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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科技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6 09:55:25

哲学科技论文

哲学科技论文范文篇1

在西方，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近40多年。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即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阶段，经过长期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之后，对于西方技术哲学乃至西方学术，国内存在大规模引入的现实需要。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之后的西方哲学家的论述和著作，相继被翻译引进到国内。在这场传播西方的运动中，西方技术哲学著作的翻译是比较引入注目的。在西方技术哲学刚被传入中国的这一阶段，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期刊论文数量并不多，中国知网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篇论文，而且几乎都是翻译性、介绍性的。从的先后顺序来看，1978年，《哲学译丛》吴伟翻译了法国技术哲学家T.赛雷佐埃的《美洲的技术哲学》一文。该文指出，自196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圣巴尔拉民主研究所召开座谈会之后，技术哲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美洲便开始出现。T.赛雷佐埃通过整理美洲技术哲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将美洲技术哲学的讨论议题概括为：技术与价值、科学与技术在价值上的中性问题、技术社会以及虚无主义等问题。1982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第一期对西德柏林技术大学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Rapp）教授的《分析的技术哲学》（AnalyticalPhilosophyofTechnology）一书进行了介绍。介绍指出，弗里德里希在书中全面论述了刚刚在欧洲兴起的技术哲学的历史及近况，并作出了批判性的评价，引起了德国乃至欧洲大陆众多学者的讨论。弗里德里希认为，技术现象的复杂性要求人们进行多方面的考虑，包括人力和物力的先决条件以及技术推断与技术行动的方法和结构。介绍还指出，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将引发技术哲学、科学哲学、普通哲学、科学技术史以及社会学的学生与研究者们的兴趣。同年，刘东珍发表了《技术论的形成——日本技术论研究》的文章，概述了以户坂润为首的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提出的技术论。刘东珍指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户坂润、科技史家冈邦雄、技术哲学家三枝博音为首的唯物论研究会，将日本技术论的研究与马克思的技术观相结合，形成了日本的技术论理论。刘东珍的文章，可以说是首次在国内概述了日本技术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陈昌曙教授也于1982年发表了《简论技术哲学的研究》一文，简要介绍了技术哲学在德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的发展状况，还特别提到了德国技术哲学家凯普（E.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和斯基默的《技术哲学》这两部著作。他指出，西方技术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技术的概念、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的关系、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以及技术史研究的原则与价值，等等。通过对国外技术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陈昌曙就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进行了全面论述，为国内技术研究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1983年，邹珊刚在《汉江论坛》发表了《技术与技术哲学》一文，提出国外的学者已经将技术哲学研究看成是现代思维的新倾向和哲学的新潮流。他介绍到，亚历山大•S•柯亨斯基的《哲学与技术——现代思维新的倾向》、M•邦格的《技术的哲学输入与哲学输出》、E•卡普的《技术哲学导论》、Z•《技术哲学》等专著都强调了在技术思想中研究技术的哲学的重要性。邹珊刚还指出，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兴起，吸取外国技术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这种吸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分支——技术哲学。邹珊刚的文章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强调国外技术哲学对我国技术哲学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外技术哲学的传播。

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术哲学在我国传播的特征

这一时期，西方技术哲学也开始抵达久违的中国文化界，并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工作开始起步。总的来说，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技术哲学的经典文献，不过还尚未开始系统的介绍，还停留着为数不多的简单翻译传播上。从知网的文献记录来看，这一阶段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世界科学》、《哲学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的一些译文、介绍性研究论文。可以说，这些翻译研究成果给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开启了一道思想启迪之门。

第二，科学技术哲学成为自然辩证法改革开放的一扇窗。改革开放以来，被久闭的国门再一次被打开，国外的新思想、新知识、新学科蜂拥而至，许多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以及边缘学科研究遍地开花。“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都在国内落地发芽。西方技术哲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重要论文、著作的被翻译出版，同时研究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本土著作也开始出现。到70年代末，科学哲学作为自然辩证法中一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解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流派，吸引了一批哲学爱好者的研究兴趣，并使之最后成为与国内已有的自然辩证法哲学传统相区别的另一种传统。

哲学科技论文范文篇2

评价具有导向性，期刊评价也不例外，而且期刊评价对于期刊本身的导向性影响可能还在其次，更突出的影响体现在以在相应期刊为主要任务的研究人员及其研究取向上面，而这将直接影响到一些具体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工作。由于对科技期刊所知不多，这里只就人文社科期刊的评价及影响略谈一二。

目前针对国内人文社科期刊的评价体系，大致主要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主导研制并公开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一般简称“北大核心”，或统称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推出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一般简称“南大核心”，或直接采用英文首字母缩略语“CSSCI”指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制定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这三大评价体系，是遴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的期刊时，要求必须同时具备的一项基本条件，因而其认可度更高一些。其他的期刊评价体系，虽或有所闻，但其影响力有限。而像SSCI这类国际上广泛认可的期刊评价体系，尽管在国内受到热捧，甚至有不少期刊觊觎已久，跃跃欲试，但即便有国内期刊入围，终究不过是个位数，加之受到语种的限制，中文期刊也不可能大范围获选，因而其影响更多地指向于人文社科研究者的投稿冲动方面。三大期刊评价体系中，“北大核心”的历史较为悠久，影响范围更加宽广一些，既包括人文社科期刊，也包括科技期刊，正如其新版扉页所标示的“中国期刊订阅指南”字样，作为一种期刊评价体系，它主要是为各图书馆了解、订购期刊提供便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除了对评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有硬性要求外，其介入实务的程度尚有限；而“南大核心”，由于其数据近年来陆续被众多高校和科研单位采纳，作为评价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客观指标，因而围绕着CSSCI来源期刊的进进出出，每一次公布入围的期刊名单，都会在期刊界和人文社科界掀起一番热议，显示出其影响力正与日俱增。

“南大核心”对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影响，远不止于相关期刊在显著位置所标注的“CSSCI来源期刊”这几个英文字母和汉字的组合这么简单，而是影响到期刊所刊载的论文是否属于各高校、科研单位的统计成果，进而影响到论文作者能否顺利地通过认定乃至晋级，这也就间接地影响到相关学科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对期刊所抱持的态度。能够得到认定，有助于个人晋级的期刊，理所当然受到青睐；而无助于个人晋级，得不到认定的期刊，事实上形同鸡肋。这种重“椟”轻“珠”的做法，导致教师和研究人员为了自己的论文能够获得录用，必然要迎合CSSCI来源期刊的要求来撰写和修改。对于相关期刊来说，如何能够在以后的CSSCI来源期刊评定中站稳脚跟，不仅事涉期刊声誉，更关系到期刊自身能否顺利吸引优质稿源，继续保持高的学术质量。这就必然影响到期刊方面在稿件的选择上，会更加倾向于选用那些有助于提升自身影响因子的论文。像《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由于人文学科稿件的影响因子一直不高，后来就不得不转而刊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以图挽回颓势，可惜为时已晚。教育学科期刊面临的问题，同样如此。有些二级学科、有的研究领域，很少甚或没有相应的高水平的CSSCI来源期刊，而一些综合性期刊如果刊登这方面的论文，自然会有牺牲一定影响因子的风险。这就必然会影响到某些学科和领域的研究人员，为了论文能够顺利发表，必须适当变通乃至转换自己的研究兴趣。这对于弱势学科和相关的研究领域，不啻于雪上加霜。这一状况，对整体学术生态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哲学科技论文范文篇3

如何确认某种中文期刊是核心刊?目前国内核心期刊目录以那种为准?答：目前国内出版核心期刊目录的主要有四个机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

(1)《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159.226.100.178/html/lyqkb.htm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资助,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核心库的来源期刊经过严格的评选,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扩展库的来源期刊也经过大范围的遴选，是我国各学科领域较优秀的期刊。学科范围：理、工、农、林、医及管理科学。来源期刊表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核心库期刊：645种(以*号为标记);扩展库期刊：351种。该库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推选人、自然基金委资助项目后期绩效评估等指定查询库;自然基金委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查询库。

