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职称论文十篇

哲学职称论文篇1

论文摘要：针对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以学生的职业能力和提高为培养重点，忽视人文素质教育特别是哲学素质教育在学生终身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现状，在分析哲学素质内涵及高职院校进行哲学素质教育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探讨高职院校提高哲学素质教育实效性的途径。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哲学素质；实效性

今日世界之发展进步趋向于一切以经济好坏作为评价指标，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浮躁期，追求金钱和感性利益的声音容易压倒哲学家的思想徘徊的脚步声。人们为精彩而又变化多端的物质世界所吸引，”为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所炫目，“似乎无暇反思和琢磨‘深奥的’哲学问题。”哲学成为了不合时宜的学问。但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哲学是智慧之学，是一切理论知识的总称，它能够丰富、发展人的精神境界，也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精神的集中体现。作为全面发展的人，在获得谋生技能的同时，还应具备一定的哲学素质，才能更好地审视人生，实现人生价值与意义。而缺乏哲学审视的生活等于失去了人生追求的航标灯。

我国著名教育家杨叔子曾话：大学之道在育人而非制器。在《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千百万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高等职业院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可以看出，高职院校要培养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全面素质的高技能人才，只有在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教育，使学生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广泛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特别是开展有助于高职学生形成和完善人格素质的哲学素质教育。

一、哲学素质的内涵

哲学素质是人学习和掌握哲学理论，并进行哲学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方法和实践能力，对人的行为活动具有普遍指导作用，“是对主体知识素质、道德素质、审美意识、思维方式和实践能力的综合和提升。”哲学素质对于高职学生的思想发展和人生成长至关重要，是健全人格的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核心。

（一）思辨

运用逻辑推导而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可以称为思辨。哲学区别于其它具体学科的根本就在于它的内在思辨性。哲学家贺麟也曾说过：“哲学重在思想的训练和理智的活动中研究、怀疑、讨论、辨难、探求思索的过程，而不一定重在问题的根本解决和所得的结果。犹如学习体操，或爬山旅行，人们重在体育活动的过程和身体的锻炼，而不重实际的收获和问题的解决。在这意义下，哲学也是只问耕耘(思想研究)不问收获（得出结论、结果）的。哲学家只是爱智者，追求真理的人，而不是智者，自命已经有了智慧、得到真理的人。”思辨是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是人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的思维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深刻的理论基础、严密的逻辑推导、合理的分析。

（二）批判和反思

任何思想总是以某种理论假设或前提为基础的，有些理论假设经过证明还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公理”。人们在思考问题或者处理事情的时候，也许会不自觉地、甚至毫无察觉地使用“公理”。而哲学总是敏锐地审视历史、关注现实、反映时代，是同为避免思想僵化而进行的不断的批判和自我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哲学总是把人们的日常意识、科学知识和艺术观念等作为再思想、再认识的对象，不断反复地批判审视这些人们已经视为理所当然的“公理”，反思到思想的起点和源头。

批判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意味着对于一般的理性能力的审理、考察和反省，它包括观念形态的精神批判活动和物质形态的实践批判活动这两大批判形态。无论是精神批判活动还是实践批判活动，都能够促进人类否定世界的现存状态而实现自身的超越。反思一般是指人们精神的自我活动和内省，是人们对自身或自身所进行的活动的认识、思考。哲学的反思活动是一种贯穿和体现批判精神的思考，它在观念上否定世界的现存状态、并在观念上构建人所要求的现实的精神批判活动。它既为实践活动提供改变世界的理性图景，又为实践活动提供满足人的需要的目的性的要求。哲学反思，就是把“思想”作为“问题”予以追究和审讯的思维方式。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逃避这批判的。……因为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康德的这种看法，同时也表明了反思思维与理性批判精神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

（三）实践创新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宣称:“只要一息尚存，我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贺金瑞教授也在《论哲学素质及其培养》中谈到：“在当代，凡属具有创新意义的哲学研究都不是重复而是开拓，不是解释而是创新。”因此，哲学发展的根本在于通过实践提出的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研究再实践并得出新的结论，哲学就是在“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循环往复中自己发展和运动的。哲学家正是依托于对人类已有的一切认识成果进行全面、深刻的检讨和再认识，以及对人类实践发展的最新状况和成果进行科学地概括和总结，才使哲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成为可能。立足于实践的批判和反思，是哲学思维和创造活动最主要的方式和方法，因为要改变世界，就必须对现存世界持批判的态度，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确立作为现实之否定形态的理想，再通过实践把理想转变为新的现实。哲学知识的实践性要求理论的论证必须回到现实生活中而不能仅停留在书本知识的对照上，能够从感性到理性、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问题，进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二、高职院校进行哲学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不仅仅是满足学生的就业需要，更应该从学生的发展着眼，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哲学素质的培养对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综合素质，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以及终身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形成正确的思维方法，锻炼高职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恩格斯有句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要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的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人通过感官活动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一切信息，都要通过头脑的思维活动进行整合加工，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和规律，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个过程离不开正确的思维方式。哲学素质教育的实质是使人“学会思考”，借助于从抽象到具体、实践到认识等一系列哲学反思性的思维方式训练，使人形成强大的理论思维能力。对高职学生进行哲学素质教育，可以提高他们的理论思维水平，培养他们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使他们善于从大量繁杂的经验材料中认识和分析对象的本质、规律，从而提高他们对客观世界的整体把握和认知能力。

（二）培养高职学生的批判和反思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部分高职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只注重培养技术素质、轻人文素质，以一种“技术至上”办学理念将自身看成是一个职业训练场，把教育的使命简单化。二高职教育是要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就绝不会只是生产线上只知道执行程序而没有自我思考能力的“机器”。哲学起源于惊异，“哲学的根本特点便是批判，正是这种特点使得它成为一种和科学不同的学问。”高职院校进行哲学素质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学生学会批判和反思，从而“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进而全面地反映现实、深层地透视现实、理性地解释现实、理智地反观现实、理想地引导现实。”学会哲学的追问，对身边习以为常的事情提出问题，进行批判、反思，实践论证。批判反思精神是哲学思想不断进步的动力。而哲学素质教育让大学生接受哲学批判反思精神的熏陶，从而善于思考探索，绝不唯书盲从。从批判反思中产生的独立思考意识，使得高职学生能够在正确的政治思想引导下，坚定不移地树立起方向明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帮助他们定位人生方向、确定人生价值标准，明确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三）有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5月26日的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是现代大学教育最需要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是中国未来经济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高职院校的学生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联系更加直接，决定了高职院校更应重视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这种培养“需要广博、深厚的文化底蕴，需要多学科专业教育所形成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需要形象思维学科所培养的想象、直觉、联想等能力。”高职生普遍缺乏这种寻根究底的思维能力，而哲学的批判性和反思性，能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勤于思考，善于提问。一旦形成这种良好的思维习惯，将更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养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三、提高高职院校哲学素质教育实效性的途径

哲学素质教育就是一个促进知识转化为素质和能力，理论转化为思想觉悟，并自觉运用于实践的过程。高职院校在突出能力本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综合素质的培养，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切实有效的措施，应对高职院校学生哲学素质缺失，哲学学习兴趣不足等现象，培养出既会做事又会做人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具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提高高职院校哲学素质教育的实效性：

（一）丰富哲学素质教育内容。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本身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素质教育不应该是苍白无力，空洞肤浅的，其内容选择既不能深奥到学生无法理解，也不能浅显到对学生思想没有任何启发。因此，哲学素质教育的关键是对学生哲学思维的培养。教师在开展哲学理论教育的同时，还可以适当增加这些理论知识产生的历史背景，让学生更为深入全面地理解这一理论而非死记硬背，而且，通过介绍中外哲学家们提出哲学问题、思考和辩论问题的方式，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和开发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使学生学会从哲学的高度看待问题，用哲学的方式分析问题，在哲学的层面解决问题。

（二）完善课程设置，形成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哲学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教育部下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以下简称“05方案”）中，在课程设置这一加强和改进教学的基本环节上，没有像对本科院校那样规定高职院校必须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近代史纲要》，使得高职院校没有这类有助于进行哲学素质教育的内容，但同时，也等于给予了高职院校自主设置哲学素质教育课程的自由和空间。因此，高职院校应该积极鼓励教师开拓创新，积极开发课程，形成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哲学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如必修课程不拘泥于“05方案”规定的课程形式，而以哲学经典原著选读与解读或哲学史为主设置《马列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儒家经典原著选读》、《中西哲学史》等课程，；选修课程可以设置《哲学导论》、《中西哲学智慧》、《人生哲学》、《哲学通论》等课程，或设置讲座课程，定期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企业英才等举行哲学专题讲座或报告会，使高职学生在聆听中得到哲学智慧启迪。

哲学职称论文篇2

关键词 葛兰西 实践哲学 政治哲学 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B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010-08

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葛兰西，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他的政治哲学。传统的学术研究在指涉到这一内容时，常常是从分析其市民社会理论、国家理论、领导权理论等入手的。在直观的意义上，这并无不妥，因为葛兰西论述过的这些理论问题，本就系于政治哲学的范式。但如果从葛兰西与他的思想先驱马克思之链接来看，他的政治哲学之构造的根本支点却是作为其重磅理论组件的“实践哲学”。人们往往以为实践哲学与政治哲学在葛兰西理论结构中是互为他者、彼此外在的，但我们发现在实践哲学中却也包藏着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这种逻辑又因为葛兰西与马克思的关联而通向了后者的思想之躯体。如果忽视了这一信息，进而不能使葛兰西不同理论节点内在打通，无论对其政治哲学还是实践哲学的研究，都会是褊狭的、不完整的。基于此，本文拟对葛兰西实践哲学之政治意蕴作一考论，由此一方面凸显葛兰西实践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政治哲学的独特梳解路径，另一方面将问题连带地导入到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中，澄明其“被遮蔽”的实践思想。

