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范文10篇

中国外贸范文篇1

关键词：外贸依存度；商品贸易额；购买力平价GDP

近年来，随着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意见，担心出口规模过大，增长速度过快，会影响我国的出口效益以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有些学者提出，要防止出口可能造成“贫困化增长”。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否正确认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对外经贸战略的调整。因此，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进行测算，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外贸依存度变化的分析

外贸依存度，是一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通常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果分别用商品贸易额和服务贸易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计算，外贸依存度可分为商品贸易依存度和服务贸易依存度。本文中计算外贸依存度的公式为：

外贸依存度=商品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依存度…………（1）

商品贸易依存度=商品贸易进出口总额/GDP…………（2）

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GDP…………（3）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有关数据，1985年～2000年我国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依存度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表1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变化

（单位：GDP：亿美元；其他：%）

年份国内生产总值商品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依存度外贸依存度一般贸易/GDP

19852993.021.21.722.9—

19862934.720.71.922.6—

19873166.022.52.124.6—

19883950.522.12.024.1—

19894373.321.11.822.9—

19903830.124.52.627.1—

19913997.429.32.732.0—

19924690.128.63.932.5—

19935987.727.13.830.9—

19945466.136.25.842.0—

19957113.233.56.139.616.15

19968343.133.95.239.112.25

19979177.234.86.040.812.75

19989577.333.55.539.012.31

19999913.635.65.641.214.74

200010800.042.96.249.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以及公式（1）～（3）的计算

国内生产总值由IMF公布的人民币数值和当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汇率换算而成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

1、1985年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基本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包括商品贸易依存度和服务贸易依存度都有大幅度提高。1985年我国外贸依存度是22.9%，但到2000年已增至49.1%，依存度提高一倍多。其中，从1985年到2000年，我国商品贸易依存度由21.2%提高到42.9%，服务贸易依存度由1.7%增加至6.2%，净增近3倍。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我国外贸依存度，包括商品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依存度都已稳定在较高水平上。这说明1994年以来，在我国已经形成更开放的经济机制，开放已不再是某些政策的短期效应了。与此同时，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大幅度提高，2000年出口和进口已分别上升到世界第7位和第9位。

2、尽管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有了很大的提升，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大幅度提高，但事实上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像数据上显示的那么高。1985年～2000年间，我国GDP平均增长在9%左右，进出口总额增长显著高于GDP增长，按当年汇率计算，贸易依存度提高26.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64个百分点，而此间汇率却由1985年的1美元兑2.94元人民币贬值为2000年的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如果按1985年的汇率计算，我国2000年的外贸依存度仅有17.44%，比1985年的22.9%还要低。这一计算是有合理的成分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表3中看到，采用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指标计算出来的我国2000年贸易额占购买力平价的比重也仅有10.71%。可以说，汇率下降是刺激中国外贸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导致外贸依存度提高的直接因素。如果将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等因素考虑在内，则中国外贸依存度实际的提高速度和所达到的水平均不是非常高的。

3、研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显然不能忽略加工贸易这个因素。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外贸依存度具有重要影响。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有许多不同之处，一般贸易的生产和加工要在国内完成，出口附加值可达60%以上；而加工贸易主要是来料、来样加工，从国外进口设备和原材料等投入品，产品直接出口国际市场，两头在外，只有有限的生产加工程度在国内完成，且技术含量低。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尽管近年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率和增值率有所上升，但与国内经济运行的联系不很密切。因此，运用包含加工贸易在内的外贸依存度指标，会在相当程度上夸大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合理的分析方法是用一般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1995年到1999年我国一般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6.15%、12.25%、12.75%、12.31%、14.74%，不但远低于同期的外贸依存度，且波动剧烈。由上分析可见，我国实际外贸依存度大大低于名义指标所反映的水平。

二、我国地区间外贸依存度的比较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也较高，且对外开放的差异十分明显。从图1和表2中可以看到，2000年，东部12省市的外贸依存度为74.48%，中部9省和西部10省市区在10%左右，仅及沿海地区的1/7，明显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且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市的依存度都较高，超过全国平均依存度47.61%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福建等，其中广东省的外贸依存度最高，为150.35%，即使不计算与其它省市的国内贸易部分，这一数据也要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普遍依存度偏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的依存度才只有5%，江西省也不过是8.48%，最高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依存度达到14.1%，只有广东省的1/10；而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依存度只有5.73%，甘肃省是5.83%，最高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达到16.58%，同样也只有广东省的约1/10。

表2我国各地区外贸依存度（单位：亿美元）

地区国内生占全国GDP进出口出口额进口额外贸依

产总值的比重总额存度

1994年全国（30省市）*5265.72100.00%2367.311210.391156.9344.96%

东部地区（12省市）3077.6658.45%2057.841049.501008.3466.86%

中部地区（9省）1430.0627.16%204.28115.8688.4214.28%

西部地区（9省市区）758.0014.40%105.2045.0260.1713.88%

2000年全国（31省市）9964.17100.00%4743.962492.022250.9447.61%

东部地区（12省市）5806.3058.27%4324.482261.002063.4874.48%

中部地区（9省）2762.5427.72%279.06155.42123.6410.10%

西部地区（10省市区）1395.3314.00%140.4275.6063.8210.06%

资料来源：根据1995年、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及公式（1）～（3）计算得出

注：因统计的原故，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与全国GDP有误差；

*1994年重庆市尚未被划为直辖市

各地区不但在外贸依存度上差距十分明显，且差距有拉大的趋势。从表2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一点。1994年全国外贸依存度为44.96%，到2000年上升为47.61%。同期，东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66.86%、74.48%，提高了7.62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不升反降，其中中部地区从1994年的14.28%下降到2000年的10.1%，下降了4.1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从13.88%下降到10.06%，下降了27.5%。

形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一是自然地理因素，二是政策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中央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先对外资开放地域限制，然后开放投资领域的限制，逐步形成分层次、分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从地域开放看，经历了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阶段，从80年代中期开始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阶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放海南、上海浦东和更多的沿江、沿边及内地的中心城市阶段，最终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但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先行优势等方面的原因，中西部的开放未能取得与沿海同样的成就。

三、中国与部分国家外贸依存度的比较分析

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必须将我国置于国际背景下进行分析。依照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规模，本文有代表性地选择了7个发达国家和6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比较分析样本，根据公式的计算结果，这些国家外贸依存度及其构成如表3所示。

表3：2000年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比较单位：亿美元

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商品贸易额占商品贸易额占购买力平

商品贸易服务贸易GDP的比重（%）价GDP的比重（%）

中国11586.1112674340.035.7345.7659.9310.71

美国987292815520.255.1525.472.5825.4

日本44719.071268717.944.1622.150.8228.77

德国18929.91821554.9911.5166.51169.7561.5

法国13162.62588944.8210.9655.78154.5451.06

英国14102.1597443.5815.1458.72146.2458.86

意大利10885.981576942.8710.3153.18132.3242.75

加拿大7040307575.1411.2286.36212.8772.73

巴西5544.391704120.004.7624.7644.2511.05

韩国4127.79472881.1615.4896.64172.3148.77

印度4398.2210059622.378.6931.0643.195.75

墨西哥5737.72979759.435.4464.87185.7243.23

印度尼西亚1336.132104279.1815.1294.3123.7221.14

资料来源：WorldBank，April2002

国内生产总值用各国的本币和当年美元的平均汇率换算而成

由表3我们可以发现：

1、2000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同法国（55.78%）、英国（58.72%）、意大利（53.18%）大体相当，高于美国（25.4%）、日本（22.1%），远低于加拿大（86.38%）。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接近达到中等发展水平的墨西哥（64.87%），超过了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巴西（24.76%）、印度（31.06%）。在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前提下，服务业开放度总体偏低。这是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的服务业起步晚，基础差。虽然近年来发展很快，但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即使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不小差距。如同期的印度尼西亚、韩国、印度的服务贸易开放度分别为15.12%、15.48%、8.69%。

2、从外贸依存度的计算结果来看，2000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还是较高的。但是，对一国的外贸依存度进行国际比较要考虑各国GDP构成的差异。一般而言，第三产业的可贸易程度较低，因此，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越高，外贸依存度可能越低。反之，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越低，外贸依存度可能越高。各国GDP结构差异明显，例如，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2.1%，日本为64.7%，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2%。如果不考虑各国GDP构成的差异，直接比较各国的外贸依存度，就会包含不合理的成分。合理的国际比较，是用商品贸易额占商品GDP（即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各国贸易的开放程度。2000年，中国的这一比值为59.93%，低于世界上主要的大国经济，如美国为72.58%，德国为169.75%，法国154.54%，仅比日本的50.82%略高。即使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这一比值也不算高，同为发展中大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分别为123.72%、172.31%、185.72%。我国仅比印度、巴西略高。

3、影响外贸依存度的因素还包括汇率和通货膨胀率。我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高估，人民币汇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幅度地贬值。为此，比较合理的折算人民币汇率的方法应是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是国际上用来比较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较为科学的方法和换算指标，它的使用能消除汇率换算所带来的扭曲，使由此得出的结果更加具有可比性。国内外多项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比其购买力平价汇率低3倍左右。本文根据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指标测算出各国的贸易额占购买力平价的比重进一步表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高。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这一比重仅为10.71%。不仅远低于同我国经济规模大体相当的发达国家，如德国（61.5%）、法国（51.06%）、英国（58.86%）、意大利（42.75%），同时也大大低于美国（25.4%）、日本（28.77%）。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这一比重也仅比印度（5.75%）高。世界银行计算了各国商品贸易额占购买力平价GDP的比重，结果表明，中国的开放程度同样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1997年中国为8.5%，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8.4%），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7%）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8.7%）。

