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范文10篇

主体范文篇1

德育往往是旗帜鲜明地提倡或反对某种观念或行为。学生生活环境除学校还有社会和家庭。在很多时候，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学校的教育不可能完全预想和控制，支配学生行为的是其道德的判断能力。道德判断的发展是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因此，德育要把发展学生的道德判断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作为首要任务。

但是，在德育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往往会走入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没有将学生当成德育教育的主体，用革命先烈、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等对学生进行标榜式德育教育，让学生以这些人物事例为标本，按照这种模式来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检验自己的思想品质，这种方式不仅使学生产生距离感，也难于使学生准确理解，难于接受。尤其对小学生而言，那些革命先烈、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太遥远，太虚，太大，不可能在自己身边发生，自己无法学习、无法体验，自然就起不到教育效果。所以我在这方面的教学过程中，采用小学生自己身边发生的个案，将他们作为主体，让他们自己去讨论、总结、学习，使学生能多方位、多角度思考，能够明辨是非，作出道德判断，去发展他们的理性思维，从中受到德育教育。

比如，我利用每周一节的班队活动课，创设情境，创设问题，引导学生提出解决难题的办法，并展开讨论，各抒已见。如我在一节班会课提出：“你看见自己的好朋友拿了别人的铅笔，你会怎么办？”“你看到别的同学在吵架或打架，你该怎么去做？”“操场前的水龙头没有关，你会怎么做？”等问题，让学生发言、争论，达到共识。因为这些事情确确实实会每天都在他们身边发生，结果学生们反映很强烈，踊跃发言，作出是非判断。他们从而得到教育，这样就达到了德育的预定目的。

二、要重视受教育者的自主性，力求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

德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参与的教育活动，是教育者的活动和受教育者的自我活动相统一的过程，任何外在的教育都必须经过受教育者的内化才能发生作用。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只有“促进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学生对班主任所提出的德育要求，并不是机械地、全部予以接受，而是根据自己已有的思想水平、知识水平以及各种需要有选择地接受，接受的部分会逐步转化为品德意识，并指导自己的道德判断。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学生的自我教育过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就是要发展受教育者的自主意识，激发其自我教育的要求。如果没有做好这一点，学生就会出现我们通常说的“左耳进，右耳出”，根本没有得到真正的教育，没有达到教育的目的。

如此看来，如何激发学生自我教育是德育教育的关键所在。

我认为，要激发学生自我教育，首先要让学生成为德育教育的主体，要使他们在德育教育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愉快的精神体验。

在德育过程中，如果学生通过道德行为而得到赞许、表扬和肯定，产生积极快乐的情绪，他今后会主动重复这些行为。在学生履行道德的行为后，要及时地表扬，以增强学生思想行为的积极方面，抑制消极方面。

很多老师都会在学生履行道德的行为后对他进行表扬、奖励，但他们往往会忽视将学生作为德育主体进行教育，没有让其他学生参与讨论受表扬、奖励的学生为什么会受到表扬、奖励，包括受表扬、奖励的学生自己也没有更深一步的得到自我教育。

例如，当我发现一件好人好事时，我往往不急于给他表扬、奖励，甚至不判断他的行为得失，而是先集中所有的同学，将事件告诉他们，让他们去判断、评价，也让这个道德行为的主体学生自我评价，这样不仅让所有的学生都同时接受教育，也会使受表扬的同学更有荣誉感，获得一种愉快的精神体验，更能使他在今后的学习中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

这时作为老师所要做的只是从提高认识入手，讲明为什么要表扬，以增强受表扬者的荣誉感、上进心，促使其他学生学有榜样，使之产生带动他人的作用。

三、培养学生道德教育的自我享用功能。

在传统的观念中，道德教育是使做好事的学生得到表扬和奖励，这固然是德育教育的重要一环，但仅仅是这样，会使学生产生功利观念，就好像有学生将自己的钱当成捡到的钱交给警察一样，目的是为了得到表扬和奖励，这就有悖德育教育的目的。

因此我觉得要培养学生道德教育的自我享用功能。要使学生从道德理想、道德信念的现实中获得一种崇高感，体验到一种幸福，感受到一种享受，才能使学生对各种道德规范的遵从逐渐从他律变成自律，使他们不是把各种道德规范视为约束与限制，而是作为自我肯定、自我发展的需要，成为自身的主动要求，只有这样，道德教育才能成为一种人们乐于接受的教育。如果学生不断深化提高对道德享用价值的内心体验，在接受教育时就会更具主动性。

比如，有时我发现某位同学帮助了另外一位同学，我并没有大张旗鼓去表扬这位同学，而是私下找受帮助的同学和其他同学，要他们以各种形式去肯定这位帮助人的同学的行为，要他们去感激甚至是回报那位同学，让那位同学从中获得一种崇高感、幸福感、享受感。

在我进行的德育教育过程中，我常常会让学生自己去列举、总结哪些是应该去做、值得去做的事，加以引导，使他们明白哪些才算是好人好事，再让他们去做，并要求他们做完后去体会感受。这样，学生就会乐于去做自己认为该去做的事，才会从中获得一种享受感。

四、要注重德育主体的“个性”。

坚持“个性”就是指在德育工作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成为德育工作中一个重要的、与老师同等地位的特殊的主体。

当今学生的越来越有个性，尊重他们的个性也就越来越重要。前不久有报道称，某大学为了资助贫困学生，特地购置了大批军大衣免费发放给贫困学生，但几乎没有贫困学生去领、穿这种军大衣，原因是穿上了军大衣就等于你时时刻刻向其他同学暗示你是贫困生，这就是当今学生个性的体现。

在我们传统的德育教育中，过分强调了课本的重要性、老师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其实坚持个性是主体与客体相互转化的正确关系的体现。坚持德育工作的个性又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逻辑起点与内在要求。坚持德育工作的个性，要求发挥人的主动性，给思想上“松绑”，正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起点。

所以我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时会针对每个学生的个性来制定不同的教育方式，能够充分发挥他们各自个性的同时又使他们能得到教育。

总而言之，将学生成为德育主体就是要教给学生自我教育的方法，这就是自我认识、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监督、自我控制、自我评价、自觉进行思想转化，有了缺点要自尊、自重，遇到困难要自信、自强，犯了错误要自督、自制，日常生活要自立、自理。不能光凭规章制度和抽象的政治说教，必须有生动活泼、丰富多样适合少年特点的活动，使学生乐于接受教育而收到实效；另一方面，从学生来看，也只有在多种活动中才能提高认识，增长才干，陶冶情感、磨练意志、锤炼性格，实行在教育者指导下的自我管理。让学生为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行而向自己提出要求和任务，进行自觉的思想转化和行为控制的方法。只有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教育才能在学生的成长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教是为了不教，教是为了使学生学会自我教育，这才是德育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1]卢秀安.《现代心理学纲要》广州出版社1994/7

主体范文篇2

一、法治的主体

主体是指在法律关系中法律权利的享有者和法律义务的承担者。权利能力是主体资格的法律基石,行为能力是主体资格的外在表现,它们共同构成主体能力的两个要素。从形态上看,法律关系主体包括个人主体、集体主体和社会构成。个人主体中自然人是最基本的种类;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是集体主体的主要内容,而国家、民族、人民则是社会共同体在法律上的表现,是社会构成类主体的基本单元。法治的主体要回答的是谁拥有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资格问题。

