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开放范文10篇

主体开放范文篇1

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一直是所谓“好学深思之士”所关注的,从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到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虽然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和特征只是一种客观事实,但认识和解释它们的视野和方法则应该是多样性的。这并不是说,历史因此会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说我们应该借鉴各个时代和各种学术见解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和便利,不断地推进我们的研究,使其更接近所蕴涵的真理。

一、民族的文明与人类的起源

人类文明的进程既包括人类体质的进化又包括人类创造性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的积累。人类的体质进化是人类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基础,所以在揭示以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为依据的各种文明时,我们往往也要证明这种文明在人类体质上的根据。这种情况在中国,一个以保持了五千年古国文明传统而又相对独立于其他文明传统而自豪的国家,是较为明显的。

费孝通先生在界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在中华大地上已陆续发现了人类从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序列。说明了中国这片大陆应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①为了证明中华民族文明的多元一体性有自己人类起源的根据,我们的考古工作也提供了一些与早期旧石器时代相吻合的直立人化石依据,如云南元谋人,以及年代与之相若的山西西侯度文化、河北小长梁与东谷坨旧石器遗址。这些年代的大体时间被界定在距今170万年左右。

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的文献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起源界定在200万年前的东非。只是到了公元前100万年左右起源于东非的直立人才通过近东、欧洲、东亚和印度尼西亚走向世界。②按年代算下来,中华民族的原始文明可以被认为是原发的,而不是移入的。至少在没有确认有比元谋猿人更早的直立人之前,或没有发现其他与元谋猿人年代相近的直立人化石之前,中国人种起源的一元性(即以元谋猿人为最早的一元)则是很难回避的。如果中国人种起源的一元性很难回避,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然包括少部分古代和近现代社会中移入的人种或民族)与这种人种起源的一元性当作何种解释?况且,西方文献中东非直立人最早的化石被界定在200万年前或他们在100万年前走向世界的说法,都还在不断地为新的考古发现和科学鉴定所修正,所以,我们目前还很难就人类起源的性质作出明确的判断。例如,当2000年10月科学家们在肯尼亚挖掘出距今600多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时,一下就否定了此前在中国河北蔚县发现的距今300万年的石器化石作为中国人种独立起源的依据。中国5家权威科研机构“通过对Y染色体单倍型在全国22个省市汉族人群中的分布研究,证实中国南北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型组成有较大的差异。结果显示,早期现代人类自南方进入中国,随后由南向北逐渐迁移,随后逐渐遍布整个中国。这一观点,再一次支持了人类非洲起源说。”③可是,在此前数月,同样是科学家的新发现,证明“人类远祖起源于中国”。因为,中美科学家证实了在中国发现的中华曙猿和世纪曙猿生活在距今4500万年至4000万年之间的中始新世。④据称,此观点由中美科学家联合发表于英国权威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尽管如此,其科学性仍因新的考古发现被不断质疑。

就目前公布的考古材料来看,我们仍很难就人类起源的旧石器时代的许多情况,诸如古猿向猿人的进化、古人类的生活、迁徙、工具等,作出明确的判断。不过,我们也可专就这些材料作一种逻辑推论:如果有关古人类起源的考古材料时间越久远就越少,空间分布就越集中,无论这些年代相去数百万年的稀少考古材料出自何地,这种情况会不会蕴涵人类起源的单元趋向呢?无论如何,人类起源于何处?是一元还是多元?这些问题恐怕在短期内都不能给予确切的回答。而解释人类文明或民族文明的理论又不能忽视这些文明的最基本载体———人类本身的起源和进化,以为立论的重要依据。因此,无论是基于或是忽略人类起源的人类文明或民族文明研究模式,都会留下可作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例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论,其立论无论是基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还是基于近现代中华民族的现实状况,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在此之外,仍有一些关乎中华民族文明的问题需要用新的视野进行讨论。例如,中华民族文明在其人类起源方面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种特性与后来形成的民族文明的关系当作如何表述?中华民族在形成时的多元性何以发展成以华夏族一元为主体并以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标准?从过去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发展的进程看,中华民族这个统一体中的各种单元有的在历史过程中消失了,有的异化了,有的是综合而成的,有的则是体外移入的;这种情况将来也不可避免,在此情况下中华民族的体元关系单纯:论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特征变化又当作何种解释?

有了这些考虑,本文也想讨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另一特征,即主体开放。这个讨论将依据见诸文字的史料包括部分传说和已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而不涉及人类起源的考古材料。因为就笔者的观点来看,人类的起源与人类的文明既联系又有区别,以人类数百万年的起源史来观照数千年的文明史有大而不当之虞,可取的方法倒还是用数千年的材料研究数千年的人类包括民族的文明史。

二、以黄帝为核心的主体形成

华民族被广泛地称为“黄帝子孙”(thesonsoftheyellowemperor),现代社会中也有人将其称为“炎黄子孙”。其实,这个代称应指中华民族最早形成时的三个氏族混合体:黄帝氏族部落、炎帝氏族部落和九黎氏族部落中蚩尤支系,其中又以黄帝氏族部落为核心,融合了炎帝氏族部落和九黎氏族部落蚩尤支系,形成最早的中华民族主体———黄炎部落联盟。值得多说一句的是,“炎黄子孙”这样的排序并不是“炎主黄辅”、“炎先黄后”或“炎强黄弱”,而只是一种习惯性说法,一如中国人说“阴阳之学”,其实是指“阳刚阴柔”、“阳上阴下”或“阳主阴辅”;又如“人皆可以为尧舜”、“六亿神州尽舜尧”等皆与此相类。因此,中国人习惯说法的真实涵义往往要在知道更多的信息之后才能确定。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黄帝氏族部落与另外两支较大的氏族部落炎帝和九黎的兴起和发展大约都在同一时期和距离并不太远的地点,以使他们能够彼此接触并融合。黄帝氏族为姬姓,号轩辕氏,本在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活动,后沿北洛水南下至今大荔、朝邑,再东渡黄河顺中条山和太行山麓向东边前进,在今山西南部的黄河之滨与另一小族嫘祖联姻,成为壮大了的部落联盟。从其生活环境和迁徙传统来看,黄帝氏族部落是一个颇有战斗力的游牧部落族群。司马迁说黄帝氏族“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⑤依其游牧部落强悍的作战能力,一路迁徙一路征战,“教熊罴貔貅虎”,这些以动物为其图腾的小氏族皆归其麾下(黄帝族,号有熊氏,以熊为图腾),及止其北上迁徙至河北涿鹿一带,已演进成一庞大的氏族部落联盟。而在此地其面临的对手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依神话传说和古典文献记载,炎帝氏族也发源于陕西黄土高原。其长期的聚居地应为关中渭水流域,族宗姜姓,最初的生产、生活方式可能也是游牧、征战、迁徙。有学者以为“姜姓的炎帝部落号神农氏,这与他们最早从事农业有关。”⑥不过,以农业民族安土重迁的传统,炎帝族与九黎族、黄帝族的战争不会在与其发源地较远的地方发生,那倒可能是它迁徙、征战、安居后的结果。因此,神农氏族的农业民族特征应晚于其游牧民族的特征。炎帝族的迁徙路线大约是沿渭河东行,至今河南西部和山东西部,在那里与九黎族遭遇,战败后退居今河北涿鹿一带,在此形成较为稳定的农业产生方式和居住地,其经济能力和作战能力都得到加强。这样,黄帝族的部落联盟要“三战,然后得其志”;在战胜并融合了炎帝族的基础上才能与九黎族一战而擒杀蚩尤,才能代神农氏而主霸中原。司马迁在写黄帝族与炎帝族的阪泉之战与黄炎两部族联盟后与九黎族支系蚩尤的涿鹿之战时,运笔的气势是不同的。黄炎联盟是两个实力强大的游牧与农业民族的联盟,其与九黎族支系蚩尤之战势如破竹,其他中原部族则望风披靡,最终使以黄帝族为核心、以黄、炎、九黎族(蚩尤支系)联盟为基础的华夏族得以确立。“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⑦司马迁这样的描述和运文气势可以作为上述推断的依据。在华夏族联盟中被征服而融入的九黎族,原是居住在现中国东部的夷人,其活动区域大约在今山东北部至安徽中部一带,西至河南东部,东到海滨,以渔猎为生存手段。蚩尤或是其支系的头领或是其主流氏族,败于黄炎联盟后遂被融入,使黄炎联盟

成为一个扩大了的联盟体。以此推论,九黎族当是当时中国东部的一个族群联盟,其支系苗裔除蚩尤之外,尚有后来叛乱的三苗。据日本汉学家解《史记·历书》“九黎乱德”句说:九黎“南方族名,言九者,非一族也。”⑧《国语·楚语》下及高诱注,也认为三苗是九黎族的一支后裔。⑨如此算来,中华民族的原始核心主体———华夏族群,可以认为是由三支较大的部落联盟通过迁徙、转战,最终在中原稳定形成的。

黄帝族联盟、炎帝族联盟和九黎族联盟在各自形成前,都将其周围或迁徙途中所遇的氏族征服并融入;最后,这三大族群联盟再交手,确立了以黄帝族联盟为核心地位的华夏族群,游牧、农耕和渔猎三种生产方式融汇而成华夏族群的经济基础,其中又以生产能力较为稳定的农耕为主导,辅之以游牧和渔猎。由于华夏族群形成的这种历史传统和这三种经济方式的关联性,定居中原的华夏族群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核心体,以自己主体内涵(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强弱盛衰形成引力场,对四周的其他族群产生作用,维系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同时也见证着周边民族群体的演变。司马迁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⑩这个总结可以看成是对中华民族原始形成期及其后来发展、演变的一个较为稳定时期的历史描述,它不大可能像汉代以后的学者所理想的那样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礼记·礼运》)之世,而是一个基于黄帝族群为核心的主体开放、扩大、演变的过程,体现着宗亲氏族向联姻部落、部落联盟和国家社会的演变,在这个主体开放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早期形态———华夏族群。

三、华夏族群与文化认同

按先秦的传说,华夏族群的起源应是先三皇后五帝,即中华民族开天辟地就该从三皇五帝说起。而司马迁在其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群史之首《史记》仅以五帝启篇,“而不言三皇,大概是由于三皇的事迹更‘不雅训’的缘故吧!”11那么,关于五帝的传说,特别是从黄帝开始进而演变成一个华夏族群主体的传说,照太史公看来还是可以成立的:“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12从黄帝族群的征战、迁徙,对炎帝族群和九黎族群中蚩尤支系的战争兼并,形成稳定的部落联盟主体进而演变至夏代,最早的华夏族群的主体形成不仅有史据、传说备考,而且还成了华夏族群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础,以使华夏族群主体及其周边的族群将其视为族群亲和的标准,以将自己族群的经验和理想投射其上。

太史公几乎是对中华民族起源的经验、传说作了中国人最早的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其得出的结论恰好揭示了华夏族群文化认同的特征,即中华文明起源时所有的丰富内涵都与黄帝或他的后代子孙有关。

按照通常的传说,黄帝首先创造了舟车,以减轻人们运输的劳累;他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以使人们能织丝穿衣;他让仓颉创造文字,让隶首创造了算术,让大挠创造了甲子干支历法,让伶伦创造乐律;他还与岐伯、雷公讨论,创造了医学。这些传说不大可能都是真的。但是由于黄帝族群在征战、迁徙、兼并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原部落联盟的核心,人们不得不将各种文化传统附会在黄帝身上,以使其具备最高的权威性。“强权即真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几乎是所有原始文明的共同特征。当然这种确立在原始文明基础上的文化传统权威也有它的优点,那就是为最早的离散而又因冲突联系着的各中原部落族群奠定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完成了从暴力征服到文化凝聚的第一个阶段。

依此理解,早期的传说和历史记载哪些是真的呢?为应付暴力冲突包括对部落联盟内的和外部落的武力征讨,为克服自然灾害和提高管理部落联盟的生产及社会分配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巩固黄炎九黎(蚩尤支系)的部落联盟和文化心理,以使其经过数代人甚至数十代的努力演变成夏代的诸夏族群(包括商周两族的部落联盟)和三代的文化———夏礼(包括后来形成的法、儒、墨、道、兵、农、名、杂各家的学说),有关黄帝族群内部的“选贤与能”、“传宗接代”和以这个族群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接收其他族群的人员和文化的传说和记载很有可能就是真的。按司马迁记载的推算,五帝的关系既体现着家天下的宗法制特点,又开始奠定了一个对其他族群开放的基础,以使后来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个稳定、持续和扩大的局面。五帝中开宗的部落联盟首领是黄帝,其次是黄帝的孙子颛顼,其次是黄帝的曾孙帝喾,再次是帝喾的儿子帝尧,最后是颛顼的六代孙帝舜。这是原始社会的宗法制传统中正常的“家天下”局面。不过与我们后来所说的封建社会中的“家天下”局面所不同的是,为了应付各种问题,五帝的“家天下”不是按嫡长子维系的,而是由宗亲族系中的“贤能”者维系的。转从五帝传至三代,华夏族群是以黄帝族群为核心,以黄炎九黎(蚩尤支系)为基础,不断对周边诸多部落征服、兼并、开放、融合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族群同时也完成了由“家天下”向对其他族群、部落开放的“公天下”的转变,民族认同心理也由宗法制的血缘认同转变为三代文化———夏礼的认同,后来因有“因礼而辨夏夷”之说,“礼”既被认为标准,“夏”作为定语也就省略不用了。过去的理论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是嫡长子或嫡子相传的,要比五帝的庶子相继更有“家天下”的特征。如果不仅仅从形式,而是放大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来看,情况就恰好相反了。五帝传统中虽有庶出且多有“贤能”者,但他们的选择市场仅限黄帝族群,不出宗法制的“家天下”。三代以至明清,各代帝王虽传诸嫡子,可改朝换代后每一姓“家天下”者仍自认其承袭的是中华民族之正宗,此种各家各族皆不见外的“天下”胸怀全拜认同中华民族文化之赐。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则起源于五帝,大成于三代。对中华民族来说,文化传统的认同高于宗姓种族认同,这种转变又是在三代完成的。所以,三代之后宗姓的朝廷兴衰,对中华民族来说,远比不上文化的“天下兴亡”重要。顾炎武所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湿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3,即属此意。反过来讲,也正因此关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文化认同,才有蕴涵很深的社会潜力,辅助着三代后嫡传的宗姓朝廷虽昏君多于明主而仍然能长期地苟延残喘,而五帝时代绝无此景象。因此我们又可以说,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利弊都可由此得到一些启示。

