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范文10篇

对新旧世纪的送往迎来，日历上虽只有短短一瞬，情感上则可能持续多年。与我们的区别是，在西方人心目中，对于逝去的19、18、17诸世纪和再往上的中世纪等时间单元，都有着清晰的定位（相当于我们对朝代的体认）。他们相对更容易将20世纪纳入完整的时间流程之中，将这个百年视为既定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即使西方式人文观念在20世纪曾发生突变性转捩，文化传统的变迁也是变异大于继承，但作为一种悠久灿烂的文明，他们不会也不必有中道崩裂之感。反观20世纪之进入中国，则如同一块时间上的飞来石，当我们进入它的怀抱时，为了象征某种新生，我们无意中付出的代价是：割裂与传统母体的脐带。五四精英“砸烂孔家店”的热情和与之俱来的白话文运动，也不妨是一个现成的象征。换言之，若我们尝试以“世纪”单位衡量我们民族百年的兴衰嬗递，较之西方人，我们有着更多更大更丰富更难缠的情感震荡。何况，说来既沉重又讽刺，虽然中华民族较之目前世上任何仍具活力的民族都更为历史悠久，“世纪”的序列也已数到了“21”，20世纪却是我们曾经有过的第一个世纪。在20世纪之前，我们不知“世纪”为何物。

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受制于中国现当代史的特殊性，与别种领域一样，我们也不存在一个文学上的19世纪，再往上更不必说了。这里除了纪元方式和文体形式上的原因，更有观念上的原因。在中国现代作家眼里，他会本能地将一位19世纪作家（如吴趼人）与12世纪作家（如罗贯中）视为一类，一般也懒得比较孔子与孟子间的时代异同（就时间而论，相当于今人与乾隆年间的距离）。简而言之，他会依据“白话文”这一时空坐标点，笼统地将所有五四前的中国文人归为古代作家的范畴。一个弱不禁风的词——“古代”，就此将3000年文学变迁一网兜尽。就是说，虽然我们有着丰富璀璨的古代文学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在20世纪的发轫，在语言和精神两方面，恰恰是以无视、有意忽视乃至刻意敌视这一传统为特征的。就“五四”诸贤而言，尽管他们无一不具有渊博精深的旧学基础，但铸就他们文学大师精神气质和内在风范的，却不妨一一向域外找寻。如叔本华之于王国维、尼采之于鲁迅、杜威之于胡适、歌德之于郭沫若、泰戈尔之于冰心、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之于巴金、马林诺夫斯基之于费孝通、康拉德之于老舍、燕卜荪之于钱锺书等等。这份随手写上的关系谱当然非常粗疏，若起诸位大师于地下，想必也会受到抗议、嘲讽或奚落，但其内容多半也可预判。如以王国维为例，他可能会强调尼采对自己的影响不在叔本华之下，而不是用韩愈或顾炎武辈来代替叔本华，正如窥破万卷的钱锺书更只会把燕卜荪的作用限定在狭窄的学术规范领域。但我相信，郭沫若扪心自问时，当不至于将李白对自己的影响凌驾到歌德之上，即使他对这位大诗仙曾发出骇人的惊叹——颠倒的例子固然也有，不久前得到出版界广泛关注的辜鸿铭即是一例，好在我们谁也不会把他视为具有现代文学大师品质的人物。

和新中国的诞生一样，中国文学的20世纪，同样是从一穷二白中起步的。幸亏“五四”

诸贤都有着造化独钟的文化大力，才使得中国世纪文学在起步阶段不至于显得太过窘迫。这部分也是因为，“文章憎命达”的宿命不仅会落到个体身上、也会落到民族身上；文学昌盛并不必然以国家强盛为前提，文学不是围棋，并不奉行“国家有幸弈道幸”的准则，它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从来不具有同步性。当局者貌似开明的鼓励揄扬提携不了它却还可能对它有害，执政者的昏庸无道也无法从根子上制它于死地，说不定反弄出一拨建安风流来。所以，世纪初的中国虽皇纲散尽，军阀迭兴，内忧不断，外患踵继，国计民生处于空前的崩弛状态，却并不妨碍一代文学大师劈空而起，踏罡步斗，甫一出手便俨然具备与域外一流高手平等对话的能力。当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初次接触到精神分析学说时，他们还满心以为是在接受西方最前沿的新科知识，殊不知鲁迅先生对弗洛伊德已完全不陌生，康拉德、普鲁斯特辈的文字，更是50年前就被先人们咀嚼过了。公正地看，不管有些人如何热衷于对“五四”

