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范文10篇

中国文化范文篇1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天人合一精神。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同态度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中国文化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中国哲人把人看作是最为天下贵者，但又主张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虽然也把人与自然看作对立的两方面，但总的倾向是不主张将两者割裂，而习惯于融会贯通地加以把握，寻求一种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视天道与人道这二者为一体）精神。它不但充分阐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的认识，还表达了他们对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体的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考。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就是自然界与人的统一，即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去过度改造自然，同时人对于自然又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为我所用。在当今时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一直以来被公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也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一种反对神（包括神的世界、神的权威、神的力量等等）而提倡属于人的东西的思潮。提倡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中国文化宣扬的道德的人本主义，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蕴涵着完善自我的能力。这种思想与近代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理论不谋而合，都充分肯定了人进取向善的天性。人本主义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在儒家看来，自我的完善并不具有排他性质，相反，根据人道的原则，个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即人是社会性的，人的自我实现离不开对他人的尊重与帮助。人本思想的确立，有助于人们合理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人的主体意识，并使人们能更有力地抵制外来宗教神学的入侵。

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就是刚健有为的思想，它指导着人们合理地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的代表《尚书》和《诗经》中。自古以来，中国的哲人都极力提倡有为、勇于进取，重视“刚”的品德，强调人有要坚定性、责任感和奋斗精神。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是刚健自强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孟子“舍生而取义”的豪言表现了他坚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这种不畏强暴、不受诱惑、顶天立地的独立的人格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贵和尚中精神。“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作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贵和尚中，就是追求所谓的“和合精神”，即在冲突中追求融合，吸收各种优质成分，“和合”成为新结构、新事物、新生命、新思维，“和合”成宇宙万象。“和合精神”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宋明时期，比如宋明“理学中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和合”性。

中国人崇尚贵和尚中思想，珍惜和谐局面的稳定，重视社会的发展。贵和尚中精神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五点：

第一，差异与和生。天地万事万物都是“和合者”，是通过“和”或“合”的方式融合生成的，所谓的“不存在”与“存在”都是通过“和合”转换的。异质元素或多元要素之间相互冲突，在冲突中的各元素以“和”和“合”的方式转换，生成新生命、新事物。因而“和合”是新生命、新事物产生的必经方式。

第二，存相与式能。宇宙中的存在称之为“相”，因此存在的方式即存相方式。式能是指存相方式的种种潜能，存相所涵蕴的潜能方式或潜能结构。潜能结构与方式在种种冲突中选择一种式能，转换或变得和谐有序，以实现“和合”。

第三，冲突与融合。宇宙中的一切都包含着差异，在冲突的过程中实现的融合，化生出了新的结构方式。因此融合是以冲突为前提的，而冲突的理势必定是融合。经过冲突、融合形成的新“和合”体，发展和提升了原有的差异和冲突，体现了冲突与融合的价值。生活中差异和冲突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生活即是冲突，有冲突就有融合，通过冲突和融合形成的“和合”体，就是生活体。

第四，汰劣与择优。“和合”过程所包含的冲突与融合是异质元素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冲突以汰劣为原则，融合以择优为原则，冲突和融合构成的新“和合”体就是通过汰劣与择优构成新事物或新结构。“和合”过程中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冲突定位出异质元素的优质成分，它们互相吸收，融合成新事物或新结构，即新“和合”体，实现择优。若在“和合”过程中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冲突定位出非优质要素，则重新分解成新的元素，与此同时，吸收另一些元素而“和合”成另一种全新的结构方式，并相对稳定地存在于时空中，这就是淘汰。“和合”汰劣择优就是一个为了符合真切、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谐而不断地“和合”过程。

第五，烦恼与和乐。“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就是最贴切答案，说明没有人能不经历负面的情绪体验。人之所以会有这些负面情绪都是因为人的精神受压造成的。人生来就有各种“需要”，除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还有各个层面的精神需要，以获心情的宁静、和乐。若这种“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心灵就不和不乐，便会烦恼、不安、困惑、痛苦、恐惧等等。要协调、缓解人的负面情绪体验，要净化心灵，要陶冶情操，只有通过“和合”才能实现。人和则天和，人乐则天乐，天人和乐是最令人向往的“和合”心灵境界。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

民族凝聚功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统摄性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是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它超越地域、阶级、种族、时代的界限，将中华民族凝聚成坚定的一体。中华一体、国家一统的民族文化心理使中华民族无数次经受住了外敌的入侵、无数次化解了内乱。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万众一心地抵制外侮；之所以能够在“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基础上，不计前嫌，化治内乱，与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把国家、邻里的和谐统一看作是天经地义的文化传统不无关联。

精神激励功能。对于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还有着强烈的精神激励功能。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精神将天人相应的世界观、君民相维的政治观、上下相依的伦理观融为一体，倡导人们取大义，以集体利益为重，强调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中华民族贵和持中、正道直行的精神，对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安定有积极意义。学习它，有助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有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有助于实现祖国统一。

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被推尊到很高地位。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当然，中国文化系统的“重人”意识，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群体，强调人对宗教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这种以人为本的观念激励着人们主动去发现和实现人身价值。而中国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思想，启发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人人平等的思想，强调维护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

中国文化中刚健自强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求是务实。在建设现代化的今天，这种精神仍鼓舞人们不畏艰难曲折，朝着理想境界迈进。

整合创新功能。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中国文化的生成和发展经历了多次冲突和融合，通过对异质文化的整合和创新，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博大精深，色彩斑斓。历史上，中国文化也曾面临危机和挑战，曾经历多次文化冲突，但最后，中国文化都成了文化融合的核心，中国文化一再使征服者被征服，一再征服、融合异质文化，既保持自己的传统，又吸纳异域精华。

中国文化范文篇2

关键词：成语；中国文化

汉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成语又是汉语中的精华，具有极强的表现力。成语蕴含着宝贵的文化财富，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辉煌，了解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传统中华美德等众多方面。

一、成语中展示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成语与农业生产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黄河、长江哺育了我们肥沃的家园，农业生产是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农业成为国家赋税的基本承担者。有许多成语对古代先民农业生产生活进行了描写。“田连阡陌”，谓田地广袤，接连不断。“精耕细作”谓精心细致的耕作。“寒耕热耘”寒冷时耕种，炎热时除草。形容农事艰辛。《管子·臣乘马》：“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热耘，力归于上。”这些成语都体现了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历代封建帝王都提倡“重农抑末”，把农业看作是国固邦宁的根底，成就霸业的基础。

农业生产者也逐渐养成一种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例如，“躬耕乐道”是指亲自耕种，乐守圣贤之道。《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胡]昭乃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警世恒言》卷一七：“隐于田里，躬耕乐道，教育二子。”

还有一些成语字面上描写农业生活，现在经常使用它们的比喻义。例如，“蹊田夺牛”(牵牛的让牛踩了田地，因此，被人把牛夺走。比喻惩罚过重)，“解甲归田”(军人退伍回乡务农，现泛指离职回家)，“拔苗助长”等等。

2．成语与建筑

中国的古代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宫殿，陵墓，寺庙和园林四大类型中，成语表现了它们的某些艺术特点。例如，“堂皇富丽”(宏伟美丽，气势盛大)，多形容建筑物，特别是宫殿的宏伟华丽。又如，“雕梁画栋”亦作“画梁雕栋”，谓彩画装饰的梁栋。形容建筑物的美丽华贵。元·郑廷玉《看钱奴》三折：“这的是雕梁画栋圣祠堂。”元·王子一《误入桃源》二折：“光闪闪贝阙珠宫，齐臻臻碧瓦朱甍，宽绰绰罗帏绣栊，郁巍巍画梁雕栋。”《西游记》第十七回：“入门里，往前又进，到于三层门里，都是些画栋雕梁，明窗彩户。”《醒世恒言》卷二九：“中间显出一座八角亭子，朱甍碧瓦，画栋雕梁。”

中国古代的建筑强调群体的宏伟，如果是“独门独院”，则显出一家独住，而与四邻不相通，和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相违背。另外，建筑物形成群体结构时，屋与屋之间有很多“空”，亭池草木点缀其中，显出主次之分，虚实相间的效果，特别是楼台亭阁，总是以其“空”面向外界，达到和自然的交流，身在“琼台玉宇”(指华丽精美的建筑物。常用以形容仙家楼台或月中宫殿)，使人如置仙境。

建筑结构中的一些各称也经常用在成语中比喻人或事情。例如，“栋梁之才”(比喻能担负重任的人才。)“栋折榱崩”(栋，房屋的正梁，榱：椽子。正梁断裂，椽子倒塌。比喻倾覆。)“抚梁易柱”，传说中商纣王能手托屋梁，抽换房柱。形容力大无穷。)还有“添砖加瓦”，“偷梁换柱”，“铜墙铁壁”等等。

3．成语与服饰

从与服饰有关的成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们的衣着主要的是体现个人的身份或地位，这里主要介绍几个。例如，“高冠博带”，亦作“峨冠博带”。指带着高大的帽子，系着宽阔的衣带。形容儒生的装束，或指穿着礼服。《墨子·公孟》：“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元·关汉卿《谢天香》一折：“恰才耆卿说道好觑谢氏，必定是峨冠博带一个名师大夫，你与老夫说咱。”《三国演义》三七回：“忽人报：‘门外一先生，峨冠博带，道貌非常，特来相探。’”

形容帝王官僚阶层的有“黄袍加身”(以天子黄袍加载身上，即用为天子之意。)“凤冠霞帔”，“衣紫腰金”(衣紫，穿紫袍，紫袍为古代官服。腰金，腰间佩戴金印。指做大官。元·关汉卿《蝴蝶梦》二折：“陈母教子，衣紫腰金”。明·无名氏《精忠记·说偈》：“感吾皇，博得个衣紫腰金，朝野为卿相，方显男儿自强。”)