一、从实践哲学到政治哲学：经由文化范式的内在过渡

在逻辑上，葛兰西是通过论述“哲学是什么”来论述“实践哲学是什么”的。在他看来，在哲学史上流布甚广的观念，总是将哲学研究指认为一项奇特而艰难的事业，哲学活动也就被界定为在特定领域内、由特殊群体所专门从事的智识活动。其实，这是对“哲学是什么”问题的一种片面、应当予以革除的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类的大多数，就他们都从事着实际活动，而在他们的实际活动（或在他们的行为的指导路线）中又都暗含着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从这一点而言，都是哲学家。……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仅仅研究各个哲学家的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方法论的指导线索，至少应该把注意力引向哲学史的其他部分，引向广大群众所持有的世界观，最狭隘的统治（或知识）集团的世界观，并最终引向这各种不同的文化复合体和哲学家的哲学之间的联系。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群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这个过程在一种整体的趋势——其顶峰变成为集体活动的标准，变成具体的和完全（完整）的历史——中达到顶峰。”②③[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6、7、198页。

哲学职称论文篇3

关键词：转型期 教师职业倦怠 哲学解答

关于教师职业倦怠问题的研究始于1979年。1979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nea)首次关注并专门提出教师职业倦怠的问题，同年nea把教师职业倦怠作为当年年会的研究主题。本文将着力探讨中国教育转型期教师职业倦怠问题，并尝试为此问题作以哲学视界的解答。

一、教育转型期教师职业倦怠的表现及研究现状

1.教师职业倦怠的表现

研究采用mbl—教师版(mbl—educator survey，简称mbl—es；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简称mbi)，以分层抽样的方法对某省省会城市的教学一线教师进行测量。测量结果表明：该城市的教学一线教师近80.5％存在职业倦怠的问题。关于职业倦怠的具体表现，梳理和提炼上述研究结论，从职业倦怠理论的情绪衰竭、非人性化、低个人成就感三个维度综述成四个方面：职业情感长期处于冷淡状态；师生关系、同事关系出现隐性不和谐；普遍认为工作强度过高、工作压力无法承受；普遍认为工作中没有成就感。

2.教师职业倦怠问题的研究现状

1979年以来，国外关于教师职业倦怠理论的研究主要是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以“诗职业倦怠问卷”(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为蓝本，美国、加拿大、德国、荷兰、西班牙等国家都编制了“本国版本”的诗职业倦怠问卷，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城市教师、郊区教师、农村教师倦怠状况的比较；教师职业倦怠和课堂管理的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教师自我概念评价标准的发展等。心理学者们还应教育研究的需要编制了 mbl-教师版(mbi-educator survey，简称mbi-es)。同时，对易导致职业倦怠的教师类型、教师职业倦怠的过程两个问题取得了目前学术界公认的较成熟的理论。

我国对教师职业倦怠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也比较少。通过清华同方cnkl论文数据库检索到的国内关于教师职业倦怠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关于教师职业倦怠问题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介、对国内教育实践中该问题的初步探讨上。在关于教师职业倦怠致因及对策的研究中，从心理学和管理学的视阈研究的较多，而从教育学的视阈，特别是教育哲学视阈的研究还不普遍。

二、教师职业倦怠问题哲学视界的“解”

以哲学的视角，运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理论透视问题，从教育哲学的视阈为教育转型期教师职业倦怠的问题求证一个哲学视界的“解”，得出以下四个维度：

1.社会因素——宏观的制约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里，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人是社会存在物，具有社会属性……那么，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社会因素对其的影响应该是首位的。在考证社会因素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中，有两个因子的影响尤为重要：一是社会发展对教师提出的“高”期待；二是教育改革对教师提出的“高”要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崛起，作为承载民族复兴希望的教育事业受到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教师也在这种关注中被寄予前所未有的“高”期待，甚至已经上升到关乎人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责任都期待教师担起来的程度。

在西方各种教育思潮的影响下，近年来，我国教育领域的改革可谓是大刀阔斧。随之而来的“新教学观”、“新课程观”、“新人才观”等等。在这种种新的“观”中，教师成为了践行这种新的观念的行为主体。既然是全新的实践，就难免是“摸着石头过河”，更难免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教育改革对教师提出的“高”要求却丝毫不让步：为适应教育改革，教师要“勇于”接受知识总量几何级数的增长，教师要“勇于”摒弃已经习惯多年的教学方法，教师要“勇于”承担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责任，等等；为了教育改革的成效，这些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教师对教育改革是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的，立竿见影，是不科学的，急功近利，是不现实的。

反思这种“高”期待，一种哲学视阈中的“公正”赫然发出了“呐喊”。公正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公正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称”或“平衡”的关系，力求强调社会赋予其成员“相称”的赋予［2］。那么，不难看出：在民族崛起、民族复兴的国情需要下，教师被社会赋予了与其客观能力“不相称”的赋予。这种“不相称”使教师陷入了痛苦的压力。这痛苦的、无形的压力使不能承受“高”期待的教师的自尊心和自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使他们的工作热情一点一点被蚕食掉，使他们的工作士气一点一点被消磨尽。

反思这种“高”要求，在意义引领的层面

使教师在一个参与的过程中获得更加重要的东西——体验参与的过程的愉悦感，或许追求比结果更重要。我们的改革真正的取向应该是以教育改革为契机，倡导以学生为主体，倡导教师深入到学生层面，注重学生的参与、教师的参与，注重体验过程，并在这种体验的过程中成长。只有这种在价值取向上更取向于“体验过程”的教育改革，才能吸引和激励教师努力地在过程中去改变或调

整既往的“过去时”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生活方法，并在这种具有“主动性”意义的改变中，通过体验，意识到传统的教学观念约束了自己的发展、进步，也阻碍着学生的发展、进步。这样一来，为了自己的长足发展，为了学生的更好发展，教师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很自然地就被充分调动出来。并且，这种通过“体验过程”而激发出来的教师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远比一些口号、动员、报告、会议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从思想的深处，从意识的源头所进行的“改革”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不被抵触、排斥、倦怠，才能真正收效。

2.组织因素——微观的约束条件

在考证教师职业倦怠的成因时所提炼出的组织因素，不是管理学视阈在考证组织因素与工作绩效关系中通常着眼的组织文化，而是似乎“过犹不及”的教师评价体系和学校竞争机制，主要表现为教师评价体系对教师工作状态的隐性压力、学校竞争机制对教师工作状态的显性压力。

一直以来，我国的教师评价体系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一种终结性评价。这种评价体系，从评价的功能上看是为了管理与奖惩；从评价的主体上看是领导者；从评价的方法上看是过分地追求量化［3］。因此，这种带有终结性意义的评价体系，其目的和作用也仅仅是给教师下一个结论，便于进行比较与鉴别。

面对过去教学做多做少、做好做差而待遇却没有什么区别的弊端，现代学校管理实践引入了“竞争机制”。但是，在调研中发现：正在实行的学校竞争机制缺乏科学性，缺乏民主与公正性，缺乏人文关怀。以“升学率”、“优秀率”、“达标率”作为竞争的评价标准，以竞争机制为由，不断增加教学一线教师的工作压力，甚至于牺牲基层教师的基本个人利益，实行残酷的“末位淘汰制”。

反思现行的评价体系，评价主体单一，自上而下的领导评价占主导地位，教师本人及其同事、学生、家长的参与很少，教师处于被动的评价地位［3］。在这种评价体系下，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可能性被忽视，教师本人在评价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更无从谈起。这种忽视了教师的个体差异、忽视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久而久之，不仅没有成为激励教师内在发展的动力，使教师有明确的努力方向，从而不断进步，实现自身的价值，反而成为一种带有负面影响的阻力。在这种只有奖惩、定性意义，没有导向、激励、诊断、调控、反思、发展功能的评价中，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被束缚，教师也日益在这种缺少主动性、创造性的评价面前从不积极到倦怠。

反思这样的竞争机制，首先，忽视了教学工作的特殊性。教师的教学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难以量化，它不像工厂工人在流水线上简单地生产同一型号的产品那么简单。所以，这种忽视“德、勤、能、绩”的带有功利性的竞争机制必将带给教师不合实际的现实压力；其次，采用“强制性”的惩罚手段，以牺牲基层教师的利益为代价的竞争机制，必将引起大部分教师的反感和不满；再次，带有“淘汰”色彩而非“激励”色彩的竞争机制，使教师的工作心情充满灰色的压抑。试想，在一个不民主、不公正、缺少人文关怀的工作环境里，整日带着抵触的灰色心情压抑地工作，人怎能不倦怠?

