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研究范文10篇

高等教育本质问题是教育学中必须深入探讨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高等教育研究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和课题。特别基于当前社会转型历史时期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下，认真分析研究高等教育本质对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变革具有奠基性重大意义。要认清高等教育本质就必须弄清教育本质而要弄清教育本质就首先需要在教育和本质这两个难题上取得一致。

1.何为教育

从历史来看中国最早的“教育”一词出现在《孟子·尽上心》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由此可见“教育”一词在古代有“教”和“育”双重意思。在西方教育一词的英文是educatioan源于拉丁文edueare原义为引导引出。教育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指一切增进人们的只是技能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活动。狭义的教育指学校教育，通过学校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这种教育是由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目的系统的对年轻一代施加影响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陶冶他们的思想和品德是人们获得一定的知识、技能养成一定的思想和品德。

2.事物的本质

要教育的本质我们需明确什么是事物的本质，关于本质的界定有如下几种观点：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本质是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内在规定性是该事物最普遍最一般的最稳定的规定性，是事物内在的联系[1]。②《中国百科大全书》的界定：本质指事物的内部联系由事物的矛盾构成而规律则是就事物发展过程而言，指同一类现象的本质关系或本质之间的稳定关系[2]。③《现代汉语词典》的界定：本质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巨鼎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事物的本质是稳定隐蔽的，通过现象来表现不能用简单的直观去认识，必须透过现象掌握本质[3]。从上述对本质的界定我们可以得出本质的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普遍性。同一事物不管时间、空间外形有多大差异但其本质是完全同一的。第二，稳定性。本质是事物内部固有的属性或联系，它是相对稳定的。第三，隐蔽性。由于本质是内在属性和联系，决定了我们在认识事物本质的复杂性，也就有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说法。因为本质才是事物的根本属性，决定客观事物具有各种表现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联系，这也决定了我们要通过复杂缤纷的现象把握本质不能用简单的直观去认识。第四，联系性。任何事物之间均是有联系的不是孤立存在的。将本质问题于事物矛盾联系起来认为现象是事物外部的联系本质是失去内部的联系“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他输的矛盾，这种特殊矛盾就是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4]。

3.教育的本质

[摘要]本文从教育券的产生和发展入手，对现今教育券存在的两种主要券模式即自由市场模式和收入关联模式在产生背景、政策主张和实施条件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结合现阶段我国高校的分布状况以及我国高等教育学费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根据东中西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券实施模式。在实施的过程中根据东中西各地区的人均GDP和恩格尔系数来确定教育券的面值。

[关键词]教育券自由市场模型收入关联模型

目前，教育、医疗、住房被媒体戏为压在人们身上的“三座大山”。在三大问题中教育问题又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从1997年高校扩招开始到现在已持续十年。扩招中出现的生源素质下降、学费涨幅快、整体教育质量下降，导致偏离扩张的目的。怎样把有限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引入教育券制度是一种新的尝试。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译作教育凭证)的做法是政府把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直接发放给学生或家长，而不是学校，可以用来支付学费和相关费用的一种有价证券。由于教育券不直接发放给学校，学校则向政府兑取与券值相等的现金。[1]

一、现有教育券制度两种主要模式的比较

在国外，教育券机制已经存在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弗里德曼倡导的市场机制模式，即通过“教育券”开拓教育竞争市场，提高教育效率；另一种是皮科克和怀斯曼倡导的收入关联模式，即通过公共政策的有效控制，帮助弱势群体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此外詹克斯还提出了对经济条件不佳处于劣势的学生还可获得补偿性教育券。由于也是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提出，所以我们也把其归入收入关联模式。[2]这两种模式的都有各自的产生背景、政策主张和实施条件。

1、两者产生背景的比较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提倡各国国际合作互通的开放性和联动性。中俄建交多年，是重要的战略伙伴，两国早已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体，这对“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俄高等教育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从“一带一路”宗旨出发，简要概述了中俄两国高等教育事业现状，并对中俄两国高等教育合作动力进行具体分析，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俄高等教育合作提供参考与借鉴，为“一带一路”战略施行提供推动力。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高等教育;动力

一、“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合作概述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这便是现如今享誉中外“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借古“丝绸之路”之名，以发展促和平，与沿线各国开展经济、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合作交流，实现国家之间的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教育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一带一路”强调多国协同发展，各国需要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合作推进到教育方面的深层次交流。中国教育部曾发文称，教育在建设“一带一路”中的作用是基础性和先导性的，沿线各国的教育交流为“一带一路”战略施行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可见，“一带一路”战略为沿线各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提供了优越的条件[1]。本文从“一带一路”宗旨出发，提出了中俄高等教育合作的具体对策，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中俄高等教育合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中俄高等教育事业情况分析