诸贤说三道四，三四十年代的文学领域，仍然是中国与世界水准最不相上下的一个时期，正如当时诞生在上海滩的电影，与同期的好莱坞电影也有得一比。就成就而言，中国20世纪文学，实际上走了一条下滑线。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回首走过的世纪文学之路，我们有理由不再浮躁骚动，我们更应从自身而不是外界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学的世纪成败。我不想引入种种非文学因素，如不拟把国内1949年以后文学领域再没出现大师级人物的原因，与反右、“”等特定历史事件结合起来探讨。因为，一来同样苛刻（如果不是更加苛刻）的外在环境，并没有妨碍苏联作家写出《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或哪怕只是《静静的顿河》；二来寻找外界原因有辱文学的尊严，以至太似没出息者的遁辞。文学天赋的尊严从来不甘依附或臣服于其他势力之下，不管它们表现得多么强大横蛮；三来即使学者杰出地论证了中国文学乃是严酷政治的牺牲品，也无助于我们在新世纪为文学——而不是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找到一个漂亮的出发点。

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60年至1931年间在上海开设的美华书馆(The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印刷、出版机构之一。其刊行的几十种关于自然科学的中文书籍，在晚清“西学东渐”进程中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已为学界所认可。［1］同时，书馆还出版了大量中国主题的英文著述。这些出版物使美华书馆成为继英国伦敦会的墨海书馆之后又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

一、美华书馆的沿革及其英文出版物概况

1844年2月23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澳门设立“澳门美国长老会印刷所华英校书房”(Macao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次年7月迁往宁波，9月1日开业，改称“华花圣经书房”(TheChineseandAmericanHolyClassicBookEstablish-ment)。1860年，时任书房负责人的姜别利(W．Gamble，1858－1869在任)“认识到上海作为商业中心和福音派新教会活动中心而具有重要地位”，“本能地期望事半功倍地在中国的心脏播种福音”。［2］(P177)再由于上海之于宁波还拥有购买印刷所需原材料以及向各地寄发书籍和小册子的便利，便在年底将书房迁入上海，易名美华书馆。①随后，由于美华书馆在印刷技术上应用了姜别利的两项杰出发明———用电镀法制造汉字字模及元宝式排字架，大大提高了印刷质量和效率，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最先进的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印刷机构，并取代了墨海书馆成为基督教在中国最主要的出版印刷机构，在上海出版界长期居于垄断地位。除中文出版物外，据笔者统计，美华书馆曾出版了407种英文书籍(包括修订本和重印本)，②其中与中国相关者达390种之多。这390种书籍，大致可分为4类:1.宗教及教务类，有113种，包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教会所属机构的报告、传教情况的统计及传教士的传记等，如伟烈亚力的《在华新教传教士:著作与生平》(A．Wy-lie，MemorialsofProtestantMissionariestotheChi-nese:givingalistoftheirpublications，andobituarynoticesofthedeceased，1867)。2.语言类，有161种，包括汉语教材和各种词典，不仅有官话，还涉及众多方言，如艾约瑟的《上海话语法》(J．Ed-kins，AGrammaroftheShanghaiDialect，1868)、狄考文的《官话类编》(C．W．Mateer，ACourseofMandarinLessons，BasedonIdiom，1892)。3.文化类，有101种，基本是西方人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对中国历史、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的研究著作，如麦克开拉启的《易经》(T．McClatchie，ATranslationoftheConfucianYihKingorthe“ClassicofChange，”1876)、麦嘉温的《中国史》(J．Macgowan，AHistoryofChinafromtheEarliestDaysDowntothePresent，1897)。4.杂类，有15种，主要是一些售书书目、政治文件的译文等。图1反映了美华书馆出版的与中国相关的西文书籍的内容构成比例:此外，美华书馆还为各宣教会、教育机构或其他组织出版了不下10种英文刊物，最著名者当属《教务杂志》(TheChineseR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从这些英文出版物可以看出，美华书馆在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亦从事着把中国文化向西方输出的事业。而其中涉及中国文学的著述与其他在华刊行的英文出版物相比，从编撰体例到论述视角尤具特色，具体体现在汉语读本的编撰、辞典中的中国文学条目以及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小说的评价上。

