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发展范文10篇

哲学发展范文篇1

关键词：哲学发展；哲学观；意义

笔者在日常的学习中，经常会遇到关于哲学发展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论述了哲学的发展，也提出了很多关于哲学发展的本源的看法。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到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进程的影响，更具体的说，很少有哪种理论或者观点是在分析和探讨每个人对于哲学的看法对于哲学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似乎哲学界的多数人和多数理论家都专注于研究和探索某种哲学理论或者某个哲学流派，似乎哲学界对于哲学发展的界定大多数都在于哲学发展史。但是笔者认为，哲学发展史的意义在于向我们传递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告诉我们在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哲学是什么样的。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时常会产生一些关于哲学发展的思考，本文旨在从哲学观出发提出笔者个人对于哲学发展的看法和认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待哲学发展，简单分析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表达笔者对于人的哲学观点和态度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看法和理解,表达笔者对于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的个人思考。

一、对于哲学发展的个人认识

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推进，哲学在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向前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各样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有的是关于哲学整体的思考和发展，有的则是关于哲学中某一流派的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有的是关于哲学某一部分或者某一观点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观是哲学所有问题中的根本问题，而每个人对于哲学的观点不同，又形成了个人的丰富多彩的哲学观。在一定的范围和界限内，笔者认为任何哲学观都不能被判定为错误，因为哲学观的根本就在于人对于哲学是如何认识的。哲学观需要的不是对错，哲学观需要的是包容和接纳。通过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西哲学都强调从人出发，从人的本质出发，在分析和研究哲学问题时都要把人的观点贯穿其中。从某种意义上，哲学作为人性的自觉理论，它所追求的也总是一种形而上的本性，总要从有形存在进入无形存在，追究本源、本根，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讲究终极关怀。[1]尽管哲学观的问题纷繁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摒弃其他因素的影响来看哲学的发展进程，就可以把哲学的发展看做是你的哲学观、我的哲学观、哲学大家们的哲学观、所有人的哲学观的综合和碰撞的过程和结果。诚然，哲学的发展进程要复杂很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体系结构和其他各种因素的洗礼，但是，在哲学的发展中，人始终是主体，人对于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人对于哲学观点的研究，才是哲学发展的推动力。

二、对哲学观的含义的理解

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任何观点和理论的出现以及兴盛，都离不开人的主体地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人在哲学中的主体作用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并且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学思想甚至可以说是人学思潮在中国出现和兴盛，并且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人学研究的学者和哲学理论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关于人学的学说和理论。这些学说和理论尽管各不相同，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没有脱离对于人的本质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哲学学说和理论，归根到底都是研究者对于人的本质的观点，都是研究者对于哲学的认识和观点。在笔者看来，任何一种哲学理论，不论创立之初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不论创立之后有多少人信奉和追随，不论其在社会思想中是不是显学，都只不过是人对于自身的哲学观点的阐述。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人的哲学观才是哲学中所有问题和所有观点的根本。吉林大学刘福森教授曾经说，“哲学观，不是知识，而是态度。”[2]这句话的含义不言而喻。在哲学史上根本就没有能够普世古今中外的作为知识论的“一般哲学观”[3]，所谓哲学观，就是因人而异的对于哲学的态度。

三、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社会实践的发展才是哲学不断发展的根源。尽管各种哲学理论和各种哲学观点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解释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忽略这个根源。因此，要分析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的关系，就无法避免的要研究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笔者认为无需引用或者借鉴任何哲学流派的观点，因为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人是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各种哲学流派是如何解释和分析社会实践的，都不能否认任何形式的社会实践都离不开人的操作。对于哲学的发展来说，所有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所有哲学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所有哲学理论的形成和完善，都脱离不了人的作用。在哲学发展的进程中，人的作用的根本体现在于人的哲学观或者说人的哲学态度，深刻影响着哲学发展的进程，决定了哲学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方向，决定了对所有哲学问题的看法和研究的方向。鉴于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鉴于人的哲学观在哲学研究和探索中所起到的作用，笔者认为，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表述：哲学观是哲学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力。

作者:宋继清 单位:黑龙江大学

参考文献：

[1]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哲学创新的生命本性[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01.

哲学发展范文篇2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论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中，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

光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

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认为，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

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但要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提供完备的革命哲学，还必须在无产阶级夺得革命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完备的发展哲学，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相对于社会革命来说，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时期，任务更为繁重和复杂，这就尤其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但怎样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哲学或发展哲学，由于受到时代和实践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条件去开展这一工作，列宁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逝世过早也没有能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斯大林和实际上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特别是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思想，但他们对这个历史课题解决得都不成功、不理想。邓小平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新运用、新阐发，把发展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而建构理论形态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迫切任务。

哲学发展范文篇3

关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我们似乎可以回顾一下科学哲学中“逻辑实证论”这个名称问世的情况。“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成员费格尔（HerbertFeigl）曾于1932年在《哲学杂志》发表了名为《逻辑实证论——欧洲一个新的哲学运动》的具有宣言性质的论文，介绍“维也纳学派”的基本观点和任务。在美国哲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不同的反响。而“逻辑实证论”这个名称就是这篇论文首先提出的，后来就也被人广泛使用，成为经典的科学哲学的标识。那么“信息哲学”作为“新的哲学范式”的标签，无疑应归于《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论文。

费格尔首创“逻辑哲学论”名称的情况，自然使人联想到费格尔与“维也纳小组”的关系。费格尔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宣扬“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和任务，因为费格尔曾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Schlick）的学生。但是，“信息哲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因为它的创始人与美国哲学界并没有类似于石里克与费格尔那样的关系。因而，将其说是欧美哲学界的互动和呼应更为贴切。在英美学术圈，往往是一个学科先在英国问世，然后再到美国完成所谓的“乘数效应”，最后达到其应有的功效。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已经问世一年多了，但关于“信息哲学”的名称，国际哲学界似乎还有些方面需要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我以为也需要就名称问题检讨一下。

1、国际现状。弗洛里迪认为，关于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的名称存在两种趋势：一是追赶时髦，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digitalphilosophy）、“计算机哲学”（computerphilosophy）；一是表达某种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science）、“计算哲学”（philosophyof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ofartificialintelligence）、“计算机与哲学”(computerandphilosophy)、“计算与哲学”(computingand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则认为，“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这个名称是最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明确指称一个新兴的哲学学科。可是，一年多来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单纯，人们对“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2、PCI之一。弗洛里迪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发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PI）。而在《布莱克威尔哲学导引丛书》（BlackwellPhilosophyGuidesSeries），却用的是《计算与信息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andInformation,PCI）。这究竟是为什么？弗洛里迪的在《计算与信息哲学》的前言中是这样解释的，“对于本书的名称，布莱克维尔的哲学编辑和我同意使用“计算与信息哲学”（PCI）这个名称。PCI是个新的但依然是个鲜明的标签，希望这个新标签既可以满足学术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本书导言的标题是“什么是信息哲学？”，其中我对这个新的范式进行了论证，认为“信息哲学”（PI）在概念上要比现在这个名称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明确地保证了新范式背后真正的东西与名称的一致性。作为本书的基础，我认为还是将其放在网上，免费供大家使用。”不难看出，“计算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显然有比较强的妥协因素在其中。其结果就是“导言”不放在这部书的印刷本中，弗洛里迪还是坚持他的理念。

3、计算与信息。那么这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悖于弗洛里迪的意愿呢？我以为瑞典学者的解释很有启发意义，可作为参考。在《科学哲学的范式转移：信息哲学与新的复兴》这篇文章中，多迪希－斯诺科维奇（GordanaDodig-Crnkovic）说：“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中，人们分别用‘Informatik’,‘Informatique’和‘Informatica’（在英语中对应的术语是informatics）来指称computing。有意思的是英语术语computing具有经验的取向，而与之对应的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术语informatics，却具有抽象的取向。”在她看来，“这种术语的差异可以分别追溯到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抽象传统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信息与计算恰巧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informatics”就是指利用计算机和统计学技术来管理信息的学科,更具体一些，它是以及时保有和在空间传输知识为目的，对于看作知识媒体的数据与信息进行系统处理的学科与技术的总称。举例来说，在基因组计划中，informatics包括发展快速搜索数据库、分析DNA序列信息、从DNA序列数据预测蛋白质序列和结构的方法等。

4、PCI之二。今年8月份在土耳其召开的“第二十一届世界哲学大会”（The21stWorldCongressofPhilosophy）专门新辟了一个section，其名称为philosophyof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我注意到五年前的1998年，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第二十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并没有这个section。可以推断，作为一个新兴的哲学分支，1998年之后才引起国际哲学界的关注。这与信息哲学得以确立的时间基本吻合。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社科院哲学所原副所长姚介厚教授，回国后在哲学所做了专场报告，其中还专门提到这个新兴的领域，并说哲学所目前也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把philosophyof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译为“交往与信息哲学”，我以为这也是个意蕴深远的理解。在中文中communication也是个外延很广的词，有“传播”的意思，在这个词项下它往往与“传输、传递（transmit）、扩散、散布、广播（dissemination,spread,broadcast）”相关联，表征的是某种（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单向“流动”，还有我们通常所谓的“通讯”或“通信”的意思。但是，communication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交通、交流、交换（exchange,intercourse）、互动（interactive）”具有双向流动的意思。这使人联想起当下比较流行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计算机网络构成的语义空间就是一个交往空间，是一个公共领域，因而在这个空间中引发的诸多话题无疑为哲学探究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

哲学发展范文篇4

【关键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哲学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370031003-8353(2004)01-0037-08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一些人仍然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马克思哲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

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纵观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名称，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1]、“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1]、“实践的唯物主义。”[1]、“我的辩证方法”[2]、“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人的科学”[3]、“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4]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把马克思和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5]、“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5]、“自觉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历史观”[5]，“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5]、“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5]、“马克思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方法”[5]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后人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上的困惑：不论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人的科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辩证方法”，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或“唯物主义方法”，都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直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然把“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念念不忘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两个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哲学人为地分割成了只是在概念推理中才能发生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部分，使活生生的马克思哲学成为了只是在概念表述上才能体现出优越性的理论教条；二是混淆了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界线，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现代哲学。有人则像海德格尔等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马克思哲学与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尼采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模式下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实际上，如果坚持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7]。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8]。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马克思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马克思在其终生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著作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哲学家必须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2.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马克思一生中都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3]，摆脱当时“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求人类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康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的关系，把“现实的阶级利益”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9]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空洞的幻想”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9]。

3.面向发展，随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与人民利益的动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仅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而且强调理论和实际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本身而不是所谓的原则，它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坚持把从社会现实中引出的原则运用于现实，运用于改造世界，不仅使这些原则适合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按照这些原则去改造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马克思哲学以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当中，人民性、利益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在理论和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动态统一，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

