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法律概论范文10篇

高等教育法律概论范文篇1

（一）高教法规不完善

一是高教法规数量偏少，内容相对滞后。我国1980年诞生第一部教育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到目前，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订颁布的教育法律只有8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教法》)等颁布已超十年，有些内容显得陈旧、滞后，跟不上高教发展的形势。二是有些法规比较原则和抽象。《教育法》、《高教法》等法律规定了大学生应该享有的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权利因缺乏相应的配套法规和规定而难以落到实处，使得大学生的权利停留在应然状态，难以收到实效。三是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主观性词语过多。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授权高校有开除学生学籍的权利，共涉及七种情形，类似“性质恶劣”、“行为严重”、“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等多个主观性词语，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容易导致高校行使处分权的任意性，引发大学生侵权案。

(二)高校校规不规范

一是校规中权利性规范与义务性规范明显失衡。目前校规中过分强调管理，绝大多数为义务性条款，注重学生在校期间依法履行的各项义务，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下，学生有时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往往出现重学校权力而轻学生权利的现象。二是部分高校出台的校规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比，不同程度存在“上位法”的“超位”或冲突。三是部分高校的规章制度有明显不合时宜的内容。如罚款，将毕业生奖学金改为就业补助金，毕业生欠费不发毕业证导致出现诉讼案等。

(三)救济途径不畅通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赋予了大学生广泛的权利，救济途径是有的，但经常不畅，当高校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时，学生往往无法获得全面、及时、便捷、可预期的救济。当前，申诉是解决大学生与高校之间法律纠纷的一种重要的权利救济方式。可是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学生申诉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学生申诉受理机构的范围、学生申诉机构及人员的设置、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处理权限问题等，导致这项法定的非诉讼救济形式，在现实生活中陷入随意和经常无效的状态，故大学生求助于司法救济。大学生状告高校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学生有时是不得已才与母校对簿公堂。

(四)高校管理缺乏正当程序

从大学生状告高校侵权案来看，缺乏正当程序，存在程序瑕疵，是高校在行使管理自主权时较为突出的问题。例如，“大学生状告母校重获受教育权”案中，学校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校对两名学生作出的开除学籍处分书并未送达两原告，属于程序违法。典型案例“田永案”中，学校败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原告作出的退学处理决定并未得到实际执行。总的来讲，这些事实的发生，反映了学校内部管理秩序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状态，且类似的事例在高校中也不是个别现象。原因主要是教育中权威主义在高校仍然存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还是被高校管理者和部分教师认同，师道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学生权利有时被漠视，甚至被抹杀。

(五)学生维权意识不强

近年频频出现大学生状告母校侵权的案例，从某个角度来看，反映了大学生民主法制意识正在日益提高，对自身维权意识正在不断增强，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和大学生权利受到侵害和漠视的实际状况相比仍然有差距。当大学生的一些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能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权利的学生，毕竟是少数，还有更多的大学生并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合法的权利。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他们已经习惯了循规蹈矩，在学习、生活等遇到矛盾、发生冲突时，一般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解决，有些大学生对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是否享有救济的权利及如何进行救济等问题仍然感到困惑或者说一无所知。

二、大学生权利维护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教育法规，为学生维权提供法律保障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大学生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大众教育层次日益复杂化，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加快教育法规建设的步伐。全国人大应缩短审查现有教育法律的年限，对那些不合时宜的基于精英化教育的背景下制订的教育法律，如《教育法》、《高教法》、《教师法》等，要在结合法学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尽早修正。另外，加快对《考试法》、《学校法》、《学位法》和《终身教育法》等法律的起草进程，建议出台《学生法》、《校园法》等一些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及高校对大学生管理的要求，明确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为学生权利的维护和保障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随着旧法的修正及新法的出台和高等大众化教育的深入，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法律的配套性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还存在较多的暂行条例、暂行规定、暂行办法，国务院及教育行政等部门应要及时审查现有教育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年限，及时修正那些与法律不配套的或废止一些主要内容被新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所代替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如《关于加强教育学院建设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等，尽早将带有“暂行”、“试行”的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转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多出台一些操作性强、程序正当的，在学校管理和司法实践上能用的上的法规和部门规章，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申诉办法》等，这样既能达到依法治教的目的，也能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二)建立健全救济制度，为学生维权提供可诉渠道

目前，在我国教育领域中涉及到大学生救济的制度有教育申诉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及行政、民事、刑事三大诉讼制度。对于学生来讲，教育申诉是解决自身权利被侵犯的主要救济途径，在申诉无效的基础上，学生才迫不得已走行政复议甚至诉讼的道路。在这些救济制度中，主要是教育申诉制度还不完善，笔者建议两点：第一，应积极拓宽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学申委”)受理的范围，不能仅限于《规定》第六十条规定的“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应拓宽到受理学生对其在校内学习、财产、人身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提出的各种申诉；第二，合理设置“学申委”机构设置及人员组成。高校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成立的“学申委”的组成人员不仅仅来自教育行政职能部门，应该多吸收一些社会知名的教育家、法学家、律师、学者和青联、学联代表参加，且占的比例应不少于二分之一。鉴于我国目前教育申诉、复议制度本身的缺陷与不足，法院对高校教育纠纷的司法审查的局限性，我国现有的仲裁机构无法受理教育纠纷的相关案件等，可以借鉴国外有益经验，设立独立的教育仲裁庭，仲裁庭主要由专家、学者及律师、学联、青联的人员组成，独立开展工作，不从属于任何机构领导、不受同级或教育行政的干涉，教育仲裁庭的裁决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另外，目前发生的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生与校的各类纠纷，虽然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四种调解形式是比较有效的，但都在校外，学生必须付出较多“成本”才能见效，因此，我国高校内部应该建立一种调解制度，即在高校内设立一个独立的纠纷调解委员会，成员主要由校领导和职能部门、教师、学生、学生家长代表组成，主任由委员选举产生，任期为一学年，调解的范围主要是大学生认为学校、教师或同学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

(三)高校应按教育部要求，积极做好依法治校工作

2003年7月，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03]3号)文件，明确提出：依法治校是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教育事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推进教育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高校一方面要组织全校管理者及教师深入学习教育部等相关文件精神，明确依法治校在高校的特定内涵和实质，把教育法律法规作为管理学校的根本依据和最高权威，并努力创建“教育部或省级依法治校示范学校”；另一方面应组织全校师生进行法律知识的培训和学习，培养法律素养，提高法律意识，不但保证高校管理者和教师在严格依法的前提下合理用法，在管理教育学生中，尊重学生权利，而且教育学生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和校纪校规，规范自身的言行。因此，高校在制订校纪校规时，首先必须符合国际公约、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遵循法律优先原则和法治统一的原则，即下位法的制定必须有上位法的依据，必须与上位法的精神一致，不得与之矛盾，更不能出现“下位法”违反“上位法”，否则就会出现更多的“学生状告高校胜诉”的事件。其次，在实施新校规前，高校最好邀请师生代表及有关法律职业人士开展听证和审查工作，确保校规不违法、确保校规保护最广大师生的利益。同时，在一些涉及学生重大事件的处理上，一定有相关的制度来保证，如学生的退学有预警制度，学生的处分有申辨、听证和申诉制度，学生奖惩有奖惩制度等。另外，高等学校应严格执行《规定》第六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将学校制定或修改的有关学生管理规定，及时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中央部委属校同时抄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并及时向学生公布。第三，依法依章规范管理，避免相同情形不同对待，不同情形相同对待等问题，减少管理中的随意性，特别是在处分学生时，应严格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最好是能借鉴美国的一些学校的做法：“在处分学生时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律师、法官一应俱全，违纪学生交给学校纪律委员会处理，如学生不服可以上诉到法庭去依法裁决。”

(四)加强监督，减少侵权现象的发生

在现阶段，应积极发挥人大、行政、政协、社会等监督的作用，切实维护学生的权利。目前现实生活中出现“不少高校与学生间的诉讼案件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者判决驳回起诉”等情况，“这就更使得被侵害的权利处于司法保护的‘盲区’，此种状态的存在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宪法的权威与尊严，其本身也是违反宪法的”。因此，司法部门有责任也有义务通过有限审查，监督高校做到依法治校，除维护高校合理合法行使教育管理外，对涉及高校大学生的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等侵害案件，应积极开展司法介入，抑制个别高校行政权力的滥用，规范管理行为，依法办事，这种做法在欧美国家早已使用，如英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法国的行政法院审判制度等。

高等教育法律概论范文篇2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校同依法治教一样,都是依法治国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思想、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快速高效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对新形势下办好学校的基本要求。

依法治校,就是依据国家法律特别是教育法律法规来管理学校的事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依法治校的内容包括国家法律法规的宣传与普及、校内规章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全校师生法律意识的普遍增强、校园法制文化的建设、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严格施行、法律法规的自觉遵守以及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等。

依法治校的基本涵义就是学校中教育法律关系的各方主体都要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依法享有法定权利,同时履行法定的义务,对自己做出的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则必须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使学校的一切工作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保证学校的改革及各方面工作健康、有序、稳定、高效地向前发展。

实行依法治校,可以进一步强化广大师生的民主法制意识,提高学校领导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程度和水平,更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和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全校上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维护团结稳定繁荣的良好局面。

二

以德治校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办好各级各类学校一条基本经验和重要原则。现阶段,高校坚持以德治校,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和育人的思想政治道德标准,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认真实施《教育法》和各项教育法律法规中关于加强德育的条规,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先进文化,大力加强高校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教职工的职业道德建设,坚持与时俱进、弘扬中华优秀道德传统与体现时代精神、开拓创新相结合,不断提高广大师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在校园内真正形成和保持“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良好氛围与风尚。

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既是治理学校的指导思想、根本原则,也是管理和领导学校基本方略和方式方法,二者统一于完成办学根本任务、实施培养目标的教育教学的具体活动与实践中。二者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学校工作中,二者同等重要,不能相互脱节、相互替代,只能紧密结合,有机统一。首先,二者统一于高校根本任务和培养目标中,统一于办学理念和育人标准中。我国《教育法》规定“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以及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迫切地要求德育工作更好地发挥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和对学校工作的导向、动力、保证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坚持“三个面向”,“使受教育者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必须更加重现德育工作,进一步改进德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努力增强德育工作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从上述教育法规和主要政策文件的规定中,可见强调和重视德育,坚持以德治教,以德育人,是教育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已从一般工作要求和号召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同时,加强德育也是有效地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条件保证,二者是不可分割、有机统一的。

另一方面,以德治校,开展师生思想道德建设,弘扬正风正气,也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德治”同“法治”一样,也是生动具体、实实在在的,体现在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渗透在管理服务的各个环节。在实施德育和开展思想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如果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没有纪律的约束,没有严格执法执纪和对违章者的惩戒,思想道德建设就成了空中楼阁,德育工作就不会令人信服,收不到实际功效。