3.职业因素——客观的规定条件

探讨职业倦怠问题，职业因素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研究中发现，教师职业倦怠中导致倦怠的职业因素主要是职业能力和职业强度。

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受到重视，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考虑怎样教，更要考虑学生怎样学。随着21世纪初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推出，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角色调整为学习组织者、合作者、开发者、引导者，教学方式从讲授式、灌输式转变为启发式、案例式、探究式［4］。在这种背景下，启发式教学、案例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组织自主性学习、合作性学习、研究性学习等等，诸如此类，都对教师提出了规定性的职业能力要求。

在这种规定性的职业能力的要求下，怎样去适应这种挑战，成为对教师的一种严峻考验。从主体性哲学理论上看，这种旨在摆脱传统教育理念而规定的职业能力是在实践层面给予了教学一线的教师绝对的主体性，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的实现变为可能，也为教师个体的主体性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在践行这种旨在摆脱传统教育理念而规定的职业能力时，教师如何从过去的传统教育中的师生间的“我—他”关系很好地转变为“我—你”的关系，是整个教育

活动能否在教师的价值引导下实现学生自主建构和主动发展的关键。

研究结果表明：因为教师没有在教育活动中建立起一种主体间性哲学所倡导的师生之间的“我—你”关系，教师与学生之间没有实现预期的平等对话、交流、沟通，师生之间没有在知识、经验、思想的共享中达到彼此精神上的融通。于是，这种旨在摆脱传统教育理念而规定的职业能力反而成为了教学活动有效进行的阻力。由此，教师开始对这种规定的职业能力置疑，并认为自己没有在这种规定的职业能力中找到自己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价值，久而久之，对教学产生了一种倦怠感。

4.个人因素——主观的现实条件

在研究中发现：在导致教师职业倦怠问题的原因中，除了社会因素、组织因素、职业因素以外，教师的个人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主观现实条件。其中，教师自身的高期望与能力经验的反差，教师自身心理状态和结构的亚健康，是教师职业倦怠现象背后共有的两个具有个性特点的因子。而教师自身心理状态和结构的亚健康主要表现在两个维度：一是面对“挫折”时的心理调适能力欠佳；二是面对“冲突”时的心理控制能力欠佳。面对“挫折”的心理调适能力欠佳的主要表现是教师在挫折情境下极易产生烦恼、困惑、焦虑、愤怒等各种负面情绪所交织而成的心理感受。面对“冲突”时的心理控制能力欠佳主要表现为当教师同时怀有两个动机而无法兼而获得时的强烈的心理不满足感。

三、教师职业倦怠问题的哲学视界“解答”

1.树立新的职业意识——明确的人生目标，稳定的教育信念，浓厚的科研兴趣，个性化的教学方式

“人不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社会化动物，而且‘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不仅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且具有精神属性”［2］。这是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对人的精神属性的一段论述。从这段论述中，不难看出意识在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乃至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中的重大意义。因此，树立新的职业意识是首要的任务。

这里所言的“新”的职业意识，包括明确的人生目标、稳定的教育信念、浓厚的科研兴趣、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四个维度。

2.培育新的个人素养——自我认知能力、自我反思能力、自我激励能力和自我监控能力

谈及“新的个人素养”的内涵时需强调“培育”的概念。之所以在这里使用“培育”而非“培养”，是想着重强调在这种个人素养形成中以“精神引导”的方式为主的取向［5］。正因如此，在思考这种新的个人素养的内涵意义时，也是站位在教师“主体性建构”和“主体性发展”的立场的。

这种新的个人素养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能力：自我认知能力、自我反思能力、自我激励能力和自我监控能力。

3.倡导新的管理方式——主动发展，能动创造

“新的管理方式”主要“新”在管理中对教师主体意识、主体地位、主体能力的弘扬，并以此鼓励和实现教师的主动发展、能动创造。

4.践行新的制度保障——改革教师评价体系，改革教师教育体系

原苏联心理学家卡普捷列夫曾说：“自主性之所以重要，首先不是因为它在生活中有用，而是因为它符合创造性的自我发展需要。离开自主性，人就不可能获得发展。”［6］因此，教师主体性的发展必须以其自主性的确立为前提。所以在改革评价体系时，要力求进一步下放教育自，激发教师的自主性。主体性确立要有主体意识，同时也要有一定的主体行为能力做保证。因此在改革教师教育体系中，要力求为教师提供不断学习的机会，提升其作为教育主体的选择性。让教师具有弘扬主体性时所具备的相应的实践能力、反思能力以及创造能力。唯有这样，教师才能真正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人，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设计选择，对自己的未来进行开创。

5.建立新的师生关系——师生同为教育活动的价值主体

“新的师生关系”旨在强调师生同为教育活动的价值主体。在这种同为教育活动的价值主体中，师生之间实现了从“我—他”关系到“我—你”关系的转换。这种“我—你”关系，恰是主体间性哲学所倡导的。

6.尝试新的教研方式——教师与教育理论工作者合作研究，倡导行动研究

“新的教研方式”的主张有两个方面的取向：一是教师与教育理论工作者合作研究；二是倡导行动研究。

当代主体间性哲学承认多极主体的并存，强调不同主体在相互交流、对话和合作之中提升各自的主体性［7］。那么，教育理论者与教师之间应是一种平等的“我—你”关系，而不是以往的“我—他”关系。由此，教师成为了教育研究活动的主体，倡导教师与教育理论者共同合作开展教育研究也将是新的教研方式探索中一个大有裨益的尝试。此外，倡导行动研究也是有益的尝试。教育行动研究改变了教师的专业生活方式——将“行动”与“研究”融为一体，在研究中开展教育，在教育中开展研究。应该说教育行动研究是教师主体性发

展的重要方式，教育行动研究可以促进教师主体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郑绪斌.教师评价的比较研究［j］.当代教育论坛，2006(1).

?［4］王绍兵.新课改下的教师角色反思［j］.当代教育论坛，2005(5).

?［5］金生?.规训与教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6］卡普捷列夫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哲学职称论文篇4

一、葛兰西的哲学思想的内涵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们通过语言使自己与他人、与外界建立起清晰明确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哲学恰恰就包含在具体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之中，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绝对自在，都必然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和所处语境相互交融。所以，要理解一个民族的哲学必须也同时了解该民族的文化。因为，前者是以后者为依托和底蕴的。而一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往往会从该民族的语言习惯中流露出来。语言可以看作是民族文化的折射，故哲学与文化史的内在交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语言中体现出来。正是基于这一点，葛兰西提出的哲学观包含在语言之中，包含在每个人的语言之中。对于常识和民间宗教，葛兰西认为，常识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都留下了“常识”的沉淀，它既是哲学发展历史过程中保留至今的印迹，也是每一哲学精华思想的历史的有效性的凭证。它不是僵死不动的，而是不断地用科学思想和进入日常生活的哲学观点丰富着自身，是同时包含着新旧哲学思潮的一个相对僵硬的阶段。而宗教问题，“不是从忏悔意义上，而是从一种世界观和一种相应的行为准则之间的世俗意义的信仰统一上来注意”［1］(P236)，它是断片化的常识要素之一。由此可见，在葛兰西看来，哲学也就是哲学史。既然如此，那么常识和宗教作为历史发展的印迹，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哲学思想，体现着一定的世界观。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对该时期广泛存在的常识和宗教表示认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它们所包含的世界观的一种不自觉的、不加批判的接受。总之，在第一个层次中，葛兰西极力打破那种把哲学看作是“由特定范围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的智力活动”的陈旧观念，强调哲学以语言、常识、民间宗教的形式普遍地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如葛兰西所论述的:“在职业哲学家、哲学领域中的‘专家’与其余的人之间存在着不是‘质的’，而仅是‘量的’差别。”［1］(P259)而这种量的区别指的是他们之间思考方式的不同:一种是零散的、不自觉的思考，一种是批判的、自觉的思考。因此，在证明了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每个人都无意识地各有一套哲学之后，葛兰西紧接着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即注意和批评的层次，也是职业哲学家所关注的层次。因为语言、常识和民间宗教虽都暗含着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但它毕竟是以一种零散的、不系统的、非批判的和偶发的方式存在的，这就决定了应该对这种世界观进行分析和批判，即哲学就是对宗教和常识的批判和克服。关于这一点，葛兰西在《狱中扎记》中这样论述:“它首先必须是对‘常识’的一种批判，尽管在最初它是把自身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这种综合的目的必然是批判这些问题，证明它们的真正价值以及它们作为智识链条上已被替代的环节所具有的意义，并且确定新的当代的问题是什么，旧的问题现在应当怎样去分析。”［1］(P241)因此，从葛兰西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所提倡的哲学家的哲学不是局限于书斋里的纯粹理性的思辨、演绎，而是根源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因为思想和行动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即使行动中所暗含的世界观只是外在胚胎状态，是偶然地和在瞬间表现出来的。所以，那种局限于哲学家头脑中的抽象思考是不能称为哲学的。真正的哲学不是理论教条，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历史性的政治实践。因此，人们往往把葛兰西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也是其哲学思想最具有意义的一点。这种思想和那种仅仅将实践单纯地归为认识论范畴来理解的观点相比较而言，显然是深刻的。

二、葛兰西的大众哲学思想中的积极意义

当然，葛兰西在强调哲学的实践性，强调思想和行动本身的一致性时，也看到在某些情况下，思想和行动之间存在着断裂。这种断裂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历史制度的更深刻的对立。因此，葛兰西在论述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时，更看重的是现实政治活动的意义。哲学与政治不可分割，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同样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职业哲学家的哲学活动不仅仅是局限于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批判，更是要通过政治活动将一种新的世界观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开来，从而提高全体民众的道德水平。即“批判地传布已发现的真理。把它们所谓‘社会化’，从而把它们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和道德的结构要素”。换句话说，是要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1］(P235)。以此为据，葛兰西详细论述了实现“哲学的世界化”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政治社会理论，如“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政治国家”等。葛兰西认为要想使无产阶级大众获得真正的解放，首先必须通过政党构造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然后通过有机知识分子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力图使这种意识形态为人民大众普遍接受，成为整个社会的世界观，从而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而政治国家。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摆脱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统治，获得真正的自由。综上所述，葛兰西在对哲学概念重新阐述时，始终关注人民大众。因为人民大众是实践的主体，哲学要想实现自身改造世界的终极理想，就必须使哲学与人民大众的日常意识和社会心理融为一体，为人民大众所内化。只有这样，哲学才不会流于现实生活表面，才会比单纯的理论教化更深入人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因此，葛兰西通过实践哲学，不仅要解构暗含于常识、宗教中的旧世界观，更要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新的世界观，并通过政治运动(意识形态革命)达到真正改变世界，为人民大众构建一个合理化社会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葛兰西的哲学观称为“大众哲学观”。

作者：李金锴 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哲学职称论文篇5

【关键词】创新管理; 高职高专; 科研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

一、高职高专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是兴校的基础工程

( 一) 科研工作有助于教师实现个人价值。科研能力的培养和提升，需要经过教师亲身的科研经历，在科研兴校实践中实现科研兴师。科研可以提升个人学术地位和业内知名度，使教师超越“教书匠”层次，达到“名师”和“专家”层次; 科研可以使教师满足成就感层次的精神需求。