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的根本对立。

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最佳视角

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以相同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还是几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几经转折的阶段?二是理论的内容，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还是在同一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大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与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密切相关。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就必须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改良，把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体系，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识，并把它机械地分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由纯粹概念建构而成的学科。甚至于用一些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借来的新名词，套到马克思的头上，对其进行“新诠释”，或是构建“新形态”。

而只要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贯穿于马克思终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当中。不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其基本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利益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实。这就使理论和实际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使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实践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统一起来。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用于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包括法哲学在内)、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形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互不联系的几个部分。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叛。其后，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才真正建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个新哲学形态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基本思想散落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大量论著中，绝不能以某一论著的观点为限。并且，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都没有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进行过系统论述。因此，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我们必须从其全部产生发展过程来把握其整体性。

马克思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附注]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寻找使“在本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1]的途径。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倒”过来[1]。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虽然还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

其后，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全新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他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对传统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表现给予了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完成了由传统形而上学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指出德国哲学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批判“老年黑格尔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而“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认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根源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们不仅把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形而上学，而且把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对立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功能，致力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努力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现实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因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也正是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马克思才使自己的哲学与古典哲学和同时代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这里的“哲学”，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片面强调认识世界，必然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反之，如果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去，存在的就只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还是相互脱离的——只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人们才能实现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目的。也只有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终生所追求的，就是要使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批判施蒂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认为“在施蒂纳那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成为他的反思的创造物”[9]。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主张哲学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它不是以本体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基础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他们一生中不再对形而上学的知识论问题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人民现实的幸福”的关注，转向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现实状况的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现实中人民的尘世幸福，而不是虚幻的天国的幸福。他的哲学面对的是现实事物、现实社会，而不是纯粹的概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强调“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没有区别，也不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马克思理论是一个由其基本精神贯通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从几个不同的基本概念出发推演出来的、纯粹的学科体系。

因而，我们只有把握住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入手，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以及全部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

三、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区分马克思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

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8]。

所谓哲学基本形态，是由哲学的对象、本质、目的、功能、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类型。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以外，在哲学的目的、本质、功能、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仅仅用哲学的“两大阵营”和“两个对子”包含的四种要素，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两大哲学基本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形态的划分上，马克思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局限于“解释世界”方面，而是把它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拓展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区分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对此将另文论述)。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把这一标准用于考察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的人类哲学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1]，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这种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到近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本体论哲学，具体表现为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三种形式。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哲学是为了求知而非实用，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思维中的统一，坚持从最抽象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世界；二是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原有的“理性化”的抽象概念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但仍然坚持把人抽象化，从抽象的“感觉”、“意志”、“经验”、“生命”、“存在”、“此在”等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其本质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绝对体系，具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三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高举反对“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反对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力图面向现实，批判现实，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前期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及一切传统文化持根本否定态度，实际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和绝对，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后期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力图面向现实，着眼于社会的建设，寻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但它仍然是凭借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能从“宗教”中寻求未来社会的出路。它也没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仍然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基本哲学形态。

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相对应，马克思哲学则属于另一哲学基本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指马克思原创的、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实质上是“马克思哲学”的代名词，就是整个的马克思哲学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被后人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高规律”的那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最基本的特征是：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

同时，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整个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在哲学基本形态的各个方面，如哲学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全面对立：在研究目的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0]。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辩证法只是求知的工具，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是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它既是认识世界的世界观，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在研究对象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因而不能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世界。这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现实的哲学，它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不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哲学理论与事物的真实面目不相符，即使哲学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相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现实问题，更谈不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因此，在本质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哲学基本形态。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既不是本体论哲学的改良，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二者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的再生。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革命。

因而，只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如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区分开来。而我们目前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简单概括，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方法等等，都很难说已经准确表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充其量只能是反映了其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说为例，虽然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和唯物两方面因素及其在认识当时社会现实时形成的一些研究结论，但却无法反映马克思哲学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这些概括仍然是从哲学的“两个对子”出发，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四个因素来判定马克思哲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某些特征。由于这些概括仍然是用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因而很难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

从原则和概念出发，这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运用的却正是这样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9]这种脱离现实，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把一切都“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必须坚决予以终止。

四、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及其化解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判定标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判定标准，从而导致认识了上的混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本体论”哲学的兴起，国内用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潮流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一些人坚持用“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生存本体论”等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解不开的“本体论情结”。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哲学，是把它作为一种在目的、对象、原则、方法等各方面与“本体论哲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对待，还是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理论体系，知识体系?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一判定标准出发，对本体论的本质和特征进行认真考察。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虽然“本体论”一词直到17世纪才拼造出来，但“本体论”的研究自古希腊就开始了。“本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本体之学”。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理性心理学或灵魂学”、“宇宙论”和“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四个部分，“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4]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12]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有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以及自然神学”[13]。由于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6]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本体论”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是同义的，主要探讨超越具体事物的、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的学问。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性心理学、理性物理学、理性宇宙论都成了实证科学，逐步被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和宏观物理学等所取代，理性神学也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回到宗教之中。只有本体论始终留在形而上学内。因此，也有人把本体论等同于形而上学。

本体论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本体”的追求。而“本体”作为西方哲学中的独有概念，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它是18世纪经康德的应用而流行的哲学名词。康德认为本体是与现象(显现于一位观察者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本身。尽管本体掌握者可以理解世界的内容，但他却主张人的思辨理性只能知道现象，决不能透入本体。康德的本体作为“思想”的“对象”，理性直观的对象，是一种“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是本体论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哲学家共有的观点，但任何一种“本体”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纯粹思想的产物，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抹杀了现实社会特征的、“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2)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终极概念，具有解释一切以至在思想中“建构”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尽管形形色色的“本体论”哲学有着各不相同的“本体”以及由其推演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和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则是其根本特征。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哲学脱离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就以“实践本体论”而言，当把实践抽象为“本体”以后，实践主体的社会性、目的性，实践的具体社会环境，实践的效果及其与人民根本利益的关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从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抽象物”。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整个理论，只能是纯粹的逻辑推论，很难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作用。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这是马克思本人所不能容忍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时所说的那样：“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14]我们的一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从哲学形态基本变革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没有过时和被超越，而且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开创的是这样一个哲学形态：它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哲学体系的传统模式，致力于研究现实、改造现实，以使其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所具有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成长性，是任何一种受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维模式局限的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所受到的种种责难，无一不是在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只要是先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某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然后再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去衡量，那么，它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相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哲学作为一个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来认识，那么，马克思哲学之外的一切哲学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了。

与此相关，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是“在现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也是受这种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我们甚至也找不到一个“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沉淀下来的只是一些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原则，是它坚持理论与实际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资本论》虽然在从“商品”出发来揭示资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表达方式”，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出发，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绝对体系的思维模式绝不可同日而语!而目前一些学者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上，走的恰恰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路线——一种追求终极“本体”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强调实践，就要把世界解释成“实践的”，从而构建由实践产生出一切的“实践本体论”；强调人，就要由人的概念推出一切，构建“人本体论”；强调方法，就要把马克思哲学仅仅归结为方法，甚至“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这种从某一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整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与马克思哲学的主旨背道而驰的，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谓“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就只能是把今人制造的体系，硬说成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或是对“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的“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

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哲学从现实出发，理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对“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侍自己的理论[4]。既要反对“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4]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尽速构成体系”的学理主义[4]，认为二者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同年8月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更是明确地对上述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要求划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对我们纠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创新性和开放性——这不是说它有一个体系，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是它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现实是变动不居的，是开放的、发展的!“重读马克思”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重读马克思”，应着重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力图去建立形形色色的“体系”，并把它强加给马克思!

因此，我们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命运问题，就必须从哲学形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研究和解决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如何按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去解决好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部门或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立法、执法和监督建立起平等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问题，社会管理体系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党政领导权与人民监督权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真正得到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78，75，2，66，75，76-77，64-66，57，62，7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19，19.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0，89，8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1，688，677，688，691-692，6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8，349，349，740，347，349，465.

[6]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8，68.

[7]郝立忠.形而上学批判[J].文史哲，1999(06).

[8]郝立忠.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154，238.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13，215，262～263，301，215.

[10]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1.

[1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2.

[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578.

哲学发展范文篇5

斯密以来，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机械自然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系统实在观。本文分析了这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具体影响，并指出仅仅依靠系统实在观是无法完全克服机械自然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经济学的局限性，需要引入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的发展进行指导。

一、以机械目然观为哲学基础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及其局限

机械自然观的建立始于英国那个被称为“机械宇宙绘图员”的霍布斯以及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后来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机械自然观强调从部分和个体角度认识整体，认为整个世界与机械类似，由部分组成又可以还原为部分。这种哲学观经过工业社会的实证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成为各门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如生物学将生物细胞与人体器官当作机器的零部件理解；医学将人的精神和肉体分开进行治疗；管理学的泰罗主义将人看作生产工具，和机器一样被当做时间和动作的研究对象。

机械自然观是19世纪西方学术界有关世界的一种主流认识。受牛顿经典物理学伟大成就的影响，19世纪初很多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主张将社会科学建设成类似数学和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这种观点无疑对边际革命的创始人瓦尔拉斯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瓦尔拉斯就是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来构建他的经济学一般均衡体系，目的是用自然科学的理性原则构架起一套经济宇宙的客观法则，在这样的经济宇宙中，人们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公理演绎出经济生活中的规则。为此，他秉承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简化①，将社会归结为同质自利个体的总和，遵循先分析个体规律，而后将个体规律直接加总为社会规律的路径研究经济现象，并且这一路径是不可逆的。这种方法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一直遵循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其哲学基础显然是机械自然观。

通过个体来认识整体，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机械自然观将个体组成整体的过程过分简单化了。整体并非个体的简单组合，这一过程不是物理过程，而是化学过程。机械自然观对这一过程的简化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缺陷。瓦尔拉斯将经济学数学化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缺陷，他将社会看作同质个体的机械加总，忽视了个体在习俗、道德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也没有深入研究个体组成社会的有机过程。以系统论的“蝴蝶效应”②为喻，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实际上只研究了蝴蝶扇动翅膀的动作，并没有研究这一动作引起龙卷风的整个过程。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引下，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的一个横截面，并没有关注经济发展过程。所以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批评说，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而没有研究经济发展。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经济学注重个体与竞争传统的强化及其局限

如果说机械自然观只是从学理层面为经济学片面强调个体主义方法论提供哲学指引，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进一步渗透到社会层面对经济学注重个体、强调竞争的传统进行了强化。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将这一原则应用于社会领域就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由自然界扩展到社会领域，这一过程是由斯宾塞等人完成。早在1850年，斯宾塞就在其著作《社会静力学》中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当《物种起源》发表后，斯宾塞为其社会进化思想寻找到了更多的生物学论据，于是就有了其后来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辩护的《第一原理》。1890年，马歇尔在斯宾塞《第一原理》的基础上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经济学，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原理》有那么多词句与《第一原理》相同。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所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深刻程度，可以从他的一句名言看出，他说：“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

