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科技论文范文10篇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术哲学在我国传播的历程

在西方，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近40多年。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即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阶段，经过长期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之后，对于西方技术哲学乃至西方学术，国内存在大规模引入的现实需要。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之后的西方哲学家的论述和著作，相继被翻译引进到国内。在这场传播西方的运动中，西方技术哲学著作的翻译是比较引入注目的。在西方技术哲学刚被传入中国的这一阶段，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期刊论文数量并不多，中国知网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篇论文，而且几乎都是翻译性、介绍性的。从的先后顺序来看，1978年，《哲学译丛》吴伟翻译了法国技术哲学家T.赛雷佐埃的《美洲的技术哲学》一文。该文指出，自196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圣巴尔拉民主研究所召开座谈会之后，技术哲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美洲便开始出现。T.赛雷佐埃通过整理美洲技术哲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将美洲技术哲学的讨论议题概括为：技术与价值、科学与技术在价值上的中性问题、技术社会以及虚无主义等问题。1982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第一期对西德柏林技术大学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Rapp）教授的《分析的技术哲学》（AnalyticalPhilosophyofTechnology）一书进行了介绍。介绍指出，弗里德里希在书中全面论述了刚刚在欧洲兴起的技术哲学的历史及近况，并作出了批判性的评价，引起了德国乃至欧洲大陆众多学者的讨论。弗里德里希认为，技术现象的复杂性要求人们进行多方面的考虑，包括人力和物力的先决条件以及技术推断与技术行动的方法和结构。介绍还指出，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将引发技术哲学、科学哲学、普通哲学、科学技术史以及社会学的学生与研究者们的兴趣。同年，刘东珍发表了《技术论的形成——日本技术论研究》的文章，概述了以户坂润为首的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提出的技术论。刘东珍指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户坂润、科技史家冈邦雄、技术哲学家三枝博音为首的唯物论研究会，将日本技术论的研究与马克思的技术观相结合，形成了日本的技术论理论。刘东珍的文章，可以说是首次在国内概述了日本技术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陈昌曙教授也于1982年发表了《简论技术哲学的研究》一文，简要介绍了技术哲学在德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的发展状况，还特别提到了德国技术哲学家凯普（E.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和斯基默的《技术哲学》这两部著作。他指出，西方技术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技术的概念、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的关系、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以及技术史研究的原则与价值，等等。通过对国外技术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陈昌曙就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进行了全面论述，为国内技术研究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1983年，邹珊刚在《汉江论坛》发表了《技术与技术哲学》一文，提出国外的学者已经将技术哲学研究看成是现代思维的新倾向和哲学的新潮流。他介绍到，亚历山大•S•柯亨斯基的《哲学与技术——现代思维新的倾向》、M•邦格的《技术的哲学输入与哲学输出》、E•卡普的《技术哲学导论》、Z•《技术哲学》等专著都强调了在技术思想中研究技术的哲学的重要性。邹珊刚还指出，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兴起，吸取外国技术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这种吸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分支——技术哲学。邹珊刚的文章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强调国外技术哲学对我国技术哲学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外技术哲学的传播。

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术哲学在我国传播的特征

这一时期，西方技术哲学也开始抵达久违的中国文化界，并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工作开始起步。总的来说，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技术哲学的经典文献，不过还尚未开始系统的介绍，还停留着为数不多的简单翻译传播上。从知网的文献记录来看，这一阶段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世界科学》、《哲学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的一些译文、介绍性研究论文。可以说，这些翻译研究成果给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开启了一道思想启迪之门。

第二，科学技术哲学成为自然辩证法改革开放的一扇窗。改革开放以来，被久闭的国门再一次被打开，国外的新思想、新知识、新学科蜂拥而至，许多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以及边缘学科研究遍地开花。“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都在国内落地发芽。西方技术哲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重要论文、著作的被翻译出版，同时研究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本土著作也开始出现。到70年代末，科学哲学作为自然辩证法中一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解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流派，吸引了一批哲学爱好者的研究兴趣，并使之最后成为与国内已有的自然辩证法哲学传统相区别的另一种传统。

评价具有导向性，期刊评价也不例外，而且期刊评价对于期刊本身的导向性影响可能还在其次，更突出的影响体现在以在相应期刊为主要任务的研究人员及其研究取向上面，而这将直接影响到一些具体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工作。由于对科技期刊所知不多，这里只就人文社科期刊的评价及影响略谈一二。