(2)《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wanfang.calis.edu.cn/kjxx/6.html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主办。收录中文科技核心期刊1200多种。学科范围：自然科学领域各个专业。该数据中心每年根据数据库论文收录数量国内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各单位、各部门科技排名情况。我校科技处公布的“北京交通大学论文分类标准”中理工类中文期刊即参考了该数据库收录核心刊情况。医.学.全.在线.网.站.提供

(3)《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localsev.lib.pku.edu.cn/cjc/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主持编纂。收录中文核心期刊1571种。学科范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专业领域，分属七大编75个学科类目：第一编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第二编经济第;三编文化、教育;第四编自然科学;第五编医药、卫生;第六编农业科学;第七编工业技术。每种核心期刊均有详细的书目信息和对期刊内容的简单介绍。该“核心刊目录”综合性强，在高校范围内影响很广泛。

(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www.cssci.com.cn/cssci_qk.htm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办。2000、2001年度收录中文期刊共419种，另加海外华文期刊16种。我校科技处公布的“北京交通大学论文分类标准”中社科类中文期刊即参考了该数据库收录核心刊情况。以上四种核心刊目录1、2以理工类为主，4为社会科学类，3是各学科综合性目录。读者可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核心刊目录浏览检索。

哲学科技论文范文篇4

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办。2000、2001年度收录中文期刊共419种，另加海外华文期刊16种。我校科技处公布的“北京交通大学论文分类标准”中社科类中文期刊即参考了该数据库收录核心刊情况。以上四种核心刊目录1、2以理工类为主，4为社会科学类，3是各学科综合性目录。读者可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核心刊目录浏览检索。

2、《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资助,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核心库的来源期刊经过严格的评选,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扩展库的来源期刊也经过大范围的遴选，是我国各学科领域较优秀的期刊。学科范围：理、工、农、林、医及管理科学。来源期刊表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核心库期刊：645种(以*号为标记)；扩展库期刊：351种。该库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推选人、自然基金委资助项目后期绩效评估等指定查询库；自然基金委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查询库。

3、《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主持编纂。收录中文核心期刊1571种。学科范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专业领域，分属七大编75个学科类目：第一编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第二编经济第；三编文化、教育；第四编自然科学；第五编医药、卫生；第六编农业科学；第七编工业技术。每种核心期刊均有详细的书目信息和对期刊内容的简单介绍。该“核心刊目录”综合性强，在高校范围内影响很广泛。

哲学科技论文范文篇5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新变化，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东京大学（下简称东大）及日本大多数大学的建制与英美俄中皆不同，据说源出于德国的制度。东大文科的设置结构在历史上变化甚大。东大初创期（1877—1884）文学部除哲学科外，包括政治学及理财学科、和汉文学科。1885年政治学、理财学编入法政学部，同年文学部和汉分家，分为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在帝国大学时代（1886—1895），人文学科已形成文、史、哲、语言的基本学科内容。到东京帝国大学（1897—1945）初期则明确确定文学科、哲学科、史学科三大学科的人文学科结构。这种结构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1946年时三大学科共21个专修科（专业）。1947年恢复东京大学，旧的专业名称如“支那哲学”“支那文学”改称“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取消了文史哲三“学科”，而使19个专修学科都自成为“学科”。中国哲学也成为19个学科之一。1963年，文学部的21个专修课程被重新归入四个新的大类：第一类文化学，第二类史学，第三类语学文学，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学学科的内容，但从大类的名称上说，“哲学”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变也可以说在60年代已经开始。这样的四大类结构至今未变，只是不断加以局部的调整。1988年，把原属“文化学”中的印度文学改入“语学文学”类，把原属“文化学”的美术史改入“史学”类，又把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改称为“行动学”。1994年，类与类名未变，但专修课程的名称（相应地研究室的名称）作了较大改变，“中国哲学”改为“中国思想文化学”，“国史学”改为“日本史学”，“国文学”改为“日本文学”，“印度哲学”改为“印度哲学佛学”等。此外还增设了朝鲜文化、澳洲语言（土著）等亚洲文化研究的课程。1995年，学科的四大类更名为：一思想文化学科，二历史文化学科，三言语文化学科，四行动文化学科。四大学科共26种专修课程，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学科全部变为“文化学科”，这种名称上的汉字形式的改变无疑体现了东大人文学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发展的一种变化动向。在1995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的“修习注意”中说：“本专修课程领域甚广，研究时代可从上古（甲金文）至现代（、新儒家）各时代中选择。领域包括中国思想、哲学，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和文化（语言、艺术’风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间宗教）、科技（天文、医学、农学）背景，可从中选择。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沟通、中国与日本及中国与西洋思想之比较。”这个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具体地了解这种变化的内涵。

东京大学大学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学部中，“综合文化学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东大各学部皆设在东京市内的本乡校园，综合文化学科则与各学部不同，设在距市中心较远的驹场校区，属教养学部。据说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国立大学的教养学部，而东大的教养学部却得以保存，此端赖其综合文化学科的活力及表现。综合文化学科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硕士课程有七大类，其中“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设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课程24门，“地域文化研究”专业设课程达48门，“文化人类学”专业设文化理论、文化过程、社会人类学等课程27门，虽然其中含有不少演习课程，但其课程开设的数量确实令人惊叹。七类之外，在“广域科学”专业中还有科学史、科学哲学及大量边缘交叉学科。综合文化学科产生的历史也许有其特殊的缘由，而这一学科已经成为今天东大最具活力的一个部门，也是东大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文教交流特别活跃的一个学科点，相当突出地体现了“文化研究”在现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来，东大的教育一直维持着“大学—学部—学科—专修课程”的主体结构，例如现在的文学部—思想文化学科—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思想文化学科下有七个专业：哲学（专指西方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学、印度哲学佛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伊斯兰学。学部主要担当本科教育的责任，故以学部为部门名称的作法体现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方针。东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养学部修完两年前期课程，然后进入学部，选定一个专业修后期课程。如选定文学部的思想文化学科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学科的其他六种专业课程。每一专业都规定了后期课程在该专业应修的科目和学分，一般学生在三、四年级应修科目6—8项不等，需完成专业学分约40—44个。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社七种必修科目：中国思想文化学概论、中国思想文化史概说、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思想文化学特殊讲义（专题课）、中国思想文化学演习（资料课）、毕业论文，共44学分，其中毕业论文12学分。此外还要必修东洋史、中国语中国文学等文学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学分。在“学部—学科—专业”的结构下，专业与研究室相对应，如思想文化学科有七个专业，即有七个研究室，分别承担其专业课程。整个文学部26个专业，即有26个研究室，类似我们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学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国人教师5人。其中思想文化学科（哲学类）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为2—4年，多由新毕业的博士生充任。教员的数量比我们（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东京大学的文学部相当于中文一般说的“文学院”，现在台湾的大学如台大、政大、辅大等也还都有文学院，作为大学和系之间的一层机构。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学生一二年级在教养学部，三四年级便直接进入学部下的专业，由研究室来管理，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学部下面没有“系”一级，学科或在名义上也可称为系，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机构，学科或系亦无实体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学部来管辖，而以研究室为教员人事和预算执行的基本单位，这是体制上的最大不同。在这种体制下面，显然教育的重点是落实到专业的教育；由于较早进入专业，本科毕业时的专业水平比较高。但由于从教养学部一下子进入专业研究室，学科的统一性不被强调，学科的整合意义没有了。一个后期学生从三年级起在专业研究室的团体中学习和活动，这是集体文化和专精技术结合的例子，但一个进入中国哲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没有一个机制保证他学得必要的哲学类课程。从我们习惯的“哲学系”的立场来看，其长处和短处还值得研究。