二、成语折射出的中国古代精神文化

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包含了教育制度，宗教文化，政治制度，古代哲学，传统伦理道德等等方面，本文主要分析成语体现出来的古代教育思想和中华传统美德

1．成语与古代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数著名的教育家，流传下来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成为优秀的教育遗产，至今仍具有不朽的魅力。

中国古代教育家意识到教育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视个人自身道德修养的教育。古代的教育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在教授知识技能之外，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的提升，比如从以下这几个成语中，我们可以感受中华民族对气节、操守、和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立身行道”(谓修养自身，奉行道义。南朝梁·萧统《与晋安王纲令》：“明公儒学稽古，醇厚笃诚，立身行道，始终如一。”)“克己奉公”(严格要求自己，一心为公。《后汉书·祭遵传》：“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改过迁善”(认识并改正过错，诚心向善。)……这些成语在漫长的中国历代教育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古代教育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出现了一系列独特的、先进的教育方法和手段，这些优秀的教育理论，好多都浓缩为成语，脍炙人口：

公认的最优秀的传统教育方法之一就是“因材施教”(依照受教育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程遗书》卷一九：“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语入者，有以德行入者。”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不仅“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循循善诱”的教学思想得到广泛认可，教育家孔子还总结出了一些教学规律，比如“温故知新”就指出学习本身就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只有反复实践才能对所学知识牢固掌握，“循序渐渐”才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而不能“一曝十寒”。这些先进的教育方法，蕴藏着深刻的教育辩证法，成为教育宝库中的珍品。．

2．成语与中华传统美德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以“善”为核心，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有道德，有自我的约束和完善。中华民族有许多传统美德至今为人们继承和发扬，在成语中我们能充分体会这一点。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核心，仁的核心就是爱人，“仁者爱人”，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从家族内部把这种爱延伸到社会，就成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对国家也要有担当，甚至危机时刻可以“为民请命”，“杀身成仁”。

中国文化范文篇3

论文摘要:先秦哲学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本文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主要派别:儒、墨、法、道等诸家的学说来阐明中国文化的源头。

一般来说，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原始时代人们对精神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两种自发的对立倾向，经过殷周奴隶社会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开拓、创新时代。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学者们有感于时局之不稳，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一时间，学派峰起，百家争鸣。特别是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有载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龄大道之要，去健羡，细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篡，吸土刑，析粱之食，黎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疆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朴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砖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J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簌。簌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尽不同，他们著书立说，虽然各有优缺，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们面对社会的大变革，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战争频仍，连年不绝。而社会变革的剧烈，也正因为各诸侯国力争霸主地位，以主宰中国，所以采取了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措施，富国强兵，励精图治，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之说应运而生，“九流”、“十家”异说纷呈，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因此，先秦这个大动荡的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同时成为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历史分界线。“轴心时代”不仅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新的史学观念，而且这种理论为所有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在中国，“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空前繁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墨、道、法、名等许多学派，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孙子、杨朱、惠施、公孙龙、商鞍、申不害、荀子、邹衍、韩非子、李斯等一大批思想家。

我国今日的思想，试默察之，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其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则不可不知也。也就是说，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已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可以和古希腊哲学相媲美，是中国亦是世界哲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我国学术，大略可以分为七个时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两汉之儒学，魏晋以后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代之汉学，现今所谓新学。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人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

中国文化范文篇4

关键词：中国画文化品格笔墨诗书画印

如何扭转当今中国画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浮躁和浅薄？在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如何保持并发展中国画的本体特征？人们从不同角度可以开出多个“药方”。我以为，重新认识与认真解读中国画的文化品格，堪称重中之重。

文化品格就是民族观念体系的本性透露。中国画的文化品格，是由中国民族文化在其起源和传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意识等所规定的。数千年未曾中断的中国文化史，造成了中国绘画举世无双的稳定性和体系的完整性；而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品格，又都是丰富而不是背离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

以下我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中国画充分展现中国文化深度和广度的卓越品格

中国画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是互为表里的。“中国绘画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是中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某种样式”，[1]它的思想根基源于中国的道、儒、释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画去探寻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反过来用中国哲学思想、宗教文化的理念与思维去透析中国画，进而发现其中的外在与内在关联。

我国最早的哲学著作《易经》认为世界万物都具有阴阳两性，阴阳互补的观念即是中国画的一个基本观念。老子用阴阳和谐来解释美。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中国哲学“以和为贵”,和即是谐和、统一，是艺术最基本的性格。阴与阳即黑与白的互动，这就是笔墨最原始的抽象形式，笔墨是人性品格和人文品格的外化与张扬，它折射出人的综合素质，包括人的性格特征、道德修养、学识品位等。阴阳二气也蕴含在中国画的点和线中。如浓淡、干湿、虚实、刚柔等。一味刚则露，一味柔就无力，要寓柔于刚，寄刚于柔，方为上品。此乃阴阳相生之道，不悟此道，断定画不出优美的点和线。显而易见，点和线在中国画形式语言体系中是画面形态的基本语汇之一，点和线突出中国画的文化品格。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讲究主观与客观的和谐统一，追求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人与画的和谐统一。在天人合一的大框架里追求物我两忘的境界，强调人的精神性表现，是中国画的总体美学品格，更是山水画的品格特性和艺术优势。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直至今日，其精华仍是中国画艺术的精神支柱，仍是国画家们“尽意”的精彩内容。有了它，中国画才具有高品位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品格。中国画传统强调人品、画品，实质上是重视人文精神。“人品不高，落墨无法”[3]成为一种传统话语的准绳。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都讲品格，一切都在品尝玩味中去把握道理，就品味的内容来说，不外乎是艺术背后的文化人格。问题在于，中国画家的文化人格很多是经不住质问的，灵魂的拷问常常换来矛盾人格的裸露，于是品味本身也变得不够品位了。尽管如此，中国画传统对文化人格的标榜也是不容置疑的，否则，中国画作为一个传统画种还有什么理由存在于今天？！

我想，只有明白了中国文化的如上之理，大概才会看出中国画的妙处，只有明晓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才能理解中国画中丰富的文化底蕴，才能从根本上、从深层次中去把握中国画的精髓实质。然而，现代画家显然已经缺乏古人那种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更少了古代文人所具备的深厚的文化学养。目前美术院校在中国画教育这方面的缺漏似乎也是一个事实。中国画正在时尚中沦为一种手艺、一种杂耍、一种形式主义的矫饰风气。我以为，主要是因为时代抛弃了传统的东西太多。我们可以拋弃，但要取精用宏、去伪存真，不应该轻率地“革传统命”。盲目舍弃和盲目接轨同样都是不可取的。我认为，发展中国画最迫切的任务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掘民族和谐文化资源，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进行系统总结和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合。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中国画，中国画充分展现中国文化深度和广度的卓越品格。

二、中国画创造体现中国独特的文化品格

中国画在创作过程中，不强调自然界对物体的光色变化，不拘泥于物体外表肖似真物，而更多的是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使作品达到形象兼备，遵循“立象以尽意”的原则。

如何使作品达到形象兼备，“立象以尽意”呢？一般而言，这与国画家们的品格素质有着密切关系。首先，国画家们必须通过长期不断文化学习，使自己具备文化学识修养，具有高尚的品格素质；其次，国画家还必须长期的广泛的观察大自然，并在自然生活中陶冶情操，不断感悟，把这种主、客观都共同存在的品格素质，以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手法，再现客观的现实生活，表现主观的思想感情，再现与表现巧妙地融合于作品之中。可是，笔者6月份在合肥看了2009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展览会上，画油画的朋友得意地说，现在的中国画越来越像油画了。他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许多油画都做肌理底子，中国画也在跟着做。确实，这里的许多中国画作品除了运用中国画的传统笔墨语言之外，无论是造型语言、还是色彩与质地的处理，都明显地将西洋画的明暗法、装饰图案法、写生色彩法直接充当中国画语言，使中国画成为混血儿，从而失去自己的面貌，很是遗憾。许多作品让人感到是在“大做而特做”而不是“大画而特画”。向西画靠拢，西方文化的痕迹已经让许多中国画的味道变得越来越“新”，也让人感到怪怪的，新鲜形态之下，难识其审美意象之所在。不由得思衬：这样中国画就走向了现代？这样的中国画就有现代品格？失去精神内在的形式只能是短暂的时尚躯壳，它难以长期延续地进入文化品格高度。因此，必须从中国画的文化品格中去认识、光大中国画艺术应有的精神之脉，形成自然而然于现代文化之列的和合之态。如果把握不当，则有可能从根本上遮蔽掉中国画主体精神所应有的文化品格要求。

用笔和用墨是中国画创作技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画形式系统中最生动、最富有特殊性和最能体现画家情感意趣的重要构成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画民族风格和民族文化传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用笔讲求顿挫、转折、方圆、粗细等变化，以表现物体的质感。用墨讲求干、湿、浓、淡、合理调配，生动地表现出不同物象，在白色宣纸上产生色彩丰富的画面效果，呈现出无穷的韵味，使其充分达到阴阳和谐的美妙境界。笔墨不仅仅是技法，更是一种精神，技法是有限的，但精神是无限的；技法是可以创造的，但精神应该是继承的。现在，很多画家对中国绘画的哲学不十分了解，对历史也不了解，更缺乏笔墨精神，是在乱画或者说是在大胆的涂抹。有的还在讲，风格不一样。实际上那不是风格，那只能叫花样。风格是由深厚的修养和深厚的文化素质基础奠定起来的。花样则是想出来的一个点子。笔者认为：中国画创作的现实形态，离不开对中国画传统美学的认识、把握和运用。在形式语言的创造中展现中国画审美意象的原则、体现民族人文精神与品格，才是现代中国画创作、品评的基点。

