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教育纷争的根本保障综述

2009年7月18日，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教育法研究中心（筹）共同举办了“学位制度建设——西北政法大学‘申博’案法律分析”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由此案引发了诸多思考。下面谈的几个问题就是这些思考中的部分内容。

一、关于本案的意义

从1999年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及其学位评定委员会案，到2009年的西北政法大学“申博”复议案，跨度10年，两个案件都给人们带来了对我国学位制度的反思契机，两个案件都被评价为“里程碑”式的案件，而前一案件的结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提示了后一案件的发展走向，起码可以说，在中国目前阶段尚未制定解决该类纷争的具体法规范的情况下，仅以程序法治的原则来进行判案，尽管可以说有其必要性，也能体现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其可行性则是不能不令人质疑的。

1999年，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刘燕文的起诉，并依法作出一审判决，曾一度成为令学界和实务界为之欢欣鼓舞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然而，该案的第二审予以发回重审，海淀法院只能以过了时效为由驳回刘燕文的诉讼请求。一度受理并作出判决的案件，竟然不能中断其时效！不容否认的一点是，该案的结局恰好证明了，仅以程序法治原则判案而没有具体法规范支撑，要获得实质性救济是很艰难的。

2009年，西北政法大学“申博”复议案，作为中国高等学校对教育行政部门提起行政复议的“第一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案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为人们思考我国的学位制度，思考对于高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冲突从内部调解到选择行政复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思考专家和学术的独特品位及其在现代教育评价中的定位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途径。

然而，该复议案的发展走势基本上可以从前述刘燕文案的结局得到一定的参考。且不说关于本案提起行政复议是否依法、受理是否依法、主体是否适格、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在实务界和理论界皆有不同观点，单就提起复议后乃至将来诉至法院后，行政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和法院作出行政诉讼判决将面临无相应法规范依据的难题这一层面来考虑，该案的发展走势也许会很令人尴尬。我的观点是——该复议案件的提起本身是否有足够的立法依据尚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对该案件的审理因无相应法规范可依，因而决定了其结果将必然地无法依法作出支持申请人申请的复议决定，如果将来提起行政诉讼，同样也无法依法作出支持诉讼请求的判决。

尽管如此，本案的重大意义并不会因为其结果或者发展走势如何而受到影响。

本案给人们提供了思考的契机，理论界的深入剖析一定要全面展开，切忌浅尝辄止，仅停留在实务描述的层面，甚至仅“提升”为政治评议高度，而不去进行深层次的学术理论探讨和架构。只是说这样的案件很重要，一定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学位制度改革，促进学位制度中的程序改革，助推整个教育法制的发展，等等，就像刘燕文案之后我国学位法立法工作一直在进行却至今没有完成一样，相应的立法不能及时跟进，岂不枉费了该案的作用和意义？！

二、对我国学位制度的总体认知

我国1980年制定并于1981年起施行的《学位条例》，所确立的是国家学位制度，在学位制度安排上注重行政管理方面的功能，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与当时我国刚刚恢复高等教育和初创学位教育的现实相一致，在其后一个时期中确实发挥了规范、引导和促进我国学位制度乃至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学位条例》对学位授予单位的规定非常粗放，只是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

三、“新增单位立项建设规划”的合理性问题

（一）新增单位应当着眼于特定学科而不是整个学校

招收硕士生、博士生的资格，应当只是基于某一个学科的实力而授予，而不是以某大学的综合实力为标准。具体说来，即使某大学诸多方面的指标皆不上档次，但如果该校的某个专业学术水平很高，则该专业应当具有招生资格；即使某大学某专业的诸方面指标都不上档次，但某专业的某位教师学术造诣很深，则该教师就应当有资格带硕士生、博士生。这是学位制度本来应当最为关注和作为其正当性支撑的要素。

（二）新增单位立项建设规划在期间设置上的不合理性

在没有法规范支撑的情况下，搞一个规划，将迄今为止每隔2年进行一次的学位点评审制度改为以8年为期的新增单位立项建设规划申报制度，且不说其合法性问题，仅就这种期间设置上的不合理性来说，就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我国高等教育需要不断发展，每一所高等院校都在不断发展之中，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许多学校为申博而不遗余力，这种趋势有助于推进学校增加相关领域的投入，最终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新增单位立项建设规划在指标分配上的不合理性

