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主义范文10篇

协同主义范文篇1

1.1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与协同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首先也是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双方的对抗。“民事诉讼的目的是基于解决私人之间的纠纷，所以民事诉讼是以接受其审判权的对立的当事人存在为前提的。并把他们作为主体，让他们去追求诉讼上的利益，这种当事人的对立关系构成诉讼的基本结构。协同主义诉讼构造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双方当事人在辩论过程中通过事实主张和证据的主张与提供，最大限度地提供关于纠纷事实的信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辩论内容对法院具有约束力，处于中立和超然性地位的审判者可以据此作为判决的基础。”即使在以对抗为基调的诉讼结构下，两方当事人表现于程序中的相互作用也不仅仅是对立、争斗，同时还有协力合作的成分或侧面。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双方当事人不是绝对的对立，民事诉讼也不是以“竞技”理念构筑的决斗场，为了公正高效的解决纠纷，该模式要求当事人相互之间加强合作。如在提供案件信息方面的合作，当事人一方可以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争议事实情况及其他信息，以促使纠纷得到尽快与合理的解决。

1.2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制约与协同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官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如当事人拥有在一定范围内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当事人有权自由处置的范围即是法官的审判权不得进人的空间，从而实现对法官审判行为的合理制约。法官则有权采取相应的手段制约当事人滥用其诉讼权利的行为。诉讼中的合意是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与法院的诉讼行为相结合的产物，是“联合讼行为”，这实际上反映了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也同样具有协同的一面。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加强了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协同。在诉讼的实体方面法官并非处于完全消极中立的地位，可以通过行使阐明权与当事人在事实的主张与证据的主张与提供上形成互动进行协作。在证据收集上由当事人主导证据的收集与提供的前提与基础上，法官也可以发挥一些积极作用与当事人协同。当事人也同样要为诉讼的顺利进行做出自己的努力，与法院合作。如当事人负有真实义务，不得作虚假自认，迟延实施诉讼行为会产生失权的效力等；在维护诉讼秩序和对诉讼进程加以调控上法官与当事人也要协同。法官在诉讼中的指挥和管理作用很明显地得到表现，而当事人有权决定诉讼的开始，诉讼的结束也可以由当事人决定，当事人还应遵守法庭秩序，服从法官的指挥和管理。当然当事人与法官的协同并非是没有侧重的协同。在实体方面是在当事人发挥主要作用基础上的协同，程序方面则是在法官发挥主要作用基础上的协同。

2协同主义诉讼构造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

2.1协同主义诉讼构造有利于对程序公正

该诉讼构造下法官处于中立裁判者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案件持超然和客观的态度。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得到承认与保障。当事人双方不但在形式上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而且在其因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实际不平等时，法官会在适当的时候行使阐明权，通过向当事人发问来提醒、启发当事人将诉讼主张、诉讼资料予以澄清、补充或修正，来保护具体诉讼中的弱者，使双方享有同等的辩论机会，实现当事人之间实质上的平等。程序参与原则在该模式下也有充分体现。当事人在案件的实体问题上，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和主张，能够与对方当事人进行充分的对话、对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据加以质证、反驳和抗辩；在诉讼程序上也享有一定的权利。

2.2协同主义诉讼构造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

该诉讼构造下，案件事实的发现是在当事人主导的前提下由当事人与法官协同进行的。法官阐明权的行使保证了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当事人所负的真实义务减少了案件的扑朔迷离。对抗的双方当事人通过充分的辩论来发现和确认证据，同时法官又不是消极地听取证据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积极作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使得他们之间信息的传递易于理解与沟通。

3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的确立需要一些配套措施

3.1完善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生长的制度环境

对此可以通过对国外的相关民事诉讼制度加以借鉴与移植来完善。如我国对证据开示制度加以借鉴建立证据交换制度后，该制度的实施效果之所以不理想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与证据开示相关的配套制度如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同时加以借鉴与移植。为了使证据交换制度在我国有完善的生长环境，应当将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在我国的相关民事诉讼立法中明确规定下来，而不是将证据交换制度加以扭曲以适应我国“本土化”的法律制度。经过多年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我国民事诉讼的典型职权主义特征已经得到改变，法院的职权被削弱，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已经得以发挥(如在证据收集方面)，这些都为我们移植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创造了条件。因而这种移植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3.2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

针对我国法官职业化程度不高的现状，要使法官的素质能够胜任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对当事人与法官作用分担的安排，促进诉讼的顺利进行，毫无疑问应当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确实是我国法官队伍改革的主流思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职业化和精英化应当不是问题，实际上许多地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或正在积极推动这一进程。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不甚发达的内地和西部地区，法官和律师的整体素质都很低，职业化和和精英化缺乏基本的物质和其他条件，举步维艰。”其实即便是在法制极其发达的国家中，司法制度中的职业化因素和非职业化因素并存，在职业化和精英化的法官体制内或体制外都存在非职业性的一般民众的参与。所以在我国法官职业化也并非是绝对的，尤其是在一些特殊地区法官职业化并不排除非职业法官的设置与存在，当然这绝非意味着这部分法官的素质不需要提高。

3.3培养人们的现代诉讼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

(1)诉讼权利观念和意识。当事人不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客体，不仅仅是被询问与调查的对象，而是诉讼的主体，享有一系列的诉讼实体及程序权利。如起诉权、应诉权、证明权、质证权、回避请求权、上诉权、申请再审的权利等。只有这种诉讼法律观念和意识确立了，才能使当事人自觉主动地在诉讼中发挥其积极性。

协同主义范文篇2

1.1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与协同

所以民事诉讼是以接受其审判权的对立的当事人存在为前提的并把他作为主体，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首先也是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双方的对抗。民事诉讼的目的基于解决私人之间的纠纷。让他去追求诉讼上的利益，这种当事人的对立关系构成诉讼的基本结构。协同主义诉讼构造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双方当事人在争辩过程中通过事实主张和证据的主张与提供，最大限度地提供关于纠纷事实的信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争辩内容对法院具有约束力，处于中立和超然性地位的审判者可以据此作为判决的基础。即使在以对抗为基调的诉讼结构下，两方当事人表示于程序中的相互作用也不仅仅是对立、争斗，同时还有协力合作的成分或侧面。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双方当事人不是绝对的对立，民事诉讼也不是以“竞技”理念构筑的决斗场，为了公正高效的解决纠纷，该模式要求当事人相互之间加强合作。如在提供案件信息方面的合作，当事人一方可以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争议事实情况及其他信息，以促使纠纷得到尽快与合理的解决。

1.2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制约与协同

从而实现对法官审判行为的合理制约。法官则有权采取相应的手段制约当事人滥用其诉讼权利的行为。诉讼中的合意是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与法院的诉讼行为相结合的产物，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官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如当事人拥有在一定范围内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奖励权。当事人有权自由处置的范围即是法官的审判权不得进人的空间。联合讼行为”这实际上反映了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也同样具有协同的一面。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加强了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协同。诉讼的实体方面法官并非处于完全消极中立的地位，可以通过行使说明权与当事人在事实的主张与证据的主张与提供上形成互动进行协作。证据收集上由当事人主导证据的收集与提供的前提与基础上，法官也可以发挥一些积极作用与当事人协同。当事人也同样要为诉讼的顺利进行做出自己的努力，与法院合作。如当事人负有真实义务，不得作虚假自认，迟延实施诉讼行为会产生失权的效力等；维护诉讼秩序和对诉讼进程加以调控上法官与当事人也要协同。法官在诉讼中的指挥和管理作用很明显地得到表示，而当事人有权决定诉讼的开始，诉讼的结束也可以由当事人决定，当事人还应遵守法庭秩序，服从法官的指挥和管理。当然当事人与法官的协同并非是没有偏重的协同。实体方面是当事人发挥主要作用基础上的协同，顺序方面则是法官发挥主要作用基础上的协同。

2协同主义诉讼构造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

2.1协同主义诉讼构造有利于对程序公正

尊重当事人的奖励权，该诉讼构造下法官处于中立裁判者的地位。与双方当事人坚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案件持超然和客观的态度。当事人的顺序主体地位得到供认与保障。当事人双方不但在形式上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而且在其因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实际不平等时，法官会在适当的时候行使说明权，通过向当事人发问来提醒、启发当事人将诉讼主张、诉讼资料予以廓清、补充或修正，来维护具体诉讼中的弱者，使双方享有同等的争辩机会，实现当事人之间实质上的平等。顺序参与原则在该模式下也有充分体现。当事人在案件的实体问题上，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和主张，能够与对方当事人进行充沛的对话、对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据加以质证、反驳和抗辩；诉讼顺序上也享有一定的权利。

2.2协同主义诉讼构造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

该诉讼构造下，案件事实的发现是在当事人主导的前提下由当事人与法官协同进行的。法官阐明权的行使保证了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当事人所负的真实义务减少了案件的扑朔迷离。对抗的双方当事人通过充分的辩论来发现和确认证据，同时法官又不是消极地听取证据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积极作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使得他们之间信息的传递易于理解与沟通。

