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趋同发展困境与出路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尔指出，世界高等教育由趋同而趋异，进而走向部分的重新趋同。充满变化性和反复性的趋同和趋异对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指向，起始阶段的趋同肇始于中世纪大学高等教育的办学规律、办学理念等国际交流合作的共识;然后在各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肩负着各自的使命，更多地服务不同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目的;而当今时代，高等教育又呈国际化趋势，不同领域内的部分趋同演化为学校定位、人才培养、专业设置、课程设定的衍生。趋同与趋异热仍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旋律，却有着不同的解释意义和存在价值。

一、升格与降格:趋同的两种类型及问题

(一)高等教育趋同发展的两种类型。与克尔论断不同的是，如今的高等教育趋同已由发展型的国际趋同转变成模仿型的组织和制度的结构趋同。主要体现在，一是对规模层次、专业设置、学科配置、学校等级目标的“升格趋同”，二是对办学方式、投资渠道、资源经营的“降格趋同”。

1．升格趋同。具体表现为第二流、第三流的院校与新成立的高等院校看齐985、211双一流大学的办学形式、课程标准、学术规范，造成高校办学不能安于自身定位，缺乏独特品格，过度聚焦，发展趋于单一，资源配置重复浪费。潘懋元教授由此概括出“地位较低”院校的趋同模式，地位较低的院校以地位较高院校的组织结构和发展路径作为自身发展的蓝本，高等教育系统的差异化和独特性趋于缩小。譬如，高职高专热衷应用型本科的转型，升本院校热衷于多科性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热衷于硕士、博士授予单位等研究性大学;除少数公办的高职和民办高职外，全国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以国一流，国外有影响的多科性、综合性、研究型的巨型大学为战略发展目标。

2．降格趋同。具体表现为重点大学除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学位培养和教育教学外，同时承担低端的大众化教育种类，如成人教育、高职教育、网络教育。不同等级的学校竞相把发展低端的大众化教育作为自身办学的投资经营渠道，以此扩大办学基础。虽然重点大学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及服务，可以满足大众对优质教育的市场需求，却在一定程度上带给一般大学巨大的生存压力和额外的不均等竞争。国外通过社区学院、技术学院、短期大学、在线开放大学等来专门承担大众型人才的培养;精英大学不承担大众化教育任务，或者特设附属机构承担。

(二)高等教育趋同发展存在的问题。各级各类学校无论升格还是降格，都趋于形成统一的模式、结构、发展的办学标准或者雷同相似的经营办学，难以符合多样化高等教育的时代要求，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学校定位不明、人才质量下降、教育资源浪费以及政府难以管理等。

1．办学缺乏定位和特色。任何一所学校会受历史、现状、环境和社会发展需求等诸多因素制约，按照多样性、特色性、协调性原则，找准自己的位置，包括办学目标、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办学规模、服务方向、社会形象、办学特色等。和谐的高等教育系统应该是多层次、多样化、有特色、有活力、高质量的“生态系统”。不同的学校特色以及准确定位应该是高等教育发展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要素。

2．人才培养质量迅速下降。高校对自身的软硬件条件估计均不足，都将研究型大学作为自身的办学目标，都按照学术性标准来培养人才，造成高等教育重心上移过快，培养出来的人才既缺乏研究素质，又缺乏职业技能，导致最终在市场中遭遇结构性失业。

3．高等教育资源严重浪费。单科性院校向多科性院校延伸，多科性院校向综合性大学发展。高校注重学校的规模，扩大学科的覆盖面，容易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以致办学效益的低下。

4．政府难以分类指导。由于高等学校之间缺乏一种明显的区分，政府在对高等教育进行管理时，无法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指导。

二、政府与社会:趋同发展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趋同化带来的高校模糊定位、办学特色不明，这与政府政策制度的缺失及调节不当存在一定的联系。

