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档案记忆价值及实现方式

一、电影艺术档案的概念内涵

据笔者网络调研，我国就“电影艺术档案”最权威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91年开始暂行、1994年正式的《电影艺术档案管理规定》（下简称《规定》）中。自此规定颁布后，“电影艺术档案”术语逐渐大量出现，相关成果也都采用《规定》的定义。目前，《规定》最新版为2010版，本文即采用该版对电影艺术档案的定义——在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资料，由影片类和文字图片类组成。影片类包括原底标准拷贝或者数字母版、翻底标准拷贝以及各类字幕原底、声底等，文字图片类包括剧本、台本、翻译本、导演阐述、影片审查意见、决定书、宣传材料、获奖证件、配乐谱及歌词、摄制过程及日志等[10]。此概念构成本文论述的基础。

二、电影艺术档案记忆价值的层级

电影艺术档案具有记忆价值是以“档案记忆观”为基础的。较早提出“档案是记忆”论述的，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第二任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布莱邦，他在1950年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指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11]。“档案与记忆”的研究热潮始于20世纪末，“档案记忆观”的称谓逐渐明晰；直至21世纪，档案记忆观趋于成熟。尽管学界目前在某些问题上尚存争议和分歧，但档案的记忆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同，相关实践也层出不穷。近些年，各地城市记忆工程建设方兴未艾，档案馆也是重要的参与机构之一。如2019年，我国北京市档案馆新馆常设展《档案见证北京》用670余件珍贵档案串联起北京近百年的城市记忆，市民们在观展中可感受北京城的百年变迁[12]。电影艺术档案作为一种重要且典型的档案，自然也具备记忆价值。笔者依据国内外新闻案例研究，发现电影艺术档案的记忆价值具有不同层次。从学界共识看，记忆可分为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是多数人对一个时代或一个共同事件的记忆；个体记忆是记忆的最根本来源，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是相互建构的共谋关系[13]，本文据此从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两个层次概括电影艺术档案的记忆价值。（一）电影艺术档案的集体记忆价值。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内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14]。电影艺术档案的“集体记忆价值”表现十分丰富，包括家庭和家族记忆价值、城市和乡村记忆价值、国家和民族记忆价值、人类整体记忆价值等。1.家庭和家族记忆价值家庭电影艺术档案是反映家庭成长与变迁的原始材料，蕴含着家庭和家族的记忆，对家庭或家族具有重要的记忆价值。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南部家庭电影项目归档了数十年的南部家庭电影，这些家庭电影以家庭日常生活场景为主要内容，记录下家庭的变迁与成长，是家庭和家族的宝贵记忆，家庭成员描述其家庭电影的口述记录还可作为家庭电影的配套档案，访客均可在线浏览，还能添加标签和评论以帮助识别地点、人员和事件[15]。又如英国电影协会2015年发起的“影片中的英国”项目以家庭和家族影片为特色，影片之一展现了帕斯莫尔家族于1903年在伯格诺海滩度假的情景，成为帕斯莫尔家族的珍贵记忆[16]。2.城市和乡村记忆价值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世界首部电影《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拍摄于法国里昂，我国首部电影《定军山》诞生在北京。电影艺术档案中保留着大量的城市印记，记录和折射出一座城市的原始面貌和真实细节。例如1980年代末以来的电影中的北京还有一些独属于北京的景致和生活环境，如四合院、胡同等，这些电影艺术档案实则铭刻了老北京人对北京城的记忆[17]。又如退休铁路设备工程师沃尔特•凯维尔致力于对叔叔在20世纪上半叶所拍摄的关于芝加哥的影片进行保存和数字化，保留下了芝加哥这座城市的记忆，被大量用于芝加哥的纪录片中[18]。此外，电影艺术档案对于乡村也有记忆价值，如焦波的乡村纪录片三部曲《乡村里的中国》《出山记》《进城记》反映了农民真切的生活状态和诉求，承载着乡村记忆[19]。