目前针对国内人文社科期刊的评价体系，大致主要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主导研制并公开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一般简称“北大核心”，或统称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推出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一般简称“南大核心”，或直接采用英文首字母缩略语“CSSCI”指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制定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这三大评价体系，是遴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的期刊时，要求必须同时具备的一项基本条件，因而其认可度更高一些。其他的期刊评价体系，虽或有所闻，但其影响力有限。而像SSCI这类国际上广泛认可的期刊评价体系，尽管在国内受到热捧，甚至有不少期刊觊觎已久，跃跃欲试，但即便有国内期刊入围，终究不过是个位数，加之受到语种的限制，中文期刊也不可能大范围获选，因而其影响更多地指向于人文社科研究者的投稿冲动方面。三大期刊评价体系中，“北大核心”的历史较为悠久，影响范围更加宽广一些，既包括人文社科期刊，也包括科技期刊，正如其新版扉页所标示的“中国期刊订阅指南”字样，作为一种期刊评价体系，它主要是为各图书馆了解、订购期刊提供便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除了对评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有硬性要求外，其介入实务的程度尚有限；而“南大核心”，由于其数据近年来陆续被众多高校和科研单位采纳，作为评价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客观指标，因而围绕着CSSCI来源期刊的进进出出，每一次公布入围的期刊名单，都会在期刊界和人文社科界掀起一番热议，显示出其影响力正与日俱增。

“南大核心”对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影响，远不止于相关期刊在显著位置所标注的“CSSCI来源期刊”这几个英文字母和汉字的组合这么简单，而是影响到期刊所刊载的论文是否属于各高校、科研单位的统计成果，进而影响到论文作者能否顺利地通过认定乃至晋级，这也就间接地影响到相关学科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对期刊所抱持的态度。能够得到认定，有助于个人晋级的期刊，理所当然受到青睐；而无助于个人晋级，得不到认定的期刊，事实上形同鸡肋。这种重“椟”轻“珠”的做法，导致教师和研究人员为了自己的论文能够获得录用，必然要迎合CSSCI来源期刊的要求来撰写和修改。对于相关期刊来说，如何能够在以后的CSSCI来源期刊评定中站稳脚跟，不仅事涉期刊声誉，更关系到期刊自身能否顺利吸引优质稿源，继续保持高的学术质量。这就必然影响到期刊方面在稿件的选择上，会更加倾向于选用那些有助于提升自身影响因子的论文。像《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由于人文学科稿件的影响因子一直不高，后来就不得不转而刊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以图挽回颓势，可惜为时已晚。教育学科期刊面临的问题，同样如此。有些二级学科、有的研究领域，很少甚或没有相应的高水平的CSSCI来源期刊，而一些综合性期刊如果刊登这方面的论文，自然会有牺牲一定影响因子的风险。这就必然会影响到某些学科和领域的研究人员，为了论文能够顺利发表，必须适当变通乃至转换自己的研究兴趣。这对于弱势学科和相关的研究领域，不啻于雪上加霜。这一状况，对整体学术生态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今年夏天，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教授来北京参加道家国际会议，见面便送给我一篇他新写的文章，题目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的亚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东京大学研究讲学时，对东京大学近年的教育改革颇为留意，尽管如此，这篇文章的开场白仍然使我吃了一惊：“本文标题采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而不用‘东京大学文学部’，是因为1995年随着大学院重点化的实施，‘大学院’已取代‘文学部’成为部门名称。”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几年前我们介绍池田教授，标准的表达是“这是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们现在就应介绍说“这是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新变化，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东京大学（下简称东大）及日本大多数大学的建制与英美俄中皆不同，据说源出于德国的制度。东大文科的设置结构在历史上变化甚大。东大初创期（1877—1884）文学部除哲学科外，包括政治学及理财学科、和汉文学科。1885年政治学、理财学编入法政学部，同年文学部和汉分家，分为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在帝国大学时代（1886—1895），人文学科已形成文、史、哲、语言的基本学科内容。到东京帝国大学（1897—1945）初期则明确确定文学科、哲学科、史学科三大学科的人文学科结构。这种结构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1946年时三大学科共21个专修科（专业）。1947年恢复东京大学，旧的专业名称如“支那哲学”“支那文学”改称“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取消了文史哲三“学科”，而使19个专修学科都自成为“学科”。中国哲学也成为19个学科之一。1963年，文学部的21个专修课程被重新归入四个新的大类：第一类文化学，第二类史学，第三类语学文学，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学学科的内容，但从大类的名称上说，“哲学”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变也可以说在60年代已经开始。这样的四大类结构至今未变，只是不断加以局部的调整。1988年，把原属“文化学”中的印度文学改入“语学文学”类，把原属“文化学”的美术史改入“史学”类，又把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改称为“行动学”。1994年，类与类名未变，但专修课程的名称（相应地研究室的名称）作了较大改变，“中国哲学”改为“中国思想文化学”，“国史学”改为“日本史学”，“国文学”改为“日本文学”，“印度哲学”改为“印度哲学佛学”等。此外还增设了朝鲜文化、澳洲语言（土著）等亚洲文化研究的课程。1995年，学科的四大类更名为：一思想文化学科，二历史文化学科，三言语文化学科，四行动文化学科。四大学科共26种专修课程，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学科全部变为“文化学科”，这种名称上的汉字形式的改变无疑体现了东大人文学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发展的一种变化动向。在1995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的“修习注意”中说：“本专修课程领域甚广，研究时代可从上古（甲金文）至现代（、新儒家）各时代中选择。领域包括中国思想、哲学，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和文化（语言、艺术’风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间宗教）、科技（天文、医学、农学）背景，可从中选择。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沟通、中国与日本及中国与西洋思想之比较。”这个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具体地了解这种变化的内涵。

