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边缘处执着追求

“女性主义”作为一大研究课题被提出只是进入到20世纪才有的事情。女性的历史与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同样漫长，但“女性的发现”却远远滞后于“女性的发明”(女性本无所谓“发明”，在此只是作为女性文明产生的注解)。这其间固然有着历史发展的“必然”，即男权社会顺应着自母系氏族社会以来生产力的大发展，但也无法排除女性话语在相当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被男权话语有意地挪用改写，甚至于使之产生变异———从而在客观上成为了男性话语的得力帮凶。而进入到20世纪直至今日，虽然“女性主义”争取平等自由的浪潮历经了三起三落，但光明的前景似乎永远只是鼓舞人心的乌托邦想象，无论女性主义者在理论界的孤身奋战，还是女性同胞们现实工作或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斗争，道路的曲折始终是不言而喻的惨淡事实。至于学术研究层面的尴尬与边缘境地，更是非身在其中的女性学人所能理解与体会的。孙桂荣老师的著作《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将此概括为三点:第一，女性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女性主义———往往成为被疏忽、排斥，甚至坚决反对的对象。第二，女性文学批评介入批评对象的具体批评标准、批评方法、批评策略也会时常成为诟病的对象。第三，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尤其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热潮，以社会的、道德的、阶级的、人文关怀的视角相号召，针对商业语境、消费文化的诸多可能，质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政治立场的“被‘利用与改写’性”，宣称其批评方式的无力与无效，一度成了一种极具文坛感召力的批评样式［1］(P290－292)。

笔者作为也曾认真地写过几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的求学者，对孙老师的这种概括是怀有深深的共鸣和同感的。“在夹缝中求生存”似乎是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某种与生俱来的宿命。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女性文学的研究和批评只能在边缘处发展，几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文化事实。当笔者为了考研辗转各种关系去专程拜访某位学界权威时，得到的答复是一般情况下只招男生，即使招到了较为优秀的女生，也不鼓励她去做什么女性文学研究。即使是在女性主义大行其事的女性学界，正如孙老师所言，同社会学实践领域相比，对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批评也只能作为一种支流而存在:理论著述上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成果始终不如社会学、政治学方面，在中国女性文学界有一定影响的著述，如《女性的崛起》(王政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主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等，都和文学没有直接关系，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译介》(三联书店1995年)涉及到历史、文化、人类学、医学等的方方面面，集中介绍文学的只有一篇。相形之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面影响较大的只有《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玛丽•伊格尔顿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有限的几种。而学术效果上，运用社会性别理论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也似乎取得了更为远见卓识的成效，如李银河的系列成果有助于在法律上消除对同性恋的歧视，并直接促成了《婚姻法》的修改［1］(P293)。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既是当代文学与妇女学叠印在一起的“交叉”学科，也是于当代文学与妇女学中心与主流的“边缘”学科。如果说，与现实的人事纠葛、纷争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当代文学研究，永远都需要与眼光、勇气、激情、介入、生命、人格、沉着、悲壮等品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话，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所需要的恐怕还不止这些，还有在“命中注定”的边缘境地挣扎的隐忍与笃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耐性与固执，甚至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一意孤行之态。《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便是一部如此写作姿态的产物:作者一方面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专业的边缘与疲惫，另一方面又深深为这一专业的理论思维与批评方法着迷，并以“消费时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几个核心关键词建构了自己的研究框架。

比如孙桂荣老师书中关于“后女性主义”的论述，这是国内第一个提出这一研究命题的，它将西方化的、精英化的、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艺术中出现的话语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概括为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其特点之一是“含混”和“暧昧”，话语来源上既可以找到精英女性主义的部分影子，又可以清晰地发现消费文化对之挪用、改写和重新编码的蛛丝马迹;特点之二是“本土”性和“原创”性，它绝非西方当下后学语境中的“后女性主义”，而是中国现世精神与消费文化，以及传统性别伦理某种程度上“合谋”的产物。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进入到新世纪之后，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被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人性之中形而上的精神领域与形而下的物质领域在“欲望”这一关键词的取舍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在笔者看来，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所面临的一个古老话题仍然是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认同问题，只不过在“消费时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时风逼迫之下，这一关乎女性自我启蒙的身份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界限清晰、泾渭分明而已。对此，孙老师在本书的第七章“社会主义•贤妻良母主义•消费主义: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第九章“性别魅力的彰显与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第十一章“‘空白之页’: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之中又结合消费时代的具体文学文本，围绕“后女性主义”这一理论话语进行了精辟而详尽的作品阐释。

海外学者颜海平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一书致谢词中曾深有感触地说道，“女性主义学术不只是某种概念的操练或知识的炫耀，更是一种跨越多重边界的日常实践和实践中的人生历练与人性坚守，在我们当下的环境中，这些边界包括种族化的学科分类设置和性别化的学术等级制度，他们总是阻碍着我们在具体的生命境遇中去实践我们的理念;而我们因此必须坚持在日常实践中的变革”①。

女性学者的感受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回想起大二学年的当代文学史课堂上孙桂荣老师对当代女性书写的深入沉潜与细细玩味，让笔者有茅塞顿开之感。所以，拿到孙老师的这部《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之后禁不住如饥似渴地捧读起来，越读越对这本不算太厚的“大书”做由衷的赞意与敬意。古语有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而后辈小子如笔者见到孙老师为人后，对其书更是有了一番彻骨的了解与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