再如山东省大型纪录片《乡村记忆——探寻山东最美古村落》展示了山东富有地域特色、活态文化特色和群体记忆的文化遗产，包括乡土建筑、农业遗产、农业生产劳作工艺、民间风俗礼仪等，记录下山东乡村的风貌，让人们“记住乡愁，留住乡情”[20]3.国家和民族记忆价值电影艺术档案对于国家和民族具有突出的记忆价值，故电影艺术档案常被用于爱国教育。一个国家或民族所产生的电影艺术档案是其国家和民族记忆的组成，一是因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电影艺术档案总会带有该国或该民族的政治、经济、科技、宗教、文化等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印记。如我国最早的改编自《西游记》的古装神怪电影《盘丝洞》的相关艺术档案——《西游记盘丝洞特刊》所展现的版式设计以及符号、线条和插画都是关于我国那个时代的审美记忆[21]。又如爱尔兰电影档案馆APP，帮助用户免费利用数字电影档案，这些电影记录着爱尔兰1897年至今的历史，反映了该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22]；二是因为电影常把国家和民族的经历作为反映内容，如我国“共和国影片三部曲”《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分别讲述了我国的建国建党建军故事，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4.人类整体记忆价值电影艺术档案的记忆价值归根结底是属于人类整体的，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理解。首先，电影艺术同其他种类的艺术一样，是不分国界、民族的，是全人类的艺术，所以电影艺术档案的记忆价值也是适于人类整体的。如牙买加图书馆建立数字雷鬼音乐电影档案馆在线数据库，向世界交流和传播牙买加的音乐成果，全世界人民都能获得关于牙买加雷鬼音乐的记忆[23]。再者，许多电影艺术档案所反映的内容已不局限于某一地域、民族或国家，而是升华到世界意义的高度，如反映纳粹大屠杀的电影《辛德勒名单》就已远远超越了地方性和种族性的局限，上升为具有普遍影响的世界电影，与纳粹大屠杀斗争的记忆也扩展成为一种全球化、全人类的记忆。最后，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断深入，电影艺术档案的记忆价值也自然地从原先的对某一特定群体的记忆价值拓展为对全世界人类整体的记忆价值。（二）电影艺术档案的个体记忆价值。记忆的实际主体是个体，因为具备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的个体才能记忆，集体记忆的存在是以每一个集体成员的个体记忆为载体的。电影艺术档案的个体记忆价值可以分为对影片参与人员的个体记忆价值和对外界的个体记忆价值。1.影片参与人员的个体记忆价值包括演员、摄录美、服化道人员等在内的电影参与人员是电影艺术档案的创造者，电影艺术档案留存了他们的个体记忆。例如84岁高龄的老艺术家谢芳借助电影艺术档案中的老影片回顾了自己往昔参演的角色，回忆起风华正茂的自己，开心与激动之情溢于言表[24]。又如爱尔兰著名导演尼尔•乔丹在看到在他执导的电影《傲气盖天》的片场拍摄的一张静态照片后，回想起一个演员差点被假机关枪击中的场景，档案材料中的一张招募临时演员的海报又让他想起当时的要求：所有参与筛选的演员都不要穿现代便服，并且不能戴手表[25]。2.观众的个体记忆价值对于并未亲身参与电影艺术实践活动的观众个体而言，电影艺术档案的记忆价值也毫不逊色。例如有观众向电影频道求助找寻一部已记不清名字的童年记忆中的影片，根据他对情节的描述，工作人员帮他找到了《神笔马良》这部动画经典，这部电影本身就是观众的儿时记忆[26]。再如南加州大学多希尼纪念图书馆的好莱坞电影艺术档案，向旁人及后人展示了电影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画面，让人们建立起对好莱坞的记忆[27]。在电影艺术档案对个体的记忆价值的基础之上，涌现出不少实践，如山西大剧院音乐厅在2019年4月27日晚就举办了经典电影金曲系列作品视听音乐会，以期用经典旋律打开大家的记忆之门[28]。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笔者将电影艺术档案的记忆价值分为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两个层级，但这二者并非割裂，相反，电影艺术档案在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之间建立了关联和对话，填补了原来社会记忆结构的空白，调整了社会记忆结构的表述。例如前文的英国电影协会收集归档的家庭影片，不仅是个人关于家庭和家族的记忆，也是家庭和家族的集体记忆，更呈现出一幅幅生动的国家肖像，构成了国家记忆，所以英国会在此基础上推出“影片中的英国”项目。