东京大学大学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学部中，“综合文化学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东大各学部皆设在东京市内的本乡校园，综合文化学科则与各学部不同，设在距市中心较远的驹场校区，属教养学部。据说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国立大学的教养学部，而东大的教养学部却得以保存，此端赖其综合文化学科的活力及表现。综合文化学科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硕士课程有七大类，其中“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设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课程24门，“地域文化研究”专业设课程达48门，“文化人类学”专业设文化理论、文化过程、社会人类学等课程27门，虽然其中含有不少演习课程，但其课程开设的数量确实令人惊叹。七类之外，在“广域科学”专业中还有科学史、科学哲学及大量边缘交叉学科。综合文化学科产生的历史也许有其特殊的缘由，而这一学科已经成为今天东大最具活力的一个部门，也是东大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文教交流特别活跃的一个学科点，相当突出地体现了“文化研究”在现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来，东大的教育一直维持着“大学—学部—学科—专修课程”的主体结构，例如现在的文学部—思想文化学科—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思想文化学科下有七个专业：哲学（专指西方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学、印度哲学佛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伊斯兰学。学部主要担当本科教育的责任，故以学部为部门名称的作法体现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方针。东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养学部修完两年前期课程，然后进入学部，选定一个专业修后期课程。如选定文学部的思想文化学科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学科的其他六种专业课程。每一专业都规定了后期课程在该专业应修的科目和学分，一般学生在三、四年级应修科目6—8项不等，需完成专业学分约40—44个。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社七种必修科目：中国思想文化学概论、中国思想文化史概说、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思想文化学特殊讲义（专题课）、中国思想文化学演习（资料课）、毕业论文，共44学分，其中毕业论文12学分。此外还要必修东洋史、中国语中国文学等文学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学分。在“学部—学科—专业”的结构下，专业与研究室相对应，如思想文化学科有七个专业，即有七个研究室，分别承担其专业课程。整个文学部26个专业，即有26个研究室，类似我们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学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国人教师5人。其中思想文化学科（哲学类）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为2—4年，多由新毕业的博士生充任。教员的数量比我们（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东京大学的文学部相当于中文一般说的“文学院”，现在台湾的大学如台大、政大、辅大等也还都有文学院，作为大学和系之间的一层机构。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学生一二年级在教养学部，三四年级便直接进入学部下的专业，由研究室来管理，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学部下面没有“系”一级，学科或在名义上也可称为系，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机构，学科或系亦无实体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学部来管辖，而以研究室为教员人事和预算执行的基本单位，这是体制上的最大不同。在这种体制下面，显然教育的重点是落实到专业的教育；由于较早进入专业，本科毕业时的专业水平比较高。但由于从教养学部一下子进入专业研究室，学科的统一性不被强调，学科的整合意义没有了。一个后期学生从三年级起在专业研究室的团体中学习和活动，这是集体文化和专精技术结合的例子，但一个进入中国哲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没有一个机制保证他学得必要的哲学类课程。从我们习惯的“哲学系”的立场来看，其长处和短处还值得研究。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下简称**市社联）创建于1958年3月。5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社联在中共**市委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广泛团结全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研究会和广大理论工作者，紧密围绕我国，特别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围绕群众最关心的理论热点问题，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不断开拓前进，逐步成为团结全市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和学会之家