法治主体既有社会性,又有法律性。前种属性表明,确定自然人或社会组织、社会构成的主体资格不是任意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因而法治主体是一个历史范畴。后种属性表明,法治主体具有法律的属性,其主体资格是由法律尤其是宪法特别规定的,因而法治主体又是一个宪法范畴。纵观法治概念的历史发展和各国宪政运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导的法治观念是同“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在宪法关系中,法国宪法将“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和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国家主权,”写入主权一章。美国宪法开篇即以“我们美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证国内安宁,筹备公共防务,增进全民福利……”作出宣告,表明了治国的主体是人民;在我国,法治显然也是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指导思想,表现在宪法关系中,宪法确认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是法治的主体。关于这一点,同志也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与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显然,法治的主体是人民群众。

然而,在人们的日常习语乃至舆论宣传直至一些学者的专著论文中,将法治主体置换成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行政、司法机关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法制日报》(1997年5月18日)的新闻报道中,就将政府作为推进依法治省的主体;也有著名学者在《光明日报》(1997年11月24日)发表专论,阐释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在解释法治的具体主体时指明,“具体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权或者司法权的国家机构和国家公职人员是行使治理权力的执行者。”这段文字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商榷:第一,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不是人民权力的执行者,更不是法治的具体主体。我国宪法在确认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后,紧接着又规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也就是说,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能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都不是权力机关,而且必须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公职人员与人民的关系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他们只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权力的代表者,当然也不能成为依法治国的主体;第二,作为法治的依据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而不是政府意志的体现,这是法理学的常识;第三,法治的初衷主要是制约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滥用权力,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即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依法办事,保障国泰民安,这也是各国法治的通例。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只有人民才拥有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主体资格,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都不能成为法治的主体,这是法治的定律。

二、主体的法治

主体资格是不可转让的,主体具体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方式即主体的法治则有不同表现。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具体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方式上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将法律作为人治工具的中国古代法治模式

中国古代的法治模式比较简单,而且很不成型,其中以法家倡导的“以法治国”为代表。法家重视法的作用,指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①将法律同国家的兴衰直接联系起来,为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中国古代的法指刑,因而“法治”即为“刑治”。中国古代刑罚本来就很残酷,而法家主张的严刑峻法更甚,以致产生了因刑罚严苛而享誉后世的秦律;第二,名为法治实为人治。我国古代法家,从管仲到韩非,几乎都未明确使用“法治”概念,尽管在《管子》中有“以法治国”之说,但它决非现代法治的含义,因为“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治于法者民也”②。这就是说,在法之上还有一个主宰者君主,法只是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已。尽管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中有可以批判借鉴的内容,但作为一种治国体制则应当被完全否定。

(二)将法律作为治国依据或手段的西方近现代法治模式

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法治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英国“法的统治”(ruleoflaw)模式,一种是德国的“国家依法进行统治”(Rechsstat),即国家在统治的过程中运用法律的力量予以保证,前者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法治的特色,后者反映了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法治的倾向。

英国的法治模式比较典型,它基本上是按照资产阶级思想家、法学家的法治理论建立起来的,英国自由主义和法治主义的奠基人洛克在《政府论》(下)中,从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基调出发,强调政府的合法而治及民众的依法而行。他认为,一方面,法律要集中于对公民的自由权利的保护,“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③另一方面,法治社会的政治权力,在法律上是有限的、分立的和负责任的。有限的权力是指政治权力依法受到限制;分立的权力是指各种政治权力依法进行划分,不能由某一个人或政治组织集中行使;负责任的权力是指政治权力可以依法受到追究。因此,无论国家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者应以正式公布的和被接受的法律来进行统治。“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他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的制裁的。”④由于依靠公布的法律行事,“一方面使人民可以知道他们的责任并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使统治者被限制在他们的适当范围之内。”⑤19世纪末,作为英国宪法宗师的戴雪以其《英宪精义》名扬天下。他明确提出了“法治”(ruleoflaw)的概念,并把排除专断、法律平等、法律至上宣布为法治的基本原则。认为,宪法不是个人权利的源泉,而是它的结果。到了当代社会,英国学者对法治的界定主要是:(1)政府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即行政行为合法原则。(2)法律的平等保护。(3)法律符合一定的标准,具备一定的内容,核心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4)政府和公民在法律上负有相同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尤其是政府不能享有不必要的特权。这也是现代法治的榜样

德国的法治模式则是在垄断时期,在国家主义的口号下,在“法律社会化”的潮流下,将法律作为保护所谓“社会利益”、“福利国家”的重要工具。1919年的《魏玛宪法》则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法治模式的典型之一。同英国的法高于国家的模式相比,德国的法治模式是国家大于法,法律是维护国家权力运作的工具,因此,一旦国家操纵在一小撮贵族乃至军国主义分子手中之时,这种法治很快就结束与破产了。上述分析表明,主体的法治面临两个基本的问题:

其一,法律是治国的依据,还是国家治理社会的手段?

在国家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我国法理学历来主张,国家是法律得以存在的政治基础,法律是实现国家职能的重要工具。国家与法律的关系应当是辩证统一的,法律是国家治理社会的手段之一。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它并没有揭示出法治的要义,因为运用法律治理国家并不是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专制政府与暴君独裁就是以严厉要求人民服从其制定的法律而其本身不受法律约束为特征的。就法治与人治的区别而言,法治是首要将法律作为治国的依据,事实上,也只有把法律当作治国的依据,依法治国才能行得通。如果不把法律当作治国的依据,而把个人意志当作依据的话,那就不是法治了。强调法律是治国的依据,其意图是说明法律的崇高地位和尊严,也便于澄清各种不利于依法治国的错误思想或糊涂认识。时下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就是将依法治国具体化为依法治省(市)甚至依法治行业、依法治校,乃至依法治理,最后干脆用依法治×取代任何社会管理活动,在工作中忙于成立各种机构如“普法依法治省领导小组”、“依法治省(普法)领导小组”等,将在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创建“文明小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中普及法律知识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治理理解为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这实在是对法治的误解,其结果是将法治的对象向非国家主体延伸,变成了“以法治民”,这再次表明“法律唯工具论”是主体实现法治的最大思想障碍。正如同志指出的那样,依法治国的对象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这里的重点当然是国家事务,因为法律也只能在国家权力涉及的领域发生效力与作用。而在这些领域,国家机关与公职人员所处的地位非常重要,因而它们才应当是法治的重点。

其二,法律是治国的最高依据,还是诸种依据之一?

古往今来,治国的依据繁多,个人意志,神的意志,社会道德,党派政策,国家法律都曾经或正在作为治国依据,这在我国也概莫能外。在治国的诸依据中,最高依据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区分“人治”、“神治”、“德治”、“党治”和“法治”的根本标志。尤其是如何处理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地位问题,更是中国法治理论不可回避的现实。法治就是要树立法律的权威,这可以说是法治的核心与根本,否则,法治只是空谈。关于这一点,不少法学家都特别强调。从亚里士多德提出“法律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到近代史上的“法律就是国王”、“法律至上”、“法律至尊”都一脉相承地肯定了这点。我国1982年宪法也公开宣布宪法具有最高效力,一切国家机关、政党、武装部队和全体公民都必须以它作为最高行动准则。中国共产党党章也宣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现在的问题并不是理论上没有弄清,也不是宪法与党章没有确认,而是如何“行宪”的问题,它涉及到法治的全局,也是中国法治成败的关键。

注释：

①《韩非子》。

②《管子》。

③洛克:《政府论》中译本下篇,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5页。

主体范文篇3

财务报表的分析主体——财务报表的使用者即财务分析主体。财务报表分析是特定主体的行为，他们通过对企业财务信息的分析来为自己的决策服务。这里的特定主体就是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所以，企业的财务分析主体就是指与企业有利益关系，并希望通过对企业的财务报表分析而获得对其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的单位或个人。

