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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化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5 02:09:01

主体化

主体化范文篇1

论文摘要:构建一个开放的,充满生机的主体化教学模式,其前提是要有一个新型的师生关系。创设开放的教学模式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有效方法。营造和谐民主的氛围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重要保证。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原有的教学体系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因此,必须实现教学体系的转换。原有的教学体系主要是视学生为被动客体的知识教学,教学活动的设计组织和实施都是为了学生便于对知识的掌握。而当今的教学新理念,则是首先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把教学视为构建学习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教学的目的是把课程内容转化为学习主体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教学的整个过程就是学生主体性不断提高和增强的过程。

一、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必要前提

师生之间关系是平等的,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感情与个性差异。师生关系具有明显的情感性、双向性和人文性等特点。教师要允许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主动质疑,不把一切程式化的理解强加给学生;允许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把学生犯错误视为必然,不过分苛求,把划一的教育变为有个性的教育。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人格,维护学生的尊严。教师与学生不再是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真诚相待、共同探讨。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主体。

二、创设开放的教学模式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有效方法

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必须把教学活动从单纯的认知活动转向全面的心理活动,使其成为师生认知、情感、意志及自我意识的综合活动过程。此外,要重视师生间的交往互动,建立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最大限度的发挥教师对学生学习的指导、帮助、激励的作用。教学模式可实行“三多、三鼓励”。“三多”即多启发、多直观、多实践;“三鼓励”即鼓励提问、鼓励讨论、鼓励标新立异。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和培养创造意识作为课堂教学过程优化的重要标准,最大限度的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勇动性和创造性。此外,结合“主体化”教学的特点,又有五个基本教学环节,即:①创设情境,主体准备。让学生作好学习的心理准备,萌动对新知识的向往。②目标导向,主体调动。让学生明确认同目标,产生求知兴趣,在新旧知识转化上引发学习动机。③质疑问难,主体参与。引导学生敢于提出疑问,并启迪他们思考，明确思路,并投入释疑实践。④引导探究、合作互动。利用小组、集体多层面、多角度交互信息、启迪思维、达到知识内化,掌握学习方法的目的。⑤达标检测,充分发展。引导学生充分展开联想、想象,使求异思维、创造性思维得到发展,能独立解决实际问题,并养成习惯,

充分感受成功的喜悦。除了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也不可忽视,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博物馆,乃至社区、工厂、农村都应该成为我们的课堂。总之,这一课堂要延伸到与学生密切联系的现实生活中去,延伸到相关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中去,使之不仅能丰富课堂教学,而且更有利于学生乐学、会学、学活、学好。

主体化范文篇2

一、“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的界说

大学教师个人和师德的关系，一端连着大学教师自我运动的变化，一端连着教师职业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两种运动的“交汇区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大学教师自我及大学教师职业角色、职业行为都会发生变化，因而两者构建出不同的关系。

“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下文简称“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未来社会中大学教师个人和师德关系的描述。主要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师德的价值判定。未来的师德无论在其内容还是在其功能上，都必须肯定并保护大学教师的合法利益；肯定个人存在的神圣性。但必须反对“唯我论”和“忘我论”的师德。“唯我论师德”认为，师德是由个人决定的，对自我有利就遵守，否则就不遵守。“忘我论师德”则认为，一个人必须为他人牺牲自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必须为他人而活着。为他人奉献是人存在的唯一正当性，自我牺牲是师德的最核心内容。

第二，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大学教师个人对师德自觉态度的集中描述。大学教师不是把师德看成外在于自我的“客观”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是把师德作为“自我”重要的一部分，主动、热情、自觉地修养师德。

第三，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大学教师个人和师德关系正在发生的及将来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化过程的高度综合，指明其发展的趋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国家政策来调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地位日益明确并肯定，个人和组织之间、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益增多，因此，个人道德，包括师德的主体地位必将为时代所强调。

“师德主体化发展”内涵的三个方面是相互支撑的，前两者包溶在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之中，师德内容及功能的变化是大学教师个人自觉对待师德的前提。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和市场经济对人的解放，非凡是对个人的解放相联系，和现代社会中平民个人的崛起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师德主体化发展是现代社会对个人肯定的具体表现。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有界合理性

H·A·西蒙认为，社会事物主要是“人为事物”。“人为事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边界，越出边界将失去合理性；而看不到边界内的合理性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边界内的合理性在内容上既包括了人对社会事物发展的愿望、希望、理想，又包括了客观事物本身的特性，是人对社会事物的设计，是人主观能动性及客观事物规律的统一。这对探求师德主体化发展的合理性边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教师个体和师德”的关系，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教师和自身的关系；一是大学教师在职业范围内和他人、和“事物”的关系。师德主体化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学教师个人在这两大关系域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我们可从这两个方面分析其有界合理性。

(一)师德主体化发展和大学教师自我发展

在人和自身的关系中，人意识到自我对生命本体承担的使命。那么，这种“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使命”是何?马克思认为其“使命”就在于“个人自由发展”，形成“自由个性”，〔1〕具体体现在伦理道德领域则是追求幸福。幸福是生活的本意，是生命的目的。现代伦理学对幸福进行着艰苦而又深入的探究，从其探究成果看，如下几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探究幸福应站在·所·有·的·个·人·角·度，而不是·部·分·的·个·人·角·度，即必须肯定所有的个人价值，让每个人都拥有自身、拥有幸福。

幸福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生活，道德在人生幸福中具有重要意义。

事业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描述出师德在大学教师自我幸福中的位置：师德处在大学教师人生事业和道德的“交汇区域”。

从幸福的角度看，师德只有在“自我、事业、道德”三者中保持适度张力，帮助自我的事业域的扩展，在道德域中的提升，才能增进人生的幸福。假如师德过分张扬道德，过分张扬事业，或者过分张扬两者，必然造成对自我的直接或间接的“压迫”，从而破坏自我的幸福。

在我们师德建设的历史和目前状况中，由于对“个人”的误解或漠视，较少从个人人生幸福角度审阅师德的合理性。在这种状况中，师德的基本结论有：

道德事业外在于自我客观存在。对自我而言，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事业具有无限重要性。自我和道德根本上是“遵循”或“不遵循”的关系。自我和事业根本上是“敬”和“不敬”的关系。

社会强调并鼓励大学教师遵循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表面上看，社会的用意是在通过强调事业和道德的重要，促使大学教师自我致力于事业扩展及道德修养，以而提升自我。但由于道德和事业不以“自我”为目的、为指向，因而历史地看，这种师德实际上导致大学教师将师德作为赚取名利的工具，使师德虚伪化。

逻辑地看，道德和事业虽是人生幸福中极重要的部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自我表演”的舞台。舞台再重要总不能比演员本身重要。再者，我们强调大学教师对道德及事业的自觉，假如离开了自我主体这一前提的自觉，则是自修式自觉而不是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打磨砍削自我以适应事业和道德发展的需要；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道德和事业本质上为人生服务，是因为人生才需要道德事业，不是因为道德和事业才需要人生。从未来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必然日益承认并肯定个人的功能。为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师德对大学教师个人的建设功能，促使“个人的高度发展”。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和教书育人

大学教师个体不只是固守着人和自身的关系，还需要向外扩展，和他人、和物等“对象”建立起“关系网络”。大学教师个体对社会承担的角色也包括在这“关系网”中。对于现代社会中个人和其“对象”的关系，马克思曾从反面揭示其病态的存在。他说：“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普遍尖锐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任务：确定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对个人的统治”。〔2〕据此，他区别了“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并更进一步地指出：“现实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能够使自己的存在对象变得对自己有价值。”〔3〕这是我们分析大学教师个体和其社会角色的关系时根本的价值所在。