达尔文认识到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但他并没有忽视生物问的共生现象。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却无视自然选择过程中的合作，片面强调了这一过程中的生存竞争。这是对达尔文本意的曲解，因此博尔丁意味深长地说，达尔文显然不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竞争的片面强调意味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缺乏道德基础，这与强调理性分析与竞争、忽视道德研究的经济学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I司时，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坚持的也是一种典型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因为它也只是从单个物种间关系来认识竞争，然后将总结出的所谓规律推演至整个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这与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牛顿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共鸣。虽然进化论的思想最初萌生于经济学，但社会达尔文主义远比经济学流传更广、更“深入人心”，所以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刻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社会达尔文主义既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缺陷，为什么还能够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除了历史局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掠夺提供了理论辩护。盛洪在分析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精神②在西方得不到弘扬的原因时指出：“在现代经济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正走着一条用武力向外扩张的道路。尽管连年征战也给人们带来了痛苦，西方对非西方的掠夺和榨取却减少了西方国家战国状态的残酷性，使得西方文化较少对战国规则产生憎恶之感，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主流。”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感受不深并且能够从中获得切实好处，人们有意无意地坚持或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它得以长期存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也就不能得到反思与扬弃。

三、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20世纪以来，随着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对人类认识的拓展，系统论这种新的哲学思想得以产生。系统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系统，这一系统虽由各部分组成，但各个部分并不能与系统机械地分合，因为系统与部分之间除了线性关系，更多的可能是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使得人们的决策往往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与机械自然观不同，系统论哲学认识到整体、关系、过程和动态的重要性，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认识个体，认为关系和整体是首要的，个体必须在动态的整体过程中才能够界定，而且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在整体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无所谓主次。这种哲学观对众多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强调身心统一的整体医学观、管理学当中的系统管理理论以及各学科中的自组织理论等等。

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27年海森堡发表了《量子论运动学和力学的直观内容》，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1930年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证明“在数学中总有一个不可知”，提出了“不可判定性”。这其中蕴涵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原理，而精通数学的凯恩斯接受了这一原理并将不确定性引入其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分析中③。这可以看作是系统论思想最早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混沌经济学、演进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更体现出系统实在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和交易费用的强调，将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知识等也纳入了经济分析，使得经济学不仅接近了现实，而且有突破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趋势，其对集体主义方法论的强调将促使经济学反思机械自然观。混沌经济学尤其关注一些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的模糊现象，发展下去似乎也会在哲学上改进经济学：因为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只能解释运动状态能够复制的周期性现象，而对于那些路径界定非常模糊、经常有涨落、且运动轨迹很少或者根本不能够复制的波动性的非线性变化，则需要借助系统哲学观才能够解释清楚。演进经济学则进一步阐发了经济学的经济生物学性质，而不是经济力学性质，这既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也是对经济学牛顿体系的挑战。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上述经济学的新发展还没有从哲学基础上真正扬弃机械自然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因为它们还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这些东西，从而使它们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发展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丰富。凯恩斯虽然将整体性和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分析，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的影响，很快被希克斯－汉森的LS－LM的模型同化，被萨缪尔森综合进“新古典综合派”，后来还引出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范式的分析仍然采用的是“边际分析”和“经济人”假设等，更重要的是它们缺乏一个统一的主体理论框架。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由纲领不变的硬核和可变的保护带两部分构成”这一模型来分析，上述非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做了调整，并没有触及其内核。用库恩的话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目前还只处于“危机阶段”。因此有人说，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其实不过停留在19世纪哲学和物理学的水平上，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在现代经济学与当代哲学之间是一段沉默的距离”。也就是说，经济学并没有完成在系统论基础上的哲学重建。

四、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发展的可能贡献

由上述分析可知，经济学要想获得新的长足发展，在哲学基础上必须突破两个局限：一是机械自然观的局限与束缚；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与束缚。对于第一个局限的突破，需要借助系统实在观的贡献，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已经做了初步的尝试。尽管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分析框架依然任重道远，不过依靠西方的历史资源与努力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还是有可能的。对于第二个局限的突破，由于文化无意识的作用，仅靠西学的资源就要困难得多，必须考虑引入新的文化传统来改造西方原有的社会哲学和人们认同的旧的行为规则，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古典哲学是为数甚少的可资借鉴的非西方的文化资源。事实上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对第一个局限有所突破后，经济学应该向何处去，西方至今没有找准方向。

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是天下主义，这种天下主义也必定是一种和平主义，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引入到社会领域，是以民族主义为现实基础的。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达成的一种身份共识。由于它只认同本民族的利益，低估其他民族的利益，从而更倾向于用强力或暴力手段来改变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财富分配与利益冲突，使之更有利于自己。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民族主义的这种暴力行为提供了理论辩护，因此只要有民族主义就必然会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天下主义则持“世界大同”的观念，认为人与人是同等的，国与国是平等的，根本就没有也不应该有民族之分。由于强调对全人类的认同，从天下主义很容易导出“天下为公”的原则，在它看来，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谋求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实际上毫无意义。因此，天下主义更倾向于用和平的、自由贸易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或者强力手段去获得财富。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为增进全人类的整体福利，我们需要的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在民族主义下，为侵略或防止侵略，不同的国家将主动或被迫将资源用于发展暴力手段，而在天下主义下，这些资源将会完全被配置到社会生产中去。更为严重的是，坚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还很有可能使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灭亡。因为在民族主义“以暴制暴”的行为规则下，民族国家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确保自己在武器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长期竞争的结果是“不合作冲突”不断升级，发展到现在便是人类拥有了数万颗核弹头，足以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已经将人类社会带到了灭亡的边缘。

要发扬天下主义就必须要倚重中国，因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惟一以天下主义文化传统为主流的国度，她为今天整个世界天下主义文化发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天下主义要成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主流，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长期的和平统一；二是幅员辽阔。长期的和平统一才允许一个国家利用和平的方式去促进该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并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去发展民族主义；幅员辽阔才可能促使一个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的状态下把自己“作为一个世界以发展，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在秦朝便结束了战国时代，并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这非常适合天下主义精神的发展。用汤因比的话说，由于长期的和平统一，再加上“独尊儒术”等文化政策的实施，中国自汉以后便发展出持久的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虽然中国历史上也不断有朝代的更替战争，但中国的文化成功地将国家和天下区分开来，以确保天下主义的发展，顾亭林的一段话深刻地反映了二者的不同，“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反观西方，他们至今也没有结束战国时代，而国与国争必然滋生民族主义，所以西方文化的主流目前仍然是民族主义。虽然欧盟正以和平的方式统一欧洲，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民族主义的结束，因为欧洲的统一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民族主义。①

只有天下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经济学本身所蕴涵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在天下主义还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前，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去论证和迎接这一时代的到来。由于文化的无意识，相比生活在民族主义文化氛围下的西方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者更有可能突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在中国古典哲学的指引下清理民族主义的影响，提出西方经济学家因为文化偏见而提不出的问题，并使经济学的发展回到她应该回到的轨道上来。正如汪丁丁所说：“经济学向现代的发展应当，而且也只能，从回到哲学开始。中国经济学家固然是先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训练，然后才被实践推动着去思考超越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不过中国经济学家对老师的超越，在我看来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一超越必须从哲学开始，而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哲学了。”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随着西方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思，我们相信，中国的天下主义文化必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那时经济学就真的会成为“她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经济学”。

哲学发展范文篇6

论文摘要：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转化的规律，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作出了对当代世界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邓小平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是他对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他观察和分析社会形势，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根据之一。深刻领会这一判断的精神实质，必须对邓小平理论在形成这一判断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作一番考查，揭示它所蕴涵的哲学含义。

一、时代主题问题的提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

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是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作出的概括。党的十三大在叙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时，把“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列为12个观点之一。十四大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更明确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时，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大问题提出来的。1984年5月29日，他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他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一般说来，它产生于三种情况：一是新的观察与旧的理论的矛盾；二是原有理论之间或某一理论内部的矛盾；三是要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和超越传统的价值观念。邓小平之所以能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两大全球战略问题揭示出来，既基于一定的事实判断，又包含新的价值判断。

邓小平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变化作出的事实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一方面，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因其在进行军备竞赛，因而世界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现代战争的高科技条件成为美、苏两家企图直接毁灭对方的冒险举动的制约因素；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似乎已走进了“死胡同”。在南北关系上，一方面，在五六十年代殖民体系瓦解后，集中在南方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它们同大部分集中在北方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矛盾越来越深；另一方面，在70年代，北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南北合作的重要性，并开始了南北对话；南北合作形成了一股改变南北不平等关系的力量，从而促进了南北关系的改善和矛盾缓和。

邓小平在考察世界形势变化时所蕴涵的超越传统的价值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和平问题之所以凸显，重要原因之一是，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同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使世界任何国家，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综合国力，乃至不同对外政策的国家，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就南北关系而言，发展问题之所以突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南北差距的拉大阻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人口数量同国民收入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使发展成为南方国家最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北方国家的资本、贸易和市场的出路受到限制；同时，社会主义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发展与提高。因此，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这些判断，同样也反映了邓小平对整个人类的忧患意识，以及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很明显，邓小平的思维判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一是以人类的利益为重，二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没有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可能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强烈地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二、时代主题的概括过程：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时代主题相互关系的把握

邓小平对当代全球性战略问题的概括，是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一步变化了的世界格局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面对60年代开始的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以及苏联对中国威胁的增加，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新形势，在1971年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在第六届联合国特别大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两个阵营”的传统观点，客观地反映了世界局势的新变化，也为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提供了理论根据。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没能透过世界的变动进一步揭示出蕴涵其中的时代主题演变的端倪，以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他正确地看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后果的严重性，却夸大了战争的现实危险性；他正确地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形势的发展，却忽视了这些国家反霸斗争的注意力已更多地转向发展经济的事实，从而高估了它的革命性质以及世界革命的形势。

邓小平考察了8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把它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这一概括继承了划分“三个世界”格局的基本思想。首先，在划分标准上，同“三个世界”理论一样，“东西南北”格局的划分也超越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划分方法；其次，在基本态势上，“东西”格局包含了“三个世界”格局中的“第一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格局则体现了“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因此说，“东西南北”格局的概括发展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的转化，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概括出对当代世界最突出问题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和平；“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发展；由于和平离不开发展，因此，“南北”问题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对当代世界格局和问题的分析，体现出了当今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放眼全球，透析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势的气魄与胆识。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才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时代主题”。这是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思维逻辑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各种力量开始重新分化组合，新的格局尚未形成。邓小平从“东西南北”格局中揭示出来的时代主题，是否会因两极格局的终结而改变呢?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首先，苏联解体后，和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西方某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延续了冷战思维，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两极对抗时期被掩盖着的、反映大国利益的一些地区性矛盾，不时酿成局部冲突。其次，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差距仍在扩大，而冷战思维也被一些人用于对付落后国家。再次，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两极对抗时期一些世界热点趋向缓和，加之反对霸权主义意识的增强，表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依然存在。总之，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三、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对经济、政治、战争、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