三

(一)依法治校和以德治校二者统一于学校教学、管理和服务的实际工作和育人实践活动中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整体法制建设的步伐,已经初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法律体系。1995年《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教育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高等教育法》,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和高校各项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招生权、专业设置权、教学权、科学研究权、对外交往权、校内人事权、财产权等。此外,根据《教育法》,高等学校还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和处分,对教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等权利。《高等教育法》在全面规定高等学校的权利的同时,也对高等学校的义务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如“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等。《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员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对高等学校的校长的职权,高等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都做出了相应规定,为校长正确履行职责,同时为高校实施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依照教育法律法规的要求,学校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在行使职权时,必须牢固树立法治观念,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做到公平公正办事,不能任意越权或违章办事。同时严格履行法定的义务,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在广大师生面前,树立良好形象。从一定意义讲,在学校工作中,管理也是一种教育。领导者和管理者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照章办事,本身具有感染力和教育功能,可以从正面对管理和服务对象,特别是对青年学生产生积极影响。而做到这一点,要靠管理和服务人员良好的思想作风和工作素质,这又是平常教育和修养的结果。从这个意义讲,“法治”不能脱离“德治”这个基础。没有优越的道德环境条件,法律法规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自觉的执行和遵守,“法治”就是一名空话。

(二)依法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是实现二者结合的关键

我国《教师法》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育法》规定:“教师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教师法》对教师的义务做出六项具体规定,包括守法崇德为人师表、贯彻方针完成工作、教育学生德育领先、关爱学生促成发展、保护学生健康成长和加强自身修养等,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教师应该“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教师作为教书育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使命的承担者,不仅应是遵守宪法、法律的表率,而且应该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自觉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培养学生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当遵守职业道德,以自己高尚的品质和行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对学生思想品德、道德、法律意识的形成发挥积极的影响。教师应该德高为范、为人师表,这不仅是教师自身的行为规范,更是法律赋予教师应尽的基本义务。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校教师要以教学和培养人才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即以培养创新人才为己任,以自己高尚的情操、进取的精神、渊博的学识做学生的表率,以甘为人梯的献身精神传授知识,启迪学生的智慧和创造力,促进学生成才,这是法律赋予教师的责任和义务,也是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和思想政治工作应有的要义。因此,依照法律赋予高校教师的任务、责任和义务来开展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这是教师教育与管理的新理念。

依法开展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把学法懂法知法、提高教师法律素质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经常性工作,把依法执教、依法育人作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和教师考核的重要内容。二是依法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依法治校,要求不仅学校有对教师履行责任和义务的督导和约束,而且教师也能对学校维护教师合法权益的工作进行合理监督。三是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与发展的激励、约束、导向等管理制度,形成教师队伍建设良性发展机制。这些制度包括教师职务聘任制,教师年度考核制以及对特殊人才的奖励和对优秀人才的吸引等制度。

把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结合起来,是高校的一项基础性建设和长期任务,需要全校上下、师生员工的不断实践和不懈努力。因此,要在师生的理论学习中增加邓小平法制理论和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重要思想的内容,以多种途径方式进行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特别是教育政策法规的宣传普及活动,使广大师生的法制意识、道德意识得到普遍增强,为高校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创造出更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论文关键词:管理德治法治结合

论文摘要:改变传统的教育思想和管理理念,实行依法治校和以德治校相结合,在正确认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关系基础上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通过改革创新促进发展进步,这是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与时俱进的一个具体表现。

参考文献:

[1]教育部人事司组.高等教育法规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郑良信.教育法学通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高等教育法律概论范文篇3

【关键词】学籍管理;取消学籍;行政处罚;正当程序

武汉理工大学大四女生徐某某在毕业前夕被检举为“高考移民”，学校经过调查取证，认定徐某某户籍不符合新疆普通高考的报名资格，决定取消徐某某的学籍，不予发放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徐某某不服将武汉理工大学告上法庭。法庭一审认为武汉理工大学在作出取消学生徐某某学籍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告知对方校方做此决定的理由、证据等，亦没有告知该生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属于行政行为程序不当，故判决武汉理工大学败诉，应该立即撤销该项决定。武汉理工大学上诉遭到驳回，维持原判。“高考移民”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教育水平差异较大的结果。“高考移民”对本地考生极为不公平，是应当杜绝的社会现象。本文拟以此案为切入点，借助探讨处理此类问题的方式方法，来探讨高等教育法制与高校学生权益间的关系。此案是学校依据学校制定的《学籍管理条例》对学生做出的处罚行为。要判定此处罚是否准确、恰当，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学籍管理的概念及性质。

一、学籍管理的概念及性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高等院校有权对在校学生的学籍依法进行管理。在传统行政法领域，学籍管理关系被归类为“特别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特点在于，在其关系结构中，学校处于管理者一方，法律地位较高，而学生处于被管理者一方，法律地位较低，两者所具有的权力义务不具有对等性，因此也有理论将其称之为“高权法律关系”。因其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平等性存在显著差异，故在法律救济途径上也不一样，对于学籍管理领域产生的纠纷，我国将之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二、取消学籍行为与行政处罚行为的区别

仔细分析，两者还是存在显著区别：1.两者的权力关系性质不一样。取消学籍属于特别权力关系，学校在这一法律关系中的地位远高于学生；而行政处罚属于一般权力关系，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虽较相对人地位优越，但相对人仍可以挑战明显不当的行政处罚。2.两者适用的法律规范不一样。前者适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及高校自己的学籍管理规定等；后者适用《行政处罚法》及相关单行法律规定，故在适用时的裁量空间和裁量因素也均有不同。3.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不一样。前者只能由承担学籍管理职责的行政主体即学校作出，只能由学生作为行政相对人接受，后者则没有这一限制。4.法律后果不同。取消学籍决定生效后，学生失去其学生身份，而行政处罚作出后，一般情况下被处罚人并不失去某种身份，而是人身自由权或财产权受到限制或减损。

三、学籍管理应当遵从正当程序原则

正当程序原则（DueProcessofLaw）是英美法系的一条基本法律原则，纵观现代各国行政法，基本上都吸收了其精神，确立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享有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目前我国《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行政处罚类法律、法规中均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要保障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等程序性权利，就是正当程序原则的具体表现。上述案例中，学校在对徐某某作出取消学籍的决定之前，涉及的学籍管理行为是“取消学籍”。武汉理工大学接到举报后，要求新疆招生办协助调查，在收到新疆招生办的回函后，便认定学生徐某某属于“高考移民”，继而作出取消该生学籍的决定。在作此决定之前，学校并未告知学生徐某某取消其学籍决定的事实、根据及理由。若学校在作出此重大决定之前提前告知当事人，且徐某某在陈述申辩当中提出了相反的事实、依据，学校查证属实后，有可能不会继续作出取消学籍的处理决定。正是由于学校在作出取消学籍决定前未进行告知、未听取徐某某的陈述申辩，所以构成了程序不当，法院最终判决撤销其作出的《关于取消学生徐××学籍的决定》。通过这一案例可以看出，高校的学籍管理是可以纳入司法审查的。笔者认为，在以学籍管理为代表的教育管理领域，高校作为主体，应当强化法治意识和程序意识，完善各类程序性规定，特别是在作出对学生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决定过程中，应当保障管理对象的知情权和发表意见权利，确保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推动高校法治化。

参考文献：

高等教育法律概论范文篇4

随着高校收费制度的实施和招生竞争的日趋激烈，高等教育以学生为本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学生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然而，在从严治校口号的鼓动下，高校侵权事件依然频频发生，大学生的权利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相关的论著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学生权利研究的著述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权利类别的研究

权利(人权)是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世界人权宣言》共列举了28项人权，大致分为基本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两大类。南京大学法学院编写的《人权法学》一书中将人权的基本内容分为：人身人格权、自由权、平等权、民主权利、劳动权、环境和发展权、人道权等七大方面。它们又分别包涵许多子权利。如果涉及到学生特殊的身份，权利的范围将更为宽广。因此，学术界对大学生权利的类别有着不同的解读。

张维平认为，学生权利可分为学生的受教育权、学生的人身权、学生的财产权、学生的行为权四大方面。杨咏梅将大学生享有的法定权利分成三大方面：(1)受教育者的权利，包括教育平等权、参加权、选择权、公正评价权;(2)学生消费者的权利，包括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3)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申诉权。总体而言，研究者对大学生权利的认识大致有两种。一是把大学生权利等同于公民权，要求给予大学生以社会公民一样的两大类权利：实体性权利，如生命权、人格权、隐私权等;程序性权利，如告知权、申辩权、起诉权等。二是认为大学生的身份是特殊的，大学生除了拥有社会公民的一切权利外，还具有起特殊身份作用的身份权，即学生权。笔者认为，大学生基本上是成年人，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应该享有作为自然人的权利，也就是说一般的公民权。但基于大学生身份的特殊性，除了公民权外，还应享有作为学习者的权利，主要表现为学习权。

2.大学生权利侵害的研究

大学生权利受到侵害是理论界探讨很热烈的一个课题，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哪些权利在受到侵害以及为什么会受到侵害两大方面。

其一，侵权原因。朱巧芳从历史、体制、观念、法律、经济等方面人手认为，重教轻学的教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弊端，学校及师生权利意识的淡漠，法律对学生权利表述的严重疏漏是大学生权利保障问题产生的原因。”：。徐睛则认为，侵权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法律意识不完备，相关法规的不完善和高校内部规章制度建设的不规范，管理程序不当。许多学者从大学生权利受到侵犯的具体案例展开分析，认为根本原因是学校自主管理权与学生人权发生了矛盾和冲突。有学者还专门就学校规章制度的合法性进行了质疑。“用法学的视角观之，高校校规无论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存在偏差。为此，必须更新教育观念，以教育法为指引，构建新时期的高校校规。”具体而言，“一般的日常管理事项由于属于大学自治的范围，法院应尊重高等学校的规定;涉及到教师与学生重大权益事项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法院应审查高校内部规则的合法性”。

其二，侵权表现。即学生哪些权利已经或正在受到侵犯，学界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大致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是公民权利。学生作为自然人，首先应该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公民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公民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学生隐私权、人格权、财产权不时受到侵害。其次是受教育权。随着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学生因受处分不服状告母校案后，高校已不再是“司法的真空”。围绕着学校的法律地位、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学生是否可以对学校提起司法诉讼等问题，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校虽然不是完全的行政主体，但却能根据法律的授权或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行使有限的行政管理权。因此，学校在性质上是授权性或委托性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的结合。”陈鹏也认为，高等学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它对学生实施处分具有行政管理的性质。当学生因受退学、开除学籍等处分而丧失学籍时，高校和学生是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应当纳人司法审查的范围。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由于高校的特殊地位，司法审查介入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也存在一定的合理限度”。

3.大学生权利保障与救济的研究

权力是保障权利的重要力量，然而滥用权力又会成为侵犯权利的根源。虽然教育活动具有特殊性，但并不能使高校管理置于法治社会之外，法治精神要求高校管理权力的享有以不得侵犯学生权利为前提。为此学界普遍认为必须对高校管理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监督。

高校管理权主要通过高校的内部规章行使，高校内部规章是高校管理权的具体体现。而在法治的框架中，高校内部规章制订和实施必须体现合法原则。所谓合法原则，首先是程序合法。程序合法主要表现为高校内部规章在制订过程中必须遵循民主和公开的原则。民主意味着高校在制定有关学生权利义务的规章制度时应采取合适的渠道让学生积极参与，广泛听取学生意见，采纳学生正当的建议和诉求。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言：“法律程序中的公众参与，乃是重新赋予法律以活力的重要途径，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否则，他们不会尊重法律。”民主是合意的前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参与并不一定能够导致合意，也可能存在多数人意见实际上无视甚至剥夺少数人权利的情形。因此，民主参与基础上形成的自治规则，并非具有绝对的正当性。为体现内部规章的公正和正义，学校内部规章的制订必须坚持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也即是实体合法。