( 二) 科研工作有助于提高教育教学和管理的水平。科研工作基于本校的实际层次和发展状况，将科研人员和一线教师双重角色统一起来，以科研成果为基础和支撑促进学校的实训基地建设、专业建设、团队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学内容改革，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科研成果向教学改革的顺利转化，并在教学实践中探索更多的科研方向，使课程建设、教学内容改革、实训基地建设、专业建设和教师团队建设也成为教师科研水平提升的可靠来源。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相辅相承，相互促进，教学促进科研，科研工作可以有力促进教学工作，科研是培养挖掘成就名师、促进师资队伍建设、满足教师成就自我、稳定教师队伍重要保障，科研( 技术培训、服务)是提升学校社会学校美誉度的主要途径。

( 三) 科研工作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育理论来源于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检验升华教育理论。教师的教育教学科研实践有助于发现或发展新的教育理论，任何教育理论，最终都来源于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学实践经验。教师是其实践的最后和最佳的裁决者，每个教师都成为科研共同体的成员。

( 四) 科研工作有助于学校整体形象的提高。科研工作是衡量学习整体实力的一个杠杆，检验着学校的教学水平、科研能力，彰显着学校的办学实力。科研丰富学校的内涵，形成办学特色，提高学校整体形象，助推学校可持续发展。

二、高职高专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现状及原因

( 一) 科研水平普遍偏低。高职高专院校工科院校多，比较注重对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对哲学社会科学以及科研团队建设重视相对不足，普遍存在学历层次不高，科研力量相对薄弱，高级职称的科研骨干稀缺的现实状况。科研选题盲目性较大，科研人员获得省部级、部级科研课题的能力不足; 科研队伍建设不够完善，课题组成员的随机性也很大，集体攻关的科研能力比较差，课题的持续研究性不强，无法申报大型研究课题项目。另外，横向经费偏少，纵向科研经费渠道单一，重大纵向课题申请受限。有市场推广价值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尚待加强，强有力的科研团队尚处在形成阶段。

( 二) 一线教师对科研工作重视不够。高职高专院校师生比例普遍比较低，教师忙于繁重的教学工作，科研意识不强，能力不足，认识不够，对科研工作表现比较被动。科研队伍已进入年轻化，青年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缺乏较高学历层次的科研人才，客观上影响了教师从事科研的精力和时间的投入等。大部分教师从事科研的目的是为了晋升职称，在选题上重传统单学科研究轻新兴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科研成果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定量考核轻定性考核的倾向等。

( 三) 科研经费相对紧张。高职院校受办学层次和体制的影响，申报获批的省教育厅、科技厅项目的政府类资金，实际运作过程中为零，仅靠校方资助形式进行。因此，科研资金严重制约着成果数量、质量的产出。

( 四) 教师科研收入与其工作量不成正比。教师科研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必要的调研须外单位的人员配合，需要各种费用的支撑以及发表文章的版面费等，即使取得了科研成果，也会给教师造成一些经济负担。对大多说教师而言，搞科研仅是评定职称的需要，一旦完成了评定职称的指标要求，就万事大吉了，因此就教师科研的动机来说，科研质量很难达到较高的的层次。

三、高职高专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创新的对策

( 一) 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长效机制建设。根据各个教学和职能部门情况建立科研考核指标体系，把科研任务落实到部门和个人，鼓励争取每年申报一至两个课题项目的立项。扩大对外合作，争取更多横向课题项目，切实提高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每半年对部门科研工作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科研交流活动情况、课题立项后的进展情况等进行督促检查，定期听取汇报并对遇到的困难进行研究，并及时帮助解决。每年对教师科研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质量与数量的考核，积极参与学术活动，不断以各类培训为依托，积极参加由省教育厅，省委党校、本校等组织的各类科研会议和相关业务培训学习，发挥科研骨干和科技带头人的模范和表率作用，提高教育科研能力，鼓励他们为科研工作多出主意、多想办法、多出成果。

( 二) 提高科研管理效能，完善以创新和质量为先导的科研评价机制。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凸显自身特点，把科研成果的定量考核和质量考核并重，推进科研管理创新，防止研究课题的低水平重复。确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以引领学术发展的实质性贡献为标准，更加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原创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建立公正科学合理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激励长效机制。

( 三) 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抓好科研队伍建设，逐步形成骨干科研力量培养和评选的相关制度。抓好人才队伍建设，督促科研人员积极申报各级各类课题项目，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对专业理论知识扎实、创新意识强的教师进行重点培养，并给予适当的科研启动经费，以便早出成果。以部门科技带头人为核心，以老带新，初步形成教师科研梯队。实行对青年教师的科研指导导师制度，加快青年教师科研能力的发展，加强学科建设，活跃学术气氛，加强学术交流，组织部门教师多开展现实问题研究，尽早实现团队成员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研究经验以及年龄性格、工作风格、人文素养的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团队效应，为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奠定人才的队伍基础。

( 四) 强化项目管理工作，切实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项目的质量和水平。高职高专院校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强化手段，扎实开展立项课题的管理、结题和成果推广工作。一是强化项目三级管理机制，严把课题政治质量、学术质量关，及时催促承担单位和课题组按时、按质完成研究任务。二是组织学习落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强化经费管理、科研诚信建设等工作。三是对已完成的研究项目，进行鉴定结项，并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项目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工作。

( 五) 净化学术环境，杜绝学术腐败。在高职高专院校中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建立更加合理有效的评价奖励机制，促进高水平学术队伍的建设。在项目审批、学术晋升和考核评估之前，都需要对候选人遵守学术道德的情况进行认真调查。成立学术道德委员会，对有关学术道德的问题进行独立调查，并向校长提供明确的调查结论和处理建议，全面净化学术环境。

哲学职称论文篇6

特立独行、口无遮拦的著名外科医师柯文哲在台湾政坛刮起一股旋风，以立场“墨绿”却又无党、无派、无行政经验的背景，在去年的“九合一”选举中，在蓝营优势选区台北市大赢籍候选人、连战之子连胜文24.4万票，当选新一届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当选不仅终结了连续执政台北16年的历史，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这名“怪医”市长。

享有国际声誉的外科医学权威

柯文哲1959年8月6日生于新竹县（今新竹市），从新竹中学毕业后先是考取阳明医学院（今阳明大学），入学就读一年后选择重考，最终如愿进入久负盛名的台湾大学医学院。大学毕业后，柯文哲以全台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1988年进入台大医院工作。受到导师――著名外科医师、“心脏救星”朱树勋影响，柯文哲选择了急诊和重症加护专业。1993年，柯文哲赴美从事人工器官的研究，次年返回台大医院继续工作，并于2002年取得台湾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博士学位。在台大医院工作的20多年间，柯文哲从普通医师一步步成长为外科加护病房主任、创伤医学部主任、台湾大学医学院专任教授。

柯文哲常年专注于外科重症医学、叶克膜（ECMO，体外心肺循环系统）以及人工器官技术的研究，是台大医院有史以来第一个不看门诊的医师，是首个将叶克膜技术引进台湾的人，也是台湾器官标准移植程序的制订者，岛内人称“叶克膜之父”。柯文哲还将叶克膜技术传入大陆。在柯文哲的带领下，台大医院的器官移植和叶克膜团队处于国际尖端水平，救人无数，曾创造维持溺水病患生命117天并使其康复的世界纪录，也救治过遭枪击的连胜文和遭车祸的胡志强之妻邵晓玲等知名人物。柯文哲曾对学生开玩笑说，“叶克膜这个东西现在全地球上要找五个最懂的人，我就是其中一个，但是你想当第六个吗？不需要嘛！太深奥了，学这个做什么呢！”

出身“二二八”受害家庭的绿营死忠

柯文哲生于新竹一个“本省籍”家庭，祖父柯世元生于日据台湾的1895年，曾任新竹第一公学校（今“新竹国小”）教师，1945年后任新竹督学，后任新竹女子高等家政学校（今“建华国中”）校长。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柯世元将一些教职工带至家中庇护，后在军队的“清乡”行动中被捕，拘禁近一个月时间，并遭受殴打虐待，返家卧床三年后病逝。

受祖父被害事件的影响，柯文哲对深恶痛绝。他把颁发的“二二八恢复名誉证书”与祖父遗物一道常年挂在办公室墙上作为缅怀，也曾不止一次地宣称自己的政治光谱是“墨绿”。柯文哲早年便是台湾“党外运动”的支持者。2013年年底，当主席质疑希望参选台北市长的柯文哲“与理念没有一致”时，柯文哲直言，对“过去30年都是出钱出力，30年都在同一阵线上”。柯文哲常说，“生平最讨厌三样东西――蚊子、蟑螂和”，甚至指责“把台湾当旅社，连走到厕所都懒，在床上拉完就走了”。

柯文哲于2000年担任台大医院挺扁后援会总干事，2004年仍扛挺扁大旗，甚至不惜和挺连（战）宋（楚瑜）的老师、同事翻脸。在被收押期间，柯文哲屡次以医师身份探监，对外公布扁的病情，并疾呼“扁案是司法政治斗争”、“是政治迫害”，协同吕秀莲、陈致中等人成立“救扁后援会”，任“救扁民间医疗小组”召集人，被“扁迷”称为“英雄”。

2012年“大选”，柯文哲是医界挺提名人蔡英文的先锋人物，助讲、造势不遗余力。其后，柯文哲在社会活动中曝光度提高，坚决反对“核四”、要求修改“公投法”门槛，在“反马”、“反服贸”等议题上的态度也与口径一致，有时甚至带领的队伍举行游行示威。

