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先锋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是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专门机构。它的创建，体现了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科学工作者“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同时，它的创建对中国其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并直接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诞生。

［关键词］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潘懋元；高等教育科学

1978年5月17日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天，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不久改名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此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三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世间已是沧海桑田。昔日的小小研究室如今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教育研究院，而当初默默无闻的丑小鸭——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更是后来居上，异军突起，壮大成为一项繁荣而庞大的事业。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创建过程，不仅是为了纪念一个研究机构的历史，更是为了追寻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科学工作者艰苦的创业历程，感受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这对于我们建设新世纪更加繁荣的高等教育研究事业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一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近代。张之洞、康有为、蔡元培、胡适等近代著名学者曾围绕高等教育问题发表过不少名篇佳作，但当时高等教育研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成果很少。新中国成立以后，高等教育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50年代，高教界翻译了大量苏联高等教育著作，并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但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使高等教育研究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对“教育革命”的宣传。60年代上半期，高等教育研究有所恢复，对高校教学工作的研究成为重点，但1966年“”的爆发使这一切都毁于一旦。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有关高校招生工作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可当时的高等教育文章仍然以政治批判为主，“一株乱教的大毒草”、“一份假左真右的反面教材”之类的文章仍不时见诸报端，高等教育研究依然处于沉寂状态。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于厦门大学的。

1977年底，厦门大学党委为了贯彻“抓纲治国”的方针，提出把学校逐步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目标，并决定恢复和新建一批文科科研机构。当时学校数学系一位教师向时任教务处长的潘懋元建议，把“”前撤销的教育学教研组恢复起来，为学生开设教育学课程，也研究一些学校的教改问题。但潘懋元更倾向于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专门机构。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提出来，得到了他的支持。不久学校办公会讨论通过了潘懋元的建议，于1978年1月成立了“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组”（以下简称“高教研究组”），作为当时学校9个文科研究机构之一。

高教研究组由4名兼职人员组成，潘懋元被指定为负责人。根据厦门大学当时制定的一份计划，学校打算每年给高教研究组拨款1000元，专职研究人员数量计划在1980年达到3人、在1985年达到5人[1]。潘懋元回忆：当时厦门大学的各项工作尚在恢复之中，各方面事情千头万绪，高教研究组虽然成立了，但因为没有专职人员，几乎没有开展工作。尽管如此，这次组建高教研究组的实践进一步增强了潘懋元创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信心，为后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这为我国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潘懋元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机遇终于来了！于是，他再次向厦门大学党委提交报告，建议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机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5月17日，为了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厦门大学党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学校的科研工作问题。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乎后来厦门大学科研发展的重要文件——《关于恢复、扩建、新建十六个科研机构的决定》。该文件采纳了潘懋元的建议，决定以“”前停办的教育学教研组为基础，成立直属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潘懋元为主任。十天以后的5月27日，在厦门大学隆重召开的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校领导宣布了校党委这一重要决定。

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的成立，使58岁的潘懋元备感振奋，焕发出比年轻人还充沛的活力。尽管在这一年潘懋元被任命为分管教学和科研的副校长，行政工作更加繁忙，但他仍然抽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精心规划研究室的建设和发展。

一是确立了研究室的目标。潘懋元明确提出把编写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宣传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作为研究室的首要目标。为此，在研究室成立后不久，他建议把“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改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以下简称“高教研究室”），以充分表明这个崭新的机构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为己任的态度和追求。同时，潘懋元意识到研究室刚成立，依据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资料的情况，本“应当先埋头苦干，学习，搞资料，不要急于出头露面”，但研究室首先要站住脚，尤其要在学校站住脚，若“不出头露面，搞点对学校有用的东西，就不被承认，不会受重视”[2]。因此，探讨高等教育改革、为学校教改服务成为研究室的另一个主要工作目标，这与曾鸣校长希望研究室“多为学校发展做贡献”的思路不谋而合。

二是招募专职研究人员。潘懋元认为，专门的高教研究机构一定要有专职的研究人员，否则只能像原来高教研究组那样有名无实。在他和学校有关部门的努力下，陈汝惠、王增炳、张曼因、罗杞秀和他一起成为研究室最早的成员，不久又从福建师范学院调来吴丽卿。这是一个并不年轻的集体：六位成员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最年长的陈汝惠（研究室副主任）已过花甲之年，最年轻的罗杞秀（研究室秘书）也已四十有三。他们虽皆教育学“科班出身”，可多年的政治运动和屡次转行，使他们大多快要淡忘自己本来的专业，但这并未妨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集结在一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最早的专业人员。