（一）两者的差异性

1、两者界定的前提不同。财务报表主体即会计主体是会计基本假设之一，是对会计核算工作空间范围的一个假定，它是一种主观上的假设。会计假设来自于会计信息系统运行环境的抽象，是环境赋予会计工作的基本特征，是人们在客观经济环境中进行会计活动时，产生的最为基本的观念总结，也是会计信息系统运行规则的思维支撑。但假设毕竟是以有限的事实与观察为基础的，还不是既定事实，有待于实践检验与科学的论证。特别是当前网络财务对会计假设的冲击，使得会计主体的涵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随着企业间不断分化、重组、兼并，以及跨地区，跨行业成立企业集团，使得会计主体呈不断整合之势。“主体”可能时而膨胀，时而缩小，甚至解体，会计主体业务的核算也不一定由企业本身来进行，而可以委托专门的会计公司来进行，这时企业与会计公司都可视为会计主体。

而财务分析主体是现实中实实在在的与企业存在利益关系的主体。财务分析主体是在会计信息的形成过程中，随着会计披露的形成而产生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针对会计主体的主观假设，财务报表分析主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体现了分析主体的真实性特征。

2、两者存在的形式不同。虽说网络环境下，会计主体的范围扩大了，但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企业总是作为一个“单一”的、“相对静态”的会计主体出现的。这种单一性和静态的特点有利于会计各项工作的开展及稳定性，这也是由会计的学科特性所决定的。而财务分析主体从一开始就是以多元化的、动态的形式出现的。由于财务分析主体构成的多元化导致了分析目标的多元化，而分析目标的不同又导致了分析内容的各异，正是各异的分析内容最终构成了财务分析体系。所以说是分析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了财务分析学科的特点。

3、两者所处的学科环境不同。会计主体是会计学最基本与最现实的依托，是会计学科体系存在与发展的立足点，会计学就是围绕会计主体假设而形成和构建起来的。而财务分析主体所研究的内容主要处于财务学科体系的范围内。财务分析学作为财务学科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是会计学的逻辑扩展，是对财务会计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深度加工与转换的一门学科。财务分析主体的存在是建立财务分析学科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不同的学科环境使得会计主体和财务分析主体也显现出了各自的主体属性特征。

（二）两者的相关性

1、会计主体是财务分析主体的前提条件。财务分析主体的分析行为是针对特定的会计主体而言的，是通过对特定会计主体所提供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从而为其决策服务。可以说，没有会计主体的界定，财务分析主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2、会计主体与财务分析主体具有一致的最终目标。从“经管责任观”的角度来说，会计的职能就是管理好委托人的资产，并在保证资产的安全性的前提下取得一定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代表会计主体来行使会计的这一职能并努力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

主体范文篇4

一、正确认识“党员主体地位”的含义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本质体现。“党员主体地位”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阐明了党员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作用。党员主体地位是相对于整个党的事业而言的。在党的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进程中，党员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行为主体，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能动实践者。围绕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开展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党员主体的实践活动。党员主体地位的确立、主体作用的发挥，对整个党的事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阐释了党员在党内关系中的正确定位。党员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员是党内生活的主体。全体党员不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功劳大小，在党内的地位一律平等，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二是党员是党内权力的主体。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权力来源于党员，他们与党员之间形成权力的委托和受托关系，党内权力运行必须接受党员主体的监督。

揭示了党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构建和运行的内在依据。从党内政治制度看，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内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党员主体地位的最集中体现，也是党内民主的最高制度形式。从党的组织制度看，党的组织结构是党员主体地位得以实现的载体，党的组织体系是否按照党内民主制度组织起来，是否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运行，是判断党员主体作用能否有效发挥的重要尺度。从党内运行机制看，健全充分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党内民主机制，是构建科学的党内政治制度的基础，也是保证党的组织体系有效运转的根本所在。

二、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是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要求

同志指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就是尊重党员在党的事业中当家作主的地位，尊重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民主权利，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党员在党的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思想的提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我们党对党员地位作用认识的深化，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对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党的先进性建设才有不竭的源泉。党的先进性是由党员的先进性表现出来的。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行为主体，只有细胞健康，党的整个肌体才会健康，党的事业才会富有生机和活力；先进性建设是党员主体的实践活动，只有使党员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党的事业的主人，才能真正关心党的前途命运，真心维护党的威信和形象，自觉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实践证明，抓住了党员主体这个根本，促使党员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增强党员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有了强大而不竭的动力和源泉。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党内民主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党员主体地位是党内民主的核心和精髓，发展党内民主必须夯实党员主体地位；党内民主是党员主体地位的实现形式，发挥党员主体作用必须以党内民主制度作保障。从当前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实践要求看，发展党内民主必须把基点放在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增强党员主体意识，充分保障党员的主体权利上。实践证明，抓住党员主体这个根本，最大限度地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民主建设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才能全面推进。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要求牢固树立“党员主体”的思想，尊重党员的智慧和首创精神，始终把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实践中探索积累的经验，作为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改革创新的源泉。实践证明，抓住党员主体这个根本，在党内形成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生动活泼、开拓创新、和谐融洽、团结奋进的局面，就能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三、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充分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党内民主机制

党员主体地位要在党内民主制度中体现，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实践中得到实现。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必须按照十七大的要求，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健全充分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党内民主机制。

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制度体系。科学民主的党内制度体系是实现党员主体地位的制度保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党员主体作用，必须抓住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这个关键环节。要完善党员主体参与机制，通过健全党务公开制度、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使党员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党内事务中来；完善党员主体授权机制，通过改革党内选举制度，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理顺党内权力授受关系，使党内权力真正来自于党员的委托并接受党员的监督；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从党的根本制度上保证党员主体地位的落实。

主体范文篇5

从法律角度讲，商主体是一种法律拟制的主体，又称商事法律关系主体，是指依照赏罚的规定，具有商事权利能力和商事行为能力，能够以自己的能力参与商事法律关系，并享有商事权利和承担商事义务的人，包括商事个人和商事组织。

对商主体的特征进一步探讨，有助于对商主体的内涵的了解和把握，总的说来，商主体的特征可以作如下表述：第一，商主体必须具有商事能力：一是商事主体必须能够参加商事活动，二是商事主体有特定的经营范围。第二，商主体必须以营利性活动为其营业内容：其从事的必须是特定的商行为，并且是持续性地从事该种商行为。第三，商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须经商业登记才能取得。从法律上讲，商人资格的取得维系于商事登记制度，商人资格的成立必须先履行商事登记程序。第四，商主体必须是商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是商法上权利义务的实际承担者。商事主体必须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事活动，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并能承担财产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是按照目前国际通用的分类标准，即按商主体的组织机构特征进行分类，将商主体分为商个人、商法人和商合伙三类：

1.商个人(即商自然人)。指依商法规定从事商事活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按照各国的商法实践，商个人包括事实意义上的个体商人和“个人之商号”（即个人单独出资经营的商业）。我国现行法中，商个人包括私营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商人。我国法律规定，商个人从事工商业经营，应依法核准登记，从事商事活动所发生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

2.商法人。即基于营利性营业目的而设立，具有特定的商事能力，依商法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并以其经营资产独立承担责任的社团组织。我国立法规定取得商法人资格的条件是：必须经过商业登记；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我国目前的商法人制度还不完善。