受支持的无党籍候选人

2011年，有绿营支持者提出让柯文哲与蔡英文搭档参加“大选”，也有人提出让他参选“立委”，但都被他回绝。之后，柯文哲因误植爱滋病患器官案被移送惩戒，流露出若被吊销医师执照就索性去为冲锋陷阵、到艰困地区选“立委”的打算。2013年，柯文哲受到新潮流系总召集人郑文灿、北社前社长陈昭姿等人力挺，促其参选台北市长。对此，柯文哲回应道，“随时都可扮演绿营救援投手的角色，上场参选”。柯文哲随后密集拜访绿营人士，获得英系、谢系等方面支持，于2013年11月宣布参选。

台北市长期是的艰困选区，而柯文哲民调高于绿营内其他人选。为求胜选，先是放宽新党员限制条款以促柯文哲入党参选，但考虑无党籍更有利于争取中间、泛蓝选票，最终修改初选规则，让柯文哲击败“立委”姚文智，代绿营出战。柯文哲与达成三项承诺：辅选绿营市议员，不干预选前及选后人事，当选后出席县市长联谊会。

柯文哲虽然提出超越蓝绿、以“在野大联盟”打选战的口号，但其竞选的初期班底几乎为清一色绿军：小英基金会董事张景森负责政策研拟，英系前文宣部副主任张益赡负责组织工作和选战攻防，蔡英文“文胆”林锦昌负责新闻、文宣，前“立委”林世嘉负责募款。辜宽敏办公室执行长林宜正、苏系前中执委洪智坤、前“立委”郭正亮、英系前“交通部次长”贺陈旦等人组成顾问团队。

柯文哲竞选办公室正式成立后，为了冲淡团队的“深绿”色彩，先是启动“青年海选计划”，向社会招聘青年发言人、随行秘书等，而后请到中常委邱复生之女邱于芸担任青年营召集人，前倒扁红衫军副总指挥、新党出身的姚立明任竞选总干事，运动员出身的前“立委”纪政任公民顾问团总召集人。虽然有了台面上这些“非绿”人物的点缀，但是柯文哲竞选团队的“内核”仍是几大“天王”人马。

个性直率、风格质朴的非典型政治人物

柯文哲患有亚斯伯格综合症，属广义自闭症的一种，症状为语言表达和社交障碍，但智力和记忆力超常，历史上曾有著名科学家患此病症。柯文哲自称受此病症影响，从小说话做事直率，不会看人脸色，“是台大医院的流氓”。母亲称他从小不善交际、缺少朋友，谢长廷则形容他“嘴和心的距离很短”。在网络上，火力十足、带有黑色幽默的“柯语录”经过他的学生和网友整理、，早在数年前就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关注度。

柯文哲除了批马当局是“自走炮政府”（泛指言行不加控制――编者注）、批台湾媒体是“制造业”、批台大医院体制造就一帮“鸭子教授”，他对于及绿营人士的批评也常常不假辞色，让友军很不舒服。2013年11月，柯文哲对外解释之所以犹豫加入，是因为党内有“两个太阳”（和蔡英文），故而“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招致绿营群起挞伐。不久后，柯文哲又称台湾政坛“有太多律师”，“耍嘴皮”、“辩输赢”、“喊口号”，“让政治变成法庭辩论”，所以“台湾的律师世代应该要结束了”，而“律师世代”即指绿营“美丽岛”世代，一刀扫向、谢长廷、等“天王”，引起轩然大波。对于内斗，柯文哲称“绿营就像游牧民族，若没有打下一个地方，可能连吃饭都成问题，因为没有政务官退场机制，导致内部恶斗惨烈”。柯文哲还曾批评蔡英文提出“台湾共识”却搞不懂“内容是什么”，所以是“空心菜”。另外，对于操弄“倒阁”、“连胜文枪伤阴谋论”等问题，柯文哲也是大力抨击，以致绿营上下对其批评、质疑声从未间断。

哲学职称论文篇7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高等职业教育；重要作用

在近几年高校毕业生数量急剧增加的形势下，学生就业难变得更加严峻和突出，因此，以强化职业技能为手段，以就业为最终目的的高等职业教育中，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更应该得到重视，特别是以培养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为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重要。事实上，因思政类课程的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 “重课堂、轻课外、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模式使这门被称做“方法论的科学”，成为当今高职学生认为“难懂又没必要去懂，却被逼着学习的科目”，更有学生将其当作技能领域的“无用之物”，进而成为“赚取学分的工具”。这种只重视实用技能学习，却忽视对学生成长的引导的“实用主义”，应引起高职教育工作者的充分重视。

一、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现状

（一）当前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随着高校数量的增加，各院校连年扩招，学生的素质更是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态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面临着诸多困难。如目标缺乏针对性，极易造成意识形态泛化；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一些院校忽视了对教师群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多数院校在此领域师资力量较薄弱等等。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停留在单纯向学生传授马克思理论知识上，而没有与学生所在院校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领作用。

（二）传统的职业教育观依然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瓶颈

在传统职业教育制约之下，我们还是从简单的从业需要角度来确立职业教育原则，让接受职业教育者掌握一门技能。这种教育思想没有看到当今世界发展之迅速，技能人才不断提高自己之重要意义，从而忽视了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的迫切性。

二、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学生特征

（一）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积极性不足

纵观当今的高职学生，说起学习目的，很多学生都很茫然。他们中大多数人基础差、底子薄，部分学生对所学专业缺乏热情，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高考成绩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报考学校与专业时的选择自由，使许多学生无法进入自己喜欢的专业或学校就读，因而造成学习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在于学生的主体意识不强，是在为老师、家长“学习”，同时由于扩招，高校的整体生源质量有所下降现象。

（二）个人主义心理较重，组织纪律性差

当今的高职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部分出生在家境较好的家庭，父母过分溺爱，使他们养成任性、占有欲强、自私自利等坏习气；缺乏同龄群体的环境，导致他们集体观念淡薄，缺乏集体主义荣誉感，喜欢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在独立生活能力、自主性、判断力、适应力等方面显得相对薄弱，出现部分学生旷课、迟到、上课睡觉、作业抄袭等现象严重，甚至出现找人替考、作弊等现象。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入、科学地学习其专业领域的内容，有助于大学生培养创新思维、实践能力，为能更顺利地走向社会奠定良好基础。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有利于高职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但也导致了学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多变性和矛盾性，极易引发自由主义、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因此，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政治方向变为大学生自觉的意识和行为，引导大学生找到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个人定位。

（二）提升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面拓展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哲学能够培养学生在挫折面前乐观的态度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歪风邪气吹不倒、艰难险阻压不垮的健康心理素质。

（三）使学生逐渐养成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品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观，更是一种方法论，这就决定了哲学熏陶教育是解放学生思想，提升学生思维能力，当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精神价值的体现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时，让高职学生能够用哲学的辩证思维分析现实社会和未来人生，并对未来社会和人生作出前瞻性的科学决断。

四、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文精神的熏陶教育给予学生更多的是智慧型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文精神和智慧型教育作为教育理念，打造出智慧与技能相结合的智慧型人才，以其独有的智慧竞争优势，必将会受到全社会的欢迎。

参考文献：

[1] 贾萍：高等职业教育中的人文素质教育[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2] 宋峻峰：加强和改进高职人文教育策略[J].安徽文学，2010（6）.

[3]叶洪平.浅析高职学生学习目的，2009，2：52-53. .

哲学职称论文篇8

“以哲学的姿态生活”，对一个人来说，这是标准相当高，要求相当严的一种生活态度，有智慧、有诗意、有定力、有境界，让人有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愿景，是一种让世人服膺的生活态度。

经常对学生讲这句话的，是拥有“全国优秀教师”“赣鄱英才‘555’工程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等诸多荣誉，在学术界堪称“明星”的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仅看这一表象，大家一定会对这位教授、党委书记高看一眼，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心。

如果大家对王国炎利用担任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助理、新校区建设办公室主任，南航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基建工程、合作办学、人事调整等方面大高钱权交易、权色交易，先后受贿600万真实情况了解以后，相信不仅会哑然失笑，而且会倒吸一口凉气，真是对他“以哲学的姿态生活”的绝妙讽刺，让人鄙夷。

撇开王国炎任南航党委书记一职不说，就说教授一职。身为人师，理应遵循并践行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那句名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通俗一点讲，教师最基本的底线就是为人师表。一是要“传道授业解惑”；二是为人堂堂正，保持浩然正气，作学生们的楷模。

作为一名教授，既能帮助学生解惑，同时，更应该解好自己的“惑”。王国炎恰恰是解不开自己的“惑”，遇到问题必然走向反面。在竞聘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一职时，王国炎落选。从常识讲，参加竞聘答案无非有两种，选上或选不上，这本来是很正常。可他不这么看，自己选不上就是不公平，甚至连自己的理想信念都发生了彻底的动摇和错位。开始认为“在当今社会和官场上，什么理想信念、宗旨意识，什么公平正义、法纪道德，在那些贪官和不法商人眼里，不过是欺骗老百姓的美丽谎言。如今的社会，关系、金钱、个人能力一样都不能少，否则永无出头之日。”

一个人如果理想信念坍塌和正确的价值追求丧失，必然会导致在追求个人私利上的不择手段和孤注一掷，甭说当教授，连做人的斯文都会荡然无存。王国炎经常给学生们讲的人生要做到“四然”，即泰然、淡然、坦然和自然，轮到自己时，一然也不然了。熟悉他的一位江西政界人士说：“王国炎为了成事、得势，可以低三下四、阿谀诌媚，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甚至可以叫你‘爷’。一旦他上台得势后，就马上翻脸不认人。”

记得钱泳的《履园丛话》中有句话说得好：“情而公，情而正，则圣贤也。情而私，情而邪，则禽兽矣，可不警惧乎！”王国炎为了“个人出人头地”可以不顾一切，一旦当了官，为了人的私利就会变成“疯狂的石头”，什么党纪、国法、廉耻都没有了，那里还有一点“以哲学的姿态生活”的样子。