中俄两国在政治和教育层面的主观意识是一致的，“一带一路”政策更加强了两国的合作关系。为了加强两国在教育上的合作，两国于2014年签订了《中国教育部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部关于支持组建中俄同类高校联盟的谅解备忘录》，政府的积极响应深刻推动了新机制的创建与发展。中国教育部门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中俄两国留学生数量以逐年递增的趋势上涨，这标志着中俄两国教育事业正在向前发展，两国的教育形势也趋于稳定，这种积极的形势使两国达成：“2020年使留学人数达到10万人”的新目标[2]。中国的教育体系日趋完善，经济快速增长，俄罗斯贸易等领域迅速发展，使会汉语、懂中文交流的人才需求量递增。为了快速拓展人才供给，2015年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建立孔子课堂3个，孔子学院12所，俄境内相当数量的国立高校开设汉语课，并将汉语作为需要学习的第一外来语种。为了更快的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中俄两国大力投入教育事业，两国就长期稳定的合作发展关系所签署的协议达到了近千份，同时建立了上百个友好合作办学项目。由此可见，中俄两国在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一带一路”战略能够更好地推动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两国人才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友好互动与稳定发展也对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与影响。

［摘要］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创业教育体系的现状和问题做全面、系统的分析，以及对比国外发展情况，探索实现高校创业教育的途径，形成创业型就业格局，缓解就业压力和经济下行压力。

［关键词］创业;创业教育;高校教育

1引言

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必须着力培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意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创业和就业结合起来，以创业创新带动就业。统计表明，1个创业者可带动5个就业者就业。可见，引导大学生创业是顺势而为，创业创新工作承载了缓解就业压力，提升中国经济活力的重任。国外创业教育发展也都是以经济危机影响传统就业为契机，形成了社会和高校一致主导的创业思潮，理论教学辅以实践教学，配备多梯队专业化师资，科学的创业发展中心，强大的资金支持，形成了系统、全面、多层次的创业教育培养体系。我国创业教育开端于1997年“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目前，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近百所高校开设了大学生KAB创业基础课程。但是创业现状不容乐观，中央电视台的调研数据显示具有创业理想的学生占80%，但真正能实践的只占4.2%，创业成功率不足30%，中国创业投资仅占GDP的0.025%。创业教育面临诸多问题。

2高等教育创业教育面临的问题

2.1创业精神缺失

摘要：如今高等教育改革框架已经基本搭建，改革重点转为内部结构性的调整。改革中存在着政府主导高校被动、改革的评价标准存疑等问题，需要高等教育改革的两个主体的政府和高校进行改革。政府方面要适当放权进行宏观管理，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高校方面要确立办学的独立法人地位，并加强自我革新。

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政府与高校

一、改革背景：行政与市场的双重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管理采用直接的行政手段，这种管理机制针对性强，但效率较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高等教育管理根据市场经济的变化提出相应的改革方式，这种管理机制灵活性高，但由于市场信息鱼龙混杂，影响改革进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处于这两种机制简单相加的双重体制下，传统的计划思维造成改革困难，国家控制高校的资源配置，决定是否将市场机制引入高校管理中。

二、改革模式：政府主导，高校被动

高等教育改革中无论是管理层级还是资源配置，都是政府主导。一方面，政府引领主流思想，减少改革阻力。但是政府的干预使高校被动，缺乏活力，为了争夺资源，不能良性发展。根据我国的国情，政府参与改革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是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政府干预过多。高校与政府之间多维关联。

摘要：学习分析作为教育信息化的新浪潮，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首先介绍学习分析含义及相关概念的发展，学习分析的组成要素；然后对学习分析在高等教育中对教育管理者、教师以及学生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了学习分析在目前教育应用中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

