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作品反映法律观念

诚如著名法学家苏力先生所言，法律与文学是一对“孪生兄弟”①。一定时期的法律与文学都是对该时代社会民生的反映，二者相辅形成，共同记录着一定时期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理念。在中国古代就有许多文学家尝试用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法律故事来印证史书的记载，如《史记》、《礼记》、《吕氏春秋》、《包公案》等等。透过这些“文史互证”的文学作品，我们将不难把握各种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理念。

1法治理念

中国古代的法治理念萌生于春秋时期。进入春秋时代以后，礼崩乐坏，封建制开始解体，天下混战，国无定则。法家思想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其基本理念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记载于《史记·商君列传》②的典故“作法自毙”中，即使是曾经受封商地十五邑的变法重臣也难逃国法制约，落得车裂而死的悲惨下场，法治理念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既商鞅之后，韩非子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例如，记载于《商君书》中的寓言：“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③，就是对法律“定纷止争”作用的生动阐释。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这则寓言通过浅显易懂的小故事启示统治者，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行离不开法律的制定和有效实施。在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也不乏许多反映法治理念的精彩章节，其中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就反映了宋朝“民不可私杀牛”的相关法律。据有关学者统计，《水浒传》中颇多杀牛宰马的情节，加上吃食的情节，总共有140多处，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指明是牛肉。中国人早先是吃牛肉的，但到春秋战国，牛成了战略物资，用来耕地，不许杀来吃。秦朝时，杀牛是罪，少说也判一年半，牛老了必须交给官府，官府说能杀才可以杀。对于私自杀牛，官府还鼓励检举揭发。这条法律在封建时期一直维护得很好。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水浒传》中会如此频繁地出现杀牛吃牛肉的情节了：吃牛肉代表了造反精神。有身份的人不轻易吃牛肉，一般屠夫不杀牛，镇关西也不杀牛，只有极像强盗的人才杀牛，比如史进在家里杀牛，母大虫顾大嫂的黑店门口挂牛肉。由此可见，在古代文学作品里常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特定时代的人们的法律理念。

2无讼理念

同样是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百家争鸣，除了崇尚法治的法家学派外，一个对中国文化影响更为深远的学术流派就是儒家。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的孔子，同时也是“无讼”论的奠定人和倡导者，例如在《礼记·大学篇》中就记载着他的无讼理想：“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④儒家在正面宣扬无讼的益处和美好的情景的同时，也制造了为讼以害的反面舆论。例如：“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记载于《吕氏春秋·离谓》中的“邓析事件”就是中国最早的贱讼证据之一。

随着成文法的实施和诉讼制度的施行，以法律服务为职业的律师行业应时而生，邓析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以打官司为生计的法律人了。然而，他却因教人诉讼并收取费，成为千夫所指，最终在公元前501年的一场政治危机中被视为小人而被当权者杀害。在儒家学者看来，辩士和讼师的存在，利用逻辑推理的名辩方法，投机取巧，使得民风变得刁顽，人心不古，故而只有追求通过道德教化从而达到天下无讼大治状态的儒家思想才是上合天意、下合民心的。例如，战国大儒荀子就在他的著作《荀子·非十二子》中批评邓析“好治怪说，玩琦辞，其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⑤”。邓析，这位中国最早的律师无奈成为了贱讼思想下的悲剧人物。然而，中国古代人信奉“无讼”、“贱讼”理念，并非真正因为把诉讼当作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而鄙视诉讼本身，而是害怕诉讼。而这种害怕，我认为大都源于对个人、家族名誉的极端推崇和顶礼膜拜，正如孔子所宣扬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⑥”。所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无讼理念是以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的，而并不以对诉讼本身的道德或价值评价为出发点。

3正义理念

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制度信息中，无论是复仇制度、婚姻制度、司法制度还是政法制度，都离不开正义的理念。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正义是存在于寻常百姓心中的根深蒂固的信念。然而，“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口号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欺世盗名的标语和平民百姓虚幻的愿望，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非但如此，满口仁义道德的统治者还常常超越法律对百姓滥加刑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平民百姓就渴望统治阶级中涌现出一些手握大权且刚正不阿的官员们来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因而在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中常常会记载或塑造出一些迎合民间清官情结的人物形象来。例如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就记载了一则“西门豹投巫治邺”的典故。西门豹不仅成为当时苦难深重的百姓们所期盼的清官典范，《史记》中对西门豹法治严明、清正廉明、主持正义形象的刻画无疑也是古代社会正义理念的反应。又如明代著名公案小说《包公案》，就是以取材于流传民间的包公故事为主，结合史书、杂记和笔记小说中有关材料的记述编排敷衍成篇的短片小说集。通过记述包拯审理的一系列案件，塑造了一个刚正不阿、除暴安良的清官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