(一)政府政策的倾斜。20世纪末，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进一步向前发展，努力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高校，我国政府先后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对进入这些工程的院校进行重点支持，这些政策措施推动这批高校 提高自身的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同时在对“211工程”、“985工程”院校进行支持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出台支持其它院校的政策。“211工程”、“985工程”的院校在很大程度上又都是以“研究型”、“教学研究型”为标准的，这在无形之中就对那些没能进入政策扶持范围的“弱势高校”造成压力，激起这些高校追求“更好”的心理。教育经费与优待政策的倾斜促使“弱势高校”与重点高校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为争取到政策的优待和支持，“弱势高校”在学科建设上盲目跟进，在定位上与进入政策优待和支持范围内的院校看齐，从而导致以“综合性”、“研究型”、“一流”方向作为建设目标。

(二)社会评估制度单一。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是国家与社会对高等院校实行质量监控的重要形式。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对高校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导致我国高校趋同的重要原因，高等教育评估既包括有政府组织的官方评估，又包括有民间组织的一些评估。政府组织的官方评估，基本以学术和科研为评估标准，诸如高校的重点学科、博硕士点、科研项目等硬性条件，并把这些作为财政投入的衡量依据。高校按照政府组织的官方评估标准对自己的学校进行定位，导致高校盲目趋同;民间组织的评估，侧重以办学声望、学科排名、就业率等综合指标来评价，然后这些指标事实上与官方评估是异曲同工的。如果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不论官方评估还是民间评估，总是以单一的科研指标作为衡量的因素，那么必将导致高校在教学、学科、师资、管理、校园文化等方面实现单一的学术化。这与大学的科研、教学以及社会服务的大学理念及功能是相违背的。

三、自主与多样:趋同发展的现实出路

高等教育的趋同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高等教育的相关法规、政策及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因此需要通过充分赋予高校独立自主权利、增强多渠道资源合理配置、完善和落实政府质量评估制度来引导他们合理定位。

(一)自主的高等学校办学权。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是引导高等学校进行合理定位的前提条件。我国在法律上虽然也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在进行法律规定的时候并没有很充分地考虑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的差异，而是用一个比较笼统的规定，因此不利于当前我国高校办学特色的形成与分层定位的合理进行。当前要引导高校进行合理定位，就必须落实与完善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针对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以及其中差异特色，配备不同的办学自主权，保护其办学自主空间。对于科学研究型大学来说，需要鼓励高校腾出更多的空间专注在科学研究层面;对于应用教学型大学来说，引导高校适应市场需求对人才培养的结构性变化，努力对接行业、贴近企业，依据地域特征培养特色人才，避免他们盲目追从科研型高校，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现象，即培养出的人才既达不到研究型人才的标准，又缺失动手能力差和行业经验。

(二)多重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政策的发挥具有导向作用。目前我国公办高校基本以政府财政性拨款为主要收入来源，只有少量民办院校以纯粹的社会力量进行办学，然而举步维艰，如履薄冰。其本质根源是宏观资源配置的力度、广度和开放度不够。

1．政府拨款:有区别的财政资助。我国教育财政拨款方式较为单一，没有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高校经费区别对待，基本以优良中差的划分等级来对高校进行资源配置，这严重造成部分高校经费不足。“贫困型”高校瞄准经费充足型高校时发现，国家还是青睐科研型高校。长此以往，高校趋同逐渐成风。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所能做的就是需要分层次分类别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进行完善。

2．社会筹资:拓宽资本投入渠道。国家努力修订政策，拓宽高等教育资本投入渠道，积极倡导多元资本投入办学，尤其是社会民间资本的注入，比如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的试行和推广。在国外，社会筹资办学历史悠久，且办学质量明显优于公学。其实，多样性社会资本的融合和注入可以催发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从而引导高等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差异化定位。降低高校发展的趋同率。

(三)多元的高等教育评估标准。避免使用以科研成绩为主的评估标准已经渐渐形成共识，然而如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高等教育评估标准，既能够全面系统综合衡量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高校，又能引导各级各类高校发展具有长远性、指向性、可持续性，还能反映评估者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期望。这确实较为困难。有必要通过借鉴国外大学的成功评估标准，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在对高等学校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多类型、分层次”的评估标准。

作者:郑菲菲 单位: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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