关键词：学习分析；信息化；高等教育学习分析

（LearningAnalytics）是近年来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形成的一个新兴、热门的研究领域，它融合了学习科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统计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技术与方法。美国新媒体联盟（NewMediaConsortium）早在2011年就指出学习分析为未来教育4－5年技术科技趋势，并在地平线报告中连续四年把学习分析作为影响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关键技术。学习分析的目标是为了理解和优化学习及其产生的环境。吉布森［1］教授曾指出，“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教育领域的分析技术目前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学习者、学习过程、学习内容、学生学习生命周期和学习组织行为学等”。关于学习分析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和组织观点不尽相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学习分析研究的目标是为评估和优化学习过程和学习环境，研究的对象是学习者在其学习活动中产生的海量数据和学习情境数据，研究的方法是采用特定的工具与技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优化学习、提高效率以及为教育活动相关人员提供决策等支持。

1学习分析的要素

在学习分析的研究中，学习理论、教学理论、网络技术、社会网络等为其研究和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学习分析的工作对象是关于学习者与学习过程的数据，要实现的目的是对学习与学习环境的优化。学者Greller和Drachsler［5］提出了学习分析的六维关键因素设计，分别是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目标（Ob－jectives）、数据（Data）、工具（Instruments）、外部约束（Exter－nalConstraints）和内部局限（InternalLimitations）。Brown［6］指出学习分析的过程由五个要素构成：数据收集、分析、学生学习、反馈、干预；李艳燕与黄荣怀［7］等提出了学习分析的概念框架，指出学习分析的五个基本组成要素为：学习过程、学习环境、教育环境、受众、数据分析五个环节。其中第五个环节又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表示、应用服务等内容。

2学习分析在高等教育中应用的价值和意义

一、走向世界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当代使命

虽然“近30年的繁荣发展历史证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各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也证明，没有哪个国家是通过依附发展成为社科研究强国的”［1］。但独立自主并不是否定人文社科研究的国际化，作为人文社科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研究，理应走向世界，建立既面向世界又独立自主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

1.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对实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当今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扩大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交流，注意引进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研究方法、管理经验。把我国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推向世界是哲学社会科学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一步指出，要“大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经过几年的实践，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开展学术研究的实力日益增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展开平等对话，逐步缔造世界学术生产关系中的“中国影响力”。而在缔造中国学术影响力的过程中，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必须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贡献智慧，走向世界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不仅要走在教育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前列，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提供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范式，使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而且要通过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加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的发展进程。

2.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是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方面，反映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对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贡献和影响。不可否认，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和程度还处于起步阶段，“从世界高教研究的整体格局来看，中国高教研究仍游离于‘中心’之外。……在国际高教研究的大平台上，中国学者发出的声音还很微弱”［2］。但在全球国际化、一体化的大熔炉中，没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声音的国际化是伪国际化，没有中国高等教育学者参与的国际化也不能真正称得上是国际化。因此，在全球共同体内，我国能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贡献什么是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有责任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就。3.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对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强国的目标具有奠基性作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内部。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国，我们应当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学术体系，从而影响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与研究范式，不断增加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话语权。要实现影响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格局的既定目标，其首要前提就是使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高等教育研究不仅仅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而且对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强国的目标具有奠基性作用。

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一方面，通过“引进来”战略，译介了大量的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了解国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最新成果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等多种形式，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水平，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者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渠道。但总体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水平还比较低，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高等教育研究者或有影响的高等教育理论微乎其微，甚至于对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理解存在着诸多误区。走向世界的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面临着现实困境。

摘要：高等教育意愿指的是一个人在接受了初步的教育后，希望能够在未来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高等教育意愿不仅会影响中学生的学业表现与实际的最终教育获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学生当前的希望感，而同伴影响、父母参与、老师关注共同塑造了初中生的高等教育意愿。为了提升中学生高等教育意愿、实现教育的机会均等，必须将同伴、父母、老师等因素共同纳入考量，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影响。