历史者结中华民族的起源时说:“华夏民族乃中国民族之主干,因此中国古代史也以华夏民族为正统。在中国古史传说里,最早而比较可信的,有神农、黄帝的故事。这便是华夏族中的两大支。”14考古学者苏秉琦在总结中华民族从五帝时代到三代的发展特点时也说:“‘五帝时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组合与重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另一个重要阶段则是自距今四千年至两千年夷夏斗争及夷夏共同体的重组与新生阶段。在这一大阶段中,如果说夏、商两代还是以‘诸夷猾夏’,‘诸夷率服’,夷、夏较量,互为消长为特点的话,那么西周至春秋时期则是以‘以夏变夷’为其主流。”15把两位先生的结论再深化一点说,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的特点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就民族形成的特点言,五帝时代是以黄帝族群的武力征服开始,进而演变融合成一个黄炎九黎(蚩尤支系)的部落联盟主体,再通过开放式地武力兼并与人文化成,吸收进更多地周边部落或族群,终于至三代而成华夏族群主体。此主体又成为秦汉后中华民族对外开放、文治武功的核心,奠定了中华民族更大规模发展的基础。

其二,就民族认同的特点看,五帝时代的文化积累至三代已综合成华夏族稳定的认同内涵———礼,其作为一种认同标准又规定着三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新分子的融入和旧分子的化出。这种开放的以文化为民族认同的特征,既使中华民族的“体”添加了新的“元”,也使某些“元”异化成为其他族的“体”。中华民族“体”的开放性激发了各种“元”的活力。

四、四夷的形成及其与华夏族群主体的关系

在华夏族群主体形成时,其周围已有一些文化上与华夏族群相异的族群。在此可借用南宋贳冶子解释《唐律疏议》时的一段话来作说明:“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中华。非同夷狄之俗,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16在华夏族群周围的族群因文化习俗不同被称为“四夷”,即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成四种大类,现在又通称为少数民族。再笼统地说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有时又用“四裔”指称。

而关于“四夷”的起源,民族史的专门学者已有论断:“到目前为止,我国所有各省区均已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址,据不完全统计总共有7000余处,年代大约始于公元前6000余年,一般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边疆地区结束得要晚一些。鄙意认为中华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已可看出一些萌芽。”17以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证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四夷”的源发性是据理两备的。还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明的是,“多元”中“四夷”的形成也有很明显的由主体部分开放向四周异化发展的特征。

为了说明“四夷”的由主体开放向外异化发展的特征,我们先从古代典籍中常用的“四裔”中的“裔”字说起。

“裔”,按《说文》讲,最初是指衣服的边缘。后延伸指地理空间中的边远部分,如裔土;再延伸指血缘关系上的疏远部分,如裔胄;再延伸指被放逐而离开原居住地到边远地区的人

,如裔民;最后指因在边远地区而认同其文化的人,如裔夷。从“裔”到“夷”的转变,是中国人判断其民族主体和开放的边缘部分的关系的一种认识变化。《左传》说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18(《左传》定公十年),即已将“裔”向“夷”的引申作了解释:裔夏是空间上的差异,夷华是文化上的差异。

讲裔夷关系的演变,使我们知道了中华民族的主体与其边缘部分的关系。而这边缘部分,除了民族史学者的多元原发观点外,还有因贸易、婚嫁、逃亡、迁徙、占领、被俘、流散、游说、流放而至边缘地区或至主体民族文化影响较弱的地区所形成的特征。在中华民族包括华夏族群和四裔族群形成的初期,兵败或获罪流放而至边缘地区进而演变为四裔是较常见的。古代典籍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19太史公对此不持异议,记入《史记》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20东汉经学家马融在解释《尚书》中的这句话时也说:“幽州,北裔也。崇山,南裔也。三危,西裔也。羽山,东裔也。”21他们都相信,从华夏族群主体中被流放出去的获罪者最终演变成了四夷族群,当然,四夷族群的形成也不排斥其有原发性的一面。之所以要标明其从主体异化出去的特征,是想要揭示主体族群与边缘族群有共同的历史经验,以成为其文化认同的基础。

从马融讲“君不忍刑,宥之以远,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22,到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说明,将民族主体的人流放至少数民族地区已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传统。

当然,从中原华夏族群的主体中异化出去的族群并不仅仅见于流放一种,但其作为古典文献的最初记载和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传统在理论研究中却可列为典型。借此,我们可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的主体与开放的边缘部分的区别与联系。先说主体与其开放的边缘部分的区别。这里我们借用王夫之的一段话:“裔夏者,如衣之裔垂于边幅,而因山阻漠以自立,地形之异,即天气之分;为其性情之所便,即其生理之所存。滥而进宅乎神皋焉,非不歆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所不顺,命之所不安。”23他认为,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最终也导致了文化和习俗上的差异;当然这其中也含有主体对其异化的边缘部分的优势心理。不过,他要表述的归根到底还是文化上的差异,只要认同主体的文化,差异自然也就消除了。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看,是有主体文化本位主义或后来我们所说的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如果我们再从主体与边缘部分的联系方面看,中华民族的文化就应该视为主体的文化加上其开放的边缘部分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就是指核心的华夏族群或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认同一个更高的中华民族文化,只不过在这个整体文化的框架中,主体族群的文化规定着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其他族群的文化丰富着整体民族文化的内容。因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夏裔”之别比“夏夷”之别联系更密切,“君不忍刑,宥之以远”,“衣之裔垂于边幅”都是这层意思,所以边缘认同主体的方向,主体认同边缘的多样性,共同认同整体的民族文化都是有基础的。清人在解释“中国”与“四夷”的关系时作过很好的比喻:“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人也。”24“足”按“首”指挥的方向运动并不因此而变成身体上其他的部位,“首”规定着“足”的运动方向而并不因此代替“足”,它们都是身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这种主体开放的特征,在中华民族的主体与边缘部分的联系中,文化认同可以获得三种基本解释:(1)主体与边缘的文化认同的性质是大同小异的,因而能长期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关系,如中华民族中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2)主体与边缘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经验基础,主体和边缘中都有诸多分子因开放而演变成为对方的,如秦楚和熟黎及白族;(3)边缘部分有因文化认同产生质变而异化成为其他主体民族的,如骆越中的越南人及尉佗的后裔和秽貊中的朝鲜人及卫满的后裔。

五、主体开放的意义

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传说和文献在描述其主体性特征的时候,往往带有英雄史观和文化优势的色彩,对黄帝族群的记述即其显例。因此之故,也容易生出中华民族形成的一元论观点。《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黄帝族群与四夷关系的记载,“认为中国各民族均起源于黄河中游,其在中原发展者为华夏,流徙于四边发展者为四裔(夷),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尤其是华夏/汉族起源的一元说。”25这个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往往又导致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单极化标准,即将华夏族群或汉族的文化等同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些情况都是值得加以重新思考的。

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论断,考之以中国新石器遗址,证之以当今中华民族的现实,是可谓高屋建瓴。对历史成论重新思考,此其选也。受此鼓励,本文也以中华民族形成的视野谈点对中华民族主体开放特征的看法。虽然材料于原“一元论”者无多新补,而解释的立场却与先贤侪辈有所不同,其意义如下:

1.主体形成有单元性核心。五帝时代中华民族最初的主体就是以黄帝族群为核心的;由于这个核心的凝聚作用使黄帝族群与炎帝族群和九黎族群(蚩尤支系)相互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形成为一个稳定的族群共同体,成为华夏族群形成过程中早期的主体。在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这个主体又成为另一个更大的主体———三代的华夏族群的核心,它规定着中华民族的稳定性和发展方向。由此逐级发展、演变,构成中华民族形成的动态平衡:原始的单元演变成一个核心,再演变成一个主体;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这个已形成的主体又成为一个连续发展阶段上的核心,不仅保持着原主体的稳定而且还规定着原主体的发展方向,使新的单元不断融入,演变成更大的主体。这种核心→主体……主体→核心……核心→主体连续递进模式的稳定发展使现代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族群。

2.推动中华民族的核心→主体……主体→核心连续递进模式的基本动力是什么?从人类发展都经历过由野蛮到文明的普遍规律来看,中华民族的发展并不是这个规律的例外。在本族群内部的权力更迭和征讨异族群的过程中,残酷的战争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轩辕战涿鹿,杀两蚩尤而为帝。汤、武伐夏、商,诛桀、纣而为王。黄帝以战成功,汤、武以伐成孝。……先帝(汉武)兴义兵以诛暴强,东灭朝鲜,西定冉、,南擒百越,北挫强胡。李牧追匈奴以广北州,汤、武之举,蚩尤之兵也。”26但是,世界上也有很多民族虽南征北战、武功显赫,然也不能卓然自立、垂之恒久,如波斯人、罗马人和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何以中华民族能有不同的表现?答案在于,中华民族在诉诸武力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兼容并蓄的文化创建。远古的传说和古代典籍将中国人最初的文明功绩都记在黄帝的账上,汉武帝三件大事之一(其他两件为打击匈奴和抑制商人)就是定儒家于一尊,宋儒能“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27,将儒家文化光大成为宋明理学,直至现代中国人接受市场经济观念、人权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等,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创建。这些附着于民族主体的文化创建活动,使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从血缘氏族认同、部落联盟认同、政治权力认同转变为主体族群的开放性的文化认同。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发展体现着由武力扩张向文化包容转变的趋向,最终确立了稳定的文化认同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克服了五帝时代以血缘氏族为纽带的“家天下”在维系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先天不足,代之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天下为公”或“大同世界”,以此维系着中华民族虽经朝廷兴替、族群迁变而仍未更改的整体性。中华民族的这种主体开放的文化认同特征也使它们在二十世纪初接受共产主义和二十世纪末接受全球化观念时都没有太大的文化心理障碍。

3.在民族认同的相关特点中,文化认同要比其他的特点如血缘、地域、语言、政权、身份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主体族群的扩大要依赖它,主体民族和边缘(文化上的大同小异)族群也要依赖它。这是解释中华民族能保持长期动态平衡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在中国的民族关系史中,“(1)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2)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处于落后民族的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28这两种情况表明,倚重于文化认同的民族认同思想能确保主体族群与边缘族群的统一和动态平衡,处于统一体中的整个社会不至于因纯粹的民族问题而引起动荡。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也不至于因不同的族群“入主中原”而被中断,因为文化认同所具的开放性张力不仅使边缘族群在“入主中原”前就受到同化,而且在“入主中原”后使其自身也完全融合成为主体族群了。另一方面,边缘族群中至少有很大的成分是由原主体族群中迁徙演变而成的,它们与主体族群在政治、经济、化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的经验,所以与主体族群能长期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使相互间的转换较为平和地完成。

主体开放范文篇2

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一直是所谓“好学深思之士”所关注的,从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到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虽然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和特征只是一种客观事实,但认识和解释它们的视野和方法则应该是多样性的。这并不是说,历史因此会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说我们应该借鉴各个时代和各种学术见解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和便利,不断地推进我们的研究,使其更接近所蕴涵的真理。

一、民族的文明与人类的起源

人类文明的进程既包括人类体质的进化又包括人类创造性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的积累。人类的体质进化是人类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基础,所以在揭示以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为依据的各种文明时,我们往往也要证明这种文明在人类体质上的根据。这种情况在中国,一个以保持了五千年古国文明传统而又相对独立于其他文明传统而自豪的国家,是较为明显的。

费孝通先生在界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在中华大地上已陆续发现了人类从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序列。说明了中国这片大陆应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①为了证明中华民族文明的多元一体性有自己人类起源的根据,我们的考古工作也提供了一些与早期旧石器时代相吻合的直立人化石依据,如云南元谋人,以及年代与之相若的山西西侯度文化、河北小长梁与东谷坨旧石器遗址。这些年代的大体时间被界定在距今170万年左右。

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的文献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起源界定在200万年前的东非。只是到了公元前100万年左右起源于东非的直立人才通过近东、欧洲、东亚和印度尼西亚走向世界。②按年代算下来,中华民族的原始文明可以被认为是原发的,而不是移入的。至少在没有确认有比元谋猿人更早的直立人之前,或没有发现其他与元谋猿人年代相近的直立人化石之前,中国人种起源的一元性(即以元谋猿人为最早的一元)则是很难回避的。如果中国人种起源的一元性很难回避,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然包括少部分古代和近现代社会中移入的人种或民族)与这种人种起源的一元性当作何种解释?况且,西方文献中东非直立人最早的化石被界定在200万年前或他们在100万年前走向世界的说法,都还在不断地为新的考古发现和科学鉴定所修正,所以,我们目前还很难就人类起源的性质作出明确的判断。例如,当2000年10月科学家们在肯尼亚挖掘出距今600多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时,一下就否定了此前在中国河北蔚县发现的距今300万年的石器化石作为中国人种独立起源的依据。中国5家权威科研机构“通过对Y染色体单倍型在全国22个省市汉族人群中的分布研究,证实中国南北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型组成有较大的差异。结果显示,早期现代人类自南方进入中国,随后由南向北逐渐迁移,随后逐渐遍布整个中国。这一观点,再一次支持了人类非洲起源说。”③可是,在此前数月,同样是科学家的新发现,证明“人类远祖起源于中国”。因为,中美科学家证实了在中国发现的中华曙猿和世纪曙猿生活在距今4500万年至4000万年之间的中始新世。④据称,此观点由中美科学家联合发表于英国权威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尽管如此,其科学性仍因新的考古发现被不断质疑。

就目前公布的考古材料来看,我们仍很难就人类起源的旧石器时代的许多情况,诸如古猿向猿人的进化、古人类的生活、迁徙、工具等,作出明确的判断。不过,我们也可专就这些材料作一种逻辑推论:如果有关古人类起源的考古材料时间越久远就越少,空间分布就越集中,无论这些年代相去数百万年的稀少考古材料出自何地,这种情况会不会蕴涵人类起源的单元趋向呢?无论如何,人类起源于何处?是一元还是多元?这些问题恐怕在短期内都不能给予确切的回答。而解释人类文明或民族文明的理论又不能忽视这些文明的最基本载体———人类本身的起源和进化,以为立论的重要依据。因此,无论是基于或是忽略人类起源的人类文明或民族文明研究模式,都会留下可作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例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论,其立论无论是基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还是基于近现代中华民族的现实状况,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在此之外,仍有一些关乎中华民族文明的问题需要用新的视野进行讨论。例如,中华民族文明在其人类起源方面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种特性与后来形成的民族文明的关系当作如何表述?中华民族在形成时的多元性何以发展成以华夏族一元为主体并以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标准?从过去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发展的进程看,中华民族这个统一体中的各种单元有的在历史过程中消失了,有的异化了,有的是综合而成的,有的则是体外移入的;这种情况将来也不可避免,在此情况下中华民族的体元关系单纯:论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特征变化又当作何种解释?

