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范文10篇

哲学思想范文篇1

一、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任何科学思想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包含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如同整个思想一样，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

哲学思想的萌芽：（略去时代背景及革命实践过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背叛国民革命，这大约六年的时间里，哲学思想处于萌芽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理论标志是：

1、《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首次发表）提出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其哲学思想的表现为：1）始终贯彻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原理。指出，工人阶级是一切革命的领导力量。2）注意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分析，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分析上。3）注意从发展变化中分析阶级。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来分析阶级。4）在注意阶级性质分析的同时，注意阶级数量的分析。5）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

2、《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发表）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其哲学思想的表现为：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宣传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的思想。

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是哲学思想的形成时期，理论标志是《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1930年5月）。这篇文章的思想内容极为深刻，它集中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防止和反对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问题。它是一篇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战斗檄文。首先，他从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高度反复论说了调查研究的意义。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因此，他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他说：“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何谓新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注意。”“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①这就深刻说明了，调查研究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实践中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根本途径。其次，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共党内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教条，恰恰相反，它的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于同实践的密切结合，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激烈地反对本本主义，但丝毫也没有否定读书的必要，更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指导作用。他说：“马克思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再次，他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指出：以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①这种人的思想方法，既是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又是形式的空洞的唯心论。尖锐地指出：“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②这里，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并指明了两条路线的对立。最后，它还论述了调查研究的对象、目的、方法和技术。指出：“不作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总之，《反对本本主义》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认识论上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第一篇著名哲学论文。它通俗而又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怎样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怎样克服和防止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为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做出了范例。这篇著作已孕育着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充分显示了哲学思想的特色，标志着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哲学思想的成熟：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这十年是哲学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从而达到成熟的阶段。其理论标志为：《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历史标志为：一九四二年党的整风运动和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深刻揭露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全党能够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胜利地开展新的斗争而写的哲学专著。这两篇著作植根于一个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斗争，交织着胜利和失败，震撼世界的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之中。它们对党的历史经验所作的哲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它们所放射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瑰丽光彩，是我党思想路线成熟的表现。

哲学思想的继续发展：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哲学思想继续得到了发展。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春，在这个期间里，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主要完成了两件大事：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基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此期间，我们党继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创造了许多新鲜的经验，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个时期是哲学思想继续发展的光辉时期，其理论标志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月）；历史标志为：党的“八大”（1956年9月）。

二、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如前所述，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个定义，正好反映了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我们只有抓住这个基本特点，才能说明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才能说明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才能正确地评价哲学思想。哲学思想的这个基本特点，规定和制约着它在理论内容、表现风格以至社会作用上的其它特点。

（一）哲学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

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所以从理论内容上看，哲学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完全一致的，但它又体现了中国的特点，突出了其中某些方面的内容，如主观能动性的原理和辩证法思想。这是由哲学思想的历史使命、同志从事哲学活动的历史条件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所决定的。

首先从哲学思想的历史使命来看。中国革命必须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才能取得胜利，而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由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建立起来，后来又为列宁所发展，它的基本体系、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已经达到了比较系统、比较完善的程度。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不是抛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体系而另搞一套，重新提出许多新原理、新概念，也不是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一般性的探讨，而是要在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如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所以，从根本上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思想完全是马列的。斯大林在谈到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说过，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一个“新原则”，同样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忠实最出色的学生。他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也是完全以马克思、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①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分析，对于哲学思想也是完全适用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刘少奇同志指出，思想是中国的东西，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②哲学思想也是这样，它是中国的，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其次，从同志从事哲学活动的历史条件来看。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由于中国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这种情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立即以全部力量投入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长期从事专门的理论研究工作。同志本人从参加革命后，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实际斗争的第一线，残酷的斗争环境和长期的戎马生活，使他不可能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系统的哲学研究，更不可能像专门的哲学工作者那样长期从事理论著述，只能根据革命实践的需要，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突出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问题。

例如，为了认识中国的国情和特殊的矛盾，就需要着重研究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革命的敌人非常强大，革命的任务十分艰巨。面对这种情况，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克服种种困难，取得革命的胜利，就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哲学思想着重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同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相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有着很大的特殊性。要认识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就要着重研究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特别是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因此，辩证法思想，矛盾特殊性原理，就成为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这种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所以，哲学思想就其内容来说，就是中国现代革命的哲学思想，它的使命就在于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二）哲学是民族化了的大众哲学

从表现形式上看，哲学是民族化了的大众哲学。哲学思想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但在表现形式上又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③同志本人正是这样做的典范。在哲学思想中，不仅概括和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且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采用了中国老百姓所乐于接受的思维方法和语言形式，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这一特点是同批判地继承中国哲学的进步传统以及中国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是分不开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华民族有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的传统的思维特点，中国哲学的表达形式历来崇尚简明扼要，言简意深，常常以近乎格言的方式表达重要的思想。同志在批判旧的哲学遗产时，继承和吸取了这一特点。中国虽然是一个文明古国，但近代以来，中国“一穷二白”，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不但广大的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就是无产阶级以及无数众多的参加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水平也不高。这就决定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它的巨大作用，就必须尽可能地通俗化和大众化。同志继承了中国哲学思维的优良传统和表达形式，又注意运用了人民群众生动的语言，因而使哲学思想成为通俗易懂的民族化了的大众哲学。bsp;例如：用“实事求是”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来表达认识发展过程，用“一分为二”、“两点论”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用“物极必反”来说明矛盾转化的观点，用波浪式发展、“之”字路来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用“群众路线”来表达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历史唯物论等等。此外，他还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来说明主观能动性和群众创造历史的道理，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成语来说明“实践出真知”的道理，用“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俗话来说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如此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大众化，便于为广大群众所掌握。

（三）哲学是具体化了的实际哲学

从哲学的社会作用来看，哲学是具体化了的实际哲学。这就是说，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具体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把科学的世界观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一特点既反映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

哲学思想是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教条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教条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口头上也承认唯物论和辩证法，他们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是从书本出发，自以为是。为了反对这种教条主义，为了指导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展，特别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特别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问题，解决实践活动中的方法论问题。他总结了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及两点论、两分发、两条腿走路，抓点带面、“学会弹钢琴”，“解剖麻雀”、开现场会等等，使哲学成为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生作用的生动活泼的东西。

三、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概括起来说，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为：以“实事求是”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唯物论。从哲学思想体系来说，哲学思想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而它的集中体现和精华所在是《实践论》和《矛盾论》。

（一）《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实践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基础，以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为中心，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全面系统地论述和发挥了能动的革命和反映论的基本原理，揭露了中国共产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认识论根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具体有以下几点：

1、完整地论述了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

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基础，是人类认识的基本来源。除生产活动以外，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人类社会一切领域的实际活动，也都是实践活动。这说明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是很广泛的、多方向的、多层次的。在马哲发展史上，首次把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活动规定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这样便揭示了社会实践的最重要的实质内容，把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有机地联系起来，同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划清了界限。

2、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认识的来源、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作了集中的、系统的说明和发挥。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质贡献。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①还说，人们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接触那些事物的现象，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当然，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并未否认学习和接受间接经验的必要性，问题在于要正确对待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知识的源和流的关系。总之，就知识的来源来说，“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②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整个《实践论》贯穿着这样的思想：社会实践是一步步地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随之发展，人类社会实践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类对自然界、对社会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人类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眼界的扩大、认识水平的提高等等，归根到底都取决于实践的发展，依靠实践来推动。

实践是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多次提出和论述过这个问题，他强调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是否真理，不是以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以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③他还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是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④后来，他还明确地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明确指出，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为了能动地改造世界。他指出：“马哲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⑤“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⑥可见，是重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的，他反对那种为理论而理论的、脱离革命实践的教条主义倾向。理论指导实践、发挥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也包括对实践着的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

3、系统阐明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列宁曾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⑦但他并没有具体阐明这一途径。吸取了马列的思想，在《实践论》中完成了这一任务。

首先，他说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相互关系。认为，感性和理性不但有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性质上的不同，前者是认识的低级阶段，后者是认识的高级阶段，但二者又不是互相分离的，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①总之，认识开始于感觉经验，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

其次，他指出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两个基本条件。一要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二要经过思考作用，将这些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整理和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再次，他着重阐明了理性认识回到革命实践的伟大意义。认识的全过程，不仅包括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而且还包括由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这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说，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②“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③这是因为，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既是理性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因此，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比起第一个飞跃更重要，意义更加重大。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4、阐明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实践论》贯穿着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其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反对它们之间的任何割裂和脱离。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④他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⑤这一论述深刻地揭露了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对克服和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5、科学地概括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指出：“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⑥“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⑦最后，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过程和总规律。他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形统一观。”⑧

综上所述，《实践论》的杰出贡献，主要地就在于它紧紧抓住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辩证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并一次为中心，深刻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规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二）《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列宁再《哲学笔记》中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①列宁未能对此进行详细的说明和发挥。在《矛盾论》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系统而深刻地论证了对立统一学说，出色完成了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

1、深刻发挥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

在《矛盾论》中，一开始便着重地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这一重要思想。

第一，说明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是两种宇宙观的对立。指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场所的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与此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不断运动和变化发展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他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②这就揭示了两种宇宙观对立的实质和焦点，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二，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弄清了这一法则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掌握了它，就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辩证法的其它规律和范畴。r>第三，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认识规律的方法论意义。曾多次从理论上阐明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一致性。他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③

2、系统阐发了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理论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既存在于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中，也存在于主观思维的矛盾运动中。因此，认识和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对于我们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矛盾普遍性的科学涵义。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他特别指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差异就是矛盾，否认“差异”就是矛盾必然导致形而上学的外因论。他又说：“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④这是我们反对形而上学无矛盾论的有力武器。

第二，矛盾特殊性理论的系统发挥。详尽地阐明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基本情形，以及怎样科学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深刻论述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每一物质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每一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的各个方面、每一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的矛盾、每一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均有其特殊性。这五种情形概括起来，就是要用发展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多方面、多层次地具体分析和把握矛盾的各种特性。既要分析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和同一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又要分析不同事物的矛盾和诸方面的矛盾。不论研究和中矛盾的特殊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分析。教条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各种事物，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

3、深入论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次把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问题作为矛盾的特殊性提出来加以专门的系统论述。

首先，说明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原理的哲学根据和研究它们的意义。他指出，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平均看待，必须区分其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同样，无论什么矛盾的双方，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不能平均看待，必须区分其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他说：“这两种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①