二、汉语读本的编撰

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语言问题首当其冲。西人对汉语的热情于明清之际和晚清形成两次高潮，［3］并编撰了许多汉语词典和读本。前一阶段以早期耶稣会士为代表，多注重书面文言。19世纪以来，出于外交和通商需要，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汉语教学和研究对象也从书面文言逐步转向口语白话。入选汉语读本的范文也逐渐以小说戏曲为主。这时的汉语读本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双语对照本，不仅有翻译，还用当时通行的白话对中文原文进行改写。这类读本以英国外交官禧在明(W．C．Hillier)所编的《华英文义津逮》第二卷(TheChineseLanguage:howtolearnit，1914)为代表。在这册读本中，禧在明将《聊斋志异》中《种梨》、《促织》、《骂鸭》等12篇小说改写为北方口语。为了让汉语初学者能更好地理解文义，亦将原来小说中的“异史氏曰”全部删去，然后根据故事情节用更为生动的口语大幅扩充容量，如增加心理描写、对话描写、细节描绘等。此外，禧在明还时时模仿说书人的口吻，对故事中的人和事进行评论。通过各种语言手段的运用，使这几则故事的整体风格由书面文言变成了自然流畅的白话，增加了可读性和趣味性。③第二种类型是英文注释本，其正文是中文原文，没有经过改写或仅删除了一些枝蔓情节，也没有英文译文，编者的工作是对文中的难字难词在注释中给出英译并解释。美华书馆出版的两种汉语读本《好逑传》(HaoCh’iuChuan，FortunateU-nion，1904)与《第一才子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三回》(The43rdChapteroftheThreeKingdomNovel“TheLogomachy”，1905)即属于此种类型。《好逑传》的编者英国内地会传教士鲍康宁(F．W．Baller)在该书修订版的序言中对其编撰目的解释道:吾也细览华文之《好逑传》，撮其中之精要者，而辑为一书，无他志也，欲待后日之来中国者，学习华文，得以由阶而升，不至望而却步矣。虽然，犹恐字样所限，令人难明，故于此书中，兼写华英之文字，如画人着眉，画龙点睛，以示后人之阅此书者，一目而了然，心领而神会。《第一才子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三回》的编撰目的与《好逑传》相似，是“为了给刚学习汉字不久的人提供一个简单的课本”。该读本有《三国志演义》的总体介绍、三国时期的历史概况、本回的大致情节，并附中国历史朝代表、东汉末年皇帝表、人物索引、单字表和汉字部首表。每页内容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中文原文，有句读;下部为英文注释，解释文中字词的语法特征与意义。兹以本回第一句话为例:却1说鲁肃2孔明辞了3玄德4刘琦5登舟望6柴桑郡7来8。编撰者对这一句文字的注释为:1.“却说”，表示叙述再次开始，“现在我们继续讲……”2.“鲁肃孔明”，并列的人名，和下两条一样，中文里这种情况无需系动词，但在翻译中必须加上。3.“了”跟在“辞”后表示动词的完成时态。4.“玄德”，见“人物索引”第6条。5.“刘琦”，见“人物索引”第5条。6.“望”，面朝……7.“柴桑郡”，吴国城市，孙权的总部。8.“来”，叙述者在孙权一边。有了如此“大量的充分的”注释，即使没有译文，也能“指导初学者阅读最困难的部分”。④就以上两种形式的汉语读本来看，虽然针对的读者是西方人，但汉语部分仍然用的是传统的句读，并没有参照英文而使用新式标点。这固然与当时中国尚未推行新式标点有关，他们并不需要这种新形式的文本，否则，这些汉语读本的意义将不止于此。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新式标点本的产生，仍然要等到1920年汪原放编辑的“亚东本”《水浒传》的出版。

三、辞典中的中国文学条目

中国文学的主体是诗歌、散文，中国绘画又以题画诗———诗词题跋形式进入画内。《历代题画诗类》专集中有关山水题画诗约计2732首，诗人画家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趣味，使得中国文人与画家的创作选择具有结构后果上的趋同，造成了创作主体文化心理结构的一致性。对中国文学与绘画审美形式互补形态的主、客观因素的研究与探讨，也是对其进行系统的、整体的对照过程，以促进文学与绘画的创作。

一、文化心理结构的一致性

(一)题材选择结构后果的趋同

中国古代，视人为自然之子，“天人合一”即是古人与自然之间通畅、和谐、完满、契合的态度和对生命精神的自由体验状态。春秋战国后，儒家典型代表人物孔子有“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汉代刘向的《说苑》中也记载了一段以水比君子之德的论述。其中元代画家倪瓒的《六君子图》画上有黄公望等人的题诗“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物立无偏颇”，就表现了“比德”的审美观以及对自然伦理的追求。在张扬个性的魏晋玄学的推化下又发展为“畅神”的自然审美观。“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招隐诗二首》)左太冲所言的“山水清音”不仅触发了士人纵情山水、经日忘归，也使其探寻生命意蕴的旨趣发散到文艺领域的各个角落。于是乎文道画艺，山水诗文无不以追求动人的生命节奏为上。唐代文学家王维在《山水论》中将山水之神称为“气象”，其诗《山居秋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孟浩然的《宿建德江》:“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等往往皆是“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1］242。使得情景交融，物我两忘。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画意、境界时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为何山有如此之“意态”，那是因为“看此画令人生此心……此画之意外妙也”。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大部分以山水为题材的诗和画，都表现了“畅神”的审美观。