哲学职称论文篇9

六、七十年代，以日本三大经营支柱——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为核心的、强调职工对企业忠诚以及企业内上下团结一致的具有浓厚儒家学说色彩的日本管理哲学模式，推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旧有的管理哲学模式面临着危机和挑战，西方祟尚个性、重视自我能力和创造性的价值观念在日本逐渐深入人心。这实际上是以中华儒学为代表的东方式的管理理念与西方价值观念在日本的又一次交锋。是完全放弃东方式的管理理念、接纳西方的价值观念，还是将属于东方文化圈的日本管理哲学进行改造，在继承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本文在论述日本管理哲学的特征、思想文化渊源、面临危机与挑战的背景及原因的基础上，阐释了日本应如何面对新世纪、建立起适应新世纪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哲学新模式。

一、日本的管理哲学模式

管理哲学是企业或组织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它是管理科学的哲学基础。企业除包括管理硬件即管理技术、手段和方法外，还包括管理软件即企业的思想、精神、共同理想、共同价值观等，这些管理软件就属于管理哲学的范畴。

任何管理都是某一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价值观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管理哲学模式。日本管理哲学就是如此。日本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自然资源贫乏，造就了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感和极强的群体意识。日本人深深感到，必须与别人合作，依靠群体力量，才能与大自然抗争，维持自身的生存。因此，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有忠于团体、维护团体名誉、重视团体和谐的团队精神。

同时，日本又是一个善于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民族。自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日本吸取中华儒家文化的精华，并把它融入自己的民族精神之中。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和魂汉才”文化取向转向“和魂洋才”，在制度和技术上全面效仿欧美，但在伦理道德上仍将儒学道德作为国民的基本准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虽然大力引进欧美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但是其价值观、道德规范仍然建立在传统儒学基础之上。日本人以中国儒学为哲学基础，同时注意吸收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并将这些外来文化与本国国情、企业特点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的独具特色的日本管理哲学模式。正是这种洋溢着浓厚儒家学说色彩的企业管理哲学，支撑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管理哲学模式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以和为贵”的经营理念，强调团体内部的和谐与共同进取精神，使企业或组织形成上下团结一致、内和外争；家族色彩浓厚的命运共同体。

号称日本经营三大支柱的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其核心就是为营造职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和企业内“人和”的观念。企业对职工终身雇用，使职工有稳定感；职工把企业当成“家”，从“家”中按照自己的年龄、资历领取相应的工资；企业内即使出现矛盾包括劳资矛盾，都属于家庭内部矛盾，由企业内工会解决。因此，企业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在这个“家”中，管理者象“家长”一样爱护职工，职工蒙受企业之恩，“忠诚”于企业，为企业拼命工作。企业上下一致，体戚与共。

2．“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重视“人”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使企业职工心甘情愿地为企业效力。

根据儒家管理思想，日本企业在经营中推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他们不但重视经营中的硬条件，还重视软条件(思想、文化、精神之类的东西)，注重发挥“人”的第一因素的作用。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企业最好的资产是人”。日本企业家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把“得人心”作为发挥“人”的内在积极性的前提，因而千方百计地照顾本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使职工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出力。他们特别重视“感情投资”，企业的管理者一般都熟悉每个职工的情况，亲自参加职工家里的红白喜事。企业还经常组织运动会：联欢会、纳凉会、恳谈会、野餐会和外出旅游等，每次不仅职工参加，职工家属也参加。

3．“以德为先”的经营理念，强调正人先正己的管理者作风。

日本管理哲学依据儒家“正人正己”的理论，突出道德导向，由自我管理而管理他人，十分重视管理者率先垂范和道德人格建设。日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创办的跨国企业——京都高科技陶瓷公司之所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情况下仍立于不败之地，除了他“以心为本”的经营哲学外，更重要的是他个人巨大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员工。他不断培养自己的自律能力和美好心境，注意培养自己的意志力，提高做正确决定的能力。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全体员工的尊敬和信赖，激发出员工极大的工作热情。被誉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倡导经济与道德合一，提出“论语与算盘”并行悖的“儒教资本主义”。他主张应严格遵循商业道德去获取利润。这些思想，在日本具有重大影响，被许多企业管理者不同程度的接受，并融入到日本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中。

正是因为日本管理哲学具有上述特征，才提高了职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及工作热情，使日本企业拥有了一支世界上最忠心耿耿的职工队伍和一批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同时，职工在同一企业内长期就职，使管理者十分熟悉职工的情况，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这种融洽的关系使企业形成上下同欲、齐心协力、气氛和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创造了战后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劳动生产率。

但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以后，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曾提出废除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这种以造就员工“忠诚”“顺从”意识为目的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因为它不利于人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但是，由于许多大企业都是靠员工的忠诚和一致使发展起来的，这种意识已深深扎根于日本员工的心灵之中，因此，祟尚个性和创造性的西方价值观念一直未能占据支配地位。

二、日本管理哲学模式的思想文化渊源

日本管理哲学模式是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与近代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是中西文明结合的典范。

日本民族历来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自大化改新，日本全盘接受了中国盛唐时期的文化，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发展；到明治维新，日本又引进了西方文明，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样，东西方两大文明便在日本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人称之为“懦教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大力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并与本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独特的经营管理方式，创造了现代的经济发展奇迹。到七十年代，日本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与它善于吸取东方文化遗产，并借鉴西方的科学文明成果有着密切关系。正是这种善于高度融合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一切有价值文化的能力，才使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

1．日本管理哲学模式之“源”——儒家文化

日本管理哲学是建立在凝聚着无数思想家认识成果及道德观念的儒家学说基础上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儒家文化是日本管理哲学之“源”。

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日本人一直处在中国古典文化影响之下。当时倡导“和魂汉才”，吸取中华文明的精华。大约在公元6世纪，中国的佛教、道教、懦教几乎同时经朝鲜传入日本。公元603年，大化改新的积极倡导者——圣德太子提出一整套模仿中国政体的设想，颁布十七条宪法。第一条便规定：以和为贵，无忤为宗，把“和”视为一切社会交往的首要原则，强调社会成员之间要和谐。这种“和”的意识在企业管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体现在企业内劳资关系的和协、员工之间的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上。而这种“和”正是中国儒家学说的最基本思想。

中国儒家学说奠基人孔子历来主张“和”。它将先哲“和”的思想，用于政治、经济方面，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于倾。”。其中“和无寡”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做到“和”，则在经济上“贫”不致缺乏。孔子的弟子冉有亦有句名言：“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维护等级、贵贱的“礼”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和”。继孔子之后，孟子也倡导“和”。孟子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天地人三才中，孟子重人，重“人和”。孟子认为，“得到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民心的背向作为战争胜负和政治成败的关键，就是“人和”思想在军事、政治学上的应用。孟子重“和”，还在于它在天人关系上提出系统的“天人和一。”观点，这是中华民族深邃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和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

日本吸收中国儒家文化不是盲目地接受，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加以改造，并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式儒家学说。中国儒学重“和”，这种“和”反映在价值观上是一种“中庸之道”和“知足心理”，是强调和谐共存、维系现状；而日本式儒学既吸取了“和谐”的精华，又强调开拓进取，强调团结和谐的共同进取。中国懦学强调“仁”，以“仁”作为伦理道德的核心；而日本儒学则强调“忠”，以“忠”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忠”在日本被放到伦理道德准则的金字塔尖，是涵盖一切伦理标准的最高美德，而“仁”被排除在日本伦理体系之外，日本人在接受中国儒家思想时，滤掉了“仁、义、理、智、信”中的“仁”，而代之以“忠”，忠孝被视为百姓绝对的义务和责任。

这种日本式儒学的价值取向和道德伦理观念，造就了日本人具有极大的向心力、责任感、自我牺牲精神和历史使命感。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日本懦学之核心“忠”的价值观念基础上。在企业中，一个人一旦被公司录用，就意味着建立一种终身契约关系，他必须把一生都消耗在这个集团里，努力证明自己对所属集团的忠诚。其忠诚程度通常是以为所属集团所作出的牺牲程度来衡量的。“忠”是日本企业内在凝聚力的基础，是团队精神的精髓。正是日本这种独特的文化动因，使其以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踏上成功的现代化之路。

2．西方文明的冲击

19世纪中叶，日本还处在幕藩统治时期，美国海军舰队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强行要求通商，从此西方文化渐渐传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着手建设近代国家。整个日本社会进入大规模的文化转型时期，即从明治维新前的全面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和魂汉才”文化类型转向引进西方文明的“和魂洋才”文化类型，倡导“脱亚入欧”，吸取欧洲文明精华。

这一时期，日本接受西方文明主要表现在从各种制度上尽取西方之长。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首先派专人去收集西方各国的信息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区别优劣，确定具体领域的引进对象。如对现代企业经营制度，日本引进西欧的股份公司制度，并进行商法的制定。在教育制度上引进法国的学校区划制度；警察制度上效仿德国；电报通信和铁路技术学习英国；大学以美国为样板；明治宪法和民法以德国为原型；刑法则以法国为样板；日本帝国海军学习英国皇家海军，陆军则受拿破仑帝国陆军影响较大。当时的日本明治政府十分重视博采各国之长。虽然以引进英国的先进管理制度为主，但对西欧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也十分重视，如德国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思想和富国强既念，法国的立法制度，美国的企业经营管理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几乎成了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地，日本人认为，在每一个领域都尽量采用最好的模式将会使日本加快自身现代化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很快接受战败的事实，大力引进美国的科技成果，使之摆脱战争的阴影，推动经济的复苏和腾飞。五十年代中期，日本引进了美国的企业常务会制度；六十年代引进了美国的事业部制以及经营决策制度。继而在先进管理技术和现代管理手段两方面大量引进了美国的方法，包括：统计式质量论，人事劳动管理和作业管理，动作研究和工程分析、价值分析、管理图表等；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引进了美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的技术和处理技术。在引进这些先进的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同时，日本注意将“引进”与日本国情相结合，注意消化能力与“配套”相结合，从而使引进的管理技术、制度和方法能迅速产生经济效益。这一时期，正如日本管理学家高宫晋在《现代经营是什么》一书中所说的：“日本企业在战后获得迅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勇敢地排除传统和因袭的枷锁，大胆的引进新的技术和方法，而且巧妙地将它与传统的习惯相结合”。

