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体系范文10篇

主体体系范文篇1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主体经济法主体体系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化，有不少学者对经济法主体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例如，王全兴教授提出了“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的三层经济法主体体系的框架理论，其中市场主体又具体包括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劳动者四种。[2]又如，单飞越教授以经济权利、社会自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为标准归纳出了三大经济法主体群，即市场、社会、国家，其中市场主体按经济性标准分为企业和消费者两大类。[3]学者们的这些观点较之已往的“政府—市场”的二层经济法主体体系的框架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但是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据此，本文结合相关概念，对经济法主体体系略作一番探析。

一、经济法

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其基本含义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⑴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经济法同其他任何法律部门一样，都由法律规范组成，都是各有特定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所以，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与其他法律部门在法的共性方面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2）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经济运行而不是国际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对这种经济运行的协调是一个的协调即国家协调，而不是国际协调即两个以上国家的共同协调。为了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这种国家协调，制定或认可调整国家经济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两个以上国家。经济法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而不是两个以上国家的协调意志。所以，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不属于国际法体系，更不同于国际经济法。

（3）经济法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律部门。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经济法是对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某种肯定或维持。它的调整对象是现实中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人事关系等非经济利益关系。这种经济利益关系是在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这种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体现了国家协调。所以，经济法不同于属于国内法体系的民法、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经济法律关系

经济法律关系是经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经济利益关系。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有经济权利（权力）和承担经济义务的社会实体。

（2）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即经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利益关系。

（3）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经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经济权利（权力）和经济义务。

三、经济法主体

经济法主体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根据经济法的主体体制所成立的主体，如根据国有企业法和公司法所成立的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以及直接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等。二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有经济权利（权力）和承担经济义务的社会实体。

本文所称的经济法主体，是指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经济法律关系，依法享有经济权利（权力）和承担经济义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他们或依照法定条件、法定程序成立，或由法定机关授权，均可取得经济法主体资格。经济法主体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

（1）国家机关。国家协调经济、干预市场的活动主要通过国家机关来实施，所以国家机关是经济法律关系中重要的主体，特别是承担经济管理职能的综合职能机关和行业管理机关（如信息产业部、交通部等），其主体地位和作用都十分突出。

（2）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细胞，是经济法律关系不可或缺的主体，其数量大、种类多，作用更是不可估量。其又可以分为三种：①企业（如个人独资、合伙、公司等企业），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②事业单位，即拥有一定财政预算或其他拨款，并从事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的非营利性组织；③社会团体，即根据自愿原则进行社会活动的群众团体、公益性组织和学术团体等。社会组织是市场主体的主要部分。

（3）公民个人。其主要是指以个人（或家庭）身份从事生产经营或特定服务的个人（如个体工商户），或者由经济法专门规定的个人（如依《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承包关系的农村承包户），还有各类消费者个人，都是经济法主体。

同时，以上的三大类经济法主体基于各自在一国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①政府，包括宏观经济调控主体和微观经济调控主体（即市场规制主体）

②社会中间层，包括社会团体类主体、中间交易类主体、社会评价类主体和经济调节类主体等;[5]③市场，包括政府和社会中间层以外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

四、经济法主体体系

所谓经济法主体体系，有学者认为，经济法主体体系，依存和限制所在的经济体制，以经济法主体的分类为基础，表明各类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组合关系，综合展示各种经济法主体的法律地位。[6]显然，此观点并没有给经济法主体体系下一个完整而明确的定义。

笔者以为，经济法主体体系，是在一国的经济法的基本框架内，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和归纳所形成的各类经济法主体，基于各自在本国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形成的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模式。简言之，经济法主体体系就是一种由各类经济法主体有机组合所形成的关系模式。经济法主体体系的构建，首先须对经济法主体进行系统划分和归纳；然后基于各自在本国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将各类经济法主体加以有机组合，进而形成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关系模式暨经济法主体体系。据此，我们可以以上文所涉及的“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的三层框架(以下简称“三层框架”）为例，对我国的经济法主体体系做一番浅显的探析。

笔者以为，“三层框架”其本身就隐含了三类经济法主体（即政府、市场和社会中间层）之间的三种关系模式：①“政府←→市场”的关系模式；②“政府←→社会中间层”的关系模式；③“市场←→社会中间层”的关系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层框架”就是以上三种关系模式有机组合而成的一种关系模式（即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有学者认为，理想的“三层框架”应该是对称互动的“三层框架”，在这中理想的关系模式下，社会中间层有适度独立的地位，政府通过社会中间层协调市场的力度与市场通过社会中间层作用与政府的力度大体均衡。[7]由此，笔者以为，学者们所理解的理想的“三层框架”，是一种以“社会中间层”为中点，以“政府”和“市场”为端点，左右对称互动的（直）线型的关系模式。但正如学者们所认为的，在中国的现实中，社会中间层尚未成为与政府、市场相对独立的第三种力量，在许多领域还不存在社会中间层或者只有其名而无其实，政府通过社会中间层协调市场的力度远远超过市场通过社会中间层作用与政府的力度。[8]因而，在中国的经济法律关系的现实中，线型的左右对称的“三层框架”的关系模式是尚未定型的。但是，组成“三层框架”基础的三类经济法主体（即政府、市场和社会中间层）又是客观存在的。据此笔者以为，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法主体体系是非线型的关系模式。如下图所示：

这种“三角”型的关系模式是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等三大类经济法主体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共同组成的一种较为合理的经济法主体体系。

五、结论

基于对我国经济法领域内相关概念的认识和对经济法主体体系的浅显探析，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法主体体系，应该是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有机组合所形成的一种非对称的“三角”型的关系模式。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刘大洪.经济法的成本分析[J]..2004.

[2]王兴全.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主体体系范文篇2

对于经济法体系的概念，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经济法体系到底是经济法规范体系，还是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体系。经济法体系的结构是由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决定的。即经济法体系的结构，决定于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定经济关系的结构。经济法体系和宏观调控法、市场管理法、市场主体法、社会保障法有着密切关系。

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可分为产业政策法、计划法、投资法、预算法、税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是一种国家引导促进的方式，即对社会经济活动予以指导，鼓励，帮助和提供服务。对维持自由竞争，维护市场主体的平等，民主和秩序，稳定社会环境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宏观调控法是必须的。

市场管理法。市场管理法是调整市场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可分为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计量与标准化法等。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市场竞争是避免不了的，而竞争就会导致优胜劣汰。所以，有竞争必然会出现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而这些都严重地妨害了市场竞争自由，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为了稳定和维护市场竞争自由的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管理法是经济法中必不可少的。

市场主体法。市场主体的资格实际上主要是由民商法来加以确立的，只要符合经济法的要求，同样可以成为经济法上的主体。市场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法人中包括机关法人。虽然不能说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绝对就是经济法主体，但当他们实际上参与了经济法律关系时，他们便成了经济法主题，这时经济法肯定要对其做出许多规定以规范其行为。因此我认为经济法体系应包括市场主体法。市场主体法包括经济法主体的一般原理，国家经济管理主体，企业，特殊企业形态。

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法是调整社会保障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分为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社会优抚法等。在现实生活中，总会有许多社会不幸者。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规律造成了大批的市场失败者，对于这些社会不幸者和市场失败者，国家应提供社会保障，给予救济和帮助，使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也是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需要。但是，要使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有法可依，有条不紊地实施，社会保障法当然是必需的。所以，要使市场经济有条不紊的发展，就必须制定可行的社会保障法。因此，我认为社会保障法也应该纳入经济法体系中。二、经济法体系的法律规范

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体系的法律规范其基本含义包括三个方面：

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经济法同其他任何法律部门一样，都由法律规范组成，都是各有特定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所以，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与其他法律部门在法的共性方面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内经济运行而不是国际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对这种经济运行的协调是一个国家的协调即国家协调，而不是国际协调即两个以上国家的共同协调。为了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这种国家协调，制定或认可调整国家经济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两个以上国家。经济法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而不是两个以上国家的协调意志。所以，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不属于国际法体系，更不同于国际经济法。

经济法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律部门。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经济法是对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某种肯定或维持。它的调整对象是现实中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人事关系等非经济利益关系。这种经济利益关系是在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这种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体现了国家协调。所以，经济法不同于属于国内法体系的民法、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从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主体、经济法主体体系更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并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模式。

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是经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经济利益关系。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有经济权利和承担经济义务的社会实体。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即经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经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

经济法主体。经济法主体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根据经济法的主体体制所成立的主体，如根据国有企业法和公司法所成立的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以及直接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等。二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有经济权利和承担经济义务的社会实体。

经济法主体体系。所谓经济法主体体系，有学者认为，经济法主体体系，依存和限制所在的经济体制，以经济法主体的分类为基础，表明各类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组合关系，综合展示各种经济法主体的法律地位。虽然此观点并没有给经济法主体体系下一个完整而明确的定义，但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一直在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目标而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推动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逐渐形成。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轮廓已基本形成，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的法律体系正在完善，经济法体系的法律规范以前所未有的胆识和气魄向前迈进，为经济的繁荣和昌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摘要]本文结合相关的经济法概念，认为经济法主体体系体现在国家的经济法的基本框架内，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和归纳所形成的各类经济法主体，均是基于各自在本国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形成的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模式。

[关键词]经济法体系法律规范概念

参考文献：

主体体系范文篇3

关键词:区域创新体系创新层次创新主体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区域创新体系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兴趣。但绝大部分研究都过于关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区域，而忽视了那些与世界生产体系的联系并不那么密切的区域以及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区域，但这些区域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也有建设自己的区域创新体系的需要。如何构建合适的区域创新体系理论，以分析和指导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当务之急。