其次，对主要矛盾给予明确的定义和论证。他指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②由于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③

再次，对主要矛盾方面给予明确的定义和论证。他指出：“矛盾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④他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论证了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并揭示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

4、具体发挥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

《矛盾论》汲取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一些论点和论据，在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具体阐明和发挥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

首先，它明确地提出了矛盾同一性的涵义，着重发挥了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思想。所谓同一性、同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互相合作，说的都是一个意思：“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⑤在这两种情形中它特别论述了转化的重要性。还指出，唯物辩证法讲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矛盾着的双方互相依赖、互相转化是有条件的，无一定的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

哲学思想范文篇2

【关键词】《管子》；天人观；道论；气论

《管子》是一部内容相当丰富的思想史料，是一部研究先秦时期诸子学派思想学说的重要著作。本文通过探寻《管子》一书之学派归属，以《管子》的经典文本为中心，对《管子》书中的哲学思想进行解读和阐发，以期探求书中义理。

一、《管子》一书之源流疏理

《管子》一书大致成书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在战国时期广为流行，《韩非子·五蠹》篇有言：“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从传颂程度上来看，《管子》一书在先秦的历史地位可见一斑。现在的《管子》附有西汉刘向的叙录，汉初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基本上是刘向所编辑，另外的10篇已经失传。《管子》一书经刘向整理虽一直流传下来，但是在清代以前是不受重视的，传抄讹夺现象非常严重。直到清代中期，由于诸子之学复兴，学者们才较多地注释《管子》。学界一般认为，《管子》基本上是春秋时期齐国稷下道家推崇管仲的思想集结，以此推测此书为稷下学士的管子学派所作。若要弄清《管子》一书的学派归属，须从此书的思想内容入手。《管子》一书思想丰富，包揽各家，因此，对《管子》一书性质的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道家之言也。”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书中讲道:“从形式上看，我们可以说，《管子》书的思想体系就是管子或管子学派的思想体系，但《管子》所包括的不是一家的思想，而是许多家的思想。它虽然包括了许多家的思想，却又不能算是杂家的书。”为什么不能算是杂家的书，冯友兰先生在其书中继续提到：“杂家只是把各家的长处都收集起来，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管子》却不是这样。”那么既然不是杂家，到底是哪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呢？刘向在其《汉书·艺文志》中将《管子》列为道家著作，而现代哲学家张岱年在其《管子新探·序》中说:“从《管子》书的总体看，列入法家是正确的，虽然《管子》书中也含有道家的思想。”由此可见，从全书的思想内容来看，《管子》并非一时之书，亦非一人之手。《管子》一书是稷下学者为了推崇管仲的思想所作，他们依托管仲立论，故此书为管仲学派的作品总集，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综观《管子》全书，内容庞杂，思想丰富，是先秦诸子学中百科全书式的哲学思想著作，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二、《管子》中的哲学思想

《管子》书中的哲学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奥，流传至今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华民族极其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管子》一书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思想，以道论和精气说为依据，以天道作为人事活动的根据，提出了虚空玄远的天道观，继承并发展了黄老道家哲学的道论思想。

（一）天人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天人学是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天人之际)的体察和求索。《管子·形势》篇有云：“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在这里需要注意，“古今一也”不是说万事万物的具体形态没有变化，而是说事物背后的那个规律性的东西是“常”的。自古以来，中国哲学讨论了关于阴阳、五行等天道观的问题，但是直到管子这种“天道”“天常”的观念才得以明确地提出，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在管子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人们哲学的思维和理论水平具有了更好的概括性。《乘马》篇又云:“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管子认为，这种“常”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可见，管子在这里说明了气象的非常性，即寒暑节气有提前和错后的现象，这都是正常的。在此基础上，管子得出结论，即“天也，莫之能损益也”，这就是说“天”自身可以有损益，但人不可以损益“天”。这实际上阐明了“天”的客观性，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管子进一步把这个不变的东西归结为“阴阳”，认为阴阳是最根本的普遍不变的东西。《管子·乘马》篇有云：“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长短，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可见，管子用阴阳的对立统一作用来解释世界万物的之所以是这样的原因，即阴阳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先人们的实践经验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已经可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此外，在《管子》书中也论及人与神的关系问题。《管子·内业》言：“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这里指出了人神关系的和谐，认为经历的一切都来自被称为“气”的能量——神性的能量。这即是管子气论思想的理论基础。总的来说，管子所谓的“天”不是有意志的主宰之天，而是客观的自然之天、规律之天。管子在强调“天”的客观性的同时，也不否定人的主体性，认为人可以“法天象地”“法天合德”。但是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问题，管子是个现实的改革主义者，他为何要关注这些虚空玄远的天道观？在《管子·形势》篇有云：“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王也。”由此可以看出，管子阐述天道观是为其政治理论提供形上的依据，从“天之道”的高度来看“王天下”一下子就把现实政治问题提到了哲学的高度。

（二）道论思想

道论是《管子》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其治国与治身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客观依据。《管子》全书的主旨在于论“心”，以心本论和心气说为核心，由道论出发建立其哲学理论，可以说是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论思想。全书涉及黄老道家哲学的基本为《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此皆为齐国稷下学者所作，其本质在于以道论法。《管子》以“道”作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本原，《管子·白心》言：“原始计实，本其所生”，这里的“原”用作动词，是指追溯其本原，即是本原之道。《管子·心术》篇又云：“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由此可以看出，管子坚持了老子的道论，把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同时指出了道的普遍性。学界认为，“静因之道”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士提出来的，最早见于《管子·心术上》。其中说道：“有道之君子，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所谓“静”，指的是一种主观精神状态；所谓“因”，就是要去掉主观成见，遵循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管子·心术上》说：“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又说：“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管子》认为，在认识过程中，主体要舍弃主观判断，以外物的本来面目作为认识根据，认识要反映外物的真实情况，这种认识方法被称之为“静因之道”。

（三）气论思想

《老子》论道时曾说：“其中有精，其精甚真”，但对此未加以说明，《周易·系辞上》有“精气为物”之说，亦无详说。在道论基础上为了解释抽象的道如何产生世界万物，《管子》中提出了“精气”的概念，对老子的道进行了新的解释。《管子·内业》把“精”视为最细微的气，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所谓的精气不是一般的气，而是气中最精微、最细小的部分。稷下学者把精气作为道的质料，认为能够产生万物实际上是通过精气这种质料来完成的，即由精气构成了天地万物。《管子》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精气所构成，即“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又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即是说，人的产生是由得之于天的“精气”和得之于地的“形气”相和合而成。进而言之，稷下学者还将道与精气融为一体用以解释“德”的观念，即道在具体事物中的存在状态。《心术》上篇中说：“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管子认为，德是道与万物的一个中间环节。总的来说，道是一个整体，其中有细微的精气，此精气通过“德”的中介作用而构成具体的万物，这样道与万物就统一起来。“精气说”的理论意义在于，对道如何产生世界万物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达到了一与多的统一；除此之外，由于精气是实际存在的，这就坚持了本原的物质性，打击了传统的泛神论观点。但是，它没有说明精气是如何产生的，亦具有一定理论局限性。

三、结语

综上所论，《管子》一书是先秦诸子学中百科全书式的哲学思想著作，是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管子》一书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思想，以道论和精气说为依据，以天道作为人事活动的根据，提出了虚空玄远的天道观，继承发展了黄老道家哲学的道论思想。《管子》中的哲学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奥，贯穿历史数千年之久，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流传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具有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值得人们继续认真地进行挖掘和阐释。

参考文献：

[1]李学勤.《管子·心术》等篇的再考察[J].管子学刊,1991,(01).

[2]侯磊.重构《管子》中法家思想的发展理路[J].船山学刊,2009,(04).

[3]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王海成.《管子》四篇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7.

[5]张岱年.《管子》学说的历史价值[J].管子学刊，1987,(01).

哲学思想范文篇3

一、几个重要理论的研究排序

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上，应当有如下排列方法。这种排列一目了然，各理论之间的关系和位置比较清楚。

马克思主义第一排

列宁主义第二排

（苏俄理论略）

思想第三排

1哲学2邓小平理论3三个代表思想4科学发展观第四排

第一排，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创理论，它具有旗帜和灯塔的作用。它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应当怎样发展、前进的问题。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哲学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正确逻辑思维的钥匙。从哲学层面上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第二排，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原创理论体系。(略)

第三排：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革命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建设美好家园。

第四排：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理论。它的主要内容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理论贡献是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问题。引进外资，搞股份制，走市场经济道路是其理论的亮点。

“三个代表思想”实际上就是党建思想，是一种高境界的执政理念，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一个补充。邓小平理论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而三个代表思想解决的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发展时期的认识问题。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党在我国经济社会的作用，三个代表思想作了明确的回答。

科学发展观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基础上的一种创新思维。是以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正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观。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理论是一个不断充实和发展着的理论，它在有些重要问题上还必须探索和思考。如：关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监管调控的问题，如何理解“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论断。笔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润滑剂，计划与调控则是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稳定器，而科学发展观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舵和加速器。

1972年.美国学者跟据麻省理工学院福雷斯特的系统工程学原理,研究了社会系统,建立了世界模型和美国国家模型。从而对美国全球发展战略和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战略提供了框架性文件，使得美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应是中国政府今后运用系统工程学理论,建立中国小康社会国家发展模型的指导思想。

二、思想定义和核心内容

确切地说，我们至今对思想都没有一个帖切且争议小的定义(说概述也行)。抛开等历史原因，我们会发现思想是十分朴实和帖近民众的。是农民的儿子，他的思想最原始的地方就是想要改变普通百姓的命运，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橘子洲头，湘江北去。1919年，青年的从《湘江评论》走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从孙中山先生的共和思想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邓小平等一大批有志青年在社会动荡、变革的年代，探寻、摸索着，寻求着中国革命的真理。因此我们说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历程密切相关。

思想产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1943年，王稼祥最先提出了思想这一概念，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同。解放后，党中央又先后出版了《毛泽泽选集》五卷，对我们学习和研究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教材。我们从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质和战胜困难的“亮剑”精神，可以感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艰难险阻，赴汤蹈火牺牲一切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从井岗山到雪山草地，从抗日战争的炮火到消灭蒋家王朝的前线，从原子弹爆炸到卫星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思想发展和跳动的脉络。

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贡献，也是思想的最强音符。

思想质的特点就是为人民服务，是站在被剥削者（老百姓）的立场想问题、解决问题，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我们说思想的精髓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这个精髓我们也可叫核心思想或核心价值观。