如果说，作为科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的提出，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其中包含了观察现象的理论视角的转移的话，那么，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思维方式作出调整。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了他科学的思维逻辑和唯物辩证的哲学方法，观察和分析世界形势，敢于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经济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和作必要调整，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这种战略思考与判断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走向进步和发展也有重大意义。公务员之家

首先，邓小平在1987年曾提出：现在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苏美两个国家，我们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和平力量的支柱，也把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看作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他在1987年又说：“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平力量”在不断增长，革命并不是消除战争的惟一手段。

其次，邓小平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运用“和平方式”或“非和平方式”是解决世界争端的“新办法”，战争并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惟一途径。

再次，邓小平认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应把和平的希望寄予发展。这一思维方式调整的重要客观根据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对当代世界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改变。公务员之家

哲学发展范文篇7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阶段;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哲学之名，只有经学、子学、道学、理学、心学诸说。自本世纪初“哲学”一语由日本传入，(1)这一被当时的启蒙思想巨擘梁启超、王国维等定位为“宇宙人生根本之学”的学问，才在中国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现代学术学科化意识的强力笼罩下，一方面西学如潮，大量的西方哲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学说被渐次介绍到中国，为人们诵习研究，构成了本世纪中国人知识领域的一个重要层面。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模式的范型和导引下，现代学人依样画葫芦，不断挖掘和阐释中国古代的材料，建构起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并且尝试会通二者，创造出中西合璧的现代体系。回顾这一百年“哲学在中国”或“中国的哲学”之历程，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总结方式和分析入路，(2)叙事的话语和描述的境况也常常相去甚远。本文是试图以柯文（P.Cohen）所谓“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的史学立场，［1］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对峙，弥合中哲、西哲和马哲三者之间的分歧，将20世纪的中国哲学大略分为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后、八十年代以来等五个阶段，来分别概述其主要的成绩与特点。

一、

20世纪中国哲学的揭幕，是发生在维新变法失败、今文经学宣告破产、传统经学彻底解体的情况之下。此时，诸子学复兴，异端蜂起，大批去国东渡日本的学人努力追求新知识，把大量的西方学术介绍到国内，再加之上海新的文化环境、机制、物质条件等种种助缘，使得一时间西潮汹涌，新学大盛。具有西学背景的、作为现代学术体系之组成部分的“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当中，并成为新世纪中国学术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之一。

晚清学术经历了考据学由盛渐衰的历程。伴随着汉学的衰落，经世致用之学复振，关注制度变革的今文经学崛起，具有思想解放先导作用的诸子学开始流行。正是在汉宋、今古文、经子三大争论和学风转换的过程之中，一步一步迎来了经学时代的结束。［2］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同邵懿辰、戴望、王阖运、皮锡瑞等遵守经学的游戏规则（“家法”）、与古文家构成良性学术对垒的今文经学是完全不同的。他“喜以经术作政论”，“轻古经而重时政”，［3］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掀起了一场离经叛道的颠覆性运动。梁启超在总结“其所及于思想界之影响”时，概括为四点。一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术别辟新地；二是将孔子抽象化为一创造精神；三是彻底否定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一切皆可怀疑批判；四是“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定于一尊的观念完全被打破。［4］可见康有为是经学时代的终结性人物，同时也是新学术的开山。康、梁，及谭嗣同，均是旧学营垒中冲杀出来、打破传统学术藩篱、试图将旧学新知和中外学问溶于一炉的思想先进。和今文家的“托古改制”不同，具有古文经学背景的晚清革命派，走的是复活古史、提振子学、高扬民族主义的“国粹”之路。章太炎在《谢本师》之后，与传统经学分道扬镳，不但批评儒学，将儒家降格与诸子齐列，而且将矛头直指孔子。其《订孔》、《论诸子学》等文“激而诋孔”，言词之峻烈在当时无出其右，实开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先河。当时的今古两家，除了表彰诸子、涉猎佛学之外，同时对西学也仰慕备至。章太炎至迟在《膏兰室札记》（1893年）中已经引用西书来诠释诸子。1897年，他走出诂经精舍到上海参加维新活动之后，接触和吸收西学的天地更是洞开。随后两渡扶桑，新知大增。以诸子批儒、“激而诋孔”之时也是他学习西学最为勇猛精进之日。所以，从经学阵营中冲杀出来的晚清诸大师，一手复活了百家诸子，一手援引了外来的西学。

当然，对西学输入更为直截了当的是来自新学阵营的人物。清末渐次输入的西学在之后慢慢地系统化了，开始出现完整介绍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客观性著述和引进这些学科的呼声，这就和戊戌前笼统地将西学称为格致之学、以与中学相区别有了根本的不同。纯西化的新学，可以避开以中学格义西学的尴尬，以及比较中西的过程中难免附会的无奈，而直截了当地将西方学术全盘引入。当时严复就表示，为“瘠愚”计，“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只要能“疗贫起弱”，“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5］清末，介绍和传播西方哲学的重要人物首推严复，这位被蔡元培等称之为“介绍西洋哲学至中国之第一人”的启蒙思想家，开启了西方哲学作为学科形态整体移植到中国的闸门。严译名著八种，关涉到社会哲学、法哲学，特别是逻辑学，这些对于中国人来说前所未闻的新知识，第一次原原本本地被介绍进来，引起思想界的极大震动。除严复外，戊戌后的梁启超、章太炎，本世纪最初几年的王国维、蔡元培、马君武、李石曾等人亦是引介西方哲学的晓将。特别是王国维，因其学术兴趣转移，早年介绍西方哲学的业绩被其辉煌的史学、语言学成就所掩，哲学地位相比之下彰显不够。前几年，由佛雏先生系统整理的《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一书出版，从这44篇、20余万字的文献，我们不得不重新估量王国维的价值和贡献。［6］往后论说20世纪的中国哲学，王氏的行履与学术不能不是浓重的一笔。

二、

如果说清末民初的中国哲学尚能保持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那么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则面目全非，经学、理学渐成为历史概念，退隐到思想之幕的背后，而西方哲学的观念、问题、方法和典范逐一进入到学术场景的中央，形成时代的焦点。“输入学理，再造文明”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当时一切哲学思考的前提和背景，无论是激烈反传统的，还是对传统尚有一丝温情的，在学术形态的根本转换方面并无二致。冯友兰先生说：“自本世纪初以来，他们重新审查、估价的对象，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过去的观念、理想，而且有西方的过去和现在的观念、理想。欧洲、亚洲各个伟大的心灵所曾提出的体系，现在都从新的角度，在新的光辉照耀下，加以观察和理解。随着哲学中新兴趣的兴起，老兴趣也复兴了。”［7］从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到实证主义、唯意志论，直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这些19世纪在西方先后兴起的思想流派和学说也纷纷在中国复演了一遍。

缘于当时启蒙和救亡的特殊背景，不论是西哲的输入，还是旧学的翻新，无不关注于社会政治层面，而较少留意到真正的纯哲学问题（如本体论和知识论）。所以，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非哲学化的社科术语来概括此一时期的哲学思潮最为恰切。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他将近代英美文化的主导性理念作了翻版和复制，开启了20世纪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和实证论倾向之理路。胡适的哲学观念和方法均来自西方，对中国传统基本上是全盘打翻和重加改造，即以西方的哲学范式来评价和重述中国思想，改造中国的传统哲学乃至转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的《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具有学术典范转换的意义；特别是后者，堪称是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蔡元培在哲学上的贡献虽不及胡适重要，但他的教育理念和出掌北大、令人崇敬的实践活动，实充当了自由主义之守护神的角色。陈独秀、等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力主中国走俄国的道路，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正像杜维明教授所说的，陈、李痛感时艰，“把植根现代西方启蒙而又排斥欧美资本主义的马列思想带进中华大地。在五四时代，马列的革命理论只不过是百家争鸣的一种观点，而且其影响力还不能和自由主义同日而语，但在三四十年代，唯物主义、辩证法和阶级分析便成为知识界耳熟能详的概念。和陈独秀所提倡的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哲学界大行其道，固然是客观情势所迫，但初机可贵，否则历史进程究竟如何极难设想”。［8］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相比，保守主义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更多地带有中国性。但仔细分析，不论是早期的东方文化派，还是较晚的学衡派、现代新儒家，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致思背景无一不和西方思潮有关。张君劢对科学主义无限膨胀的忧思，实根植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思想界，与其说是他面对中国情景想出来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受教于倭铿等人而带回来的问题。所以科玄论战绝不是地方性知识的话题，而是全球文明视野中的问题，它和西方的现代思潮是同步的。梁漱溟的比较文明话题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激起了长久的回响，他的文化类型说和模式论，可能是当时中国人找到的能抵御全盘西化的最为有效的理论武器。

透过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之思想交锋的硝烟，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此期纯粹哲学之思考的果实是那样的模糊和不确定，以至于用哲学家的名号来称呼这些重要人物的时候总显得有些迟疑，不像叫他们思想家（或其他）时来得那么干脆。毁坏大于建设，引进多于自创，思想压倒学术，明显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除了三大主潮之外，一些边缘领域的思想也颇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其中尤以南京支那内学院系统的居士佛学和释门新派领袖人物太虚法师的学说为重要。

三、

新文化运动时期摧枯拉朽般的思想风暴为新哲学体系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大力引进的西方哲学范式和各种思想也为中国哲学的新时代叙述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正是在经历了传统学术的解体和痛苦裂变、以及学术形态的彻底转换之后，中国哲学才迎来了它的新生，开始进入一个生机勃勃地创造时期。在三四十年代，先后诞生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最为重要的几个哲学体系，产生了一批学院化的专业哲学家，奠定了现代学科形态下中国哲学的基础——包括它的专业分类、叙事框架、话语方式，以及交流的办法和训练的途径等等。这些基本游戏规则的确立，使得哲学在中国成为一门具有现代知识形态意义下的学问，进入到了大学的教育体制当中。同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完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具有很强实践性品格的哲学学说，一旦融入到人民群众伟大的实践活动之中后，便焕发出了推动社会变革的惊人的力量，深刻地影响到了20世纪的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本世纪后半段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