本文将从目前区域创新体系理论研究中都回进的创新层次和创新主体两个视角出发，通过对区域创新体系进行区域化处理，尝试性地为此类地区构建理论分析工具，以期帮助这些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者寻找问题和明确定位。

一、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区域创新体系

在所有前现代的经济中，(以新产品数量衡量的)创新是缓慢的，也不是社会长期锁定的系统目标。然而，在现代经济体中创新却被赋予了明显不同的功能和地位。受篇幅限制，我们无法准确而全面地阐述创新体系功能这个跨学科的问题，只能尽可能简洁地提示我们认为至少不应该被忽略的几点:

首先，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经济，同时也是以利润为目的的经济。按照Luh-mann(1984)的体系理论(SystemTheory)，现代经济体系的维持依赖于支付行为的接连发生，但每个生产者都面临着两方面的拒付可能，一是竞争促使产品不断老化(其结果是利润下降)，这促使新产品的出现，二是新产品引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必须不断引入新产品，同时尽可能减少引入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这就是说，创新是现代经济体系维系的必要条件，—这个经济体系要么增长，要么死亡。

其次，不断的竞争会推动经济体系自身的“彻底合理化”(Durchrationalisierung)，其结果之一就是各种“标准”(主要包括统一的生产标准、消费倾向、教育内容和游戏规则等)的确立，从而明确了竞争的话语权。这一过程也可称为市场一体化:它不仅仅指经济主体在某个市场内的整合(integration)，还更多地意味着市场标准的统一(unification)。

再次，现代市场经济推动着全球化，而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吉登斯所看到的时一空分割的经济含义正迅速消减，还意味着各种“全球标准”的确立。最终，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实体将可能融合为“一个”而且是充分竞争的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国家竞争力。

第四，技术变迁的系统化，用卢曼体系理论的语言讲，就是科学体系的经济化和经济体系的科学化，即科学和经济体系之间强烈的互相渗透。这一点与19世纪科学以新知识生产为己任与经济负责技术运用相对独立的分工相比，是明显不同的。技术变迁不再是主要由企业独立完成的了，科研机构和政府也日益深入地卷入到技术变迁的进程中。三者之间的紧密合作使得知识创新呈现出所谓“三重螺旋”的格局(EtzkowitzandLeydes-dorff,1998)，也加深了技术创新对其所在的整体(而且主要是区域整体)环境的依赖，从而导致7创新的“线性范式”向“网络范式”的转化(Isaksen,2001)。这一转化过程可以了解为创新的区域化过程，亦即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过程。

在“一个”世界经济体形成的过程中，区域差异也在扩大。CookeandMorgen(1998)认为，目前只有在SiliconValley,Emilia-Ro-nlagla和Baden一Wiirttemberg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创新区域体系，因为只有在这些地区科研和经济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才发挥到了极至(PeterFranz,1999)。这种站在全球高度审视区域创新体系尽管多少有些令人沮丧，但对总结理想的区域创新体系的要素特征是有益的。也有学者争辫说，事实上，世界上所有地区都有某种类型的区域创新体系(ToedtlingandKaufmann,2001):不仅仅在那些先决条件较好的地区，而且在老工业区、边缘地区，乃至农村地区都存在一定的区域创新体系。因此，更为重要的研究工作应该放在发现不同的创新类型和比较创新能力强弱的影响因素上，这将有利于我们找到合适的参照体系并认清有关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不足。

笔者无意继续深入讨论区域创新体系的定义，而是给出两个限制性的条件:一是区域创新体系至少应该能系统地支持区域内新产品的出现，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必须有能力在一定时期内维持这种趋势。

二、市场分割与创新层次

除了上述对创新有着不同程度影响的普遍因素外，时具体创新而言更为重要的还是它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因素，包括:(1)各个区域的发展不仅在层次上而且在结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2)政治(包括区域政治)依然在很大程度决定(至少影响)着资源的流动;(3)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分割的;(4)资本、技术，尤其是人的流动还是受着各种各样的限制;(5)发明以及创新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受篇幅限制，这里主要说明市场分割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尽管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在全球、国家、跨区域以及区域的层次上随时随地都可以被感受到，但是总体而言，市场还是处于分割状态，而且这种状态还将在很大程度上长久维持下去。这部分是因为贸易政策的差别，部分是因为购买力和消费者偏好的差异，甚至也受到地理和气候因素的影响。因此，尽管产品的升级和替代长期来看对生产者而言是不可进免的，就几十亿人都处于消费不足状态的现实而言，几乎所有类型和层次的产品都有潜在的消费市场。

从生产网络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分割的另一层涵义。区域间的交流虽然一直存在，但在现代生产侵入以前，各个区域都有相对完整的独立的生产网络。现代化、市场一体化和全球化在改造区域生产网络的同时也不断地侵蚀区域生产网络的完整性，但目前所有的区域还都有或强或弱的、完整程度不一样的、现代化程度不同的、技术层次差异巨大的生产网络。尽管，区域创新体系的隐含目标显然是要协助区域更好、更快地现代化这些生产网络，但无法否认，即便是那些落后的生产网络对于它们的区域而言还是有存在意义，至少在短时间内知此。—条件是，它们还能够满足顾客的需要。需要指出的是，区域生产网络和区域市场只有部分重叠。这种不重叠性应该是现代经济的一个特征。

指出市场分割，对于企业创新定位具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中小企业，它们不一定要成为全球竞争者(globalplayer)，甚至不需要成为全国的供货商;只要有合适的顾客群，它们也可以瞄准本地市场、其它区域市场。也就是说，只要不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所谓新产品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全球的、全国的、跨区域的、区域的、本地的、企业的。就某个时间点的同一种产品而言，全部市场规模显然是依上列次序下降的，但对于具体企业而言，其产品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并不一定会存在这样的序列。

对发明进行专利保护意味着承认知识的经济价值。保护层次的区别体现了创新类别的差异。比知，国内将合法的药类创新分为六类:第一类是国内外都没有上市的，第二类是动植物中提取有效成分制剂，第三类是国外已上市，国内还没有的，第四类是改进型新药，和片别到胶囊，第五类也是改进型新药，和饮片#到注射液，第六类是仿制，分为受权仿制及国家特许。此外，企业还可以合法引入专利保护已经过斯或产品本身没有申请专利保护的新产品。本文将这些创新类型的区别简单地理解为创新深度差异，这样就可以看到，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新产品的引入成本应该与创新深度成正比，即创新深度越高，则创新成本越高，反之亦然;而潜在的竞争激烈程度则与创新深度成反比。但是，在复杂、动态的现实中，创新深度与创新成本及竞争程度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而且，潜在的市场规模却不一定与创新深度有线性关系，加上企业的营利情况受许多其它因素(管理、人力成本、利率等)制约，因此，创新深度与企业业绩不一定正相关关系。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便是创新深度一样，不同类型的产品对于知识及其它投入的要求也存在很大的区别。这些无疑都会影响企业创新的选择空间。

三、企业创新能力及区域创新类型

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企业创新能力可以分解为支付创新成本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市场营运的能力。创新成本可以源于创新知识的购买，也可以是自己研发和参与研发所产生的费用;运用知识的能力可以是源于自身的技术积累(包括人员培训、人才引进、设备投资等)，也可以直接(但只能是部分)从市场上购买;市场营运既可以通过自己的营销体系，也可以委托其它企业。也就是说，企业创新能力可以是内生的，也可以是外源的。由于技术层次差异、知识等级不同，由内生资源转化而来的企业内在创新能力也应该是有层次差异的。但是，一方面内生资源最初也来源于外部环境，而且对于初创的企业来说，合理地利用外在资源往往是最好的选择，另一方面，成熟的企业也必需不断从外部环境获得补充、更新、升级。企业创新中运用的外来资源(知识、设备、资金、市场)从地域层次角度，可以分为区域内的、跨区域的、国内的及国际的;从主体的角度，可以分为企业的、科研机构的、政治的;从支付的角度，可以分为市场的、半市场的、非市场的。正是通过在不同层次上同不同的主体产生不同形式的交换，企业创新与外在环境发生了不同的关系，而这些不同的关系又使我们可以从技术层次，从产业分类，从行业分类等角度区分区域创新体系的类型。

在成都市的中小企业调查中我们发现，根据企业创新运用外在资源的程度和特征可以更好地理解企业创新与区域创新体系的交换关系。抽去成都创新的区域特征，笔者可以得到更为一般的六个主要创新类型:完全市场创新、其它企业及研发机构的衍生创新、完全自主创新、企业间合作创新、与研发机构的合作创新、在政府创新服务体系帮助下的创新。这些创新类型显示在完全内生和完全外源的创新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混合类型。单就这些类型而言，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且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同一企业的创新中在不同时期可能采取不同的创新类型。事实上，除了创新深度、创新频率外，整合不同创新形式的能力也是某个企业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创新事件是非常复杂的，有些还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因此，在企业的一些创新事件中，创新类型的交替出现是可以理解的。

和果能够确定这些类型出现的频率，并具体区分这些类型中创新的区域内因素的参与程度，那么就可以找出区域创新的主体类型;参照创新深度，可以区别区域创新的层次;参考参与企业的多寡、创新出现的频率，可以发现区域创新的活跃程度。将这些变量结合起来发现，我们就可以从企业创新的角度区分区域创新体系的能力和类型。

四、区域创新体系的区域化:我们的建议

主体体系范文篇4

一土地承包经营的承包人

(一)解释论

我国《物权法》并没有明确土地承包经营的承包人,仅仅使用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概念。从立法的角度考察,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80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或个人”。1986年颁布,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12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集体或者个人”。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则区分家庭承包和非家庭承包而确立了不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确定主要应当依据颁布时间最晚的《农村土地承包法》。