(二)常规意念上的融通

由于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主要表现在文学与绘画两方面，使得这两种艺术相辅相成而成为千载史实。画家涵蕴着的思想感情，每因题诗而得到倾诉，构成了文学与绘画在创作主体常规意念上的融通。古人刘勰也讲:“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就提到“托物兴词”，后代则有“观物有感焉，则有兴”［1］187。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画梅、兰、竹、菊“四君子”等植物，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具有“诗人感兴，不必定理、定情，景逐意生，境由心造”先言他物的意念上的融通。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常规的心理状态和艺术意念，也形成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互补性人生趋向。如宋亡后的爱国诗人兼画家郑所南所画的一幅“寒菊”上题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诗句。由此可看出，文学创作主体乃是缘心感物的过程，同时也就不难理解诗人张鹤野为石涛所画《渔翁垂钓册页》所题绝句:“寒夜灯昏酒盏空，关山偶见图画中，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经此一题，石涛那种国破家亡的心情便跃然纸上了。

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人民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实施“十一五”规划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盛会。总书记在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工作在党和人民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肯定了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推动我国社会发展进步作出的重要贡献，明确指出了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和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讲话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充满关怀，催人奋进，为新世纪新阶段文艺事业的发展、为开创中国文学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是指导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纲领性文件。

大力推进和谐文化建设，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当前，我国正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无不为自己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而感到自豪。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文化的建设。文学事业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以及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复杂环境，我们肩负着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和谐文化，传播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营造和谐氛围，以更加辛勤的劳动，为人民奉献更多更好的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大力弘扬全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我们要用扎实的艺术实践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占据世界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为激发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为形成全民族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打牢全民族不懈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时代与生活，是点燃激情的火种。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源泉，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文学创作的丰厚土壤。一切进步作家、文学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作品，必然被社会淘汰。文学作品只有与时代同步，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真情热爱人民，真正了解人民，真诚理解人民，才能创作出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的优秀作品。只有以更加自觉的姿态，从亿万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线，才能将和谐思想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去，唱响和谐文化的主旋律。只有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在人民的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历史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开创文学的新境界，谱写文学的新篇章。

大力发扬创新精神，积极开拓文学的新天地。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创新是我们社会的品格，创新更是文学的灵魂。文化竞争，说到底就是创造力的竞争。我们生活的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新追求，对文学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文学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积极创新，不断推进文学题材、体裁、形式、手段的丰富发展，努力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增强文学的时代感和吸引力。要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必然发展。善于继承，勇于创新，在继承基础上创新，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要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发掘民族和谐文化资源，还要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要立足自我，博采众长，以充沛的创造激情，激发无穷的原创活力，以生动的笔触，感人的形象，扬起理想风帆，描绘美好蓝图，激励奋进信心，在人类文学发展史上书写更多既渗透着历史积淀、又蕴含着时代精神，既延续着传统特点、又饱含着新颖创造的传世之作，积极开拓文学创作的新天地，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功立业。

牢记文学工作的社会责任，努力做到德艺双馨。文学作为精神产品的特殊属性，要求作家、文学工作者必须始终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争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那些受人民群众推崇和景仰的文学大师，无不集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高超的艺术才华于一身。进步的文学作品，深深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一个时代的风尚，更昭示着一个国家的未来。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积累丰富知识，提高精神境界，培养高尚人格，不断攀登人生和艺术的最高峰。要严肃认真地注重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坚持社会责任和创作自由的统一，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统一；要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展示美好心灵，讴歌社会正气；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做到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对未来负责，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学工作的领导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中国作协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团体，在团结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推动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中担负着重大责任。当前，文学观念、创作方式、队伍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学的生产、服务、传播、消费形式日益多样化，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中国作协要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主题和大局，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发挥自身优势，履行好联络协调服务职能，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要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和人民团体特点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不断加强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依法维护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权益；要加强对外交流，推动中华文学走向世界，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学；要为文学创新创造条件，让不同流派、风格、不同年龄的各民族作家都能够心情舒畅地尽情迸发创造活力，自由绽放艺术才情，使一切才华都有展示的舞台，一切创造都有实现的空间，一切贡献都得到社会的尊重，让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百花园开出更加鲜艳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如果说，先锋作家的精神根基是80年代的启蒙主义，他们将作为思想武器的启蒙主义和作为写作策略的现代主义结合，继“五四”作家群在本世纪初的努力之后在世纪末中国完成了又一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那么新生代作家则在先锋文学思潮之后涌上文坛，将作为精神背景的后启蒙状况和作为写作策略的新浪漫主义结合，形成了一股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重视身体性、当下性的新浪漫主义写作潮流。

过去，我对新生作是毫无保留地赞美的。我曾经将他们在道德上的紊乱状况理解为是抵抗精神奴役、思想压抑反常态表现，将他们在写作上的私人化理解为对伪宏大叙事的反动，将他们在写作技术上的退步理解为是努力摆脱文坛先锋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如此等等。但是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道德紊乱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信念，出于真正的堕落，私人化有可能是因为生活资源的枯竭，进而缺乏对生活本质的理解，写作技术上的退步可能仅仅是不思进取的代名词。