如果我们把思想的理论来源、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等因素考虑进去，那么我们对思想的定义(概念)将作如下表述：1、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近代文明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2、思想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武力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3、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不要把晚年功过评价与思想理论研究混在一块；2、同志的军事思想、外交思想、文化教育思想、经济建设思想和哲学思想等只是思想在某一个领域里的具体表现形式；3、研究思想的目的在于掌握其理论成果，弄清思想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哲学思想定义和核心内容

提出哲学思想这一概念，是因为它真实客观存在，只是我们未能系统地归纳与整理。哲学思想凝聚着我党革命斗争的智慧，时刻在左右我们的思维和言行。

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一百多年后亚圣孟子研究创立的，诗圣杜甫的伟大是二百多年后宋人整理唐代诗歌时发现的。因此笔者认为一个理论的发现和完善，是要有一个时间过程、一个整理和归纳过程的。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这只是哲学思想内涵的一个部分，不是全部。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被实践证明是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的理论成果，属应用哲学范畴，是方法论。哲学是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产生和发展形成的，因此它的质的特点是能够化解矛盾，解决难题。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变被动为主动；从敌人的围堵追杀中，避其锋芒，周旋脱身；四渡赤水出奇兵，在运动中巧妙周旋，消灭敌人，壮大自已。这些战争实践隐含了哲学智慧。

是化解矛盾、处理难题的高手。他把《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博弈技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使星星之火燎原中华。研究哲学思想，要抓住核心和质的东西去突破、去扩展。去掉傍枝，突出主杆，笔者认为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对症下药，辩证施治。

《矛盾论》中化解矛盾的法则是哲学思想的闪光点。捕捉战机，变被动为主动，在运动中寻求突破，这是哲学的境界。如果我们对哲学思想进行定义的话，就有如下表述方法。即：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中国古典哲学智慧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应用的理论成果，是探寻真理、化解矛盾的方法论。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遵重客观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二是化解矛盾时强调在诸多矛盾中抓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运动中寻求突破机会；三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要使自已处于有利和主动的位置，使矛盾的运动处于自已的掌控中且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如果我们从中医理论角度对哲学思想进行表述的话，就有如下十六个字。即：望闻切诊，对症下药，静观疗效，辩证施治。

四、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

思想及其哲学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又实用的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发现：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核心思想（也叫核心价值观），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思想贯穿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科学发展观是思想的载体，是发展着的思想。从哲学角度看，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是它们同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核心思想相同，服务人群也相同；区别是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山鼻祖”，它偏重于武装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理论研究，而科学发展观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它要解决的是中国进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如何自善其身、“又好又快”稳步发展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思想的核心思想则是检验我们工作好坏的标准和尺度，而哲学思想则是我们开展工作、纠正错误的方法论。抓住这三点，我们的头恼就会清醒，工作就有章可循，老百姓的利益才能保障，我们的“舞步”才有“中国特色”。

理论在实际中运用，作用于实践，对实际工作进行指导和调控，关键是要把握好理论的精髓。以思想为例，就是要把握好其核心思想。例如：省地市政府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央保持一致，经济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要把好关、掌好舵；而作为企事业单位和经济实体部门则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在利益分配上要把普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能宰顾客，叫百姓吃亏、“受伤”。

而哲学思想的应用，就是要我们在工作中主动的发现矛盾，在矛盾还没有激化且不可收拾前，把矛盾化解掉。抓主要矛盾进行化解，可以牵一发动全身，事半功倍。以我国房地产矛盾为例，一个“利”，弄得地方政府被网民“戏骂”为“卖地政府”；地方国土财税、银行、地产商和炒房客为了“利”字，全搅和在一起，哄抬房价，玩弄土地资源不可再生的游戏，把一个好端端的“为民服务”的阳光产业变成了高危产业和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个“瓶颈”的形成全是“私心”在作怪，有明显的政策调控失误和行业垄断暴利之嫌。试想，如果我们在2006年初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控布局，严禁炒房和将行业利润限定在8％左右，并进行严格的价格管制，我想今天的房地产业将是一片阳光，而与此相关的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也将会从中受益，我国的经济也不会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受伤”而衰退。

哲学思想范文篇4

一、成吉思汗独具特色的天论观思想

(一)天劝论

有关天的认识是与人发生关系时才形成的。总体上看有三种关系:一是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二是神(萨满)和人的关系;三是理性认识和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随着蒙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认识能力的提高。思维方式的变化,逐渐发展提高。这样天的概念则成为内容丰富、社会作用众多的文化和哲学观念。在当时,神和人的关系起着主导地位的作用,这一变化发展就是自然界的天的概念向宗教概念转化,又从宗教概念向哲学概念转化的逐步发展过程。蒙古族是敬天的民族,蒙古人从祖先起是崇拜天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天是蒙古人的重要信仰对象,是萨满教的主要内容,成了整个社会的宗教意识。蒙古人对天的认识,一方面把天看作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与日月星辰及万物同等看待;另一方面认为天是统治万物的神。在社会具体环境和实践过程中给天增添了宗教和伦理的色彩,要求至诚至真,尽力用天意行礼。如此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哲学史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正反两个倾向和两条认识路线。天命论是当时社会普遍流传的大众化的意识形态,是人们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思维的基本模式。因此,成吉思汗本人生长在宗教唯心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又处在极度孤苦困迫的逆境中,况且少年坎坷沧桑,多次化险为夷,因此受天命论的影响是必然的。可是,铁木真并没有听从命运的安排,而是依靠自己的坚强意志,顽强地站立在重重的困境中,机敏慎重地面对现实,想方设法解决实际问题,并为达到目的而百折不扰地奋斗,表现出不怕困难,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他的鲜明的个性和人格魅力所在。所以,成吉思汗后来并没有继续接受过去的天命论,也不拘泥于以往天明的说教,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生活实践经验,合理地解释了天劝论。这是由成吉思汗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创业的具体过程所决定的。铁木真提出了“天劝论”的观点。在铁木真看来,天不但预见吉祥和恶兆,而且通过各种信号暗示给人们。因此,根据天的预见意思来调整人的行动的过程和结果,避免产生恶兆后果,而努力去做产生吉祥的过程和结果。铁木真正因为有如此信仰天,对天产生难于抑制的恐惧,说明他相信天命,信仰萨满教。但是,铁木真不是盲目地听从天的劝告,不是无原则的信仰天,而是具体分析,依据最终的结果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迷信天,不顾后果的全部依靠天安排的“天命观”。也就是摆脱了宿命论,在天的面前体现了人的价值。当天的劝告和政治抱负之间发生矛盾时,铁木具选择了有利于实现政治抱负的道路,违背了天的劝告,自主自立,追求有价值地活着,有名声地死去的人生观。这反映了铁木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责任,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英雄主义精神。作为一个人,都有对社会和他人负有一定的责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义务。“特定的人,对于具体现实的人来说,你是否认识到无关紧要,必有规定的历史使命和事业”。〔2〕所有的人肯定有这样的责任和事业,问题在于是否有意识地认识到,并付诸实践去完成,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当时铁木真有意识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事业,并为完成这些,他不想、也不愿意无声无息、毫无价值地死去。这是人生价值观的最积极最生动地体现,具有巨大感染力,也是作为杰出历史人物的必备特征。尊重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能动地发挥了人的创造能力,并且作为体现人的价值的标准。这就意味着把人从天的支配和控制下解放出来,不靠天地,不靠别人,自已决定自己的命运,独立自主地思考,并解决问题。这不仅是蒙古族思想史上观点的一个飞跃,而且使蒙古人的思想境界上升到新的高度,为以后实践中解决天人关系提供了基本原则,也成为蒙古人走向越界,成为英雄民族的精神动力。成吉思汗善于并能够改变事物,喜欢变革中的生活。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人崇拜天,盲目地信从天的意志,一切听从天的安排。天意、天命被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神。因而思想保守,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是,成吉思汗恰恰用自己的行动改变这一旧风俗,违背天的意志和劝告而出山。这是一种变革的思想和行为,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也就没有生活的出路,也没有创造新事业的可能性和条件。因此,成吉思汗的这一思想和行为,对蒙古社会和蒙古人具有很大的思想解放的意义。