目前中国画创作最大的问题，一是为名，—是为钱。现在很少有人好好研究绘画，画传统不懂传统，画现代派不懂现代，这对中国画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尤其是在近十年的全国级中国画大展中，具有中国文化品格的艺术作品愈来愈少。时下有不少浮而不实的画人，一个比一个会摆派头、做味道，外表视之均非等闲之辈，然而，无论是做人还是作画，一个比一个圆滑，靠耍小聪明沽名钓誉。一位以擅长官样画而成为官场画展大奖得主，又以行画出没绘画市场的画家有句口头禅：要懂得“游戏规则”。另一位以现代美人画而当红台湾、南洋画廊的青年画家，更加直言不讳：画如女人，需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才有卖相。为何有如此情况产生呢？主要原因是经济利益产生了强大驱动力，因为这种“驱动力”使人急功近利，使人产生急躁情绪，从而导致相当一部分人放弃了画家应该坚持的自然成长与发展的道路。这就仿佛水果、蔬菜、肉食等物注入了“激素”，样子好看，品质却不佳。一些看似“雄浑”、“大气”的作品里面恰恰少了些“文气”、“书卷气”。缺少“文气”或“书卷气”的作品往往就缺少了深度，就会变得“俗气”。因此，我们必须摒弃物质利益上的功利，让中国画回归到能够体现出中国优秀文化品格上来。历史证明，只有以开放性和容纳性的心态去继承我国古代各家各派、各个历史时期优秀文化，并大胆借鉴和吸收外来的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先进部分，融合自己的中国画笔墨精神，才能使我们的创造作品成为真正的、时代的、文化体验和品格完善的中国画作品。

三、中国画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独特魅力与民族艺术文化特质

在我国传统绘画中，只有画家在画幅上题诗作跋和铭印之后，才算完成了创作的整个过程。诗书画印的结合，在世界美术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中国画独特魅力与民族艺术文化特质的深奥体现。

诗、书、画、印的结合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宋代以前，画上是很少题诗的，一般都在画面不显眼的角落，写上作者的姓名。到了宋代，才有一些诗人兼书法家的画家，开始在自己作的画上写题记或诗句。这样，诗、书、画开始结合起来，也就逐渐形成文人画。文人画兴起的元代，印也加入了诗、书、画的行列，在画面上印与书法黑红相映，虚实互见，赏心悦目，既丰富了画面形式，又扩大画面的境界，更增加中国画的神秘感。故有“书画至风雅，亦必以印为重。书画之精妙者，得佳印益生色，无印辄疑为像。印之与书画固相辅而行者也”之论。[4]也就是说印章不仅能使作品起到提神的作用，还具有成为识别作品真伪和确定作品市场价位的重要依据；还可以使欣赏者从中直观作者的生平、事业、思想、情操和艺术观，从而深入作者内心世界，感悟艺术与人生，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

题诗入画，一方面使画面产生书卷气，有利于补足构图和深化作品的意境，同时还能丰富画面的艺术表现形式，增强绘画的艺术感染力。故有“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5]之论。另一方面，观画者读诗，可以了解到作者作画时的心绪和情感，使人自然产生丰富而美妙的联想。因此，画上题诗，题得好，不只是锦上添花，还可以使平凡的画材成为不平凡，可以说是点石成金，其作品的价值也就大大提高了。

然而，到了现代，却少见有题跋的中国画和题长款的画家了，一般都是落穷款或者干脆就只盖名章。即使题有长款，也多取用古人诗文，而非自己的东西。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我认为是如今画家多重视笔墨技法、很少重视文化的积累、欠缺一定的文化修养的缘故。另外，题跋必须借助书法，书法不好，对整个画面有破坏性，好的书法，可以增加画面的形式美，书法入画，本身就是文化理性下的审美行为。不仅如此，书法的功力对绘画、尤其是写意画的笔墨功力和艺术性的提高，更是起了积极的作用。还有，当今画坛诱惑颇多，人心浮躁，真正静下心来研究学问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很少能见到有题跋的画作，偶有题跋，也颇浅俗，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很令画界担忧。然而，最让人担忧的还不在此，而在画家对题跋的不以为然的态度。很多画家不屑的认为只要把画“戏”唱足即可，题不题跋没关系，更糟糕的是，有的画家把没有任何落款只盖了铭印的同样一幅作品，分别以不同的题目参加不同类型的大展而投机。应该承认，现在的很多画家只知道画什么、怎么画，却不知道到底要表达什么，没有文化，没有思想，心中一片茫然，谈何画意，更遑论题跋了。我一向固执的认为，没有诗、书、画、印完美结合的中国画难称好画，至少不是一幅完整的画。因此，诗、书、画、印的结合，还需要画家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一个好的画家，不但要懂得画学，也要懂得文学、美学、甚至哲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东西。总之，要尽量地做到全面的文化修养，才能创作出高水平的中国绘画，才能使我们民族的这块瑰宝源远流长。

中国画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和文化演进而逐渐形成的，有其几千年的文明脉络和人文认知，其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已成为中国人文化基因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如果连中国画都要去迎合西方人的品评标准，那是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缺乏自信，由此也证明了对民族文化缺少深刻的了解和体悟。中国画有着完整审美体系并具独特的审美内涵，它的艺术特征除了有“视觉艺术”的共性外，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品格。只有坚持这种认识并指导艺术实践，我们的中国画创作才有可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

注释：

[1]叶宗镐编《傅抱石美术文集》2003-9，上海古籍出版社

[2]李耳：《道德经》第四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3]郎绍君：《笔墨论稿》文艺研究，1999年03期

中国文化范文篇5

关键词：和合文化、爱有等差、宗法等级、夷夏之防

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和合"观念，近年来已成为学界共识。而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存在的"和合"，又不可能孤立地、抽象地存在，必然与中国文化中的其他基本观念纵横交错、参差互渗，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因此，考察"和合"观念，一方面，不仅要从字源学角度厘清其本义、引申义，从古代文献中提取若干相对孤立的文本资料加以引证，更要重视此观念与其他基本观念纠结互动的联系，理解其真实而非抽象的文本意义。另一方面，不仅要把握"和合"观念在古代文献中的理论表述，更要深入挖掘"和合"观念是如何与其他基本观念共同影响着政治活动、法律制度、日常生活以及规范着君臣、君民、华夷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所以，"和合"观念不是物理学上的理论空间，可以从摩擦力等因素中纯粹抽象出来加以研究。"和合"是中国文化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任务就是在意义的密林里，寻找它的原生意义和具体语境。

人和观念与爱有等差

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观念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成员保有普遍的尊重和敬爱，实现人际温馨协调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为贵"等。但"和合"观念所凸显的道德普遍性同时也伴随着道德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不仅体现为程度的差别，而且体现为等级的划分（第二节将详论宗法等级，本节仅涉及前者）。

孔子对"仁"的规定继承了《国语·晋语》中"爱亲之谓仁"的思想，视血缘亲情为"仁"的根本，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是对父母的敬爱，悌是对兄长的敬爱。孝悌是建基于血亲之爱的最根本、也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推己及人，孔子又将"仁"规定为"爱人"，由爱亲发展为对社会成员普遍的敬爱，这恰恰反映了由近而远、由亲而疏的变化。这种变化说明"爱亲"与"爱人"并不属于同一伦理层次，所以在处理同一问题时，对象是家庭成员（"亲"）或社会成员（"人"）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有人偷羊，自然应当举报（"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而若是父亲偷羊，情况就不同了。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父子之间相互隐瞒，显示了以血亲之爱为基础的"亲亲"之德重于"亲人"之社会公德。

孟子同样在这一道德立场上论述"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其间寡助-亲戚为一端，多助-天下为一端，由寡到多反映的不仅是数量的变化，更体现了道德上的亲疏关系。从此"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荀子·君子》）。看来儒家的道德天平从一开始就是失衡的。无怪乎墨子要以"兼爱"来对抗儒家的"亲亲有术"（《墨子·非儒上》），爱有等差。

墨子"兼爱"的许诺十分诱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暑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不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以至于二千多年后的洪秀全也几乎以同样的词句诠解了太平天国的理想。"兼以易别"具有道德价值的合理性，但由于墨子忽视了个体利益之间的差别与冲突，使道德理想丧失了经济、政治基础，因而也就无法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相比而言，儒家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主张由于建构在血缘亲情基础上而显得更为可信、可行，成为绵延数千年封建社会的道德律令。

佛教东传后，由于其离亲割爱、弃世出家的教规仪式，与中土传统伦理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紧张关系。儒学名士为捍卫"爱有等差"的天然伦理秩序，对佛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指出佛教"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1）造成"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2）隋代荀济认为"释种不行忠孝仁义"，"傲君陵亲，违礼损化"，"释氏君不君，子不子，纲纪紊乱矣。"（3）唐高祖武德年间，太史令傅弈上废佛事疏十一条，指责佛教"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韩愈亦斥佛教"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4）甚至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文化"三光"政策。可见，所有的批评都缘自"爱有等差"这一基本观念的不可动摇性。只有以此观念为前提，才谈得上人际关系的"和合"。这样，我们就揭示了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观念的真实历史蕴涵。

和而不同与宗法等级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显然，这里是就君子与小人区别的角度而言的。君子的基本特征是"和"，小人的基本特征是"同"。君子善于搞好人际关系，求得社会和人际的和谐。那么，君子能否和小人达成这样的协调呢？应该可能。但孔子在另一处却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一团和气的君子为什么与小人难以相处呢？看来问题并不是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此处，应当明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和道德无涉，仅有位格的差别。而正是位格的差别鲜明体现了宗法制度的森严秩序和等级观念。"和合"观念与等级观念丝缕相牵，难以割断，因此，对"和而不同"的理解必然牵涉到对宗法等级制度的考察。

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状况相适应，发展出一整套的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宗法等级制度。这套制度转化为具体的规范仪轨就成为"礼"和"法"。孔子期待着光复周礼，使之成为人人必须遵循的社会标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因为"礼"是宗法等级制的具体体现，自然维护"礼"，就是维护宗法等级制，稳定统治秩序。孔子所提倡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精神实质即在于此。"法"是"礼"的辅助，"隆礼"和"重法"是儒家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有其适用的阶层、领域，"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