在三四十年代创立自己学说体系的哲学家当中，熊十力、冯友兰、张东荪、金岳霖、贺麟这五位前辈成就显著，影响也最大。(3)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平章华梵、融通中西、跨越今古，将印度佛教之唯识学、中国传统之易学、宋明理学，以及西方哲学中的某些资源溶于一炉，创造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但又不乏时代感的本体论学说，在现代哲坛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他不仅被公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宗师，学脉宏大，承续者众；而且在国际哲学界享有盛誉，被视为是20世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家之一。冯友兰的“新理学”以阐旧邦辅新命为志帜，努力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血脉中发掘有永恒价值的思想亮点，将这些观念和想法用现代哲学的术语重新加以阐释，并试图运用逻辑的方法将这些资源建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冯先生穷毕生精力，孜孜以求，先后撰写了三部《中国哲学史》，为这一学科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作为中国哲学史家的突出地位和巨大影响是无人能比的。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开了中国现代哲学知识论形态的先河，他的《新哲学论丛》和《认识论》等书，不但在西哲中移的历程当中发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在仿照西哲创立新哲学系统方面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所以汤一介先生说：“从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上看，张东荪无疑是我国20年代至40年代颇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不仅努力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而且企图建立一新的哲学体系。”［9］只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张东荪哲学几乎被湮埋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是极其不公正的。和张东荪的“内在关系说”、“间接呈现说”、“非写真说”等认识论主张不同，金岳霖创造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另一个影响重大的知识论系统。他的《论道》试图将中国哲学概念和西方思想观念捏合在一起，希望用逻辑分析和逻辑论证的方法来探究中国人的形而上心灵世界。《知识论》则直接连上了英国经验论所作的哲学思考，对休谟的归纳问题做了出色的演绎，构成20世纪中国哲学中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的某种典范。贺麟的“新心学”在系统性上似乎比不上上述几位，但他的问题意识和富有远见的指向，使之齐列于本世纪一流的中国哲学大师之列而毫不逊色。

以上的五大哲人，群峰并峙，气象各异，构成了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花团锦簇之春色的最亮丽处，他们代表了20世纪中国哲学前期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哲学专业化、学科化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一时期的哲学内容，本体论和认识论已稳居于核心的位置，最重要的哲学家都试图构建自己的本体论系统，并且熟练和自如地运用着西方哲学的范式和方法，在中西思想的会通方面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除了主流的本体论哲学之外，其他分支领域和相近的学科，如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哲学与政治思想史、宗教研究等，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一批奠基性的著作和开山元老式的学者。这其中，汤用彤和吕微的佛学研究，朱光潜和宗白华的美学研究，都具有某种学术典范的意义，因而长久地影响着这些学科的发展及其走向。

四、

50年代后，中国哲学创造的繁荣时期为不断掀起的政治风暴所打断，在随后的30年中，哲学发展的道路曲折而艰辛，留下了许多沉痛的教训。先是专业哲学家无休止的自我批判和忏悔，冯友兰写了《新理学的自我检讨》，贺麟写了《两点批判、一点反省》，金岳霖也写了《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在这些文章中，哲学家们一个个上纲上线，毫不留情地痛骂自己。随后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对胡适、梁漱溟等人的政治围剿，更是声势浩大，迫使大部分弄哲学的人都下了水。经过一系列的旨在破旧立新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运动之后，哲学界的思想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一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违背的思想学说均遭到清除，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等政治大帽子而不断地遭受敲打、一点一滴地洗涤。强大的政治压力和严密控制下的文化体制，扼杀了一切具有思想创造意义的哲学活动，真正的哲学家没有了，只剩下大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宣传者。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主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和生机勃勃的研究也陷入了僵局，马克思主义被严重的教条化了，斯大林式的教科书体系雄霸哲坛，全国从上到下只剩下一种哲学模式，只能听到一种“哲学”的声音。在三四十年代，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哲学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哲原理中国化，同时也复活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所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50年代后，随着意识形态的不断纯化和强固，马克思主义哲学却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它的人学本质被抹杀，极为丰富的思想被狭隘成了几个干巴巴的教条，创造性的精神活力丧失殆尽，哲学最终沦为了现实政治的玩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工具。到十年动乱期间，封建法西斯主义横行，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分古今，无论中西，均遭受到无情地毁坏和践踏，这时的哲学界更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可言了。

这一时期流寓港台海外的一批中国哲学家，相对来讲，有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稳定的工作条件，所以能不间断地从事哲学思考和著述活动，创造出了一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这其中，尤以港台新儒家诸哲的成绩显赫，影响也最大。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均是熊十力先生的弟子，所以他们的学术工作和三四十年代的哲学有明显的延续性。唐君毅学术堂屋甚广、哲学视野开阔，在比较哲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和中国思想之现代诠释方面，均有重要的建树。他晚年的集大成之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以“三向九境”的大会聚、大融通，构筑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唯心论系统，可能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最为庞大的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哲学体系。诚如其学生吴森所说：“从他的哲学使我们可以发现对东方与西方的空前全面的综合。”牟宗三是迄今为止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中国哲学家之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中西哲学的比观与融合，以及原创性极强的哲学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近十来年的学术论辩中，牟宗三始终是中国哲学话题的焦点之一，正像傅伟勋所说的：“牟先生是王阳明以后继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真正水平的第一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10］徐复观相比较而言，更具有思想家的气质，敏锐而仗义，是一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对形而上哲学兴趣不大，所以并无严密体系的着意建构，著述参差而散。除了新儒家之外，诗哲方东美、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佛学大师印顺、士林哲学中坚罗光，也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十年代后的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两岸三地的离散，在紧张的政治对峙和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的氛围之中，哲学话语往往荒腔走板，哲学家说了许多非哲学的话，做了许多和哲学无关的事。两岸的长期隔绝也使得话语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夹层，同是中国哲学，但言说方式和思考理路，甚至用语，都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最令人担心的。政治上的短暂分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上的裂散，只要中国文化的凝聚态保持坚强有力，任何分裂的图谋终究是不能得逞的。

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又焕发了勃勃生机，一扫30年死气沉沉的阴霾，而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2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中国哲学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将左倾路线所带来的蒙昧主义、唯心主义、专制主义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解放思想，激发起了人们从事哲学思考和理论探索的勇气，麻木的心灵开始复苏了。尽管这个开端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但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哲学来说，仍不失为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随后的人道主义大讨论和《手稿》热，进一步冲破了僵化的政治教条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所谓哲学的党派性原则受到了根本的质疑，哲学的政治化标准开始瓦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学术化的取向日渐占了上风，从马恩的经典著作而不是领袖的意志和某些理论程式来解释和探索问题逐渐成为学者的共识，各种理解和观点都可以畅所欲言、展开争鸣。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人学研究等，先后形成热潮，具有相当大的学术规模和容量，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说和理论观点也潮水般地涌来，像法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等人的思想，不仅为人们所熟悉，而且被自觉地运用到各种新哲学系统的建构当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和繁荣之外，一批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影响的哲学家也开始创立自己的学说。如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坚持以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为体，以“工艺社会结构”为本，强调客观的历史规律，明显承袭历史唯物论之余绪。但当他回到美学、走近康德，大讲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时，却又引向一种情感本体。“情本体”赋予自然以生息，使宇宙感情化，外在的客观描述、规律揭示、理论架构反而都显得不重要了，本体就成为某种当下的感受。这套情本体论显然超出了马哲的论域，而是李先生自己的创造。冯契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贯通中西的学说，既深受马哲基本原理的影响，又试图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挖掘出民族性的智慧。他晚年所著“智慧说三篇”，实际上是将三种资源作了高度的融汇：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体系；二是西方的逻辑经验论，也间接继承和光大了乃师金岳霖先生的学问；三是中国古代儒、道各家哲学中的重要思想。

更直接地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各种理论系统中寻找滋养，为治中西哲学史的学者所采用。张岱年针对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提出了得到普遍响应的综合创新说。他将自己30年代就已主张过的文化创造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旧说翻新，结合中西哲学会通之路几十年来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强调中西哲学的互补和合则两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性原则。肖楚夫反思中国哲学近展的道路问题，重新提出了启蒙解释说，从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的角度分析20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汤一介借鉴西哲的认识论学说，试图从范畴概念的分析入手，来建立中国哲学思维结构的现代诠释系统；又大力提倡“中国解释学”的探索，将古老传统引向现代性的论域。庞朴着力追寻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从古史考辨和文化人类学的启示获得灵感，展示出古代儒家和古代道家哲学智慧的源头活泉。张世英则在相当深入的层面上，将中西哲学的资料化约为可资比照的问题，将中西哲学比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了目前从哲学问题而不是从一般的文化层面来进行中西比较的最新趋势。张立文通过弘扬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而提出了创建“和合学”的系统构想。

近20年的另一个大转变是两岸三地学术的交融，对外开放，给中国哲学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经过30年天各一方的隔绝之后，中国哲学作为民族大团结的符码重新得到了整合，相互交流，互动互惠，已成大势。海外新儒学在第二代人物形而上体系建构已达其极的情况下，又开始向其他的领域拓展，并且日益活跃在国际学术的前沿地带。杜维明无疑是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他的第三期儒学发展的构想曾顷动一时，声扬海内外；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等议题，也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刘述先是当代新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他对新儒学发展历程所作的总结和展望，以及对当代西方思潮的积极回应与吸纳，都给新儒学的发展增添了重要的活力。除了新儒家人物之外，海外的华裔学者以开阔的视野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作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贡献。如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唐力权的“场有哲学”等等。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在经历了欢欣与痛苦的种种曲折艰难之后，今天终于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前景。当利科尔、哈贝马斯等当代哲学大师的身影出现在北大的讲台上时，不禁令人想起五四时代的杜威、罗素。和国际哲学界的紧密联系与频繁交往象征着中国哲学的开放与活力，预示着它的创造性的美好未来。当哲学家们勇敢地从事思想的探险，百无禁忌，一凭真理，说自己想说的话，有独辟蹊径之志，存创立学派之想，那么中国哲学的再度繁荣也就为时不远了。

注：

（1）日本哲学家西周在《百一新论》（1874年）中首次使用了“哲学”一词翻译Philosophy，之后日本学术界迅速流行。可能过了25年左右，才渐渐影响到中国。在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当时是最大的译书机构）1899年印行的《东西学书录》上，哲学类译著尚用“理学”之名，到1904年印的《译书经眼录》才改为“哲理”类。文廷式是当时与日本学术界交往较深的人物之一，他写于1900年前后的《纯常子枝语》一书有四、五处探讨及哲学的译名问题，所据皆为日人著作。大约在1902——1905年间，围绕学术分类和学堂章程等，就哲学概念的合法性问题，在保守的文化大员和开放的知识人之间曾有过种种辩论，背景均与日本学术界有关。

（2）大约有三种不同的基点和叙述模式：一是长期居于权威地位的官方话语，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线，围绕这一核心来选取材料，展开讨论。二是以西方哲学的进入和影响作为基本的线索，用西哲的范式和观念系统来清理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走过的道路。三是较具本位色彩的表达，强调“中国的”哲学，而努力追求一种历史的延续感，把传统的资源及其现代转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而叙事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当前哲学界的三拨人马（马哲、西哲、中哲）基本上是各执一端，按照自己熟悉的套路和运作惯性来描述百年中国哲学的历程，所以讲的内容往往有很大的不同。

（3）十多年前，我曾提出过“四大哲人”之说，即认为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是三四十年代自创体系的中国哲学家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见《熊十力与中国现代哲学》一文，载《东西方文化评论》，深圳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现在看来，遗漏掉张东荪是很大的缺憾，应该说有“五大哲人”，而不仅仅是四位。在编选《百年中国哲学经典》（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时，我们已将张氏补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景海峰.清末经学的解体和儒学形态的现代转换［J］.孔子研究，2000，（3）.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本下册.532.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重印本.72.