尽管有了招牌和人员，但高教研究室的最初发展仍举步维艰，毕竟高等教育研究在当时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理解者和支持者寥寥无几。据1978年下半年调入研究室的吴丽卿回忆：当时学校除曾鸣校长和个别教师外，不少人对高教研究很不理解，有人甚至冷嘲热讽——“教育研究是师范大学的事情，综合大学搞什么教育研究。”也许因为这个原因，高教研究室虽是学校批准建立的16个研究机构之一，但难以享受到与其他研究机构同等的“待遇”，工作条件之简陋，令人难以置信。高教研究室成立之初的几个月连一间专门的工作室都没有，每次开会只好在潘副校长的书房里进行。后来，经过多方争取，才借用了学校化工厂一间废弃的实验室为工作室。这间工作室临近校外街道，非常嘈杂，徒有四壁，连一个订书机都没有，也没有多少书刊，更没有电话，有事情与外界联系，只能跑到化工厂办公室借用厂里的电话。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别人怎么不理解，作为研究室主任的潘懋元始终非常执着地坚持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和目标。在他的感召下，研究室的教师们很团结，始终一心一意地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吴丽卿回忆道：当时研究室的家当就是几张办公桌，平时上班办公桌是分开的，到了开会的时候大家就把桌子拼在一起，成为一张大桌子。正是在这张拼起来的大桌子周围，中国最早的几位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员畅谈着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许多重要问题，憧憬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美好的未来。

1978年8月3日，研究室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正式把研究室的名称定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讨论和确定了研究室的工作目标。同年10月，研究室创办了外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刊物《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这也是“”后创办最早的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之一。不久，为了弥补研究力量的薄弱，也为了带动厦门大学各部门高等教育研究的开展，研究室在校内聘请了一批有经验并热心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教师和干部作为兼职研究人员。兼职研究人员的加入，充实了研究室的队伍，活跃了学术气氛，使厦门大学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氛围。

1979年4月，在全国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暨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被建议列为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从此，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开始走出校园、走出鹭岛，逐渐为国内高教界所关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旗帜和先锋[注:1984年2月、2004年4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先后更名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二

在追溯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早期创业史的时候，也许有人会问：70年代末的中国有众多高校[注:统计，1978年全国有普通高校598所，成人高校10395所。见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39页.]，其中不乏在教育研究领域有很好基础的大学，但为何偏偏是孤踞东南一隅的厦门大学在建立高教研究机构方面“抢得先机”？笔者认为，这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用这句名言来回答上面的问题恰如其分。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厦门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先锋的地位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1957年，时任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主任的青年学者潘懋元就在中国教育界第一次提出，要重视高等专业教育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建立一门高等学校教育学[3]。同年，在潘懋元的主持下，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编写了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科方面进行了初次探索[4]。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这本讲义未能修改出版，搁置达二十年之久。这期间，潘懋元曾调动工作，也曾一度中断高等教育研究，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愿望始终没有泯灭。“板凳敢坐十年冷”是潘懋元坚守的信条。为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他整整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如何变幻，他从来都没有放弃等待、放弃思索、放弃准备。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期，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组的同事们依然默默无闻地坚持高等教育研究。他们结合当时教学改革的实际，对高等学校教学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仅潘懋元一人就发表了《试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矛盾和统一》、《少而精教学原则初探》等多篇在当时高教界有一定影响的论文。笔者认为，从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的工作内容和成果看，它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雏形。特别是该教研组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探索，在当时的高教界独树一帜。这些工作为“”结束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结束后，揭批“”破坏高等教育的罪行成为高教界的首要工作，潘懋元也积极投身其中，他连续撰写了多篇文章，批判“”诋毁“高教六十条”的谬论。但历经新中国高等教育风雨和坎坷的潘懋元此时显示出了一个教育家的眼光和理性。他认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靠写政治性的批判文章是不够的，必须有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反思。对于“”祸害高等教育的谬论，应该从高等教育理论上批判其错误实质。“如果只是摆普通中小学教师的事实，说普通教育学的理论，未必都能打中要害，批得透彻。必须摆高等教育事实，说高等教育理论，才能打中要害，说得具体，透彻”。因此，只有研究高等教育理论，才能拨乱反正[5]。同时，潘懋元深知，高等教育研究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像写批判文章那样临时拼凑一个写作班子就可以搞好的，必须以稳定和专门的学术机构为依托进行长期的研究。特别是对“”结束后高等教育恢复和重建中许多重要问题的探讨，靠几个研究者的“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把一批热心高等教育的教师干部组织起来共同来研究。基于上述考虑，潘懋元萌发了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专门机构的设想。