上面说的是文学部和它主要承担的本科教育，再来看东大的大学院即研究生院。1992年东大的大学院由12个研究科构成，即：人文科学研究科、教育学研究科、法学政治学研究科、社会学研究科、经济学研究科、综合文化研究科、理学系研究科、工学系研究科、农学研究科、医学系研究科、药学系研究科、数理科学研究科。这些研究科也可以看成为研究生院的系。在研究科下设专攻（专业），1992年时人文科学研究科下有20个专业提供研究生课程，如西洋史学、东洋史学、考古学、伦理学、心理学、美术史学、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等。当然，并不是每个研究学科下都有这么多专业，除了工学系下有25个、理学系下有14个专业外，其他系科的专业较少，如法学政治学有4个、经济学有3个、社会学有2个、数理系只有1个专业。人文学科的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构规定有必修的学分，硕士课程标准修习年限为二年，博士（第一种）课程标准修习年限为三年。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课程必修学分为16，选修学分为14，课程修了者即获得学位；博士课程必修学分12，选修学分8，共20个学分。

在以培养本科学生为主的观念下，应当这样说，大学院的研究生课程是由学部的教员来兼任的。每一专业在每一年都有事先制订的教学课程。以1992年为例，东大大学院的中国哲学专业设14门课程，其中10门为特殊研究，4门为演习。特殊研究相当于我们的专题课，演习相当于我们所谓资料课。1992年的特殊研究课程，从殷周青铜器到清代思想与文学，几乎各个断代都有安排，并且这些课程大多是跨两个学期的。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从外面来到东大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会有这么多课程可供选择。我也才明白，为什么来北大的进修学者常常抱怨我们开的课程少。1992年担任中国哲学专业课程的有14位教官，教授8人，副教授4人，非常勤讲师2人。所谓非常勤讲师，是指外聘的兼课教师，不在本校编制之内，但其本人的职称可以是教授或副教授。14人中12人为本校教师：4人来自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3人来自教养学部，4人来自东洋文化研究所，1人来自社会科学研究所。用我们的话来说，4人是系里面教研室的教师，8人则来自校内的基础课和研究所。该年度与哲学相关的任课者共60人，其中教养学部6人、研究所10人，非常勤13人，这意味着有将近50%的任课人员来自文学部之外，即使只计算不在编的外校兼课者，也达22%。而按1995年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课程来看，9位教师担任的16门课程，5人是自外校聘请的非常勤讲师。在教育资源共享的方面，东大的经验应该是可以借鉴的。

1995年东京大学大刀阔斧地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将大学院的人文科学研究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科合并为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并提出把大学院重点化、部门化。就是说，大学院将取代文学部成为大学的重点，成为部门的名称，大学将转变为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这也就是池田教授文章那句开门见山的话的来由。而此后文学部的教学就应当说来由大学院的教师兼任了。这一年大学院的专业设置更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调整，不仅研究科和专业大加改变，专攻下又设研究方向，研究方向又可分为若干专门分野（专门领域）。如整个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改编为五个大专业：基础文化研究专业、日本文化研究专业、亚洲文化研究专业、欧美文化研究专业、社会文化研究专业。五个专业下共有18个研究方向，这18个研究方向又共包括27个专门领域。在基础文化研究专业的四个研究方向中有“思想文化”，其下又分为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四个专门领域。而在亚洲文化专业的三个研究方向中第一个是“东亚研究”，其下有三个专门领域：中国语中国文学、东亚历史社会、东亚思想文化。这个“东亚思想文化”专门领域便是我们以前显赫的“中国哲学”在今天的栖身之所了。换言之，从前所谓“中国哲学”的研究，在今天的东大大学院，不仅不属于“哲学”学科，也不属于“思想文化”研究方向，而变成“东亚研究”方向下的一部分了。事实上，中国文学、中国史和中国思想一样，在这个新的格局中也都业已变为“东亚研究”方向的某一方面了。

日本大学的人文教育中向来只有“论文博士”的制度，即博士课程研究生毕业后，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的积累，在50岁左右时再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以为博士学位的申请论文，通过一定的答辩程序（不一定在母校），获得文学博士的学位。因此，博士研究生在“课程修了”之后，不必作博士论文，当然也不得博士学位，随即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工作。90年代日本大学教育改革的一个动因是在“国际化”的潮流中建立“课程博士”制度的需要。在课程博士的制度下，博士研究生修得所有必需学分后，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即获得博士学位，一般称为课程博士，以与传统制度的论文博士相区别。这无疑是对近十年大量外国学生在日本留学而要求获得学位相适应的。据池田教授的文章说，东大94、95年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研究生在五年中提供建立在广阔视野之上的跨学科教育，为社会输送兼有专深知识和广阔视野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同时，经过这些改革，“文学部在拥有与本科一一对应的研究者的基础上，完成了向以培养研究者为任务的大学院大学的转变”。说明近来的体制及学科改革都与课程博士制度的建立及大学基点的转型背景有关。

透过东大近年在教育目标（大学院大学、课程博士）、教育体制（专业设置、讲座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我们更注意的是其中所体现的学科调整和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变化。集中起来说，就是：扩大文化研究，发展地域研究，注重跨学科交流。特别是寻求一种整合的“亚洲研究”的意识非常强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地域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亚洲研究”上面。从前东亚各国的各个方面的具体研究，现在都被纳入一种“亚洲研究”的框架和视野中来重新审视和研究。在一般的意义上来看，日本80年代后期以来对文化研究和地域研究的强调，包括晚近对社会史研究的强调，显然都是受到美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的流行模式和趋势的影响。特殊地说，在东亚的整合性研究方面，东大的人文学改革是与日本学术界80年代后期以来“亚洲研究转向”是一致的，是受到此种研究发展的影响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93年开始出版至1995年全部出齐的七卷本的“从亚洲出发思考”（参看孙歌在《读书》上的介绍）的宏篇巨制，不仅被许多学校立即作为参考书，东大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1995年即在“多分野交流”课程中设“‘从亚洲出发思考’的思考”系列讨论班课程，由该书撰写者轮流主持相关讨论，引起了相当多的注意。1996年度开设的“历史与地域—亚洲史中的日本殖民地”、“亚洲文化与民族主义”课程，都是在该书的研究框架引申出来的多学科交流的亚洲学研究专题。

东京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当然不能代表日本人文社会教育的全部，在有关哲学的教育方面，早稻田大学便与东大不同，其他学校也往往各有其特色。但以东大的地位和影响来说，该校近两年的改革及其所反映的日本人文学研究的变化动向应当是值得注意的。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有着自己的传统和理解，有在中国现代化过程遭遇的特殊课题，但在中国的人文学及人文学教育处在转型和摸索的今天，注意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及其对我们所具有的意义，更是必不可少的。

哲学科技论文范文篇6

一、平面设计的应用

PS的应用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很多平面设计问题都可以通过PS解决。PS强大的功能设置让平面设计这门专业艺术类别看上去与艺术关系不大，似乎完全是现代化社会的产物，更加符合机械制造和互联网时代的需要。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认定，平面设计已经不再需要艺术作为基础和指导？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从本质上说，平面设计基于的并不是PS这款软件的功能，而是基于这些功能对艺术设计的满足。社会不断变化发展，计算机艺术取代了部分传统艺术形式，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改变艺术的本质要求，包括美学的内容、艺术的本质、艺术感受等，都需要艺术思想和理论作为指导。现代社会更需要专业门类的不断综合实践，不能因为学科划分而忽视了专业之间的共性。具体从应用方面说，平面设计的应用已经深入各个行业，很多基础性工作，包括整体设计工作，都需要利用平面设计来完成。要了解平面设计的应用，实际上了解下面这些设计软件就可见一斑了：Photoshop、CorelDraw、Illustrator、InDesign、PageMaker、Freehand等。这些软件主要应用在设计领域，如广告公司、宣传公司、文化传播公司等。当然，现实的应用不等同于全部的艺术内涵，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平面设计的应用中应该不断增强艺术的思维，借鉴其他艺术设计形式，如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和服装设计等。