3．东西方管理哲学的冲突与融合

日本管理哲学是将东方的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技术和方法相互融和而形成的一种经营管理理念，它既包括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精髓，又包含现代西方的管理方法与理念，是以中国儒学为哲学基础同时兼容西方管理精华的“东方管理学”，是东西方管理的冲突与融合，这也体现了整个日本社会经济的共同特征——“论语加算盘”的资本主义，也就是用合乎道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遵循道德伦理。

日本在其近代化过程中，并非全盘西化，在“软件”的经营管理层面，仍然把中国儒家思想巧妙地加以运用，因而谈经营管理则有“儒道”一说。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日本许多企业家都精通《论语》，曾有人说“孔夫子讲道理，日本人实践道理”。如著名丰田汽车公司三代领导人均以儒家学说指导商务活动。日本现代经济学家伊藤肇指出，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家只要稍具水准，都熟读《论语》，孔子的教导对他们的激励、影响甚巨。在日本企业家看来，儒家学说中“义利并举”的价值方针，以“人为中心”的道德信念，祟尚“和谐”的人际关系，“正人先正己”的领导艺术等都具有推动经济行为合理化、经济活动秩序化的功用，完全可以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文化底蕴和伦理动因，从而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洋溢着浓厚儒家学说色彩的企业管理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虽然掀起了效仿美国管理的热潮，但在企业的管理软件上，还是保持了日本管理哲学的特色。日本的管理哲学与美国管理哲学有很大区别，但它也部分包容了美国管理科学的精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企业哲学上，美国注重企业管理中的“硬性三S”，即策略、结构、制度等，过分强调管理中的技术和理性，认为只有“硬性三S”才便于进行理性的、数学化的、合乎逻辑的、有条理的分析和研究；把“软性四S”即人员、作风、技巧、最高目标等看作是“软心肠”人的不科学管理，是在管理中讲人情。日本企业不但重视“硬性三S”，而且重视“软性四S”，在管理中重视感情、精神等因素。日本在引进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注意提炼民族文化中有益的东西，使西方的唯理主义与东方的灵性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

第二，在领导哲学上，美国人重视个人领导，日本人则强调合作领导。日本的管理者认为企业成功的关键是靠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因此，鼓励员工参与管理，日本的管理者是“无情的情人”，既注重无情的“硬件”，又注重有情的“软件”，企业对职工终身雇用，使职工有稳定感；而美国管理者则强调计划、目标、任务、指令、规章、纪律对人的严酷无情，动辄解雇工人，美国企业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日本企业则实行自下而上的管理，企业的重大决策，由生产、销售等部门的第一线职工提出建议，然后上级领导进行集中，体现员工共同参与管理的原则。

第三，在组织哲学上。美国的各种组织中往往最高主管个性非常鲜明，他们常常表现出个人特质，而日本组织中即使是最能干的管理者也会与该组织融为一体；美国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石，要么是“经济人”(古典管理理论以“经济人”为哲学基础)，要么是“社会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以“社会人”为哲学基础)、“能动人”(管理中的Y理论是以“能动人”为哲学基础的)、“复杂人”(管理中的Z理论是以“复杂人”为哲学基础的)，就是不讲“组织人”，而日本的管理理论不仅讲人的经济性、社会性、能动性、复杂性，还讲人的组织性；美国人强调自我、独立、个性、分离性身份，管理者更注重职务、权利、个人名义，日本人则强调“和”，认为“和为贵”。“和”在日本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和管理概念，它是互助、合作、和谐、团体和团队精神，管理者重视这种团体的和谐和团队精神，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互信赖关系。正象日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所说：“互相信任的同仁共同于事业，无疑任何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总之，日本管理哲学是东西方管理理念冲突融合的产物，它已融入日本的民族精神之中，成为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

三、九十年代以后日本管理哲学面临困境与挑战

进入九十年代，伴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纷纷掀起兼并、重组的热潮，大量经营不佳的企业倒闭破产。日本年轻人逐渐认识到与其对企业忠诚、顺从，不如培养自己具备适应市场经济的各种能力和技能。因此，原来靠员工的一致性和“忠诚”心发展起来的家族式企业逐步走入困境，人员流动频繁，以儒学价值观为基础的、曾经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管理哲学面临西方价值观念(崇尚个性、重视自我能力)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日本管理哲学面临困境与挑战的背景及原因是：

1．背景。从国际上看，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体制的结束，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为了扩大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各国企业纷纷掀起并购、重组的热潮；同时，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许多亚洲公司纷纷取消或推迟订货，严重影响了世界上一些大工业集团的经营，致使这些大公司不得不关闭工厂、大量解雇员工。如飞利浦公司于1998年11月2日宣布将其1／3的工厂关闭。这样，由于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及企业裁员是世纪之交的一大热点。

从日本国内看，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之中。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期，曾号称世界最强的日本金融机构背上了巨额坏帐的沉重包袱，变得寸步难行。随着作为融资担保的土地贬值，呆坏帐问题严重到用“小打小闹”的对策根本无法解决的地步。最后终于发生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倒闭破产的悲剧，日本经济体制中的缺陷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以及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日本的企业经营者不得不大量裁减员工，以减轻企业压力，提高竞争力。据1999年3月15日的英国《金融时报》报道，1999年3月日本索尼公司宣布将解雇1．7万名员工，这是日本企业第二轮大规模裁员举动。以前，即使经济萧条、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时，日本企业也不会裁减过剩人员，因为企业相信经济状况会很快好转。那时只是采取“出向制度”，让一部分多余人员暂时“出向”到子公司或同一集团系列内的企业，以减轻工资负担，防止企业业绩进一步恶化。一旦经济恢复景气，“出向”的员工仍可回到原来的公司。但是，九十年代以后，这种“出向”逐渐变成了实质上的失业者。企业内失业者的大量增加，使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度彻底崩溃。

2．原因。

①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以美国为中心的外资企业打入日本，使欧美企业的经营方式逐渐渗透到日本国内，使祟尚个性和创造性的西方价值现逐渐被日本人接受并在劳动力市场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甚至比美国和英国年轻人更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最近日本二家机构对日本和欧美国家的1000名年龄在13岁到24岁的年轻人进行调查，29％的日本人认为，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而有这种想法的美国人仅为7％，英国人为10％。另外，90％的美国人和88％的英国人认为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有这种想法的日本，人仅有59％。这些数据表明，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老一代日本人的价值观越来越显得陈旧和不符合现实，西方价值观正逐渐占据主流支配地位。

②企业经营思维体系的变化。随着日本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企业面临着全面进行改革的任务。许多学者指出，经济的持续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赶超欧美”型的模仿式思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封闭的日本社会必须走向开放。这就要求日本不仅要进行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还要进行企业经营制度的现代化改造。而要进行企业改造，就需要有新型的劳动力，即愿意承担风险和创新型的企业人才。因此，提倡能力主义、奖勤罚懒，成为企业经营者的法宝。企业纷纷买行按员工的能力发放报酬的工资制度，打破了以前论资排辈型的工资体制。1997年4月武田药品工业公司，大幅度提高了工资总额中相当于工作成果报酬的“职务工资”比重，实际上导入了按能力取酬的工资制度。松下电器公司为了更多地吸引专业技术人才和特殊人才，从1998年4月起，对新职员实施了“全额工资支付型员工制度”，即新职员只要提出申请就可将退职金加到工资中提前发放。同时，该公司为了体现注重工作成果和个人能力的原则，从1999年4月起，对约11000个课长以上的管理职位实行完全年薪制。由此可见，长期以来被日本人深信不疑的随工龄、资历的提高而上升的企业工资制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按能力取酬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本来二十年后可以稳拿的退休金以及企业所拥有的福利设施的利用方法等也正面临着彻底改革。现在日本企业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工资已经普遍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对一般管理人员的工资也导入了年薪制。最近甚至在企业的普遍员工间也开始推广年薪制。

③日本式经营逐渐暴露出弊端。号称日本式经营三大支柱的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曾经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这种经营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弊端，越来越不适应时展的需要。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要求企业间人才自由流动；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企业要生存更需要有能力和创造性的人才。而实行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不仅限制了人才合理流动，而且不利于企业员工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劳动力的优化组合。这样，如果企业不进行经营方式和管理哲学的变革，就不可能生存下去。正如松下电器公司人事部经理原田所说：“象松下公司这样一些靠员工的忠诚和一致性发展起来的企业越来越不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要求，现在重要的是培养员工的个性。我们希望有更多与众不同的出色人才加入松下公司”。

④政府的“新就业政策”。由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在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习惯了终身雇用制的人们很难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转职，因此，造成已经过剩的产业和企业积累了大批过剩劳动力，劳动者不能人尽其才。大而全的企业所拥有的大批人才不能转移到今后可望发展的产业，致使整个日本产业竞争力下降。为了更快地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政府实行了“新就业政策”。这项政策的特点是对学习新技术、希望转职的职工和支持职工转职的企业，提供优厚的失业保障和补贴。

新就业政策包括：为职工掌握新技术等增加机会的“人才再训练一揽子计划”；援助与就业流动化相配合的企业“人才流动化计划”；制定旨在实施“人才再训练一揽子计划”和“人才流动化计划”的“企业改革援助法”。根据上述计划和政策，不仅维持企业内的就业，对企业支援职工再就业也进行补贴。这项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员工根据自己的能力重新寻找工作，以利于人尽其才。其颁布实施表明终身雇用制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只有实行彻底的改革，促进人员流动，企业才有出路。