权利的救济分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两类。行政救济一般指申诉，2005年经修订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受处分学生如何行使申诉权、申诉时效、答复期限及对申诉结果仍然不服又如何救济等作了明确规定，并要求学校有正当程序予以保证。包括事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和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以保证行政行为公开、公正、公平。司法救济主要通过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实现。在我国首例侵犯受教育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芩依据宪法规定的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发毕业证与学位证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发毕业证书及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违反法定程序拒绝批准其博士学位申请案。所提出的都是行政诉讼，法院都做出了原告胜诉的判决。比较两种救济方法，诉讼救济具有权威性、中立性和终极性，无疑应成为比行政救济更信服、更有效的救济手段。

二、大学生权利研究的瞻望

首先，对权利的论述大多局限在法定权利上。论者在行文中大多遵循这样的逻辑：从法律、法规既定的权利入手，对照现实中存在的侵害学生权利的现象，分析违规的原因，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措施。这当然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有利于大学生合法权利的落实和保障。但笔者认为，探讨人权仅仅局限于此是不够的。一方面，由于篇幅的限制，法律对权利的规定往往是笼统、原则性的，不可能对大学生权利作面面俱到的描述。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教育法规很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某些方面已落后于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没有体现当前形势下学生新的权利需求。另一方面，即使法律、法规及时做出修改和调整，我们也不能把大学生权利仅仅限制在法律层面。因为，学生是人，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有三种形态：应然权利、法定权利、现实权利。从外延来说，现实权利大于法定权利，应然权利则是大于法定权利的。因此，我们除了积极保障法定权利的落实外，更重要的是去发掘和揭示法律没有规定的而学生应该享有的权利。

其次，对法定权利的探讨集中在受教育权的保障和救济上。无可否认，受教育权是学生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当学生被剥夺了受教育权，便同时丧失了其它许多权利。因此，探讨高校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应遵循什么样的合理程序，学生不服后有什么救济措施，显得非常有必要。但笔者认为，当今高校因违纪而被开除的毕竟是极少数，当然我们对这极少数所作出的决定也必须慎之又慎。因此，一方面，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大多数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许多看似寻常却同样是很重要的权利在无形之中被侵害，如自由权、尊严权、隐私权等。另一方面，我们更应深思的是尊重人权对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保障大学生的权利高等教育应该有什么样的变革。事实上，我们许多教育观念是与人权相违背的。当教育完全以“对口”、“适应”为幌子，把人训练成为大工业时代的工具时，教育就是背弃人性的。当教育不顾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剥夺学生的基本选择权时，教育就是专制的;当教育扼杀了学生的创造精神，泯灭了学生的思想火花，教育就是奴役人的。因此，我们不仅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学生受教育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接受尊重人性、符合人道的教育。

最后，教师对大学生权利的侵害关注不足。高等教育内部有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三大群体，他们既存在一些共同的、基本的权利，又在权利上表现出冲突和对抗，三者之间组成了复杂的权利结构。作为自然人，他们的权利都应得到维护和尊重。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在数量上占学校成员比例绝对优势的学生的主体地位正面临挤压而不断萎缩，高校学生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强势话语的双重挤压下已沦为权利的弱势群体。当我们不断关注行政权力泛化的同时，同样不应忽视教师有可能以其专业知识为基础的学术权力侵犯学生的思想自由权。如在教学过程中，当教师扮演了话语霸权主义者，坚持“真理独裁”时;当教师以过强的逻辑向学生传道授业，不允许学生提出疑问时;当教师以知识的权威者自居，容不下不同的观点时，实际都剥夺了学生的思想自由权，而思想自由是个体创造的基本前提。

三、高校应按教育部要求，积极做好依法治校工作

2003年7月，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03]3号)文件，明确提出：依法治校是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教育事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推进教育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高校一方面要组织全校管理者及教师深入学习教育部等相关文件精神，明确依法治校在高校的特定内涵和实质，把教育法律法规作为管理学校的根本依据和最高权威，并努力创建“教育部或省级依法治校示范学校”;另一方面应组织全校师生进行法律知识的培训和学习，培养法律素养，提高法律意识，不但保证高校管理者和教师在严格依法的前提下合理用法，在管理教育学生中，尊重学生权利，而且教育学生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和校纪校规，规范自身的言行。因此，高校在制订校纪校规时，首先必须符合国际公约、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遵循法律优先原则和法治统一的原则，即下位法的制定必须有上位法的依据，必须与上位法的精神一致，不得与之矛盾，更不能出现“下位法”违反“上位法”，否则就会出现更多的“学生状告高校胜诉”的事件。其次，在实施新校规前，高校最好邀请师生代表及有关法律职业人士开展听证和审查工作，确保校规不违法、确保校规保护最广大师生的利益。同时，在一些涉及学生重大事件的处理上，一定有相关的制度来保证，如学生的退学有预警制度，学生的处分有申辨、听证和申诉制度，学生奖惩有奖惩制度等。另外，高等学校应严格执行《规定》第六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将学校制定或修改的有关学生管理规定，及时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中央部委属校同时抄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并及时向学生公布。第三，依法依章规范管理，避免相同情形不同对待，不同情形相同对待等问题，减少管理中的随意性，特别是在处分学生时，应严格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最好是能借鉴美国的一些学校的做法：“在处分学生时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律师、法官一应俱全，违纪学生交给学校纪律委员会处理，如学生不服可以上诉到法庭去依法裁决。”

四、加强监督，减少侵权现象的发生

在现阶段，应积极发挥人大、行政、政协、社会等监督的作用，切实维护学生的权利。目前现实生活中出现“不少高校与学生间的诉讼案件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者判决驳回起诉”等情况，“这就更使得被侵害的权利处于司法保护的‘盲区’，此种状态的存在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宪法的权威与尊严，其本身也是违反宪法的”。因此，司法部门有责任也有义务通过有限审查，监督高校做到依法治校，除维护高校合理合法行使教育管理外，对涉及高校大学生的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等侵害案件，应积极开展司法介入，抑制个别高校行政权力的滥用，规范管理行为，依法办事，这种做法在欧美国家早已使用，如英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法国的行政法院审判制度等。

高等教育法律概论范文篇5

论文摘要：从大学生权利的类别、侵权的原因和表现、大学生权利的保障与救济等方面总结大学生权利研究的现状，提出加强大学生应有权利研究，以推动高等教育理念的变革，同时应重视教师对大学生权利的侵害。

一、大学生权利研究的现状

随着高校收费制度的实施和招生竞争的日趋激烈，高等教育以学生为本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学生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然而，在从严治校口号的鼓动下，高校侵权事件依然频频发生，大学生的权利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相关的论著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学生权利研究的著述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权利类别的研究

权利(人权)是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世界人权宣言》共列举了28项人权，大致分为基本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两大类。南京大学法学院编写的《人权法学》一书中将人权的基本内容分为：人身人格权、自由权、平等权、民主权利、劳动权、环境和发展权、人道权等七大方面。它们又分别包涵许多子权利。如果涉及到学生特殊的身份，权利的范围将更为宽广。因此，学术界对大学生权利的类别有着不同的解读。

张维平认为，学生权利可分为学生的受教育权、学生的人身权、学生的财产权、学生的行为权四大方面。杨咏梅将大学生享有的法定权利分成三大方面：(1)受教育者的权利，包括教育平等权、参加权、选择权、公正评价权;(2)学生消费者的权利，包括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3)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申诉权。总体而言，研究者对大学生权利的认识大致有两种。一是把大学生权利等同于公民权，要求给予大学生以社会公民一样的两大类权利：实体性权利，如生命权、人格权、隐私权等;程序性权利，如告知权、申辩权、起诉权等。二是认为大学生的身份是特殊的，大学生除了拥有社会公民的一切权利外，还具有起特殊身份作用的身份权，即学生权。笔者认为，大学生基本上是成年人，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应该享有作为自然人的权利，也就是说一般的公民权。但基于大学生身份的特殊性，除了公民权外，还应享有作为学习者的权利，主要表现为学习权。

2.大学生权利侵害的研究

大学生权利受到侵害是理论界探讨很热烈的一个课题，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哪些权利在受到侵害以及为什么会受到侵害两大方面。

其一，侵权原因。朱巧芳从历史、体制、观念、法律、经济等方面人手认为，重教轻学的教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弊端，学校及师生权利意识的淡漠，法律对学生权利表述的严重疏漏是大学生权利保障问题产生的原因。”：。徐睛则认为，侵权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法律意识不完备，相关法规的不完善和高校内部规章制度建设的不规范，管理程序不当。许多学者从大学生权利受到侵犯的具体案例展开分析，认为根本原因是学校自主管理权与学生人权发生了矛盾和冲突。有学者还专门就学校规章制度的合法性进行了质疑。“用法学的视角观之，高校校规无论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存在偏差。为此，必须更新教育观念，以教育法为指引，构建新时期的高校校规。”具体而言，“一般的日常管理事项由于属于大学自治的范围，法院应尊重高等学校的规定;涉及到教师与学生重大权益事项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法院应审查高校内部规则的合法性”。

其二，侵权表现。即学生哪些权利已经或正在受到侵犯，学界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大致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是公民权利。学生作为自然人，首先应该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公民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公民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学生隐私权、人格权、财产权不时受到侵害。其次是受教育权。随着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学生因受处分不服状告母校案后，高校已不再是“司法的真空”。围绕着学校的法律地位、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学生是否可以对学校提起司法诉讼等问题，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校虽然不是完全的行政主体，但却能根据法律的授权或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行使有限的行政管理权。因此，学校在性质上是授权性或委托性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的结合。”陈鹏也认为，高等学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它对学生实施处分具有行政管理的性质。当学生因受退学、开除学籍等处分而丧失学籍时，高校和学生是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应当纳人司法审查的范围。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由于高校的特殊地位，司法审查介入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也存在一定的合理限度”。

3.大学生权利保障与救济的研究

权力是保障权利的重要力量，然而滥用权力又会成为侵犯权利的根源。虽然教育活动具有特殊性，但并不能使高校管理置于法治社会之外，法治精神要求高校管理权力的享有以不得侵犯学生权利为前提。为此学界普遍认为必须对高校管理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监督。

高校管理权主要通过高校的内部规章行使，高校内部规章是高校管理权的具体体现。而在法治的框架中，高校内部规章制订和实施必须体现合法原则。所谓合法原则，首先是程序合法。程序合法主要表现为高校内部规章在制订过程中必须遵循民主和公开的原则。民主意味着高校在制定有关学生权利义务的规章制度时应采取合适的渠道让学生积极参与，广泛听取学生意见，采纳学生正当的建议和诉求。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言：“法律程序中的公众参与，乃是重新赋予法律以活力的重要途径，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否则，他们不会尊重法律。”民主是合意的前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参与并不一定能够导致合意，也可能存在多数人意见实际上无视甚至剥夺少数人权利的情形。因此，民主参与基础上形成的自治规则，并非具有绝对的正当性。为体现内部规章的公正和正义，学校内部规章的制订必须坚持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也即是实体合法。