大学教师，就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最根本最久远的是教书育人。按马克思对个人和其对象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教书育人的过程不仅仅是自我牺牲和自我付出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建构自我，促使自我自由发展的过程。舍弃后一面，则教书育人便构成了对个人的“统治”及对个性的压抑了。两者相比较而言，教书育人对教师个人构建的功能更为基础。这是现代教育的要求。现代教育学对教育本质的深入探究揭示出大学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对学生最具教育意义的，不是客观的知识而是大学教师自身。雅斯贝尔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4〕“教育是人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积。”〔5〕因此，教书育人活动只有推动大学教师自我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促使学生的发展。师德是大学教师教书育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只有当它充分促使大学教师个体成为“有个性的个人”时，它才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意义。换一种说法，就是要促使师德的主体化发展。

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有其非凡性。按约翰·S·布鲁贝克的观点，这种非凡性在于大学教师教书育人的主要材料是高深学问，即教书育人是围绕着高深学问进行的。因此，大学教师和师德的关系不能不受高深学问性质的影响。高深学问的性质中有两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其一，高深性。高深学问反映知识发展的前沿，处在人类已知和未知的交接地带，对社会而言，能进入这一领域中的始终是少数。因此，这个领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治。其二，双重性。高深学问无论对人还是对社会，既可以促进其发展又可以阻碍甚至破坏其发展。因此，如C·P·斯诺所言，科学家因为知道高深学问而具有一种直接的个人责任，一种比一般公民大得多的个人责任。对于这种责任，他们应具备的道德，不能以“服从”和“忠诚”为基础。因为“忠诚很轻易转化为顺从，而顺从经常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借口，极而言之，服从也可能是这样”。〔6〕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以忠诚和服从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是骇人听闻的。二战时，德国许多科学家，其中有许多是大学教师正是基于服从和忠诚才去探究细菌战的。人类发展到今天，科学和技术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其建设功能和破坏功能同时成长。我国也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阶段。大学教师是科学技术探究的重要生力军，也是科学技术走进社会的重要中介力量，因此，他们对高深学问的态度就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思索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能没有外部社会条件的支持，从其外部条件看，目前还存在一些新问题，主要有：

1)市场经济生活的不充分性。现实的经济生活是师德主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市场经济在我国只有极短的历史，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真正受市场规划和市场力量所支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或者说是一小部分，行政权力大量介入经济活动中，形成权力经济及市场经济共存的局面。因此，市场经济对个人的解放功能受到了权力的极大抑制。

(2)社会文化支持力度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个人沉没于重重伦理关系之中，不见有个人。而近现代以来，一谈个人，便以为只有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个人，认为是在中国实践西方的个人主义。而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在现阶段力量较为弱小。因此，在现阶段，社会文化力量对师德主体化发展正面支持力度弱而反面的抑制或错误引导力量则不小。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但需要社会外部条件，同样需要内部条件。从内部条件看，现阶段也有不少困难：

(1)师德主体不成熟。台湾学者杭之曾言：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多数自觉不自觉地保存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缺乏独立人格的历史传统甚至无限地将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在不遗余力地接受西方文化中无意识地建立起像西欧知识分子一般的“知性之自我反省”的传统。不仅如此，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处在大众社会、大众文化之价值的控制支配之下。

(2)道德自我约束机制软弱乏力。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德治，并且以修身为本，因此人格、道德、政治三者合而为一。如龚自珍所言：“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也。”近现代以来这种局面并没有太大改变。在社会实际运行中，道德新问题往往转化为政治新问题再用政治手段解决。道德屈从于权力，权力排斥道德。

师德主体化发展是一历史的展开过程。在现阶段，为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我们认为应注重如下两方面的建设：

主体化范文篇3

关键词：治理；善治；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

ViewCityAdministrationModel’sReformandImprovementfromMultiformityofSubjects

YANTao1,CHENYan-hua2

(1.CollegeofPoliticsandSocialDevelopment,QufuNormalUniversity,Rizhao276826,China;2.CollegeofLawandPolitics,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

Abstract：GovernanceandGoodGovernanceareusedforcityadministration,andbecomethestrongtheoreticalsupportofcitygovernancemodel.Citygovernanceisaway,processandsystem,inwhichthegovernment,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citycitizenparticipateincityadministrationtogetherincomplicatedenvironment.InordertoaccomplishthechangefromtraditionalcityadministrationtomoderncitygovernanceandcityGoodGovernance,itisnecessarytoredefinetheroleofgovernment,improvegovernmentmanagement,meanwhile,playtheroleof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citizenfully,finally,constructthepartnershipmodelwithtrust,consultationandcooperationamongthegovernment,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citycitizen.

Keywords:Governance;GoodGovernance;Citygovernance;Multiformityofsubjects

城市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城市的规模、结构、功能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城市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也在不断变革。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要求我们必须改革原有的城市管理模式，建构新的城市治理体系。

一、治理理论和现代城市治理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管理是政府的职责，政府被默认为城市管理的唯一合法的主体。这种城市管理主体的单一性是与城市发展之初职能的单一性相适应的。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单一的管理主体已无法满足城市公众多元化的要求，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日益引起城市市民的不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张主体多元化的城市治理模式被提出和付诸实践，并日益受到推崇。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之中”。[1]在当代西方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导致的“治理”复兴中，“治理”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2]这就意味着：（1）治理的主体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3]（2）治理权威的运用不是采用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政命令，而是采用上下互动、相互协商、彼此合作的方式。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的本质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之间不同与传统的新型关系，是两者关系的最佳状态。治理和善治理念应用于城市管理，成为城市治理模式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城市治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过程和机制，是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是城市政府统治的现展形式。作为一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它更强调主体多元化。主张为了彻底解决城市管理中的问题，不仅要求城市政府的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巨大革新，而且要求非政府组织的充分发展和功能的提高，以及市民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当然，单个公民力量甚微，只有把原子化的公民组织化，才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和企业相比有五个特征，即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它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首先，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具有效率优势。非政府组织是由各种不同关注、不同取向、不同动机的人群发起的组织构成的，灵活、应变力强，能够及时到达城市生活的各个细节，有强烈的使命感，在提供公共物品时比政府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其次，在公共政策建设方面具有倡导功能。非政府组织可以反映社会各方的信息以及代表广大公众的需求，有利于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最后，在社会服务方面有独特优势：很多非政府组织以社会弱势群体或边缘性群体为服务对象，恰能在政府无暇顾及的方面发挥作用，增进城市福利、促进社会公平。[4]可见，非政府组织积极、主动并有效地参与，对于完善城市治理是至关重要的。有效整合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增强其参与的有效性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他们在城市治理中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多元化主体的城市治理。

二、“主体单一化”的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困境

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模式以政府为唯一管理主体，城市政府既是城市建设、管理和维护的主导力量，也是城市公共资源和资产的所有者、控制者和使用者。它既“掌舵”又“划桨”，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管理事务。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单一主体的城市管理模式，日益暴露出其不适合现代城市发展的弊端：

一是公共建设和服务资金短缺。城市发展和规划的决策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同时，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资金也几乎完全由政府独自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政府往往面临着城市建设资金和服务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

二是公共服务规模和质量降低。政府在管理中的官僚主义、机构臃肿、职能错位和效率低下，造成了政府所提供的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

三是管理手段陈旧单一，缺乏创新。政府仍然习惯于运用行政权力对公共事务实行自上而下的监督、控制和管理，而不是为公民提供服务，让公民运用自己的权利自下而上地与其互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仍处于被颠倒的状态；