有了这些考虑,本文也想讨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另一特征,即主体开放。这个讨论将依据见诸文字的史料包括部分传说和已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而不涉及人类起源的考古材料。因为就笔者的观点来看,人类的起源与人类的文明既联系又有区别,以人类数百万年的起源史来观照数千年的文明史有大而不当之虞,可取的方法倒还是用数千年的材料研究数千年的人类包括民族的文明史。

二、以黄帝为核心的主体形成

华民族被广泛地称为“黄帝子孙”(thesonsoftheyellowemperor),现代社会中也有人将其称为“炎黄子孙”。其实,这个代称应指中华民族最早形成时的三个氏族混合体:黄帝氏族部落、炎帝氏族部落和九黎氏族部落中蚩尤支系,其中又以黄帝氏族部落为核心,融合了炎帝氏族部落和九黎氏族部落蚩尤支系,形成最早的中华民族主体———黄炎部落联盟。值得多说一句的是,“炎黄子孙”这样的排序并不是“炎主黄辅”、“炎先黄后”或“炎强黄弱”,而只是一种习惯性说法,一如中国人说“阴阳之学”,其实是指“阳刚阴柔”、“阳上阴下”或“阳主阴辅”;又如“人皆可以为尧舜”、“六亿神州尽舜尧”等皆与此相类。因此,中国人习惯说法的真实涵义往往要在知道更多的信息之后才能确定。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黄帝氏族部落与另外两支较大的氏族部落炎帝和九黎的兴起和发展大约都在同一时期和距离并不太远的地点,以使他们能够彼此接触并融合。黄帝氏族为姬姓,号轩辕氏,本在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活动,后沿北洛水南下至今大荔、朝邑,再东渡黄河顺中条山和太行山麓向东边前进,在今山西南部的黄河之滨与另一小族嫘祖联姻,成为壮大了的部落联盟。从其生活环境和迁徙传统来看,黄帝氏族部落是一个颇有战斗力的游牧部落族群。司马迁说黄帝氏族“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⑤依其游牧部落强悍的作战能力,一路迁徙一路征战,“教熊罴貔貅虎”,这些以动物为其图腾的小氏族皆归其麾下(黄帝族,号有熊氏,以熊为图腾),及止其北上迁徙至河北涿鹿一带,已演进成一庞大的氏族部落联盟。而在此地其面临的对手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依神话传说和古典文献记载,炎帝氏族也发源于陕西黄土高原。其长期的聚居地应为关中渭水流域,族宗姜姓,最初的生产、生活方式可能也是游牧、征战、迁徙。有学者以为“姜姓的炎帝部落号神农氏,这与他们最早从事农业有关。”⑥不过,以农业民族安土重迁的传统,炎帝族与九黎族、黄帝族的战争不会在与其发源地较远的地方发生,那倒可能是它迁徙、征战、安居后的结果。因此,神农氏族的农业民族特征应晚于其游牧民族的特征。炎帝族的迁徙路线大约是沿渭河东行,至今河南西部和山东西部,在那里与九黎族遭遇,战败后退居今河北涿鹿一带,在此形成较为稳定的农业产生方式和居住地,其经济能力和作战能力都得到加强。这样,黄帝族的部落联盟要“三战,然后得其志”;在战胜并融合了炎帝族的基础上才能与九黎族一战而擒杀蚩尤,才能代神农氏而主霸中原。司马迁在写黄帝族与炎帝族的阪泉之战与黄炎两部族联盟后与九黎族支系蚩尤的涿鹿之战时,运笔的气势是不同的。黄炎联盟是两个实力强大的游牧与农业民族的联盟,其与九黎族支系蚩尤之战势如破竹,其他中原部族则望风披靡,最终使以黄帝族为核心、以黄、炎、九黎族(蚩尤支系)联盟为基础的华夏族得以确立。“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⑦司马迁这样的描述和运文气势可以作为上述推断的依据。在华夏族联盟中被征服而融入的九黎族,原是居住在现中国东部的夷人,其活动区域大约在今山东北部至安徽中部一带,西至河南东部,东到海滨,以渔猎为生存手段。蚩尤或是其支系的头领或是其主流氏族,败于黄炎联盟后遂被融入,使黄炎联盟

成为一个扩大了的联盟体。以此推论,九黎族当是当时中国东部的一个族群联盟,其支系苗裔除蚩尤之外,尚有后来叛乱的三苗。据日本汉学家解《史记·历书》“九黎乱德”句说:九黎“南方族名,言九者,非一族也。”⑧《国语·楚语》下及高诱注,也认为三苗是九黎族的一支后裔。⑨如此算来,中华民族的原始核心主体———华夏族群,可以认为是由三支较大的部落联盟通过迁徙、转战,最终在中原稳定形成的。

黄帝族联盟、炎帝族联盟和九黎族联盟在各自形成前,都将其周围或迁徙途中所遇的氏族征服并融入;最后,这三大族群联盟再交手,确立了以黄帝族联盟为核心地位的华夏族群,游牧、农耕和渔猎三种生产方式融汇而成华夏族群的经济基础,其中又以生产能力较为稳定的农耕为主导,辅之以游牧和渔猎。由于华夏族群形成的这种历史传统和这三种经济方式的关联性,定居中原的华夏族群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核心体,以自己主体内涵(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强弱盛衰形成引力场,对四周的其他族群产生作用,维系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同时也见证着周边民族群体的演变。司马迁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⑩这个总结可以看成是对中华民族原始形成期及其后来发展、演变的一个较为稳定时期的历史描述,它不大可能像汉代以后的学者所理想的那样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礼记·礼运》)之世,而是一个基于黄帝族群为核心的主体开放、扩大、演变的过程,体现着宗亲氏族向联姻部落、部落联盟和国家社会的演变,在这个主体开放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早期形态———华夏族群。

三、华夏族群与文化认同

按先秦的传说,华夏族群的起源应是先三皇后五帝,即中华民族开天辟地就该从三皇五帝说起。而司马迁在其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群史之首《史记》仅以五帝启篇,“而不言三皇,大概是由于三皇的事迹更‘不雅训’的缘故吧!”11那么,关于五帝的传说,特别是从黄帝开始进而演变成一个华夏族群主体的传说,照太史公看来还是可以成立的:“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12从黄帝族群的征战、迁徙,对炎帝族群和九黎族群中蚩尤支系的战争兼并,形成稳定的部落联盟主体进而演变至夏代,最早的华夏族群的主体形成不仅有史据、传说备考,而且还成了华夏族群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础,以使华夏族群主体及其周边的族群将其视为族群亲和的标准,以将自己族群的经验和理想投射其上。

太史公几乎是对中华民族起源的经验、传说作了中国人最早的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其得出的结论恰好揭示了华夏族群文化认同的特征,即中华文明起源时所有的丰富内涵都与黄帝或他的后代子孙有关。

按照通常的传说,黄帝首先创造了舟车,以减轻人们运输的劳累;他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以使人们能织丝穿衣;他让仓颉创造文字,让隶首创造了算术,让大挠创造了甲子干支历法,让伶伦创造乐律;他还与岐伯、雷公讨论,创造了医学。这些传说不大可能都是真的。但是由于黄帝族群在征战、迁徙、兼并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原部落联盟的核心,人们不得不将各种文化传统附会在黄帝身上,以使其具备最高的权威性。“强权即真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几乎是所有原始文明的共同特征。当然这种确立在原始文明基础上的文化传统权威也有它的优点,那就是为最早的离散而又因冲突联系着的各中原部落族群奠定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完成了从暴力征服到文化凝聚的第一个阶段。

依此理解,早期的传说和历史记载哪些是真的呢?为应付暴力冲突包括对部落联盟内的和外部落的武力征讨,为克服自然灾害和提高管理部落联盟的生产及社会分配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巩固黄炎九黎(蚩尤支系)的部落联盟和文化心理,以使其经过数代人甚至数十代的努力演变成夏代的诸夏族群(包括商周两族的部落联盟)和三代的文化———夏礼(包括后来形成的法、儒、墨、道、兵、农、名、杂各家的学说),有关黄帝族群内部的“选贤与能”、“传宗接代”和以这个族群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接收其他族群的人员和文化的传说和记载很有可能就是真的。按司马迁记载的推算,五帝的关系既体现着家天下的宗法制特点,又开始奠定了一个对其他族群开放的基础,以使后来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个稳定、持续和扩大的局面。五帝中开宗的部落联盟首领是黄帝,其次是黄帝的孙子颛顼,其次是黄帝的曾孙帝喾,再次是帝喾的儿子帝尧,最后是颛顼的六代孙帝舜。这是原始社会的宗法制传统中正常的“家天下”局面。不过与我们后来所说的封建社会中的“家天下”局面所不同的是,为了应付各种问题,五帝的“家天下”不是按嫡长子维系的,而是由宗亲族系中的“贤能”者维系的。五帝传至三代,华夏族群是以黄帝族群为核心,以黄炎九黎(蚩尤支系)为基础,不断对周边诸多部落征服、兼并、开放、融合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族群同时也完成了由“家天下”向对其他族群、部落开放的“公天下”的转变,民族认同心理也由宗法制的血缘认同转变为三代文化———夏礼的认同,后来因有“因礼而辨夏夷”之说,“礼”既被认为标准,“夏”作为定语也就省略不用了。过去的理论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是嫡长子或嫡子相传的,要比五帝的庶子相继更有“家天下”的特征。如果不仅仅从形式,而是放大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来看,情况就恰好相反了。五帝传统中虽有庶出且多有“贤能”者,但他们的选择市场仅限黄帝族群,不出宗法制的“家天下”。三代以至明清,各代帝王虽传诸嫡子,可改朝换代后每一姓“家天下”者仍自认其承袭的是中华民族之正宗,此种各家各族皆不见外的“天下”胸怀全拜认同中华民族文化之赐。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则起源于五帝,大成于三代。对中华民族来说,文化传统的认同高于宗姓种族认同,这种转变又是在三代完成的。所以,三代之后宗姓的朝廷兴衰,对中华民族来说,远比不上文化的“天下兴亡”重要。顾炎武所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湿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3,即属此意。反过来讲,也正因此关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文化认同,才有蕴涵很深的社会潜力,辅助着三代后嫡传的宗姓朝廷虽昏君多于明主而仍然能长期地苟延残喘,而五帝时代绝无此景象。因此我们又可以说,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利弊都可由此得到一些启示。

历史者结中华民族的起源时说:“华夏民族乃中国民族之主干,因此中国古代史也以华夏民族为正统。在中国古史传说里,最早而比较可信的,有神农、黄帝的故事。这便是华夏族中的两大支。”14考古学者苏秉琦在总结中华民族从五帝时代到三代的发展特点时也说:“‘五帝时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组合与重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另一个重要阶段则是自距今四千年至两千年夷夏斗争及夷夏共同体的重组与新生阶段。在这一大阶段中,如果说夏、商两代还是以‘诸夷猾夏’,‘诸夷率服’,夷、夏较量,互为消长为特点的话,那么西周至春秋时期则是以‘以夏变夷’为其主流。”15把两位先生的结论再深化一点说,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的特点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就民族形成的特点言,五帝时代是以黄帝族群的武力征服开始,进而演变融合成一个黄炎九黎(蚩尤支系)的部落联盟主体,再通过开放式地武力兼并与人文化成,吸收进更多地周边部落或族群,终于至三代而成华夏族群主体。此主体又成为秦汉后中华民族对外开放、文治武功的核心,奠定了中华民族更大规模发展的基础。

其二,就民族认同的特点看,五帝时代的文化积累至三代已综合成华夏族稳定的认同内涵———礼,其作为一种认同标准又规定着三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新分子的融入和旧分子的化出。这种开放的以文化为民族认同的特征,既使中华民族的“体”添加了新的“元”,也使某些“元”异化成为其他族的“体”。中华民族“体”的开放性激发了各种“元”的活力。

四、四夷的形成及其与华夏族群主体的关系

在华夏族群主体形成时,其周围已有一些文化上与华夏族群相异的族群。在此可借用南宋贳冶子解释《唐律疏议》时的一段话来作说明:“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中华。非同夷狄之俗,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16在华夏族群周围的族群因文化习俗不同被称为“四夷”,即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成四种大类,现在又通称为少数民族。再笼统地说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有时又用“四裔”指称。

而关于“四夷”的起源,民族史的专门学者已有论断:“到目前为止,我国所有各省区均已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址,据不完全统计总共有7000余处,年代大约始于公元前6000余年,一般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边疆地区结束得要晚一些。鄙意认为中华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已可看出一些萌芽。”17以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证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四夷”的源发性是据理两备的。还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明的是,“多元”中“四夷”的形成也有很明显的由主体部分开放向四周异化发展的特征。

为了说明“四夷”的由主体开放向外异化发展的特征,我们先从古代典籍中常用的“四裔”中的“裔”字说起。

“裔”,按《说文》讲,最初是指衣服的边缘。后延伸指地理空间中的边远部分,如裔土;再延伸指血缘关系上的疏远部分,如裔胄;再延伸指被放逐而离开原居住地到边远地区的人

,如裔民;最后指因在边远地区而认同其文化的人,如裔夷。从“裔”到“夷”的转变,是中国人判断其民族主体和开放的边缘部分的关系的一种认识变化。《左传》说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18(《左传》定公十年),即已将“裔”向“夷”的引申作了解释:裔夏是空间上的差异,夷华是文化上的差异。

