿的数字，也无法找到相关的论述依据。此外，对参考文献的调研还发现:①所分析的文献均与冲击地压相关，属于行业小领域的研究内容，参考文献表现出行业高影响力期刊高被引的特点，特别是EI收录中文期刊发表的论文广受青睐;②不同学者对文献的选择有一定偏好性，发表在中文期刊的学术论文对于外文期刊、非期刊文献的总体关注度不足;③行业内普通中文核心期刊的受关注程度相对较低，相关学位论文、相关非顶级期刊未得到充分重视［39］，以至于一些学者不能注意到正确信息;④非核心中文期刊受关注度极低，这说明，如果成果发表在层次相对较低的期刊上，在科技信息较为丰富的今天，极有可能成果得不到充分重视。从本文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以中文发表的学术论文仍重点关注行业内中文高影响力期刊，而造成对影响力较低的期刊关注度不够，即便相关的正确信息发表在后者，依然存在一定概率造成研究人员无视这些成果。从科学传播的本质和长期性而言，论文内容、论文质量应该是关注的重点，而不是期刊影响力。科技部对“三类高质量论文”的鼓励，极有可能造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两极分化，甚至造成低影响力期刊鲜有人问津，由此带来的恶性循环是不利于期刊和科技传播的。在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的同时，也应该关照到不同期刊的层次、不同作者的需求、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等方面，应引导期刊和作者都走向高质量的道路，而不是仅仅以有限的平台作为评价核心，期刊质量的全面提升，更能代表整个行业的态度和质量。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参考文献对于一篇学术论文的完整性、精确性具有重要影响。高影响力期刊应该警惕对非高影响力期刊关注不足而导致出现错误信息，同时所有期刊都应适当鼓励多元化的参考文献结构，以此来提升作者视野的广度，并降低可能出现错误信息的概率。从目前的现状而言，对影响力较低期刊的关注度是明显不足的，与鼓励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相比，提升影响力较低期刊的质量、由数量优势转向质量优势、促进期刊的全面发展和科技信息的广泛被关注，同样重要。

3避免学术论文错误信息传播的对策

3．1改进策略分析。(1)论文作者层面前述研究重点对作者层次、作者数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实际上作者本身是错误信息的制造源头，从作者层面降低错误信息是从源头上保障学术信息的本体正确性，也可避免错误信息在后续的传播。作者层面可从以下几方面改进:①论文引用的严谨性。如表1所示，20篇学术论文中无引用或错误引用的情况较为普遍，甚至随意更改原文的数据，这是极不严谨的。在引文的使用上，作者既应该据实引用，也应该最大程度上贴近原文主旨引用。尽管有相似度的要求，撰写论文时还是不应该偏离原作者或行业的基本认识，务求学术论文更加客观、可信。②论文表述的严谨性。本文仅仅是围绕冲击地压矿井数量这一错误信息而展开的，但在调研中还发现，作者本身在论文表述中也存在不当之处，这种不恰当的表述可能是由作者本身的不细心、理解偏差或个人习惯造成的，如多篇论文提及类似“冲击地压频次、强度增加”“动力灾害事故频繁发生”“冲击地压矿井数量明显上升”等，实际上很多作者并没有对中国冲击地压矿井总数、冲击地压事故总数、近年来发生冲击地压事故的实际情况、深部开采中冲击地压矿井所占的比例等有详细的调研，但作者认为可能大概是如此，甚至是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形成了经验式思维，造成论文表述夸大甚至是错误的，虽然对每一句话都进行仔细论证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作者层面还是有必要尽量客观地呈现词句，以避免出现错误信息。③共同作者审读。由前述分析可知，尽管目前本领域学术合作较为普遍，但一些论文作者并没有尽到审读义务，以至于论文从撰写、投稿到发表，一些共同作者仅有知情权，却没有尽到审读义务，造成一些本可以在多位作者审读的情况下消除的错误而因只有通讯作者把关，而无法通过多人合作而消除错误信息。由于每个人的思维、视野、见解是不同的，尽管多人审读同样无法根治错误信息(因为传播失灵是较为普遍的)，但通过多人审读，可以减少错误信息数量。