礼法不仅保障着君子和小人这样一般的社会关系，而且保证着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君臣关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春秋时期有过两次与此相关的著名讨论，一次是晏婴和齐景公的谈话，另一次是史伯与郑桓公的对答。

晏婴的观点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

史伯的看法是："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

诚然，这里反映了"诸方面、诸要素的协调配合，相辅相成"，"事物内部诸要素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发展"的辨证法则，（5）也具有"鼓励从各个不同角度、侧面提出各种不同、冲突意见，而后加以融合"的社会意义，（6）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谈及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和合"观念时，都存在着一个价值公设，即君主臣辅、君贵臣贱、君尊臣卑的宗法等级秩序。一方面，臣子的职责是辅佐君主，提出建议，采纳与否在君主，臣子无决定权；另一方面，臣子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护这个等级制度而不会损害它，消灭它。因此只有将"和合"观念放置于这个价值公设的背景下，才会准确地理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真实内涵："和"是一种统治策略，使君臣智慧和经验相济相成，目的是"生物"、"政平"、"民无争心"，增强统治集团的执政能力和延续能力。

董仲舒一方面认为"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7）另一方面，又强调阳贵阴贱、阳前阴后、阳亲阴疏，构成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社会图景。（8）

即便如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最力的黄宗羲，虽声言"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9）而其《明夷待访录》的书名却暴露了黄氏期待明君访求的下意识冲动。（10）这里呈现的依然是君主臣辅、相济相成的基本观念。明朝的君主终究没有等来，而清朝君主的宠惠又不能接受，这就牵涉到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基本观念--夷夏之防。

协和万邦与夷夏之防

协和万邦的观念第一次以下列的形式被表述出来："日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亲九族"就是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平章百姓"就是继而把自己的国治理好；进而使各国团结起来，这就是"协和万邦"。《尧典》此句的背景是在殷周时期邦国林立的情况下，以道德教化为本，以治理好本邦为前提，然后去感化他国，体现了一种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和理想。这个原则和理想就是"和合"。《禹贡》叙述了大禹治水成功，将四海之内亦即"天下"按距王城远近划分为"五服"，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西周初年，"五服"制度已经产生，周统治者通过分封子弟和册封各部落和原有邦国的形式，将诸部落和邦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对于华夏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作用。随着《尚书》被尊为儒家经典，《尧典》、《禹贡》中宣扬的处理邦国、部落关系的准则也就逐步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标准。"协和万邦"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精神在民族、国家、文化层面上的重要体现。如有学者指出："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好几千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应该是多元而又互补的，即冲突又相交流的。……在这方面，中华和合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理论思想，可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吸取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而共同创造21世纪人类未来的文化。"（11）

但历史上的"协和万邦"的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夷夏之防"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尧典》、《禹贡》中"协和万邦"观念是从自己的亲族、本邦、诸夏向他族、外邦、诸夷逐次扩展的，诸夏和诸夷界限分明，不可逾越。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多从地域、语言、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与心理等方面去区分夷夏，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犬羊之性"，对夷狄充满了蔑视和戒备。这种观念，一方面，它在客观上维护了本民族的独立地位，不以武力征服而以道德教化为手段来"协和万邦"，有利于民族融合，不同民族只要在语言、心理、文化上逐渐接近，就会被规划在一个民族之内；一方面，它又使"协和万邦"带有华夏中心主义的色彩，夷夏代表了落后文化和先进文化，只能以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民族对游牧民族采取的怀柔"、"抚和"政策，对境内少数民族采取的顺俗施化"的政策，都是以"夷夏之防"为背景的。如明代就实行了"内安诸夏，外托四夷，一视同仁，咸期生遂"的政策。

在"夷夏之防"笼罩下的"协和万邦"曾经大大阻碍了向其他民族和文化学习的进程，起码使这一层面上的"和合"观念发生了扭曲和变异。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借鉴异族制度，实行军事改革，结果遭到大批"夷夏之防"者的反对；佛教东传之初，引起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土文化的强烈不满，掀起"夷夏之辩"；明代西学输入，在本土文化必然高于其他文化的心态下，提出"中源西流"说；近代以来，保守主义者再次以"天朝大国"自居，面对愈加强盛的异族文化，越发明确提出"夷夏之防"，乃至闭关锁国，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其历史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余论

由此，我们系统清理了"和合"观念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民族文化层面上的其他基本观念的联系，指出"和合"观念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总是受到其他观念的影响、限定和制约的。在这里我们并不否定"和合"观念的历史作用。恰恰相反，我们赞赏并认同"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张立文先生语）这一看法。在此前提下，正因为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和合"历史上曾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牵制而无法获致最佳实施效果，所以今天在弘扬"和合"观念的时候，不仅要丰富深化其内涵，而且要充分认识到历史和现实中其他基本观念对"和合"观念的影响，以期早日迎来一个和合文化的新世纪。

注释：

（1）（2）《广弘明集》卷七、卷十五。

（3）《广弘明集》卷七。

（4）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九。

（5）郭齐：《"和合"析论》；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6）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65页

（7）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8）散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等篇。

（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中国文化范文篇6

关键词：文化遗产　文化保护　守正创新　以文化人　文化自信

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性

文化遗产的保护关系着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兴盛，它像纽带，连接着民族情感；它像底基，奠定民族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基础，它不仅是民族认同感提升的前提，更是树立中华文化自信的源泉、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作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新辉煌。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至今依然被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把马克思主义放在文化保护的现代化语境中加以运用，挖掘其民间性、民族性，加强指导性、实践性，有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保护和建设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遗产保护持有鲜明的立场和观点。马克思对民间诗非常珍重，他对艾希霍夫的《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学史》中表现出的对民间诗的不敬态度表示憎恶。恩格斯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中谨慎地提醒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各个国家的制度、风俗和传统。”①恩格斯十分关心手工行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其他劳动部门》②中专门对“陶器工”“缝纫工”等手工行业的生活状况、身体状况等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分析，给予关照，还设立“纽沙特尔各行业的支部——细木工、套匣制造工和雕刻匠和花饰瓦工的支部”③，为民间工艺的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二）人民的立场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基本思想

人民的立场是做好一切事业的目标和基石。文化遗产是历代人民创造的，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以服务于人民的诉求为核心。因此，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坚持“以民为先”的核心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一次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就是为了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广阔地惠及全体人民。统筹好文物保护与文物合理适度利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能够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性发展，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对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期待。

（三）既尊重历史又科学传承，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核心理念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首要倡导者及发展者。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对待一切文化遗产的最佳科学态度，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对接，深刻认识到只有对历史进行记录、学习与传承，才是真正做到了尊重历史，民族文化才能得以良好地发展并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一方面是守正创新。加强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要与时俱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内容到形式加以完善与开拓，提升其亲和力和感染力，达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是互鉴互生。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我们既要吸收发达国家文化中的先进因素，又要保持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精华，要在多元文化交融中确立文化自信。（四）文化责任与使命担当，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根本宗旨我国是世界文物大国，不仅要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更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保护意识。珍贵文物资源不可再生，我们谁都不能为了眼前的诱惑而破坏后世以及全社会的长远价值。

二、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性

（一）传承的路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失去灵魂，一切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将启发思想与温润心灵当作重要职责。因此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素养和能力。教育的一项重要意义就在于向后人传达文化信息，让我们的后代从中得到教育和启迪，得到美的享受。所以，弘扬民族文化，保护文化遗产，各级教育责任重大。2018年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图书《剪影·六位部级非遗剪纸大师作品系列：为孩子留住非遗之美》。该书以大家耳熟能详的古诗词做“引子”，通过六位部级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将其以剪纸的形式呈现出来，打造了唐诗里的24种东方之美、宋词里的24种人间至情、元曲里的24张心灵处方。经典的诗文和传统的剪纸共同流传，文本因剪纸而生动，剪纸因文本而厚重。2022年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中，《有故事的中国古建筑系列图画书》一书，以小朋友的趣味插图为原型，基于三维模型数据进行绘制，融合了趣味性、专业性、知识性，讲述中国五座最具代表性的木构建筑背后的故事，让小朋友们从小感受和体验生活中可信、可爱的艺术和文化。高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地域的相互交流能够产生一种“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山西大同大学成立云冈学学院，各专业以此为中心开拓地域文化教育教学，充分体现地方性高校的特点。大同，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曾是历史上民族文化的相融之地，推动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用云冈文化蕴含的精神理念教育学生，把特色文化转化为学生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不断增强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这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和传承方式。

（二）学术的力量——打造学科研究的地域色彩冯骥才先生说：“把遗产挖掘出来进入名录并不是终极目标，真正的保护其实是刚刚开始。这之后，我称之为‘非遗后时代’，这时的重要任务就是科学保护、广泛传播、利用弘扬和学术理论支撑这四方面的工作。”④中国有一个魂，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之魂，守护她，发扬她，是我们每一个个体的责任。如何让其走进时代？学术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仅可以提升文化保护的理念，还能确保保护措施的有效性。高校承担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尤其地方高校应充分体现地方性特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民风民俗以及各异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是地方性表现的根基。所以，学科的研究应该聚焦地域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保持浓浓的地方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氛围，开拓由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转变的新的学术思路。一方面，提升当地大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增强地域文化的自信力，为管理者保护和传承文化提供方法和路径。另一方面，组织学生进行民俗文化调研、文化遗产论文撰写，不仅让学生产生对文化遗产的认同，而且让学生通过在学期间获得将来从事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学理支撑和实践路径。目前，山西高校分别设立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如“云冈文化生态研究院”“五台山文化研究中心”“晋商研究中心”等。随着地方经济的崛起和文创、文旅产业的振兴，相关学术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开拓空间和实用价值。

