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生态伦理观表现

随着当今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绿色革命”席卷了整个世界，绿色文学即生态文学正在异军突起，迅猛发展，成为文学园地里的一颗引人注目的新星。生态批评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批评应当探讨文学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批评由西方文学界发起，但纵览中国的古代文学，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尤其是《易经》和《孟子》中的生态伦理观很值得探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从事物的变化中认识阴、阳对立统一，反过来又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解释事物的变化。司马迁说：“易以道化”。有了阴阳的变化，“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所以，《易经·系辞》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以阴阳为枢机而“万物化生”，“生生之为之易”。阴阳对立统一，是万物化生的根据。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以整体把握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天人合一”观。中国古代文学关注整体的认知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精神直觉”，而要真正“体天下万物为一体”，还必须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即达到“德性之知”。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思维史，其实质是一部阴阳论、矛盾论。这种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反映出华夏民族和自然界的天然亲和性和认同感，极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和思维定势。明清之际学者孙兰在《柳厅舆隅说》中进而提出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如果人的活动破坏了万物的和谐发展则“鲜不为患”。这就是说世间万物天生、地长、人成，各有其生存的权力、价值和特殊规律，而万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它们彼此联系、相互制约，又有其共同的发展规律，也就是现在所讲的生态平衡规律。它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万物的生存权力和价值，人必须按自然规律办事，否则便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宋代张载从认识论的高度进一步强调，人必须理性地对待自然万物。《大心篇》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他提醒人们不要做柏拉图所讲的“洞穴中人”和庄子讲的“井底之蛙”，要跳出自身的小圈子，克服局限性，实现认识的飞跃。所谓“大其心”，就是《西铭》中讲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无一物非我”，打破主观与客观的界限，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这就是“德性之知”，而不是“见闻之知”了。掌握这种“德性之知”的人就是“达道德者”，因而才能“体万物为一体”，把握世间万物生息变化的特殊规律和共同规律。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及人事活动有机结合成为一年四季的具体时空。以某一特定时空观为内涵，就是不同的生态系统。而特定的农业生态总是与天、地、人、动物、植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作用，它循环往复使生命、生活持续存在和发展。古代的中国人民正是在这种毫不间断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不断积淀，从而形成了对农业生态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之所谓“依时而作”、“尽地力之效”、“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其生”、“必杂五种以备灾害”、“欲知五谷，但视五木”、“木奴千，无凶年”等，这些思想，现在看来的确不足为奇，但真正认识并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

为了合理利用自然，人们必须认识和尊重自然的律令，自觉维持自然生态平衡。在保护自然方面，儒家本着“仁民爱物”的观念，提出了“取物不尽物”、“取物以顺时”的生态伦理观。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不大面积捕鱼，不射杀夜宿的鸟儿。孟子说：“不违农时，谷物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鳌不可胜食也；斧斤依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粱惠王上》）意思是如果尊重自然规律，按时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大丰收；不过分捕捞，鱼鳌就会源源不断；节制地用林木，林木就会用之不竭。这反映了儒家在对待自然资源方面的“中庸”思想，即不能过分地掘取自然，而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正是这些朴素的农业生态思想孕育了中国文学生态伦理观，作为民族文化的优秀思想，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对的。中国古代文学从整体上的“经验直觉”来把握世界，又以理性的“德性之知”来理解和认识世界这个“天人合一”的存在，从而“伦理地肯定了世界和人生”，把爱人和爱物统一起来，把社会伦理和生态伦理统一起来。倡导尊重一切生命的价值而兼爱万物是中国古代文学永恒的主题。

《易经·系辞》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宋代朱熹解释，生养万物是天地最大的道德。宇宙的万物就是宇宙的“大业”，而万物都处在“日新”之中，新陈代谢之中，就是所谓“生生不已”。儒家对祖先的崇拜及孝道的提倡体现了对生命的感恩与报德。“父慈子孝”，因儿子是父亲生命的延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种对神的祭祀也不是对异己力量的畏惧，而是对有功于民的先民的怀念与仰慕。“社稷五祀”以及各行各业的始祖都无不是因功烈于民而受到崇敬，成为神灵的。这里的祭祀观念实际上就是生活观念。爱人与爱物是统一的。人是自然界一部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生”、“地养”、“人成”，“相互为手足，不可一无”。孔子主张“无为物成，天地之道”。从“无为”出发“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儒家在研究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时，立足于“天人一体”，但又坚持“无为”即对自然不横加干涉，从而把人与自然的冲突转化到社会伦理层面下。这种经验直觉思维在经由表象向理性思维过渡“中介”过程中被伦理层面堵截了。

所以，认识不需向外超越，而只需向自身深处开掘，“知人、知性、知天”，“反省内求”。因而，形成了一种迥异于西方的“内向超越”型文化。这种“内向超越”型文化，在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时，不是对自然的本体论认识和对自然界的改造，这无疑是儒家文化及其文学的先天不足。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和解决人与人的矛盾是统一的。也只有正确解决了人与人的矛盾才能正确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在这点上，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因而又具有合理性。《孟子·尽心上》说：“亲亲仁民，仁民爱物”，从而实际地把对人的关爱推广到对自然的关爱。法国文学家施韦兹在对近代西方人对人、对自然的态度进行深刻反思时看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他高度赞扬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归结为追求伦理目标的过程，“强调人通过简单的思想建立与世界精神的联系，并在生活中证实与它合一的存在”，“表现了奇迹般深刻的直觉精神”。他赞扬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地肯定了世界和人生”，从而找到了生态伦理观的“思想支撑点”。

中西方文学比较研究认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概括起来，不外乎施韦兹提出的两个方面：其一，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国文学从“天人合一”的整体出发而擅长综合，而西方文学注重部分而擅长分析；其二，从关注的中心看，中国文学关注人际关系的人伦道德，而西方文学关注的是纯自然客体，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国文学也讲自然，但它强调的不是纯自然客体和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是强调“物我同一”、“物我相亲”，即人对自然的道德关爱。如今，环境问题呈现出继续恶化的趋势。作为当代“全球问题”之一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困扰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人们总是期待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而没有在文化层面上，即在伦理、道德层面上达成共识，因而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缺乏道德自觉。深入探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伦理思想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也能更好的提高我们的生态意识，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提供更好的思想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