四是政府规模庞大、机构臃肿。政府把自己看成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当治理的问题增多，政府管不过来的时候，常常采用增设机构，增加人员和经费的办法，而不是考虑发挥政府之外的其它组织的作用；

五是政府管理过程缺乏责任感、公开性和透明度。政府更多地强调公民服从管理的义务，而较少注重其对公民和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政府运用权力管理城市时，往往单独行事，没有意识到要向社会和公众公开、透明。

治理理论的兴起为城市管理摆脱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考纬度。改变单一主体的传统管理模式，引入新的治理主体，变“单一独治”为“多元共治”，构建新的城市治理体系，成为时代的呼唤。

三、构建完善的城市治理体系

日益尖锐的城市问题，导致城市政府的不可治理性进一步增加。迎接当代城市问题的挑战，必须告别传统的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最终实现城市善治。这就要求，在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改善政府管理的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的作用，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民三者信任、协商、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为实现城市发展与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加强政府能力建设，重新定位政府角色。

在城市治理中，政府的核心主导地位不会因其他主体的参与而有所动摇。面对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政府要承担起核心治理者的责任，必须“再造”自身，提升治理能力，转变角色，增进治理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回应性。

1、实现政府再造。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中，阐述政府再造的十大原则：掌舵而不是划桨；授权而不是服务；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有收益而不浪费；预防而不是治疗；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这种“再造”并不是简单的组织精简和重组，而是对政府治理理念、原则、结构、行为等进行的系统革命，甚至要把企业经营的理念引入到政府部门中，建立以结果和服务为导向、以公众为顾客的新的政府治理理念，从而为其充分发挥核心治理者的作用奠定组织基础。

2、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城市公共产品的具体生产与管理属于“划桨”的范围，应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由各种非政府组织和企业承担，而政府专司“掌舵”之责，即规划好城市的格局，监管好城市的建设与日常运作，制定好城市各类公共产品的生产、使用、维护的规则与政策等。进一步说，政府应实现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传统部门利益型”政府到“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变。

3、增强政府回应性。政府应主动接近市民，及时处理市民提出的要求，甚至主动去发现并解决市民面临的困难，增强政府的回应性。首先通过扩大公众参与，增加市民在城市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参与机会；其次是下放权力，增强基层政府的责任感，使公共服务更加符合基层社会和公众的需要。

4、转变人治观念，实现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市。城市治理是平等、民主、法治等文化价值理念的综合反映。要彻底消除政府官员所具有的官本位意识和“人治”思想，树立法治、平等、民主的价值理念，依法行政，最终实现“依法治市”，这也是实现我国城市治理的关键环节。

（二）、大力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

城市善治离不开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要求非政府组织尽快发展成熟。发展非政府组织，重要的是营造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包括明晰的法律框架，有利的税收待遇，均衡的调节系统，保证非政府组织有效治理和运作的规范，足够的社会资源等。[5]在我国的现阶段，发展非政府组织最重要的是加强法律保障、政策鼓励和资源配置。

加强法律保障，关键是要改革现有的社团组织管理办法，撤销严格而繁琐的审批手续，实行方便的申请登记制度，使各种非政府组织取得合法性，把它们纳入到法治化的轨道；加强政策鼓励，就是通过制订必要的政策，鼓励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如对非营利性、带有社会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给予更多的减免税待遇和奖励措施，使它们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强化资源配置，除了发挥公民个人捐赠和企业资助作用外，要继续发挥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和培育，特别是资金支持。[6]

（三）、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扩大公民参与。

首先，营造公开、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建立政府决策的公示制、预告制、通报制，建立政府重大立法项目公众参与制度和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向社会政府重要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保证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管理权，广泛吸引公众参与现代城市管理。

其次，积极完善公众全程参与城市治理的机制。参与“发现”，即政府要鼓励公众就政府的发展报告自由地发表意见和建议；参与决策，即对于事关城市管理和发展的重大问题，由公众代表、非政府组织代表、利益直接相关者代表共同参与协商决策；参与实施，即各利益相关者必须按照有关要求行事，否则就得承担相应责任；参与监督，即由公众、非政府组织和利益相关者共同监督落实决策。

再次，加强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我国应形成市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与社区组织三者共同参与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模式：充分发挥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市政协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在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规划局、建委中，采用专家组咨询的方式，使各种不同利益的专业意见得以反映；还应该给予居委会一定的决策、管理权限，使公众通过社区组织参与政府规划决策、管理。

（四）、构建城市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之间平等、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

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等）是合作伙伴关系，应通过友好协商和交流，共同治理城市。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凡是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能够独立自主解决的事情，政府就不要插手，最终形成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各司其职，合作治理城市的良好运作体制。

把治理理论应用于现代城市管理之中，构建多元主体的城市治理体系，这对我国城市的和谐发展，构建“一个丰饶的城市；一个生态可持续的城市；一个适于居住的城市；一个安全的城市；一个主动包容差别的城市；一个关爱的城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5.

[3]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分析的比较优势[J].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9期

[4]贾西津.治理结构转型与NGO的角色[A].范丽珠.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NGO）[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32——133.

主体化范文篇4

一、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必要前提

二、创设开放的教学模式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有效方法

主体化范文篇5

一、“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的界说

“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下文简称“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未来社会中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的描述。主要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师德的价值判断。未来的师德无论在其内容还是在其功能上，都必须肯定并保护大学教师的合法利益；肯定个人存在的神圣性。但必须反对“唯我论”和“忘我论”的师德。“唯我论师德”认为，师德是由个人决定的，对自我有利就遵守，否则就不遵守。“忘我论师德”则认为，一个人必须为他人牺牲自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必须为他人而活着。为他人奉献是人存在的唯一正当性，自我牺牲是师德的最核心内容。

第三，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正在发生的及将来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化过程的高度综合，指明其发展的趋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国家政策来调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明确并肯定，个人与组织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益增多，因此，个人道德，包括师德的主体地位必将为时代所强调。

“师德主体化发展”内涵的三个方面是相互支撑的，前两者包溶在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之中，师德内容及功能的变化是大学教师个人自觉对待师德的前提。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与市场经济对人的解放，特别是对个人的解放相联系，与现代社会中平民个人的崛起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师德主体化发展是现代社会对个人肯定的具体表现。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有界合理性

“大学教师个体和师德”的关系，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教师与自身的关系；一是大学教师在职业范围内与他人、与“事物”的关系。师德主体化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学教师个人在这两大关系域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我们可从这两个方面分析其有界合理性。

(一)师德主体化发展与大学教师自我发展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人意识到自我对生命本体承担的使命。那么，这种“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使命”是何?马克思认为其“使命”就在于“个人自由发展”，形成“自由个性”，〔1〕具体体现在伦理道德领域则是追求幸福。幸福是生活的本意，是生命的目的。现代伦理学对幸福进行着艰苦而又深入的探究，从其研究成果看，如下几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幸福应站在·所·有·的·个·人·角·度，而不是·部·分·的·个·人·角·度，即必须肯定所有的个人价值，让每个人都拥有自身、拥有幸福。

——幸福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生活，道德在人生幸福中具有重要意义。

——事业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描述出师德在大学教师自我幸福中的位置：师德处在大学教师人生事业和道德的“交汇区域”。

从幸福的角度看，师德只有在“自我、事业、道德”三者中保持适度张力，帮助自我的事业域的扩展，在道德域中的提升，才能增进人生的幸福。如果师德过分张扬道德，过分张扬事业，或者过分张扬两者，必然造成对自我的直接或间接的“压迫”，从而破坏自我的幸福。