(二)天力论

铁木真在社会实践中认识并承认力量的重要性,主张把天地之力与人的力量结合起来。因此,他提出蒙语“古出”一词,意为“力”“气力”“赞力”“力量”。这不是偶然的事,这是标志着铁木真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反映了对力量的认识的思想大有提高,表明着天论观的理论化趋向。“力”是指“一切做工的人的力”〔3〕,是关于人或事物自然具有的作用、功能、能力、才干等的综合概念。“力量”是做事创业的基本条件,其中有天地的自然力势力,人的体力、智力、气力、精力、能力等多种。在当时谁有力量谁就能完成历史任务,统一天下,才能当上可汗。铁木真受别人的欺压迫害,就在于没有“力量”,后来能够消灭篾儿乞惕人的原因也就在于有了力量。铁木真回顾过去和现在的形势,总结失败和胜利的经验,进行认真的比较思考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力量的重要性。从而正式提出了“力量”观。重视人的力量,并把它放在天地气力之上。这是铁木真关于天人关系方面的认识和思想观念的一个重大的变化。人虽有力量,但必须相互“那阔扯克”,这样才能真正成为赞力。蒙语“那阔扯克”就是依靠、协助、赞助、做伴、结交等。具体地说,如果没有王罕、札木合的做伴,就不可能形成彻底打败蔑儿乞惕人的实力。在此做伴的条件是很重要的。铁木真向王罕和札木合求助,相互协调帮助是有条件的,所以才有这种可能性,才能使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达到预期的目的。结交安答,相互帮助,统一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当时的一种风尚或习惯。过去铁木真只承认天的劝告作用,而未提大地的作用。铁木真论述天地的理由,在于表达力量是双方结合的结果。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的同时,又要相互统一,才能形成力量。这是辩证的基本内容。铁木真认为,天和地各自都有力,不过只有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增加”力量。合者成,离者损。据《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与札木合之间,离间图谋,结果安答分开,各走各的路。当时铁木真虽然离开札木合,但他的所作所为很得人心,因而势力有所增加,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共戴铁木真为可汗。他成为全蒙古可汗不是按照上天的旨意,天地赞助,而是增添力量的结果,是历史的客观的要求,人心所向,民众支持和帮助的结果。“天力论”和“天佑论”是成吉思汗关于天的一个重要观点,“天力论”“天命论”相对来说,前进了一步。因为,在蒙古古代社会里怎样看待人与天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天命论是把天放在第一位,把人放在第二位,天支配人的一要,决定人的一切。“老天不帮忙,努力成泡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必要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没有必要去做任何事,只有等待老天的恩赐和帮忙便了事,这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天人统一”观,是典型的宿命论观点。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吉思汗打破了天命论的“天人统一”观点,调换了人与天的位置,把人放在第一位,而把天放在第二位。这是蒙古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转变。也就是说,从“天人统一观”中,把天与人分天,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使人从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给人以自由、自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这是很宝贵的深刻思想。(三)长生天气力论我们可以把“长生天”的内涵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蒙古人的信仰角度分析。“长生天”是蒙古人信仰的萨满教的天,对此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解释道:“古代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对天信仰的是‘长生天’,对地信仰的是‘火’。”〔3〕道润梯步解释道:“蒙夏天是个敬天的民族。而天是个永恒的存在,故曰长生天”〔4〕。总而言之,‘长生’一词始发于萨满教,来源于对天的信仰,表达了部落起源永恒,火盘永存之意,祝愿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其次,从理论角度分析。“长生”一词表明着天的属性。蒙古人经常把天当作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万能的神来崇拜,所以,把天的属性和作用采用不同的修辞来描述。如在《蒙夏天秘史》里把天说成“上天”“皇天”“天神”等等,表达了各自的含义,这些都表达着专门的意思,指着具体的事。而成吉思汗概括的“长生”,这一概念,则形象地表述了天的绝对性和无条件的属性,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成为理性化的哲学范畴,达到了最高境界。最后,从阶级立场的角度分析。当时把成吉思汗的祖先都说成是奉上天之命而降生的,而天是永恒存在的。这了隐喻着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永世长存,他所创建的事业和这帝国长盛不衰的含义。这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形成和自己实力的逐渐壮大有着直接的关系。成吉思汗把自己标榜为得到“长生天”的佑护和恩赐,造福黄金家族,布施全蒙古范围的人,力图从政治思想上维护所得的胜利果实,并在实践中加以巩固和发展。要得到巨大的增添的长生天的气力,必须遵循成吉思汗制定的法规,永不变心,忠诚服务。用成吉思汗的话说:“您离开我们,到大江的那边,还要照样的去做;您离开我们到高山的那边,也不要怀念其他。”这样一心一意,笃信长生天,就会得到长生天气力的佑护。这就是说,长生天是有气力的,但是获得它的佑护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必须忠诚于它,笃信不疑。“天”就是具有无条件的、绝对的“长生”属性和有条件的、相对的获得“气力”的属性,是绝对和相对、无条件和有条件的有机统一,这是“长生天气力”论在理论上的全部含义。成吉思汗把长生天气力论与巩固政权,不截断黄金家族的“黄金缰辔”的问题联系起来,全面考虑到条件的状况,具体地分析有利和不利的情况,清楚说明事情的缘由。出兵征讨异国他乡时仍依靠长生天的气力的佑护。建立和巩固政权也靠长生天气力。成吉思汗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事件,提出过许多关于天的思想观念,但其中最能充分体现他的思想精华的还是“长生天气力”观点。这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继承前人有关天的思想,借助于萨满教天的崇拜,形成的一个理论化、系统化的理论观点。这是成吉思汗对蒙古族文化的哲学思想史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把蒙古族哲学提高到理论思维的高度产生的实际成果。“天”既是反映着由天命注定的黄金家族的前途,又反映着成吉思汗有关天的观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自已势力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他提出了“天劝论”、“天力论”、“天佑论”、“长生天知晓论”、“长生天气力论”等观点和思想。这些观点和思想都以“天”为基础,说明了天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这些观点和思想的全体内容,一个比一个加深,内涵越来越深刻,越益抽象化,最终高工概括成“长生天气务”的观点。

二、成吉思汗哲学思想的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研究和评价成吉思汗的历史影响和作用的原因时,总的来说,特别强调客观的历史条件,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足点。但是,历史给予的客观条件和机会不只是成吉思汗一个人独有的,而生活在当时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拥有的。成吉思汗为什么能正确地认识历史条件并很好地利用呢?为什么实践过程中,总是获得成功呢?这些不能只从历史的客观情况和条件里寻找答案,也不会找出十分完美的答案。要完美的正确的答案,只在历史的客体和主体的有机结合之中。不仅研究客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重要的是研究主体,研究他的思想,尤其是研究哲学思想。蒙古族的命运兴衰的历史潮流中,成吉思汗一直没有离开过蒙古族人民的心灵需求、一直成为振兴和拯救民族的旗帜、一直是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蒙古文化是扎根于游牧生产、积累了蒙古人的多年的丰富经验,充分发挥了思维能力、开发了智力和智能,创造多种学科文化,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鲜明特色的游牧文化。有文化必有哲学,在蒙古文化中哲学思想起着支柱作用,履行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所以要真正领会理解蒙古文化必须要了解蒙古哲学思想。“智能”是实践基础上的思维加工的产物。人类思维是使不尽用不穷的宝库、用恩格斯的话说;“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4〕。用这种“最美的花朵”打扮着地球、武装着人类全部才能、创造着一切文化文明。思维成为人类的骄傲、成为不断创新的不竭源泉。因此,成吉思汗创造的举世闻名的业绩,传承着的历史功劳,都归功于他的智能,都归功于蒙古人的智能,归功于创造历史的人民的智能。换句话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其智能表现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创造的价值和作用不同、但都是人类智能的体现。而哲学是智慧的追求和热爱,是理论思维的精华。理论思维的发展,表明着一个民族觉醒的程度,进步的象征,是精神文明成果的结晶。据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先生认为“发现客观规律和客观联系的思维”〔5〕就是理论思维。这一理论思维的特点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既是分析又是综合,这是哲学的方法。成吉思汗根据实际情况、创新性地运用这一哲学方法,取得极大成功。他的哲学思想恰好是蒙古人理论思维发展程度的标志,也是运用哲学的方法作出的闪光的、独具特色的最美丽的思想花朵。成吉思汗哲学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13世纪的历史上蒙古族占有独特的地位。居住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弱小蒙古族中出现了伟大的英雄人物成吉思汗。时势造英雄,时代造就英雄。在时代和英雄的相互联系中坚持唯物论的同时又要坚持辩证法。过去只注重时代对造就英雄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忽略或未充分注意到英雄对时代的各个方面所起的能动作用,缺乏辩证思维。人类思维是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过来的,尽管它有多种形式和内容,发展的阶段性和层次性有不同。但哲学思维是它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它的精华,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而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有的。只是后天学习和锻炼不同而产生出不同的情况和结果。理论思维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结果,思维的精华。成吉思汗的哲学思想再一次证明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哲学思想范文篇5

［关键词］中医针灸；黄帝内经；古今之辩；内外之分；西方针灸

中医针灸贯通华夏文明之脉，挥写着数千年中华民族医学史独特篇章。《礼记•大学》开篇有言：“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其先后，则近道矣”［1］。围绕“医学是什么”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恒久命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院长韩启德认为，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存在着中西方不同发展轨迹，西方传统医学在公元5世纪后衰落，而中国传统医学长盛不衰，持续发展。笔者藉此以中医针灸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理路为证，发现其演进过程经由三大分水岭并衍生出重要理论命题。一是关于中医针灸的古今之辩，核心涉猎《黄帝内经》的溯源及其哲学分流；二是关于中医针灸的内外之分，集中表现为针灸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的问题；三是关于中医针灸的中西之别，重点要解析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WMA）之间的关系。上述三大命题聚散分合，既聚合为中医针灸是“一元”还是“多元”的哲学本根问题，还离散为中医针灸传承发展中的主要理论分歧。由此延展出如何推动中医针灸务本开新，亦即怎样整体把握中医针灸的哲学根基及未来走向的现实命题。

1古今之辩：《黄帝内经》起源及其思想分流

凡论及针灸起源则关涉中华文明源头。针灸因何而生，从何演化，如何形成数千年代际相承的历史品质和学科风貌？无论是千百年来针灸的针具和灸法演化，还是针灸疗法的整体性和系统化发展，总是隐现并且贯穿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线。这不仅折射出中华文明在中国传统医学演进中的思想光辉，反映出中医针灸疗法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变迁过程，而且汇集了中华民族的医学智慧乃至哲学思想，呈现出漫长历史时期中医针灸发展的独特品格。《黄帝内经》堪称中医针灸的集大成者。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盛赞华夏始祖伏羲“尝百药而制九针”。《山海经》则流传“有石如玉，可以为针”，记载着“石篯”刺破痈肿的疗法。从使用砭石到完善针具针法，从使用火种到形成施灸工具和艾灸疗法，均充分反映出华夏先民把生产工具和生活条件发展为自身健康服务的理念。直至《黄帝内经》问世，才最终形成了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经典。后世尊称为“医之始祖”的《黄帝内经》［2］，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有81篇，论述针灸学的内容近半数的篇幅，位列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将其收录为“医经”［3］七家之首，其中《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细数《黄帝内经》的版本断代研究，大致可分为3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成书于先秦时期。古人冠以“黄帝”和“经学”之名，藉以《黄帝内经》证明中医发祥历史悠久，集中圣贤思想，位居重要典籍。《淮南子》和晋代皇甫谧、宋代林亿等医家均以此为崇。二是定型于战国时期。宋明时期的儒家和医家如邵雍、程颢、朱熹、桑悦、方孝儒等，均持有《素问》与战国时期《周礼》同时代的观点，亦有《黄帝内经》出于扁鹊之后、仓公之前的比较性论证。三是完善于西汉时期。明代郎瑛曾作出《素问》诞生于西汉的推断；现代中医学者则因由西汉“黄老学派”盛行、西汉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而得出《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的结论。综合上述观点，即可发现《黄帝内经》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段，可谓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而从《黄帝内经》的文本分析，遂有《素问》为基、《素问》为法的特征。一方面，《素问》完成了中医的基础性和整体化建构，广泛涉及脏腑学、经络学、病理学、诊治原则、针灸学等范畴，其哲学基础来源于“黄老之学”；另一方面，《灵枢》涵涉脏腑、病因、病机等内容，尤为注重阐释经络腧穴、针具刺法以及治疗方法，兼具《素问》本体论和《灵枢》方法论的特点。《灵枢》最早称作《针经》，后有《九卷》《九灵》《九墟》等称谓。《灵枢》之名，出于唐代王冰《素问〈序〉》及注语。南宋史崧编撰《灵枢》二十四卷，元代“古林书堂”刊本为十二卷，明刊《道藏》本为二十三卷，现仅存史崧二十四卷本《灵枢》行世。中医针灸始终灌注着中国哲学思想精髓。中医针灸的学理基础从何奠定，其思想源流有着怎样的主体脉络呢？探析这样的命题，首当涉及长期润泽中医针灸发展的中国哲学思想，并且它显然前置于中医针灸的内在体系研究。譬如，中医针灸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黄帝内经》与道家经典诸如《道德经》《庄子》《太平经》《淮南子》《管子》在思想表达和专用术语等方面相互参透。诚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坦言：“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4］。这在《灵枢》中就有着集中反映，主要表现为道家哲学的本体论“天人合一”衍生出五行、精气等哲学观，并生成了经络周而复始、循环发展的思想；道家哲学的辩证法“阴阳对立理论”则延伸出针灸阴阳调和与辨证施治的理念；道家哲学中的自然观“道法自然”则演化出针灸“针法自然”的原则；道家哲学的修真理论则为针灸技术吸纳并藉此打开众妙之门。又如，中医针灸受到儒道合流和理学发展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哲学经由儒家思想改造，淡化了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进而衍生出“理”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形成了儒道合流乃至并重的新格局。儒家思想影响的理学，推崇“万物有理”和事物运行的规律，这在中医针灸“子午流注针法”起源和运气学说发展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学术界普遍认为，子午流注属于“宋代儒医群体形成、医儒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融合的背景下，针灸医家运用了儒家象数理论所设计的一种针刺理论”［5］。子午流注取穴法因循天干地支阴阳之变，遵循脏腑经络平衡运行，恰恰表现为理学在针灸中的应用。北宋初期，运气学说日益兴盛，主要依靠预测气候和疾病流行趋势，采用天干地支配阴阳五行、地支配三阴三阳之气等方法，测算“运”和“气”的盛衰，其哲学思想与理学崇尚的宇宙整体观、脏腑一体观、天人合一观高度契合。