［5］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三册.560.

［6］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M］.佛雏校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7］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549-550.

［8］杜维明.百年中国哲学经典序［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哲学发展范文篇8

与其说现代经济哲学的主要目标是对经济的实际效用进行分析和总结，毋宁说后现代经济哲学将经济对人生的关照作为其关注的对象，将生活的幸福指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正是经济哲学这一关照对象的生活转向凸显了经济学的人文气息，更彰显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在走过了数字化、精确化、逻辑化之后，又重新回归到了经济学的内生化，即回到对人本身关照的前经济学时期，经济成为生活的内容而不是专门的工作。

经邦济世—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

我国古代将经济思想蕴含在经邦济世的理念之中，从人性的善恶分析中解读经济发展的动机及目标。古代最早用“经济”之词的是隋代王通的《文中子•礼乐篇》“经济之道”，意为“经国济世”、“经邦济民”，主要是指治理国家、拯救贫民。管子隐藏于人性之恶引起的功利主义是趋利避害，把经济利益的现实追求作为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只因“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既然社会的安定、道德的进步都是以物质的丰富为前提的，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管子的理想追求。孔孟从人性本善中推出增加财富是施仁政的结果，并非政治行为的目标，追求重义轻利，经济与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是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的哲学论证，另一方面经济是哲学理想的实现途径。

西方哲学在古代是包罗万象的，所有思想都囊括在哲学之中，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与经济学没有分开，西方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本义为家庭管理术，他认为唯一有用之物即财富，人人都应将获得更多财富为目标，于是将组织和管理奴隶生产财富过程称之为经济。

亚里士多德将哲学中的辩证逻辑运用到现实的经济分析中，赋予经济以谋生手段的含义，他提倡公平、调和及中庸，经济既包括协调夫与妻、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又包括致富之术，并将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结合起来，他用挥霍、慷慨、吝啬分析人对待财物的态度，体现了伦理学中“执两用中”的思想，“在财富的接受和支付上，中间性是慷慨，过度了就成为挥霍，不及了变成吝啬”。“慷慨是在财物方面的中庸之道”。“一个人能对财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财物方面的德性，这样的人也就是个慷慨的人”。用有德性来衡量经济与用财富来衡量德性是亚里士多德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其它如斯多葛派、诡辩学派和伊壁鸠鲁派等都从伦理观点出发观察经济现象，其经济观点又从属于各学派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为政治主张佐证。

总之，在古代没有刻意而为之的经济学的哲学分析，只有蕴含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此时的经济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哲学，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就是经济哲学的视域。

我国近代“经济”更是体现了谋生、生计之意。近代日本借用古汉语中原有词汇，取“经世济民”之意，将西文economy翻译作“经济”，当时我国严复等人则译为“生计”，后由孙中山等人采纳日文译法并介绍到国内。总之，经济更多是蕴含在人生哲学中的安邦定国理想的实现路径。

群己博弈—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在经济学独立于哲学之前，也就是在国民经济学主导人们经济思想之前，经济学试图独立的路径其实是以哲学为其方法的过程，也是哲学思想在经济学研究视野中的展开之途，更是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务实的晚期斯多亚学派重视个体感受和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仅影响了古希腊晚期的政治哲学思想，更波及到了经济领域，出现了个体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倾向。与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相对应的则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野，也成为重农学派的重要理论来源；经院哲学在论述拯救个人灵魂的同时，经济社会也是以个人兴趣和行为作为出发点。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的功利主义，在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强调个人地位和利益的合法性，将追求个人幸福和利益正当化，在伦理上个人的幸福和快乐上升为最高的善，而在经济理论中成为方法论原则。随着中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兴起，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也从被动的自然主义进入理性抉择，从天然为自己转变为理性为自己，对自己的经济行为有了理性的把握；当然这是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重回理性的目标相一致的，虽然经济学还没有完全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还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已经看到了经济学思想中的哲学方法论痕迹。

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

从亚当•斯密、马歇尔到凯恩斯的理论革命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实际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其思路是把社会本质问题、基本矛盾转化为技术问题和具体方法问题，哲学的思辨在经济学说中逐渐淡化，尽管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方法和政策，使理论具备了可操作的优点，但同时他们撇开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研究，使经济学和哲学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分化。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在追逐利益时都会试图达到最大化，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看似冲突中其实可以达到对社会利益的最大贡献，由承认利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构建的社会是符合人性的，就是其在《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为信号、通过影响供求关系，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秩序。所谓“斯密问题”在这里就会凸显出来：经济秩序中的利己主义和道德情操中的利他主义的矛盾。虽然斯密在一致性方面作了努力，一方面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整着每个利己和利他者，每个利己主义者都是互相需要的，在利己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共同利益，达到共富，也就是试图从市场机制上保证利己和利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立法实现一致。

无论是以英国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大卫李嘉图理论，还是建立在实证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试图要实现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人性的复归与内心的宁静。现代经济哲学体系要求，从总体上阐明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对经济关系之间互相交叉的作用和影响，考察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考察人类经济生活及其决定力量。可是适得其反，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精确化，却更加远离了人的日常生活，人失去了位置，人的快乐与幸福在经济逐步繁荣中却逐渐减少；此时，人类不得不反思在市场及规律面前人性消失的原因。经济学在实现独立的同时逐渐远离哲学，只有利益的争夺，而消失了人的情感。

在理性哲学观融入经济思想中从而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已经孕育着它一定会走向其极端，理性逐渐主宰人的生活，理性力量的整体化带来的是人性压制，随着现代经济学的日臻完善，尤其在与现实生活的反复较量中出现了波及范围更广的危机，同黑格尔哲学一样当它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同时而走向了终结。

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跟随资本主义问题而展开的理论企图映射出了其远离人性的社会本质，追名逐利跃升为社会的主题，人退居在经济机器之外变为欲望生产的守夜人，道德的宁静与得失的平衡反倒成为现代人的现实志愿，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虚拟形式下的后现代经济的排挤下，安身立命与个体操持在社会转型中成为财富与贫穷中两极动荡的艰难抉择。

自工业革命到二十世纪中叶，把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界定为对经济增长的片面价值取向的话，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已经明显由对自然的疯狂征服与掘取趋向于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寻求人的幸福与享受；由原来简单的经济增长的线性取向转向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更加渗透了人对自身关怀的、推己及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化生存追求。不为眼前利益所动、考虑可持续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由理性追求达到的财富极致与道德需求的矛盾，呼吁非理性因素进入经济发展的领地，将后现代哲学和谐、差异、共在的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凸显出来，社会进步与个体发展同时成为时代的主题。

哲学发展范文篇9

《中国哲学史》杂志主要刊登中国哲学最新研究成果，它顺应时展的要求，与中国哲学一起共同成长发展，见证了中国哲学由偏重儒学研究转向密切关注多种哲学派别、现实社会领域、中西文化交流等的发展态势。中国哲学发展既受外在社会条件的影响又有其内在自身演化的独特逻辑进程。

一、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国哲学史》杂志大力介绍中国哲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2000年04期，介绍了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德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但研究重点为儒学与现代化，中德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第十二界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使中西哲学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对话。《中国哲学史》杂志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报导，足见它的办刊宗旨和发展动向。2007年03期与2007年04期分别开设了“东亚思想中的道学”和“域外儒学研究”专栏，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在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这些研究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地域界限，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评判中国哲学文化，用一种创新、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孙立真，从三大期刊看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

哲学发展范文篇10

【内容提要】本文揭示了与时俱进的四种基本内涵与形式，对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动因与内容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认为马克思哲学之所以重视与时俱进，主要是使自己的哲学具有新前提、新内容、新形式、新发展和新形态，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内容体现在研究主题、理论前提、哲学方法、根本原理、思维方式、历史视野、对资本主义命运的看法和对共产主义看法所发生的转变等方面；最后指出要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

【关键词】与时俱进/马克思哲学/时代性/创新

【正文】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1-0026-11

从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任何一种思想和学说体系都应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然而，当一种思想体系被确立为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且容易演变为教条主义时，当一个社会的创新精神被抑制时，强调与时俱进就是十分必要的了。马克思的哲学本来就是与时俱进的，这是常识。但值得一提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曾被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教条化，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一定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体现时代的先进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就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与时俱进品质进行研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与时俱进的内涵与形式

不应把与时俱进当作一种套语和口号，说得多做得少，而应深入研究与时俱进的内涵、形式及其精神实质。

(一)与时俱进的内涵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与时俱进的内涵作出了明确规定：“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1](P12)这里强调了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如果把这一规定转化为学术问题，从学术上加以研究，既需要解释和说明，又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发挥。由此我们认为：所谓与时俱进，就是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符合人性发展要求，富于创造性。

体现时代性，也就是反映时代精神。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所谓体现时代精神，就是要抓住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且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从空间上体现时代精神，长期性的问题从时间上体现时代精神，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从认识主体方面体现时代精神。一般来讲，凡是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且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大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当今，我国各地都普遍意识到提高国民素质、开发人力资源、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的重要性。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精神。

把握规律性。规律性都是以常规性、重复性、全局性的问题和现象表现出来的。凡是经常、重复、全局出现的问题和现象，大都反映着其深层背后的规律。经常、重复和全局出现的腐败现象，表明产生腐败现象的一个规律：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产生腐败。

符合人性发展要求。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反对讲人性论，认为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近代资产阶级人性论确实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它用一般的人性维护资产阶级的“人性”和掩盖个人的个性，用资产阶级的“人性”压制了无产阶级的“人性”；它设计出了一套使个人服从工作规则的标准体系，但忽视了人本身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也具有进步的一面，那就是它不断根据和反映人性发展的要求进行社会体系创新，由此取得了很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认识到了人性问题的重要性，提出要分析和研究现实的人性，并在某些方面强调要符合人性发展和人性化的要求。然而，把符合人性发展要求作为一种理论和工作的原则、思路，还没有明确确立起来。其实，符合人性发展要求，也就是不断根据人对自身利益、生存、发展的需求进行实践。这是人在选择过程中必须坚持、遵循的一种价值取向和价值维度。因而，我们既强调理论和工作要把握规律性，又强调理论和工作要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这是对十六大报告所规定的与时俱进的内涵的一种补充。