3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的确立需要一些配套措施

3.1完善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生长的制度环境

对此可以通过对国外的相关民事诉讼制度加以借鉴与移植来完善。如我国对证据开示制度加以借鉴建立证据交换制度后，该制度的实施效果之所以不理想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与证据开示相关的配套制度如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同时加以借鉴与移植。为了使证据交换制度在我国有完善的生长环境，应当将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在我国的相关民事诉讼立法中明确规定下来，而不是将证据交换制度加以扭曲以适应我国“本土化”的法律制度。经过多年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我国民事诉讼的典型职权主义特征已经得到改变，法院的职权被削弱，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已经得以发挥(如在证据收集方面)，这些都为我们移植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创造了条件。因而这种移植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3.2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

要使法官的素质能够胜任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对当事人与法官作用分担的布置，针对我国法官职业化程度不高的现状。促进诉讼的顺利进行，毫无疑问应当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确实是国法官队伍改革的主流思路。经济相对发达的乡村和沿海地区，职业化和精英化应当不是问题，实际上许多地方已经在一定水平上实现了这一目标或正在积极推动这一进程。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不甚发达的内地和西部地区，法官和律师的整体素质都很低，职业化和和精英化缺乏基本的物质和其他条件，举步维艰。其实即便是法制极其发达的国家中，司法制度中的职业化因素和非职业化因素并存，职业化和精英化的法官体制内或体制外都存在非职业性的一般民众的参与。所以在国法官职业化也并非是绝对的尤其是一些特殊地区法官职业化并不排除非职业法官的设置与存在当然这绝非意味着这部分法官的素质不需要提高。

3.3培养人们的现代诉讼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

(1)诉讼权利观念和意识。当事人不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客体，不仅仅是被询问与调查的对象，而是诉讼的主体，享有一系列的诉讼实体及程序权利。如起诉权、应诉权、证明权、质证权、回避请求权、上诉权、申请再审的权利等。只有这种诉讼法律观念和意识确立了，才能使当事人自觉主动地在诉讼中发挥其积极性。

协同主义范文篇3

关键词：协同；民事诉讼；诉讼模式

1协同主义诉讼构造的基本内容

1.1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与协同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首先也是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双方的对抗。“民事诉讼的目的是基于解决私人之间的纠纷，所以民事诉讼是以接受其审判权的对立的当事人存在为前提的。并把他们作为主体，让他们去追求诉讼上的利益，这种当事人的对立关系构成诉讼的基本结构。协同主义诉讼构造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双方当事人在辩论过程中通过事实主张和证据的主张与提供，最大限度地提供关于纠纷事实的信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辩论内容对法院具有约束力，处于中立和超然性地位的审判者可以据此作为判决的基础。”即使在以对抗为基调的诉讼结构下，两方当事人表现于程序中的相互作用也不仅仅是对立、争斗，同时还有协力合作的成分或侧面。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双方当事人不是绝对的对立，民事诉讼也不是以“竞技”理念构筑的决斗场，为了公正高效的解决纠纷，该模式要求当事人相互之间加强合作。如在提供案件信息方面的合作，当事人一方可以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争议事实情况及其他信息，以促使纠纷得到尽快与合理的解决。

1.2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制约与协同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官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如当事人拥有在一定范围内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当事人有权自由处置的范围即是法官的审判权不得进人的空间，从而实现对法官审判行为的合理制约。法官则有权采取相应的手段制约当事人滥用其诉讼权利的行为。诉讼中的合意是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与法院的诉讼行为相结合的产物，是“联合讼行为”，这实际上反映了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也同样具有协同的一面。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加强了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协同。在诉讼的实体方面法官并非处于完全消极中立的地位，可以通过行使阐明权与当事人在事实的主张与证据的主张与提供上形成互动进行协作。在证据收集上由当事人主导证据的收集与提供的前提与基础上，法官也可以发挥一些积极作用与当事人协同。当事人也同样要为诉讼的顺利进行做出自己的努力，与法院合作。如当事人负有真实义务，不得作虚假自认，迟延实施诉讼行为会产生失权的效力等；在维护诉讼秩序和对诉讼进程加以调控上法官与当事人也要协同。法官在诉讼中的指挥和管理作用很明显地得到表现，而当事人有权决定诉讼的开始，诉讼的结束也可以由当事人决定，当事人还应遵守法庭秩序，服从法官的指挥和管理。当然当事人与法官的协同并非是没有侧重的协同。在实体方面是在当事人发挥主要作用基础上的协同，程序方面则是在法官发挥主要作用基础上的协同。

2协同主义诉讼构造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

2.1协同主义诉讼构造有利于对程序公正

该诉讼构造下法官处于中立裁判者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案件持超然和客观的态度。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得到承认与保障。当事人双方不但在形式上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而且在其因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实际不平等时，法官会在适当的时候行使阐明权，通过向当事人发问来提醒、启发当事人将诉讼主张、诉讼资料予以澄清、补充或修正，来保护具体诉讼中的弱者，使双方享有同等的辩论机会，实现当事人之间实质上的平等。程序参与原则在该模式下也有充分体现。当事人在案件的实体问题上，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和主张，能够与对方当事人进行充分的对话、对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据加以质证、反驳和抗辩；在诉讼程序上也享有一定的权利。

2.2协同主义诉讼构造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

该诉讼构造下，案件事实的发现是在当事人主导的前提下由当事人与法官协同进行的。法官阐明权的行使保证了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当事人所负的真实义务减少了案件的扑朔迷离。对抗的双方当事人通过充分的辩论来发现和确认证据，同时法官又不是消极地听取证据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积极作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使得他们之间信息的传递易于理解与沟通。

3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的确立需要一些配套措施

3.1完善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生长的制度环境

对此可以通过对国外的相关民事诉讼制度加以借鉴与移植来完善。如我国对证据开示制度加以借鉴建立证据交换制度后，该制度的实施效果之所以不理想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与证据开示相关的配套制度如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同时加以借鉴与移植。为了使证据交换制度在我国有完善的生长环境，应当将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在我国的相关民事诉讼立法中明确规定下来，而不是将证据交换制度加以扭曲以适应我国“本土化”的法律制度。经过多年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我国民事诉讼的典型职权主义特征已经得到改变，法院的职权被削弱，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已经得以发挥(如在证据收集方面)，这些都为我们移植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创造了条件。因而这种移植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3.2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

针对我国法官职业化程度不高的现状，要使法官的素质能够胜任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对当事人与法官作用分担的安排，促进诉讼的顺利进行，毫无疑问应当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确实是我国法官队伍改革的主流思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职业化和精英化应当不是问题，实际上许多地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或正在积极推动这一进程。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不甚发达的内地和西部地区，法官和律师的整体素质都很低，职业化和和精英化缺乏基本的物质和其他条件，举步维艰。”其实即便是在法制极其发达的国家中，司法制度中的职业化因素和非职业化因素并存，在职业化和精英化的法官体制内或体制外都存在非职业性的一般民众的参与。所以在我国法官职业化也并非是绝对的，尤其是在一些特殊地区法官职业化并不排除非职业法官的设置与存在，当然这绝非意味着这部分法官的素质不需要提高。

3.3培养人们的现代诉讼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

(1)诉讼权利观念和意识。当事人不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客体，不仅仅是被询问与调查的对象，而是诉讼的主体，享有一系列的诉讼实体及程序权利。如起诉权、应诉权、证明权、质证权、回避请求权、上诉权、申请再审的权利等。只有这种诉讼法律观念和意识确立了，才能使当事人自觉主动地在诉讼中发挥其积极性。

协同主义范文篇4

关键词：协同；民事诉讼；诉讼模式

1协同主义诉讼构造的基本内容

1.1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与协同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首先也是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双方的对抗。“民事诉讼的目的是基于解决私人之间的纠纷，所以民事诉讼是以接受其审判权的对立的当事人存在为前提的。并把他们作为主体，让他们去追求诉讼上的利益，这种当事人的对立关系构成诉讼的基本结构。协同主义诉讼构造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双方当事人在辩论过程中通过事实主张和证据的主张与提供，最大限度地提供关于纠纷事实的信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辩论内容对法院具有约束力，处于中立和超然性地位的审判者可以据此作为判决的基础。”即使在以对抗为基调的诉讼结构下，两方当事人表现于程序中的相互作用也不仅仅是对立、争斗，同时还有协力合作的成分或侧面。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双方当事人不是绝对的对立，民事诉讼也不是以“竞技”理念构筑的决斗场，为了公正高效的解决纠纷，该模式要求当事人相互之间加强合作。如在提供案件信息方面的合作，当事人一方可以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争议事实情况及其他信息，以促使纠纷得到尽快与合理的解决。