二、平面设计存在的问题

当前，平面设计领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学科与专业建设的缺失。一些高校的平面设计专业过于注重相关软件课程，如PS等，虽然这些课程可以让学生了解并熟练使用软件，却缺失了相关理论的配套，如相关艺术理论等课程。这样的课程设计缺失表面上看是教学缺失，实际上却是艺术缺失。学生学习了软件，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什么说一切学科来源于哲学，原因就是如果某种学习不能上升到思想层面，那么这样的学习也就失去了知识储备的最本质意义。没有哲学层面的思考，PS就仅仅是一个设计工具而已。平面设计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短时间内被忽略了，这些平面设计问题导致了现实中的一些矛盾与困惑。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一味从软件入手，更多的是要坚持平面设计的内涵和各种要素意义，真正将平面设计作为问题的存在和出发点，在艺术领域内解决问题。二是平面设计软件对动手能力的无形损害。如同依赖使用电脑输入文字，导致一些人难以写出一手好字。设计者不要过于依赖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便捷性，必须认清一点：有时候便捷性是以损失艺术性为代价的。

三、平面设计的未来发展

谈到未来，很多时候涉及概念性的观点和问题，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基于现实的基础进行分析和畅想。平面设计的应用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带来的现实内容。平面设计的未来取决于人们如何利用现代技术处理艺术问题，如何更深入地坚持艺术理念来把握平面设计的应用，这是一对矛盾，更是一对必须一起面对的问题。平面设计在未来的发展有以下三个主要表现：第一，平面设计的设计未来。设计实际上是依据当前的设计概念和理念的发展而产生的，设计的未来是多元化的，会更加依靠科技成果的辅助，科技与艺术的结合是大势所趋。第二，平面设计的哲学未来。哲学主要是理念层面的，后现代与现代的争执会作为一个焦点而存在，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要坚信科学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要坚持适应新的艺术形式；同时，我们也要更加尊重传统，更加注重把握传统的内涵。第三，平面设计的美学未来。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如何使事物更加具有美的内涵，需要我们重新定义和把握现代美的概念，而不是一味用传统美学要求现代艺术形式。

作者:高卉卉单位:哈尔滨铁路局疾病预防控制所

参考文献：

[1]牛彦然.视错觉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2]梅洹林.肌理元素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哲学科技论文范文篇7

1不断开拓前进，逐步成为团结全市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和学会之家

50年来，**市社联经历了筹建成立、恢复发展、繁荣发展和创新发展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市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专家开始筹建学术组织。1952年12月，中国史学会**分会成立。1956年10月以后，**市教育学会，中国哲学学会**分会，**市语言学会，**市经济学会相继成立。5个学会共有会员300多人。在**市委的关怀下，**市历史、哲学、教育、经济、语言五个学会联合筹建**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并于1958年3月16日成立筹备委员会。3月29日，**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简称**社联）召开成立会，选举产生了由38人组成的**社联第一届委员会，市委文教部部长梁寒冰同志任主任委员。同时，建立了**社联办公室。5月15日，**市市长黄火青为**社联签发了**市人民委员会社会团体登记证。当年11月，**市委批准成立市委社会科学工作小组，并明确该小组即为**社联党组。梁寒冰同志任党组书记，左健同志任党组副书记。**社联的成立，调动了全市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党和政府工作服务。“”中，市社联办公室被取消，市社联和各学会也被迫停止了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市委于1978年12月批准恢复**市社联。1979年2月，市社联办公室恢复工作。6月起，市哲学、经济、历史、教育、语言学会相继恢复活动。9月，**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代表会议召开，通过了**市社联章程，选举产生了由73人组成的**社联第二届委员会，市委书记刘刚同志任主任委员。为了加强党对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市委于1981年1月确定“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是市级人民团体，应与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科协等同等待遇，由市委直接领导”。截至1986年10月，**市社联发展成为包括哲学、经济、语言文学、历史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各大学科的145个学会、研究会，组成了一支拥有2万多名在籍会员、300多个团体会员单位的社会科学理论队伍。为了适应学术组织迅速增加、学会活动日趋活跃的形势，1981年4月经**市编委批准，市社联机关由市社联办公室扩展为学会工作部、编辑资料部、普及部、办公室4个职能部门。1984年12月，**市社联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29人组成的社联第三届委员会，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肖元同志任主席。聘请刘刚同志为名誉主席。

1988年12月，**市社联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市长李瑞环，市顾委主任郝田役，市委副书记谭绍文、聂璧初等市领导出会开幕式。会上，李瑞环同志写了重要批语：“发展社会科学对于搞好改革和建设极为重要，当前在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现在是需要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极好时机。**有力量，有成就，应当搞得更好一些。”为了更加广泛团结组织全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这次代表会议决定，将社联更名为“**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58人组成的市社联第四届委员会，市委常委黄炎智同志任主席。聘请刘刚、肖元、滕维藻同志为名誉主席。1994年10月，**市社联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81人组成的社联第五届委员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远鹏同志任主席。聘请肖元、黄炎智、滕维藻同志为名誉主席。

到1999年年底，全市共有113个市级学会注册登记为法人社团。学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学术活动的繁荣开展。据粗略统计，1987年至2001年间，市社联暨所属学会研究会共举办各种学术活动2800多次，参加活动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约120多万人次，涉及了各个学科的学术探讨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对策研究，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智力服务，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1988年10月，经**市新闻出版管理局批准，市社联编辑出版的《**社联学刊》更名为《理论与现代化》，并于1989年3月公开出版发行，2008年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为我市社会科学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一个新的阵地，市社联逐步成为全市社会科学工作者之家。2002年，根据**市学校布局调整的需要，市社联搬离马场道4号办公地址，经过两年多艰苦奋斗，在成都道52号建成办公新址，为社联机关和**社科界创造了一个功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便利宽松的办公、活动场所，成为市社联机关建设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2发挥自身优势，深入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多年来，市社联与有关单位合作，深入研究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做出了贡献。1983年，市社联和市委宣传部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联合召开全市理论讨论会，会后编辑出版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议文集。1996年召开的“纪念邓小平视察**十周年理论座谈会”，1997年召开的“迎接香港回归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研讨会”，2001年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理论征文和理论研讨会”，2003年举办的“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征文和理论研讨会”，2004年举办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今年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等，在全市产生了重要影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理论征文、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征文活动均收到理论文章500多篇，评选出的优秀论文，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张立昌特意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

神文集》题词：“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使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受到很大的鼓舞。

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社联还经常从*邀请著名的专家学者来我市作学术报告和理论讲座，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阐释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薛暮桥、马洪、于光远、张友渔、胡绳到张卓元、李君如、刘树成、李培林、常修泽，他们的精彩报告和精辟论述，受到市有关领导、社科界和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

3紧贴社会发展，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

1990年8月，**社联与市委研究室联合举办“**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讨论会”。市委书记谭绍文、市政府顾问方放、市委秘书长李建国等领导出席会议听取大家意见。与会专家学者就我市如何抓住国际机遇，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思路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2005年5月，市社联与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MSH)共同举办“中法现代服务业发展论坛”。论坛期间正式成立了“**中法学术研究中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独有的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20年来，两界三方轮流“主盟”，在深入调研基础上，举办了一系列重大理论研讨活动，并取得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如2006年立项的“**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对**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教育、环境等10个方面进行了立项研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上报给市委、市政府；如2008年立项的“应对突发灾害事件研究”为党和政府应对自然灾害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对策建议。多年来，两界联盟相继出版了《城市现代化建设与管理》、《环渤海地区科技与经济发展研讨会论文集》、《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城市竞争力》、《数字**》、《和谐**》等专著和论文集。市委研究室《决策参考》、市委办公厅《每日要闻》、市委宣传部《宣传动态》，以及《**社会科学年鉴》等相继作了刊载，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得到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

今年，**市主办夏季达沃斯论坛，市社联受市政府委托，策划了经济全球化与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形势与宏观调控、生态城市建设、**新区发展模式等13个重大课题，组织我市30余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论坛议题参考报告和精版中英文《引领全球的声音》文集，作为会议正式材料，送2500名参会者阅读并供市领导参阅，为宣传、展示中国的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和应对金融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变暖等问题所形成的理论观点起到了很大的反响。