50年来，**市社联经历了筹建成立、恢复发展、繁荣发展和创新发展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市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专家开始筹建学术组织。1952年12月，中国史学会**分会成立。1956年10月以后，**市教育学会，中国哲学学会**分会，**市语言学会，**市经济学会相继成立。5个学会共有会员300多人。在**市委的关怀下，**市历史、哲学、教育、经济、语言五个学会联合筹建**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并于1958年3月16日成立筹备委员会。3月29日，**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简称**社联）召开成立会，选举产生了由38人组成的**社联第一届委员会，市委文教部部长梁寒冰同志任主任委员。同时，建立了**社联办公室。5月15日，**市市长黄火青为**社联签发了**市人民委员会社会团体登记证。当年11月，**市委批准成立市委社会科学工作小组，并明确该小组即为**社联党组。梁寒冰同志任党组书记，左健同志任党组副书记。**社联的成立，调动了全市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党和政府工作服务。“”中，市社联办公室被取消，市社联和各学会也被迫停止了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市委于1978年12月批准恢复**市社联。1979年2月，市社联办公室恢复工作。6月起，市哲学、经济、历史、教育、语言学会相继恢复活动。9月，**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代表会议召开，通过了**市社联章程，选举产生了由73人组成的**社联第二届委员会，市委书记刘刚同志任主任委员。为了加强党对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市委于1981年1月确定“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是市级人民团体，应与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科协等同等待遇，由市委直接领导”。截至1986年10月，**市社联发展成为包括哲学、经济、语言文学、历史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各大学科的145个学会、研究会，组成了一支拥有2万多名在籍会员、300多个团体会员单位的社会科学理论队伍。为了适应学术组织迅速增加、学会活动日趋活跃的形势，1981年4月经**市编委批准，市社联机关由市社联办公室扩展为学会工作部、编辑资料部、普及部、办公室4个职能部门。1984年12月，**市社联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29人组成的社联第三届委员会，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肖元同志任主席。聘请刘刚同志为名誉主席。

1988年12月，**市社联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市长李瑞环，市顾委主任郝田役，市委副书记谭绍文、聂璧初等市领导出会开幕式。会上，李瑞环同志写了重要批语：“发展社会科学对于搞好改革和建设极为重要，当前在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现在是需要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极好时机。**有力量，有成就，应当搞得更好一些。”为了更加广泛团结组织全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这次代表会议决定，将社联更名为“**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58人组成的市社联第四届委员会，市委常委黄炎智同志任主席。聘请刘刚、肖元、滕维藻同志为名誉主席。1994年10月，**市社联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81人组成的社联第五届委员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远鹏同志任主席。聘请肖元、黄炎智、滕维藻同志为名誉主席。

到1999年年底，全市共有113个市级学会注册登记为法人社团。学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学术活动的繁荣开展。据粗略统计，1987年至2001年间，市社联暨所属学会研究会共举办各种学术活动2800多次，参加活动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约120多万人次，涉及了各个学科的学术探讨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对策研究，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智力服务，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1988年10月，经**市新闻出版管理局批准，市社联编辑出版的《**社联学刊》更名为《理论与现代化》，并于1989年3月公开出版发行，2008年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为我市社会科学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一个新的阵地，市社联逐步成为全市社会科学工作者之家。2002年，根据**市学校布局调整的需要，市社联搬离马场道4号办公地址，经过两年多艰苦奋斗，在成都道52号建成办公新址，为社联机关和**社科界创造了一个功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便利宽松的办公、活动场所，成为市社联机关建设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如何确认某种中文期刊是核心刊?目前国内核心期刊目录以那种为准?答：目前国内出版核心期刊目录的主要有四个机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

(1)《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159.226.100.178/html/lyqkb.htm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资助,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核心库的来源期刊经过严格的评选,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扩展库的来源期刊也经过大范围的遴选，是我国各学科领域较优秀的期刊。学科范围：理、工、农、林、医及管理科学。来源期刊表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核心库期刊：645种(以*号为标记);扩展库期刊：351种。该库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推选人、自然基金委资助项目后期绩效评估等指定查询库;自然基金委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查询库。

(2)《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wanfang.calis.edu.cn/kjxx/6.html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主办。收录中文科技核心期刊1200多种。学科范围：自然科学领域各个专业。该数据中心每年根据数据库论文收录数量国内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各单位、各部门科技排名情况。我校科技处公布的“北京交通大学论文分类标准”中理工类中文期刊即参考了该数据库收录核心刊情况。医.学.全.在线.网.站.提供

(3)《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localsev.lib.pku.edu.cn/cjc/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主持编纂。收录中文核心期刊1571种。学科范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专业领域，分属七大编75个学科类目：第一编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第二编经济第;三编文化、教育;第四编自然科学;第五编医药、卫生;第六编农业科学;第七编工业技术。每种核心期刊均有详细的书目信息和对期刊内容的简单介绍。该“核心刊目录”综合性强，在高校范围内影响很广泛。