1.2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制约与协同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官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如当事人拥有在一定范围内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当事人有权自由处置的范围即是法官的审判权不得进人的空间，从而实现对法官审判行为的合理制约。法官则有权采取相应的手段制约当事人滥用其诉讼权利的行为。诉讼中的合意是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与法院的诉讼行为相结合的产物，是“联合讼行为”，这实际上反映了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也同样具有协同的一面。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加强了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协同。在诉讼的实体方面法官并非处于完全消极中立的地位，可以通过行使阐明权与当事人在事实的主张与证据的主张与提供上形成互动进行协作。在证据收集上由当事人主导证据的收集与提供的前提与基础上，法官也可以发挥一些积极作用与当事人协同。当事人也同样要为诉讼的顺利进行做出自己的努力，与法院合作。如当事人负有真实义务，不得作虚假自认，迟延实施诉讼行为会产生失权的效力等；在维护诉讼秩序和对诉讼进程加以调控上法官与当事人也要协同。法官在诉讼中的指挥和管理作用很明显地得到表现，而当事人有权决定诉讼的开始，诉讼的结束也可以由当事人决定，当事人还应遵守法庭秩序，服从法官的指挥和管理。当然当事人与法官的协同并非是没有侧重的协同。在实体方面是在当事人发挥主要作用基础上的协同，程序方面则是在法官发挥主要作用基础上的协同。

2协同主义诉讼构造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

2.1协同主义诉讼构造有利于对程序公正

该诉讼构造下法官处于中立裁判者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案件持超然和客观的态度。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得到承认与保障。当事人双方不但在形式上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而且在其因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实际不平等时，法官会在适当的时候行使阐明权，通过向当事人发问来提醒、启发当事人将诉讼主张、诉讼资料予以澄清、补充或修正，来保护具体诉讼中的弱者，使双方享有同等的辩论机会，实现当事人之间实质上的平等。程序参与原则在该模式下也有充分体现。当事人在案件的实体问题上，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和主张，能够与对方当事人进行充分的对话、对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据加以质证、反驳和抗辩；在诉讼程序上也享有一定的权利。

2.2协同主义诉讼构造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

该诉讼构造下，案件事实的发现是在当事人主导的前提下由当事人与法官协同进行的。法官阐明权的行使保证了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当事人所负的真实义务减少了案件的扑朔迷离。对抗的双方当事人通过充分的辩论来发现和确认证据，同时法官又不是消极地听取证据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积极作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使得他们之间信息的传递易于理解与沟通。

3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的确立需要一些配套措施

3.1完善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生长的制度环境

对此可以通过对国外的相关民事诉讼制度加以借鉴与移植来完善。如我国对证据开示制度加以借鉴建立证据交换制度后，该制度的实施效果之所以不理想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与证据开示相关的配套制度如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同时加以借鉴与移植。为了使证据交换制度在我国有完善的生长环境，应当将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在我国的相关民事诉讼立法中明确规定下来，而不是将证据交换制度加以扭曲以适应我国“本土化”的法律制度。经过多年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我国民事诉讼的典型职权主义特征已经得到改变，法院的职权被削弱，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已经得以发挥(如在证据收集方面)，这些都为我们移植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创造了条件。因而这种移植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3.2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

针对我国法官职业化程度不高的现状，要使法官的素质能够胜任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对当事人与法官作用分担的安排，促进诉讼的顺利进行，毫无疑问应当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确实是我国法官队伍改革的主流思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职业化和精英化应当不是问题，实际上许多地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或正在积极推动这一进程。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不甚发达的内地和西部地区，法官和律师的整体素质都很低，职业化和和精英化缺乏基本的物质和其他条件，举步维艰。”其实即便是在法制极其发达的国家中，司法制度中的职业化因素和非职业化因素并存，在职业化和精英化的法官体制内或体制外都存在非职业性的一般民众的参与。所以在我国法官职业化也并非是绝对的，尤其是在一些特殊地区法官职业化并不排除非职业法官的设置与存在，当然这绝非意味着这部分法官的素质不需要提高。公务员之家

3.3培养人们的现代诉讼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

(1)诉讼权利观念和意识。当事人不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客体，不仅仅是被询问与调查的对象，而是诉讼的主体，享有一系列的诉讼实体及程序权利。如起诉权、应诉权、证明权、质证权、回避请求权、上诉权、申请再审的权利等。只有这种诉讼法律观念和意识确立了，才能使当事人自觉主动地在诉讼中发挥其积极性。

协同主义范文篇5

1.1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与协同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首先也是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双方的对抗。“民事诉讼的目的是基于解决私人之间的纠纷，所以民事诉讼是以接受其审判权的对立的当事人存在为前提的。并把他们作为主体，让他们去追求诉讼上的利益，这种当事人的对立关系构成诉讼的基本结构。协同主义诉讼构造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双方当事人在辩论过程中通过事实主张和证据的主张与提供，最大限度地提供关于纠纷事实的信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辩论内容对法院具有约束力，处于中立和超然性地位的审判者可以据此作为判决的基础。”即使在以对抗为基调的诉讼结构下，两转贴于公务员之家（）方当事人表现于程序中的相互作用也不仅仅是对立、争斗，同时还有协力合作的成分或侧面。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双方当事人不是绝对的对立，民事诉讼也不是以“竞技”理念构筑的决斗场，为了公正高效的解决纠纷，该模式要求当事人相互之间加强合作。如在提供案件信息方面的合作，当事人一方可以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争议事实情况及其他信息，以促使纠纷得到尽快与合理的解决。

1.2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制约与协同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官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如当事人拥有在一定范围内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当事人有权自由处置的范围即是法官的审判权不得进人的空间，从而实现对法官审判行为的合理制约。法官则有权采取相应的手段制约当事人滥用其诉讼权利的行为。诉讼中的合意是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与法院的诉讼行为相结合的产物，是“联合讼行为”，这实际上反映了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也同样具有协同的一面。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加强了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协同。在诉讼的实体方面法官并非处于完全消极中立的地位，可以通过行使阐明权与当事人在事实的主张与证据的主张与提供上形成互动进行协作。在证据收集上由当事人主导证据的收集与提供的前提与基础上，法官也可以发挥一些积极作用与当事人协同。当事人也同样要为诉讼的顺利进行做出自己的努力，与法院合作。如当事人负有真实义务，不得作虚假自认，迟延实施诉讼行为会产生失权的效力等；在维护诉讼秩序和对诉讼进程加以调控上法官与当事人也要协同。法官在诉讼中的指挥和管理作用很明显地得到表现，而当事人有权决定诉讼的开始，诉讼的结束也可以由当事人决定，当事人还应遵守法庭秩序，服从法官的指挥和管理。当然当事人与法官的协同并非是没有侧重的协同。在实体方面是在当事人发挥主要作用基础上的协同，程序方面则是在法官发挥主要作用基础上的协同。

2协同主义诉讼构造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

2.1协同主义诉讼构造有利于对程序公正

该诉讼构造下法官处于中立裁判者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案件持超然和客观的态度。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得到承认与保障。当事人双方不但在形式上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而且在其因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实际不平等时，法官会在适当的时候行使阐明权，通过向当事人发问来提醒、启发当事人将诉讼主张、诉讼资料予以澄清、补充或修正，来保护具体诉讼中的弱者，使双方享有同等的辩论机会，实现当事人之间实质上的平等。程序参与原则在该模式下也有充分体现。当事人在案件的实体问题上，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和主张，能够与对方当事人进行充分的对话、对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据加以质证、反驳和抗辩；在诉讼程序上也享有一定的权利。

2.2协同主义诉讼构造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

该诉讼构造下，案件事实的发现是在当事人主导的前提下由当事人与法官协同进行的。法官阐明权的行使保证了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当事人所负的真实义务减少了案件的扑朔迷离。对抗的双方当事人通过充分的辩论来发现和确认证据，同时法官又不是消极地听取证据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积极作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使得他们之间信息的传递易于理解与沟通。

3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的确立需要一些配套措施

3.1完善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生长的制度环境

对此可以通过对国外的相关民事诉讼制度加以借鉴与移植来完善。如我国对证据开示制度加以借鉴建立证据交换制度后，该制度的实施效果之所以不理想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与证据开示相关的配套制度如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同时加以借鉴与移植。为了使证据交换制度在我国有完善的生长环境，应当将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在我国的相关民事诉讼立法中明确规定下来，而不是将证据交换制度加以扭曲以适应我国“本土化”的法律制度。经过多年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我国民事诉讼的典型职权主义特征已经得到改变，法院的职权被削弱，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已经得以发挥(如在证据收集方面)，这些都为我们移植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创造了条件。因而这种移植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3.2推进法官职业转贴于公务员之家（）化建设

针对我国法官职业化程度不高的现状，要使法官的素质能够胜任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对当事人与法官作用分担的安排，促进诉讼的顺利进行，毫无疑问应当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确实是我国法官队伍改革的主流思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职业化和精英化应当不是问题，实际上许多地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或正在积极推动这一进程。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不甚发达的内地和西部地区，法官和律师的整体素质都很低，职业化和和精英化缺乏基本的物质和其他条件，举步维艰。”其实即便是在法制极其发达的国家中，司法制度中的职业化因素和非职业化因素并存，在职业化和精英化的法官体制内或体制外都存在非职业性的一般民众的参与。所以在我国法官职业化也并非是绝对的，尤其是在一些特殊地区法官职业化并不排除非职业法官的设置与存在，当然这绝非意味着这部分法官的素质不需要提高。

3.3培养人们的现代诉讼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

(1)诉讼权利观念和意识。当事人不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客体，不仅仅是被询问与调查的对象，而是诉讼的主体，享有一系列的诉讼实体及程序权利。如起诉权、应诉权、证明权、质证权、回避请求权、上诉权、申请再审的权利等。只有这种诉讼法律观念和意识确立了，才能使当事人自觉主动地在诉讼中发挥其积极性。