4搭建学术平台，促进新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快速发展

市社联始终坚持党的“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在活动内容、活动方式上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较好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是围绕重大学术理论问题举办全市、全国或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推动理论研究。二是配合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从理论角度开展深入研究和学术探讨。三是构筑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举办理论创新论坛，创办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促进理论创新。四届学术年会共收到论文2000余篇，评选出优秀论文400余篇，每年编辑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学术文库》上、中、下三册，计100余万字,充分体现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和谐氛围。

5注重群众需求，大力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宣传

1958年到“”前夕，市社联举办的科普工作主要是积极组织所属学会开展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为主要内容。1979年市社联恢复活动以后，坚持普及与提高两手抓，在社会科学普及方面不断开拓，1981年4月市社联成立了普及部。2002年6月改名为科普处，从而使这项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先，紧密围绕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注重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突出特点。其次，积极开展各类人才培训工作，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中各条战线对人才日益迫切的需求。

2003年，市社联推出了科普周品牌活动，已连续举办了5届。5年多来，社科普及周的规模越办越大，内容不断丰富，形式逐步多样，影响日益广泛，并在以下5个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即“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拓展渠道，扩大规模；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改进形式，丰富内容；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近年来，社联组织有关学会和专家编写《社会热点纵横谈》、《建设和谐**》、《社会科学与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丛书》(四册)、《**新区在新起点上腾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科普读物。同时，组织编写了奥林匹克知识、社交礼仪、消费维权等多种宣传材料。这些科普读物都越来越贴近百姓，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哲学科技论文范文篇8

一、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现状

“科学引文索引”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当时，西方学术研究已经发展了一套较为完整稳定的体系和科学研究范式，学者们普遍遵守这一规则。学术研究是通过论文之间的引证和被引证关系，反映出学科发展的脉络和知识积累情况，发现科研成果之间的关系。我国学术期刊的评价因整体学术研发发展较晚而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的期刊评价研究得以起步，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我国期刊评价的开始。在学术研究迅速发展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承担了更加重要的责任，这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载体，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价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发展具有着重大意义。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学科规范程度较低，在期刊评价时存在更大的争议。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评价时有其特殊性：首先，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大部分均为综合性期刊，即期刊并不针对某一两个细分领域，而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大多会按一级学科进行分类，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其次，国内自然科学研究具有规范程度高标准统一的特点，在评价时，会有高度统一的学科基础，更易于用定量指标进行测算，因此自然科学的期刊评价认可度较高，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并未发展成熟。和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并不适合完全的定量评价，而是应以定性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为辅。

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介绍

国内较为知名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编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以下简称社科院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北大核心）、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编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下简称CSSCI）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以下简称《RCCSE期刊评价报告》）在我国发挥着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作用，其中北大核心和《RCCSE期刊评价报告》为综合性的，但包括了对人文社科类期刊的评价。

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是由南京大学于1997年提出开发设想，1998年作为南京大学重大项目正式立项，1999年被教育部列为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其宗旨在于为科研管理提供参考、服务学术。这个项目首次在国内构建了CSSCI引文数据库，并推出CSSCI数据库网络版和光盘版。CSSCI的期刊覆盖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其中，经济学期刊数占比最大。在评价方法上，CSSCI按照文献计量学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进行评价，从而选出影响力大、发展潜力强、编辑规范的作为其来源期刊。到2015年年底，CSSCI经过（1998～2015年）18年数据影响力十分广泛。目前，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已将CSSCI数据作为评估人才、项目完成情况、评奖的重要指标。

2.《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北大核心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期刊工作研究会共同对国内期刊根据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进行鉴定的，其目的是优化图书馆的馆藏、为读者提供导读服务。北大核心学科分为24个专业大类和综合类，是对期刊进行登记划分，评定核心期刊的标准也是由大学图书馆制定的，采取的是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在定量评价方面，采用的是多指标的评价体系，从多角度对期刊进行综合性的评价，1992年开发之初采用的是载文量、文摘量、被引量等指标，发展到2008年以后，共有9个指标，新增系统收录、Web下载量等指标，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运用指标定量评审的同时，北大核心的评审建立了专家评审机制。目前，北大核心已不仅是图书情报部门购买储藏期刊的参考，同时也为高校职称评定和学术走向提供了引导，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3.《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社科院核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根据各界对学术期刊评价的实际需求，确定了核心期刊484种，牵头完成的评价报告。该评价较为注重被学科论文引用，期刊的整体评价会以期刊的整体被引用即学科被引用程度为评价导向，在具体评价指标的设置方面，主要以期刊的总被引、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即年影响因子等指标来衡量。社科院核心的学科共分为24个专业大类和综合类，其中，收录的刊物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类似《新华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文摘类期刊，另一类是知名度高、具有较高地位的报纸理论版和核心期刊的转摘文章以及部分高校收藏的核心资料等，第三类是指其他途径获取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文章。总的来说，社科院核心是以“期刊在学科中的影响力统计”为主要导向，同时注重核心期刊的学理性和原创性，评选出的核心期刊少而精，体现了评价的自身特点。

4.《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

《RCCSE期刊评价报告》是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在2009年的评价报告，之后每1~2年都会一期，到目前为止共4期。《RCCSE期刊评价报告》从学术期刊的信息征集、评价对象筛定、学科分类、评价指标和权重研究着手，以定量的方式计算出期刊的排名和分级，采用6个评价指标，分别为即年下载率、总被引频次、基金论文比、影响因子、二次文献转载或收录、专家定性评价。在此基础上，以计算机系统设计出一套专家—学者—办刊人共同参与的定性调查，这种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最终随着系统的运行自动生成期刊评价结果，产生期刊排序、分级报告等。《RCCSE期刊评价报告》在其不断的评价过程中对支撑其评价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信息征集系统”和“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不断优化，充分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使评价更加便利化和精准化。

5.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特点

国内期刊评价发展至今，被赋予强大的评价功能，可以直接影响学术评价。其中，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一般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式，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多样性，导致学者们很难用某几项定量指标对其进行很准确的评价，专家们进行定性的评价将对定量评价起到弥补的作用，将一些无法定量处理的元素加入，使得期刊评价更符合实际也更符合趋势发展。其次，哲学社会科学在对期刊进行评价时需要确定某一主题或导向进行评价，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其应用范围更广，它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为企业构建管理体系提供管理咨询、为激励员工提供举措，为人类自我认识做出共享等。因为应用范围广泛，若不对评价确定导向，将导致评价因素过多，无法识别重点，最终无法形成报告，因此，在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进行评价时，对自身的定位十分重要。最后，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中高校的参与度远高于自然科学期刊的评价。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相对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有更高比例的高校研究人员，而自然科学可能存在更多企业或者行业协会等团体进行研究，研究者在制定过程中有更高的参与度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提供帮助。