四、几点结论

1、1985年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基本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包括服务贸易依存度和商品贸易依存度都有大幅度提高，且两者间的差距也在日益缩小。服务贸易依存度与商品贸易依存度的比值由1985年的1:12.5到2000年的1:7，但仍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1:4。可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仍是当前外经贸发展的重中之重。

2、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在日益拉大。这表明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和开放已是刻不容缓。

3、尽管我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考虑到我国加工贸易的急剧扩大、GDP结构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我国的实际外贸依存度并不高。

参考文献：

[1]《2002世界发展报告》

[2]陈家勤，《我国外贸出口依存度比较研究》，《财贸经济》2002年第2期

[3]李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度量与比较》，《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4]伞锋，《试论我国三大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4期

中国外贸范文篇2

1.外贸统制专营时期（1949～1978）与产品经济和单一的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当时我国建立了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这种外贸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使中国在国际收支中避免出现逆差，有利于将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被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中的任何不确定因素隔离开来，有利于控制中国进出口水平和构成，达到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实现进口替代战略的目的。但是，该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主要是：（1）独家经营，难以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统得过死，阻碍了企业与买方、卖方的接触，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能力。（3）统包盈亏，不利于外贸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之路。而且未能体现地方、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关系，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

2.放权过渡时期（1979～1987）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1984年，经贸部实施简政放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以如下三项最为重要：（1）1984年1月起，多数省份有权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1985年1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50％的留成外汇；（2）1984年1月，明确28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这些机构包括经贸部所属外贸公司和分公司，其他部门所属的外贸公司，省政府经营的外贸公司。（3）1984年9月，通过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内容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至此，高度集权的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属外贸组织开始成为外贸活动的主力军。经过简政放权、扩大了省一级外贸自主权。外贸公司的数量显著增加。据统计，自1979年下半年至1987年，全国共批准设立各类外贸公司2200多家，比1979年增加了11倍多。然而，对于大多数生产企业来说，外贸公司仍然是它们通向国际市场的唯一选择。中国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导致四个问题的出现：一是出口效益低、不同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差异极大；二是出口格局不合理，国际价格信息没有通过正常途径及时传递给生产者，盈利的出口商品得不到鼓励，而不盈利或亏损的出口产品又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三是缺乏国际市场行情信息，企业不能面对国际市场寻找机会，或根据要求进行产品改良；四是缺乏来自进口的竞争，进口管理和高关税，使进口竞争不能起到促使国内生产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提高竞争力的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取消这一隔层，可以大大提高中国企业的外贸操作效率。高效率的贸易体制需要消除竞争过程和经营机会中的贸易障碍，其中，最大的贸易障碍就是各种形式的垄断，这不仅包括行业产品垄断，而且包括地理疆界垄断。

3.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1990）外贸吃“大锅饭”的体制多年来一直制约着外贸事业的发展。经过调查研究，国务院决定从1988年起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主要内容是：（1）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以及全国性外贸（工贸）总公司向国家承包出口收汇，上缴中央外汇和相应的补贴额度，承包基数三年不变；（2）取消原有使用外汇控制指标，凡地方、部门和企业按规定所取得的留成外汇，允许自由使用，并开放外汇调剂市场；（3）进一步改革外贸计划体制，除统一经营、联合经营的21种出口商品保留双轨制外，其他出口商品改为单轨制，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直接向中央承担计划，大部分商品均由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自行进出口。

（4）在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进出口行业进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试点。

三年来的实践表明，承包制的推行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首先，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外贸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为解决责权利不统一的状况迈出了一大步，从而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外贸的发展。

其次，它有利于解决中国经营体制上长期存在的政企不分问题，让企业逐步走向自主经营的道路。再者，它促进了工贸结合，有利于增强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承包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1）尚未建立外贸的自负盈亏机制。承包制仍然保留了中央财政对出口的补贴，财政补贴是一种非规范化的行政性分配，带有主观随意性，也不符合国际贸易的通常做法。

（2）助长了局部利益的膨胀和不平等竞争的加剧。对不同地区的承包企业规定不同的出口补贴标准和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从而造成了地区间的不平等竞争，诱发了对内的各种抢购大战和对外的竞相削价销售，造成外贸经营秩序的混乱。

（3）企业行为短期化。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刺激下，缺乏中长期投资眼光和积极性，只重承包期内任务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往往忽略了外贸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企业宁可转产附加值低且易迅速出口、换汇成本低的产品，导致国家外向型企业产品结构长期处于低水平运行。

（4）承包期一定三年不变，未能适应国内非经营环境的变化。遇有重大的环境变化，承包企业往往难以完成承包任务。

4.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时期（1991～1993）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重点放在微观管理层的变革，它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前一阶段简政放权道路的延续。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两项特别重要：（1）取消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补贴，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由外贸企业综合运筹，自负盈亏；（2）改变按地方实行不同外汇比例留成的做法，实行按不同商品大类统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国外贸经营基本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外贸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外贸财政补贴的取消使外贸企业第一次被真正作为外贸经营主体和参与竞争的独立实体而受到重视，使国内外贸企业能够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从而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参与国际分工，促进市场秩序健康发展，同时，它还扩大了企业对外汇的支配使用权，有利于保持适度的进口增长，为进一步拓展对外贸易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另外，为了保证国家收汇并防止逃汇、套汇，外汇管理部门和结汇银行实行跟踪结汇，加强了对出口外汇的管理。

截止至1993年底，中国有外贸经营权的各类企业（不包括已投产的8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达8000多家。原有的宏观管理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外贸发展的需要。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也呼唤政府建立一套多形式、多层次、既灵活又统一的管理体制。为此，国家提出按现代企业制度改组国有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外贸企业进行股份制的试点工作，鼓励专业外贸公司实行进出口制，鼓励工贸结合，发展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从整体上促进全国外贸规模的发展。

5.近年来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新进展（1994～）1994年，中国政府开始了以汇率并轨为核心的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有：（1）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发挥汇率对外贸的重要调控作用。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实现双重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的、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取消现行的各类外汇留成，取消出口企业外汇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实行银行售汇制，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外汇体制改革为各类出口企业创造了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有助于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大大加速外贸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更有效地发挥汇率作为经济杠杆调节对外贸易的功能；有助于中国外贸体制与国际规则接轨。1996年12月1日，我国还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规定的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2）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完善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加强和改善客观管理，即管方针、管政策、管规划、管监督，在1994年《对外贸易法》颁布实施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并实施各种配套法规，将对外贸易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宏观上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如汇率、关税、税收、利率等调节对外贸易。对进出口总额出口收汇和进口用汇实行指导性计划。加快赋予具备条件的国有生产企业、商业物资企业和科研单位外贸经营权，截止1996年底，我国各类外经贸企业已达1.2万多家（其中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50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14万多家。1996年9月，外经贸部颁布了《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办法》，规定外国公司、企业可以与中国的公司、企业在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经济特区试办中外合资外贸公司。外商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可以在流通领域进行合资合作经营。此外，1996年我国还在5个经济特区进行生产企业外贸经营登记制试点。外贸经营权将根据我国的对外承诺，最终由审批制转向依法登记制。

（3）加快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国有外贸企业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科学管理，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综合商社和设立监事会、内部职工持股等试点，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我国外贸企业普遍经营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差，政府鼓励企业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跨行业、跨地区联合、兼并，向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一批以外贸公司为龙头，贸工技商结合的综合商社和以生产企业为核心，具有多种功能的产业跨国公司。对一些小的外贸企业则根据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原则，采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进行改组，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通过组建企业集团或综合商社将分散的外贸经营权重新统一起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发展的新趋势。国际经验表明，依靠建立企业集团等形式而形成的行业垄断或产品市场垄断，以及由此出现的不完全竞争条件，是防止产业内部或国家之间过度竞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和规范国际贸易秩序的一种有效方式。

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认识到，我国传统的外贸收购制的经营方式必须转变，以服务为特征的稳定、有序、高效的制必将是外贸经营的发展方向。通过1996年的深入调研，我国在推行外贸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大力宣传推广外贸制；其次，建立健全外贸法律制度，依法促进外贸制的实施；第三，在加快赋予生产企业外贸经营权的同时，全面扩大外贸公司内贸经营权，将外贸制的推行建立在国内外流通体制一体化的基础之上；第四，将推行出口制与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结合起来，采取一些扶持政策，把工贸双方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4）保持对外贸易政策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性，增加透明度。这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宏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规范之一。按照国际规范及中国的承诺，只实施正式公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5）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进一步发挥进出口商会等中介机构的协调服务功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贸行业的律师、会计和审计事务所及咨询服务机制；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处力度。1996年9月经贸部成立了“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为实现我国对外经贸管理，经营和服务的国际化、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中国外贸范文篇3

【关键词】外贸发展；低碳经济

随着世界环境保护形势的日益严峻，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低碳贸易发展模式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认可，并且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低碳贸易发展面临了更多的问题。对此，我国需要调整经济战略思路，努力发展低碳贸易，以解决目前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努力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1低碳经济的内在含义