(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www.cssci.com.cn/cssci_qk.htm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办。2000、2001年度收录中文期刊共419种，另加海外华文期刊16种。我校科技处公布的“北京交通大学论文分类标准”中社科类中文期刊即参考了该数据库收录核心刊情况。以上四种核心刊目录1、2以理工类为主，4为社会科学类，3是各学科综合性目录。读者可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核心刊目录浏览检索。

目前国内出版核心期刊目录的主要有四个机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

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办。2000、2001年度收录中文期刊共419种，另加海外华文期刊16种。我校科技处公布的“北京交通大学论文分类标准”中社科类中文期刊即参考了该数据库收录核心刊情况。以上四种核心刊目录1、2以理工类为主，4为社会科学类，3是各学科综合性目录。读者可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核心刊目录浏览检索。

2、《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资助,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核心库的来源期刊经过严格的评选,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扩展库的来源期刊也经过大范围的遴选，是我国各学科领域较优秀的期刊。学科范围：理、工、农、林、医及管理科学。来源期刊表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核心库期刊：645种(以*号为标记)；扩展库期刊：351种。该库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推选人、自然基金委资助项目后期绩效评估等指定查询库；自然基金委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查询库。

3、《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在学术期刊的历史发展上，我国有着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发展历史，科研规范程度、学术研究体系及体制等，整体学术体制的成熟度仍有待提升。但近几年，我国学术研究成果数量飞速增长，截至2015年6月，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已连续6年排在世界第二位，专利水平不断提升，表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已得到较高提升。因此，对于学术期刊具有导向作用的学术期刊评价也会与西方有较大的差异，不顾中国学术发展的现状而直接引入、移植西方期刊评价将造成水土不服。学术期刊评价对学术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将影响学术发展的方方面面。首先，优秀期刊往往承载着广大读者对科学研究前沿的期待，评选的顶级期刊上刊发的文章将被认为是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方向，被广泛传阅。其次，期刊评价也是人才评价的组成部分之一，在高校、科研院所等人才较为集聚的科研机构，通过成果评价人才培养效果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最后，期刊评价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评价，而是为促进期刊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激励期刊界的办刊积极性，促进质量提升。

一、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现状

“科学引文索引”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当时，西方学术研究已经发展了一套较为完整稳定的体系和科学研究范式，学者们普遍遵守这一规则。学术研究是通过论文之间的引证和被引证关系，反映出学科发展的脉络和知识积累情况，发现科研成果之间的关系。我国学术期刊的评价因整体学术研发发展较晚而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的期刊评价研究得以起步，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我国期刊评价的开始。在学术研究迅速发展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承担了更加重要的责任，这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载体，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价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发展具有着重大意义。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学科规范程度较低，在期刊评价时存在更大的争议。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评价时有其特殊性：首先，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大部分均为综合性期刊，即期刊并不针对某一两个细分领域，而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大多会按一级学科进行分类，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其次，国内自然科学研究具有规范程度高标准统一的特点，在评价时，会有高度统一的学科基础，更易于用定量指标进行测算，因此自然科学的期刊评价认可度较高，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并未发展成熟。和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并不适合完全的定量评价，而是应以定性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为辅。

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介绍

国内较为知名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编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以下简称社科院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北大核心）、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编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下简称CSSCI）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以下简称《RCCSE期刊评价报告》）在我国发挥着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作用，其中北大核心和《RCCSE期刊评价报告》为综合性的，但包括了对人文社科类期刊的评价。

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之后的20多年，科学哲学在中国曾有过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当时，仅在上海一地就出版了几十种科学哲学译著和著作。其后将近30多年，由于种种原因，科学哲学不仅在大陆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销声匿迹了。结束后的1976年，正当波普尔和库恩名满天下之时，在大陆哲学界，并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学说，甚或相当多的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大陆学界远离国际哲学潮流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垮台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中国哲学史课程是中国高等院校本科哲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是一门“成智”且“成人”的极具传统意蕴的学科。目前就国内而言，有哲学专业的高校不多，大部分高等院校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里开设。但在以实用性、功利性和针对性为特点的市场法则下，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命运”历经坎坷、屡遭冷落，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忧。所以不论是在教师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还是在课程内容设置、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都必须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及改革。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基本现状

目前，中国哲学史课程在非哲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但其教学成果远远没有达到老师的期望值和学科建设本身应该达到的高度。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所遇到的这种困窘与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作为非哲学专业的本科院校，中国哲学史课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一些办学资历不是很深，同时又相对缺乏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现按照自己的师资力量及现有教师专业特点随意调整教学计划，任意安排哲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哲学课程的开设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设课的情况。其他专业要么只开设西方哲学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包括儒道禅等中国的智慧[1]。这导致了人们将哲学看做为政治，有时甚至是时事政治。所以哲学在很多大学只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着，教师的教学是为了维持这个学科延续而不至于衰亡、绝种而为之，或者是为了保持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罢了。