综上所述，日本式经营管理正在走向崩溃，以“忠”为核心的东方儒学价值观念正在逐渐被祟尚个性的西方价值观念所代替，东西方管理哲学与理念在日本又一次发生严重冲突，如何面对世纪之交这一冲突和挑战，建立面向21世纪的日本管理哲学新模式，是致力于日本研究者的根本任务。笔者认为只有用和合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和探索，实现东西方管理哲学的冲突、融合，从而达到社会全体的和谐、协调即和合，才能建立起面向21世纪的日本式管理哲学新模式。

四、面向21世纪的日本管理哲学新模式

1．中华文化的精髓——和合原理的倡导

世纪之交，以中华儒学为基础的日本管理哲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西方文化及价值观的冲击与挑战，日本管理哲学应该如何回应，是完全放弃东方式的管理思维来接纳西方的价值观念，还是将属于东方文化圈的日本管理哲学加以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继承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这实际上足以中华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日本面临的又一次交锋。

从19世纪中叶的日本近代文明冲突可以看出，解决东西方文化冲突，应寻找两种文化的衔接点，创造性地扬弃东方传统文化，有选择的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实行两种文化的“融入”，这是解决日本近代文化冲突的道路。涩泽荣一改造儒家思想，提倡“论语加算盘”的思想，就成功地推动了日本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这说明面对不同文明的冲突应采取冲突融合之路。

日本又一次面对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挑战，这种互相异质的文化发生碰撞，是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和国际化时代的到来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不仅仅在日本，整个人类社会在21世纪都将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解决这些冲突的最佳文化方式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应是和合原理，即走冲突融合之路。而和合原理以及和合人文精神正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是中华文化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形式。

2．21世纪日本管理哲学新模式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扑面而来，它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它是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内的空前流动，它能极大地提高各民族、各地区间经济生活的相互依存度。其实质是现代化和一体化，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为更广阔的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扩张开辟道路。

哲学职称论文篇10

黑格尔固然贬低中国哲学，但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仍列有“中国哲学”一节。康德似少谈到中国哲学，但这位被尼采称为“柯尼斯堡的伟大中国人”，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仍强调：“以道德哲学高于理性所有一切其他职务，故古人之所谓哲学家，常特指道德家而言；即在今日，吾人由某种比拟，称以理性自制之人为哲学家，固不问其知识之如何浅狭也。”在康德的哲学家定义下，历史上的儒学大师当然是哲学家。

黑格尔之后，伴随近代西方的强盛兴起，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导了学者的心灵，一般学者认为，中国形上学传统不强，认识论与逻辑不发达，即使中国有哲学，也偏于政治与伦理。其实，这不仅忽视了中国哲学中的道家传统和佛教传统，而且更反映了近代西方哲学问题意识影响下的局限。近代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的转向”发展到“语言的转向”，出现了消解西方传统形上学的努力，乃至海德格尔以来西方哲学关于“哲学的终结”的断言，彻底改变了现代哲学的问题视界。另一方面，分析哲学对古典哲学的傲慢也越来越失去意义，在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越来越成为哲学的关切焦点。不仅如此，美国和欧洲近年来坚持“中国哲学”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也日益增多，并取得了一些对欧美哲学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哲学的不同于20世纪前期的新背景。

一、当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在他看来，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所谓哲学为标准，较严格地取中国义理学中可与之对应相当者，以此为“中国哲学”，研究之，撰写《中国哲学史》。

一是以中国义理之学本身的体系为完整对象，研究之，而撰写《中国义理学史》。甚或进而以中国义理学为标准，写成西洋义理之学史。冯友兰自然选择前者，因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就是一个与世界，或者说西方“接轨”的世纪。他对第二种选择之不宜，解释说：“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以此之故，吾人以下即竟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家之名词。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可见，这里所说的作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关联着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定位与合法性。所以，冯友兰的这个说法表明，是否写“中国哲学史”，涉及是否设立“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涉及到是否设立“哲学”学科，涉及到是否整个引进近代西方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如何写作的问题。如果我们肯定源于近代西方的现代大学建制，肯定大学建制中“哲学”一科的必要性，则必然要肯定从“哲学”的方向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与教学。

如何处理中国固有的义理之学体系中与西洋所谓哲学不甚相当者呢?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重视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故上列哲学中之各部分，西洋哲学于每部皆有极发达之学说，而中国哲学则未能每部皆然也。不过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冯友兰一方面承认“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而另一方面，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则对此有不少叙述。就是说，某些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的内容虽不见于西洋哲学的讨论，但仍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加以叙述。

可见，由于中国古代义理之学与西方所谓哲学范围并不相同，故完全以西方所谓哲学之范围而切割古代义理之学中之一部或大部而谓之中国哲学，则古代义理之学的固有体系之完整性可能遭到破坏，且其体系中必有部分不能列入所谓中国哲学。这样一来，在事实上，我们在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外，还可以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我们可以把中国义理之学即作为“中国哲学”，而不必按照西洋所谓哲学严格限定之。可以说，自冯友兰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都是以此种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即一方面在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的内容为标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0世纪的学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去在理论上充分解决这个问题。

二、30年代后期，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也是一开始先讨论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定义。

第一，西方哲学中没有统一的哲学定义，他说：“西洋哲学家所立的哲学界说甚多，几乎一家一说。其实都只是一家哲学之界说，而不是一般哲学之界说。总各家哲学观之，可以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极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虽然哲学家们的“哲学”理解往往各立一说，但哲学教育家需要一种综合的“哲学”定义，张先生的这个说法是把哲学归结为有关宇宙、人生、认识方法的学问。

第二，中国古代没有与哲学意义相同的总括性名称，他说：“中国古来并无与今所谓哲学意义完全相同的名称。”他同时指出，先秦所谓“学”、汉人所谓“诸子之学”与今所谓哲学大致相当；魏晋时所称玄学，意谓约略相当于今之哲学；宋代以后所谓道学、理学、义理之学，其内容与今所谓哲学甚相近。但是，玄学、道学是各有其界域的，各是某一派哲学或某一类型哲学的名称，“与今所谓哲学之为一般的名称，并非相同。而总括玄学与道学的一般名称，在以前实在没有。”这符合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实际情形。

第三，在东西文化的视野中，“哲学”应当是一个类称。张岱年提出：“中国先秦的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清的道学或义理之学，合起来是不是可以现在所谓哲学称之呢?中国以前的那些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是不是可以叫做哲学?关于此点要看我们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如何。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方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外一种学问而非哲学，则因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而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做哲学了。”他自己并不赞成这种看法，他提出一个很为重要的思想：“我们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为此类者，都可叫做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

张岱年最后说明，哲学又有一般的和特殊的之不同，历史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都属特殊哲学，一般哲学则不包括特殊哲学，专指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用的“中国哲学”乃是指一般哲学，故不论及中国的各种特殊哲学。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家对于有关中国思想的“哲学史”研究的分界，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明确的自觉，中国哲学史家从来没有企图以哲学史的研究代替整个的古代思想研究。

三、哲学一词是西方文化在近代大量引进后，日本学者西周由Philosophy 翻译而来，而被国人所接受。

“中国哲学”的概念亦因此而产生。但这一概念的建立过程是内在于、并被规定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的总进程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的总趋向是，在整个国家近代化的总方向及框架规定下，在学术教育上，以西方学术的分类为标准，而全盘承受之，通过建立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概念而形成中国近代化的学术体系，建立这些学科概念的作用，一是本原于西方学术的分途，可以有条理地了解西方学术的内容；二是便于引进西方教育体制，以这些学科概念为支住，建立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分科体系；三是与世界文化接轨，使中国现代文化依照这些学科概念的分工加以发展；四是以这些学科概念来分类整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这是近展的大势。

然而，就人文学科而言，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类难免根据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如果以之为绝对的标准或普遍的模式，去规范非西方的文化经验时，就难免遇到削足适履的危险。与其他中国近代建立起来的学科概念相比，“中国哲学”似乎略显尴尬。正如以上诸先生所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一词，而在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中，并没有一独立的系统与西洋所谓哲学完全相当。中国古代确有自己的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理论化体系，而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论述的方式亦不相同。象宋明理学中所反复讨论而且极为细致的“已发与未发”、“四端与七情”、“本体与功夫”、甚至“良知与致知”等，都是与西洋哲学不同的哲学问题。在这一点上，前辈学者对此似少注意，如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内容确定了，其问题也就确定了，他始终认为，中西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只是深入和讲述的程度不同。张岱年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的态度不同，但哲学的问题及对象相当。其实，中国与西方，虽然都有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论化的思考体系，但用以构成各自体系的问题并不相同。就中国大陆而言，五十年代以后，在当时的学风影响之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史有共同的基本问题的观念，对中国哲学研究者更造成了较大的困扰；八十年代以来此种影响虽已渐消失，但学术界并未就东西方哲学史是否有共同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取得共识。而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拒绝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只是作为思想、宗教来研究，正是因为认定中国哲学中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或没有以西方的方式来讨论。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的问题，或把哲学只理解为论证之学，而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

四、上述中国文化的情况。并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正如张岱年所提示的，我们应当把哲学看成文化，换言之，我们应当立基于全部人类文化，把“哲学”看作一共相（并非本体意义的），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

是西方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西方哲学)、印度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印度哲学)、中国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中国哲学)，是世界各民族对超越、自然、社会与人之理论思考之总名。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一个例子，从而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讨论方式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标准。因此，“哲学”一名不应当是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而应当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

因此中国的义理之学即是中国哲学，虽然其范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其问题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恰恰体现了哲学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所以，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二十世纪更好。

另一方面，这种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学习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然是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虽然它仍然内在于西方语言的限制，但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走向世界史，其中的讨论地方性局限渐渐减少，与科学与工业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之连结越来越多。

五、与前面所说的问题有关联的另一问题是，“儒学是不是宗教”也是中国学者多年讨论未决的论题。