低碳经济是低碳生活、低碳产业、低碳发展、低碳技术等低能源消耗为主的经济结构的总称。主要指以低污染、低耗能、低排放等模式为主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通过产业转型、技术升级、创新制度、开发新能源等手段，使石油、煤炭等传统高耗能高污染的能源利用消耗降到最低，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使生态资源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一种共赢发展的局面。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减排技术与能源发展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类发展观念的彻底转变，即开发清洁能源，利用高效新能源，通过低耗能的经济模式与生活模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人类生存对全球气候造成的不良影响，使世界经济得以健康可持续发展。

2低碳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中国在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困难重重。特别是作为一个出口贸易占极大比重的发展中大国，出口贸易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之一。发展低碳经济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2.1改变“高碳经济”的传统出口贸易模式

我国传统外贸发展模式以出口为主，而出口的商品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存在“耗能高、投入高、效益低”的缺点。我国外贸主要出口对象是欧盟、日本、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多已摆脱高耗能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过渡进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对于仍处于发展中的国家而言，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势必对其中短期内的对外贸易产生影响。

2.2出口贸易量降低

在低碳经济模式的冲击下，传统化石能源正在逐渐被新能源所替代，这对我国的化石能源出口产业造成了市场萎缩和价格降低迷的双重压力，致使部分化石能源出口企业出口量大大降低。此外，欧美国家一直积极筹备启动碳关税，若该项关税一旦启动，无疑将对中国的出口市场造成重大打击。根据世界银行近年来的研究报告显示，一旦在国际上实行碳关税，“中国制造”将首当其冲受到巨大冲击，出口量将因面临平均幅度为26%的碳关税，而萎缩21%。因此，碳关税将随时成为某些不怀好意的发达国家扼杀“中国制造”的有力武器。

2.3以出口为主的企业的经济效益将受损严重

除了碳关税之外，在对外贸易上必然还会针对更多影响环境的进出口产品在各个环节制定更多限制条款，这对于以出口为主的企业的经济效益势必造成巨大影响。不论是生产、销售甚至到产品的报废，各个环节都将有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要求，因此，制造商在产品流通的整个过程中，将必须增加有关保护环境的产品检测、认证等措施，以满足进口国对产品的环境保护要求，这无疑将增加制造商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成本。

3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努力实现低碳贸易

低碳经济虽然给我国的工业生产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与此同时，也为我国加快实现经济生产方式的低耗能化转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历史机遇。低碳发展之路，不但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内在需求。为此，我国必须及时调整对外贸易的发展思路，以变应变，以适应世界经济贸易的低碳化过程。

3.1调整出口产业结构，加快转变出口增长方式

我国目前的出口产业结构技术含量低，环保标准低，并不适应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因此，必须调整目前的出口产业结构，充分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产品科技含量，降低产品资源消耗，减少生产中的环境污染，结合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努力提高产品经济效益。抓住出口调整的契机，在保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服务业市场的对外开放，以优质人力资源回国创业的优势，不断提高我国各项产业包括服务贸易在对外出口贸易市场中所占的比重。

3.2以政府引导为主力，从上至下推动贸易转型

低碳贸易中的边际成本会随着碳排放量的不断减少而增加。这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低碳并不代表低成本，推广低碳贸易发展，以为这全社会对低碳追求所付出的成本的增加，因此，在低碳贸易上，完全公益化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并举步维艰的。在这样的领域里，必须由政府出面，充分调动政府的引导作用，对低碳贸易的推行与发展进行税费补贴，引导和协调低碳经济进入现代产业体系，并使之成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常态。

3.3以技术创新为引领，全面扩张绿色贸易战略

技术创新是绿色贸易的突破口，是绿色贸易战略推行的前提与保障。企业必须转变发展思路，努力以环境与生态发展需要为导向，拓展清洁能源，开发绿色产品，将绿色生产融入设计理念，在从知识产权保护到产品推广的各个环节中逐步树立绿色品牌形象，通过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创新合作等途径，健全企业绿色生产创新能力。

3.4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创造良好涉外经济环境

除了完善国内对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各项产业、金融、财政政策支持外，在国际上，政府要积极开展多国合作，加强同各国政府之间的经济贸易互动政策的谈判，倡导发展自有贸易，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与双边贸易合作，运用环境外交策略，以维护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为目的，开展环境外交，携手更多发展中国家互帮互助，团结一致，广泛达成公平、友好的国际贸易公约、协议，为我国的对外贸易营造良好涉外氛围与健康稳定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马常娥.低碳经济与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J].江苏科技经济,2010(10).

[2]范钰婷,李明忠.低碳经济与我国发展模式的转型[J].上海经济研究,2010(02).

[3]于立新,江皎.低碳经济压力下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战略[J].红旗文稿,2010(02).

中国外贸范文篇4

[关键词]非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对外贸易法律对策

2009年11月欧盟首次对中国玻纤行业进行反倾销调查，名单中包括中国212家玻璃纤维制造商。如果这项申诉获得支持，中国生产商可能会面临高达40%-75%的反倾销关税；2010年1月21日，美国商务部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钻管发起双反调查,相关申请方主张的倾销税率高达429.53%-496.93%……据统计，09年全年中国遭受到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案子有116个,涉及金额达127亿美元。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成员在对我国进行反倾销时常常“认定”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且此理由冠冕堂皇，屡屡得逞。

中国的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历经15年之久，基于现实与大局的考虑，中国只能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为加入世贸组织买下了高价门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的第15条“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规定：“如接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严格比较的方法。”此项规定“应在加入后15年内终止”。然而,这却为后来中国面临“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埋下了伏笔。在对我国提起的反倾销调查中,以欧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而在反倾销裁决中,确定我国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主要采用替代国制度,使我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调查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不利影响。

一、看清“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本质

“非市场经济地位”持续困扰中国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唯有透过现象去了解“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本质，才能有助于中国正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经济制度的冲突与合作

“非市场经济地位”实质是经济制度的冲突与合作。即发达国家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过程中，促使中国经济建立与发达国家相容的竞争规则，建立新的世界经济制度，并形成协调机制。而中国为了尽快加入世贸组织，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作出的“合作”与妥协。

GATT／WTO的各项规则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只有市场经济国家才能加入。中国加入了WTO，这表明各成员国应该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西方国家认识到，今后利用关税来限制中国产品的空间越来越小，反倾销成为他们合法的贸易保护措施，而它只有与“非市场经济地位”结合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当然不愿意轻易扔掉“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这个法宝。

按照WTO的规定，对市场经济国家，采用国内销售在正常贸易条件下的独立消费者的支付价格，否则采用结构价格或向第三国出口价格；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正常价值如何确定没有作出规定。许多国家在其国内法规定，以一个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的产品价格来确定。这种方法从法学逻辑上讲是合理的，但实际操作的程序和方法极具争议，因为替代国的选择没有统一标准。

进口国在具体运作时往往被人为操纵和利用，为了达到裁定倾销的目的，在选择替代国时往往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比出口国高的国家来替代，这也是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构成贸易壁垒的关键所在。

（二）政治谈判的砝码与对抗

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道路，导致西方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的不认可。中国在加入WTO谈判过程中，关于“市场经济地位”与“非市场经济地位”之间的权衡与利用，自然成为西方国家谈判的砝码。而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和列入“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也清楚地表明，有关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问题，实际上是由政治操盘的原则问题。

在此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欧盟。欧盟虽然给出了具体关于市场经济下企业运作的标准，但却没有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作明确界定。欧盟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经常变动，但却本着基本的认定态度：原来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转向西方的国家，则承认其为市场经济国家；而对其他经济体制正在或已经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则坚持不予认可。对待东欧国家，不但取消强规则，而且弱化弱规则；对待中国，既强化强规则，也强化弱规则！

然而当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复苏过程中，中国所表现的强大力量，令西方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政治谈判中亦向中国抛出橄榄枝。

2009年10月底，在杭州举行的第二十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把探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纳入了议题中，美方承认中国在市场改革方面不断取得的进展，表示将尽快召开工作组会议，讨论该问题。2009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举行会谈，贸易保护和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此次“胡奥会”的重点讨论问题之一。奥巴马的此次访华的背景是美国国内失业率达到了10%，加上为了推进医改，奥巴马面临国内一场政治博弈，此次来华必须作出一些政治交换。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则成了中国不失时机的一次谈判话题。最近，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也表明态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不同时期、不同境况下的变化表明，有关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问题，实际上是由政治操盘的问题，是政治对抗的砝码。

二、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

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国内学者、专家有不同的声音。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方方面面的影响，各路学者有着广泛讨论，在此不做长篇分析，而归结为四点：其一，它导致我国的出口企业在对外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并成为我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由于不把我国视作市场经济国家，常采用第三国替代的方法，在替代国选择方面的主动权，使得中国企业更为被动；其二，我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WTO成员对我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申诉，同时打击了我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第三，非市场经济地位否认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成果和现状，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第四，在法律制度建设和执行方面，挟持和操控了中国的规则，此点更须为我国法律人士和部门重视、研究并积极主动应对。

1993年3月，我国《宪法》修正案第7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那时起，我国国民经济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现已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开放式市场经济体系。