2.学生学习兴趣不浓。中国大学的哲学专业设置过少，并非每个大学都设有哲学系，就是在仅有的几个哲学系里，几乎没有多少学生将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没有人将哲学作为第二专业选修[1]。大多数学生基本上都认为，哲学史的学习不但抽象乏味，晦涩难懂，而且都是几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难免与现实社会脱节。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选课现实中不难发现，选修中国哲学史的学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学生，但总体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背外语的较多，很难展开教学互动，收效较微。通过调查问卷显示，对中国哲学史学习兴趣不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了无用，二是上课听不懂，主要是为了修够学校指定学分才不得已选之。

3.课程自身建设不足。由于课程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哲学史课程建设相应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哲学师资队伍建设不足。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师资是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强教之源。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是推动课程教育改革发展、提高课程教育质量水平的关键。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国哲学课程的师资严重不足，在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专业中，也是一个人同时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多门课程，或者直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教授中国哲学史，这样往往造成课程教学与课程建设之间的恶性循环。其次，相关配套课程开设不足。如果单是开设一门中国哲学史或单是一门西方哲学史课程，很难形成学生学习的哲学氛围，也容易造成同学对哲学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选修课时限制下，大多数专业开设的中国哲学史很难系统地让同学窥其全貌，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只能有选择性地讲解，容易造成知识链条的脱节。

1概述

“共同体”一词较早用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科学界使用共同体一词，最早源于20世纪40年代。1942年，英国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波兰尼（M.Polanyi）较早提出并探讨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1-6]。伯纳德•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与1952年在美国出版[7-9]。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篇幅是对于科学共同体和科学团体的论述。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十分强调科学共同体的作用，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获取可靠的知识，科学共同体的任务则是建立和发展科学家之间那种为获得可靠知识而必须的最佳关系。他提出科学共同体的准则即规范是：普遍性、公有性、大公无私和有根据的怀疑态度。对“科学共同体”进行深入分析的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学家——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他从科学哲学的范畴进行了深入的论述。1962年，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提供了科学共同体形成、发展和转变的认识论基础[10-11]，科学共同体更加引起科学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出现之前，英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J.D.Bernal）就提出了科学传播（ScienceCommunication）概念[12-17]，1939年在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中ScienceCommunication的中文译法为“科学交流”或“科普”，目前更倾向于翻译为“科学传播”。中国长期使用“科学交流”或“科普”这两个术语，把科学界和大众理解科学截然分隔开来。特别是在中国，很多的科学家一度认为，科学家主要是从事科技研发工作，科学传播主要由科普工作者来完成，甚至长期以来认为科普工作是低端的工作，同时也混淆了科学传播和科学普及的概念。科学传播是个更为宽更广的概念，不是居高临下和传播基础学科知识的科学普及那么简单，科学传播不仅仅是向公众传播，更重要的是向专业人士及相关学科的学者传播最新的科技重大进展，涵盖了学术期刊、科普读物、科学报告会、学术研讨交流会、科技橱窗、科技馆、博物馆、国家地质公园、科技新闻和网络新媒体的科技报道等等。显然，科学传播对于整个社会的覆盖面要比科技创新广得多，而且科学传播的范围和维度又会影响到科技创新的发展，另外也直接影响到科学素质的教育；有必要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出发，倡导和推广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概念，让科学传播成为时尚和独有的社会生态。如前所述，科学传播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很广泛，而在科学传播领域与科技发展脉搏互动最为密切、科学传播范围最广的当属科技期刊。因此，本文重点从科技期刊作为切入点来探讨科学传播并进一步分析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构建，以增强科学界对于科技期刊乃至大传播、大科普的意识，扩大科学传播的范围和范畴，进而促进科学共同体建设，让科学传播成为助推科技创新的一股强劲的力量，并成为播撒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利器和突破口。