3.商合伙。又称“商业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合伙人按照合同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并承担连带无限责任的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从以下几个方面规范了我国的合伙制度：(l)确立合伙企业独立的主体地位，在商主体制度中形成商自然人、商合伙、商法人并存的格局。(2)建立统一的普通合伙制度。实践证明在商品经济关系中各种主体不能相互隔离，因此我国《合伙企业法》建立了能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合伙成员的统一规则。

二、商主体民事主体的关联

1.主体资格取得即市场准入要求不同

商主体是一种法律拟制主体，其成立须经国家特别授权程序，须依法定程序办理商事登记并予以公示。法律针对不同的商主体设定了不同的准入条件，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都有最低资本额、章程等实质性设立条件，以及一些程序性设立要件，没有达到这些要求，就无法设立公司进入市场。而我国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的主体资格获得方式为：民事法人在设立时要向相关行政管理机构办理设立登记手续，这些登记没有商事登记那样多的法定条件限制。

2.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不同

商主体必须同时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其商事能力以国家法律授权为前提，以授权起止为权利存续期间。商事能力适用民法上关于主体的一般规定，但商法有特别规定的，应适用商法。商事能力者以具备民事能力为前提，但具备一般民事能力者并不天然具备商事能力。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获得死亡时终止，民事行为能力成年后取得并与生命延续和意思成熟程度有关。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构成的必要条件，而行为能力是非必要条件，权利能力可以独立于行为能力而存在。

3.承担的权利、义务不同

不同的商主体在不同的商事法律关系中享有不同的商事权利，并承担特定的商事义务。而自然人在平等主体之间不带有营利性的法律关系中，则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承担民事义务并享有一定的民事权利。

4.责任承担方式不同

对于商主体，当事人如无约定，一般推定其为有偿行为，而对于一般民事主体，当事人如无明确约定，其相互之间所进行的活动一般推定为无偿。在赔偿额的确定方面，商主体在一个交易中所受到的损失往往包括他对另一个交易中的交易相对人所承担的违约责任以及交易机会的丧失的损失，而民事赔偿通常只考虑直接损失本身。三、商主体的独立性探讨

商主体的设立使商主体的人格具体化，体现了商主体的独立性，使商主体区别于民事主体。各国均对商主体的设立采取严格法定主义，并在其成立后采取商主体维持原则。商主体法定原则即对准备进入市场的商主体严格审查与监管，并在立法上规定其成立要件，包括商主体类型法定、商主体内容法定和商主体公示法定。有学者认为，商主体的存续和健康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一。我国许多单行法对作为典型商事主体的公司、合伙商等予以严格规范，为制度上区分一般民事主体和商主体创造了条件，也是商主体具体人格的体现。

我国实行“民商合一”，民法与商法之间为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仅依赖传统民法的主体制度并不能解决内部关系极为复杂的商主体问题，随着商事活动的日益繁多，使商主体与民事主体逐渐分立及其独立性成为必要。

首先，民法与商法的立法价值取向不同，商主体应基于商法的立法价值取向选择自身的法律规范。第二，传统民法的抽象人格解决不了实质的不平等，容易造成强者对弱者的支配，出现垄断、不正当竞争等危害交易现象。因此，商事主体有必要从一般民事主体中独立出来，受特殊的法律规范来控制，实现交易双方地位和权利的平衡。第三，民法与商法关于规范主体基本原则的差异，也要求商法对主体有更加具体的规范。民事关系具有一般社会性和抽象性，而商事关系则具有特定性和具体性。基于商事关系的具体性和特定性，以及商法中对商主体的具体约束的原则，应该将商主体区别于民事主体，使其得到不同于一般民事主体抽象人格的具体人格。

如果商主体不独立出来，国家就无法实现对经济活动的有力调整，社会的市场经济秩序就无法建立。首先，经商者必须具备的主体条件、权利义务等都与商主体相关，并通过商主体的确立而确定。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控通过对商主体的调整来实现。商主体是实现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中介，是建立社会经济秩序的主体性基础。再次，是实现政企分开、区别营利部门与非营利部门、营利行为与非营利行为的法律依据。确立商主体的独立性制度改变了我国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缺位的状况，完善市场主体制度有赖于商主体制度的完善，商主体的独立性问题对建立经济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秩序都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雷兴虎.商事主题法基本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6.

[2]范健.商法(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9.

[3]赵中孚.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28

主体范文篇6

一、我区发挥党员主体作用建设和谐社会的特色和亮点

我区共有基层党组织2418个，党员58705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立足党员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1、改进工作作风，开展“千名干部驻村挂点促教育、万名党员联系千家万户办实事”活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建立健全了领导干部挂钩联系村（社区）指导先进性教育活动制度，在16名区委常委、党员副区长率先垂范挂钩联系村（社区）基础上，1**名镇（街道）党委委员建立了分片包点责任制，每人挂钩联系1个片或1至2个村（社区）；镇（街道）各大办、各双管单位党组织建立了挂钩联系村（社区）责任制，以党支部为单位，全区800多名镇级机关党员干部协调、指导农村工作的顺利开展；选派108名干部驻村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发挥骨干作用、带头作用。同时，各村（社区）组织好“万名党员联系千家万户办实事”活动，作为实践先进性的重要载体，作为党员联系村务工作责任制的深化，每个党支部组织50％以上的党员参与联系群众工作，每人联系3户以上群众家庭，特别是联系生活困难群众，认真听意见，找准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送上党组织的温暖。

2、创新活动载体，开展“我为党旗添光彩”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充分体现共产党员先进性。为进一步体现党员先进性，发挥党员主体作用，我区针对不同类型党组织和党员的实际，加强分类指导，创新活动载体，开展“我为党旗添光彩”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如区直机关党员开展以“三服务一促进”（即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大局、促进社会和谐）为主题的排头兵实践活动；基层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开展“转变工作作风、优化发展环境”活动；企业党员开展“我为企业献一策、我为岗位作贡献”活动；教育系统党员开展“敬业爱生、为人师表”活动；卫生系统党员开展“我为特困病人献爱心”活动；驻村干部党员开展“为基层干实事、展党员先进性”活动；双管、金融单位党员开展“便民、为民、促发展”活动；村（社区）“两委”成员和工作人员中的党员开展“强化公仆意识、增强为民本领”活动；务农党员开展“勤劳致富、致富思源”活动；无职党员开展“积极转变观念、带头创业就业”活动；年老党员开展“增强帮带意识、倡导文明新风”活动；流动党员开展“亮身份、作表率”活动等。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载体，党员充分发挥了“五个带头”作用：即带头勤奋学习、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发展经济、带头建设和谐、带头整改提高，充分体现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标准和要求。通过大力加强民心工程建设，继续扩大就业和再就业，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力度，进一步完善危重病特殊救助和临时救济制度，不断改善群众生活居住环境，使群众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真正得到实惠。