然而，国外大多数国家无视我国法律的修改及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建立的客观事实，在其反倾销法律条款中，依然规定我国的经济性质为非市场经济(或国家控制经济)，具体分为3类做法：(1)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仍固守陈规，继续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原则上将“替代国”制度适用于我国出口产品；(2)欧盟虽然于1998年7月修改其反倾销法(欧盟905／98号法令)，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删除，但仍视我国为“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出口企业必须申请并通过很苛刻的审查，才能获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待遇；(3)澳大利亚为首的一些国家虽然从1996年起不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但仍视中国为“转型市场经济国家”，其做法近似于欧盟，有条件地将“市场经济国家”待遇适用于我国出口企业。

从部分国家的立法来看，无视我国宪法法律的修改与确认，以及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建立的客观事实。在实际执行中，以执行其自身的法律、法规作为裁量依据，并保有相当大的自主灵活性。从而架空了我国有关国际贸易法律法规的严肃与正义，在法律制度上对我国形成了“挟持”。

三、剖析并质疑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法律依据

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反倾销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法律依据，真的那么严密而公正？倘若深入剖析能否发现并质疑其法律依据的不合理之处呢？笔者从其国内法依据和国际法依据两方面进行探究。

（一）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内法依据

先看美国，按照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71节(18)段以及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相关规定，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指由商务部确定的那些不按成本和价格结构的市场原则运作，商品在该国的销售不能反映其公平价值的国家。通常情况下，商务部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所考虑的因素包括：第一，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可兑换程度；第二，企业与劳工通过自由谈判确定工资率的程度；第三，外国公司举办合营企业或进行其他投资被允许的程度；第四，政府对生产资料所有或控制的程度；第五，政府对资源配置以及对企业价格、产量决定权的控制程度；第六，商务部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

尽管美国有关贸易法上判断非市场经济体制的6项标准中有5项是确定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只是列出了判断的出发点，并没有规定可执行的具体标准。商务部在具体审查中国的经济运行是否符合上述各项条件时，存在着很大的选择空间，他们所选择判断标准的不同会直接影响这一条款实施的结果。例如，美中商务和贸易委员会（JCCT）的相关工作组在2004年6月审查中国提出的取消非市场经济地位申请时，就把美国劳联一产联提出的中国不允许劳工自由联合作为判断工资由市场确定程度的一个测量因素，而不是实际考察有关劳工法律法规对中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允许程度。

再看欧盟，1998年，欧盟第905/99号条例第2条第7款涉及中国的有关反倾销法的补充规定中看，生产商只有在满足了下列条件时，方可被认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经营活动：第一，受调查的企业在决定价格、成本和投入，比如原材料、技术和劳动力成本、产出销售和投资实施按照市场供求情况来作出决定，并且在决定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重要的政府的干预，而且主要的投入成本反映了市场价值；第二，受调查的企业具有清楚的基本会计记录，该记录是根据国际会计标准独立审计的，且使用于所有的目的；第三，受调查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特别是与财产折旧、其他的抵消、货物贸易和债务偿还有关的情况，不受此前实施的非市场经济体制的扭曲；第四，有关的企业适用破产和财产法律，这些法律可以保证企业经营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第五，汇率是按照市场汇率确定的。

另外，加拿大《特别进口措施法》界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标准是：(1)该国政府垄断或大体上垄断该国的出口贸易；(2)国内价格大体上由该国政府确定，并且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种价格与在竞争性市场中形成的价格有很大的不同。澳大利亚、日本的规定与此相类似，都参照了欧美对待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的反倾销立法及其实践。

（二）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际法依据

“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际法依据主要见之于《GATTl947》、《WTO反倾销协议》以及《中国入世议定书》等相关文件中。从历史上看，由于认为“GATT是由市场经济创造，并为之服务的”，

1947年GATT第6条也因此在非市场经济问题方面留下空白。肯尼迪回合与东京回合谈判结束，GATT及其反倾销协议更为明确地提出了非市场经济问题，在GATT东京回合谈判所达成的关于实施GATT第6条的协议《反倾销守则》第2.7条中规定，第2条有关确定倾销方法的规定不能损害GATT1994附件Ⅰ中对GATT第6条第1款的补充规定，也就是说，在反倾销调查涉及的国家对其国际贸易拥有完全的和充分的垄断权力，或所有国内价格由国家确定的情况时，允许进口国在有关反倾销调查中对该国企业实行差别待遇。乌拉圭回合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又就GATT第6条的实施达成了协议，即《WTO反倾销协议》。

《WTO反倾销协议》第2.2条规定：“如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不存在该同类产品的销售，或由于出口国国内市场的特殊市场情况销售量较低，不允许对此类销售进行适当比较，则倾销幅度应通过比较同类产品出口至一适当第三国的可比价格确定，只要该价格具有代表性，或通过比较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合理金额的管理、销售和一般费用及利润确定。”《WTO反倾销协议》相关条款仍然采取不禁止的事实授权做法，因为《GATTl994》第6条和1994年反倾销协议并未划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和指明对其调查的具体方法，WTO各成员方方有权自主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并由反倾销当局在实践中采用特定的调查方法。”①

对中国而言，《中国入世议定书》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突破在于，《议定书》第15条关于“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在中国人世后的15年内，其他成员方可以对中国出口产品采用替代国价格来确定倾销的存在和幅度。按照《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的要求，在反倾销问题上，中国除了要遵守《GATT1947》第6条、《WTO反倾销协议》外，还必须遵守《议定书》第15条的特殊规定。即该条第(a)、(c)、(d)项涉及反倾销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实质在于中国入世后的15年内WTO其他成员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符合国际法。

从其上依据可以看出，上述规定将处理反倾销调查中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则制定权授予了WTO各个成员。这种各国反倾销法中处理非市场经济国家案件的不合理规则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首先，《WTO反倾销协议》第2.7条导致成员处理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的随意性。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第2.7条的规定，第2条有关确定倾销方法的规定不能损害GATT1994附件I中对GATT第6.1条的第2项解释。这项解释承认在进口来自由政府完全或实质性地垄断贸易并规定国内价格的国家时，为了确定倾销的目的（第6.1条的规定）而确定价格的可比性会存在特别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的缔约方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严格地进行该国国内价格的比较可能并不总是适当的”。

这个授权性的制度尽管没有排除各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一般的倾销确定规则的可能性，但是也没有提供成员选择的任何指导原则，因此，在对待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调查的问题上，几乎所有成员都根据本国的利益选择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反倾销调查适用特殊规则。这些特殊规则在许多时候成了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反倾销调查中非市场经济规则的随意性，不能不说是对多边贸易体制原则的一种损害。

其次，《WTO反倾销协议》第2.7条的规定导致了有关国家反倾销法中的歧视性做法。“由于GATT的补充规定，一些GATT的缔约国通过国内立法把具有国家垄断特征的计划经济国家固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种非市场经济规则在50年前是具有其经济合理性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前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大多实行了以经济自由化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改革。而《WTO反倾销协议》的第2.7条没有能够正视这种现实，仍然用50年前对待计划经济体制的方法（把判断一国经济体制情况的权力交给各个成员国）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各个成员国不可避免地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贸易政策需要设定判断标准，并不认真考虑相关国家经济体制的真实情况，从而导致在处理贸易关系中的歧视性做法。这种歧视性既导致了多边贸易体制内的歧视，也导致了WTO成员国内反倾销法上的歧视。”②

四、非市场经济地位带来的法律启示与法律对策

由于GATT/WTO都未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作出明确界定，这又为欧美等国对待非市场经济问题留足了国内立法的空间。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中国入世议定书》是WTO体系下的国际法律，其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就成了其他WTO成员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法依据。概括地讲，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法律依据的历程和实质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

第一，反倾销一直是西方国家常用的一个贸易保护的武器，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决定了在非市场经济问题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我国就必须进一步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提高国际地位，不仅让反倾销非市场经济问题中的替代国制度无适用的可能，而且要积极参与WTO规则的修改和制定，能够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据理力争，阐述替代国的不合理性和过时性，以期在新的谈判中改造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的替代国制度。

第二，应当充分认识到《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是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让步，为了将不利因素降到最低，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第15条明确地对中国使用替代国方法的实施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产品要原产于中国；(2)中国产品进入的领域为WTO其他成员方的市场，WTO其他成员如要对中国采用替代国制度时的“受调查的生产者”是指接受进口方反倾销调查的中国生产者，“受调查”是生产者的产品属于调查的同类产品范围，并在接受调查公告之日起，进入反倾销调查程序；(3)中国企业能否享受“市场经济待遇”由企业自身举证，证明的标准包括自身所作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努力和进口成员方法律规定的市场经济的条件，而以后者为主；(4)第15条也明确要求进口成员将中国企业的制造、生产与销售情况与本国的市场经济认定标准“进行严格比较”，以便合理确定中国企业产业的倾销，这实质上为我们抗辩西方国家滥用反倾销替代国制度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

WTO现行体制对这种非市场经济规则毫无控制的状态，导致了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发生的。一是《WTO反倾销协议》中缺乏统一的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标准；二是各国反倾销法中，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的实施缺乏透明度。这种状况的改变可以通过加强《WTO反倾销协议》的法治化来实现，其法制化对策主要有：

（一）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促进《WTO反倾销协议》第2.7条的改革。

中国政府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可以利用WTO反倾销制度的改革，在多边贸易的规则谈判中提出有关市场经济地位标准的法定规则，或者在WTO反倾销制度中增加有关加强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适用的透明度的规则要求。从而加强WTO反倾销制度的法治内容，增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解决的法治化因素。