权利的救济分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两类。行政救济一般指申诉，2005年经修订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受处分学生如何行使申诉权、申诉时效、答复期限及对申诉结果仍然不服又如何救济等作了明确规定，并要求学校有正当程序予以保证。包括事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和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以保证行政行为公开、公正、公平。司法救济主要通过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实现。在我国首例侵犯受教育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芩依据宪法规定的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发毕业证与学位证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发毕业证书及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违反法定程序拒绝批准其博士学位申请案。所提出的都是行政诉讼，法院都做出了原告胜诉的判决。比较两种救济方法，诉讼救济具有权威性、中立性和终极性，无疑应成为比行政救济更信服、更有效的救济手段。

二、大学生权利研究的瞻望

首先，对权利的论述大多局限在法定权利上。论者在行文中大多遵循这样的逻辑：从法律、法规既定的权利入手，对照现实中存在的侵害学生权利的现象，分析违规的原因，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措施。这当然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有利于大学生合法权利的落实和保障。但笔者认为，探讨人权仅仅局限于此是不够的。一方面，由于篇幅的限制，法律对权利的规定往往是笼统、原则性的，不可能对大学生权利作面面俱到的描述。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教育法规很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某些方面已落后于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没有体现当前形势下学生新的权利需求。另一方面，即使法律、法规及时做出修改和调整，我们也不能把大学生权利仅仅限制在法律层面。因为，学生是人，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有三种形态：应然权利、法定权利、现实权利。从外延来说，现实权利大于法定权利，应然权利则是大于法定权利的。因此，我们除了积极保障法定权利的落实外，更重要的是去发掘和揭示法律没有规定的而学生应该享有的权利。

其次，对法定权利的探讨集中在受教育权的保障和救济上。无可否认，受教育权是学生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当学生被剥夺了受教育权，便同时丧失了其它许多权利。因此，探讨高校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应遵循什么样的合理程序，学生不服后有什么救济措施，显得非常有必要。但笔者认为，当今高校因违纪而被开除的毕竟是极少数，当然我们对这极少数所作出的决定也必须慎之又慎。因此，一方面，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大多数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许多看似寻常却同样是很重要的权利在无形之中被侵害，如自由权、尊严权、隐私权等。另一方面，我们更应深思的是尊重人权对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保障大学生的权利高等教育应该有什么样的变革。事实上，我们许多教育观念是与人权相违背的。当教育完全以“对口”、“适应”为幌子，把人训练成为大工业时代的工具时，教育就是背弃人性的。当教育不顾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剥夺学生的基本选择权时，教育就是专制的;当教育扼杀了学生的创造精神，泯灭了学生的思想火花，教育就是奴役人的。因此，我们不仅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学生受教育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接受尊重人性、符合人道的教育。

最后，教师对大学生权利的侵害关注不足。高等教育内部有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三大群体，他们既存在一些共同的、基本的权利，又在权利上表现出冲突和对抗，三者之间组成了复杂的权利结构。作为自然人，他们的权利都应得到维护和尊重。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在数量上占学校成员比例绝对优势的学生的主体地位正面临挤压而不断萎缩，高校学生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强势话语的双重挤压下已沦为权利的弱势群体。当我们不断关注行政权力泛化的同时，同样不应忽视教师有可能以其专业知识为基础的学术权力侵犯学生的思想自由权。如在教学过程中，当教师扮演了话语霸权主义者，坚持“真理独裁”时;当教师以过强的逻辑向学生传道授业，不允许学生提出疑问时;当教师以知识的权威者自居，容不下不同的观点时，实际都剥夺了学生的思想自由权，而思想自由是个体创造的基本前提。

(三)高校应按教育部要求，积极做好依法治校工作

2003年7月，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03]3号)文件，明确提出：依法治校是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教育事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推进教育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高校一方面要组织全校管理者及教师深入学习教育部等相关文件精神，明确依法治校在高校的特定内涵和实质，把教育法律法规作为管理学校的根本依据和最高权威，并努力创建“教育部或省级依法治校示范学校”;另一方面应组织全校师生进行法律知识的培训和学习，培养法律素养，提高法律意识，不但保证高校管理者和教师在严格依法的前提下合理用法，在管理教育学生中，尊重学生权利，而且教育学生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和校纪校规，规范自身的言行。因此，高校在制订校纪校规时，首先必须符合国际公约、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遵循法律优先原则和法治统一的原则，即下位法的制定必须有上位法的依据，必须与上位法的精神一致，不得与之矛盾，更不能出现“下位法”违反“上位法”，否则就会出现更多的“学生状告高校胜诉”的事件。其次，在实施新校规前，高校最好邀请师生代表及有关法律职业人士开展听证和审查工作，确保校规不违法、确保校规保护最广大师生的利益。同时，在一些涉及学生重大事件的处理上，一定有相关的制度来保证，如学生的退学有预警制度，学生的处分有申辨、听证和申诉制度，学生奖惩有奖惩制度等。另外，高等学校应严格执行《规定》第六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将学校制定或修改的有关学生管理规定，及时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中央部委属校同时抄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并及时向学生公布。第三，依法依章规范管理，避免相同情形不同对待，不同情形相同对待等问题，减少管理中的随意性，特别是在处分学生时，应严格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最好是能借鉴美国的一些学校的做法：“在处分学生时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律师、法官一应俱全，违纪学生交给学校纪律委员会处理，如学生不服可以上诉到法庭去依法裁决。”

(四)加强监督，减少侵权现象的发生

在现阶段，应积极发挥人大、行政、政协、社会等监督的作用，切实维护学生的权利。目前现实生活中出现“不少高校与学生间的诉讼案件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者判决驳回起诉”等情况，“这就更使得被侵害的权利处于司法保护的‘盲区’，此种状态的存在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宪法的权威与尊严，其本身也是违反宪法的”。因此，司法部门有责任也有义务通过有限审查，监督高校做到依法治校，除维护高校合理合法行使教育管理外，对涉及高校大学生的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等侵害案件，应积极开展司法介入，抑制个别高校行政权力的滥用，规范管理行为，依法办事，这种做法在欧美国家早已使用，如英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法国的行政法院审判制度等。

高等教育法律概论范文篇6

关键词：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制化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国家法治建设的推进，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思想和管理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新形势下高校的实际情况和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在发挥原有思想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作用的前提下，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调整大学生的行为，协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促进学校的稳定发展，从而推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建设，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必须解决的课题，也是创新学生工作机制的必由之路。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是指高校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对在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社会活动等各个方面实现全方位的指导、教育、服务和管理的学生管理工作模式。与传统的学生管理工作模式相比，它侧重于从法律角度对学生进行日常行为的全面指导、教育、服务和管理，从学习活动到课外活动，从第一课堂到第二课堂，从教室到宿舍等各个方面，对学生规定了明确的法律标准，提出了相应的行为责任，对学生的行为具有指导性强、操作性强的特点。

一、推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建设的意义

（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我国新时期党和国家的重要治国方针。社会主义法制化国家的建立，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更需要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素质的提高。高校作为科技、文化的辐射源，代表着社会先进文化的方向，对整个社会的法制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而高校培养的人才是未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知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行为对社会有较强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其法律意识和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他们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最终关系到国家事业的成败。通过对他们进行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的教育，运用法律手段来规范他们的学习、生话，促进他们素质的全面提高，使他们形成遵纪守法的习惯，有利于推进个社会的法制化进程。

（二）创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模式的迫切要求

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依法对其进行管理，是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期做好学生工作的迫切要求。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学生和学校具有了一定的契约关系，越来越多的学生及家长向学校提出为其提供一定数量、质量教育服务的要求。因此一方面，学生的维权意识增强，另一方面，学生的整体法纪观念依旧淡薄，有的大学生目无法纪校规，行为自由散漫，个别学生还有可能对学校的管理和处分不服，将学校推到被告席。而现阶段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者大部分精力都用于调解和预防各类矛盾和问题，大部分时间在充当着“消防员”，不少活动层次低、效果差。实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用法律法规来调整大学生的行为，有利于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与质量，减少教育管理工作者的重复劳动，也为实施素质教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困境的需要

在当今社会思想多元化的影响下，人们的经济、政治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学生主体意识明显增强。部分大学生急功近利，法律意识淡泊，极易发生事故，同时一些学生家长对学校的功能缺乏理解，将责任完全推给校方，甚至无理取闹，严重影响了高校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单一的说教式、学生自律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逐步实现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进一步界定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责、权、利的关系，明确个人行为的法律责任，以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才可能形成良好的育人机制。

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建设的建议

（一）加强宣传，提高意识，形成法制化的育人环境

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使其学会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不仅是高校加强学生法制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法律观念和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意识，必将极大促进高校学生工作法制化的改革进程。

在大学新生入学教育中，要把《学生手册》、《治安管理处罚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及规定条文作为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要求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拿到相应的学分，要让大学生一进校就必须了解自己应该自觉履行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学生管理工作者要将法制教育贯穿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利用深入课堂、深入宿舍的时间，利用团课、党课的时间，将法制教育与思想品质的教育、道德情操的培养、基础文明行为的养成融合在一起，进行法律的人性化教育，使学生认识到遵守法纪校规是对一名合格大学生的最基本的要求。同时，努力提高教育效果，强化法律意识，使他们懂得用法律、法规约束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逐步形成法制化的育人环境。

（二）建章立制，规范行为，形成学生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各项制度的制定目的在于维护校园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秩序，促进大学生全面而健康的成长。一项制度能否得到普遍认同和遵守，形成良好的秩序，关键在于这项制度是否具有正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因此，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各项制度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高校自身的特点、符合学生个体的需要。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要从“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原则出发，制定、修改、完善与教育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相适应的一系列学生管理工作制度。学生管理工作制度虽然不是法律，但是它应符合法律及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其内容在充分注重和体现高校育人特点和自主办学的同时，还要注意不得与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相抵触，要真正建立起一套集科学性、合法性、合理性于一体的学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尤其是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综合测评评定办法、各种奖励评比办法、针对困难学生的各种补助评比办法等规定，还有违纪等处理程序。同时，这些规章制度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至上的权威性。所谓稳定性，就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各项制度不因情势的变化而频繁地修订和变更，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所谓权威性，就是在使用制度时必须及时、准确，公平、公正和公开。对学生的奖励和补助要准确、公平；对学生的批评和处分，要实事求是，必须具有人性化，坚持教育为本，德育为先，处理合法，坚持批评从严，处分从宽，给学生改过的机会。要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处理一个学生，教育一群学生。

（三）加强学生工作队伍的法制化

中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一直十分突出教师的主导与主体地位，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使得部分学生管理工作者法律意识的淡漠，较少从法律角度认真思考学校与学生的关系，较少地用法律的原则和精神管理学生，导致高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都以学校和管理者为主体，势必造成对学生权利的漠视。要实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必须要有一支具有法律意识和素质的较高水平的学生管理队伍，培养一批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道德修养较好的学生管理队伍。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担负着在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并对大学生的在校行为进行监督和引导。他们是具有服务意识的新型管理者，如果仍旧按照过去的思维开展工作，必然无法面对新局面呈现出的新问题。因此，高校学生管理者应当转变固有观念，客观地看待学生的思想变化。高校要通过举办法制讲座特别是教育法制讲座、督促学生管理工作者自学等方式，培养学生工作者依法育人、管理的正规化、法制化意识，尤其是民主思想，平等观念，公正精神，法律观念等，从而自觉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言行，通过正当程序开展学生工作，规范权力运行秩序，保证管理行为的高效和权威，实现大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平等和合法权利的实现。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一个过程。随着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不断落实，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虽然面临挑战和压力，但只要转变观念主动出击，树立法治观念，以充分的法律准备和信心迎接挑战，积极与大学生在思想认识上找共识，就能推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进程。

参考文献：

1、赵新华.依法管理是高校学生工作的必然的趋势[J].甘肃农业,2006(6).