一、谁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资源

新生代作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生活资源的日益单一，是写作资源的日益枯竭。

随着跨国资本的进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生活信念发生了质的变化。生活赖以存在的各种资料处处都打上了跨国资本的烙印；我们用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是他们的生产的，即使是在中国国内生产的大多数也用的是他们的技术、他们的标准；我们吃的肯德鸡、麦当劳、必胜客是他们的提供的（他们不仅提供了食物，而且还提供了我们吃饭的标准范式）；我们听的迪斯科音乐，看的好莱乌电影是他们制作的（他们不仅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视觉和听觉的材料，还同时提供了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物质就精神生活的资料，同时也附带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精神领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两次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30年代一次，出现了老舍《骆驼祥子》、巴金《家》、茅盾《子夜》、曹禺《雷雨》，而50、60年代则出现了杜鹏程《保卫延安》、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等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是可以掂出生活的沉沉的份量的，他们是从中国的土生土长的生活中诞生的，是时代的本质生活的真切反映。

【摘要】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从传播学理论出发，以木心作品的英译本《空房子》在海外的走红为例，探讨中国翻译文学“走出去”的有效译介模式，具体包括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以实现其在译入语文化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传播。

【关键词】5W模式;译介模式;中国文学

“走出去”翻译的本质是传播。传播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其最基本要素是符号，其本质体现为信息的共享、交流和传播。翻译因语言障碍存在导致无法沟通而成为一种必需，为克服语言障碍而达到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便成为翻译之目的。（许钧，2002：63）翻译与传播有很多共同点。学者吕俊和侯向群最早进行了元翻译学研究，探讨翻译的任务实际上是信息的传播，其本质就是传播，是一种跨文化和跨传播和交际，其基本理论就是传播学的基本原理。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即5W模式。文章中，拉斯韦尔认为传播过程均包括五大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说什么（what）、对谁说（towhom）、通过什么渠道（inwhat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具体说，“谁”指的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承担着信息的收集、加工与传递的任务，传播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或专门机构；“说什么”指的是传播内容，它是由有意义符号组成的信息组合，符号包括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渠道”是信息传递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可以是诸如电话、信件等人际之间的媒介，也可以是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对谁”指的是传播受众，如听众、读者、观众等，它是传播的最终对象和目的地；“效果”指的是信息到达受众后在其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所引起的反应，即对信息的接受情况，它是检验传播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五大基本内容，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以及“效果分析”。事实上，翻译作为传播文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文学的译介和接受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需要考虑的有：选择翻译谁、翻译什么作品、采用什么翻译策略、使用何种翻译策略、通过何种翻译渠道传播、对谁翻译、译品的接受效果如何等等，因而5W模式为翻译研究构建了传播学理论框架。“谁”就是译介主体，“说什么”就是译介内容，“对谁说”就是要关注译介受众，“通过何种渠道”指的就是译介途径，“效果如何”就是指译介效果。2011年5月，由童明（真名刘军）翻译的第一本木心短篇小说集《空房子》(AnEmptyRoom:Stories)由美国知名文学出版社“新方向”(NewDirections)出版，并由全球知名出版商“企鹅”集团在加拿大同步出版。译本一经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较大关注，其文学作品被列入美国大学文学教材。在译介过程中，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四个要素实现了良性互动，最终达到了良好的译介效果。

一、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研究的是“谁”翻译的问题，即译者应该是“谁”的问题。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主体模式是翻译界一直探索的话题。在文学作品和文化传播这个巨大链条上，译者无疑处于枢纽的关键位置。（胡安江，2012：55）可见，译者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空房子》译者童明，原名刘军，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教授。80年代初期，他曾任联合国总部高级译员。1992年，他获得美国麻省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2000年和2005年两次收入《美国教师名人录》。1998年获加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职位。在国内外发表六十多篇学术论文，涉及飞散、民族主义、美国现代文学、亚裔文学等多个主题。童明与木心结识多年，在90年代，童明频频造访木心，请他谈对艺术、历史和文化的看法，并将部分整理发表。童明本人长期生活在美国，精通英语和汉语，在诗歌、文论、翻译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东西文化有着双重体悟，加上熟知木心的作品和对木心风格的深刻理解，使原作的视野可以很好地在译者的理解中得到展现，因此他是理想的跨文化交流使者。孙艺风认为，拥有在国外生活的直接经验对作为文化使者的译者大有裨益，（孙艺风，2006：7）因为译者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知识至关重要。在翻译活动中，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海外华人兼具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能力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力量。

二、译介内容

【摘要】胡适以多元化的话语体系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他拒斥了承载着封建伦理的文言文体，建构了以白话语体为表征的文学符码。胡适的现代白话新诗割断了同古典诗歌的本质性关联。在戏剧领域，胡适革新了传统戏剧中的劣质文化因素，确立了戏剧直面现实生活的创作原则。胡适以其严密的理论建构诠释了传统文学现代化的转型路径。

【关键词】胡适；白话文体；现代新诗；现代话剧；文学转型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白话文体，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现代新诗，为白话文学的可行性建立了标准的范例，他从欧洲戏剧界引入易卜生主义，揭开了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序幕。胡适以多元化的文学体系建构颠覆了传统的话语形态，扭转了民族文学的书写内涵，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