中国政府可以建议《WTO反倾销协议》确立一个逐步撤销其非市场经济规则条款的方式，在此前提下，为各成员授予其他成员市场经济地位提供一个参考标准或者建立一个集体审议的机制，避免出现一国将其国内的政治压力释放到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例如，可以在不改变GATT附件I对GATT第6.1条的补充规定的基础上，在《WTO反倾销协议》的第2.7条中增加“成员方在使用其他方法进行价格比较之前，应当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因素的影响”，并适当规定应当考虑的因素的指导性意见。做这种规定的目的就是要考虑经济改革对改变所谓“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

（二）中国可以利用WTO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根据中国加入WTO谈判中所确立的非市场经济规则实施的条件，对WTO成员在反倾销调查中实施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合法性进行监督。

“WTO成员在对来自中国的进口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应当建立合理和确定的调查方法，同时对其使用的调查方法和推理的过程应当作出完全的说明，并应当予以公布。中国政府可以根据上述条件，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应对特定国家滥用反倾销调查中非市场经济规则裁量权的问题，从而在现有的制度条件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降低非市场经济规则所带来的对中国出口的反倾销调查的随意性。”③

同时，中国在《加入WTO工作组报告》的第151段中也提出了有关调查方法适用的透明度要求，即WTO的成员应当保证它在调查之前已经建立并公布了调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的价格比较方法。从实践上来看，调查机构在多数情况下会倾向于选择对受调查的国家不利的替代市场，这样的选择会极大地影响中国根据关税减让而获得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寻求多边争端解决机构对这种调查方法的选择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是必要的，同时，根据GATT和WTO《争端解决机制谅解》的规则，这种针对非违法措施的申诉从理论上看也是可行的。

尽管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并不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所产生的新问题，但是这一问题的性质和影响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作为WTO的成员，中国在与WTO其他成员的贸易关系中，有权享有非歧视的待遇，而目前WTO反倾销制度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中国的歧视。另一方面，由于反倾销调查中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所产生的问题，导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在世界范围内的滥用，这种状况会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中国加入多边贸易体制所应得的利益，同时不利于中国维持开放贸易政策。对于这种状况，中国政府一方面应当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作为与WTO各个成员之间的特定问题来解决；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地考虑通过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采用创新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制，并对世界贸易体制的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外贸范文篇5

关键词：外贸企业；出口信用保险；策略

中国的外贸企业很长时间内以出口量、创汇额为追求目标，忽略用应收账款周转率等财务指标考核企业效益，增加了信用风险。据统计，我国外贸企业的坏账比例为5%，而美国企业的坏账比例仅为0.25%～0.5%.如2004年，内地上市的著名电器商长虹，亏损接近37亿元，当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海外坏账高达4亿多美元。2006年9月1日，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搜狐网博客频道开通中美追债博客，借助网络及结合美国追债律师团丰富的专业资源，使中国外贸企业债权人多途径、全方位了解中美追债业务。可见中国的外贸企业信用管理的意识淡薄，在交易全过程缺少科学、规范、有效的信用管理意识及管理政策，使得外贸企业的风险增大。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信用管理体系来控制风险，对于中小外贸企业来说，采用出口信用保险是目前比较有效的快速控制外贸风险的方法，它既能对外贸企业交易全过程进行控制，又能促使企业开始建立科学信用管理体系。

一、出口信用保险的控制风险作用

购买了出口信用保险，中国信保公司会对企业进行全过程的风险控制，主要分为：

1.交易前的风险控制。在出易前，往往会不了解买家的信息，对买家信誉比较担心，又缺乏调查买家资信的手段。通过中国信保，可以利用其全球信息网络，帮助做客户资信调查，从资金实力、信用程度、道德风险等多方面对买家做全面的评估，帮助企业防患于未然。外贸企业投保了出口信用保险之后，提交信用限额（即外贸企业可以向买家出口货物的最大金额）申请，其实也是对国外买家信用的一次再评估。中国信保通过自身的网络和渠道，对国外买家进行综合评估后的信用限额批复情况，是决定外贸企业与国外买家保持业务往来的依据。如果该信用限额不予批复，一般是由于国外买家信用记录不佳，上了“黑名单”，财务状况不佳，或者与国内其它外贸企业的业务已经有了拖欠。外贸企业可以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得到更多的买家信息，获得买方资信调查和信用限额等其他相关服务，为外贸企业与买家谈判提供依据，同时避免和防范损失发生。

2.交易过程中的风险控制。货物出口后，风险仍然可能会发生。例如2004年9月，大连地区某出口企业A公司向G国买方B公司出口7票货物，合同金额32万美元，结算方式为OA60天。A公司于货物出口前在中国信保辽宁分公司（下称“辽宁信保”）投保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并获得保险人批复的买方信用限额35万美元。不料，货物刚刚抵达目的港，A公司就收到了B公司托管人的破产保护通知，企业面临巨额经济损失的危险。类似的风险外贸企业会经常遇到。因此，企业投保出口信用险就非常重要，投保出口信用险后，中国信保会即时跟踪国外买方的动态变化，适时评估买方的信用风险，并提示外贸企业可能发生的风险，为外贸企业提供不良买家名单，及时调整信用限额，提供风险预警。而且，中国信保即时跟踪收汇情况，协助外贸企业监管应收账款，反馈的国外买家的负面信息可以帮助外贸企业加大催收力度，甚至终止与该买家的现有业务，避免更大的损失。

3.交易后的风险控制。投保了出口信用保险之后，将风险转嫁给了保险公司，一旦发生损失，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最大限度地减轻公司的损失。出口信用保险在外贸企业出口贸易损失发生时给予经济补偿，维护外贸企业和银行权益，避免呆坏账发生，保证外贸企业和银行业务稳健运行。例如沈阳某家皮鞋厂是具有自营进出口权的民营小企业，产品出口占销售收入的90%以上，主要的海外客户只有中国台湾和美国两家。2006年2月至5月，鞋厂先后向台湾买家出运了11笔货物，货值40多万美元。但到了付款日期，台湾买家却拖欠货款、迟迟不付，鞋厂因为这笔收不回的账款濒临倒闭。不过作为出口信保的被保险人，鞋厂马上想到中国信保，立即报案。中国信保在海外调查中发现，该台湾买家已停业，负责人下落不明，用“蒸发”二字形容毫不为过；而且，因存款不足，往来银行已宣布该买家公司及其负责人为“拒绝往来客户”。为使被保险人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中国信保立即决定：按照规定，向被保险人先行赔付。2006年9月27日，中国信保将40多万美元的支票交到皮鞋厂总经理的手上，总经理感慨万千：“中国信保把我这个民营小企业从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我万分感谢！”。

二、外贸企业采用信用保险应采取的策略

1.建立信用管理体系。外贸企业必须建立独立的信用管理体系。西方企业几十年的经验说明，外贸企业必须建立独立的信用管理体系，全面管理外贸企业出口信用的各环节。很多外贸企业经理认为，信用管理就是追收账款，这是认识上的误区。实际上，追账只在信用管理中占很小一部分。当货物出口时，应对出口的货物和国外买家时时监控，保证货物的安全和国外买家得到满意的服务，争取早日收回货款。信用管理部门还应将有关信息反馈给市场销售部门，了解国外买家的资信优劣，为做好以后的出口提供决策依据，从业务流程上控制风险的发生。结合采用出口信用保险来逐步建立外贸企业信用管理体系，达到控制外贸风险的目的。

2.熟悉出口信用保险条款，积极配合保险公司。采用出口信用保险，必须熟悉出口信用保险条款，不能认为购买出口信用保险就万事大吉，外贸企业就没有了欠债风险，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有的外贸企业有深刻的教训。如某外贸企业与信保公司签订综合保险保单，国外买家提货后即申请破产保护。该外贸企业于获悉国外买家申请破产保护后第3日向信保公司报损，同时提出索赔。但是在审理贸易合同时发现：该外贸企业与国外买家签订贸易合同中承诺于1月后支付某外贸企业20%的预付款。但是，截至破产之日，国外买家也没有将预付款支付给该外贸企业。明知国外买家此次交易中未支付预付款，也未在申请限额时说明，存在故意隐瞒不良交易记录和知险后出运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信保公司对其未来收汇风险的评估和判断，极大地损害了信保公司的权益。信保公司以该外贸企业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存在重大瑕疵为由，最终决定对A公司的出运损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退还保费。由此可见，购买出口信用保险，不等于就没有风险。因此，了解出口信用保险条款，积极配合保险公司，才能最有效控制风险。

3.积极利用出口信用保险，充分发挥其作用。中小企业在从事外贸业务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资金，二是在目前汇率波动较大，人民币存在一定升值空间的情况下需规避汇率风险。目前，出口信用保险项下支持外贸企业融资和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赔款权益转让方式和出口票据保险方式，外贸企业应积极利用。

赔款权益转让方式是应用比较广泛的支持融资的方式。在外贸企业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基础上，通过外贸企业、中国信保与银行三方签署“赔款权益转让”协议，将保单项下外贸企业从中国信保获得赔款的权益转让给银行的方式实现的。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外贸企业在中国信保投保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同时希望得到银行的融资，但由于该外贸企业在银行的授信额度已经用完。这样中国信保可以在外贸企业投保的基础上，与外贸企业、银行三方签定一个“赔款权益转让”协议，银行则在此转让协议的基础上，结合外贸企业自身情况，在中国信保批复的信用限额以内，考虑在具体的每一笔业务出运后给予出口押汇、出口贴现或者其他贸易融资支持，部分自身信用比较好的外贸企业，甚至可以在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下获得出运前的融资，或者银行放弃追索权的票据买断业务。如果到期国外买家未支付货款或者发生保单规定的其他收汇风险，中国信保将在外贸企业提出索赔后，根据保单规定将原赔付给外贸企业的赔款支付给银行，外贸企业实现了规避汇率风险和融资的目的。

出口票据保险方式是以银行为投保人，重点解决出口企业获得出口票据项下资金支持的保险业务。由银行将其为外贸企业提供的出口票据融资业务，包括以LC、DP、DA方式交易的跟单汇票融资业务的收汇风险直接向中国信保投保出口票据保险。中国信保将在对银行票据融资项下的国外买家进行调查给予授信的基础上，承担因国外买家商业风险和国外买家所在国政治风险而导致的银行票据融资业务项下的收汇损失，从而实现出口信用保险对融资和规避汇率风险的作用。例如，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口荷兰的2000万美元驳船获得了中国信保的承保支持，并成功在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办理了出口信用险下押汇业务，融资金额达到了1280余万美元。

总之，外贸企业应该增强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信用管理体系，大力采用出口信用保险等风险规避工具，促使外贸企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新。出口信用保险问题的思考。黑龙江对外经贸，2004，（3）：44-45.