(2)期刊编辑层面期刊编辑是错误信息传递出去的重要屏障，因为期刊编辑担负着联系作者、审稿人、主编的责任，甚至承担着排版、校对的责任。期刊编辑层面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改进:①较为全面地传递审稿人的意见。笔者近年来投稿到教育类期刊中，发现有些期刊虽然论文进入外审环节，但最终拒稿时一字不提。实际上将审稿人的意见较为全面地反馈给作者，对于翘首以盼的作者改进论文质量是有益的。②做好常识性的审读。期刊编辑作为联系作者的纽带，应该做好论文的常识性审读工作，如笔者调研中发现，多位作者在研究中提出“冲击地压是自然灾害”，这种常识性的问题，期刊编辑在审读中就应该反馈给作者，而不应该默认文责自负就意味着所有责任都是作者的，作者在期刊上，成败荣辱都是休戚相关的，降低作者犯下的错误，也是提升期刊质量的内在要求。③对存疑信息交由作者考证。笔者近年来投稿发现，一些期刊编辑虽然给出了审稿人的意见，但如同传话筒一般，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意见;但也有一些期刊编辑，如《实验技术与管理》《煤炭经济研究》等的编辑，会就一句话、一个图的细节和作者反复校对。显然，因编辑与作者的良性互动，使得存疑的内容变得更明朗。期刊编辑虽然在专业研究领域可能不及行业专家，但具备发现可疑信息的能力。将这些存疑的信息反馈给作者，并交由作者去校对、考证，尽管期刊编辑并没有直接消除这些可疑信息，但至少通过作者的修改，可以使学术论文更严谨，更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④增加出版前与作者的校对工作。优质的期刊，往往不辞辛劳与作者多番校对，而一些期刊则根据“编辑部有权修改论文的部分内容”，出于排版、期刊自身要求等对论文进行修改。笔者自身的投稿、发表经历也表明，有些文字性的错误，有可能是编辑在修改过程中造成的，比如中英文翻译，尽管编辑部从语法角度有较高质量的把关，但在专业术语方面，有可能会背离作者初衷。在出版前增加与作者的最后校对工作，是把好出版前的最后一道关。由于出版周期的问题，有可能从投稿到发表期间的一些观点、看法，可以在这一阶段进一步完善。因此，增加出版前与作者的校对工作，对减少学术论文中的错误信息、提升论文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3)发表后对错误信息的更正约20年前，期刊的数字化、网络化在我国刚刚处于起步阶段［40］。时至今日，数字化文献已在科学研究的文献阅读中举足轻重。依托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目前大量煤炭行业期刊论文也实现了OA化。在前述的研究中笔者曾界定本文的正确信息和错误信息是相对的，一些错误信息有可能随着原作者提供更充足的证据，可以被认定为正确信息。借鉴传统纸质期刊出版中勘误的做法，对于已发表学术论文中的错误信息，完全有可能依托在线平台，由作者或编辑部对信息进行二次甚至是多次更正，也可以从中看出研究的脉络、争议、答复等。实际上，目前一些期刊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数字化平台，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平台，并推进信息时代的期刊工作，可能也是编辑部值得深思的问题。另外，国外诸如ScienceDirect平台在论文出版中已经充分利用数字平台优势开展大图下载、提供相关数据包附件等工作，极大地提高了论文的可读性和全面性，比如因纸质版版面、成本限制导致图片不清晰、黑白图片的问题，依托网络平台就可以看到更高清的彩色图片，兼顾了出版成本和阅读需要。传统的参考文献有可能因版面限制而进行缩减，但依托数字化平台，完全可以将部分参考文献甚至是论文中体量较大的数据、图表以在线开放的形式公开，目前这一工作在国内的期刊还尚未大范围开展，也需要监管部门在政策上予以支持。既然传播失灵是较为普遍的，而学术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学者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允许学者犯错，更应该允许学者更正自己的错误。允许发表后对错误信息进行更正，也体现了科学研究中的包容。