高等教育法律概论范文篇7

摘要：本文在详细分析知识、能力与素质三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按能力与素质模块构建高等职业院校法学专业课程体系的研究设想。

一、我国现行高等职业院校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1.学校发展目标不切实际，定位不合理，各校的课程体系千篇一律，缺乏特色。这样各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人才多样性需求，而且由于扩招后生源质量参差不齐，按照同样的教学要求，难以做到因材施教，不能充分发挥高等职业院校培养大批职业技术人才的作用。

2.课程体系过于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而忽视了职业技能的培养。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各类知识呈爆炸式急剧增长的信息化时代，这种过分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的课程体系已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如要移植到以培养掌握高级职业技能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目标的高等职业院校则更是不宜。

3.忽视学习主体的客观实际和教学规律，课程体系的教学结构仍旧是以教师为中心。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肯定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这种教学结构，对于高等职业院校中理论知识学习能力本来就欠佳的学生来说，其教学效果更是可想而知。

4.偏离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方向，课程体系重于理论教学而轻于实践教学。这也是近些年高校教学改革进展不大的症结所在。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根据高等职业院校的特点和培养要求，在教学目标中正确处理知识、能力与素质的相互关系，按能力与素质培养要求，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构，并进行相应的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和评价方面的教改研究，才有望真正确立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特色和其在高等教育布局中所应有的地位。

二、知识、能力与素质的内涵及其在高职院校课程体系中的正确定位

知识的学习掌握过程实际上是对前人经验和智慧的继承，知识掌握得较多，无疑会在今后面对和处理各类问题时具有较多的可能优势。但要将这种可能优势转为实际优势，还有赖于将所掌握的知识灵活运用、主动获取知识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与素质。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应该具有的学习认知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职业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素质就是指与生俱有的，但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塑造和社会熏陶加以影响、改进和形成的，能在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中表征出来的人的本质或本性。人的素质可以划分为自然素质和社会素质，自然素质具有明显的遗传特征，如生理和心理素质等，其对整体素质的形成具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社会素质具有比较明显的可塑性，如思想素质和专业素质等。无疑，素质教育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贯穿于教育全过程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全面素质教育，但由于自然素质的客观影响和社会素质的渐进过程性，素质教育也具有阶段性特征和个体特征。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须要考虑到教育的阶段特征和有别于本科院校学生的个体特征，其素质教育主要是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身体心理素质、人文科学素质和职业业务素质。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能力与素质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的关键。知识是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的基础和载体，在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可以培养和锻炼能力，知识的掌握和正确的运用有助于素质的提高。但知识的学习不应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高等职业院校重点必须是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职业应用。能力与素质是对知识的有效掌控和利用的保证，我们强调高等教育要“厚基础，宽口径”，基础不仅指基础知识，能力与素质才是最大的基础。同时，能力与素质提高也是知识积累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目标，能力与素质的提高能使我们更快更有效地获取我们所需的知识并创造更有价值的新知识，但能力与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知识的学习与积累。因此，我们所要构建的是能适应新世纪需要的课程体系，应该是一个明确以培养职业技能、提高职业素质为教育目标、以学习知识为基本手段，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于一体的新型的课程体系。

三、按能力素质培养要求对高等职业院校法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重构

1.学习认知能力的培养。学习认知能力是指一个人的基本学习技能，它包括基本的“听、说、读、写”和记忆、演算和理解等高级学习能力。对高等教育来讲应重点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和观察能力，大学英语、大学语文、演讲与口才、法律文书、逻辑概论、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学生社团活动等都是适合的课程和实践教学的环节，在教学方法上要突出自学能力、表达陈述能力、理解概括能力的培养，教学重点应放在培养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方面，教会学生如何学习，以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

2.信息处理能力的培养。信息处理能力是指能有效地对信息进行获取、分析、加工、利用和评价的能力，这在当今的信息社会尤为重要。重点要培养学生能够利用图书馆、社会新闻和网络收集资料信息，培养学生学会对收集的知识、信息进行批判地吸收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可以开设计算机技术基础、文献检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势与政策、数据库技术与应用、速记等课程和各类学术讲座、辩论比赛、新闻评论、专题小论文(可自选和指定)等教学活动。根据我国学生的特点，尤应注意培养学生敢于怀疑和批判的思想。

3.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实践应用能力是指应用所学到的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于高等职业院校来讲，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教学重点。一方面应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加强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适当延长实习见习时间，另一方面在必要的理论教学过程中，注意设置和创造虚拟的工作背景环境。如将各类法学专业课程采用案例教学，组织学生针对案例进行控辩讨论，把法学知识的学习放到工作背景环境中去学；开设一些如律师业务、保安业务等密切结合实际，具有鲜明职业特点的课程；鼓励学生“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学习”，有意识地吸收学生担任教师的业务助手，参与教师的科研和法律事务工作，开展各类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等活动。

4.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创新思维能力是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所收集的资料信息，一般通过联想发散思维，对所研究的对象创造性地提出独立见解的能力，是各类能力中最重要也最难以培养的一种能力。该能力的培养重在鼓励和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通过开设创造性思维、科技发明史、经典个案赏析、模拟法庭辩论等课程和教学活动来培养锻炼，但更为有效和重要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对任何问题都鼓励学生积极大胆地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学生敢于标新立异。

5.政治思想素质的培养。政治思想素质是所有素质中最重要的一种素质，对其影响是来自社会环境和老师的人格魅力，因此首要的任务是建设好良好的校园环境和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此外，开设一些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以自学和专题讲座、辅导报告等为主，鼓励学生就某个问题或热点问题在班上展开讨论，交流自己的学习心得与体会。

6.身体心理素质的培养。身体心理素质属于人的自然素质，我们应该尽量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其得到较好的发展，可以通过心理学、体育锻炼、军事训练、心理知识讲座、心理咨询热线等课程和活动来实现，另外在其他教学活动中，可以针对特殊个体创造一些情境进行挫折教育或激励教育。

7.人文科学素质的培养。人文科学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一个人的情商的高低，而情商是决定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另外加强对科学技术的了解还有助于处理经济技术领域的法律问题。为要适应改革开放，也要熟悉西方文化背景和世界一体化进程，为此可开设一些相关课程，更重要的是建设一个积极向上，健康活跃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熏陶教育。公务员之家

高等教育法律概论范文篇8

[关键词]继续教育；学习动力；职业；质量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来是为学习者提供一个主动学习的机会。从主动学习的角度来讲学员学习动力应该充足，但是现实的状况是学员学习动力普遍不足。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扭曲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本质，而且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恶性循环影响：教育质量下降、社会认可度降低、招生困难。因招生难而忽视教育质量导致社会认可度更低，从而使招生更难。新时代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究竟何去何从。

一、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新趋势阐述

2016年底，教育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其中第十一条引发社会热议。对于这一条规定，社会上存在一种误解——普通高等学校不再举行学历继续教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该条限制的行为是：如果某校没有开设某种全日制本、专科专业，就不能再行招生这些专业的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因为以前存在这种现象，有的学校本身没有这个全日制专业，但是可以开设这个学历继续教育专业，师资是通过外聘教师的方式解决，这样很难保证此专业的学历继续教育的师资质量。《办法》出台一方面保证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质量，另一方面也适应了社会发展需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重质量并非不要数量，毕竟还有很多人因各种原因进不了大学，他们也渴望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如果取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实际上是剥夺了社会部分群体公平的受教育权利。因此，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不仅不能取消，还应在更高水平上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学员学习动力问题突现。

二、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中学员学习动力分析

学习动力主要是指非智力因素（包括动机、兴趣、情感、意志和性格等）在学习过程中所起的动力作用。我作为一名多年给成人高等教育法学专业学生上课的高校教师，利用课间和课后通过访谈的形式了解高等继续教育中学员学习动力实际状况与原因。高等继续教育中学员上课出勤率较普通高等全日制学生而言明显偏低。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因学员工作或家庭等客观因素外，主要是因为学员学习动力不足，在主观方面表现为不愿上课。访问部分经常缺勤学员，学员甲说：“我是一名专科生，在某机关从事聘用岗位工作，准备考公务员，考试条件是本科，所以读专升本。”学员乙说：“我在某事业单位工作，有编制，读书就是为了提高学历以获得晋升机会。”学员丙（在某国有企业工作）说：“上课与不上课区别不大，考试就是抄。与其请假扣工资来上课还不如不来。”学员丁（在某机关工作）说：“有的老师上课就是照书念，听课没意思。”进一步问丁能否自学，丁坦言学不进去。学员戊（在某私企工作）说：“读了成教出来，工作还是不会有太大改变。”在高等继续教育中学员中也不乏学习积极者，例如学员己、庚，他们除了按时上课外，还会提出一些学习相关问题。学员己说：“我是一个70后，中专毕业，虽然在我那时中专还很吃香，但是现在中专的学历层次太低了，希望通过读书提升学历。”后来学员丁读专科、专升本，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工作也由乡镇调入市区。学员庚说：“我从小就很羡慕律师，而高考没发挥好，只读了一个专科，希望能读书有一个本科文凭后能参加司法考试而成为一名律师。”后来学员庚取得本科文凭后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了一名律师。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要组成一个相对的优势层次，当更高级的需要出现，这些需要开始控制机体；当这些需要满足后，又有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出现了，依次类推。虽然关于继续教育学习动力的理论有很多，比如：势力场分析论、期待价量模式、连锁反应模式等，但是它们都是建立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之上的。根据上述访谈例子，不论学习动力高低，高等继续教育中学员来学习的核心目的都是围绕着职业，而对职业期许层次越高，则学习动力越足。参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以将对职业的期许分为这样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有无职业；第二层次，职业的好坏（主要是从相对客观的指标判断，如待遇等）；第三层次，职业的认同（主要是从相对主观的指标判断，如社会地位等），第四层次，职业的个人喜好；第五层次，个人社会价值的自我实现。就高等继续教育中学员这个群体而言一般情况是有工作，为了更好的工作而学习。学员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第二、三、四层，而目前其中大多数学员的目标定位于第二层次。学员主要学习动机是期望“学历改变命运”。而职业的好坏取决于社会认同，这是教育经济功能的体现。现实中下滑的教育质量降低了高等继续教育的筛选功能。这就导致高等继续教育中学员学习动力普遍不足。根据教育心理学研究，需求是学习的动力，层次越高，动力越持久。所以，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应以职业为出发点，思考如何满足学习需求。而以教育质量为核心则会提高需求的层次。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以在借鉴国外继续教育办学经验基础之上不断完善相关教育体制。