讲裔夷关系的演变,使我们知道了中华民族的主体与其边缘部分的关系。而这边缘部分,除了民族史学者的多元原发观点外,还有因贸易、婚嫁、逃亡、迁徙、占领、被俘、流散、游说、流放而至边缘地区或至主体民族文化影响较弱的地区所形成的特征。在中华民族包括华夏族群和四裔族群形成的初期,兵败或获罪流放而至边缘地区进而演变为四裔是较常见的。古代典籍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19太史公对此不持异议,记入《史记》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20东汉经学家马融在解释《尚书》中的这句话时也说:“幽州,北裔也。崇山,南裔也。三危,西裔也。羽山,东裔也。”21他们都相信,从华夏族群主体中被流放出去的获罪者最终演变成了四夷族群,当然,四夷族群的形成也不排斥其有原发性的一面。之所以要标明其从主体异化出去的特征,是想要揭示主体族群与边缘族群有共同的历史经验,以成为其文化认同的基础。

从马融讲“君不忍刑,宥之以远,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22,到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说明,将民族主体的人流放至少数民族地区已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传统。

当然,从中原华夏族群的主体中异化出去的族群并不仅仅见于流放一种,但其作为古典文献的最初记载和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传统在理论研究中却可列为典型。借此,我们可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的主体与开放的边缘部分的区别与联系。先说主体与其开放的边缘部分的区别。这里我们借用王夫之的一段话:“裔夏者,如衣之裔垂于边幅,而因山阻漠以自立,地形之异,即天气之分;为其性情之所便,即其生理之所存。滥而进宅乎神皋焉,非不歆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所不顺,命之所不安。”23他认为,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最终也导致了文化和习俗上的差异;当然这其中也含有主体对其异化的边缘部分的优势心理。不过,他要表述的归根到底还是文化上的差异,只要认同主体的文化,差异自然也就消除了。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看,是有主体文化本位主义或后来我们所说的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如果我们再从主体与边缘部分的联系方面看,中华民族的文化就应该视为主体的文化加上其开放的边缘部分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就是指核心的华夏族群或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认同一个更高的中华民族文化,只不过在这个整体文化的框架中,主体族群的文化规定着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其他族群的文化丰富着整体民族文化的内容。因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夏裔”之别比“夏夷”之别联系更密切,“君不忍刑,宥之以远”,“衣之裔垂于边幅”都是这层意思,所以边缘认同主体的方向,主体认同边缘的多样性,共同认同整体的民族文化都是有基础的。清人在解释“中国”与“四夷”的关系时作过很好的比喻:“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人也。”24“足”按“首”指挥的方向运动并不因此而变成身体上其他的部位,“首”规定着“足”的运动方向而并不因此代替“足”,它们都是身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这种主体开放的特征,在中华民族的主体与边缘部分的联系中,文化认同可以获得三种基本解释:(1)主体与边缘的文化认同的性质是大同小异的,因而能长期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关系,如中华民族中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2)主体与边缘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经验基础,主体和边缘中都有诸多分子因开放而演变成为对方的,如秦楚和熟黎及白族;(3)边缘部分有因文化认同产生质变而异化成为其他主体民族的,如骆越中的越南人及尉佗的后裔和秽貊中的朝鲜人及卫满的后裔。

五、主体开放的意义

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传说和文献在描述其主体性特征的时候,往往带有英雄史观和文化优势的色彩,对黄帝族群的记述即其显例。因此之故,也容易生出中华民族形成的一元论观点。《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黄帝族群与四夷关系的记载,“认为中国各民族均起源于黄河中游,其在中原发展者为华夏,流徙于四边发展者为四裔(夷),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尤其是华夏/汉族起源的一元说。”25这个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往往又导致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单极化标准,即将华夏族群或汉族的文化等同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些情况都是值得加以重新思考的。

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论断,考之以中国新石器遗址,证之以当今中华民族的现实,是可谓高屋建瓴。对历史成论重新思考,此其选也。受此鼓励,本文也以中华民族形成的视野谈点对中华民族主体开放特征的看法。虽然材料于原“一元论”者无多新补,而解释的立场却与先贤侪辈有所不同,其意义如下:

1.主体形成有单元性核心。五帝时代中华民族最初的主体就是以黄帝族群为核心的;由于这个核心的凝聚作用使黄帝族群与炎帝族群和九黎族群(蚩尤支系)相互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形成为一个稳定的族群共同体,成为华夏族群形成过程中早期的主体。在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这个主体又成为另一个更大的主体———三代的华夏族群的核心,它规定着中华民族的稳定性和发展方向。由此逐级发展、演变,构成中华民族形成的动态平衡:原始的单元演变成一个核心,再演变成一个主体;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这个已形成的主体又成为一个连续发展阶段上的核心,不仅保持着原主体的稳定而且还规定着原主体的发展方向,使新的单元不断融入,演变成更大的主体。这种核心→主体……主体→核心……核心→主体连续递进模式的稳定发展使现代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族群。

2.推动中华民族的核心→主体……主体→核心连续递进模式的基本动力是什么?从人类发展都经历过由野蛮到文明的普遍规律来看,中华民族的发展并不是这个规律的例外。在本族群内部的权力更迭和征讨异族群的过程中,残酷的战争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轩辕战涿鹿,杀两蚩尤而为帝。汤、武伐夏、商,诛桀、纣而为王。黄帝以战成功,汤、武以伐成孝。……先帝(汉武)兴义兵以诛暴强,东灭朝鲜,西定冉、,南擒百越,北挫强胡。李牧追匈奴以广北州,汤、武之举,蚩尤之兵也。”26但是,世界上也有很多民族虽南征北战、武功显赫,然也不能卓然自立、垂之恒久,如波斯人、罗马人和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何以中华民族能有不同的表现?答案在于,中华民族在诉诸武力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兼容并蓄的文化创建。远古的传说和古代典籍将中国人最初的文明功绩都记在黄帝的账上,汉武帝三件大事之一(其他两件为打击匈奴和抑制商人)就是定儒家于一尊,宋儒能“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27,将儒家文化光大成为宋明理学,直至现代中国人接受市场经济观念、人权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等,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创建。这些附着于民族主体的文化创建活动,使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从血缘氏族认同、部落联盟认同、政治权力认同转变为主体族群的开放性的文化认同。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发展体现着由武力扩张向文化包容转变的趋向,最终确立了稳定的文化认同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克服了五帝时代以血缘氏族为纽带的“家天下”在维系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先天不足,代之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天下为公”或“大同世界”,以此维系着中华民族虽经朝廷兴替、族群迁变而仍未更改的整体性。中华民族的这种主体开放的文化认同特征也使它们在二十世纪初接受共产主义和二十世纪末接受全球化观念时都没有太大的文化心理障碍。

3.在民族认同的相关特点中,文化认同要比其他的特点如血缘、地域、语言、政权、身份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主体族群的扩大要依赖它,主体民族和边缘(文化上的大同小异)族群也要依赖它。这是解释中华民族能保持长期动态平衡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在中国的民族关系史中,“(1)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2)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处于落后民族的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28这两种情况表明,倚重于文化认同的民族认同思想能确保主体族群与边缘族群的统一和动态平衡,处于统一体中的整个社会不至于因纯粹的民族问题而引起动荡。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也不至于因不同的族群“入主中原”而被中断,因为文化认同所具的开放性张力不仅使边缘族群在“入主中原”前就受到同化,而且在“入主中原”后使其自身也完全融合成为主体族群了。另一方面,边缘族群中至少有很大的成分是由原主体族群中迁徙演变而成的,它们与主体族群在政治、经济、化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的经验,所以与主体族群能长期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使相互间的转换较为平和地完成。

主体开放范文篇3

一、档案利用权利的内涵及其限度要求

学术界有专家认为,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对我国有关主体的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了法律确认,档案利用权利已经是一项法定权利。但是,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中不仅看不到有关档案利用权利的明确表述,而且从相关规定中也无法自然推导出档案利用权利就是一种法律权利。《档案法》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在规定档案利用行为时表示有关组织或公民“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或未开放的档案(对后者又做了特别限制性规定)。事实上,“可以利用”通常会出现在两种情况之下:一是公民或组织具有法定的档案利用权利;二是公民或组织可以从档案馆开放档案的行为中获益。虽然上述两者在目标指向上均表现为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过程或结果的实际发生,但它们显然有着明显区别。如果公民或组织是在履行档案利用权利,则其档案利用行为理应受到各种保障或救济,一旦其档案利用权利受到损害就应得到来自行政或司法渠道的救济;如果公民或组织是从档案开放过程中受益,那么自然不会对档案开放主体(主要是指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开放行为提出任何非议。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文本解读上看,它们在涉及公民或组织对开放档案的利用行为时,似乎都有意或无意省略了“权利”一词,而且通篇法律文本也未设计对公民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保障或救济的任何措施。因此,笔者认为,迄今为止在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中档案利用权利并未被确认,它尚未成为一种法律权利,仍然只是一种应有或事实上的权利。

由于不同的权利主体基于同一档案客体对象会因利益目标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权利类型并伴有普遍的信息权利冲突现象,因此,从权利协调与平衡的原则和要求看,公民或组织基于某一档案客体对象所产生的档案利用权利始终都是有限度的,它必然会受到档案开放或公布权、档案秘密权、档案作品著作权等相关权利的制约。因此,设计合理与合法的档案利用权利控制机制就成为我国档案立法的重要内容。

二、现有法律法规对档案利用权利的过度限制

任何权利的构成都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等基本要素,对档案利用权利限度的分析也可从这些角度分别进行。

1、档案利用权利主体上的限制

档案利用权利主体是指有权利用(而不是现在法律文本中表述的“可以利用”)已开放和未开放档案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我国在有关立法中习惯于将权利主体表述为“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对外国人或者组织作特殊处理或者规定。例如《档案法》第二十条就规定了对档案(半现行与非现行文件)利用主体的具体范围为“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而没有将“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纳入到利用主体的范围之内。为了处理这一局限,有关部门出台了《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我国档案试行办法》。一般而言,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经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后只能利用国家档案馆已经开放的档案。从信息公开立法的国际趋势看,信息获取与利用权利主体一般具有无限性特点,习惯于将本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和外国公民与组织均作为等同的权利主体对待。笔者认为,上述趋势虽然可以给我国档案立法提供借鉴,但从理论上还是应区分清楚档案利用权利主体和档案利用主体的界限。档案利用权利主体是指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而档案利用主体除包括我国公民、法人或组织之外,还应包括外国公民或组织。他们与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等档案利用权利主体的本质差异在于:首先,外国公民或组织不能要求我国开放某类档案,而我国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组织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开放某些档案或申请利用某些未开放档案;其次,我国公民或组织可以通过行政援助和司法援助要求有关部门开放某类档案或收回已开放的档案,而外国公民或组织则无权要求。由此可见,在档案立法中理应区分档案利用权利主体和档案利用主体的不同。现阶段我国档案立法文本中对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的档案利用行为仅用“可以利用”来界定则远远不够,法律文本理应明确赋予他们档案利用权利主体的地位,而“可以利用”的表述仅适合于对外国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行为的概括。

2、档案利用权利客体范围上的限制

从我国法律制度关于档案开放利用客体对象范围的界定看,它仅限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是自其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档案法》第二十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需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以及有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保存的档案;《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保存的尚未向档案馆移交的档案,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以及中国公民如需要利用的,须经档案保存单位同意。从上述一系列规定可以看出,《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有两个重要限制:一是始终将档案开放客体对象限制在“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这一范围内,虽原则性提出有关主体也可利用未进馆的档案,但将开放利用决定权交给了档案保管单位;二是虽然规定有关主体可以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但是,由于上述《档案法》第二十条明确授权制订“利用未开放档案办法”的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至今没有出台“有关规定”,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馆藏未开放档案的利用还是一个“无法可依”的领域。①这表明机关档案室收藏的档案和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未开放档案均不在现有档案开放利用法律制度的调控范围之内。因此,档案利用权利客体对象目前仅限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已开放档案。

3、档案利用权利行使目的的限制

档案工作基本原则指出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其言下之意就是所有主体(团体用户或个人用户,甚至包括国外用户)可以因各种需要(公务或私人目的)利用档案。这一理念在《档案法》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档案法》针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上述利用主体均为团体用户)利用开放档案和未开放档案均未明确限制其“利用目的”。但有关规定显然未将公民个人因“个人休闲”、“个人利益”等不属于“各项工作需要”范围的档案利用目的包涵在内。这就意味着公民出于“个人休闲”、“个人利益”等利用目的利用未开放档案的行为不能得到法律保护。

与此相类似,《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这意味着对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贯彻自由使用原则,但自由使用原则并不适用于被动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生产、生活、科研等活动特殊需要”的信息公开申请限制极大地蚕食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信息利用范围。

三、档案利用权利适度扩展及其实现的基本途径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权利要求的提高,档案利用权利也应进行适度扩展。这种权利扩展首先体现在对档案法律政策设计上的要求。

1、设计覆盖文件管理全流程的信息开放政策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指向的客体对象是处于形成、处理或保存等所有阶段的政府信息,某一政府信息只要属于主动或被动公开的范围,不管其运动到什么阶段或收藏与保存在什么地点均应公开。这就意味着保存在机关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机关内部档案部门和国家档案馆等不同地点的政府信息均应执行统一的开放政策。但与此不相容的是,《档案法》对处于国家档案馆保存阶段的档案开放政策则另有具体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又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存在矛盾冲突。从法律位阶和政策效应上来看,《档案法》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相关内容具有否定作用。这就导致了在文件全流程管理中,现行、半现行文件的开放政策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而非现行文件的开放政策适用《档案法》。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作为立法指导思想,而《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和有关规定强调的是以“档案保管和控制”作为立法指导思想,所以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开放度明显高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和有关规定。这就导致了现阶段我国文件与档案开放利用政策中存在着明显的前松后紧现象,即处于现行与半现行阶段的文件开放利用政策相对宽松,而处于非现行期的文件(即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开放利用政策却相对严格,显然,这不符合伴随着时间推移,信息机密性递减而其作用范围应该逐步扩大的一般规律。因此,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律位阶或制订《文件与档案法》(或称为《文件法》)将有利于从文件管理全流程上统一文件与档案的开放政策。公务员之家

2、形成对档案利用权利科学控制的基本机制

正如前文分析的一样,档案利用权利是有限度的,对档案利用权利的限度必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控制。对档案利用权利的科学控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档案合理利用行为进行合法化确认;二是从源头上设计档案开放与公布权行使机制。