三、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发展上面临瓶颈，陷入困局。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期刊评价主体官方背景较为浓厚，以高校科研院所承担项目的形式较多，而欧美部分学术发展较为靠前的国家已形成了成熟的市场机制，由企业进行期刊评价且进行商业化模式的运作。当前我国的行政权力机构掌握了大多数学术资源，而他们的分配依据也大多来自排名数据，环环相扣，构成了当今最重要的学术评价机制。现有的评价主体大多依附于科研院所，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这也使得期刊评价本身难以具有公正的独立第三方地位。以1988～2011年CSSCI收录的期刊评价研究论文为例，受到各类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有139篇，占比接近总数的1/3。事实上，期刊服务的主体应当是学术界的用户而不是行政机构，现实未免本末倒置。虽然有关行政部门的评价服务必不可少，但还应以服务基层学术圈为主。二是模式仍然较为单一，主要还是采取收录论文、对期刊评级等方式，对于论文、期刊等相关信息的深度挖掘少，期刊评价的附加值不高，相关产品较少。例如汤森路透除每年出具期刊引用报告外，还有技术预测、人才推荐、促进相关领域技术合作等多种业务，既可以开拓自身产业链获取更多经济收益，又能从多视角多层次给期刊编辑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国内期刊评价最终给出的数据统计和排名，信息量单一，难以给期刊编辑提供更多有效的相关信息。三是评价方式较为单一，缺乏多样化审评过程。大部分评价方式仍以德尔菲法进行固定权重的设置进行评价，期刊评价重复度较高，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备。衡量指标也多以被引次数为指标，对于非引文类的影响力缺乏准确的测量方式。2004年，CSSCI来源期刊共有418种，其中自引率超过50%以上的期刊有27种，30%以上的有94种。CSSCI选刊曾一度弃用被引数量，直至2007年才重新增加这一指标。然而，2008年，依然有近120种期刊自引率超过30%。期刊评价时单纯使用影响因子选刊还可能使得一些刊文较多的期刊占据劣势（计算影响因子时的分母变大）。这种简单的期刊评价方式同时变相激励了部分期刊和机构采取不端行为刷高影响因子。例如，通过互引联盟刷高双方期刊的被引次数，一些高校甚至强行要求师生在发文中必须引用学报内容。定量评价虽然缺点明显，但如果单独使用定性评价则更难以让人信服。个人对信息的了解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专家评审也难免有失偏颇。四是评价结果缺乏针对性，较少根据期刊类别、科目的不同对其进行分行业、分学科的更具针对性的评价。在面对重点高校教师、职业教育教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企业研发人员等不同受众也缺乏更具针对性、层次性的评价。虽然近年来也产生了分目核心评价体系，但各个评价系统之间盘根错节、自我标榜，导致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现象严重，难以作为权威评价参考。

哲学科技论文范文篇9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基本现状

目前，中国哲学史课程在非哲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但其教学成果远远没有达到老师的期望值和学科建设本身应该达到的高度。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所遇到的这种困窘与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作为非哲学专业的本科院校，中国哲学史课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一些办学资历不是很深，同时又相对缺乏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现按照自己的师资力量及现有教师专业特点随意调整教学计划，任意安排哲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哲学课程的开设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设课的情况。其他专业要么只开设西方哲学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包括儒道禅等中国的智慧[1]。这导致了人们将哲学看做为政治，有时甚至是时事政治。所以哲学在很多大学只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着，教师的教学是为了维持这个学科延续而不至于衰亡、绝种而为之，或者是为了保持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罢了。

2.学生学习兴趣不浓。中国大学的哲学专业设置过少，并非每个大学都设有哲学系，就是在仅有的几个哲学系里，几乎没有多少学生将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没有人将哲学作为第二专业选修[1]。大多数学生基本上都认为，哲学史的学习不但抽象乏味，晦涩难懂，而且都是几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难免与现实社会脱节。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选课现实中不难发现，选修中国哲学史的学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学生，但总体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背外语的较多，很难展开教学互动，收效较微。通过调查问卷显示，对中国哲学史学习兴趣不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了无用，二是上课听不懂，主要是为了修够学校指定学分才不得已选之。

3.课程自身建设不足。由于课程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哲学史课程建设相应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哲学师资队伍建设不足。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师资是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强教之源。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是推动课程教育改革发展、提高课程教育质量水平的关键。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国哲学课程的师资严重不足，在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专业中，也是一个人同时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多门课程，或者直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教授中国哲学史，这样往往造成课程教学与课程建设之间的恶性循环。其次，相关配套课程开设不足。如果单是开设一门中国哲学史或单是一门西方哲学史课程，很难形成学生学习的哲学氛围，也容易造成同学对哲学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选修课时限制下，大多数专业开设的中国哲学史很难系统地让同学窥其全貌，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只能有选择性地讲解，容易造成知识链条的脱节。

二、中国哲学教学现状的原因剖析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在非哲学专业高等院校，中国哲学史本科教学存在诸多不理想情况，其建设与发展受到多方掣肘。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哲学史目前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因素。

1.教学理念的世俗化。在传统的眼里，哲学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时代的精华和民族的灵魂，从而受到“礼遇”。然而在这种崇尚的“礼遇”之后却迎来了人们对哲学的“敬而远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价值原则冲击下，哲学已经被人们在心灵上束之高阁了，此缘于这个大而无用的东西确实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的冷暖与饥饿。这在近年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学校专业设置上看，绝大部分高校的新增专业及旧有专业的改革都朝着实用性、功利性、快速性方向发展，在此理念下催生出来的是专业越分越细、领域越分越小，越来越接近与与现代市场经济对接的专业培训，造成传统的哲学无人问津，而有了诸如法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等边缘学科的热门。从学生对专业的选择上和用人单位看，大部分学生都希望自己能学习目前的“热门”专业，他们给自己预设的目标就是通过大学四年的集中培训与学习，毕业就能“学以致用”，派上大用场，而用人单位也倾向于专业人才，看重专业对口，学法学的就到公、检、法等部门就业，学管理的就到企业单位、管理部门就业，这使得哲学专业就无对口的就业单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挑战。

2.课程设置的程式化。教学理念可以通过课程设置来体现。当前中国高校哲学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按照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八个二级学科及其三级学科开设的。在哲学专业，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技哲学等。但这些课程，不论是概论、原理，还是通史、选读，大多只能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大概的知识，不能让学生真正明白哲学自身。换句话说，哲学课程的设置最多就让同学们记住了一些观点、原理、流派，而没有达到哲学成智成人之终极关怀功能。在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哲学课程，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课程设置更为突出，往往把哲学课程简单地等同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西方哲学，且大多缺乏如原著选读相关课程设置和哲学素质训练。

3.教学内容的古老化。现在很多高校使用的中国哲学教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这些教材的编写大多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痕迹，难免和现在的时代内容和新的考古发现不符。中山大学哲学系冯达文老师在谈到中国哲学史课程内容改革目标时就指出，近几十年，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中国哲学史研究受前苏联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影响甚深，许多研究著作与教材搬用近代西方哲学四大块（自然观、发展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的模式解析中国哲学，以为这样可以使中国哲学科学化，其结果是不仅没有能够把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还原出来，而且使中国哲学更支离破碎，更不成体系了[2]。这种古老化的教材编写模式，虽然在近年来有所改观，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如一些教材只是过去教材内容改良，以为删减了马克思的观点就还中国哲学本原。再如一些教材的编写是“集体智慧”，即把整个中国哲学体系划分为若干部分，然后分工撰写，结果大多知识材料的集合和观点的汇拢，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整体感和个性化。

4.教学形式的单一化。课堂讲授是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重要环节。哲学课程的教学过程有其自身特点，它不可能像上计算机或法律课程那样具体，也不可能像上外语课那样浅显，哲学的形而上性质决定了教学课程的抽象性、思辨性及对深度的要求。所以如何在自己的口头讲解和书面教材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给学生留出恰当的独立思考空间，带学生走进智慧殿堂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和艺术性的工作。当前的哲学教学由于制度、教材等的限制，教师很难在课堂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授课方式也大多还是填鸭式教学，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不能有效地形成教学相长，这恰恰磨灭了哲学教学师生间讨论、思辨的本质。

5.教学考核的死板化。教学考核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教师的考核，二是对学生的考核。对教师的考核而言，评价一个哲学教师教学的优秀与否主要就看学校发放的调查问卷和督学的一次听课打分，姑且不去评论这种评估是否全面，就其合理性与规范性也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其调查问卷过于表面和简单，所有学科的问卷内容整齐划一，不能反映学科之间的不同性质和特点，更不能体现教师之间的不同风格。进而言之，学生在评价的时候，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往往注重感性的教学过程，特别是本科学生，很难以理性的思维去评价一门课程教学的好坏。至于督学的一次甚至两次评课打分带有的偶然性和形而上学性就毋庸置疑了。对学生的考核而言，大部分学校的对学生的中国哲学课程考核方式都是以闭卷或开卷形式进行，或以论文形式通过，相比较而言，闭卷考试是其间最无价值的一种形式，它不能有效评估学生的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及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这导致学生间高分低能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哲学学习的本性完全相悖。