2.徐政华，徐向东。发挥出口信用保险融资功能、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对外经贸财会，2006，（4）：29-30.

3.姚星。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对策探讨。集团经济研究，2006，（1）：48-48.

4.高秀屏。利用出口信用保险防范企业出口信用风险。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2007，（1）：65-69.

5.刘传俊。中小企业应运用出口信用保险扩展出口业务。对外经贸实务，2007，（4）：35-37.

6.赵明昕。出口贸易中的国家风险管理。保险研究，2006，（6）：48-50.

7.唐若昕。开拓创新求发展乘势上千万里。中国对外贸易，2005，（1）：52-54.

8.仪垂林。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创新发展。保险研究，2005，（9）：64-66.

9.翁发林。当出口商收到贷款时—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际商务追讨业务综述。中国对外贸易，2004，（10）：42-43.

中国外贸范文篇6

(一)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依存度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外贸发展速度超过GDP增速的情况下，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增加。在此，我们分别用两种方法计算外贸依存度。

第一种算法是用外贸(包括进出口总额、出口和进口)占GDP的比重计算，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算法。按照这种算法，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伊始，外贸依存度只有9.8%，此后持续上升，到2005年已高达63.9%，其中出口依存度为34.2%，进口依存度为29.7%。

第二种算法是外贸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就是工业的外贸依存度，这种算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不可贸易品对外贸依存度的影响，世界银行就采取了这种办法计算和比较各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按此计算，1978年我国工业外贸依存度为22.1%，2004年为152.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78.2%，进口依存度为73.9%。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变化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但不同时期我国外贸依存度增速出现很大差异。1980年到199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由12.6%上升到30%，10年间提高约17个百分点，这段时间外贸依存度增长较快与改革开放初期外贸基数很低有关。1990年到200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到39.6%，10年间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在这段时间内，外贸依存度出现波动，其原因一方面是外贸增长受汇率调整、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内我国外贸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2001年到2005年是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最快的5年，到2005年，外贸依存度上升到63.9%，5年间提高了约24个百分点。其中2003年和2004年是外贸依存度增加最快的时候，几乎每年外贸依存度上升8～9个百分点。这段时间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速度之快是全球少见的。

从外贸依存度变化还可以看到，伴随着长期的贸易顺差，1993年以后，我国出口依存度持续高于进口依存度。如果对两种外贸依存度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工业外贸依存度与外贸依存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1978年，我国工业外贸依存度是外贸依存度的2.3倍，而到了2005年变成2.4倍，变化幅度很小，其主要原因是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比重变化不大。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的原因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既有体制上的原因，又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主要表现为：第一，我国内需严重不足，亟须通过出口来消化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第二，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和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加人世贸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外贸经营主体积极性提高，导致进出口额持续增长；第三，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逐步增加，发达国家不断向我国进行产业转移，我国“世界工厂”的功能日渐形成，促使我国加工贸易快速发展；第四，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造成资源、能源的消耗高速增长，需要大量进口石油、铁矿石等，如2004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就高达45.15%；第五，世界经济持续好转、美元不断贬值等因素也为我国出口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导致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

三、外贸依存度的快速提高对中国的影响

外贸依存度快速增长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加国际化，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分工不断加深，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不断加强，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国际贸易规模迅速膨胀，各国的外贸依存度总体上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因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来势迅猛，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大幅度攀升也是一种必然。外贸依存度大幅提高带来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走向与国际接轨的道路。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属于中国自身，而且属于世界，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具有了较强的国际层面意义。

中国外贸范文篇7

在与各国经贸往来中我国外贸企业并未充分重视客户信用风险的管理,在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管理上的欠缺造成的债务拖欠和应收账款问题已成为外贸企业发展的瓶颈。

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特征

下面笔者结合美国邓白氏公司中国代表对我国外贸企业大量逾期应收账款问题的调查报告数据,对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特征进行结构分析,从更深层次上理解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现状。

从来源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的来源以海外华人公司为主。从我国国际贸易拖欠案件所涉及的海外公司性质看,我国的外贸信用风险主要是由海外华人客户带来的。笔者认为这些为数不多的海外华人,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华人以及少数原籍中国大陆后来移居海外的华人具有与中国同族同种和语言相通的优势,他们对中国的国内经济环境比较熟悉,了解到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各方面的管理仍不完善,存在着各种法律、管理漏洞,外贸企业内部的信用风险防范意识和信用风险管理能力薄弱。同时他们又抓住我国部分外贸企业领导存在着的一定急功近利和或多或少的崇洋媚外的心态,使得部分海外华人进口商可以肆意拖欠我国外贸企业货款,或诈骗屡屡得手,诈骗成功率要高于一般外国进口商。

从起因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的直接起因以恶意欺诈为主。具体结构为:有意欺诈的拖欠款占60%;产品质量、数量或交货期有争议的占25%;属于我方外贸企业交易严重失当及管理失误的占15%;交易人员私下默契台底交易占2.5%;其他性质占2.5%。我国对外贸易的过半货款拖欠是由客户的恶意欺诈引起,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主要是由诸如产品质量或货期等贸易纠纷引起。

从外贸企业性质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导致的国际拖欠所涉及的企业以国内的全资中资企业为主体。具体结构为:80%来自国内的企业,其中的50%为国有外贸企业,30%为私营外贸企业;另外20%来自三资企业。从企业结构中,我们可以明显了解到我国外资外贸企业的信用风险管理意识和水平相对要优于中资的外贸企业。

从客户新旧特征看,过半数的国际货款拖欠由老客户造成。根据邓白氏国际(上海)信息咨询公司1997年度受理的我国398件国际应收账款追讨案件的统计显示,其中的200个案件是由老客户产生的,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国际货款拖欠主要由资信不良的新客户造成。

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成因分析

透过以上表面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造成我国外贸企业风险损失的原因除了企业主体信用管理观念的严重缺乏外,来自企业产权制度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来说,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相关部门缺乏信用风险管理意识

由于从政府到企业信用风险管理意识都比较淡漠,对信用管理工作重视不够,导致政府对企业缺乏政策引导和有效支持;有的企业虽然感到信用风险管理需要,但苦于所知不多无从下手,且成本较高,在本来利润率不高的情况下不愿为此支付费用,进而产生畏难情绪,甚至干脆漠视不管。目前中国出口企业的坏账率超过5%,而发达国家企业却只有0.25%至0.5%的水平,国际平均水平也只在1%左右。中国企业出口中遇到的很多困难,一开始并不是对方存心拖欠,而是中国企业自己出现制度和管理失误。

外贸企业产权不明晰

产权不明晰使得很多国有外贸企业管理者为了应付上级主管部门业绩考核,不顾企业长远利益,盲目赊销;有的企业迫于市场竞争压力,单纯追求销售额增长,盲目打价格战。这些行为导致了企业应收账款上升,销售费用上升、负债增加,呆账坏账增加,效益下降,偏离了最终利润这一企业最主要的目标。强化企业信用管理,就是要在销售收入增长和风险控制这两个目标之间寻求协调一致,保证最终利润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

企业内部职责不明确

在我国外贸企业现有的管理职能中,应收账款的管理职能基本上是由销售部和财务部这两个部门承担的。然而在实践中这两个部门却常常职责分工不清,不能形成协调与制约机制,容易造成外贸企业在客户开发、信用评估、合约签订、资金安排、组织货源、品质监督、租船订舱、制单结汇等诸多贸易环节出现决策失误并导致信用损失。外贸企业内部职责不明确已成为企业账款拖欠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的根本原因。

信用管理方法落后

目前我国外贸企业业务人员信用风险防范意识薄弱,信用风险防范手段单一,没能掌握或运用现代先进的信用管理技术和方法。对客户的信用风险缺少评估和预测,交易中往往是凭主观判断作决策,缺少科学的决策依据。在销售业务管理上,由于缺少信用额度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销售人员违规经营、违章操作,甚至与客户勾结留下可乘之机。在账款回收工作上更是缺少专业化的方法。