对档案合理利用行为进行合法化确认是在对档案利用行为进行合理化程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法律法规对这些合理利用行为进行认可的过程,它影响和决定着档案利用权利本身的内容及其可能实现的广度和深度。由于档案利用过程中不同信息权利之间矛盾冲突的普遍存在(例如档案控制权与获取权的冲突、档案开放权与保密权的冲突等),这就决定了档案利用应是合理和合法的利用,并且合理的档案利用行为也应得到有关法律法规的确认,例如档案利用行为必须遵守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如果仅就档案利用权利本身设计档案利用控制机制那么便是一种片面思维。这是由于档案利用是对已开放档案和未开放档案的利用,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档案开放程度。因此,要建立和完善档案开放审查机制。笔者认为,在档案开放审查机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档案开放审查与决定主体的政策执行意识、能力与水平。从开放档案信息的义务与责任、对档案信息的理解力等方面看,档案开放审查和决定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档案馆,还应包括所有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只要是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依法开放与公布的档案,任何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法人或组织无论出于公务或私人目的均可对其进行利用。

3、制定未开放档案申请利用的科学程序

档案利用权利指向的客体对象既包括对已开放档案的利用,也包括对未开放档案的利用。《档案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需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而且,该条款同时明确,“利用未开放档案的办法,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规定”。但从具体实践看,现阶段我国利用未开放档案的办法始终没有出台,档案利用工作的着力点集中在已开放档案利用上,而相对忽视了未开放档案的利用工作,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公民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针对公众档案信息个性化需要不断增多、公民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要求和进一步提高综合档案馆管理绩效的客观形势,综合档案馆和有关档案机构均应适时启动未开放档案的申请利用。从保障未开放档案申请利用的程序合法要求看,综合档案馆和有关档案机构可以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关于信息申请公开的规定执行。从政策衔接要求看,对处于不同运动阶段的文件信息适用相同的依申请公开程序既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可喜的是,这种针对未开放档案申请利用的有关规定或办法已经在我国一些地方性档案立法中开始出现。2008年修订的《上海市国家综合档案馆档案利用和公布办法》在第八条就详细规定了公民和组织利用档案馆未开放档案的程序办法,这极大地保障了公民和组织的档案利用权利。

4、开发具有保障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文件管理系统

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依赖于数字档案馆或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功能完备。由于电子文件数量不断增长和种类日趋复杂,因此,开发建设功能完备的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就成为文件与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基本保证。从国际范围看,一些国家的数字档案馆或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项目均将保障利用作为其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美国国家档案文件管理局(NARA)建设电子文件档案馆(ERA)系统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保障具有合法权利的政府部门及公众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能利用文件与档案。突出“在线利用”的文件管理系统功能(而不仅是保管或备份功能)设计对推进有关主体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将产生重要的保障作用。

主体开放范文篇4

学术界有专家认为,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对我国有关主体的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了法律确认,档案利用权利已经是一项法定权利。但是,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中不仅看不到有关档案利用权利的明确表述,而且从相关规定中也无法自然推导出档案利用权利就是一种法律权利。《档案法》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在规定档案利用行为时表示有关组织或公民“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或未开放的档案(对后者又做了特别限制性规定)。事实上,“可以利用”通常会出现在两种情况之下:一是公民或组织具有法定的档案利用权利;二是公民或组织可以从档案馆开放档案的行为中获益。虽然上述两者在目标指向上均表现为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过程或结果的实际发生,但它们显然有着明显区别。如果公民或组织是在履行档案利用权利,则其档案利用行为理应受到各种保障或救济,一旦其档案利用权利受到损害就应得到来自行政或司法渠道的救济;如果公民或组织是从档案开放过程中受益,那么自然不会对档案开放主体(主要是指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开放行为提出任何非议。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文本解读上看,它们在涉及公民或组织对开放档案的利用行为时,似乎都有意或无意省略了“权利”一词,而且通篇法律文本也未设计对公民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保障或救济的任何措施。因此,笔者认为,迄今为止在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中档案利用权利并未被确认,它尚未成为一种法律权利,仍然只是一种应有或事实上的权利。

由于不同的权利主体基于同一档案客体对象会因利益目标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权利类型并伴有普遍的信息权利冲突现象,因此,从权利协调与平衡的原则和要求看,公民或组织基于某一档案客体对象所产生的档案利用权利始终都是有限度的,它必然会受到档案开放或公布权、档案秘密权、档案作品著作权等相关权利的制约。因此,设计合理与合法的档案利用权利控制机制就成为我国档案立法的重要内容。

二、现有法律法规对档案利用权利的过度限制

任何权利的构成都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等基本要素,对档案利用权利限度的分析也可从这些角度分别进行。

1、档案利用权利主体上的限制

档案利用权利主体是指有权利用(而不是现在法律文本中表述的“可以利用”)已开放和未开放档案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我国在有关立法中习惯于将权利主体表述为“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对外国人或者组织作特殊处理或者规定。例如《档案法》第二十条就规定了对档案(半现行与非现行文件)利用主体的具体范围为“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而没有将“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纳入到利用主体的范围之内。为了处理这一局限,有关部门出台了《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我国档案试行办法》。一般而言,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经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后只能利用国家档案馆已经开放的档案。从信息公开立法的国际趋势看,信息获取与利用权利主体一般具有无限性特点,习惯于将本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和外国公民与组织均作为等同的权利主体对待。笔者认为,上述趋势虽然可以给我国档案立法提供借鉴,但从理论上还是应区分清楚档案利用权利主体和档案利用主体的界限。档案利用权利主体是指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而档案利用主体除包括我国公民、法人或组织之外,还应包括外国公民或组织。他们与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等档案利用权利主体的本质差异在于:首先,外国公民或组织不能要求我国开放某类档案,而我国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组织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开放某些档案或申请利用某些未开放档案;其次,我国公民或组织可以通过行政援助和司法援助要求有关部门开放某类档案或收回已开放的档案,而外国公民或组织则无权要求。由此可见,在档案立法中理应区分档案利用权利主体和档案利用主体的不同。现阶段我国档案立法文本中对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的档案利用行为仅用“可以利用”来界定则远远不够,法律文本理应明确赋予他们档案利用权利主体的地位,而“可以利用”的表述仅适合于对外国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行为的概括。

2、档案利用权利客体范围上的限制

从我国法律制度关于档案开放利用客体对象范围的界定看,它仅限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是自其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档案法》第二十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需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以及有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保存的档案;《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保存的尚未向档案馆移交的档案,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以及中国公民如需要利用的,须经档案保存单位同意。从上述一系列规定可以看出,《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有两个重要限制:一是始终将档案开放客体对象限制在“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这一范围内,虽原则性提出有关主体也可利用未进馆的档案,但将开放利用决定权交给了档案保管单位;二是虽然规定有关主体可以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但是,由于上述《档案法》第二十条明确授权制订“利用未开放档案办法”的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至今没有出台“有关规定”,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馆藏未开放档案的利用还是一个“无法可依”的领域。①这表明机关档案室收藏的档案和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未开放档案均不在现有档案开放利用法律制度的调控范围之内。因此,档案利用权利客体对象目前仅限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已开放档案。

3、档案利用权利行使目的的限制

档案工作基本原则指出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其言下之意就是所有主体(团体用户或个人用户,甚至包括国外用户)可以因各种需要(公务或私人目的)利用档案。这一理念在《档案法》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档案法》针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上述利用主体均为团体用户)利用开放档案和未开放档案均未明确限制其“利用目的”。但有关规定显然未将公民个人因“个人休闲”、“个人利益”等不属于“各项工作需要”范围的档案利用目的包涵在内。这就意味着公民出于“个人休闲”、“个人利益”等利用目的利用未开放档案的行为不能得到法律保护。

与此相类似,《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这意味着对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贯彻自由使用原则,但自由使用原则并不适用于被动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生产、生活、科研等活动特殊需要”的信息公开申请限制极大地蚕食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信息利用范围。

三、档案利用权利适度扩展及其实现的基本途径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权利要求的提高,档案利用权利也应进行适度扩展。这种权利扩展首先体现在对档案法律政策设计上的要求。

主体开放范文篇5

学术界有专家认为,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对我国有关主体的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了法律确认,档案利用权利已经是一项法定权利。但是,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中不仅看不到有关档案利用权利的明确表述,而且从相关规定中也无法自然推导出档案利用权利就是一种法律权利。《档案法》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在规定档案利用行为时表示有关组织或公民“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或未开放的档案(对后者又做了特别限制性规定)。事实上,“可以利用”通常会出现在两种情况之下:一是公民或组织具有法定的档案利用权利;二是公民或组织可以从档案馆开放档案的行为中获益。虽然上述两者在目标指向上均表现为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过程或结果的实际发生,但它们显然有着明显区别。如果公民或组织是在履行档案利用权利,则其档案利用行为理应受到各种保障或救济,一旦其档案利用权利受到损害就应得到来自行政或司法渠道的救济;如果公民或组织是从档案开放过程中受益,那么自然不会对档案开放主体(主要是指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开放行为提出任何非议。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文本解读上看,它们在涉及公民或组织对开放档案的利用行为时,似乎都有意或无意省略了“权利”一词,而且通篇法律文本也未设计对公民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保障或救济的任何措施。因此,笔者认为,迄今为止在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中档案利用权利并未被确认,它尚未成为一种法律权利,仍然只是一种应有或事实上的权利。

由于不同的权利主体基于同一档案客体对象会因利益目标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权利类型并伴有普遍的信息权利冲突现象,因此,从权利协调与平衡的原则和要求看,公民或组织基于某一档案客体对象所产生的档案利用权利始终都是有限度的,它必然会受到档案开放或公布权、档案秘密权、档案作品著作权等相关权利的制约。因此,设计合理与合法的档案利用权利控制机制就成为我国档案立法的重要内容。

二、现有法律法规对档案利用权利的过度限制

任何权利的构成都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等基本要素,对档案利用权利限度的分析也可从这些角度分别进行。

1、档案利用权利主体上的限制

档案利用权利主体是指有权利用(而不是现在法律文本中表述的“可以利用”)已开放和未开放档案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我国在有关立法中习惯于将权利主体表述为“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对外国人或者组织作特殊处理或者规定。例如《档案法》第二十条就规定了对档案(半现行与非现行文件)利用主体的具体范围为“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而没有将“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纳入到利用主体的范围之内。为了处理这一局限,有关部门出台了《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我国档案试行办法》。一般而言,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经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后只能利用国家档案馆已经开放的档案。从信息公开立法的国际趋势看,信息获取与利用权利主体一般具有无限性特点,习惯于将本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和外国公民与组织均作为等同的权利主体对待。笔者认为,上述趋势虽然可以给我国档案立法提供借鉴,但从理论上还是应区分清楚档案利用权利主体和档案利用主体的界限。档案利用权利主体是指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而档案利用主体除包括我国公民、法人或组织之外,还应包括外国公民或组织。他们与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等档案利用权利主体的本质差异在于:首先,外国公民或组织不能要求我国开放某类档案,而我国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组织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开放某些档案或申请利用某些未开放档案;其次,我国公民或组织可以通过行政援助和司法援助要求有关部门开放某类档案或收回已开放的档案,而外国公民或组织则无权要求。由此可见,在档案立法中理应区分档案利用权利主体和档案利用主体的不同。现阶段我国档案立法文本中对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的档案利用行为仅用“可以利用”来界定则远远不够,法律文本理应明确赋予他们档案利用权利主体的地位,而“可以利用”的表述仅适合于对外国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行为的概括。

2、档案利用权利客体范围上的限制

从我国法律制度关于档案开放利用客体对象范围的界定看,它仅限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是自其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档案法》第二十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需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以及有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保存的档案;《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保存的尚未向档案馆移交的档案,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以及中国公民如需要利用的,须经档案保存单位同意。从上述一系列规定可以看出,《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有两个重要限制:一是始终将档案开放客体对象限制在“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这一范围内,虽原则性提出有关主体也可利用未进馆的档案,但将开放利用决定权交给了档案保管单位;二是虽然规定有关主体可以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但是,由于上述《档案法》第二十条明确授权制订“利用未开放档案办法”的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至今没有出台“有关规定”,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馆藏未开放档案的利用还是一个“无法可依”的领域。①这表明机关档案室收藏的档案和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未开放档案均不在现有档案开放利用法律制度的调控范围之内。因此,档案利用权利客体对象目前仅限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已开放档案。

3、档案利用权利行使目的的限制

档案工作基本原则指出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其言下之意就是所有主体(团体用户或个人用户,甚至包括国外用户)可以因各种需要(公务或私人目的)利用档案。这一理念在《档案法》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档案法》针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上述利用主体均为团体用户)利用开放档案和未开放档案均未明确限制其“利用目的”。但有关规定显然未将公民个人因“个人休闲”、“个人利益”等不属于“各项工作需要”范围的档案利用目的包涵在内。这就意味着公民出于“个人休闲”、“个人利益”等利用目的利用未开放档案的行为不能得到法律保护。

与此相类似,《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这意味着对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贯彻自由使用原则,但自由使用原则并不适用于被动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生产、生活、科研等活动特殊需要”的信息公开申请限制极大地蚕食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信息利用范围。

三、档案利用权利适度扩展及其实现的基本途径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权利要求的提高,档案利用权利也应进行适度扩展。这种权利扩展首先体现在对档案法律政策设计上的要求。

1、设计覆盖文件管理全流程的信息开放政策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指向的客体对象是处于形成、处理或保存等所有阶段的政府信息,某一政府信息只要属于主动或被动公开的范围,不管其运动到什么阶段或收藏与保存在什么地点均应公开。这就意味着保存在机关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机关内部档案部门和国家档案馆等不同地点的政府信息均应执行统一的开放政策。但与此不相容的是,《档案法》对处于国家档案馆保存阶段的档案开放政策则另有具体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又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存在矛盾冲突。从法律位阶和政策效应上来看,《档案法》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相关内容具有否定作用。这就导致了在文件全流程管理中,现行、半现行文件的开放政策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而非现行文件的开放政策适用《档案法》。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作为立法指导思想,而《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和有关规定强调的是以“档案保管和控制”作为立法指导思想,所以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开放度明显高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和有关规定。这就导致了现阶段我国文件与档案开放利用政策中存在着明显的前松后紧现象,即处于现行与半现行阶段的文件开放利用政策相对宽松,而处于非现行期的文件(即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开放利用政策却相对严格,显然,这不符合伴随着时间推移,信息机密性递减而其作用范围应该逐步扩大的一般规律。因此,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律位阶或制订《文件与档案法》(或称为《文件法》)将有利于从文件管理全流程上统一文件与档案的开放政策。