富于创造性。我们理解的创造性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填补空白的原创或首创，提出了新思想、新学说和新理论，开创了新实践、新事业和新局面；二是修正前人错误观点，纠正了前人错误的实践；三是对前人提出的命题、观点加以补充、充分说明、论证和发挥，补充、丰富和发展前人的观点，把前人的实践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四是把前人提出的观点和思想放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内重新加以系统的组合和定位，进而分析和解决新问题，发挥新的功能，或是由片面的实践走向全面的实践。

这里，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和符合人性发展要求，是与时俱进的“时”，富于创造性，是与时俱进的“进”。

(二)与时俱进的形式

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理解与时俱进的形式。

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具有四种基本形式。

一是自我清算、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也就是自己清算、批判、超越自己以前片面、错误和不合时宜的想法、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以达到自我完善。这种与时俱进具有自觉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境。

二是研究主题、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的转移。也就是随着时代、历史、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和改变研究的主题、重点和方法。

三是通过理论创新形成新的理论形态。也就是一种新的理论对另一种理论的扬弃与飞跃，进而由一种理论形态发展成为另一种理论形态。譬如由朴素唯物主义到机械唯物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演进与更替，就是唯物主义在历史形态上的与时俱进。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唯物主义会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

四是继承与发展，即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老祖宗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继承，但要随着时代、历史、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增添新观点、新思想、新学说、新理论和新思维，发展老祖宗，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如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等。再譬如，与计划经济时代强调“听话、服从、身份、名分、等级，以及义、权、情、靠”等价值体系不同，在市场经济时代，要与时俱进地强调“民主、诚信、个性、多样、独立、自主、平等、创新、业绩，以及利、力、理、立”等新的价值体系。

实践上的与时俱进也具有四种形式。

一是使实践反映时代精神，达到时代所要求的水平，形成新的实践形态。我国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矛盾，因而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使人民翻身解放，夺取政权。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主要矛盾则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当前我党执政实践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就是追求发展。我国首先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夺取政权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当时并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国力基础和人的基础。然而，当时我们误以为只要具备了制度的完备形式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所以比较注重根据“生产关系标准”来选择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模式。结果没有把重心放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上，而一味在社会主义的制度(生产关系)形式上做文章，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付出了沉重代价。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要通过发展从而为其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国力基础和人的基础，这就是在实践上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实际上是从“发展实践”的角度谈论社会主义存在的合法性的。不仅如此，在革命时期，革命的实践方式主要是开展急风骤雨式、歼灭战式的群众运动，而在建设时期，主要是通过循序渐进且深入细致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实践方式推进发展。

二是使实践符合发展规律的要求。如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权力配置资源，所以在实践上人们愿意做官，在对社会的控制方式上主要实行权威控制、人治管理，在人的价值实现方式上，一定程度上注重有“关系”就有位和先天给定论；随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便主要由市场来配置，所以在实践上便必然强调人们必须凭自己的能力参与市场竞争，在对社会的控制方式上实行法制控制、民主管理，在人的价值实现方式上注重有为才有位(竞争)和后天生成论。

三是使实践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如在管理实践方面，根据“经济人”的要求，实行物本管理，确立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反映“社会人”的要求，实行行为科学，实施社会结构变迁的发展战略；适应“文化人”或“主体人”的需求，实行人本管理，实施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战略或可持续发展战略。

四是使实践不断地创新。譬如：我国经济体制上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治体制上由过去过于集中的家长制走向民主法制，实行竞争上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文化方面由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等。

二、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动因与内容

在从一般意义上对与时俱进的内涵与形式加以分析之后，我们再来着重分析与揭示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动因和内容。

(一)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动因

马克思的哲学是与时俱进的。那么，马克思哲学为什么注重与时俱进呢?

一是现实人的发展呼唤马克思哲学必须反映人性发展的要求，具有新的前提。时代观决定人性观，人性观影响哲学的发展。古希腊时期，人更多地受自然界的支配，人主要被看作是自然界的“流出物”，所以那时的哲学形态主要就是自然本体论或宇宙本体论；文艺复兴时期至18世纪启蒙时期，时代的主要任务是人改造自然、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为此必须首先认识自然，于是，人认识自然、世界的理性能力和作用问题被突出出来了，哲学由此采取了认识论形态；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由此必须研究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于是，以现实的人或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为前提，马克思将其哲学确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并用实践的唯物主义取代直观唯物主义。不仅如此，当马克思在早期把人理解为“类”意义上的人时，他将其哲学看作是人道主义，而当马克思在后期把人理解为现实的人和社会的人时，他将其哲学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

二是超越旧理论进而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建立新的理论，具有新的内容。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大多力求建立一个标榜为绝对真理的一劳永逸的哲学体系，体系的保守性和封闭性特征比较明显。马克思认识到这种哲学的历史局限，努力批判、超越旧理论的保守性和封闭性。积极吸收具有时代先进性的一切理论成果，将其建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发展着的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性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就表明马克思哲学具有开放性、历史性的特征。这种开放性和历史性，就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与时俱进。

三是科学的发展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吸收科学发展的成果，具有新的形式。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处在搜集材料阶段，这就是对事物的各个侧面和细节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由此产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机械唯物主义；现代科学发展到整理材料的阶段，这就要求在整合各种实证知识的基础上对事物的整体及其内在联系进行综合研究，由此必然产生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的诞生并具有辩证的性质，就是反映科学发展的趋势且能与时俱进的结果。

四是现实实践的发展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反映实践呼声，具有新的发展。近代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要求使唯物主义成为辩证唯物主义；以往的哲学之所以在社会历史领域提不出科学的理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社会历史领域是受历史唯心主义支配。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必须在社会历史领域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进而使社会科学理论成为科学；近代的唯物主义还是直观唯物主义，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把唯物主义发展成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反映时展要求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创造性地修正、补充、完善和发展旧的哲学理论，与时俱进地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新理论。这叫做新的实践提出新的问题，要求新的哲学理论作出回答，从而与时俱进地推动哲学理论的发展。

五是时代精神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时代化，具有新的形态。近代哲学在总体上属于解释世界的哲学，而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因而其哲学形态主要是认识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阶级矛盾比较尖锐，改变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以及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历史任务被突出出来。马克思站在时代前列，从而与时俱进地把直观唯物主义提升到实践唯物主义的水平，把解释世界的哲学转换为改变世界的哲学，使哲学具备了新的历史形态。

(二)内容

马克思的哲学是与时俱进的哲学。这种与时俱进体现在各个方面。

1.研究主题与理论前提：由理想的人到现实的人和历史的人

1845年以前，马克思研究的主题主要是作为“类”的人的解放和自由问题，也就是理想人性的实现问题。马克思在上大学以前确立的最高理想，就是从事一种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工作；在大学期间，追求的理想是人的自由；在《莱茵报》当主编的工作期间，较为关注的是劳动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命运，认为劳动阶级的生存没有体现出人的本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着重探讨的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德国人的解放，而且认为无产阶级解放和德国人的解放的头脑是人本主义哲学，即使德国人成为人的哲学，是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哲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因此，马克思强烈要求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使无产阶级和德国人成为人。概言之，1845年以前，马克思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理论框架和理论基础，主要是以理想人性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人本主义哲学，其理论前提主要是理想的人。

1845年以后，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标志，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主题和理论前提发生了转换，那就是着重研究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也就是研究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研究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其理论前提主要是现实的人和历史的人。马克思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句话表明其研究主题和理论前提的转换：“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6)这实质上意味着马克思哲学在研究主题和理论前提上发生转变：要从社会关系出发去研究现实的人，即研究现实的人所处的生活世界，尤其是社会关系。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开始集中研究现实的人的社会交往形式、物质生产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认为新哲学的前提就是从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即现实的人出发，而现实的人是受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制约的人，人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在1846年《马克思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着重论述了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类的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的历史的基本思想；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集中论述了生产力决定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观念的核心思想；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集中阐述的核心思想就是：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质言之，1845年以后，马克思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理论框架和理论基础，主要就是以现实的人、历史的人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历史唯物主义，其理论前提主要是现实的人、处在现实生活过程和实际发展过程中的人，其关注的主要是现实的人性和历史变化了的人性。

这种研究主题和重点的转移，是与时俱进的一种形式。

2.哲学方法：由抽象人道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

综观和通观马克思前后的哲学著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与时俱进的。

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抽象人道主义。抽象的人道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是“三段论”：从理想的人性出发(肯定)，看待现实，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的不足(否定)，然后批判、超越现实，向理想人性复归(否定之否定)。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从理想的人性出发，把人主要看作是“类”意义上的人。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评价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和农民的生存处境的尺度，就是人作为“人”所应具有的自由本性；在《德法年鉴》发表的文章中，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和对尘世的批判的主要理论武器，是把人看作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本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方法基本上仍然是从人的类特性——自由自觉的活动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

然而，在1845年之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是从现实的人、尤其是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出发，从社会历史内部寻求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因而其基本特征就是，要求人的活动既要合乎人性发展的要求或人的目的，又要合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且要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对活动主体的要求且积极实现这种要求。从1845年之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都立足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发展过程，来揭示人的思想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来分析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过程的内在机理。

这里的与时俱进，主要体现为一种自我清算、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也就是自己清算、批判、超越自己以前片面、错误、不合时宜的想法、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以达到自我完善。

3.根本原理：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到“反作用论”、“合力论”和“相对独立性论”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一个最大贡献，就是创立了唯物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时代特点不同和革命任务不同，马克思阐述唯物史观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这也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与时俱进的品质。

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马克思着重强调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方式、社会物质生活以及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相对比较“唯物”。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社会历史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唯心史观，创立唯物史观的任务就落到了马克思的肩上。要创立唯物史观，首先必须揭露唯心史观的实质要害及其理论局限，清除唯心史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消极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唯心史观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揭示和发现社会历史发展“动因背后的更深层的物质动因”，没有揭示和发展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的、根本的决定因素和力量。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力图深入到社会历史内部，寻求和揭示“动因背后的动因”，揭示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的和根本的力量，最终马克思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最终的决定力量。由于这一发现，马克思更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取得的初步理论成果是认识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市民社会就是物质的生活关系；在批判鲍威尔唯心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过程中，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在批判施蒂纳唯心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强调要注重人所处的物质生活世界对现实的个人的影响。