关键词：中学生；高等教育意愿；Logit模型

一、引言

日本作家矢仓久泰（1982）曾经这样描述教育的作用：“（过去）农民的儿子只能是农民，商人的儿子只能是商人，而士族的儿子也必将成为士族，一个人职业和社会身份要靠门第门阀，命里注定……教育开辟了可以靠‘学问’这种新的实力而发迹的道路。”[1]（2）在当代社会，已经不能仅仅将教育理解为培养专业人才的手段，它实际上兼具着社会结构再生产和社会阶层调整功能。新韦伯主义的柯林斯就认为学校传授的内容与其说是专业知识不如说是身份文化[2]（66）。在我国，党和政府一向把高等教育的普及视作政府责任———通过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提升人口素质，也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全面消除贫困的希望所在。教育的种种社会和政治层面意义，使得有关教育问题的研究，尤其是高等教育接受的研究已不囿于教育学领域，而是成为了众多社会学者关注的话题。尽管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正在不断得到重视，但是由于教育获得的追踪数据收集周期较长，且存在着种种困难，许多学者选择引入了教育意愿（edu-cationalaspiration/desires）的概念进行相关研究。教育意愿，也称教育愿望、教育欲望、教育抱负，它指的是一个人在接受教育后，对个人在教育方面自我期许将达到何种成就目标的程度[3]。VijayendraRao（2004）说：“追求期望的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由阐明规范和公理方面的经验引导的调节特定需求和愿望之间的灵活的导向能力。”[4]（68）在教育领域，这种导向能力不仅反映了个人的行动能力，在教育领域也是反映社会地位的指标———“对社会地位最低的人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比客观机会还要少[5]（6）。澳大利亚人类学家Kipnis（2011）也曾经用这个术语来形容他在当代中国所观察到的对教育质量和成就的巨大需求[6]（218）。同时，已有的研究也证实了教育意愿确实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业表现与最终教育获得[7]（192）[8]（91）。目前，围绕教育意愿的研究已经有了数量丰富的成果，但是现有的许多研究实际上忽视了高等教育的特殊性，而是简单地将高等教育视作基础教育的延续。本研究的目的就在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以高等教育意愿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以同伴影响、老师关注、父母参与三方面的相关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Logit回归分析，发现影响中学生高等教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而为削减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提升中学生高等教育意愿、实现教育的机会均等提出针对性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同伴行为对教育意愿的影响。当前，中西方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了同伴群体对青少年的影响———只是这种研究更加广泛地是被用来解释抽烟、酒驾、吸毒、危险性行为等方面的越轨行为，针对教育意愿的研究数量上相对较少，如Haller等人（1960）通过经验数据验证了同伴的作用，得到了青少年教育意愿很大水平上取决于个人所处社会化关系中的结论[9]（295）。Kellie（2013）则从正面考察了同龄人积极行为对青少年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同伴积极行为如志愿慈善活动或学术表现也会对同伴产生积极影响[10]。Alexander（1964）对30所高中的1401名高年级男生的教育抱负和成就进行了社会调查发现：如果青少年最好的朋友不打算上大学，他也会表现出更弱的高等教育教育意愿，如果他的朋友想去的话，他更有可能去参加[11]（568）。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同伴影响呢？B.B.Brown和A.D.Larson（2009）认为：青春期是一个人最容易受到同龄人压力影响的时期，这种同龄人压力通常与青少年冒险事件有关，因为这些活动通常只会发生在同龄人的身边[12]（95）。J.R.Harris（2003）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则基于过程视角，认为同伴在青少年发展和社会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直到同龄人进入成年后，这种影响的重要性会有所下降[13]（18）。也有学者认为，同伴实际上是学校阶层构成（schoolsocioeconomiccomposition）的一个部分，这类研究的主要观点认为，个体所在的学校的阶层构成越高，则上进的同辈越多，从而会提高其自身的教育意愿[14]（129）、[15]（502）。最后，国内一些研究也对同伴影响的性别差异进了分析，黄超等人（2016）和李烨（2018）均认为女生会在上进同辈群体更有优势，但同伴的积极行为对男生教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效应比对女生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14]（129）、[16]（26）。（二）教师关注对教育意愿的影响。教师关注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48年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prophe-cy）”，并通过通俗口语化的表达，把这一概念推广了开来，但这一概念在最初并不应用于教育领域。所谓自我实现预言，是由对某个人的期望引起这个人的一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又符合了原来他人对他的期望。自我实现的预言是对未来的预言，确保了本身的正确性。1963年，心理学家多伊奇在研究青少年心理学的过程中发现“（学生）对学习的非常消极的态度正是在学校情境中逐步形成的[17]（55）”。这一结论在后来的实验中得到了证实。在罗伯特•罗森塔尔和莱诺尔•雅各布森进行的“课堂里的皮格马利翁”实验中发现，教师的期望使得教师区别对待了被告知是高智商和有发展潜能的学生，使这些学生在这一学年都取得非常优秀的成绩［18］（13），这一效果在后来也被称作罗森塔尔效应，也是西方教师期望研究的开始。我国的相关研究数量还比较少，只有部分具有代表性如侯晓君（2001）通过实证调研发现教师的表扬是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的鼓励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教育意愿，他的研究强调了教师鼓励的重要性［19］（159）。梁宁建（1999）也提到教师会采取恰当的方式指导学生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正确的自我期望的心理品质，并引导学生的期望[20]（221）。还有一些学者则将目光投向了更加宏观的班级层面，他们认为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学校内部存在的差异，特别是班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相反，他们把班级视作影响学生行为发展和教育意愿的关键[21]（207）、[22]（74）。（三）父母参与对教育意愿的影响。父母参与（ParentalInvolvement），也译作家长参与，父母卷入。学界的主流观点一般认为父母参与会对儿童产生积极影响，拥有高父母参与度的儿童在社会行为发展上表现得更加成熟[23]（65），也展现出了更高的教育意愿[24]（166），这是因为“父母的参与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的贡献，特别是监控动机、监控情绪和管理时间策略”[25]（15）。在现阶段，关于父母参与问题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于父母起作用的过程，比如Ming-TeWang等人（2014）的研究指出，父母在一些领域的关注会对儿童的教育意愿产生直接影响[26]（617），但是周菲、程天君（2016）却认为父母的教育关注虽然会促进学生教育理念、期望的进步，但这是建立在其会提升学生学业成就的基础上的[27]（14）。刘保中等（2015）则认为父母参与实际上只是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的中介变量，实际上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家庭的社会资本［28］（172）。宁光杰、马俊龙（2019）在一项针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中发现随迁子女的教育意愿相对于留守子女更高：随迁子女的教育意愿要比留守子女高1年多，并且提高了随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意愿近10个百分点[29]（149），这意味着即使不考虑父母的日常参与，仅仅是父母的陪伴所带来的激励效应和同群效应就已经能够大幅提升学生的教育意愿了。综上所述，虽然在对父母参与对教育意愿作用机制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但是大多数学者仍然认同父母参与对教育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近年来学界对于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呈上升趋势，并达到高峰。笔者以“成人高等教育”和“转型”为主题在中国知网全文期刊库中进行高级检索，查找到2011年到2015年五年间共有195篇关于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论文，其中59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学者们对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认识比较全面深入，笔者试图梳理和分析近五年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研究情况，并进一步总结和提出一些建议。