(2)诉讼平等观念和意识。双方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任何一方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并且这种平等不但是形式上的平等，还体现为实质上的平等。实质上平等的诉讼法律观念与意识的树立更需要强调，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诉讼并非是双方资力、知识等诉讼能力的较量，诉讼能力悬殊的双方当事人应该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

协同主义范文篇6

关键词：协同；民事诉讼；诉讼模式

一、协同主义诉讼构造的基本内容

1.1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与协同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首先也是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双方的对抗。“民事诉讼的目的是基于解决私人之间的纠纷，所以民事诉讼是以接受其审判权的对立的当事人存在为前提的。并把他们作为主体，让他们去追求诉讼上的利益，这种当事人的对立关系构成诉讼的基本结构。协同主义诉讼构造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双方当事人在辩论过程中通过事实主张和证据的主张与提供，最大限度地提供关于纠纷事实的信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辩论内容对法院具有约束力，处于中立和超然性地位的审判者可以据此作为判决的基础。”即使在以对抗为基调的诉讼结构下，两方当事人表现于程序中的相互作用也不仅仅是对立、争斗，同时还有协力合作的成分或侧面。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双方当事人不是绝对的对立，民事诉讼也不是以“竞技”理念构筑的决斗场，为了公正高效的解决纠纷，该模式要求当事人相互之间加强合作。如在提供案件信息方面的合作，当事人一方可以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争议事实情况及其他信息，以促使纠纷得到尽快与合理的解决。

1.2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制约与协同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官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如当事人拥有在一定范围内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当事人有权自由处置的范围即是法官的审判权不得进人的空间，从而实现对法官审判行为的合理制约。法官则有权采取相应的手段制约当事人滥用其诉讼权利的行为。诉讼中的合意是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与法院的诉讼行为相结合的产物，是“联合讼行为”，这实际上反映了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也同样具有协同的一面。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加强了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协同。在诉讼的实体方面法官并非处于完全消极中立的地位，可以通过行使阐明权与当事人在事实的主张与证据的主张与提供上形成互动进行协作。在证据收集上由当事人主导证据的收集与提供的前提与基础上，法官也可以发挥一些积极作用与当事人协同。当事人也同样要为诉讼的顺利进行做出自己的努力，与法院合作。如当事人负有真实义务，不得作虚假自认，迟延实施诉讼行为会产生失权的效力等；在维护诉讼秩序和对诉讼进程加以调控上法官与当事人也要协同。法官在诉讼中的指挥和管理作用很明显地得到表现，而当事人有权决定诉讼的开始，诉讼的结束也可以由当事人决定，当事人还应遵守法庭秩序，服从法官的指挥和管理。当然当事人与法官的协同并非是没有侧重的协同。在实体方面是在当事人发挥主要作用基础上的协同，程序方面则是在法官发挥主要作用基础上的协同。

二、协同主义诉讼构造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

2.1协同主义诉讼构造有利于对程序公正

该诉讼构造下法官处于中立裁判者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案件持超然和客观的态度。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得到承认与保障。当事人双方不但在形式上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而且在其因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实际不平等时，法官会在适当的时候行使阐明权，通过向当事人发问来提醒、启发当事人将诉讼主张、诉讼资料予以澄清、补充或修正，来保护具体诉讼中的弱者，使双方享有同等的辩论机会，实现当事人之间实质上的平等。程序参与原则在该模式下也有充分体现。当事人在案件的实体问题上，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和主张，能够与对方当事人进行充分的对话、对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据加以质证、反驳和抗辩；在诉讼程序上也享有一定的权利。

2.2协同主义诉讼构造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

该诉讼构造下，案件事实的发现是在当事人主导的前提下由当事人与法官协同进行的。法官阐明权的行使保证了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当事人所负的真实义务减少了案件的扑朔迷离。对抗的双方当事人通过充分的辩论来发现和确认证据，同时法官又不是消极地听取证据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积极作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使得他们之间信息的传递易于理解与沟通。

三、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的确立需要一些配套措施

3.1完善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生长的制度环境

对此可以通过对国外的相关民事诉讼制度加以借鉴与移植来完善。如我国对证据开示制度加以借鉴建立证据交换制度后，该制度的实施效果之所以不理想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与证据开示相关的配套制度如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同时加以借鉴与移植。为了使证据交换制度在我国有完善的生长环境，应当将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在我国的相关民事诉讼立法中明确规定下来，而不是将证据交换制度加以扭曲以适应我国“本土化”的法律制度。经过多年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我国民事诉讼的典型职权主义特征已经得到改变，法院的职权被削弱，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已经得以发挥(如在证据收集方面)，这些都为我们移植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创造了条件。因而这种移植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3.2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

针对我国法官职业化程度不高的现状，要使法官的素质能够胜任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对当事人与法官作用分担的安排，促进诉讼的顺利进行，毫无疑问应当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确实是我国法官队伍改革的主流思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职业化和精英化应当不是问题，实际上许多地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或正在积极推动这一进程。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不甚发达的内地和西部地区，法官和律师的整体素质都很低，职业化和和精英化缺乏基本的物质和其他条件，举步维艰。”其实即便是在法制极其发达的国家中，司法制度中的职业化因素和非职业化因素并存，在职业化和精英化的法官体制内或体制外都存在非职业性的一般民众的参与。所以在我国法官职业化也并非是绝对的，尤其是在一些特殊地区法官职业化并不排除非职业法官的设置与存在，当然这绝非意味着这部分法官的素质不需要提高。

3.3培养人们的现代诉讼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

(1)诉讼权利观念和意识。当事人不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客体，不仅仅是被询问与调查的对象，而是诉讼的主体，享有一系列的诉讼实体及程序权利。如起诉权、应诉权、证明权、质证权、回避请求权、上诉权、申请再审的权利等。只有这种诉讼法律观念和意识确立了，才能使当事人自觉主动地在诉讼中发挥其积极性。

协同主义范文篇7

民事诉讼模式是民事诉讼活动中，关于法官、各方当事人的地位及相互关系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具有标准性、可供参照性特征的固定形式。民事诉讼模式是长期司法活动的结晶，它代表着不同的体系，国家或地区不同的司法理念和司法风格。同时，民事诉讼模式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革更新。我国的民事诉讼道路，成就显著。然而，现行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弊端。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战略下，改革和完善现行民事诉讼，构建体现和谐司法价值要求的新的民事诉讼模式成为必然。

一、和谐主义是民事诉讼模式的价值基础

1、和谐主义司法内涵的解读

和谐主义司法或是和谐司法，其内涵有着多重解读。就其核心内涵而言，和谐司法包含着司法过程和谐和司法结果和谐。司法过程和谐是司法运作过程中，司法构成的各要素之间良性互动、相互支撑、相互契合，同时又相互制衡、相互约束，使司法运行过程公正、高效、顺利、和畅的状态。司法结果和谐是指司法发挥其功能作用，定纷止争，化解矛盾，实现正义，弥消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达成了社会和谐的良好效果。

司法过程和谐是保障司法结果和谐的手段、方式和途径。司法结果和谐是司法过程和谐的目标与结果，司法过程的不和谐，司法结果就不可能真正地和谐；没有司法的结果和谐，司法过程的和谐则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诉讼表演和多余的司法过程。为此，和谐司法一定是司法过程和谐和司法结果和谐的有机统一，是手段和谐与目的和谐的有机统一。

2、和谐主义是现代民事诉讼模式的价值基础

法律价值是法律制度的灵魂。和谐主义作为现代司法的价值追求，必然反映在民事诉讼制度中，成为民事诉讼模式的价值基础。首先，和谐主义司法为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提供目标指引。民事诉讼的目的是构建民事诉讼模式首要解决的问题。在和谐主义要求下，实现司法过程和谐和司法结果和谐成为民事诉讼模式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为此，和谐主义必将成为民事诉讼模式构建中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其次，和谐主义司法为民事诉讼模式具体制度的价值参照。在民事诉讼模式的每一项制度的安排和设计中，都必须以和谐司法价值为参照。从制度的目的到制度的效果，从制度的机能到制度运行都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和谐因素”①。第三，和谐主义是检验民事诉讼模式有效性的价值尺度。民事诉讼模式的整体机制功效如何？某一单项制度在民事诉讼中模式制度体系之中关系如何？和谐主义是检验的价值尺度。凡不能实现司法结果和谐的诉讼模式是失败的模式，凡在不能有效推动审判活动公正高效顺利的进行，不能实现司法过程和谐的制度设计都是失败的制度设计。第四，和谐主义是民事诉讼模式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因。社会和谐是动态和谐，和谐司法的内涵也随着社会和谐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和谐司法的价值要求民事诉讼制度也不断的变革发展，以适应新的形势。由此，和谐主义必然成为民事诉讼模式改革发展的推动力量。