在我们师德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中，由于对“个人”的误解或漠视，较少从个人人生幸福角度审视师德的合理性。在这种状况中，师德的基本结论有：

——道德事业外在于自我客观存在。对自我而言，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事业具有无限重要性。自我与道德根本上是“遵循”或“不遵循”的关系。自我与事业根本上是“敬”与“不敬”的关系。

——社会强调并鼓励大学教师遵循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表面上看，社会的用意是在通过强调事业和道德的重要，促使大学教师自我致力于事业扩展及道德修养，以而提升自我。但由于道德与事业不以“自我”为目的、为指向，因而历史地看，这种师德实际上导致大学教师将师德作为赚取名利的工具，使师德虚伪化。

逻辑地看，道德和事业虽是人生幸福中极重要的部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自我表演”的舞台。舞台再重要总不能比演员本身重要。再者，我们强调大学教师对道德及事业的自觉，如果离开了自我主体这一前提的自觉，则是自修式自觉而不是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打磨砍削自我以适应事业和道德发展的需要；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道德和事业本质上为人生服务，是因为人生才需要道德事业，不是因为道德和事业才需要人生。从未来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必然日益承认并肯定个人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师德对大学教师个人的建设作用，促使“个人的高度发展”。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与教书育人

大学教师个体不只是固守着人与自身的关系，还需要向外扩展，与他人、与物等“对象”建立起“关系网络”。大学教师个体对社会承担的角色也包括在这“关系网”中。对于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其“对象”的关系，马克思曾从反面揭示其病态的存在。他说：“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普遍尖锐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任务：确定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对个人的统治”。〔2〕据此，他区别了“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并更进一步地指出：“现实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能够使自己的存在对象变得对自己有价值。”〔3〕这是我们分析大学教师个体与其社会角色的关系时根本的价值所在。

大学教师，就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最根本最久远的是教书育人。按马克思对个人与其对象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教书育人的过程不仅仅是自我牺牲和自我付出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建构自我，促使自我自由发展的过程。舍弃后一面，则教书育人便构成了对个人的“统治”及对个性的压抑了。两者相比较而言，教书育人对教师个人构建的作用更为基础。这是现代教育的要求。现代教育学对教育本质的深入研究揭示出大学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对学生最具教育意义的，不是客观的知识而是大学教师自身。雅斯贝尔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4〕“教育是人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积。”〔5〕因此，教书育人活动只有推动大学教师自我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促使学生的发展。师德是大学教师教书育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只有当它充分促使大学教师个体成为“有个性的个人”时，它才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意义。换一种说法，就是要促使师德的主体化发展。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有其特殊性。按约翰·S·布鲁贝克的观点，这种特殊性在于大学教师教书育人的主要材料是高深学问，即教书育人是围绕着高深学问进行的。因此，大学教师与师德的关系不能不受高深学问性质的影响。高深学问的性质中有两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其一，高深性。高深学问反映知识发展的前沿，处在人类已知与未知的交接地带，对社会而言，能进入这一领域中的始终是少数。因此，这个领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治。其二，双重性。高深学问无论对人还是对社会，既可以促进其发展又可以阻碍甚至破坏其发展。因此，如C·P·斯诺所言，科学家因为知道高深学问而具有一种直接的个人责任，一种比一般公民大得多的个人责任。对于这种责任，他们应具备的道德，不能以“服从”和“忠诚”为基础。因为“忠诚很容易转化为顺从，而顺从常常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借口，极而言之，服从也可能是这样”。〔6〕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以忠诚和服从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是骇人听闻的。二战时，德国许多科学家，其中有许多是大学教师正是基于服从和忠诚才去研究细菌战的。人类发展到今天，科学和技术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其建设作用和破坏作用同时成长。我国也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阶段。大学教师是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生力军，也是科学技术走进社会的重要中介力量，因此，他们对高深学问的态度就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思考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能没有外部社会条件的支持，从其外部条件看，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市场经济生活的不充分性。现实的经济生活是师德主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市场经济在我国只有极短的历史，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真正受市场规划和市场力量所支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或者说是一小部分，行政权力大量介入经济活动中，形成权力经济及市场经济共存的局面。因此，市场经济对个人的解放作用受到了权力的极大抑制。

(2)社会文化支持力度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个人淹没于重重伦理关系之中，不见有个人。而近现代以来，一谈个人，便以为只有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个人，认为是在中国实践西方的个人主义。而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在现阶段力量较为弱小。因此，在现阶段，社会文化力量对师德主体化发展正面支持力度弱而反面的抑制或错误引导力量则不小。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但需要社会外部条件，同样需要内部条件。从内部条件看，现阶段也有不少困难：

(2)道德自我约束机制软弱乏力。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德治，并且以修身为本，因此人格、道德、政治三者合而为一。如龚自珍所言：“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也。”〔8〕近现代以来这种局面并没有太大改变。在社会实际运行中，道德问题往往转化为政治问题再用政治手段解决。道德屈从于权力，权力排斥道德。

师德主体化发展是一历史的展开过程。在现阶段，为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我们认为应注意如下两方面的建设：

第一，加强政治法律建设，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明确政府、高校各自的职责权益，将师德建设工作主要交给高校。

第二，高校要努力建设师德自我约束机制，抑制“唯我论师德”的发展。师德主体化发展并不是说高校可以不管师德建设工作，高校在师德建设中承担着重要工作，在现阶段要致力于师德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这主要取决两方面，一方面如前分析的师德自我约束机制弱，另一方面师德约束机制对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为此，高校要充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教师的师德建设、校规校纪建设等，通过多方面建设，有效抑制日益泛滥的“唯我论师德”。“唯我论师德”是目前最严重的错误师德倾向。

参考文献

〔1〕黄克剑·个人自主活动与马克思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2〕〔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8、515页

〔4〕〔5〕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3、4页

〔6〕C·P·斯诺著、纪树立译·《两种文化》·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16、217页

主体化范文篇6

一、“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的界说

“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下文简称“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未来社会中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的描述。主要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有界合理性

(一)师德主体化发展与大学教师自我发展

——研究幸福应站在·所·有·的·个·人·角·度，而不是·部·分·的·个·人·角·度，即必须肯定所有的个人价值，让每个人都拥有自身、拥有幸福。

——幸福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生活，道德在人生幸福中具有重要意义。

——事业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描述出师德在大学教师自我幸福中的位置：师德处在大学教师人生事业和道德的“交汇区域”。

在我们师德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中，由于对“个人”的误解或漠视，较少从个人人生幸福角度审视师德的合理性。在这种状况中，师德的基本结论有：