1．文言文体向白话文体的转型

胡适推动了中国文学在形式上的转型，他否定了传统的文言体式，构筑了现代白话的表意符码。他在进化论视域中探讨文体形式的变革，他认为，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语体形式也应不断更新，新文学场域亟需白话文体的理论支点和空间架构，“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1]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详细阐述了弃文言倡白话的理论依据，文言是“半死的语言”，文言词汇大多已废弃，僵化泥古，与生活语言相去甚远，缺乏实用性；在句法上，文言讲究对仗、用典、平仄等，固定的格式束缚了常规的思维表达；文言作为传统文学的语言载体，被赋予高雅的品性，普通民众由于教育背景的缺失而丧失了文字表意的权利，文言阻滞了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延宕了民族的进化。白话文契合了转型时代的需求，是“活的语言”，“活”体现在“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可说又听得懂。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2]白话文的阐述方式清晰明确，契合语言的自然逻辑法则，有效规避了文言的语法拘囿。胡适在二元对比的思维模式中拒斥了承载着封建伦理的文言文体，建构了以白话语体为表征的文学符码。文言文体诘屈聱牙，晦涩难懂，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其高蹈虚无的姿态架空了民众与文化的紧密关联，导致了民众的文化断裂。胡适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运用浅显明晰的语言创作具体文本，将生活化语言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增强了语言的实用性，扭转了文言“华而不实”的格局，颠覆了传统语体伪饰雕琢的文化特质，建构了平民化的言说范式。民间话语形态的书写强化了文本的可读性，开辟了全民阅读的有效路径，解构了文言时代知识阶层的话语霸权，清除了窒碍社会进化的羁绊，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普及。胡适在新旧语体的比照中，抵制了封建伦理思想，宣扬了西方文明理念，构筑了平等对话的舆论空间。

2.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的转型

摘要：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期盼与梦想如何顺利而真正地得以实现，不只是文学界必须考虑的问题，更是翻译界无法绕开的难题。因而，中国文学的译介应当被赋予根本性、保障性的地位，它是推动和引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铺路石与牵引力。作为中国文学中坚力量的‚文学豫军‛，更应该以积极的姿态、激昂的斗志和实际的行动共同参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时代海外之旅。如何改变‚文学豫军‛海外译介的现状，以及加快中原文学‚走出去‛和‚再进军‛的步伐，需要以文学翻译为切入点和发力点，综合各方力量，利用各种条件合力推动‚文学豫军‛作品译介快步走、上台阶、上档次，为新时代中国文学‚走出去‛发挥河南作用，做出中原贡献。

关键词：中国文学‚走出去‛；文学豫军；文学翻译；新时代

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文学跨出国门“走出去”系列工程成效渐显。21世纪以降，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和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向国际、融入世界的需求越发强烈，呼声越发响亮。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希望全面而深入了解中国的愿望愈发强烈、态度愈发诚恳。既然国家层面有“中国梦”，那么文化层面有“文学梦”不失为促进文化交流、借鉴、融合的有效途径，并可进而借其推动新时代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深化和工程的扩大。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期盼与梦想如何顺利而真正地得以实现，不只是文学界必须考虑的问题，更是翻译界无法绕开的难题。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学的译介应当被赋予根本性、保障性的地位，因为它是推动和引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铺路石与牵引力。中国文学“走出去”不应当停留在愿望、梦想、呼吁和批判的层面上，相反要多对比、多思考、多创新，要用真真切切的行为和实实在在的努力向世界各国推介中国文学，证明中国文学。不可否认的是，从目前中国文学译出的数量、质量及其海外传播度、接受度来看，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困难重重。究其原因，排除文化的差异、西方的偏见和商业的顾虑等因素，作家的姿态、作品的风格和译介的模式与效果同样不可忽视。这从“文学豫军”作品的海外译介与传播现状便可见一斑。中原文学历史悠远，文脉深厚，更拥有所谓“中原崛起看文化，中原文化看文学”之美誉与地位。但是，“文学豫军”的“走出去”之行可谓长路漫漫。所以，作为中国文学中坚力量之一的“文学豫军”，更应该以积极的姿态、激昂的斗志和实际的行动共同参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时代海外之旅。