1·家庭承包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

所谓家庭承包,就是指以家庭或者户为单位进行的土地承包。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5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这里所说的农户,其家庭成员必须是作为发包方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可以说,家庭承包与成员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基于其成员权都可以以户为单位承包集体的土地。

2·非家庭承包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

所谓非家庭承包,是指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进行的承包。在非家庭承包的情况下,承包方的构成比较复杂,主要包括:(1)集体经济组织的个体成员。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包权。(2)农户。既然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个体都享有优先承包权,那么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承包,也应当享有优先承包权。(3)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他们可以通过参加竞标、竞价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此时,承包人原则上只能承包“四荒”土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承包权,而且,即使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也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的批准(参见《土地管理法》第15条)。(4)集体组织。对于国有土地的承包,集体组织是承包的主体。

(二)立法论

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是否要区分家庭承包和非家庭承包,“家庭”或者“户”是否可以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值得探讨。我认为,我国法律应当废弃“家庭承包”的概念,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个人作为主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理由主要在于:

1·这是我国民事主体制度一致性的需要

自《民法通则》颁布以来,我国的民事主体主要区分为自然人和法人两类。民事主体的本质在于,其享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家庭”或者“户”作为民事主体,其与既有的民事主体制度难以保持一致。“家庭”或者“户”不是法人,因为其没有独立的财产,也不承担有限责任。它也不宜被认定为合伙,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并没有合伙协议存在。或许,它可以被解释为“其他组织”,但是,这种解读实际上不具有说服力,且会带来法律解释上的诸多困难,如其与合伙的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雇主责任的承担等。

2·这是“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步的要求

正如梅因所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废弃“家庭”或者“户”的概念,而直接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实际上契合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趋势,即个人替代家庭成为民事活动的主体。

3·这是我国实行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只要是搞自然经济,其生产单位(家庭协同体)例外的同外部联系就只能通过家长来进行,这就意味着家庭共同体的财产在外部关系是属于家庭和家长的。成员和家长的关系作为家庭协同体内部关系并没有外在地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封建社会里,个人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人,常常受到许多封建团体的拘束,如商业方面的行会制度;经济方面的领主制度;家族、宗教等方面的许多制度。而市场经济则要求,个人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单位,社会成为“原子化”的社会。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就摆脱了一切团体的束缚,成为法律上的最重要的主体。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就要求,个人要成为独立的个人,而不必通过“家长”或“户主”对外从事民事活动。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作为土地承包中的承包人,实际上符合了市场化改革的需要。

4·这与现代化的社会控制方式不相吻合

欧洲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客观事实,即随着具有强大权力的国家出现,个人与其历来所从属于其中的家庭、共同体、等级等集团之间的纽带被切断了,转而直接从属于国家。我国将“家庭”或者“户”作为土地承包权的主体,其实际上是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增加了一个夹层。这与现代化的社会控制方式是不相吻合的。

总之,我认为,原则上应当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个人作为土地承包的主体。在例外的情况下,也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自然人和法人作为土地承包的主体,但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和程序。

二土地承包经营的发包人

(一)解释论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客体是农业用地。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和《物权法》第134条的规定,农业用地包括三类:(1)农民集体所有;(2)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3)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如国家所有的农用地。

与农业用地的三种类型相适应,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确立的土地承包经营中的发包人包括如下三类:(1)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2)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3)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参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

(二)立法论

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土地承包经营中的发包人应当统一,我认为,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中的发包人统一设计为农村自治组织,理由在于:

1·这是避免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自治组织重合的需要

在实践中,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小组或村民委员会是同一机构,即两枚印章一套机构。这种不必要的重复设置,会增加不必要的组织运行成本。

2·这是理顺村民委员会和农村自治组织关系的需要

村民委员会是农村自治组织的执行机构,其二者的关系类似于董事会和公司。如果以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人,似乎就承认了其作为民事主体,而农村自治组织也是民事主体,这就会导致村民委员会和农村自治组织关系之间的难以厘清。

3·这是统一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需要

主体体系范文篇5

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创新，高校音乐教学的发展也需要创新，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高校音乐教学体系的构建应以创新思维为主体，不断完善其教学体系，提高整体高校音乐教学质量，这符合高校音乐教学发展的现状，符合国家素质教育、科学教学、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一）传统的教学模式需要创新

在高校音乐教学中，许多音乐老师还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这种“老师教，学生学”的教学模式不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对高校音乐教学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首先，传统的教学模式不能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以学生为主体，老师教授的过程只是起到了一个引导作用，尤其在音乐教学中，音乐本就是一门艺术类课程，它非常强调学生的创造力，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其次，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统音乐教学中，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形式和内容十分少，这就降低了学生对于音乐的学习兴趣，使音乐课程成为了一门看似艺术性极强，实则无聊乏味的鸡肋课程。

（二）传统的教学理念需要创新

与其他课程不同，音乐是一门创造性极强的学科，这要求在高校音乐教学中要有先进的教学理念作为支撑，而当前高校音乐教师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缺乏对学生先进音乐理念、学习理念的灌输，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思想思维还是老套的、死板的，这不利于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先进的理念是老师通过不断地学习、对经验的总结和自身的创新思维得出的一种与众不同而又符合音乐教学特点的教学思想，这其中，教师的创新思维十分关键，它在教师脱离原先思想桎梏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学生的意识需要创新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高校音乐教学中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至关重要，音乐是一门能够反映人类创新意识的一门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音乐的需求越来越大，基于此，高校的音乐教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但就目前来看，在高校的音乐教学中，普遍缺乏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严重影响音乐课程的教学质量，也不利于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和创新，缺少创新意识，缺乏创造能力，会使得学生在对音乐的学习过程中缺乏灵性，缺乏对音乐这门艺术的深刻理解。综上三点，我们不难得出，创新思维在高校音乐教学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创新思维作为高校音乐教学体系中的主体是十分必要的。

二、如何确立创新思维在高校音乐教学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一）从教学内容上确立创新思维的主体性

1.制定基础的音乐教材

普通高校的音乐教育不同于专业音乐学校的音乐教育，高校学生的音乐基础大多比较薄弱，想要培养学生在音乐上的创新能力，首先要让学生了解音乐、懂得音乐，只有学会了音乐的最基础知识，才能具备鉴赏音乐的能力，才能利用自身的创新思维去学习音乐、创造音乐、理解音乐。所以在高校音乐教材的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高校学生音乐基础薄弱的现状，通过制定基础性的教材，培养学生的基础音乐素养，从而实现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开发。

2.立足本土文化，实现教学内容的多元化创新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也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音乐文化，在高校音乐教学中，应该立足本土文化，实现教学内容的多元化创新。

（二）从教学形式上确立创新思维的主体性

教学形式是音乐教学体系的骨架，想要确立创新思维在高校音乐教学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实现教学形式上的革新，就目前高校的音乐教学来看，第一课堂的教学仍然是整个音乐教学的主体部分，但要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教师可以采用情景教学、多媒体教学等教学方式，对第一课堂的教学模式进行创新，以此来扩散学生思维，增加其对音乐的理解。此外，要注重音乐的实践性，将第一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在实践中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

（三）从师资力量上确立创新思维的主体性

由于音乐课程并非高校中的主修课程，所以很多高校对于音乐教学不够重视，这也就导致了高校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在构建以创新思维为主体的高校音乐教学体系的过程中，学校的师资力量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学校应该加强音乐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音乐教师的教学理念和专业素养同时学校要加大对音乐设备的资金投入，让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三、结语

主体体系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主体经济法主体体系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化，有不少学者对经济法主体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例如，王全兴教授提出了“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的三层经济法主体体系的框架理论，其中市场主体又具体包括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劳动者四种。[2]又如，单飞越教授以经济权利、社会自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为标准归纳出了三大经济法主体群，即市场、社会、国家，其中市场主体按经济性标准分为企业和消费者两大类。[3]学者们的这些观点较之已往的“政府—市场”的二层经济法主体体系的框架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但是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据此，本文结合相关概念，对经济法主体体系略作一番探析。

一、经济法

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其基本含义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⑴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经济法同其他任何法律部门一样，都由法律规范组成，都是各有特定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所以，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与其他法律部门在法的共性方面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2）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经济运行而不是国际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对这种经济运行的协调是一个的协调即国家协调，而不是国际协调即两个以上国家的共同协调。为了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这种国家协调，制定或认可调整国家经济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两个以上国家。经济法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而不是两个以上国家的协调意志。所以，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不属于国际法体系，更不同于国际经济法。

（3）经济法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律部门。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经济法是对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某种肯定或维持。它的调整对象是现实中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人事关系等非经济利益关系。这种经济利益关系是在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这种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体现了国家协调。所以，经济法不同于属于国内法体系的民法、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经济法律关系

经济法律关系是经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经济利益关系。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有经济权利（权力）和承担经济义务的社会实体。

（2）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即经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利益关系。

（3）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经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经济权利（权力）和经济义务。

三、经济法主体

经济法主体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根据经济法的主体体制所成立的主体，如根据国有企业法和公司法所成立的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以及直接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等。二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有经济权利（权力）和承担经济义务的社会实体。

本文所称的经济法主体，是指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经济法律关系，依法享有经济权利（权力）和承担经济义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他们或依照法定条件、法定程序成立，或由法定机关授权，均可取得经济法主体资格。经济法主体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