一、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研究回顾

（一）概念界定

学者们阐述了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概念，并且高度认同转型对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胡凤英认为，“所谓成人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是指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从观念到形式、从外延到内涵等方面产生深刻变化，包括转变发展方式、优化办学结构、增强创新能力、提升办学绩效、充分发挥功能、谋取更大作为、获取自身的可持续发展”。［1］转型是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成人高等教育由不足到完善、由规模向内涵深入发展的一个过程。于小波将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型”划分为“学历导向、职业导向和学习导向”三种的同时，强调成人高等教育转型是一种“积极的变化过程”、“深层次的变革过程”和“艰巨的过程”，并且具有“方向性”、“全面性”和“长期性”。［2］

（二）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背景

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有其深刻的背景，主要表现在终身教育理念、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终身教育理念是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终身教育的发展为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魏勇和苑兆忠认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目标提升了成人高等教育的地位，使成人高等教育成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3］终身教育是在成人教育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并且成人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人高等教育又是成人教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成人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不仅是终身教育理念的要求，更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使命和任务。知识经济的发展给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了挑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兴起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等遇到了挑战。与此同时，李红霞认为，“知识经济的到来助推了教育终身化、学习型社会等理念的推广，为成人教育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契机”。［4］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纪新华认为，成人高等教育应该以“更新的教育理念、更系统的发展规划，真正确保其内涵和外延都能够获得拓展”。［5］信息技术推动了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并且对成人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王倩指出，“积极引导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我国成人高等教育领域，势必对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办学机构的教学模式、办学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革新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6］随着信息技术深入到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必将引起成人高等教育资源的转型。成人高等教育资源由原来的封闭型转向资源共享型，实现教育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不仅有利于知识信息的传播，而且有利于成人高等教育教学的改革。

尽管目前还有人在讨论，高等教育学是学科还是领域，甚至还有人在说，教育学还不成熟，还是领域。然而，不管高等教育学是学科还是领域，就高等教育学研究的策略而言，也应该重视领域研究。因为不管是把高等教育学看成是学科还是领域，都能够划分出多个甚至若干领域。高等教育学若是学科，自然有很多领域；高等教育学若只是领域，也可以划分出很多小领域。总之，高等教育学需要研究的领域确实很多，并且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与积淀，许多研究领域已经产出了一大批丰硕的成果，出现了朱九思、潘懋元、张楚廷等卓有成效的高等教育理论家，形成了若干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的高峰。在今天，如果仍然眉毛胡子一把抓，全面开花，要想在高等教育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和突破，难度很大。但如果讲究策略，盯住高等教育某一个或两个领域，也未必不能抢占制高点。就科学研究和学校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也应该首先是点的突破，然后由点及面。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著名华裔科学家田长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曾经说到：“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取得突破。”