三、满足多元需求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体制构建

为了满足多元需求，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应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其体制，实现办学目标的职业化、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教育机制的本地化、教育保障的法治化。（一）办学目标的职业化。国外发达国家比较重视继续教育，因为参加继续教育的主体一般是步入社会并在社会中承担一定职业角色的成人，他们比较关注从业素质，学习目的比较明确，即希望通过参加继续教育来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通过继续教育提高国民的素养能利用知识技术来促进本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尤其在面对现代知识经济的挑战和冲击、构建学习型社会成为共识的背景下，继续教育能为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这种重视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费保证充裕。例如：英国继续教育经费由教育部、就业部、继续教育基金委员会、地方教育当局、培训和企业委员会共同拨款，1990年成人教育投入占国家投入的教育经费接近十分之一。第二，将教育质量视为生命线。例如：法国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都设有培训中心，工商协会也主办了培训中心，而且这些培训机构都非常注重教育质量，将其视为生命线，否则就可能无法生存与发展。第三，学以致用降低失业率。例如：美国继续教育有一句口号是“为学员服务”，其培训的结果就是为了能学以致用。由此可见，国外发达国家重视继续教育是从职业为出发点，并最终回归于职业。反观我国继续教育，多数学员的动机也是为了职业，但是“花钱买文凭”的风气，不仅使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价值大打折扣，而且导致学员不把学习当回事，学校也不把教学当回事，教育质量的下降加速了继续教育文凭的贬值。为此，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应切实以职业为导向，在专业设置上要根据市场需要，学习的内容要切合职业的实际需求，让学员通过提升职业技能的方式取得相应文凭。最终通过职业市场来检验专业设置、课程内容设置是否合理。所以，继续教育在市场条件下需要多方主体来参与。（二）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没有一个国家的财政能够独立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及国际化的重负。高等教育资源有限，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更是有限。只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方能解决人们对高等继续教育需求扩张与高等继续教育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办学机构不仅仅是公立高校，也包括民办高校。由于市场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为了适应市场的灵活性，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也应建立灵活的办学机制。为了适应学员的特点（一般有工作，有家庭），可以实行弹性学制、弹性学分，做到全日制教育与非全日制教育的融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融合。（三）教育机制的本土化。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和“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的奋斗目标；强调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要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要相互沟通，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要有效衔接，建立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国家开放大学与地方开放大学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沟通与融合做了一些有益尝试，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在学分互认方面也存在一些障碍。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学分银行制度，以期学习者的各类资格或部分资格和学习经历都能给予适当的认证（或学分），使学习者无需重复学习，而是将学分从一门课程转移到另一门，在不浪费时间的前提下获得进一步的教育经验和资格。学分银行概念引入我国就是针对继续教育提出来的。很显然，要让学分银行运转起来，就必须建立学分互认体系，打破全日制教育、非全日制成人教育、继续培训教育之间的壁垒。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做法值得参考。例如：澳大利亚通过学费贷款制度保障职业教育向高学历教育的学分转换，使学分转化落地生根。学分转换是各类教育形式融合的有效手段，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该符合本土实际。例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应该狠抓教育质量，通过严格的考核制度提升其学分的可信度，这样就能避免转化标准的障碍。可能有人担心这会影响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招生。这样做确实会在短期影响到生源，但是从长期看，唯有这样才能回归继续教育的本质，增强学员的学习动力，提高这类教育的含金量。教育质量的提升不能仅仅靠理念，也需要制度保障。（四）教育保障的法治化。为了保障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发展，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制度。依法治教是各国继续教育发展的根本保证,因为继续教育的法制化已成为各国发展继续教育事业的有效手段，英国早在1944年《教育法》中就首次使用“继续教育”的概念，并确立了继续教育的地位、主体等相关内容；美国则于1966年颁布了《成人教育法案》，对继续教育的经费、组织等作了相关规定。各国都认识到通过法制，能唤起全民对继续教育的重视，并能使继续教育在国家的监督和计划下健全地发展。在立法方面，尤为突出的是法国继续教育体系的立法和执法，其是世界上第一个为继续教育立法的国家。法国在抓继续教育立法的同时，又抓严格的执法。

四、结语

报告提出“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这个“好”的重要体现就是新时代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应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为此，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应该通过创新途径，以抓教学质量与促进职业发展来增强学员的学习动力、全面提升国民素质，进而实现国家与公民在学习需求方面的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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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法律概论范文篇9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国高校教育管理体制研究和改革均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西方高校教育与管理思想的流入不断冲击着国内高校界，高等教育在国家现代建设和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高校管理体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关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研究最早开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最初的研究开始发现高校中行政权力为主导带来了一些问题和弊端，但是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提出的方案都是对权力结构比较轻微的改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行政权力的强势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而20世纪5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形成的行政权力为主体的高校权力结构和管理观念根深蒂固，学者们也没有对这些问题长远的未来的影响有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另一方面，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和经济体制还在转型阶段，原有的高校权力结构并未与社会和经济形式发生抵触，基本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而高校权力结构的行政化发展也尚未带来严重弊端，很多问题没有暴露并得到重视。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以后，高校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矛盾日益突出，高校权力结构行政化问题凸显并开始影响学校的人才培养和健康发展，在政府致力于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时候高校的权力结构已然无法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要求。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对高校权力结构特别是行政权力的弊端的研究，学者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和思路也比之前一个时期更加丰富。这一阶段学者们开始对高校行政化带来的弊端进行挖掘，特别是对于高校行政权力泛化对高校发展的长期影响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如削弱和限制了高校办学自主权、行政权力垄断学术资源、高校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从长远影响来说行政氛围的加强削弱了偏离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的办学目标等等，高校行政化暴露出问题的数量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最终高校的权力结构将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由此导致的高校权力结构的变革势在必行。高校行政化的根源在于高校权力结构的失衡与不合理，这一点已为学者们所认同。经过国际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国情和我国高校权力结构现状，对于高校权力结构行政化带来的问题的解决思路也开始有所突破，大部分学者的解决思路主要集中于弱化行政权力和强化学术权力两个主要方面。

进入2010年之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公布引导了我国对高校行政化改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与研究学术界已经确定“去行政化”为高校权力结构变革的重要目标，仅2010与2011两年关于“去行政化”的研究论文就有236篇，超出之前所有相关研究论文一倍之多，现有研究普遍认同只有弱化行政权力、增强学术权力才能使高校返回学术为重良好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阶段的研究的焦点为“去行政化”，学者们对高校行政化与去行政化的基本概念都进行了讨论，尽管未有形成广泛而统一的认识，但是对两个概念的理解都不是停留在表面现象的解读，研究都没有否认行政权力在高校发展中的作用或者要求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完全划分。有学者理性的提出取消行政级别和大学的去行政化没有直接关系，最主要的还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严格按照高等教育法设立，有独立办学自主权，符合教育规律去办学的高校体制。基于对高校去行政化的深层次认识，针对行政化弊端产生的根源———高校权力结构的研究提出了更切实可行的措施，都是协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有效思路。以下就高校权力及其构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及其协调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

二、高校权力的构成与内涵

（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内涵

关于行政权力的内涵，学界有多种不同界定。有人认为，行政权力是依靠国家法律、政府意志、社会要求、学校规章等手段，形成的影响、支配高校内部成员和组织机构的一种权力形式[1]；还有人认为，高校行政权力就是行政人员和行政机构所拥有的保障大学教育目标实现，保证大学教育方针和办学思想得以落实的权力，这种权力具有整体性、一元性和时效性等[2]。也有学者认为，行政权力是与职位相联系的制度化了的权力。高校中行政权力的主体主要是指行政机构及行政人员。其行政权力的作用方式是通过指示、指令、决议等，自上而下贯彻执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3]。学术权力是高校所特有的一种权力，这是大学内在逻辑的客观要求，目的在于传播知识和探求真理。国内学者对于学术权力的研究和界定更为广泛。当前国内学界对学术权力的界定大致有三种理解，第一种理解为大学中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它强调的是学术权力的主体性特征，是最一般的理解，有学者认为“学术权力是指专家学者拥有的影响他人或组织行为的一种权力形式，它产生于学术权利及其民主形式，包括个人的学术权利及由享有学术权利的个人集合而成的组织的权利”[4]；第二种理解将学术权力本质归于专业和学术能力，它强调的是学术权力的个体权威，是狭义的理解，例如，有学者认为真正的学术权力应该是某些学术权威因为自身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成就及影响自发形成的一种学术魅力[5]；第三种理解即为对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力，它强调的是学术权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是对学术权力广义的理解，例如，学术权力“就是根据学术事务、学术活动及学术关系等的特点和规律对其施加的影响和干预力量，是学科规劝和管理技术的结合，是为了实现高等教育的目标而对其特定的管理对象进行的组织、协调和控制的权力，主要由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构成[6]”。本文认为，学术权力是由专家学者拥有的影响他人或组织行为的一种权力形式，其权力来源是科学真理和专业知识。

（二）高校权力的构成

高校中存在的权力是多种多样的，有管理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教师权力、学生权力、教辅人员权力、教学权力、科研权力、服务权力等等。对于高校的权力主要构成这一问题学者们的回答一直存在分歧，综合起来主要有二元权力观点、三元权力观点以及多元权力观点。我国学者普遍认为高校内部存在着“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对立的二元结构，即两元权力观点；持三元权力观点的学者虽然肯定高校内存在着三种主要类型的权力，但对于除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外的第三权力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认为高校治理中“传统的权力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其他权力受到压制”，而现在“市场权力”等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影响力量”[7]。有些学者认为根据高校内部团体利益的差别，可分为三大权力主体即教师、管理人员和学生，由这三种权力主体派生出来三种权力类型，即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学生权力[8]。多元权力观点的认识也尚未达成统一，有的观点认为，高校权力由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政党权力、政府权力、市场权力组成。例如，在中西高校中，除了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我国高校自1949年以来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党权力外，还有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以及来自社会的市场权力等[9]；也有观点认为，高校权力分为政党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和外部权力。例如，有学者将国外高校的权力构成分为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以及学生权力，将我国高校的权力构成分为政党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和外部权力等。[10]产生上述三种权力观点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对于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概念的偏差，即没有将“高校所拥有的权力”及“影响高校的权力”加以区分。“高校拥有的权力”是指高校这一特殊主体，因为其特殊的社会价值而拥有的对其他社会主体的强制力量和支配量；而“影响高校的权力”是指进入高校影响高校办学行为的外部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比如，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力，其权力的拥有主体分别是政府和市场，而不是高校，就不属于高校所拥有的权力，而更多地属于“影响高校的权力”。[11]政党权力作为“高校拥有的权力”被很多学者划入高校权力结构当中，本文认为从权力目的与手段上来说政党权力虽然与行政权力并不相同，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党是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政党权力和行政权力并没有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区别明显，因而不将政党权力作为独立的高校权力结构组成部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最主要的高校权力构成，即高校权力结构为二元权力结构，在我国高校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模糊、错位和滥用，是出现两种权力越位或缺位的重要原因。因此很有必要清晰界定高校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基本内涵。

三、国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基本观点

基于高校内部的权力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所构成的二元权力结构，随着对两类权力研究的深入，现在国内学界对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形成了三大类：融合论、分立论和不对称论。