2科学传播的主体地位和科学传播共同体

2.1科学传播蓬勃发展，但主体地位有待树立。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研发和科学传播之间处于分离的状态。科学家大多不从事传播工作，并把科学传播工作看做是科普工作，同时很多人还认为科普工作需要行业顶尖科学家才能胜任，这无形中导致科普这种居高临下的工作只有很少数量的人才能完成。有成就的科学家没有时间，有时间的普通科学家不权威，这样的悖论潜在地制约了科普甚至是科学传播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才陆续出现“科学传播”的提法，但是少有专门的研究。1995年开始，由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断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1995年10月9日至12日由清华大学科技传播研究中心等5所高校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首届科技传播研讨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科技传播”的概念才逐渐受到重视，清华大学刘建明、孙宝寅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了“科技传播”的重要作用[18-22]。此后相关文章开始逐年增加。而“科学传播”这一概念在国内在大量使用，时间节点是2001年，此后10年相关论文由每年几十篇上升到上百篇，目前已经达到200篇以上；两个概念叠加起来每年可以达到400篇左右，且总体上处于上升势头。由此，可以看出，“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的概念和理念开始受到科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力度和群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1世纪以来，中国对于科学传播的研究，大多都是在科学共同体的构架或视域内开展的。换言之，科学传播依附于科技创新，是为科技创新服务的，科学传播一直没有取得主体地位。实际上，虽然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的概念开始为科学界和大众所接受，但是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科普理念，从骨子里仍然认为科学传播就是把科技成果为大众所知晓，对科技创新并没有太大的助推作用。正因如此，科学传播的发展路径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制，从业人员的地位和科普工作人员地位基本相当。2016年，科技三会上，把科普工作提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地位，科学传播的春天也从此到来。如何顺应这一趋势，提升科学传播的主体地位仍然亟待解决，否则，从属于科技创新的属性仍然使得科学传播不能剥茧化蝶，难以实现真正的腾飞。2.2科学传播共同体是时代和科学发展新阶段的自然需求。随着科学传播逐步受到重视，经过近20年的研究、探索和实践，科学传播逐渐脱离传统科普的思路，逐渐形成独立的学科门类。近10年来，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成立科学传播中心，显示出业界专家学者的开阔视野，有识之士开始对科学传播进行实质性探索和强有力的推动。在2008年2月23日由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在京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程东红提出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界和新闻界的互动与合作问题，打造科技传播共同体；科学时报专门发文进行了报道[23]。2008年9月在河南郑州召开的第十届中国科协年会上，新华社李斌再次提出了“科技传播共同体”的概念[24]。2012年，首届科学传播人颁奖盛典确定了加大科学传播共同体影响的宗旨，但是更多地倾向于使公众分享科学。2016年1月，果壳网主办的“科技点亮生活——2016科学之声”活动，进一步落到实处，致力于联合多家科学传播机构及媒体，组建科学传播共同体[25]。2018年9月20日，由科技日报社发起在珠海成立“国际科技传播联盟”（IUSTC），7家首批会员单位共同签署《IUSTC稿件互换协议》，其表述的科技传播联合体就是强调科学传播的主体性[26]，也是科学传播组织的壮大和延伸。2.3倡导科学传播共同体研究，助力创新发展腾飞。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虽然近年来对于科学传播主体地位的需求已经在学术界和社会开始出现声音，科技传播共同体或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提法也在不同场合有提及。但是也应当看到，从理论学术层面还没有对此开展更多的研究，公开发表的论文还非常有限，“科学传播共同体”的理论架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学术界还有待对此给予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倡导“科学传播共同体”有助于突出科学传播的主体地位，而不是仅仅把科学传播作为科学共同体上的一个链条。科学传播实际上可以和科技创新并驾齐驱，甚或也可以说科学传播是科技创新的轴心，对于科技创新有着极强的推动力[27]。从这个角度上看，“科学传播共同体”是链接甚至是几乎是可以包含科技创新的科学联盟，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科学氛围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倡导“科学传播共同体”对于开启全民智慧、掀起万众创新的浪潮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尽管“科学传播共同体”“科技传播共同体”的概念已经在不同场合出现，但是相关文献很少，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程度有巨大的差距。因此，需要深入分析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的从业者、参与者、受众等方面问题，逐步完善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概念和架构，形成相应的理论知识体系。事实上，对于科学传播而言，长期以来在中国对科学界和社会产生持续和深远影响的是科技期刊，而且仍然在发挥着重大作用。尽管中国的科技期刊晚于西方国家，但是也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目前数量5000余种科技期刊，涵盖了各个学科和各行各业，从科技期刊入手分析“科学传播共同体”将对现有科学传播从业者和未来科学传播工作的拓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启示。