（1）国家机关。国家协调经济、干预市场的活动主要通过国家机关来实施，所以国家机关是经济法律关系中重要的主体，特别是承担经济管理职能的综合职能机关和行业管理机关（如信息产业部、交通部等），其主体地位和作用都十分突出。

（2）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细胞，是经济法律关系不可或缺的主体，其数量大、种类多，作用更是不可估量。其又可以分为三种：①企业（如个人独资、合伙、公司等企业），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②事业单位，即拥有一定财政预算或其他拨款，并从事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的非营利性组织；③社会团体，即根据自愿原则进行社会活动的群众团体、公益性组织和学术团体等。社会组织是市场主体的主要部分。

（3）公民个人。其主要是指以个人（或家庭）身份从事生产经营或特定服务的个人（如个体工商户），或者由经济法专门规定的个人（如依《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承包关系的农村承包户），还有各类消费者个人，都是经济法主体。

同时，以上的三大类经济法主体基于各自在一国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①政府，包括宏观经济调控主体和微观经济调控主体（即市场规制主体）

②社会中间层，包括社会团体类主体、中间交易类主体、社会评价类主体和经济调节类主体等;[5]③市场，包括政府和社会中间层以外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

四、经济法主体体系

所谓经济法主体体系，有学者认为，经济法主体体系，依存和限制所在的经济体制，以经济法主体的分类为基础，表明各类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组合关系，综合展示各种经济法主体的法律地位。[6]显然，此观点并没有给经济法主体体系下一个完整而明确的定义。

笔者以为，经济法主体体系，是在一国的经济法的基本框架内，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和归纳所形成的各类经济法主体，基于各自在本国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形成的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模式。简言之，经济法主体体系就是一种由各类经济法主体有机组合所形成的关系模式。经济法主体体系的构建，首先须对经济法主体进行系统划分和归纳；然后基于各自在本国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将各类经济法主体加以有机组合，进而形成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关系模式暨经济法主体体系。据此，我们可以以上文所涉及的“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的三层框架(以下简称“三层框架”）为例，对我国的经济法主体体系做一番浅显的探析。

笔者以为，“三层框架”其本身就隐含了三类经济法主体（即政府、市场和社会中间层）之间的三种关系模式：①“政府←→市场”的关系模式；②“政府←→社会中间层”的关系模式；③“市场←→社会中间层”的关系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层框架”就是以上三种关系模式有机组合而成的一种关系模式（即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有学者认为，理想的“三层框架”应该是对称互动的“三层框架”，在这中理想的关系模式下，社会中间层有适度独立的地位，政府通过社会中间层协调市场的力度与市场通过社会中间层作用与政府的力度大体均衡。[7]由此，笔者以为，学者们所理解的理想的“三层框架”，是一种以“社会中间层”为中点，以“政府”和&

ldquo;市场”为端点，左右对称互动的（直）线型的关系模式。但正如学者们所认为的，在中国的现实中，社会中间层尚未成为与政府、市场相对独立的第三种力量，在许多领域还不存在社会中间层或者只有其名而无其实，政府通过社会中间层协调市场的力度远远超过市场通过社会中间层作用与政府的力度。[8]因而，在中国的经济法律关系的现实中，线型的左右对称的“三层框架”的关系模式是尚未定型的。但是，组成“三层框架”基础的三类经济法主体（即政府、市场和社会中间层）又是客观存在的。据此笔者以为，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法主体体系是非线型的关系模式。如下图所示：

这种“三角”型的关系模式是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等三大类经济法主体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共同组成的一种较为合理的经济法主体体系。

五、结论

基于对我国经济法领域内相关概念的认识和对经济法主体体系的浅显探析，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法主体体系，应该是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有机组合所形成的一种非对称的“三角”型的关系模式。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刘大洪.经济法的成本分析[J]..2004.

[2]王兴全.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主体体系范文篇7

关键词：交往实践；主体性德育；体系构建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从理论与实践的视角探索和构建主体性德育模式，逐步推进德育从科学化向学科化和人性化的创新发展。较传统的规范化德育，主体性德育强调了受教育者的独立人格、自主意识和选择权利，注重通过平等对话和实践体验的形式，引导促成个体品德的自我完善、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1]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主体性德育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德育工作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德育实践仍存在不少问题，德育实效始终为人们所忧虑。深刻理解和掌握主体性德育的内涵特征，认真分析其中存在问题，有针对性地优化解决问题的途径，优化构建行之有效的主体性德育体系，对推进德育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一、主体性德育的交往实践观内涵及其特征

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哲学观点。马克思在传统单一的“主体———客体”实践关系的观点基础上，把主客体交往关系引入实践结构，把实践视为多个主体在客体中介下互相交往并达成主客体关系的统一，即由“主体———主体”和“主体———客体”双重作用的相互交错关系，形成交往实践的“主体-客体———主体”关系。[2]主体性德育将教育者和受教者同视为德育主体，强化其中主体性，其目的重在让受教育者进行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实践和自我超越，其实质引导人们在实践中实现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这种德育的模式展现出明显的对象的实践主体性、过程的实践体验性、主体的平等互动性和系统的社会开放性等特征。

（一）德育对象的实践主体性

主体性德育消除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自上而下、主动与被动的关系，突显了两者之间的“主体间性”，从传统德育的“主体———中介———客体”模式转变为“主体———中介———主体”德育模式，更加强调发挥德育主体性。其中突出了教育者的主体性，即教育者对教育对象的认识、把握和驾驭以及教育者运用、驾驭内容和手段方法的能力，在教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其次是突出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即受教育者能否主动地理解、选择教育者的教育，在受教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此外，突出了教育目的的主体性，即受教育者的目标实现自主意识和德育在社会生活中的自主地位，在德育过程中的社会目标和个体目标起主导作用。

（二）德育过程的实践体验性

主体性德育注重主体的共同实践，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交往实践中达成德育共识，共同实现德育目标。德育主体通过对象化活动或中间媒介与共同客体发生关系，同时在实践交往中表现出“主体间”关系并达成和谐统一。[3]教育者通过规划实施德育活动，以教育实践的形式达成德育的目标。受教育者则在道德认知实践的基础上，再以道德行为准则指导行为实践，在参与道德实践活动中真实体验生活和感受认知，促进自身主体性素质的发展。

（三）德育主体的平等交互性

主体性德育强化主体间的交互实践，是教育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的平等互动实践过程。其实现从制度规范约束向个体成长引导的转变，通过双向交往、平等交流和双方接纳的形式，促成受教育者的德育养成。[4]教育个体在德育过程中可以张扬个性，进行自主选择与实现，以自愿、自发、自觉的活动方式促成自身的认识发展、情感提升、行为养成，充分发挥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道德人格养成与道德义务、道德权利的统一。

（四）德育系统的社会开放性

传统的规范化德育重视教育人适应社会价值而忽视个人的发展价值，目的在于实现社会良好秩序和道德水平的统一。而主体性德育更加尊重受教育者个性化、多样性需要和自由发展，拓展主体间多元价值，由单向一元化价值向多元社会价值体系转变。主体性德育范围也由校园德育向社会德育发生转变，不再局限于学校德育，也向家庭联系，更向社会开放，以提升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责任，形成社会性道德模型。

二、当前主体性德育实践的问题及成因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转变，我国德育面临着诸多挑战。如近年来高校的“马加爵”、“药家鑫”、“饮水机投毒”式事件仍时有发生，社会上的“小悦悦”、“碰瓷”等类型的案例并不少见，国民道德素质被推到风口浪尖，德育的实效颇受质疑。反思德育现状，其根本在于理论与实践的两个方面不充分融合，德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等。

（一）德育理论与实践不衔接

一是学校德育工作队伍分离。学校专职德育教师和其他德育工作者两支队伍共同实施，专职德育教师重点强化德育的理论探索研究，并以第一课堂的理论教学为主实施德育；其他德育工作者主要以辅导员等学生工作队伍为主，通过指导第二课堂实践活动实施德育，重点从行为表现方面考察德育优劣。[5]两支队伍之间长期缺乏沟通和协作，导致了德育教育不紧密衔接。二是个体德育学习与实践错位。当前，我国德育并未形成学习与行为两位一体的德育考核体系，对个人的学习与实践是错位分离的，具体表现为时间错位和标准错位。其中德育以学校的集中教育为主，而对个人的德行表现评价主要体现在于其社会行为方面。学校德育多以分数为标准评价人的品行素质，未能真实评价出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的优劣。三是德育与智育脱节。一直以来，无论是从教育观念还是从社会现实需要的角度，家庭、学校和社会均以学生的智育发展为第一要务。社会上常以一个人的能力作为一个人是否成功的绝对基础，一个企业则将个人业绩作为用人标准，家庭和学校则以学业成绩作为衡量学生的优劣主要标准，“重智育，轻德育”的倾向明显。[5]因此，德育长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封闭教育模式，没有将个人的素质教育与智育发展紧密融合，只重视“知识的传播、专业的教授”，未重点突出人的“品质行为”，考量真正的“德才兼备”。

（二）德育过程与品德生成规律不贯通

我国德育历来多以理论教学、制度要求等实施德育，单向规范人的德行，明显地展现出目标模式化、理想化等弊端。无论是学校还是教育相关部门在德育的过程中受规范化德育影响较大，从科学角度遵循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规律。其一是忽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固化成单一的知识灌输和机械的行为训练；其二是过分强调国家意志和社会需要，缺乏对个体的人文关怀；三是压抑人性的自由发展，剥夺个人信仰的追求和多元价值的选择。德育在具体实施过程，没有过多考虑到受教育者的知识掌握、价值观判断、自主选择和自由发展的过程指导，实现“知———情———意———行”的过程贯通。