3、和谐主义是民事诉讼模式的价值表达，而非模式本身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在和谐司法的总体要求下，提出了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黄松有副院长对“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根本目的、基本特征、运行机制等内涵进行了解读。笔者认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提出，在当今国家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增多，法院工作任务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对于司法有效化解矛盾、推动司法改革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民事诉讼模式是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及原、被告三方权利义务的分配形式和三方关系的构造。黄松有副院长对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运行机制中法官与当事人关系进行了定位：“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是一种互动和协作的关系，诉讼是法官与当事人共同促进的作业。法官和当事人之间以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自主对话与交流，充分协商与沟通”②。但这过于笼统，并未对三方在诉讼中的程序权利义务进行定位，故不能视为是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确立。由此，笔者认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提出，是对民事诉讼模式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表达，而不是诉讼模式本身，不管什么样的诉讼模式，只要符合和谐司法价值的基本要求，体现和谐司法内涵的，都可以认为是和谐主义的诉讼模式，反之则不是。

二、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的制度缺陷

传统的诉讼模式呈现出两大派别：一是以法德为主要代表的职权主义和英美为首的当事人主义。这两大诉讼模式各有千秋，利弊并存，依照和谐主义司法的要求，传统的两大民事诉讼模式因其固有的缺陷，都不能很好地承载和表达和谐主义司法的内涵。故，我国的一些学者借鉴国外诉讼协同主义理论，试图在我国走出民事诉讼模式的第三条路：体现和谐主义司法的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的倡导者认为，协同主义是对我国现行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修正，其核心制度有三：一是法官释明权制度；二是当事人诉讼真实陈述义务制度；三是法官调查取证制度。③这三个制度体现了协同主义的特征：法官的释明权和法官调查取证权表明法官对诉讼的指挥，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能够防止在当事诉讼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判决突袭和判决实体上的不公。当事人真实义务的课以，是当事人之间自主对话交流，协商沟通的前提和保障，有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真实陈述义务的制度，为当事人的沟通、对话、协作提供了可能。

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目的无疑是良好的，其路径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其司法改革而言，协同主义试图克服当事人主义存在的法官过于消极、法庭成为诉讼竟技场、“当事人相互顶牛，没完没了的诉讼”④的缺陷，构建出法官与当事人及当事人之间互动协作、交流对话、共同作业的新的诉讼模式；就和谐主义司法而言，这种模式试图承载起司法过程和谐和司法结果和谐的双重要求，“不仅是为了在法律程序上解决纠纷，而是让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从产生它的环境中彻底消除，并让社会关系恢复到或者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状态”。⑤然而，协同主义诉讼模式是一种理想化的制度设计，从理论到实际操作都存在弊端，协同主义很难成为一种诉讼模式。

1、协同主义在西方法治国家并未成为一种可供操作的诉讼模式

“协同主义”一词最早由德国学者贝特曼（Bettermann）于1972年采用。之后，法国学者瓦舍曼（Wassemann）在其所著的《社会的民事诉讼：在社会法治国家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对协同主义进行了诠释。⑥瓦舍曼的社会民事诉讼理论，一经提出，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汉斯·普维庭（Prufting）教授等对此提出异议和批判。⑦协同主义仅是一种民事诉讼模式的理论流派，在立法司法上并未付诸实践。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的倡导者们为了证明协同主义的存在，将1877年《德国民诉讼法》第130条所赋予的法官释明义务、1933年德国民事诉讼的《修订法》规定的真实义务和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规定⑧拿来证实德国当年的立法的协同主义倾向。这是一种牵强附会的理解，一百多年前根本就没有协同主义理论存在，其立法并不能以百年之后的协同主义诉讼理念为依据，作为职权主义代表的德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官释明义务和法官调查取证权以及当事人的真实义务是典型的职权主义规定。

2、协同主义诉讼模式难以体现协同特征

所谓协同，是在达成共识的前提下，相互支持、协助、协作，达到共同目标的过程。在协同主义诉讼模式设计中没有体现协同的特征。

首先，法官的释明权不能体现协同。诚然，诉讼过程中，一些当事人对诉讼请求不明确，不了解举证责任和相关的法律关系，法官对此进行释明，对于审判的顺利进行和实体判决的公正都有积极意义。但这种释明是法官在一定程度上的对弱者提示性帮助，这种提示帮助往往是对一方当事人有利，是法官对一方当事人的单向指挥，并非是法官与一方当事人之间的协作、配合。在现实司法中，一些当事人对法官的释明并不领情，认为是法官对他的格外要求，拒绝配合。更何况法官对“证据要求、法律关系”等问题的释明，往往是对一方当事人有利，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不利一方当事人往往反感反对法官的释明，认为法官的释明有失中立和公正，成为日后上访缠诉的理由，根本就不存在着与法官的“共同作业”。

其次，法官调查取证权不能体现协同。在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中，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是法官与当事人共同作业，是协同的表现。法官依职权取证，肯定是对一方当事人的支持、帮助，是法官与一方当事人的共同作业。但这种共同作业，是另一方当事人所反对的，尤其是在反对的一方当事人不知晓的情况下，法官与有利一方当事人共同操作取证，法官的公正性受到极度怀疑。这种情况，法官与不利一方当事人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共同作业，无疑于与虎谋皮。

第三，当事人的真实义务不是协同主义独有特征且不具操作性。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真实地陈述义务，不仅是协同主义的诉讼模式的特别要求，而且也是大陆法系中职权主义的要求和英美法系中当事人主义要求。职权主义中都要告知当事人及证人必须真实地陈述案件事实，虚假的陈述要承担法律责任;英美法中证人在作证的宣誓程序，就是真实义务的表现。在实际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真实义务的“真实”要求没有可衡量的标准和尺度。一些案件中争点事实只有要么真，要么假，但双方当事人各持己见，根本就不无法查清案件事实，只能靠证明责任规则下判。这种情况下法官不是神仙，根本就无判断谁陈述的真，谁陈述的假。即使有一方当事人撒谎，法官也无可奈何。所以，在诉讼活动中要求当事人作真实陈述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理性化要求。为此，在这种情况下，协同主义的协同特征更难体现。

3、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不具现实操作性

协同主义要求法官与当事人及当事人之间沟通、协调、共同作业。这在现实司法中是比较困难的，在中国社会厌诉、耻诉的传统文化之中，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一般不愿到法院打官司，矛盾纠纷的出现，往往通过乡间调解、行政调解来解决。到法院打官司是在此前各种协调、沟通手段穷尽，矛盾纠纷仍不能得到解决的无奈之举。相互利益冲突的双方，到法院来诉讼要形成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协作是困难的。尽管这里并不排除原、被告双方在法院的多种调解措施、办法之下达成程序活动的一些共识，在实体上达成和解等情况。但提高到双方形成共识，诉讼行为上相互契合、良性互动的协同行为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如果当事人双方能协同、协作、协同作业，还需到法院来打官司吗？

诉讼是双方矛盾统一体。双方因利益的冲突在诉讼中的对立、对抗是基本的格局；统一是因双方的争斗而统一在诉讼过程中，谁要在诉讼的过程之中违反程序而使诉讼统一体破坏，谁就要承担在实体上的不利后果。如无正当理由，被告不出庭，可能缺席判决；原告无正当理由不出庭，视为撤诉，这是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共同规则。为此，原告、被被告与法官之间的在诉讼中的统一，不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而是法律强制的结果。为此，协同主义追求的当事人双方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自觉自愿的共同作业是不具操作性的。在现实司法之中，在举证时间短缩、认可鉴定机构等一些问题上，在法官的主持之下双方当事人可能达成协议。但这种达成协议的比例并不多，即使达成协议，仅仅是司法程序过程中的次要的认同，并不代表在诉讼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及当事人之间的整体协同。

4、协同主义极易回复到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损害既有的司法改革成果

在中国长期人治的文化传统背景和低素质的法官现状的国情之下，职权主义的危害是巨大的。近年来，司法改革的核心就是由当事人主义替代职权主义。为此，各级法院付出艰辛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目前司法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法官素质整体仍然不高的情况下，实行协同主义，赋予法官过大的职权，法官过分的积极主动，极有可能回复到职权主义的老路上去，将严重损害司法的中立和公正，导致司法腐败，使我们前几年的司法改革成果毁于一旦，会阻滞法治的进程。其结果不但达不到协同主义追求和谐主义的价值目标，而且还会走向反面。

三、结合主义是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理性选择

1、结合主义是实现和谐司法价值的理想模式

公正是人类永恒的价值期盼。公正的待遇使人心安理得，使人获得心理的满足，从而在行为上遵守和维护现有秩序和和谐的社会关系。司法公正是司法和谐的基础，司法公正包括司法程序的公正和司法实体的公正，司法程序的公正保障司法过程的和谐；司法程序的公正和司法实体的公正保障司法结果和谐。

在现代法治之下，任何民事诉讼模式将把司法公正作为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追求。离开了公正的价值追求，任何诉讼模式都不可能实现和谐司法，必然为现代司法所抛弃。作为传统的职权主义，过分强调法官在审判中的职权能动，当事人是司法诉讼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其价值指向在于发现案件实体的真实，以期达到实体公正，但其缺陷是影响法官的中立形象，其实体公正因缺乏把握的标准而受到质疑。故不能完全承载和谐主义司法的内涵要求。在当事人主义中，法官过于消极，审判的后果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其价值取向是程序公正，然而，在当前我国民众法律意识谈薄、法律水平低下，尚不知程序为何物，举证责任是什么的情况下，司法效率低下，实体公正难以保障，同样也难以实现案结事了，实现司法和谐。