2内外之分：针灸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之考证

辨明中医针灸独立化发展问题至关重要。针灸是否诞生于中国，是不是异域文明传来的舶来品？一直是中医哲学史维度论证针灸起源的热点论题。显而易见，针灸研究的最初目的并不只是探究针具和施治方法，与之相应的是，如何研究并且奠立针灸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甚至哲学基础，才是进行理论溯源的起点。其中的关键点即在于，中医针灸在其衍生的历史时期有没有受到同时代文明的渗透，即中医针灸是否受到印度佛教思想影响乃至影响的程度。辨析针灸尤其经络理论源起印度的观点。针灸源起道家思想并盛行于中国本土化宗教之列，大多与道教关注人与物之间内在联系有关，但也由此嬗变出针灸与佛教的因缘及各种不同观点。针灸理论基础受到佛教影响亦或来源于佛教，不仅是针灸起源及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重要论题，而且涉及针灸与佛教及其经典之间的关系。其中较为典型的观点就是日本医学家早在20世纪中期提出的“经络起源说”。1950年长滨善夫和丸山昌朗合著的《经络之研究》，认为针灸的工具术式在汉译佛经中较多表述，藉此作为针灸来源于印度的佐证。然而，长滨善夫等所举证的《金光明经》由唐三藏法师义净及其助手慧琳翻译，其中《除病品》论及“针刺、伤破、身疾、鬼神、恶毒、孩童、延年、增气力”等八术，实指针刺外伤而非针灸之术，这在慧琳注疏的《一切经音义》《音义》中均有所释。有研究者指出，中医所言之“脉”演化为“经脉”和“络脉”，合称为“经络”。“凭此而说中医学的针灸、经络来源于印度佛经，是随印度僧人和佛经的传入而发展起来”［6］，实属本末倒置。论证针灸具有内生特征而非印度传入，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唐代及唐以后汉翻的印度佛教典籍，因教义而不著录医书，即便所言外科也只是服从于发心修法，加之翻译者往往从自身所处语言环境和社会习俗出发，自然而然涉及针刺和破伤法的内容；二是针灸文献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后，整理者命名的《帛书经脉》亦称《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考证为秦汉之际成书，据此可作为针灸起源中国的明证。辨识印度古医书记载针灸的真实性问题。古印度医学的吠陀理论与中医存在颇多相似，两者均能反映出华夏文明与古印度文明在医哲学体系建构方面出现过长期的交流互鉴。自公元前1世纪，佛教东传并带来印度医学理论。仅《隋书•经籍志》收录古印度医书就达11种之多。敦煌藏经洞留存古印度著名医家耆婆所著《耆婆书》［7］。古印度医学中的“四大不调”“四百四病”等学说也被道教医学理论吸纳和运用。尤其是佛陀耶舍翻译、竺佛念传译佛教戒律经典《长阿含经》，内卷《阿摩昼经》《梵动经》尚有医方和针灸药石的记载。由此触及释迦时期就有印度针灸传世并东传中国的论题。吴国支谦早于佛陀耶舍的译本以及印度巴利文译本，均未在两经中涉及针灸内容。可以推论，针灸用语乃佛陀耶舍和竺佛念曾使用习语和意译所致。玄奘《西域记》所载“寿祠平术”四吠陀，源起古印度医学养身治病、禁咒去害的基本医理，亦可以证明印度吠陀理论在中国传播。但其后义净所作《南海寄归内法传》［8］则称许“针灸之医，诊脉之术，赡部洲中”，有着超越古印度和东南亚医学的独特地位。综合而论，唐代以后皇室所设咒禁科可能与佛家传入禁咒理论存在紧密关联。值得肯定的是，中医针灸尽管有着独立发展的历史脉络，但其与古印度医学乃至佛学的关系仍将是医学哲学史研究的重要选题。

3中西之别：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的关系矫正

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的发展具有协同性。如果把西医理论在中国传播称之为“西学东渐”的成果，那么中医针灸在西方国家的传播则因循“东学西渐”的路径。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有哪些异同，西方针灸如何接受中医针灸影响并开辟出自身独特领域，甚或西方针灸是否会取代中医针灸？关键要清晰回答针灸在中西医发展中的差别，从病理学和现代诊疗技术等范畴澄清中医针灸的系统性特质，深入认识西方针灸在借鉴和推动针灸学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具有相似性的特点。早在16世纪中医针灸业已传入西方。19世纪西方开始运用针灸疗法。1971年7月26日《纽约时报》头条刊发了记者詹姆斯•赖斯顿《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手术》［9］一文。1972年8月《新闻周刊》封面推介《神话还是神奇?》的针灸内容。目前针灸已取得全美绝大多数州的合法化地位，构成美国整合医学和医疗保健的重要部分。中医针灸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已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刺疗法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发展迅速且认同度日益提升。西方“针灸热”现象及其实证化发展的强劲态势表明，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契合度较高的因素。针灸诊疗相关试验和施治原理表明，人体肌肉和关节的疼痛，可以伴随针刺激活内源性阿片肽释放，“内源性阿片肽通过作用于其特异性受体而发挥痛觉调控作用”［10］，进而增强针灸的疗效，体现出针灸病理及其控制学的诊疗价值。基于这样的病理基础和认知模式，如何缓解和消除疼痛，选择并确认痛点，已经成为中西医逐步缩小针灸诊疗差异的重要认知区域，也是现代针灸学推动中西医融合的关键要素。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机理阐释上存在差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项目研究表明，美国针灸教育经过近40年发展，“已逐步形成了联邦统一的办学资格及项目的认证管理、硕士及博士学位教育以及专科医师从业资格考试认证体系”［11］。然而，在美国数以万计的执业针灸师中，华人华裔从业针灸师仅数千人。西方研究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经络不存在、穴位亦不存在”的观点，表明中医针灸归属的中医药哲学体系没有得到西方主流社会认同。较为典型的差异在于，西方针灸在临床研究中常常质疑中医针灸的经络理论及其穴位特异性。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的相似性研究，只是一个良好开端，并没有消弭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发展所存在的差异。两者差异性客观存在并表现为病理学层面的冲突。一方面，中医针灸奠基于阴阳五行、经络腧穴理论，依从腧穴分类与穴位的特异性，进而在临床应用中施以配伍的原则方法，中医针灸腧穴则兼具病理属性和生理属性。另一方面，西方针灸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病理体系，其所倚重的针刺治疗方法通常从解剖学、生理学、神经医学中寻找依据，可以视作西方循证医学适应性发展的重要尝试。因此表现在病种分类和治疗方法方面，中医针灸主张“标本兼治”并运用“阴、阳、气”综合诊察和治疗，西方针灸则注重发挥“扳机点”理论（MTRP）的病理效应和工具价值。这样的差异无疑也是中西医遵循不同哲学体系的现实印证。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关系需要正确定位。有研究者在系统考察中国引入西医“nerve”这一解剖学概念的基础上，认为“明末清初至民国的西学东渐带来了大量的西医解剖生理学方面的知识，对此后针灸理论与经络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2］。纵观现代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趋势，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的发展仍然处于各自调整和相互吸纳的阶段。为此厘清两者关系将是一项长期性和常态化的研究选题。笔者认为，关键要确定两者在医哲学维度并行不悖的关系。中医针灸的哲学基础深厚而庞杂，既有医学经验论的质素，也有其转型发展所吸收的现代医学元素；西方针灸虽在局部保留着中医针灸的称谓，但其哲学理论基础更为接近现代神经科学和生物医学。尽管开展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比较研究的时间相对较短，但已经呈现出两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互动发展关系，两者奠基于并行不悖的医哲学基础。因此，以某一方的医哲学理论及其观点贬损和打压另一方的做法，显然并不可取。当前，重点还要确证两者在临床医学中相辅相成的关系。现代针灸学尤为重视临床试验对照和临床评价，由此达成了中医针灸和西方针灸在临床意义上日趋融合的关系。中医针灸倡导运用辨证施治、相反相成的原理和方法，有助于西方针灸从单一介入疗法转向整体动态平衡疗法。西方针灸总结形成的MTRP认为，“扳机点”的临床特征与传统的经穴，特别是阿是穴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13］。针刺“扳机点”能够发挥节段差异的神经调节功能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效应，有助于中医针灸形成邻近穴位、针刺手法等安慰对照。

4务本开新：中医针灸的哲学根基及未来走向

哲学思想范文篇6

[论文摘要]哲学思想既是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联系新的实际发展哲学思想，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一、哲学是实践哲学