（一）融合论

1、两种权力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而两者的功能是互补的。有学者明确指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互补和协调的[12]。还有人认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的共存，是大学发展的历史必然，学术权力本身的缺陷无法保证大学内部统一、高校地运行，而行政权力参与到大学中来恰好能弥补这个缺陷[13]，换而言之，正是因为学术权力本身所具有的缺陷才使得行政权力参与到高校管理体制中来并日益占据主要的位置。2、两种权力主客体是重叠的，运行方式是交叉的。有人认为，我国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是：重叠交叉———相互依存的共同体[14]。大学的行政职务由学术人员担任，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不论是学术事务还是非学术事务，只要纳入行政系统的职责范围，就成为行政权力的客体。用行政手段管理学术事务，其权力行使的主体既是学术权力的主体，也是行政权力的主体[15]。3、两种权力在性质上是相似的，都是（行政法和宪法）法定权力[14]。

（二）分立论

1、两种权力是不同含义和性质的权力，具有各自不同的运行方式以及价值取向，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具有相对独立性。两种权力的并存不能抹杀二者的区别，本质的不同决定了二者的独立性，也决定了二者的矛盾性[13]。从权力的产生、权力的实质和权力的作用时空范围等方面来看，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存在着必然的对立性。[16]2、两种权力存在矛盾的必然性。有人认为作为在同一个组织中运行的两种权力，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联系是广泛的，但冲突也是难免的[17]。也有人认为，大学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两者之间有不可避免的冲突[18]。但实际上，无论权力关系的历史演变还是现实表现都证明了价值观和工作方式已不再是两者冲突的唯一甚或主导因素。因为，现代大学权力关系所涉及的已远不止效率目标和学术目标那么简单，而是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多的外部控制和影响，不仅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更增添了不少利益色彩。分立论和融合论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即认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一对对称的概念，与不对称论是相对应的。同时，两种观点都明确强调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内在协调与相互关联。虽然分立论更多强调的是两者之间对立的一面，但也认识到了化解冲突、缓和矛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三）不对称论

有学者指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是一对对称概念[8]。有学者也认为，实际上学术权力是对学术事务的影响力或学术事务管理的权力，与行政权力不是一个对称概念[19]。不对称轮这种观点认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理论上就是不对称的，基于不对称论的观点，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就不存在关系的争论。这是一种否定的视角解构了现有的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所有观点，换句话说，也就意味着可以重构两者之间的任何关系，协调共存就是其中的一种[20]。不对称论全面否定，彻底解构了现有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的认识，即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看作是一对非对称概念。[19]不对称论虽然对协调高校权力开拓了思路，但是从现实状况来看，我们认为高校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同时是高校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是相互关联、协调，相互制约并共同为学校的整体发展发挥作用[21]；由于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性质和权力主体等不同必然导致了两种权力的冲突，在一个组织内部同时存在两种强势权力时其冲突是在所难免，尤其在实际的高校管理中两种权力发生冲突时，某一权力发展过快或者过于强大会威胁到另一权力的发展，从而导致了整个高校权力的不稳定或者是畸形发展。加拿大学者许美德将“学校自治”和“学术自由”作为西方大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并指出其作为“历史遗产的组成部分被延续下来”，高校组织的意义首先应该是作为“专门化”和“学术性”组织，其次才是行政组织。高校又是与众不同的学术组织，因此，学术权力是附着在大学组织上的特有产物，尊重大学的学术权力就是尊重大学办学的规律，作为权利主体的高校应当是以学术权力为主的权力结构最符合教育和学校的本质。

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结构现状剖析

虽然学者们认为在高校中学术权力应当发挥更主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我国，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巨大影响，在大学内部管理中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行政职能泛化、行政级别分明，学术权力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高校两权现状的主要问题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

我国高校行政权力泛化的现象比较严重。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之后，我国大学内部的权力构成实际上只有行政权力，也就是只有行政人员的行政权力，而无学术人员的学术权力[22]，以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普遍存在。真正为大学所特有属性的学术权力成为了行政权力的附属，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或者为行政权力所左右，学术事务的决定权力由行政权力所把持；或者被行政权力边缘化，无法发挥出其真正作用。由于这种不当的干预，学术权力逐渐被行政权力侵蚀，为行政权力渗透的学术权力也有了级别之分，学术事物的决定权、话语权以及学术资源的配置都为行政权力所把持。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大学办学自主权的不断扩大，人们逐渐意识到了依据大学办学规律，发挥学术人员在大学办学中的作用的重要性，“我国大学的学术权力是在严密的行政权力体系下开始生长”。但是“在大学管理的实践中彰显学术权力毫无疑问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开端应该是那些与学术人员最为密切的学术事务，如参与学校发展与改革的决策，教师资格审定标准的制定及教师资格的审定，教育与研究活动规则的制定等。”[23]

（二）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权责不清

这是行政权力能够代替学术权力管理学术事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两权之间没有明确的权责划分，从权力客体来看，对事务的属性的划分没有明确标准，行政权力是否越权也就没有一个实际的评判标准。从权力主体角度来看，高校中存在着行政岗位人员同时也是学术组织成员的现象，即所谓的“双肩挑”，在学术事务的决策中，这一类双重身份的人员就会为他另一个身份所影响，所占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偏差，进而所作出的决策会带有行政色彩，此外，其他学者可能会顾忌双重人份者的另一个身份，而迎合权威或者领导的选择，最终的结果就是，学术事务由行政权力所左右，学术权力由行政权力代行使，真正的学术权力被忽略而无法发挥作用。

（三）学术权力市场化，行政权力官僚化、庸俗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开始对学术活动侵蚀和支配，高校中的学术权力开始对自己和自己利益共同体进行保护，讲求学术权力的效益性，学术权力开始变得市场化。与此同时，高校的行政权力成为了高于学术权力的官僚权力，“讲人情、讲关系、讲利益”，不再以服务于高校运行和目标为主要任务，逐渐官僚化、庸俗化。[25]

（四）高校权力中心向上偏移

我国高校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管理负责制，学院院长和系主任虽然名义上由民主选举产生，但最终由校党委和校长任命，他们必须对学校最高行政长官负责，作为校长的基层行政权力代表，他们通常很少全面系统地关注普通教授的意见[26]。在大学三层级结构的管理体制中学校层次几乎集中了对学校所有事务的决策权。院系行政管理组织与党的组织分享权力，尽管它分担了很多的权力，但院系一级并不完全掌握对院系事务的完全的决策权，院系内的人事任用、专业设置、课程调整、教学计划编制、经费分配与使用、招生与就业等都主要由学校层次决定，院系所拥有的权力非常有限，而它实际上只是履行了一种咨询、参谋和执行的职能。[27]高校权力结构呈现出向上集中的“倒金字塔”型，基层的教授和学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都受到了忽视和限制，真正的学术权力应该在教授和学者手中，而他们的意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意味着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都集中在了少数人的手中，高校的民主权力实现遇到了障碍。

五、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思路

随着高校中行政权力的扩张和学术权力的弱化，我国的高校行政化日趋显著，而官本位和高校行政权力的使用不当使得高校权力结构弊端明显。高校对政绩与形象的追求，对规模、数量、速度，对大楼、大校园的追求已然完全压倒了对教育质量、教师和学生成长的关注。“去行政化”是现阶段解决高校权力结构失衡、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一个主流改革思路。

（一）“去行政化”的提出与基本内涵

面对高校权力结构行政化带来的种种弊端，早有学者提出了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方案，而我国在新近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正式明确提出了逐步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即高校“去行政化”。高校去“去行政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尚无统一概论，通过学者们的研究我们归纳为两点：一是高校外部的去行政化，即改变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二是高校内部的去行政化，从高校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说，高校内部去行政化主要指高校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充分发挥学校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称职务评审委员会等由专家、教授组成的教育或学术决策组织的作用，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是今后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也就是说去行政化并不是将现有的两元高校权力结构改革为只有学术权力的一元权力结构，而是改变现有行政化管理模式，高校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需要有行政权力来进行管理。所以我们认为去行政化不是指废弃正常的行政管理，而是抛弃官僚作风习气，合理规范行政管理权限。

（二）“去行政化”的难点

高校去行政化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内外两大环境。从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出发，在中国这个长期以“礼治”讲“等级”的社会结构中，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被行政化”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在中国教育史上，传统官学机构实行的是官师合一、政教合一，教师的任命和所教科目均由政府掌控。科举制度则主张学而优则仕，更是强化了教育领域的“官本位”意识。[27]建国后至今高校仍旧主要在政府的控制力量之下，政府的行政力量对于高校的干预是高校决策中不可避免的。摆脱政府的干预可能会使高校的发展脱离政治力量的控制，因而高校去行政化的外部阻力巨大，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克服的。在高校内部一旦失去行政级别和行政权力可能将失去更多的信息和资源，特别是作为已拥有一定行政权力的高校内部人员并不会积极的配合推动去行政化进程的发展，这将使得去行政化在高校中的执行力度不够甚至于无法付诸实践。来自高校内外的双重阻力意味着高校去行政化将需要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

（三）“去行政化”的具体途径

高校去行政化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单纯“去掉高校行政级别”不能解决中国高校行政化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建设。我国的市场经济为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是在进步，然而政治体制和领导机制改革并未跟进，而是停留在较低层次，学者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的制度建设意见有以下几点：

1、立法保障我国高校学术权力，依法改变我国高校行政化倾向高校要遵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社会服务等，并依法制定学校章程与规划，因此，制度和法律是两权的基础也是保障，自1985年以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有关条款中明确阐述了大学的党委、校长和学术委员会的职能，为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协调提供了法律依据[28]。有学者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依据我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建立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以确保学者专家参与学术事务决策的权力落到实处；遵从《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三条，进一步建立健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将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落到实处，建立健全校务委员会制，吸收适当教授代表参与学校行政事务的决策。

高等教育法律概论范文篇10

关键词：法学专业；教学能力提升；制度机制保障

国内外的研究与实践均表明，教学能力是影响教学效果的各种因素中最直接、最明显和最具效力的因素[1]。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是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教育方面的重要体现。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高〔2018〕2号）强调要多措并举，全面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对高校本科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要求。如何提升高校法学专业教师的教学能力对每个高校的法学院（系）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法学专业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经调查发现，无论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内一流法学专业高校、地方重点建设高校还是一般普通高校，在确定法学专业本科生培养目标方面大体相同，要求毕业生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和能力：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创新精神，从事法律专门工作的实践能力。与之相适应，作为传道授业的法学专业教师应当具有相匹配的教学能力。所谓教学能力是指教师为达到教学目的，顺利从事教学活动所表现的一种心理特征[2]。一般包括教学认知能力、教学组织与操作能力、教学监控能力和教学研究能力。教学认知能力是指教师对所教学科的定理发展和概念等的概括化程度，以及对所教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自己所使用的教学策略的理解程度。其反映着教师对教学目标、教学任务、学习者特点、教学方法与策略以及教学情境的分析判断能力。教学认知能力直接影响教师对所教学科内容的选择和分析，知识的有效组织和呈现方式，是提高教学工作效能的前提[3]。而教学组织操作能力则是教师为达到教学目标，取得教学成效，在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系统管理和操作能力。包括言语表达能力和非言语表达能力。这是课堂教学中最直观、最基本的教学能力。教学监控能力是指教师为了保证教学的成功，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在教学的全过程中将教学活动本身作为意识的对象，不断地对其进行积极主动的计划、检查、评价、反馈、控制和调节的能力。教学研究能力是指教师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目的、有计划且有组织地对教学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及现象进行研究，以探索和认识教学规律，提高教学质量时所必备的心理特征。当然，对于法学专业教师而言，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扎实的法学理论知识和法律实践能力是教学能力的基础。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截止至2019年，全国已有53所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培养了近万名法学博士，已经基本能够满足高校对高层次法学教师的需求。一般而言，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代表其具有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满足法学专业本科教学所需要的知识储备。然而，教学乃是一门实践学，有其独特的原理、原则和方法、手段，未经培训和历练，无法达成培养合格人才的目标。教育部、省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均规定了新入职教师要进行岗前培训，考核合格才能取得高校教师资格。有些地方的岗前培训仍是老三门课：“教育知识与能力”“高等教育法规概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有些地方的培训内容更加突出教学技能，如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指导意见》指出培训内容包括“专业素养与理念”“教学理论与技能”“信息技术与运用”，参训教师还须参加不少于一个学期的教研实习，以提升教学科研的实践能力。法科生没有经过系统的教师教育理论学习和训练，不仅缺乏心理学理论知识，而且不能完全掌握教学规律和规范。经过短暂的岗前培训，不足以满足现代教学需要。实践证明，不仅新教师普遍缺乏教学能力，部分老教师同样也缺乏良好的教学能力，有的老教师甚至还缺乏法律实践能力。教学能力、法律实践能力短缺，制约了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的需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教师缺乏有效实践锻炼的客观原因，也有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主观原因，需要从学校制度机制层面和教师个人主观层面加以解决。