——社会强调并鼓励大学教师遵循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与教书育人

大学教师，就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最根本最久远的是教书育人。按马克思对个人与其对象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教书育人的过程不仅仅是自我牺牲和自我付出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建构自我，促使自我自由发展的过程。舍弃后一面，则教书育人便构成了对个人的“统治”及对个性的压抑了。两者相比较而言，教书育人对教师个人构建的作用更为基础。这是现代教育的要求。现代教育学对教育本质的深入研究揭示出大学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对学生最具教育意义的，不是客观的知识而是大学教师自身。雅斯贝尔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4〕“教育是人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积。”〔5〕因此，教书育人活动只有推动大学教师自我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促使学生的发展。师德是大学教师教书育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只有当它充分促使大学教师个体成为“有个性的个人”时，它才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意义。换一种说法，就是要促使师德的主体化发展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有其特殊性。按约翰·S·布鲁贝克的观点，这种特殊性在于大学教师教书育人的主要材料是高深学问，即教书育人是围绕着高深学问进行的。因此，大学教师与师德的关系不能不受高深学问性质的影响。高深学问的性质中有两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其一，高深性。高深学问反映知识发展的前沿，处在人类已知与未知的交接地带，对社会而言，能进入这一领域中的始终是少数。因此，这个领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治。其二，双重性。高深学问无论对人还是对社会，既可以促进其发展又可以阻碍甚至破坏其发展。因此，如C·P·斯诺所言，科学家因为知道高深学问而具有一种直接的个人责任，一种比一般公民大得多的个人责任。对于这种责任，他们应具备的道德，不能以“服从”和“忠诚”为基础。因为“忠诚很容易转化为顺从，而顺从常常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借口，极而言之，服从也可能是这样”。〔6〕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以忠诚和服从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是骇人听闻的。二战时，德国许多科学家，其中有许多是大学教师正是基于服从和忠诚才去研究细菌战的。人类发展到今天，科学和技术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其建设作用和破坏作用同时成长。我国也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阶段。大学教师是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生力军，也是科学技术走进社会的重要中介力量，因此，他们对高深学问的态度就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思考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能没有外部社会条件的支持，从其外部条件看，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但需要社会外部条件，同样需要内部条件。从内部条件看，现阶段也有不少困难：

师德主体化发展是一历史的展开过程。在现阶段，为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我们认为应注意如下两方面的建设：

第一，加强政治法律建设，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明确政府、高校各自的职责权益，将师德建设工作主要交给高校。

参考文献

〔1〕黄克剑·个人自主活动与马克思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2〕〔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8、515页

〔4〕〔5〕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3、4页

〔6〕C·P·斯诺著、纪树立译·《两种文化》·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16、217页

主体化范文篇7

一、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必要前提

二、创设开放的教学模式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有效方法

主体化范文篇8

自1982年宪法（以下简称“82宪法”）颁布实施以来，关于宪法实施问题的研究占据了我国宪法学术研究版图的半壁江山。实施宪法，在本质上就是要让宪法“动起来”，让宪法从“纸面上的法”变成“行动中的法”［1］。宪法实施可以被分解为两大问题，即“由谁实施宪法”和“怎样实施宪法”。前者是指宪法实施的主体，旨在解决宪法实施的动力问题；后者则是关于宪法实施的路径选择问题，旨在探讨围绕宪法实施可能的制度设计。从我国宪法实施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宪法实施路径选择的研究成为宪法实施研究中的“主流”，虽然在对实施路径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实施主体的问题，但由于缺少系统性和专门性的研究，对宪法实施主体的认知还处于混乱状态，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厘清。从宪法文本来看，82宪法对宪法实施主体的规定并不明确。“宪法实施”唯一一次出现在宪法文本中，是在序言部分的最后一句——“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然而，对于“保证宪法实施”是否意味着“实施宪法”，会出现不同的理解。另外，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序言的效力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因此，能否将宪法序言最后一句作为宪法对实施主体的规范性定义，需要结合宪法的其他条款作出新的解释。不无遗憾的是，宪法实施主体规范依据的缺失并没有得到学术研究的有力补充。虽然有关“宪法实施”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对于宪法实施主体的研究却是寥若晨星。因此，本文将对我国的宪法实施主体问题展开具体论述，并希望由此产生抛砖引玉的效果。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宪法实施包括宪法遵守和宪法适用。在静态意义上，公民和国家组织只要消极地遵守宪法，也可以被认为是“实施”了宪法；而且，遵守宪法也是其他宪法实施活动的前提。但是，仅通过遵守宪法去实施宪法显然是不够的。在内容上，其至多实施了宪法中有关公民和国家行为的程序性规范，为数众多的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各国家机关权力边界的实体性规范没能得到有效实施；在效果上，其至多能保证程序正义，对于实现实36卷体正义作用有限，很难完全发挥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真实作用。鉴于此，本文主要从狭义、也是从动态意义上理解“宪法实施”，主要关注那些能够在日常活动中适用宪法，真正发挥宪法的规范效力，从而让宪法“动起来”的行动者和相关的制度设计。