关于指标分配的问题，这绝不是仅将其归于“计划经济的色彩”便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的问题。问题没有那样简单。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分配指标，而且指标配置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稀缺资源帕累托最优配置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问题的关键在于，相关指标配置应当在充分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明确的标准，建构确认和决定等一系列完整的程序，并且，整个过程应当是透明的，作出决策的理由应当是公开的，相关理由起码在业内人士看来应当是明白的、充分的，因而是可以理解、具有可支持性的。

教育资源的调配，应当体现公平、公正与合理的理念。本案所涉及的这种指标配置，很难让人得出体现了这种理念的结论。陕西省分到2个名额，而参加“申博”的有8所院校，陕西省学位委员会认为这8所院校都已具备申报资格，这也说明各院校的情况大致相当，没有悬殊的差异，其不同只是每所院校皆有各自专长的专业学科而已。既然如此，陕西省就应当有8个名额，却只得到2个名额。这种名额配置之不合理性可见一斑。并且，本来是不同类型的院校，其专业领域不一样，研究内容不一样，学科性质不一样，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正所谓“异类不比”。将不同院校的一些数据放到一起，一味强调某院校比另外的院校更有资格或者没有资格，这种做法本身是值得商榷的。

四、评审标准、程序与诚实信义的问题

“限额”促使8所并无实质可比性的院校进入了利益角逐之中。作为“申博”的各院校，本应当如实地填报自己的数据，靠自己的实力努力打拼，通过正当程序，进行公平竞争。这应当是其参加“申博”角逐的基本前提。在坚持了这一前提的情况下，“申博”失败，除了首先从自身找原因之外，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救济，包括申诉、行政复议乃至提起行政诉讼，都是值得肯定的。

本案所反映的有关评审标准不明确和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同时，在“申博”过程中有些院校数据造假问题，也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程序维护公正？不见得。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只有正当程序或曰公正程序得以正确运用的情况下才能够维护公正。那些不公正、不正当的程序，或者那些本来公正、正当的程序一旦被用歪了，不仅不能维护公正，而且还会冠冕堂皇地排挤公正，维护不公正！在这里，对程序公正问题不想深入展开，只谈在数据造假情况下如何体现诚实信义原则。

我所讲的“诚实信义”原则，是日本的用法，它大致相当于我国通用的“诚实信用”原则。之所以不采用“诚实信用”这个术语，是想特别突出“义”字。讲义气，容不得造假。这是最简单的命题。

五、关于评审运作规程的两个问题

本案中专家组设计是有问题的。这是此次研讨会与会代表的一种共识。关于专家组应如何构成、专家组的构成应如何兼顾专家的专业素养及学科均衡，以及专家评审应如何定位等问题，人们已进行了诸多探讨，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只想就有争议的评审运作过程中的两个问题补充阐述我的观点。

六、关于救济途径和方式

关于本案所涉及的主体资格、行为属性（阶段性、过程性、成熟性乃至其对相关权利、利益和地位影响的重大性）等问题，以及程序正义和专家评审结果的效力、定位等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这里无法全面展，只想强调一点，即就目前的制度架构而言，从本案的实效性解决的角度来看，首先进行申诉，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采取积极补救措施或者所采取的措施难以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再启动复议程序，乃至最后提起行政诉讼，这可能是比较稳妥的途径选择。

“申博”失败后，西北政法大学于4月20日向陕西省政府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我对其选择这种救济途径的勇气表示敬佩，对本案的重要意义也有充分的认知。但是，现在进入了8月份，不仅已过了2个月的复议期限，而且也超过了可以延长的1个月期限，迄今尚未看到关于本案后续进展情况的报道。

结语

在目前缺乏具体法规范支撑的背景下探讨西北政法大学“申博”复议案的法律解决途径，这本身就是个难题。以本案为契机，我们认识到完善我国学位制度乃至整个教育制度尤其是教育评价和纠纷解决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