三、中国哲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基于目前在非哲学专业中的中国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及现状，笔者认为其教学改革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扭转教学理念。从思想上加强对中国哲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认识是有效进行课程改革及建设的前提与保证，在这个意义上，扭转世俗的哲学教学理念，是解决好哲学教学问题及寻找其出路的关键。我们只有突破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市场经济价值原则，才能自觉把中国哲学教学真正纳入素质教育体系，才能真正发挥哲学在增强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锻造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培养良好的个人品格和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功能，这种成智成人的哲学素养应该成为现代大学基础教育的一个基本内容，学校应该在其大学专业中学习的范围，提高其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要在教育中让不论是学生、学校还是社会都感到，在哲学学习中学到的为人之道，所训练出来的研读原著的能力、批判分析的能力、揭示观点中公认的预设能力、建构关于自己观点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能力以及论证中的文字表达能力，是普遍实用于其他学科和其他职业领域的[3]。

2.合理课程设置。作为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哲学课程，不宜设置太多必修课，但作为对哲学的一般理解的哲学概论或导论，应该规定学生必须修够足够学分，让学生能够了解哲学领域的重大问题，主要针对哲学史上产生的不同观点、重要问题的历史发展线索等，从而使学生对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及哲学的致思方式有基本的理解和掌握。哲学概论或导论是哲学思维的入门课程，之后学校应该以二级学科为范围，开设一系列选修课菜单。作为选修的哲学课，可以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质，可以根据教师的专业优势设不同的专题，可以定时聘请知名专家以讲座形式进行教学和交流。这样既把基础的哲学素养训练和学生的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有利于入门后的学生及对哲学感兴趣的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哲学问题。

3.更新教学内容。目前惯用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主要有丁祯彦的《中国哲学史教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萧萐父的《中国哲学史》等，虽然这些教材的编写水平均较高，但都是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主线，阐述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这种体例的优点是内容详尽，便于讲授，其缺点是详略不分，支离破碎[4]。在内容的设置上，作为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不宜对每个思想家具体观点的学习和研究，要抛开以往的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基本线索的板式化、程式化的内容设置，而应该更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如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哲学思维（认知）方式，分析哲学家们对某一重要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以此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这样学生就不是僵硬地去接受某种哲学体系框架，而是带着问题去思考、去创新。

4.多样教学形式。哲学课程教学应该也必须采取多样的教学形式，哲学教学是真正能够体现“教学相长”的舞台，师生双方应该改变以往传统的角色定位和思维模式，把教学过程从“满堂灌”、“填鸭式”的单向教学转变为双向互动。相对于其他课程，中国哲学史在教学内容上略显庞杂，我们只有找出一条贯通始终的线索，才能将之条分缕析。所有这些，一方面取决于学生的基础，学生只有拥有一定哲学基础和相关知识背景，才能跟上老师的思维与节奏；另一方面取决于教师，教师必须切实对中国哲学史体系有整体把握，才能有的放矢、游刃有余，所以教师要把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

哲学科技论文范文篇10

1976年“”垮台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1977年10月，李昌、于光远、钱三强联名向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呈交了“关于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经“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后，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2月2日正式发文，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积极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于光远兼任杂志主编，李宝恒担任副主编，查汝强兼任副主编。《通讯》1979年1月创刊时为季刊，从1980年起改为双月刊，截止1991年底将出版13卷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起初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司局级单位，1985年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合并，成立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杂志遂由该所下属的科学哲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起，《通讯》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尽管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名号一直保留使用。《通讯》为16开80页的出版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订户将近7000份，海外订户约为100份。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的封面上，开始加有醒目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从1982年起，将副标题中的“科学学”改为“社会学”，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副标题，既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范围做了界定，也点明了《通讯》的学术内容和特色。从1981年起，该刊形成了“科学哲学”、“科学学与科技政策”（从1983年起改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科学技术史”、“人物评传”四个主要的固定栏目。此外，还有“科学家论坛”（1986年撤消）、“问题讨论”、“科学前沿”、“教学与研究”、“书刊评介”、“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动态”等栏目。该刊既注重老学者的精湛之文，尤其注意发表中青年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斗胆之音。在近几年所发表的科学哲学文章中，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的已占70~80%。

二、《自然辩证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刊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创刊于1985年。创刊时为季刊，自1986年起改为双月刊，1991年又改为月刊，每期16开80页。从1988年起，该刊封面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现在已成为发表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之一。现任主编是丘亮辉，副主编是贾云祥。

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年、1983~1985年在刊名上加有“丛刊”二字）。该季刊创刊于1979年4月，每期16开96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办，主编邱仁宗。该刊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译刊，主要译介国外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研究资料。该刊于1989年底被迫停刊，共出版43期。

四、《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刊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小32开译刊，创刊于1979年，停刊于1986年底，共出版48辑。该刊译载了不少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译文。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专业刊物外，《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哲学研究》（北京）、《大自然探索》（成都）、《自然信息》（长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学术刊物——诸如《社会科学战线》（长春）、《求索》（长沙）等，有关大专院校的学报也刊登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世界科学》等刊物也刊载科学哲学译文。

翻译研究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大陆学术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翻译和评介阶段。当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与哲学》。译载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图尔敏、普特南、汉森、夏佩尔等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论著，以及国外的有关评论文章。同时，一批科学哲学译著也相继问世，诸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约翰•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出版）、M.W.瓦托夫斯基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出版）、A.F.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1978年前后出版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由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1977年出版；第二卷由范岱年、许良英、赵中立编译，1977年出版；第三卷由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1979年出版），该文集是一项巨大而严谨的学术工程，搜集资料详尽，翻译质量上乘，在学术刊物上引用率很高。

在此基础上，大陆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论、证伪主义和划界问题、科学发现的逻辑、进化认识论，对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实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论。这些新颖的学说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不仅使学术界深受启迪，而且像证伪主义和范式变革这样的概念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也使有文化的公众闻之倍感振奋。

1980年代中后期，当代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的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如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证明与反驳》，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劳丹的《科学与价值》、《进步及其问题》，夏佩尔的《理由与求知》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方面功绩卓著。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苏联一些科学哲学译著或译文，如凯德洛夫的《列宁与科学革命》（李醒民、何永晋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在翻译和评介的同时，大陆科学哲学研究者开始对科学哲学本身的对象、内容、涵义等也进行了探讨。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论、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它包括三方面的研究内容：各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经验内容的分析，科学理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分析，科学理论和科学家的关系的分析。吉林大学舒伟光教授指出，广义的科学哲学是指以科学为对象，研究科学有关方面的一个分支；狭义的科学哲学是指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流派。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强调，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有七个方面：科学的性质和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和科学认识过程的形式和要素，科学认识的程序，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解释的逻辑，科学的检验逻辑和发现逻辑，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即对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结构的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和流派的传入和引进，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和新一代研究生与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大陆科学哲学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陈维杭：“西方科学哲学的来龙去脉”（《通讯》1984年第6期），江天骥：“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通讯》1985年第1期），邱仁宗：“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通讯》1985年第4期），江天骥：“归纳和辩护问题”（《通讯》1986年第5期），周昌忠：“试论科学知识系统的逻辑结构”（《通讯》1987年1期），曹秋华：“意义与科学进步”（《通讯》1987年第1期），兰征：“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研究》1987年第5期），陆建体：“科学说明的新争论”（《通讯》1988年第2期），洪谦：“关于逻辑经验论的几个问题”（《通讯》1989年第1期），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证伪吗？”（《通讯》1989年第2期），鞠实儿：“论归纳逻辑的局部辩护和适用范围”（《通讯》1989年第5期），郭贵春：“测量实在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研究》1990年第5期），李醒民：“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通讯》1991年第4期）等。这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年），林定夷：《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不用说，在自我创新的过程中，研究者也一直追踪着国际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各流派的学说，对邦格（M.Bunge）、玛丽•赫斯（MaryHesse）、尼尼鲁托（IlkkaNiiniluoto）、费希尔（R.A.Fisher）、庞迪（G.L.Pandit）、科恩（J.Cohen）、埃利斯（B.D.Ellis）、蒯因（Quine）、范弗拉森（B.C.VanFaassen）、史尼德（J>D.Sneed）、塞拉斯（W.Sellars）等人的学说和理论也作了介绍和评论。