2、形成对档案利用权利科学控制的基本机制

正如前文分析的一样,档案利用权利是有限度的,对档案利用权利的限度必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控制。对档案利用权利的科学控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档案合理利用行为进行合法化确认;二是从源头上设计档案开放与公布权行使机制。

对档案合理利用行为进行合法化确认是在对档案利用行为进行合理化程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法律法规对这些合理利用行为进行认可的过程,它影响和决定着档案利用权利本身的内容及其可能实现的广度和深度。由于档案利用过程中不同信息权利之间矛盾冲突的普遍存在(例如档案控制权与获取权的冲突、档案开放权与保密权的冲突等),这就决定了档案利用应是合理和合法的利用,并且合理的档案利用行为也应得到有关法律法规的确认,例如档案利用行为必须遵守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如果仅就档案利用权利本身设计档案利用控制机制那么便是一种片面思维。这是由于档案利用是对已开放档案和未开放档案的利用,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档案开放程度。因此,要建立和完善档案开放审查机制。笔者认为,在档案开放审查机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档案开放审查与决定主体的政策执行意识、能力与水平。从开放档案信息的义务与责任、对档案信息的理解力等方面看,档案开放审查和决定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档案馆,还应包括所有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只要是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依法开放与公布的档案,任何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法人或组织无论出于公务或私人目的均可对其进行利用。公务员之家

3、制定未开放档案申请利用的科学程序

档案利用权利指向的客体对象既包括对已开放档案的利用,也包括对未开放档案的利用。《档案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需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而且,该条款同时明确,“利用未开放档案的办法,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规定”。但从具体实践看,现阶段我国利用未开放档案的办法始终没有出台,档案利用工作的着力点集中在已开放档案利用上,而相对忽视了未开放档案的利用工作,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公民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针对公众档案信息个性化需要不断增多、公民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要求和进一步提高综合档案馆管理绩效的客观形势,综合档案馆和有关档案机构均应适时启动未开放档案的申请利用。从保障未开放档案申请利用的程序合法要求看,综合档案馆和有关档案机构可以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关于信息申请公开的规定执行。从政策衔接要求看,对处于不同运动阶段的文件信息适用相同的依申请公开程序既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可喜的是,这种针对未开放档案申请利用的有关规定或办法已经在我国一些地方性档案立法中开始出现。2008年修订的《上海市国家综合档案馆档案利用和公布办法》在第八条就详细规定了公民和组织利用档案馆未开放档案的程序办法,这极大地保障了公民和组织的档案利用权利。

4、开发具有保障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文件管理系统

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依赖于数字档案馆或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功能完备。由于电子文件数量不断增长和种类日趋复杂,因此,开发建设功能完备的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就成为文件与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基本保证。从国际范围看,一些国家的数字档案馆或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项目均将保障利用作为其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美国国家档案文件管理局(NARA)建设电子文件档案馆(ERA)系统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保障具有合法权利的政府部门及公众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能利用文件与档案。突出“在线利用”的文件管理系统功能(而不仅是保管或备份功能)设计对推进有关主体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将产生重要的保障作用。

主体开放范文篇6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实验教学；开放式；原则；策略

中图分类号：G718.5；G424.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01）07-0043-03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高职实验教学将产生深远影响和提出新的要求、因此，这种教学应大力改革，推陈出新，用开放式实验培养和造就新时代的高职人才。

一、高职开放式实验与传统实验的区别

1．教学主体不同

在传统实验教学中，实验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主体，而学生则被动地接受知识和技能。这种教学多采用注入式，其实验课题的选择，实验步骤的制定和仪器设备的组织准备等概由实验教师进行。实验时学生只需按规定的步骤机械地操作即可。开放式实验教学则把学生推到实验的主体位置。在实验教学过程中，由学生亲自选定实验课题，选择仪器设备，制定实验步骤，处理和分析实验结果、实验数据。实验教师只在提供实验资料、解答实验问题等方面为学生提供服务。

2．教材不同

传统实验教材因受传统观念制约和出版周期的限制，其内容往往滞后于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产生。同时，这些教材把实验原理、步骤，甚至某些实验现象都写得一清二楚，使学生失去了想象和思维的空间。高职开放式实验教材则不同，其内容大多是现代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并具有编写简明扼要的特点。这种教材只向学生提出实验任务和要求，而对实验原理、步骤等都不作交待，让学生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有较大的思维空间和活动空间。

3．教学内容不同

传统实验教材的滞后性导致实验教学内容也出现滞后现象。同时，传统实验教学内容还具有理论验证性和内容单一性的特征。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内容综合现代高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不但与现代企业应用的科学技术同步，还保持适当的超前性。同时，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内容综合性较强。它既综合单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又融进相关学科内容，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4．教学方法不同

传统实验教学具有一定的模仿性。实验前，实验教师一般要进行详细讲解，甚至操作示范。实验中，学生不需主动思维和创新，只需按实验教材“依样画葫芦”。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力戒刻板，它给学生提供较大的创新思维的自由空间。在这种实验教学过程中，学生自选实验课，自己选择和组合仪器设备，自己确定实验方法和步骤。总之，作为实验教学主体的学生，可以充分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5．教学目的不同

高职教育不像普通高等教育那样培养设计型和研究型人才，它所培养的是高新技术应用型人才。对这种人才的要求是：不仅必须具有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能力，而且还必须具有进行技术与设备更新改造所需要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在掌握有关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获得较高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他们将来投身知识经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原则

1．质量第一原则

高职实行开放式实验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因此，高职院校实行开放式实验应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要坚持这个原则，就要把质量意识和质量控制措施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整个实验教学过程，使实验教学虽实行开放式，但不会出现放任自流现象。与此同时，要制定实验教学质量考核标准，建立实验教学质量监控系统，严格进行实验教学的质量监控。

2．资源优化原则

由于高职教育起步较晚，实验教学资源匮乏，因此必须十分重视高职实验教学资源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在高职院校实行开放式实验时，必须坚持实验教学资源优化原则，将实验教学的智力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开放和利用，并努力使它们产生共振效应。

3．开放式管理原则

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摆脱了传统封闭式实验教学时空观念的束缚，坚持时空开放原则。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虽作出具体的实验日程安排，但这种安排不僵化，有一定的弹性。让学生既可在实验课内完成实验任务，也可在实验课外利用实验室开放时间完成实验任务，还可在高职院校所安排的实验自习课内完成实验任务。为此，高职的实验室必须实行开放式管理，让这些实验室在课余时间，尤其是双休日对学生开放。学生可遵照实验室的管理规定，在这些实验室里自由地进行实验和研究。

三、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必须妥善处理的几个关系

1．主导与主体的关系

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学生始终处于主体位置，而实验教师则处于为实验教学服务的主导位置。主体是实验教学的中心，主导必须围绕这个中心做好工作。作为实验教学主体的学生，必须在继承传统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重点进行知识和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作为主导的实验教师，必须在其搞好实验教学的引导工作的同时，加强自身知识和技能的扩展和更新，达到知识丰富，技术熟练和教学方法科学而实用的要求。除此之外，实验教师还必须全面了解和掌握学生实验的整体情况，并对学生实验过程质量和实验结果质量作出及时、客观和公正的考核评价。

2．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知识技术的继承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不在继承已有知识技术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盲目的徒劳的创新。因此，高职开放式实验必须把继承已有知识技术作为创新的前提。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必须安排必要的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具有实验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高职开放式实验还必须特别注重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为只有创新，才能把继承的知识技术进行升华，学生将来才能在日新月异、竞争激烈的高科技时代站住脚，才能谈得上自身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总之，高职开放式实验应将知识技术的继承和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两者优化组合，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

3．开放与约束的关系

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开放是主旋律。但开放不等于放任。必须有一定的规则对教学进行约束，即制定和实验有关的制度，规范实验教学行为，加强实验教学管理，使开放式实验教学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不但不废除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而且还让学生亲自阅读仪器设备使用的有关资料，迫使学生安全、正确地使用仪器设备。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虽然对实验教学过程采用开放式，但对其教学质量却采用约束机制，即建立实验质量考核标准及质量监控体系，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和保证实验教学质量。

四、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的策略

1．施加合力的策略

要冲破传统实验教学观念的樊篱，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必须对传统实验教学的大惯性施加大外力。这种外力除高职院校的校外因素外，主要由内部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的合力而产生。这种合力的分力来自很多方面。其中领导重视是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关键，只有领导重视，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才能得到人、财、物的保证。专家和学者是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对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认同和支持，在人们对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表示认同和支持方面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学生是推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主体，没有主体的支持和配合，这种实验教学便会成为空中楼阁。实验教师是推行高职实验教学的主力军，只有在教师的不断努力下，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才能顺利推行，才能达到个断完善和不断发展的要求。当然，这些分力的方向应当一致。由物理学的力学知识可知，各种分力同一方向则合力最大。因此，高职院校内各部门和所有人员在对待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问题上必须同心同德，力往同一方向使。否则将给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带来很大阻力和增添无穷的烦恼。

2．分步推进的策略

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宜采用分步推进的策略。所谓分步推进，即在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时，先由一个点推进到一条线，再由一条线推进到一个面。所谓点，就是高职院校把这选定的一个实验室作为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试点。所谓线，就是高职院校内各专业所建立的开放式实验教学试点的集合。所谓面，就是由上述线扩展延伸而形成的高职院校全面实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教学局面。在应用分步推进策略时，首先要认真抓好试点工作，在点上取得经验，然后把点上的经验推广到日后所建的线上。接着要认真做好线上的工作，在线上进一步取得经验，再把线上的经验应用到面上。在面上还要不断地探索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经验和规律，不断改进面上的工作，使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真正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主体开放范文篇7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实验教学；开放式；原则；策略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高职实验教学将产生深远影响和提出新的要求、因此，这种教学应大力改革，推陈出新，用开放式实验培养和造就新时代的高职人才。

一、高职开放式实验与传统实验的区别

1．教学主体不同

在传统实验教学中，实验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主体，而学生则被动地接受知识和技能。这种教学多采用注入式，其实验课题的选择，实验步骤的制定和仪器设备的组织准备等概由实验教师进行。实验时学生只需按规定的步骤机械地操作即可。开放式实验教学则把学生推到实验的主体位置。在实验教学过程中，由学生亲自选定实验课题，选择仪器设备，制定实验步骤，处理和分析实验结果、实验数据。实验教师只在提供实验资料、解答实验问题等方面为学生提供服务。

2．教材不同

传统实验教材因受传统观念制约和出版周期的限制，其内容往往滞后于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产生。同时，这些教材把实验原理、步骤，甚至某些实验现象都写得一清二楚，使学生失去了想象和思维的空间。高职开放式实验教材则不同，其内容大多是现代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并具有编写简明扼要的特点。这种教材只向学生提出实验任务和要求，而对实验原理、步骤等都不作交待，让学生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有较大的思维空间和活动空间。

3．教学内容不同

传统实验教材的滞后性导致实验教学内容也出现滞后现象。同时，传统实验教学内容还具有理论验证性和内容单一性的特征。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内容综合现代高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不但与现代企业应用的科学技术同步，还保持适当的超前性。同时，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内容综合性较强。它既综合单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又融进相关学科内容，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4．教学方法不同

传统实验教学具有一定的模仿性。实验前，实验教师一般要进行详细讲解，甚至操作示范。实验中，学生不需主动思维和创新，只需按实验教材“依样画葫芦”。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力戒刻板，它给学生提供较大的创新思维的自由空间。在这种实验教学过程中，学生自选实验课，自己选择和组合仪器设备，自己确定实验方法和步骤。总之，作为实验教学主体的学生，可以充分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5．教学目的不同

高职教育不像普通高等教育那样培养设计型和研究型人才，它所培养的是高新技术应用型人才。对这种人才的要求是：不仅必须具有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能力，而且还必须具有进行技术与设备更新改造所需要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在掌握有关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获得较高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他们将来投身知识经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原则

1．质量第一原则

高职实行开放式实验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因此，高职院校实行开放式实验应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要坚持这个原则，就要把质量意识和质量控制措施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整个实验教学过程，使实验教学虽实行开放式，但不会出现放任自流现象。与此同时，要制定实验教学质量考核标准，建立实验教学质量监控系统，严格进行实验教学的质量监控。

2．资源优化原则

由于高职教育起步较晚，实验教学资源匮乏，因此必须十分重视高职实验教学资源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在高职院校实行开放式实验时，必须坚持实验教学资源优化原则，将实验教学的智力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开放和利用，并努力使它们产生共振效应。

3．开放式管理原则

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摆脱了传统封闭式实验教学时空观念的束缚，坚持时空开放原则。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虽作出具体的实验日程安排，但这种安排不僵化，有一定的弹性。让学生既可在实验课内完成实验任务，也可在实验课外利用实验室开放时间完成实验任务，还可在高职院校所安排的实验自习课内完成实验任务。为此，高职的实验室必须实行开放式管理，让这些实验室在课余时间，尤其是双休日对学生开放。学生可遵照实验室的管理规定，在这些实验室里自由地进行实验和研究。

三、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必须妥善处理的几个关系

1．主导与主体的关系

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学生始终处于主体位置，而实验教师则处于为实验教学服务的主导位置。主体是实验教学的中心，主导必须围绕这个中心做好工作。作为实验教学主体的学生，必须在继承传统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重点进行知识和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作为主导的实验教师，必须在其搞好实验教学的引导工作的同时，加强自身知识和技能的扩展和更新，达到知识丰富，技术熟练和教学方法科学而实用的要求。除此之外，实验教师还必须全面了解和掌握学生实验的整体情况，并对学生实验过程质量和实验结果质量作出及时、客观和公正的考核评价。

2．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知识技术的继承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不在继承已有知识技术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盲目的徒劳的创新。因此，高职开放式实验必须把继承已有知识技术作为创新的前提。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必须安排必要的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具有实验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高职开放式实验还必须特别注重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为只有创新，才能把继承的知识技术进行升华，学生将来才能在日新月异、竞争激烈的高科技时代站住脚，才能谈得上自身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总之，高职开放式实验应将知识技术的继承和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两者优化组合，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