一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有一句比喻生动的名言：要想知道梨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可见，哲学思想是十分重视实践的基础作用。

二是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真正动力。把在实践推动下的认识分为认识的感性阶段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与推理阶段即理性阶段。人们的实践水平，制约着人们智力的开发与思维能力的提高。

三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一种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依靠认识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确定。为此，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段话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是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哲学思想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出发点，而且是认识的归宿。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正确认识和解释世界，而且在于能够运用正确的认识去指导人的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总之，哲学思想不仅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具有决定作用，同时又认为，认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二、哲学思想的阶段性

一是哲学思想来自于中国革命实践，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及趋势，客观地反映和表达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改变自身现状、翻身求解放的自身要求，凸现了哲学思想的阶级性，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服务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同样，哲学思想把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哲学思想也当作自己的思想武器。

二是哲学思想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革命要求。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只有在哲学思想指引下才能成功，因此，两者同命运、共呼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须臾不可分离。

三是哲学思想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改造中国为目的，它科学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及建设的规律，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

四是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哲学思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同志也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同人类其他认识一样是不断深化的。他在《实践论》中说：“……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深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当然，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也认为是不断深化的，不断发展的。同志十分注重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营养，进行信息交流，不断深化及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现了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建国初期，他经常与苏联驻华大使、知名哲学家尤金就哲学问题进行交流探讨。上个世纪60年代，在接见日本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时，根据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提出物质粒子是无限可分的，得到许多理论物理学家的赞同，称物质的基本粒子为“毛粒子”。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对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及思路，并称之为“统筹兼顾”，实际上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只不过表述的不一致罢了。今天，“统筹兼顾”是解决各行各业科学发展运用的主要办法，在半个世纪以前同志已经提出来了。由此可见，哲学思想是开放的，当然是科学的具有生命力的。五是哲学思想的创新性。哲学思想是对我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人们知道，先秦时代就有世界本原的讨论。对荀子、王充、王夫之、戴震等唯物主义学说，对《老子》、《庄子》、《易传》、《朱熹》的辩证观念都曾加以研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及对《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哲学著作都曾认真探讨过。不难看出，哲学思想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可以说是精华的结晶。

哲学思想之所以高屋建瓴，博大精深，主要原因是本人具有创造性思维，具有创新的品格。他集诗人、领袖、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书法家等于一身，气质中不乏跳跃性思维；思维中打破了常规性、单向性、单一性等常规思维方式，而是采取创造性思维方式，非逻辑思维形式，如想象、联想、直觉、逆向思维、侧向思维、发散思维、集中思维、立体思维等信手拈来、应用自如，在哲学思想创新上达到新的高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各种矛盾如何认识与解决困扰着各国的领导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认为，各个国家内部存在着两种矛盾，大量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极少数才是敌我矛盾，应该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办法来解决。此文的发表，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为社会主义各国如何执政治国提供了丰富经验和科学办法。这一哲学思想的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

哲学思想范文篇7

，一个农民的儿子——“读了六年孔夫子书”，“又上了七年资本主义的学校”，从康德二元论到黑格尔的唯心论；从孔孟儒学到康有为、严复的新学；从孙中山“三民主义”到陈独秀、的新文化，兼容并蓄，纷繁杂陈，在艰苦中探索，追求革命的真理，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从井冈山到遵义，从遵义到北京，一步一步走出来，成为一代伟人。在长期的探索革命实践中，从种种主义、学说中汲取精华，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谛造者。中国历史也伴随着这个转变，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不息的集体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对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库中的重要内容和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哲学思想最具有中国特色。

一、哲学思想

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丰富的成果，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哲学思想之集大成，是廿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中国哲学的发展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并称为世界哲学的三大体系。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研究古今的指南，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艰难曲折、前仆后继探索中国革命和解放道路进程中，取得胜利的结晶。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延伸与发展，是对中国哲学批判的继承。

中国哲学产生于夏商周三代，形成于春秋末期，在其发展的漫长道路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哲学在这个特色中又富有新的鲜明内容。

一是与政治、伦理思想的紧密结合。中国哲学侧重于社会和人生，西方哲学侧重于科学和思维。中国哲学强调“修齐治平，安身立命”，并贯穿于“治世之道”之中。中国哲学一般不主张“为求知而求知”，求知和实行都是为了实现伦理道德的提高，并最终成为圣贤。哲学则要求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在改进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其有鲜明的“治世感”、“济世感”，始终把改变中国命运看成是自己的最高使命。哲学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时刻想着群众，依靠群众，独立自主的求发展，进而获得人生自由。

二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中国哲学比较重视人与天（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而不与西方哲学那样重视人与天（自然）的分别和对抗。中国哲学认为人生、自然、社会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哲学则在此基础上突出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强调内因和外因的结合。把中国革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国内形势，采取相应的对策，因势利导，在困难中看到光明，在胜利中预见挫折。

三是无神论传统。中国哲学“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思想，与西方哲学“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①不同。中国哲学在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无神论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自然科学长期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哲学教导人们不信鬼神，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无神论思想发展的升华。中国革命，在哲学指引下，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发展自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赢得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历史。

哲学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扎根于中国社会基础，诞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更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哲学在中国哲学的特点继承和发展中，又形成了自己最鲜明的特色，既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哲学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的理论基础。哲学思想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规律，更是天才革命家的本色。哲学思想，具有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凝炼出了中国化的特色。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胜利和发展。哲学思想，是生动壮观，复杂多样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概括与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升华。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矛盾论》、《实践论》的问世，标志哲学思想的成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思想指引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实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十大关系》的讲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这二个转变向世人证明这样一个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哲学是中国人民夺取胜利的思想武器。

在长期的革命事业探索和实践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成为哲学最鲜明的特色，是哲学思想活的灵魂，是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二、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哲学的核心和精髓。实践第一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是我党长期坚持和遵循的原则，成为我党的思想路线。

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是“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②“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③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到创造性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权的革命道路；从井冈山星星之火，到铁流滚滚二万五千里，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八年浴血奋战抗日寇，到百万雄师下江南，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证实，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实事求是，是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指南。

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点，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实事求是地制定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顺利地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一度违背了中国的客观实际，超越客观规律，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工作重点，导致了反右斗争扩大化，“三面红旗”，盲目的严重错误，最后酿成了十年内乱，给我党和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后由于我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又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超常规发展的历史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提出，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之上的。邓小平同志再三告诫全党：“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④“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⑤

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同志倡导的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的我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要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二者是辩证的有机统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坚持了承认客观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又肯定了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同志在一系列著作中对实事求是的阐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又对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进行了集中的生动的概括。因此，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中的，生动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三、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更是我党的根本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群众路线，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志把群众路线引入认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为哲学思想活的灵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化和发展。独创性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紧密结合起来，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哲学观点。

历来强调：“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⑥一再要求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⑦

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由弱变强，克敌制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总是把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统一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在长达七十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贯穿一条红线，就是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实践证明：一旦脱离群众，革命就遭受挫折。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革命就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孤立自己，使自己脱离群众，几乎把革命引入了绝路。正是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团结、组织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把革命引向了胜利。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革命年代，我党依靠群众，用大刀长矛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疯狂的围剿，星星之火，化为燎原之势，夺取了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党的改革开放时期，我党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到沿海特区建立和开放城市发展，从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到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转换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不闪烁着群众路线的光辉，无不体现了哲学思想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天才。这个天才，就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群众路线是哲学思想的显著特色之一。

四、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活的灵魂之一。独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运动的源泉在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内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决定事物变化的性质和方向。外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能促进或延缓事物的发展速度，而且，外部矛盾必须通过内部矛盾运动起作用。独立自主就是以我为主，自力更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奉行、坚持独立自主。从十年内战到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和发动广大人发群众，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封锁和围剿。从“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到“我们正是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⑧我们的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天天走向胜利，一天天走向富强。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战略目标，依靠独立自主，一个一个地胜利实现。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我们把基点仍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的基点上。一贯强调：“我国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⑩又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1)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独立自主是我们的国策。引进外援，吸引外国先进经验和技术，是借鉴、批判地引进，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消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离开自力更生，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立足不稳，顷刻即垮。深圳、珠海等特区、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崛起与腾飞，形成了一个由“经济特区——沿海经济技术开放区——沿江、沿边和内地”这样一个全国范围的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都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2)

独立自主，是我们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的基础。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就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找到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从中国的现状和国情出发，中国社会主义正处在一个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把基点放在独立自主这个根本上，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紧紧围绕和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改革开放，是扬长避短，是以独立自主为前提和基础的。提出的“洋为中用”，就是独立自主的生动体现和正确运用，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就成了曾提到的“法门寺”中的那个“贾桂”了。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产物。

五、中国人民胜利之本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哲学思想的特色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者之间是有机的统一。实事求是是核心，是第一位的。群众路线是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的，是实事求是的体现和应用。独立自主则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以群众路线为前提，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具体应用和体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思想活的灵魂，是我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独创性的总结与科学概括，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之本，它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指南。学习和研究哲学思想特色，使我们坚定信念，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一定会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就一定会对世界发展再展辉煌。

*收稿日期：1999－12－01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

②《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页

③、⑩《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917页

④、⑤、⑨、(12)《邓小平方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3页、2页、3页

哲学思想范文篇8

一、在幼儿故事中渗透“哲学思想”

幼儿故事中往往蕴涵着一定的哲理，在故事教学中教师若能够挖掘其中的哲学因素，引导幼儿用哲学思维方式来思考故事，则有助于培养幼儿的哲学思维能力，加深幼儿对故事的理解。比如，童话故事《老鼠胆》讲的是一只小老鼠总是愁眉苦脸，因为它非常害怕猫。天神非常同情它的遭遇，便施法把它变成一只猫。老鼠变成猫后又非常害怕狗。天神就把它变成狗，但它又开始怕老虎，天神就让它做老虎，但它又担心会遇上猎人。最后，天神只好把它又变回老鼠，并且说：“不论我怎么做都帮不了你，因为你拥有的只是老鼠胆。”这则故事蕴涵着这样的哲理：我们常希望改变一些不顺利的环境，其实需要改变的常常不是外在的环境条件，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让我们用智慧与勇气，坚定地面对眼前的挑战。虽然这样的哲理对幼儿而言有点深奥，但教师可以结合现实对幼儿进行讲解，如用这则故事引导新生顺应幼儿园新的环境。诸如此类的富有哲理的幼儿故事不胜枚举，如绘本故事《世界为谁存在》通过各种动物的亲子对话追问“世界为谁存在”，来启发幼儿去思考生命与自然。又如绘本故事《风到哪里去了》通过孩子和妈妈之间的一问一答，来帮助幼儿了解自然界永无休止的循环规律。再如民间故事《驴子过河》通过驴子用同样的办法驮着盐和棉花过河而遭殃的事例，来告诉幼儿做事不能总是凭经验，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思考的道理。