加强外贸客户信用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中国外贸范文篇8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进一步加快发展,外贸客户信用风险问题日益凸显。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管理上的欠缺造成的债务拖欠等问题已成为外贸企业发展的瓶颈。本文首先对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特征进行结构分析,然后剖析其成因,进而从新的视角为我国外贸企业防范客户信用风险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外贸客户；信用风险；风险管理；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

1前言

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给我国外经贸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之相伴随的却是,中国出口企业日益陷入海外应收账款“黑洞”。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出口企业的海外应收账款累计至少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4年总出口额的五分之一,而且这种海外呆坏账正在以每年15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外贸企业的很多利润被坏账所吞噬,许多外贸企业不堪重负,甚至破产倒闭,有的即使能够维持经营,在经营中也常常进退维谷,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另一种极端情况就是部分外贸企业由于惧怕坏账风险采取非常谨慎的信用政策,甚至宣称对非信用证业务一律不做,结果限制了业务的发展。

在与各国经贸往来中我国外贸企业并未充分重视客户信用风险的管理,在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管理上的欠缺造成的债务拖欠和应收账款问题已成为外贸企业发展的瓶颈。

2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特征

下面笔者结合美国邓白氏公司中国代表对我国外贸企业大量逾期应收账款问题的调查报告数据,对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特征进行结构分析,从更深层次上理解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现状。

从来源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的来源以海外华人公司为主。从我国国际贸易拖欠案件所涉及的海外公司性质看,我国的外贸信用风险主要是由海外华人客户带来的。笔者认为这些为数不多的海外华人,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华人以及少数原籍中国大陆后来移居海外的华人具有与中国同族同种和语言相通的优势,他们对中国的国内经济环境比较熟悉,了解到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各方面的管理仍不完善,存在着各种法律、管理漏洞,外贸企业内部的信用风险防范意识和信用风险管理能力薄弱。同时他们又抓住我国部分外贸企业领导存在着的一定急功近利和或多或少的崇洋媚外的心态,使得部分海外华人进口商可以肆意拖欠我国外贸企业货款,或诈骗屡屡得手,诈骗成功率要高于一般外国进口商。

从起因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的直接起因以恶意欺诈为主。具体结构为:有意欺诈的拖欠款占60%;产品质量、数量或交货期有争议的占25%;属于我方外贸企业交易严重失当及管理失误的占15%;交易人员私下默契台底交易占2.5%;其他性质占2.5%。我国对外贸易的过半货款拖欠是由客户的恶意欺诈引起,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主要是由诸如产品质量或货期等贸易纠纷引起。

从外贸企业性质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导致的国际拖欠所涉及的企业以国内的全资中资企业为主体。具体结构为:80%来自国内的企业,其中的50%为国有外贸企业,30%为私营外贸企业;另外20%来自三资企业。从企业结构中,我们可以明显了解到我国外资外贸企业的信用风险管理意识和水平相对要优于中资的外贸企业。

从客户新旧特征看,过半数的国际货款拖欠由老客户造成。根据邓白氏国际(上海)信息咨询公司1997年度受理的我国398件国际应收账款追讨案件的统计显示,其中的200个案件是由老客户产生的,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国际货款拖欠主要由资信不良的新客户造成。

3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成因分析

透过以上表面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造成我国外贸企业风险损失的原因除了企业主体信用管理观念的严重缺乏外,来自企业产权制度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来说,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相关部门缺乏信用风险管理意识

由于从政府到企业信用风险管理意识都比较淡漠,对信用管理工作重视不够,导致政府对企业缺乏政策引导和有效支持;有的企业虽然感到信用风险管理需要,但苦于所知不多无从下手,且成本较高,在本来利润率不高的情况下不愿为此支付费用,进而产生畏难情绪,甚至干脆漠视不管。目前中国出口企业的坏账率超过5%,而发达国家企业却只有0.25%至0.5%的水平,国际平均水平也只在1%左右。中国企业出口中遇到的很多困难,一开始并不是对方存心拖欠,而是中国企业自己出现制度和管理失误。

2企业内部职责不明确

在我国外贸企业现有的管理职能中,应收账款的管理职能基本上是由销售部和财务部这两个部门承担的。然而在实践中这两个部门却常常职责分工不清,不能形成协调与制约机制,容易造成外贸企业在客户开发、信用评估、合约签订、资金安排、组织货源、品质监督、租船订舱、制单结汇等诸多贸易环节出现决策失误并导致信用损失。外贸企业内部职责不明确已成为企业账款拖欠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的根本原因。

3外贸企业产权不明晰

产权不明晰使得很多国有外贸企业管理者为了应付上级主管部门业绩考核,不顾企业长远利益,盲目赊销;有的企业迫于市场竞争压力,单纯追求销售额增长,盲目打价格战。这些行为导致了企业应收

账款上升,销售费用上升、负债增加,呆账坏账增加,效益下降,偏离了最终利润这一企业最主要的目标。强化企业信用管理,就是要在销售收入增长和风险控制这两个目标之间寻求协调一致,保证最终利润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

4信用管理方法落后

目前我国外贸企业业务人员信用风险防范意识薄弱,信用风险防范手段单一,没能掌握或运用现代先进的信用管理技术和方法。对客户的信用风险缺少评估和预测,交易中往往是凭主观判断作决策,缺少科学的决策依据。在销售业务管理上,由于缺少信用额度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销售人员违规经营、违章操作,甚至与客户勾结留下可乘之机。在账款回收工作上更是缺少专业化的方法。

4加强外贸客户信用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清晰地看出现今我国外贸企业已不是单纯的信用管理技术、手段的缺失,还包括有企业组织结构不协调,和相应企业文化落后等诸多因素制约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管理的建立和实施。

我国外贸企业可依据自身条件选择实施以下的对策:大型外贸企业可成立客户信用风险管理专职机构来建立健全并贯彻实施科学的客户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中小型外贸企业可考虑实施信用管理委托制。中小型外贸企业,尤其是我国外贸经营权下放以后初次涉足外贸领域的为数众多的私营企业,可考虑直接将客户信用风险管理工作“外包”给信用管理咨询公司。与企业自己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相比,实行信用管理委托制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具有快速性、专门性和灵活性等优点;借鉴国际通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手段降低外贸信用风险。我国外贸企业在建立起信用风险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在对外贸易的实践中应该学会借鉴国际通行的信用风险管理的先进做法和手段,诸如国际保理、福费廷和出口信用保险等。这些在西方国家中相当成熟并行之有效的信用风险管理做法虽然在我国正逐渐得到应用,但还远远没有普及,因此我国商务部应大力推广。

参考文献:

中国外贸范文篇9

下面笔者结合美国邓白氏公司中国代表对我国外贸企业大量逾期应收账款问题的调查报告数据,对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特征进行结构分析,从更深层次上理解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现状。

从来源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的来源以海外华人公司为主。从我国国际贸易拖欠案件所涉及的海外公司性质看,我国的外贸信用风险主要是由海外华人客户带来的。笔者认为这些为数不多的海外华人,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华人以及少数原籍中国大陆后来移居海外的华人具有与中国同族同种和语言相通的优势,他们对中国的国内经济环境比较熟悉,了解到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各方面的管理仍不完善,存在着各种法律、管理漏洞,外贸企业内部的信用风险防范意识和信用风险管理能力薄弱。同时他们又抓住我国部分外贸企业领导存在着的一定急功近利和或多或少的崇洋媚外的心态,使得部分海外华人进口商可以肆意拖欠我国外贸企业货款,或诈骗屡屡得手,诈骗成功率要高于一般外国进口商。

从起因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的直接起因以恶意欺诈为主。具体结构为:有意欺诈的拖欠款占60%;产品质量、数量或交货期有争议的占25%;属于我方外贸企业交易严重失当及管理失误的占15%;交易人员私下默契台底交易占2.5%;其他性质占2.5%。我国对外贸易的过半货款拖欠是由客户的恶意欺诈引起,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主要是由诸如产品质量或货期等贸易纠纷引起。

从外贸企业性质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导致的国际拖欠所涉及的企业以国内的全资中资企业为主体。具体结构为:80%来自国内的企业,其中的50%为国有外贸企业,30%为私营外贸企业;另外20%来自三资企业。从企业结构中,我们可以明显了解到我国外资外贸企业的信用风险管理意识和水平相对要优于中资的外贸企业。

从客户新旧特征看,过半数的国际货款拖欠由老客户造成。根据邓白氏国际(上海)信息咨询公司1997年度受理的我国398件国际应收账款追讨案件的统计显示,其中的200个案件是由老客户产生的,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国际货款拖欠主要由资信不良的新客户造成。

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成因分析

透过以上表面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造成我国外贸企业风险损失的原因除了企业主体信用管理观念的严重缺乏外,来自企业产权制度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来说,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相关部门缺乏信用风险管理意识

由于从政府到企业信用风险管理意识都比较淡漠,对信用管理工作重视不够,导致政府对企业缺乏政策引导和有效支持;有的企业虽然感到信用风险管理需要,但苦于所知不多无从下手,且成本较高,在本来利润率不高的情况下不愿为此支付费用,进而产生畏难情绪,甚至干脆漠视不管。目前中国出口企业的坏账率超过5%,而发达国家企业却只有0.25%至0.5%的水平,国际平均水平也只在1%左右。中国企业出口中遇到的很多困难,一开始并不是对方存心拖欠,而是中国企业自己出现制度和管理失误。