（三）时代的必然——打造新的生产与消费方式智媒体时代，观众在何处，传播就在何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2022冬奥会开幕式上中国“二十四节气”光与影的震撼展示，不仅让中国人感到无比自豪，更让全世界人民对中华优秀文化有了全新的认知。新的生产决定新的消费，而新的消费必将促进更新的生产。在2019“亚洲文明联展·亚洲数字艺术展”中，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徐冰创作的手绘动画《汉字的性格》，利用对“观远山庄”所藏的赵孟頫手卷这件传世之作的观看、分析与想象，阐述了中国特殊的汉字书写方式与中国人特性的内在关联。过去与当下对话，科技与艺术结合，充分展现了文化与科技的共生共振，催化出独特的艺术成果。中央电视台连续推出大型节目《国家宝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其首次将文博与大众娱乐、综艺形态结合在一起，以全民性的文化故事提炼出文物自身独特的文化气质，尤其运用虚拟视觉技术和“AI+VR裸眼3D”拍摄技术，让演员突破传统舞台空间的呈现形态，带给观众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这样一种媒体时代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让沉默的国宝成为举国热议的宝藏，让一件件陈列品活起来，体现出民族文化生命的传奇，让更多人开始关注文物、喜爱文物，更掀起了参观博物馆的热潮。这些实例让更多传统文化保护的参与者意识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结合时代需求焕发新的光彩，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需要与时代和大众生活相融合，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与当下的价值。

（四）中国的路径——坚定文化自信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2017年“文化遗产日”更名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每年提出主题，如“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2006）、“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2011）、“让文化遗产活起来”（2014）、“文化遗产与‘一带一路’”（2017）、“非遗保护，中国实践”（2019）、“文物保护：时代共进人民共享”（2022）等。经过16年的历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从“根”的唤醒提升为“美”的追求，从古籍“深”的挖掘转换为现代生活“新”的融入，从“一带一路”的互通到中国实践模式的探索，从精神呼唤到乡村振兴，从民族文化保护到命运共同体的树立，增强了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集中体现了文化遗产的发展脉络：是什么的精神追寻、为什么的保护理念、怎么样的传承特色。我国坚定文化自信，一方面加强对外开放，合作共生，“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就是最好的说明；另一方面，充分运用本民族的灿烂文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互通共融。优秀的民族文化对于文化创意和文旅产业者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不能忘记它，漠视它，要充分挖掘这一宝库，相互融合，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达到守正创新。如北宋画家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从世博会科技动画的展出，到开封旅游景区的打造，再到实景演出效应等，是文旅结合的典范。中央电视台推出“非遗公开课”，以讲述和表演的形式进行多彩非遗展示，如著名民俗学家刘魁立先生对“二十四节气”的介绍，伴有口技和相应的图画动漫，理论与实际结合，历史与现实对接，文化与技艺交融，让人们形象生动地认识了抽象的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范文篇7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它与官方建立的士文化是并行的价值传播系统。官方价值代表了社会的、整体的、理论的力量对个体的要求与约束，而民间价值代表了个人的、灵活的、理想化的人生追求。这两种价值体系的互相补充和融合，使中国人的生活有了选择的可能，也有了所谓内儒外道和儒道互补的境界。

中国文化英雄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史和政治史中举足轻重、无处不在的文化存在，但迄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正式关注。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中介性存在，中国文化英雄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形成和社会政治运作方面，始终起着导向性、支配性作用。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

一、英雄、历史英雄与文化英雄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英雄的解释是:“非凡出众的人物。指见解、才能超群出众或领袖群众的人。”这个解释与一般人的直觉是接近的。美国传统词典对hero一词的解释却略有不同，强调英雄不仅仅要有业绩，还要有所牺牲。大多数英雄可能是在发生战争时对结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在国有危难之时，他们或运筹帷幌，决胜千里;或振臂一呼，身先士卒;或挺身而出，舍生取义。而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间背景下被认为是英雄的人，一般是指那些有功劳和能力的，令公众敬佩和模仿的，特别是曾经对历史的发展变化(事件进程)产生了自己独特影响的人。

我们通常所谈论和讨论的英雄大都是历史中的英雄。最早的英雄是指那些以其传奇般的个人经历为氏族的生存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那些以其勇敢和力量而受到部落成员崇拜的人。民族、部落兼并过程结束之后，早期的氏族英雄渐渐演化为神话和传说中的英雄，继续受到人们的崇拜。此后，逐渐诞生了为全民族共同认可的历史英雄。

文化英雄这个词较少被人提起，这是因为，在人们的下意识里，已经把文化英雄归并到普通的英雄范围里面了。一般情况下，人们把文化界的某些名人和有成就的人看成是“文化英雄”;而在比较认真和正规的场合，许多人又把“文化英雄”等同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或是直接把“文化英雄”看作知识精英，如将陈寅格、顾准、金庸等人视为“文化英雄”。但笔者认为，这些认识与决定文化走向和文化结构的“文化英雄”无关。文化英雄不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英雄，也不是一个阶层、一个团体的代言人。文化英雄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价值符号和价值象征。人们可以通过文化英雄理解一种文化，学习一种文化，接受一种文化，融人一种文化。所以，文化英雄是人心中的英雄。

“文化英雄”与通常的英雄概念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一般所谓英雄，是指以其思想、意志和行动影响历史的人;而文化英雄则往往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价值承载者。“文化英雄”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其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在于，它由一些不同的个体形象在中国文化的时空中不断地丰富延伸，最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象征系统，成为中国文化得以延续传承的基本载体。

历史英雄最主要的文化功能是显示人类作为一种类存在的力量，为生活中的普通人树立起生存的勇气和信念，使人们在这些英雄身上看到自己潜在的力量和价值;而文化英雄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价值代表和价值象征。历史英雄因为改变了历史，所以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文化英雄则是因为创造了人生的价值，创造了人活着的价值尺度，而成为人们行为的榜样。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文化英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构成。

因此，本文所涉及的对象不是“历史中的英雄”，而是“人心中的英雄”;不是英雄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是作为文化概念的英雄形象与文化价值、文化结构的关系问题。

二、中国文化英雄

中国文化英雄是价值观的代表，是人生的样板，包括人格、尊严、成功、贡献和理想几个方面。英雄这一称呼适用于两种人物:一种是历史人物，即那些以其个人行动和行动的后果而影响了历史的人;一种是文化英雄，即以其思想、著述、人格、道德影响了他人的信仰和行为的人。历史英雄仅指那些以其行动对特定事件或问题带来决定性影响的人，而文化英雄虽然有时也可能兼具历史英雄身份，但一般说来，是以其人格或思想的影响而位居英雄之列的。例如:孔子、老子、屈原、杜甫、司马迁、诸葛亮、孔融、伯牙、大禹、周公、李白、陶渊明、关羽、苏武、越王勾践，等等。这些被看做文化英雄的人，每个人都有一篇感人的故事，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可贵的精神，每个人都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化身，每个人都是人生的一杆标尺。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通过口耳相传成为中国人人生经验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在处理实际生活境遇时的具体路标。人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会做出与这些文化英雄同样的业绩或达到同样的人生境界，但却相信，做一个人应该有像文化英雄那样的情操、那样的理想、那样的人格。事实上，这些文化英雄一旦进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他们就不但作为精神偶像，而且也作为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而被接受了。在许多具体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不仅仅把文化英雄看作学习的榜样，而是通过心理整合把这些英雄身上的特殊品格视为自己个人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使自己在心理上成为英雄的化身。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文化英雄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只有文化英雄才有资格成为做人的样板。

中国人虽然承认历史英雄的功绩和才干，但他们对历史英雄的敬意远不如对文化英雄那么深广真挚。在某种意义上看，历史英雄是伟人、超人，而文化英雄却是普通人、凡人，所以，中国人敬仰文化英雄而不是那么羡慕历史英雄，这也正是中国人注重现实生活的智慧表现。

中国的文化英雄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特定的社会群体，也不是固定的由外部封赠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作为价值象征和人生样板而存在的非特定群体。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文化英雄很广泛地存在于生活的不同层面，有代表整个中华文化的全民族性的文化英雄，有代表某一种人物性格或人生选择方式的文化英雄，还有代表特定的人生理巷或人生境界的文化英雄，等等。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文化英雄并不是一种理论性的存在，而是一些与生俱来的、听得着看得见的生活内容。文化英雄不是确定的官方的样板，而是具体地活在公众心中的生活样板，是老百姓的生活指南。文化英雄代表着多种人生理想、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念，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这样，中国人就可以从不同的文化英雄形象身上，在不同的层次和意义上，看到自己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前进方向。由此，通过榜样的作用，中国文化英雄使全体国人都进人到文化价值系统的建设进程中去。

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文化的价值传播渠道主要是“士”阶层。在中国两千年的君权统治过程中，士阶层传递着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而在实际生活中，与正式的儒家系统并行的，还有文化英雄这样一个价值传播系统一直存在着。文化英雄在树立和传播价值标准方面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有时比正统意识形态的传播系统更加深人人心。

文化英雄都是价值的典范，在最初，文化英雄可能还是官方意志即官方意识形态的体现者。一个文化英雄可能首先是由官方推出的某种样板，这时他还不是“文化英雄”。当他能够被民众接受成为生活的榜样时，他可能演化为文化英雄。如果他不能顺利转化为民众生活中的榜样，即不能成为老百姓心中的英雄时，它就会死亡，成为典藉中的符号。