三、电影艺术档案记忆价值的实现方式

（一）物化并保存记忆。存储在人脑中的记忆称为潜在记忆，无法直接被社会感知和使用，而欲使记忆资源变得可用，必须把潜在记忆转化到一定的载体上[29]，电影艺术档案正是以客体形式记录下了电影艺术实践活动的过程——影片是该实践活动的“凝结物”，其他影片资料和文图资料是该实践活动的“遗留物”“记录物”，它们共同实现了对电影艺术实践活动的记忆的物化，并将这些记忆借助载体保存下来。电影艺术档案将记忆物化并保存下来，它们或许自身就是记忆，或许是以档案的形式承载着记忆。一部老电影、一张电影海报或演员定妆照、一支电影主题曲可以就是记忆本身，如香港黄飞鸿系列电影不断翻拍，各个时期的黄飞鸿形象早已突破年代、社会地位隔阂，成为全香港人共同的记忆[30]。电影艺术档案更多时候是记忆的载体，它们以影片或文图的形式承载记忆——就影片而言，非虚构片尽可能地复原历史并以影片形式呈现出来，如《迈克尔•杰克逊：偶像的一生》呈现了迈克尔最亲密朋友和家人口中的故事，铺开了大量公开和私人的回忆；《何以为家》很大程度地复原了主角赞恩作为叙利亚难民的真实生活经历，并把以国际难民为代表的黎巴嫩底层社会人们的记忆保存下来。即使是虚构片，电影摄制技术的对物质现实的机械复制性使得其无心记录下了城市风貌、市民穿着等背景信息，这些实际上也是记忆。除影片类档案外，文图类电影艺术档案同样客观地记录下了电影艺术实践活动的许多细节，反映了电影艺术实践活动的历史面貌，以文图形式保存下了电影艺术实践活动的记忆，如分厂分景表、摄制工作日志、摄制工作总结等。（二）唤醒与佐证记忆。人们的记忆往往是不完整、不系统的，并且记忆过程总是伴随着忘却，正是因为人类记忆官能的缺陷，才会有档案这种“储存的记忆”的产生。记忆存在休眠与醒来两种状态，记忆的恢复与醒来需借助外来原始资料[31]，需通过已有人类建构的社会记忆与文字、图像等档案资料去链接[32]，而电影艺术档案因其生动直观、带来视听双重感官体验的优势，正是极佳的唤醒记忆的关键触媒，影片和文图通过聚焦、放大以及传媒化叙事的方式激活和凸显处于休眠状态的记忆。如在2019年3月份，我国电影频道推出红色经典电影系列展映，许多观众回想起了自己原先的生活时代和生活经历，并把被激活的记忆与后代分享[33]。又如美国著名演员汤姆•汉克斯借助在利用大量档案基础上拍摄的电影来讲述可能从美国国民的集体记忆中消失的故事，在记忆处于休眠甚至即将消失之际，唤醒了它们[34]。人类的记忆不仅容易丢失，还容易被误导，被污染，所以记忆并不可靠[35]，为了尽可能地保证记忆的准确性，我们需要能够佐证记忆的事物。电影艺术档案能重现电影艺术实践活动场景，是追忆往昔的直观依据，从而佐证记忆。如电影艺术档案中的摄制工作日志能在电影参与人员对摄制过程的记忆存在模糊时起到佐证作用，又如金铁木导演的历史纪录片《圆明园》根据清宫档案记录和绘画，运用数字化技术，将圆明园这座精美绝伦的“万园之园”呈现在观众眼前，并把从1707年建园到1860年英法联军毁园的历史记忆逼真地显现出来[36]。（三）传播和传承记忆。人类历史活动具有唯一性，即带有某种传统文化和思想，以某种行动方式在一定场景条件下所形成的活动内容及过程是历史独立的一次，之后不能重复，但人类及社会为了延续发展，必须要保存对感知往事的记忆[37]，故记忆需要被传播和传承，传播是指记忆在空间上的传递，传承则是指记忆在时间上的传递。记忆的传播和传承必须借助某种媒介和相关事物，借助媒介和相关事物，人们能把从未目睹或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变成自身记忆的一部分，这就是异体记忆[38]。电影艺术档案便属于这种“媒介和相关事物”，它们是蕴含着记忆的基因和信息，即通过人类视、声和行动反映客体的遗留物，能够再现历史，把记忆传递给未亲历历史的旁人及后人，即实现记忆的传播和传承。具有传播特性的影片类电影艺术档案在记忆传播和传承上表现尤为突出，而文图类电影艺术档案也能借助各种呈现形式以实现记忆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传递。如借助《天劫余生》《地心营救》《唐山大地震》等真实事件改编的灾难电影，旁人也能与灾难亲历者共享灾难记忆；借助《辛德勒的名单》《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等有关战争和大屠杀相关影片，这些惨痛的记忆被传承下来，不至于在时间洪流中消失。又如“中国电影资料馆”订阅号的“档案”专栏内大量电影艺术文图类档案起到了向社会公众传播电影艺术实践活动记忆的作用。（四）建构或塑造记忆。档案及其在管理过程中形成的资源组合体，皆是记忆建构的结果和存在形式，同时也是构建记忆的基础[39]。电影艺术档案作为档案的一种，不可避免地会参与记忆建构。电影艺术档案建构记忆大致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建构根本不存在或虚假的记忆，如姜文电影时常讨论到故事可曾发生、事情可是如此、记忆是否准确等问题，在姜文电影中，一切记忆都那么不真实，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错误的记忆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记忆[40]。二是常规意义上的记忆建构，在这一层面上，被建构的记忆是确实存在的，诸如前文论述的家族记忆、民族记忆、国家记忆、人类记忆等，具体案例如在长期而深入的对与青岛有关电影艺术档案的整理和开发过程中，建构成了关于青岛这座城市在电影中的完整记忆[41]。电影艺术档案在建构记忆过程中往往对记忆进行了塑造甚至是重塑。因为社会记忆建构中，权力的存在和选择性特点使得档案与社会记忆绝非完全统一[42]。电影艺术档案不但受权力的影响，还因其艺术特性而存在重构、修订、创造等成分，它以一种强化手法来挑选主观意义上的重要时刻并进行记录，或是对同一人物或事件从主观偏好角度去诠释，无形中塑造着人们的记忆。如电影《蓝风筝》《霸王别姬》将“”描述为一段是非混淆、颠倒黑白的历史，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却用反讽手法把“”时期描述为“阳光灿烂”的日子[43]。再如2019年7月26日上映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它抛开哪吒与李靖这对父子二元对立的传统设定，一反哪吒原先的少年英雄形象，将哪吒塑造成一个丧萌又狂傲的“魔童”形象，观众们在看完这部影片后，对哪吒的记忆会进行改写，电影艺术档案对记忆的强大塑造功能可见一斑。

作者:黄霄羽 唐子开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