但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则坚持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反作用论”、“合力论”和“相对独立性论”，相对比较“辩证”。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特别注重运用国家机器的手段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镇压，对此，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上层建筑、尤其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机器的作用；与之相应，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从理论上攻击唯物史观，其手段首先是把唯物史观庸俗化，将其歪曲成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认为唯物史观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否认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然后再指责其片面性。这在社会上以及德国党内造成了恶劣影响。为澄清事实的本来面目，反驳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和歪曲，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和不良影响，指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马克思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理论斗争的需要，与恩格斯一起，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历史发展的合力推动等历史辩证法的思想。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明确强调立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资本论》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马克思鲜明地强调政治权力的作用。马克思之所以强调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就是因为看到了政治权力对经济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甚至认为，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4.思维方式：由单线论到多线论

1846年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上坚持的是社会形态发展和历史道路的单线论。他认为，包括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已经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它们只能走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并且只有在发达文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放。按照五大社会形态依次演变的单线社会形态发展理论，落后国家和民族只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人类解放所需要的物质财富条件。也就是说，欧洲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和灭亡的道路是惟一的历史发展的普遍道路。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认为生产力是衡量社会历史发展的惟一尺度，生产力的发展是连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结合方式是直接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顺序是必然的，而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整个世界已纳入了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影响是普遍的。

这种观点的积极意义在于强调了物质生产是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进而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然而，这种观点在新的现实面前逐渐显示其历史局限性：它只看到了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结合方式的直接性以及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必然性，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发展具有多种可能的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结合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人的能动的历史选择性；它主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社会历史发展，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人的尺度。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通过对原始社会、俄国农村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日耳曼社会以及人类学笔记的研究，逐渐认识到，应从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来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具有多种形式，它还可以通过交往和借鉴的方式得到突破式的积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不总是一种直接决定的关系，它们既可以直接结合，也可以间接结合，还可以实行跨越式结合，后者可以推动社会形态跳跃式地发展。因此，社会形态发展存在着多线道路，不能把对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概述当作一般的发展道路，让一切民族都必须遵循这种一般发展模式；俄国革命可以跳跃卡夫丁峡谷，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物质生产的方式不一定采用资本主义形式，也不能完全卷入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世界具有特殊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这种多线论的思想实质，既是坚决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统治，倡导人的能动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又是寻求东方社会特殊的发展道路。

由单线论到多线论，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在社会形态和社会历史发展道路问题上的与时俱进。

5.历史视野：由西欧社会到东方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阶段，其研究和理论的视野主要是西欧社会，或者说主要是以西欧社会为背景而建立唯物史观的。之后，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最后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然而，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敲响丧钟，反而经受住了经济危机的考验，呈现出增长的势头，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危机被新的发展代替了；与此同时，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内部出现了分化，革命运动走入低潮；而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之时，东方俄国却正在酝酿新的革命形势。

这种巨大的历史反差，迫使马克思去反思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此，马克思力图研究的视野，着手从历史的时间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原始社会，从空间上去研究东方社会的历史，以此来检验、修正、补充、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首先是受人类学研究和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研究的成果的影响，对原始社会进行研究。19世纪后期，人类学取得了重要进展，人们对原始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的特点有了科学的认识，也对社会历史的基础、发展途径和社会生产的特点有了全新的说明。马克思吸取了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成果，并通过对原始社会的进一步研究，明确提出以下四种观点：(1)支配社会历史发展的双重法则。生产社会受生产劳动法则支配，而原始社会演变的支配法则不是建立在人的劳动之上的，它具有独立的演变基础，即是以自然选择和以人为目的的劳动为基础，社会历史发展受血缘关系支配，因而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只适用于生产社会，并不完全适用于原始社会；(2)劳动的双重性质。在生产社会，人的劳动受交换支配，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而在原始社会，人的劳动是受血缘共同体和血缘关系支配、以共同体和人自身的发展为目的的；(3)交往发展的辩证性。交往具有历史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在原始社会，交往决定着劳动，劳动的性质是受交往关系决定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交往又受劳动决定；只有在自由人联合的基础上才能占有和支配社会生产力的成果，这时，交往才能成为个人全面发展的财富和根本力量。因而，交往经历了以血缘共同体关系为主导的原始阶段、以劳动交换为主导的非原始阶段和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阶段；(4)农村公社的历史优越性。作为古代制度的农村公社是最早的自由人联合体，它既承认公有制与共同体的发展，也承认个人所有与个人的发展，因而它并不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它可以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和具有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其次是受俄国革命和民粹派的影响，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俄国正在酝酿的无产阶级革命引起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在与民粹派的交往中，马克思感觉到东方土地所有制问题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便把研究集中在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来。通过研究，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跳跃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如果当时俄国具备内部和外部等各方面条件，便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苦难。这一设想的实质，就是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是多样的，俄国不一定必然走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其目的是要把先进的交往形式与先进的生产力结合起来，实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生产和生活。这里，马克思关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的成就与在交往形式方面的历史缺陷的方法论，以及东方的某种交往形式与西方发达的生产力相结合的思想，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关注西欧社会到关注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是马克思在历史视野方面的与时俱进。

6.对资本主义命运的看法：由“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会”

19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以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命运的基本看法，可以归结为《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必然”。在1848年，马克思明确坚信，资产阶级必然灭，无产阶级必然胜利；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在1863—1867年间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时，马克思对他的预言有所保留和修正，但依然认为资本主义企业、银行和信用制度的变化只能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到1873年资本主义出现危机时，马克思断定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不祥之兆，必然走向灭亡。

然而，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失败，尤其是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使马克思初步感觉到资本主义不会很快走向崩溃。不过，此时他依然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却给予一定的补充：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真正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预言加以保留和修正的原因，是19世纪70年代后期，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经受住70年代危机的冲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形势的逆转和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分化并接受改良主义。这种现实的变化使马克思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的命运作重新思考和研究，并修正个别的历史论断，于是他毅然作出决定：不出版《资本论》第二卷。总的来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命运看法的改变体现在以下三点：(1)“两个决不会”。也就是“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P32)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危机本身被新的发展代替了，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强的扩展能力，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便纠正了他在参加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提出的一些想法；(2)仍然必须推翻资本的统治，资本主义最终要灭亡，因而革命仍然要进行，因为资本主义给人的发展带来许多致命的灾难，其生产具有非人的性质，但资本主义灭亡具有多种形式，应积极寻求资本主义灭亡的新形式和革命的新道路。应积极推动俄国革命的发生，并以俄国革命带动西方革命。当然，俄国革命必须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配合才能成功；(3)应根据人的尺度来寻求发展物质财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形式，寻求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和东方社会交往关系的优越性相结合的新形式。

由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会，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命运看法方面的与时俱进。

7.对共产主义的看法：由“注重人的自我异化扬弃的共产主义”到“占有全部生产力成果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

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是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联系一起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物对人的统治。与此相对立，共产主义就应该是异化劳动的扬弃，是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具有以下三层含义：(1)“通过人”。这就是说，共产主义是以合乎人性和人的发展的方式发展的，而不是通过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物对人的统治的方式发展的；(2)“为了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生产物质财富本身；(3)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人和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矛盾的解决。上述理解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人本主义。

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理解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野，使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成为科学。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使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有了新的理解。根据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必须寻求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寻求到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形式，但对人的发展的限制并没有真正改变。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作了新的理解：(1)共产主义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共产主义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资本主义现存的条件变成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条件——笔者注)，为此就必须消灭私有制；(2)共产主义具有“为人”的性质。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切生产和交往的条件都是为个人而存在的，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3)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有个性的个人才能真正确立起来。这就是说，共产主义既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相关，它是社会对生产力总和以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占有，而这种占有也就是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也与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内在本质的联系。

这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解上的与时俱进。

三、几点启示

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与时俱进品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要完整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过去，我国学术界的许多人较多注重马克思在1845—1859年之间形成和表述的经典唯物史观的思想，而对马克思晚年的哲学思想及其创新与发展研究不够，因而往往把1848年以前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当作其整个哲学思想，结果易造成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片面性理解，也给我们的实践带来某种失误。比如对马克思晚年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多种结合方式以及多线论的思想，我们就注意得不够，结果过于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直接决定作用，限制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空间。

当代西方一些学者比较注重研究马克思晚年的哲学思想。然而，他们往往认为存在着两个马克思，而晚年的马克思是对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种倒退。其研究的实质，就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忽视晚年马克思所作出的新的探索及其创新价值。

其实，晚年马克思的哲学探索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既可以帮助我们完整理解马克思的全部思想，从而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也可以从中挖掘出新的具有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思想。在马克思那里，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和创新具有两种值得我们注意的方式：一是他对前人和他人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二是他在晚年对自己以前形成的思想的创新与发展。1845—1859年之间的马克思主要是对前人和他人的解放思想和创新，其成果主要就是创立唯物史观；晚年马克思更多的是对自己已经形成的思想的解放和创新。虽然马克思经典唯物史观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创新对我们更具借鉴意义：这不仅因为超越他人思想相对容易而超越自己确立的思想相对难，马克思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精神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创新和发展具有典型意义；而且马克思晚年的不少思想(如多线论、交往主体性等)以及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对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实践性当然是最主要的。然而，自我超越与自我批判也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而且是马克思哲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强调实践，实践既是改变客体的活动，同时也是改造主体的活动；马克思哲学就是在不断批判和超越中确立的，也是在批判和超越中发展的。他经常对自己提出的哲学观点作自我批判，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清算自己曾经具有的哲学信仰和错误认识，而且反对别人把自己的观点当作标签和套语加以教条化，以及当作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加以固守。教条主义往往把马克思哲学的某些结论加以教条化，看似捍卫马克思哲学，实质在损害马克思哲学的形象。

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

一些人存在着固守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么只是辩证唯物主义，要么只是历史唯物主义，要么只是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哲学形态依然要继承和坚持，但也要随着时代、时间和科学的发展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马克思哲学就是由直观唯物主义走向实践唯物主义，由机械唯物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由历史唯心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当今处在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时代，也处在日趋走向以人为本的时代，人的主体在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至于这种新的哲学形态究竟是什么，需要经过探索和研究来确定，但建构哲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四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目的之一就是运用其科学有效的方法论来分析和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这里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区别方法、问题和结论。马克思哲学包括方法、问题和结论三个基本层次，我们更需要的是马克思哲学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而不是某些具体的结论。一些人往往重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具体结论，而轻视其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有害的。1917年十月革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强调阶级斗争，这就是重结论轻方法的表现。二要解决原则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目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着“回到马克思”与“强调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人”这两种观点和倾向。这种倾向的动机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好的，目的在于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然而，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意义更要从中国实践出发。根据中国“原则到位而实践不到位”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还应从中国的实践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好的原则之所以在中国实践中难以实现，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运作机制中的“官本位”，对此，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在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寻求具体的解决方法，如果一些好的原则只停留在空中，那是无济于事的。三是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现形式问题。也就是要研究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在这种研究中，正确处理理论继承与理论创新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既不能丢掉其基本思想和核心思想，也不能“唯马是马”，一定要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收稿日期：2003-08-10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