由此，以司法公正为共同的价值追求，世界两大模式呈现出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靠拢之发展趋势。在当今中国，立足于国情，吸收人类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构建一种既具有当事人主义的优点，又吸收职权主义的长处，扬长避短，兼收并蓄的体现和谐司法价值的结合主义民事诉讼模式成其为必然。

2、结合主义诉讼模式的制度设计

结合主义是传统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结合。但绝不是二者各取一半的简单组合，它是当事人主义为主，适度吸取职权主义的合理因素的结合。结合主义诉讼模式，是在坚持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主体，对其不适应的部分制度的适度修正，是对司法改革成果的继承，是司法改革的继续，其制度修正设计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法官适度的案件程序管理权制度。法官的案件程序管理权，就是对诉讼活动作组织安排，引导控制和决断的权力。针对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不懂诉讼规则，不知道怎样诉讼的问题，法官需要组织、引导、指挥、控制和决断，但法官这种程序管理权，是对法律程序规定的释明，是对案件过程的安排和控制，是对跟案件诉讼无关的事项的控制和对法庭秩序的维护。案件的程序管理权包括引导诉讼权、庭审的指挥控制权、程序释明权。这种案件程序管理权。必须建立在尊重当事人程序自主权基础上，不得损害当事人在程序上的自治。

（2）确立法官适度释明权制度。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释明是对诉讼活动中相关事实的了解和法律关系的阐述，法官释明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其功能是推动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和防止裁判突袭。其制度设计是补正当事人主义中当事人诉讼不足而造成诉讼程序无法正常进行和导致裁判不公的缺陷。然而，法官过度的释明会造成法官偏向一方，影响法官的中立和公正，导致另一方的反对。故适度的法官释明制度是一种理性选择。适度的法官释明制度，应在以下两方面完善，一方面是法定化释明范围，具体释明的范围应限制在以下几方面的情形：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充分、不恰当的情形；证据不充分，应补充的情形；当事人不懂诉讼程序的展开的情形，当事人对法律观点、法律关系不明确的情形；裁判后当事人对判决裁定不理解及下一步的程序权利的不理解的情形。另一方面，释明的方式应以法律确定：一是解答式释明，即对当事人的提问进行解答，其主要内容是法律程序方面的问题；二是询问式释明，即通过发问，解决当事人的诉请及查明相关事实；三是商谈式释明，即通过协商、谈话交流以解决相关程序和实体上的问题，此形式对法官主持调解，促进双方和解中非常重要。同时，为防止法官过度释明，要明确过度释明的法律责任，一是赋予当事人对法官过度释明的抗议权，二是当事人对过度释明可以作上诉的法定理由和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法定依据。

（3）确立受限制的法官取证权制度。为查清案件事实，在当事人无能力调取相关证据的时候，赋予法官一定的取证权是完全必要的。但法官的取证权不是任意，必须受到限制，防止法官变成一方当事人的人。我国现行的证据规定对此取得范围作了限制性规定，但还需进一步完善。一是在法官调查取证的种类上、方式上进行细化；二是明确法官调取证据过程中当事人的知情权；三是赋予当事人对法官滥用职权调取证据的抗辩权。

（4）重构法官调解和当事人和调制度。法官调解因双方当事人的认可，达成和解，对于减少抗性，减少上诉和强制执行，节约司法成本和案结事了，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在结合主义诉讼模式中，法官调解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但过分的追求调解，极有可能产生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强制调解和久调不决。而且现行的对案件“全程调解、全方位调解”方式，破坏诉讼结构和司法权威，有可能将神圣的司法审判变成了世俗的说情撮合。为此，在结合主义中有必要重构法官调解制和当事人和解制度。一是构建防止强制调解的制度，赋予当事人对强制调解的拒绝权，确定强制调解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变革法官对同一案件又审又调制度，使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分离，防止法官因一方当事人拒绝导致在调解不成而作出不利于拒绝调解当事人的不公判决；二是在程序设置上，专门设立审前调解程序，并在案件进行繁简分流，简易案件进入调解程序，由专门的调解法官调解，调解一旦失效，立即转入审判程序，由另外的审判法官审判，审判程序一般不再进行调解，克服在审判各个环节都可能进行调解，阻滞审判程序的进程，破坏审判程序的严肃性的缺陷。

3、结合主义能有效克服协同主义的制度缺陷

可能有人会问，协同主义也是吸取职权主义的因素，也是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结合，与笔者所提出的结合主义仅是名称的不同，在实质上并无区别。笔者认为，结合主义从诉讼理念到制度设计与协同主义都存在着较大区别，结合主义克服了协同主义的制度缺陷。

首先，结合主义抛弃了协同主义追求法官与当事人及当事人之间协作、沟通，共同作业的诉讼理念。结合主义诉讼模式在当事人主义的基础上吸收职权主义的因素，不以法官与当事人及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协作为目标追求，法官的依职权行为是依法的程序行为，不以当事人的共识为条件。在结合主义中，当事人所达成的有限的程序契约，尽管为法官所鼓励和支持，但不以此为唯一手段和方式。一旦当事人之间在程序中达不成共识，法官将依法行为之。

其次，结合主义克服了协同主义过分职权主义的倾向。结合主义吸收职权主义因素是有限的和附条件的。法官的案件程序管理权是以不损害当事人程序自主权为条件；法官释明是适度的消极释明；法官的调查取证是附条件的和受限制的，而不是无限度的自由行为；调解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调解程序的设计重在防止法官的强制调解和随意调解。

协同主义范文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教育；协同融合；医学院校；价值诉求；逻辑必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63号）提出深化院校医学教育改革，把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德培养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推动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结合[1]。因此，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医学人才，需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教育的协同融合。

1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教育协同融合的价值诉求

1.1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保障医学专业教育的“向”

社会主义医学院校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合格的医学人才。要切实提升医学专业教育的效果，培养合格医学人才，必须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铸魂育人”功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更好地为国家做出贡献和为人民服务。

1.2医学专业教育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

医学专业教育的实践性很强，对学生的动手能力要求很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思想政治教育重理论轻实践、重灌输轻对话、重知识传授轻经验传递等弊端[2]，其内容贴近学生生活和实际，教育方式多样化，教育效果优于专门做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二者之间的协同融合，有助于淡化以往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教”色彩，提高教育效果。

1.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医学专业教育的融合有助于提高医学生发展的“质”

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注重人文关怀，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专业教育共同的价值追求。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和社会实践中强调人文关怀、精神熏陶、道德培养、行为养成等教育活动，促进医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2]；医学专业教育通过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专业素养的提升、敬业精神的培育，实现推动医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加强二者之间的协同融合，使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专业教育实现“互利”和“双赢”，从而最终提高医学生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

2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教育协同融合的逻辑必然

2.1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医学专业教育在教育目标上根本一致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3]、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按照“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的七要求[4]，医学教育目标可以表述为培养具有深厚人文思想和高尚道德情操等的医学专门人才。二者的教育目标都是围绕育人，开展二者的协同融合教育，有助于医学生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2.2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医学专业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可以相融统一

二者可以相互贯通、彼此交叉、互为渗透、互相借鉴，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可以引进医学专业教育知识和经典案例，在专业教育中可以根据学科特点和专业内容，融入“社会责任”“法律意识”“爱国情怀”等思政元素[5]。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有待实现最佳的育人效果。

2.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医学专业教育在教育模式上相互依托

二者都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在教育模式上相互渗透。二者都需要课堂这一最正规的主渠道，逐渐对学生心理带来由浅入深的影响和完善[6]。二者也都需要实践教学的洗礼，通过多种方式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2.4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医学专业教育在教育者角色要求上具有同一性

无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是医学专业课教师，都必须先做好“以德育人”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奉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在师德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医学专业课教师在传授专业知识技能之外更要培养医学生高尚的医德和艺术的服务意识，更是首先要具备高尚的医德。

3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教育的协同融合原则

3.1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医学专业教育协同融合的科学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将医学专业教育的部分内容尤其是医学大家的经典案例，相应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点内容之中。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进行引导与教育的核心课程。教师可在相关章节中引入医学发展史和医学案例等相关内容，以此帮助学生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去认识世界，爱上专业。

3.2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医学专业教育协同融合的灵活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医学专业教育协同融合，互为促进、和谐统一。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把握课程内容时，既要尊重课程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又不能受制于课程理论体系的内容，需及时顺应时展的变化，将部分医学专业教育的最新理论成果展示于课程教学之中；医学专业课教师一方面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另一方面注重专业课程的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巧妙、自然地在专业课堂上呈现“爱国主义精神”“科学精神”等思政元素。

3.3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医学专业教育协同融合的主动性

高校可更新观念，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创新研究。在日常工作中，高校要鼓励教师积极开展相关学术研讨和教学思考；充分调动教师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医学专业教育协同融合的积极性；充分激发教师对社会实践尤其是医疗卫生改革的重视；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结构、特点和内容的深入研究，同时，进一步研究新情况，总结、积累和推广二者协同融合的教学经验。