（三）德育发展与社会形态不协调

社会形态是决定教育任务和内容的主要因素，德育内容需要随着社会变化不断而充实。建国初期，我国推崇实施的是规范化德育模式，以教育者为主体地位，以强制、灌输、训导的方式对受教育者进行目的性的改造，要求受教育者认同、服从制约的道德规范与价值取向。[4]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形态呈现多样性、多变性、多质性的特点，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交织碰撞。人们逐渐减少对政治依附，呼唤主体意识的自觉发展，期待思想自由和权利主张的空间得到了更大的拓展，不断冲击着社会民主法制精神而和德育主流价值。而在主体性德育过程中，大家仍普遍反映学校德育内容陈旧，从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学生的实现生活，更新不及时，让学生感到乏味和厌倦。在不断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德育未能贴近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也时常无法对社会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未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的成长需要。在社会支持方面，始终没有建立起社会诚信及监管体系，对个体的社会德育表现始终没有形成完善的的考评考核制度。考究当前德育工作状态和国家道德水平，具体一些个人经常出现“理想信念弱化、奋斗目标模糊、社会责任不强、诚信守法缺乏、价值观扭曲”等问题，体现“认知与行为二重性”。主观方面，德育主要表现在主体性间的自我意识冲突。随着德育主体性的激发，受教育者个性的张扬、自我意识不断强化，个人的自由观念也同时迅速膨胀，他们往往因对社会和自身的认识不足而价值观模糊、自觉性不够，致德育主体性与个体意识产生了矛盾冲击。在客观方面，德育受社会价值和思想文化影响冲击。一是多元化价值观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纵深发展，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方对自身价值的定义和观念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大家对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也缺乏耐性。二是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由于经济全球化、信息科技化让人们接触更多的外来思想与文化，特别是西方思潮和非主流文化，混淆了人们的思想认知和价值取向。三是社会负面因素的干扰。社会上一些负面形象和低俗恶劣事件常常引发部分群体的过度批判和非理性思维，干扰了民众的辨别视角。

三、基于交往实践优化构建主体性德育体系

（一）完善学校德育的交互渗透式实践教学体系

1.增强德育理论的实践体验。学校的德育理论课程教学是德育的主要方式和重要途径。但德育的课程并不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忽略了学生的参与性和体验性，导致德育的渗透性、针对性和实践性不足，使得学生对德育兴趣不大。这就要求德育理论教学要贴近现实社会和实际生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的协同性，形成“理论———生活———实践”紧密结合的德育模式，展现德育实践的多样性，提升主体的参与性，让受教育者在理论学习的过程同时体验德育成果和魅力。2.深化德育智育的交互渗透。在校学生将专业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以智育为主，其中往往忽视了德育对一个人成长的作用，导致德育主体表现出自我实现功利化、成才标准单一化。学校应将德育融入智育的全过程，强调“做人”与“做学问”同等重要，充分调动文化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人”的因素。德育教师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要与学生深入剖析学习成长和进步发展的各种因素，特别是德育对专业学习的作用，厘清德育与智育的关系。两者相互促进、交互渗透。3.强化德育活动的交往实践。实践活动是检验人掌握知识和能力的重要标准，是人在理论基础上揭示事物本质规律、体现科学精神和主动创新创造的成长发展过程。学校要根据教育规律和教学需求，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德育理论和社会生活共同反映的问题和现象中设计如素质拓展、志愿服务、校园文化和课题研究等类型的专题实践活动，让学生主动开展考察、探究、创作等系列的活动，让学生在体验科学的规律与内涵中获取知识，在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升素质和能力。

（二）建立社会德育的立体联动型实践保障体系

1.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运行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德育的空间得到不断扩大和优化，学校作为德育单一体已远不能满足学生的成长发展需求，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协同联动，才能有效实现理想目标。学校在其中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坚持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与校园文化建设相融合、与心理健康教育相联结、与社会实践相联接、与专业学科发展相联系。建立以家庭背景为基本内容的学生个人档案，形成与家长定期的沟通反馈机制。优先考虑社会资源配置对德育的基础建设，加强教育基地、公益设施的建设，构建网格化居民社区德育模式，活跃社会性德育活动。[6]2.完善“个人———政府———社会”互为依托的德育监管机制。人始终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任何个体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环境而存在，总受环境条件所制约和约束。主体性德育强化德育的实践性，外化于个人的社会行为，共同表现为社会品质。个人行为有失规范、政府监管缺失或乏力、社会风气不正等是造就德育水平低下的根源所在。因此，建立个人、社会和政府三个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层次监管体系是促进德育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构建主体性德育体系过程中，应该加大信息披露和制度公开，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加大对失信、失范行为的惩罚力度，增加缺德者的机会成本；政府应该规范自身行为并发挥政府宏观引导作用，发展社会组织介入，建立健全监督和约束的制度；社会应加强正面宣传教育，倡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健康文明的社会风气。3.健全“人———财———物”精神物质结合的德育保障机制。保障机制是德育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德育实施的基础，主要包括组织、制度、队伍和物质等。组织保障体现在健全设置各级专门领导组织机构，明确职责与工作机制，各级组织协同联动推进德育工作。制度保障体现德育的科学管理，实施有效的评估、调控等措施，推进规范化的制度建设。队伍保障重在专业理论教师、德育工作者为主的队伍建设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利补充，从开展培训、推进研究、表彰激励等促进德育工作队伍发展。物质保障是指从经费投入、条件改善、环境优化等方面对德育的物质与精神支持。[7]

（三）构建主体德育的层次目标化实践评价体系

德育考评是德育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实现德育目标的必要保证。目前对德育多以“单一主体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传统模式进行评价，主体参与单一，过程监控不到位，效果评估缺乏科学性，影响了德育的良性发展。[8]为此，对德育的评价要实现从总结性、终结性评估向过程性和向发展性评估转变，尊重道德的形成发展过程，实现评价主体多样化、评估内容全面化、德育目标层次化。1.组织职能评价：从过程环节考量职能部门的德育实施成效。政府部门和教育行政主管机构重在合理配置德育资源，明确目标生态发展定位，确立宏观调控的评价机制，对所管辖的社会组织和教学单位进行监管和指导，对德育工作队伍进行培训和管理。社会德育组织机构要从其功能表现和社会职能发挥的角度出发，对服务区域和服务对象实现全面覆盖。学校及其相关部门要明确德育教学的规定及目标，提供基础条件保障，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水平进行监督考核。德育教学单位对德育队伍进行直接监管，围绕专业和学科发展，注重过程与成果相结合，开展德育研究和教学工作，从内容、方法、手段等元素提升教学实效。2.工作队伍考核：从服务质量考核德育工作队伍的教育绩效。对德育专职教师不单从其理论研究水平进行评价，还要从教学质量与实际效果进行评价，特别要从教师对德育课程内容的熟悉理解、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的形式与实践效果等进行考察。对学校以及社会德育工作者队伍，要从德育氛围和实践功能实现等角度进行客观评价。无论对社会德育队伍还是学校德育教师，均要强调师德和职业操守等方面要求，注重对其过程监控与实效考查，加大服务对象对工作人员的评价权重，增强互动性，提升其在学生中的认可度。[9]3.社会个体监管：从素质内容考察社会个体的行为规范表现。对于在校学生的德育，要避免“德育智育化”和“德育简单化”，改变在规定时间内以统一标准进行分数或等级考核的传统模式。一般以“五内容四维度”对学生德育素质进行评价，即政治、思想、道德、法纪、身心等五个方面素质内容和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个维度。[10]对于社会人员，要根据其社会诚信表现、违法犯罪记录等形成监管体系，共享评价信息资源，从违法犯罪、违纪违规、社会诚信和行为失范等不同程度道德缺失表现进行评价，考量社会个体的德育水平。

作者:林良盛 单位:广东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典兵.近十年我国德育理念研究的进展与反思[J].教育学术月刊，2012（3）：33-36.

[2]吴毅.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及其现实意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97-103.

[3]钟传周.论主体性德育及其实施对策[J].当代教育论坛，2007（8）：76-77.

[4]杨现勇.德育发展的当代走向：从规范化德育到主体性德育[J].前沿，2011（6）：49-51.

[5]黄海.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历史回顾与问题审思[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1）：121-123.

[6]邵文英，等，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互动德育场[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12）：31-37.

[7]张耀灿，等.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292-294.

[8]吴寒斌，等.过程式评价———德育评价创新的一块基石[J].教学与管理，2014（2）：11-13.