大陆的科学哲学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狭义的科学哲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对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发表。尤其对物理学哲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比较深入，比如对互补原理和物理学理论结构的研究就颇有新意。

二、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也逐步深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三、对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10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每年都刊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前者还有“人物评传”栏目，全面评介有关科学家的科学贡献、科学思想、哲学思想乃至精神风貌。尤其是对马赫的哲学特征、精神气质和方法论的研究，对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思想的研究，对爱因斯坦唯理论思想、经验约定论思想以及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极张力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1979年）、逝世30周年和狭义相对论创立80周年（1985年），还分别举行了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

四、在对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凡响的成果。例如关洪：“牛顿、歌德和黑格尔——关于颜色理论的争论”（《通讯》1984年第4期），吴忠：“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通讯》1986年第6期），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通讯》1981年第6期）和“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等等。

五、对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

从事科学哲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各高等院校的哲学系（所）和社会科学系。他们所处的机构大都命名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教研室），也有少数叫科学哲学研究室（教研室）的。这是一支为数不少的专业队伍。

学术交流

科学哲学研究的稳步进展，是与广泛而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分不开的。在大陆，从1980年起，先后举行了五次全国性的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它们是：

第一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30余人。会议就波普尔的科学观、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哲学立场和“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了讨论。（参见周寄中的报道，《通讯》1981年第1期）

第二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1年12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50余人。会议就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并涉及对西方科学哲学总的看法和应有的态度。（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2年第2期）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3年9月4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8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哲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还讨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有关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3年第6期）

第四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5年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7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理论的评价。（参见李醒民的报道，《通讯》1986年第1期）

第五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7年5月16日至19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0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说明（科学解释）、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进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以及各门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参见李真真的报道，《通讯》1987年第4期）

在第五次会议上，已拟订于1989年在无锡召开第六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届时将讨论价值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拟议中的会议因故未能按时召开。所幸的是，在事隔数年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学术交流部拟于明春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科学哲学讨论会，着重讨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问题，届时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将应邀参加。

除了以上的专门会议外，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与科学哲学有关的其他会议。例如，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1981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自然辩证法首届年会，1982年4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4月22日至26日在洛阳召开的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座谈会，1984年7月10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发现的模式学术讨论会，1984年8月25日至30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8月19日至24日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1987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牛顿《原理》出版300周年纪念大会，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徐州召开的马赫学术思想讨论会，1990年5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中青年研讨会，等等。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何秀煌教授及其同人的努力下，港、澳、台和大陆学者有机会两次幸会，探讨交流了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和成果。1988年10月24日至28日，“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到逻辑经验论、波普尔、库恩、戴维森（D.Davidson）、范弗拉森、古德曼（Goodman）的学说，也分析了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还讨论了科学说明、科学翻译、不可通约、观察的确定性等科学哲学问题。1991年3月7日至12日，“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也有部分论文与科学哲学有关，例如“意义与信念”、“库恩论科学哲学的客观性”、“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等。

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比较活跃.大陆学者数次参加了设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市的国际大学校际研究生研究中心举办的科学哲学讲座，参加了1987年度（在苏联莫斯科）和1991年度（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八届和第九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新西兰凯图大学孔宪中（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亨普尔（1981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厄尔曼和华莱士（1982年）、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乔纳森•科恩、（1983年和1987年）、哈佛大学西拉里•普特南（1984年）、东京大学伊东俊太郎（1984）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罗伯特•科恩（1985年）、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乔治•格尔（1986年）、美国内华达大学尼克尔斯（1986年）等人先后访华。中国科学哲学家江天骥、查汝强、邱仁宗、范岱年、纪树立、张华夏等人也应国外同行之邀，多次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人才培养

自197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招收研究生后，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也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81年，这两届研究生36人同时毕业，其中大多数研究生选定科学哲学或与科学哲学相关的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例如，《探索科学本质的模式》（周寄中），《维纳和他的哲学思想》（朱熹豪）、《狄拉克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曹南燕），《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李醒民），《布里奇曼的操作分析思想》（杜云波），《假设与现代科学观》（刘大椿），《科学理论与科学进步》（马献庭），《自然学科与形象思维》（李建珊），《论思想实验》（高文武），《自然科学中的美学方法》（刘仲林），《对称性方法的哲学探讨》（朱亚宗），《论波普尔科学哲学中的反心理主义》（谢遐令），《论科学创造中的直觉》（周义澄），《科学认识系统的信息过程》（官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王振武），《试论经验与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梁国春）等。此后，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的院校和研究机构愈来愈多。1990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把“自然辩证法”学科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多数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而且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比较高。这从他们的毕业论文可略见一斑：《归纳逻辑与合理信念的测度》（朱志方），《图尔敏科学哲学思想述评》（王小光），《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曹秋华），《夏佩尔科学合理性理论述评》（李晓蓉），《亨普尔和理论名词问题》（陆建体），《科学发现：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黄亚林），《论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兰征）等。现在，大陆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授予单位8个，博士授予单位4个，博士生指导教师有于光远、龚育之、黄顺基、陈昌曙、邱仁宗、孙小礼。

1981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建议把自然辩证法课列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文科研究生是否开设，由各校自定），课程内容各校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专业特点，自行确定。按照这个意见的精神，各校相继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课程，其中一些院校穿插有科学哲学的内容。为了交流教学经验，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2年7月21日至29日在山东烟台、1987年7月30日至8月6日在安徽九华山两次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为了促使大陆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系统而深入地了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哲学各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促进中英学术交流和两国哲学家的相互了解，中英双方经过协商，先后在北京举办了两期“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第一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于1988年合作承办，主题是“分析的哲学和哲学的分析”，招收加强班学员40名，普通班学员50名。第二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1991年合作承办，主题是“科学哲学”，招收加强班学员50名。第二期的教师和课程为牛津大学博士、教务长凯•威尔克斯：“脑和行为科学”，牛津大学罗•哈雷教授：“科学实在论：传统观点和最近的发展”，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系基•李女士：“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形成”，利兹大学杰•拉维兹博士：“对科学中确定性的追求”，夏威夷大学冯•泰尔斯副教授：“逻辑和数学哲学”。本期学习时间从7月29日到8月16日，授课共90学时。在规划和举办过程中，邱仁宗教授效力良多。

总而言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10多年来，科学哲学在大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科学哲学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虽说科学哲学曾在1987年和1989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出现过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带来致命性的伤害，而且困难处境不长时间就过去了。可以预期，只要大胆而广泛地消化和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细致而深入地发掘中国文化的遗产，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一定能够创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东西，科学哲学在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不用说，这是需要一个自由、宽松、平和的外在环境作保证的。

参考文献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1983.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北京：知识出版社.43~47.

同上.229~240.

例如：纪树立.1980.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1981.科学探索的逻辑.1982.论库恩的范式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2(6).3(2).4(3).邱仁宗.1982.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自然辩证法通讯.4(5).

江天骥等.1983.科学哲学笔谈——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部分发言和论文摘要.自然辩证法通讯.5(6).

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1982年出版的各年度的《中国哲学年鉴》中的“自然辩证法”、“哲学新书目”和“哲学论文索引专栏”。

戈革.1987.尼耳斯•玻尔和他的互补原理.自然辩证法通讯.9(5).

洪定国.1988.物理学理论的结构和拓展.北京：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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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1990.恩斯特•马赫：启蒙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大自然探索.(2).

李醒民1988.略论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自然辩证法研究.3(3).

李醒民.1988.论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中国社会科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