二、宪法实施主体的一元化主张及其不足

（一）宪法实施主体的一元化。由于目前我国对宪法实施主体的专门研究不多，学者们对我国宪法实施主体的观点主要通过他们关于我国宪法实施路径的主张体现出来。2001年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的“齐玉苓诉陈晓琪案”（以下简称“齐玉苓案”），对我国宪法实施路径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该案的二审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提到：“……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该复函引发了关于我国宪法实施路径的争论。回顾这场学术争论，可以将对宪法实施路径的不同主张分别概括为“宪法的司法化”和“代议机关至上”。事实上，关于宪法实施主体的论争是这场学术争论的主要内容：前者主张将法院作为宪法实施者，后者则主张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核心构建宪法实施制度。虽然争论的双方在“宪法实施靠谁”这一问题上针锋相对，但是它们在本质上都秉持着一元化的主张，将宪法实施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这一宏观范畴之内，认为宪法实施是或者主要是某一个部门或机构的任务。1.法院作为宪法实施者“齐玉苓案”发生后，“让宪法进入法院”的呼声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日益响亮［2］。但是对于宪法如何在法院内发挥作用，存在不同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主张“宪法的司法化”。认为宪法首先是“法”，它应当和普通的民法、刑法一样具有法律效力，能够在法院得到司法适用，成为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之一［3］。第二，在“宪法司法化”的基础上，提倡“宪法的私法化”。主张在对宪法条文进行筛选的基础上，按照“严格掌握，有限适用”的原则，在法院审判工作中适用那些针对私人关系的条款（主要是基本权利条款）［4］。第三，在违宪审查的意义上理解“宪法的司法化”，认为法院应当享有依据宪法对普通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权力，由此还引申出我国应当建立独立的宪法法院以充分行使违宪审查职权的主张［5］。虽然在法院应当如何实施宪法这一问题上，学者之间尚有分歧，但他们都将宪法实施主体指向了同一个机构——作为纠纷解决中心的法院。2.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宪法实施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宪法实施者的主张，是随着对“宪法司法化”的质疑和批判逐渐发展起来的。批判论者之一，认为“宪法司法化”的概念过于模糊，以至于混淆了“司法判断”和“违宪审查”两种不同的法律活动，进而可能让法院打着“司法判断”的旗号完成了“违宪审查”的任务，这造成对宪法的误用，忽视了宪法作为“国家权力结构的政治学说”在塑造一国宪政秩序中本来应当发挥的作用［6］。批判论者之二，认为应当回到我国宪法文本所确立的框架内讨论宪法适用问题。依据我国宪法规定，法院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此处的“法律”是一个狭义概念，并不包括宪法在内。因此，法院无权染指宪法适用问题，宪法适用主要应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7］。批判论者之三，认为“宪法本身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纲领”［8］，而宪法司法化“意味着法院就要对涉及国家生活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作出政治判断”，这已经构成了中国法院不可承受之重。上述各种批判性观点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在论证的结论方面却基本一致，那就是要在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制度框架内，发现“合宪的”实施宪法的主体。鉴于我国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分别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和“实施宪法”的职责，那么对于宪法实施主体的讨论就必须围绕这些规定来进行。因此，对于当下中国来说，最为合宪和可行的路径，是在不断完善人大自身建设的过程中构建起代议机关至上的宪法实施模式。（二）一元化主张的不足。虽然在宪法实施路径的选择上存在冲突，但是不同主张的支持者们的根本目的都在于通过推动宪法实施，实现宪法之治。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的“8•13批复”被废止，似乎宣告了“宪法司法化”路径在中国的失败，法院作为宪法实施者的角色必须被重新定义。但是，“宪法的司法化”主张受挫并不意味着“代议机关至上”主张的胜出。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享有的“监督宪法实施”和“解释宪法”的职能还没有被真正行使过。“宪法实施”更多地出现在各种口号性文件而不是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宪法实施不如意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一元化主张存在严重不足，要求我们必须对我国宪法实施的动力机制进行反思。1.实施宪法的动力不足宪法实施主体的一元化主张在现实中遭遇了实施宪法动力不足的困境。造成这种困难局面，既有政治现实层面的原因，也有规范层面的原因。反思“宪法的司法化”理论自“齐玉苓案”以来的兴起和衰落，这场“让宪法进入法院”的学术运动从一开始就秉持着相当激进的司法能动主义立场，它将原本严重缺乏独立性的法院推向宪法改革的最前沿，给法院施加了不能承受之重。让宪法“动起来”，意味着法院要在本部门健康运转的条件下，有效监督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行为，对它们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从我国的政治现实来看，当下法院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在宪法秩序的安排上，我国法院的一切活动要受制于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院的工作要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法院审查立法机关行为本身就会遭遇合宪性质疑。在现实运作中，由于人事和财政独立性的欠缺，法院即便在面对宪法地位相同的行政机关时，也很难对后者的行为形成有效制约。因此，地位不足与独立性缺失的双重叠加，必然会造成法院在实施宪法过程中困难重重。和法院相比，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宪法实施者虽然在规范意义上更加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但受制于两大机构的现实运作特点，它们实施宪法的动力同样堪忧。众所周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典型的特征是“时间紧，任务重”。代表们每年要在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进行审议和表决，而且这其中不乏重要的宪法性问题；但相比较随时可能出现的宪法性争议，全国人大过于短暂的会期显然无法承载起实施宪法的重任，以至于这一重任事实上必然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然而，面对层出不穷的违宪事例，全国人大常委会显得独木难支：在立法领域，行政立法权的崛起导致法律保留原则的底线不断被突破，而且这种突破多半是以违反宪法为代价出现的；在行政领域，行政权的不断膨胀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普遍趋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行为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司法领域，人大应当如何监督司法机关行为，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同时保证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至今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种种问题叠加在一起，导致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在现实中变成了“橡皮图章”。虽然我国正在努力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权”“充权”，但这必定是一场充满艰难博弈的“持久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它们事实上权能不足的问题。2.宪法实施不全面支持法院作为宪法实施者的学者们认为，不是所有的宪法条文都可以得到司法适用。在谈到“宪法私法化”的应用逻辑时，蔡定剑先生曾主张“必须严肃地按宪法精神和宪政理论来操作，严格限制直接适用条款并规范操作程序”［4］。根据“严格掌握，有限适用”的原则，蔡先生曾总结出适合于私法适用的宪法条款［4］。与此相类似，张千帆教授明确提出了“宪法的选择适用”的主张。根据富勒所提出的法律应当具有“普适性”“明晰性”“可行性”和“稳定性”的观点，张千帆教授认为应当在此基础上甄别出宪法中具有司法适用可能的条款，从而形成一个可以适用的宪法结构［9］。然而问题在于，宪法的部分实施还不能等同于宪法实施。事实上，宪法的每一个条文都具有被实施或适用的可能性。针对某一宪法条文，或许我们在当下认为它缺乏适用性，但考虑到社会经济的变迁和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和作用，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该条文或许就将成为适用的对象。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美国银行案”中马歇尔大法官为了论证联邦政府有权在各州设立分支机构，认为美国联邦宪法第一章第八节第十八款——“为执行上述权力及宪法赋予合众国政府或部门官员的所有其他权力，制定所有必要与合适之法律”——其中的“必要与合适之法律”可以成为在联邦宪法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而被迫选择的规范依据［10］。这足以说明，看似空洞的宪法条款同样存在被适用的可能。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宪法实施者，困难在于如何兼顾监督公权力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两大目标。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要功能是立法。通过立法，将宪法条款具体化，为监督公权力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提供规范依据。通过立法实施宪法的行宪方式，并不能保证宪法得到全面实施。虽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了为数众多的规范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但是对于违反这些立法的行为，却无法进行有效的制裁。这意味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的实施只能是程序性实施，难以通过实体性的制裁保证宪法规范的目的落到实处。

三、宪法实施主体多元化的正当性与合宪性

在指出宪法实施主体一元化的不足之后，本文主张，多元化才是我国宪法实施主体的真实特征。对此观点的论证将主要从宪法的本质与根本目的、权力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宪法相关条款的体系性解释三个方面展开。前两者为宪法实施主体的多元化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对相关宪法条款的解释可以为其提供合宪性辩护。（一）宪法的本质与根本目的。在准确界定宪法实施主体之前，有必要对两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第一，宪法是什么？第二，实施宪法的目的是什么？从“宪法（constitutionallaw）”一词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在原初意义上是关于国家建构和整合的学说，是公民为了构建政治共同体所达成的政治契约［11］。因此，在以宪法为中心而产生的各类宪法关系中，最核心的一组关系当属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宪法确立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内，公民通过参加选举、公民表决、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等政治活动，与作为统治权之行使者的国家进行有效而充分的互动，并由此不断赋予一个政权以政治合法性。公民与国家互动的过程，也就是宪法从静态文本转向动态实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与国家是两个互相不可替代的主体，即权利主体和权力主体，二者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和权力，依据宪法规定的程序展开良性互动，成为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共同体；否则，便有可能出现彻底吞噬社会的极权国家或者公民淹没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状态。除了维系宪法自身的生命与权威，实施宪法更根本的目的应当是充分发挥宪法“治国安邦”的功能——宪法既要有效地约束公权力的行使，又要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二者不可偏废。对于实现“限制公权”与“保障私权”的目标，一元化的宪法实施主体即便在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但终究缺乏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原因在于，两大目标虽然在落实“主权在民”的终极意义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运作中，二者更多地是以冲突和对立的姿态出现的。在这种现实状态下，将一组存在矛盾关系的目标交由一元化的国家机关去实现，其难度不言而喻。“没有人民的支持，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一旦遭遇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便必然失败。”［12］因此，要实施宪法，将“限制公权”与“保障私权”的目标落到实处，有必要引入多元化的动力机制，实现宪法实施主体的多元化。（二）权力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根据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每个人天生都享有权力，但是为了避免“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人们达成契约，将权力交给一个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去行使。权力是否一定要交给一个单一的主体去行使？在霍布斯所处的欧洲民族国家生成和壮大的时代，国王垄断权力几乎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霍布斯并没有把国王视作权力唯一合法的承载者。从社会契约论的论证逻辑来看，人们既可以将权利转让给国王或者国家从而形成权力，也可以将权利转让给其他的公共组织，以获取安全与福利。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印证了权力在国家与其他公共机构之间的可分享性。当下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权力多元化的发展过程，各类国际组织和社会团体逐渐开始分享原本由国家垄断的权力，“国际公权力”“社会公权力”逐渐成为和“国家公权力”并列的概念。在一个国家内部，权力的发展趋势之一是“权力的社会化”，即权力开始被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分享。其他组织分享权力的正当性同样可以通过契约理论得到论证。按照梅因的观点，“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3］。作为个体的公民既可以将他们的权利移交给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同样也可以过渡给作为共同体的社会。在我国，“权力的社会化”一个重要标志是众多社会公权力组织的出现。它们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目的，以实现社会利益为宗旨，以成员转让的权利为权力来源并对成员能够发挥影响力与支配力［14］。虽然出现了性质不同的权力类型和类型多样的权力享有者，但是在一国之内所有类型的权力享有者都必须将宪法作为基本规范。在消极意义上，所有的权力主体都必须在它们所参与的活动中遵守宪法规则，以不违反宪法为底线；在积极意义上，权力主体还应当采取措施保证宪法的实施。因此，权力多元化的发展决定了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反映在宪法实施过程中体现为宪法实施主体的多元化。（三）对我国宪法“实施”条款的体系性解释。宪法实施主体多元化的主张不仅具有逻辑上的正当性，而且也具有宪法依据。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实施”一词共出现在四个地方。第一处为宪法序言的最后一句，即“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第二处为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大的职权之一是“监督宪法的实施”；第三处为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是“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最后一处为宪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之一是“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根据上述宪法条文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宪法实施主体应当包括“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首先，宪法序言的最后一句是“宪法实施”一词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唯一一次出现，它从正面直接、明确地规定了上述主体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此处所谓“保证宪法实施”，就是要求各相关主体要积极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利），同时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以每一个个体的真实行动让宪法“动起来”。其次，虽然宪法第六十二条、六十七条以及第七十六条也提及了“宪法的实施”，但是其重点在于强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权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协助宪法实施的职责。从行文表达上来看，宪法正文中这三处提及“宪法的实施”的条款，实际上省略了主语即省略了对宪法实施主体的表达，因为在这三处条款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是哪些主体对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代表协助哪些主体实施宪法？此时，只有结合宪法序言最后一句对宪法实施主体的规定，这三处条款才能获得最完整、清晰的解释——“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对象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协助对象。