一、差异与共存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起点与基点都在中国，它先天地带有明显的本土化与民族化特征。既然如此，在“走出去”之前先开展自我对照、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就显得非常必要。先抛开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读者面与接受度不谈，它在国内拥有的读者群有多大，传播面有多广，接受度有多深呢？事实证明，中国文学在国内受到的关注、得到的认可和获得的地位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好。“当下的中国读者对于自己的本土文学开始抱持一种‘不以为然’的漠视态度。”[1]今日之青年，尤其是大学生关注和喜欢的多是网络、言情和武侠等所谓的快餐式畅销文学作品，他们中间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或认真读过鲁迅、沈从文、莫言、贾平凹、陈忠实、阎连科、余华、王安忆、苏童、周大新、李佩甫、刘震云和毕飞宇等现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青年读者舍近求远、崇洋媚外，殊不知中国文学本应是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与主要力量，这是中国文学质量之所在，也是中国文学“走出去”之所为。虽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曾经在国内文学界、翻译界以及本土读者群中掀起阅读和翻译中国文学的小高潮，但中国作家及其作品所面向的更多是学术圈内的专家、教授和研究人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在21世纪进入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之后，文学交流与译介整体上由过去以外国文学译入为主转变为外国文学译入与中国文学译出共存的局面。过去为了学习与发展，我们把外国文学“请进来”；现在为了复兴与梦想，我们把本土文学“送出去”。这一“请”一“送”，虽然看似只是字里行间的微妙变化，却承载着中华文化复兴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光荣使命与伟大梦想。尽管走向世界的道路依然坎坷，梦想实现的时间尤需期待，但是中华文化的再度辉煌正如其作为世界文明发祥地的地位一样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文学“走出去”可供选择的路径很多，可以是政府主导的外推工程，也可以是国外机构的主动引入，更可以是民间力量的自发行为。无论哪种模式，都已经或正在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贡献巨大力量。尽管“走出去”之路并不平坦，总是不断出现一些未曾想到却又意料之中的困境与尴尬，但“走出去”的道路总归是越多越好。因此，“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孤芳自赏、自得其乐，最终使现当代文学‘走出去’步履维艰。”[2]“译出去”“走出去”简单，“走进去”“留下来”却相当困难，因为中西方在文化、政治、审美、艺术和地缘等诸多方面的确存在巨大的差异。尽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与世界影响力的持续攀升，近年来中国文学被翻译为日语、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韩语等语言的数量增加非常明显，并伴有质量的一定提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众多被译出的文学作品中，古典小说与国学典籍在关注度、读者面和接受度上均占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之相比则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与外国文学的大批量译入相比，中国文学译出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容乐观的。所以，中国文学“走出去”任重而道远，“需要更广泛的推介，来回应世界对中国的日益关注”[3]。歌德在19世纪早期就曾预言属于全世界的文学时代即将到来。文学不分国界，它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否则文学的世界必是小格局、小情调，文学的道路必然越走越窄。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定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民族性代表异域性、差异性与个体性，它是文学作品展示自我、吸引读者的有力武器；世界性代表普遍性、共同性与整体性，它是文学作品持续生存、成为经典的秘密法宝。只有民族性可以承载世界性之丰盈、博大，世界性可以包容民族性之异质、厚重，文学作品才能够成为跨越时空、直抵心灵的精神食粮。除了作品本身应当呈现的大格局、大情怀与全球视野以外，翻译发挥的桥梁作用同样不可或缺。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坦言，他之所以有幸获奖与其代表性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尤其是英文和瑞典文关系密切。事实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成就与莫言不相上下，甚至高于莫言的作家并不在少数，如林语堂、老舍、巴金、沈从文、钱钟书等，只不过他们缺乏莫言的天时地利人和。莫言现象再次表明，翻译在世界文学圈所扮演的角色不可小视，所拥有的地位不可撼动。翻译在推动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作用明显、效果可见，离开翻译，中国文学便无法真正做到与世界文学的接轨、比较、借鉴、融合。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交流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文学人的共识。在世界仍然被各种政治的、文化的偏见所分隔的时候，当一种文化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时候，是文学让万里之外的异国民众意识到，原来生活在远方的这些人们，和他们有着相通的喜怒哀乐，有着人类共同的正直与善良；文学也会使他们认识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这个国家的人民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和文学翻译都是通向一个和谐世界的重要桥梁，因为这两者的创造与合作能使如此不同的人们心灵相通，并共享精神的盛宴。”[4]铁凝此番话指出了翻译对文学推介的重要作用。但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英等国家，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与立场依然存在明显的偏见，他们始终不愿意放弃自我高高在上的姿态和无与伦比的优越感。实际上，这是西方社会心胸狭隘、格局狭窄的表现，他们不肯面对当下之现实，不愿正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崛起，缺乏国际视野与全球意识，自欺欺人地沉浸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意识之中而难以自拔，并强行分隔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表现出在文学上的自负与排他，看不到文学日趋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与世界性价值。种种因素共同造成中国文学译介进程缓慢以及中国文学译出作品的流通与接受受限。尽管中国已经成长为颇具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大国，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强国相比，中国迈向文化大国乃至文化强国的路途依旧艰辛。所以，我们从国家层面提出了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掀起了“走出去”的热潮，并为传播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文学方面的贡献，可现实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整个西方社会缺乏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他们对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只有非常模糊的想象，甚至压根就是一片空白，“在美国提到中国作家，连美国知识分子可能只知道高行健和莫言而已”[5]。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陌生和中国人对西方文学的熟知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尴尬的反差与现实的落差不得不让我们再次反思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走出去”。或许拉美文学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些许借鉴，但是中国文学与拉美文学毕竟不同，照搬挪用拉美文学之道路恐怕也不一定可取可行。根本上讲，中国的文学道路还是要体现中国特色，凸显中国经验，力争以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面对世界。不论问题出在西方社会那里，或是出在译介者的身上，抑或是出在作家身上，中国文学想要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终是要回到中国文学自身这一原点与基点上来。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没有优秀的作品，没有典型的民族风格，没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国文学很难被他国了解和接受，只能继续“跑龙套、当群演、做配角”，又何谈与各国文学同发展、共繁荣。文学作品的好与坏，不是看它是用哪一种语言创作的，也不是看它讲述的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故事，更不是看它用什么样的独特技巧叙事，而是看它是否看到人性的真善美，是否听到生命美妙绝伦的音符，是否写出人类共同的命运。因而，文学译介绝不可以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千万不可将自我的民族性淹没于世界性之中，而是要在世界性中坚守自我的根性与灵魂，在民族性中突破自我的短板与局限，从而真正实现中国文学译介作品在世界文学之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其中，“文学豫军”及其作品译介在某种程度上可谓“独秀一枝”，尽管它尚不艳丽。