主体体系范文篇8

摘要：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做为一种民主立法制度应当在我国行政立法活动中得以全面实施，并且其是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增强行政立法法律文件实效之本源。行政立法回避制度之所以能够做为一种民主制度存在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为充分发挥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作用，必须从立法上予以完善，明确投标单位、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应具备的资质，并走政府规章制定的职业化之路。

关键词：行政立法；回避；委托立法；招标立法；合法性

行政立法活动随着福利国家行政的到来而产生，并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行政立法是立法活动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其所制定法律文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据主要部分，据国务院法制办有关法规、规章备案情况统计资料显示，仅1988年至1998年，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就达10061个。从1949年到1993年底，我国有效的法律不到400个，行政法规则有1000多个，而行政规章则数以万计，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全书》选收的就超过了2000多个(注:数字来源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全书》（十卷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定，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所载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统计。)。但是由于行政立法主体的特殊性，行政立法往往在立法实践中出现了立法的部门化、地方化倾向，使行政立法活动变成了一个“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法制化”的过程。正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启权的“五利说”所言：“有利则争，无利则推，不利则阻，他利则拖，分利则顶”，概括了“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倾向［1］。为改变行政立法的现状、提高行政立法的质量，立法实践部门在近来的行政立法实践中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探索，如为打破传统的“部门立法”模式，推进民主立法、开门立法，贵州省首次尝试委托立法，贵州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与贵州一所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起草的协议，将政府规章草案委托社会力量起草；随后北京、青岛、郑州等市政府也先后启动了委托立法；重庆市为了使地方立法摆脱部门利益的影响，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政府立法回避制度，明确规定：“与某一立法项目有直接明显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参与法规和规章的起草、审查和评审，不得主导立法进程。”从而一种新的立法民主制度——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得以在立法实践中产生并得以全面实施，同时这种民主立法制度也引起了理论界及实务界的广泛讨论与关注。大部分人对行政立法回避制度是好评声一片，极力为之呼与鼓，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行政立法回避制度不宜全面推广，因为其不仅违背了宪政和行政法治原理，构成了对行政组织法原理的破坏，而且直接违反规章制定程序的相关条例，不利于政府立法资源的充分利用，也不利于整个行政系统的协调和整合［2］。笔者认为，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做为一种民主立法制度应当在我国行政立法活动中全面推广，并且其是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增强行政立法法律文件实效之本源。在本文中，笔者从法理层面对行政立法回避制度进行分析，以为行政立法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行政立法中回避制度的推行可以提高行政法规、规章的质量，以避免行政法规、规章的“先天不足”。行政立法的主体是有权的国家行政机关，而行政立法活动的许多内容是关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因此行政立法主体在立法时往往囿于自身的利益，在行政立法中简化行政责任：一些地方的行政立法，给政府部门规定了很大的行政权力，但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责任与义务的规定常常都是一个简化的模式；所以，通过立法回避将法律文件交由无利害关系的社会组织、专家起草可以避免立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以及强势力量的不适当干涉。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尤为突出，地方人民政府规章是我国法律体系中内容最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由于它的层次最低、内容较具体和操作性较强，它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中被法学家们誉为“具有手和脚的作用”，……没有地方人民政府规章，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就很难在全国各个不同行政区域具体操作和贯彻执行［3］。因此，地方政府规章的质量不仅攸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而且直接影响我国法治国家的推行。立法质量始终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法治的前提是要有数量足够和质量优良的法［4］。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是今后我国一段时期立法工作的指导方针。党的十七大重申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地方政府规章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部分，其良莠直接关系到我国良法体系的形成。实践证明将地方政府规章通过公开招标或者委托给具有某方面特长的专家或者中立的社会组织去完成，可以发挥其专业优势、吸收民意，使制定的政府规章能够充分反映民众意志并具有可操作性。通过专业人员参与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可以实现专业人士自律与制度他律相结合，将使委托立法制度真正成为防止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化，提高立法质量的有效途径［5］。

（二）采取委托立法、招标立法等立法回避方式可以解决行政立法中行政机关难以应对的许多专业性、技术性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立法的领域也相应扩宽，许多新领域需要我们制定法律文件予以规范，从而给国家立法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与挑战。为此，许多国家都采取招标立法、委托立法等方式解决此问题。行政管理领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行政立法机关在制定政府规章时也相应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许多专业性、技术性的立法。随着行政立法领域的扩张，行政立法机关特别是地方政府机关在制定一些专业性、技术性问题时往往“无所适从”。目前行政立法一般是由政府法制机构、内部某一或几个部门负责起草，没有专门的负责立法的机构，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往往是一身二任或多任的，并且目前地方政府机关的立法人员素质偏低。所以，通过公开招标或者委托有关专家、组织立法，既能够解决目前地方政府机关中立法人员素质偏低的问题，又能解决地方政府规章制定中出现的许多专业性、技术性的问题。

（三）行政立法回避制度也是民主立法与民众有序参与行政立法的必然需要。民主立法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立法活动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我国《立法法》第5条明确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近年来我国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民主立法措施，如听证会、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立法动议、公众评议、通过媒介收集立法建议等方式，并且通过这些民主立法的措施，有效地提高了法律文件的质量。但在行政立法活动中，立法回避的方式却常常被漠视，行政立法主体经常将行政立法行为视为一种纯行政管理行为，从而套用“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正如学者所言：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行政机关在不与公民进行广泛讨论的情况下能自觉、先觉地表达公民的真实意愿［6］。2001年出台并于2002年1月1日生效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在第13条第4款明确规定：“起草规章可以邀请有关专家、组织参加，也可以委托有关专家、组织起草。”但委托立法一直被立法实践所忽视，没有被真正启动起来。行政立法无论从其立法性还是从其行政性而言，均应当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调动人民群众参与行政立法的主动性、积极性。采取听证会、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立法动议、公众评议、通过媒介收集立法建议等方式进行行政立法是民主立法的表现形式，而采取委托立法、招标立法等立法的回避形式应是民主行政立法的最好形式，这也是立法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注:刘武俊认为,立法公开招标的实践,既是立法改革的新举措,同时也是从立法层面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生动实践,其现实意义不可低估。（刘武俊.立法招标有益于公众有序参与［N］.法制日报,2008-03-25）)。正如原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俞荣根所说：“委托重庆行政学院起草《重庆市招标投标管理条例草案》，也可以作为政府的建议稿，作为第三方，也有优势，站得比较开，无部门利益，更能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也符合立法工作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的趋势。”［7］

二、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杨建顺教授在《“政府立法回避”不宜全面推广》（以下将该文简称《杨文》）一文中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实行政府立法回避不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在立法起草阶段实行“回避”是违法的；“在评审、审查环节，相关人员如与立法项目有直接利害关系，也应主动回避或强制回避”的做法是违法的；如果针对大量的政府立法起草工作全面推行所谓“政府立法回避”，不仅将导致相关立法部门的法定职责的不履行，造成政府立法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将会因受委托的专家或者社会组织不熟悉各领域的专业、欠缺必要的信息和技术而难以确保立法质量，从而导致相关立法看似公正却不具有实效性，使得政府一系列的实际工作无法开展。笔者认为该观点有失偏颇，只是对行政立法的一种感性的认识。行政立法回避制度之所以能够做为一种民主制度存在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存在的合法依据。

（一）法不能只从法律条文的字面上去理解。众所周知，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法律目的、法律概念、法律技术性规定等都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些组成部分中，法律规范、法律概念、法律技术性规定是法的外在表现，而法律原则、法律精神、法律目的是法的内在“驱动力”与“灵魂”。因此，我们评价某一行为或活动是否合法不能只从外观或感观上认定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现行的规定，而要超越法律规范去从法律原则、法律精神、法律目的层面对其进行合法性的评价。一个职业法律工作者应当超越法律表面文字去理解、运用法律，否则在法律实践中会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律贩子”。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法规的意图比它的明确的文字更被看重，更值得研究，因为法规文字中所谈的事情往往出自法规条款，而法规的条款并不出自立法者的意图，理解国会法案的最好办法是根据意图而不是文字［8］。立法者的中立性是自然公正原则以及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对立法者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立法过程中最低限度的公正要求［9］。行政立法回避制度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对行政立法行为的基本要求与体现，因此，尽管现行的宪法、组织法与立法法中找不到明确的法律规定，但行政立法回避制度是符合现代宪政原则、行政法治原则、立法基本原则的，因此，笔者认为，杨文中所主张的“政府立法回避违背了宪政和行政法治原理”是没有法理依据的。法的精神是法的最高层次，对整个法律制度与法律体系起统率作用，具体的法律制度都应当源于一个时代的法律精神。一个时代的法律精神是这个时代一切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任何法律制度一旦权威地形成之后，人们必须以宗教式的虔诚去捍卫它，任何非正统形式的否定、修改、曲解法律的行为或动议都是对社会正义的直接危害［10］。在法治社会，法律应当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正如列宁所言：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我国《宪法》与《立法法》都明确规定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所以，在行政立法中实行回避制度正是为了发挥人民群众与社会组织在行政立法中的作用，以防止行政立法中行政部门偏私的干涉，进而保护人民的利益与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与愿望；因此行政立法回避制度正是当前我国法律精神之使然。

（二）重庆市所采取的行政立法回避制度指的是：与某一立法项目有直接明显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参与法规和规章的起草、审查和评审，不得主导立法进程。起草环节的立法回避制度主要通过委托起草、招标起草和重庆市政府法制办直接起草三种方式实施。委托起草和社会招标就是对一些专业性强、难度较大或部门利害关系明显的法规和规章进行区分：可以定向确定起草单位的，采取委托方式起草，不能定向确定起草单位的立法项目，采取面向国内外公开招标的方式起草。从该制度的具体内容来看，并不意味着行政立法中立法权的转移，也不是特定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的丧失。虽然与某一立法项目有直接明显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参与法规和规章的起草、审查和评审，不得主导立法进程，但并不意味着在行政立法的全程回避，我认为，最终的行政立法结果即公布行政法规与行政规章仍然只能是以有权的行政机关的名义。所以行政立法回避不是行政立法权的回避，而是立法程序上的回避，是通过一种程序上的公正以实现实体的正义，因此，行政立法回避制度不是对行政立法权的让渡，也不会构成对行政组织法原理的破坏，更不会造成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同时从行政立法权的权力来源来说，推行行政立法回避制度正好体现了行政立法权力回归于民。龚祥瑞教授在《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一书中指出：“不论是直接授权还是间接授权，凡是委任立法都具有法律同等的效力，其理论根据就是民法的说。”［11］这说明行政机关行使的立法权只是国家立法权的一种行使方式，最终这种权力是人民的，应当交由人民来行使，并为人民的利益服务。