企业内部职责不明确

在我国外贸企业现有的管理职能中,应收账款的管理职能基本上是由销售部和财务部这两个部门承担的。然而在实践中这两个部门却常常职责分工不清,不能形成协调与制约机制,容易造成外贸企业在客户开发、信用评估、合约签订、资金安排、组织货源、品质监督、租船订舱、制单结汇等诸多贸易环节出现决策失误并导致信用损失。外贸企业内部职责不明确已成为企业账款拖欠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的根本原因。

外贸企业产权不明晰

产权不明晰使得很多国有外贸企业管理者为了应付上级主管部门业绩考核,不顾企业长远利益,盲目赊销;有的企业迫于市场竞争压力,单纯追求销售额增长,盲目打价格战。这些行为导致了企业应收账款上升,销售费用上升、负债增加,呆账坏账增加,效益下降,偏离了最终利润这一企业最主要的目标。强化企业信用管理,就是要在销售收入增长和风险控制这两个目标之间寻求协调一致,保证最终利润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

信用管理方法落后

目前我国外贸企业业务人员信用风险防范意识薄弱,信用风险防范手段单一,没能掌握或运用现代先进的信用管理技术和方法。对客户的信用风险缺少评估和预测,交易中往往是凭主观判断作决策,缺少科学的决策依据。在销售业务管理上,由于缺少信用额度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销售人员违规经营、违章操作,甚至与客户勾结留下可乘之机。在账款回收工作上更是缺少专业化的方法。

加强外贸客户信用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清晰地看出现今我国外贸企业已不是单纯的信用管理技术、手段的缺失,还包括有企业组织结构不协调,和相应企业文化落后等诸多因素制约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管理的建立和实施。

我国外贸企业可依据自身条件选择实施以下的对策:大型外贸企业可成立客户信用风险管理专职机构来建立健全并贯彻实施科学的客户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中小型外贸企业可考虑实施信用管理委托制。中小型外贸企业,尤其是我国外贸经营权下放以后初次涉足外贸领域的为数众多的私营企业,可考虑直接将客户信用风险管理工作“外包”给信用管理咨询公司。与企业自己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相比,实行信用管理委托制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具有快速性、专门性和灵活性等优点;借鉴国际通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手段降低外贸信用风险。我国外贸企业在建立起信用风险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在对外贸易的实践中应该学会借鉴国际通行的信用风险管理的先进做法和手段,诸如国际保理、福费廷和出口信用保险等。这些在西方国家中相当成熟并行之有效的信用风险管理做法虽然在我国正逐渐得到应用,但还远远没有普及,因此我国商务部应大力推广。

参考文献:

1.邹根宝.外贸信用风险管理及案例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几大趋势./article/sort072/sort093/info-3864

中国外贸范文篇10

关键词：疫情；对外贸易；风险；发展策略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已跃居世界第一，在2013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商品贸易的第一大国。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方式和贸易结构不断优化，逐步形成了全面，多元化，多元化的进出口市场结构，对促进和刺激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在新时期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过去的2020年，肺炎疫情对中国外贸既造成了伤害，又带来新的风险和新的考验，思考疫情对中国外贸发展造成的影响、中国外贸企业如何在疫情中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国外贸整体如何向高质量发展成为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一、疫情背景下中国外贸发展现状

2019年末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给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对外贸易发展、经济发展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2020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报告指出，这一流行病严重破坏了全球经济，并将导致2020年国际贸易急剧下降。全球经济处于严重衰退之中，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但预测中国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据海关总署统计，2020年4月，我国出口总额1.41万亿元，同比增长8.2％。这是商品出口首次实现同比增长两位数的增长。一季度同比下降。2020年6月，我国商品的进出口量首次出现正增长，进出口总值较2019年相比首次出现同比增长（如图1所示）。进入第三季度，外贸持续回暖，我国外贸累计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达到0.7%。第四季度，外贸向好势头依然不减，增速呈现加快趋势，全年低开高走态势明显。2020年，我国商品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出口总值17.93万亿元，同比增长4倍。进口总值为14.23万亿元，同比下降0.7％。这与2019年相较2018年同比增长3.4%、5%、1.6%仍然存在差距。这些数据大致可以说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出台的系列稳外贸政策、采取的强有力疫情防控等措施，使得中国外贸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实现了逆势增长，但是疫情对中国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国外的疫情局势仍然严峻，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仍亟待解决。

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

1.国际市场严峻、需求不稳定相较2020年早期，中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但是，这种流行病仍在全世界蔓延。此外，全球贸易还受到许多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包括英国的脱欧，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的中止以及富有挑战性的新任首席执行官选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继续威胁多边贸易体系，频繁的地缘政治冲突等。这些都说明世界经贸从反弹到复苏还有一个过程，中国对外贸易和外部需求复苏的基础仍然不稳定，国际生产和供应链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对外贸易的发展仍然存在许多动荡和不确定的因素。中国不少外贸企业也仍然面临海外订单萎缩、海运物流不畅、运费涨幅过快、部分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等困难，外贸“增收不增利”的现象令人担忧。2.出口商品附加值低、外贸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从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来看，虽然初级产品在中国的出口占比越来越小，工业制品的出口份额越来越大，但中国的出口依然是以基础制造产品为主，传统优势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继续保持较高增长，装备制造设备、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度依然较高，结构失衡的情况还比较突出。从贸易方式来看，随着跨境电子商务出口的增长，占总贸易的份额增加，而加工贸易的份额下降，但是加工贸易继续对出口贸易做出更大的贡献[1]。即中国对外贸易产业结构亟待调整，仍处在附加值较低、利润较低的价值链底端，在当前的外贸局势下，中小外贸企业利润空间进一步受到压缩，生产生存面临较大挑战。3.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任重而道远作为新兴贸易业态，跨境电商凭借其线上交易、非接触式交货、交易链条短等优势为外贸企业应对疫情冲击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各地政府也将跨境电商作为模式和业态创新的重要内容，力图将其打造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2020年跨境电商进出口1.69万亿元，增长31.1%。然而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仍然处在初期阶段，跨境物流配套设施不足、国外跨境网购消费基数较小、专业人才匮乏、电子支付结算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仍然存在。2020年6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鼓励外贸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他们还通过多种渠道支持有销路的出口产品，以开拓国内市场，加强信用保险和金融支持，努力帮助企业克服困难，促进基本稳定及对外贸易。目前已经有不少外贸企业积极进行转型，但是国内与国际市场标准不一致、需求不同，产业链经营模式存在差异、内销渠道难突破，品牌不响亮、难以应对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等问题仍存在，能否成功转内销、并顺利实现盈利对于很多外贸企业来说充满着未知与挑战[2]。

三、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策略

1.国家层面当前局势下，国家层面要积极发挥政策引领作用，为稳定中国外贸发展助力。第一，抓住发展新机遇，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导向，不断提升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开放、促进贸易更加优化平衡发展，构建多元的外部市场格局，着力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的贸易合作，在战略层面尽可能降低外贸市场风险。第二，在特殊时期做好全球信息及时汇集与，实现精准预警，尽可能帮助企业防范和减少所处产业链和供应链断链风险，遇到诸如全球疫情等突发情况时能做到及时调整并尽量减少损失。第三，加快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贸易结构，推动加工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方式。推进中国先进高端制造业发展，带动进出口商品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利润类型转型发展[3]。第四，做好政策优化，打好政策组合拳，为不同外贸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举措与帮助，切实解决相关企业问题。继续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务模式和新模式的发展，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点地区，加快试点经验和政策的推广，规范跨境电商发展[4]；继续优化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各项扶持政策，提升转内销便利化水平，推动国内外标准接轨，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从根本上消除国内外标准的差异，帮助外贸企业顺利实现出口转内销。2.外贸企业层面外贸企业是真正的对外贸易主体，积极顺应国家战略政策，才能在困境中实现恢复、发展与提升。第一，疫情倒逼企业实现升级，外贸企业要不断增强自己的自主研发能力，积极打造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不断增强产业链韧性，在开放合作中力求使自己形成更具创新力、更加灵活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第二，开辟多元化贸易市场，在有能力的条件下积极进行“出口转内销”，抓好国外、国内两个市场，抓住机遇探寻新市场，规避中小外贸企业销售市场过于集中带来的风险[5]。第三，用好线上线下营销双渠道，积极探索企业对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发展的适应性，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巧妙绕开贸易壁垒，提高贸易转化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拓展企业利润空间。

四、结语

过去的2020年，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着极其复杂严峻的局势，疫情和其他不利因素注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但我国外贸发展韧性足、潜力大，疫情以来政府采取的系列政策发挥积极作用，使得2020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仍然实现了逆势增长。危机倒逼改革，认清形势、抓住机遇是中国未来外贸发展的主旋律。一方面需要认清当前的局势，剖析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面存在的诸多深刻问题，不断完善与改正，优化贸易结构与贸易方式；另一方面，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签订的新机遇，加强中国与欧洲、东盟等国家的密切合作，促进和带动彼此之间的经贸往来。

参考文献

[1]郭旭.关于我国对外贸易现状的分析及未来外贸发展模式的几点思考[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7,8(4):76-78.

[2]罗珊珊.出口转内销，怎么“转”才好[J].决策探索(上),2020(09):36-37.

[3]马林静.外贸高质量发展:内涵、路径及对策[J].现代经济探讨,2020(07):84-91.

[4]曲维玺,崔艳新,马林静,赵新泉.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与对策[J].国际贸易,2019(1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