一种文化的价值系统，通常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价值选择的结果。虽然价值系统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其主要的价值尺度都与统治阶级的历史要求相一致。这样的价值系统会导致官方与民间存在许多深刻的对立，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发展。因此，官方价值观与民间价值观需要相互沟通与融合。中国文化英雄最重要而又最不为人注意的意义在于，它实际上起到了沟通官方与民间价值观的作用，它以活生生的个人形象的方式进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成功的、什么是失败的，什么是受欢迎的、什么是受排斥的，等等。在文化英雄形象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官方的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可能通过这种具体的个人形象而被普通民众认识和接受，而某些诞生于民间的人生榜样，由于在某种意义上恰好符合了官方价值观的需要，也可能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的象征物，则民间的英雄也有可能被官方接受、加工，然后重新以文化英雄的身份进人公众的生活中。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是关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英雄是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剂与缓冲剂，是官方与民间文化沟通的中介。中国文化英雄可能来自民间，比如岳飞，也可能来自官方，比如雷锋，当他们所体现的价值观被官方和民间共同接受时，这个形象就同时代表了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某些共同意愿。

文化英雄首先是作为理想的化身而存在的。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成功与失败?什么样的选择是正确和错误?什么样的人生境界最值得人们羡慕和追求?人们都可以从文化英雄那里找到参照。一个文化英雄就是一种人生理想，在认识文化英雄的时候，中国人非常清楚他们的真正涵义。

文化英雄作为价值的标志并不是面面俱到的，而是只代表了某一种价值尺度。中国文化英雄是由许多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人物所构成的整体。由这些不同层次和侧面的价值代表，传达出了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与整体追求。这样的有实有虚、有层次、有方向的价值体系，又从整体上构成了“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

中国文化英雄不是抽象的价值观的代表，而是具体鲜活的人生的样板，代表了人应该如此活着。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中国文化英雄就是他们的人生指南。在文化英雄的指引下，人生的每一步都有典范。从小孩到大人，从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到最高尚的人格顶峰与事业顶峰，在文化英雄中都有具体的榜样。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古代儿童启蒙读物中的许多故事，就是为儿童树立的人生榜样。“孔融让梨”就是文化英雄的一种代表性形态，作为文化英雄存活于中国人生活中的不是历史上“学者孔融”这个完整个体，而仅仅是出现在故事中的一个4岁小孩。这种情况主要是生活中的日常榜样，是比较普遍层次上的没有被整个社会承认的英雄，但确实是人生样板，具有文化英雄的属性。文化英雄更多的体现在孟母三迁、苏老泉发愤读书、苏武牧羊、木兰替父从军、姜子牙直钩钓鱼、范氢功成身退，等等，它们代表了不同的人生境界和人格境界，成为普通中国人成长道路上的标杆和参照物。人们并不是每一步都一定要照着这些榜样去做，但有了这些样板存在，至少在平凡单调甚至艰难困苦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某种希望之光。

中国人判断英雄，并不是以历史功绩或胜败而论的。因此，“君子论人物，当论是非，不当论成败。若以成败论，则世之诡道而成功者岂尽可与也。孔子尝云:勇士不忘丧其元，何延之足论。彼以成败评豪杰者，市儿之见也’，，“自古皆有功，独称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独称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将之故耳”。可见，中国人心中的英雄，必须是在文化上可以作为价值楷模的人，即“有德以将之”之意。

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理学一统天下，讲三纲五常，名教礼法，忠臣孝子，传统的雄霸一方、挑战皇权的古英雄、古豪杰不再受欢迎，主流意识形态开始推崇道德色彩的英雄。文学作品中，英雄一定要具备忠君报国的思想，不管是自始至终满门忠烈的杨家将、岳家将，还是先造反后招安的梁山好汉，忠君报国、维护正统秩序是他们作为英雄的必要条件。所以，尽管曹操可以自称为英雄，但在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体系中，他却很难赢得这个称号。

而在民间，文化英雄一定是人心中的英雄。首先，它应该是民间的理想，成功的标志。其次，它应当可以被效仿，并被转化为自我形象，成为每个人自我肯定的方式。这是中国文化英雄存在的基本方式和生命力所在，它不是确定的官方的样板，而是具体地活在公众心中的生活样板。只有这种存在形式才能使中国文化英雄担负起中国文化价值传播者的作用，而中国文化的价值也只有在这种传播方式中才能打通官方与民间的价值标准。比如包公这个人物。历史上的包拯是一个皇权体制下的一个正派的普通官员，并没有文学作品中那种超凡的能力、气魄和胆略。但后来，他被写进文学作品中，成为一个代表民间意志和民间价值理想的文学形象，这时，他的身份、特点和性质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他由听命于皇帝、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普通官员变为老百姓的代言人，担负起匡扶正义、剪除邪恶以至抵抗皇权重压、保护百姓利益的光明使者的作用。直到今天，包公仍然是正义的化身。至于他实际的地位、官职、权力，没有人关心。从官方到民间，大家都公认包公是一个正面形象:对官方而言，他忠于职守，维护了皇权的最终地位;在老百姓心中，他不畏强暴，刚直不阿，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大义灭亲，是一个没有一丝杂念的可以信赖的人。所以，包公是一个很典型的被中国官方和民间共同接受的价值象征、价值样板。包公身上具备了许多做人的优秀品质，值得每个人学习效仿。作为一个人，如果能够获得像包公那样的成功，也是一生的荣耀。可见，包公正是那种中国老百姓需要的既有象征性又有实践意义的文化英雄，是一个至今活在人心中的英雄。

中国文化英雄对中国人的影响是直接的、具体的，并且是深人人的内心和灵魂的。它们作为价值观的代表，直接决定着中国老百姓的人生选择，其道德示范功能及约束力远远高于宫方的法律体系和样板体系，成为中国文化事实上的最有效的价值传播系统。

三、文明的成长孕育文化英雄

英雄的诞生过程在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中基本是相同的。从最初的部族狩猎英雄、战争英雄，到后来民族国家的历史英雄，再到后来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文化英雄概莫能外。一些部族英雄和部族兼并之后形成的民族英雄(在很多时候也许仍然是部族英雄)，后来被演化为神话英雄。当比较稳固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则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及历史英雄，比如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以及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戚继光、孙中山等。在文明的形成与完善过程中，则出现了代表一种文化内在价值尺度的“文化英雄”，比如、诸葛亮、李白、孙悟空等。

随着人类社会结构的复杂和完善，人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与要求也不断地深人和升华，人类文化的内涵也积淀得越来越丰富。文化英雄是在文明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发育形成的，因而，文化英雄是由不同的层次和内涵来构成的，有官方的、民间的，还有专属于文人知识分子的，有属于全民族的，也有仅属于某些阶层范围的，有意识形态型的，也有生活型的。中国文化英雄都是后来形成的，是在历史中因为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调和而被民间和官方共同塑造出来的，最典型的如文圣人孔子和武圣人关羽。

我们通常所理解、传播的孔子，是一个被压扁了的偶像，是封建集权统治下一个道德的象征。孔子活着时是被主流意识形态和君主们排斥的，在他死后多年才被发现可以用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于是，有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也有了孔子从汉代到清代不断膨胀、不断神话的形象塑造史。但在民间，除了偶像之外，孔子还是一个热爱生活、脑子里装满理想和愿望的可亲可爱的乡村教师。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战乱时代，他想恢复周朝的礼制，想让当权者放弃争霸去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并期待着君主们用自己的人格去感化天下的人。这无异于异想天开。但孔子的可贵就在于，他永远把理想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他并不在乎自己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只在乎我要什么，我做得怎么样。“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精神的最核心价值。所以，作为中国文化英雄最突出的代表，孔子是一个官方和民间都能接受的人，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价值。在理论上，他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是治理国家的精神标杆;在现实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就是书的代表，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出路所在。

在关羽身上形成的超越阶级、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崇拜，是空前绝后的。老百姓崇拜关羽，觉得他是个武艺最高也最讲义气的人。他之所以被神化，主要还是一个“忠”字。从“桃园三结义”开始直到死亡，他始终追随刘备。后来的历代皇帝大力宣扬他的“义”，把他抬高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朔赞宜德关圣大帝”的尊位，这是当时统治者为笼络和软化反抗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其实只是拿他做个幌子，想让中国的老百姓学习他对主人的“忠诚”精神。俗话说“买家没有卖家精”，在关羽从人到神的形成过程中，历代的统治者皇帝就是卖家，他们以无比的热情向老百姓推销忠义的榜样关公;老百姓则是买家，他们以无限崇拜之情真诚地信仰和接纳关公。结果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经过关公这个中介形象达到了精神统一:大家都欣赏关公所代表的忠勇仁义的价值观。这样，关羽以一个无与伦比的完美形象征服了中国人。

中国文化英雄可能不是伟人、不是重要人物，只是生活中的名人、道德高尚的人，或是一个努力实践自己信仰目标的人，是以其行为方式和行为精神感动他人的人。在最初他们只是生活中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后来，他们的行为或理想被更多人承认和接受，于是成为社会公认的代表一种文化内在价值尺度的标志，成为全社会所接受的“文化英雄”。这里的关键是他们必须能够代表一种文化内在价值尺度。

四、文化英雄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种文化的形成、传承与发展，是由社会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活动过程中所发现、所接受、所坚持的价值观来决定和体现的。经过历史的筛选、陶冶和凝炼、雕琢，这种价值观渗透到社会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内化为全体成员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各种零星的、个别的、临时性的、区域性的、小团体性的价值观和价值准则，逐渐凝聚在一起，成为全社会共同信仰和坚守的价值体系，成为一种深厚的文化传统及文明形态。

价值系统的形成与完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各种相关因素合力完成的，既有民间日常生活中的样板作用，也有官方的劝谕、规范、示范与引导的作用。在中国价值系统的形成过程中，官方对士阶层的激励与提携可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通过士阶层的成功，向民众宣示了以“效忠皇室，服务于皇室”为基本路线的成功之路，由此突出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而与此同时，始终不被官方提起，其实是被官方刻意回避的另外一条价值传播链—中国文化英雄也在潜移默化地完善着中国的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范文篇8