4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教育协同融合的路径分析

4.1协同创新指导思想和工作理念

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教育的协同融合实质是一种教育观。首先，在二者教学内容、方法体系、教学目标高度关联和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加强二者之间的充分衔接。其次，在提升医学生职业素养的大视野下，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择出适合专业教育的范畴，探索协同融合的主体和客体构成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把这些置于社会性、历史性的医学教育发展中加以分析和思考。

4.2协同融合体制机制与队伍建设

以协同融合的创新理念为指导，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医学专业课教师的沟通互助制度，构建联动协同育人机制，优化教师人才培养方案。在队伍建设中强调以人为本理念，打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学管教辅人员通畅的沟通机制，形成协同育人效应。

4.3协同融合教育教学方法与载体

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7]这个根本问题，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理念落实在教育教学方法和载体上，做到人人育人、时时育人、处处育人[8]，提高育人实效。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教师都要把教育教学方法和内容研究提到学科建设的高度，着力创新和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由2020年春节谈起，融合课堂讲授、现场讨论、网上交流、课堂反馈和实践教学等多种方式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致敬李洪亮医生和钟南山院士等上医医国之举等专业教育重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强调价值观的同频共振[9]，在当前防控常态背景下注重启迪医学生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为以后的实践操作和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情感基础。正如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所讲，“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教育需在协同融合中不断探索，共同发展，合力培养具备知识技能和道德素养的合格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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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文强.新时代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协同机制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12）：75-80.

协同主义范文篇9

关键词：“大思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

近年来，“大思政”作为一种教育观念和研究趋势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方兴未艾，而且拥有越来越高的呼声。把“大思政”贯穿于育人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形成育人的长效机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方向。“协同创新”通过汇聚各要素契合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以及内在诉求，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发展与不断创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试图从“大思政”与“协同创新”理论出发，将教育诸要素进行整合与系统优化，构建全过程、多维度、全覆盖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体系，以期在组织管理方式、体制机制创新、实践范式构建等方面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合力。

一、“大思政”教育观的内涵意蕴与特征

“大思政”教育观是一种从全局上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为哲学基础，以“以人为本”为工作理念，以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为方法论，以期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内容和环节的有机统一和整合，从而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亲和力与感染力。具体来说，“大思政”教育观的内涵意蕴与特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1.主体多元，形成整体效应。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畴中，所谓整体、全面是与局部、片面相对应而存在的，包含了世界的普遍联系性、世界的变化发展性以及人的整体性三个既相互联系又逐步递进的内容。[1]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方面不是孤立、互相排斥的，应注重人员参与的广泛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性以及发展变化性，要求各方力量都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要发挥全体师生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形成“共生性”和“共在性”的关系。诸方力量要相互融合，统一于多维整体之中，建立各方之间的充分沟通与合作，达成有效的协调与整合，确保彼此的目标能够连续一致，起到相互强化、合作无间的作用。2.体系开放，注重动态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世界以及中国的发展大势紧密相关，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相连。因此，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断树立适应思想政治教育新情况与新变化的“大视野”。一方面，要具有开放的思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贴合时代的变化，立足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渗透性，不断引入开放、丰富、具有时代特色的教育内容，使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手段、方法，运用互联网、多媒体等多种载体，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灵活性与生动性；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的延伸，形成学校、企业、家庭、社会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要具有动态思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创造的精神、发展的意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连续性和过程性，重视环境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适时调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式与方法。3.内容丰富，突出引领创新。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研究的最新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最新经验，还要直面大学生思想上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回答理论与现实问题。在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教育、心理教育、职业素养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等众多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一方面要更加突出思想引领，着力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另一方面要更加突出改革创新，在理念、技术、教育方法与途径等方面加强创新，促进显性与隐性结合、纵向与横向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线上与线下结合，不断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与亲和力。4.方法实践，强调知行合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以实践为动力，必须坚持以实践为基础。具体而言，要倡导大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生产劳动、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实践活动，建立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创新创业相结合、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与勤工助学相结合、与择业就业相结合的管理体制，[2]开阔大学生的理论视野，改变他们的思考方式，使他们既在“学中做”，又在“做中学”，在实践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悟，为他们深入了解世情、国情、党情提供更多的机会，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二、协同创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体现

协同创新即通过资源、知识、行动和绩效等方面的整合，促进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资源优化、知识共享、行动同步以及系统匹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就是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协同，形成优势互补、相互协作、协调配合的整体系统，[3]实现育人力量和资源的深层次融合和无缝对接，形成同向同行的整体态势和教育合力。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协同创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协同创新契合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高校担负着不断为国家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的重任，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其总体性目标是培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即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的全面发展的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参与主体虽有各自的侧重和目标，而且其目标指向呈现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包含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等方面，但是在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总体目标上具有共同性。目标的共同性和一致性，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各主体之间进行协同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可以尽量减少成员之间的冲突，进而改善整个组织的总体协同，有利于各子系统间的优化组合和协同整合，形成实现目标的总体合力。2.协同创新适应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需求。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多元参与主体需要协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以及大学生群体等多元参与主体共同参与，呈现明显的多参与主体性。虽然各主要参与主体的角色和职能各不相同，但彼此之间互相依赖、互为依托，需要共同努力、互相协作。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多个环节需要协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目标、内容、方法、机制、评价等多个环节，需要建立协同机制，为各环节的互动合作提供保障，实现整体功能的最大化。再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多发展领域需要协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包含内容创新、方法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等多个方面，既要推进这些领域内部的协同，又要在各领域之间进行协同创新。可见，协同创新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性、关联性、秩序性和开放性的重要支持，无论是在协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部诸多相互关系，还是在统筹外部组织的互动调适、纵向的分层体系以及横向的良性互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3.协同创新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视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要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必须通过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协作，加强内部协同、外部协同、横向协同和纵向协同，在将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有机构成不可分割系统整体的基础上，保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一致，促进系统内外各关系之间的协作一致，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合力，如此才能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紧跟社会发展的大潮，不断与时俱进。

三、“大思政”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路径探析

1.树立整体意识，形成齐抓共育的“全员化”管理机制。学校每一个部门都有育人的职责，每门课程都有育人的功能，每个人都是育人的主体。在顶层设计层面，高校要上下“一盘棋”，建立“一体化”管理系统，形成由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各职能部门协调落实，基层院系积极作为，师生员工全体参与，管理部门、教学部门、后勤服务部门协同合作的体制机制，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全面育人的局面，发挥各教育主体的优势，协同发展并共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学校除了要发挥各部门的育人功能以外，还要完善各类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如教学和教育管理制度、表彰激励制度、质量监控制度，以制度进行引领和规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2.构建课堂体系，建立多方融入的“全过程”参与机制。构建“大课堂”就是要延伸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构建以课堂教学为核心、以实践课堂为补充、以网络课堂为拓展的“三位一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课堂”体系，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从“思政课程”角度来讲，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政学科”，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教育教学改革、精品课程建设，大力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渗透力和感染力。从“课程思政”角度来讲，各个学科、专业的教学中都要渗透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素，要充分挖掘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中的宝贵育人资源。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来讲，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贯穿课堂教学，还要通过开展主题教育、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校园文化等活动，发挥所有活动的育人功能。在信息化时代，作为全面覆盖、高效灵活与开放性强的传播媒介，网络已经成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载体，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鲜明的“交互性”特征，是一种“扁平式”共享以及主体对话的教育过程。因此，要协同好“线上”和“线下”的关系，充分发挥大数据、新媒体等优势，使其相互支撑、相互融合，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系列“互联网+”项目，结合“智慧校园”建设，拓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让思想政治教育活起来。从而增强教育者的主导性、主体性和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参与性，实现信息的双向互动，促进教育效果的良性循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实效性。3.加强资源整合，实现全面结合的“全方位”协同机制。“全方位”协同机制是指在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大环境中，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措施对大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做到同向同行、共同发力。从政府层面看，不仅要确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通过制定具有引领性、前瞻性的文件和制度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任务以及内容，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障、法律保障、资金保障，还要积极发挥监管职能，加强考核、监督，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系统化和规范化。从社会层面看，要善于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大环境中培养学生、锻炼学生，使大学生将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从家庭层面看，大学生政治意识的树立、道德观念的培养、文明礼貌的养成、美好品格的塑造等都离不开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坚强后盾。从学校层面看，学校要建立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参与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切实解决大学生所想、所需、所学、所盼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协调各方资源，实现学校与政府、社会、家庭教育的有效统一。4.加强师资力量，构建多维参与的“全领域”工作机制。队伍建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顺利开展并创新发展的保证。要按照“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目标，打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师资队伍的大格局。在“大思政”视野下，“教书”和“育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一个教师都负有“育人”的神圣使命，这是教师的职责所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之“大”就在于此。在“教书育人”的语境下，“育人”实质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此，不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是专业课教师，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诚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担负着更大的责任，但不等于担负着全部责任。专业课教师也应把专业技能的传授与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念、培养学生高尚的人格以及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结合起来，发挥自身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各参与主体不仅要高质量地履行职责，还要具有战略眼光和协同能力，培养自己跨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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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主义范文篇10