3、完善规章制度，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建立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长效机制。我区进一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理顺农村管理体制，为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供制度保证。在领导体制上，实行村居“两委”交叉任职、统筹分工、集体决策制度。大力推行“两委”交叉任职，创造条件让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居）委会主任、党支委兼任村（居）委。努力推进股份社理事会与“两委”的交叉任职，特别是股份社理事长要由党支委兼任。党支部书记负责主持全面工作，村（居）委会主任和其他“两委”成员都要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互不重叠地分管具体工作。村、社区重大事项，要坚持“两委”集体决策，由党支部书记主持召开“两委”会议集体讨论，形成意见后提交村（居）民会议或村（居）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在监督机制上，严格财务审批制度和经济审计制度以及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制度。各村（社区）要按照有关规定，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村（居）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及重要的村、社区事务财务等有关事项定期公开。村、社区事务公开监督小组收集群众意见并向党支部、村（居）委会反馈。在考核机制上，健全述职制度和民主评议工作制度。镇、街道党委结合年终总结对村、社区领导班子开展述职和民主评议工作。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村（社区）“两委”成员要在党员、村（居）民代表会议上作述职报告，并接受无记名测评投票。同时，区委组织部探索和总结出符合**实际的“八项制度”，构建农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包括领导干部挂钩联系农村制度、非公有企业组建党组织制度、主题实践活动制度、流动党员“一表一卡一库”管理制度、党员教育管理和农村发展党员工作制度、党员联系村务和联系群众制度、农村“两委”干部评议考核制度、帮扶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工作制度。各镇（街道）在此基础上搞好建章立制，建立健全了工作制度1203项，其中党建工作相关制度387项，村务财务管理制度338项，农村社会管理制度498项。

二、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进一步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重要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领导全体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有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重要意义。

1、坚持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党员主体作用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性质表明，我们党是一个由千百万党员组成的具有充分代表性和广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通过千百万个党员来联系群众、凝聚群众、影响群众，进而来完成党的任务和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党的性质决定了党的事业就总体而言是全体党员的共同事业，党的工作、事业及党的建设的主体是千百万党员同志。这就要求党员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时期坚持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党员在党的自身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同时，党组织始终以促进党员的全面发展和党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为根本，为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供支持和保障。

2、发挥党员主体作用是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客观需要。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员的结构、社会角色等发生了深刻变化，民主意识日益增强。而较长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在党的建设上单纯把党员作为被教育、被管理的对象，很少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致使相当数量的普通党员很难认同自己的主体地位。比如：在党员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往往片面强调党员“应尽的义务”、忽视党员“应有的权利”；在党内监督上，往往片面强调党员是被监督的对象，忽视党员是党内监督的主体；在党内管理上，往往只把党员作为被管理的对象，忽视党员平等参与党内管理的权利；在党的决策上，往往强调党员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党的决策，忽视听取党员的意见和呼声等等，使党的建设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组织本位”，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党员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同感，影响了党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只有坚持党员主体地位，把党员作为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才会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提高到新水平。

3、发挥党员主体作用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党的执政活动不是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行为，而是全体共产党员的共同实践行为。每名党员都是执政党党员，无论职位、身份和行业如何，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工作，都在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周围的群众、塑造着党的形象。人民群众总是从周围党员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来看待党、评价党。党员是党的执政活动的主体。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和谐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我们党更需要依靠和发挥党员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各种政策、主张要取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拥护，必须紧紧依靠每一名党员在具体生动的执政活动中去凝聚民心、赢得民心，最终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今后充分发挥党员主体作用建设和谐社会的工作思路和方向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党员的主体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党内生活中能够积极行使党章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二是在社会实践中充分认识党员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要建立健全党员发挥主体作用的教育激励机制，增强党员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以党员的自然特性、社会特性、职业特性等基本标准为依据，对党员进行科学分类，根据不同类型的党员分别制定相应的教育管理内容、要求和教育活动形式，以增强党员的主体意识、义务意识和作用意识，从而增强党员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机制，进一步激发党员的内在动力。尤其是关心和爱护基层干部、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强化党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归属感和报效心理。不断创新载体，为党员发挥主体作用创建平台，把党员主体作用的发挥与党的工作、党的建设等具体的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使广大党员的主体地位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得到尊重和落实。

主体范文篇7

一、什么是党员主体地位党员主体地位，就是指党员是党的主人，在党内生活有当家作主的资格。

具体来说，党员的主体地位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党员是党内权力的源泉，党员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代表，直接或间接地选择党的领导成员；其二，党员是党内事务的决定者，党内的一切事务，归根到底应由党员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其三，党员是党内行动的主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靠广大党员带领群众去执行。

二、为什么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首先，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党内生活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广大党员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

其次，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是科学发展观在党的自身建设上的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体现在党的建设上就是以党员为本。以党员为本要求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党员在党的自身建设和执政活动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是由党的基本属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由千百万党员组成的具有充分代表性和广泛群众性的党。党的这一属性决定了党的事业是全体党员的共同事业，因此，党员的主体地位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否则，党将失去自身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四，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必然要求。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而党内民主的本质就是广大党员当家作主。由此可知，党员主体地位是党内民主的逻辑起点。没有党员主体地位，党内民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党员主体地位的现状怎样？

从规范层面来看，总的说来，党员的主体地位在党内法规中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例如，党章第四条规定了党员享有的知情权、讨论权、表决和选举权等八项权利；第十一条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此外，中央还专门制定和颁布了《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以确保党章规定党员享有的各项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

从实践层面来看，党员的主体地位基本上得到了尊重，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些地方一些组织在对待党员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往往特别强调党员“应尽的义务”，而忽视党员“应有的权利”。又如，一些地方组织在党内监督上，忽视党员是党内监督的主体。这些问题的不同程度的存在，使党内生活在实际中往往表现为“组织本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员的主体意识。

四、如何尊重党员主体地位？

首先，更新观念，树立党员主体理念。强调“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在全党树立起党员主体理念，只有充分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党内才能真正“造成一个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纪律又有自由，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主体范文篇8

关于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个人不是国际法主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国际法的客体。其二认为个人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因为国际权利义务归根结底都要由个人来享受或承担。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个人在某种限度内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第二种观点过于绝对和激进，笔者主要讨论第一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

二

在具体讨论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之前，回顾一下国际法主体的涵义是很有必要的。韩成栋、潘抱存主编的《国际法教程》中是这样规定的，“所谓国际法主体，就是指那些能够直接承受国际权利与义务的国际法律关系参加者”。在具体说明这个定义的涵义时，该教程指出，国际法主体必须构成国际社会中地位平等的实体，自然人和依据国内法所设立的法人在国际关系平面上不具有与国家相等的地位，所以不是国际法主体。该定义虽使用了“国际法律关系参加者”字眼，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脱离要求国际法主体是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关系参加者的传统观念。事实上，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地位平等的实体只能是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是不相同的，更不用说视国家与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和交战团体在法律地位上平等的不合理性，后者不过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暂时的有限的国际法主体。当然，它们在国际立法上都有大小不等的参加权，都是立法性国际法主体，它们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范围大小是各不相同的。

最近王铁涯先生主编的《国际法》对国际法主体是这样定义的：“国际法主体是指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在国际法上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并具有独立进行国际求偿能力者”。（注：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这一定义预先排除了那些不能独立参加国际关系但能直接在国际法上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且有独立国际求偿能力者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这种国际法主体概念与否认个人直接承受国际法上权利义务从而成为国际法主体的理论以及认为国际法上的客体为国内法上的法律关系的理论相联系。他们认为“个人作为国际罪犯受到国际法惩处这一事实也只能说明他们是国际法惩处的对象，并恰恰说明他们是国际法的客体”。

我们不妨类比一下，个人作为国内罪犯受到国内刑法惩处这一事实，也只能说明这些人是国内刑法惩处的对象，并恰恰说明他们是国内刑法的客体。上述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赵廷光教授指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确定的，一方只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人，另一方只能是国家。（注：赵廷光主编：《中国刑法原理》（总论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国家作为处罚者，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它并不能将犯罪人降格为客体。