毕竟，在知识特别丰富的今天，视野盲区、信息不对等都是有可能出现的，不能因这些问题的存在而断然否定一个学者的所有研究，也不应让科学的公平讨论变成打压异己、谋求利益的工具。发表后对错误信息的更正不仅有必要，而且还应进行常态化建设。(4)推进行业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时至今日，学术共同体已较为普遍，各种行业协会、学会在我国也具备一定基础。但从实效性而言，目前国内行业协会在信息共享方面的建设还并不显著。比如本文研究的冲击地压矿井数量，如果行业协会能每年定期以公报的形式公开发表相关数据，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信息的不一致。目前，国内不乏各种协会、学会，如何更好地激发各个机构的效力，使之切实服务于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是未来需要重点思考的。特别是在信息共享方面，诸如本次COVID－19疫情，在学术共同体的信息共享方面就暴露出诸多问题。当然，这其中涉及的版权归属、使用范围等问题，仍有待于各种学术共同体去细化。3．2改进编审流程。基于以上观点，笔者提出一种改进的编审流程，基本框架如图4所示。其改进之处:(1)扩大外审规模。目前国内的期刊以2～3人外审为主，一些期刊甚至在某一学科方向的审稿人还是长期固定的，这不利于学科发展，每年应适当吸纳同领域的同业审稿人，并适当扩大外审规模以规避学术近亲和专业领域彼此间人情式审稿。(2)增加拟录用稿件的修改稿编审和纠错审议环节。其中修改稿编审以编辑部的学科编辑为主，此外单独增加同行的纠错审议，新增的同行以青年学者为主，兼顾青年学者的审稿意愿并为将来纳入外审专家团队奠定基础，此时应明确审稿的目的是在外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稿件质量，并应注重纠错人员的贡献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可以更清晰不同审稿人的审稿特色，做到人尽其才。(3)改善返回审稿意见环节。一方面，对于初审或外审后退稿的稿件，分别在退稿时返回相应的审稿意见;另一方面，对于有较大录用可能的稿件，对修改稿增加修改稿编审和纠错审议环节，将此一轮的意见集中返给作者，供作者修改。(4)改善所有作者修改稿环节的知情权。修改意见和稿件情况应通知到每一位作者，这有助于作者团队开展集体讨论，发挥群策群力优势。(5)完善出版前的编校环节。此环节可与通讯作者沟通，完成出版前的最后一道把关。上述改进过程，实际上同时增加了编辑部和作者的工作量。但在提升期刊质量的呼唤下，这种增加是有意义的，也改进了以往编辑部做了工作但作者却感觉稿件被拒无收获的现状。对于学术论文中可能存在的错误，也可以通过多视角、多轮审读，来尽可能减少这些错误。3．3其他方面。对我国冲击地压矿井数量方面相对正确信息，补充如下:(1)根据文献［13－14］的研究，并考虑到二者研究中内蒙古的数据并不统一，且截至2017年7月陕西有5座冲击地压矿井［24］，则截至2017年1月，我国历来发生过冲击地压的矿井数量应不低于177处，但具体数字还有待于详细考证。(2)根据文献［13］的研究，截至2019年6月，我国生产矿井中有冲击危险性的矿井数量为121处。另根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2020年3月的通知，我国高风险冲击地压矿井有123处［41］。换言之，近期我国真正存在冲击地压危险的矿井为123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列举累积矿井数据，可能存在夸大或对此认识不清的问题。(3)根据国家能源局的公告，截至2018年12月底，我国证照齐全的生产煤矿合计3373处［42］。仅以该数字而论，123处仅为3373的3．65%，从数量而言冲击地压矿井在我国所有煤矿中的数量尚属于少数;从产能而言，123处冲击地压矿井总产能为3．6691亿吨/年，与2018年底全国35．3亿吨/年的总产能相比占比为10．39%，该比例目前还达不到所谓“大多数”“大部分”的程度。本研究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正确信息和错误信息的相对性。本文分析的样本中一些论文提出“本课题组调研”或有相关依据，但因35无实证性证据和参考文献支撑，本文认为其为错误信息，这种认定本身存在一定缺陷。(2)本文的统计工作采用人工计数的方式进行，由于统计的数据多而杂，有可能因个人原因出现个别统计数字存在瑕疵，但总体而言结论应该是客观的、可信的。