二、学校层面提升教师教学能力路径

（一）加强制度保障。1.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实施师德师风负面清单和加分清单制度。法治人才是参与治国理政，确立规则、利用法的原则和规则解决纠纷的专门人才，职业道德是保证其正确履职的内在素养。因而，言传身教的法学专业教师首先应当有道德情操、仁爱之心，不仅是道德义务，也是《教师法》等法律规定的义务。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校应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素质的第一要素，建立师德师风评价考核方案，建立师德师风负面清单制度，将严重违反高校师德规范的行为列入“一票否决”内容，同时建立正向加分清单，将师德师风负面清单和加分清单运用在教师年度考核、职称评审及评奖评先等方面，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提高自身职业素养。2.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引导教师自觉提升教学能力。以往，政府及高校更加突出对教师科研业绩的考核，科研业绩在荣誉授予和职称评审方面占据了突出的地位[4]。有些政策比如“浙江省151人才工程”“浙江省三育人先进个人”等，在文件内容上并不唯科研，但各高校在实际申报时，无一不是以科研为量化指标，这种导向直接造成了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近几年来，党和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高校教师，老师是第一身份，教书是第一工作，上课是第一责任”[5]。在重视科研质量的同时，将目光回归到教学，要求在政策导向上重视教学，坚决落实提出的“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重要精神。要贯彻和落实国家高等教育振兴计划，还需要政府及高校在教师绩效考核、职称评审、荣誉授予及其运用方面提高教学业绩比重，特别是改革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推行重视教学质量为导向的教学型教授评审制度。此外，虽然很多高校都设置了类似“卓越教学奖”的奖项，并对获奖者给予了数额巨大的物质奖励，但囿于政策惠及面过于狭窄，鼓励教学的正向激励作用没有取得理想效果，需要调整政策，扩大奖励惠及面。在教学评价方面，建立更加客观、合理的评价体系。教师教学水平高低往往依赖于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指标设置是否精细、符合教学能力影响因子以及如何保证不同年级学生评价的客观性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现阶段教师教学水平是否符合人才培养方案的各项目标要求，是否达到传授知识、提升能力、创新思维和提高道德情操的要求，是缺乏客观合理的评价体系的。3.完善教师教学能力培养体系，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实践、总结、反思和改进的螺旋上升过程，需要较长时间的教学实践。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培训，更需要调动教师的自觉，任何形式的外部要求都要通过教师自主发展的需要发挥作用。不少高校对教师进行入职培训时侧重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和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等课程，虽然也开展了教学技能的培训，但学习形式多是行政性的自上而下的统一要求，对教师实践能力的训练和指导，尤其是对专业课程的教学和教学技能、教学研究能力重视不够。高校要根据人才培养要求、学科特点及教师专业发展需要制定科学而系统的师资培训体系，既要对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系统知识和理论、教学策略等先进教学理念、知识的统一培训，又要根据专业要求和教师实际情况开展个性化的培训，长期和短期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形成教师培训常态长效化。由于高校普遍不实行教师坐班制，所以推行和吸引教师参加教师教育培训难度较大。为摆脱组织重视，教师轻视的局面，不仅需要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营造良好的教风，更需要将教师培训考核、教学评价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聘用考核等指标体系中，以制度促学习。（二）加强机制保障。1.加强实践能力培养，引导教师成为“双师双能”型人才。“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法学知识必须要向实践知识转化，又要从实践中发现法律治理存在的问题，从而服务于法学理论的发展。法学专业教师既要有传授法学理论知识的能力，又要有运用法律实践知识的能力。大多数新教师从高校到高校，还没有法律实践的经历，不熟悉立法、司法以及行政执法等法律实务活动，难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枯燥、无味，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效果不佳。为解决法律实践知识和能力短缺问题，高校应鼓励新教师到律师事务所、司法机关等法律实务部门实习，并将实习考核情况纳入新教师业绩考核中。当然，也需要警惕法学教师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兼职工作上，出现本末倒置现象。学校或者学院（系）如何寻求教师法律实务与教育教学之间的平衡，是一件十分考验高校管理人员智慧的事情。2.推行青年教师导师制，形成以老带新机制。围绕教学目标，教什么、怎么教都极具实践性，教学是一门浓缩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和组织管理学等综合知识的领导艺术。教学过程不仅要求教师能够明确教学目标，吃透教材知识点，还要具有教学的方法、语言表达和反思等能力。这些教学必备素质和能力，尽管可以通过培训、观摩和理论学习得到提升，但采取“师徒制”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职前教师教育和在职教师培训远离实践的不足,因而日益成为新教师“转正”前的必备“课程”[6]。为更好实现“以老带新”，提升新教师教学能力，需要建立导师遴选制，采取共同备课制、“双师同堂”制和互相评议制。具体表现为从教学名师中遴选教学导师，师徒共同备课，徒弟讲课师傅在课堂上及时指点，并听取学生的意见，真正做到在教学实践中提高，课后再评议，反复实施一段时间。3.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强教师提升教学能力的内在动力。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会产生更高层次的尊重、自我实现的精神需要。精神需要的满足，是促进教师自我提升的内驱力。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有助于满足教师精神需要，激发教师完善业务能力，提高教学水平的动机。首先，高校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教师的需要，关注教师教学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为教师提供所需的帮助和支持；其次，建立精神激励为主导的激励政策，通过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学能力在评奖评优和职称评审中的比重，开展教学技能竞赛等，引导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教学活动中；再次，大力宣传教学先进典型，发挥榜样示范作用，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激励教师认同教学、热爱教学。

三、教师个人层面提升教学能力的路径

教师要站稳讲台，胜任岗位，有效开展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教师培养和提高教学能力的主阵地。根据法学专业对教师教学能力和素质的要求，结合课堂教学现状，教师要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提升自身教学能力。（一）树立“人本教育”理念。教育始终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教学也是以培养人才方案为出发点和归宿。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总体目标和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的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在教育教学中必须观照学习者的灵魂，而不仅仅是知识的堆积和技能的训练[7]。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就会正确看待教和学的关系，不至于走向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绝对支配，无视学生主体性的“教师中心论”，也不至于认为教师只起到引导学生学习兴趣，满足学生需要的“学生中心论”，而是充分重视教师在教中的主体地位，学生在学中的主体性[8]。树立“人本教育”理念，教师就会充分重视自身在教学组织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尊重学生、重视学生反思和知识迁移。这种理念也能进一步引导教师根据不同情形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二）法学专业教师教学技能补短关键。教师以学生接收知识，培养能力为视角，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需要两套技能：管理学生、调动学生学习动机的技能和教给学生具体内容的技能[9]。从理论上看，养成两套技能是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但根据法学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的一般规律，以下几方面要求特别值得新教师关注。1.熟悉教学大纲，悟透教材。教学大纲是课程的教学纲要，包括课程的教学目的、任务、教学内容的范围、深度和知识体系等，是学生必须达到的课程学习最低标准。任课教师需要熟悉教学大纲，明确做到教授知识和培养学习知识能力的总要求，否则教学属于无的放矢，无法合理分配课时。不同高校学生群体的综合素质存在较大差异，直接影响培养人才的规格，对不同综合素质的学生，使用的教材应有区分。相对于“双一流”建设高校、法学专业知名高校而言，一般地方高校培养的法治人才应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选用的教材学术性不宜过重，否则会超出学生接收、消化知识的能力，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要达到教学目的，应当悟透教材，根据教学大纲取舍教学的重点，而不是面面俱到，主次不分。这种普遍性问题，表现在课件上，所涉知识点全而不精；表现在课堂上，教师满堂灌、学生上课倦怠从而导致基础知识薄弱，运用知识的能力不足。2.语言表达精练，善于归纳总结。语言表达顺畅，归纳总结妥当是教学基本功。然而，很多教师不注意语言修养，语言表达不够流畅准确，可接受度差。教师应当善于发现自己身上类似的问题并改正。法学课程教学中还必须注意语言表达的通俗性。法学理论的专业性、内涵丰富性决定了其语言表达具有专业性强、晦涩难懂等特点，对于初学者，难以记忆和理解，这对教师的语言表达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需要将法学理论内化于心，转化为通俗的表达语言，易于学生记忆和理解。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再还原为法言法语，回归法学的专业性面目。3.掌控课堂，教学一体。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指挥者，要有掌控全局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从课堂纪律、学生学习状态、互动状态到知识掌握情况等方面都要注意观察，需要及时发现问题，适时调整、调度，让学生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学习上。新教师初上讲台，难免紧张，不由自主将全部注意力放在讲课上，无法把握学情和上课节奏，做不到张弛有度。对于新教师，应当明确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始终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教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绝不是静态的，并在教学中多问自己“这样讲是否合适”，多问学生是否理解。4.根据培养能力标准采取相应的教学方式。“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教学有规律，但教学方式可以多种多样，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应当以培养学生什么样的能力为标准。法学知识理论中既有达成共识的知识，也有存在争议的知识，既有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也有需要学生提升的知识。根据要求学生掌握的不同知识和培养人才需要，应当视需要采取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及探究法等方式。对于侧重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的一般应用型高校，应更多地使用案例教学法和实训法；对于更加注重创新能力培养的高校，应更多地采用探究法。

总之，为实现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高校要在体制、机制上保障教学在高等教育中的核心地位。新教师也要不断提高育人道德水平，增长知识，把握教学目标，有针对性地克服几个常见问题，内外结合地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

参考文献：

[1]孙钰华.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中国大学教学,2009(8).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1706.

[3]孙杰远.教学认知能力:教师专业发展核心力[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2(4).

[4]四川大学“卓越教学奖”.再次引发思考关注:高校真的重科研轻教学吗[N].人民日报,2015-04-22.

[5]张盖伦.陈宝生: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不合格[N].科技日报,2018-06-22.

[6]毛齐明,岳奎.“师徒制”教师学习:困境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11(22).

[7]唐之享.人本教育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13.

[8]唐智松.教育原理:研究与教学[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201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