3．开放与约束的关系

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开放是主旋律。但开放不等于放任。必须有一定的规则对教学进行约束，即制定和实验有关的制度，规范实验教学行为，加强实验教学管理，使开放式实验教学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不但不废除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而且还让学生亲自阅读仪器设备使用的有关资料，迫使学生安全、正确地使用仪器设备。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虽然对实验教学过程采用开放式，但对其教学质量却采用约束机制，即建立实验质量考核标准及质量监控体系，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和保证实验教学质量。

四、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的策略

1．施加合力的策略

要冲破传统实验教学观念的樊篱，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必须对传统实验教学的大惯性施加大外力。这种外力除高职院校的校外因素外，主要由内部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的合力而产生。这种合力的分力来自很多方面。其中领导重视是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关键，只有领导重视，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才能得到人、财、物的保证。专家和学者是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对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认同和支持，在人们对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表示认同和支持方面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学生是推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主体，没有主体的支持和配合，这种实验教学便会成为空中楼阁。实验教师是推行高职实验教学的主力军，只有在教师的不断努力下，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才能顺利推行，才能达到个断完善和不断发展的要求。当然，这些分力的方向应当一致。由物理学的力学知识可知，各种分力同一方向则合力最大。因此，高职院校内各部门和所有人员在对待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问题上必须同心同德，力往同一方向使。否则将给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带来很大阻力和增添无穷的烦恼。

2．分步推进的策略

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宜采用分步推进的策略。所谓分步推进，即在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时，先由一个点推进到一条线，再由一条线推进到一个面。所谓点，就是高职院校把这选定的一个实验室作为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试点。所谓线，就是高职院校内各专业所建立的开放式实验教学试点的集合。所谓面，就是由上述线扩展延伸而形成的高职院校全面实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教学局面。在应用分步推进策略时，首先要认真抓好试点工作，在点上取得经验，然后把点上的经验推广到日后所建的线上。接着要认真做好线上的工作，在线上进一步取得经验，再把线上的经验应用到面上。在面上还要不断地探索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经验和规律，不断改进面上的工作，使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真正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主体开放范文篇8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实验教学；开放式；原则；策略

中图分类号摘要：G718.5；G424.31文献标识码摘要：A文章编号摘要：1008-3219（2001）07-0043-03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高职实验教学将产生深远影响和提出新的要求、因此，这种教学应大力改革，推陈出新，用开放式实验培养和造就新时代的高职人才。

一、高职开放式实验和传统实验的区别

1．教学主体不同

在传统实验教学中，实验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主体，而学生则被动地接受知识和技能。这种教学多采用注入式，其实验课题的选择，实验步骤的制定和仪器设备的组织预备等概由实验教师进行。实验时学生只需按规定的步骤机械地操作即可。开放式实验教学则把学生推到实验的主体位置。在实验教学过程中，由学生亲自选定实验课题，选择仪器设备，制定实验步骤，处理和分析实验结果、实验数据。实验教师只在提供实验资料、解答实验新问题等方面为学生提供服务。

2．教材不同

传统实验教材因受传统观念制约和出版周期的限制，其内容往往滞后于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产生。同时，这些教材把实验原理、步骤，甚至某些实验现象都写得一清二楚，使学生失去了想象和思维的空间。高职开放式实验教材则不同，其内容大多是现代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并具有编写简明扼要的特征。这种教材只向学生提出实验任务和要求，而对实验原理、步骤等都不作交待，让学生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有较大的思维空间和活动空间。

3．教学内容不同

传统实验教材的滞后性导致实验教学内容也出现滞后现象。同时，传统实验教学内容还具有理论验证性和内容单一性的特征。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内容综合现代高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不但和现代企业应用的科学技术同步，还保持适当的超前性。同时，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内容综合性较强。它既综合单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又融进相关学科内容，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4．教学方法不同

传统实验教学具有一定的模拟性。实验前，实验教师一般要进行具体讲解，甚至操作示范。实验中，学生不需主动思维和创新，只需按实验教材“依样画葫芦”。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力戒刻板，它给学生提供较大的创新思维的自由空间。在这种实验教学过程中，学生自选实验课，自己选择和组合仪器设备，自己确定实验方法和步骤。总之，作为实验教学主体的学生，可以充分运用自己所把握的知识和技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5．教学目的不同

高职教育不像普通高等教育那样培养设计型和探究型人才，它所培养的是高新技术应用型人才。对这种人才的要求是摘要：不仅必须具有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能力，而且还必须具有进行技术和设备更新改造所需要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在把握有关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获得较高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他们将来投身知识经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原则

1．质量第一原则

高职实行开放式实验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因此，高职院校实行开放式实验应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要坚持这个原则，就要把质量意识和质量控制办法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整个实验教学过程，使实验教学虽实行开放式，但不会出现放任自流现象。和此同时，要制定实验教学质量考核标准，建立实验教学质量监控系统，严格进行实验教学的质量监控。

2．资源优化原则

由于高职教育起步较晚，实验教学资源匮乏，因此必须十分重视高职实验教学资源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在高职院校实行开放式实验时，必须坚持实验教学资源优化原则，将实验教学的智力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开放和利用，并努力使它们产生共振效应。

3．开放式管理原则

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摆脱了传统封闭式实验教学时空观念的束缚，坚持时空开放原则。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虽作出具体的实验日程布置，但这种布置不僵化，有一定的弹性。让学生既可在实验课内完成实验任务，也可在实验课外利用实验室开放时间完成实验任务，还可在高职院校所布置的实验自习课内完成实验任务。为此，高职的实验室必须实行开放式管理，让这些实验室在课余时间，尤其是双休日对学生开放。学生可遵照实验室的管理规定，在这些实验室里自由地进行实验和探究。

三、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必须妥善处理的几个关系

1．主导和主体的关系

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学生始终处于主体位置，而实验教师则处于为实验教学服务的主导位置。主体是实验教学的中心，主导必须围绕这个中心做好工作。作为实验教学主体的学生，必须在继续传统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重点进行知识和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作为主导的实验教师，必须在其搞好实验教学的引导工作的同时，加强自身知识和技能的扩展和更新，达到知识丰富，技术熟练和教学方法科学而实用的要求。除此之外，实验教师还必须全面了解和把握学生实验的整体情况，并对学生实验过程质量和实验结果质量作出及时、客观和公正的考核评价。

2．继续和创新的关系

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知识技术的继续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不在继续已有知识技术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盲目的徒劳的创新。因此，高职开放式实验必须把继续已有知识技术作为创新的前提。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必须布置必要的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和练习，使学生具有实验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高职开放式实验还必须非凡注重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为只有创新，才能把继续的知识技术进行升华，学生将来才能在日新月异、竞争激烈的高科技时代站住脚，才能谈得上自身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总之，高职开放式实验应将知识技术的继续和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两者优化组合，相辅相成，共同发挥功能。

3．开放和约束的关系

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开放是主旋律。但开放不等于放任。必须有一定的规则对教学进行约束，即制定和实验有关的制度，规范实验教学行为，加强实验教学管理，使开放式实验教学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不但不废除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而且还让学生亲自阅读仪器设备使用的有关资料，迫使学生平安、正确地使用仪器设备。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虽然对实验教学过程采用开放式，但对其教学质量却采用约束机制，即建立实验质量考核标准及质量监控体系，并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控制和保证实验教学质量。

四、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的策略

1．施加合力的策略

要冲破传统实验教学观念的樊篱，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必须对传统实验教学的大惯性施加大外力。这种外力除高职院校的校外因素外，主要由内部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的合力而产生。这种合力的分力来自很多方面。其中领导重视是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关键，只有领导重视，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才能得到人、财、物的保证。专家和学者是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对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认同和支持，在人们对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表示认同和支持方面能起到很好的示范功能。学生是推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主体，没有主体的支持和配合，这种实验教学便会成为空中楼阁。实验教师是推行高职实验教学的主力军，只有在教师的不断努力下，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才能顺利推行，才能达到个断完善和不断发展的要求。当然，这些分力的方向应当一致。由物理学的力学知识可知，各种分力同一方向则合力最大。因此，高职院校内各部门和所有人员在对待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新问题上必须同心同德，力往同一方向使。否则将给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带来很大阻力和增添无穷的烦恼。

2．分步推进的策略

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宜采用分步推进的策略。所谓分步推进，即在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时，先由一个点推进到一条线，再由一条线推进到一个面。所谓点，就是高职院校把这选定的一个实验室作为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试点。所谓线，就是高职院校内各专业所建立的开放式实验教学试点的集合。所谓面，就是由上述线扩展延伸而形成的高职院校全面实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教学局面。在应用分步推进策略时，首先要认真抓好试点工作，在点上取得经验，然后把点上的经验推广到日后所建的线上。接着要认真做好线上的工作，在线上进一步取得经验，再把线上的经验应用到面上。在面上还要不断地探索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经验和规律，不断改进面上的工作，使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真正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主体开放范文篇9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实验教学；开放式；原则；策略

中图分类号：G718.5；G424.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01）07-0043-03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高职实验教学将产生深远影响和提出新的要求、因此，这种教学应大力改革，推陈出新，用开放式实验培养和造就新时代的高职人才。

一、高职开放式实验与传统实验的区别

1．教学主体不同

在传统实验教学中，实验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主体，而学生则被动地接受知识和技能。这种教学多采用注入式，其实验课题的选择，实验步骤的制定和仪器设备的组织准备等概由实验教师进行。实验时学生只需按规定的步骤机械地操作即可。开放式实验教学则把学生推到实验的主体位置。在实验教学过程中，由学生亲自选定实验课题，选择仪器设备，制定实验步骤，处理和分析实验结果、实验数据。实验教师只在提供实验资料、解答实验问题等方面为学生提供服务。

2．教材不同

传统实验教材因受传统观念制约和出版周期的限制，其内容往往滞后于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产生。同时，这些教材把实验原理、步骤，甚至某些实验现象都写得一清二楚，使学生失去了想象和思维的空间。高职开放式实验教材则不同，其内容大多是现代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并具有编写简明扼要的特点。这种教材只向学生提出实验任务和要求，而对实验原理、步骤等都不作交待，让学生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有较大的思维空间和活动空间。

3．教学内容不同

传统实验教材的滞后性导致实验教学内容也出现滞后现象。同时，传统实验教学内容还具有理论验证性和内容单一性的特征。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内容综合现代高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不但与现代企业应用的科学技术同步，还保持适当的超前性。同时，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内容综合性较强。它既综合单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又融进相关学科内容，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4．教学方法不同

传统实验教学具有一定的模仿性。实验前，实验教师一般要进行详细讲解，甚至操作示范。实验中，学生不需主动思维和创新，只需按实验教材“依样画葫芦”。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力戒刻板，它给学生提供较大的创新思维的自由空间。在这种实验教学过程中，学生自选实验课，自己选择和组合仪器设备，自己确定实验方法和步骤。总之，作为实验教学主体的学生，可以充分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5．教学目的不同

高职教育不像普通高等教育那样培养设计型和研究型人才，它所培养的是高新技术应用型人才。对这种人才的要求是：不仅必须具有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能力，而且还必须具有进行技术与设备更新改造所需要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在掌握有关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获得较高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他们将来投身知识经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原则

1．质量第一原则

高职实行开放式实验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因此，高职院校实行开放式实验应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要坚持这个原则，就要把质量意识和质量控制措施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整个实验教学过程，使实验教学虽实行开放式，但不会出现放任自流现象。与此同时，要制定实验教学质量考核标准，建立实验教学质量监控系统，严格进行实验教学的质量监控。

2．资源优化原则

由于高职教育起步较晚，实验教学资源匮乏，因此必须十分重视高职实验教学资源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在高职院校实行开放式实验时，必须坚持实验教学资源优化原则，将实验教学的智力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开放和利用，并努力使它们产生共振效应。

3．开放式管理原则

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摆脱了传统封闭式实验教学时空观念的束缚，坚持时空开放原则。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虽作出具体的实验日程安排，但这种安排不僵化，有一定的弹性。让学生既可在实验课内完成实验任务，也可在实验课外利用实验室开放时间完成实验任务，还可在高职院校所安排的实验自习课内完成实验任务。为此，高职的实验室必须实行开放式管理，让这些实验室在课余时间，尤其是双休日对学生开放。学生可遵照实验室的管理规定，在这些实验室里自由地进行实验和研究。

三、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必须妥善处理的几个关系

1．主导与主体的关系

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学生始终处于主体位置，而实验教师则处于为实验教学服务的主导位置。主体是实验教学的中心，主导必须围绕这个中心做好工作。作为实验教学主体的学生，必须在继承传统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重点进行知识和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作为主导的实验教师，必须在其搞好实验教学的引导工作的同时，加强自身知识和技能的扩展和更新，达到知识丰富，技术熟练和教学方法科学而实用的要求。除此之外，实验教师还必须全面了解和掌握学生实验的整体情况，并对学生实验过程质量和实验结果质量作出及时、客观和公正的考核评价。

2．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知识技术的继承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不在继承已有知识技术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盲目的徒劳的创新。因此，高职开放式实验必须把继承已有知识技术作为创新的前提。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必须安排必要的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具有实验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高职开放式实验还必须特别注重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为只有创新，才能把继承的知识技术进行升华，学生将来才能在日新月异、竞争激烈的高科技时代站住脚，才能谈得上自身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总之，高职开放式实验应将知识技术的继承和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两者优化组合，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

3．开放与约束的关系

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开放是主旋律。但开放不等于放任。必须有一定的规则对教学进行约束，即制定和实验有关的制度，规范实验教学行为，加强实验教学管理，使开放式实验教学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不但不废除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而且还让学生亲自阅读仪器设备使用的有关资料，迫使学生安全、正确地使用仪器设备。在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中，虽然对实验教学过程采用开放式，但对其教学质量却采用约束机制，即建立实验质量考核标准及质量监控体系，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和保证实验教学质量。

四、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的策略

1．施加合力的策略

要冲破传统实验教学观念的樊篱，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必须对传统实验教学的大惯性施加大外力。这种外力除高职院校的校外因素外，主要由内部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的合力而产生。这种合力的分力来自很多方面。其中领导重视是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关键，只有领导重视，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才能得到人、财、物的保证。专家和学者是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对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认同和支持，在人们对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表示认同和支持方面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学生是推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主体，没有主体的支持和配合，这种实验教学便会成为空中楼阁。实验教师是推行高职实验教学的主力军，只有在教师的不断努力下，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才能顺利推行，才能达到个断完善和不断发展的要求。当然，这些分力的方向应当一致。由物理学的力学知识可知，各种分力同一方向则合力最大。因此，高职院校内各部门和所有人员在对待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问题上必须同心同德，力往同一方向使。否则将给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带来很大阻力和增添无穷的烦恼。