[1]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我阅读熊华军教授、史志刚同学的《201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论文作者的可视化分析——基于12种CSSCI来源期刊载文数据》和陈昌芸同学的《共词可视化视角下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领域构成及发展趋势》两文后首先意识到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到要谈谈对高等教育学领域研究的认识与看法。熊华军教授和史志刚同学的文章，是关于高等教育学大领域研究情况的可视化分析。通过对2010-2013年12种教育学期刊刊载的高等教育论文作者进行可视化研究，总结了201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论文作者的发文规律，揭示了作者间的知识交流机制与合作交流模式，得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已初步形成核心作者群，我国高等教育论文作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差异，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代表的部属大学引导、鼓励和组织学者开展高等教育跨学科研究，我国高等教育论文作者主要来自教育学，多受到省级和部级的基金资助，彼此之间合作规模较小，合著强度较低，合作率不高，主要围绕高职教育、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德育、大学教师发展、创新创业教育和高校人才培养八方面开展研究等结论。这些研究，数据可靠，分析透切，很有说服力。陈昌芸同学的文章，采用的也是可视化分析的方法，不过，关注的只是高等教育大领域中教学服务型大学小领域研究的问题。华中科技大学以刘献君教授为代表的院校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领域是院校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子领域。这个研究领域，也是由刘献君教授在2007年开启的，现在随着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实践的逐步推进，也产生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陈昌芸同学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可视化分析，认为当前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文献主要涉及教学服务型与其他大学的区别和联系、具备的特征及价值和功能、建设主体、建设路径、具体问题探讨五大领域，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未来需要注重学科发展，着力特色研究；重视社会服务，推进合作研究；关注人才培养，突出创新研究；强调多维审视，多视角研究。关于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五大领域的查找及其研究趋势的提出，为进行教学服务型大学领域研究提供了参考。

这里选编的两篇文章都对其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进行了梳理，并列出了名单。熊华军教授和史志刚同学的文章得出了201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高产作者有王建华、张楚廷和王洪才等为代表的66位，形成了以潘懋元、张应强和刘献君等为代表的高被引作者群，高文兵、李立国、王建华和刘克勤是综合网络中影响力较大的作者等数据。陈昌芸同学的文章得出了在发表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文献的50种期刊中《铜仁学院学报》刊发了14篇、《浙江树人大学学报》13篇，核心作者有刘献君、侯长林、罗静、陈明、徐绪卿、魏钢焰、陈琼英、沈云慈等结论。这些数据和结论，既是对相关刊物和作者的肯定，也为更多的研究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尤其是强化了高等教育学的领域研究意识。铜仁学院能够在全国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中有一定的地位，就是其高等教育研究团队近几年来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教学服务型大学这个领域的研究上，没有对教学服务型大学领域的集中研究，就不可能有今天在全国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中的影响。因此，高等教育学的领域研究，既是方法，也是策略。

高等教育学研究的领域，可大可小，具体要视研究者个人或研究团队的研究能力和兴趣而定。能力强、水平高，又有兴趣者，其研究领域可以不断拓展，直至满足研究需求为止；能力弱、水平低者，其研究领域可以小一点、窄一点，小和窄到能够把握得了的领域为止。研究领域大小、宽窄的确定，关键在于“度”的把握，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一旦确定，就要在一段时间之内，甚至比较长的时间之内，咬定青山不放松，方可见成效。之所以有“专家”的称呼，不就是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专注于某一点研究的结果吗？关注某一点的时间长了，研究的问题深了，积累的东西多了，也就自然成为了专家。其实，也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学等理论研究需要专注于某一领域，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也有领域意识，比如陆文夫的“苏州小巷”、刘绍棠的“运河滩”、何士光的“梨花屯”等，就是坚守在一定领域中进行文学创作的典范。所以，选定了高等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就要尽可能将其领域中的矿石挖掘出来，并逐步占据该领域的制高点。占据了高等教育学某个领域的制高点，就是对高等教育学科的贡献！

作者:侯长林 单位:铜仁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