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下农村垃圾问题治理研究

摘要:解决农村垃圾治理问题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农村垃圾治理中存在财政投入力度小、垃圾收运模式不完善、垃圾分类标准不统一、法制体系不健全以及尚未形成垃圾治理协同机制等问题。本文通过结合协同治理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改善农村垃圾治理问题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协同理论;农村垃圾治理;垃圾收运模式;垃圾分类标准;垃圾分类;优化策略

2016年12月我国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明确指出，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专项行动，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添砖加瓦。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农村垃圾治理是实施农村人居环境三年整治行动计划的主攻方向之一;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再次强调打好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的重要性，并提出到2020年我国对于农村环境治理的目标，即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由此可见，我国对于农村垃圾治理问题高度重视。协同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策略，提出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可应用于当前的垃圾治理研究中。因此，从协同治理的角度出发，探讨农村垃圾分类的协同治理路径，对进一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有重大意义。

1协同治理理论与农村垃圾治理之间的关系

1．1治理主体相同。协同治理作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新兴概念，是基于协同学和治理理论发展起来的，该理论提出，政府、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发挥协同作用，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共同完成任务［1－2］。政府作为农村垃圾治理的参与主体，仅凭单一力量无法解决垃圾治理的问题。因此，需要当地居民、企业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力量加入其中。当地居民是生态环境改善的受益者，通过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不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还可以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企业作为垃圾治理的主力军，在政府政策的指引下，可以通过相关技术等自身优势进行垃圾分类处理。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居民、企业之间的桥梁，对促进各主体之间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二者的治理主体是相同的。1．2治理目标一致。协同治理理论主张子系统之间出于自愿原则进行平等协作［3］，即各个参与主体之间尽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自身的优势及资源进行合作，从而更好地完成社会公共管理事务，而不仅仅是依靠政府强制分配任务。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报告中被首次提出，该战略对农村发展提出了20字(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其中生态宜居是关键，体现了我国对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高度关注，而造成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垃圾处理问题。为了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政府有必要对当地居民进行有关垃圾处理方面的教育工作，并加大宣传力度，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与企业和社会组织采取多方面的可实施措施，从而减少由垃圾引起的生态污染问题。由此可见，二者的治理目标一致。综上，协同治理理论与农村垃圾治理主体相同、目标一致。因此，将协同治理理论运用到垃圾治理研究中，对于改善农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2目前农村垃圾治理面临的问题

当前，由于我国对农村农业发展高度关注，相较于以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现代化建设进程明显加快，相应地，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消费水平也相应提高。在这种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农村环境建设也产生了新的问题。2．1财政投入力度小，垃圾收运模式不完善。就目前情况来看，一方面，农村面积大、人口多且居住地较分散，因此垃圾处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而资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2017年我国虽然对农村环境治理投入资金达9539亿元，但是结合实际调查情况来看，政府财政投入仍然与现实存在巨大的差距［4］，如农村公共设施缺乏与落后等。由此，应该反思资金投入的有效利用率以及政府等相关部门监管是否到位。另一方面，垃圾收运模式不完善也严重阻碍了农村环境治理的进程。多地调研结果发现，大部分农村尚未形成完善的垃圾收运模式，基础环卫设备不到位，垃圾桶数量分配不合理且数量较少，无法进行有效的垃圾分类等［5－7］。此外，垃圾收运不及时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如夏天气温过高，一些易腐烂物品会散发难闻的气味。2．2垃圾分类标准不统一，法制体系不健全。宣颖等对安徽省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村民对于垃圾分类的意识过于淡薄，具有分类意识并能做到的人只占20%［6］。村民往往顾及个人利益而忽视群体利益，如对于塑料瓶、废旧纸张、书籍等可回收挣钱物品的关注度显著高于垃圾袋、废旧电池等无利益回收物品，因此垃圾桶中常常混杂各种垃圾，导致环卫工人的回收工作量大大增加。另外，各地对于农村垃圾分类的标准并未统一，常规的“一桶收集所有垃圾”的回收方式显然不符合各地农村的实际需求。此外，农村垃圾治理的法律法规尚存在不足。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中指出，各级政府需要负责所管辖的地区环境，但是法律规定的内容不够全面，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导致相关职能部门无法采取具体实施方法。因此，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也是农村垃圾治理进程面临的阻碍之一。2．3尚未形成垃圾治理协同机制。虽然我国目前在农村垃圾治理的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其中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导致治理工作难以深入推进。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是垃圾治理参与主体单一，而政府作为主导力量，未能履行相应职责，导致各部门之间存在分工不协调、相互推诿的现象［8］。此外，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薄弱，分类能力较差，且政府等部门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村民未能重视到垃圾污染的严重性;企业作为提供垃圾处理技术的主要部门，未能给出科学合理且有效的技术来解决问题，导致资源无法循环利用，甚至有些企业将工厂建设在农村，给当地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噪音污染以及污水排放影响当地居民水资源的使用等;社会组织作为最贴近群众的一个部门，未能起到桥梁的作用，导致政府与居民、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由此可知，协同机制的缺乏会导致各部门责任分散，资源无法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阻碍了垃圾治理的进展。