二、在日常生活中渗透“哲学思想”

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都可以用哲学来思考，比如天冷了要穿衣服，热了要脱衣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又如饿了要吃饭，但只能吃适量，多了就会撑——适度原则；再如登山时上坡容易下坡难，行船时下行容易上行难——矛盾的转化原则；等等。教师若能经常有意识地引导幼儿应用哲学来思考这些现象，则能激发幼儿对哲学的兴趣。美国教育哲学家乔治•F.奈勒曾说过：“那些不应用哲学去思考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一个肤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是好的教育工作者，也可能是坏的教育工作者——但是，好也好得有限，而坏则每况愈下。”因此，教师应重视自身哲学素养的提高，可以品读哲学故事和书籍，如《小故事，大道理》《水知道答案》、《把信送给加西亚》《心灵的鸡汤》《学会做事》等；也可以参加教师沙龙，在与同行思维的碰撞中提升哲学素养，自觉地对社会、工作、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做出辩证的思考与判断；还可以学习名师，从哲学的高度结合自己的实际，批判地继承名师教学中好的做法，挖掘名师的思想内涵。这样，教师就能学会用哲学的眼光思考问题，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和捕捉幼儿感兴趣的“哲学”素材，从而运用这些哲学素材来启蒙幼儿的哲学意识。

三、在幼儿游戏中渗透“哲学思想”

哲学思想范文篇9

一、学术会议未曾中断，学术刊物新有创办

进入新世纪以来，哲学思想研究尽管不再像以往那样轰轰烈烈、举办大型学术会议并吸引众多学者参加，但相关研讨会每年都在进行。主办研讨会的领军者是全国哲学思想研究会。自2003年以来，研究会持续召开了7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2003年12月，第11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举行，有数十名学者与会，主要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21世纪哲学思想的研究这一主题展开讨论。2004年8月，第12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成都西华大学召开，与会学者主要围绕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和交流。2006年8月，第13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市委党校召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名学者与会。会议主要围绕科学发展观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进行探讨。2007年8月，第14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州召开。会议主要就《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展开研讨。学者们认为，这些著作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运用来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又把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许多经验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了科学的概括。2008年7月，第15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青海省委党校召开，来自中央机关、全国党校、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会议以“哲学思想与改革开放30年”为主题，并对这个主题涉及的众多问题开展学术交流，特别是对哲学思想、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进行了研讨。2009年9月，第16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农业大学召开。会议主要是围绕哲学思想的三大基本理论观点即实事求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群众史观展开讨论，认为它们既是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2010年12月，第17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显然，全国哲学思想研究会持续召开学术会议，为加强全国各地学者的学术往来、提高研究哲学思想的研究水平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一些省市的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也持续不断，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四川省思想研究会学术年会的召开。2004年，研究会年会召开时有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思想研究所、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四川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省内20多所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会议主要围绕“思想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2008年，年会的主题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三个永远铭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2009年，年会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中国60年理论研讨会”，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四川、重庆及河南等省市高等院校代表参加了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思想与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在各个领域的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改革开放”等问题。作为故乡的湖南湘潭大学及韶山管理局，近10年来对哲学思想及整个思想的研究新有起色，它不断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成为新的研究基地。自20世纪末，全国高校及党校系统的哲学思想研究和教学机构陆续撤销，哲学思想不再单独列为高校的课程。在这种背景下，湘潭大学的思想研究机构却得到加强。它所属的思想研究所(前身是创办于1980年的思想研究室，1992年改办为所)，2002年更名为思想研究中心后，2004年被确定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又经教育部组织专家评审、被遴选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有其他研究机构所不具有的优势。早在2001年，湘潭大学与湖南省韶山管理局签订协议，确定共同开展思想研究，双方商定在研究资料、学术力量、科研项目、学术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该中心现设有思想发展史研究所、思想基本理论研究所、思想与现当代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文献信息中心、同志纪念馆、图书馆(后两者隶属于韶山管理局)。2006年，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创办了《研究》。它尽管是以书代刊的形式每年出版一期，但为全国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学术阵地。到2010年为止，《研究》共出版了5期，刊发了不少相关研究文章。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湖南省韶山管理局韶山同志纪念馆还和中国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自2008年起在韶山联合举办全国“论坛”，至2011年共举办了4届。“论坛”源起于1999年中共中央党校教师发起的“首都中青年学者及其思想研讨会”，2002年它更名为“首都理论界及其思想研讨会”，2005年起邀请外地部分研究专家和学者参会后更名为“论坛”。“论坛”自2006年至2010年，在北京举办过三届不定期的活动。同时，由中央党校主管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的刊物《理论视野》发表有关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数量也在增多。此外，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近些年来也加强了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思想成为该所研究生学位论文重要研究题材之一。同时，中山大学的刊物《现代哲学》也时常发表一些哲学思想研究的论文。显然，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韶山管理局、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的学术活动，以及相关的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给哲学思想研究增添了新活力。在1993年前后，全国共有四家研究及其思想的专门刊物，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思想研究所主办的《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的《哲学思想研究》，湖南省委党史委主办的《思想论坛》，中国思想与实践研究会主办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然而，《思想论坛》、《思想理论与实践》因各自原因先后停刊，只有《思想研究》仍保持原名，《哲学思想研究》则易名为《邓小平理论研究》，并且发表的有关思想研究的专业论文明显减少。所以，《研究》的创办，《现代哲学》、《理论视野》以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研究”栏目的设立，使哲学思想研究成果发表的刊物得以扩展。它们与《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一起，组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阵地，并以各自的特色吸纳并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中坚和青年学者，提供了相关学术成果发表的平台。

二、一些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一些论点被重点关注

自1980年代以来，国内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涉及各个领域，即除了研究《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原著外，还研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历史以及诗词等方面的著作，形成了广义的哲学思想研究，形成了不少分支学科。同时，对著作的文本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进入1990年代以后则得到进一步加强。进入21世纪以来，哲学思想研究的新起色主要有如下方面:一些学者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从实践视角来审视哲学思想。例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石仲泉教授强调《实践论》、《矛盾论》是像古贤那样的“发愤”之作。“它不仅是个人哲学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而且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璀璨明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哲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1］湘潭大学李佑新教授认为:“哲学思想在基本性质上是与马克思哲学一致的，即都是实践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重要特质就在于力主“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是一个诉诸现实感性活动的实践问题。“实践哲学的伟大意义是勿庸置疑的:它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在中国付诸实践了，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中国社会的面貌。”［2］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焕章则从哲学史角度来认证的实践哲学，他认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是列宁在挖掘黑格尔哲学的合理思想时所提出的一个论断，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又对它做了进一步的发挥［3］。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是从中西结合的基础上来论证的实践哲学的。他指出:“的‘实践论’既有与作为外来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联系的一面，更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哲学转化为中国哲学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是与自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相联系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越出西欧演变为世界性哲学，把自己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带给了非西方民族，唤起了东方前近代民族的觉醒;另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在这一过程中与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革命实践相结合，融入到不同民族国家的思想世界之中。研究‘实践论’的中国性格，不能用其一面去遮蔽另一面，应当对这两个方面作历史的辩证的把握。”“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兴奋点的转移来看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才能真正了解的‘实践论’独创性之所在，才能真正揭示和把握其中的中国性格。”

河北师范大学王玉平教授等学者则指出:“哲学不是一种追求世界本体的思辨的逻辑体系，而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实践哲学。它以实事求是为其理论特征，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其价值追求。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底蕴，具体诠释了的人文关怀的情感内涵，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5］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论述了实践哲学的特征。曾有综述文章这样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对实践哲学思想的形成条件、基本内涵进行了研究，认为实事求是是实践哲学思想的精髓，群众路线是其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是其根本方向，为人民服务是其价值取向。这无论在实践哲学思想的整体性研究，还是在其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就。”［6］在分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对的价值观、荣辱观进行了挖掘。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庄前生研究员指出:“生前虽然未曾写出价值学的专著，但是在他宏伟而又深邃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一套严整而又独特的价值观。他正是用这套价值观去观察世界，去评价事物，去塑造人生，去改造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代表，不仅个人终身信仰、尽力实行这套价值观，而且自觉地用它来教育全党，使之成为全党乃至全民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因此，的价值观实际上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价值观的内容包括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是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长远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学习的价值观，用它来教育人民，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周直教授亦强调:“的价值观是人民主体价值观。在当今社会各种价值观相冲突的情况下，应该从价值观中汲取力量，促进社会公平，提倡全局意识和奉献精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8］绵阳师范学院袁纪伟副教授等人则阐发了的荣辱观。他们在文章中指出:“的无产阶级荣辱观，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批判地汲取中国历史上有关荣辱观方面的积极成果，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是荣誉观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渊源，中国传统文化是荣誉观形成的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无产阶级荣辱观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无产阶级荣辱观的基本特点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它明确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明确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为各民族、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给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准则;为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体系指明了方向。”［9］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的发展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有诸多论著。较有代表性的有石仲泉教授和李捷教授的文章。石仲泉教授在文章中指出:“新中国60年完成了中国社会数千年未能完成的最伟大的历史演变和革命变革。改革之前30年为改革开放以来30年准备了根本前提和奠定了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30年又是开放之前30年校正方向的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哲学的3个基本思想为新中国60年发展进步作出根本性指导。对于新中国60年的辉煌，实事求是思想是其辩证唯物论基础，矛盾对立统一思想是其唯物辩证法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思想是其历史唯物论基础。”