二、坚守与突破

一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及各国间文化碰撞的不断加强，中国与拉美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愈发紧密，在“一带一路”、“传播中国文化，推广中国学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等文化强国的重要倡议指导下，相对于中国古典、近现代文学在国际层面的接受度而言，中国当代文学急切需要“走出去”。本文针对这一情况对中国当代文学在拉美西语国家地区的译介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出其面临困境的解决思路及建议，以期更好地贯彻“一带一路”等倡议在文化强国上的需求。

关键词：“一带一路”;当代文学;拉美地区;翻译研究

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文化的联系开始于明朝万历年间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近十余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各国文化间碰撞的日益加强，拥有相似历史背景和发展状态的中国与拉美各国的关系得到了迅猛发展。目前，中国与拉美多个国家建立了磋商机制，提出了“1+3+6”经济合作新框架，并于2016年在北京正式开启了“中拉文化交流年”。主席强调，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是中国最为坚实的发展同伴，中方愿同拉美各国加强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实现中拉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双方经济、文化、国际地位等各领域各方面的发展，同时，大力推行“传播中国文化，推广中国学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等文化强国的重要战略。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由此更好地贯彻落实“一带一路”等方针的目标。

一、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各国文化的交流融合，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日益趋于频繁。即使如此，现如今，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和被接受认可度远低于中国古典文学、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以西班牙和拉美地区西语国家为例，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唐诗宋词的翻译和传播远胜于当代文学。早在20世纪末，在西班牙就已经出版各类唐诗宋词的翻译版本并受到西语世界读者的广泛欢迎。此外，中国古典文学代表的四大名著，更是在西班牙及拉美西语地区成立了专门的翻译及研究小组。因此，中国古典文学和诗词在上述地区的翻译和传播是更受关注的。对于“鲜有问津”的中国当代文学，直至近年，在一系列作家获得国际文学奖项之后，例如：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丛书在2015年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国际文学界，或者更确切地说，西班牙语文学界和其读者才逐渐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文学。选取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笔者将其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纵观当下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多数为针对中国古代文学、诗歌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传播与接受研究，针对当代文学在拉美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较少，虽然随着近年来中拉关系的加强，国内研究逐渐对拉美地区更加关注，然而针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拉美地区的传播与接受的相关研究较少，且分散性强。（梁昱潇，2017）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与接受隶属文化交流传播范畴，更确切地说属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自“一带一路”倡议确立以来，国家大力推行文化“走出去”的策略，目的是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文化，当代文学作为展示新中国发展面貌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环。因此，此角度能够为译介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并一定程度上补充和完善该研究体系。第二，近年来中拉关系升温，更多体现于经贸方面交流的加强，文化交流仍不及经贸交流如此频繁。随着中拉经济关系的日益紧密，文化交流和传播也会是今后两个地区间发展的趋势，现阶段中拉文化交流现状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方面，中拉文学交流存在“逆差”，即拉美文学对中国的输入高于国内文化“走出去”的现状，例如国内有大量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作且国民对此类译作作品普遍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及认可度。相对在拉美国家地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知名度和民众认可度都相对较低。因此，在“文学交流逆差”的情况下，如何将中国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去”就显得格外重要。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拉美地区传播和接受情况主要取决于翻译文本是否达到目标语国家的语言要求、文本内容是否符合目标语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更要看文本的传播各环节是否有效（鲍晓英，2014），因此，作品译本的质量和是否符合译入语受众群的喜好成为限制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拉丁美洲能否顺利传播的重要因素。

二、当代文学在拉美地区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