3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村垃圾治理的优化策略

3．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垃圾收运体系。2015年以来，我国对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的资金总额越来越多，但治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政府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拨款，应发挥政府的号召力，通过给予优惠政策引进企业等外部资金投入，鼓励企业提供高科技技术，为改善农村环境添砖加瓦。此外，赵细康等研究发现，“户收集、村集中、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收运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9］，该方法强调垃圾回收从源头处理，极大地调动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且实施效果较好，因此可考虑在各地农村大力实施。与此同时，政府应该提供适量的垃圾桶，确保相关环卫设备及基础公共设施到位。3．2因地制宜实行垃圾分类，健全法制体系。2019年12月1日新版《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正式实施，此次国家标准将生活垃圾调整为4个大类(例如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等)和11个小类(例如纸类、塑料等)。各级政府可以在国家标准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处理当地垃圾分类问题。谢玉研究表明，实施垃圾回收奖励制度能够有效提高回收效率，他通过搜集以往别省关于垃圾回收奖励制度的相关文献发现，该方法具有良好的可行性，村民在获得利益的同时能够显著改善农村环境污染问题［10］。此外，农村垃圾处理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人居环境优化的短板，也是应对突发公共疫情事件响应机制中的短板，我国应当从立法的层面进行全面综合治理。因此，强调居民应承担环境污染的法律责任这一意识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借鉴法律制度相对成熟的一些国家的经验，如美国、日本、德国，加快完善我国法律中破坏环境者所要承担的一系列责任等问题。通过奖惩制度可以提高居民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以及破坏环境面临惩罚的警惕性，这不失为一种好方法。3．3建立垃圾治理协同机制。政府在垃圾分类治理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政府不是唯一的管理组织，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性也越来越重要。政府应发挥领导作用，组织各部门分工合作，进一步提高垃圾治理效率。首先，政府可从制造垃圾的源头———村民入手，联合公益宣传组织下乡宣传环保知识，通过拉横幅等方法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垃圾减量化思想，并提供我国关于垃圾分类的标准，采取在垃圾桶上设置简易标语等方式帮助村民学会垃圾分类;其次，提高企业的环保理念，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同时，政府也应为企业提供高科技技术交流平台，促进企业技术发展，使其在处理垃圾的同时能够遵循资源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争取帮助企业获得最大利益。最后，社会组织要明确自己的具体职能，应为各部门积极搭建交流平台，了解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帮助政府将环境保护政策落到实处。这样形成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对于减少垃圾数量、改善农村环境有重要意义。

4结束语

解决农村垃圾治理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否能有效治理不仅关系到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还影响到农村的经济发展与建设以及我国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进程。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有财政投入力度小、收运模式不完善、分类标准不统一、法制体系不健全以及尚未形成垃圾治理协同机制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家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由各地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供一套合适的垃圾收运模式;在国家制定垃圾分类标准的大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实行各地垃圾分类标准，并完善适合我国农村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强调政府等多元主体进行合作并建立垃圾治理协同机制。显而易见，在这些问题的应对策略中，都需要政府、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因此，立足当下农村的实际情况，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之路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参考文献:

［1］陈绪梅．协同治理视角下村民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研究［D］．海口:海南大学，2018．

［2］徐雯．农地整治项目治理的内涵及分析框架［J］．江苏农业科学，2018，46(4):280－283．

［3］李汉卿．协同治理理论探析［J］．理论月刊，2014(1):138－142．

［4］杨腾飞．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19，58(15):172－174．

［5］姚刚，李彪，万晶晶．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与处理技术路线研究［J］．甘肃科技，2018，34(20):18－22．

［6］宣颖，吴永婷，王玥．安徽省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研究［J］．安徽农学通报，2019，25(11):135－137．

［7］戴维娜．嘉兴市海盐县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分类处置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9(1):13．

［8］沈苏莉．从碎片化到协同:农村垃圾的治理［J］．特区经济，2014(5):156－158．

［9］赵细康，曾云敏，吴大磊．多层次治理中的向下分权与向外分权:基于农村垃圾治理的观察［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5):83－93．

［10］谢玉．关于农村垃圾分类回收奖励制度的分析［J］．现代盐化工，2017，44(3):71－72．

作者:施春华 王青 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