四、多元化宪法实施主体的具体展开

主体化范文篇9

一、“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的界说

“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下文简称“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未来社会中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的描述。主要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有界合理性

(一)师德主体化发展与大学教师自我发展

——研究幸福应站在·所·有·的·个·人·角·度，而不是·部·分·的·个·人·角·度，即必须肯定所有的个人价值，让每个人都拥有自身、拥有幸福。

——幸福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生活，道德在人生幸福中具有重要意义。

——事业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描述出师德在大学教师自我幸福中的位置：师德处在大学教师人生事业和道德的“交汇区域”。

在我们师德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中，由于对“个人”的误解或漠视，较少从个人人生幸福角度审视师德的合理性。在这种状况中，师德的基本结论有：

——社会强调并鼓励大学教师遵循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与教书育人

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有其特殊性。按约翰·S·布鲁贝克的观点，这种特殊性在于大学教师教书育人的主要材料是高深学问，即教书育人是围绕着高深学问进行的。因此，大学教师与师德的关系不能不受高深学问性质的影响。高深学问的性质中有两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其一，高深性。高深学问反映知识发展的前沿，处在人类已知与未知的交接地带，对社会而言，能进入这一领域中的始终是少数。因此，这个领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治。其二，双重性。高深学问无论对人还是对社会，既可以促进其发展又可以阻碍甚至破坏其发展。因此，如C·P·斯诺所言，科学家因为知道高深学问而具有一种直接的个人责任，一种比一般公民大得多的个人责任。对于这种责任，他们应具备的道德，不能以“服从”和“忠诚”为基础。因为“忠诚很容易转化为顺从，而顺从常常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借口，极而言之，服从也可能是这样”。〔6〕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以忠诚和服从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是骇人听闻的。二战时，德国许多科学家，其中有许多是大学教师正是基于服从和忠诚才去研究细菌战的。人类发展到今天，科学和技术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其建设作用和破坏作用同时成长。我国也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阶段。大学教师是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生力军，也是科学技术走进社会的重要中介力量，因此，他们对高深学问的态度就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思考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能没有外部社会条件的支持，从其外部条件看，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但需要社会外部条件，同样需要内部条件。从内部条件看，现阶段也有不少困难：

师德主体化发展是一历史的展开过程。在现阶段，为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我们认为应注意如下两方面的建设：

第一，加强政治法律建设，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明确政府、高校各自的职责权益，将师德建设工作主要交给高校。

参考文献

〔1〕黄克剑·个人自主活动与马克思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2〕〔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8、515页

〔4〕〔5〕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3、4页

〔6〕C·P·斯诺著、纪树立译·《两种文化》·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16、217页

主体化范文篇10

关键词：多元主体；内外联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1构建多元主体内外联动常态化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背景与意义

结合新时代医学人才培养目标（见图1）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3]，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积极推进高校教学质量监控和管理体系建设[4-5]；全面落实《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育能力的意见》，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积极推进高校教学管理体系和评价方法实践与探索[6]；转变教育理念，完善由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督导团领导的校长负责，教学质量控制中心和教务处牵头，院系为基础，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的本科教学管理组织体系；完成涵盖专业培养方案、教学质量管理、教学运行管理、教学基本建设管理、教学管理、教学研究、教学管理组织系统等主要环节的管理制度和质量标准的建立与实践，完成教学评价方法和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通过实施多元化、规范化、常态化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与监控制度，促进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形成内部多元主体、全员参与、全程监控和全方位进行动态监控及外部监控机制[7-8]，为新形势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2多元主体内外联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

2.1加强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设

2016年以前，我们对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设认识不足，初步建立的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及管理制度还需改进与完善。由于负责该项工作的机构不固定，人员缺乏经验，数据信息统计不及时，导致教学质量监控不全面，反馈不及时，整改不到位，数据资源无法共享，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没有起到数据监测和持续改进的作用。

2.2不断完善学校教学质量监控组织机构

全面贯彻执行学校教学工作规范、教学管理工作规定、教学过程管理办法、听课制度、备课试讲制度、集体备课制度等，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运行机制，构建具有可操控性的教学质量监控及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和完善了人才培养制度与标准、教学质量监控制度与标准、专项评估及建设制度与标准，编写完成了《遵义医科大学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汇编》《遵义医科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标准》，修订和了《教学质量信息收集、反馈和改进工作办法》《关于印发遵义医科大学教学检查制度的通知》《关于印发遵义医科大学教学教案撰写规范的通知》《关于印发遵义医科大学教学评价制度的通知）》《关于印发遵义医科大学课堂教学基本规范的通知）》《遵义医科大学听课制度》《关于印发遵义医科大学青年教师“三级”试讲制度的通知》《关于印发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实施方案》《关于印发遵义医科大学备课试讲制度的通知》《关于印发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论文奖励办法》等文件，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制度保障。此外，建立了涵盖学校主要工作的管理制度与质量标准，对教学质量和教学工作进行监控，形成完善的学校、部系、教研室三级质量监控体系[9]，发挥教学督导委员会“督教、督学、督管”的作用，推进课堂教学质量持续提高。

2.3建立完善的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构建“理念与目标系统—管理文件系统—领导组织系统—信息系统—评价系统—支撑与保障系统”本科教学质量闭环监控体系；将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通过校内、校外两个渠道收集信息，使信息反馈途径与方式多样化。学校每年向社会公开《遵义医科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教学状态数据库分析报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等。

2.4闭环式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坚持以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为重点，培养新型教育质量观，树立“以学生为主体”教育理念，学校的一切工作要围绕保证教学、促进学生成才展开。学校、学生、第三方作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内外联动的共同主体，对教学质量进行全过程、全方位、全员监控与评估，实施内外结合的开放式监控。各要素协同配合，遵循PDCA循环理论[10-11]，建立闭环式教学质量管理体系[12]（见图2），实现教学质量持续提高。适时引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方法，将终结性考核和过程性评价相结合，不断调整考核标准。