（三）我国《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13条第4款明确规定：“起草规章可以邀请有关专家、组织参加，也可以委托有关专家、组织起草。”这说明行政规章的制定，采取委托起草的回避方式是有法律依据的，而《杨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行政立法回避直接违反《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这显然是对法律规定的一种漠视。接着《杨文》中又指出在某个领域、某个具体的阶段，提倡和推进委托专家、组织承担立法起草工作，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确保立法的民主性、科学性乃至权威性的内在要求。而在分析“政府立法回避”不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时《杨文》又指出，根据《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规章起草阶段应当充分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确保相关部门的广泛参与。起草单位与其他部门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充分协商；经过充分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起草单位应当在上报规章草案送审稿时说明情况和理由，所以，在立法起草阶段实行“回避”是违法的。这就使得读者读了《杨文》后立即陷入前后矛盾，甚至使读者无法领会作者对“政府立法回避制度”的态度。我认为，行政法规的制定采取委托起草尚无法律的明确规定，这正是我国《立法法》与《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存在的不足之处。而行政规章的制定中采取委托起草这种立法回避方式是于法有据的，所以地方政府如重庆、贵州、北京等地的政府采取行政立法回避方式制定政府规章是依法而为的行为。而令人遗憾的是《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于2002年1月1日生效，而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却姗姗来迟。

（四）前文已经分析了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现实意义，但因为这种民主立法制度在我国尚处于初创时期，尚存在许多问题（受委托方应具备的资质、立法责任的承担、社会力量参与地方立法的广度和深度等）需要我们去面对并积极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但我们不能因为其存在问题就“因噎废食”。担心会因受委托的专家或者社会组织不熟悉各领域的专业、欠缺必要的信息和技术而难以确保立法质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我们应该正确面对的。行政立法回避制度是否会导致相关立法看似公正但不具有实效性，使得政府一系列的实际工作无法开展呢？笔者认为这种担心不但是多余，相反还有“杞人忧天”之嫌。一种民主制度其基础是人民群众，其最终的结果也在于为民、便民。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尽管在其过程中会存在许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最终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克服行政立法过程中的部门化、地方化倾向，因此绝不会出现因为保障了人民的利益就会妨碍政府工作的开展；相反地，摆脱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影响的行政法规与行政规章能够促成“良法”体系的形成，也可极大地提高行政法规规章的实效性。通过委托起草、招标起草、直接磋商等方式进行行政立法，不仅不会造成我国行政机关相关法定立法部门法定职责的不履行及政府立法资源的浪费，反而会促使有行政立法权的主体积极创造条件，采取多种方式充实立法队伍，集思广益，提高行政立法的质量，使立法部门的法定职责得以充分履行；同时当前我国行政立法机关立法资源普遍存在不足，没有一支专门从事行政立法工作的人员，大都是一身二任或多任，因而许多行政机关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往往显得力不从心。通过委托起草或招标起草可以解决行政机关的这种“无奈”。重庆、贵州、北京等政府机关采取的委托立法无不出于此种考虑。

三、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构建

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做为一种新兴的民主制度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存在的合法依据。但目前对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同时在制度层面上关于行政立法回避的制度也付之厥如。在行政立法实践中往往会面临许多未曾出现的问题，如果事前防范到位或者事后处理适当，行政立法回避制度才会发挥其应然的价值，使行政立法从根本上摆脱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束缚。同时在行政立法实践中由于被委托的组织或个人没有从事立法的经验或不懂立法技术，致使委托立法的法律文件质量不高、实效性差。要从本源上解决行政立法回避的实际问题，发挥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作用，首先就应从制度上予以健全，使行政立法回避活动有法可依。考虑到当前我国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尚处于初创时期，行政立法回避还难以全面铺开，因此，目前的重点是在行政规章制定中如何完善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及其在立法实践中的具体实施。

（一）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立法完善。目前对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规定仅有《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13条第4款的规定：“起草规章可以邀请有关专家、组织参加，也可以委托有关专家、组织起草。”而关于招标立法尽管立法实践已经先行(注:山西省太原市人大探索立法招标,以规避部门利益。最近,一份起草《太原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草案建议稿)》的立法招标公告出现在太原市人大网站及当地媒体上。这次尝试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响应,截至目前,已经有多家投标单位报名参加。太原市人大称,此举旨在实践立法改革,是一种创新立法方式的探索。)，但目前尚没有关于招标立法的法律明文规定，既无概括性规定也无具体的可操作性程序规定，导致在立法实践中各立法机关将其做为一种新的立法方式在“摸着石头过河”。从现有的规定来看，其对政府规章委托立法的规定存在以下不足：（1）“可以”本身是一个模糊性的语言，尽管其包涵有“应当”和“自由选择”两层含义，但其出现在法律语言中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并且其给法律实践中的自由空间太大，因此，“可以”作为法言法语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形同虚设，往往在法律实践活动中被相关人作为规避法律的正当理由；（2）现行规定只是对行政规章委托立法的纲领性的规定，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在立法实践中我们无法据以操作：既没有关于委托立法的程序规定，也没有关于委托立法的实体规定；（3）委托立法的适用范围太窄，且《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均没有相关的规定。对此，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委托立法在地方政府规章中的作用，就首先应当从立法上予以完善，构设好委托立法的良法制度，具体就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第一，扩大委托立法的适用范围，并在《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法规制定的委托立法。委托立法是一种民主立法方式，不应当只限于行政规章的制定，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规章都应当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所以都应当在这些立法过程中吸收人民、专家及有关组织的意见。正如刘莘教授所言：立法只有法律的形式还不行，还要有法律的立场，法律的立场应当是人民的立场［12］。因此在《立法法》中应当对委托立法做出概括性的规定，然后在《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行政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中予以具体的规定。第二，修改现行规定。将“可以”修改为“应当”,使关于委托立法的法律规定从任意性的规定转变为强制性的规定。具体可表述为：“起草规章应当邀请有关专家、组织参加，对于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或者涉及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不利规定的，应当委托有关专家、组织起草。”第三，由国务院出台一部关于行政规章制定中采取委托立法的具体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委托立法的具体程序、委托立法的条件、被委托专家或组织应当具备的资格、委托立法的适用范围、委托立法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委托立法只是行政立法回避中的一种主要形式，因此，在完善委托立法的同时，还应当将招标立法、建立行政立法的部级与省部级专家咨询库等立法回避的方式明确予以规定。对招标立法，应当在《立法法》中将其作为一种民主立法的方式予以明确规定，并出台一部关于招标立法的具体实施办法，对立法招标公告、招标立法的适用范围、实施程序、法律监督等做出具体规定。

（二）关于投标单位、被委托的专家、组织等应当具备的资质。招标立法、委托立法是为了应对立法实践中的许多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而生，“随着社会分化和复杂性的增大，专业性的法案起草机构和委任立法方式的作用也越来越大”［13］。因为现代立法所遭遇的议题日益向着复杂化、专业化、高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民选的立法代表仅依其常识已经无法对立法的内容有一个全面、明晰、透彻的了解与把握，所以，立法机关往往将部分立法委托给有相应专长的专家完成，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立法手段，如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都采取这种立法方式。但立法投标单位、被委托的专家与组织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足以能够完成所承担的立法任务。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程序法明确规定了专家或者组织应当具备的资格，如在日本能够参加专家立法的专家必须适度超然于立法活动之外、必须适度超脱于日常事务之外［14］。笔者认为作为政府规章制定中的招标立法、委托立法中的投标单位、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必须具备以下资格或条件：首先，投标单位、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应当超脱于行政机关与规章的效力范围之外，即与政府规章的制定没有利害关系，这是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本质所在。其次，投标单位、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必须具有某方面专业特长，能够熟练地了解和解决行政立法中所遇到的专业性、技术性难题。因为招标立法、委托立法的初衷即是为解决政府规章立法中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并且这些专业性、技术性问题是行政立法机关无法解决的，投标单位、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既要懂得专业领域的基本规律，也要懂得如何规范该专业行为的运行，所以将规章委托给律师事务所完成有时恐怕勉为其难；因为大部分律师只是通晓法律方面的知识。再次，投标单位、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应当有通晓立法技术、法言法语的人员，并且要有崇高的立法理念。立法活动是一种法律实践活动，需要参与者具有很强的法律意识——法律思想与法治理念。当前许多地方政府机关将政府规章立法委托给律师事务所或大学法学教授起草，无不出于该种考虑。最后，投标单位、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在立法过程中不应有偏见：在立法过程不应有支持一方或反对另一方的偏私，不得将个人情感表现在立法行为或语言中，对立法过程中的各方利益应做出公正的权衡等。

（三）行政立法回避中行政立法责任的界定与承担。职权与责任的统一是行政法治中的一个基本法律原则，正如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强调的：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行政立法主体无论从其立法性还是行政性来说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否则将使行政立法权变成无责任的权力（powerwithoutresponsibility）。行政立法责任是指行政立法主体对其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15］，因此行政立法责任的承担主体是具有立法权的行政立法机关。在政府规章委托立法中，行使规章立法权的是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但其不是以专家或组织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立法权，并且规章对外时也是以委托的行政机关的名义，所以，规章制定中出现不当或违法时不能由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承担法律责任。从严格意义上说，委托立法中的责任承担主体应被区分为形式责任主体与实质责任主体，即委托的行政机关是形式上的立法责任的承担主体，而实质上的责任主体则是国家。但如果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在委托立法中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在行政立法主体承担责任之后，应当依据行政追偿的有关规定由行政机关向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依法追偿。通过招标进行的行政立法其立法责任也并不因立法行为主体的改变而转移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责任，其实，招标立法只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的一种手段，所以根据“谁行为、谁责任”原则，招标立法中的行政立法责任的承担主体仍然是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