1.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与文学生态学

1.1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在2000年，南京大学的从丛教授将高校英语教学中片面重视英语外来文化的融入与传播、片面追求英语语言教育、忽视本土文化的融入与传承等现象，归结为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意味着长久的英语教学中，我国本土母语文化都处于被忽视的尴尬地位，在迫切需要传承、创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培养具有强烈民族认同感的优秀人才这一需求下，高校英语教学亟需改革。高校英语教学中本土文化失语现象的存在不利于从战略全局高度提升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不利于在文化领域占领重要阵地，实现新时期本土文化全新生命力的焕发，这也是为何必须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解决好本土文化失语现象的一大关键，对于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培养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有重要价值。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存在，制约着新时期高校英语教学的进步与创新，不利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同时会导致学生对母语文化的认知越来越浅薄，不利于形成独立的文化人格，导致学生在进入英语交流语境后呈现出本土文化失语症，这些问题的存在迫切需求解决好本土文化失语问题，改变高校英语教学整体生态环境。

1.2文学生态学

所谓文学生态学是利用生态理论指导文化研究、文化发展等的新兴学科，重视利用各种复杂变量之间的关系或者规律来为文化研究服务，体现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表现为文化生态系统多元性、内在变量动态性与平衡性。文学生态学从整体生态系统利益出发，围绕最高价值考察人与自然、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探究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探明危机根源并加以应对。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出现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利用文学生态学可探明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源，并寻找到有效的应对举措，以改变现状提升英语教学的价值与含金量，为培养新时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服务，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传承营造良好的内外环境。文化生态学视角下，英语的学习是一个二语习得的过程，无论是目的语还是本土母语都具有相同的文化价值，二者在维持文化生态环境平衡方面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何高校英语教学中必须一改从前作风，改变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做好本土母语文化的教学与传承。受多年来我国重视英语语言学习的教育传统与氛围影响，英语教学中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融入较为强势，在我国积极尝试与世界交流的今天，这种教学趋势极大的影响了人才培养中的传承创新本土文化的意识与民族认同感，弱化了学生对本土文化的感知认同能力，会产生诸多不利影响。面对高校英语教学中的这一尴尬情况，利用文学生态学理论指导本土文化失语现象的解决，实现语言教学中二语习得的文化生态平衡成为必然选择。

2.文学生态学视角下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成因分析

2.1教学理念与政策影响

我国对英语教学重视的传统由来已久，从学生们初入学校到进入大学，这期间对于英语的学习绵延多年，过于强调英语语言的学习弱化母语的地位与影响，同时由于汉语与英语完全不同的语言模式，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容易出现母语式英语思维与表达问题，鉴于母语在英语学习中出现的负迁移，我国外语教育中过于强调摆脱母语文化的影响，导致出现了文化失语现象。学生们进入大学后，高校英语教师更为重视对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与锻炼，强调语本身作为语言工具的应用价值，鼓励学生们多说、多想、多练，这种多年来如出一辙的学习习惯导致了高校教学中母语文化同样缺席。英语教学中过于强调英语文化的融入与学习，忽视本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最终导致了目前困扰英语教学进步与创新的本土文化失语问题，文化生态的失衡导致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极为不理想，虽然在英语语言与技能应用方面有一定成效，但是本土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则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使得许多优秀人才出现了文化上的“偏科”现象。从2007年开始，我国真正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重要目标，但是由于内容与要求宽泛，缺乏有效的指导性举措与理念，国内英语教学中也未能真正践行这一目标，因此从文化生态失衡这一角度出发，解决高校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失语现象势在必行。

2.2教材与师资影响

大学英语教学中所应用的诸多版本教材，在融入本土文化方面做得并不好，出于培养学生英语思维与应用技能等考虑，教材上文章基本上均出自英美文化刊物，有关国内文化的介绍与融入少之又少，教材方面两种文化的严重失衡进一步加剧了语言生态环境失衡。以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大学英语教材《全新版大学英语》《新编大学英语》《新视野大学英语》为例，三门教材中国文化比重最低2％、最高仅有6％左右，这些直观的数据说明了教材上的缺失。高校英语教材过于重视介绍西方语言文化与风俗习惯，在国内传统文化介绍与融入上少之又少，纵观国内各个学习阶段学生们的英语教材，内容设计上无一不重视英语国家文化的介绍，有关本土文化的强调与融入则极为弱势，这不符合语言生态环境中二语习得同等重要与平衡这一原则，同时也使得学生们过于关注外来文化，对母语文化持忽视与冷漠态度，引发本土文化失语现象。师资方面，国内高校英语教师作为引导学生进行语言学生的重要引导者，在文化生态意识上对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就不够重视，教学中也忽视了母语文化的融入，过度批判大学英语、拒绝学习西方文化的民族中心主义等极端化情绪的存在也有一定影响。同时，高校部分英语教师传统文化积累不足，不具备向外输出、宣传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能力与跨文化的交际能力，教学理念落后、教学内容缺乏创新、教学评估机制不标准不完善等，也使得本土文化失语现象较为普遍。

3.文学生态学视角下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应对

3.1培养学生文化生态意识

高校英语教学中要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角度出发，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生态意识，加深其对于本土母语文化的认识，并在觉醒、反省的过程中完成文化生态意识的创建，这对于增强学生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有重要意义，对于英语课堂中引入母语文化也有积极作用。英语教学中要注意立足当前世界多元化潮流，以民族文化为根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化观，在文化生态意识影响下实现二语习得的平衡，在了解欧美文化的同时完成本土文化的输出与传承。

3.2合理设计教材

要以文学生态学为指导，在大学英语教材筛选方面注重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性，通过合理设计教材内容提高本土文化比重，以文化生态系统平衡为目标，将东西方文化有机融入课堂，真正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让学生既接触到有趣的西方文化，同时了解到本土文化的魅力，避免语言教学中出现文化沙文主义，走出本土语言与目的语之间的狭隘界限，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优秀人才提供支持。大学英语教材要做好创新，为学生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供支持，让其在借鉴、学习目的语优秀文化的过程中，能同本土母语文化之间产生碰撞的火花，实现求同存异、共同发展。要积极创新英语教材内容，实现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的融入，积极探索二者能够融合的主题与契机，突出个性化创新，让语言教学的目的与文化内涵更为清晰，全面开阔学生文化视野，丰富学生人文精神，让学生思想上、人文素质上更进一步。

3.3树立教学文化生态观

高校英语教学中要树立文化生态观指导个人教学工作，除了引导学生积极接触并了解西方文化之外，还要提升个人本土文化素养，承担起输出、传承本土文化的重责大任。教师要顺应本土文化融入教学这一潮流，不断提升个人专业素质，巩固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具备较强的文化生态意识，将优秀的本土文化融入一线课堂，渗透到学生的英语教学中，从而其提升其文化认同感，激发学生对本土文化的兴趣，培养优秀人才。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要积极采取重视双向文化的生态教学模式，加强课程资源建设、制定合理的教学大纲，纠正以往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以双向文化教学为核心开展多种类型的教学活动，改变以往本土文化单向被动的局面，通过积极创新教学内容、组织专题讨论、引入中英文化经典作品赏析等举措，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二语习得过程中两种文化的重要性与价值，改变中国文化失语局面。

4.结束语

中国文化范文篇9

摘要：中日文化有着非常深的渊源。日本的能乐是中国文化对日本音乐方面的影响较为突出的一种艺术形式，无论是从它的起源，还是发展演变都可以说是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从古至今无论是在文化还是经济方面一直都在不断地影响着与之相邻的其他国家，当然同时也吸收了各国很多领域里优良的文化知识，从而不断充实自己。日本作为中国东部隔海相望的邻国，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开始了，两国人民在经济和文化上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彼此互相影响，这是两国史籍所记载并且被各国历史学者在研究和探讨中不断阐明的。两国都有着各自灿烂的文化，并且都较为擅长吸取各国的优秀文化知识，当今仍然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能乐表演就是两国文化交流和传承古代文化的一个代表。

一何为能乐

能乐，在日语里意为“有情节的艺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传统艺术形式之一。就其广义而言，能乐包括“能”与“狂言”两项，两者经常同时同台演出，且一起发展起来、密不可分，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却是大相径庭。前者是极具宗教意味的假面悲剧，后者则是十分世俗化的滑稽科白剧。其实能乐是一个出现非常晚的名称，从平安时代中叶(78a一118s)直至江户时代(1603-1868)，这种艺能一直被称为“猿乐”或者“猿乐之能”。而且，以日本南北朝为界，前期猿乐与后期猿乐面貌迥异，故现今日本学术界将前者称作“古猿乐”，而将后者称作“能乐”。

二中国文化在能乐艺术起源中的影响

关于能乐的起源，虽然在具体分析上存在着许多分歧，但能乐是“古代日本本土艺能与外来艺能之集大成”，可谓学术界的共识。许多文化样式都对能乐的形成，发展和定型起到过作用，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古代文化。

1.能乐产生前的文化背景。

在奈良、平安初期，(我国唐朝时期)，大陆各国及朝鲜半岛的伎乐、舞乐、散乐陆续传人日本后，长期在宫廷演出。这样就使日本古代的艺术，以中国、朝鲜、林邑为媒介，和印度以及欧洲国家等早期一些表演形式联系起来，大大提高了日本的音乐、舞蹈和表演艺术的水平，培养了很多艺术人才，甚至还保存了后来别国已经失传的宝贵艺术财富。在室盯时代，日本的表演艺术在我国宋代大曲和元代杂剧的影响下，产生出了比较成熟的戏剧形式。