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教授的文章认为:“思想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反对‘左’右倾思潮的过程中产生的，都有着共同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是在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努力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都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特别是认识论基础，这主要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践第一的观点和群众路线;就建设而言，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坚持共同的基本原则，即经济建设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政治建设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文化建设上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社会建设上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等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积极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不断地从思想那里吸取理论创新的智慧和养料，继续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构成了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11］学者们对后期的思想理论也有新的探索，并试图以新的视角研究发动“”的错误。例如，中国人民大学萧延中教授试图运用政治心理学的方法探讨的死亡意识与他晚年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关系问题，认为是一位时时与死亡对话，但又同时是一位时时挑战死亡焦虑的天才。正是这种对肉体死亡不畏惧的“幸存者”情结，使他产生了对精神永生的追求，于是试图通过频频发动政治运动来消除其晚年的政治焦虑［12］。萧延中亦试图借助外国学者的方法解释“”。他以美国哈佛大学已故著名思想史家史华慈教授的两篇重要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论文以展示出其比较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独特方法，以证明发动“”运动的直接动因虽然不能排除政治上层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在深层理论的角度上，更应当被看作是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以卢梭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取向”和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工程主义取向”之间理论冲突的持续反映;同时它又表现为卢梭思想的某一方面与中国孟子思想的某一方面的普遍共鸣。萧延中借用史华慈的观点指出:中国那些权威实践的最极权主义的特征，或许更多地应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产而不是中国的传统秩序，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身又根源于西方传统。如果否定等级、身份和权威的启蒙运动的思想根源，那么，列宁主义政党是把一个由精湛娴熟地懂得社会科学的“社会工程”精英所构成之效率统一体的思想，溶汇进了由完美地体现人民公意之美德先锋队的雅各宾思想之中去了。在这种统治制度下，所展现出来的党的领导，不是一个人(如“”中的)，就是一个已被赋予了历史意志和群众意志之混合形态的集体领导［13］。萧延中同时强调史华慈的这个结论未必能够得到学术界的赞成，特别是关于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所包含的集权主义因素，更是中国政治思想界争论的焦点。他认为史华慈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架构与核心流派所做出的分析，至今仍发人深省。这不仅对中国“”历史性质的研究极有启发意义，而且对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同时，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与“”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河南大学何云峰教授在文章中提出:1964年6月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既是虚指，也是实指，就后者而言，他针对的是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实际上是委婉地对刘少奇敲响了警钟。但刘少奇没有领会他这番讲话的真实意图，还是我行我素，因为处于权力巅峰而锋芒毕露，不知收敛。认为刘少奇严重违背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终于下决心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14］。台湾政治大学关向光副教授则对“晚期思想”概念进行了辨析。他认为，中国大陆学界在研究领域中提出了“晚期思想”的概念，原本应是单纯的思想史分期作法，却引起不少反对的看法，也冲击了对“思想”的界定。单纯的思想史分期产生如此困扰的根由在于对“思想”理论上的界定不完备。大陆学界对“晚期思想”有两项争议:(1)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晚期思想”的上限究竟应定在何时;(2)“晚期思想”概念的适用性问题。就后一个争议而言，赞同运用“晚期思想”概念对本人的思想作阶段性的研究。这个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探讨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本人思想转变的有关问题［15］。学界对的其他一些思想如自由、平等进行了研究。例如，福州大学蔡维良博士认为:经典文本中包含着丰富的自由思想。在哲学上，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并运用这一规律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在学术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真谛是学术自由。在政治上，认为政治自由是人民争来的，要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政治自由既是手段，又是目标，具有重大的价值;政治自由的具体内容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晚年在政治自由的实践上存在着失误。自由思想的三个维度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16］。天津商业大学李勇军讲师等认为，平等是一种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工具性价值，既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又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其平等思想。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选择了以平等为重、以平等为先的策略。为此，不仅发动了政治和思想领域的革命，而且在所有权、分配制度和干群关系等方面，作了种种政策安排。尽管时代后期的政策价值主导取向选择的关键性问题在于其过于一元化，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平等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平等、公平、正义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17］。

另外，在微观研究方面也有可喜的收获。例如，华东师范大学邬国义教授通过详细考证指出:董乐山的中文译本将埃德加•斯诺所撰的《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中的人物区声白误译为朱谦之，这导致学术界在讨论早年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时造成了错误认知。邬国义对此作的考证与论析，有助于澄清史实，纠正讹误，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早期实际的思想状况及其后逻辑的发展，以及由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等相关问题［18］。又如，中山大学周兵博士对在延安时期著作中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作了仔细考证，认为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首次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多次出现的“观念形态”概念是“Ideologie”的另一重要意译词。他还指出，由于当时文化界也普遍将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因而能够借助“文化”这一话语平台阐述其意识形态理论［19］。再如，湘潭大学王向清教授从哲学角度对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用以评价新中国建立初期十余年实际工作成绩与不足的公式。这一公式既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又存在严重的失误。后来它被放弃既有事实根据，又有认识论根源［20］。由于发表的论著数量太多，这里不可能充分述及。中共中央党校数字图书馆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学界发表有关的文章约17769篇，出版相关著作1397部。涵盖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历史、党建、教育、管理、民生、军事、教育、人口、文艺、新闻、哲学、语言、宗教、生态、人物传记以及综述等20个类别以上。这众多的论著中也或多或少涉及了哲学思想，例如有关的国家利益思想、生态环境论点、宪法与国际法思想、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等，与利益观、生态哲学、法哲学等等密切相关。限于篇幅，只能割爱不论。

三、研究评价与展望

哲学思想范文篇10

关键词：诗词;《送瘟神》;哲学思想;时代特色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同时又是举世瞩目的伟大诗人。”[1]他所写诗词的字里行间，到处闪耀着马列主义与思想的真理光辉，向世人展现着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光荣而艰巨的伟大历程。他的诗词，或波澜壮阔、恣意，或笔触细腻、朴实无华。无论何种风格，随处可见的是诗词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一、《送瘟神》作成的时代背景

读6月30日的《人民日报》后，得知余江县彻底消灭了血吸虫，思绪万千，彻夜难眠。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绿水青山枉自多，华陀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两首诗于1958年7月1日挥笔写成，最早是刊登于1958年10月3日的《人民日报》。[1]解放前，血吸虫病在江南肆虐，患者多不治而亡。江西余江县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全国解放不久，在“”“三反五反”以及“肃反”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于1955年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余江人民积极响应，掀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掀起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经过两年多的奋战，于1958年树起第一面消灭血吸虫病的红旗。6月30日的《人民日报》，详细报道了《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与《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的社论。“看了这篇激动人心的报道，极为兴奋，心潮澎湃，夜不能寐。次日，恰好是党的37年诞辰。他面向临窗的旭日，乘兴写下了组诗《送瘟神》。”[2-3]当时的中国人民，在“全力以赴，力求上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鼓舞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中国人民实现了推翻一个旧中国的宏伟计划，更有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坚强信心。而改造旧中国，正是建设新中国的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当年之所以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就是认定了消灭血吸虫、解放生产力是改造旧中国的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4]

二、《送瘟神》体现的哲学思想

（1）物质决定意识的辩证唯物论。血吸虫病是伤害极大且传染十分迅速的一种疫病。自从发出坚决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后，经过两年的艰辛奋战，终于初见成效。当时，《人民日报》详细报道了余江县完全消灭血吸虫病的大好消息，高兴地写诗以表心情。正是由于有血吸虫病肆意横行与完全消灭血吸虫病这两个客观发生的事实，才诞生了这一组诗。首先描绘了灾区百姓长期遭遇深重灾难祸患的惨状，展现了老百姓为了战胜瘟神而排除各种险阻与坚强不屈的宝贵精神。后是歌颂人民与时代的新境界和新面貌。由此来看，七律二首《送瘟神》是在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写成的，又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这反映出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物质”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2）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从《送瘟神》的寓意可以看出：第一，在旧与新的关系方面，的诗词是除旧布新，破旧立新，“绿水青山枉自多”，纵有数不尽的绿树青山，也被血吸虫难的在旧社会，“春风杨柳万千条”到“瘟君”无所遁形的新社会，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二，在古与今的关系方面，的诗词是古为今用的楷模，借古励金，人间的华佗名医和天上的牛郎神仙长期以来对付不了的血吸虫，被新社会不怕艰难困苦、苦干实干的人民群众消灭反映了这一点。第三，在美与丑的关系方面，对真善美进行了赞颂，而针对假恶丑加以批判。第二首中，关于大自然的描绘诗句表明了大自然也因新时代的万千新气象和人们的辛勤劳作而与人为善，与第一首中旧中国血吸虫病肆虐时的惨状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3）人民群众缔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早在1925年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就曾“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在《送瘟神》的第二首中诗人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诗人说“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强调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才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其实，作者还凭借革命与建设的场面描绘来歌颂人民才是历史创造者的这一真理。第一首中的“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是由于余江县彻底消灭了血吸虫，才引起诗人浮想联翩的，所以这间接说明了我国在医疗卫生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第二首中的“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依据人民的意愿，通过亿万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而改变了面貌，出现了“春风杨柳万千条”的美好景象。由此不难看出，诗词中体现出，人民老百姓是历史的缔造者，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亦是社会变革的核心推动力量。

三、小结：诗词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留下的几十首诗词，像庞大的编钟系列，记录着一段又一段千磨百折而又光辉灿烂的伟大历史，构成现代中国革命的史诗。由于的每一部作品均书写着他领导全国老百姓走过道路上的春风和煦与狂风暴雨的伟大历程，所以我们不能像鉴赏古诗那样去鉴赏诗词。它每一组宏伟的声音，均时时刻刻鞭策着我们每一位群众为祖国的美好未来而奋勇前进。“前期的诗词，大多数是在征途的战马背上吟哦，中期大多是在阳光熹微的江上或海上口占，而晚年时期大多是草就于风云变幻无常的旗舰舵盘上。因此，鉴赏的诗词，很有必要弄清楚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历史背景和诗人的思想情怀，才能求得较深刻的理解。”民主革命时期，的诗词核心内容主要是关于人民解放战争的。比如，《占领南京》刚撰写完，就以电报形式直接发往前线，这首诗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士气。20世纪60年代，面对帝修反联合掀起的反华大合唱，他撰写了七律《登庐山》《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冬云》与《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以及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等，这充分展现了人民群众不怕邪不怕压的无所畏惧的革命斗志。可见，多半个世纪以来，针对我国发生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与经历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均能用华丽优美的诗词来描绘、赞美与评说。不管属于哪一种题材，他都能从革命的立场与历史的高度进行审视，在他的笔下，每一首格律诗词均变成了时代风云的载体与见证。综上，由七律二首《送瘟神》反映出的哲学思想以及对其他诗词的创作规律得出结论，诗词就是一部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史诗。每首诗词都有着它独特的时代背景，都是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诗人心理的反映。而且，几乎每首诗词中都能反映对立统一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参考文献：

[1]臧克家.诗词鉴赏[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