（四）为保障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实施，政府规章的制定应走职业化之路，并建立专门的从事规章制定的中立的社会组织并培养一批从事规章起草的专家。各国为了防止议会立法权旁落和政府权力的过度膨胀，在两种立法（议会立法与行政立法）民主形式之外又衍生出另一种形式——职业立法，即通过职业化的立法者立法［16］。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或专家专事立法工作，如美国的立法顾问局与行政法官、英国的议会顾问、日本的国会法制局等。针对地方政府规章采取招标立法、委托立法形式越来越多的现状，成立专门的从事委托行政立法的机构或者有竞标资质的单位，可以解决投标单位、被委托组织或专家素质偏低而难以胜任行政立法的难题，也可以克服招标立法、委托立法中可能产生的偏私并提高立法的质量。笔者认为应在每一个省至少成立一个（在北京、武汉、上海、重庆等法学教育发达的地方可成立2—3个）专事委托立法的立法服务机构，该机构采取民间组织的形式，由当地权力机关负责监督，并由国家财政承担其正常运行的费用与工资。该机构的成员必须具备上文提及的基本资格，从大学法学院、律师事务所、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相应领域抽调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行政管理经验和法律素养的专家组成。同时成立一个由大学法学院、律师事务所、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相应领域的资深学者与专家组成的招标立法、委托立法的顾问团，解决招标立法、委托立法中的理论难题及裁决行政立法中的纷争。该机构由国家统一管理，在地方政府规章的招标立法、委托立法中严格实行回避制度，即只能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或由有关机关指定从事异地政府规章的立法。借鉴安徽省的经验（成立立法咨询专家库），在各级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分别设立一个行政立法咨询专家库。

行政立法回避制度是民主立法制度中的重要设计，其实施既能够防止行政立法中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对行政立法的干扰，也能利用专家学者、法律实务工作者、基层法制部门等在行政立法中的智慧。尽管该制度在我国只是处于试行阶段，制度本身还不够完善，实践操作中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出现引起了理论界及实务界的广泛争论，但它作为一种民主制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完全能够在中国这个民主法治的国度生根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果实。重庆、贵州等地方政府能够首开先河，大胆试行行政立法回避制度，为该制度在行政立法领域的全面推行起到了示范作用。随着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不断深入，行政立法回避制度也将日趋完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朵民主制度的奇葩定将会在神州大地流光溢彩！

参考文献：

［1］秦力文，高维峰.自我授权简化义务地方立法须消除利益“割据”现象突出［N］.法制日报,2007-07-18.

［2］杨建顺.“政府立法回避”不宜全面推广［N］.法制日报,2007-07-20.

［3］许俊伦.地方立法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229.

［4］余绪新，周旺生，李小娟.地方立法质量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序言”.

［5］查庆九.委托立法：如何摆脱利益追逐？［N］.法制日报,2007-04-03.

［6］沈荣华，周传铭.中国地方政府规章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99:132.

主体体系范文篇9

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体内容，是由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决定的。

其一，道德自身具有善的属性。人类的核心价值追求就是“真善美”，而真是善的基础，善则是真的目的。一般而言，只有“真”才能成为“善”，而人类追求“真”，其根本价值目的在于追求“善”。美是善的升华，而善则是美的规定。也就是说，人类追求最高的境界是“美”，而就“美”的核心价值内涵来说则是“善”。不是“善”的，就不是“美”的。因此，“善”在“真善美”中处于主体地位。

其二，道德具有治国功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最基本的治理手段一是法治，二是德治。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治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则以道德的说服力、感召力和自觉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既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又要坚持不懈地加强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

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体内容，是由道德建设的基本功能决定的。

第一，道德具有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道德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调节”，它具有广泛性、层次性、导向性、内在性。广泛性，是指道德从现实利益关系的角度，调节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这就使得道德调节具有其特有的广泛性，能够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层次性，是指道德要求的递进性所表现出来的多层次性。对于人们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调节，法是以“必须怎样”为尺度，而道德则是以“应当怎样”为尺度的。因此，法律调节面前只有一个要求——“合法”，而道德调节则从底线道德到道德理想之间有许多递进性的不同层次，从而使其具有多层次性，能够在调节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发挥更加灵活的作用。导向性，是指道德的要求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它从现实的社会道德水平出发，又指向更高的道德理想，能够将人们的行为不断引导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从而不断提升和谐社会的质量。内在性，是指道德调节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人们的心灵。道德主要诉诸舆论褒贬、沟通疏导、教育感化等手段，尤其注重唤起人们的良知，培养人们的道义责任感和善恶判断能力。这些优势，一方面决定了道德调节在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道德调节的目的就在于追求社会和谐。

第二，道德具有情感功能。道德情感是人类道德发生的直接心理基础，又是道德运行的润滑剂，它既依赖于实践理性，又依赖于人伦情感，是理性与情感的有机统一。道德可以弥补政治、法律、科学等情感的缺失与不足，也可以纠正宗教情感的偏迷，成为人类情感中最能发挥作用的一种特殊情感。特别是道德情感中的责任感、是非感、荣誉感、羞耻感等，对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第三，道德具有激励功能。道德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主要着重于个人和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个人对社会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态度这一角度，提供现实社会状况的信息，显示现实社会的生命力和历史趋势，展望或预测社会发展的未来图景。虽然其他社会要素也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视角提供现实社会状况的信息，显示社会的生命力和历史趋势，展望或预测社会发展的未来图景，但其自身的“合理性”本身还需要道德价值的说明与支持。而道德的认识，既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又有自身的价值说明，因此，能够为人们的行为直接提供一种“正当”性、“正义”性、“应当”性的支撑。而这种合理性的精神支撑，在现实生活中会转化为一种激励性的强大精神力量，鼓舞人们敢于冲破各种艰难险阻，去追求理想的目标。建构和谐社会，这种激励性的强大精神力量，既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又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利益矛盾，从而促进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和谐相处。

主体体系范文篇10

【摘要】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大多数企业初步建立了以学历、职称为主要指标的人才评价机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评价机制对企业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我国逐步迈入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下,单纯以学历和职称作为人才评价的标准,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如何建立起多维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学的、全面的人才评价体系,已经成为大多数企业面临的新课题。本文试图通过作者在实际工作中的体会,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在企业中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关键词】市场经济科学人才评价体系

一、我国企业现行人才评价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我国的很多企业中,“文凭论高低、职称定成败”已成为一句流行谚语。这说明当前在企业中,以学历和职称为评价标准的人才评价机制,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内企业只须按计划生产、很少与国内、国际其他企业进行交流合作,职工队伍相对固定,企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也相对较低,这使得单纯以学历和职称为指标的内部人才评价机制得以生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多数企业开始成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单纯的高学历和高职称员工,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对人才队伍的要求,单一评价标准的人才评价和选拔机制,制约了人才的发展与使用,已经开始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

二、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企业是人才培养与使用的主体,内部人才评价体系必须适应企业生产经营对人才的实际需要,对于不同类型的人员,应该分别制定相应的评价体系。

1.对生产技能人员的评价

生产技能人员是企业直接从事生产经营的主力军,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企业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国家针对生产技能人员已经初步建立起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于企业,应该在推行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建立评价、培训与待遇相结合的激励机制。通过完善企业内部薪酬制度,把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职业生涯、培训等人力资源要素和职业资格证书结合起来,充分调动生产技能人员参加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促进他们努力提高自身生产技能

(2)从企业的生产经营实际出发,强化对员工工作业绩的考核,把评价的重点放在员工执行安全规程和操作规程、完成生产任务、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进行技术攻关的能力上,将考核评价的过程贯穿到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去。

(3)采取国家鉴定与内部选拔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比武、技能竞赛等评价形式,及时发现和选拔企业急需的高技能人才。

2.对经营管理人员的评价

对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由于从事的工作内容相对不固定,工作成果也不容易量化,对其评价的内容和形式应该多样化。对经营管理人员的评价体系应包括行为、思想意识、心理、智力、能力等与企业管理密切相关的因素。

(1)对经营管理人员的评价内容

①职业行为评价

主要指员工的工作态度、人际关系等的评价。管理人员承担工作的主动性,对工作的热情程度,是否对企业有归属感,是否能够在周围建立起融洽的人际关系等等,对于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都有重要意义。②素质评价

素质评价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主要有:以专业知识水平为标志的业务素质;记忆力、注意力、想象力、观察力和思维能力等智力素质;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自控能力等情商素质;人格、观念等道德素质;以意志力、心理耐受力等指标来衡量的心理素质等等。

素质评价的另一方面主要有:传统的文化程度、职称、专业年限等自然情况。

③业绩评价

业绩评价应该是整个评价工作中的重点内容。即根据事先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考量在一个考核评价期结束后,员工对这些指标的完成情况;同时,提出纠偏和改正措施,作为下一个考核评价期的重点工作。业绩评价结果反映了被评价者对企业的贡献度,是企业最为关注的东西。

(2)对经营管理人员的评价形式

对经营管理人员的评价内容多样性,决定了评价时选用的方式方法也必然多样的。

①上级对下级进行评价

这种评价形式最为常用,其优点是方便易行,省时省力;缺点是上级对下级不一定有非常全面的了解,评价时也往往受人情因素的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打了折扣。

②360度评价

360度评价是时下较为流行的一种评价方式,它结合了上级、下级、同事及客户等各类人员的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全面。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人员接触面较广,除了要受上级的领导外,还要激励下属、和团队其他人员搞好团结协作、又要和客户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360度评价对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尤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