再回到他们的观点上来，假如国家触犯严重的国际罪行如反人道罪反和平罪而被国际法惩处这一事实是否能如他们推理那样，“恰恰说明国家是国际法的客体呢？”这种国际法客体国内法主体的理论不符合国际法作为法律在法律关系主体上应表现出的一致性与统一性，与一般人的理念相去甚远，难以令人接受。其实，不是个人是国际法的客体，而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刑事法律关系构成国际立法法律关系的客体。个人在具体的国际刑事法律关系中构成与国家不相对称的法律关系主体。

持该国际法主体观点的人也否认个人能直接取得国际法上的权利，他们认为个人依条约取得国际法上的权利不过是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实质上，他们混淆了国家与国家之间以权利义务关系为特征的国际立法过程与个人依所立法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从事法律规定的行为而成为该国际法律关系主体这一事实。个人可以援引条约中“明确的无条件的不需国内或其它补充立法”的规范作为权利主张的依据，而在个人引用经转化的国内法规范主张权利时，它的源头仍在国际条约。况且，这一定义并不足以排除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根据已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于1996年5月批准）第153条规定，在国际海底区域实行“平行开发制度”，为此公约第187条和附件六第38条还作了相应规定，允许个人和国家一道参加国际海底区域的勘探和开发活动，允许他们进入国际海洋法庭海底（争端）分庭成为诉讼当事方。显然，个人和国家严格遵照《海洋法公约》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进行开发活动，不能认为国家参加该开发活动是参加国际关系，而个人（法人）在相同情况下参加开发活动就不是参加国际关系，个人（法人）获准成为国际诉讼当事方，他们就有主动开启诉讼程序，实现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承担国际法可能加之的义务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完全的国际诉讼能力，当然包括独立国际求偿能力。按照前述定义，此种情况下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不应被否认。

有的学者从国际法律关系角度来定义国际法主体。叶叔良先生认为“国际法主体就是国际法律关系主体，也就是在国际法上享有权利（包括诉讼之权）和负担义务和责任者。”（注：李浩培：《国际法的概念和渊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李浩培先生则指出，“国际法主体是其行动直接由国际法加以规定因而其权利义务从国际法发生的那些实体”。（注：黄炳坤主编：《当代国际法》，广角镜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33页。）这一概念非常灵活，它绕开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参加者的定势要求，直接以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判断何为国际法主体。这一概念即包括了传统的国际法主体如主权国家又能容纳二战后逐步确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同时也不排除直接由国际法所调整的某些特别关于个人的法律关系中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例如，国际组织与其雇员关于劳动合同的纠纷都是由相应的行政法庭来解决的，法庭在判决中只能依据国际法包括国际组织的内部“行政”管理法来处理案件。雇员与国际组织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脱离了所有国家的管辖权，直接成为国际法调整的内容，虽然这种关系类似国内法上的劳动法律关系，但事实上它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国际法律关系，而雇员作为该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无庸质疑的。

主体范文篇9

「关键词」违宪主体，宪法功能，宪法精神，宪法责任能力，合宪性审查

引言

违宪主体是违宪构成的第一要件。对违宪主体的研究和界定意义重大：从理论而言，不能界定一个清晰、明确的违宪主体范围是难以回答“何谓违宪”这个问题的，进而阻滞对违宪进行的规范宪法学意义上的研究和实践，渐次影响到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从实践来讲，宪法规范可以在多大范围适用、宪法的效力范围及于何处，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违宪主体的认定。

违宪主体有哪些，界定违宪主体的标准何在？已有宪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所提供答案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表明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并不成熟，分歧多于共识。首先，学者在定义“违宪”概念时的不同观点表明了其对违宪主体的不同理解。例如这一概念的代表性观点有：1、“违宪是指国家的法律、命令、行政措施和法规以及国家机关或者公民的行为与宪法的原则与内容相抵触”［1］2、“违宪通常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领导人以及公民的行为，与宪法的原则或内容相抵触”[2]；3、“所谓违宪是指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所制定的各种行为规范以及它们所实施的公务上的行为和上述机关、团体组织的领导人在履行职务中违反了宪法的规定”等[3].可见，在谁具有违宪主体资格的问题上，学者们通常认为应在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领导人、公民个人等对象主体中选定，但此范围究竟有多大并无定论。其次，司法界通过审理具体案件实践性的认定了公民个人的违宪主体资格[1].对司法界的这一观点与做法，认可与否定者皆有之[4].除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做法外，我国宪法文本的规定似乎也可以提供这一问题的答案：我国宪法序言、宪法第5条、宪法第53条对下列内容进行了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因此，依据我国宪法规范也可以产生一种判定违宪主体的思路是：宪法规范中涉及的这些主体违反宪法的原则与规定应构成“违宪”，亦即这些主体应具有违宪主体资格。上述论及或涉及违宪主体的观点、做法、思路孰对孰错、孰优孰劣，需要我们从合理、客观的视角出发作具体分析。

一、宪法的基本功能

考察并尊重宪法的基本功能是我们界定违宪主体的客观基础。

众所周知，宪法的诞生与控制权力的理念息息相关。几百年前，人类深感于权力的暴政与专横带给个人与社会的侵害与灾难，因此设计了一套效力至上的规范、制度来约制权力的任性与肆意，使权力在这一规范的监控之下有限度的运行，这就是宪法作为特殊法规范的基本功能。无论是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形成，还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问世，均印证了这一理念。时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拥有自己的宪法，人类经过对其长达几百年的应用和实践，对宪法的精神与价值有了更深刻、更本质的理解和阐释，但宪法控制权力的基本功能并未发生改变。

权力之含义首先以强大的国家权力为代表，控制国家权力是权力控制的首要意旨。依据宪法规范实现的直接目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宪法的这一功能：一是针对自成体系的国家权力系统而言，宪法意在保障、规范国家权力的合法化运行，控制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度。宪法对不同性质权力的职权范围一一明确、加以界分，旨在保障各权力独立、有效地行使，不受其他权力的干涉与侵犯，最终将国家权力系统的运转控制在宪法允许的合理限度和正常状态下；一是针对国家权力通常所指向的对象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宪法运用在其文本中规定国家权力之范围的方法实现了对国家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划分。因此，宪法对关于国家权力职权的规定看似是赋权性质的，实质是限权性的，国家权力的正当行使以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为界限。无论从何种层面来理解宪法的基本功能，关注并警惕国家权力的存在与运行始终是宪法司职所在。

国家机关作为国家权力的主要行使者，非经其意志或作为，无法发动行使国家权力。因此，控制国家权力的核心是控制国家机关权力。国家机关行使的任何一项权力只有在宪法规定的权限之内，按照法定的程序运行才是正当的，反之就可能构成违宪。综观各国的宪法实践活动，国家机关在行使国家权力之时造成违宪的情形主要包括：1、超越宪法规定的权力职能范围行使权力，以致侵入其他权力之辖区；2、越权或滥施权力导致对公民权利、自由的直接侵犯；3、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正当程序原则行使权力。

基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需要，除却强大的国家权力，还存在一部分其他形式的公共性权力。行使这些公共权力的社会组织有别于普通私人性社会组织，成为特殊群体。它们往往代表国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管理、调控职能，其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能够对公民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控制这类社会组织行使权力的行为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不被其侵犯，应是宪法控制国家机关行使权力之外的另一直接目标。目前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此类社会组织主要包括这样几种：1、经授权或委托的行政组织；2、进行垄断性经营的国有企业；3、政党；4、武装组织；5、其他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团体、组织及企事业单位。这些组织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具有侵害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其作为违宪主体的资格是可以认定的。