2．分步推进的策略

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宜采用分步推进的策略。所谓分步推进，即在推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时，先由一个点推进到一条线，再由一条线推进到一个面。所谓点，就是高职院校把这选定的一个实验室作为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试点。所谓线，就是高职院校内各专业所建立的开放式实验教学试点的集合。所谓面，就是由上述线扩展延伸而形成的高职院校全面实行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教学局面。在应用分步推进策略时，首先要认真抓好试点工作，在点上取得经验，然后把点上的经验推广到日后所建的线上。接着要认真做好线上的工作，在线上进一步取得经验，再把线上的经验应用到面上。在面上还要不断地探索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的经验和规律，不断改进面上的工作，使高职开放式实验教学真正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主体开放范文篇10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开放式创新的内涵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例如Christensen等在对电子产品创新过程的研究中发现，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企业所具有的创新能力水平与开放式创新模式的选择相关;由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互动成为许多创新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有学者将参与创新的主体扩大到顾客，例如PillerF等提出，Schumpeter认为由企业将创新成果带入市场的创新模式已经开始遭受质疑，由于创新过程中有多个主体参与，形成了创新的网络和互动，现今创新过程已经成为创新组织与外部创新主体建立创新网络的过程。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例如陈钰芬提出开放式创新过程中出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平台创新的动态演化过程;也有学者将开放式创新理论归类为:思想流派，内容、情景和过程，主体或过程。但国内对顾客参与开放式创新价值生成过程方面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多是从开放式创新对顾客信息存在依赖的角度，从强调顾客信息是增进开放式创新的要素的角度展开研究，从企业与顾客深入互动的角度细化开放式创新价值生成过程的研究较少。同时，由于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作为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是目前创新行为最活跃的领域，以顾客嵌入式角度对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的开放式创新的框架进行研究，这对消费类电子信息产业探索创新方向、加速创新过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2顾客嵌入式电子信息产品创意产生的动态过程

近年，消费类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越来越趋于创新导向与消费者体验导向，越来越多的大企业逐渐走向开放式创新模式。顾客嵌入式开放式创新是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创新过程中不断吸纳创新资源、创新成果从而实现新产品替代的过程，它区别于狭隘的封闭式创新对创新过程所需资源流动的阻碍，成为实现技术跨越的有效方式。

2.1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的内涵

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开放式创新道路选择的深刻原因源自其快速创新的更替过程。由于电子产品创新遵循摩尔定律，随着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更新换代日益加速，移动终端、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逐渐平民化，为扩大市场份额，企业的创新行为越来越致力于缩减产品从研发到消费者体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乐于取悦于最终消费者，将最终消费者的满意度视为最终取向，因而在创新方式上日益体现出基于用户导向的创新模式。而在多研发主体参与的开放式创新过程中，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是顾客与企业创新过程的高度参与，大部分产品的创意的雏形来自顾客对现有产品提出的改进意见，其中包含对技术的创新期望以及对产品的改进期望。在该过程中，顾客不再是创意的最终消费者，而是创新产品的研制者，顾客从产品诞生之初就作为创意的提出者参与到技术与产品创新的过程中，从纯粹的消费者转变为合作研制者;在技术与产品诞生之后，顾客又作为消费者将个人体验信息提供给企业用于改进研发，这有力避免了来源于企业内部的头脑风暴会议或者成熟的研发活动造成的技术、产品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脱离。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使企业充分了解客户和市场的需求，引导了企业创新的方向，明确了企业创新的目标，有效缩短了市场对产品的接受时间，排挤竞争对手，从而达到迅速占领市场、提高企业影响力的目的。

2.2顾客与企业之间的嵌入－协同关系

在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过程中，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般的互动关系，顾客也不再仅仅是企业最终产品的使用者，顾客参与到企业技术创新的全过程，为企业的创新方向、创新资源选择、技术差距、产品改进提供意见。在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过程中，企业及其联合企业外部的创新主体是研发的主体，各个研发主体为满足市场多样化而进行合作研究或建立新企业。其中，扮演“中心控制者”的企业不断联合企业外部掌握创新资源的主体，促使创新资源流动以满足顾客的需求。而顾客虽然仍是创新产品的最终消费者，但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其更多地参与到技术创新的每一环节，顾客对技术及产品的评价是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来源。在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背景下，仅仅依靠企业或企业的联合已经难以满足复杂的市场需要，顾客与企业之间密切的信息交流过程使顾客深深地嵌入到企业研发过程中，消费者成为与企业共同实现商业目标的重要外部资源，顾客、企业、企业外部主体所提供的创意、信息以及创新资源的协同才是实现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的关键。

3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的价值生成过程

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注重消费者体验的价值，无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还是在技术商业化过程中，顾客牢牢地嵌入到从企业技术资源选择到最终商业化过程的全过程，顾客嵌入式创新过程为企业最终实现创新产品的市场价值提供了保证。

3.1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的实现过程

创新作为一种复杂的过程是从新思想和新概念开始，由于创新的最终指向是面对消费者，由此，顾客嵌入式创新强调顾客在使用与体验过程中发现问题，从而提出解决的期望。从顾客的需求所提出的创新想法往往能为产品带来更快速的改进，从而实现产品创新与价值的提升过程。越是创新密集型的产业，越是容易出现开放式创新，因为单一企业难以掌握更多的创新资源，从而逐步转移到从企业外界获取创新资源来实现产品的更新。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的发展依赖于产业雄厚的技术积累基础，同时要保证密集的研发资金与创新成果。目前，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的创新过程中的内部资源不足促使企业更乐于整合外部创新资源，趋向于多个研发主体联合;由于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更新换代周期日益缩短，所以从顾客的视角对产品的功能、价值、效率进行判断显得尤为重要，这有助于新产品在最短时间内获得创新的价值与经济效益最大化。因此，在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开放式创新研究中，顾客的需求以及体验是将现有研究与未来产品链接的出发点，顾客的体验与需求是企业创新行为商业化的基础。同时，将更多的客户体验纳入思考范围，例如，随着移动智能终端、智能电视和宽带网络市场越来越重视用户体验，在这些领域涉及的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过程中，顾客嵌入从创意产生的时刻到最终产品的形成并投向消费者，消费者对创新过程的嵌入为创新活动指明了方向;在创新产品推出的过程中，由于与集成电路、显示器件、电子元器件、电子材料、软件服务等多领域的密切相关性，更多出现的情况是通过内外部多研发主体的合作创新来实现技术与产品的生产过程。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的高盈利特征为开放式创新创造了契机，企业不但在内部积极挖掘各类创新资源，也从外部对创新资源进行整合，并积极从消费者身上学习创新所需的隐性知识、挖掘市场。同时，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高度取悦于消费者的取向使得产品创新过程体现了追求顾客满意(CustomerSatisfaction)的创新取向，与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高速创新同步进行是顾客嵌入式创新行为在产业内的逐渐显现，各种顾客参与创新的方式在实践中进行。正是从消费者身上甄别出来的市场需求为企业搜集创新资源提供了创新思维的起点。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体现了技术创新从创意到商业化的过程都紧密围绕顾客的体验进行，顾客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同时也是技术创新过程的重要参加者，也是最终创新产品的消费者。顾客嵌入式创新要求顾客自技术创新还处于创意诞生的阶段到创新的商业化阶段的全过程参与，重视顾客对技术创新过程的指导以及商业化过程的实现。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强调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内部活动的结果，也不仅仅是企业外部多个研发主体创新行为的结果，而是多种行为综合的结果，顾客作为最终的消费者始终是决定技术创新从创意到市场化过程最重要的主体。

3.2创新价值生成过程

从创新过程的时序发生过程看，顾客嵌入式创新在企业创意萌芽的基础阶段起到了关键作用，顾客对现有产品的体验为企业提供了创意萌芽所需的技术信息，在此基础上，企业整合内外部资源对技术障碍进行攻关从而实现技术创新过程。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的价值生成过程经历了信息搜寻、联合创新、商业化这三个阶段。在企业的信息搜集阶段，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环境为顾客对现有产品提供信息反馈，这为企业创新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并为企业指明了创新方向;在企业联合创新阶段，作为“中心控制者”的企业根据顾客对技术和产品的期望对企业内外部资源进行整合，根据企业技术创新目标选择合适的企业外部创新主体和创新资源进行联合创新活动;最后，企业通过商业化过程完成了技术到产品的市场化过程。此外，在顾客高度嵌入的开放环境中，产品的市场化过程又同时伴随着顾客对企业创新方向的再次评价，这为企业寻找技术差距、实现持续创新提供了创意和指导。开放式创新的产生与研发活动周期缩短具有密切关系，单一研发主体的研发投入难以在多个创新层面产生期望的创新成果;相反，多个研发主体的投入在不同角度的交叉投入往往能为研发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此外，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大企业之外还包含了众多的中小企业，这些小企业的研发活动往往能敏锐地体察到市场需求与技术水平之间的供需差距，借助现有的技术基础生产出具有市场价值的产品。此外，无论是大企业的研发活动还是中小企业的研发尝试，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都与多种不确定性要素密切相关，各种研发要素的流动、研发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都打破了原有理想状态下封闭创新的边界，开放式创新的产生是对封闭创新的创新流程的重新思考，新的创新流程不仅仅考虑产品研发者、顾客的关系重塑，同时要考虑在更大范围内与研发同行的创新合作，从而形成交互反复式的信息与资源的流动过程，使创新过程更贴近市场需求、融入更多个创新主体的研发成果一起来促进技术创新产品的更新换代。可以说，正是消费者的体验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技术跨越的动力。在技术商业化后，顾客对消费类电子信息创新产品的体验为企业再次确认技术差距提供了参照，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中，顾客与企业深入互动为促使企业实现再次技术更替创造了条件。

4消费者嵌入式创新视角下电子信息产品开放式创新的过程特征

消费者嵌入式创新与传统的封闭式创新具有明显的区别，企业已经认识到无法忽略掉消费者的存在，同时，企业不再仅仅将消费者视作创新成果的消费者，而是将消费者纳入到创新过程中，消费者的体验、认同与批评都是产品获取创意的根源。

4.1以改善产品功能与质量为目标

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模式反映了企业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下，面对电子信息产业瞬息万变的创新过程特点，作出顺应经济发展、竞争客观规律和质量要求的选择，因此，消费者嵌入式开放创新往往是在现有技术与产品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进性创新，创新的结果也往往是对现有技术和产品功能、工艺或质量的改进。基于消费者嵌入的视角，通过企业与顾客的密切互动以及企业与顾客联合解决创新难题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改善产品的可靠信息，远远比研发工作人员在实验室中获得的思路更为广阔、更有价值。来自顾客的创新思路能为企业研发带来科学依据，保证企业推出的产品更贴近市场需求，更容易达成顾客满意，为企业的创新带来经济效益。

4.2非连续性

基于消费者嵌入式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的创新过程并非连续的过程。创新产品推出后，新技术往往会吸引大批消费者的眼光，从而出现技术间断期，而现有技术已经代表了当前技术的最高水平，此时，即使在用户体验的过程出现创新想法，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技术的突破，因此，市场上新技术的休眠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随着市场的饱和，现有技术的缺陷碍于技术难以突破，企业往往试图快速寻找到突破口，当企业在内部难以获得所需的技术创新成果时，往往会对内外部创新资源进行整合，或是对现有的外部资源进行挖掘，对外部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形成新的创新团队与创新目标。企业的这些行为促使创新得以借助外部力量继续进行，从而走出技术间断期，往往能够产生更大的技术跨度。

4.3渐进与突变的交替性

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的创新在计算技术驱动、投资驱动、制造工艺驱动之外，更大的驱动力量来自客户与企业互动中，因此，顾客需求所牵引的电子信息产品创新过程也体现出渐进与突变的交替特征。顾客的创新思路往往是基于现有产品的改进，难以脱离现有产品的雏形，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模式是以创新思维为起点、以改进性创新为手段、以渐进创新为行动模式来进行的;但当微小的创新改进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则会带来突变的效果。产品不断得到顾客的反馈与修正，促使企业不断进行创新来使产品的缺陷不断得到纠正，从而实现了持续性创新，继而实现突破性创新;同时由顾客提出的革命性需求往往成为企业长久的努力方向，也较容易促使企业产生突破性成果。

5政策建议

目前，越来越多的大企业认识到只关注自身内部创新资源集中的封闭式创新已经难以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相比国内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开放式创新同样重要。开放式创新的推进需要企业认识到企业外部资源的同时，还要将顾客的体验纳入到创新过程中，实现顾客对研发过程的高度嵌入。

5.1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

开放式创新是当企业在内部难以获得创新成果时积极联合外部创新主体、整合创新资源从而创造利润的有力工具，因此，开放式创新的过程也是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企业在不断寻求合作伙伴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市场价值。推进产学研合作来缩短企业进行封闭研发所需的成本，并能缩短创新周期;通过搜寻合理的创新合作者，能为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意机会和健康的开放式创新资源循环。

5.2推进顾客嵌入创新过程提升创意思维

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强调顾客在创新过程的重要地位，强调创新的最终价值是产品的市场价值，因此，企业要通过积极搜集市场以及同行的信息，激发产生新的创意，为企业技术创新指引方向的同时为企业打开市场。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在实际应用中对企业的创新管理水平要求较高，企业要不断整合来自消费者的信息反馈以及搜集同行竞争者的创新趋向，注重信息搜集、管理及应用过程，将来自市场与业内的创新动向用来指引自己的创新过程，使自己的创意思维与市场需求以及目前的技术水平保持一致，使企业内部创新能力与外部创新需求保持协调。

5.3促进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的价值观养成

开放式创新必须让众多的消费者转化成为“创新的合作者”，通过鼓励顾客亲身体验创新技术、产品来为企业提供具有能反映未来市场需求的创新方向，使目前企业创新活动与市场需求紧密相连，保证企业创新活动的盈利性。因此，推进开放式创新必须首先在企业文化上鼓励促进消费者参与创新，重视消费者的亲身体验与感受，建立起鼓励企业吸纳消费者的观点的创新价值观，为企业的开放式创新带来市场反馈，让创新的目标扎根于市场需求、创新成果更符合实际市场需求。

5.4加快创新成果转化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