关键词：组织机构；战略任务；行动路径；协同发展；高等农业院校

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省域“三农”工作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做出了新部署。如何发挥高等农业院校参与和支持省域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能动性和主导性成为制约省域经济建设发展的主要和关键。而作为高等农业院校发展的生力军——高校教师在高等农业院校服务省域经济建设中起到至关重要和决定性的作用，其协同发展创新能力是衡量高校服务省域经济的重要指标。目前，高等农业院校教师协同发展基础薄弱，是高等农业院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重要功能实现和发展的关键。因此，应努力构建协同创新的育人机制、科研机制同和社会服务机制，促使高等农业院校教师形成协同创新的组织机构基础、价值理念基础及行动路径基础，以服务省域经济建设。

1省域高等农业院校教师协同发展的组织机构基础

1.1农业高校与涉农院校是教师协同发展的主体。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活动的主体，是开展各项人才培养活动、科学研究活动、社会服务活动的独立法人单位，具有依法开展相关活动的自主权。从这个层面上讲，高校具有并且能够为教师协同发展提供最为强大的组织保障能力。高校教师能否走出去，通过参与其他高校间的交流与合作活动，促进专业能力的提升，拓宽学术和育人视野，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这是高等学校作为组织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黑龙江省有本科农业高校3所，高职院校10余所，设有涉农专业院校数所，这是教师协同发展的组织基础。加强这数所院校间的职能协同是促进合作与交流的重要途径。以往，学者和高校更多关注区域之间高等教育的协作与协同发展，如若干年前建立的东北农林高等教育协作组；还有关注校企合作、产学研合作等关注社会服务方面的组织合作形式。这些合作形式在推动高等教育之间和高等教育与社会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仅仅在社会服务方面开展合作注定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伴随着“互联网+教育”的兴起，现代教育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改变了教与学的模式和组织形式，特别是对课程与教学的影响更为显著。传统的封闭式教学系统向现代开放的教学系统转变，大学生坐在教室里或者在任何地方，只要将电子终端设备与互联网接通，便可以获得众多网络课程资源，接受来自不同院校和教师提供的庞大课程教学。这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模式等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开展高校间课程资源的共享，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教师互授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需求。1.2各学科专业是教师协同发展的具体组织。在国家开展“双一流”高校和学科建设的大背景下，教育部又提出建设“双万”专业计划，可以客观地讲，国家对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在不断加码，在提出面向世界创建一流大学和学科的基础上，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又抛出大手笔动作。可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优秀人才和先进科研成果的渴求是多么强烈。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指向的是高端创新型人才培养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基础性科研成果，能够支持大国科技发展的原创型新成果。学科主要是面向研究生教育要改革、要创新、要成果、要人才，而专业则指向本科人才培养，是向学科输送优秀后备人才的基础和摇篮。尽管国家提出高等教育分类改革和建设应用型大学的管理指向，但为创新性行业产业和学科领域提供具有发展潜力和未来创造力的人才，仍然是本科教育需要做好充分准备的重要使命之一。从黑龙江省农业高校的现实情况出发，所拥有的国家和省级重点学科、国家特色和省级重点专业是农业高校教师间开展协同创新的重点领域，这些学科、专业拥有良好的历史发展基础与办学优势和特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支撑、成果支撑和社会服务支撑作用明显，更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和强强联合。例如，东北农业大学的畜牧学是国家“双一流”学科，东北林业大学的林学和林业工程是国家重点学科，黑龙江大学寒地生物学与生态学学科群被列为2018年黑龙江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学科等不一而足。这些优势学科间应加强协同创新，学科、专业的高校间教师的合作与交流是促进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创新的具体组织保障。1.3各级各类实验室、工程中心以及各学科专门协会、学会是教师协同发展的支持补充组织。高等学校的办学职能之一是科学研究活动，而科研成果支撑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行业产业发展，也是综合国力水平的标志。因此，我省各农业高校由国家和教育部以及其他部委建立的各级各类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具备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和科研设施设备条件。比如东北农业大学的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等众多黑龙江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都是开展深度科研合作的组织基础。依托各学科及其二级学科等建立和发展的民间学术组织也是重要的协同发展组织平台。如东北农业大学担任理事单位的中国农业工程学会、黑龙江省畜牧兽医学会、黑龙江省水利学会、黑龙江省农业电气化学会等，对于引领和沟通我省农业高校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和号召力，应当充分加以挖掘和利用。

2支持省域经济社会发展是教师协同发展的战略任务基础

2.1服务省域经济转型发展是教师协同发展的中心工作。《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十三五时期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目标有：经济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保持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1]。面对这些省域经济转型发展目标任务，农业高校教师应立足黑龙江实际，结合岗位工作，想问题，做研究，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体现在为黑龙江振兴发展谋事创业上来，聚焦主业，不断增强协同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2.2积极推动省域政治民主建设是教师协同发展的重要任务。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并实质性把握其内涵和实质，是我省农业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指导思想。农业高校本身肩负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应担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和教学组织建设，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不仅高校教师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真学、真信，真心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向大学生原汁原味而又富有实践魅力地讲解和传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更要促进他们主动、生动活泼地运用和指导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和实践魅力。在促进省域政治民主建设进程中，高校间教师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讲好马克思主义课程，讲好中国故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牢思想根基。2.3促进省域社会和谐稳定是教师协同发展的分内之事。从区域范畴讲，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是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维度。为此，黑龙江省提出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体制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我省农业高校教师应当协同关注区域内城乡和工农融合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多解民生之忧，多谋民生之利贡献智慧。2.4省域文化传承创新是农业高校教师协同发展的使命。十三五期间，黑龙江省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加快文化设施建设，推进博物馆、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免费开放，引导文化资源向农村倾斜。实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怎样认识、怎样理解，才能做到怎样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有机统一整体，高等学校教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跟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将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3]。2.5创建省域生态文明环境是教师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创新实施“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坚持通过生产关系变革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改革总目标，全面完成“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任务。创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发展农民合作组织、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注重合作社由生产主体向全方位经营主体转变，引导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合作机制，探索抵御市场风险的经营模式[4]。黑龙江省农业高校教师必须立足于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与目标，主动参与，协同共进，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3聚力办学职能实现是教师协同发展的行动路径基础

3.1人才培养是教师协同发展的核心路径。在人才培养维度上，分别从生师比、全日制在校生数、新生录取分数线、部级精品课程和部级教学名师等指标进行了比较。关注院校办学规模、生源情况、课程资源的层次和高水平师资情况。研究发现，东北农业大学生师比为34∶1，与国内10所农业高校平均水平接近，列第四位。表明该校办学规模还有提升和挖掘的空间，未来可以考虑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层次结构，提高研究生层次招生规模和占比，以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和提升办学效益，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国家精品课程资源和国家教学名师方面，该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应更进一步增强本科教学的中心地位，推动和促进教师专业能力成长，加强优秀教学资源产出，为人才培养工作提供支撑。3.2科学研究是教师协同发展的可持续路径。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是学校办学层次与定位的主要标志，是区分研究型与教学型大学的分水岭。该课题从国家重点学科、科学研究成果（SCI论文检索数量、CNKI论文检索数量、专利授权数量）、社会科学研究指数、国家科技奖项和全国百篇优博论文数量等指标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东北农业大学在国家重点学科数量方面处于全国中游水平，位列10所院校第五名，而SCI\CNKI论文检索数量依然处于中游水平，表明科学研究产出与师资队伍情况相匹配。但国家科技三大奖项和全国优博论文数量较少，表明高水平科研成果需要加强。3.3社会服务是教师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农业高校开展社会服务就是要将“人才通往农村”，将科技成果写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将社会服务送进千家万户。曾经由东北农业大学首倡并向省委建议实施的“村村大学生”计划培养了一大批农村管理干部、农业技术能手和农民致富带头人，实践表明他们在本乡本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作用。“农业专家在线”已经通过互联网服务黑龙江省广大农户“种养加管”等咨询和技术解答数万亿条次，有力地推动了“科技兴农”，“科教兴农”进程，为农业插上了科技腾飞的翅膀，受到用户和上级有关部门好评。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兽药大市场、万家宝乳业、东农三花猪产业集群等为代表的技术成果转让和市场化已经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和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为推动龙江产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坚实又有力支撑。3.4文化传承和管理创新是教师协同发展的精神路径。高等学校既是文化传承机构，也是文化创新机构，在推动大学管理创新的同时，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发展提供智慧成果和社会革新技术[4]。东北农业大学秉承“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北大荒精神，以“博学、笃行、明德、亲民”为校训，坚持“勤奋求实奉献创新”的办学追求，形成了“立足龙江，服务三农，具有我国北方现代寒地农业的多科性、研究教学型农业大学”的办学特色[5]。未来，学校以一流学科建设为契机，朝着“农业院校前五、综合院校前100名”的办学目标奋进，力争把学校办成国际知名，国内同类院校一流的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新浪网.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EB/OL].[2020-3-27].

[2]人民网.权威:报告全文[EB/OL].[2020-3-27].

[3]黄恩东,王丽秋,张贵学.农业高校核心办学指标比较研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版),2016(4):89.

[4]黄恩东,王丽秋.大学教师发展问题研究[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