(3)本文聚焦于冲击地压矿井数量这一问题，属于学科范围内的一个小的专业研究领域，因此所分析的样本容量较小，未来仍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从而可从更广阔的视角探究本文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因学术不端问题而被频频提及的相似度问题。实际上，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一些作者为了规避相似度过高的问题，会对参考文献的内容进行部分改写。本文调研的过程也发现这一问题，如某论文引用了表1中编号为［2］的文献，但原文的表达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煤矿冲击地压矿井的数量已超过160对。2014年，国家安监总局组织多家单位对我国冲击地压矿井进行了系统调研……”，而这篇文献却将其改写为“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2016年我国现有煤矿中有冲击地压危害的矿井的总数已超过160对”，这种改写相对于原文而言很明显是存在偏差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由此，笔者认为近年来的学术论文投稿中对相似度的要求有矫枉过正之感。应该说，一篇论文参考了诸多其他文献，存在部分重复是合理的，完全没有重复，就有可能发生改写错误。笔者认为，对相似度的要求不应该严格要求在10%或15%以内，而应该根据投稿论文的总体质量、相似点的分布来评价一篇论文是否学术不端，编辑在此方面应该有一定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将相似度作为第一道看门人，这本身是一种偷懒、避责的做法。这种形式上依靠数字指标来把关的做法，有可能造成对内容的忽视。学术氛围方面，笔者感觉近年来国内学术争鸣的氛围并不热烈、学术批判缺少包容度。不论是已发表的学术论文，还是学术会议，唇枪舌剑的争论少了一些，一团和气的形式似乎多了一些。一定程度上，与学术批判缺少包容度也有关。似乎只要是批评对方就要置人于死地，似乎只要是犯了错就不再是一流学者。如前所述，传播失灵是常态，但如果面对失灵的常态闭口不言、任其大行其道，不仅不利于当代科技发展，也会贻害后人。学术氛围方面，应该多一点包容的氛围，也应该允许学者主动去改进自己犯下的错误，甚至一些细小而微的改进，也体现了学者的负责。前文中提到的发表后对错误信息的更正，就是基于这种思想。多一点包容，再多一点虚心接受批评，再多一点深沉的反思和热烈的讨论，有可能更有利我国科技的发展。

4结论

本文围绕冲击地压矿井数量，探究学术论文中错误信息的传播。基于本文的研究，获得以下结论:(1)不同期刊档次对错误信息的产生并无显著性差异，期刊本身和审稿人在把控错误信息方面，仍有较大改进余地。(2)第一作者身份的层次差异并没有显著消除错误信息，错误信息的产生并不区分学历和层次，错误信息并没有因作者人数较多而被避免。(3)从总体而言，错误信息特别集中在某一研究群体的现象并不明显，在不同的学术团体中，都有一定概率产出错误信息;但从个体而言，存在个体重复犯错的可能。(4)参考文献引用的准确与否对错误信息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目前的参考文献中，期刊论文居于主导地位，而对其他类型的文献关注不足;行业高影响力期刊高被引和一般期刊未得到充分重视，也是造成信息不全的主要原因，这一现象还容易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两极分化。(5)避免学术论文错误信息传播，可以从论文作者、期刊编辑、后的再次更正、推进行业信息共享等方面着手。在改进编审流程方面，可通过扩大外审规模、增加拟录用稿件的修改稿编审和青年学者纠错审议环节、改善返回审稿意见环节、改善所有作者修改稿环节的知情权、完善出版前的编校环节等方面改进。(6)应给予编辑一定主动权和决定权，避免相似度指标过度使用而造成对学术论文内容的忽视。应积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多一些学术争鸣，也多一份对学者的包容。

作者:杜学领 单位:贵州理工学院矿业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