1978年的中国，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带来了“科学的春天”，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高等教育事业逐步走向正轨，高等教育实践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客观需求日益显现……这一切都意味着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机遇已经到来。等待和准备了整整二十年的潘懋元抓住了这个机遇！尽管当时厦门大学的教育研究力量和水平无法与各大师范院校的教育系相比，但潘懋元再次发扬了当年“敢为天下先”、编写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精神，毅然把“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牌子率先在中国的大学里挂了起来。1979年7月，潘懋元曾向来访的上海师范大学（即现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会的研究人员谈起当时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情形：“我们几个人志同道合，还舍不得搞了几十年有感情的教育理论，认为凑起来还能做点工作。至少做点大喊大叫的工作，引起国内对高教研究的重视。所以，不自量力，把招牌挂起来再说。”[2]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厦门大学主要校领导的支持也是促成高教研究室建立的重要因素。据潘懋元回忆，“粉碎‘’之后，高教问题（主要是校内的问题）很多，党委认为有必要搞一些人当理论上的参谋，（同时）也需要有人写批判文章或总结经验的文章”[2]。因此，学校对建立高教研究室持支持态度。特别是当时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对高教研究室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结束后，曾鸣在潘懋元的协助下为《红旗》杂志撰写过高等教育文章，对开展高等教育研究、按教育规律办学的重要性有明确认识。当潘懋元提出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时候，作为学校党政“一把手”的曾鸣欣然赞同，使这一意见在党委会上顺利通过。

由此可见，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创建过程，即使从1977年底筹建高教研究组算起也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但实际上，厦门大学潘懋元等学者已经为此整整准备了至少二十个春秋。正因为“二十年磨一剑”，拔剑出鞘的舞剑者才抓住了机遇，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三

三十年前，当厦门大学党委会通过设立高教研究室的时候，也许并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这个研究机构的价值和意义，更无法想象到一个属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辉煌时代此时已悄然拉开帷幕。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追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创建过程的时候，仍然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当时这一创举的意义。

首先，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通过前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1978年以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虽然有所开展，但处于极为薄弱的状态，既无法与当时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相提并论，也难以和同一时期的中国教育学研究同日而语。毋庸置疑，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是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科学的发展史看，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是社会科学研究能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才有可能获取稳固的基础，得到持续的发展。一个专门研究领域从初步形成到走向成熟是一个研究制度逐步完备的过程。所谓研究制度就是规范研究行为的准则体系和支撑研究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系，通常包括研究的机构、人才、刊物、著作以及图书文献中心、学术会议、课题管理、研究经费、人才培养、学术规范、学术评价等各种要素。其中专门研究机构是这个“基础结构体系”中的“基础”，是汇集研究制度体系各要素的枢纽，是各要素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组织依托。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其他诸要素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也是偶发现象，无法演变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专门化的研究。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为例，尽管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有不少学者、官员、教师关注高等教育，撰写高等教育文章，但由于中国没有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这些高等教育文章的“撰写者”只能“散落于”各种各样的机构与组织中，其身份无法以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来称谓，其研究行为也主要是自发的。不难想象，这种仅仅体现为“散兵游勇”自发行为的研究，即使产生了一些成果，也无法纳入专门研究领域的行列，更不可能得到什么发展。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虽然这个研究室很小，却是中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研究为工作任务的研究机构；虽然这个研究室的人员很少，但他们都是以高等教育研究为工作职责的研究人员；虽然这个研究室的建立在当时并非惊世骇俗之举，却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此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其次，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对中国其他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成立当年的9月，北京工业大学成立了工业教育研究室。翌年，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工学院、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武汉师范学院等十多所高校先后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或研究组或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八所上海地区高校联合成立了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会。同一年，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武汉地质学院、吉林工业大学、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青海师范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山西大学等院校也成立了高教研究机构或组织的筹备组，计划在近期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机构或组织[6]。

虽然中国早期的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不一定都受到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直接影响，但作为国内第一个高教研究机构和当时中国教育学会评定的“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开风气之先，其示范性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直接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诞生。

众所周知，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既是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源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50年代，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前身——教育学教研组，曾经为建立高等教育学科进行了初次探索，为后来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二十年后，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潘懋元和他的同事们重新踏上了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新征途，他们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筚路蓝缕，勇着先鞭”[7]，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最终建立了崭新的高等教育学科。

1978年底，潘懋元连续发表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两篇著名的论文，时隔二十年后再次发出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呼吁；1979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第一次倡议建立全国性高等教育研究组织，并在其后几年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筹备工作；1981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招收了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1986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成为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988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建成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

不难看出，没有高教研究室的建立，厦门大学几乎不可能完成此后一系列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也正因为厦门大学创造了包括创建高教研究机构在内的一系列“第一”，才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诞生。可见，创建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意义绝非仅仅在于她的“标志性”和“示范性”，更在于她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先锋，为这一崭新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1］厦门大学文科科学研究机构概况表［Z］.1978-01.

［2］潘懋元.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简介——向上海师大代表团谈话提纲（手稿）［Z］.1979.07.

［3］潘懋元.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A］.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1-14.

［4］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M］.厦门大学，1957.

［5］潘懋元.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A］.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20.

［6］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06-108.

［7］闵维方，等.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贺信［A］.王伟廉，杨广云.潘懋元与中国高等教育科学［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