2.中国文化对能乐艺术诞生最直接的影响阶段。

日本于公元607年派出遣隋使、630年又开始派遣遣唐使，中国的音乐舞蹈也以此为契机，开始传人日本。藤原真敏(807-897年)作为遣唐使于83s年人唐都长安，随当时的琵琶博士廉承武学习琵琶。据说他后来携唐的琵琶归国，还带回了唐的乐谱，而且回国后一直保持教授琵琶之业，那么唐的音乐也无疑传人了日本音乐领域。当时中国大陆经由朝鲜半岛或直接流传到日本列岛的乐舞，主要有伎乐，舞乐与散乐。伎乐是指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即我国的乐舞，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人日本后或称伎乐舞。相传在隋场帝大业八年(612年)，在昊国学习乐舞的百济人味糜之归化了日本以后，开始在日本传授伎乐，由于当时的圣德太子十分喜爱伎乐，便召集了一批日本的青少年跟从味糜之学习，并且在雅乐寮职员令里设了伎乐师、伎乐生，最后更把这种舞蹈定为佛教祭仪，随后伎乐在日本逐渐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有:《狮子舞》《吴公》《金刚》《迎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称为十伎乐。

三中国古代乐舞“散乐”在日本能乐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中国文化范文篇10

摘要：民族的生命力说到底来源于文化的生命力。从审美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审视，我们不难发现审美精神不仅渗透在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领域，而且集中体现在汉字这一具有独特美学魅力的传播工具上，甚至在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历史进程中，都会积极而有效地发挥作用，唤醒人性的自觉，推动文化的发展最终凝聚成中国文化的生命本质。

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是举世公认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大自然带来的灭顶之灾、种族斗争、外敌入侵造成的亡国之患，使不少的宾化形态由盛转衰，走向灭亡。而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其间虽然也无数次地出现过足以亡族灭种的巨大灾难，但其完整的文化形态却一脉相承，始终没有中断。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国文化产生了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抵御了无数天灾人祸而生生不息?本文拟从审美精神的视角，谈些管窥之见。

(一)

审美精神被视为中国文化的生命本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浓重的轻功利、重精神，轻经验、重感悟的特点。不管是人们在政治活动过程中极力推崇的“无为而治”，还是在宗教信仰中追求的天、地、人多种崇拜的有机统一，特别是被视为文化精华的“夭人和一”思想，都在凝聚了大量智慧的同时，体现出在具体感悟中升华精神，在融会贯通中追求尽善尽美的超越性。以这样的心态面对自然和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万事万物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浑然一体、有机统一的生命形态。从春秋时期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到汉代董仲舒推崇的“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天地人和思想，再到唐代刘禹锡所说:“天，有行之大者也;人，动物之优者也。天之能，人故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耳”的说法，都十分明显地反映出人与自然天地和谐统一的思想。中国文化中，世间的一切事物“首先作为与人打交道起作用的东西展示出来。人在认识世界万物之先，早已与世界万物融合在一起，早已活动在世界万物之中”。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世间存在的一切事物之间便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先天地相互关联着，具有一种与人为善，符合人性的对象化特征，使得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能从人与自然先天存在的应然和谐关系中得到宽慰，并在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的过程中获得审美愉悦。

意大利思想家维科认为，每个民族在幼年时期都先天地具有一种“诗性智慧”，使这一时期的人们在进行各种文化活动时都具有实用与审美不分的特点。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从古代西方哲学家留下来的大量对话里，从先秦诸子的思想记载中，看到现象与理性并存、感悟与哲思融会的大量美父，感受到先人思维中的“诗性智慧”的无比魅力。在由“诗性智慧”向哲学智慧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哲人们在保持着自然生化观的基础上，将以种族繁衍为目的的生存体验与对自然宇宙运行规律的宏观揣摩相结合，形成了天地自然与人相容共生的文化形态。在中国哲人眼里，“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原非有二。’，均主体与客体是不能须臾分离的，主体既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又是吾人真性，即“真的自己”的体现。这样，人们在与宇宙万物接触过程中所形成的功利判断与审美判断也相融相通，不能分离。在中国哲人看来，提炼“智慧”的过程完全没有必要将其中原生态的“诗性”隐去，将人们获得“智慧”之前的生命感悟隐去，进而虚构出一个远离生活，远离形象，纯粹抽象的理性世界。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谈到自己由哲学研究转向艺术研究时就曾深有感受地说过这样的话:“我已经从哲学中觉得宇宙的真相最好是用艺术表现，不是纯粹的名言所能写的，所以我认为将来最真确的哲学就是一首宇宙诗。’响其实，正是这种源远流长的诗与哲学融合的文化氛围，不仅孕育了王国维、宗白华、钱钟书这样具有“诗性智慧”的近代宗师，还孕育了曹雪芹、郑板桥、朱熹、苏轼、王羲之、司马迁等一大批具有“诗性智慧”的古代艺术家。中国历史上尽管没有出现独立的美学学科，更没有专门的美学家，但是，翻开各个历史时期留存下来的文化典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前人对自然、人生，尤其是对各种艺术现象的思考与总结，形成了“情志”、“气运”、“形神”、“豪放”、“飘逸”、“心性”、“意境”等等具有中国特点的美学范畴，并从先秦一直贯通到现代，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重要资源，也积淀成为中国文化的美学因子。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审美属性的高级表现形式，是千百年来与农业生产方式息息相关，融会贯通了各方面思想精华，最终凝聚为以儒、道、佛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意识形态。尽管这三家思想对世界的看法、生活观念和哲学立场上各有侧重，但是，在超越世俗，建立理想境界，共同追求审美精神的生成方面却是相似的。以作人为例，儒家以积极人世的态度努力塑造完美的“君子”为己任，并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君子的形象进行规范。认为君子不仅应该具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内在美德，而且在行为上还应该具有以“乘殷之格，服周之冕”为标志的简朴、合理的外在形式，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门后来，儒家学说中对人的社会价值越发看重，对人的美学评价也越来越朝着有所作为的方向发展，提出“舍生取义”的“大丈夫”思想(孟子);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构成了儒家以追求人与社会和谐、对社会有所奉献的人生价值标准。而道家则以出世的态度努力创造一种“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的太极世界，明显带有对生命终极意义进行关照的特点。从思想形态的构成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精神是由儒、道、佛三家造就的。但是儒家比较重视人的伦理规范，佛家更加关注宇宙间的空茫虚无之境，其产生的美学效果凝重而又空灵，而道家的学说是最富有生命精神的，其精神气质莫不与艺术款款相合，在某种程度上说，道家学说对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庄子》论“道”侧重于感悟和体验，认为真正的“道”不应该远离人心，而应当对人心具有永恒的吸引力，人们经过各种努力趋于“道”的过程，就是向自己真实生命的复归过程。这种过程不是利益的获得，也不是道德的归宿，而是一种精神的升华。在这种升华中，人可以体味生命之乐，畅想未来之境，充分感受人与天地万物豁然贯通所产生的无限快慰。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其基本宗旨是教化人们经过“戒”、“定”、“慧”等修炼方法，达到解脱生死、佛我同一的极乐境界。这是一种“外去眼境，内净心尘，不与不取，不爱不慎，”根除情欲，让心灵光明洁净的美好境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的“凝神遐思，妙语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的审美状态正好吻合。虽然儒、道、佛三家各自独立，甚至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与对抗，但是，其信仰中都不约而同地包含有“和”的思想，在追求美的问题上殊途而同归。这样一来，三种教派不仅能够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共存，而且还能够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增强着自身的生命力。

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还与其主要的传播形式汉字具有密切关系。从艺术形式上看，汉字是由最初的记录符号逐渐上升到书法艺术的，汉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象形艺术，具有音律、形象、意义三位一体的特征。从艺术思维上看，汉字不仅提供了一套社会交际系统，也提供了一套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独特的符号系统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汉字不仅是中国艺术之根，也是中国文化之根。从汉字的命名上看，汉字最早叫“文”，顾炎武说:“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而在古人眼里，“文者，象也。”是说汉字以“象”为本，“象”乃是汉字的根本。有“形”有“象”的汉字在人际交往、表情达意的同时，也间接地充当着人与自然的中介。在接触汉字时，人们观其形，玩其意，好像进人了一个妙趣横生的多彩世界，使人在有限的世界里感受到无限的情趣和意味，领悟到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审美精神。已故的美籍中国艺术史学家蒋黎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字有力的简化线条，是理想主义的。可以说，早期的甲骨文字就开始与绘画分道扬镰，带有明显的抽象色彩。随着社会的发展，汉字中抽象的成分也越加浓重，笔画也由繁到简，最终导致了书法艺术的产生。而书法艺术之美，恰恰也就是在笔画结构的繁简搭配，形与意的似与不似，真与不真之间得到形象体现的。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能表现人格，创造意境，和其他艺术一样，尤接近于音乐的、舞蹈的、建筑的构象美(和绘画雕塑的具象美相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艺术中那种追求源于自然又不同于自然的意象之美、韵味之美、境界之美，明显是在受到汉字的影响而得以广泛传播，并得到巩固和发展的。

(三)

回顾中国文化的发展里程，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社会转型，人文精神受到挑战的时候，社会上总会出现一种力量来呼唤人们的审美精神，美学也会挺身而出，表现出巨大的批判精神，清除弊端，为当时的社会注人新的精神力量，将文化推向一个新境界。如，20世纪初期的中国，西学东渐，新旧势力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王国维、蔡元培等人还是选择了通过提高国民素质的办法来改造国民性。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蔡元培看来，美育是以审美为主要内容，具有自由性和超功利、无利害的特点，可以帮助人们提升思想境界，抛弃腐朽没落。因此，他们的主张并不完全在教育，而是想唤起国民的自觉意识，以科学精神武装人们的思想，实质上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国又出现了一次美学高潮，以致带来了整个文化的全面复兴。在经过十年灾难之后，刚刚复苏的思想界人士首先想到的便是美学，意在让那些被政治运动折磨得麻木了的国人意识到人性的存在和尊严的重要。只有当美学站出来之后，人们才不再满足于回忆那段苦难的往事，开始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去思考造成灾难原因的同时，也思考如何重新建立美好的生活秩序。在那段时间里，美学在恢复人们的生活希望，复苏人性的尊严，恢复中华文化基本精神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