2.5校企合作，开展第三方机构评价工作

我校不断深化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融入地方发展，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深度合作，协同育人[13]；积极与大型上市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合作，实现校企合作共赢。同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分布在全国的70余家用人单位开展毕业生满意度调查，采用线上实名调查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调查发现，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满意度非常高（98%），认为学生适应能力强，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有发展潜力、团队合作精神。实践表明，我校人才培养质量、办学水平和办学声誉显著提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肯定。

3建立全方位内外监控教学质量标准体系

3.1内部监控

3.1.1日常教学监控

使用“三镜”进行课堂教学督导与监控（见图3），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供保障。利用“三棱镜”折射出教师教学新思想、新思维、新模式，利用“显微镜”发现教师在教材选用、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利用“望远镜”展示教学高水平、管理高水平、师资高水平。实施“校领导、校级专家督导团、二级学院领导、教研室主任”四级教学管理模式，相关人员深入教学一线听课，对课堂教学进行常态化监测，及时反馈听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见图4）。

3.1.2学生网上评教

每学期开展学生网上评教工作，包括教师评价、课程评价和学生教学满意度3部分。教师评价的对象为该学期所有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评价主体为各专业在读本科生。课程评价的对象为该学期开设的所有课程，评价主体为学习该课程的所有学生，评价内容包括总体印象、教学团队水平、课程安排与设计、教学资源、考试方式5方面。将学生网上评教结果纳入教师评价体系，对教师提升自身教学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我校学生网上评教已成为常态，每学期都要开展学生评教、学生座谈会等活动，组织学生对任课教师进行测评。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开展了课程评价，参评学生80488人次，评价课程299门，为学校课程设置、课程建设提供了数据支撑。

3.1.3二级学院监控

二级学院要加强教学质量监控与课堂教学督导，坚持常态化督导性听课、指导性听课、学习性听课，对听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及时解决，以促进教学相长。将二级学院督导评价纳入教师评价体系，进行二级学院督导评价（占20%）、校级专家督导团评价（占40%）和学生网上评教（占40%）。

3.1.4发挥各级组织的作用，对教风、学风进行监控

校长全面负责学校教学工作，分析、解决教学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相关职能部门及各院系针对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学生奖惩、专业认证、课程建设、专业建设等工作进行专题讨论。执行三级领导听课制度、三级督导制度、教学检查制度、学生信息反馈制度等，对教风、学风进行监控与评估。

3.1.5开展三期教学检查工作，保证教学质量严格执行三期

教学检查制度，开展常态化的教学初期、中期、后期检查工作，设计教学检查表，使检查工作顺利开展。通过学校抽查、院系自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教学准备、师德师风、教学管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毕业论文（设计）指导等工作进行检查。严格执行教学管理制度，加强从开学初到期末各个教学环节的质量监控，通过召开评学与评教座谈会、检查教学文件等方式全面了解教学情况。我校通过实施规范化、常态化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与监控制度，促进和保证了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3.2外部监控

坚持“六抓”原则，即高位推动抓“早”、多措并举抓“质”、就业指导抓“准”、渠道开拓抓“实”、精准帮扶抓“细”、就业数据抓“真”，为毕业生提供完善的就业服务，促进毕业生就业。我校非常重视外部信息反馈，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学内涵式发展，完善就业信息反馈机制，特委托第三方调研机构，采取线上实名的方式了解学生对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就业与创业服务的反馈，以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岗位胜任力的评价及满意度。建立毕业生质量外部监控体系，对我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进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3.3多维度信息反馈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通过建立三级、三方、三阶段、三环节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形成内部提升与外部监控相结合的多维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见图5），进行从单一到多环节、内部到外部的教学质量监控。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总结，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4实施效果

4.1建立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实时监控，实现三维贯通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由教学数据填报、教学决策、教学执行、教学督导、教学管理、资源保障、学生评价、信息反馈、投入和产出、社会评价等部分组成，涵盖教学管理、制度建立、标准制定、质量评价和信息处理、持续改进等方面，贯穿教学与管理全过程，实现了管理的实时性、准确性和持续性，从而保证数据的唯一性。我校在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的开发和数据跟踪等方面需投入较多精力与时间。因此，教学质量控制中心的专业人员利用教学基本状况数据库采集的数据，科学设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指标，完善了教学质量监控流程，通过信息采集、分析、评价、反馈，做出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通过点面结合、内外结合、周期性评估与常态监测结合、学校自评报告与数据分析报告结合的方法优化教学与管理结构，提高教学质量监控效率，为学校战略决策和发展规划提供支持。

4.2教师教学能力显著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更有保障

近年来，我校教师在全国高校（医学类）微课比赛中共荣获一等奖4项、二等奖9项、三等奖4项、制作奖1项、教学设计奖1项、鼓励奖14项，多次荣获优秀组织奖；在医学（医药）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中，连续7届获奖；在第四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奖。

4.3教学改革提质增效，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论文奖励工作中，我校符合奖励要求的论文共989篇，其中在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指定的医药教育类学术期刊发表201篇。我校在全国医药院校医学教育数量排名中首次进入前10名，创历史新高。

4.4坚持“以生为本”，确立卓越医学人才培养理念

2020年，我校临床医学专业通过教育部专业认证（7年有效期），并进入教育部博士学位授权点名单。同年，与广州医科大学深度合作，实施卓越医学人才培养计划，设立“南山”班。我校累计为国家培养8万余名医学人才，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疫情防控、基层医疗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4.5用数据说话，为教学质量持续提高提供数据支撑

通过数据采集、统计分析、评价反馈及自我评估，找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建立学校内部自我监测、自我评估机制，达到实时监控和评估的目的，为教学改革、学校建设与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为评审专家开展评估、每年提交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提供数据支撑，实现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化、简单化，教学评估规范化，信息搜集广泛化、准确化，信息处理现代化，评估结果公开化。

4.6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探索促进我校发展的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

我们分析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的构成要素，确定了相应的激励机制、督导机制、信息反馈机制（见图6）和毕业生质量调查与跟踪机制。

4.7高质量开展专业认证与目标绩效考核工作

学校各部门通力协作，向社会展示学校审核评估、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结果与护理学专业特色、优势，得到普遍肯定。同时，应用心理学专业、物联网工程专业也得到专家指导委员会的认可。此外，每年围绕年度考核内容和考核指标进行材料收集、整理及审核，全面、优质、高效完成目标绩效考核任务。我校以教育部审核评估、专业认证、专业评估与目标绩效考核为契机，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提升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

4.8内外联动，人才培养效果显著，办学影响力持续提升

2019年，我校学生参加贵州省第二届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获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7项；在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技术应用大赛中，获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在贵州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主赛道银奖2项、铜奖1项，红旅赛道铜奖1项。此外，2019—2020学年获批部级立项课题14项，省级立项47项，校级立项186项。通过教学相长会、学生网上评教、学生座谈会等多维度开展本科教育质量调查，参评学生523078人次，参评率为96%，覆盖教师1448人，学生教学满意度见图7。5展望我校根据自身办学实际、办学特色、办学优势和发展目标，坚持“能力本位”理念，加强校企合作，聚焦“三全育人”，“以学生为中心”，将卓越医生培养的新理念、新要求，贯穿教学全过程，以课堂教学和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为重点，全面提升学校本科医学人才培养能力，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教学管理能力，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育内涵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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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艳芳.基于闭环控制的民办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研究[J].大众标准化，2020（19）：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