国家机关、特定的社会组织具有违宪主体资格，但其主要领导人是否具有违宪主体资格？学界对此有争议。笔者认为，领导人的职务行为可能构成违宪，但应视为机关或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违宪的主体仍是国家机关或特定组织而非领导者个人。理由如下：1、领导人职务行为的效力实质是公权力发生作用的结果。不籍借公权力，这些行为没有效力来源，也不产生任何效力。2、领导人职务行为对外代表的仍是国家机关或组织行为。一旦该行为被认定为构成违宪，对该行为承担宪法责任、提供救济的仍是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而非个人，个人既无能力也无可能承担这一结果。例如在我国，国家主席颁布法律的权力是直接依据宪法的，国家主席如不履行该项权力构成违宪，承担宪法责任的违宪主体是国家主席这一机关单位而非时任国家主席的个人。

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宪法精神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宪法精神决定了违宪主体是特殊的、有限的，并非所有的法律主体均可

以成为违宪主体。

从近代宪法到现代宪法，宪法所承载的精神与价值经过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从“确认、保障公民的自由”时期到“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阶段，从“控制权力”的认识到“控制权力以保障公民自由与权利”的理念。今天，世界范围内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规定公民权利的宪法规范是宪法的一种“根本规范”，对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确认与保障是立宪民主主义政治体系的本质核心[5].宪法规范中的基本权利条款包含有两重意义：1、宣誓并确认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宪法性。2、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实现。这两重含义紧密相连，公民权利与自由只有经宪法的宣誓与确认才能成为基本的权利与自由，并获得为宪法保障与救济的强制力。依据基本权利条款，立法、行政、司法为代表的国家机关负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实现的义务。不履行或不正当履行义务，国家机关构成违宪，应承担宪法责任，公民此时则可以依据宪法规范寻求宪法救济来实现其基本权利与自由。

现实中，国家机关违反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宪法义务而构成违宪的具体情形主要有两种：1、不作为违宪。即不履行其应履行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义务。这些义务通常被理解为属于国家机关的职权范畴，但其一方面为宪法赋予的职权，更重要一方面则是国家机关规定的职责。2、作为违宪。又包括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行使国家权力两种形式。

由此可见，宪法的真正意旨并不是在公民和国家机关之间分配对等的权利与义务，而是要设置宪法关系中绝对的权利方与绝对的义务方。在公民与国家机关之间，公民有依据宪法、请求救济之利，而无可能亦无能力实施违宪行为、成为违宪主体。否则，有悖于宪法的精神与价值。相对公民，国家机关具有不得侵犯并保障实现公民权利、自由的绝对义务。因此，违宪主体的内涵是以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为主的特定主体。[2]

但有观点认为，包括我国在内一些国家规定了公民的宪法义务，公民个人违反这些义务规范即可构成违宪，因此应该确认公民个体的违宪主体资格。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原因有三：1、恰如上文论述，从宪法基本功能和价值角度来理解，公民不应成为违宪主体；2、如果认定公民可以违宪，宪法文本中缺乏相应的制裁机制追究其违宪责任；[3]3、总结我国宪法文本中有关公民宪法义务的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政治性义务，例如公民有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尊严的义务；一是法律性义务，例如宪法规定公民有计划生育、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等。政治性义务往往规定的比较抽象，凸现了宪法的政治性特征，发挥了政治宣言的作用，但实践中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对公民的何种行为、活动属于违反这一义务的范畴进行具体界定和惩处。而法律性宪法义务一般是对公民权利与自由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予以合理限制的结果，实践中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提供订立与实施普通法律的母法支持，一是监督立法机关履行其立法义务。依据法律性宪法义务规范，法律可以具体规定公民违反宪法义务的形式、追究与制裁等内容。因此，在宪法义务已通过订立法律转化为法律义务时，所谓“公民违反宪法义务”的行为实质是违法。而尚未转化时，应敦促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将宪法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实施。

三、宪法责任能力

认定某一行为违宪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基本权利遭到侵害的当事人提供宪法救济，而追究违宪者的宪法责任是实现宪法救济的基本途径。因此，具备宪法责任能力是享有违宪主体资格的基本条件。对于不具备宪法责任能力者实施的行为，因为无法令其承担宪法责任，所以被侵害的公民权利得不到救济，对其行为违宪与否的审查也就丧失了实质的意义。

同法律责任相比，宪法责任具有特殊性，这源于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规范。两种规范的区别首先表现在调整对象的不同：法律规范调整广泛的社会关系，而宪法规范只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即宪法关系；其次，因为特殊的调整对象，宪法规范中也包含了特殊的制裁方式。法律规范中规定的制裁方式一般表现为追究违法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在宪法规范中找不到这些法律责任的形式，各国宪法典中一般明确规定的制裁措施有：撤销、宣布无效、在具体案件中拒绝适用、罢免、弹劾。我国宪法第62、63、67条中对追究宪法责任的制裁方式也有相应规定。[6]

从是否具有承担上述宪法责任的能力角度来分析一个对象能否具有违宪主体资格：

国家机关具有宪法责任能力，如果对其行使公权力行为作违宪的判断，它有能力承担这一宪法后果。而特定的行使公权力的社会组织当中，典型的如政党、授权或委托的行政组织同样具有承担上述形式的宪法责任的能力，对其作出的违宪判断可以产生实际的意义。因此，从宪法责任的能力角度来分析，国家机关、特定社会组织的违宪主体资格也是成立的。

公民个人则不具有这种能力。即使对某一公民行为做“违宪”的判定并令其承担宪法责任，以个人的能力是无法承担这些责任的。如果侵权公民不能承担宪法责任，被侵权方的权利得不到救济，违宪的审查结果就没有实际的意义。

四、宪法的第三者效力理论

第三者效力理论对传统的违宪主体认识提出挑战，主张国家机关以外的公民个人及私人性社会组织的违宪主体资格。我国学界亦不乏支持该理论者。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目前尚不具备适用该理论的学术发展背景、社会环境等问题，应慎重对待该理论在我国的实践。

第三者效力理论肇端于二战后基本法颁布之时的德国。当时，随着德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上拥有优势地位的个人和团体具有了妨碍他人基本权利实现的可能性。传统的宪法学理论难以完全驾驭和解决这一问题，第三者效力学说应运而生。所谓第三者效力学说，主要是指宪法的明文规定之外，宪法的的基本权利在同为基本权利的“享受者”之间产生拘束力。该理论提出之初仅限于学术研究，1950年联邦劳工法院的一纸判决，将其放归司法实践领域，事实性的认定了宪法对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直接的约束力，从而确立了私人性个体的违宪主体资格。

第三者效力理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宪法规范能否直接适用于私人之间？回答的关键在于理清宪法与私法的关系。首先，两者的直接目标存在明显差异：宪法要控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实现；私法则需维护私人之间的交易自由与意思自治。其次，二者在保护公民权利的根本理念实现统一：保护公民权利，既要防止来自国家权力的侵犯，也需防止平等私人间的侵扰。宪法作为引领一国法制秩序的根本法，集中的体现了保护公民权利的价值理念，这一理念并被其他法律继承，蕴含在包括私法在内的诸法当中。因此，宪法可以同私法发生联系，但应运用价值对接的方式，即阐释私法规范中蕴含的被具体行为破坏的宪法价值来否定具体行为的方式是合理的。而第三者效力理论所主张的将宪法规范直接套入私法关系当中，则既降低了宪法权威，又破坏独立的私法价值，危及稳定、统一的法制秩序的确立。