3科技期刊在科学传播共同体架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3.1科技期刊在科学传播共同体中的地位。科技期刊作为科技重大成果展示的载体和科技交流的平台，历来最为科学界所重视，如国际著名的学术期刊《Science》的主编多是由美国著名大学的校长、美国科学院重量级院士、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来担任，而且不是挂名，全都是期刊事务的实际操作者。其原因正是由于科技期刊的独特学术地位及其在科技界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所决定的。事实上，在科学共同体中，尽管也有提到科技期刊和编辑的作用，但是并未把科技期刊和编辑作为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科技期刊的地位和作用却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国内所理解的科学共同体，主要侧重于科学家和科学团队，局限于科技研发人员和力量，把传播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排斥在外，事实上仍然把科技期刊和编辑当作附属部分来看待。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差，除了科学精神的土壤尚不肥沃以外，还由于中国的科技期刊编辑大多都是专职，国外多数著名的学术期刊的编辑是由科学家来兼职，国外研究与编辑之间天然的不可分割性、国内事实上的研究与编辑分离，必然导致对科学共同体产生理解上的错位。正因如此，本文倡导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概念，力图推动科学界强化以科学传播为导向的科学传播共同体作用。3.2基于科技期刊的科学传播共同体构成。科技期刊作为科学传播共同体的重要分支，承担着重要的科学传播重任。以科技期刊为纽带，科技论文的作者，论文的审稿人、专家学者、期刊编委、期刊编辑、读者等等，构成了这一独特的科学传播体系，他们之间彼此交流、沟通甚至讨论争论，转发分享、宣传等等，促使科学传播共同体始终处于勃勃生机的状态。如果进一步拓展，部分科技成果通过科技新闻媒体或社交媒体、自媒体等进行传播，则能实现报纸、电视、网络、移动端等全媒体科学传播，科学传播共同体的外延就大大拓展，当然这属于少数情况。科技期刊和社会科学类期刊有所不同，特别是和人文类期刊差别很大，科技期刊刊发的论文绝大多数都是与本专业学科有关，专业性很强，非专业人士很难很好地理解论文的内容，纯粹的文字编辑难以驾驭和完成论文编辑工作。换句话说，专业语言甚至比外语还难懂，这就对编辑的选择和要求提出了挑战。实际上，很多科技期刊的编辑都是本专业学科的毕业生或者有从事科研或技术工作经历，科学编辑和学术编辑占据了很高的比例，科技期刊的编辑事实上在科学创新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编委、专家学者和审稿人在科技期刊的科学传播工作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在当今科技信息爆炸的时代，同行评议尽管受到质疑，但是仍然是保证科技论文科学性和严谨性的主要途径。如果科技期刊的论文出现大面积的学术不端、科学严谨性丧失、创新性不在，那就难以对科技创新产生推动，科技期刊原本是科学传播的平台就必将成为伪科学泛滥的渠道。因此，同行专家、审稿人和编委的把关对于保证科技论文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公正性有重要作用，这也对保证科学的权威性和持续性有重要意义。否则，现在很多社交媒体在没有考证和审核的情况下，随意所谓的科学知识和新闻，内容粗制滥造，漏洞百出，对科学的权威性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伪科学和假科学的泛滥是对科学的极大伤害。长期以来，科技期刊受到国内科技评价体系的影响，导致很多期刊追逐影响力和影响因子，反而会弱化或忽视对传播力的关注。对于基础学科而言，这类问题并不显著，但是，对于小众的产业部门的期刊，则影响极大，因为很多读者并不发表文章，不能给期刊影响因子做出贡献，因而其阅读感受和需求经常不能受到关注。实际上科学传播需要面向对象，科技期刊更是这样，科技期刊和科技论文如果不被读者接受，如果忽视读者的阅读感受，最终只能是鸡肋，在市场的淘洗下必然最终被淘汰[28]。因此，科技期刊需要分析研究本学科和本行业的读者群落，细分群落，以读者需求为导向[29]。特别是网络时代和移动互联网繁盛的未来，不关注读者需求和阅读视听习惯，必将会被新媒体所蚕食。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网络平台、移动端、传统发行传播平台等多种媒体渠道的发展，科技期刊的形式不再限于传统的纸质期刊。期刊的概念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电子期刊、微信公众号、百家号、企鹅号等等都可以和传统的期刊对接，更主要的是开始大规模的延伸原有传统期刊的功能，纯粹的纸质期刊作为传播媒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和读者的需要，电子期刊、HTML等多种方式多种格式的电子论文，大大方便了读者，与数据库的对接，极大地提升了学术搜索的效率。电子期刊把科技论文和实验数据、实验室及作者对接，使科研过程的追根溯源变得可信可视化，同时透明的科研过程为学术道德的评估变得容易，压缩了学术造假的空间。而且技术的更新十分快速，未来围绕科技期刊和科技论文将会有更多的传播技术面世，科技期刊的构成也将随之丰富，其读者群落也会随之技术更新和层出不穷构成全新的科学传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