但该理论亦有存在价值：当穷尽对法律的解释仍不能找到与宪法价值对接的私法规范时，给予保护当事人基本权利之目的，可以有限的适用第三者效力理论，将宪法规范直接运用到私法关系中去。

因此，一般情况，宪法规范不会对私法关系发挥直接作用，私人性个体即公民个人及私人性的社会组织不应成为违宪主体。

五、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关系

按照通常的理解，对违宪主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应进行合宪性审查，而不是合法性审查。如果违宪主体的这一行为是依据宪法直接作出的，并没有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这一观点是成立的。但现实的情况是，宪法规范往往经由普通法律的订立和实施得以实现，因此对违宪主体的同一行为一般宪法、法律两种规范均有规定，一旦在这一前提下审查违宪主体的行为，就需要对应进行合宪性或合法性审查加以选择。适用前者意味着这是一个宪法问题，适用后者产生的是法律问题，性质截然不同，对当事人造成的后果、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大不相同。因此，要充分认识和区别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不同，才能在具体案件中正确选择和适用。

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主要区别有三：

1、审查依据不同

进行合宪性审查所依据的主要是宪法规范，在特殊的情形下，宪法的精神、原则及序言的内容也可以作为审查合宪与否的依据。

合法性审查以普通法律为依据。所谓普通法律是指广义的法律范畴，即通常所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四个不同的层次。

2、审查对象不同

与合法性审查依据的广泛性相一致，合法性审查的对象是普遍的。[4]各部门、各层次法律规范中规定的义务主体都可以成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

而同合法性审查相比，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具有特定性。这一特征表现在两方面：（1）如前所述，宪法特殊的的价值功能导致只有少数行使公权力的特定主体可能构成违宪、成为是否合宪的审查对象；（2）对具备前一特征的主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在排除了合法性审查的可能之后，才会进入实质的合宪审查的阶段。

3、启动的基本条件不同

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的审查条件，就可以启动合法性审查，无需其他特别要求。

而合宪性审查以合法性审查为基础的，在穷尽法律救济仍不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情况下方可启动合宪性审查。只要能够通过合法性审查来保障公民权利，就无需启动合宪性审查。

可见，合宪性与合法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鉴于二者存在这样的关系，对违宪主体行使公权力行为的审查必须分清层次和步骤：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首先要通过合法性审查来检验违宪主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合法与否，在法律缺位或法律本身的合宪性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可对行为或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因此，事实上需要启动合宪性审查的具体情形无外乎这样三种：（1）对违宪主体直接依据宪法做出的行使公权力行为的审查；（2）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受到公权力侵害并缺乏法律保障；（3）进行合法性审查所依据的法律的合宪性受到质疑。[5]只有进入合宪性审查阶段，才能认定这是个宪法问题，进而做出违宪或合宪的结论。

所以，国家机关是违宪主体，但其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是否真正构成违宪，视对其进行何种审查而定。只在必须运用合宪性审查才能充分救济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情形下，国家机关才违宪。否则，运用合法性审查方式即可充分救济权利，国家机关的行为构成违法，而不是违宪。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具有违宪主体资格的几类特殊社会组织，判断其行为是否违宪的关键首先在于确定应否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

关于公民个人能否违宪问题，笔者认为：如前所述，公民个人不应获得一般性的违宪主体资格，因此个人行为几乎没有进入合宪性审查的可能性。从这一角度来看，“公民个人违宪”的说法只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不能成立。但不应否认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及宪政实践的展开，可能会出现强势公民个人具备违宪能力的情形，只是依我国目前的宪政水平来实践这一观点，似乎为时过早。

注释：

[1]在备受各方关注的“山东齐玉苓诉陈晓琪侵权案”中，就此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及黄松有法官就这一批复撰写的文章《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载于2001年8月13日《人民法院报》）表明了司法界的这一观点。在黄松有文章中，他认为，“本案是因公民受教育权受到侵害而产生的宪法上的纠纷……陈某实际上先后侵害了齐某的姓名权、教育权以及劳动就业权三种不同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从本案的实质出发，认为齐某主要受到侵害的是公民的受教育权……本案当事人的受教育权属于民法理论难以包容的权利，明显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2]所谓“为主”，是指国家机关之外的一部分特定社会组织亦享有违宪主体资格。本文将在第三部分详论。

[3]第五部分将详细解释这一观点。

[4]所有依据法律进行的审查，尽管具体到各个法律部门，审查对象都有特定性，内容、制裁方式互有不同但审查的性质、效力层次是相同的，审查依然是合法性审查。因此，从这一角度，将所有的依据部门法律进行的审查整合为统一的合法性审查，审查的对象是普遍而非特定的。

[5]依据已分析的合宪性与合法性的关系，所谓“法律的合宪性”，是指已排除了效力低于狭义的法律的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法性审查的可能，即在合法审查的阶段不能够解决法律规范是否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问题而必须进行合宪性审查。而对于狭义的法律来说，其效力仅在宪法之下，因此只存在合宪与否的问题，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肖蔚云。宪法学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43。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行政法学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赵喜臣。宪法学词典［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

[3]马岭。关于违宪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J］。当代法学，1998，（3）。

[4]查庆九。齐玉苓案：学者的回应—即一次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者的讨论［J］。宪法学、行政法学，2001，（6）。

姜明安。基本权利的保障：从宪法到宪政［J］。宪法学、行政法学，2001，（6）。

许崇德，郑贤君。“宪法司法化”是宪法学的理论误区［J］。宪法学、行政法学，2001，（6）。

[5]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69。

主体范文篇10

主要做法和成效

党员议事会的代表由支委会根据议题需要确定议事党员及名额。根据“一事一议”的要求，每次议题定出不同的党员代表参加，人数控制在10-15人左右。其构成要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要选择与议题相关或对议题比较熟悉且有一定议事能力、公道正派的党员作为议事代表。议事会凡遇重大事项需商议或三分之二以上的党员联名提出时，便可召开。党员议事会由村党支部组织，议事代表超过三分之二到会才能召开。议事会议题的确定主要是由支部根据工作需要或党员联名提出，然后召开支委会讨论确定议题。议题范围主要是支部的年度工作计划和中长期工作计划，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确定工作事项的具体措施，有关影响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群众反映比较普遍的问题。议事会召开前，提前7天将议事内容、时间等通知议事会代表。由代表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归纳梳理并提出意见、建议。在议事会上对议题充分酝酿、讨论后，形成议案提交支委会讨论通过。议事会形成议案后，由村支委讨论通过后形成决议，并及时将决议及落实情况在党员大会及党务公开栏中进行公布，保证议事的公开透明。贺州市八步区实施党员议事会制度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为党员发挥作用搭建了平台；二是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奠定了基础；三是为规范基层干部行为探索了新路径；四是为实现党员主体地位提供了保障。实践证明，党员议事会是实现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党员作用的有效途径。今后我们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党员议事会制度。

启示

回顾总结从贺州市八步区建立党员议事会制度的实践，我们可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是注意选好议事代表。根据“一事一议”的要求和议题需要，注意把综合素质较高、在党员和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群众基础好、有一定参政议政能力、热心为群众办事的党员选为议事代表，以期得到党员、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提高工作效率。

二是充分调动和发挥代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注意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和培训工作，提高党员思想素质和能力，引导他们珍视享有的权利、自觉履行义务，让他们“想议事、能议事”。同时，还要真正把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交给代表，把议事会真正办成发挥党员的集体智慧、拓宽基层干部工作思路的重要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